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 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停止了思考，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

钱理群 活字文化 2019-09-02

近年来，鲁迅的作品退出语文教材的传言时常出现，引发舆论关注。
 

在8月27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一“传言”不攻自破。2017年教育部启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语文、历史教材统编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教材编审工作全部完成。普通高中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介绍说，新版教材选取了鲁迅《拿来主义》《记念刘和珍君》等5篇文章。

鲁迅“没走”，鲁迅还在。每当发生光怪陆离的世间乱象，看到丑态百出的荒诞现实，我们总会想到他。他的文字、思想与人格范式，已经深深嵌入整个民族的文化脉络之中。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在鲁迅研究领域灌注了他的生命经验与热情，在他的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后记中，他梳理了“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与 20世纪中国变革的先驱者鲁迅的认同与辨异，理解与误解，感应与隔膜……”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这篇文章，共同体会“鲁迅”如何给予一位知识分子生命的丰饶与精神的富足。钱理群教授和洪子诚教授共同主编的活字新书《未名诗歌分级读本（小学卷）》也已面世，书友们可从这套诗歌读本中感受两位未名大家，如何用诗教浸润童心。

钱理群，一生裁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中间十八年，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四个春秋，并写有多部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五年，又回归中学和贵州，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八十载的生命，和两个空间——贵州与北大，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其主要连接纽带，则是鲁迅。

1

这里，要谈的是“我自己”。更确切地说，是“我与鲁迅”。这本是“我之鲁迅观”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我”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同样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透过“我与鲁迅”，可以从一个特定侧面，看到中国的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与 20世纪中国变革的先驱者鲁迅的认同与辨异，理解与误解，感应与隔膜……

就从50年代谈起。

少年时代的我，自然没有自己独立的鲁迅观，但奇妙的是，我对鲁迅的认识竟然受到了一首诗与一个诗题的影响。这首诗是臧克家的《有的人》，我至今还能背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上的火烧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一个诗题”——真的，只剩下诗题，诗的内容早已毫无印象了——是郭沫若的《鲁迅笑了》。

现在回想起来，“鲁迅笑了”，正是应和着 50年代的时代与个人的欢乐情绪；鲁迅在我们这一代心目中，第一个印象不是“横眉冷对”，而是“笑”，这是很有意思的。——不是么？

而臧克家的《有的人》则引起了一个纯真的少年对不朽的生命的无尽遐想与朦胧追求。这时鲁迅离自己是比较遥远的。

认真地读鲁迅的书，是在大学读书期间。今天的大学生已经很难理解，当年的大学生“拼命读书”是要被认为走“白专道路”而受到严厉批判的。而我偏偏是个不可救药的读书癖，一面接受批判，不无虔诚地检讨自己，一面却忍不住要悄悄读书。记得 1959年有一段时间，空气有点松动，甚至号召“认真读书”，于是，我就趁机公开、半公开地啃起出版不久的《鲁迅全集》来。“啃”得非常吃力，因为我当时几乎毫无人生阅历，知识又极端贫乏，连字面的意思都弄不懂；但毕竟通读了一遍，而且不知不觉间，“微笑”的鲁迅变成了“眉头紧皱”的鲁迅：这大概与我自己的心境变化有关吧。

真正开始“研究”鲁迅，是在 60年代初，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折：大学毕业以后，由北京发配到了贵州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城，又面临着那个饥饿的年代。物质的饥饿，特别是精神的饥饿，使我又捧起了鲁迅的书。1962年第一个早晨，我空着肚子，在一间又小又冷的屋子里，拿起笔，开始写我的《鲁迅研究札记》。我的第一个研究题目是：《鲁迅与毛泽东》，以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通；这大概是受了冯雪峰的影响，因为我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冯雪峰《鲁迅回忆》里的几段话。我在文章开头引用了叶剑英的诗句：“东方风格千秋在，举世嚣嚣亦枉然”，把鲁迅与毛泽东同样看作是“东方风格”即“为无产阶级思想所照耀的我们民族性格”的伟大代表，并且把这种“东方风格”、“民族性格”概括为“硬骨头精神与韧性精神的结合”——这是我的第一个“鲁迅观”；它直接地反映了 60年代初由于苏联对中国的封锁而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先后经历了两次外来的封锁——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封锁， 6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封锁，这对于恰恰在这二十年内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这一影响，人们至今仍然估计不足。

正是在这两次封锁中，毛泽东高举起了“维护民族独立、统一与尊严”的大旗，因而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所普遍接受，并逐渐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与导师。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在第一篇论文里，引述了毛泽东 50年代所写的《别了，司徒雷登》里的一段话：“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么？”我当时是一边写一边流泪的；因为这时候我们又面临着苏联的封锁。这一代知识分子因此而自愿地接受了毛泽东“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理论，以及他的“大跃进”政策和“反修防修”的思想。尽管“大跃进”给包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内的全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人们仍然认为，它是以一种曲扭的形式反映了处于封锁下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自己国家“一穷二白”面貌，从“落后挨打”挨打”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的民族情绪与愿望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情绪与社会心理下，鲁迅“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本人也与毛泽东一样，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我自己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下，选择了鲁迅与毛泽东作为精神的支柱。这一选择，对我的实际意义是，尽管处在个人生活的逆境——由文化中心北京发放到文化沙漠贵州——中，却始终保持了发奋图强、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我按照毛泽东的教导，自觉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在一所小小的中等专业学校作语文教员——与整个国家、民族的振兴事业联系在一起，劲头十足地、兢兢业业地教育着学生，同时，几乎是废寝忘食地读书，研究鲁迅，一遍又一遍地通读《鲁迅全集》，写下了大量笔记，为我今天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而我这样的精神状态，在我的同代人中是有代表性的。

但这同时也存在着可悲的误解与曲解，出现了可怕的历史倒退。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的英雄、领袖地位的确认，对于他的许多理论的接受，开始确实是一种理智的选择——由于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由于他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变成了盲从。

人们开始是出于信任，以后则出于盲目的惯性作用，逐渐接受了这样的理论与事实：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这类“大事”是毛泽东这样的领袖的特权，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只需要按毛泽东的指示行事，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做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

但我们却长期以来对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当我重读到鲁迅这段话：

“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尽管痛苦、难堪，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严峻事实：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曾经出现过驯化、奴化的倾向。鲁迅其实早已提出警告：在强调“一致对外”时，要防止对国人正当权利的剥夺；但 20世纪中国却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感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这其实是根本上反映了儒家文化传统特点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也就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这一传统。鲁迅这一代曾经勇猛地反叛过，并且企望由他们这一代开始，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从此结束精神奴化状态；但不料想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却又走了回头路。这里所发生的，正是鲁迅所预言的悲剧：人们只注意了“一致对外，反帝反霸”，却因此而放松了对国内封建主义的警惕。

五六十年代的外来封锁还造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构成上的严重缺陷。我们除了大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及“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化外，主要的精神汲取是俄罗斯文化， 60年代以前的苏联文化，以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对于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文化，以及 60年代以后苏联文化的新发展，则基本上是隔绝的。而且我们还有一套理论，这就是日丹诺夫所谓 18、 19世纪“资本主义繁荣时期”曾创造出“伟大作品”，无产阶级可以批判接受；而“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 20世纪西方文化已经“衰颓与腐朽”，无产阶级应断然拒绝。绝不能低估日丹诺夫的理论及其实践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素质的深刻影响，恐怕至今还有许多人没有从其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Andrei Alexandrovich Zhdanov，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上将政委，从1934年苏联共产党十七大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一直到1948年8月去世为止，作为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前后控制意识形态达14年；日丹诺夫在塑造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和建立文化体制过程中，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

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对于鲁迅思想理解的极大片面性：我们只注意，或者说只能理解鲁迅思想中与 19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相通的部分，例如他的人道主义，他的理想主义，浪漫精神；而我们对鲁迅思想中与 20世纪现代主义相通的部分，例如本书反复强调的鲁迅怀疑主义精神，他的个性主义思想中的绝望、孤独，强烈的荒谬感和自嘲意识……我们则根本不能理解。但我们偏偏又有一种现成理论，即把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一律叫做“历史局限性”。这种思想逻辑固然简单明快，但却造成了我们这些自称的鲁迅信徒对于鲁迅的可怕隔膜。

如果我们敢于像鲁迅那样直面事实，我们还得进一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开放的一代与封闭的一代之间的隔膜，是具有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的一代与在形而上学独断论、绝对主义的时代文化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之间的隔膜。

研究了几十年的鲁迅，现在终于发现，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当然不是全部）与鲁迅是隔膜的，这自会引起一种难言的、挖心掏肺的痛苦。呵，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竟是如此的残酷！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时代酿成的苦果，我们也只得吞下去，而且如鲁迅那样，独自躲进丛林，舐净心灵创伤的血迹；然后，我们才会有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2

我和我的同代知识分子在已经被驯化的情况下，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时代——这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确实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

我个人的命运再一次发生急剧的变化；运动一开始，一夜之间，我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我被隔离起来，关在自己的单身宿舍里。除了无休止地写检查，接受批判之外，居然还允许我读书。我的大批藏书都被没收，却留下了《毛泽东选集》与《鲁迅全集》。

于是，我就在这样一个荒诞的疯狂的时代，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以一个混乱、迷惑的、曲扭的心灵，与我的两个“精神之父”——毛泽东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了。这自然已不再是学术研究，而是要求灵魂的超度：要给突然强加于我的屈辱地位找到一个合理的、自己所能够接受的解释。

课题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当时我的思想既然已经被驯化、半驯化，而这场革命又是打着我所崇拜的毛泽东、鲁迅的旗号，因此，命运注定我及我同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在革命风暴初起时，不可能对这场革命本身产生怀疑，而只能在自己灵魂深处去“爆发革命”，何况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孔孟儒学提倡的自省传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一直鼓励这种自省式的修养呢。这样，在这史无前例的历史大考验的一开始，我和我的同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自我精神状态及所作出的历史反应，就走入了歧路，具有了极大的悲剧性与荒诞性。

但我居然在毛泽东与鲁迅那里，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毛泽东与鲁迅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采取了严峻的批判态度。鲁迅早在《关于知识阶级》中就指出过：“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而鲁迅本人，则是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特别严峻的态度，进而对传统文化的主要承担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格外敏感，并一贯给予无情的批判。但在 1966年开始的混乱中，我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区分的。当时，引起我的思想震动的是，毛泽东与鲁迅都从知识分子与普通人民的关系这一角度，严厉谴责知识分子的弱点。

这正是要害所在。

正像屈原反复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样，生活在中国这块多灾多难土地上的人民的苦难，始终在折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祖国”始终是与“人民”连在一起的，“爱国”必然“忧民”；与人民共命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但鲁迅这一代，作为中国 20世纪伟大变革的先驱者，他们最初强烈感受到的是，现代意识与变革要求和人民不觉悟状态的尖锐矛盾，因此，他们对于人民既“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鲁迅并且有“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的设想。

但是，无情的现实很快就使鲁迅强烈地感到只掌握精神批判武器的知识分子，在占有了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反动阶级面前的软弱无力；在他得出了“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这一结论时，他就自然地产生了向“物质的批判”的承担者工农兵大众吸取力量的强烈要求。鲁迅身上所发生的这种由强调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启蒙作用，到强调知识分子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的转变，在 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是具有典型性的。因此，毛泽东在著名的题为《五四运动》的讲演中，作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时，是既反映了客观实际，又科学地总结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表达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广大觉悟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要求，同时又得到了前述“知识分子与人民共命运”的历史传统的强有力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号召得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自觉响应，成为他们的行动路线，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历史命题在执行中却产生了谬误。40年代强调“大众化”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时就已显偏颇， 50年代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更在实际上根本否定了知识分子对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的思想启蒙任务，进而预伏着否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美化人民愚昧状态的危险。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继承上一代传下来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传统时，同时就接受了“知识分子工农化”的理论。在越来越明确地把与普通工农等同（画等号）作为奋斗目标时，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发生了扭曲：他们不再是互相支持，互相吸取、补充的平等的社会变革力量，而人为地划分成了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知识分子成了不“脱胎换骨”，就不允许存在的异己力量。

毛泽东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详细批语

先是对知识分子确实存在的弱点的夸大——具有“反省”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夸大，纷纷自觉地谴责自己；然后打出了“兴无灭资，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号——对西方及苏联的封锁极端反感，被激起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很容易地从“保卫中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独立性”的角度接受了这些口号；然后在“兴无灭资，反对修正主义”的神圣旗帜下，把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现代意识统统划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范围，而予以根本否定与彻底践踏，这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基础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现代科学文化的密切联系，就从根本上遭到否定与摧毁，以至发展到最后，“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本身变成了罪恶。

这是一个可怕的“逻辑的迷宫”：不但前提（“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且每一步推理，都有可以被接受的理由，似乎合乎逻辑。喜欢作抽象推理、逻辑游戏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正是知识分子致命弱点之一——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根本改造，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上山下乡政策宣传油画

这是一种渗入这一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迷误，它甚至支配着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专业研究。我与同代人对于鲁迅的观察就是如此。鲁迅被塑造成脱胎换骨的改造的典型，鲁迅前后期思想被人为地割裂与对立起来，贯穿鲁迅一生的启蒙意识被视为局限性，鲁迅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则被任意强化与夸大，后期鲁迅的另一些重要思想，例如知识分子是“大众中的一个人”，应“不看轻自己”也“不看轻别人”，反对“成为大众的新帮闲”，也都消失在观察视野之外。鲁迅再一次地被我们这些“信徒”肢解，反过来又影响着我们在新的历史命运面前自我道路的思考与选择。

我就是这样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我的种种批判：我否认自己是“反革命”，却真诚地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苗子”，承认自己“有罪”。当时，和我处于同样命运中的同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都作出了类似的历史选择。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就此达到了顶点。

这里，需要说一说鲁迅的“中间物意识”对我的深刻影响。在我大学毕业以后走上人生之途的开始，也即我的独立的鲁迅研究的开始，我就确定了以鲁迅为榜样，自觉地充当“历史的中间物”的人生道路，把自己的历史使命归结为“自己肩负因袭的重担”，为年青一代开辟道路。

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个符合历史要求的正确选择。由于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历史转折的特殊艰巨性，决定了 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中间物”必然包括了好几代人；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又正处于新中国的开创者的老一代，与新时期中华腾飞的主力军年青一代之间，是 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中精神重负最为沉重的一代，历史限制了我们自身更充分的发挥，在我们身上，“历史中间物”的特色显然是更为鲜明的。
 

正是“中间物”意识使我找到了自我心灵与鲁迅心灵的通道。在鲁迅的启示下，我比较早地清醒地看到了自我的局限性，自觉地接受了鲁迅“绝望中抗战”的人生哲学，因而几十年来，无论身处逆境或顺境，都始终保持了“永远进击”的奋斗精神。但同时，我也比较早地接受了鲁迅的赎罪意识与牺牲意识的影响。特别是毛泽东把现代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异赋予阶级论的色彩，断定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变成我的极为沉重思想包袱时，赎罪意识与牺牲意识就是一种极好的精神精神解脱：不但受压抑的地位被解释为“历史的必要牺牲”，而且也从这种自觉的赎罪与牺牲中找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崇高感与悲壮感。

 本来鲁迅的赎罪意识与牺牲意识里，就含有某些病态成分，现在，经过我们这些“信徒”的发挥，竟然有了如此浓重的鲁迅所深恶痛绝的“阿 Q气”，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对现实愚昧、反动势力的怯懦的屈服：这大概是鲁迅所绝对不曾料及的吧。这确实是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中最悲凉的记录。

3

因此，可以想见，当北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驯服工具论”时，在我这样的内地小城里的，被囚禁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里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不可能了解斗争全局，特别是上层斗争情况的普通人民（包括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能按照自己的实际处境来理解：当时我感到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思想大解放，被赎罪意识、改造意识强压下去的反抗意识终于引发出来，我几乎是第一次恢复了知识分子思考的本能；然而，它又不免是畸形的，因为同时大大加强了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这种思考不可能是真正独立的，冲破了局部范围的思想束缚，却在更大范围内受着更根本性的束缚；而且反抗意识从一开始就被引入了错误（全局性的）方向。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进行着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鲁迅的怀疑主义否定精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鲁迅《狂人日记》里的历史性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以及他引述的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以后漫长的精神困惑里，成了我和我的一些年青朋友的座右铭。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我们在一阵思想阵痛之后，很快转入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与历史道路”的思考与探索。

“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我与比我年青的一代——当今中国改革事业的主力军深刻的精神联系，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这对于我以后的思想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至今仍不能忘怀，在“四人帮”制造的“红色恐怖”之下，我们怎样躲开一切监视，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以及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著作，热烈地讨论着中国与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这种场合，我常常给青年朋友讲我所理解的鲁迅；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剖析引起了年青一代的极大兴趣。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着与当年的鲁迅类似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有意义的是，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与鲁迅也是类似的：我们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与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而我们最感兴趣，讨论得最为热烈的，也是如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鲁迅就是这样在这非常的年代开始与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发生了心灵的感应。

据我所了解，在当时的中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类似学习、思考与讨论；在 60年代末、 70年代初，以年青一代为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这一次自发的探索，实际上成为 1976年以后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中国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事业的许多思想萌芽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孕育的。而我自己，正是在这一次探索中，随着对中国国情日益深入的思考与理解，逐步地接近与理解了鲁迅。

《团结起来到明天》1976年 吴鹏 摄 。这是四五运动的历史见证，摄影界认为，此照堪为四五运动第一照。

但我的思想解放远比年青一代要艰难得多。可以这样说，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前，我都未能从对长期形成的个人迷信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这是自然的：我是在毛泽东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毛泽东作为我的精神支柱，已经构成了我的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中我又接受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反过来严重地束缚着我的思考，使我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探讨没有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大的高度与深度；我的思想认识的这种局限性，甚至影响了我周围的青年朋友，这是我至今仍然感到负疚的。

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真诚接受，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心中郁积着一种怨愤情绪。这是长期受压抑的地位所形成的；也由于我们几乎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对于党内不正之风引起的一部分当权的干部与群众之间尖锐矛盾有着十分具体、强烈的感受，以至于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对立。在满腔怨愤亟待喷发的心理和情绪支配下，自然很容易地就接受了毛泽东将矛盾、对立绝对化的“斗争哲学”；而我则更进一步把鲁迅的斗争精神绝对化，把鲁迅对于中国中庸主义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绝对化，从另一个极端曲解了鲁迅。这种曲解是在艰苦的探索中，我的心日益贴近鲁迅的时候发生发生的，就显得特别可悲。

前几年重读《鲁迅全集》，看到鲁迅早在 1925年就已发出警告：“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否则“是非常危险的”，我受到了极大震动，由此而想到， 20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发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热，我自己亲历的就有 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大动乱，每一次狂热都是在一种受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冲动下开始的，最后却走到了反面。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落后国家，受压抑的阶层中。

大跃进时期的中国

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历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别令人感到悲哀与沮丧。这是历史对不成熟的民族、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惩罚。无论是对于我们民族，还是我自己，这都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4
 

我正是怀着探求的渴望，又负着精神的重担，步入了 1978年以后开始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尖锐地提出了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由于毛泽东一再宣称他的心与鲁迅“相通”，因而对于鲁迅的评价，事实上也成为几代知识分子及学术界公开、不公开的争议问题之一。毛泽东与鲁迅长期以来都是我的精神支柱，这场争论对我所具有的极端重要的意义，几乎是不言自明的。由于多次历史经验教训，我已经趋于成熟，不再愿意盲目地听从任何一种意见，而坚持一切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这既是充满痛苦与困惑的历史的反思与自我剖析，又是思想的解放，心灵的开放，艰难而愉快的新探索的开始。

钱理群

在将近七八年的时间里，我很少写有关鲁迅的文章，我害怕思考的不成熟再次歪曲了鲁迅。但我内心深处却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我：我的命运既然与鲁迅有着如此不平凡的联系，我应该把我们这一代人对鲁迅的认识写出来，在鲁迅研究中尽到“中间物”的历史责任。我仍然坚信，真正与鲁迅思想相通的，将是当代中国的先进青年。因为他们与鲁迅同样处在历史的大开放、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有着类似的探讨与思考。更重要的是，正是当代的中国先进青年，他们有可能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鲁迅，既不如我似的把鲁迅当作崇拜对象，又不会像某些人那样轻率地否定鲁迅；在鲁迅面前，他们是平等、独立的，却因此而真正接近了鲁迅。在他们中间，将会产生出远比我们这一代更有出息的鲁迅研究工作者，会有比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与发现。

几十年来一直纠缠我的灵魂，使我坐寝不安的感情重担已经卸下，我还要再期待什么呢？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这样永远地惶恐而紧张下去么？

不，是鲁迅所说的，“竦身一摇”，将一切“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的时候了。

《心灵的探寻》是钱理群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第一本专著，是国内鲁迅研究界中的标志性作品。这本书可以说是钱理群自己的“鲁迅观”。在他的笔下，鲁迅许多原先不为人们熟知的魏晋风骨、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都得到了展示，在80年代极大地丰富了鲁迅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对“鲁迅”进行着投射。钱理群曾经说过：“我研究他，不是在学院中把他当作研究对象，而是把他当作引导者，首先学会怎样做人，然后有体会，写成书就是《心灵的探寻》。至于人们承认与否是无所谓的。”他这本书并不求在学院体制内得到承认，更在意与公众分享“我之鲁迅观”，进而让大家从“鲁迅”中受益。而三十年来，这本《心灵的探寻》在思想界、知识界，也包括学术界，都得到了应有的好评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