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茨基說：波蘭於我是如此珍貴

雨花 飛地Enclave 1 week ago

“……對布羅茨基來說，一種語言的使用總是與押韻聯繫在一起：押韻是語言的心跳。語言是有生命的東西，帶着節奏和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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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茨基與波蘭

伊雷娜·格魯津斯卡·格羅斯 / 文   

李以亮 / 譯

現在很難回想起當時那種與外部世界的隔絶，那是布羅茨基的童年和青年時期那個蘇聯的特徵。十五歲輟學後，他經常遠行，在西伯利亞和中亞從事地質探險工作。後來，他經常去莫斯科和立陶宛拜訪朋友，還去高加索度假。今天，這些獨立的國傢，在當時都是蘇聯的構成省份。在境內的旅行也並不那麽容易。卡車上用大寫字母寫着旅程的起點和終點，集體農莊的社員被捆在他們的土地上。但是布羅茨基並沒有抱怨；對他來說，跨越內部的邊界並不算睏難。真正讓他感到麻煩的邊界，是以布格河為界的蘇波邊境，因為在它的背後就是“西方”了。布羅茨基並不是俄羅斯的一個典型代表；事實上，在他身上沒有什麽談得上是“典型的”。就像他在《我坐在窗前》一詩中略帶反諷地寫道：“我的歌走了調，我的聲音也沙啞，但至少尚無合唱能恢復先前的它。”雖然如此，他與波蘭的關係卻是波蘭與俄羅斯之間一段相互影響的政治和文化歷史的一部分。20世紀俄羅斯的其他大詩人也感到了深入瞭解不同文化的必要：鮑裏斯·帕斯捷爾納剋着迷於格魯吉亞，奧西普·曼德爾斯塔姆着迷於亞美尼亞。布羅茨基那一代人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也嚮波蘭伸出了探尋之手。在那一代人成長的時期，意識形態正在無形中慢慢地流失。雖然波蘭是一個獨立的國傢，不屬於蘇维埃的加盟共和國，但當時它卻牢牢地“位於”蘇维埃聯盟之內；甚至有一首順口溜說：“小雞不是小鳥，波蘭不是外國。”與蘇聯相比，波蘭在文化、藝術和智識上，比任何一個“集團”內部的國傢都要更為開放——嚮着西方。俄羅斯知識界和他們的波蘭朋友也的確盡其可能地利用了這種開放。為了觸及曼德爾斯塔姆（布羅茨基緊隨其後）所說的“世界文化”，俄國人不得不采取間接路綫。不僅是俄國人：在二戰前後出生的整整一代知識分子也是這樣，他們來自蘇聯許多不同的加盟共和國。在20世紀60年代，托馬斯·溫茨洛瓦和他的許多朋友一樣，“閱讀的西方文學作品幾乎都是波蘭語版的：普魯斯特、卡夫卡、穆齊爾，甚至包括托馬斯·曼，因為這些書在（蘇维埃的）立陶宛沒有任何其他語言的版本。我們買書，有時在黑市上，有時在商店裏；在黑市上，我們甚至能夠買到貢布羅維奇或米沃什的書……我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些是初出茅廬的作傢，有些衹是知識人，為了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麽，他們很早就學會了波蘭語。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奇怪，但是，即使（波蘭的）《人民論壇報》也是有用的……更不用說《華沙生活報》《橫截面》，特別是《創作》月刊……對我和我的朋友們來說，這一切都始於1956年10月之後。”那時蘇聯的一些書店，對一些剛剛“去斯大林化”的波蘭出版物開始開放。

©Horace Pippin | Amish Letter Writer

儘管溫茨洛瓦和布羅茨基生活於蘇聯的不同地區，他們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纔互相認識，而出於地緣政治的需要，他們對於“世界文化”的探索所遵循的卻是同樣的道路——經過波蘭。布羅茨基的傳記作傢列夫·洛謝夫宣稱，詩人學習波蘭語是為了閱讀加繆和卡夫卡。“在那些日子裏，”布羅茨基在一次訪談中說，“大部分西方文學作品，以及有關西方文化事件的新聞在蘇聯是無法獲得的，而波蘭，甚至在那個時候，也是整個陣營中最幸福、最快樂的營壘。那裏的人能夠獲得更多的信息，他們出版各種各樣的雜志，一切都被翻譯成了波蘭語；天知道讀者出版社在印刷什麽好東西。我記得，當時我在閱讀馬爾科姆·勞裏的作品，讀一些普魯斯特的作品、福剋納的作品，還有喬伊斯，那是我第一次通過波蘭語讀到他。所以，這裏有一個很實際的原因：我們需要一扇通嚮歐洲的窗戶，而波蘭語正好提供了這樣一扇窗戶。”在另一次訪談中，他說：“被翻譯的東西非常少，我們從波蘭的期刊上，比如從《波蘭》《橫截面》，或者《大頭針》，瞭解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麽；我們都讀得非常認真。”與蘇聯所出版的行文謹慎的期刊相比，一些波蘭的期刊，尤其是《剖面》，行文輕鬆、語帶諷刺、非常詼諧，上面還滿是時尚的照片和關於西方藝術、文學和哲學的文章。《橫截面》以發表西方短篇小說的譯作而聞名，《創作》介紹西方文學，《對話》則發表一些新的外國戲劇。在一個“強調和維護自身的俄羅斯詩歌飲食”的氛圍中，蘇聯知識界的年輕成員感到，這些期刊從智識和藝術上都令人鼓舞，他們為其光芒所吸引。例如，高烏欽斯基的詩歌和他的短劇，以其超然態度和“荒誕主義”的歡樂帶給人的深刻的解放。對俄國知識分子來說，波蘭成了一個“文化勢利者”（彼得·法斯特語）追逐的目標，或者，一些人甚至成了“波蘭迷”（伊琳娜·阿德爾蓋姆語）。舉例來說，托馬斯·溫茨洛瓦和他的朋友們喜歡波蘭的東西，他們之間會嬉戲地說一點波蘭語；每當布羅茨基來到維爾紐斯，他非常喜歡采用那種有趣的說話方式。波蘭作傢安傑伊·德拉維奇說，當他在列寧格勒第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時——在1960年代初——布羅茨基“對波蘭簡直就是迷狂”，而且“他堅持認為波蘭就是他那一代人的詩學”。他對俄羅斯的依戀，以及後來對美國的依戀，都充滿了矛盾心理，而托馬斯·溫茨洛瓦認為，布羅茨基真正熱愛的衹是三個國傢：意大利、波蘭和立陶宛。溫茨洛瓦告訴我，他們那一代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非常欣賞波蘭對納粹的抵抗和浪漫的起義，布羅茨基早期的一些詩歌就證明了這一點。例如，在他1960年的詩《歌》中，提到了波蘭音樂的兩個主題：聖歌和關於卡西諾戰役的歌麯。納粹對波蘭的入侵也構成了《九月一日》（1967年）一詩的背景。

在波蘭邊境，德國人竪起鐵柵欄。他們轟鳴的坦剋，像指甲抹平一塊巧剋力錫紙一樣，碾平波蘭槍騎兵。

這些詩歌包含了二戰的畫面，與蘇聯電影、書籍和繪畫中不斷慶祝的畫面不同。也許這些畫面給布羅茨基提供了獨特的紀念戰爭破壞的方式，這些曾是他的童年，甚至青年時代的標志。

©Horace Pippin | The Ending of the War, Starting Home

波蘭之所以使這一代人發生興趣，部分源於其地緣政治的位置。布羅茨基喜歡說立陶宛是他在正確的方向上邁出的第一步——走嚮西方。而波蘭則是更進一步。溫茨洛瓦和布羅茨基提及的許多西方書籍，在俄羅斯衹能用波蘭語閱讀。詩人學習這種語言的程度，以及對於他們所渴求的文學作品（喬伊斯！普魯斯特！）的理解達到了何種程度，肯定是因人而異的（溫茨洛瓦可能是閱讀西方文學的波蘭語譯本的那些人裏最有成就的一個），但是，的確是通過波蘭語，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包括布羅茨基在列寧格勒的那些年輕友人，得以見識西方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並瞭解到存在主義和其他一些西方的“主義”。在波蘇關係中，波蘭成為俄羅斯通嚮西方文化的中介，算不上什麽新鮮事。可以說，一直是波蘭在為俄羅斯打開朝嚮西方的視野。通過那個“邊界”，西方的思想和語言得以進入。“（口頭和書面的）波蘭語（在17世紀）成為西歐語言（包括拉丁語）和俄語之間一個天然的語言調停者，”阿·弗·伊薩茨申科在其斯拉夫文學語言史的一章裏這樣寫道，“早期俄語大部分藉用自日耳曼語和羅曼語族，帶有明顯的波蘭語發音痕跡……直到19世紀，波蘭語一直是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中介語言……很長一段時間裏，在文學方面，波蘭也是享有盛名的典範。波蘭的韻律學在俄國被機械地模仿，那裏的格律詩（大多數出生在波蘭），使用的是斯拉夫教堂創作中的波蘭語做詩規則。這種模仿很快就被放棄了，因為波蘭語和俄語的韻律學原則非常不同——俄語和德語或英語的韻律相似度要大得多。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英語詩歌對布羅斯基的吸引力。同時也解釋了他為什麽將波蘭詩歌稱之為‘具有斯拉夫靈魂的法語詩歌。’”波蘭作為西方文化傳播者的重要性，隨着俄羅斯政局的變化而變化。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這一角色再次變得至關重要。蘇聯的孤立放大了波蘭所帶來的“西方”的吸引力。出入波蘭非常睏難，但也確實發生了一些直接的人際間接觸。例如，曾在蘇聯學習的波蘭人——因為與他們的友誼，對於包括布羅斯基在內的一些人來說，通嚮“世界文化”的道路變得容易多了。在1972年移居外國之前，他從未越過西部邊境而進入波蘭。他感到沮喪和壓抑。但他確實與波蘭有過直接接觸，接觸者便是一位年輕的波蘭女人：佐菲亞·卡普欽斯卡。他早期的詩，1960年至1965年之間所寫的幾首詩都是獻給她的，並且包含了波蘭主題。卡普欽斯卡後來做了卡托維茲大學的教授，名字采用了婚後姓氏“拉塔伊查科娃”，她記得是在1960年11月第一次見到布羅茨基的。在接受鬍薩斯卡采訪時，布羅茨基如此談到卡普欽斯卡：“我認識一個來自波蘭的女孩，她叫佐斯卡；那時她在列寧格勒求學。她嫁給了一個物理學家，一個體格健壯的男子，所以這是一次危險的相識。她知道我在寫詩，所以她送給了我一張唱片，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我在她的公寓裏聽了康斯坦丁·伊爾德豐斯·高烏欽斯基朗讀他的一些詩的錄音，而我非常喜歡……因為我對詩歌很感興趣，我開始翻譯它。”然而——從布羅茨基寫給卡普欽斯卡的信中判斷——似乎根本不存在一個體格健壯的丈夫。他們的關係所面臨的主要危險，來自於那道死板、無法移動的邊界，在這名年輕女子返回波蘭後，那道邊界使他們多年裏無法相見。

©Horace Pippin | Domino Players

在給卡普欽斯卡的一封信中，布羅茨基稱西部邊境為“一道紅綫”（1963年3月15日）。“沒有人離我這麽遠（因為你在華沙），即使我漫遊越過亞庫夏時也是如此。”他在1962年1月16日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亞庫夏是西伯利亞東邊的那部分）。1962年10月10日，他寫了一首詩，獻給“佐·卡”，言及“一道邊界”，而在那一時期另一封信中（未註明日期），他寫道：“要是你知道我多麽經常地想起波蘭就好了。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在一個晴朗的日子，在這裏可以見到她。太近了。”這是一種巨大的挫敗感的源頭：如此之近，卻又始終遙不可及。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當布羅茨基終於在1990年從美國來到波蘭時，據說，他說過：“太晚了，而且不是從一個對的方向到來。”他並不懷疑波蘭屬於西方。在上文引用過的，他在1963年3月15日的那封信中寫道：“我毫無保留地愛波蘭，我寫了一些（關於波蘭的）詩，擱以前我恐怕早就被槍斃了，但是我愛波蘭，用我十分之一的靈魂愛，而我此刻說出的感情，衹有十分之一的力量。這很可惜，也不可惜，因為剩下的十分之九是我對自由的熱愛，它就是一切。”在與沃爾科夫討論安娜·阿赫瑪托娃與畫傢約瑟夫·恰普斯基的關係時，布羅茨基驚嘆道：“恰普斯基是一個波蘭人，一個斯拉夫人。對一個俄國詩人來說，他是一個什麽樣的外國人啊！”而當卡普欽斯卡給他寫了一封信，證明她完全理解他的詩時，他為一個“外國女人”的理解而感動。而且，最後，在自己的國傢他不也覺得自己像一個外國人嗎？“我坐到黎明時分，我寫了一首詩，然後，我走到大街上，看見人們，那些我的潛在的讀者，我明白我完全是一個外國人。”他在給她的信（1963年3月15日）中這樣寫道。他的流亡並沒有改變他在俄羅斯的形象。“不管我寫的是關於約翰·多恩的詩，還是關於園子裏甘藍葉球的詩，（在俄羅斯）我總是感到寫作和生活之間可怕的分裂。當我發現自己到了這裏（美國）時，這一切就變得自然和簡單了。在這裏，我真是一個外國人。”

©Horace Pippin | Mr. Prejudice

這些寫給佐菲亞·卡普欽斯卡的信，表明了布羅茨基對本人作為外來者和普通斯拉夫人雙重身份的意識，也說明了他是如何理解波蘭的西方特徵的。波蘭人的日常生活被一種不同的文化所支配，按照他的說法，這是一種建立在持續交談基礎之上的文化。1963年10月11日，布羅茨基在一封寫於“聖彼得堡”——有時候他也稱作“列寧格勒”——的信中，記述了波蘭詩人兼翻譯傢瑟韋林·波拉剋的女兒、年輕詩人喬安娜·波拉科娜的一次到訪。“我的天呀，你們是多麽懂得交談呵，你們的每一句話都是那麽動人。心無戒備，總給人一種感覺，仿佛有人把手放在你的胸前，直視着你的眼睛，這就是你們（波蘭人）說話的樣子，這就是你們話語的力量。”在阿納托利·納伊曼的公寓發生的交談裏，喬安娜·波拉科娜對布羅茨基、艾拉·科洛波娃，以及納伊曼，一直述說着她閱讀普魯斯特的事。她說的是波蘭語，它是一種“溫柔而準確的語言，溫柔而準確——真是一種奇妙的結合。”隨着語言一起到來的是它的文化。年輕的蘇聯知識分子廣泛閱讀波蘭詩人諾維德、高烏欽斯基、希姆博爾斯卡、格羅霍維亞剋和哈拉塞莫維奇的作品；並對波蘭散文作傢、波蘭電影——特別是安傑·伊瓦伊達的電影——以及波蘭女演員産生了興趣。他們還聽波蘭爵士樂。每當提到佐菲亞·卡普欽斯卡時，布羅茨基總是強調，是她嚮他介紹了高烏欽斯基和其他波蘭詩人的作品。“我從高烏欽斯基開始，”他在一次訪談中說，正是在這一次訪談中他提到了這位波蘭學生危險的丈夫，“然後我繼續翻譯了朱利安·圖維姆、耶日·哈拉塞姆維奇、斯坦尼斯瓦夫·格羅喬維亞剋、茲比格涅夫·赫伯特和西普裏安·康·諾維德。我甚至想過翻譯米可拉伊·雷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詩人）。我非常欣賞波蘭詩歌。”根據列夫·洛謝夫的說法，布羅茨基對波蘭巴洛剋時期詩人的閱讀，為他後來吸收約翰·多恩和英國玄學派詩人做好了準備。他喜歡諾維德，他熱愛諾維德，非常喜歡他與茨維塔耶娃的相似之處。有一位將波蘭詩歌翻譯成俄語的作傢和優秀翻譯傢阿薩爾·埃佩爾說，像諾維德、高烏欽斯基或希姆博爾斯卡這樣的詩人所寫的詩歌，在俄羅斯的“詩歌寶庫”中並不存在。布羅茨基翻譯這三位詩人以及其他幾位詩人的作品，擴展了他的同行及其本人都能理解的詞彙和風格。

©Horace Pippin | The Get Away Fox

在那個時期，許多俄國詩人靠翻譯謀生，布羅茨基便是其中之一。他翻譯了希臘、西班牙、捷剋、意大利等語種的詩歌——不管何種詩歌，衹要是編輯和期刊雜志建議去翻譯的。但他翻譯的波蘭語詩歌，遠多於其他任何語言的詩歌（後來英語詩歌占了上風），而且似乎也優於從其他語言翻譯的詩歌（維剋多·庫勒語）。離開俄羅斯後，他繼續翻譯了一些波蘭語作品，包括米沃什的六首詩。在紐約的最後幾年，他翻譯了亞歷山大·瓦特的《老鼠》，赫伯特和希姆博爾斯卡，這後兩位詩人他是翻譯成英語。在1964年受審時，他說自己不僅是一個詩人，還是波蘭詩歌的翻譯者。正是在翻譯的過程中，他精通了這門語言。而且，仿佛他後來用英語寫作的預演，用波蘭語他也寫過一些打油詩，大部分都是一些題詞或戲語。舉個例子，我想引用他寫給佐斯卡的迷人題獻，寫在她的名為《預言》（1965）的私人詩抄本上：

Pani o wielkiej urodziemieszkającej w pagodziechińskiej——mlle Kapuścińskiej.

這裏所引部分很押韻，字面直譯為：

獻給一位驚人美麗的女士她生活於一個中國人的寶塔姆勒·卡普欽斯卡

斯坦尼斯瓦夫·巴朗恰卡為本書而翻譯的諧趣詩句如下：

給我們的大美人，她是如此傲慢，她住在一個寶塔，衹喝蘇格蘭威士忌和蘇打水（兩個中國人的——天啊！……）她比大多數蘇菲都可愛，而我是她的一個戰利品。

©Horace Pippin | Two Pink Roses

布羅茨基寫的另一首波蘭語小詩是幾句聖誕問候語，還有一幅大天使的畫像，是送給安傑伊·德拉維奇和他妻子薇拉的。它是這樣的：

以悲傷之眼看着每一個地方，約瑟夫·布羅茨基嚮你們德拉維茨夫婦，緻以新年最好的祝願。

我覺得，對布羅茨基來說，一種語言的使用總是與押韻聯繫在一起：押韻是語言的心跳。語言是有生命的東西，帶着節奏和聲音。1993年，在給“佐斯卡”寫信的三十年後，布羅茨基的波蘭語仍然保持不錯，其時他在波蘭接受一個榮譽學位。這再次證明了他在語言方面的非凡天賦，以及他吸收各種文化的非凡才能。“我是一塊海綿。”他在與鬍薩斯卡的談話中說到過這件事。就跟其他事情一樣，他也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他對波蘭語的學習並不讓人想起通常的語言課程：他的學習是積極的、無所不包的。1964年至1965年，在他流放阿爾漢格爾斯剋地區期間，他閱讀了《橫截面》周刊（納塔莉亞·戈巴涅夫斯卡婭把自己訂閱的刊物寄給了他）。1988年6月14日，布羅茨基從紐約給安傑伊·德拉維奇寫了一封信，他回憶道：“在1964到1965年的某個時候，戈巴涅夫斯卡婭給我寄了一期《橫截面》，我在鄉下（指他流放的地方），那期刊物封面上印着一張女人的臉，跟我見過的美麗的臉一樣：好像是一位來自剋拉科夫或者格丁尼亞的女設計師，特蕾莎·維耶熱比安斯卡，我希望是，”他接着說，“從外貌方面說，這個國傢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對他來說，就如同法國有一個瑪麗安，波蘭也有一張女人的臉。顯然，波蘭是許多文化産品和文化標準的一個來源：為了融入西方文化，蘇聯知識界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文字語言。畢竟，文化包括了物品、音樂、嗅覺感受和圖像。回顧他那些信件時，“佐斯卡”發現，幾乎在每封信裏，都有布羅茨基要她寄送蠟燭的內容。這表明，我相信，他有一種需要，想讓他的生活從審美意義上顯得完整，文字、聲音、圖像和光，他都想擁有。不僅僅波蘭人給他提供過蠟燭。安娜·阿赫瑪托娃也曾從錫拉庫紮給他帶回兩支漂亮的蠟燭，請安納托利·納伊曼將它們寄到了他在諾倫斯卡亞的流放地。

©Horace Pippin | Christ Before Pilate

布羅茨基與佐斯卡保持了多年的聯繫，而且，在他的要求下，她把波蘭和外國古典音樂的唱片和書籍寄給他，這些唱片在波蘭很容易買到且相當便宜。在與我的一次談話中，她說，是她給流放中的布羅茨基寄去了一册英語詩歌選集，書上還有詩人的照片；布羅茨基在提及W.H.奧登的隨筆文章裏說，這本詩選是“一個朋友從莫斯科”寄他的。在接受鬍薩斯卡的訪談中，他說：“我開始閱讀英語，那時我生活在北方，在我被限製或說流放的地方，有人給我寄來一本20世紀英語詩歌選集，以及約翰·多恩的詩歌和布道集。我便開始弄這些東西了。”佐菲亞·拉塔伊查科娃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解釋說，她先是將這本詩歌選集寄給了生活在列寧格勒的朋友們，讓他們把它轉送到身在諾倫斯卡亞的布羅茨基。那本書標志着一個轉折點：布羅茨基放棄波蘭語，轉而開始專註於英語。與此相悖的是，這是波蘭對他的生活産生影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布羅茨基非常投入地認真研究了這部詩選，它成為他的詩歌大發現的源泉。其時他的英語還不是太好；他需要“真的大石頭”那樣的一部詞典的幫助。在關於奧登的隨筆文章裏，他描述過這些發現。後來，在斯彭德位於倫敦的傢裏，布羅茨基與奧登共進晚餐。由於布羅茨基落座的那張椅子太低，斯彭德太太就將一本《牛津英語詞典》墊在了上面。布羅茨基寫道，他是“唯一有權將《牛津英語詞典》當作自己的座位的人”。當蠟燭和書籍被送到身在俄羅斯的布羅茨基手上時，布羅茨基的詩歌也到達了波蘭。安傑伊·德拉維奇是第一個將它們翻譯成波蘭語的人。事實上，波蘭是第一個發表布羅茨基詩歌的國傢。洛謝夫在他的傳記中寫道，在布羅茨基一生中，在波蘭出版了他的十五本詩集和散文，“超過任何其他語種，包括他的母語”。在蘇聯，他的首次出現是在1960年，在地下出版物上面。1962年，他的兒童詩集《小拖船謠麯》在科斯提奧出版，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國傢正式出版作品。那時他已經二十二歲，寫詩差不多六年了。兩年後，他的詩開始發表在俄羅斯移民的報刊上，但他的詩不可能在自己的國傢出版。在美國，1964年，他的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領導人》上，那是他被判流放後。當然，在出版之前他就已經很出名了，主要是由於地下出版物，這些出版物影響範圍很廣，包括在波蘭。斯坦尼斯瓦夫·巴朗恰卡第一次讀到他的詩，是在1963年的波茲南；大約是在那個時候，我在華沙見到一個地下刊物的手抄本，裏面就有布羅茨基的三首詩。在俄羅斯，他同時代的許多人背誦他的詩，甚至有令他惱火的事，他的詩被譜成了音樂，在私人公寓裏演唱。在這個“前古登堡時代”（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語），人們熟記他的作品，儘管他還是一位“未發表作品”的詩人，但他比許多印刷量巨大的同時代詩人更為出名。

©Horace Pippin | Portrait Of Christian Brinton

1963年，德拉維奇所翻譯的他的詩歌出現在《當代》周刊上，他與波蘭人的早期友誼，尤其是與安傑伊·德拉維奇，以及跟詩人維剋托·沃羅斯爾基和維托德·達博羅夫斯基的友誼，一直持續了他們的一生。1993年，在卡托維茲大學舉行的儀式，是一個標志，在這個場合，安傑伊·德拉維奇和布羅茨基之間進行了熱烈的對話；這位俄羅斯詩人，好幾次都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布羅茨基說：

這（在卡托維茲發生的一切）是我一生中最強烈的感受之一。在我的生活中，我有過兩次類似的經歷。第一次，大概是在1970年或1971年，當時我得知一位我非常敬重的詩人——英國詩人W.H.奧登，正在為我的一本詩集撰寫序言；第二次，是我在1987年獲得諾貝爾奬的時候。那是在倫敦，我去了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廣播電臺，對我在俄羅斯的讀者說了一些話。有人打電話到電臺，說着波蘭語。我被叫去接電話。電話是維剋托·沃羅斯爾基打來的，當時他（在牛津）與萊澤剋·柯拉科夫斯基在一起。維剋托說：“祝賀你。我還要感謝你為我和德拉維奇寫的詩。”“什麽詩？”我問。他說：“那首詩……”“啊哈，”我說，“那個啊。不必客氣。”然後他說：“你不知道呀，不明白那是怎麽回事。”原來，有人從報紙上剪下了這首詩的英譯。毫不誇張地說，這給我留下的印象，超過諾貝爾奬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因為我此刻是在回憶，這第三件事，令我如此震撼的，的確就是昨天（在卡托維茲）維斯皮安斯基劇院的經歷。

布羅茨基似乎從來不曾得到過那麽多真誠的贊賞，像在卡托維茲一樣，他失去了平日的淡定。他後來解釋說，他知道該如何應對敵意，但是那一次，他被友情徹底徵服了。因此他流下了熱淚。

©Horace Pippin | Dog Fight Over The Trenches

在接受卡托維茲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時，布羅茨基說：“波蘭於我是如此珍貴。”他用英語發表演講——他决定不用俄語，擔心他可能會冒犯波蘭人的民族情感。值得註意的是，一個獨立、反叛的波蘭的形象是久已存在的俄羅斯文化包袱的一部分。布羅茨基喜歡贊許地重複引用阿赫瑪托娃的一個說法，這說法在我看來是相當具貶損性的。阿赫瑪托娃引用曼德爾斯塔姆的話說，波蘭人不知道如何戰鬥，但知道如何反叛。這句話有着一段悠久而令人不愉快的歷史，曾被葉卡捷琳娜大帝和其他波蘭占領者用來嘲笑波蘭的抵抗努力（據傳聞，俾斯麥曾說過，波蘭人是政治上的詩人、詩歌上的政治傢）。在表達他對於波蘭人的反叛的感激之情時，布羅茨基強調了波蘭人身上天生的、無意識的、命中註定的不服從的本性。波蘭人沒有辦法：他們不得不反抗，即使它是不合理的選項。如果我對此說法略感不安，那是因為我們都來自於一種文化，這種文化看重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上提出的“意志自治”的概念，即“有意識的選擇”勝過“本能反應”，無論這種本能反應是多麽高尚。固執的本能優於自由意志？波蘭人審慎的抵抗，周密計劃和成功的抵抗，其價值是否被低估？真的衹是那樣出於本能嗎？此外，布羅茨基的說法讓我想起了他對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否定態度，尤其是對於他們失敗的事實（他把失敗歸咎於他們的性格）。他在解釋普希金對普加喬夫起義的蔑視時，嘲笑十二月黨人的努力是“沒頭腦”。波蘭公衆把他的卡托維茲演講看作是一篇長篇的恭維。布羅茨基贊揚個人的頑強和反叛，但對於整個國傢呢？有意思的是，這裏有一種矛盾心理，我想，在面對聯盟邊緣的勇敢的人民，尤其那些曾多次爭取解放卻以失敗告終的人民時，一種矛盾心理就出現在那些於此種文化中長大的人身上。但是他認為波蘭人是一個“小民族”，波蘭是一個“小國”，至少，他在茲比格涅夫·赫伯特的意大利版詩集序言中是這樣寫的。當然，小是相對的（波蘭有四千萬居民），我想，他認為的“小”，源於波蘭在跟俄羅斯的關係中顯示出的政治上的“弱”。無論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是一種掃視某個反叛之小省的帝國眼光。

©Horace Pippin | Abe Lincoln's First Book

在俄羅斯有一種習慣，有時承認波蘭文化的優越性（源於拉丁文化的影響以及與西方的其他接觸），同時卻又聲稱俄羅斯在道德和宗教問題上具有優先性。這裏衹需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夠了，他認為他們缺乏真正的精神性。這肯定不是布羅茨基的態度。然而，布羅茨基的某些說法（他喜歡笑着說“那些波蘭人”，並微微聳聳肩），使我去嚮布羅茨基同時代詩人、他們詩歌圈子的一員阿納托利·納伊曼求證，詢問他們對波蘭的“看法”。“別自欺欺人了，”他說，“波蘭對於俄羅斯並不重要。”的確，在納伊曼的書《回憶安娜·阿赫瑪托娃》——這是一本有關閱讀、知識和藝術的影響，以及關於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期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文學文化的書——其中唯一涉及波蘭的地方，就是阿赫瑪托娃引用的曼德爾斯塔姆關於波蘭人衹知道如何反抗的話。然而，納伊曼也學過一些波蘭語，閱讀波蘭語書籍，並將波蘭語詩歌翻譯成了俄語，包括希姆博爾斯卡的作品。同樣，另一本描述布羅茨基和朋友們青年時期的書，是柳德米拉·希特恩所寫的《布羅茨基：個人回憶錄》。希特恩這樣描述她那些學習波蘭語的朋友：“不是說波蘭文化對這些俄羅斯年輕人具有什麽特別的吸引力，僅僅是因為波蘭的雜志在俄羅斯被允許合法地發行，而且波蘭語和我們的語言很接近。這些雜志是我們瞭解西方世界的窗口。”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對布羅茨基來說，波蘭的語言、詩歌以及與它的接觸遠比對希特恩或納伊曼重要得多。而他所有關於波蘭的感受的陳述都來自於他的文本——演講、信件、波蘭人對他的采訪。在構成布羅茨基作品的最重要的部分——詩歌中，有關波蘭的主題結束於他移居國外之後。在他的隨筆中，也沒有任何關於波蘭或波蘭文化的內容；他的隨筆關註的是他在美國生活時對於知識和詩歌的興趣。我已經提到過他的早期詩，其中許多是題獻給“佐·卡”的（佐菲亞·卡普欽斯卡），並包含了波蘭主題。《波蘭舞麯：變奏》也是獻給卡普欽斯卡的，含有波蘭（和音樂）的主題，而波蘭舞麯本身是俄羅斯音樂裏一個常見的形式；它曾經作為俄羅斯的第一首聖歌。也許，涉及的主題不應該成為檢測文化影響的唯一方式。例如，安·傑爾伯格就認為，布羅茨基有關立陶宛的詩與有關“波蘭舞麯”的詩非常類似，“在精神上”與米沃什的詩《獻給N.N.的輓歌》很切近，這是布羅茨基欣賞的一首詩，他把它翻譯成了俄語，並且每年都在他的大學詩歌課上講授這首詩。這首詩裏有一句：心卻不會死去，當我們以為它應該死去時。布羅茨基將它作為了他的第一部隨筆集《小於一》的捲首題詞。按照布羅茨基的看法，這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行詩。但是，我們無法找到這兩位詩人彼此之間有任何明確的直接文學影響——在他們的詩歌中，他們沒有在文學上遷就對方的品味。他們彼此欣賞，這正如他們的友誼一樣重要，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寫作。他們相互間的贊賞，在他們的詩歌中沒有留下什麽痕跡。

©Horace Pippin | Zachariah

布羅茨基在關於奧登的文章中談到過文學影響的問題。“人是他所讀的東西。”他寫道。1989年，在與米沃什的對談中，他說過類似的話：“你讀過的一切，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你，在不知不覺中，或直接地或以無論何種方式影響你，最可能的是在不知不覺中。”在另一次談話中，他惱怒地回答過一個關於約翰·多恩對其影響的問題：“他確實影響了我。他當然影響了我，但我是誰，以致約翰·多恩應該影響我？在我的詩裏，你不會看到這種影響。至少我不認為你能看到……你所讀到的任何東西，幾乎都會有一定的影響。”他對采訪者的不耐煩，我猜想，正是他對於強加給他的一個詩歌前輩的一種反應；他想建立自己的譜係。他的諾貝爾獲奬演說，一開始就致力於說明他所承認的影響：曼德爾斯塔姆、茨維塔耶娃、弗羅斯特、阿赫瑪托娃，“我深愛的奧登”。“在我比較好的時候，”他說，“我認為我自己就是他們的全部。”他補充說，他不衹是以自己的名義說話，而是作為一代人的代表。為了重建文化的連續性，他們需要在時間上回到文化的過去，而在空間上回到外部。波蘭，以其詩歌和對西方的開放，構成了“外部”的一部分。波蘭幫助布羅茨基和他那一代人重新融入到了不斷流動的歐洲文化。波蘭帶來了各種不同的文化模式和語言，波蘭語與其他語言，豐富了他的習慣用語。波蘭讓他從“俄羅斯詩歌的飲食”中得到了緩解，並給他提供了荒誕的幽默、詩學上“神奇的現實主義”，以及各種各色的物品。所有這些都有助於他“拓展他的措辭”。與其談論影響——因為影響，就像瀑布一樣，具有不同的層次，總是從高到低地流動——人們更應該談論“海綿一般的”吸收、利用、交換、轉化、對話與連續性。布羅茨基熱愛波蘭文化，並充分利用了這種文化。波蘭文化也吸收了他，使其成為自己的一部分。“波蘭人是一個幸福的民族，”他在1993年說，“在半個世紀裏，他們已經有了三位偉大的詩人：米沃什、赫伯特和辛波斯卡。”事實上，他與波蘭的關係中最穩定的部分就是通過詩歌構建的。“我的波蘭來自書本，”他在卡托維茲演講中說，“對我來說，波蘭是一種思想狀態或心靈狀態，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傢。”他與波蘭流亡者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們共同的無傢可歸狀態帶來了新的友誼。1982年，在芭芭拉·托倫切剋的邀請下，他擔任了在巴黎新創辦的文學季刊《文學筆記》編輯委員會的委員。他最親密的波蘭朋友都是編輯、詩人和翻譯傢：沃羅爾斯基、達博羅夫斯基，以及德拉維奇，而在他到了西方後，這個朋友名單就增加了托倫切剋、巴朗恰剋、紮加耶夫斯基，當然包括米沃什。這些後來的友誼構成了布羅斯基與波蘭關係的第二章。他不再閱讀波蘭語了；可以說，他不再需要它。而這三位詩人——巴朗恰剋、紮加耶夫斯基和米沃什——都是流亡者，代表着一個版圖之外的波蘭，“來自書本的波蘭”：一個為所有詩人而存在的國度。

本文中譯首刊於《雨花》2020年第5期

©Horace Pippin | John Brown Reading His Bible

| 伊雷娜·格魯津斯卡·格羅斯（Irena Grudzińska-Gross），波蘭文學史傢，散文作傢。

題圖：©Horace Pippin | Major-General Smedley D. Butler策劃：杜緑緑 | 編輯：鸞扁扁（實習）轉載請聯繫後臺並註明個人信息商務合作請添加微信：enclave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