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帕慕克：我最恐惧的不是神，而是过度信仰她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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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剋：我最恐懼的不是神，而是過度信仰她的那些人

作者：奥尔罕·帕慕克

帕慕剋：我最恐懼的不是神，而是過度信仰她的那些人

奧爾罕·帕慕剋鳳凰網文化 2 days ago

7月10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正式宣佈，位於伊斯坦布爾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將於7月24日以清真寺的形式重新嚮穆斯林開放，並將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管理權移交給土耳其宗教事務國傢委員會（Diyanet）。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爭議（上圖為藍色清真寺）

聖索菲亞大教堂由360年落成直至1453年期間都是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是拜占庭式建築的開山之作與巔峰。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人徵服君士坦丁堡，蘇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將大教堂轉變為清真寺，還將鐘鈴、祭壇、聖幛、祭典用的器皿移去，用灰泥覆蓋基督教鑲嵌畫。日後又逐漸加上了一些伊斯蘭建築，如米哈拉布、敏拜爾及外面的四座叫拜樓。陳丹青曾在《無知的遊歷》談到這座二教合一的建築"遠遠看去，聖索菲亞坐於四根塔柱之間，已被清真寺造型儼然包圍，凝固為永久的劫持，而竟成全一種偉大的不倫不類。"因此，聖索菲亞大教堂不僅僅是一處瑰麗的建築古跡，它更像一種獨特的政治景觀符號。

聖索菲亞內殿拱頂之一：

左側，是拜占庭人的鑲嵌壁畫，右側，是清真教徒覆蓋拜占庭壁畫後添加的圖飾。（任超攝）

隨着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現代土耳其肇建者凱爾末及其政府宣佈將這座見證了土耳其數個帝國興衰的宗教建築以博物館的身份重新開放。然而現任總統埃爾多安撤銷了1934年國父凱爾末簽署的將聖索菲亞改為博物館的政令。這意味着聖索菲亞大教堂重又恢復了其宗教角色。

我們很難不疑惑，自奧斯曼帝國瓦解以來，土耳其人是否一直承受着因宗教政治大規模變遷帶來的反復拉扯，在接受現代化進步的同時，往昔的奧斯曼帝國輝煌是否仍會在他們的血液裏偶爾閃光並影響着出生在共和國建立後的新一代土耳其人。土耳其作傢帕慕剋便成長在一個西化的新式土耳其家庭，在一個由大規模遷移和具有生産力的移民所定義的時代，他卻從未離開過他出生的城市——伊斯坦布爾，這位諾貝爾文學奬的獲得者依附於這座古老的城市，吸取城市根部那些纏繞了多個世紀的歷史藤曼的養分，並寫就了《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這部自傳體小說。對帕慕剋而言，伊斯坦布爾是一座頽敗的廢墟之城——到處彌漫着土耳其的“呼愁”、帝國斜陽的憂傷，他一生都在與這種憂傷對抗，直至成為這憂傷的一部分。本文節選了書中“宗教”一章，旨在跟隨帕穆剋的腳步，發掘個體記憶下的宗教發展脈絡，拼湊出不同階級與文明衝突背景下伊斯坦布爾人的信仰圖騰。

十歲以前，神在我心目中有個清晰圖像：老而憔悴，披着白紗巾，是個外表平凡的可敬婦人。她雖像人類，卻跟我夢裏的幽靈更有共同之處，一點都不像我會在街上碰見的人（土耳其語有個單字“O”的意思指“他”、“她”和“它”）。因為她出現在我眼前時是上下顛倒，稍稍偏嚮一邊，我幻想世界中的幽靈們在被我發覺時，羞怯地消失在背景中，她也一樣：在以某些影片和電視廣告中出現的搖擺手法拍攝周遭世界後，她的形象銳化，開始上升，達到雲霧中的恰當位置便隱沒而去。她白頭巾上的皺褶，就跟雕像和歷史課本上的插圖一樣，清晰而精細，覆蓋全身，因此我甚至看不見她的手臂或腿。每當這幽靈出現在我眼前，我便感到強大、莊嚴而崇高的神靈降臨，但奇怪的是並不覺得恐懼。我不記得曾請求她的幫助或指引。我非常清楚她對我這般人不感興趣：她衹在乎窮人。

在我們的公寓樓房裏，唯有女僕和廚子對這幽靈感興趣。儘管我隱約知道，至少就理論而言，神的愛超越他們之外，擴及屋檐底下的每個人，我卻也知道我們這般人幸運得足以不需要她的愛。神之存在是為了幫助痛苦的人，安慰孩子無法受教育的窮人，幫助一天到晚懇求她的街頭乞丐、患難中的無辜之人。這就是當我母親聽說通往偏遠村落的道路因暴風雪而封閉，或窮人因地震無傢可歸的時候便說“願神幫助他們”的原因。

請求幫助似乎還是其次，倒是表達出我們這種富裕人傢在這時候感到的一絲內疚：幫助我們遺忘無能為力的空虛感。

身為邏輯思考的生物，我們理所當然地確信，把光輝藏在一堆白披巾後頭的這位柔和而年長的神靈不願聽我們說話。畢竟，我們沒為她做任何事，而我們公寓裏的廚子和女僕以及周遭每一戶窮人傢，都得下苦功，利用各種機會，與她取得聯繫。他們甚至每年齋戒一個月。我們的哈妮姆不服侍我們時，便跑回她的小房間鋪上地毯做禮拜；每感覺快樂、哀傷、歡欣、惶恐或憤怒時，她便想到神；每當開門或關門，第一次或最後一次做任何事，她便召喚神的名字，而後屏聲息氣地喃喃低語。

除了想起神與窮人之間的神秘關係之外，她並未讓我們過分費心。幾乎可以這麽說，知道他們仰賴別人拯救，知道有另一個力量能幫助他們“承受負擔”，我們如釋重負。但此種寬慰的想法，有時因害怕窮人有一天會用他們與神之間的特殊關係對抗我們而冰消瓦解。

我記得有幾回——更多是出於好奇心，而非出於百無聊賴——看着我們的老女僕禱告時心中感到的不安。透過半開的門往裏看，我們的哈妮姆看起來很像我想象中的神：在禮拜毯上微微偏嚮一旁，慢慢彎下身把臉埋在毯子上，站起身後，再一次彎下身，拜倒在地時，看起來猶如乞討，接受她在世上的卑微地位。不知何故，我覺得焦慮而且有些生氣。她衹在無迫切職責在身、沒有別人在傢時纔做禮拜，斷斷續續的禱告聲劃破寂靜，使我心煩意亂。我的眼光落在爬上玻璃窗的一隻蒼蠅。蒼蠅四腳朝天掉了下來，掙紮着翻過身時半透明的翅膀嗡嗡作響，與哈妮姆的禱告和低語聲混雜在一起，突然間我再也無法忍受這一切，扯了扯她的頭巾。

據我的經驗，妨礙她禱告會讓她不高興。這位老婦人費盡力氣對我的侵擾不予理會，讓我覺得她做的事像是假的，衹不過是一場遊戲（因為此刻她衹是假裝祈禱）。但她專心祈禱的决心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算是對我的挑戰。當神介入我和這位婦人之間——這婦人始終疼愛我，把我抱在膝上，在街上告訴停下腳步誇贊我的人，說我是她的“孫子”——

我就像傢中每個人一樣，對虔敬之人的信仰感到不安。我與土耳其世俗中産階級的每個人共同懼怕的不是神，而是信奉者的狂熱。

有時當哈妮姆做禮拜時，電話鈴響，或是我母親突然需要她做些什麽而大聲呼叫她，我就朝母親直奔而去，告訴母親她在禱告。有時我這麽做是出於好心，有時我更受那種奇特的不安、妒忌、惹麻煩的欲望所驅使，衹是想看看會發生什麽事。我急欲知道何者較為強烈，女僕對我們的忠誠，抑或她對神的忠誠：一部分的我渴望與她遁逃而入的這另一個世界作戰，有時得來的卻是威脅的回應。

“你在我禱告時扯我頭巾，手會變成石頭！”我仍繼續扯她的頭巾，但什麽也沒發生。但就像我的長輩們那樣，雖宣稱不相信這些鬍說八道，卻仍然謹慎小心——以防時間證明他們錯了——我知道超過某個限度，便不敢去惹她，別因為這回沒變成石頭……正如我謹慎的傢人們，我意識到若嘲笑了宗教或表現出沒興趣等等，最好立即轉移話題：我們把虔誠與貧窮畫上等號，卻從不敢高聲說出。

對我而言，仿佛他們一天到晚把神挂在嘴上是因為貧窮。我之所以得出這種錯誤結論，完全可能是因為看見傢人以懷疑和嘲弄的眼光看待一天做五次禮拜的信徒。

假使神不再以披戴白頭巾的名流形象出現，假使我與她的關係是引發一絲恐懼和告誡的話題，一個原因是我傢沒有人認為應當給我上宗教課程。或許因為他們沒什麽可教我，我不曾見過我有哪個傢人在地毯上跪拜，或齋戒，或低聲禱告。在此意義上，你可以說我們這類家庭就像無神論的歐洲中産階級家庭，缺乏勇氣劃清最後的界限。

說來似乎是說風涼話，然而在土耳其國父新共和的非宗教狂熱中，拋棄宗教即是現代化和西化。自滿之中時而搖曳着理想主義的火焰。但那是在公開場合，在私底下的生活中，沒有任何東西填補精神的空虛。消除了宗教，傢變得和城裏的“雅驪”遺跡一樣空洞，和“雅驪”四周長滿蕨類的花園一樣昏暗。

因此在我們傢，便交由女僕填補這空虛（並滿足我的好奇——神如果不重要，何必蓋那麽多清真寺？）。不難看出迷信的愚蠢。（“你若碰這個就會變成石頭。”我們的女僕說道，“他的舌頭打了結。”“一個天使來把他帶上天。”“別先放左腳。”）綁在教長陵墓上的布塊，在吉汗吉爾為蘇父爸爸（Sofu Baba）點着的蠟燭，女僕因無人送她們看醫生而自行調配的“老婦偏方”，以及幾百年的伊斯蘭教僧派以格言、諺語、威脅和建議等形式進入我們這共和國時代歐洲家庭的遺物，它們或許是一派鬍言，卻同時也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痕跡。即使到現在，在某個大廣場或走廊、人行道時，我仍會突然想起不該踩在鋪路石之間的裂縫或黑色方格上，於是不由自主地跳着走。

我的腦子把這些宗教訓諭跟我母親的規定（例如“不要指指點點”）混為一談。或者，當她跟我說不要打開窗或門因為穿堂風會吹進來時，我便想象穿堂風是某個靈魂不能被打擾的聖人。

因此我們不把宗教看做神通過先知、書本和律法對我們發言的體係，而是把它降格為古裏古怪、時而逗趣的一套下層階級奉為依歸的規章。

撤去了宗教的力量，我們得以接納它成為我們傢的一分子，當做某種古怪的背景音樂，陪伴我們在東西方之間左右擺蕩。

我的第一趟清真寺之行加強了我對一般宗教，尤其是伊斯蘭教的偏見。幾乎是偶然的，有天下午無人在傢，我們的女僕哈妮姆沒徵求任何人同意便帶我去清真寺——倒不是急着想朝拜，而是在室內待膩了。在帖斯威奇耶清真寺，我們看見二三十人——多半是後街的小商店老闆，或給尼相塔什的有錢人傢幹活的女僕、廚子和門房，他們聚在地毯上時，不大像集會信衆，而更像是聚在一起交換意見的朋友。等待禮拜時刻到來時，他們彼此低聲閑聊。做禮拜的時候我在他們當中走來走去，跑到清真寺一角玩我的遊戲，沒有人停下來責備我，反倒像我小時候那些大人對我一樣，露出甜美的微笑。宗教或許屬於窮人的領域，但我現在看見——與報上以及我的共和國家庭所醜化的對象恰恰相反——信教的人是無害的。

然而帕慕剋公寓裏對他們的取笑，使我知道他們的善良純潔要付出代價：土耳其現代化、繁榮、西化的夢想因而更難達到。身為西化、實證派的有産階級，我們有權治理這些半文盲人口，我們樂於防止他們太依賴迷信——不僅因為私底下對我們來說很合適，還因為我們國傢的命運取决於此。我祖母若發現某個電工跑去做禮拜，就連我也看得出這與他沒把小小的修理工作幹完無關，而是跟妨礙“我們國傢進步”的“傳統與習慣”有關。

土耳其國父的忠實信徒控製媒體，他們將戴黑頭巾的婦女和撥弄念珠、滿臉鬍子的守舊派當做嘲笑對象，學校為紀念共和國革命烈士舉辦典禮，這一切都提醒着我，這個民族國傢屬於我們，而不屬於窮人信衆，他們的虔誠把我們這些人跟他們一起拖垮。但與我們傢的數學和工程狂熱者們感覺一致，我跟自己說，我們的控製權並非取决於我們的財富，而取决於我們現代而西化的眼光。因此，我瞧不起跟我們一樣有錢卻不西化的家庭。這些區別後來站不住腳，因為土耳其的民主較為成熟的時候，有錢的鄉下人開始涌入伊斯坦布爾，將自己引見給“社會”。那時我父親和伯父生意失敗，損失慘重，使我們不得不難堪地被不喜歡現世主義或對西方文化一無所知的人遠遠超過。如果教育讓我們有資格享用財富與特權，那該如何解釋這些虔誠的暴發戶？（當時我對有教養的蘇非信仰、梅拉那教派［Mevlana］或者偉大的波斯遺産仍一無所知。）我衹知道，被左派人士斥為“富農”的新富階級持有的觀點無異於我們的司機和廚子。如果伊斯坦布爾西化的中産階級支持過去四十年來的軍事幹預，從未竭力反對軍事介入政治，那不是因為擔心左派分子起義反叛（土耳其左派分子從來不曾強大得足以取得此一功績），反倒是，精英對軍事的寬容是出於擔心哪一天下層階級和暴發戶聯合起來，從各省蜂擁而來，打着宗教旗號消滅中産階級西化的生活方式。

我發覺宗教的本質是內疚。

小時候因為對不時出現在我想象中的白頭巾尊貴女士不夠敬畏，且不夠信仰，而使我感到內疚。跟信仰她的人保持距離，也使我內疚。但是——正如同我全心擁抱我經常逃入的幻想世界——我盡我童稚的力量對這種內疚表示歡迎，肯定我的不安能深化我的靈魂，增長我的才智，為我的生命帶來色彩。至於住在伊斯坦布爾另一棟房子裏的另一個快樂的我，在我的想象中，宗教並未對他造成任何不安。每當厭倦了宗教內疚感，我便想找到這個我，知道他不會浪費時間想這些事，寧可去看電影。

儘管如此，我的童年並非從未降服於宗教的指示。小學最後一年有個老師，如今在我記憶中既討人厭而且獨裁，儘管當時的我衹要看見她便快樂無比。她對我笑時，我如醉如癡，但衹要她眉毛一揚，也能使我肝腸寸斷。這位年長、白發、慍怒的女人嚮我們講述“宗教之美”時無視信念、恐懼和謙卑等難題，反倒决定把宗教視為理性主義者的功利主義。據她的說法，先知穆罕默德認為齋戒（伊斯蘭教的宗教禮儀）的重要性不衹為了磨練人的意志，也為了增進健康。好幾個世紀以來，敵視宗教之美的西方女人仍享用健康的齋戒之樂。做禮拜加快你的脈搏，好比體操，使你保持警覺。在我們這個時代，不計其數的日本機關和工廠內，吹響哨子表示暫停工作，每個人做五分鐘運動，頗像穆斯林停下來做五分鐘禱告。她那理性主義的伊斯蘭，肯定了我內心小小的實證主義者對信念和自製的隱秘渴望，於是齋月期間的某一天，我决定也要齋戒。

雖然我是在老師的影響下做這件事，我卻沒有告訴她。當告訴母親時，我看見她雖詫異，卻很高興，還有些擔心。她是“以防萬一”而信神的人，即便如此，齋戒在她看來也是落後的人才做的事。我並未跟父親或哥哥提起這件事。甚至在我進行首次齋戒之前，我對信仰的渴求即已變質，成為最好加以保密的恥辱。我熟知傢人微妙、多疑、嘲弄的階級看法，知道他們可能說什麽，因此我進行齋戒，沒讓任何人察覺或輕拍我的背說“幹得好”。或許母親應當跟我說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毫無齋戒的義務，可反倒為我準備了我最喜愛的東西——麻花蛋糕和鳳尾魚烤面包——等着我齋戒結束。

她一定程度上樂於看到這麽小的男孩對神表示敬畏，但她的眼神又說明，她已擔心這是否顯示某種自毀性情很可能决定我一輩子心靈受難。

我傢對宗教的矛盾心理在“宰牲節”（Kurban Bayram）上最為明顯。就像所有的穆斯林有錢人傢，我們買一頭公羊，養在帕慕剋公寓後方的小庭院中，直到節慶的第一天，街坊的屠夫過來宰殺它。不同於土耳其漫畫書中那個有顆用黃金打造的心的小英雄，希望公羊能幸免於難，我不很喜歡羊，因此每回見到在劫難逃的公羊在庭院中嬉戲，我並未為之心碎，甚至慶幸不久就能鏟除這衹醜陋、蠢笨、腥臭的動物。不過我卻記得我們的做法使我良心不安：把羊肉分給窮人之後，我們自己則坐下來享受家庭盛宴，暢飲我們的宗教嚴禁的啤酒，享受從肉販子那兒買的肉，因為我們嫌新鮮祭肉味道太腥。儀式重點在於用動物取代小孩作為祭品，證明我們與上天的關係，藉以擺脫我們的內疚。由此可見，我們這樣吃肉商的好肉取代我們獻祭的動物，有理由感到更加內疚。

我們傢在緘默中忍受着比這類事情更令人不安的疑慮。我在伊斯坦布爾的許多西化、現世主義的有錢人傢看見的心靈空虛，都反映在這些緘默中。人人公開談論數學、學校的好成績、足球，熱熱鬧鬧，但他們卻與基本的存在問題格鬥——愛，憐憫，宗教，生命的意義，妒忌，憎恨——顫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單。他們點燃一支煙，專心聽電臺播放的音樂，一語不發地重返內心世界。我為表達對神的秘密之愛而進行的齋戒，也大致出自同一種心理。由於鼕天日落得早，我不覺得是在挨餓。即便如此，吃着我母親為我準備的餐點（鳳尾魚、蛋黃醬和魚子沙拉，與傳統的齋月飲食大不相同），我仍感到快樂而平靜。但我的快樂跟敬神的關係不大，而是單純對自己成功地通過考驗感到滿意。吃飽後，我去庫納剋（Konak）電影院看了一場好萊塢電影，把整件事忘得一幹二淨。此後我再也無心齋戒。

雖然我不像我所希望的那般信神，部分的我仍希望神如果像人們所說的無所不知，以她的聰明，應當明白我何以無法信仰——並因此而原諒我。衹要不四處宣傳我沒有信仰，或旁徵博引地攻擊信仰，神就會瞭解，減輕我為我的缺乏信仰所承受的內疚與煎熬，或至少不過分把心思放在我這樣的小孩身上。

我最恐懼的不是神，而是過度信仰她的那些人。虔誠者的愚昧——他們的判斷力永遠無法與神相比——神不容許，而他們的全心愛慕，則是令我害怕的第二件事情。

多年來，我心頭一直懷着恐懼，有一天，我會因為“跟他們不一樣”而受到懲罰，這種恐懼比我在我的左派青年期間閱讀的所有政治理論給我的衝擊要大得多。想不到的是，後來我發現我那些現世主義、半信神半西化的伊斯坦布爾同胞們，很少有人跟我有同樣的內疚感。但我喜歡想象他們在一場車禍後，躺在病床上，從未履行宗教職責、始終對虔敬者不屑一顧的人，開始對神心領神會。

中學時有個同學有足夠的勇氣拒斥此種心領神會。他是個調皮搗蛋的男孩，出身於靠經營房地産致富的富豪家庭，他在他傢位於博斯普魯斯沿岸山丘上的豪宅大花園裏騎馬，還曾代表土耳其參加國際馬術競賽。我們有回下課聊到形而上學，就像小孩子有時做的那樣，他見我恐懼得發抖，於是仰頭看天，喊道：“神如果存在，就讓它把我擊斃吧！”接着他以某種令我震驚的自信，加上一句：“可是你看，我還活着呢。”我因自己缺乏這樣的勇氣而感到慚愧，也對自己暗中認為他說得沒錯而感到內疚。儘管心中惶惑，卻挺高興，雖然我也不很清楚原因。

滿十二歲之後，我的興趣——和內疚——以性為主，甚於宗教，不再考慮信仰之心和歸屬之心之間無法估量的矛盾關係。

似乎從那時候起，痛苦不在遠離神，而在遠離我周圍每個人，遠離城市的集體精神。雖然如此，每當在人群中、在船上、在橋上跟某個披白頭巾的老婦人迎面相遇，我仍不寒而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