我終究不忍把顧城想得太壞

王安憶 當代作傢 2015-10-16

天才其實是可怕的

北島囑我寫顧城，紀念紀念他。

一轉瞬，顧城已經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時間，正是從青年到中年，倘若活着，應是嚮晚的年紀，而如今，留在記憶中的，還是大孩子的形貌。不知道老了的顧城會是什麽模樣，要是小去二十年，卻能想得出來。

顧城的父母與我的父母是戰友兼文友，尤其是他父親詩人顧工，常到我傢來。之前我並未見過顧城，他父親雖為熟客，雙方的兒女卻沒有參與大人的社交。

我母親見過顧城，仿佛是在北京，詩人顧工招待母親去香山還是哪裏遊玩，顧城也跟着。顧工帶了一架照相機，印象中，他喜歡拍照，在那個時代擁有一架照相機也是稀罕的。

顧城出事以後，母親感慨地想起，那一次出遊，父親讓兒子給大傢照合影，那孩子端着照相機的情形。小身子軟軟的，踮起腳，極力撐持着從鏡頭裏望出去。

那小身子早已經灰飛煙滅不知何鄉何野，他的父親亦一徑頽然下去，度着幾近閉關的日子。原來是個何等興致盎然的人啊！

做兒女的令人齒寒，全不顧生你養你的血親之情，一味任性。再有天賦異秉，即投生人間，就當遵從人情之常。賈寶玉去做和尚，還在完成功業之後，並且嚮父親三叩謝恩。哪吒如此負氣，也要最後喊一聲：爹爹，你的身子我還給你！

而顧城說走即走，沒有一點回顧，天才其實是可怕的。

一個無人認領的小姑娘

二十年的時間，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塵世間卻是熙來攘往，紛紛擾擾，單是詩歌一界，就有幾輪山重水復。我不寫詩，也不懂詩，感興趣的衹是人。

人和人的不同是多麽奇妙，有的人，可將虛實釐清，出入自如，我大約可算作這類；而另一類，卻將實有完全投入虛無，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從這點說，對顧城的責備又漸漸褪去，風輕雲淡。

他本來就是自己，藉《紅樓夢》續者高鶚所述，就是來'哄'老祖宗的小孩子，闖進某傢門戶，東看看，西看看，冷不防拔腿逃出去，再不回頭。

我與顧城遇見的記憶有些混淆，總之1987年，是5月在德國，中國作傢協會代表團訪德，他單獨受德國明斯剋詩歌節邀請；還是後幾個月秋鼕季節的香港，他和妻子謝燁從德國直接過來舉辦詩歌講演，我則在滬港交流計劃中。不論時間前後，情景卻是清晰和生動的。

那是他第一次出國，經歷頗為笑人，方一下飛機，時空倒錯，不免暈頭暈腦，踩了人傢的腳，對人說“thank you”，然後，接機的到了，替他搬運行李，他說“sorry”。

其時，顧城在北京無業，謝燁從上海街道廠辭職，就也是無業。八十年代，許多問題，如就業、調動、夫妻兩地分居的戶籍遷移，都是難以逾越的關隘，一旦去國，便從所有的限製中脫身，麻煩迎刃而解。

謝燁長得端正大方，因為即將要做母親，就有一種豐饒、慵懶的安寧和欣悅，地母的人間相大約就是像她。有一回我們同在洗手間，聊了一會兒，像洗手間這樣私密的空間，人與人自然會生出親切的心情。

她在鏡前梳頭髮，將長發編成一條長辮，環着頭頂，盤成花冠。這個發式伴隨她一生，短促的一生。這發式讓她看起來不同尋常，既不新潮，又遠不是陳舊，而是別緻。

我問她原籍什麽地方，她聽懂我的問題，一邊編辮子，一邊說：反正，南方人也不認我，北方人也不認我——這話說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個無人認領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了陌生的人走進陌生的生活。

那時候，一切剛剛開始，不知道怎樣的危險在前面等待，年紀輕輕，憧憬無限。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生活突然間敞開了，什麽都可以試一試，試不成再來。具體到每一人每一事，且又是漂泊不定。

在香港，正逢鄧友梅叔叔，時任中國作傢協會外聯部主任，率代表團訪港，汪曾祺老從美國愛荷華寫作計劃經港回國，還有訪學的許子東、開會的吳亮、顧城夫婦、我，全中途加盟，納入代表團成員，參加活動。

倘沒有記錯，代表團的任務是為剛成立的中國作協基金會化緣，接觸面很廣泛，政界商界、左派右派、官方私交，我們這邊的作傢色彩越豐富越好，也是時代開放，頗有海納百川的氣勢。

團長很慷慨地給我們這些臨時團員發放零用錢，雖然不多，可那時外匯緊張，大傢的口袋都很癟，自然非常歡迎。在我們，不過是些閑資，用來玩耍，於顧城卻有生計之補。不是親眼看見，而是聽朋友描繪，顧城嚮團長請求：再給一點吧！好像糾纏大人的小孩子。

一直保留一張夜遊太平山的照片，閃光燈照亮人們的臉，背景卻模糊了，綽約幾點燈火，倒是顯出香港的蠻荒，從大傢吹亂的頭髮裏，看見狂勁的風和興奮的心情。顧城戴着他那頂牧羊人的帽子，煙囪似的，很可能是從穿舊的牛仔褲裁下的一截褲腿，從此成為他的標志。

帽子底下的臉，當然不會是母親印象中，小身子很軟的男孩，而是長大的，還將繼續長大，可是終於沒有長老，在長老之前，就被他自己叫停了，此時正在中途，經歷着和積纍着生活的，一張臉！

如果不發生後來的事情，就什麽預兆沒有，可是現在，布滿了預兆。仿佛彼得·潘，又仿佛《鐵皮鼓》裏的那個不願意長大的孩子。到處都是，而且從古至今，幾乎是一種普遍的願望，及早知道人世的艱睏，拒絶進入。

生存本就是一樁為難事，明明知道不可躲避終結，一日一日逼近，快也不好，慢呢？誰又想阻滯而不取進，所以也不好；沒希望不行，有希望又能希望什麽？暫且不說這與生俱來的虛無，就是眼前手邊的現實，如我們這一代人身陷的種種分裂和變局，已足夠讓人不知所措。

顧城選擇去國，是為從現實中抽離，豈不知抽離出具體的處境，卻置身在一個全局性意義的茫然中，無論何種背景身份都脫逃不出的。抽離出個體的遭際，與大茫然裸身相嚮，甚至更加不堪。

從某種程度說，現實是睏局，也是掩體，它多少遮蔽了虛無的深淵。我想，顧城他其實早已窺視玄機，那就是'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他睜着一雙黑眼睛，東走走，西走走。有時在酒店，有時在大學宿舍樓，有時在計劃項目提供的公寓，還有時寄居在朋友傢中……

在一個詩人憂鬱的感受裏，這動蕩生活本身和隱喻着的，必將得到兩種方式的處理，一種是現實的，另一種是意境的，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平衡？抑或停留在心理上，終至安全；抑或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不幸而挑戰命運。

我終究不忍把他想得太壞

1992年初夏，我到柏林文學社做講演，顧城和謝燁正在柏林'作傢之傢'一年期的計劃裏，那幾日去荷蘭鹿特丹參加詩歌節，回來的當晚，由一群大陸留學生帶路到我住處玩。

房間沒有多餘的椅子，大傢便席地坐成一個圈，好像小朋友做遊戲，氣氛很輕鬆。

當問起他們在激流島上的情形，我深記得謝燁一句話，她說：在現代社會企圖過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從天命的觀念看，謝燁就是造物贈給顧城的一份禮物，那麽美好，聰慧，

足以抗衡的想象力，還有超人的意志恆心。對付天才，也是需要天分的。

可這個不肯長大的孩子，任性到我的就是我的，寧願毀掉也不能讓，就這麽，將謝燁帶走了。

許多詩人，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有，都落入顧城的結局，簡直可說是哲學的窠臼，唯有這一個，還饒上一個，這就有些離開本意，無論是舊論還是新說，都不在詩歌的共和精神，而是強權和暴力。

然而，我終究不忍想顧城想得太壞，我寧可以為這是蠻橫的耍性子，衹不過，這一回耍大發了，走得太遠，背叛了初衷。

回到那一晚上，謝燁說出那句深明事理的話，卻並不意味着她反對選擇激流島。

倘若我們提出一點質疑，比如關於他們的兒子木耳，顧城有意將其隔絶於文明世界，後來，也可能就在當時已經證明，衹是不願承認，這不過是一種概念化的理想，完全可能止步於實踐—討論中，謝燁是站到顧城的立場，旗幟相當鮮明。

於是，又讓人覺得，雖然謝燁認識到做起來睏難，但同時也有成就感，為他們在島上的生活驕傲。

當事人均不在場了，我們必須慎重對待每一點細節。最明智的辦法是不做推測，也不下判斷，保持對亡者的尊敬。

那個讓顧城感到纍贅的身子早已擺脫，謝燁也是屬這纍贅的身子裏面的物質一種嗎？長期的共同生活，也許真會混淆邊界，分不清你我。這纍贅脫去，仿佛蟬蛻，生命的外殼，

唯一可證明曾經有過呼吸。那透明、薄脆、纖巧，仔細看就看出排序有緻的紋理，有些像詩呢，顧城的詩，沒有墜人地活着，如此輕盈，吹一口氣，就能飛上天。

魚樂

在北島終於安頓下來的香港的傢中，壁上有一幅字，應該是篆體吧，寫的是'魚樂'兩個字。北島讓我猜是誰的字，我猜不出，他說：顧城！想不到那軟軟的小身子，永遠不願長大的小身子，能寫下力透紙背、金石般的筆畫，一點不像他，可就是他。

人們都將他想得過於纖細，近乎孱弱，事實卻未必。他蛻下的那個蟬衣，也許還是一重甲，透明的表面底下，質地是堅硬的，堅硬到可以粉碎肉身。

2013年8月1日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