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品讀 | 馮至：工作而等待

馮至 世界文學WorldLiterature 2019-09-17

編者按

上世紀四十年代，馮至先生以奧登的一句詩（“他經過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為引，寫下這篇關於裏爾剋的文字，情深而言慎，字裏行間不僅有馮至先生作為裏爾剋的讀者、譯者和研究者對這位奧地利詩人精神世界的剖析，更如明鏡一般映照出作者本人廣袤堅韌的內心。無論是“居於幽暗而自己努力”的品性還是埋頭工作、虔心等待開花結果的耐性，恐怕都可謂在任何時代皆能忠實於內心的平靜源泉吧。

天艾

在我們抗戰的第二年，英國詩人奧登因為同情中國來到武漢，那正是前綫不利、武漢岌岌堪危的時刻，他當時寫了一些詩，其中有一首十四行，卞之琳曾經把它譯成中文：

當所有用以報告消息的工具

一齊證實了我們的敵人的勝利；

我們的棱堡被突破，軍隊在退卻，

“暴行”風靡像一種新的疫癘，

“邪惡”是一個妖精，到處受歡迎；

當我們悔不該生於此世的時分：

且記起一切似被遺棄的孤靈。

今夜在中國，讓我想起一個人，

他經過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繆佐①他顯了全部的魄力，

一舉而叫什麽都有了個交代：

於是帶了完成者所懷的感激，

他在鼕天的夜裏走出去撫摩

那座小古堡，當一個龐然大物。

奧登在武漢的任何一個旅館裏的燈光下會“想起一個人”，這個“想起”使我感到意外地親切。第一因為我是中國人，中國的命運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分擔着；第二因為他所想起的那個人正是我十年來隨時都要打開來讀的一個詩人，裏爾剋。我從這人的作品中得到過不少的啓發，他並且指示給我不少生活上應取的態度。現在來了一個第三國的詩人，他居然把中國的命運和裏爾剋融會在一首美好的十四行詩裏，這能說衹是詩人的奇異的聯想嗎？也許裏邊不是沒有一些夙緣。

奧登在中國拍下的照片

中國對於這個奧地利的詩人是一個遼遠的世界，除卻李太白的名字和瓷茶杯外，在他的集子裏找不到什麽關於中國的事；他是一個純粹的歐洲人，他不像他同時代的一部分詩人、畫傢，每每遠渡重洋用異鄉的色彩不着實際地渲染他們的幻想。裏爾剋的詩，由於深邃的意念與獨特的風格就是在他的本國也不是人人所能理解的，在中國，對於裏爾剋的接受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竟有人把中國和裏爾剋這兩個生疏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也許最生疏的事物在生命的深處會有時感到非常親切吧。人需要什麽，就會感到什麽是親切的。裏爾剋的世界使我感到親切，正因為苦難的中國需要那種精神：“經過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繆佐他顯了全部的魄力，一舉而叫什麽都有了個交代。”這是一個詩人經過長久的努力後的成功，也就是奧登對於中國的希望。裏爾剋在他“十年的沉默”之前，就寫過這樣的詩句：

……他們要開花，

開花是燦爛的，可是我們要成熟，

這叫作居於幽暗而自己努力。

這裏很顯著地表明了詩人所决定的態度，他與熱鬧的世界判然分離了。至於他沉默的時期，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間和戰前戰後，他看着世界一切都改變了形象，他在難以擔受的寂寞裏，深深感到在這喧囂的時代一切的理想都斂了蹤跡，再也沒有什麽可說的了，但是他銳利的目光無時放鬆時風的轉變，他衹嚮他的友人們傾吐他的關懷。他的信札集，在戰時和戰後那幾年內，成為最能感人的一部分。在一九一五年的一封信裏，他寫道： 

在城市中有多少麯飾，多少最壞的消遣……被貪求獲利的文藝和可憐的劇院所支持，被報紙所諂媚……惡劣的謊語自一年以來的確常常成為真正發生的事件的原因了，幾百的謊語在世界上製造出幾千的事實，於是那不斷發生的崇高的、犧牲的、果敢的事都被編入可憐的虛偽混濁中了……

奧登與中國士兵這是一個真偽混淆的社會，他希望這混沌的狀態能夠在偉大人物的面前澄清一些。但是他所最推崇的兩個同時代的人，法國的雕刻傢羅丹和比利時的詩人凡爾哈侖②，據由戰綫的西邊輾轉傳來的消息，他知道，他們都在這時期內與世長辭了。他證實了這些消息以後，在一九一七年感慨地寫給他的夫人：

若是這可怕的硝煙（戰爭）消散了，他們將不再存在，他們將不能協助人們重新建設和培育這個世界了。

世界在紊亂着，而在這紊亂的世界能夠指給人一些方向的人正在這時死去了，這有多麽使人悲痛！歐洲經過四年的混戰，停戰後一般的情形比戰時更為紊亂，更為龐雜，他在1919年嚮一個女友表示他的熱望：“在這樣多的顛覆、囂雜、惡意的傾軋之後，並沒有從事於真實地改變和革新的意志，這意志，人們早就應該準備着分擔合作了。”這是他在戰時和戰後所有的心情，外邊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都會成為他深切的痛苦。但是他在外界不願顯露，他隱伏着，衹暗自準備將來的偉大工作。一九一八年，奧地利政府因為他過去在文藝上的貢獻曾頒給他奬章和奬狀，他拒絶了。他在十二月十七日上的呈文，讀起來也非常感人： 

具呈人於本年五月，展讀報紙，知將承受一最高之褒揚，當時曾决定，不擬接受：因彼之心意從來如此，即規避任何頒奬之勳章。但當時友人促其註意，因彼正服務於陸軍協會，應無權予以拒絶。

今具呈人已收到頒贈奬狀及勳章之正式公文，彼在此具有根據其信念行事之自由：因此望能准許將勳章及一切附帶之文件嚮頒發處退還。具呈人實為冒昧，人將視此行為為缺乏恭順；惟彼之拒不接受衹由於維護其個人之信念；蓋其藝術工作絶對使其度“不顯著”之生活也。不顯著地生活着，也正是前邊所引的那三行詩裏所說的“居於幽暗而自己努力”。當他早期的作品在戰壕裏被許多青年人誦讀時，他個人早已在紊亂的時代前退卻了。如果沒有那些信札傳下來，人們會不知道這些年的歲月他是怎樣度過的；現在卻從這些信札裏知道，他當時對於人類所有的關懷並不下於指揮三軍的統帥在戰場上所用的心機。在戰後，他懷着那個“從事於真實地改變和革新的意志”，經過長久的彷徨和尋索，最後在瑞士繆佐地方的一座古宮裏，在一九二二年，一舉而完成那停頓了十年的巨著《杜伊諾哀歌》，同時還一氣呵成寫了一部《緻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十年的沉默和痛苦在這時都得到升華，一切“都有了個交代”。這兩部詩集成為二十世紀——至少是前半世紀——文藝界的奇跡，顯示着一種新的詩風。如今，裏爾剋早已死去了，他的詩、他的信札，卻不知教育了多少青年，而他的名聲也一天比一天擴大，由歐洲的大陸而英國，由英而美，一直波及我們東方，甚至奧登在武漢的中心，有一天夜裏會想到他。

裏爾剋現在距離奧登寫那首十四行詩的時候轉眼又是五年了。在這五年內，我們有成功，也有失敗。成功，是我們當時所熱望的，所想象的，如今有些事漸漸具體化了，把握得住了；失敗，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一般的社會裏顯露出道德崩潰的現象。在這局面下，有人過分樂觀，覺得一切都會隨着抗戰勝利而得到解决；有人在悲觀，幾年的流血並沒有把人心洗得清潔一些，一切反倒越攪越混濁了，他們看着這情形，感到激憤，他們擔心戰後的社會裏有許多事怕會更難收拾，恐怕需要比抗戰還要艱巨的努力。在談到這些問題時，我常常想到另一個英國人所說的一句話。在民國十年的一個夏夜，許多青年聚集在北京大學大禮堂裏，在送別羅素的集會上聽取這個英國思想傢的臨別贈言。那時我還是一個沒有走進大學門口的學生，也坐在人群中間傾心靜聽。那晚羅素說了些什麽話，如今已經記不清，但是其中有幾句卻始終沒有忘記，而且現在越想越有意義了。他說，中國這麽大，人口這樣多，其中衹要能有一千個真實努力工作的人，中國就會有辦法。現在，二十二年的歲月悠悠地過去了，當時參加過這個聚會的青年，如今多是四十左右的壯年，分散在這廣大國土的許多地方，回想起來，不無一些傷感。但是中國之所以能夠有今日，大半還是多虧在這二十年內不缺乏真實努力工作的人。我們衹希望這些人的數目能夠增加。

馮至先生的校改手稿

我們不要讓那些變態的繁華區域的形形色色奪去我們的希望，那些不過是海水的泡沫，並接觸不到海內的深藏。我們應該相信在那些不顯著的地方，在不能蔽風雨的房屋裏，還有青年——縱使是極少數——用些簡陋的儀器一天不放鬆地工作着；在陋巷裏還有中年人，他們承襲着中國好的方面的傳統，在貧乏中每天都滿足了社會對他提出的要求。他們工作而忍耐，我們對於他們應該信賴，而且必須信賴，如果我們不對於中國斷念，無視眼前的睏難，衹捕風捉影地談戰後問題，有些近乎癡人說夢，但真正為戰後做積極準備的，正是這些不顧時代的艱虞，在幽暗處努力的人們。他們絶不是躲避現實，而是忍受着現實為將來工作，在混沌中他們是一些澄清的藥粉，若是混沌能夠過去，他們心血的結晶就會化為人間的福利。到那時他們也許會在夜裏走出去，撫摩他們曾經工作的地方，像是“一個龐然大物”。

① 繆佐（Muzot），位於瑞士羅訥河𠔌的一座13世紀古堡，1922年裏爾剋在這裏完成了《杜伊諾哀歌》和《緻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今譯穆佐。② 凡爾哈侖（Émile Verhaeren，1855—1916），比利時法語詩人，劇作傢，象徵主義詩歌的創始人之一。 

選自《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奧地利] 萊內·馬利亞·裏爾剋著，馮至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一版）附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