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默斯·希尼：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

黄灿然 译 燃读 2019-09-14

布罗茨基（左）和希尼

约瑟夫·布罗茨基 （1940-1996）

文/ 谢默斯·希尼 译/ 黄灿然

认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人都深知他心脏病严重，并可能导致他死亡，但由于他总是不仅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某种不可摧毁性的原则而存在于朋友们心中，因此要他们承认他有危险是很困难的。他的天才的强度和胆量，加上与他在一起时那种纯粹的兴奋，使你不会去想到他的健康所受的威胁；他拥有如此勇气和风格，而其生命又是如此刻意地远离自怜和个人抱怨，使得你倾向于忘记他跟大家一样是会死的凡人。因此，他的逝世也就更令人震惊和令人悲痛。不得不用过去式来谈论他，令人觉得会冒犯语法本身。约瑟夫有一种奇妙的无可置疑的特质，一种智力上的准备就绪状态，几乎像动物恢复野生习惯的状态。谈话总是立即获得一种垂直起飞，并且减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在生活中树立了他在诗歌中最珍惜的东西的榜样———语言有能力走得比预期中更远和更快，从而提供一种逃离自我之局限和成见的途径。在言辞上，他的沉闷门槛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低，因为他的文字总是充满双关语、押韵，突然转向再锁定目标，意想不到地增加难度或变换轨道。对他来说，词语是某种具有高辛烷值的东西，而他喜欢被它们推进，不管它们把他带到哪里。他还喜欢把别人的话改头换面，不管是以灵机一动的错误引语还是以极尽铺张的反驳。例如当他在都柏林抱怨我们那里一次罕见的酷热时，我笑称他应飞去冰岛，他立即以他那糅合高贵与无赖的典型方式回答说：“但我无法忍受意义的缺席。”他本人的缺席则更令人难以忍受。我在1972年他途经伦敦时认识了他，伦敦是他因其异见而从俄罗斯流亡到美国的旅程的第二站。打从认识他开始，他就是一种可靠的存在。他混合了卓绝与甜蜜、最高标准与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常识，永远使人增强力量和惹人喜爱。每次与他见面都使你恢复对诗歌诸多可能性的信心。他有些喜恶是非常令人瞩目的，例如他总是无法理解那些二流作家的自欺，总是对很多著名诗人作品中明显地完全忽略技术要求感到愤怒；而他在做他所谓的“开细目清单”时可谓令人精神爽利，所谓“开细目清单”是指对或老或少的当代人品头评足，每次都维护他最敬重的那些人。这就像是与秘密分享者会面。

布罗茨基

但这是个人交往的奖赏，其重要性最终不能跟也许可称为他的非个人重要性相比。而这与约瑟夫·布罗茨基对诗歌是一股善的力量的绝对信念有关——与其说是“有利于社会”，不如说是有利于个人心智和灵魂的健康。他坚决反对任何把社会马车放置在个人马匹之前的观念，反对任何把原创反应包裹在共同制服里的做法。对约瑟夫来说，“群”（herd）与“听”（heard）是完全对立的，但这并没有减弱他的一片热心，也即热心于恢复诗歌作为美国普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职能。这同样不意味着他希望用体育馆来开诗歌朗诵会。如果在苏联有任何人碰巧吸引大量观众出席这样的场合，他会立即反驳说：“想想他们要听什么样的垃圾吧。”换句话说，约瑟夫强烈反感把政治（politics）与诗歌（poetry）套在一起的做法（“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 p 和o 字母”），不是因为他不相信诗歌在本质上具有转化力量，而是因为政治要求会改变卓越性的标准，并且有可能导致语言降格，从而导致“观察层面”（他爱用的一个说法）降级，那是人类审视自身和建立他们价值的层面。他对诗人作为看管者这个角色的维护，其信誉当然是无可挑剔的，因为他在20世纪 60年代被苏联当局逮捕和审讯以及随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一个劳动集中营，是与他对诗歌职业的维护特别有关的———这份诗歌职业，据控方说，乃是社会寄生虫的职业。这使得他的案件变成某种国际性的轰动事件，确保他在抵达西方时即刻成名；但是布罗茨基非但没有利用其受害者身份随波逐流，与激进派为伍，而是立即就开始认真做事，当了密歇根大学的教师。

布罗茨基在密歇根大学教学。1972年然而，不久，他声名远播，主要是因为他在新家园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他在旧家园做了些什么。首先，他是他自己的俄语诗的激动人心的朗诵者，而他于20 世纪70年代在美国各地很多大学朗诵，则给诗歌朗诵这个行业带来新的活力和严肃性。布罗茨基没有以普通人的低语的姿态来哄诱听众，而是在诗人的高度上为其表演定调。他的声音强大，他对所朗诵的诗倒背如流，他的音调具有一位祈祷文领唱者的庄严和浓度，所以他的表演一向都在所有在场听众中唤起巨大的隆重感。因此他逐渐视被为一位具有代表性诗人地位的人物，使人觉得像先知似的，尽管他可能难以认同先知角色这个概念。他还以其对从古典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到包括英语在内的现代欧洲诸语言的诗学传统的深刻了解而博得学术界好评。不过，如果说约瑟夫对先知角色感到不安的话，那么可以说，他对说教绝无此种疑虑。没有谁像他那样享受制定法则，结果是他作为教师的名声开始广为传播，他的做法的某些方面被人们模仿。尤其是他坚持学生必须熟悉和背诵某些诗，这点对美国各地的创作课影响颇深；而他对传统形式的倡导，他对格律和韵律之类事情的重视，以及他对诸如罗伯特·弗罗斯特和托马斯·哈代这类非现代主义诗人的高度评价，亦对重新唤醒较早的诗歌记忆产生普遍影响。所有这一切的高潮，则是他在1991年担任国会图书馆桂冠诗人时提出的“冒失的建议”。他问道，既然一首诗“为你提供了……全部人类才智运作的一个样本”，并要求它的读者“变得像我”，那为什么不以数百万计的份数来印刷诗集呢？此外，由于诗歌运用记忆，因此“它对未来有用，更别说对现在了”。诗歌还可以为无知做点事情，并且是“防止人心之粗俗的仅有保险。因此，诗歌应以廉价方式使全国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到”。这种把赤裸裸的挑战与充满激情的信仰糅合起来的方式，是很典型的布罗茨基风格。他总是把战斗号角放在唇边，吹响反对之声——甚至是他自身内部的反对之声。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总是充满激情，从他押韵时那种需要超速驾驭的迫切性，到他与死亡本身对决时那种不可救药的无礼，每次他总是捻掉滤嘴、龇牙咬住香烟。他不是像沃尔特·佩特所推崇的那样，以猛烈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而是有点像喷火器的带着嗖嗖声和范围广阔的火焰那样燃烧，既灵活又难以预测，既华丽又带有威胁。例如，当他使用“独裁者”这个词时，我总是很高兴他不是在谈论我。

布罗茨基传记电影《一个半房间，或回到祖国的感伤旅行》的剧照他坚信单打独斗。他与愚蠢较量的热情一点不亚于他与独裁较量（毕竟，按他的理解，后者只是前者的另一面）；他在谈话中的无所顾忌一点不亚于他在印刷文字中。但如今我们就只能在印刷文字中见到他了，而他将活在黑色字行后，活在其诗歌格律或散文论据的步速和巧妙中，如同里尔克的豹在黑色栅栏后的踱步，以从容不迫的姿态，去超越一切限制和结论。他还将活在朋友们的记忆中，但对他们来说，在他们记忆的图像中，将有一种额外的甜蜜和剧痛。就我而言，这些图像将永远包括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还是一个青年，穿着红色羊毛衫，用一只眼睛扫视他的听众和他的同行，那只眼睛焦虑如树篱小动物之眼，又尖锐如鹰之眼。

（选自《希尼三十年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