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鲁迅文学精神及其“抬棺人”在哪里？｜ 新批评

Original 霍俊明 青年作家杂志社 2019-01-20

霍 俊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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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丰润人，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尴尬的一代》《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变动、修辞与想象》等专著、诗集、随笔集十余部；曾获《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年度批评家表现奖、“后天”双年奖批评奖、《星星》年度批评家、扬子江诗学奖、2018紫蓬诗歌批评家奖等。

——鲁迅文学精神及其“抬棺人”在哪里？

  文 ／ 霍俊明

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尤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

——蔡元培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彼此成为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

——陈丹青

鲁迅是时代的守夜人，是黑夜中孤独的思想者，但鲁迅留下的远不止于此。他留下的是一本黑暗传，“我有过生活吗？伤感的提问 / 像一缕烟，凝固在咖啡馆的午后。 / 外面是无风、和煦的春天，邻座 / 几个女人娇慵的语气像浮在水盆的樱桃， / 她们最适合施蛰存的胃口了， / 他那枝颓唐的笔，热衷于挑开 / 半敞的胸衣，变成撩拨乳房的羽毛。 // 为什么这些人都过得比我快乐？ / 宁愿将整个国家变成租界，用来 / 抵销对海上游弋的舰队的恐惧； / 宁愿捐出一笔钱，将殉难者 / 铸成一座雕像，远远地绕道而行。 / 文字是他们互赠的花园，据说 / 捎带了对我大病一场的同情。”（朱朱《伤感的提问——鲁迅，1935年》）

2017年8月到2018年8月，一年的时间我暂住在北京南城胡同区的琉璃巷附近。每天上下班我都会经过南柳巷的林海音（1918～2001）故居（晋江会馆旧址），院内的三棵古槐延伸、蔓延到了墙外。偶尔我也会闪现出一个念头，历史和当下几乎是并置在一起的，有时候面对一个事物我们很难区分它到底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而胡同附近就是大栅栏，在翻新的胡同以及人流熙攘的商业街上我数次看到鲁迅当年喝茶、小酌、聊天的青砖小楼青云阁（蔡锷在此结识了小凤仙）。以我的暂住地为中心，会惊奇地发现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之久的鲁迅几乎就在当下和身边——菜市口附近的绍兴会馆、虎坊桥附近的东方饭店、西单教育街1号的民国教育部旧址、赵登禹路8号北京三十五中院内的周氏兄弟旧址……每天在中国作协上下班，我都会与一楼大厅鲁迅的铜像擦肩而过。几十年之后，先生仍手指夹着香烟于烟雾中端详着我们以及当下这个时代。每一个重要作家都会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精神肖像，“多少年来，鲁迅这张脸是一简约的符号、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这张脸给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画成漫画、宣传画，或以随便什么简陋的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现在随便什么媒介、场合、时代，均属独一无二，都有他那股风神在，经得起变形，经得起看。”（陈丹青《笑谈大先生》）

一

由鲁迅这一代作家的精神遗产，他们对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作家意味着什么？鲁迅离我们远去了吗？当代作家的身上还会有鲁迅精神的一些影子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鲁迅要是活在今天，他会如何写作又如何生活？

鲁迅还在！先生还在！毋庸讳言，对当代作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的作家无疑是鲁迅，作家残雪就说“除了鲁迅，我并不同中国大师对话”，但是时至今日，继承和发扬鲁迅文学精神和思想资源的“抬棺人”还在吗？

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影响的剖析》中自始至终谈论文学的影响问题，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文学史事实。影响的焦虑或影响的剖析一直在陪伴着一百年来的汉语新文学，这涉及到中国本土作家的形象建构和语言传统，影响的方式、效果、方向以及反作用和可能性等问题。任何一代人的写作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拔地而起”的。但是在后现代的情势下，作家们集体“断裂心理”“对手交锋”“抢占座位”“弑父意识”和急于抖掉“陈旧包袱”而另立门户的运动心理的驱动下，上一代人的传统、形象以及新一代的新的传统和新的形象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主动或被动吗？就是老去和更新吗？就是单向度的惯性循环吗？就是担任“孝子”和“逆子”吗？是纯然的真理还是偶然的误会？场域意义上的“影响的焦虑”并非完全意味着前代写作者（“文学前辈”）对后来者（“新人”“文学青年”“后起之秀”“新锐”）具有先天优势以及时间序列形成的权威，但是后来者们总是怀有某种难以挣脱的“父辈”般的规训和魔咒。

从“家族相似性”的角度看，鲁迅显然是很多作家精神层面的“父辈”。我们在讨论当下写作的整体情势和具体文本的时候也会发现鲁迅文学精神、思想人格乃至文体意识、创新精神和独立主体在当代作家这里不同程度的缺失。尤其是在我们返回到鲁迅文学精神视野之下予以重新发问和考量，确实很有必要谈谈当代、当下文学写作在新的时代境遇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缺失，这一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不言自明了。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学写作的极力不满——尽管我认为文学并不存在什么时间进化论，这样未免也是无知。我们也不是简单地为“鲁迅精神”招魂，而只是在“文学传统和个人才能”的互动这一问题上重新思考一个作家的思想能力、语言能力、修辞能力和文体能力，思考当今的作家是否依然具备还是已经丧失了其中的一些能力。尤其是在文学产量和文学人口不断刷新纪录的时候，有效作家、有效文本和有效阅读又占到了何种比例？这正是鲁迅的文学精神、文学传统与当代写作之间的互相求证和彼此打开。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和反省能力，一个时代的作家往往会成为鲁迅先生所不齿的“空头文学家”而难有所成就，最多也就是充当了万千文学大军中的粉尘和叫嚣声而已。

从传播史和效果史的角度谈论、阐释和评价鲁迅的文学精神（思想体系和文学传统）也并不是脱口而出的文学史常识，因为我们一度窄化了鲁迅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鲁迅的批判性、战斗精神、勇士面目等金刚怒目的一面被空前强化——尤其是被激进主义者和阶级论者们所强化和放大，而其个人性、复杂性、矛盾性等丰富向度则被一度搁置。我们看到了“穷困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背景下正统的鲁迅、左翼的鲁迅、政治的鲁迅、人民的鲁迅，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个其他的鲁迅——“人间鲁迅”“痛苦的鲁迅”。今天我们所谈论的鲁迅形象及其文学影响恰恰是多个层面的——甚至研究者已经从多学科的视野研究鲁迅的价值，“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文坛领袖、诗人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文体学家、翻译家、装帧设计家、书法家、学人、报人、知识分子、启蒙者、救亡者、革命者、批判者。鲁迅还是一个忏悔者、自剖者、犹疑者，自觉和自审、清醒的痛苦和丰富的痛苦、个体主体性都纠结在他的身上——“狂人”“过客”“黑衣人”“守夜人”。比如从启蒙的角度而言，鲁迅所产生的是思想的启蒙、国民人格的启蒙、文学的启蒙和文体意识的启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思想和修辞的双重视野来认识鲁迅及其影响——他是一个开创者也是不断自我更新者。比照鲁迅的各种身份、各种形象和各种影响，当代作家却越来越狭窄了，每个人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和小利益上钻营于某一个文体和某一题材，这与“大家”鲁迅怎能相比呢？

确实，谈论鲁迅的文学精神以及当代价值也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因为我们首先必须在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的基础上（原点）再谈论其文学精神和思想资源，由此才能以此为尺度从“影响的焦虑”和“影响的剖析”考察当代作家创作的得失，“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在社会时代生活里，鲁迅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到现在其实没有说清楚，忽高忽低，你高我低，随着时代、政治、文化环境变化，‘鲁迅精神’在不断波动。莎士比亚研究也可以有很多角度和结论，但是当‘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几乎成为一句谚语的时候，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讨论就设定了一个前提。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自然不言而喻，但人们对其认识却难得有一个基本确认的前提，鲁迅形象也是忽明忽暗的，对鲁迅的任何讨论，哪怕是关于其私生活的猜想和议论，其实都有可能改变对鲁迅的认知。”（阎晶明《今天，我们为什么读鲁迅》）

我想主要从作家的独立人格和精神生活、现实意识与时代景观、文学自足和文体创新精神、乡土经验与批判性等几个方面来比照鲁迅的文学精神，进而谈论当代作家在这些方面的缺失。

二

鲁迅之所以被称为“大先生”，原因在于其有独立的人格。显然，现实生活、日常细节史中的鲁迅和文学世界中精神化的鲁迅都印证了这一点。

在当下的浅阅读和媒体化阅读时代，作家的人格已经被严重忽视了，而“文人无行”显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了。作家的独立人格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节点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境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于上海寓所辞世，当时为其抬棺材的有十六个年轻人，之所以巴金、胡风、冯雪峰、萧军、聂绀弩、萧乾、靳以、陈白尘、张天翼、黄源、欧阳山、周文、曹白、吴朗西、鹿地亘、孟十还、黎烈文等这些“抬棺人”后来的命运多为不幸，正在于他们以实际行动接续了鲁迅精神（尽管并不是接续了衣钵，但确实秉持了鲁迅精神）——真实、独立和自我。然而这样的品性在特殊的时代却成了十足的异端，所谓当年杜甫所评价的李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其二》）由此遗世独立的形象我们必然想到的是鲁迅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题<彷徨>》）实际上那个时代的作家真正认识到鲁迅价值的并不太多，甚至反对和批评鲁迅的不在少数。鲁迅的“弟子”“追随者”和精神层面的“抬棺人”多以年轻人为主。战争、时局和论战的硝烟使得很多作家的精神能见度降低。那么，我们今天的作家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自我的吗？或者退一步，他们在呈现的文学世界和塑造的人物形象中是否具备了鲁迅文学谱系的某些相通部分？这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陈丹青对此问题如是说，“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役，以至于奴化得珠圆玉润。”（《鲁迅是谁？》）

由鲁迅的独立人格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当下时代的作家能够提供进一步观照自我精神和社会景观的能力吗？这个时代的作家具有不同以往的精神生活吗？当下很多作家的精神能力一定程度上需要进行反思，“现在的诗人在精神生活上极不严肃，有如一些风云人物，花花绿绿的猴子，拼命地发诗，争取参加这个那个协会，及早地盼望豢养起声名，邀呼嬉戏，出卖风度，听说译诗就两眼放光，完全倾覆于一个物质与作伪并存的文人世界”（骆一禾）。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疲竭或愤怒的面孔，但是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却没有多少精神深度和思想力量可言。有多少人还记得莎士比亚的警告——“没有思想的文字进入不了天堂”。

历史和当下是一个共时体的彼此咬合的动态结构，是相互往返的过程。谈论鲁迅的文学精神以及他个人的精神生活则必然要谈论一个作家与现实、公共生活的关系，即现实语境下一个作家如何深入创作如何提升精神能见度的问题。即使是谈论当下正在兴起的科幻文学，我们也会注意到其与现实景观和当代经验密不可分的关联。

社会巨变提供了新的时代景观，新媒体和自媒体催生的文学生态、内部机制和动力系统也发生着震荡。与此相应，有一个疑问正在加深——物化主义、经济利益、消费阅读的支配法则下作家应该经由词语建构的世界对谁说话和发声？这与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以及西蒙娜·薇依在1941年夏天所吁求的作家要对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发生了切实的呼应。“诗性正义”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尤其是对于莫衷一是、歧见纷生的当代写作而言这个话题的讨论更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我们可以说现实和时代创造了一个作家，也可以说一个作家创造了一个现实和时代，甚至后者更为重要，因为任何时代、现实和社会景观进入了文学家的视野之后就变成了另一种现实，也即语言的现实、精神的现实、想象的现实。这一特殊的文学化现实已然区别于日常现实，而是经过了作家的想象、提取、过滤乃至变形和再造。具体到鲁迅，我们看到的是关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极其丰赡和复杂的语言化和想象化的现实景观，以及尽可能多种途径进入现实的方式。而我们今天的很多作家更多是沉浸于表层化的现实，而缺乏深度体验和求真意志。这样的现实文本却恰恰是丧失了现实感和现实意识的。当我们必须谈论作家与现实的关系，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鲁迅是怎样以文学话语的方式抒写了一个属于自己而又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为什么偏偏是鲁迅而非他人被认为是对一个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呈现？比如我们可以追问，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同样也处于动荡的社会现实之中，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写出鲁迅那样的作品？难道他们的作品与现实没有关系吗？尤其是鲁迅，在后世也有那么多的追随者和模仿者——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但是那些与彼时现实相关的作品又偏偏被时间公正而无情地淘洗掉了。在不同年代，“向鲁迅学习”“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呼吁和提醒并不少见，然而却在伦理化的道德论调中简化了作家与现实的关系，也就是往往肤浅地理解了“横眉冷对”“笔底风雷”，窄化了文学的多样化功能。由此，我们就会发现作家与现实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和直线型呈现，而是更为复杂、多样。而鲁迅在很多文体上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一个时代景观，关键在于他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方式始终是以创造性的美学和思想性以及独立人格为前提的。

当下很多中国作家都在各种场合大谈现实题材写作和现实主义传统，大谈深入生活、深入时代，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无论是他们的写作还是他们的言谈，都缺乏对现实感以及文学中现实的深入理解。他们并不了解鲁迅留下的文学精神和传统到底是什么。尽管当下作家的身份和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很长时期内作家作为启蒙者、文化英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言，在社会的转折点和巨变期，作家都有责任通过美善、道义、法度和良知对公众、现实和时代发声或表态——当然前提仍然是“诗性”和“文学性”。文学起码不是（不全是）道德栅栏的产物。

鲁迅给当代作家的一个重要提醒是现实感和目击道存，而其前提是现实必须内化于语言和人性。无论是从个人生活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而言，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者。1924年9月25日下午，胡兰成在西湖附近行走时目睹了轰隆声中雷峰塔的坍塌。尽管“目击道存”非常适合评价当下作家的写作姿态，唯现实马首是瞻的写作者更不在少数，但是真正将目击现场和时代景观内化于写作的作家有多少呢？而如何将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现场上升为精神事件则是作家的道义。对于那些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时代的作家而言，叙述和想象“历史”与“现实”就成为难以规避的选择。然而需要追问的是我们拥有了历史和现实的疼痛体验却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天然地拥有了“合格”和“合法”的讲述历史和现实的能力与资格。多年来我注意到一些作家并不缺乏对历史的想象和叙述能力，但是更多的却是丧失了对“日常化现实”的发现和想象能力。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一个讯息极其发达的“自媒体”时代，很多写作者都自认为在现实生活和写作情境中呈现了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一面。我们看看这些年来流行的官场、底层、非虚构、农村写作已经成为公共写作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但是很多写作者却不自觉地普遍高估了自己认识现实和叙述现实的能力。实际上我们也不必对一种写作现象抱有道德化的评判。回到文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中国现实”作为一种“文学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日常化现实”到底有多远？

由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写作，我们不能忘怀的是那些呼之欲出而又充满了各种细节的象征空间和时代景观。而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空间关系是耐人寻味的，在一些作家那里二者之间却呈现了简单化的对立性。实际上现实与历史更多的时候是叠加和掺杂在一起的，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条河流，我们很难说河的这段是三十年代的，而那一段是八十年代的。作家持有一个特殊的取景框，时代景观经由它被放大和聚焦。尤其是新旧时代的转折点上，在人们纷纷向前的时候，还必须有人通过快速车厢的后视镜看看前一个时代的历史遗留——尽管留下的只是碎片、废墟。当年鲁迅所处的也是一个典型的新旧交替时代，而当下的我们也正在经历着。社会转捩以及写作语境的变动改变了语言与世界、作家与社会、词与物的关系。新旧现实与相应的体验方式形成的拼贴、错位、共置、混搭必然体现在文本中——混合的、杂交的。这也是鲁迅文本中出现了大量独白的、呓语的、寓言的和荒诞的原因。这种“变形”所最终形成的是寓言，在现实和精神性两个文本的“夹缝”中更高层级的真实以及启示由此生发。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学校、工厂、咖啡馆等公共空间，还是个人的私密空间——比如鲁迅的书房、后园，鲁迅都以精神化的方式重构了这些场景和景观。与此同时，这些空间景观又最具有穿透时代的精神膂力和思想载力。一个作家呈现出什么样的时代景观就是每一个时代的写作者们必须面对的难题了。具体到当代语境，与时代景观相应，当下数量最大、影响最大而争议也最大的正是“现实写作”和“公共写作”。无论是个人现实还是公共生活，都大抵是在一个个空间、地方和区域之间展开。自然风景和时代景观如何与作家的眼睛和词语发生关联呢？时代景观最终具体落实到城市、乡村、郊区、城乡接合部、工厂、建筑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地方”“空间”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空间”“地方”以及附着其上的传统、伦理、秩序都必然对写作发生影响。这形成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景观和“当代经验”风景学。但是我们看到的当前作家所呈现的社会景观往往是浮泛想象的结果，时下作家都已大抵丧失了行走能力和体验能力，更多是道听途说以及浮光掠影的观光客一样的浅层描写。这些景观充当的也就是廉价的景区说明书以及庸俗的社会学眼光导致的粗糙和直接。与此同时，作家们的“公共化声音”又一再借助了“底层”“群众”“人民”“草根”“打工”“贱民”“游民”“民生”“生态”“时代”等“大词”，强化了写作者的社会身份、责任感以及诗歌的社会功能，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现实和经验的具体性与差异性。社会景观在当下“制度性素材”堆砌式的“浅层”写作中多少被庸俗化、世俗化和窄化了，词与物的关系缺少发现性，缺失应有的张力与紧张关系——缺乏反视、内视、互看。陌生之物、熟悉之物、发现之物、神秘之物“内在性”被晦暗、变动和有限所遮蔽。在一个媒介如此开放、每个人都争先恐后表达的时候，差异性的写作却越来越少——这既关乎修辞，也与整体性的现实经验、精神生活和想象能力有关。值得肯定的是，作家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现场感、及物性得到提升，与此同时，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文学的象征和隐喻系统以及相应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越来越流行的是日常、新闻、时感和物化。在离叙述者更为切近的“现实”时，我们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与每个生存个体都相关的“现实”，但是深入考量会发现缺少的是深入、凛冽和令人惊诧的“文学的现实感”。在现实和写作面前作家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能力”来构建起文学的“现实”？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与“现实”相关的文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区别于原生态意义上“现实”）吗？尤其是在一个加速度前进的“新寓言”化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现实”故事实则对写作者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下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文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具有提升度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情怀、热度和冷度的文本却越来越稀少了。当代作家在叙述更为切近的“日常性当下”，不能不“英雄气短”和“笔力不逮”。面对九十年代开始的精神转换，知识分子们却集体对此丧失了应有的回应能力。到了2000年后的十几年，在新一轮城市化时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又再次丧失了回应能力。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学知识话语的错位和无以置喙。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三

“现实”必须在文本内部得以最终实现，也就是说，文本的成色和文学的自足性以及文体创新精神是最为关键的。当现在的作家和评论家一再热议文学的社会性、及物性、作家的责任和现实功能时，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自身隐秘的构造以及精神主体的幽微震动。更多是习惯了围绕着文学的社会功能、政治功效和时代伦理将作家写作现实作为规定性动作，而故意或不经意地远离了文学的核心和“语言”要义——诗人和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的新的类似于“外语”的语言。只有深入文学或安静或紧张的核心，你才能发现事物表象和日常经验背后的深层机制。这也正是米沃什所强调的见证诗学。

鲁迅在文学艺术的创新上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伟大的范式。诚如茅盾所说，“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人跟上去试验”（《读<呐喊>》）。鲁迅的这种不断探索和创新给中国文学留下了极具艺术价值的多样化文体样式。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产生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也奠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先驱和先锋地位。无论是其开创性的白话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还是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无论是中篇小说《阿Q正传》还是未最终完稿的长篇小说，无论是新诗、旧诗，还是散文、杂文、散文诗，无论是诗历史、文化、文学类的研究还是翻译文字，我们都看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具有极其强大创造能量的鲁迅。鲁迅既是一个知识分子、思想家和文化学者，更是一个作家和诗人（不只在于其创作了新诗、旧体诗以及散文诗）以及文体学家。文体学家的鲁迅是其文学精神中一度被忽视的部分。他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他所开启的小说模式、散文模式以及散文诗《野草》（鲁迅是现代散文诗的开创者并达到了近乎难以被超越的高度）所达到的高度，到今天都近乎是一个奇迹乃至神话，“我以分段（分裂）的方式和各路人马、各色事态交锋，确实是有意地推倒‘文学’所能提供给我的有限的美学屏障（《呐喊》又文学结构和技巧的完整性；《故事新编》的想象甚至提供给我写作的快乐；《野草》找到了美学上幽暗的尖端的质素，这接应也安抚了我的尖锐；《朝花夕拾》则有一个人向着纯洁无瑕的“童年”回归的温暖，真切且令我感动），我迎着时势而上，时势压迫我把完整变成了片段，把奇崛变成了唐突”（赖彧煌《“我会劝告他们告别文学旅途”——仿八十年后鲁迅可能的一种回答》）。当年苏雪林就强调鲁迅的“新”是独一无二的，其“新”与徐志摩不同，与茅盾也不同。而今天的作家们无论是在思想能力还是语言能力以及文体意识上都必须重新向鲁迅致敬，比如《故事新编》——“其瑰丽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令我浮想联翩，终生受益”（莫言），比如《野草》——“看《野草》，非常震惊：因为第一次看这样的文章，发现了世上还能如此作文，这是使人解放思想的一种阅读”（张炜）。鲁迅曾说过一首诗歌吓不走孙传芳,但是一个炮弹就把他打跑了。尽管文学更多时候是无用之用，但是在创造、创新的层面任何时代都不能少了鲁迅这样的文体作家。

二十世纪一个比较强大的文学传统就是由鲁迅等作家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正如曹聚仁所评价的“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道地的乡土文学，也可说是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胡适与鲁迅》）

鲁迅在小说和散文中关于传统乡土中国的冷静观察、深层剖析，无论是在其时还是今天都是重要的写作资源，而其对乡土女性的形象塑造更是当时的作家们难以比肩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就认为女人同土地之间的关系比女人同所有权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女人和大地都是通过生殖方式得以存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度进程中，大量的乡土小说、新乡土诗歌简直成铺天盖地之势。同时代的作家必须反思和检省当下“痛感写作”“乡愁写作”“乡土写作”的惯性和危险性。此刻，我想到的是雷平阳说过的一句话：“在乡愁中获利，或许我也是一个罪人。”我深深认同这句话，我也想把这句话转述给当下的作家。乡愁，不是被狭隘化的思乡恋旧，显然这太庸俗化了。乡愁实际上已然成了新旧交替时代的精神坐标，迅速带来一切新事物，同样迅速摧毁一切旧事物。因为你并不是一个新人，那么你身上和内心所携带的一些印记以及记忆就与这些“新”显得格格不入。乡愁已然是一种现实化的实实在在的命运，至于如何有效地转换为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

由此还得谈谈鲁迅的“批判精神”不能被误读。返观当下文坛，你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人都在兴冲冲或气急败坏地走在回乡或离乡的路上吗？你不得不介入而深陷其中，很难以超拔和疏离来面对故我和故地。回到文学，回到修辞，我想到的是当年的马尔克斯警醒地说出的“怀旧总会无视苦难，放大幸福”。而当下的与乡土、乡愁和批判现代性、城市化相关的写作一方面是赞美的怀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阎连科所说的“我几乎目睹了中国所有乡村的黑暗”完全批判化的写作。必须强调的是，作家也不能滥用了“否定”的权利，甚至更不能偏狭地将其生成为雅罗米尔式的极端气味。实际上文学最难的在于知晓了现实的残酷性还能继续说出“温暖”和“爱”。从“否定型”的作家面目出发我想说的是当下文学独立精神的缺失，而更多的是平庸的现实主义和私人日常情感的无底线泛滥，还有就是浮泛的社会题材写作与道德规训。而作家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现实边界是一个重要的工程。尤其是在当下“日常写作”泛滥的情势下，一个作家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看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才显得如此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须一起在语言中赋形一个作家才有可能真正走在正确的文学之路上。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你必须在文字中通过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正如赫拉巴尔所说，站在城市的街头，你认识到的只是双脚所站立的那么一丁点地方，甚至对脚下城市的下水道你一无所知。

鲁迅和鲁迅精神一直都在，关键在于当代人以及当代作家们的反应和能动性。还是那个长久以来萦绕耳畔的疑问，“作家应该对谁负责？”“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在写作越来越个人、碎片、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包括作家的思想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在感受力如此趋同的时代，作家正在丧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这是可怕的！而此境遇下我们所寻找的正是“鲁迅的抬棺人”。

刊于《青年作家》2019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