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何以走嚮反面？ 紀念文學批評傢喬治·斯坦納

文景 2/1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新京報書評周刊 Author 馮丹

新京報書評周刊

新京報書評周刊2003年創刊，每周六出版發行，口號是“閱讀需要主張”。書評周刊氣質是嚴肅而有趣，主要評價國內外出版的大衆類優秀圖書。

*以下文章來源於新京報書評周刊，作者馮丹

幾天前（2月3日），文學批評傢喬治·斯坦納在英國劍橋去世，享年90歲。

終其一生，斯坦納的思考主題是人類文明在20世紀經歷的磨難。他不斷進入這個主題並試圖進行徹底的反思。斯坦納最為人熟知的作品當屬《語言與沉默》，正是在那裏，他繼續發問偉大的藝術何以可能與邪惡並行。比如，在“二戰”期間，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裏爾剋，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

■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1929-2020）
 

那些表現悲憫、解放、人文、自由、美與愛的文學和藝術作品，能如此矛盾卻又緊密地與野蠻共存，到底是怎樣被背叛的？

這個議題於我們而言並不遙遠，也不陌生。在文學領域對它最近一次大範圍反思，大概緣於《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臺灣已逝青年作傢林奕含的質疑。在施暴者身上，“思無邪”的文學為什麽會是“幫兇”，成為巧言令色的性侵修辭？

知識也好，審美也罷，仿佛與正義之間並不存在必然關係。或者說，甚至都不是仿佛，因為它們一次又一次被證偽。

斯坦納是猶太人，這一身份曾經給他和傢人帶去過危險。他是幸運的。然而數不盡的猶太人在當時就沒有那麽幸運了，因為納粹的狂熱和野蠻而失去尊嚴、生命。在這場災難中，現代文明“斯文掃地”。斯坦納就從這裏持續追問現代文明的悖論，猶太人參與現代化進程，嚮這個世界貢獻了他們的文明，卻也因此遭遇苦難。因為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文明對黑暗産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20世紀已經過去20年，如今斯坦納也走了。他留下的遺産仍然在發問，那些表現着美好理想的文字、筆畫、音律，如何被背叛，與正義産生斷裂。這也是一個樸素的提問，它讓人們不再因為一個人的知識光輝而對其迷失判斷力。

 老斯坦納：父親的遠見與影響 

近日，喬治·斯坦納在英格蘭劍橋去世，不到半年，英語世界在失去了哈羅德·布魯姆之後，又告別了他們另一位文學批評大師。

喬治·斯坦納有半生時間在英國度過，他青年時在牛津求學讀博，後來雖然輾轉歐美，但在牛津和劍橋執教數年。在其自傳Errata: An Examined Life（1997）中，斯坦納透露了英國對他這個猶太傢族的特別吸引力。

《斯坦納回憶錄：審視後的生命》

[美]喬治·斯坦納 著

李根芳 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2年7月

當他的父親弗裏德裏剋·斯坦納還是奧地利中央銀行的高級律師時，維也納是當時歐洲的思想和文化中心之一，那是弗洛伊德、馬勒和維特根斯坦的世界，但對維也納的猶太知識精英而言，曾由迪斯雷利這個猶太人當過首相的英格蘭，有着神秘的魅力。像他的朋友、後來負笈英倫並成長為英國一代史學大師的劉易斯·納米爾一樣，老斯坦納也有過一個英國夢。

但老斯坦納的風濕病，讓他最終决定舉傢遷往氣候更暖和、醫學更發達的法國，當然，這一遷離的重要原因，是老斯坦納從維也納的空氣中洞察到猶太人的生存危機。跟當時很多對納粹主義不以為意的朋友不同，老斯坦納早早預感到納粹主義和希特勒對歐洲的威脅，在他看來，維也納正是“納粹的搖籃”，納粹主義是維也納現象，而非德國現象。他在這個問題上的固執己見和悲觀主義態度，甚至讓他被同僚們嘲諷為“令人討厭的卡珊德拉”。

老斯坦納不是普通律師，他有着深厚的古典學、法學、經濟學、文學和歷史學知識，出版過關於聖西門烏托邦經濟學和十九世紀晚期奧地利銀行危機的專著，用喬治·斯坦納的話說，老斯坦納的學問“博而精”。

彼時的維也納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中心，門格爾和米塞斯等人對德國歷史學派和計劃經濟的批判，以及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推崇，想必精通經濟學和金融學的老斯坦納不會陌生。在這樣的環境下，老斯坦納的英國情結就不難理解，這樣也能解釋，為何老斯坦納能像米塞斯、哈耶剋那一代維也納人一樣，總能敏銳預見到極權政治的危險。

老斯坦的政治洞見及其對猶太人命運的思考，深刻地影響了喬治。喬治後來回憶道，正是他那富有遠見的父親，將他們一傢子從希特勒手中拯救了出來。而且老斯坦納相信，猶太人無論走到哪裏，都是被迫害的對象。

所以，他讓自己的孩子從小要學會幾種語言，作為謀生技能。喬治·斯坦納從多語言環境中長大，法語、德語和英語成為其母語。到5歲時，他能用英語閱讀莎士比亞，用古希臘語閱讀《荷馬史詩》，並從一個流亡學者那裏學會了古拉丁語。後來，在70年代的日內瓦大學，他能用4種語言教學。1940年，老斯坦納帶着全家去紐約旅行，他堅持留在美國，沒過多久，希特勒的軍隊就徵服了巴黎，老斯坦納的政治遠見再次拯救了一傢人。

■ “二戰”期間在德軍占領下的巴黎，商店貼上被動防禦的公告

思考主題：人類文明在20世紀的遭遇

喬治·斯坦納承認，自己的名字能逃出納粹的花名册，是“偶然的好運”。但衹要想到自己是猶太人，他依然感到害怕。從某種程度上說，老斯坦納的政治關懷被喬治·斯坦納繼承了下來，他從小在其父親影響下感觸到的身份危機和遭遇的流離生活，刺激他一直保持着用猶太人身份反思現代文明的視角。從20世紀50年代起，斯坦納開始了作為文學批評學者和作傢的生涯，他著作等身，出版了四十多部專著，散論無數，涉及幾乎所有人文領域，是學貫古今之人，或者說是典型的“文藝復興人”。

但縱觀其學術思想生涯，我們發現，斯坦納終其一生不變的思考主題，是人類文明在20世紀的遭遇，特別是猶太人為什麽會遭受被流放和被屠殺的命運，這是其思想圖譜中的核心問題意識，也是斯坦納給現代人留下的寶貴遺産。他深入歷史、哲學、政治、宗教信仰和語言學的世界中，探究這些主題，很多文章被結集出版，中文世界翻譯過來的《語言與沉默》即是這方面思考的代表作。簡而言之，在斯坦納看來，這可能是猶太人甚至是文明本身的宿命。

《語言與沉默》

[美]喬治·斯坦納 著

李小均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點擊書封可購買）

從法國大革命到納粹上臺之前近一個多世紀，在這個歐洲現代文明的生成期，猶太人是重要的貢獻者，是現代性的塑造者。喬治·斯坦納簡要指出了很多傑出的猶太人從不同領域對文明的貢獻，從弗洛伊德、馬剋思、愛因斯坦到海涅、柏格森、普魯斯特、卡夫卡、勳伯格等。

他認為，1930年代以前，在那個從傳統社會嚮現代社會轉型的資本主義歐洲，這些猶太人為這種轉型註入了關鍵因素：解放性、創造性、思想的獨立性，猶太人發揮了酵母的作用。他們之所以擁有這種能力和作用，因為這個群體深深服膺於西方的人文主義傳統，是啓蒙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他們熟知古典文明，使用古典語言，有讓西方古典文明中的核心要素復活的能力。

然而，猶太人沒有因此保留住他們作為文明族群的尊嚴，沒有保持住他們的人文主義精神傳統，當納粹將一車車猶太人送往奧斯維辛時，他們送去的還有西方人文主義的遺産。雖然在20世紀下半葉，在斯坦納生活的時代，尚且幸存了不少偉大的猶太人，他們繼續傳遞人文主義的餘溫，比如阿倫特、阿多諾、列維-施特勞斯、卡夫卡、本雅明等。但斯坦納說，在這些猶太幸存者的語調中，我們聽到的是人文主義消逝的“荒涼之聲”。

■ 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0月30日），法國作傢、哲學家、人類學家，作品包括《憂鬱的熱帶》《神話學》《遙遠的目光》等

猶太人的命運：現代文明的一個悖論

對20世紀德國和蘇聯的災難，一種流行的解釋，是人文主義的喪失帶來了那些反人類的災難。然而，斯坦納想告訴我們的是事情比這要復雜，不僅僅是那些深諳人文主義傳統的猶太人參與了現代政治的興起，更重要的是，希特勒的黨羽，白天去奧斯維辛上班，晚上會在傢讀裏爾剋或者聽巴赫；希特勒希望以藝術傢的身份得到世人認可。 

正是在這裏，斯坦納指出了現代文明的一個悖論，即猶太人遭受這樣的命運，部分原因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在一篇評論君特·格拉斯《狗年月》的文章中，他寫到，是猶太人“自食其果”，他用施虐與受虐的關係來形容納粹與猶太人的關係，“猶太人提供給暴行的誘惑太微妙、太親密，難以抗拒。”

這種微妙而親密的誘惑，是什麽？這種誘惑，與其說是猶太人提供給施暴者的，不如說是猶太人提供給現代文明的。

這種誘惑，如其在《一個幸存者》中所言，是他們帶來的創造性、解放性和獨立性，同時，也包括他們帶來的激進性，比如他說，在馬剋思、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身上，“我們覺察到一種壓倒一切的空想邏輯和抽象想象的衝動”；“在勳伯格和卡夫卡的顛覆作品中，在康托爾的數學中，都有對感官和精神想象能量的暗示，都有將猶太人的情感釋放進一個新的讓人害怕、不受任何敬畏羈絆的世界。”而馬剋思等人理論的空想性，和卡夫卡等人對非理性因素的張揚，正是現代歷史的標志性面孔。猶太人為現代文明植入了割裂傳統的一面，和對傳統歐洲價值觀的“離心”氣息。

除此之外，更隱秘、更親密的誘惑，在於納粹的“選民論”和民族主義與猶太教神學之間的關聯性，他寫道：

“歷史上一個殘酷、深刻的反諷就是‘上帝選民’的觀念，一個人種由於特殊的命運從而超越其他人種之上的觀念，正好濫觴於以色列。納粹主義的詞彙中，就有對這個猶太觀念的復仇戲仿的痕跡。上帝在西奈山上揀選子民的神學母題，回蕩在主人種族的藉口及對千禧年統治的信仰之中。因此，在納粹對猶太的迷戀關係中，存在着一絲微妙但卻恐怖的邏輯。”

發現這一邏輯，不是新鮮事，20世紀思想史研究對此已有定論。

除了斯坦納的這篇小文，像2007年去世的英國大歷史學家諾曼·科恩（Norman Cohn，代表作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和當代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代表作《黑彌撒》）都有專著討論此問題，他們認為，法國大革命以後的現代革命運動和革命意識形態，尤其是德國的納粹主義和蘇聯的共産主義，有着深刻的宗教根源，比如它們的民族主義觀念和烏托邦情結，就源自中世紀基督教的選民論和末世論。

■ 在電影《民族聚居區》（Ghetto,2006）裏，“二戰”期間，在立陶宛的猶太人聚居區中，負責管理片區的納粹軍官是一名狂熱的音樂愛好者，他偶然逮住了正在行竊的歌手，被其歌聲所吸引，於是决定放她一馬，但讓她必須參加由當地猶太警察尚所組織的音樂演出，用歌聲來取悅囚禁他們的納粹軍官。簡介參考豆瓣條目。圖為該劇劇照。

那種想要在人間建立天堂的烏托邦情結，在民族主義的襄助之下，給20世紀帶來了一場又一場革命。猶太人便成為這一歷史的犧牲品。

斯坦納認為，猶太人本來有歷史基礎、有現實資本、也有忠誠的願望，獲得德國統治階層的信任，成為德國民族的一部分，甚至成為他們流浪的任何一個國度的一部分，他們“不甘心永遠充當客人”，“他們千辛萬苦地證明自己的忠誠。”然而，他們一直是被懷疑的對象。對他們而言，“民族-國傢實在是可疑的避難所”。“公民身份”對他們這個流浪民族而言，是個奢侈品，是他們“必須謹慎地與每個東道主反復協商的契約” 。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命運？斯坦納認為，根源在於民族主義。他寫道：

“民族主義是我們時代的毒液。它把歐洲推嚮了毀滅的邊緣。它使亞洲和非洲的新興國傢像發了瘋的旅鼠。宣稱自己是加納人、尼加拉瓜人或馬耳他人，一個人就免除了許多煩惱。他不用挖空心思去想自己是誰，他的人性在哪裏。他成了整齊劃一武裝起來的一夥人中的一員。現代政治中每一次暴民的衝動，每一次獨裁的企圖，都靠民族主義哺育，都服食了仇恨的藥湯；這種仇恨使人類隔着一堵（柏林）墻、隔着十碼之距的垃圾場，齜牙咧嘴、拔刀相嚮……民族主義輕易（必然）就會墮落為狹隘和暴行，當猶太人對此提出反對之聲時，他是在還舊賬。”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整體主義意識形態，對個體有着強大的動員能力，但卻容易忽略個體作為人的價值和意義，因而權力在利用它追求各種宏大理想時，也就極易滑入漠視個體甚至反人性的深淵。

利劍與書籍：文明，何以走嚮反面？

如果說猶太人貢獻給納粹和蘇聯的“毒藥”，是古代的猶太人製造的，“他們有可能有現代的解藥——激進的人文主義，將人類視為人之為人的進程”，也就是完全恢復人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的尊嚴和力量，以充分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對抗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整體主義邏輯，就像阿倫特和安·蘭德曾經宣誓的那樣。他認為，馬剋思做出了這方面的嘗試，後者要消除階級和國界，實現全人類的解放。但是，“他把人類想得太浪漫、太美好。民族主義是兩次世界大戰的主因和主要受益者。全世界的工人沒有聯合起來，相反，他們相互殘殺。甚至乞丐也裹上了國旗。幫助蘇聯在1941年幸存下來的，不是社會主義理想和階級團结。而是俄羅斯的愛國激情和全民族意識的怒吼”。

斯坦納是帶着悲哀的語氣審視猶太人與民族主義的關係的，在文末，他回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以色列的立國問題。猶太人為納粹帶來了毀滅他們的民族主義毒藥，但他們最終依然要仰仗它來重建自己的傢園，從而回到一種可悲的循環。這或許是他們的宿命，也是文明的宿命。

文明沒有抵抗住野蠻，文明本身孕育着反文明的力量。閱讀歌德的人並不比不讀歌德的人更少成為野蠻的同謀。在《後記》一文中，斯坦納細緻地介紹了猶太遇害者卡普蘭在集中營寫的《痛苦的經捲：卡普蘭華沙日記》，卡普蘭發現，納粹的威力在於，他們同時擁有書籍和利劍，“在同一個人身上，既有獸性，也渴望人文”。斯坦納說這是“令人氣憤的真相”，我們對文化抱有的希望，“似乎在打碎我們牙齒的時候，文化並沒有在場。然而，如果我們不能逐漸理解一點卡普蘭平靜精確的情感，也許，打碎我們牙齒的時候，文化也會在場”。

■ 喬治·斯坦納和他的書架

因此，斯坦納一直耿耿於懷的是，當猶太人遭受納粹的非人待遇時，那些遠方的文明人為什麽無動於衷？英國和美國的軍隊，明明有能力和機會炸掉德國人的集中營，波蘭和匈牙利的地下組織，明明嚮倫敦發出過絶望的求救聲，但他們為什麽無動於衷？斯坦納稱之為“醜陋的謎”；更可悲的是，斯大林政權與希特勒的納粹共同編織了一張迫害猶太人的“魔網”，而波蘭和烏剋蘭的當地人，甚至幫助德國人追捕森林裏的猶太難民，這是“現代歷史中最卑鄙的一幕”。

斯坦納試圖為這個“醜陋的謎”尋找一種解釋。從受害者和旁觀者的角度看，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善良的人性面對邪惡時的遲鈍。一個正常的人，一個仁慈和有尊嚴的人，總是不那麽願意相信邪惡正在發生。甚至有猶太人在毒氣室的大門關上之前，也不相信大屠殺是真的。這種懷疑讓受害者抱有天真的幻想，還培養了無數的沉默。另一個角度，是納粹主義本身的性質。納粹主義是“靈魂疾病”，它“放縱了潛藏於我們身上的非人性”，不衹是簡單地處死一個人，它是通過蹂躪人性來滅絶人性，比如它蹂躪人的善良、情緒、希望和選擇。

納粹主義為什麽會具有這種“惡魔性特徵”，它為惡的動力來自哪兒？卡普蘭在《日記》裏的一句話，也許能提供解釋，他講到德國是一個有着高雅文化的民族，他們會為書籍瘋狂，他們的威力在於同時擁有利劍和書籍，“當劫掠行為以意識形態為前提，以本質上是精神的世界觀為前提，那麽，其力度和持久性就無可比擬”。換言之，是“意識形態”和“精神的世界觀”在指導他們為惡，是那些由深邃的哲人和衣冠楚楚的理論傢所闡發的抽象觀念和價值體係，這種高度文明化的東西，反而讓他們走火入魔，讓他們徹底喪失了人性。 

在這個意義上，斯坦納的文字更像是對文明的控訴，他似乎一直在提醒我們，要對“文明”的撒旦面孔保持警惕，“文明的居室不是避難所”，他“從未對任何居室有過信心”。

因為，當斯坦納回望歷史之時，他對人類實在太過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