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 | 以思考作為本職的知識分子停止了思考，這真是歷史的大倒退

錢理群 活字文化 2019-09-02

近年來，魯迅的作品退出語文教材的傳言時常出現，引發輿論關註。
 

在8月27日，教育部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這一“傳言”不攻自破。2017年教育部啓動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語文、歷史教材統編工作，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教材編審工作全部完成。普通高中語文教材總主編溫儒敏介紹說，新版教材選取了魯迅《拿來主義》《記念劉和珍君》等5篇文章。

魯迅“沒走”，魯迅還在。每當發生光怪陸離的世間亂象，看到醜態百出的荒誕現實，我們總會想到他。他的文字、思想與人格範式，已經深深嵌入整個民族的文化脈絡之中。

北大中文係教授錢理群在魯迅研究領域灌註了他的生命經驗與熱情，在他的研究專著《心靈的探尋》後記中，他梳理了“成長於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他們與 20世紀中國變革的先驅者魯迅的認同與辨異，理解與誤解，感應與隔膜……”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這篇文章，共同體會“魯迅”如何給予一位知識分子生命的豐饒與精神的富足。錢理群教授和洪子誠教授共同主編的活字新書《未名詩歌分級讀本（小學捲）》也已面世，書友們可從這套詩歌讀本中感受兩位未名大傢，如何用詩教浸潤童心。

錢理群，一生裁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準備，1939年出生重慶，在南京讀小學、中學，在北京大學親歷反右運動；中間十八年，在邊遠地區貴州安順小城中等專業學校教書，在社會底層經歷了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與北京大學青年學生、同代友人一起，風風雨雨二十四個春秋，並寫有多部研究周氏兄弟和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後五年，又回歸中學和貴州，關註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願者運動，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八十載的生命，和兩個空間——貴州與北大，一個群體——中國的年輕人，建立了血肉的聯繫，其主要連接紐帶，則是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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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要談的是“我自己”。更確切地說，是“我與魯迅”。這本是“我之魯迅觀”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我”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同樣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總和”。透過“我與魯迅”，可以從一個特定側面，看到中國的成長於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他們與 20世紀中國變革的先驅者魯迅的認同與辨異，理解與誤解，感應與隔膜……

就從50年代談起。

少年時代的我，自然沒有自己獨立的魯迅觀，但奇妙的是，我對魯迅的認識竟然受到了一首詩與一個詩題的影響。這首詩是臧剋傢的《有的人》，我至今還能背得——

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有的人情願作野草，等着地上的火燒把名字刻入石頭的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衹要春風吹到的地方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一個詩題”——真的，衹剩下詩題，詩的內容早已毫無印象了——是郭沫若的《魯迅笑了》。

現在回想起來，“魯迅笑了”，正是應和着 50年代的時代與個人的歡樂情緒；魯迅在我們這一代心目中，第一個印象不是“橫眉冷對”，而是“笑”，這是很有意思的。——不是麽？

而臧剋傢的《有的人》則引起了一個純真的少年對不朽的生命的無盡遐想與朦朧追求。這時魯迅離自己是比較遙遠的。

認真地讀魯迅的書，是在大學讀書期間。今天的大學生已經很難理解，當年的大學生“拼命讀書”是要被認為走“白專道路”而受到嚴厲批判的。而我偏偏是個不可救藥的讀書癖，一面接受批判，不無虔誠地檢討自己，一面卻忍不住要悄悄讀書。記得 1959年有一段時間，空氣有點鬆動，甚至號召“認真讀書”，於是，我就趁機公開、半公開地啃起出版不久的《魯迅全集》來。“啃”得非常吃力，因為我當時幾乎毫無人生閱歷，知識又極端貧乏，連字面的意思都弄不懂；但畢竟通讀了一遍，而且不知不覺間，“微笑”的魯迅變成了“眉頭緊皺”的魯迅：這大概與我自己的心境變化有關吧。

真正開始“研究”魯迅，是在 60年代初，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轉折：大學畢業以後，由北京發配到了貴州一個偏僻、落後的小城，又面臨着那個饑餓的年代。物質的饑餓，特別是精神的饑餓，使我又捧起了魯迅的書。1962年第一個早晨，我空着肚子，在一間又小又冷的屋子裏，拿起筆，開始寫我的《魯迅研究札記》。我的第一個研究題目是：《魯迅與毛澤東》，以為他們之間存在着內在的相通；這大概是受了馮雪峰的影響，因為我的最有力的論據就是馮雪峰《魯迅回憶》裏的幾段話。我在文章開頭引用了葉劍英的詩句：“東方風格千秋在，舉世囂囂亦枉然”，把魯迅與毛澤東同樣看作是“東方風格”即“為無産階級思想所照耀的我們民族性格”的偉大代表，並且把這種“東方風格”、“民族性格”概括為“硬骨頭精神與韌性精神的結合”——這是我的第一個“魯迅觀”；它直接地反映了 60年代初由於蘇聯對中國的封鎖而激發起來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先後經歷了兩次外來的封鎖——5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的封鎖， 60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封鎖，這對於恰恰在這二十年內在中國大陸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性格、文化心理結構的形成與發展，産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對這一影響，人們至今仍然估計不足。

正是在這兩次封鎖中，毛澤東高舉起了“維護民族獨立、統一與尊嚴”的大旗，因而為這一代知識分子所普遍接受，並逐漸成為他們心目中的英雄與導師。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我在第一篇論文裏，引述了毛澤東 50年代所寫的《別了，司徒雷登》裏的一段話：“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决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睏難麽？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麽？”我當時是一邊寫一邊流淚的；因為這時候我們又面臨着蘇聯的封鎖。這一代知識分子因此而自願地接受了毛澤東“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的理論，以及他的“大躍進”政策和“反修防修”的思想。儘管“大躍進”給包括這一代知識分子在內的全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人們仍然認為，它是以一種麯扭的形式反映了處於封鎖下的中國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改變自己國傢“一窮二白”面貌，從“落後挨打”挨打”的被動局面中解脫出來的民族情緒與願望的。也正是在這樣的民族情緒與社會心理下，魯迅“沒有絲毫奴顔與媚骨”的“硬骨頭”精神，在這一代知識分子中産生了巨大影響，魯迅本人也與毛澤東一樣，成為他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我自己也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心理背景下，選擇了魯迅與毛澤東作為精神的支柱。這一選擇，對我的實際意義是，儘管處在個人生活的逆境——由文化中心北京發放到文化沙漠貴州——中，卻始終保持了發奮圖強、昂揚嚮上、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我按照毛澤東的教導，自覺地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在一所小小的中等專業學校作語文教員——與整個國傢、民族的振興事業聯繫在一起，勁頭十足地、兢兢業業地教育着學生，同時，幾乎是廢寢忘食地讀書，研究魯迅，一遍又一遍地通讀《魯迅全集》，寫下了大量筆記，為我今天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基礎。而我這樣的精神狀態，在我的同代人中是有代表性的。

但這同時也存在着可悲的誤解與麯解，出現了可怕的歷史倒退。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對於毛澤東的英雄、領袖地位的確認，對於他的許多理論的接受，開始確實是一種理智的選擇——由於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由於他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成功。但在發展過程中，卻逐漸變成了盲從。

人們開始是出於信任，以後則出於盲目的慣性作用，逐漸接受了這樣的理論與事實：探索中國發展道路這類“大事”是毛澤東這樣的領袖的特權，而我們普通老百姓（包括知識分子）衹需要按毛澤東的指示行事，踏踏實實地做好本職工作。

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中國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就這樣作出了關鍵性的錯誤選擇：他們半是被迫、半是自動地放棄了探索真理的權利，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利；這不僅從根本上背離了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而且也是知識分子歷史品格的喪失：在社會分工中，以思考作為本職的知識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做馴服工具，這真是歷史的大倒退、大悲劇，也是歷史的大嘲諷。

但我們卻長期以來對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當我重讀到魯迅這段話：

“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着，並且不平着，掙紮着，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回想起我也曾長時間地“陶醉”於自己的馴服中，我覺得魯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靈魂，我無地自容！

儘管痛苦、難堪，但我們必須正視這一嚴峻事實：在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身上曾經出現過馴化、奴化的傾嚮。魯迅其實早已提出警告：在強調“一致對外”時，要防止對國人正當權利的剝奪；但 20世紀中國卻一再出現這樣的誤解：知識分子對民族、社會責任感的強調，總是要以知識分子個性的喪失為代價。這其實是根本上反映了儒傢文化傳統特點的；而中國的知識分子作為傳統文化的承擔者，也就自覺、不自覺地繼承了這一傳統。魯迅這一代曾經勇猛地反叛過，並且企望由他們這一代開始，中國人民（包括中國知識分子）從此結束精神奴化狀態；但不料想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知識分子卻又走了回頭路。這裏所發生的，正是魯迅所預言的悲劇：人們衹註意了“一致對外，反帝反霸”，卻因此而放鬆了對國內封建主義的警惕。

五六十年代的外來封鎖還造成了這一代知識分子文化構成上的嚴重缺陷。我們除了大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及“五四”以來的左翼文化外，主要的精神汲取是俄羅斯文化， 60年代以前的蘇聯文化，以及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文化傳統；對於 20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西方文化，以及 60年代以後蘇聯文化的新發展，則基本上是隔絶的。而且我們還有一套理論，這就是日丹諾夫所謂 18、 19世紀“資本主義繁榮時期”曾創造出“偉大作品”，無産階級可以批判接受；而“資本主義沒落時期”的 20世紀西方文化已經“衰頽與腐朽”，無産階級應斷然拒絶。絶不能低估日丹諾夫的理論及其實踐對這一代知識分子精神素質的深刻影響，恐怕至今還有許多人沒有從其陰影中徹底襬脫出來。

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Andrei Alexandrovich Zhdanov，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聯最高統帥部常務顧問、上將政委，從1934年蘇聯共産黨十七大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意識形態，一直到1948年8月去世為止，作為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前後控製意識形態達14年；日丹諾夫在塑造斯大林意識形態模式和建立文化體製過程中，是僅次於斯大林的第二號人物。

這種情況造成了我們對於魯迅思想理解的極大片面性：我們衹註意，或者說衹能理解魯迅思想中與 19世紀人文主義思潮相通的部分，例如他的人道主義，他的理想主義，浪漫精神；而我們對魯迅思想中與 20世紀現代主義相通的部分，例如本書反復強調的魯迅懷疑主義精神，他的個性主義思想中的絶望、孤獨，強烈的荒謬感和自嘲意識……我們則根本不能理解。但我們偏偏又有一種現成理論，即把我們所不能理解的東西，一律叫做“歷史局限性”。這種思想邏輯固然簡單明快，但卻造成了我們這些自稱的魯迅信徒對於魯迅的可怕隔膜。

如果我們敢於像魯迅那樣直面事實，我們還得進一步承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開放的一代與封閉的一代之間的隔膜，是具有懷疑主義的否定精神的一代與在形而上學獨斷論、絶對主義的時代文化氣氛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之間的隔膜。

研究了幾十年的魯迅，現在終於發現，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當然不是全部）與魯迅是隔膜的，這自會引起一種難言的、挖心掏肺的痛苦。呵，歷史對於我們這一代竟是如此的殘酷！但又有什麽辦法呢？時代釀成的苦果，我們也衹得吞下去，而且如魯迅那樣，獨自躲進叢林，舐淨心靈創傷的血跡；然後，我們纔會有新的希望、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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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同代知識分子在已經被馴化的情況下，迎來了史無前例的時代——這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確實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嚴峻考驗。

我個人的命運再一次發生急劇的變化；運動一開始，一夜之間，我成了“修正主義苗子”、“反革命”。我被隔離起來，關在自己的單身宿舍裏。除了無休止地寫檢查，接受批判之外，居然還允許我讀書。我的大批藏書都被沒收，卻留下了《毛澤東選集》與《魯迅全集》。

於是，我就在這樣一個荒誕的瘋狂的時代，處於一種屈辱的地位，以一個混亂、迷惑的、麯扭的心靈，與我的兩個“精神之父”——毛澤東與魯迅進行“精神對話”了。這自然已不再是學術研究，而是要求靈魂的超度：要給突然強加於我的屈辱地位找到一個合理的、自己所能夠接受的解釋。

課題的選擇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但當時我的思想既然已經被馴化、半馴化，而這場革命又是打着我所崇拜的毛澤東、魯迅的旗號，因此，命運註定我及我同代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在革命風暴初起時，不可能對這場革命本身産生懷疑，而衹能在自己靈魂深處去“爆發革命”，何況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歷來就有孔孟儒學提倡的自省傳統，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又一直鼓勵這種自省式的修養呢。這樣，在這史無前例的歷史大考驗的一開始，我和我的同代知識分子的大多數自我精神狀態及所作出的歷史反應，就走入了歧路，具有了極大的悲劇性與荒誕性。

但我居然在毛澤東與魯迅那裏，找到了合理的解釋。這就是毛澤東與魯迅都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采取了嚴峻的批判態度。魯迅早在《關於知識階級》中就指出過：“知識和強有力是衝突的”。而魯迅本人，則是由於對中國傳統文化所持的特別嚴峻的態度，進而對傳統文化的主要承擔者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格外敏感，並一貫給予無情的批判。但在 1966年開始的混亂中，我是不可能作出這樣的區分的。當時，引起我的思想震動的是，毛澤東與魯迅都從知識分子與普通人民的關係這一角度，嚴厲譴責知識分子的弱點。

這正是要害所在。

正像屈原反復吟誦“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那樣，生活在中國這塊多災多難土地上的人民的苦難，始終在折磨着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祖國”始終是與“人民”連在一起的，“愛國”必然“憂民”；與人民共命運，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傳統。但魯迅這一代，作為中國 20世紀偉大變革的先驅者，他們最初強烈感受到的是，現代意識與變革要求和人民不覺悟狀態的尖銳矛盾，因此，他們對於人民既“哀其不幸”，更“怒其不爭”，魯迅並且有“現在沒奈何，也衹好從智識階級——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話太長，姑且從衆這樣說——一面先行設法，民衆俟將來再談”的設想。

但是，無情的現實很快就使魯迅強烈地感到衹掌握精神批判武器的知識分子，在占有了強大的國傢機器的反動階級面前的軟弱無力；在他得出了“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這一結論時，他就自然地産生了嚮“物質的批判”的承擔者工農兵大衆吸取力量的強烈要求。魯迅身上所發生的這種由強調知識分子對人民的啓蒙作用，到強調知識分子從人民中汲取力量的轉變，在 20世紀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中，是具有典型性的。因此，毛澤東在著名的題為《五四運動》的講演中，作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衆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的論斷時，是既反映了客觀實際，又科學地總結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發展道路的歷史經驗，表達了包括魯迅在內的廣大覺悟的知識分子的自覺要求，同時又得到了前述“知識分子與人民共命運”的歷史傳統的強有力的支持。因此，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與工農大衆相結合”的號召得到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自覺響應，成為他們的行動路綫，並不是偶然的。

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正確歷史命題在執行中卻産生了謬誤。40年代強調“大衆化”即是“徹頭徹尾徹裏徹外”地“化”時就已顯偏頗， 50年代提出“知識分子工農化”的要求，更在實際上根本否定了知識分子對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的思想啓蒙任務，進而預伏着否定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美化人民愚昧狀態的危險。我們這一代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在繼承上一代傳下來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正確傳統時，同時就接受了“知識分子工農化”的理論。在越來越明確地把與普通工農等同（畫等號）作為奮鬥目標時，知識分子與工農的關係發生了扭麯：他們不再是互相支持，互相吸取、補充的平等的社會變革力量，而人為地劃分成了改造者與被改造者，知識分子成了不“脫胎換骨”，就不允許存在的異己力量。

毛澤東關於“廣阔天地，大有作為”的詳細批語

先是對知識分子確實存在的弱點的誇大——具有“反省”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容易就接受了這種誇大，紛紛自覺地譴責自己；然後打出了“興無滅資，反對修正主義”的旗號——對西方及蘇聯的封鎖極端反感，被激起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熱情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很容易地從“保衛中國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獨立性”的角度接受了這些口號；然後在“興無滅資，反對修正主義”的神聖旗幟下，把以科學與民主為中心的現代意識統統劃到“資産階級、修正主義思想”的範圍，而予以根本否定與徹底踐踏，這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賴以存在的基礎與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現代科學文化的密切聯繫，就從根本上遭到否定與摧毀，以至發展到最後，“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本身變成了罪惡。

這是一個可怕的“邏輯的迷宮”：不但前提（“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具有歷史的合理性，而且每一步推理，都有可以被接受的理由，似乎合乎邏輯。喜歡作抽象推理、邏輯遊戲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正是知識分子致命弱點之一——就這樣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覺地自己出賣了自己：終於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經徹頭徹尾、徹裏徹外的根本改造，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上山下鄉政策宣傳油畫

這是一種滲入這一代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精神迷誤，它甚至支配着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專業研究。我與同代人對於魯迅的觀察就是如此。魯迅被塑造成脫胎換骨的改造的典型，魯迅前後期思想被人為地割裂與對立起來，貫穿魯迅一生的啓蒙意識被視為局限性，魯迅對知識分子弱點的批判則被任意強化與誇大，後期魯迅的另一些重要思想，例如知識分子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應“不看輕自己”也“不看輕別人”，反對“成為大衆的新幫閑”，也都消失在觀察視野之外。魯迅再一次地被我們這些“信徒”肢解，反過來又影響着我們在新的歷史命運面前自我道路的思考與選擇。

我就是這樣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我的種種批判：我否認自己是“反革命”，卻真誠地承認自己是“修正主義苗子”，承認自己“有罪”。當時，和我處於同樣命運中的同代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都作出了類似的歷史選擇。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就此達到了頂點。

這裏，需要說一說魯迅的“中間物意識”對我的深刻影響。在我大學畢業以後走上人生之途的開始，也即我的獨立的魯迅研究的開始，我就確定了以魯迅為榜樣，自覺地充當“歷史的中間物”的人生道路，把自己的歷史使命歸結為“自己肩負因襲的重擔”，為年青一代開闢道路。

我至今仍然認為，這是一個符合歷史要求的正確選擇。由於古老中國嚮現代中國歷史轉折的特殊艱巨性，决定了 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中間物”必然包括了好幾代人；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又正處於新中國的開創者的老一代，與新時期中華騰飛的主力軍年青一代之間，是 20世紀中國幾代知識分子中精神重負最為沉重的一代，歷史限製了我們自身更充分的發揮，在我們身上，“歷史中間物”的特色顯然是更為鮮明的。
 

正是“中間物”意識使我找到了自我心靈與魯迅心靈的通道。在魯迅的啓示下，我比較早地清醒地看到了自我的局限性，自覺地接受了魯迅“絶望中抗戰”的人生哲學，因而幾十年來，無論身處逆境或順境，都始終保持了“永遠進擊”的奮鬥精神。但同時，我也比較早地接受了魯迅的贖罪意識與犧牲意識的影響。特別是毛澤東把現代知識分子與工農的差異賦予階級論的色彩，斷定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都是“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剝削階級家庭出身變成我的極為沉重思想包袱時，贖罪意識與犧牲意識就是一種極好的精神精神解脫：不但受壓抑的地位被解釋為“歷史的必要犧牲”，而且也從這種自覺的贖罪與犧牲中找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崇高感與悲壯感。

 本來魯迅的贖罪意識與犧牲意識裏，就含有某些病態成分，現在，經過我們這些“信徒”的發揮，竟然有了如此濃重的魯迅所深惡痛絶的“阿 Q氣”，而且最終導致了我們對現實愚昧、反動勢力的怯懦的屈服：這大概是魯迅所絶對不曾料及的吧。這確實是 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歷程中最悲涼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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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想見，當北京“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批判馴服工具論”時，在我這樣的內地小城裏的，被囚禁的知識分子內心世界裏會引起什麽樣的反應。不可能瞭解鬥爭全局，特別是上層鬥爭情況的普通人民（包括我這樣的知識分子）衹能按照自己的實際處境來理解：當時我感到是一次從未有過的思想大解放，被贖罪意識、改造意識強壓下去的反抗意識終於引發出來，我幾乎是第一次恢復了知識分子思考的本能；然而，它又不免是畸形的，因為同時大大加強了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使這種思考不可能是真正獨立的，衝破了局部範圍的思想束縛，卻在更大範圍內受着更根本性的束縛；而且反抗意識從一開始就被引入了錯誤（全局性的）方向。我們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以一種扭麯的形式進行着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的。
 

魯迅的懷疑主義否定精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魯迅《狂人日記》裏的歷史性質問：“從來如此，便對麽？”，以及他引述的屈原的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以後漫長的精神睏惑裏，成了我和我的一些年青朋友的座右銘。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我們在一陣思想陣痛之後，很快轉入了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與歷史道路”的思考與探索。

“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策動武裝政變陰謀敗露後，於1971年9月13日乘飛機外逃，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的事件，又稱“林彪叛逃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標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覆滅，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破産。

我與比我年青的一代——當今中國改革事業的主力軍深刻的精神聯繫，就是在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的，這對於我以後的思想發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至今仍不能忘懷，在“四人幫”製造的“紅色恐怖”之下，我們怎樣躲開一切監視，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著，以及我們所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學……著作，熱烈地討論着中國與世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在這種場合，我常常給青年朋友講我所理解的魯迅；魯迅對中國社會歷史的深刻剖析引起了年青一代的極大興趣。事實上，我們正在經歷着與當年的魯迅類似的精神探索的歷程；有意義的是，我們所得出的結論，與魯迅也是類似的：我們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與選擇，接受了馬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而我們最感興趣，討論得最為熱烈的，也是如何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在實踐中發展馬剋思主義。魯迅就是這樣在這非常的年代開始與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發生了心靈的感應。

據我所瞭解，在當時的中國，全國各地都出現了不同形式的類似學習、思考與討論；在 60年代末、 70年代初，以年青一代為主力的中國知識分子所進行的這一次自發的探索，實際上成為 1976年以後的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中國今天正在進行的改革事業的許多思想萌芽都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孕育的。而我自己，正是在這一次探索中，隨着對中國國情日益深入的思考與理解，逐步地接近與理解了魯迅。

《團结起來到明天》1976年 吳鵬 攝 。這是四五運動的歷史見證，攝影界認為，此照堪為四五運動第一照。

但我的思想解放遠比年青一代要艱難得多。可以這樣說，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前，我都未能從對長期形成的個人迷信的束縛中徹底解脫出來；這是自然的：我是在毛澤東的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毛澤東作為我的精神支柱，已經構成了我的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中我又接受了毛澤東“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反過來嚴重地束縛着我的思考，使我對“中國嚮何處去”問題的探討沒有達到本來可以達到的更大的高度與深度；我的思想認識的這種局限性，甚至影響了我周圍的青年朋友，這是我至今仍然感到負疚的。

對毛澤東“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真誠接受，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心中鬱積着一種怨憤情緒。這是長期受壓抑的地位所形成的；也由於我們幾乎是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對於黨內不正之風引起的一部分當權的幹部與群衆之間尖銳矛盾有着十分具體、強烈的感受，以至於産生了相當嚴重的對立。在滿腔怨憤亟待噴發的心理和情緒支配下，自然很容易地就接受了毛澤東將矛盾、對立絶對化的“鬥爭哲學”；而我則更進一步把魯迅的鬥爭精神絶對化，把魯迅對於中國中庸主義的傳統文化的批判絶對化，從另一個極端麯解了魯迅。這種麯解是在艱苦的探索中，我的心日益貼近魯迅的時候發生發生的，就顯得特別可悲。

前幾年重讀《魯迅全集》，看到魯迅早在 1925年就已發出警告：“我覺得中國人所藴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否則“是非常危險的”，我受到了極大震動，由此而想到， 20世紀以來，中國已經多次發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熱，我自己親歷的就有 1958年的大躍進和十年大動亂，每一次狂熱都是在一種受壓抑的怨憤情緒的衝動下開始的，最後卻走到了反面。這樣的悲劇經常發生在迫切要求改變自己地位的落後國傢，受壓抑的階層中。

大躍進時期的中國

具有局部合理性的歷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別令人感到悲哀與沮喪。這是歷史對不成熟的民族、階層及其知識分子的懲罰。無論是對於我們民族，還是我自己，這都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4
 

我正是懷着探求的渴望，又負着精神的重擔，步入了 1978年以後開始的中國歷史發展的新時期。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尖銳地提出了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問題；由於毛澤東一再宣稱他的心與魯迅“相通”，因而對於魯迅的評價，事實上也成為幾代知識分子及學術界公開、不公開的爭議問題之一。毛澤東與魯迅長期以來都是我的精神支柱，這場爭論對我所具有的極端重要的意義，幾乎是不言自明的。由於多次歷史經驗教訓，我已經趨於成熟，不再願意盲目地聽從任何一種意見，而堅持一切要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與判斷。這既是充滿痛苦與睏惑的歷史的反思與自我剖析，又是思想的解放，心靈的開放，艱難而愉快的新探索的開始。

錢理群

在將近七八年的時間裏，我很少寫有關魯迅的文章，我害怕思考的不成熟再次歪麯了魯迅。但我內心深處卻一直有一個聲音在呼喚着我：我的命運既然與魯迅有着如此不平凡的聯繫，我應該把我們這一代人對魯迅的認識寫出來，在魯迅研究中盡到“中間物”的歷史責任。我仍然堅信，真正與魯迅思想相通的，將是當代中國的先進青年。因為他們與魯迅同樣處在歷史的大開放、大變革、大轉折的時代，有着類似的探討與思考。更重要的是，正是當代的中國先進青年，他們有可能以更加科學的態度對待魯迅，既不如我似的把魯迅當作崇拜對象，又不會像某些人那樣輕率地否定魯迅；在魯迅面前，他們是平等、獨立的，卻因此而真正接近了魯迅。在他們中間，將會産生出遠比我們這一代更有出息的魯迅研究工作者，會有比我們更加深刻的認識與發現。

幾十年來一直糾纏我的靈魂，使我坐寢不安的感情重擔已經卸下，我還要再期待什麽呢？難道我們這一代人就應該這樣永遠地惶恐而緊張下去麽？

不，是魯迅所說的，“竦身一搖”，將一切“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的時候了。

《心靈的探尋》是錢理群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第一本專著，是國內魯迅研究界中的標志性作品。這本書可以說是錢理群自己的“魯迅觀”。在他的筆下，魯迅許多原先不為人們熟知的魏晉風骨、無政府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都得到了展示，在80年代極大地豐富了魯迅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生命體驗對“魯迅”進行着投射。錢理群曾經說過：“我研究他，不是在學院中把他當作研究對象，而是把他當作引導者，首先學會怎樣做人，然後有體會，寫成書就是《心靈的探尋》。至於人們承認與否是無所謂的。”他這本書並不求在學院體製內得到承認，更在意與公衆分享“我之魯迅觀”，進而讓大傢從“魯迅”中受益。而三十年來，這本《心靈的探尋》在思想界、知識界，也包括學術界，都得到了應有的好評與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