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 | 我们如何得体地描述生活世界？——早期海德格尔与意向性问题
孙周兴 安斯本文化 2019-04-20
一
“现象学的基本态度惟有作为生命本身的生活态度方能达到”。[2]这是海德格尔在著名的1919年战时补救学期讲座《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中道出的一个基本主张。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讲座标志着海德格尔原创思想的真正起点，从此以后，海德格尔走上了自己独特的现象学思想道路。“现象学的基本态度”被海德格尔引向“生命本身”及其意向体验，这是现象学导师胡塞尔所始料不及的。
海德格尔稍后在总结现象学哲学的“三大成就”时指出，他正是借助于“意向性”这一思想成果才赢获了真正的“实事域”（Sachfeld）。然而，同样在“意向性”课题即所谓“实事域”上，此时的海德格尔已经与胡塞尔产生了严重分歧。在胡塞尔看来，尽管并非一切意识活动都是客体化的（指向对象的）活动，但客体化仍然是一切意识活动的基础。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的意向意识分析看作唯智主义的、客观化的、理论化的，相反，他对自己提出了朝向生命体验的非理论的哲思要求。在上述讲座课堂上，海德格尔对“现象学原则”（胡塞尔所谓“一切原则中的原则”）作了重解：“现象学态度的原则中的原则乃是：对于一切在直观中原本地给予的东西，要如其给出的那样去接受。这一点不能为任何一种理论本身所改变，因为这个原则中的原则本身不再是理论性的东西；其中表达出现象学的基本态度和生活态度：对生命的体验同感（Sympathie）！这乃是原始意向（Urintention）。”（同上，第16页）
这里明显透露出海德格尔的一种反理论的、非理论化的主张。不过，海德格尔同时也看到了非理论化（非对象化）的哲思的艰难，他设问：难道现象学的直观不也是一种对某个东西的行为吗？如何可能避免原本被给予之物的对象化呢？现象学的直观如何可能不是“理论的”呢？海德格尔把这种艰难表述为“原本被给予之物与直观考察的相互撕裂状态”。与此一体地，自然还有表达方面的基本困难，也就是说：描述、语言表述可能成为一种理论化的侵害。个中原因如一般所见（也如胡塞尔所见），“含义（Bedeutung）的本质中包含着对象性地意指某物，含义之充实的本质中就包含着把一个对象当作对象；进一步，词语含义的普遍性势必是总体化（Generalisierung），因而势必是理论化”。（同上，第16页）简而言之，词语含义总是对象性地意指某物，因而总是对象化的、理论化的。谁受得了一无所指的话语空洞呢？而在我们这个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里，尼采早就揭批过的乐观主义的科学精神更加强化了理论－对象性思维和言说的独尊地位。
在这方面，海德格尔自始就是一个逆流而动的“反动者”，因为海德格尔的思想用心正在于追问：如何可能非理论地思考和描述生命体验和周围生活世界？更进一步的、也许更关键的问题是：一种非理论的描述是如何可能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正是早期海德格尔所谓“形式显示的现象学”的根本课题。
二
我们如何以非理论的方式、以现象学的方式来思考和描述周围世界？我们先来看海德格尔在1919年战时补救学期讲座中所分析的“周围世界体验”。因为这种体验分析是以讲台为例子进行的，所以在课堂上，海德格尔又径直把它称为“讲台体验”。这里的问题似乎十分简单：我们如何来观看一个“讲台”？
面对这个讲台，通常采纳的态度是：我们总是以为自己先看到了一些平面，然后是箱子，然后是桌子，然后是学院里的桌子，然后才是讲台。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看法”：从直接感知（感觉印象材料）出发，逐步综合（抽象），最后才把握到这个在大学课堂里的讲台。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典型的“理论化”态度，或者说是知识的态度，它现在已“深入人心”，浸淫于我们的日常姿态中，成了我们的“自然态度”。海德格尔却指出：所有这一切都不外乎是糟糕的解释，是“对体验中的纯粹观审的歪曲”，我们的“观看”哪有如此曲折和笨拙！“我是几乎一下子就看见了这个讲台；我不只是孤立地看到它，我看到这个桌子，它对我来说放到太高了。我看到上面放着一本书，直接对我造成妨碍（是一本书，而绝不是一些堆叠起来的散页，上面撒上了黑色的污点），我在一种定向、光线中，在一个背景中看到这个讲台”。[3]
海德格尔这里的思想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大有干系。早期弗莱堡讲座时期的海德格尔固然已经开始与胡塞尔分道扬镳，但他仍然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在“讲台体验”中，海德格尔以自己的方式实践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在胡塞尔看来，意识的基本特征在于意指对象意义，但在意向体验中被意指的对象从来不是完全孤立地和不确定地被经验的，而是作为处于联系中的东西，作为某个在环境中、并且出自环境的东西而被经验到的。每一个现时的“我思”（cogito）都具有其“视域”（晕、背景、感知域）。[4]每一种经验都具有视域结构，每一种意识都是一种视域意识。这种视域意识乃是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他的感知分析的一个重要发现。对象从来不是孤立地向我们显现出来的，不如说，它们是在其意义中相互指引的；也就是说，它们总是在某个意义指引的“网络”中，在某个“视域”（Horizont，或译为“境域”、“地平线”）中与我们照面的。毫无疑问，视域是多样化的，每一个视域本身又总是指引着其他的视域，诸视域通过它们之间的指引构成一个视域性的总体联系，即作为“普遍视域”的“世界”（Welt）。[5]
海德格尔的“周围世界分析”对胡塞尔关于视域意识的思想作了推进。与胡塞尔一样，海德格尔在也强调“目光转变”的重要性。但如果说胡塞尔所谓“目光转变”是从自然的思想态度到现象学哲学的思想态度的转变，或者说是从自然态度到理论（科学）态度的转变，那么，对海德格尔来说，重要的就是从理论（科学）的态度向前理论的思想态度的转变了。如果说胡塞尔是从意识行为的意义奠基作用出发的，那么，海德格尔则是要寻求一种避免理论化的方式，力图从同一根源出发来解释经验者和被经验者，因而是从存在学上来理解周围世界体验的。海德格尔认为，在直接经验中并没有区分主体与客体——在一种理论把握中才产生这种区分。在直接经验中，人们看到自己并没有与现象相对而立，就像在认识论中通过主体和客体概念所描述的那样。甚至，经验者在体验中并没有感到自己是“自我”本身，“在直接观看之际我并没有发现一个诸如‘我’之类的东西，而只有一种‘关于某物的体验’，一种‘向着某物的经历’”。[6]相应地，海德格尔在此形成了不免玄怪的“世界化”一说：“在一个周围世界中生活，对我来说处处时时都是有意义的，一切都是世界性的，世界世界化……”[7]实际上这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意向意识的视域结构的深化，胡塞尔的“视域”在海德格尔这里成了自行发生的富有意义的“世界”。
三
我们如何得体地思考和描述周围世界？在1923年弗莱堡讲座《存在学（实际性的解释学）》中，海德格尔也端出了对日常世界的两种描述方式的比较，一种是所谓“对日常世界的不当描述”，另一种是“根据栖留着的交道对日常世界的描述”，实即一种现象学的描述。海德格尔举出的例子是我们最熟悉的、最纯粹的日常状态：日常在家的逗留。
对于房间里的这张桌子，我们如何来描述才算得当呢？我们会说：这张桌子是空间中的一件物，这件物具有一定的重量、颜色、高度、形状、表面特性；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照明和距离中来看，这件对象显示为不同的现象。这件物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个“物质性的空间事物”。这样一种描述并没有错误，但却是不当的，或者更应该说是不够的，因为它是以一种纯粹理论的非日常经验的考察方向为基础的。实际上，这张桌子首先并不是作为空间事物与我们照面的，而是作为写字台、餐桌、缝纫桌等等与我们照面的。以海德格尔的说法：“在这个房间里有这张桌子（而不是与其他房间和房子里的其他许多桌子并存的‘一张’桌子），人们坐在那里，为了书写、用餐、缝纫，为了游戏。举例说，在一次访问中，我们立即就能看出：这是一张写字台、餐桌、缝纫桌；它首先就是这样凭自身与我们照面的。这种‘为了什么’（zu etwas）的特征并不是基于一种与它物的比较关系而加给桌子的。桌子站立在房间里，这就意味着：它在这样那样得到刻划的用途中发挥这种作用……”[8]
海德格尔的这些分析完全直接地关涉于实践，关涉于与实事的交道活动。显然海德格尔这时已经达到一种洞识：只有从对事物的使用中事物才能获得本质性的存在特征。不过，我们不能仅仅认为海德格尔在此达到了某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光这样理解还是不够的，可能低估了海德格尔哲思的真正意义。海德格尔关心的是：人的生活世界是如何通过人的交道活动中呈现出来的。“这里一本书是某某送的；是这个那个装订工人把这本书装订起来的；这本书不久还得带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一直缠不清楚；这里是一件不必要的购置，是一次失算；这是我还得读的书；这个藏书室没有张三的好，比李四的要好多了；这件物事不至于让人们开心；这是他人就这种装饰所讲的话，诸如此类。这些就是照面特征。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它们如何构成世界之此在”（同上）。这种“世界的遭遇特征”（Begegnischaraktere），海德格尔也称之为“意蕴”（Bedeutsamkeit）。在“指引联系”中才出现确定的意义，这些意义是通过我们的“使用”“开启”出来。人的实践在日常的人的世界中始终是构成意义的。“这是什么”的问题是在“这为何而用？人拿它做什么？这是为谁的？谁做了这个？”等问题中得到解说的。人的此在在行动中开启自身以及世界。
世界首先是作为实践、作为活动联系而呈现出来的。世界并不是作为一个客体与主体相对待的，而毋宁说，是身体力行的劳作构建“世界”。这个思想当然不算新鲜了，可以回溯到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后者在欧洲思想史上第一个表达了“人创造历史”的观念；而十九世纪中期的马克思进一步推进这个思想，提出了“人生产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条件”这个命题。现在，海德格尔对之作了现象学和实存哲学意义上的重述。
四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意向性学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两者之间差不多形成了一种对立的态势。胡塞尔的意向意识的视域结构仍具有对象化（客观化）的性质；而在海德格尔这里则成了意义发生和生成的世界境域。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仍具有理论化的科学（知识）定向，客观化行为在其中具有优先地位；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前理论的生命体验成为“原始意向”。胡塞尔已经发现了意向意识与意向对象的“先天相关性”，这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现象的“关联意义”，但他进一步认为，“关联意义”必须在落实到“实行意义”，必须在“实行意义”范围内得到阐明。从视域到世界，从理论化到生命体验、从关联意义到实行意义，这在我看来就是早期海德格尔在意向性问题上的推进。
在早期弗莱堡讲座时期，海德格尔把自己的哲思叫做“关于形式因素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所谋求的当然不是胡塞尔式的“形式存在学”。他所谓的“形式因素”是“某种合乎关联的东西”，“形式因素的起源在于关联意义”。[9]这个想法仍旧是胡塞尔式的。不过，海德格尔进一步引出的“实行意义”却是超出胡塞尔的重要之举。现象学的任务是要阐明由“内容意义”、“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三个“意义方向”构成的“意义整体”。在此三分中，传统哲学是以“内容”为指向的，胡塞尔的现象学虽然已经开掘到了“形式因素”层面，但仍然指定了“一种理论化的关联意义”，从而也是片面地以“内容”为指向的，掩盖了“实行因素”。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则是以“实行意义”为引线的，意在以一种非理论的、现象学的方式思考和言说动态的、不确定的个体生命此在和生活世界。我甚至认为，直到《存在与时间》（1927年），海德格尔真正有效的思想努力都在于此，都在于对个体性实存（生命）体验及其周围世界的现象学的思与言。海德格尔由此接续和推进了欧洲实存哲学（实存主义，旧译“存在主义”）的思想传统，终使实存哲学从非主流地位提升为一种主流哲学形态。
-------------------------------------------------------------------------------
[1] 本文是孙周兴教授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意向性：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研讨会（2005年12月19－22日）而作。
[2] 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孙周兴编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3] 海德格尔：《论哲学之规定》，《全集》第56/57卷，第70－71页。参看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与他的时代》，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1－132页。
[4] 胡塞尔：《观念》第一册，《全集》第三卷，第57－58页。参看倪梁康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第215页。
[5] 参看黑尔德：“海德格尔走向‘实事本身’之路”，载《世界现象学》，孙周兴编，2000年，第115页以下。
[6] 海德格尔：《论哲学之规定》，《全集》第56/57卷，第68页。
[7] 海德格尔：《论哲学之规定》，《全集》第56/57卷，第72－73页。
[8] 海德格尔：《存在学（实际性的解释学）》，《全集》第63卷，第90－91页。
[9] 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孙周兴编译，第73页、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