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世界海德格爾研究終於有了比較完備的文獻積纍——訪《海德格爾文集》（30捲）主編孫周興教授

Original 陳菁霞 安斯本文化 2018-07-15

註：本篇轉載自《中華讀書報》2018年7月11日07版，作者陳菁霞
 

“經過老前輩幾十年的努力，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水平已經很高了，全世界橫嚮來比，除了原來老牌國傢之外，中國是處於前列的。隨着這些哲學大傢著作全集的出版，一定會把研究推嚮深入。如果有更多全集出版，將會使我們對西方文化、西方哲學的研究嚮前跨兩大步”。

在近期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同濟大學哲學係、商務印書館共同舉辦的《海德格爾文集》（30捲）發佈會上，人大教授馮俊高屋建瓴地對這套文集給出了自己的評價。六月的北京，雖然已經進入炎熱的夏季，但這並不影響來自全國的德國哲學領域的學者齊聚在人大，慶賀《海德格爾文集》（30捲）的面世。其中，自然少不了文集的兩位主編，同濟大學孫周興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王慶節教授。

孫周興喜歡帶鴨舌帽，說話一貫的風趣幽默。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手快”的孫周興翻譯出版了《海德格爾選集》，一度成為中文世界最基本的海德格爾讀物。這次推出30捲本《海德格爾文集》，用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陳小文的話來說，“周興在《海德格爾文集》方面功德無量，大傢有目共睹。他能翻譯這麽多這麽難的東西，親自跑版權，還自得其樂，不容易”。
 

 30捲《海德格爾文》提前完工

中華讀書報：這次30捲《海德格爾文集》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隨後還有計劃中的10捲，請您介紹介紹相關情況。文集的出版，被認為是“使中文學界的海德格爾研究從整體上踏上一個全新的臺階”。您如何看待這一評價？

孫周興：《海德格爾文集》是我承擔的國傢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本來應該是在2017年底結項的，但我記錯了時間，所以在2016年底就完成了，算是提前完工，出版又拖了一年半，至今年5月底終於全部出齊了。當時在課題規劃時，我設想30捲已經差不多了，可以包括海德格爾的基本著作。30捲的選目請國內外的同行論證過，簡單說來就是：海德格爾生前出版物，即德文版《海德格爾全集》的第1-16捲；加上講課稿和未出版物中的14捲（講課稿中也有少數幾本是生前出版的）。唯一遺憾的是，我們這次未能把《物的追問》收進來，這本書是生前出版的講稿，這次因版權問題，我們未能如期出版。這也促使我考慮把《海德格爾文集》擴成40捲。餘下10捲的選目已定，但翻譯和出版會比較緩慢。好在現在一些年輕學者已經成長起來，他們會參與譯事。

你提到的這個“評價”，我原則上是同意的，因為學術翻譯是研究的基礎。一個外國哲學的研究者如果不能把哲學原著翻譯成自己的母語，我們怎麽能相信他做出來的研究成果？有人說現在懂外語的學者多了，所以不必翻譯了。這個說法我是反對的。畢竟我們是要用漢語做外國哲學研究，我們的研究和寫作語境是由以前和同時代學者的翻譯和寫作構成的。我經常看到的情形是，有人在寫作時分明在使用既有的中文譯本，但標註時卻衹標出外文原版，以顯示自己是精通外文的。這是很輕浮的學風，甚至是學風不端的一種，不說也罷。關鍵還在於，學術翻譯不光是學術研究的基礎，而且更應該說，學術翻譯本身就是研究。如果譯者沒有對海德格爾哲學做過一定深度的研究，他當然不可能做出高質量的譯本。如果海德格爾的基本著作都沒有變成漢語，我們如何可能期待中文世界有高水平的海德格爾研究？

目前出版的中文版《海德格爾文集》30捲，字數已經超過1000萬，工作量是巨大的。30捲中，有14捲此前已經有中譯本，我們在收入《文集》時做了程度不等的審查、修訂和初譯工作；其他16捲則是新譯出的。所以有半數以上是新譯的。海德格爾生前出版物共16捲，此前也衹有9種有中譯本，這次新譯了7種。我願意相信，有了30捲的《海德格爾文集》，中文世界的海德格爾研究終於有了一個比較完備的文獻積纍，從而有了一個比較堅實的討論基礎。

中華讀書報：1997年苗力田先生主編的《亞裏士多德全集》出版，成為國內翻譯出版的首部西方哲學家著作全集。這些年陸陸續續有其他西方哲學家的全集在中文學界推出。請您詳細談談這一情形。

孫周興：中文版西方大哲學家文集和全集，據我所知已有不少，先有已故苗力田先生主編的《亞裏士多德全集》，後有李秋零教授主編的《康德著作全集》、王曉朝教授翻譯的《柏拉圖全集》、塗紀亮教授主編的《維特根斯坦全集》、劉小楓教授主編的《尼采註疏集》、劉放桐教授主編的《杜威全集》等，加上我們這套《海德格爾文集》，已經有一些規模了，也許還有別的。正在推進的也有不少，如倪梁康教授的《鬍塞爾全集》，我主編的《尼采著作全集》等，已經陸續出版了5捲。《黑格爾全集》據說有兩套譯者班子分別在做，所以反而慢了。

譯名統一是個棘手問題

中華讀書報：文集研討會上，很多人提到譯名統一問題，這是否也給海德格爾著作翻譯中帶來了睏擾？30捲文集中是如何處理這一問題的？有較為妥善的解决方法嗎？

孫周興：譯名統一確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王慶節教授曾在香港中文大學組織過一次學術會議，專門討論海德格爾哲學的翻譯問題。當時我就提出《文集》譯名是否要統一的問題，結果很少有人贊同，衹好作罷。記得當時張祥竜教授就說：不如給理解和解釋留下更大的空間，雲雲。確實，我也知道，海德格爾哲學不是傳統哲學，尤其是他後期的思想更是十分另類，新創了許多稀奇古怪、語義豐富、義理玄奧的詞語，我們在翻譯時很難找到完全對應的中文譯詞。比如海德格爾的Ereignis（我自己以前把它譯為“大道”，後來把它改譯為“本有”），目前在漢語學界大概有20個左右的不同譯名，簡直是亂了套。這種情況當然是令人不爽的，但也無可奈何，因為像Ereignis這樣的思想詞語，本身就不衹有一種含義。也許隨着翻譯和研究的推進，譯名方面的分歧和混亂會減少。

我在“中文版編者前言”中寫道：“由於是多人參與的多捲本（30捲）譯事，又由於衆所周知的海德格爾語文表達方面的奇異性，中文版《海德格爾文集》在譯文風格上是難求統一的，甚至在基本詞語的譯名方面也不可能強行規範劃一。這是令人遺憾的，不過也可能為進一步的義理辨析和討論留下空間。我們唯希望能夠盡量做到體例方面的統一，以便至少讓人有一套書的整體感。”

需要補充的是，中文版《海德格爾文集》雖然未能達成基本詞語譯名的統一，但也僅限於少數幾個譯名，例如Sein（Being），多數譯本作“存在”，也有個別譯者把它譯為“是”；又如Existenz，有的譯為“實存”，有的譯為“生存”。現在回頭看，這樣的基本詞語不在多數。我們也要求相關譯者在譯文或譯後記中做出必要的說明。

西方哲學家的翻譯研究，我們有許多課要補   

中華讀書報：您曾經說過，“中國的海德格爾翻譯在亞洲處於第三位，日本是老大，韓國是第二，我們大概可以排在老三，可能其他哲學家的翻譯和研究也是這樣”。據您所知，當前世界範圍內對於海德格爾乃至康德、黑格爾等人的研究處於什麽樣的水平？中國的優勢及劣勢是什麽？

孫周興：我這話說得挺隨意的，但大致情形確實是這樣。衆所周知，與日本相比較，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相對滯後，再加上改革開放前，外國哲學（尤其是現代外國哲學）的譯介和研究很少，所以我們耽誤了許多時間。1987年，《存在與時間》中譯本問世，在學術界影響極大。1990年代中期，我翻譯的《在通嚮語言的途中》《林中路》和《路標》等在中國臺灣出版，之後在中國大陸出版；1996年，我主編的《海德格爾選集》（兩捲本）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被評為年度“十大好書”。到這時候，中文世界纔有了最基本的海德格爾讀物。之後參與海德格爾翻譯和研究的青年學者越來越多，我們終於可以編《海德格爾文集》30捲了。

但德文版的《海德格爾全集》有102捲，已經出版了九十幾捲。目前世界上與德文版幾乎同步在出版全集的，至少有四五種語言，其中就有日語。日本的海德格爾翻譯和研究一直居於世界前列，在海德格爾生前，就有許多日本學者前往德國跟海氏學習或者與海氏交流，當年日本人甚至邀請過海氏前往日本從教。《存在與時間》有好幾個日語譯本。據我估計，我們要趕上日本的翻譯和研究水平，恐怕還得二三十年。

至於韓國，我瞭解得不多，衹記得2000年我在德國時，曾在海德格爾的弟子比梅爾（Biemel）傢裏看到過海德格爾《邏輯學——關於真理的追問》（《全集》第21捲）的韓語譯本，當時我就吃了一驚，沒想到韓國的海德格爾翻譯已經進展到這一步了。

再舉一例。康德同時代的天才哲學家哈曼，在我國迄今衹有一本《紀念蘇格拉底——哈曼文選》，關於哈曼的研究工作實在還談不上；在日本卻早就開始了哈曼著作的翻譯和研究，而且竟然有“哈曼研究協會”。所以我們真的有許多課要補。1980年代以來，我們已經彌補了不少，上面列出的全集或文集的翻譯工作就是明證。我想，衹有在外國哲學的基本著作變成了漢語時，漢語的外國哲學研究才能真正上路。

說到優勢與劣勢，我衹想指出：我們的根本優勢在於漢語，在吸收外來文明要素方面，漢語真的很強大；劣勢則在於起點較晚，而且當今學者心思浮躁，經常好高騖遠，不願意做基礎性的學術工作。

中華讀書報：哲學界近年有個說法是現象學中心南移，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另外，據瞭解，現象學研究在德國及北美都已風光不再，但是在東亞、在中國卻有相當重要的力量。作為中國現象學專業委員會學術委員，您認為個中原因是什麽？

孫周興：我也聽說過這個說法，但沒把它當回事。主要起因可能是，北京大學現象學研究中心本來很強，有張祥竜、靳希平、杜小真等教授，但他們前幾年都退休了。相比之下，南方就要熱鬧多了，倪梁康教授十幾年前從南京大學調到中山大學，成立了現象學研究所，搞得風生水起的，尤其是聚集了一些年輕學者；我們同濟大學也有好幾個年輕學者做現象學的，他們也成立了一個現象學中心；南方別的一些地方也成立了一些現象學機構，一些年輕人還搞了一個“青年現象學論壇”，等等，聽起來確實是蠻熱的，所以纔有現象學中心南移的說法。但其實無論南方還是北方，東部還是西部，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都有一些學者在做現象學研究。

在德國和北美，現象學研究確實已經遠不如從前了。不過，我願意指出的是，現象學不是一個學派，而是一種思想方法和一種可能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現象學的推進工作主要是在法國，而且是在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裏得到了具體的實現和展開，形成了比如藝術現象學、建築現象學、道德現象學、教育現象學、政治現象學等樣式。

最近幾十年來，現象學在中國哲學界一直都是熱點，我記得1994年中國現象學專業委員會成立之時，成員衹有二三十個，但後來開年會，參會人數越來越多，現在經常超百人了。原因很復雜，但主要原因肯定在於，現象學的思想和表達方式比較容易為中國學者和讀者所接受。

中華讀書報：海德格爾非常重視中國哲學，為了領會中國哲學的精髓，他曾與中國學者共同翻譯老子的《道德經》。他的著作多次引用中國哲學家的觀點，他傢的墻上甚至挂着寫着老子格言的對聯。海德格爾哲學與中國哲學思想有很多相通之處，他的哲學對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當代思想和人文科學産生了持續而重要的影響。在對海氏思想的接受過程中，您認為應註意哪些問題？

孫周興：海德格爾與中國思想傳統，是一個被討論得很多的課題。海德格爾曾與中國學者蕭師毅合作翻譯《道德經》，但衹譯了十幾章，沒有完成。海德格爾主張把老子的“道”譯成德語的“道路”（Weg），並且把自己的Ereignis（我譯為“本有”）與希臘的“邏各斯”和中國的“道”並舉。有關情況在此不能展開討論。我衹想強調一點：由鬍塞爾開啓、海德格爾推進的現象學，努力剋服歐洲形而上學的“超越性思維”（形式思維和神性思維）而轉嚮“關聯性思維”，從而表現出親近於中國思想傳統的傾嚮。這一點應該是可以確認的，而且意義重大。但另一方面，我們不應以“我們古已有之”的心態來看待此事，更不應由此得出“河東河西”式的民族主義結論，以為西方文化不行了，現在要靠中國文化來救世界了。在當代世界文化的討論中，我們應該采取一種後種族中心主義的立場。

 學術上，熊偉先生對我影響很大

中華讀書報：您是怎樣走入海德格爾研究這一學術領域的？熊偉教授上世紀1930年代曾赴德國弗萊堡大學學習，師從海德格爾，是最早嚮中國介紹海德格爾思想的人。作為弟子，熊偉先生對您的學術研究影響有哪些？

孫周興：我原本不是學哲學的，本科畢業於浙江大學地質學係。

1980年代中期，我在山東科技大學地質係工作，讀到熊偉先生翻譯的幾篇海德格爾文章，便被吸引住了，纔决定報考哲學專業研究生。當時就跟在北京大學工作的熊偉先生有了書信往來，而且回浙江大學讀碩士研究生以後，也去北京拜訪熊偉先生，也聽過他的課。我並不是熊偉先生的正式弟子，不過因為熊先生視我為他的學生，加上後來跟熊先生的幾個弟子，如陳嘉映、王慶節、陳小文等，成了好朋友，所以也混了個“熊氏弟子”的名頭。

特別有意思的是，2002年我從浙江大學調入同濟大學工作，恢復了同濟哲學係和人文學院，相繼擔任係主任和院長，當時一查，我的前任竟然是熊偉先生——熊先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同濟大學文學院的院長兼哲學係主任！

熊偉先生對我的影響很大。我現在經常開一門《德國哲學原著選讀》的課，采取的是熊偉先生當年講課的方式，一句句帶學生讀德語原著。還有，熊偉先生是一位有詩情的哲學家，所思和作文都是比較詩意和比較高超的，他做的海德格爾翻譯也是，這一點對我同樣是有深度影響的。

中華讀書報：您在德國時為爭取《海德格爾文集》的中文版權做了很多工作，希望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其實《海德格爾文集》早年是計劃在香港出版，但最終卻花落商務，這其中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孫周興：海德格爾的翻譯版權問題很復雜，涉及多傢德國出版社，主要是在剋勞斯特曼出版社。為了完成國傢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即30捲中文版《海德格爾文集》，我不得不去做德方的工作，很艱難，但最後還是留下了一個尾巴。

中文版《海德格爾文集》的動議，最早是由王慶節教授提出來的，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學申報的一個項目，好像是計劃做10捲本，後來因為各方面的原因，推進不了，於是我們討論决定，改在大陸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纔有了眼下的30捲《文集》。

中華讀書報：另外，30捲文集中，您本人承擔了其中很多本的翻譯，的確堪稱“快手”。

孫周興：眼下的30捲中，我自己承擔了15捲的譯事（有幾種是合譯），其他15捲是由國內其他譯者完成的。我自己譯的15捲，總字數大概有五六百萬，聽起來蠻多的，但這是我多年以來的積纍。實際上，最近一些年來，我的主要工作已經轉嚮了尼采翻譯和研究，加上當代藝術理論和技術哲學研究，正在主編《尼采著作全集》和《未來藝術叢書》等。海德格爾仍舊在做一些，但已經不是主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