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默斯·希尼：詩歌為我們防禦外在的暴力

詩民刊 201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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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一部分：希尼簡歷

      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年4月13日—2013年8月30日），愛爾蘭詩人。生於愛爾蘭北部德裏郡毛斯邦縣一個虔信天主教、世代務農的家庭。希尼不僅是詩人，還是一位詩學專傢。199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奬。他的諾貝爾奬演講《歸功於詩》（Crediting Poetry，1996）也是一篇重要詩論。他還寫過一個劇本。希尼把古英語史詩《貝奧武夫》（Beowulf，2000）譯成現代英語，轟動一時。是公認的當今世界最好的英語詩人和天才的文學批評傢。

     希尼自小接受正規的英國教育，1961年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於英國女王大學英文係。畢業後當過一年中學教師，同時大量閱讀愛爾蘭和英國的現代詩歌，從中尋找將英國文學傳統和德裏郡鄉間生活經歷結合起來的途徑。1966年，以詩集《一位自然主義者之死》一舉成名。1966年到1972年，希尼在母校任現代文學講師，親歷了北愛爾蘭天主教徒為爭取公民權舉行示威而引起的暴亂。2013年8月30日，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逝世，終年74歲。

02

第二部分：作品特點及作品選

      希尼的詩作純樸自然，奔流着祖輩們的血液，散發着土地的芳香，繼承了愛爾蘭文學的優秀傳統，以極富感情色彩的田園抒情詩見長，比方《采梅子》 開篇，詩人交代采莓子的時令和環境：“八月底”，“滂沱大雨”“烈日炎炎”。這正是黑莓子成熟，鮮美的時節。然後詩人鋪陳渲染，從形、色、味、態等方面，在一個點上生動地描繪黑莓子成熟、鮮美的情景。黑莓子“起初，衹是小小的一枚，閃着晶瑩剔透的紫色”“夾雜在，紅花緑葉之間”，是一個“硬硬的小疙瘩”，毫不起眼。可那“品嚐第一粒”的滋味卻是那麽的“鮮美”誘人。緊接着，作者用了一個別緻的比喻——那漫山遍野成熟的黑莓子 “仿佛沉澱下來的美酒：把夏日的醇美盡收”，再進一步從面上來強化突出這種令人心曠神怡的美景和感受。

    希尼的詩歌也具有濃郁的民族風味，藴豐富的哲理於日常生活，而且他還對古希臘和英國的史詩做了深入的研究和介紹，從而拓寬了現代詩的表現領域。  他以一種帶有現代文明的眼光，冷靜地挖掘品味着愛爾蘭民族精神。他雖有學院派的背景，卻絶無學院派的那種孤芳自賞的情調。 

      他在12本詩集中，描摹愛爾蘭的鄉村生活，歌頌土地、自然、古老的道德，思考愛爾蘭復雜的歷史與政治衝突，並試圖在作品中，喚醒人們對寬容與和解的認知。和他的前輩、愛爾蘭詩人葉芝一樣，希尼的名字是和他的祖國愛爾蘭分不開的，而和葉芝一樣，他樸實而深厚的詩歌，能夠抵達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廣大人群。

警察來訪

他的摩托車立在窗下，

一圈橡皮像帽鬥

圍住了前面的擋泥板，

兩衹粗大的手把

在陽光裏發着熱氣，摩托的

拉桿閃閃有光，但已關住了，

腳蹬子的鏈條空懸着，

剛卸下法律的皮靴。

他的警帽倒放在地板上，

靠着他坐的椅子，

帽子壓過的一道溝

出現在他那微有汗水的頭髮上。

他解開皮帶，卸下

那本沉重的帳簿，我父親

在算我傢的田産收入，

用畝、碼、英尺做單位。

算學和恐懼。

我坐着註視他那發亮的手槍皮套，

蓋子緊扣着，有繩子

連結着槍托。

“有什麽別的作物？

有沒有甜菜、豌豆之類？”

“沒有。”可不是明明有一壟

蘿蔔，在那邊沒種上

土豆的地裏？我料到會有

小作弊，默默坐着想

軍營裏的黑牢的樣子。

他站起來，整了整

他皮帶上的警棍鈎子，

蓋上了那本大帳簿，

用雙手戴好了警帽，

一邊說再見，一邊瞧着我。

窗外閃過一個影子。

他把後底架的鐵條

壓上帳簿。他的皮靴踢了一下，

摩托車就嘟剋、嘟剋地響起來。

（王佐良譯）

挖掘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間

一支粗壯的筆躺着，舒適自在像一支槍。

我的窗下，一個清晰而粗厲的響聲

鐵鏟切進了礫石纍纍的土地：

我爹在挖土。我嚮下望

看到花坪間他正使勁的臀部

彎下去，伸上來，二十年來

穿過白薯壟有節奏地俯仰着，

他在挖土。

粗劣的靴子踩在鐵鏟上，長柄

貼着膝頭的內側有力地撬動，

他把表面一層厚土連根掀起，

把鐵鏟發亮的一邊深深埋下去，

使新薯四散，我們撿在手中，

愛它們又涼又硬的味兒。

說真的，這老頭子使鐵鏟的巧勁

就像他那老頭子一樣。

我爺爺的土納的泥沼地

一天挖的泥炭比誰個都多。

有一次我給他送去一瓶牛奶，

用紙團鬆鬆地塞住瓶口。他直起腰喝了，馬上又幹

開了，

利索地把泥炭截短，切開，把土．

撩過肩，為找好泥炭，

一直嚮下，嚮下挖掘。

白薯地的冷氣，潮濕泥炭地的

咯吱聲、咕咕聲，鐵鏟切進活薯根的短促聲響

在我頭腦中回蕩。

但我可沒有鐵鏟像他們那樣去幹。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間

那支粗壯的筆躺着。

我要用它去挖掘。

（袁可嘉譯）

玩耍的方式

陽光直穿過玻璃窗，在每張書桌上

尋找牛奶杯蓋子、麥管和幹面包屑

音樂大踏步走來，嚮陽光挑戰，

粉筆灰把回憶和欲望摻合在一起。

我的教案說：教師將放送

貝多芬的第五協奏麯，

學生們可以在作文中自由表達

他們自己。有人間：“我們能鬍謅一氣嗎？”

我把唱片一放，頓時

巨大的音響使他們肅靜；

越來越高昂，越堅定，每個權威的音響

把課堂鼓得像輪胎一般緊，

在每雙瞪圓了的眼晴背後

發揮它獨具的魁力。一時間

他們把我忘了。筆桿忙碌着，

嘴裏模擬着闖進懷來的自由的

字眼。一片充滿甜蜜的靜穆

在恍惚若失的臉上綻開，我看到了

新面目。這時樂聲綳緊如陷阱，

他們失足了，不知不覺地落入自我之中。

（袁可嘉譯）

03

第三部分：詩歌抵禦外在的暴力

01 “詩是一種內在的暴力，為我們防禦外在的暴力。”

詩歌教授、詩歌辯解者、詩歌作者，從菲利普·錫德尼爵士到華萊士·史蒂文斯，遲早都忍不住要展示詩歌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存在，是如何與我們作為社會公民的存在相關的──它如何“對現在有用”。

在這類辯護和理由的背後，不管相隔多遠，都站着柏拉圖，他質詢詩歌究竟能夠在古希臘城邦中證明它自己有什麽特別的優點或有用的影響。然而柏拉圖那個由各種理想形式建構的世界也提供了一個上訴法庭，詩學想象力通過這個上訴法庭尋求糾正主流環境中出現的任何錯誤或惡化。此外，對上述環境作出的“有用”或“實用”的反應也同樣來自想象出來的標準：詩學的虛構、對另類世界的夢想也為政權和革命提供條件。區別在於，政權和革命會強迫社會去實現它們的想象，而詩人總的來說比較關註去激發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讀者的感覺，喚起可能的或渴望的甚或可想象的事物。

華萊士·史蒂文斯說，詩歌的高貴在於它 “是一種內在的暴力，為我們防禦外在的暴力”。這是想象力在反抗現實的壓力。

史蒂文斯在《高貴的騎手與文字的聲音》一文中得出這個結論時，便焦慮地指出，他自己的文字不是要僅僅成為響亮的文字，而他這種焦慮是可以理解的。他仿佛是在想象以及在回應那幫被托尼·哈裏森稱為“野蠻起哄者”之中一個不滿的詰問者的高聲責難，這位詰問者高聲反對美學界顯要人物把藝術神秘化和對藝術的侵吞。“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位詰問者抗議道，附和他在某處讀到的某種意見，“人的命運是以政治方式體現的。”據他的理解，以及據大部分反對把詩歌歸因於任何形而上學力量的人的理解，那些方式將來自這樣的政治：它顛覆、糾正，並對被否定的聲音給予肯定。

換句話說，我們的詰問者希望詩歌不僅僅成為對世界狀況的一種想象的回應；他或她迫切地希望知道為什麽詩歌不應成為一門實用的藝術，為致力於通過直接行動來舒緩那些狀況的運動服務。

因此，當華萊士·史蒂文斯宣稱由於詩人“創造了我們不斷被吸引去而又對之毫無認識的世界，以及……賦予最高虛構以生命，如果沒有這些最高虛構，我們就無法設想（那個世界）”，故詩人是一個強有力的人物時，這位詰問者是不會對華萊士·史蒂文斯的看法産生共鳴的。史蒂文斯的意思是說，假如我們特定的經驗是一個迷宮，其不可逾越性仍可被詩人剋服，因為詩人可想象一個與該迷宮相當的對等物，並嚮他自己和我們描述那個迷宮的生動經驗。

這種做法並沒有對真實世界進行幹預，但是它以各種冒險的方式給意識提供一個機會，去認識其睏境、預知其能力和為其捲土重來做準備，因此它對詩人和讀者來說都是一次有益的活動。它對現實作出某種反應，這反應具有解放及證實個體精神的作用。

02 “屈從於重力，這是最大的罪。”

然而我可以理解，一個政治行動分子如何把這種功能視為不足。

對於這個行動分子來說，設想一套可以包含各種事件但本身卻不能産生各種新事件的秩序將是毫無意義的。有關的各政黨雖然是力場的一部分，但决不會對一個衹不過體現該力場的形象心懷感激，不管該形象如何新穎和獨創。它們永遠衹想讓詩歌的糾正成為一種為它們的觀點出力的杠桿；它們會要求事情的全部重量都落到它們所屬的天平那一端。

因此，如果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火綫上的英語詩人，那個壓力就會落到你身上，要你去為戰爭出力，最好是把敵人的面孔非人化。如果你是置身於1916年起義者被處决之後的愛爾蘭詩人，那個壓力就會要求你去痛斥殺人政權的殘暴。如果你是越南戰爭高峰時期的美國詩人，官方就會期望你在修辭上揮舞這場戰爭的大旗。在這些情況下，把一名德國士兵視為朋友和知己，把英國政府視為一個也許會守信的政體，把那場東南亞冒險戰爭視為一次帝國的出賣，諸如此類的事情將會使問題進一步復雜化，而人們卻普遍要求把問題簡單化。

這些對抗性的姿態打擊了人們普遍對團结的期望，但這些姿態確實具有政治力量。它們那種激怒人的力量正是它們的有效性的保證。它們尤其適合於作為西蒙娜·薇依所宣稱的一個法則的例子，她在《重負與神恩》一書中以典型的極端和簡潔談到這一法則。她寫道：如果我們知道社會不平衡的方式是什麽，我們就必須盡我們所能去加重天平上較輕的那一端……我們必須形成一種平衡的概念，並隨時準備跑到另一端，如同正義──“那個從徵服者陣營跑出來的逃犯”。

顯然，這種態度是與某些思想和感情的深層結構相一致的，這些思想和感情的深層結構源自數個世紀的基督教教育和基督悖論地把自己與受苦人的苦難視為一體。而衹要詩歌是對心靈的極端認知的延伸和加工，衹要它是對語言最意想不到的領悟的延伸和加工，它也就體現了薇依那個法則的作用。

“屈從於重力。這是最大的罪。”

西蒙娜·薇依還在《重負與神恩》中這麽寫道。事實上她整本書都滲透着有關配重、平衡力量和糾正的概念──使現實的天平嚮某種超然的平衡傾斜。在詩歌活動中也是這樣，總有一種趨勢要把相反的現實放在天平上──這種現實也許衹是想象出來的，卻仍然有重量，因為它是在真實世界的引力範圍內想象出來的，因而可以維係自身並對歷史狀況起到平衡作用。這一詩歌糾正效果源自它是一種一閃即逝的另類存在，一種對遭環境摒棄的或不斷受到環境威脅的潛質的披露……

詩歌經不起失去它從根本上自我愉悅的創造力、它在語言過程中的歡樂以及它表現世間萬物的歡樂。

用葉芝的話來說，意志不可篡奪想象力的工作。

儘管這有點老生常談，但仍有必要在20世紀末由政治上得到認可的主題、後殖民反彈和種種“打破沉默”的寫作構成的脈絡中重複這點。在這些環境下，詩歌被催促去表達迄今在種族、社會、性別和政治生活中一直未得到反映的很多事情，是可以理解的。這表明詩歌作為第一個意義上的糾正方式──作為揭露和糾正不公的媒介──的力量正不斷受到感召。但是詩人在釋放這個功能的同時，會有輕視另一項迫切性之虞，這項迫切性就是把詩歌糾正為詩歌，把它視為它自身的範疇，通過明確的語言手段來建立權威和施加壓力……

03 “詩誘發一種絶對有益的轉嚮能力。”

在《牛津英語詞典》中，作名詞的“redress”（糾正）有四個詞條，而我先要談到它提供的第一義：“推翻、平反或補償一種持久的錯誤或因這一錯誤而造成的損失。”至於作動詞的“糾正”，該詞典列出了十五個獨立的詞條，每條都再分為兩三項，並且幾乎所有用法都被列為廢棄。我也把這些已廢棄的意義的第一條列入考慮，該詞典的解釋是：“使（某人、某物）再次挺立起來；再次站到一個挺立的位置。再挺立起來，恢復，重建。”

但是在追尋這個詞那些更加嚴肅的引申意義時，在考慮詩歌為文化調整和政治調整方案的規劃者們提供可能的服務時，或在重申詩歌在語言的普遍流變和收縮範圍內作為一種挺立、抵抗和自我支撐的實體時，我並不想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以為詩歌的力量必須永遠以熱誠的、在道德上預先考慮的方式得到行使。

相反，我要宣稱相信詩歌的驚奇及其可靠性；我要頌揚它那特定的、無法預知的存在，它進入我們的視野和賦予我們的物質生命和理智生命以活力的方式，這方式恰似那些投射在玻璃墻或玻璃窗的透明表面的鳥兒的形狀，必須立即進入真實鳥兒的飛行視野並改變其飛行方向。那些形狀在一閃之間記錄並傳達它們確切無誤的存在，使鳥兒得以本能地改變方向飛走。這些活生生的動物的影像已在這些動物自己身上誘發了一種絶對有益的轉嚮能力。

而這種天生的、迅疾的轉嚮也是詩歌所誘發的東西，它使我想起我打算用來結束這次講座的另一個（已廢棄的）“糾正”的意思，這個意思見於動詞第4條，分條（b）：“狩獵。把（獵狗或鹿）帶回到適當的路綫。”在這個“糾正”中沒有任何倫理承擔的暗示，更多是為內在容量的脫離尋找一條路綫，在那裏，某種未受阻礙然而又是受指引的東西可以迅猛地發揮它充分的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