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 | 自由派与保守派

施特劳斯 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们 2/11

 自由派与保守派

自由主义现在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对立面。这样的区分足以满足目前大多数的实践用途。承认这点,等于承认这种区分无法摆脱理论的困境,而从理论探讨这个问题也并非无助于实践。一个人解决一个难题还是比较容易的。大多数人在某些方面持自由主义的立场,而在其他方面则趋于保守。一个温和的自由派不见得与一个温和的保守派有多大区别。这个发现恰恰意味着,至少存在着理想类型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而在下面的情况,自由与保守则是那么泾渭分明。现在,主张与贫困作斗争,同时反对越南战争的是不容置疑的自由派,而赞成越南战争,同时反对与贫困作斗争的人通常被看作是地道的保守派。

一旦我们考虑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同源性,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就会摆在眼前,即两者都基于自由民主政治,都与共产主义敌对。因此,自由与保守看起来就不成为根本意义上的对立。但它们的反共立场却大相径庭。乍看之下,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目标一致,但两者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截然不同。这个目标不妨称之为一个普世且无阶级的社会,或者如克耶夫纠正的说法:一个普世大同的国家,每一个成人在这里都是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更准确地说,任何一个成年人,只要他不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或者监狱,能正常思维,就很有必要且足以使他芬得一个享有全部权利的社会成员身份。就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自由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之处在于,前者选择民主或者自由的方式,绝对不能通过战争,当然这里指的是国家间的战争,因为自由主义者出于同情或老出于做关该国人民大多数利益,不必然会反对革命。实际上,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就目标本身也存在重大分歧。那就是,自由主义者把批评政府,包括位高权重者,视为每一个人的神圣权利,而不论个体是多么的卑微、势单力薄或者不善言辞。

可能有人会说,许多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普世大同国家的目标而过于实际。但这只能说明,自由主义者追求最大程度地实现普世无差异的国家,他们]的行动始终由这个理想指引着。有些人反对使用“理想”这个词,因为普世无差异国家(或者最大程度接近它)是理性政治的要求:它是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必需的,也是在久远的未来免除核战争所必需的;它也是发达国家不断增加财富所必需的,尽管它们纯粹在自我利益驱动下才会去帮助不发达国家。至于自由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当下的紧张关系,自由派认为将趋于松缓并最终消失,这是前者越来越完善的福利制度和后者由于对消费产品压倒一切的追求而导致自由主义之风日趋强劲的结果。

保守派要么认为普世大同的国家不可欲,哪怕是可能的,要么认为这个目标既不可欲也不可能。他们并不否认发展一个比我们通常称为民族国家更庞大的政体的需要和愿望,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帝国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举个例子说,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一个统一自由的欧洲,但在如何看待这类政体上与自由派有所不同。一个知名的欧洲保守派就曾有“祖国的欧洲”这样的说法。保守派对个别事物或者异类更富有同情心,至少与自由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所尊重或者视为理所当然的关于语言、民谣、陶器之类的多样性相比,保守派更乐意尊重和保存更具有根本意义的多样性。因为政治的普世价值取向是从源于理性的普遍主义发展而来的,保守主义便常被看作是崇尚传统,轻视理性的,而传统必然是各种各样的。因此,在对保守主义的批评中,我们会听到相信世上有唯一真理的声音。另一方面,自由派,特别是那些认识到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溯源到西方传统的人士,并不那么担心,世界在朝着他们主张和欢迎的大同方向发展时所带来的变化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侵蚀了这个传统。

如果我们认为保守派对普世大同国家的不信任是出于他们对变化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就是所谓的固执保守,而自由派对变化持更乐观的态度,那也不过是更加肤浅的看法。自由派倾向于相信,变化总体而言都是变得更好或者进步。实际上,自由派经常自称为进步主义者。就作为保守主义的对立面而言,进步主义这个词的确比自由主义更合适。因为如果保守主义真的“名符其实”,对变化持怀疑和反对态度,那相对立的则是对变化持与之相反态度的,而不是自由或宽容等如此具有实质意义的词语。

在美国,想要以普世目标来区分自由派和保守派特别困难,因为这个国家是在一场与过去决裂的暴力革命中诞生的。最保守的团体可能会把自己称为美国革命的女儿。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称谓在其产生之初是有明确的对立含义的。保守派代表“王权和宗教”,自由派代表大众主权和宗教的私人化。然而,这个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今天的保守主义恰恰是最初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或多或少地被今天的自由主义的发展所改变。我们还可以说,今天我们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思想,抽丝剥茧后,与今天的自由主义甚至共产主义都有共同的根源。如果我们追溯到现代性的始初,追溯到与前现代传统断裂的17世纪,或者古代与现代之争,三者的关系就昭然若揭了。

如果我们意识到自由主义这个词仍然保有其前现代时期的含义,特别是“自由教育”这个说法时,就会想起曾经的古今争论。自由教育不是保守教育,而是非自由教育的对立面。自由主义的原义是履行慷慨的美德。如果说所有的美德之间就其完美的状态而言是不可分割的,那么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是一个真正富有美德的人。但根据现在流行的用法,自由主义意味着不保守。这样的话,我们再也无法把信仰自由主义等同于追求美德,甚至与美德有任何关系了。自由主义就其原义与保守主义几乎没有不相容的地方,相反,自由派通常带有保守的姿态。

前现代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古典政治哲学,其原义都是自由主义。它不可能轻易地变成保守主义,因为它意识到人的本性就有追求美德,而不是追寻祖先或传统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古典政治哲学反对以普i世大同的国家为理想。它认为,对于人而言天然的社会是城邦,也就是一个可以用单一视角或者人的天然(宏观、不是微观或者远观)洞察能力就能理解的封闭社会。古典政治哲学另外一个较为隐蔽但更为重要的观点是,以往或未来的每一个政治社会都有其特定的立国之道,它不能被知识取代,因此历史上会出现种种不同或排他的社会。上述情况给哲学家的公共言论和写作强加了一些在理性社会里无需承担的义务,正因为如此,一种特别的写作艺术产生了。

在早期的著作里,我试图揭示古典和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在本书中,我用以下方式来勾画它们的区别:我首先关注自由教育,探讨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古典政治哲学能被称为自由主义。然后,我通过分析前现代时期思想家的写作艺术来阐明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我将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讨论卢克莱修的诗歌。就在他那渗透着伊壁鸠鲁思想的诗歌里,更不用说伊壁鸠鲁思想本身,前现代思想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现代思想。没有任何其他前现代作家比卢克莱修更加为这些观念所触动,即没有任何可爱的东西是永恒不死的,恒久的则不可爱。除此之外,我们完全可以说,康德关于伊壁鸠鲁学说的陈述,与受到纯理性批判之前的现代自然科学的精神是一致的。

每一个关注当代自由主义的人都会吃惊地注意到自由主义众多的“个人团体”和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于是,我们思考,到底这些团体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还是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与自由主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尽管不言而喻,自由主义并非没有价值取向。无论如何,对当代社会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不是当代自由主义研究微不足道的部分。我将在题为“结语”的章节探讨这个话题。

要了解一个非正统的犹太人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是如何地困难,我们不需要对政治生活有多少的了解。即使是政治上保守的犹太人也可能服从当代犹太人的“意见领袖”。他们会引导我们思考以下问题:从何种意义和多大程度上可以说,犹太教是自由主义的根源之一?犹太人是由于传统的影响还是自身利益才成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必然会友好地对待犹太人和犹太教吗?自由制国家能否宣称它们已经解决了犹太人问题?有谁敢宣称自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