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 现代诗歌文化艺术 201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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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大美巫娜 - 风月无古今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诗人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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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说过：“我们必须记着，一部作品是文学不是文学，只能用文学的标准来认定，但是文学的‘伟大性’却不能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认定。”（《宗教与文学》）

每位诗人都渴望写出伟大的诗篇。但是什么样的诗篇才称得上是伟大，艾略特的说法很能给我们以启发。在我看来，能够写出伟大诗篇的诗人，不仅仅是掌握了诗歌技能、技法的诗人，而且应该是有自由的心灵，有高洁的品格，有博大的爱情，有大胸怀、大视野、大承担的诗人。他的灵魂中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向上的，要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一个层面是向下的，要执着地固守着大地，这二者力的方向相反，但在他的诗歌中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概括起来，那便是仰望天空与扎根大地的统一。

当商品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的红尘滚滚而来的时候，也许低俗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所有人都去低俗，而应当有中流砥柱来抵制低俗。也就是说，有陷落红尘的人，就应有仰望天空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毫无疑问，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固然，天空是美的，如哥白尼所说：“有什么东西能够跟天空相媲美，能够比无美不臻的天空更美呢！”不过，我们这里说的对天空的关注，不单是迷醉于天空的美，而是指天空所能给我们的启发与想象。实际上，对天空的关注，更是对把个人存在与宇宙融合起来的那样一种人生境界的关注。

人生是一个过程，寄居于天地之间，追求不同，境界也就存在着高低的差别。诗人郑敏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念书时，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人生哲学”课。冯友兰把人的精神世界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说一个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生物学的本能和社会的习俗，对于他所做的事情的性质，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处于混沌的状态。功利境界，是说这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增进自己的荣誉。他所做的事，其后果可以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道德境界，是说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义”与“利”是相反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的行为）。他为社会的利益去做各种事，不是以“占有”，而是以“奉献”为目的。天地境界，是指在此境界中的人，知道人不但是社会的一部分，并且是宇宙的一部分。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在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却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这样的人，就其形体而言，他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就其精神而言，却超越了有限的自我，进入浑然与天地融合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作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天地境界，与审美境界是相通的。一个人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的“顶峰体验”，便是一种主客观交融的生命体验。此时，审美主体从拘囿自己的现实环境、从“烦恼人生”中解脱出来，与审美对象契合在一起，进入一种物我两忘、自我与世界交融的状态，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获得一种空前的自由感。《管子》上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天即宇宙，宇宙是人所生活的大环境，人只有和宇宙这个大环境保持一致，才能领略到人生之美、宇宙之美，抵达人类生存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的澄明之境。

仰望天空便是基于人与宇宙、与自然交汇中最深层次的领悟，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内心的无限自由对外在的有限自由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从而高扬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认识宇宙，也就是认识人类自己。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受到种种的限制，生命的有限和残缺使得人类本能地幻想自由的生存状态，寻求从现实的羁绊中超脱出来。而诗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象征形式，是力图克服人生局限，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一种精神突围。伟大的诗篇都是基于天地境界的。曹操的《观沧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就是因为它们传达了宇宙人生的空漠之感，那种对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有限的深沉喟叹，那种超然旷达、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成为诗学的最高境界。

在现代优秀诗人的身上也不难寻觅出这种超然与旷达。宗白华曾这样描述自已的创作心境：“从那时以后，横亘约摸一年的时光，我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着。黄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大庭广众中的孤寂，时常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我的《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我和诗》）宗白华结合他切身体验所描绘的，正是一种自我与天地交融的审美心境。在这种心境下写出的诗，才能“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梁宗岱：《谈诗》）。

基于天地境界的诗歌写作即是所谓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每一位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灵性书写，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

仰望天空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超越，但这不等于诗人对现实的漠视与脱离。人生需要天空，更离不开大地。海德格尔说：“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这是由于审美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不是指向抽象的理念世界或超验的彼岸世界，而是高度肯定和善待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与自由。因此，终极关怀脱离不开现实关怀。能够仰望天空的诗人，必然也会扎根大地，重视日常经验写作。把诗歌从飘浮的空中拉回来，在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更需要诗人有独特的眼光，要以宏阔的、远大的整体视点观察现实的生存环境，要在灵与肉、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中，揭示现代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个人心态，让日常经验经过诗人的处理发出诗的光泽，让平庸的生活获得一种氤氲的诗意。

这里要特别提及新世纪以来的关注弱势群体的诗歌写作，这不仅牵涉到诗人的伦理取向，而且关系到诗歌的内在质素。历史并非滋生幸福的土壤。诗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传后世的伟大诗篇，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为豪门描绘盛宴之作，而恰恰是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的。这绝非偶然。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孕育出动人的诗篇。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苦难意识，这里不单有对社会生活的苦难体验，更有诗人在精神上去主动承受苦难的一种人生态度。夏济安说过：“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耶稣基督在荒野里对魔鬼说：‘撒旦，走开！’这些都是两位教主生命中的大事，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悟到了‘道’，他们有了自信。这种内心的动作，应该和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风病人这种外界的动作一样重要，甚或更为重要。”（《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如果没有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风病人那样身历苦难，如果没有他们那颗博大的爱心，也就不会有他们得道时的“悟”，对诗歌之“悟”，亦可作如是观。

当然，作为诗歌，关注弱势群体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在心中潜沉、发酵，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也许这才是关注弱势群体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

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世俗的红尘遮蔽了人性的诗意本质的时代，不能不让人思考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有名的命题：“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诗·语言·思》）在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不能把自己等同于芸芸众生。他不仅要忠实地抒写自己真实的心灵，还要透过自己所创造的扎根于大地而又向天空敞开的诗的世界，展开自觉的人性探求，坚持诗的独立品格，召唤自由的心灵，昭示人们返回存在的家园。（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诗探索》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