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切：他和他的人

文敏 譯 燃讀 Yesterday

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1940年出生於南非開普敦，小說傢、文學評論傢、翻譯傢，大學教授。於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奬，主要作品有《等待野蠻人》（1980）、《邁剋爾・K的生活和時代》（1983）、《彼得堡的大師》（1994）、《童年》（1997）、《恥》（1999）、《青春》（2002）、《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2003）等。
 

他和他的人

——庫切諾貝爾文學奬受奬演講

譯｜文敏  
 

　　現在回過頭來談談我的新夥伴吧。我曾與他一起度過快樂的時光。為使他成為一個有用的、能幹的人，我在每件事情上都給他指點，教他怎麽做，特別是教他說英語——當我說話時他能聽得懂，他真是個最聰明的學生。　　 

——丹尼爾·笛福《魯濱遜漂流記》 

　　波士頓，漂亮的小城，座落在林肯郡的海邊，他的人寫道。全英格蘭最高的教堂的尖頂聳立在那兒，領航員用它來導航。波士頓周圍是一片澤國 ，到處是麻鳽——那不祥的鳥兒發出沉鬱的呻吟和鳴叫，聲音響得兩英裏開外都能聽見，像是放槍。 

　　不過這澤國也是其他各種鳥類的傢園，普通野鴨、緑頭鴨、短頸野鴨和赤頸鴨，為了去逮野鴨，澤國裏的人們（沼地人）馴養出一種鴨子，他們稱之誘餌鴨，或是囮鴨。 

　　澤國有大片的濕地，歐洲到處都是這樣大片的濕地，全世界都有這類濕地，但在別的地方不叫“澤國”，這個名稱衹有在英格蘭纔用，沒有傳到外面去。 

　　這些林肯郡的囮鴨，他的那個人寫道，是在誘餌鴨塘裏經人馴養而長成的。等到捕獲季節它們就被放到外面去，放到荷蘭、德國去。在荷蘭和德國，它們碰到了自己的同類，目睹荷蘭、德國那些鴨子的生活是何等不易，人傢的河流在鼕天的寒風中被凍住了，大地被積雪覆蓋。它們總算用明白通曉的語言叫那些荷蘭、德國同類腦瓜子開了一點竅，叫它們知道，在英格蘭（它們就來自那個地方），生活可是完全不一樣的：英國的鴨子生活在食物豐盛的海岸邊；潮水自由地涌嚮四通八達的河湖港汊；那裏有湖泊、有泉水、有襢露的池塘也有被樹陰遮擋的池塘；田野裏滿是拾穗者留下的𠔌物；沒有冰霜沒有雪，如果有也算不得什麽。 

　　當然這些景象都是用鴨子的語言來描述的，他寫道，於是那些誘餌鴨、囮鴨跟成群的鴨子們湊到了一起——可以這麽說——就是誘拐了它們。這些英格蘭鴨子就帶着荷蘭鴨子和德國鴨子們從荷蘭和德國飛越大海河流帶着它們來到了自己的林肯郡澤國的誘餌鴨池塘裏，它們一直對着它們吱吱喳喳喋喋不休（用它們自己的語言），告訴這些新來者說，這就是它們說的那池塘，它們可以悠然自在地在這裏過日子。 

　　其實它們早已經被那些馴養誘餌鴨的人盯住了，這些人潛入澤國隱蔽之處，那是他們在沼澤地裏搭起來的蘆葦棚，偷偷將一把把𠔌物拋進水裏，馴養的誘餌鴨就一路跟着主人撒的東西走，後面就跟着那些外國客人。這樣兩三天以後，它們領着客人們進入越來越窄的水道裏，而且還一路不時招呼着說，瞧我們英格蘭日子多麽好過，然後它們來到一處已經張好了許多網的地方。 

　　這時候誘餌鴨的主人放出了誘鴨犬，這些狗被馴練得能跟在禽類後面遊泳，一路遊一路吠叫。可憐的鴨子被追得緊時連忙飛起來，但又被上面架着的網撞落到水裏掙紮成一團，想要遊出去，但網越收越小，像一隻錢袋，最後那些等着收穫的人就伸出手來一隻衹把捕獲物捉住。那些誘餌鴨得到了撫慰和誇奬，而它們的客人則被當場擊昏，煺了毛，然後成百上千地拎出去賣掉。 

　　林肯郡的這一切新聞就是他的人用勻稱而靈巧的手寫成的，每天在把這新聞故事搬到紙上之前，他都把羽毛筆削得尖尖的。 

　　在哈利法剋斯，他寫道，矗立着一具斷頭臺（英王詹姆斯一世時纔被挪走），那倒黴的人把頭擱在斷頭臺的架子上，劊子手敲掉一塊卡着沉重刀具的木栓，刀從教堂門那麽高的梁架上落下來，砍頭像屠夫剁肉一樣幹脆利索。 

　　在哈利法剋斯有這麽個不成文的規矩，如果在亮出刀具到刀片落下的一瞬間裏那倒黴的傢夥能夠一躍而起從山上逃下來，遊進河裏，沒有被劊子手再次逮住的話，他就可以獲得自由。但實際上這樣的事兒從古至今並未發生過。 

　　他（不是他寫的他，就是他本人）坐在布裏斯托爾河邊的房間裏看着自己寫的東西。他在這裏已經住了許多年了，幾乎可以說如今他就是個老人了。在用棕櫚葉和蒲葵做成陽傘遮擋陽光之前，他那張臉就已經被熱帶的陽光曬黑了，但現在有點蒼白，可還是老厚得像羊皮紙，鼻子上有一塊被太陽曬出來的永遠也長不好的疤。 

　　這會兒一直陪伴着他的那頂陽傘在屋裏，伫在一個角落裏，可是跟他一起回來的鸚鵡卻死了。“可憐的魯濱！”這衹鸚鵡經常呱呱大叫着從它的爪架上飛到他肩上，“可憐的魯濱·剋魯索！誰會去救可憐的魯濱呢？”他的妻子不能容忍鸚鵡的哀鳴，“可憐的魯濱”每天飛進飛出。“我要擰斷它的脖子，”她說，但她沒膽子這麽幹。 

　　當他帶着鸚鵡、陽傘和一大箱子寶貝回到英格蘭時，他和老妻兩人住進他在亨廷頓買的房子過了一段相當平靜優裕的日子，因為他已經變得挺有錢了，比他出版那本《魯濱遜漂流記》後還要有錢。然而多年的荒島生活，以及與他的僕人“星期五”的四處漂泊（可憐的“星期五”，他為他自己感到悲戚，呱呱——呱呱，這是因為鸚鵡總也不會叫“星期五”的名字，衹會叫他的名字），使他覺得陸地上的紳士生活乏味透了。而且——如果實話實說——婚姻生活也叫人失望透頂。他愈益頻繁地跑到馬廄裏去伺弄他的馬匹，謝天謝地馬兒們不會聒噪，衹會在他到來時輕輕地囁嚅幾下，表示它們認得他，然後就安耽下來。 

　　在那個島上，“星期五”出現之前他一直過着默不作聲的日子，但回來後卻發現人世間的話語太繁雜了。在床上躺在老妻身旁，她的嘮叨和沒完沒了的窸窸窣窣讓他覺得好像是一陣卵石的急雨在往頭上傾倒，那時候他衹圖能安穩地睡上一覺。 

　　所以當老妻化作幽靈之後，他有點悲傷卻絶無遺憾。體面地埋了她然後又過了一段時間後，租下了布利斯托爾海邊“快樂水手”客棧的一間屋子，又把亨廷頓的房産留給他兒子去管理。伴着他的就衹有那把從島上帶來的使他變得大名鼎鼎的陽傘，一隻固定在架子上的死鸚鵡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從此他就一個人過起日子來，白天在幾個大小碼頭轉悠，朝西面凝望着遠處的大海——他的視力還不算太糟，一邊抽着煙斗。至於吃飯，他一般都在自己屋裏吃。他不覺得社交圈子有什麽樂趣，他在島上養成了獨處的習慣。 

　　他也不看書，對此喪失了興味，可是自從寫出《魯濱遜漂流記》之後，寫作倒成了他的習慣，作為一種精神調劑還是挺不錯的。晚上就着燭光，他拿出紙來，削尖了羽毛筆，把“他的那個人”寫上一兩頁，就是這個人送來了林肯郡誘餌鴨和哈利法剋斯的大行刑架的消息（就是他說的，當可怕的斷頭刀落下來之前，死刑犯如果能一躍而起衝下山去就可免死，還有其他諸如此類的消息），每到一處，他的這位大忙人就寄來關於當地的報道，這是他的頭等大事。 

　　漫步在港口的防波堤上，想起哈利法剋斯的殺人機器的事，他，魯濱，那衹鸚鵡曾叫他“可憐的魯濱”，丟出一塊小石子，聽它落水的聲響。一秒鐘，石頭落進水裏不到一秒鐘時間，上帝的慈愛來得很快，但也許快不過那把淬過火的鋼刃刀片（刀片比小石頭重而且還塗了油脂），大刀會比上帝的慈愛更快嗎？我們如何逃脫？那人忙着在這個帝國裏竄來竄去，從一個死亡場景到另一個死亡場景（暴打、砍頭）寄來一份又一份報道，他是哪一類人？ 

　　一個做生意的，他暗自思忖。就讓這個人成為一個𠔌物批發商或一個皮革批發商吧；要不一個製造商，或是某個陶土特別多的地方一個做屋瓦的，就是說，必須是一個喜歡顛來顛去做生意的人。讓他的生意興旺發達，給他一個愛他的老婆，不要太嘮叨，生一堆孩子，主要是女兒；給他一份合情合理的幸福，然後讓他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比方說泰晤士河突然在鼕天漲大水，窯裏的瓦片都被大水衝走了；或者是倉庫裏的𠔌物給大水衝走；或者是皮革車間裏的皮革給衝走；他全完了，他的這個人一無所有了，然後債主撲上來，像蒼蠅像牛虻，嚮他討債；他衹得逃出傢門離開妻子和孩子東躲西藏，隱名瞞姓躲進最糟糕的窮街陋巷。所有這一切——洪水、破産、躲藏、一文不名、破衣襤衫、孤獨凄涼——構成了那艘失事船上的人物和那個荒島的故事，他在那兒，可憐的魯濱，與世隔絶地生活了二十六年，差點兒要發狂（說真的，誰說他沒有發狂？也許是在某種程度上呢？）。 

　　或者讓這個人成為一個馬具商，在瓦爾特切珀爾有一個傢、一爿店、一個倉庫，下頦上有一顆痣，有一個愛他的太太，不嘮叨，給他生了一堆孩子，主要是女兒，給他很多的幸福，直至有一天瘟疫降臨這個城市，那時1665年的倫敦大火還未發生：每天都有人死於瘟疫，漸而毀了整個城市，屍體堆積如山，不管窮人還是富人都難逃一死，因為瘟疫是不認方向不認人的，所以這個馬具商的世間財産也救不了他一命。他把老婆孩子都送到鄉下去，然後纔籌劃自己逃命的事兒，但隨後打消了念頭。“汝勿懼怕黑夜的威脅，”危急關頭他打開《聖經》：“汝必不怕白日飛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雖有千人僕倒汝旁，萬人跌倒汝身邊，這災卻不得近汝之身。”這些兆示平安的話使他振作起來，他留在充滿痛苦的倫敦開始着手撰寫新聞報道。他寫道，我在街上遇見一大群人，其中有一個女人手指着天空。“看，”她喊，“那縞衣素裳的天使揮舞着閃閃發光的劍！”那群人都點着頭，“真是，是這樣，”他們說：“一個揮舞着劍的天使！”可是他，這個馬具商，根本沒瞧見什麽天使，也沒有什麽刀劍。他眼中所見衹是一朵奇形怪狀的雲彩，由於太陽的照射，一邊比另一邊亮些罷了。 

　　“這是一個象徵！”街上那女人喊道，可他看不到代表生命的任何象徵。他把這事寫進了報道。 

　　有一天，走在河邊，他的人——原先是馬具商，現在已成無業者——看見一個女人在自傢門口朝河面上喊着一個駕舟的男人：“羅伯特！羅伯特！”她喊道。那男人將小划艇靠了岸，從船裏拎出一個麻袋，擱在岸邊的一塊石頭上，然後又劃走了。那女人走到河邊把麻袋抱回傢去，一臉的悲悲戚戚。 

　　他轉嚮那個羅伯特跟他去搭腔。羅伯特告訴他，那女人是他的妻子，麻袋裏裝着老婆孩子一個星期的日用品，肉食、米糧和黃油，但他又不敢靠傢太近，因為傢裏所有的人，老婆孩子都已經染上了瘟疫，這叫他心碎。這一切——靠着隔河互相喊叫來保持聯繫的那個羅伯特和他的妻子，還有留在河邊的口袋——當然代表其自身，但自然也代表他的一個人物魯濱遜在荒島上的孤寂：在島上最黑暗的絶望時刻，隔着海浪呼喚他在英格蘭的親人來救他；其他時候則泅到失事船衹上搜尋日用品。 

　　有關那些日子裏的悲慘情景的報道還在寫着。因不堪忍受小腹、腋窩的腫脹和疼痛——這是瘟疫的癥兆，一個男人裸着臭哄哄的身子從傢裏跑出來嚎叫着奔到街上，衝進瓦爾特切珀爾的哈羅巷，他的人（那個馬具商）說是看見這男人跳躍着，昂首闊步地走着，作出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動作，他的妻子孩子追趕着他，喊叫着要他回去。但這種跳躍和闊步行走有他自己的寓意藴涵其中。自從失事船的災難降臨，他在擱淺岸邊左奔右突尋求船上的夥伴的蹤跡，除了一雙不成對的鞋什麽都沒找到，他明白了自己已被拋棄在孤無一人的荒島上，像是從世間湮沒一樣，沒有獲救的希望了。 

　 （但他納悶的是，他所讀到的這個染上瘟疫的人，在他的孤寂凄涼，他還在悄悄吟唱着什麽？穿越大海深洋，穿越時光歲月，他隱秘的內心之火在呼喚着什麽？） 

　　一年前，他，魯濱遜付了兩個畿尼給那個帶鸚鵡來的水手，那水手說鸚鵡是他從巴西帶來的，這衹鳥不像他自己喜歡的那衹漂亮，但也算是一隻靚鳥了——緑色的羽毛，鮮紅的羽冠，嘴巴靈巧，如果那水手的話可信的話。那衹鳥在小客棧他的房間裏總是立在架子上，腳上拴着一根細細的鏈子，怕它萬一飛掉，它總是叫：“可憐的保爾！可憐的保爾！”叫了又叫直到給套上罩子。別的話總也教它不會，後來衹會叫：“可憐的保爾！可憐的保爾！”叫了又叫直到被迫給它套上罩子。別的話總也教它不會，比如：“可憐的魯濱！”也許它太老了，學不會。 

　　可憐的保爾，透過狹窄的小窗凝望着叢叢桅桿的頂端，目光越過桅桿的頂端，落在大西洋那灰蒙蒙的波浪上：“那是什麽島嶼？”可憐的保爾問，“我被拋到這島上，如此寒冷，如此凄涼，在我最需要的時候，你在哪裏？我的救主？” 

　　一個人，那天晚上喝醉了酒（他的人的另一份報道），躺在門道裏睡過去了。運屍車開來了（我們依然在瘟疫時代），鄰居以為這個人死了，就把他搬上運屍車混到了屍體堆裏。運屍車一個接着一個地裝屍體，然後把屍體堆到山上的一處死人坑裏，那司機臉上裹得嚴嚴實實防着熏人的惡臭，把他也扔進坑裏。他醒來時在死人坑裏掙紮起來。“我在哪裏？”他喊叫着。司機說：“差點把你和死人一起埋了。”“我死了嗎？”這個人說。這也是那個荒島上他的寫照。 

　　一些倫敦人還是做他們的生意，因為覺得自己還挺健康，想着瘟疫將要過去了。但其實瘟疫已秘密地滲入他們的血液中了：一旦他們的心髒被感染上，他們就在那裏倒下死去。他的人這樣報告道：好像被一道閃電擊中。這是一個生活本身的故事，是整個人生的故事。要早作準備，我們應該對死亡的來臨早作準備，否則隨時隨地會被它擊中倒地死去。對他而言，魯濱遜，在他的荒島上，他已經看見這種命運突然降臨。某一天他看見島上有一個人的腳印，這是一個印跡，於是也就成為一種標記了：一隻腳，一個人。但還有更多的意義。“你並非獨自一人。”這個標記說。它還說：“不管你走出多遠，不管藏身何處，你都會被搜尋出來。” 

　　在瘟疫的日子裏，他的人寫道，有一些人出於恐懼，把一切都丟開了——他們的傢、他們的妻子、孩子，顧自飛快地逃離倫敦。一旦瘟疫過去，他們的行為就會為人所不齒，無論從哪方面看他們都是懦夫。但是，我們忘記了面對瘟疫時需要喚起的是什麽樣的勇氣。這不僅僅是戰士的勇氣，也不是抓起槍打死敵人的勇氣，而是挑戰騎着白馬的死神的勇氣。 

　　那衹荒島上的鸚鵡就是在最佳狀態（兩個夥伴裏面他還是更喜歡鸚鵡）還是不會說它主人沒教過的詞。他的這個人，屬於鸚鵡之流而沒有得到更多的關愛，竟同主人寫得一樣好，甚至更好，這是怎麽回事？毫無疑問，就因為他掌握了這管生花妙筆。就像挑戰騎着白馬的死神本身。他自己那點本事是從賬房裏學來的，擅長的是算賬記賬，而不是遣詞造句。“騎着白馬的死神本身”：這樣的詞句他不曾想到。衹有當他嚮他的這個人屈服時，這樣的妙語纔會降臨。 

　　誘餌鴨或是囮鴨：他，魯濱遜，瞭解這些事嗎？完全不瞭解，一直到他的人開始送出關於這事的報道纔知道。 

　　林肯郡澤國的誘餌鴨、哈利法剋斯的斷頭機器：一次偉大遊歷後的報道，他的這個人似乎正在環遊不列顛島，這是他在自製的小筏子環遊那座荒島的寫照。這次航行探明在島嶼更遠的一邊，崎嶇、黑暗、陰森，他日後總是避開那兒——雖說日後的殖民主義者來到了這個島嶼，他們也許還想在那兒探險，在那兒定居呢。這也是一個寫照，靈魂黑暗面和光明面的寫照。 

　　首批剽竊者和摹仿者抓住他的孤島經歷，嚮公衆兜售他們自己杜撰的海難餘生的故事時，對他來說不啻於一幫落在他肉體上的食人生番。他毫無顧忌地表示：“當我保衛自己不受那些把我打倒在地，烤我、吃我的食人生番侵害時，”他寫道：“我應該保衛自己不受這件事本身的侵害。我幾乎沒有想到，”他寫道：“這些食人生番其實是些邪惡的貪得無厭的東西，他們在撕啃的正是真理的實質。” 

　　但是再往深處想一步，他覺出自己對那些摹仿者似乎有那麽點兒同情心了。在他看來，既然這世上衹有這麽一點探險故事，如果後來者不被允許去啃這些老東西，他們就衹好永遠把嘴閉上了。 

　　而在他那部荒島歷險記的書中，他告訴讀者一天夜裏自己如何在驚恐中醒來，確信魔鬼化作一條大狗上了他的床撲到了他身上。他驚跳起來抓起一柄短彎刀左劈右砍護衛自己，這時睡在他床邊的可憐的鸚鵡驚慌地撲翅亂飛。許多天以後他纔知道壓在自己身上的既不是大狗也不是魔鬼，而是暫時性的麻痹使他的腿無法挪動，所以幻想出有什麽東西壓上來了。從這件事得出的教訓似乎是，所有的疾病，包括瘟疫都來自魔鬼，而且即魔鬼本身；疾病的造訪可以看作是魔鬼的造訪，或者看作是代表魔鬼的狗、或變成為狗的魔鬼的造訪。在馬具商對瘟疫的記載中，造訪即代表疾病。所以，寫魔鬼故事的人也好，寫瘟疫故事的人也好，都不應被視作造假者或剽竊者。 

　　多年前他决定攤開紙寫下自己在荒島歷險記時，發現腦子裏缺詞少句，一支拙筆凝滯不前，手指頭也僵硬不聽使喚。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那天他寫到與“星期五”一起在冰冷的北方生活時，他對寫作這門營生突然開了竅，寫得流利輕鬆起來，甚至連想都不用想，詞句就來到筆下。 

　　可是天哪，那種作文的輕鬆突然又離他而去，他坐在靠窗的小寫字檯前眺望着布裏斯托爾海港，手又發僵了，手中的筆又像以前那樣陌生起來。 

　　他（另外一個他，是他寫的那個人）覺得寫作這活計更輕鬆些嗎？他寫的這些故事：鴨子、斷頭臺和倫敦的瘟疫，寫得相當流暢，不過他自己的故事也曾寫得相當流暢。或許他把他想錯了，那個衣冠楚楚下頦有一顆痣的走路很快的小男人，也許此時此刻他正坐在這個遼闊的國度的某個租來的房間裏蘸着他的鋼筆，蘸了又蘸，心裏充滿了疑惑、猶豫和稍縱即逝的念頭。 

　　該怎麽形容呢？這個人和他？是主人和奴隸？是兄弟？雙胞胎兄弟？手輓手的同志？還是敵人，仇敵？他該給那個人取個什麽名字呢？那個他與共度黃昏的人，有時候還與他共度不眠之夜，衹有白天才不跟他在一起。因為白天，他，魯濱，在碼頭上踱步審視新來的船衹，而他的人則在這個國度裏疾速地飛跑着探尋自己的見聞。 

　　這個人在他的旅行途中，會到布裏斯托爾來嗎？他渴慕與他的人的肉身接觸，握握他的手，和他一起在碼頭大道散步，當他告訴他要去那個黑暗的北方島嶼時或是談起他的探險寫作時能認真傾聽。但他很怕不會有這種相聚的機會了，此生不會有了。如果他一定要把這兩個人扯到一起——他的人和他——他該寫道：他們像兩艘駛往相反方向的船，一艘往西，一艘往東。或者更確切說，他們是船上做苦力的水手，各自在往西和往東的船上。他們的船交會時貼得很近，近得可以抓住對方。但大海顛簸起伏，狂風暴雨肆虐而至：風雨衝刷着雙眼，兩手被纜索勒傷，他們擦肩而過，連揮一下手的工夫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