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与加拿大乡村
----读《乡土中国》之乡土本色
朱晓鸣 农学专家 作家 加拿大天鹅农场主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道：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
读本书最大收获在于更加透彻地了解我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基础。构成《乡土中国》14篇文章依次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涵盖家、国、天下的伦常。
乡土社会一章是全书的总论，它从“乡”与“土”的社会特征入手，谈乡村社区如何从家庭这样一颗颗种子长成中国基层社会的参天大树。“土”指的是土地、农业和安土重迁的意识，而“乡”指的是由群体所构成具体的时空坐落。乡土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论述，是余下内容的基础。
事实上，乡土社会的非流动性所反映的客观现实是农民的农耕生计模式，以及与这一模式相联系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形态。依赖土地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难以摆脱土地空间的束缚，只能世代定居，一代代繁衍很少有变动。中国社会本色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和泥土分不开。“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虽然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土中国》的某些概念看似不适于现代社会，实则不然，中国的文化内核还是没有改变，只是时空发生了转移。
学习《乡土中国》解读之乡土本色，对照加拿大乡村，归纳出如下不同：
1、 中国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而加拿大农民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称谓：家庭农场主。加拿大田野望去，一片郁郁葱葱的方块就是一个农庄，农场主一家居住其中，周围是他们拥有的农地，很少有屋沿相接的邻舍。就是在温哥华、多伦多郊区种植果、蔬的农场，也都是这种家庭农庄模式，只是地块缩小许多。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他们保持了以自己家庭为中心，独来独往的精神。 这里的所谓村落，更多是为周边的农场主提供社会服务之功能，如学校、邮局、银行、餐馆、旅馆等，国家给与村落更多是作为基础社区之基石。
而加拿大农场主则同时间来自于世界各地，加拿大联邦政府推行1872年颁布的《自治领土地法案》。在几乎等同于免费的自由宅地政策强烈吸引下，从1895—1914年间，加拿大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约有250万人涌入，其中约有82万人定居草原三省。要耕种这么广阔的土地，农户迫切需要配套服务，政府又逐步做到农田道路规划，基础设施及农业机械配套的规范和完善。加拿大几十万个家庭农场便由此应运而生，开始在这块寒冷又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加拿大乡村从产生之日起就是“陌生人”的社会。
1、 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
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喝。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中国农民身上的那种土里土气，实质是接地气，他们两只脚踩踏在这片土壤上，落下了人世间最坚实，最有力量的脚印。这就是所谓的烟火气，了解中国社会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而加拿大建国历史短，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成熟的家庭农场制度。现在加拿大农业已是发达的现代农业,家庭农场仍然是农业经济的主体和基本支撑力量,推动着加拿大农业经济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农地保护计划”是保护优质农地免于其他用途的开发。“公共牧场计划”是农场复垦管理局在大草原地区实施的最大计划之一，也是实施期限最长的土壤保持项目。自1937年开始实施以来，已有14.5万公顷的劣质地改造成了草地。整体来说，过去几十年来，草原牧场开垦比率稳步下降，数量可观过度地带的耕地已经永久性地退耕、还林还草。普遍认为，在大草原地区实施最佳土壤保持和河岸地管理措施，是保护人畜、野生动物和灌溉水源的最基本措施。大部分加拿大的农民和小乡镇、社区，都认识到良好环境管理的必要性。
在加拿大，农场被理解为家庭经营的企业或公司，并且大多数是专业化的企业。家庭农场是加拿大农业主体和有活力的细胞。支撑家庭农场经营的是遵守国家法律与法规，没有人情可言。其实，加拿大乡村等同于生产粮食的大连锁企业，一个个家庭农场就是生产车间。他们也热爱自己拥有的土地，但没有中国农民以土为命的依赖，更没有中国村落乡土伦理体系。
三、中国乡土社会已不适于现代社会，“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
乡土社会是熟人与熟人的社会，土就是扎根了的生长。于是这里的信用也是世代养成来的，是一种习惯和规矩，不受法律约束而形成。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与陌生人的聚合。是要靠契约来达成约定。
中国乡土社会适用的一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在现代社会不适用且负向，因此“土”演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在社会的急速变迁中，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在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无法用乡土社会习俗来应付。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
现代人说乡下人土气，虽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举例：我们华人移民来到海外，最常见的生活习惯是把房前屋后的花园改成菜地。在我们习惯意识里，土地用来种菜实用，种花太可惜了。在中国至今，提到农民恐怕仍属于社会阶层最底部也是最大社会群体，跳出“农门”也成了每位农民家长对孩子的最大期望。
加拿大农民则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农民概念，等同于农业企业主，是有资产一族。加拿大家庭农场不像中国的个体农户，是依据法律规定设立并进行企业登记，按规范企业进行运作，实际上就是一个农业公司。农场主与供应商、加工商、运输商、零售商之间的关系完全按市场规则来规范。家庭农场主要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不仅是农业生产的能手，而且要思想意识超前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熟悉有关的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了解国内外市场动向。
最重要是做农场主，首先要购买一定数量的土地，还要拥有农业机械耕种，需要不小的资产投入。政府每年给与农场各种优惠扶持政策，只要踏实肯干每年可以获得稳定收入，加拿大的农场主比中上城市居民富裕也是不争的事实。现代加拿大乡村也存在大批小农场主流失现象，和走入城市的农民后代不愿意回到乡村继承祖业，但与中国农村和乡村的消失似乎不大一样， 都市生活方式和职业爱好占主要原因。
“愿我这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
这是费老在书里的最后一句话，在读《乡土中国》过程中，时时能感受到费老对中国大地、对乡土社会的深沉、厚重而细腻的情感，字里行间尽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种种现象细腻周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