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是贾平凹的第12部长篇小说。内容涉及其家乡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的故事。作品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采用“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字里行间倾注了对故乡的一腔深情和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思考。书中大部分人和事都有原型。贾平凹称“我要以它为故乡竖一块碑”。
小说里的主人公金狗，历经了务农、参军、复员回乡、州报记者、辞职跑河上运输几个人生的大起落，小一号商州的芸芸具象便随着他的生活际遇而渐次展开。那是上个世纪最后10多年间一幅真实的社会画卷。当时改革作为一个关键词，无时不在牵动着中国政治高层和普通百姓的思维与心态。各种探索正处在起步期，各种机遇正在给人们带来希望。如同大河响起了冰凌碎裂的声音，人们敏感到新生活的浪潮已扑面而来。从金狗最初出发点的那个小村仙游川，到两岔乡，到白石寨县，乃至整个商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破封闭后的亢奋与躁动。
本书是作者“商周系列”的第一部，奠定了贾平凹在文坛的实力派地位。该书已经出版即引起轰动，并获美国文学大奖。
本书是作者“商周系列”的第一部，奠定了贾平凹在文坛的实力派地位。该书已经出版即引起轰动，并获美国文学大奖。
这部叙述无羁，寓意丰饶的长篇小说是一阙寻找天人合一的祈歌，作者苦著三年，历经四次修改后完成。
猎人、记者、烂头在为商州尚存的十五只狼拍照存档的差途中，血光之灾比比皆是，妖夭奇遇倏然丛生，诡事异象迭出不穷……
上帝把颠覆一块文学样板的策源地给予贾平凹之时，已经洞察到这位小说英雄会纵情高歌地开拓文学的疆域，将一部奇书传到人间。
猎人、记者、烂头在为商州尚存的十五只狼拍照存档的差途中，血光之灾比比皆是，妖夭奇遇倏然丛生，诡事异象迭出不穷……
上帝把颠覆一块文学样板的策源地给予贾平凹之时，已经洞察到这位小说英雄会纵情高歌地开拓文学的疆域，将一部奇书传到人间。
该书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背景，以郭家店的发展变化为蓝本，以郭存先的经历为线索，细腻而深刻地描写了一群农民起伏变化的生活，入木三分地剖析了金钱、欲望、权力对人性的冲击。郭存先开始不过是个从事着古老行当——砍棺材的手艺人，走南闯北，见识了太多的死人，也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他最初的人生目的只为活命，到后来却变得富甲一方，在发迹的漫漫长路上，他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招儿都使过。他本是一个本质善良而勤奋的普通农民，不计名利、甘苦，这样一个好人，在从贫穷到暴富的过程中，却无法抑制自身的欲望在权力和财富中无限膨胀……在对自己建立的强大经济实体的把握和控制中，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土皇帝终于深陷囹圄，“帝国”不再，郭家店去向何方？
这是一段苦涩的回忆，是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在早已经逝去的灰色年代，曾有几千万生龙活虎的青少年，把自己的青春投放在凋敝无望的农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不知道自己准确的社会定位。这就是"知识青年"。拿现在的眼光看，加于他们身上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他们在几乎小学刚毕业后不久，就中断了学业。等于刚刚脱盲，何来"知识"一说？他们完全是童心未泯的一群少年。他们有着如同今天的"80后"一样的顽皮、反叛和探究姿态。可是，岁月的灰尘太过厚重，把他们完全掩埋了。以往的所谓"知青文学"，只是演绎了某种伪理想主义的概念，而历史的真实则被轻易地盖住。
一群光着脊梁耪大地、啃大饼子放响屁的爷儿们。他们喝着凉水、吧嗒着旱烟袋有滋有味地唠着娘儿们的事儿，睡梦里都寻思着把花轿迎到家，可最终仍然是望不到光明。有的费劲儿巴力地买来个媳妇儿，可用香胰子洗了又洗，人家就是不让挨身.有的娶不上媳妇儿连爹都嫌弃，落得个捧着空饭碗到处找爹；还有的因为媳妇儿惹了祸，媳妇儿没有，家也没有，丧家狗似的四处逃亡。
这是一部世情小说，从世道人心的角度，描绘出耳目一新的东南地区乡村俗世生活。小说专写家长里短、生老病死，着力对生活本身进行日常化精细刻划，两代人的命运跃然纸上，琐碎小事里展现出惊人的文字魅力，也包容了无限的人生感悟。
《虚土》是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散文作家”的刘亮程继《一个人的村庄》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依旧是一座村庄，建在茫茫的虚土梁上。一个五岁孩子，一直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出生。或者已经出生却从没有长大，长大的全是别人，全是被别人过掉的生活，被别人做完……生活的方向被一场一场风吹偏，人们在虚土梁上落脚的村庄常常空无一人，人都去了哪里，我自己又去了哪里。在村庄之外，永远打问不到自己村庄的消息。在村里，永远打问不到自己和家人的一丝消息。每个人来到村庄都孤单一人，没有一个同龄人，他小的时候所有人长大走了，等他长大，那些大人都老了。每个人的生活都无人证实。
背了命案嫌疑的陈卫国，同时又被病魔判了死刑，绝望间偷偷离开黑沙，原本打算就这么走向死亡，却无意间走到了一个世外桃源——安沙庄。他的生命在安沙庄奇迹般得到了延续，他在安沙得名依沙，还学会了划竹船，有一分宁静悠然而又健康的生活。然而，几年过后，黑沙要修一个大电站，安沙庄属于淹没区，得搬迁。无奈之间，陈卫国又被迫回到了黑沙。这个时候，他儿子已经当上了干部，如果有人认出他来，不但他要去蹲监狱，他儿子也会受累。为了不让儿子受累，陈卫国不惜烫坏了自己的脸。作者用荒诞的手法书写人性，用一个“世外桃源”的倾覆来控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摧毁。故事着重于“情”，世外桃源里天地人和之大情，村邻之间的世情，父子、母子、兄弟之间的亲情，还有像露水一样纯洁的爱情……其情荡气回肠，其情惊心动魄……其情，尽是人间辛酸。
青春血泪史：血色黄昏
这是一篇血和泪凝成的文字，是一部用青春和生命记下的历史。作者用大胆泼辣的笔触，成功地塑违了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主人公林胡的形象：他偏执、多疑、暴戾、好斗，却又刚毅、倔强、不媚、不俗、嫉恶如仇1968年，他步行到内蒙古草原，自愿扎根边疆。
这是一篇血和泪凝成的文字，是一部用青春和生命记下的历史。作者用大胆泼辣的笔触，成功地塑违了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主人公林胡的形象：他偏执、多疑、暴戾、好斗，却又刚毅、倔强、不媚、不俗、嫉恶如仇1968年，他步行到内蒙古草原，自愿扎根边疆。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于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著名军旅作家柳建伟更是肯定地说,阿来会以本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的藏族人民被十八家土族统治着，麦琪土司便是其中之一。
老麦琪土司有两个儿子，大少爷为藏族太太所生，英武彪捍、聪明勇敢，被视为当然的土司继承人；二少爷为被土司抢来的汉族太太酒后所生，天生愚钝、憨痴冥鲁，很早就被排除在权力继承之外，成天混迹于丫环娃子的队伍之中，耳闻目睹着奴隶们的悲欢离合。
麦琪土司在国民政府黄特派员的指点下在其领地上遍种罂粟，贩卖鸦片。很快暴富，并迅速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土司中的霸主。
眼见麦琪家因鸦片致富，其余的土司用尽心计，各施手段盗得了罂粟种子广泛播种，麦琪家的傻少爷却鬼使神差地建议改种麦子，于是在高原地区漫山遍野罂粟花的海洋里，麦琪家的青青麦苗倔强的生长着。
是年内地大旱，粮食颗粒无收，而鸦片供过于求，价格大跌，无人问津，阿坝地区笼罩在饥荒和死亡阴影下。大批饥民投奔到麦琪麾下，使得麦琪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空前的规模。傻子少爷也由此得到了女土司茸贡的漂亮女儿塔娜，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就在各路土司日坐愁城，身临绝境之时，却传来二少爷开仓卖粮，公平交易的喜讯。
各路土司云集在二少爷的官寨举杯相庆、铸剑为犁。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的藏族人民被十八家土族统治着，麦琪土司便是其中之一。
老麦琪土司有两个儿子，大少爷为藏族太太所生，英武彪捍、聪明勇敢，被视为当然的土司继承人；二少爷为被土司抢来的汉族太太酒后所生，天生愚钝、憨痴冥鲁，很早就被排除在权力继承之外，成天混迹于丫环娃子的队伍之中，耳闻目睹着奴隶们的悲欢离合。
麦琪土司在国民政府黄特派员的指点下在其领地上遍种罂粟，贩卖鸦片。很快暴富，并迅速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土司中的霸主。
眼见麦琪家因鸦片致富，其余的土司用尽心计，各施手段盗得了罂粟种子广泛播种，麦琪家的傻少爷却鬼使神差地建议改种麦子，于是在高原地区漫山遍野罂粟花的海洋里，麦琪家的青青麦苗倔强的生长着。
是年内地大旱，粮食颗粒无收，而鸦片供过于求，价格大跌，无人问津，阿坝地区笼罩在饥荒和死亡阴影下。大批饥民投奔到麦琪麾下，使得麦琪家族的领地和人口达到空前的规模。傻子少爷也由此得到了女土司茸贡的漂亮女儿塔娜，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就在各路土司日坐愁城，身临绝境之时，却传来二少爷开仓卖粮，公平交易的喜讯。
各路土司云集在二少爷的官寨举杯相庆、铸剑为犁。
白鹿原一个深情而神秘的地方，闻名遐尔。“白鹿原民俗风情旅游区”地处西安市东南，白鹿原腹地，鲸鱼沟中上游，距西安20公里。
白鹿原自然环境独特，东南依山，三面环水，风成黄土堆积台原面积263平方公里，海拔高于西安 300米，虎视十三代古都，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长治久安的天然屏障：土层厚达百米，土壤肥沃，农业发达；地下水蕴藏丰富，鲸鱼沟水万古长流，水质甘冽甜润；空气清新，天空湛蓝，四季分明。
白鹿原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古代金、元、羌等少数民族杂居及其与汉文化融汇之所。民风淳厚，传奇色彩浓烈。著名作家陈忠实依据白鹿原20世纪前半叶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99年评选为“华人百年百部文学作品第一名”，将白鹿原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推向了世界，勾勒出一幅白鹿原雄奇史诗，描绘出一轴波澜壮阔的白鹿原画卷，奠定了白鹿原民俗风情旅游的基础。
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大家都很熟悉，事实上这个地名并非虚构，它是陈忠实土生土长的一片土地。
白鹿原隶属于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镇，在西安市的最边上，没有林立的高楼大厦，没有熙来攘往的人，只是一个安静的村子。因了那本同名的书，白鹿原总算露了些脸，村口有一碑，上面有陈忠实写的“白鹿原”三字。碑的对面有一个大园子，是薄姬墓，圈起来的地很广，但未加修缮和管理，中间的封土堆，台阶 145级，耸起于一片麦田之间，在上面看五月的麦田，四下是金黄的一片。
进到村里，可以看到路边很朴实的老房子，一般年代早点的也就建于解放初期，但整个村子透露出的浓郁的沧桑感和乡土气息，却让人体会到陕西特有的那种厚重。
白鹿原最出名的旅游景点是鲸鱼沟，它在白鹿原和马炮原之间，有瀑布一条、湖泊一个，湖边山腰遍植毛竹，风光疑是江南。不过两岸的梯田是陕西特色，而且植被很好，黄土较少，满眼绿色。在湖边走过，不时有山鸡从草丛中飞出，湖中也常看见水鸭和白鹭，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色。
白鹿原-地理位置
白鹿原位于西安东南，东靠终南山东段的篑山，依偎在终南的怀抱，南临汤浴河与岱峪河汇入铲河顺原西南向北转入渭河，北依辋川灞河，三面环水。是一个土层以 320米的高差直落铲、灞二河，上部覆盖100多米的黄土，中部为三趾马红土，下部为棕色沙质泥岩。是亿万年形成的风成黄土台原。南北宽约9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原面平坦，从东南向西北分布，总面积约263平方公里。海拔600—780米，高出铲、灞及西安城区200-300米。年平均气温11.8 度。土地肥沃、空气清新、四季分明。
现行政区划有蓝田县安村乡、孟村乡、前卫镇三个乡镇，长安区炮里乡，霸桥区狄寨乡和霸陵乡。人口约20万。原面上鲸鱼沟将原面切割为南原（也叫炮里原）、北原（也叫狄寨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造就了这块紧临大都市西安，但无都市污染的一块净土。目前白鹿原区域无大型工厂，完全是农耕区域。建设白鹿原文化城，按照现代生态平衡要求，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文化旅游全面发展，建设一个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文化城。设计规划建设容易，条件优越。
白鹿原-历史渊源
白鹿原，古名“长寿山”、“霸上”，为中更新世纪时期流水和风等自然力经过几百万年长期作用下沉淀形成的土状堆积形黄土台原，原面平坦完整。白鹿原历史悠久，人文远古，实为一文化大原、历史名原。
据史料记载，“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原上，人们以为祥瑞，是以得名焉”。
秦汉时期，白鹿原地处京畿，为“上林苑”一部分，相传赵高指鹿为马故事中用的鹿，就是从白鹿原上捕获。
自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割蓝田西北置芷阳县起，历史上曾先后在白鹿原建过芷阳、灞城、灞陵、南陵、北山、白鹿、宁民、万年、樊川、杜县、长安、蓝田等县。
白鹿原原高坡陡，居高临下，依山傍水，地势雄伟，灞河水环绕原脚，原上平坦开阔，是古长安东面的天然屏障，历来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传说中的黄帝灭蚩尤之战遗址就在原上南边的“尤风岭”。汉景帝大将周亚夫、唐李渊女婿左亲王卫段论、农民起义领袖黄巢都曾屯兵白鹿原上。
白鹿原白鹿原景观
白鹿原在历史上曾是皇亲国戚、商贾、墨客旅游避暑憩息之胜地，唐德成元年，高祖李渊校猎于白鹿原，修筑“神尧山庄”。
原上文物遗迹丰富，庙宇寺观众多，仅《蓝田县志》记载的就有七十多处，最著名的有清凉寺、太平寺、永福寺等，太平寺原有僧人千余众，清凉寺相传王维曾经居住，是唐太宗每年避暑之地。
白鹿原是蓝田的文化区，又是一方革命热土。1920年白鹿原腹地孟村乡成立了约有40名进步青年教师为主要成员的勉学会，他们以“宣传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纲领，在陕西革命史上留下深深一笔。1927年1月成立农民代表大会，点燃了蓝田县农民协会运动的火种，1927年4月，由张含辉、陈子敬等宣传发动，在白鹿原郗家村成立了蓝田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使蓝田地区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为革命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分子。
白鹿原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南北朝时期的智胜法师就是白鹿原人，他自幼聪慧过人，誉为神童，24岁从扬州乘船经海路赴印度求法，遍游印度及烂陀寺等，并到鹿野苑学习大乘诸论及讲经说法，名闻西域佛国；唐代中叶著名的画家韩干也是白鹿原人，他特别擅长画马，官至大庙寺丞；明末闯王李自成麾下大将刘宗敏便是白鹿原大王村人，他参加起义十余年，驰骋疆场，有勇有谋，屡建奇功，被封“权将军”、“汝侯”，为17世纪中叶旧中国大地上叱咤风云的一位英雄人物。还有现代为民除害、护送汪峰、令白匪闻风丧胆的原海军刘司令员赵启民；德高望重，对家乡怀有浓浓深情，官至陕西省省长的赵伯平。这些都是蓝田人特别是白鹿原人杰出的代表。
白鹿原-交通提示
从西安市区到白鹿原18千米，可在西京医院乘240路公交直达，票价:2元。
白鹿原自然环境独特，东南依山，三面环水，风成黄土堆积台原面积263平方公里，海拔高于西安 300米，虎视十三代古都，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长治久安的天然屏障：土层厚达百米，土壤肥沃，农业发达；地下水蕴藏丰富，鲸鱼沟水万古长流，水质甘冽甜润；空气清新，天空湛蓝，四季分明。
白鹿原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古代金、元、羌等少数民族杂居及其与汉文化融汇之所。民风淳厚，传奇色彩浓烈。著名作家陈忠实依据白鹿原20世纪前半叶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99年评选为“华人百年百部文学作品第一名”，将白鹿原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推向了世界，勾勒出一幅白鹿原雄奇史诗，描绘出一轴波澜壮阔的白鹿原画卷，奠定了白鹿原民俗风情旅游的基础。
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大家都很熟悉，事实上这个地名并非虚构，它是陈忠实土生土长的一片土地。
白鹿原隶属于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镇，在西安市的最边上，没有林立的高楼大厦，没有熙来攘往的人，只是一个安静的村子。因了那本同名的书，白鹿原总算露了些脸，村口有一碑，上面有陈忠实写的“白鹿原”三字。碑的对面有一个大园子，是薄姬墓，圈起来的地很广，但未加修缮和管理，中间的封土堆，台阶 145级，耸起于一片麦田之间，在上面看五月的麦田，四下是金黄的一片。
进到村里，可以看到路边很朴实的老房子，一般年代早点的也就建于解放初期，但整个村子透露出的浓郁的沧桑感和乡土气息，却让人体会到陕西特有的那种厚重。
白鹿原最出名的旅游景点是鲸鱼沟，它在白鹿原和马炮原之间，有瀑布一条、湖泊一个，湖边山腰遍植毛竹，风光疑是江南。不过两岸的梯田是陕西特色，而且植被很好，黄土较少，满眼绿色。在湖边走过，不时有山鸡从草丛中飞出，湖中也常看见水鸭和白鹭，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色。
白鹿原-地理位置
白鹿原位于西安东南，东靠终南山东段的篑山，依偎在终南的怀抱，南临汤浴河与岱峪河汇入铲河顺原西南向北转入渭河，北依辋川灞河，三面环水。是一个土层以 320米的高差直落铲、灞二河，上部覆盖100多米的黄土，中部为三趾马红土，下部为棕色沙质泥岩。是亿万年形成的风成黄土台原。南北宽约9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原面平坦，从东南向西北分布，总面积约263平方公里。海拔600—780米，高出铲、灞及西安城区200-300米。年平均气温11.8 度。土地肥沃、空气清新、四季分明。
现行政区划有蓝田县安村乡、孟村乡、前卫镇三个乡镇，长安区炮里乡，霸桥区狄寨乡和霸陵乡。人口约20万。原面上鲸鱼沟将原面切割为南原（也叫炮里原）、北原（也叫狄寨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造就了这块紧临大都市西安，但无都市污染的一块净土。目前白鹿原区域无大型工厂，完全是农耕区域。建设白鹿原文化城，按照现代生态平衡要求，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文化旅游全面发展，建设一个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文化城。设计规划建设容易，条件优越。
白鹿原-历史渊源
白鹿原，古名“长寿山”、“霸上”，为中更新世纪时期流水和风等自然力经过几百万年长期作用下沉淀形成的土状堆积形黄土台原，原面平坦完整。白鹿原历史悠久，人文远古，实为一文化大原、历史名原。
据史料记载，“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原上，人们以为祥瑞，是以得名焉”。
秦汉时期，白鹿原地处京畿，为“上林苑”一部分，相传赵高指鹿为马故事中用的鹿，就是从白鹿原上捕获。
自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割蓝田西北置芷阳县起，历史上曾先后在白鹿原建过芷阳、灞城、灞陵、南陵、北山、白鹿、宁民、万年、樊川、杜县、长安、蓝田等县。
白鹿原原高坡陡，居高临下，依山傍水，地势雄伟，灞河水环绕原脚，原上平坦开阔，是古长安东面的天然屏障，历来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传说中的黄帝灭蚩尤之战遗址就在原上南边的“尤风岭”。汉景帝大将周亚夫、唐李渊女婿左亲王卫段论、农民起义领袖黄巢都曾屯兵白鹿原上。
白鹿原白鹿原景观
白鹿原在历史上曾是皇亲国戚、商贾、墨客旅游避暑憩息之胜地，唐德成元年，高祖李渊校猎于白鹿原，修筑“神尧山庄”。
原上文物遗迹丰富，庙宇寺观众多，仅《蓝田县志》记载的就有七十多处，最著名的有清凉寺、太平寺、永福寺等，太平寺原有僧人千余众，清凉寺相传王维曾经居住，是唐太宗每年避暑之地。
白鹿原是蓝田的文化区，又是一方革命热土。1920年白鹿原腹地孟村乡成立了约有40名进步青年教师为主要成员的勉学会，他们以“宣传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纲领，在陕西革命史上留下深深一笔。1927年1月成立农民代表大会，点燃了蓝田县农民协会运动的火种，1927年4月，由张含辉、陈子敬等宣传发动，在白鹿原郗家村成立了蓝田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使蓝田地区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为革命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分子。
白鹿原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南北朝时期的智胜法师就是白鹿原人，他自幼聪慧过人，誉为神童，24岁从扬州乘船经海路赴印度求法，遍游印度及烂陀寺等，并到鹿野苑学习大乘诸论及讲经说法，名闻西域佛国；唐代中叶著名的画家韩干也是白鹿原人，他特别擅长画马，官至大庙寺丞；明末闯王李自成麾下大将刘宗敏便是白鹿原大王村人，他参加起义十余年，驰骋疆场，有勇有谋，屡建奇功，被封“权将军”、“汝侯”，为17世纪中叶旧中国大地上叱咤风云的一位英雄人物。还有现代为民除害、护送汪峰、令白匪闻风丧胆的原海军刘司令员赵启民；德高望重，对家乡怀有浓浓深情，官至陕西省省长的赵伯平。这些都是蓝田人特别是白鹿原人杰出的代表。
白鹿原-交通提示
从西安市区到白鹿原18千米，可在西京医院乘240路公交直达，票价:2元。
岛村虽然研究一些欧洲舞蹈，但基本上是个坐食祖产、无所事事的纨袴子弟。他从 东京来到多雪的上越温泉旅馆，结识在那里出卖声色的驹子，驹子对岛村表现了比较真挚 的感情；岛村则认为二人无非是露水姻缘，人生的一切均属徒劳。岛村一共来雪国3 次，同驹子厮混，两人之 间也流露了互相爱慕之情，最后挥手而别。岛村第二次前来雪国时，在火车上看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在精心照料一位患病 的男青年。姑娘名叫叶子，青年名叫行男。后来岛村得知叶子原来是驹子三弦师傅家的人，行男则是三弦师 傅之子。岛村风闻三弦师傅活着的时候，曾有意叫驹子和行男订婚，驹子也是为给行男 治病才当了艺妓的。但驹子对此表示否认，实际上对行男也毫无感情，甚至岛村二次离 开雪国，驹子送到车站时，叶子跑来报告行男咽气，哀求驹子前去看看，驹子也未予理 睬。岛村虽然欣赏叶子年轻貌美，但在第二次来雪国后的几次接触中，并未对她有爱的 表示：直到在他离开雪国之前，剧场失火，发现叶子从二楼上掉下来死去，也只是略表 同情而已。总括起来。《雪国》并无较多的情节，着重表现的是在雪国那独有的地方风光中， 岛村和驹子相互间的感情交流和****生活。
Name
"Snow country" is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Japanese title "Yukiguni". The name comes from the place where the story takes place, where Shimamura arrives in a train coming through a long tunnel under the border mountains between Gunma (Kozuke no kuni) and Niigata (Echigo no kuni) Prefectures. Sitting at the foot of mountains, on the north side, this region receives a huge amount of snow in winter because of the northern winds coming across the Sea of Japan. The winds accumulate moisture over the sea and deposit it as snow while running up against the mountains. The snow reaches four to five meters in depths, sometimes isolating the towns and villages in the region from others. The lonely atmosphere suggested by the title is infused throughout the book.
Development
The novel began as a single short story published in a literary journal in January 1935, its next section appearing in another journal the same month. Kawabata continued writing about the characters afterward, with parts of the novel ultimately appearing in five different journals before he published the first iteration of the book. An integration of the initial seven pieces with a newly conceived ending, this appeared in 1937. Kawabata re-started working on the novel after a three-year break, again adding new chapters, and again publishing in two separate journals in 1940 and 1941. He re-wrote the last two sections, merging them into a single piece. This was published in a journal in 1946. Another additional piece arrived in 1947. Finally, in 1948, the novel reached its final form, an integration of nine separately published works.
Plot introduction
Snow Country is a stark tale of a love affair between a Tokyo dilettante and a provincial geisha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remote hot spring (onsen) town of Yuzawa (Kawabata himself did not mention the name of the town in his novel).
The hot springs in that region were home to inns, visited by men traveling alone and in groups, where paid female companionship had become a staple of the economy. The geisha of the hot springs enjoyed nothing like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ir more artistically trained sisters in Kyoto and Tokyo and were usually little more than prostitutes whose brief careers inevitably ended in a downward spiral. The choice of one of these women as the heroine lends a sense of tragedy to the atmosphere of the book.
The liaison between the geisha, Komako, and the male protagonist, a wealthy loner who is a self-appointed expert on Western ballet, is thus doomed to failure. The nature of that failure and the parts played by others form the theme of the book.
As his most potent symbol of this "counter-Western modernity", the rural geisha, Komako, of his novel Snow Country embodies Kawabata's conception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beauty by taking Western influence and subverting it to traditional Japanese forms. Having no teacher available, she hones her technique on the traditional samisen instrument by untraditionally relying on sheet music and radio broadcasts. Her lover, Shimamura, comments that, “the publishing gentleman would be happy if he knew he had a real geisha—not just an ordinary amateur—practicing from his scores way off here in the mountains.”
Characteristics, acclaims and sequels
Edward G. Seidensticker, noted scholar of Japanese literature whos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was published in 1957, described the work as "perhaps Kawabata's masterpiece." "According to him, the novel reminds of haiku, both for its many delicate contrapuntal touches and its use of brief scenes to tell a larger story.
As Shimamura (the protagonist) begins to understand his place in the universe, the idea of mono no aware is also quite apparent.
Snow Country is one of the three novels cited by the Nobel Committee in awarding Yasunari Kawabata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68, the other two works being The Old Capital and Thousand Cranes.
Kawabata again returned to Snow Country near the end of his life.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death in 1972, he wrote an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 work, which he titled "Gleanings from Snow Country," that shortened the novel to a few spare pages, a length that placed it among his Palm-of-the-Hand Stories, a form to which Kawabata devoted peculiar attention for more 50 year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leanings from Snow Country" was published in 1988 by J. Martin Holman in the collection Palm-of-the-Hand Stories.
Another Japanese novel, also titled Snow Country, but spelled in katakana as opposed to the original kanji (both books are Japanese), references this work. In the homage to the original, a Japanese student undertakes translating a book from English into Japanese for summer homework. The student does not realize that he is in fact translat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Name
"Snow country" is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Japanese title "Yukiguni". The name comes from the place where the story takes place, where Shimamura arrives in a train coming through a long tunnel under the border mountains between Gunma (Kozuke no kuni) and Niigata (Echigo no kuni) Prefectures. Sitting at the foot of mountains, on the north side, this region receives a huge amount of snow in winter because of the northern winds coming across the Sea of Japan. The winds accumulate moisture over the sea and deposit it as snow while running up against the mountains. The snow reaches four to five meters in depths, sometimes isolating the towns and villages in the region from others. The lonely atmosphere suggested by the title is infused throughout the book.
Development
The novel began as a single short story published in a literary journal in January 1935, its next section appearing in another journal the same month. Kawabata continued writing about the characters afterward, with parts of the novel ultimately appearing in five different journals before he published the first iteration of the book. An integration of the initial seven pieces with a newly conceived ending, this appeared in 1937. Kawabata re-started working on the novel after a three-year break, again adding new chapters, and again publishing in two separate journals in 1940 and 1941. He re-wrote the last two sections, merging them into a single piece. This was published in a journal in 1946. Another additional piece arrived in 1947. Finally, in 1948, the novel reached its final form, an integration of nine separately published works.
Plot introduction
Snow Country is a stark tale of a love affair between a Tokyo dilettante and a provincial geisha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remote hot spring (onsen) town of Yuzawa (Kawabata himself did not mention the name of the town in his novel).
The hot springs in that region were home to inns, visited by men traveling alone and in groups, where paid female companionship had become a staple of the economy. The geisha of the hot springs enjoyed nothing like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ir more artistically trained sisters in Kyoto and Tokyo and were usually little more than prostitutes whose brief careers inevitably ended in a downward spiral. The choice of one of these women as the heroine lends a sense of tragedy to the atmosphere of the book.
The liaison between the geisha, Komako, and the male protagonist, a wealthy loner who is a self-appointed expert on Western ballet, is thus doomed to failure. The nature of that failure and the parts played by others form the theme of the book.
As his most potent symbol of this "counter-Western modernity", the rural geisha, Komako, of his novel Snow Country embodies Kawabata's conception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beauty by taking Western influence and subverting it to traditional Japanese forms. Having no teacher available, she hones her technique on the traditional samisen instrument by untraditionally relying on sheet music and radio broadcasts. Her lover, Shimamura, comments that, “the publishing gentleman would be happy if he knew he had a real geisha—not just an ordinary amateur—practicing from his scores way off here in the mountains.”
Characteristics, acclaims and sequels
Edward G. Seidensticker, noted scholar of Japanese literature whos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was published in 1957, described the work as "perhaps Kawabata's masterpiece." "According to him, the novel reminds of haiku, both for its many delicate contrapuntal touches and its use of brief scenes to tell a larger story.
As Shimamura (the protagonist) begins to understand his place in the universe, the idea of mono no aware is also quite apparent.
Snow Country is one of the three novels cited by the Nobel Committee in awarding Yasunari Kawabata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68, the other two works being The Old Capital and Thousand Cranes.
Kawabata again returned to Snow Country near the end of his life. A few months before his death in 1972, he wrote an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 work, which he titled "Gleanings from Snow Country," that shortened the novel to a few spare pages, a length that placed it among his Palm-of-the-Hand Stories, a form to which Kawabata devoted peculiar attention for more 50 year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leanings from Snow Country" was published in 1988 by J. Martin Holman in the collection Palm-of-the-Hand Stories.
Another Japanese novel, also titled Snow Country, but spelled in katakana as opposed to the original kanji (both books are Japanese), references this work. In the homage to the original, a Japanese student undertakes translating a book from English into Japanese for summer homework. The student does not realize that he is in fact translat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其实早在1946年，乔治·桑就已经开始对田园生活感兴趣。这一年她发表了著名的田园小说《魔沼》 ，全书没有复杂的情节和冗长的理论阐述，而是自始至终充满诗意。这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奠定了作家晚期创作的基调。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大陆内蒙古最后一块靠近边境的原始草原。这里的蒙古牧民还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生态特点，他们自由而浪漫地在草原上放养着牛、羊，与成群的强悍的草原狼共同维护着草原的生态平衡。他们憎恨着狼――狼是侵犯他们家园的敌人；他们同时也敬畏着狼――草原狼帮助蒙古牧民猎杀着草原上不能够过多承载的食草动物：黄羊、兔子和大大小小的草原鼠。他们同时也深深地崇敬着狼――草原狼是蒙古民族的原始图腾。狼的凶悍、残忍、智慧和团队精神，狼的军事才能和组织分工，曾经是13世纪蒙古军队征战欧亚的天然教官和进化的发动机。
正是蒙古民族的历史和神秘，草原的广阔和浪漫，将本书的主人公、一个叫陈阵的北京青年带进了草原。很快，陈阵发现草原并不全是浪漫和自由。牧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必须和狼进行战斗。他亲眼目睹蒙古的女人和小孩与偷袭羊群的狼――象豹子一样大的狼――徒手搏斗。也曾误入狼群、并亲眼看见群狼怎样在头狼的指挥下，调兵遣将围猎几百只黄羊。但是，人却抢了狼储存的食物。为了报复人的贪婪，狼利用冬季风雪和夏季蚊灾的掩护，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偷袭军马群的残酷而壮烈的战役。于是人又被激怒了。来自于农耕民族的干部不顾蒙古牧民的反对，开始了大规模的围猎狼群的战斗。狼在死亡前的尊严和牺牲精神震撼了陈阵。陈和他的朋友亲自掏了一窝小狼，并且养了其中的一只。他要通过一只小狼的成长，探索狼的习性和狼的哲学。通过一系列的令人陶醉的有趣的故事，陈发现狼是动物中唯一不可驯服的、十分神秘的动物。比如，第一次面对食物或者面对大批食物的时候，会举行跑圈，类似现代宗教的感恩仪式或者祭祀；比如，狼一旦离开大地就会颤抖无力，又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进而，陈又发现蒙古民族不仅将狼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崇拜的对象，而且，死后又将自己的尸体放到狼出没的地方，实施“天葬”。蒙古牧民相信狼会将他们的灵魂带上“腾格里”(蒙语：天)。狼是蒙古人敬畏的敌人，也是他们相伴一生、甚至是来生的朋友。正是蒙古人带着狼的精神征服了差不多半个地球，开通了东西方商业贸易与文化的交流。
陈和他的来自于北京的青年朋友，因为狼的缘故和牧民融为一片。但是，他们无法阻挡来自于农耕文化和文革时期的错误政策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他们首先用现代武器杀狼，将仅存的狼驱赶到边境外。进而，大片的开垦草原土地。几年以后，草原上鼠害横行，大片的草原沙化。在作品的最后，也就小说的尾声，来自于蒙古草原的沙尘暴已经遮天避日地肆虐北京，浮沉甚至飘过大海，在日本和韩国的天空游荡……
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草原不仅是狼，我们真正失去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观；我们失去的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图腾：自由、独立、顽强、勇敢的精神、永不屈服、决不投降的性格、意志和尊严。这是《狼图腾》的主题和作家悲怆的呼唤。
《狼图腾》-作者简介
姜戎(笔名)
本名吕嘉民，1946年生。北京人，北京某大学研究人员。主业：政治经济学，偏重政治学方面。作品《狼图腾》之前以吕嘉民之名著写《落荒》、《羊油灯》。1967年自愿赴内蒙古额仑草原插队。1978年返城。1979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作品《狼图腾》：1971年起腹稿于内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草原。1997年初稿于北京。2003年岁末定稿于北京。2004年4月出版。
《狼图腾》-狼性启发
狼性狼性
所谓狼性，同样为不甘落后的企业界所津津乐道，并将这些狼性精神锻造为市场竞争中的唯一生存法则。企业界狼灾泛滥，教育界亦未能幸免。开放的深圳主动投怀送抱引“狼”入校，大兴“狼性教育”，前卫的某中学甚至在校园里树起了狼的塑像，以此教育孩子从小树立狼的精神……
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恶心的狼一夜之间成了神的化身，集智慧、顽强和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于一身。在人们无限深情的怀念和随波逐流的赞颂中，狼俨然成为新世纪最热门的动物。
而狼一旦戏剧性地与文化勾结在一起，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狼图腾》能够像精神鸦片一样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于各种隐私的嗜痂成癖。人们不仅关心明星的私人生活，也窥视历史人物的官场沉浮。他们还以同样的热情关注着动物的隐私，关注着民族的隐私。《尘埃落定》掀起了一阵藏文化热潮，《狼图腾》则让蒙古族的生活细节与民俗风情成为人们视野中一缕新异的风景。
《狼图腾》-名人点评
《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姜戎笔下的草原狼，是生物的狼，也是人文的狼；是现实的狼，也是历史的狼。因之，这是一部狼的赞歌，也是一部狼的挽歌。——文学批评家 白烨
读了《狼图腾》，觉得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好像在实践孙子兵法，‘多算胜，少算不胜’。其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其三，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商战中这种对手是最恐惧，也是最具杀伤力的。——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 张瑞敏
《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度，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作品的独创性。它的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因此，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文学批评家 孟繁华
这是一部景观恢弘的小说，讲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古草原上的生活。这篇独具匠心的创作对牧民与殖民、动物与人类、自然与文化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体会。故事娓娓道来，展现细致活泼的文理，渐而成就强大的感人力量。这是部与众不同的小说，读后教人久久不能忘怀。 ——亚洲文学奖评审团主席ADRIENNE CLARKSON
《狼图腾》-获奖情况及社会影响
《狼图腾》2004年4月25日正式发行出版，是作者姜戎根据他在草原11年的生活感悟，倾其半生心血著成的一部有关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的长篇小说。该书在中国大陆发行300余万册，连续6年蝉联文学图书畅销榜的前十名，获得各种奖项几十余种。该书在中国出版后，被译为30种语言，在全球110个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是成功进入西方主流文化图书市场的第一部中国小说，欧美各大主流媒体和电视电台都给予连续报道和评论，已经成为国内外读者熟悉的一部奇书和大书。2004 年底至今，在国内，已获得各类奖项十余种。
在国际上，2007年11月获得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
《狼图腾》法文版荣获翻译“金字奖”，法文版于2008年1月由法国 Bourain出版社出版。
《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南德意志报》、《明镜周刊》、《意大利邮报》以及美联社、BBC、CNN等欧美主要媒体都报道了《狼图腾》的消息和评论。互联网上“WOLF TOTEM”的英文搜索达到了几十万条。
著名企业家李嘉诚、郭台铭、张瑞敏等都看过《狼图腾》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几年来，海内外报刊和网络新媒体对《狼图腾》的研究论文和论著有上千篇、种，并引起广泛争议。
《狼图腾》-电影《狼图腾》
2009年8月18日下午，电影《狼图腾》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影片将由法国知名导演让· 雅克·阿诺执导，导演签约仪式也同期举行。电影《狼图腾》启动仪式由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北京电视台主办，怀柔区委区政府、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企鹅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协办。
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自2005年着手运作电影《狼图腾》这一国际化艺术大片。历经四年坎坷，其间公司先后接触了众多国内一线电影人，但由于该题材的特殊难度，始终没有理想的结果。至2009年春，紫禁城千方百计将法文版小说《狼图腾》送到世界顶级导演让·雅克·阿诺手上。2009年夏，阿诺与紫禁城影业签订了影片的拍摄协议。阿诺导演在2009年8月5日来京，8月7日便与《狼图腾》作者姜戎等人赶往北部边疆的草原采景，考察草原环境、草原狼和野生黄羊等自然状况，筹划未来的外景基地和饲养野生动物的基地。按照阿诺的拍摄计划，影片的前期将用三年时间饲养几十头草原狼和上百头黄羊。此间的动物原生态录像记录，将是未来影片故事的素材。在这一几年的筹备――拍摄活动中，还将发生无数吸引人的新故事。
电影《狼图腾》是首部中国国产电影邀请国际顶级导演执导的作品，也是中国电影真正走上国际市场的一次大胆尝试。法国导演阿诺有人类学家的文化背景，他的加盟无疑将给这部中国诗史性的巨片蒙上一层神秘而诡异的面纱。克服文化差异，将中国史诗以国际化视角加以读解并搬上世界舞台，其中的文化融合与诠释，题材的取舍和升华，故事的视角和手法，让《狼图腾》的读者和观众都充满无期待和好奇。也给国内电影界如何处理国际化题材，如何才能够让“大片”走出国门，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实实在在地树立了一个典范和模式，成为提升并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现象。
电影《狼图腾》将以“狼”为叙述主体，情节紧张激烈而又新奇神秘。以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拍摄动物见长的阿诺，会再次将小说中那些精灵一般的蒙古草原狼，在电影中以真景实呈现出来：狼的每一次侦察、布阵、伏击、奇袭的高超战术；狼对气象、地形的巧妙利用；狼的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狼族中的友爱亲情；狼与草原万物的关系；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的智慧、顽强和尊严；狼对蒙古铁骑的驯导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对于狼的至尊崇拜；蒙古民族古老神秘的天葬仪式；倔强可爱的小狼在失去自由后艰难的成长过程……有关狼的种种细节，在电影中都将以逼真的方式呈现，令观众陶醉震撼。影片将依靠实景拍摄和电脑特技制作结合的方式，讲述一个中国草原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与自然、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故事。电影《狼图腾》将再现“狼图腾”的使命，成为“有关狼的真理的终结者”，将成为一部洞察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以及不同民族和谐共存的电影传奇之作。
电影《狼图腾》项目的制作团队将由让·雅克·阿诺的团队与紫禁城选定的编剧共同编写剧本，让·雅克·阿诺担任导演，北京紫禁城影业全权负责项目主导和电影制片工作，并邀请香港著名制片人和发行人江志强先生担任该片的联合制片人，《狼图腾》将由中国演员主演，用中文对白拍摄。电影《狼图腾》计划筹备期为18个月，全部完成大约需要三至四年的时间，届时将在全球发行上映。
紫禁城影业在筹备《狼图腾》电影的过程中，得到了来自中宣部文艺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北京市委宣传部等的大力支持。依靠丰富的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中法两国以及各方优秀的制作团队将努力打造这一部真正能够在全球发行的、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较高票房的中国电影力作。同时，电影《狼图腾》的推出，也是弘扬华夏文明、展示中国电影综合实力的艺术名片。
正是蒙古民族的历史和神秘，草原的广阔和浪漫，将本书的主人公、一个叫陈阵的北京青年带进了草原。很快，陈阵发现草原并不全是浪漫和自由。牧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必须和狼进行战斗。他亲眼目睹蒙古的女人和小孩与偷袭羊群的狼――象豹子一样大的狼――徒手搏斗。也曾误入狼群、并亲眼看见群狼怎样在头狼的指挥下，调兵遣将围猎几百只黄羊。但是，人却抢了狼储存的食物。为了报复人的贪婪，狼利用冬季风雪和夏季蚊灾的掩护，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偷袭军马群的残酷而壮烈的战役。于是人又被激怒了。来自于农耕民族的干部不顾蒙古牧民的反对，开始了大规模的围猎狼群的战斗。狼在死亡前的尊严和牺牲精神震撼了陈阵。陈和他的朋友亲自掏了一窝小狼，并且养了其中的一只。他要通过一只小狼的成长，探索狼的习性和狼的哲学。通过一系列的令人陶醉的有趣的故事，陈发现狼是动物中唯一不可驯服的、十分神秘的动物。比如，第一次面对食物或者面对大批食物的时候，会举行跑圈，类似现代宗教的感恩仪式或者祭祀；比如，狼一旦离开大地就会颤抖无力，又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进而，陈又发现蒙古民族不仅将狼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崇拜的对象，而且，死后又将自己的尸体放到狼出没的地方，实施“天葬”。蒙古牧民相信狼会将他们的灵魂带上“腾格里”(蒙语：天)。狼是蒙古人敬畏的敌人，也是他们相伴一生、甚至是来生的朋友。正是蒙古人带着狼的精神征服了差不多半个地球，开通了东西方商业贸易与文化的交流。
陈和他的来自于北京的青年朋友，因为狼的缘故和牧民融为一片。但是，他们无法阻挡来自于农耕文化和文革时期的错误政策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他们首先用现代武器杀狼，将仅存的狼驱赶到边境外。进而，大片的开垦草原土地。几年以后，草原上鼠害横行，大片的草原沙化。在作品的最后，也就小说的尾声，来自于蒙古草原的沙尘暴已经遮天避日地肆虐北京，浮沉甚至飘过大海，在日本和韩国的天空游荡……
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草原不仅是狼，我们真正失去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观；我们失去的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图腾：自由、独立、顽强、勇敢的精神、永不屈服、决不投降的性格、意志和尊严。这是《狼图腾》的主题和作家悲怆的呼唤。
《狼图腾》-作者简介
姜戎(笔名)
本名吕嘉民，1946年生。北京人，北京某大学研究人员。主业：政治经济学，偏重政治学方面。作品《狼图腾》之前以吕嘉民之名著写《落荒》、《羊油灯》。1967年自愿赴内蒙古额仑草原插队。1978年返城。1979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作品《狼图腾》：1971年起腹稿于内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草原。1997年初稿于北京。2003年岁末定稿于北京。2004年4月出版。
《狼图腾》-狼性启发
狼性狼性
所谓狼性，同样为不甘落后的企业界所津津乐道，并将这些狼性精神锻造为市场竞争中的唯一生存法则。企业界狼灾泛滥，教育界亦未能幸免。开放的深圳主动投怀送抱引“狼”入校，大兴“狼性教育”，前卫的某中学甚至在校园里树起了狼的塑像，以此教育孩子从小树立狼的精神……
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恶心的狼一夜之间成了神的化身，集智慧、顽强和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于一身。在人们无限深情的怀念和随波逐流的赞颂中，狼俨然成为新世纪最热门的动物。
而狼一旦戏剧性地与文化勾结在一起，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狼图腾》能够像精神鸦片一样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于各种隐私的嗜痂成癖。人们不仅关心明星的私人生活，也窥视历史人物的官场沉浮。他们还以同样的热情关注着动物的隐私，关注着民族的隐私。《尘埃落定》掀起了一阵藏文化热潮，《狼图腾》则让蒙古族的生活细节与民俗风情成为人们视野中一缕新异的风景。
《狼图腾》-名人点评
《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姜戎笔下的草原狼，是生物的狼，也是人文的狼；是现实的狼，也是历史的狼。因之，这是一部狼的赞歌，也是一部狼的挽歌。——文学批评家 白烨
读了《狼图腾》，觉得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好像在实践孙子兵法，‘多算胜，少算不胜’。其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其三，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商战中这种对手是最恐惧，也是最具杀伤力的。——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 张瑞敏
《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度，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作品的独创性。它的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因此，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文学批评家 孟繁华
这是一部景观恢弘的小说，讲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古草原上的生活。这篇独具匠心的创作对牧民与殖民、动物与人类、自然与文化等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体会。故事娓娓道来，展现细致活泼的文理，渐而成就强大的感人力量。这是部与众不同的小说，读后教人久久不能忘怀。 ——亚洲文学奖评审团主席ADRIENNE CLARKSON
《狼图腾》-获奖情况及社会影响
《狼图腾》2004年4月25日正式发行出版，是作者姜戎根据他在草原11年的生活感悟，倾其半生心血著成的一部有关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的长篇小说。该书在中国大陆发行300余万册，连续6年蝉联文学图书畅销榜的前十名，获得各种奖项几十余种。该书在中国出版后，被译为30种语言，在全球110个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是成功进入西方主流文化图书市场的第一部中国小说，欧美各大主流媒体和电视电台都给予连续报道和评论，已经成为国内外读者熟悉的一部奇书和大书。2004 年底至今，在国内，已获得各类奖项十余种。
在国际上，2007年11月获得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
《狼图腾》法文版荣获翻译“金字奖”，法文版于2008年1月由法国 Bourain出版社出版。
《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南德意志报》、《明镜周刊》、《意大利邮报》以及美联社、BBC、CNN等欧美主要媒体都报道了《狼图腾》的消息和评论。互联网上“WOLF TOTEM”的英文搜索达到了几十万条。
著名企业家李嘉诚、郭台铭、张瑞敏等都看过《狼图腾》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几年来，海内外报刊和网络新媒体对《狼图腾》的研究论文和论著有上千篇、种，并引起广泛争议。
《狼图腾》-电影《狼图腾》
2009年8月18日下午，电影《狼图腾》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影片将由法国知名导演让· 雅克·阿诺执导，导演签约仪式也同期举行。电影《狼图腾》启动仪式由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北京电视台主办，怀柔区委区政府、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企鹅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协办。
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自2005年着手运作电影《狼图腾》这一国际化艺术大片。历经四年坎坷，其间公司先后接触了众多国内一线电影人，但由于该题材的特殊难度，始终没有理想的结果。至2009年春，紫禁城千方百计将法文版小说《狼图腾》送到世界顶级导演让·雅克·阿诺手上。2009年夏，阿诺与紫禁城影业签订了影片的拍摄协议。阿诺导演在2009年8月5日来京，8月7日便与《狼图腾》作者姜戎等人赶往北部边疆的草原采景，考察草原环境、草原狼和野生黄羊等自然状况，筹划未来的外景基地和饲养野生动物的基地。按照阿诺的拍摄计划，影片的前期将用三年时间饲养几十头草原狼和上百头黄羊。此间的动物原生态录像记录，将是未来影片故事的素材。在这一几年的筹备――拍摄活动中，还将发生无数吸引人的新故事。
电影《狼图腾》是首部中国国产电影邀请国际顶级导演执导的作品，也是中国电影真正走上国际市场的一次大胆尝试。法国导演阿诺有人类学家的文化背景，他的加盟无疑将给这部中国诗史性的巨片蒙上一层神秘而诡异的面纱。克服文化差异，将中国史诗以国际化视角加以读解并搬上世界舞台，其中的文化融合与诠释，题材的取舍和升华，故事的视角和手法，让《狼图腾》的读者和观众都充满无期待和好奇。也给国内电影界如何处理国际化题材，如何才能够让“大片”走出国门，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实实在在地树立了一个典范和模式，成为提升并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现象。
电影《狼图腾》将以“狼”为叙述主体，情节紧张激烈而又新奇神秘。以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拍摄动物见长的阿诺，会再次将小说中那些精灵一般的蒙古草原狼，在电影中以真景实呈现出来：狼的每一次侦察、布阵、伏击、奇袭的高超战术；狼对气象、地形的巧妙利用；狼的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狼族中的友爱亲情；狼与草原万物的关系；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的智慧、顽强和尊严；狼对蒙古铁骑的驯导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对于狼的至尊崇拜；蒙古民族古老神秘的天葬仪式；倔强可爱的小狼在失去自由后艰难的成长过程……有关狼的种种细节，在电影中都将以逼真的方式呈现，令观众陶醉震撼。影片将依靠实景拍摄和电脑特技制作结合的方式，讲述一个中国草原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与自然、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故事。电影《狼图腾》将再现“狼图腾”的使命，成为“有关狼的真理的终结者”，将成为一部洞察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以及不同民族和谐共存的电影传奇之作。
电影《狼图腾》项目的制作团队将由让·雅克·阿诺的团队与紫禁城选定的编剧共同编写剧本，让·雅克·阿诺担任导演，北京紫禁城影业全权负责项目主导和电影制片工作，并邀请香港著名制片人和发行人江志强先生担任该片的联合制片人，《狼图腾》将由中国演员主演，用中文对白拍摄。电影《狼图腾》计划筹备期为18个月，全部完成大约需要三至四年的时间，届时将在全球发行上映。
紫禁城影业在筹备《狼图腾》电影的过程中，得到了来自中宣部文艺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北京市委宣传部等的大力支持。依靠丰富的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中法两国以及各方优秀的制作团队将努力打造这一部真正能够在全球发行的、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较高票房的中国电影力作。同时，电影《狼图腾》的推出，也是弘扬华夏文明、展示中国电影综合实力的艺术名片。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大陆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分一、二、三部。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2003-2004年，在大陆7所高校“大学生信仰状况”问卷调查中，作品在“对你影响最大的书”中名列首位。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呕心沥血，可以说为之付出了年轻生命的一部经典全景式反映中国西部黄土高原城乡生活的长篇小说，总字数103万余；也是路遥文集中份量最重的一部长篇，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中国现代城乡生活，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们的形象，人生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人生的奋斗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平凡的世界》-作者简介
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
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路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奖。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而这种才智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活极其稔熟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对这些生活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
著名作家、陕师大副教授朱鸿表示，路遥的精神遗产至少有以下四点：第一，他对文学事业的那种神圣感，以整个生命去打造自己的文学；第二，他对普通人命运深刻、持久地关注；第三，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感情共鸣与精神鼓励；第四，他尽可能地挖掘、表现了每个人本身潜在的朴素而又宝贵的精神。这四点足以使一位作家永远不朽。“路遥是我尊敬的朋友和师长”，著名作家、省文联副主席高建群如此说道。一个作家去世17年了，人们还在热烈地怀念他，还在谈论他的作品，这本身就是对一个作家最高的奖励。路遥的作品中那些人物及其命运，已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他给一切卑微的人物以勇气与光亮，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人生》
《在困难的日子里》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惊心动魄的一幕》
短篇小说
《月夜静悄悄》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夏》
《姐姐》
《风雪腊梅》
《青松与小红花》
《匆匆过客》
《痛苦》
杂文集
《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小说选自序》
《关于<人生>的对话》
《土地的寻觅》
《作家的劳动》
《柳青的遗产》
《无声的汹涌》
《生活咏叹调》
《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人生》法文版序
《这束淡弱的折光》
《艺术批评的根基》
《平凡的世界》-写作初衷
陕北黄土高原，自古是一个焦苦的地方。路遥生于斯，长于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求索奋斗，历尽艰辛。他对农村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和农民有着血脉相通的感情。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历史巨变，如山洪暴发，如春潮涌动，黄土地上也万马奔腾，大军行进。所有这一切，深深的激动着路遥。他要继《人生》之后，再倾全部心血，为这一方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为这一群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们，为这一个壮丽辉煌的时代，写一部诗史般的巨著。他把这当作了一项无比神圣庄严的使命。他说“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心。要排斥舒适，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平凡的世界》-写作历程
1988年5月25日，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路遥用热水敷开痉挛的手，写完了《平凡的世界》的最后一页。随后，他如释重负般把那支用了几年的圆珠笔扔出窗外。《平凡的世界》从1982年开始构思，到1988年完稿，6 年间路遥下煤矿、走乡村、绝浮华、处陋室，殚精竭虑，好些时候躺在床上有生命终止的感觉。待《平凡的世界》完稿，这位40岁不到原本壮实的汉子，形容枯槁，看起来完全像个老人。
《平凡的世界》-内容概述
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中到 80年代中期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和变迁。地点是黄土高原的一个虚构的小村双水村及附近的县城。主要人物是双水村农民孙玉厚（儿子孙少安、孙少平；女儿孙兰花、孙兰香）一家和干部田福军（女儿田晓霞）及其哥哥田福堂（女儿田润叶、儿子田润生）的家庭。
小说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家的命运为中心，反映了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初期广阔的社会面貌。
第一部写1975年初农民子弟孙少平到原西县高中 读书，他贫困自尊，学习和劳动都好，与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互相爱怜，后来郝红梅却与家境优越的顾养民恋爱，少平又高考落榜，回乡生产。但他并没有消沉，与县革委副主任田福军女儿回晓霞建立了友情，在晓霞帮助下关注着外部世界。少平的哥哥少安一直在家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女儿，县城教师润叶是青梅竹马，却遭到田福堂反对。经过痛苦的煎熬，少安到山西找到了勤劳善良的秀莲，润叶也只得含泪与向前结婚。这时农村生活混乱，旱灾又火上加油，田福堂为加强自己威信，组织偷挖河坝与上游抢水，不料出了人命，为了“学大寨”，他好大喜功炸山修田叫人搬家又弄得天怒人怨。生活的航道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第二部写 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又矛盾重重，田福堂连夜召开支部会抵制责任制，孙少安却领导生产队率先实行接着也就在全村推广了责任制。少安又进城 拉砖，用赚的钱建窑烧砖，成了公社的“冒尖户”。少平青春的梦想和追求也激励着他到外面去“闯荡世界”，他从漂泊的揽工汉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最后又获得 了当煤矿工人的好机遇，他的女友晓霞从师专毕业后到省报当了记者，他们相约两年后再相会。润叶远离她不爱的丈夫到团地委工作，引起钟情痴心的丈夫酒后开车 致残，润叶受到内疚回到丈夫身边，开始幸福生活。她的弟弟润生也已长大成人，他在异乡与命运坎坷的郝红梅邂逅，终于两人结为夫妻。往昔主宰全村命运的强人 田福堂，不仅对新时期的变革抵触，同时也为女儿、儿子的婚事窝火，加上病魔缠身，弄得焦头烂额。
第三部写1982年秋少平到了煤矿，尽心尽力干活，成了一名优秀工人，一天下工时晓霞在井口灿然地迎接了他。少安的砖窑也有了很大发展，他决定贷款扩建机器制砖，不料因技师根本不懂技术，砖窑蒙受很大损失，后来 在朋友和县长的帮助下再度奋起。润叶也生活幸福，生了个胖儿子，润生和郝红梅的婚事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承认，并添了可爱的女儿。但是祸不单行，少安的妻子 秀莲，在欢庆由他家出资两万元扩建的小学会上口吐鲜血，确诊肺癌。晓霞在抗洪采访中为抢救灾民光荣献身。少平在一次事故中为救护徒弟也受了重伤。但他们并 没有被不幸压垮，少平从医院出来，又充满信心地回到了矿山。
《平凡的世界》-小说主人公
孙少平
小说中人如其名，这个人物的内心从未平静。生活在偏远山村，渴望知识，注重精神，希望在外面的天地证明自己。一个20出头的少年，能够走出农村，向命运挑战，试图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来改变和把握自己的命运；并能够不悲不叹，直面现实，脚踏实地，真诚待人。这样的人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哪怕被生活击打的遍体鳞伤，我们也应把他当英雄崇尚。
但这样的人，在春天受伤，在夏天一定会好。没有文凭，没有漂亮衣裳，没有一切软硬件包装，经受生活的洗礼，在现实中感悟生命的意义，坚强而自尊的活着，这就是生活的强者。
作者笔下的孙少平，跟随作者的笔，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走下大牙湾矿井，成为一名普通矿工，在了解中国矿业落后，煤矿资源珍贵的国情后，滋生了责任感。没有接受调动，没有自己创业，当个80年代的万元户。这种人只有在“公家”才会有安全感和存在感，用一个普通的生命诠释着对国家的意义。象沙漠中的绿洲，珍贵、美丽、止渴。
孙少平是位热血青年，纯朴而又倔强，举止中让人感到铁骨铮铮，眉宇间总显示出内心的坚毅。他热情助人、疾恶如仇，宁肯丢掉职业而挺身救出被工头欺侮的女工。他猛狮一样将工头击倒在地，然后又把受害的女工小翠送到车站，为她买好车票，细心叮咛。他作为一名矿工以忘我的劳动和高度的责任心而获得嘉奖，在成绩面前更加忠于职守，在突发事故中舍身抢救别人而身负重伤，尤其是女友田晓霞遇难后的一段故事，将少平的悲痛心情表现出来，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憾。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说的一句话，大意是我要做个平凡的人，但绝不平庸“我现在认识到，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常地生活，而不要有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我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我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凡的的看法和做法来，因为，在最平凡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这段是孙少平和郝红梅的那个小风波之后，孙少平对自己说的话。
孙少平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从他那里可以找到牛虻、保尔的影子。 他有思想，同时又有些不切实际，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肯为自己理想的事情放手一拼，喜欢做一些很让自己敬重的人敬佩，同时又让很多人不理解的事情，以寻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可能看书比较多的人都这样吧。他的哥哥孙少安，也很努力，不过放到实际中应该比他成功，至少少安追求的东西比较实际一点。
《平凡的世界》-作品影响
路遥是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为其代表作，在当代文坛上构筑了令人瞩目的艺术之碑的，其宏阔的艺术画卷展示了当代城乡社会平凡的世界中不平凡的人生。《人生》产出“轰动效应”后，路遥没有陶醉于此，更没有驻足不前。三年准备，四年笔耕，终于把三部共百万字的长篇巨作《平凡的世界》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读者。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平凡的世界》力图再现中国当代历史上那个从乱到治转折时期的社会风貌，再现中国农民在那个时代中的命运沉浮和人生追求。这一点，仅就作品的第一部而言，也足以窥一斑而知其全貌。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中，路遥把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家族矛盾、村与村的械斗、农民生活的艰难、新一代青年的情感纠葛，以及黄土高原古朴的道德风尚、生活习俗都真实而细腻地描绘了出来，构成了一幅70 年代中期至80 年代中期农村生活的全景式画卷。即透露出作者对家乡父老温馨动人的情愫，又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社会、历史和人生的富于哲理性的深刻思考与理解，读来严峻悲壮、真切动人。
众所周知，路遥几乎在他所有作品中，总是用一连串积极进取的奋斗者形象来体现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的。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同样推出了孙少安、孙少平等奋斗者的形象。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有各自不同的人生需求和个人欲望。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是不满于农村的落后现状，不满于父辈乃至祖祖辈辈那种固守土地的生活方式，一心想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进步的生产力，这正是我们农村，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与一些不问世事的文人墨客不同，路遥立足于乡土社会落后、贫困、停滞的历史，急切地呼唤着社会的变革，他的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是对艰苦跋涉的人生之旅的深情关注。
这样，体现在他笔下的形象系列的一个基本模式便是：一个又一个的不同形态的人生旅程，人与环境的不同方式的搏战。这里既显示了作者对于人生艰难曲折的充分体寡，又张扬了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在《平凡的世界》中，读者固然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境遇和人生态度，然而从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二人心头迸发出来的，仍然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支在贫穷和苦难中百折不挠、昂扬奋发的歌，自身的经历和他所熟悉的环境，使得路遥常常把作品的生活场景置于城乡交叉地带，《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这样，作品中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城乡差别与脑体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出现农村青年离乡与恋土的矛盾。作者恰是在这种特定的审美把握中显示了他的历史眼光与文化意识，其作品也因此始得在当代城乡社会广阔的背景下展现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与嬗变，在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痛苦中把握历史前进的足音、社会发展的脉搏，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生活的“镜子”与“教科书”。
从这个角度而言，《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到目前为止作者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最为集中的体现。此外，也还不难看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受前辈作家柳青的《创业史》影响较大，在自觉追求语言的质朴自然和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方面，两者之间的师承关系也还是隐而可见的。《平凡的世界》发表后，受到了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关注，曾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有人把《平凡的世界》
视为路遥的告别青春之作，意谓作家将由此走向更高层次的成熟。而该作品荣跃“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榜首，则是对路遥艰辛劳作的最恰当的褒奖。
《平凡的世界》-路遥与《平凡的世界》
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近十年间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铜城除过河南人之外，从北方黄土高原和南方平原地区贫困县漫流来的乡民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有了煤炭业，这里就成了中国西部的阿拉斯加，吸引来无数寻找生活出路的人。在这个口音五花八门的“联合国”里，由于河南人最多，因此公众交际语言一般都用河南话。在铜城生活的各地人，都能操几句河南腔，哼几句嗯嗯啊啊的豫剧。 这城市四周全是山梁土峁。山上石多土薄，不宜耕作，农业人口远比不上黄土高原腹地稠密，更不要说和拥挤不堪的中部平原相比了。因为事农者甚微，加之此地又不缺乏燃料，这些山山峁峁竟然长起了茂密的柴草，甚至还有一些树木梢林，显得比黄土高原其它地方更有风光。每当入秋之时，有些山上红叶如火，花团锦簇般夺人眼目…… 山梁土峁间，由于地层深处挖掘过甚而形成空洞，地表时有下陷，令人触目惊心的大裂缝往往撕破了几架山梁，甚至大冒顶造成整座大山崩塌陷落，引起周围里氏三级左右的地震。大山以北一二百华里处就是黄河，它带着成千上万吨泥沙沉重地喘息着淌向东方…… 城市在这条狭长的山沟里只能摆下一条主街。那商店铺面，楼房街舍，就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街道，沿着铁路两侧，沿着那条平时流量不大的七水河，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密集如蜂房蚁巢，由南到北铺排了足有十华里长。 火车站位于城市中心。一幢长方形的候车室涂成黄色，在这座沾灰染黑的城市里显得富丽堂皇。除过南郊军民两用的飞机场，火车站不大的广场也许是市内最为开阔的地方了。 火车从这里向南，穿越绿色的中部平原，五六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省城。而向西，向东，向北，都有公路伸出，一直可以通往邻近几个省份。这个火车站每天上下午分别和省城对开两趟快慢客车，其余就全都是运煤车了。 从陇海铁路岔出来的这条支线，它的最后一节铁轨并没有在这个车站终止。这钢铁阶梯又在这里岔出两股，一路爬坡穿洞，沿途串起了东西两面二十多个矿区。 外地人提起铜城，都知道这是个出煤的地方，因此想象这城市大概到处都堆满了煤。其实，铜城边上只有一两个产量很小的煤矿，其余的大矿都在东西两面那些山沟里。 当你沿着铁路支线拐进这些山沟，便会知道那里有着多么庞大的世界。这些相距只有十来里路的煤矿，每个矿区都有上万名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几乎都超过了一个山区县城的规模。密集的人口，密集的房屋，高耸的井架，隆隆的机声，喧嚣的声浪，简直使人难以置信这些小小的山沟山湾，怎么能承载了如此大的负荷？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这是作家路遥在回顾《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时说过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平凡的世界》曾名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榜首，之后又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是这届唯一一部获此奖项的长篇小说。李金玉，作为《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当我请她讲述一下这部书的出版过程时，她仍为当时的一些事情唏嘘不已。1986年春天，毕业分配到出版社才两年多的李金玉到西安组稿，出版社让她盯住的首要目标是贾平凹正在创作的《浮躁》。然而，贾平凹的手稿被另一家出版社抢走了，于是她就去见路遥，路遥正在创作《平凡的世界》（当时叫《普通人的道路》）第一部，她向路遥约稿，路遥未明确表态。为了组到路遥的稿子，5月她又一次到了西安，一直待了一个多月。6月中旬，她终于带着30余万字的书稿回到了北京。然而，当她组到路遥的稿子回到出版社后，一些领导却认为她“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当时，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虽然先后获得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且《人生》也激起了文坛和社会的强烈反响，但与正“如日中天”的贾平凹相比， 路遥的名字显然还不是一块金字招牌。实际上，主要是社内一些人对路遥能否完成这个包括3部6卷，近 百万字的长篇巨作感到信心不足。因为路遥虽然已经写出了《惊心动 魄的一幕》、《人生》这样有影响的中篇小说，但他以前从未进行过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当时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路遥不能再超越的一个高度。路遥采用的又是三部书的形式，写完一部出版一部，出版社也担心路遥这部小说会像一些长篇小说那样越写越弱。另外，路遥在创作手法上的“不合潮流”，也使出版社对路遥信心不足。路遥还是采用《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来结构他的这部长篇巨著，但当时一些评论家却认为，现实主义已经是一种过时的表现手法，路遥再采用这种写作手法，给人一种冥顽不识时务的印象。也正是因此，在李金玉之前，一家著名出版社和一家权威刊物已经拒绝了这部作品。当时，李金玉的确感到了很大的思想压力，她也能够理解出版社的担心。但是这并没有动摇她的决心，因为当她从路遥手中拿到誊写工整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后，她便被作品的宏伟气魄和深刻内涵深深震撼了，她感到这就是路遥的气魄，路遥的风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大手笔”。而且，通过一个多月的交流和观察，路遥为创作而进行的扎实的准备工作，以及路遥对全书结构的精细构思，也坚定了她的信心。
《平凡的世界》-创作手法
《平凡的世界》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异化和畸变之后，现实主义方法已经为80年代后的大多数作家所不屑，但路遥运用这一方法，却取得了成功。像在现实生活的客观描摹方面，在对乡土乡情魅力的展现方面，《平凡的世界》表现出了认真的追求，也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一点，固然能强烈感染那些来自农村却又到城市中讨生活的读者们，使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浓郁的思乡情绪，抚慰他们漂泊异乡的心灵，同时也能给城市青年读者一种新鲜感，在欣赏到乡村异域风情美的同时，也了解到更丰富的生活世界。
《平凡的世界》-路遥纪念馆
路遥纪念馆路遥纪念馆
2007年11月16日是路遥逝世15周年的日子，规模盛大的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在延安大学隆重举行，路遥文学纪念馆正式开馆。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雷涛，延安大学原校长、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延安大学校长廉振民等为纪念馆开馆揭牌，路遥女儿路茗茗还专门写来一篇饱含深情的致辞。路茗茗在博客上撰写《瞭望父亲精神的一扇窗口———写在路遥文学纪念馆开馆之际》一文，纪念自己的父亲，并表达了对各界关心路遥的人士的感谢。
在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举行的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由省作协、延安大学等主办，吸引了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60多位路遥研究专家参加，他们就路遥的文学作品、人生追求、路遥精神继承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日本路遥研究学者安本实专程赶来，并捐赠了大量珍贵的路遥研究资料。
位于延安大学的路遥文学纪念馆背倚安葬路遥的文汇山，由著名作家王蒙题写馆名。纪念馆占地180平方米，主体馆布展的内容分为“苦难的童年生活”、“文学摇篮期”、“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抒写城乡融合的独特感受”、“诗与史的恢宏画卷”“永远的人格力量”等六大部分。
《平凡的世界》-路遥墓地
路遥先生之墓路遥先生之墓
这是一处静谧的灵魂安息之所，路遥在这里沉睡。墓是用石块砌成的，朴实而坚固。在墓的正前方有“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延安大学2006年4月立”的路遥半身汉白玉石雕塑，雕塑中的路遥，平静而坚毅，目光远远地望着前方，望着他的母校，望着陕北这片黄土地。在雕像前有一个基座，黑色的大理石上刻着“路遥之墓”这四个遒劲洒脱的大字。四周有四组石桌石凳，其中有《路遥文集》的责编陈泽顺先生捐赠的，石桌上镌刻“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还有《平凡的世界》的责编李金玉女士捐赠的，石桌上镌刻“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在路遥墓后有一面高大的石壁，上面镶嵌着一尊孺子牛的浮雕和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名言。墓地四周有枣树、松树，其中有两棵路遥喜欢的白皮松。
从这里俯瞰延大，俯瞰延安，一切尽在眼底。山下浑黄的延河水缓缓东流，河对岸的山峦，伸向远方，延伸到大陕北的苍茫里。其实延安就是路遥《平凡的世界》中黄原城，也是孙少平最初打工的地方，还是少平和晓霞重逢的城市，是路遥走出陕北的起点，又是他灵魂归结的终点。路遥在文章里一次次谈起这座城，谈起这片苍茫的黄土地。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在路遥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来自北京、西安、延安、榆林等地各界人士，在路遥陵园举行了路遥骨灰安葬仪式。在平凡的世界里走完42年人生路程与灵魂的短暂飘泊后，路遥与他日夜思念的黄土地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与他爱的深沉的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
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副书记王巨才的《在路遥墓地前》写道“路遥一直活着，活在一版再版的“文集”里，活在千百万读者的无尽言说中。他留在世间的数百万言作品，曾以独特的生活情景、广阔的社会内容、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人文情怀，感动过、抚慰过无数在生活底层苦苦寻觅打熬的人，给他们以启示和激励、信心和力量。路遥是自重自强的、博大笃实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亿万人民卓励奋发、共创美好未来的年代里，应该有更多像路遥那样，怀着神圣和虔敬的心情，勤勉而又诚实地从事崇高精神劳动的文化从业者。惟其如此，才能促成文学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才能胜任地担当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凝聚人心，引领风尚，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竭诚尽力的光荣使命。”的确如此。路遥是一部大书，一面镜子，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标杆。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呕心沥血，可以说为之付出了年轻生命的一部经典全景式反映中国西部黄土高原城乡生活的长篇小说，总字数103万余；也是路遥文集中份量最重的一部长篇，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中国现代城乡生活，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们的形象，人生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人生的奋斗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平凡的世界》-作者简介
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
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还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路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奖。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而这种才智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活极其稔熟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对这些生活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
著名作家、陕师大副教授朱鸿表示，路遥的精神遗产至少有以下四点：第一，他对文学事业的那种神圣感，以整个生命去打造自己的文学；第二，他对普通人命运深刻、持久地关注；第三，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感情共鸣与精神鼓励；第四，他尽可能地挖掘、表现了每个人本身潜在的朴素而又宝贵的精神。这四点足以使一位作家永远不朽。“路遥是我尊敬的朋友和师长”，著名作家、省文联副主席高建群如此说道。一个作家去世17年了，人们还在热烈地怀念他，还在谈论他的作品，这本身就是对一个作家最高的奖励。路遥的作品中那些人物及其命运，已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他给一切卑微的人物以勇气与光亮，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人生》
《在困难的日子里》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惊心动魄的一幕》
短篇小说
《月夜静悄悄》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夏》
《姐姐》
《风雪腊梅》
《青松与小红花》
《匆匆过客》
《痛苦》
杂文集
《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小说选自序》
《关于<人生>的对话》
《土地的寻觅》
《作家的劳动》
《柳青的遗产》
《无声的汹涌》
《生活咏叹调》
《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人生》法文版序
《这束淡弱的折光》
《艺术批评的根基》
《平凡的世界》-写作初衷
陕北黄土高原，自古是一个焦苦的地方。路遥生于斯，长于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求索奋斗，历尽艰辛。他对农村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和农民有着血脉相通的感情。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历史巨变，如山洪暴发，如春潮涌动，黄土地上也万马奔腾，大军行进。所有这一切，深深的激动着路遥。他要继《人生》之后，再倾全部心血，为这一方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为这一群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们，为这一个壮丽辉煌的时代，写一部诗史般的巨著。他把这当作了一项无比神圣庄严的使命。他说“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心。要排斥舒适，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平凡的世界》-写作历程
1988年5月25日，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路遥用热水敷开痉挛的手，写完了《平凡的世界》的最后一页。随后，他如释重负般把那支用了几年的圆珠笔扔出窗外。《平凡的世界》从1982年开始构思，到1988年完稿，6 年间路遥下煤矿、走乡村、绝浮华、处陋室，殚精竭虑，好些时候躺在床上有生命终止的感觉。待《平凡的世界》完稿，这位40岁不到原本壮实的汉子，形容枯槁，看起来完全像个老人。
《平凡的世界》-内容概述
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中到 80年代中期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和变迁。地点是黄土高原的一个虚构的小村双水村及附近的县城。主要人物是双水村农民孙玉厚（儿子孙少安、孙少平；女儿孙兰花、孙兰香）一家和干部田福军（女儿田晓霞）及其哥哥田福堂（女儿田润叶、儿子田润生）的家庭。
小说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家的命运为中心，反映了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初期广阔的社会面貌。
第一部写1975年初农民子弟孙少平到原西县高中 读书，他贫困自尊，学习和劳动都好，与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互相爱怜，后来郝红梅却与家境优越的顾养民恋爱，少平又高考落榜，回乡生产。但他并没有消沉，与县革委副主任田福军女儿回晓霞建立了友情，在晓霞帮助下关注着外部世界。少平的哥哥少安一直在家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女儿，县城教师润叶是青梅竹马，却遭到田福堂反对。经过痛苦的煎熬，少安到山西找到了勤劳善良的秀莲，润叶也只得含泪与向前结婚。这时农村生活混乱，旱灾又火上加油，田福堂为加强自己威信，组织偷挖河坝与上游抢水，不料出了人命，为了“学大寨”，他好大喜功炸山修田叫人搬家又弄得天怒人怨。生活的航道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第二部写 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又矛盾重重，田福堂连夜召开支部会抵制责任制，孙少安却领导生产队率先实行接着也就在全村推广了责任制。少安又进城 拉砖，用赚的钱建窑烧砖，成了公社的“冒尖户”。少平青春的梦想和追求也激励着他到外面去“闯荡世界”，他从漂泊的揽工汉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最后又获得 了当煤矿工人的好机遇，他的女友晓霞从师专毕业后到省报当了记者，他们相约两年后再相会。润叶远离她不爱的丈夫到团地委工作，引起钟情痴心的丈夫酒后开车 致残，润叶受到内疚回到丈夫身边，开始幸福生活。她的弟弟润生也已长大成人，他在异乡与命运坎坷的郝红梅邂逅，终于两人结为夫妻。往昔主宰全村命运的强人 田福堂，不仅对新时期的变革抵触，同时也为女儿、儿子的婚事窝火，加上病魔缠身，弄得焦头烂额。
第三部写1982年秋少平到了煤矿，尽心尽力干活，成了一名优秀工人，一天下工时晓霞在井口灿然地迎接了他。少安的砖窑也有了很大发展，他决定贷款扩建机器制砖，不料因技师根本不懂技术，砖窑蒙受很大损失，后来 在朋友和县长的帮助下再度奋起。润叶也生活幸福，生了个胖儿子，润生和郝红梅的婚事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承认，并添了可爱的女儿。但是祸不单行，少安的妻子 秀莲，在欢庆由他家出资两万元扩建的小学会上口吐鲜血，确诊肺癌。晓霞在抗洪采访中为抢救灾民光荣献身。少平在一次事故中为救护徒弟也受了重伤。但他们并 没有被不幸压垮，少平从医院出来，又充满信心地回到了矿山。
《平凡的世界》-小说主人公
孙少平
小说中人如其名，这个人物的内心从未平静。生活在偏远山村，渴望知识，注重精神，希望在外面的天地证明自己。一个20出头的少年，能够走出农村，向命运挑战，试图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来改变和把握自己的命运；并能够不悲不叹，直面现实，脚踏实地，真诚待人。这样的人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哪怕被生活击打的遍体鳞伤，我们也应把他当英雄崇尚。
但这样的人，在春天受伤，在夏天一定会好。没有文凭，没有漂亮衣裳，没有一切软硬件包装，经受生活的洗礼，在现实中感悟生命的意义，坚强而自尊的活着，这就是生活的强者。
作者笔下的孙少平，跟随作者的笔，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走下大牙湾矿井，成为一名普通矿工，在了解中国矿业落后，煤矿资源珍贵的国情后，滋生了责任感。没有接受调动，没有自己创业，当个80年代的万元户。这种人只有在“公家”才会有安全感和存在感，用一个普通的生命诠释着对国家的意义。象沙漠中的绿洲，珍贵、美丽、止渴。
孙少平是位热血青年，纯朴而又倔强，举止中让人感到铁骨铮铮，眉宇间总显示出内心的坚毅。他热情助人、疾恶如仇，宁肯丢掉职业而挺身救出被工头欺侮的女工。他猛狮一样将工头击倒在地，然后又把受害的女工小翠送到车站，为她买好车票，细心叮咛。他作为一名矿工以忘我的劳动和高度的责任心而获得嘉奖，在成绩面前更加忠于职守，在突发事故中舍身抢救别人而身负重伤，尤其是女友田晓霞遇难后的一段故事，将少平的悲痛心情表现出来，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憾。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说的一句话，大意是我要做个平凡的人，但绝不平庸“我现在认识到，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常地生活，而不要有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我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我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凡的的看法和做法来，因为，在最平凡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这段是孙少平和郝红梅的那个小风波之后，孙少平对自己说的话。
孙少平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从他那里可以找到牛虻、保尔的影子。 他有思想，同时又有些不切实际，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肯为自己理想的事情放手一拼，喜欢做一些很让自己敬重的人敬佩，同时又让很多人不理解的事情，以寻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可能看书比较多的人都这样吧。他的哥哥孙少安，也很努力，不过放到实际中应该比他成功，至少少安追求的东西比较实际一点。
《平凡的世界》-作品影响
路遥是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为其代表作，在当代文坛上构筑了令人瞩目的艺术之碑的，其宏阔的艺术画卷展示了当代城乡社会平凡的世界中不平凡的人生。《人生》产出“轰动效应”后，路遥没有陶醉于此，更没有驻足不前。三年准备，四年笔耕，终于把三部共百万字的长篇巨作《平凡的世界》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读者。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平凡的世界》力图再现中国当代历史上那个从乱到治转折时期的社会风貌，再现中国农民在那个时代中的命运沉浮和人生追求。这一点，仅就作品的第一部而言，也足以窥一斑而知其全貌。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中，路遥把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家族矛盾、村与村的械斗、农民生活的艰难、新一代青年的情感纠葛，以及黄土高原古朴的道德风尚、生活习俗都真实而细腻地描绘了出来，构成了一幅70 年代中期至80 年代中期农村生活的全景式画卷。即透露出作者对家乡父老温馨动人的情愫，又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社会、历史和人生的富于哲理性的深刻思考与理解，读来严峻悲壮、真切动人。
众所周知，路遥几乎在他所有作品中，总是用一连串积极进取的奋斗者形象来体现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的。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同样推出了孙少安、孙少平等奋斗者的形象。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有各自不同的人生需求和个人欲望。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是不满于农村的落后现状，不满于父辈乃至祖祖辈辈那种固守土地的生活方式，一心想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进步的生产力，这正是我们农村，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与一些不问世事的文人墨客不同，路遥立足于乡土社会落后、贫困、停滞的历史，急切地呼唤着社会的变革，他的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是对艰苦跋涉的人生之旅的深情关注。
这样，体现在他笔下的形象系列的一个基本模式便是：一个又一个的不同形态的人生旅程，人与环境的不同方式的搏战。这里既显示了作者对于人生艰难曲折的充分体寡，又张扬了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在《平凡的世界》中，读者固然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境遇和人生态度，然而从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二人心头迸发出来的，仍然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支在贫穷和苦难中百折不挠、昂扬奋发的歌，自身的经历和他所熟悉的环境，使得路遥常常把作品的生活场景置于城乡交叉地带，《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这样，作品中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城乡差别与脑体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出现农村青年离乡与恋土的矛盾。作者恰是在这种特定的审美把握中显示了他的历史眼光与文化意识，其作品也因此始得在当代城乡社会广阔的背景下展现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与嬗变，在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痛苦中把握历史前进的足音、社会发展的脉搏，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生活的“镜子”与“教科书”。
从这个角度而言，《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到目前为止作者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最为集中的体现。此外，也还不难看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受前辈作家柳青的《创业史》影响较大，在自觉追求语言的质朴自然和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方面，两者之间的师承关系也还是隐而可见的。《平凡的世界》发表后，受到了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关注，曾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有人把《平凡的世界》
视为路遥的告别青春之作，意谓作家将由此走向更高层次的成熟。而该作品荣跃“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榜首，则是对路遥艰辛劳作的最恰当的褒奖。
《平凡的世界》-路遥与《平凡的世界》
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近十年间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铜城除过河南人之外，从北方黄土高原和南方平原地区贫困县漫流来的乡民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有了煤炭业，这里就成了中国西部的阿拉斯加，吸引来无数寻找生活出路的人。在这个口音五花八门的“联合国”里，由于河南人最多，因此公众交际语言一般都用河南话。在铜城生活的各地人，都能操几句河南腔，哼几句嗯嗯啊啊的豫剧。 这城市四周全是山梁土峁。山上石多土薄，不宜耕作，农业人口远比不上黄土高原腹地稠密，更不要说和拥挤不堪的中部平原相比了。因为事农者甚微，加之此地又不缺乏燃料，这些山山峁峁竟然长起了茂密的柴草，甚至还有一些树木梢林，显得比黄土高原其它地方更有风光。每当入秋之时，有些山上红叶如火，花团锦簇般夺人眼目…… 山梁土峁间，由于地层深处挖掘过甚而形成空洞，地表时有下陷，令人触目惊心的大裂缝往往撕破了几架山梁，甚至大冒顶造成整座大山崩塌陷落，引起周围里氏三级左右的地震。大山以北一二百华里处就是黄河，它带着成千上万吨泥沙沉重地喘息着淌向东方…… 城市在这条狭长的山沟里只能摆下一条主街。那商店铺面，楼房街舍，就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街道，沿着铁路两侧，沿着那条平时流量不大的七水河，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密集如蜂房蚁巢，由南到北铺排了足有十华里长。 火车站位于城市中心。一幢长方形的候车室涂成黄色，在这座沾灰染黑的城市里显得富丽堂皇。除过南郊军民两用的飞机场，火车站不大的广场也许是市内最为开阔的地方了。 火车从这里向南，穿越绿色的中部平原，五六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省城。而向西，向东，向北，都有公路伸出，一直可以通往邻近几个省份。这个火车站每天上下午分别和省城对开两趟快慢客车，其余就全都是运煤车了。 从陇海铁路岔出来的这条支线，它的最后一节铁轨并没有在这个车站终止。这钢铁阶梯又在这里岔出两股，一路爬坡穿洞，沿途串起了东西两面二十多个矿区。 外地人提起铜城，都知道这是个出煤的地方，因此想象这城市大概到处都堆满了煤。其实，铜城边上只有一两个产量很小的煤矿，其余的大矿都在东西两面那些山沟里。 当你沿着铁路支线拐进这些山沟，便会知道那里有着多么庞大的世界。这些相距只有十来里路的煤矿，每个矿区都有上万名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几乎都超过了一个山区县城的规模。密集的人口，密集的房屋，高耸的井架，隆隆的机声，喧嚣的声浪，简直使人难以置信这些小小的山沟山湾，怎么能承载了如此大的负荷？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这是作家路遥在回顾《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时说过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平凡的世界》曾名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榜首，之后又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是这届唯一一部获此奖项的长篇小说。李金玉，作为《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当我请她讲述一下这部书的出版过程时，她仍为当时的一些事情唏嘘不已。1986年春天，毕业分配到出版社才两年多的李金玉到西安组稿，出版社让她盯住的首要目标是贾平凹正在创作的《浮躁》。然而，贾平凹的手稿被另一家出版社抢走了，于是她就去见路遥，路遥正在创作《平凡的世界》（当时叫《普通人的道路》）第一部，她向路遥约稿，路遥未明确表态。为了组到路遥的稿子，5月她又一次到了西安，一直待了一个多月。6月中旬，她终于带着30余万字的书稿回到了北京。然而，当她组到路遥的稿子回到出版社后，一些领导却认为她“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当时，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虽然先后获得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且《人生》也激起了文坛和社会的强烈反响，但与正“如日中天”的贾平凹相比， 路遥的名字显然还不是一块金字招牌。实际上，主要是社内一些人对路遥能否完成这个包括3部6卷，近 百万字的长篇巨作感到信心不足。因为路遥虽然已经写出了《惊心动 魄的一幕》、《人生》这样有影响的中篇小说，但他以前从未进行过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当时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路遥不能再超越的一个高度。路遥采用的又是三部书的形式，写完一部出版一部，出版社也担心路遥这部小说会像一些长篇小说那样越写越弱。另外，路遥在创作手法上的“不合潮流”，也使出版社对路遥信心不足。路遥还是采用《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来结构他的这部长篇巨著，但当时一些评论家却认为，现实主义已经是一种过时的表现手法，路遥再采用这种写作手法，给人一种冥顽不识时务的印象。也正是因此，在李金玉之前，一家著名出版社和一家权威刊物已经拒绝了这部作品。当时，李金玉的确感到了很大的思想压力，她也能够理解出版社的担心。但是这并没有动摇她的决心，因为当她从路遥手中拿到誊写工整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后，她便被作品的宏伟气魄和深刻内涵深深震撼了，她感到这就是路遥的气魄，路遥的风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大手笔”。而且，通过一个多月的交流和观察，路遥为创作而进行的扎实的准备工作，以及路遥对全书结构的精细构思，也坚定了她的信心。
《平凡的世界》-创作手法
《平凡的世界》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异化和畸变之后，现实主义方法已经为80年代后的大多数作家所不屑，但路遥运用这一方法，却取得了成功。像在现实生活的客观描摹方面，在对乡土乡情魅力的展现方面，《平凡的世界》表现出了认真的追求，也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一点，固然能强烈感染那些来自农村却又到城市中讨生活的读者们，使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浓郁的思乡情绪，抚慰他们漂泊异乡的心灵，同时也能给城市青年读者一种新鲜感，在欣赏到乡村异域风情美的同时，也了解到更丰富的生活世界。
《平凡的世界》-路遥纪念馆
路遥纪念馆路遥纪念馆
2007年11月16日是路遥逝世15周年的日子，规模盛大的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在延安大学隆重举行，路遥文学纪念馆正式开馆。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雷涛，延安大学原校长、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延安大学校长廉振民等为纪念馆开馆揭牌，路遥女儿路茗茗还专门写来一篇饱含深情的致辞。路茗茗在博客上撰写《瞭望父亲精神的一扇窗口———写在路遥文学纪念馆开馆之际》一文，纪念自己的父亲，并表达了对各界关心路遥的人士的感谢。
在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举行的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由省作协、延安大学等主办，吸引了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60多位路遥研究专家参加，他们就路遥的文学作品、人生追求、路遥精神继承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日本路遥研究学者安本实专程赶来，并捐赠了大量珍贵的路遥研究资料。
位于延安大学的路遥文学纪念馆背倚安葬路遥的文汇山，由著名作家王蒙题写馆名。纪念馆占地180平方米，主体馆布展的内容分为“苦难的童年生活”、“文学摇篮期”、“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抒写城乡融合的独特感受”、“诗与史的恢宏画卷”“永远的人格力量”等六大部分。
《平凡的世界》-路遥墓地
路遥先生之墓路遥先生之墓
这是一处静谧的灵魂安息之所，路遥在这里沉睡。墓是用石块砌成的，朴实而坚固。在墓的正前方有“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延安大学2006年4月立”的路遥半身汉白玉石雕塑，雕塑中的路遥，平静而坚毅，目光远远地望着前方，望着他的母校，望着陕北这片黄土地。在雕像前有一个基座，黑色的大理石上刻着“路遥之墓”这四个遒劲洒脱的大字。四周有四组石桌石凳，其中有《路遥文集》的责编陈泽顺先生捐赠的，石桌上镌刻“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还有《平凡的世界》的责编李金玉女士捐赠的，石桌上镌刻“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在路遥墓后有一面高大的石壁，上面镶嵌着一尊孺子牛的浮雕和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名言。墓地四周有枣树、松树，其中有两棵路遥喜欢的白皮松。
从这里俯瞰延大，俯瞰延安，一切尽在眼底。山下浑黄的延河水缓缓东流，河对岸的山峦，伸向远方，延伸到大陕北的苍茫里。其实延安就是路遥《平凡的世界》中黄原城，也是孙少平最初打工的地方，还是少平和晓霞重逢的城市，是路遥走出陕北的起点，又是他灵魂归结的终点。路遥在文章里一次次谈起这座城，谈起这片苍茫的黄土地。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在路遥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来自北京、西安、延安、榆林等地各界人士，在路遥陵园举行了路遥骨灰安葬仪式。在平凡的世界里走完42年人生路程与灵魂的短暂飘泊后，路遥与他日夜思念的黄土地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与他爱的深沉的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
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副书记王巨才的《在路遥墓地前》写道“路遥一直活着，活在一版再版的“文集”里，活在千百万读者的无尽言说中。他留在世间的数百万言作品，曾以独特的生活情景、广阔的社会内容、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人文情怀，感动过、抚慰过无数在生活底层苦苦寻觅打熬的人，给他们以启示和激励、信心和力量。路遥是自重自强的、博大笃实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亿万人民卓励奋发、共创美好未来的年代里，应该有更多像路遥那样，怀着神圣和虔敬的心情，勤勉而又诚实地从事崇高精神劳动的文化从业者。惟其如此，才能促成文学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才能胜任地担当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凝聚人心，引领风尚，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竭诚尽力的光荣使命。”的确如此。路遥是一部大书，一面镜子，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标杆。
本书是一九三九年美国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并名列美国一九三九年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小说通过小主人公裘弟和他的小鹿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美国南北战争后拂罗里达州垦荒区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迷人的自然风景描写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一九四六年好莱坞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由著名影星格利高·派克担任主演，大获成功。
加拿大女作家露西· 蒙格玛丽创作了一套“安妮系列小说”，《红头发安妮》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这部小说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量达到八百多万册。根据这部小说拍摄的电视剧曾经风靡西方国家，“红头发安妮”也成为全世界青少年最喜爱的少女形象。
安妮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长了一头红发，脸上还有不少雀斑。在小说开始，绿山墙农舍的马歇和玛里拉兄妹想领养一个男孩，以便将来帮助年老的他们干点活，不想阴差阳错，领回来一个不好看的女孩，差点给退了回去。由此可见安妮的处境，但是安妮是一个在任何境遇下都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和希望的女孩。她自尊自强，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但得到马歇和玛里拉的喜爱，而且也赢得了老师同学和周围人的敬重和友谊。在这部小说里，安妮的个性被刻画得极其鲜明。她纯洁、正直、倔强、感情丰富，还非常喜欢说话，对于大自然的美有着敏锐的感受力。更有意思的是，她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她能够把眼前的事物想像得美好而富有诗意。但这些想像有时又闹出一连串的笑话，使得绿山墙农舍的故事妙趣横生。
红头发安妮-赏析
在这部小说中，美丽的爱德华王子岛、绿山墙农舍以及周围的自然景色，不论是花草树木，还是小溪流水，都被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眼睛和心灵描绘得美丽动人，它们随着季节的变换不断变幻，五光十色，多姿多彩，令人神往。以至到了今天，安妮生活过的那个爱德华王子岛的绿山墙农舍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
小说中感人至深的是人物美好的心灵。马歇和玛里拉都是极其平凡的普通人，他们一个沉默寡言，一个严厉苛刻，但都有着金子一般的心，他们把爱埋藏在心灵深处，默默抚育着安妮这个孤儿，使她长大成人。安妮以优异的成绩从专科学校毕业，并获得了进入大学深造的奖学金。然而，正在这时马歇去世了，玛里拉几近失明，为了陪伴和照顾孤独的玛里拉，安妮毅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留下来当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安妮的同学吉尔伯特·布莱恩因为骂过她“红发鬼”，一直得不到安妮的原谅。但是当他们一同以优异成绩毕业时，为了让安妮能够就近照料玛里拉，吉尔伯特把已经联系好的本地学校的教师职位让给了安妮，自己去离家远得多的地方去当教师，并因此要支付好些额外的费用。这些人物的美好心灵，在作品中得到了富于感染力的表现，使人难以忘怀。
作者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和幽默的笔调，使读者快乐地欣赏着安妮的世界，和她同喜同忧，并与她一起去向往未来的梦。
Montgomery also found inspiration in the "formula Ann" orphan stories, the Anns without the e. Other characters, like Gilbert Blythe, were modeled, in part, on real-life characters. Montgomery wrote the novel in the twilight of the day, sitting at her window and overlooking the fields of Cavendish.
Since publication, Anne of Green Gables has sold more than 50 million books. In addition, this book is taught to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Plot summary
Marilla and Matthew Cuthbert, brother and sister who live together at Green Gables, a farm in the village of Avonlea, on Prince Edward Island in Canada, decide to adopt a boy from an orphan asylum in Nova Scotia as a helper on their farm. Through a series of mishaps, the person who ends up under their roof is a precocious girl of eleven named Anne Shirley. Anne is bright and quick, eager to please and talkative, but dissatisfied with her name, her pale countenance dotted with freckles, and with her long braids of red hair. Although wishing she was named Cordelia, she insists that if you are to call her Anne, it must be spelt with an 'E', as it is "so much more distinguished." Being a child of imagination, however, Anne takes much joy in life, and adapts quickly, thriving in the environment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She is something of a chatterbox, and drives the prim, duty-driven Marilla to distraction, although shy Matthew falls for her immediately.
The rest of the book recounts her continued education at school, where she excels in studies very quickly, her budding literary ambitions and her friendships with people such as Diana Barry (her best friend, "bosom friend" as Anne fondly calls her), Jane Andrews, Ruby Gillis, and her rivalry with Gilbert Blythe, who teases her about her red hair and for that earns her hatred, although he apologizes many times. Anne and Gilbert compete in class and Anne one day realizes she no longer hates Gilbert, but will not admit it; at the end of the book, they both become very good friends.
The book also follows her misadventures in quiet, old-fashioned Avonlea. These adventures include her games with her friends (Diana, Jane and Ruby), her rivalries with the Pye sisters (Gertie and Josie) and her domestic mistakes such as dyeing her hair green or accidentally getting Diana drunk (by giving her what she thinks is raspberry cordial but is actually red wine). Anne, along with Gilbert, Ruby, Josie, Jane and several other students, eventually go to the Queen's Academy and obtains a teaching license in one year, in addition to winning the Avery Prize in English, which allows her to pursue a B.A. at Redmond College.
The book ends with Matthew's death, caused by a heart attack after learning of the loss of all his and Marilla's money. Anne shows her devotion to Marilla and Green Gables by giving up the Avery Prize, deciding to stay at home and help Marilla, whose eyesight is diminishing, and teaching at the Carmody school, the nearest school available. To show his friendship, Gilbert Blythe gives up his teaching position in the Avonlea School to work at White Sands School instead, thus enabling Anne to teach at the Avonlea School and stay at Green Gables all through the week. After this kind act, Anne and Gilbert become friends, and Anne is proud of following the "bend in the road."
Characters
Anne Shirley - An imaginative, red-headed orphan who comes to live with Matthew and Marilla Cuthbert, unmarried siblings.
Marilla Cuthbert - A crisp, practical, no-nonsense woman who doesn't approve of Anne's wild imagination although she does grow to love the orphan. Her sense of humor develops greatly upon Anne's arrival and Mrs. Lynde states that she became "mellow".
Matthew Cuthbert - Marilla's brother, a shy, awkward man who takes a liking to Anne from the start. The two become fast friends but he dies of a heart attack in the end.
Diana Barry - A bosom friend of Anne, Anne's kindred spirit. Anne and Diana become best friends from the moment they meet. She is the only little girl who lives close to Green Gables. While Anne does not think Diana is very imaginative, Diana is noted for being pretty, merry and very amiable. She doesn't really have an imagination.
Gilbert Blythe - Anne's enemy from pulling her hair and calling her "Carrots". Even though Gilbert apologizes shortly after the incident, Anne remains scornful toward him for a few years but Gilbert never abandons his quest for her friendship as he is in love with her. Anne forgives Gilbert by the end of the book and the two become friends - and eventually marry in a later book in the series, "Anne's House of Dreams".
Rachel Lynde - A neighbor of Matthew and Marilla and the nosiest person in town. Although she did not take a liking to Anne in the beginning, she soon warms to the freckled faced orphan. She is incredibly industrious, helpful and loves doing work for the church. She is married, but her husband, Thomas Lynde, is only mentioned on a few brief occasions, and never speaks.
Miss Muriel Stacy - Anne's new teacher. Miss Stacy is truly a mentor to Anne. Miss Stacy worked hard to be accepted by Avonlea, as her teaching methods were new.
Josie Pye - Anne's sometimes friend, sometimes rival, and classmate. She is vain and generally disliked by the girls of Avonlea like all the other Pyes. Her younger sister is Gertie Pye. Josie is to some extent a minor character, but one episode she appears in is very important- Anne breaks her ankle whilst walking the ridge-pole of the Barrys' kitchen roof, after being dared to do so by Josie.
Jane Andrews - One of Anne's friends whom she is very fond of, although Diana remains her closest friend. Jane is described as rather staid, plain and with very little imagination. Like Josie, she is a minor character- her most significant role is probably the episode where Anne and her friends dramatise a poem they have been studying at college.
Ruby Gillis - Another one of Anne's friends. Ruby is flirtatious and always discussing beaux. She is portrayed as pretty with long, golden hair and an imagination like Anne's. Ruby loves get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boys but dies in the third book "Anne of The Island", after finding her one true love. Ruby plays a minor role in "Anne of Green Gables".
Reverend and Mrs. Allan - The minister and his wife, two friends for Anne. Mrs. Allan becomes one of Anne's best friends.
Minnie May Barry - Diana's even plumper younger sister. She tags along and plays a pivotal role when she gets croup and Anne nurses her.
Mr. & Mrs. Barry - Diana & Minnie's parents. Mr. Barry also farms, and offers to rent some tracts near the end to help out Anne & Marilla. Mrs. Barry has a severe personality, expecting her children to follow strict and sometimes unreasonable rules. She's quick to condemn Anne for mistakes.
Miss Josephine Barry - Diana's aunt. Initially a malevolent character, but is charmed by Anne's imagination, and eventually invites her out to tea, and sends her a very expensive Christmas present.
Mr. Phillips - Anne's first teacher at Avonlea, whom she despises (he spelled Anne's name without an 'E', among other things). She actually refuses to attend school for a long time, after Mr. Phillips humiliated her by punishing her and only her when a dozen pupils arrive late, and by making her sit with Gilbert Blythe. Mr. Philips is not a competent teacher, as Mrs. Lynde admits. He has no discipline, and is courting one of his pupils.
Sequels
Montgomery continued the story of Anne Shirley in a series of sequels, and they are listed in the order of Anne's age in each of the novels.
Lucy Maud Montgomery's books on Anne Shirley # Book Date published Anne Shirley's age
1 Anne of Green Gables 1908 11—16
2 Anne of Avonlea 1909 16—18
3 Anne of the Island 1915 18—22
4 Anne of Windy Poplars (US&Canada)
Anne of Windy Willows (Other) 1936 22—25
5 Anne's House of Dreams 1917 25—27
6 Anne of Ingleside 1939 34—40
7 Rainbow Valley 1919 41
8 Rilla of Ingleside 1921 49—53
9 The Blythes Are Quoted 2009 (Completed shortly before Montgomery's death in 1942) —
Related books in which Anne Shirley plays a lesser part
# Book Date published Anne Shirley's age
— Chronicles of Avonlea 1912 —
— Further Chronicles of Avonlea 1920 —
Prequel
The prequel of Anne of Green Gables was written by Budge Wilson, with authorization of heirs of L. M. Montgomery.
Budge Wilson's books on Anne Shirley # Book Date published Anne Shirley's age
— Before Green Gables 2008 0—11
Scholarship
The history of Anne of Green Gables was written by Irene Gammel, with authorization of heirs of L. M. Montgomery.
Irene Gammel's books on Anne Shirley # Book Date published Anne Shirley's age
— Looking for Anne of Green Gables: The Story of L.M. Montgomery and her Literary Classic 2008 0—40
Tourism
The Green Gables farmhouse located in Cavendish
Sign marking trail through Balsam Hollow
The Green Gables farmhouse from which Montgomery drew her inspiration is located in Cavendish, Prince Edward Island. Many tourist attractions on Prince Edward Island have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Anne, and provincial licence plates once bore her image.
Balsam Hollow and the forest that inspired the Haunted Woods described in the book are also located in the vicinity. Each summer, the musicals Anne of Green Gables and Anne & Gilbert are performed at theatres in Prince Edward Island.
The popularity of Anne has extended into many countries and Anne of Green Gables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36 languages. Tourism by Anne fa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sland economy. The novel is very popular in Japan, where it has been on the school curriculum since 1952 and Anne is revered as "an icon." Many Japanese couples have wedding ceremonies on the grounds of the Green Gables farm and some girls arrive with red-dyed hair and pigtails, to look like Anne.
Bala's Museum With Memories Of Lucy Maud Montgomery located in Bala, Ontario, Canada, is dedicated to Montgomery information and heritage, located in the former home of Fanny Pike where Montgomery and her family stayed for a vacation in 1922. She based her novel The Blue Castle on the region, changing the town's name to Deerwood, the only book she wrote not to be set in Atlantic Canada.
In 2008 Canada Post issued a two postage stamps and a souvenir sheet honoring Anne and the "Green Gables" house.
Panorama of Green Gable farmhouse
Adaptations
Film
* 1919: Anne of Green Gables - a silent film adapted to the screen by Frances Marion, it was directed by William Desmond Taylor and starred Mary Miles Minter as Anne. This is considered a lost film.
* 1934: Anne of Green Gables - directed by George Nichols Jr., this Black & White version was made with RCA Victor sound and starred Dawn O'Day as Ann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fter filming, O'Day changed her screen name to Anne Shirley.
Television movies
* 1956: Anne of Green Gables - made for television, this version directed by Don Harron starred Toby Tarnow as Anne.
* 1972: Anne of Green Gables - a made for television 5-part mini-series, this British version was directed by Joan Craft with Kim Braden in the role of Anne.
* 1975: Anne of Avonlea - a made for television 4-part mini-series, this British version was directed by Joan Craft with Kim Braden in the role of Anne.
* 1985: Anne of Green Gables - a highly acclaimed made for television (CBC) 4 hour television mini series, it was directed by Kevin Sullivan with Megan Follows as Anne.
* 1987: Anne of Green Gables: The Sequel, a sequel to the 1985 miniseries which aired on the Disney Channel as Anne of Avonlea: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Anne of Green Gables.
* 2000: Anne of Green Gables: The Continuing Story was a television miniseries whose script was very loosely based upon the novels.
* 2009: Anne of Green Gables: A New Beginning is a television miniseries whose script is not based upon the novels.
Television series
Anne as she appeared in the 1979 Japanese anime adaptation of Anne of Green Gables.
Anne of Green Gables: The Animated Series
* 1979: Akage no An ("Red-Haired Anne") - an animated television series, part of Nippon Animation's World Masterpiece Theater, which was produced in Japan in 1979, directed by Isao Takahata.
* 1990 - 1996: Road to Avonlea - a live action television show produced by Kevin Sullivan based upon characters and episodes from several of L.M. Montgomery's books. Anne herself did not appear in the TV series, but Gilbert Blythe, Marilla Cuthbert, and other characters from the Anne books are included. Shown on The Disney Channel in the U.S. under the title Avonlea.
* 2000: Anne: The Animated Series - a PBS animated series for preschoolers airing on PBS, created by Sullivan Entertainment Inc..
* 2009: Kon'nichiwa Anne 〜 Before Green Gables - part of the World Masterpiece Theater.
Stage
Opening the summer of 2008, Adam-Michael James' The Nine Lives of L.M. Montgomery was set in Georgetown, PEI staged at the Kings Playhouse. This musical is based upon Lucy Maud Montgomery, the author of the popular Anne of Green Gables. It depicts true events that happened in L.M. Montgomery's life and ties them in with her fictional world of Anne and Gilbert. Emmy-nominated composer Leo Marchildon composed this work with precision. The production was nominated for the PEI museum and Heritage Foundation's Wendell Boyle's award. It is set to take its second run on the 11th of July 2009 at the Carrefour Isle-de-Saint-Jean theater in Charlottetown, PEI this summer.
The Confederation Centre of the Arts' annual "Charlottetown Festival" headlines Canada's longest-running main stage musical production Anne of Green Gables - The Musical. This show has run every summer since the Centre opened in 1964 has played to over 2 million viewers. Anne of Green Gables - The Musical was composed by Canadian theatrical legends Don Harron and Norman Campbell, with lyrics by Elaine Campbell and Mavor Moore. The production has played to Queen Elizabeth II and has also toured across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Festival Artistic Director Walter Learning directed and organized a successful national tour of Japan in 1991. The musical also had a run in London's West End in 1969.
The Harbourfront Jubilee Theatre in Summerside, Prince Edward Island, hosts Anne and Gilbert, The Musical. Written by Nancy White, Bob Johnston and Jeff Hochhauser, the production is based on Montgomery's sequel novels to Anne of Green Gables.
Theatreworks USA, a New York based children's theatre company, is currently casting their Anne of Green Gables musical, which premiered at the Lortel Theatre in 2006. The production will tour grade-schools, and features musical contributions from Gretchen Cryer.
The Peterborough Players, based in Peterborough, New Hampshire, staged an adaptation of Anne of Green Gables in August 2009 adapted by Joseph Robinette.
Parodies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haracter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Anne of Green Gables has been parodied by several Canadian comedy troupes, including CODCO (Anne of Green Gut) and The Frantics (Fran of the Fundy). Megan Follows also appeared on Made in Canada as Mandy Forward, the star of Pyramid Prodigy Productions' Adele of Beaver Creek series who discovered that the company was secretly producing an Adele of Beaver Creek porn knockoff.
In response to massive funding cuts to the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during the later tenure of Prime Minister Brian Mulroney, the Vancouver-based political satire duo Double Exposure noted the effects of the budget cuts on CBC Television productions were so severe that several prominent fictional Canadian characters were being sent out to raise funds independently. There followed the sound of a doorbell, and the words: "([ding-dong]) Anne of Avon calling!"
安妮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长了一头红发，脸上还有不少雀斑。在小说开始，绿山墙农舍的马歇和玛里拉兄妹想领养一个男孩，以便将来帮助年老的他们干点活，不想阴差阳错，领回来一个不好看的女孩，差点给退了回去。由此可见安妮的处境，但是安妮是一个在任何境遇下都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和希望的女孩。她自尊自强，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但得到马歇和玛里拉的喜爱，而且也赢得了老师同学和周围人的敬重和友谊。在这部小说里，安妮的个性被刻画得极其鲜明。她纯洁、正直、倔强、感情丰富，还非常喜欢说话，对于大自然的美有着敏锐的感受力。更有意思的是，她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她能够把眼前的事物想像得美好而富有诗意。但这些想像有时又闹出一连串的笑话，使得绿山墙农舍的故事妙趣横生。
红头发安妮-赏析
在这部小说中，美丽的爱德华王子岛、绿山墙农舍以及周围的自然景色，不论是花草树木，还是小溪流水，都被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眼睛和心灵描绘得美丽动人，它们随着季节的变换不断变幻，五光十色，多姿多彩，令人神往。以至到了今天，安妮生活过的那个爱德华王子岛的绿山墙农舍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
小说中感人至深的是人物美好的心灵。马歇和玛里拉都是极其平凡的普通人，他们一个沉默寡言，一个严厉苛刻，但都有着金子一般的心，他们把爱埋藏在心灵深处，默默抚育着安妮这个孤儿，使她长大成人。安妮以优异的成绩从专科学校毕业，并获得了进入大学深造的奖学金。然而，正在这时马歇去世了，玛里拉几近失明，为了陪伴和照顾孤独的玛里拉，安妮毅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留下来当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安妮的同学吉尔伯特·布莱恩因为骂过她“红发鬼”，一直得不到安妮的原谅。但是当他们一同以优异成绩毕业时，为了让安妮能够就近照料玛里拉，吉尔伯特把已经联系好的本地学校的教师职位让给了安妮，自己去离家远得多的地方去当教师，并因此要支付好些额外的费用。这些人物的美好心灵，在作品中得到了富于感染力的表现，使人难以忘怀。
作者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和幽默的笔调，使读者快乐地欣赏着安妮的世界，和她同喜同忧，并与她一起去向往未来的梦。
Montgomery also found inspiration in the "formula Ann" orphan stories, the Anns without the e. Other characters, like Gilbert Blythe, were modeled, in part, on real-life characters. Montgomery wrote the novel in the twilight of the day, sitting at her window and overlooking the fields of Cavendish.
Since publication, Anne of Green Gables has sold more than 50 million books. In addition, this book is taught to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Plot summary
Marilla and Matthew Cuthbert, brother and sister who live together at Green Gables, a farm in the village of Avonlea, on Prince Edward Island in Canada, decide to adopt a boy from an orphan asylum in Nova Scotia as a helper on their farm. Through a series of mishaps, the person who ends up under their roof is a precocious girl of eleven named Anne Shirley. Anne is bright and quick, eager to please and talkative, but dissatisfied with her name, her pale countenance dotted with freckles, and with her long braids of red hair. Although wishing she was named Cordelia, she insists that if you are to call her Anne, it must be spelt with an 'E', as it is "so much more distinguished." Being a child of imagination, however, Anne takes much joy in life, and adapts quickly, thriving in the environment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She is something of a chatterbox, and drives the prim, duty-driven Marilla to distraction, although shy Matthew falls for her immediately.
The rest of the book recounts her continued education at school, where she excels in studies very quickly, her budding literary ambitions and her friendships with people such as Diana Barry (her best friend, "bosom friend" as Anne fondly calls her), Jane Andrews, Ruby Gillis, and her rivalry with Gilbert Blythe, who teases her about her red hair and for that earns her hatred, although he apologizes many times. Anne and Gilbert compete in class and Anne one day realizes she no longer hates Gilbert, but will not admit it; at the end of the book, they both become very good friends.
The book also follows her misadventures in quiet, old-fashioned Avonlea. These adventures include her games with her friends (Diana, Jane and Ruby), her rivalries with the Pye sisters (Gertie and Josie) and her domestic mistakes such as dyeing her hair green or accidentally getting Diana drunk (by giving her what she thinks is raspberry cordial but is actually red wine). Anne, along with Gilbert, Ruby, Josie, Jane and several other students, eventually go to the Queen's Academy and obtains a teaching license in one year, in addition to winning the Avery Prize in English, which allows her to pursue a B.A. at Redmond College.
The book ends with Matthew's death, caused by a heart attack after learning of the loss of all his and Marilla's money. Anne shows her devotion to Marilla and Green Gables by giving up the Avery Prize, deciding to stay at home and help Marilla, whose eyesight is diminishing, and teaching at the Carmody school, the nearest school available. To show his friendship, Gilbert Blythe gives up his teaching position in the Avonlea School to work at White Sands School instead, thus enabling Anne to teach at the Avonlea School and stay at Green Gables all through the week. After this kind act, Anne and Gilbert become friends, and Anne is proud of following the "bend in the road."
Characters
Anne Shirley - An imaginative, red-headed orphan who comes to live with Matthew and Marilla Cuthbert, unmarried siblings.
Marilla Cuthbert - A crisp, practical, no-nonsense woman who doesn't approve of Anne's wild imagination although she does grow to love the orphan. Her sense of humor develops greatly upon Anne's arrival and Mrs. Lynde states that she became "mellow".
Matthew Cuthbert - Marilla's brother, a shy, awkward man who takes a liking to Anne from the start. The two become fast friends but he dies of a heart attack in the end.
Diana Barry - A bosom friend of Anne, Anne's kindred spirit. Anne and Diana become best friends from the moment they meet. She is the only little girl who lives close to Green Gables. While Anne does not think Diana is very imaginative, Diana is noted for being pretty, merry and very amiable. She doesn't really have an imagination.
Gilbert Blythe - Anne's enemy from pulling her hair and calling her "Carrots". Even though Gilbert apologizes shortly after the incident, Anne remains scornful toward him for a few years but Gilbert never abandons his quest for her friendship as he is in love with her. Anne forgives Gilbert by the end of the book and the two become friends - and eventually marry in a later book in the series, "Anne's House of Dreams".
Rachel Lynde - A neighbor of Matthew and Marilla and the nosiest person in town. Although she did not take a liking to Anne in the beginning, she soon warms to the freckled faced orphan. She is incredibly industrious, helpful and loves doing work for the church. She is married, but her husband, Thomas Lynde, is only mentioned on a few brief occasions, and never speaks.
Miss Muriel Stacy - Anne's new teacher. Miss Stacy is truly a mentor to Anne. Miss Stacy worked hard to be accepted by Avonlea, as her teaching methods were new.
Josie Pye - Anne's sometimes friend, sometimes rival, and classmate. She is vain and generally disliked by the girls of Avonlea like all the other Pyes. Her younger sister is Gertie Pye. Josie is to some extent a minor character, but one episode she appears in is very important- Anne breaks her ankle whilst walking the ridge-pole of the Barrys' kitchen roof, after being dared to do so by Josie.
Jane Andrews - One of Anne's friends whom she is very fond of, although Diana remains her closest friend. Jane is described as rather staid, plain and with very little imagination. Like Josie, she is a minor character- her most significant role is probably the episode where Anne and her friends dramatise a poem they have been studying at college.
Ruby Gillis - Another one of Anne's friends. Ruby is flirtatious and always discussing beaux. She is portrayed as pretty with long, golden hair and an imagination like Anne's. Ruby loves get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boys but dies in the third book "Anne of The Island", after finding her one true love. Ruby plays a minor role in "Anne of Green Gables".
Reverend and Mrs. Allan - The minister and his wife, two friends for Anne. Mrs. Allan becomes one of Anne's best friends.
Minnie May Barry - Diana's even plumper younger sister. She tags along and plays a pivotal role when she gets croup and Anne nurses her.
Mr. & Mrs. Barry - Diana & Minnie's parents. Mr. Barry also farms, and offers to rent some tracts near the end to help out Anne & Marilla. Mrs. Barry has a severe personality, expecting her children to follow strict and sometimes unreasonable rules. She's quick to condemn Anne for mistakes.
Miss Josephine Barry - Diana's aunt. Initially a malevolent character, but is charmed by Anne's imagination, and eventually invites her out to tea, and sends her a very expensive Christmas present.
Mr. Phillips - Anne's first teacher at Avonlea, whom she despises (he spelled Anne's name without an 'E', among other things). She actually refuses to attend school for a long time, after Mr. Phillips humiliated her by punishing her and only her when a dozen pupils arrive late, and by making her sit with Gilbert Blythe. Mr. Philips is not a competent teacher, as Mrs. Lynde admits. He has no discipline, and is courting one of his pupils.
Sequels
Montgomery continued the story of Anne Shirley in a series of sequels, and they are listed in the order of Anne's age in each of the novels.
Lucy Maud Montgomery's books on Anne Shirley # Book Date published Anne Shirley's age
1 Anne of Green Gables 1908 11—16
2 Anne of Avonlea 1909 16—18
3 Anne of the Island 1915 18—22
4 Anne of Windy Poplars (US&Canada)
Anne of Windy Willows (Other) 1936 22—25
5 Anne's House of Dreams 1917 25—27
6 Anne of Ingleside 1939 34—40
7 Rainbow Valley 1919 41
8 Rilla of Ingleside 1921 49—53
9 The Blythes Are Quoted 2009 (Completed shortly before Montgomery's death in 1942) —
Related books in which Anne Shirley plays a lesser part
# Book Date published Anne Shirley's age
— Chronicles of Avonlea 1912 —
— Further Chronicles of Avonlea 1920 —
Prequel
The prequel of Anne of Green Gables was written by Budge Wilson, with authorization of heirs of L. M. Montgomery.
Budge Wilson's books on Anne Shirley # Book Date published Anne Shirley's age
— Before Green Gables 2008 0—11
Scholarship
The history of Anne of Green Gables was written by Irene Gammel, with authorization of heirs of L. M. Montgomery.
Irene Gammel's books on Anne Shirley # Book Date published Anne Shirley's age
— Looking for Anne of Green Gables: The Story of L.M. Montgomery and her Literary Classic 2008 0—40
Tourism
The Green Gables farmhouse located in Cavendish
Sign marking trail through Balsam Hollow
The Green Gables farmhouse from which Montgomery drew her inspiration is located in Cavendish, Prince Edward Island. Many tourist attractions on Prince Edward Island have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Anne, and provincial licence plates once bore her image.
Balsam Hollow and the forest that inspired the Haunted Woods described in the book are also located in the vicinity. Each summer, the musicals Anne of Green Gables and Anne & Gilbert are performed at theatres in Prince Edward Island.
The popularity of Anne has extended into many countries and Anne of Green Gables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36 languages. Tourism by Anne fa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sland economy. The novel is very popular in Japan, where it has been on the school curriculum since 1952 and Anne is revered as "an icon." Many Japanese couples have wedding ceremonies on the grounds of the Green Gables farm and some girls arrive with red-dyed hair and pigtails, to look like Anne.
Bala's Museum With Memories Of Lucy Maud Montgomery located in Bala, Ontario, Canada, is dedicated to Montgomery information and heritage, located in the former home of Fanny Pike where Montgomery and her family stayed for a vacation in 1922. She based her novel The Blue Castle on the region, changing the town's name to Deerwood, the only book she wrote not to be set in Atlantic Canada.
In 2008 Canada Post issued a two postage stamps and a souvenir sheet honoring Anne and the "Green Gables" house.
Panorama of Green Gable farmhouse
Adaptations
Film
* 1919: Anne of Green Gables - a silent film adapted to the screen by Frances Marion, it was directed by William Desmond Taylor and starred Mary Miles Minter as Anne. This is considered a lost film.
* 1934: Anne of Green Gables - directed by George Nichols Jr., this Black & White version was made with RCA Victor sound and starred Dawn O'Day as Ann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fter filming, O'Day changed her screen name to Anne Shirley.
Television movies
* 1956: Anne of Green Gables - made for television, this version directed by Don Harron starred Toby Tarnow as Anne.
* 1972: Anne of Green Gables - a made for television 5-part mini-series, this British version was directed by Joan Craft with Kim Braden in the role of Anne.
* 1975: Anne of Avonlea - a made for television 4-part mini-series, this British version was directed by Joan Craft with Kim Braden in the role of Anne.
* 1985: Anne of Green Gables - a highly acclaimed made for television (CBC) 4 hour television mini series, it was directed by Kevin Sullivan with Megan Follows as Anne.
* 1987: Anne of Green Gables: The Sequel, a sequel to the 1985 miniseries which aired on the Disney Channel as Anne of Avonlea: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Anne of Green Gables.
* 2000: Anne of Green Gables: The Continuing Story was a television miniseries whose script was very loosely based upon the novels.
* 2009: Anne of Green Gables: A New Beginning is a television miniseries whose script is not based upon the novels.
Television series
Anne as she appeared in the 1979 Japanese anime adaptation of Anne of Green Gables.
Anne of Green Gables: The Animated Series
* 1979: Akage no An ("Red-Haired Anne") - an animated television series, part of Nippon Animation's World Masterpiece Theater, which was produced in Japan in 1979, directed by Isao Takahata.
* 1990 - 1996: Road to Avonlea - a live action television show produced by Kevin Sullivan based upon characters and episodes from several of L.M. Montgomery's books. Anne herself did not appear in the TV series, but Gilbert Blythe, Marilla Cuthbert, and other characters from the Anne books are included. Shown on The Disney Channel in the U.S. under the title Avonlea.
* 2000: Anne: The Animated Series - a PBS animated series for preschoolers airing on PBS, created by Sullivan Entertainment Inc..
* 2009: Kon'nichiwa Anne 〜 Before Green Gables - part of the World Masterpiece Theater.
Stage
Opening the summer of 2008, Adam-Michael James' The Nine Lives of L.M. Montgomery was set in Georgetown, PEI staged at the Kings Playhouse. This musical is based upon Lucy Maud Montgomery, the author of the popular Anne of Green Gables. It depicts true events that happened in L.M. Montgomery's life and ties them in with her fictional world of Anne and Gilbert. Emmy-nominated composer Leo Marchildon composed this work with precision. The production was nominated for the PEI museum and Heritage Foundation's Wendell Boyle's award. It is set to take its second run on the 11th of July 2009 at the Carrefour Isle-de-Saint-Jean theater in Charlottetown, PEI this summer.
The Confederation Centre of the Arts' annual "Charlottetown Festival" headlines Canada's longest-running main stage musical production Anne of Green Gables - The Musical. This show has run every summer since the Centre opened in 1964 has played to over 2 million viewers. Anne of Green Gables - The Musical was composed by Canadian theatrical legends Don Harron and Norman Campbell, with lyrics by Elaine Campbell and Mavor Moore. The production has played to Queen Elizabeth II and has also toured across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Festival Artistic Director Walter Learning directed and organized a successful national tour of Japan in 1991. The musical also had a run in London's West End in 1969.
The Harbourfront Jubilee Theatre in Summerside, Prince Edward Island, hosts Anne and Gilbert, The Musical. Written by Nancy White, Bob Johnston and Jeff Hochhauser, the production is based on Montgomery's sequel novels to Anne of Green Gables.
Theatreworks USA, a New York based children's theatre company, is currently casting their Anne of Green Gables musical, which premiered at the Lortel Theatre in 2006. The production will tour grade-schools, and features musical contributions from Gretchen Cryer.
The Peterborough Players, based in Peterborough, New Hampshire, staged an adaptation of Anne of Green Gables in August 2009 adapted by Joseph Robinette.
Parodies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haracter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Anne of Green Gables has been parodied by several Canadian comedy troupes, including CODCO (Anne of Green Gut) and The Frantics (Fran of the Fundy). Megan Follows also appeared on Made in Canada as Mandy Forward, the star of Pyramid Prodigy Productions' Adele of Beaver Creek series who discovered that the company was secretly producing an Adele of Beaver Creek porn knockoff.
In response to massive funding cuts to the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during the later tenure of Prime Minister Brian Mulroney, the Vancouver-based political satire duo Double Exposure noted the effects of the budget cuts on CBC Television productions were so severe that several prominent fictional Canadian characters were being sent out to raise funds independently. There followed the sound of a doorbell, and the words: "([ding-dong]) Anne of Avon calling!"
这不是第一次读彼得·梅尔的书，《山居岁月》和《恋恋山城》都曾经在疲于奔命的旅途中或者是殚精竭虑的工作间歇给我带来片刻的玄想，想象中一位优雅的英国绅士盘桓于普罗旺斯的美丽乡间，他是那么令人羡慕，他可以把玩自己的心情并且活在其中，钻进时日的底里，把每一分钟都放在手心里摩挲出别人感受不到或者来不及感受的质感。
然而，这一次读《一只狗的生活意见》却不同。我在清爽的滨海小城大连，把终日响个不停的BP机留在北京的家里，只带一部除了家人几乎没有人知道号码的手机，我想给心情放个假。当然，我还随身带着仔仔和它的生活意见。
常常是在黄昏的时候，我倚在半圆形的、通透的玻璃窗边，在落霞长天下和仔仔一起漫步，谛听各自心里的声音。
仔仔有些像一个睁着懵懵的眼睛观看成人世界、同时活在这个世界边缘的孩子。它的目光剔透单纯因此也
分外敏锐，比如爱猫女士的自私、伪艺术家的矫情、贫困者因其贫困而难以避免的贪婪、商人貌似真诚的狡猾以及所有它有可能看到的人性中不太美丽的东西都在它的一双眼睛中放大开去，放大到十分滑稽可笑，滑稽可笑到让人类自己也有几分汗颜。然而仔仔又非常宽容，它似乎很容易就对人类表示了谅解，似乎它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也许在人的一生中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使我们几乎永远没有可能完全剔除这一切，我们只有以"人之为人……"来聊以自慰。仔仔聪明地在它的世界里为人类留下了一份最后的自尊，毕竟，世界上还有如仔仔之辈尚需仰人之鼻息，仔仔再聪明，也只是一只出身贫寒的狗啊！
仔仔又有些像那种一面天真微笑、一面看破红尘的求爱的女人。它曾经历经种种不顺利，曾经得不到任何宠爱和呵护，因此一旦获得关照和温饱，它立即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怎样讨好、献媚以求得更多至少是保住眼前利益。仔仔的生活无非是通过示爱来换取更多的爱，然后得以在人类的关爱中维持自娱自乐的日子。仔仔有点狡黠，也有点卑微，也许是因为它实在害怕有一天重新被人类扔回不理——如果想获得，必需要付出。仔仔身体力行地付出它做为一只狗所能付出的一切，并且以它的语言告诉自恃比它聪明一千倍的人类：你也应该这样做。
大概和仔仔一起散步的黄昏是一个又-个轻松的时刻，我总是能从它的身上看到一个幻化的人形。不知道梅尔的心和仔仔的心哪一个更大，然而二者的合而为一却造就了一种圆满的思维。梅尔和仔仔都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彼此遇到了对方，而且彼此抱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和倾听对方。他们都不再是孤独的生灵。
《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与其说是仔仔提供给梅尔另一双看世界的眼睛，不如说是睿智的作家以心灵对话的形式呈现出小人物人性的两面。狗眼中的人类和人眼中的狗族整合成一个丰饶的灵境，这时才发现原来我们在每一天的时光流逝之中不过是一会儿做梅尔、一会儿做仔仔。
普罗旺斯的轻松岁月究其背后依然是深邃的，也许这才是梅尔或者仔仔提供的、最真实的生活意见。
推荐序二 不一样的眼睛
作家 蔡康永
然而，这一次读《一只狗的生活意见》却不同。我在清爽的滨海小城大连，把终日响个不停的BP机留在北京的家里，只带一部除了家人几乎没有人知道号码的手机，我想给心情放个假。当然，我还随身带着仔仔和它的生活意见。
常常是在黄昏的时候，我倚在半圆形的、通透的玻璃窗边，在落霞长天下和仔仔一起漫步，谛听各自心里的声音。
仔仔有些像一个睁着懵懵的眼睛观看成人世界、同时活在这个世界边缘的孩子。它的目光剔透单纯因此也
分外敏锐，比如爱猫女士的自私、伪艺术家的矫情、贫困者因其贫困而难以避免的贪婪、商人貌似真诚的狡猾以及所有它有可能看到的人性中不太美丽的东西都在它的一双眼睛中放大开去，放大到十分滑稽可笑，滑稽可笑到让人类自己也有几分汗颜。然而仔仔又非常宽容，它似乎很容易就对人类表示了谅解，似乎它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也许在人的一生中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使我们几乎永远没有可能完全剔除这一切，我们只有以"人之为人……"来聊以自慰。仔仔聪明地在它的世界里为人类留下了一份最后的自尊，毕竟，世界上还有如仔仔之辈尚需仰人之鼻息，仔仔再聪明，也只是一只出身贫寒的狗啊！
仔仔又有些像那种一面天真微笑、一面看破红尘的求爱的女人。它曾经历经种种不顺利，曾经得不到任何宠爱和呵护，因此一旦获得关照和温饱，它立即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怎样讨好、献媚以求得更多至少是保住眼前利益。仔仔的生活无非是通过示爱来换取更多的爱，然后得以在人类的关爱中维持自娱自乐的日子。仔仔有点狡黠，也有点卑微，也许是因为它实在害怕有一天重新被人类扔回不理——如果想获得，必需要付出。仔仔身体力行地付出它做为一只狗所能付出的一切，并且以它的语言告诉自恃比它聪明一千倍的人类：你也应该这样做。
大概和仔仔一起散步的黄昏是一个又-个轻松的时刻，我总是能从它的身上看到一个幻化的人形。不知道梅尔的心和仔仔的心哪一个更大，然而二者的合而为一却造就了一种圆满的思维。梅尔和仔仔都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彼此遇到了对方，而且彼此抱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和倾听对方。他们都不再是孤独的生灵。
《一只狗的生活意见》与其说是仔仔提供给梅尔另一双看世界的眼睛，不如说是睿智的作家以心灵对话的形式呈现出小人物人性的两面。狗眼中的人类和人眼中的狗族整合成一个丰饶的灵境，这时才发现原来我们在每一天的时光流逝之中不过是一会儿做梅尔、一会儿做仔仔。
普罗旺斯的轻松岁月究其背后依然是深邃的，也许这才是梅尔或者仔仔提供的、最真实的生活意见。
推荐序二 不一样的眼睛
作家 蔡康永
我是一气之下读完沈从文这篇《元霄》的，好久没读到这么好的小说，很过隐，看完时已是凌晨，却无半点睡意．
一开始以为沈从文会象所有的文人一样先介绍元宵佳节的来历，然后是介绍他家乡的舞龙灯耍龙灯是怎样的民乡民俗充满传统的热闹，再然后就是介绍元宵小吃什么的比他乡更具特色．
好作家的思绪都是不由凡人的思想牵引。浅看这篇文章似乎跟元霄并没有特别的冲突，也就是说跟元霄没什么很要紧的牵涉，我顺至有把这篇文章的名字改为《周末》或改成其它什么节日的念头，深悟才知这篇文章写得真是妙不可言，这些故事真真确确发生在元宵这一天，也只有元宵这一天，沈从文笔下的雷士先生才会放弃每天四小时的写作时间，也只有元宵这个节日那个写小传的雷士先生才不是什么作家，而只是一个孤单寂寞的中年男子．文章取名《元宵》再贴切不过。
＂一个中年人，独身，身体永远是不甚健康到使人担忧，他的工作是用笔来捕捉这个世界的时代人类的姿态到纸上＂这是雷士先生曾经所写，雷士先生只是个写小传的人，看这篇文章时我不免把雷士先生定义为大作家沈从文，他的文字绝对要影响几代人．包括我。
元宵的这一天雷士先生原想去看望一个朋友，可突然想起了这一天是元宵，他要去看的朋友有主妇有孩子，不免起身又坐下把帽子掷到房角书架上，放弃看友．一个孤单男子不想去打扰朋友三口之家的幸福宁静，他也害怕触景伤悲，读到这儿我想起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仿友戴安道，等到了戴家门口不敲门却又转身打道回符，人问其故，他回答说：乘兴而来，尽兴而返，我又何必见安道呢？只是雷士先生这一刻起身又坐下还没走出家门的仿友却没有王徽之那般洒脱．
一个作家的孤单是一触碰就脆弱，更是易燃且易碎的，元宵这一天雷士先生心无所是从，他空虚寂寞，他想找草啊枝的来寄托，沈从文把节日里的一个写小传的中年人的寂寞，思想，言行，抒写得淋漓尽致，微妙微肖，让我忍俊不禁。
舞文弄墨之人是最寂寞的，也是最惧怕寂寞的，也只有舞文弄墨之人最能利用寂寞并把寂寞二字演译为忧伤的美丽．演译为痴痴傻傻让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举动，他痴傻的望着墙上那一堆如牛屎的蜂窝出神，把那小小的蜂窝泥孔想象成通往许多地方的小门，想象蜂子在做什么，思想着什么，顺至想知道蜂子的更多，平常没留意的粉剌竟也成了元宵这天不大不小的烦恼．
＂一个思想粗糙的人，他的行为将近荒唐，一个思想细致的人他可以深入生活，然而一个倦于思想的人，他是只有幻灭的悲恸咬他那颗心＂无凝沈从文是位深入思想文笔极其细微的作家，我读懂了他的这篇文字，我想。
＂一个中年人，独身，身体永远是不甚健康到使人担忧，他的工作是用笔来捕捉这个世界的时代人类的姿态到纸上＂当沈从文再次重复这一句时，我也不由继续雷士先生的寂寞之行。
元宵这一天他想到了不被引人注目的蜂窝，想到了脸上的粉剌，并无聊的用脚拍打地板，由此他想到了脚下的皮鞋，从皮鞋想到了买鞋，想到买皮鞋时的那个女人的苗条身体，想着那情不自禁的一路跟着苗条身体到舞场门口，想着自己要是能跳舞他就穿着这新买的皮鞋陪苗条身体舞一夜。
他顺至把他的钱夹也从口袋里拿出，并数着里面的钞票，没事的整理归类，然后由钱想到钱可以让女人坠落，乞丐因得钱欢喜而死，人有了钱可以在人前增加若干勇气，想到了他善于用钱的那些事情，如今他是钱在手上却不能把这个钱照他所想的去做，从前想的这样那样是可以得到的幸福，这时仍然不够了．当一个人明白钱不能帮助他获得他所要的东西时也是一种寂寞吧．由此我想，这个世界上跟钱有关的寂寞也是分若干种类的．
＂当智力骤然失去心情就会与年龄不相称起来，难免把固定的秩序破坏，变成世俗所说的***人了＂人可寂寞不可***，我想。
他把脚拍打地板发出蓬蓬的声音，他又想起他的买鞋，他又想起了那个苗条身体，想着人的生存总是为女子之外，却又想不出为女子以外的什么，这时他的寂寞已从无聊到了无所排遣，他顺至想不明白人究竟为什么生存。。。当他的心快要变得麻木时发现日影在墙上移动才突然醒悟他必须出门，或许只有出去才可不比在家里更为寂寞得恐慌。
他是个写书的人他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去书铺，在书铺他看到很多青年在买他写的书，那场面让他很是感动，想着那些年轻人用爸妈给的一点零用钱买他的书时他真的很想自己是个有钱人，这样他就可以印上一万册书免费送给他们。
他在自己的书这么畅销时还能把自己视为一个来买书的人，真是可贵，在书铺伙计的大力推荐和热情服务下他买了几本自已写的书，他很善良想他人所想，为他人所想，不失一个作家的爱心和谦卑，后来他把二本书送给二个为买书而跟书铺伙计争吵的青年，一个身为名作家的雷士先生此刻没有半点作家的那种清高与张扬让人十分敬佩。这时我想起不久前朗诵房间发生的一件事，一女写手因麦序上的室主下面要读她的文章竟然不愿多等几分钟没收了麦上一正准备朗诵的女孩的麦，我很气愤，后，点击房间公示于众的博客网址走进她的博客，并给她发了张字条：出没朗诵房间的朋友不是文人就是墨客哪一个都不能小瞧，怠慢，你还是先学做人然后再学写文章吧。这位女写手从此再不敢在朗诵房间招摇了。
雷士先生走出书铺，走上大街，心中的寂寞渐渐加浓，正想返家，他突然看到前面黄包车上有一美女向他略示风情，他来不及思想就跳上人力车，车夫问他去哪，他手指前方，车夫会意，这时的雷士先生让我想到了***才子唐伯虎，自古才子多***，不知沈从文笔下的雷士先生可否有唐伯虎那样的花痴技俩弄出一幕幕闹剧后以意中人终成眷属？
雷士先生心不由自主让车夫载着一路追赶象是街头色狼，直到女人在花店下车他也紧跟下车，这时的雷士先生似乎觉察到了自己的行为实在荒唐，不过他很快就为自己找了个理由：进去买一束花也没什么要紧，进去看看也不算是坏事。
总算好事多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被他追赶的女人竟是曾经与他同船共渡的女子，因为船舱失火他还救过她和她母亲的性命。千年修得同船渡，又是英雄救美，我想他与她应该是有缘人吧。一年不见雷士先生成了名作家而这女子也成了光明剧院的台柱子，惊喜之余雷士先生应这位名叫秋君女子邀请，提着秋君陪他买给送秋君母亲的礼物，坐在去看望秋君的母亲的车上，我想，他心里一定在想，秋君的母亲或许就是他未来的丈母娘吧。就这样他与她心照不宣，车中当秋君无意告诉他她已是有夫之人时，他人仿佛骤然下沉如跌深渊，半天才泛过神来，当她告诉他他刚才的神情象他小说中的中年男人时，他的脆弱已是不能自持了，他跳下车有些踉跄连书也忘在车上。
秋君不解，无奈看他被人群淹没在大世界。他喝着茶想着刚才下车时的匆忙有失礼貌，又忘记问秋君住址不免有些懊脑。其实他下车是对的，他不该去破坏这个女人的幸福，这个女人不是他的梦，可他茫然甚至为再见不到她而伤感落泪，他甚至想返回下车的地方等她到夜等她到天明，等这个女子出现突然叫他上车。
还是回家吧说不定家中另有惊喜在等着你呢。回到家中家中并没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他就想着这一天的巧遇——卖书的小伙子，二个为买书而争吵的青年，想到这个让他二见倾心的秋君，他想把这一天的事情写一部小说，想为秋君写首诗，最后他真的给秋群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没到秋君面前，他人先读着信就落泪不止。诗是朦胧的美，伤心不需要正当的理由，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心态吧。
＂雷士先生象在狱中望到天堂的光明，觉得幸福忧患皆属于世界所有人类，人与人在爱憎与其它上面原都是那么贴紧黏固成整个，但自己仍然只是独自一人渺不相涉＂是的他挡不住女子对他的透惑，还是去了有秋君的光明剧院，戏子是多情的就象才子天生的***，戏子秋君爱她丈夫也喜欢眼前的雷士先生，她不顾她母亲的多次提醒，她是有夫之人，还依然撩拨雷士先生那一颗中年男人的寂寞，让这个中年男人对女人的青春身体想入非非。
又是坐在车中，跟昨天是不一样的，昨天他有些意乱，有些茫然，有些失落，为情所困．今天他却是真真实实的捏着秋君的纤纤素手为情所迷．车上，他已想好后天去杭州，跟秋君一起去杭州，那个时候秋君就是他怀中的小鸟依人，可他却说：他是去杭州换换思想。也许他不会去的吧？
《元霄》叙述到此，我想该为自己写点什么．今天是元宵，今年的元宵因加进了沈从文的《元霄》比往年的元宵多了一分节日的概念，算是祝福自己元宵节快乐吧，要知道我已是多年没怎么过元宵这个节日的。感谢沈从文的《元霄》让我渡过一个丰盈的元宵．
一开始以为沈从文会象所有的文人一样先介绍元宵佳节的来历，然后是介绍他家乡的舞龙灯耍龙灯是怎样的民乡民俗充满传统的热闹，再然后就是介绍元宵小吃什么的比他乡更具特色．
好作家的思绪都是不由凡人的思想牵引。浅看这篇文章似乎跟元霄并没有特别的冲突，也就是说跟元霄没什么很要紧的牵涉，我顺至有把这篇文章的名字改为《周末》或改成其它什么节日的念头，深悟才知这篇文章写得真是妙不可言，这些故事真真确确发生在元宵这一天，也只有元宵这一天，沈从文笔下的雷士先生才会放弃每天四小时的写作时间，也只有元宵这个节日那个写小传的雷士先生才不是什么作家，而只是一个孤单寂寞的中年男子．文章取名《元宵》再贴切不过。
＂一个中年人，独身，身体永远是不甚健康到使人担忧，他的工作是用笔来捕捉这个世界的时代人类的姿态到纸上＂这是雷士先生曾经所写，雷士先生只是个写小传的人，看这篇文章时我不免把雷士先生定义为大作家沈从文，他的文字绝对要影响几代人．包括我。
元宵的这一天雷士先生原想去看望一个朋友，可突然想起了这一天是元宵，他要去看的朋友有主妇有孩子，不免起身又坐下把帽子掷到房角书架上，放弃看友．一个孤单男子不想去打扰朋友三口之家的幸福宁静，他也害怕触景伤悲，读到这儿我想起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仿友戴安道，等到了戴家门口不敲门却又转身打道回符，人问其故，他回答说：乘兴而来，尽兴而返，我又何必见安道呢？只是雷士先生这一刻起身又坐下还没走出家门的仿友却没有王徽之那般洒脱．
一个作家的孤单是一触碰就脆弱，更是易燃且易碎的，元宵这一天雷士先生心无所是从，他空虚寂寞，他想找草啊枝的来寄托，沈从文把节日里的一个写小传的中年人的寂寞，思想，言行，抒写得淋漓尽致，微妙微肖，让我忍俊不禁。
舞文弄墨之人是最寂寞的，也是最惧怕寂寞的，也只有舞文弄墨之人最能利用寂寞并把寂寞二字演译为忧伤的美丽．演译为痴痴傻傻让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举动，他痴傻的望着墙上那一堆如牛屎的蜂窝出神，把那小小的蜂窝泥孔想象成通往许多地方的小门，想象蜂子在做什么，思想着什么，顺至想知道蜂子的更多，平常没留意的粉剌竟也成了元宵这天不大不小的烦恼．
＂一个思想粗糙的人，他的行为将近荒唐，一个思想细致的人他可以深入生活，然而一个倦于思想的人，他是只有幻灭的悲恸咬他那颗心＂无凝沈从文是位深入思想文笔极其细微的作家，我读懂了他的这篇文字，我想。
＂一个中年人，独身，身体永远是不甚健康到使人担忧，他的工作是用笔来捕捉这个世界的时代人类的姿态到纸上＂当沈从文再次重复这一句时，我也不由继续雷士先生的寂寞之行。
元宵这一天他想到了不被引人注目的蜂窝，想到了脸上的粉剌，并无聊的用脚拍打地板，由此他想到了脚下的皮鞋，从皮鞋想到了买鞋，想到买皮鞋时的那个女人的苗条身体，想着那情不自禁的一路跟着苗条身体到舞场门口，想着自己要是能跳舞他就穿着这新买的皮鞋陪苗条身体舞一夜。
他顺至把他的钱夹也从口袋里拿出，并数着里面的钞票，没事的整理归类，然后由钱想到钱可以让女人坠落，乞丐因得钱欢喜而死，人有了钱可以在人前增加若干勇气，想到了他善于用钱的那些事情，如今他是钱在手上却不能把这个钱照他所想的去做，从前想的这样那样是可以得到的幸福，这时仍然不够了．当一个人明白钱不能帮助他获得他所要的东西时也是一种寂寞吧．由此我想，这个世界上跟钱有关的寂寞也是分若干种类的．
＂当智力骤然失去心情就会与年龄不相称起来，难免把固定的秩序破坏，变成世俗所说的***人了＂人可寂寞不可***，我想。
他把脚拍打地板发出蓬蓬的声音，他又想起他的买鞋，他又想起了那个苗条身体，想着人的生存总是为女子之外，却又想不出为女子以外的什么，这时他的寂寞已从无聊到了无所排遣，他顺至想不明白人究竟为什么生存。。。当他的心快要变得麻木时发现日影在墙上移动才突然醒悟他必须出门，或许只有出去才可不比在家里更为寂寞得恐慌。
他是个写书的人他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去书铺，在书铺他看到很多青年在买他写的书，那场面让他很是感动，想着那些年轻人用爸妈给的一点零用钱买他的书时他真的很想自己是个有钱人，这样他就可以印上一万册书免费送给他们。
他在自己的书这么畅销时还能把自己视为一个来买书的人，真是可贵，在书铺伙计的大力推荐和热情服务下他买了几本自已写的书，他很善良想他人所想，为他人所想，不失一个作家的爱心和谦卑，后来他把二本书送给二个为买书而跟书铺伙计争吵的青年，一个身为名作家的雷士先生此刻没有半点作家的那种清高与张扬让人十分敬佩。这时我想起不久前朗诵房间发生的一件事，一女写手因麦序上的室主下面要读她的文章竟然不愿多等几分钟没收了麦上一正准备朗诵的女孩的麦，我很气愤，后，点击房间公示于众的博客网址走进她的博客，并给她发了张字条：出没朗诵房间的朋友不是文人就是墨客哪一个都不能小瞧，怠慢，你还是先学做人然后再学写文章吧。这位女写手从此再不敢在朗诵房间招摇了。
雷士先生走出书铺，走上大街，心中的寂寞渐渐加浓，正想返家，他突然看到前面黄包车上有一美女向他略示风情，他来不及思想就跳上人力车，车夫问他去哪，他手指前方，车夫会意，这时的雷士先生让我想到了***才子唐伯虎，自古才子多***，不知沈从文笔下的雷士先生可否有唐伯虎那样的花痴技俩弄出一幕幕闹剧后以意中人终成眷属？
雷士先生心不由自主让车夫载着一路追赶象是街头色狼，直到女人在花店下车他也紧跟下车，这时的雷士先生似乎觉察到了自己的行为实在荒唐，不过他很快就为自己找了个理由：进去买一束花也没什么要紧，进去看看也不算是坏事。
总算好事多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被他追赶的女人竟是曾经与他同船共渡的女子，因为船舱失火他还救过她和她母亲的性命。千年修得同船渡，又是英雄救美，我想他与她应该是有缘人吧。一年不见雷士先生成了名作家而这女子也成了光明剧院的台柱子，惊喜之余雷士先生应这位名叫秋君女子邀请，提着秋君陪他买给送秋君母亲的礼物，坐在去看望秋君的母亲的车上，我想，他心里一定在想，秋君的母亲或许就是他未来的丈母娘吧。就这样他与她心照不宣，车中当秋君无意告诉他她已是有夫之人时，他人仿佛骤然下沉如跌深渊，半天才泛过神来，当她告诉他他刚才的神情象他小说中的中年男人时，他的脆弱已是不能自持了，他跳下车有些踉跄连书也忘在车上。
秋君不解，无奈看他被人群淹没在大世界。他喝着茶想着刚才下车时的匆忙有失礼貌，又忘记问秋君住址不免有些懊脑。其实他下车是对的，他不该去破坏这个女人的幸福，这个女人不是他的梦，可他茫然甚至为再见不到她而伤感落泪，他甚至想返回下车的地方等她到夜等她到天明，等这个女子出现突然叫他上车。
还是回家吧说不定家中另有惊喜在等着你呢。回到家中家中并没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他就想着这一天的巧遇——卖书的小伙子，二个为买书而争吵的青年，想到这个让他二见倾心的秋君，他想把这一天的事情写一部小说，想为秋君写首诗，最后他真的给秋群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没到秋君面前，他人先读着信就落泪不止。诗是朦胧的美，伤心不需要正当的理由，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心态吧。
＂雷士先生象在狱中望到天堂的光明，觉得幸福忧患皆属于世界所有人类，人与人在爱憎与其它上面原都是那么贴紧黏固成整个，但自己仍然只是独自一人渺不相涉＂是的他挡不住女子对他的透惑，还是去了有秋君的光明剧院，戏子是多情的就象才子天生的***，戏子秋君爱她丈夫也喜欢眼前的雷士先生，她不顾她母亲的多次提醒，她是有夫之人，还依然撩拨雷士先生那一颗中年男人的寂寞，让这个中年男人对女人的青春身体想入非非。
又是坐在车中，跟昨天是不一样的，昨天他有些意乱，有些茫然，有些失落，为情所困．今天他却是真真实实的捏着秋君的纤纤素手为情所迷．车上，他已想好后天去杭州，跟秋君一起去杭州，那个时候秋君就是他怀中的小鸟依人，可他却说：他是去杭州换换思想。也许他不会去的吧？
《元霄》叙述到此，我想该为自己写点什么．今天是元宵，今年的元宵因加进了沈从文的《元霄》比往年的元宵多了一分节日的概念，算是祝福自己元宵节快乐吧，要知道我已是多年没怎么过元宵这个节日的。感谢沈从文的《元霄》让我渡过一个丰盈的元宵．
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网易社区 向刚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ＦｒｅｄｒｉｃＪａｍｅｓｏｎ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 “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 “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 ‘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 “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 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翠翠—碾房—王小姐“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 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 二字已到了湘西”，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着更是好运气？……’”“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 “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ａｌｉｓｍ）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柴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丢失的存在的整体性）。翠翠依然弄渡船，等待二老的归来。翠翠还是少女。
翠翠只有等待。
二老还不曾回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是，这个上川东下桃源的二老沈从文能找到返回边城的路吗？
（六）
关于《边城》的主旨，沈从文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所说的“人性”这个概念与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族文化传统（本质）是同一个范畴。沈从文用“调节异质分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方法，首先在话语中构造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这种完全同质（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状态——然后把生活中找到的异质排除到西方那里去，让西方变成自己的“他者”，用“他者”的眼光看出自己的本质（传统）。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用以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立场，和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哲学基础。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生命的碇石”。“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即黑格尔说的“普遍同质的范畴”。“稳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沈从文是如何在湘西发现“人性”的？这“人性”的内核是什么？这些问题当另有专文讨论。）
关于《边城》，沈从文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这是沈从文通过《边城》寄托他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真实的说明，也点出了《边城》故事的悲剧性。金介甫（ＫｉｎｋｌｅｙＪｅｆｆｒｅｙｃ）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金的看法似乎有点“隔”。
我们可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以西方人的眼光，用一元历史观来看东方世界，下面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三世界的文本《边城》作为湘西苗族文化受到冲击的“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而这个“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正是它的“现代性”之所在。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准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边城》正是“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玉（奚谷）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陈寅恪句）。
网易社区 向刚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ＦｒｅｄｒｉｃＪａｍｅｓｏｎ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 “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 “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 ‘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 “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 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翠翠—碾房—王小姐“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 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 二字已到了湘西”，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着更是好运气？……’”“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 “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ａｌｉｓｍ）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柴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丢失的存在的整体性）。翠翠依然弄渡船，等待二老的归来。翠翠还是少女。
翠翠只有等待。
二老还不曾回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是，这个上川东下桃源的二老沈从文能找到返回边城的路吗？
（六）
关于《边城》的主旨，沈从文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所说的“人性”这个概念与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族文化传统（本质）是同一个范畴。沈从文用“调节异质分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方法，首先在话语中构造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这种完全同质（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状态——然后把生活中找到的异质排除到西方那里去，让西方变成自己的“他者”，用“他者”的眼光看出自己的本质（传统）。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用以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立场，和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哲学基础。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生命的碇石”。“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即黑格尔说的“普遍同质的范畴”。“稳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沈从文是如何在湘西发现“人性”的？这“人性”的内核是什么？这些问题当另有专文讨论。）
关于《边城》，沈从文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这是沈从文通过《边城》寄托他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真实的说明，也点出了《边城》故事的悲剧性。金介甫（ＫｉｎｋｌｅｙＪｅｆｆｒｅｙｃ）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金的看法似乎有点“隔”。
我们可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以西方人的眼光，用一元历史观来看东方世界，下面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三世界的文本《边城》作为湘西苗族文化受到冲击的“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而这个“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正是它的“现代性”之所在。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准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边城》正是“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玉（奚谷）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陈寅恪句）。
苏童的《妻妾成群》是一部渗透传统因素的先锋派作品。小说主人公颂莲在陈家生活过程中充满了曲折与迷惘，使主人公的成长充满了自我的潜在意识：命运、追求、死亡萦绕在她的意识中，由此建构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一条道路。而作者在这条路布下了多种让主人公产生意念的意象、曲折与迷惘、自我意识、意象一同陪伴主人公的成长。
作者: 苏童
isbn: 7532127222
页数: 190
定价: 16.00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4-08
妻妾成群-简介 · · · · · ·
《妻妾成群》借旧中国特有的封建家庭模式作小说的框架，一个男人娶了四个女人做太太。但作者关心的不是一个男人如何在四个女人中周旋，如何控制她们，而是关心四个女人怎会把她们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并且像一棵濒临枯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气中相互绞杀而争得那一点点空气。
妻妾成群-作者简介 · · · · · ·
苏童，江南苏州人氏。一九八零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据说在那里度过了最令他难忘的四个年头，而他的大名却仍旧在这所著名学府中被人一再提起。一九八三年投入小说创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此中国当代文坛便再难抹去他的形象。他喜欢“新潮”，曾在其中尽情畅游。他也喜欢“传统”，喜欢琢磨中国的历史风云。有一天《妻妾成群》问世了，又经电影“大腕”张艺谋之手调弄成了著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最后角逐奥斯卡金像奖，虽然结果未尽人意，但中国电影界和文学界都给不大不小地“震”了一下。中国人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知道《妻妾成群》，最后迷恋上了这位可爱的苏童，而苏童则从《妻妾成群》再一次出发，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之路。
作者: 苏童
isbn: 7532127222
页数: 190
定价: 16.00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4-08
妻妾成群-简介 · · · · · ·
《妻妾成群》借旧中国特有的封建家庭模式作小说的框架，一个男人娶了四个女人做太太。但作者关心的不是一个男人如何在四个女人中周旋，如何控制她们，而是关心四个女人怎会把她们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并且像一棵濒临枯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气中相互绞杀而争得那一点点空气。
妻妾成群-作者简介 · · · · · ·
苏童，江南苏州人氏。一九八零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据说在那里度过了最令他难忘的四个年头，而他的大名却仍旧在这所著名学府中被人一再提起。一九八三年投入小说创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此中国当代文坛便再难抹去他的形象。他喜欢“新潮”，曾在其中尽情畅游。他也喜欢“传统”，喜欢琢磨中国的历史风云。有一天《妻妾成群》问世了，又经电影“大腕”张艺谋之手调弄成了著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最后角逐奥斯卡金像奖，虽然结果未尽人意，但中国电影界和文学界都给不大不小地“震”了一下。中国人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知道《妻妾成群》，最后迷恋上了这位可爱的苏童，而苏童则从《妻妾成群》再一次出发，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之路。
1970年我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插队，与苏联隔江相望，不仅对岸的哨所，军营，车辆人员走动看的清清楚楚，顺风的时候连对岸的人说话也能听见。到这里来插队也是自己自愿报名的结果。当时虽说是“一片红”，中学毕业生都要去农村，我不选军垦农场或离上海近的安徽，江西的重要原因便是只有黑龙江省呼玛县是真正的“反修前线”，和苏联只有一江之隔，1969年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我的一些朋友们已经去那里插队，他们用白桦树皮写的充满激情的来信也使我蠢蠢欲动，想到那边去扛枪打仗，保卫祖国。中苏边境上的八年的土插队生活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和奇闻逸事，中苏两国的边境冲突的余波，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作为一个普通知青的我都有过体验，因为和许多以知青为题材的小说还有些不同，现在挖掘出来与众位正在洋插队的朋友们共享。信不信由你，也不要对号入座，如有巧合，纯属偶然。
一，吴八老岛的冲突
一谈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很多人都知道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其实同时在黑龙江上还有个吴八老岛，也是中苏激烈冲突的一个热点，只是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程度罢了。我插队的察哈彦离吴八老岛只有百里多地，因此刚到那里，老知青和老乡们便给我们讲了一些围绕着这个岛中苏冲突的故事。当时有首叫“手握一杆钢枪”的歌曲最初就是从这里唱出的，后来被编进一本叫《革命歌曲》的书时，则把“我守卫在吴八老岛上”改成“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吴八老岛位于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三合村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岛上虽说没有金矿和石油，但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苏方人员经常上岛打草砍伐树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挠。好比是邻居偶尔用一下你的东西，在关系好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这就给苏方在以后视吴八老岛为苏联领土留下了隐患。我所在的生产队附近的一个小岛也是因为过去默认苏方人员上岛打草砍树后来引起了纠纷。
中苏关系交恶以后，据说苏联军人从1968年夏天首先开始在岛上挑起冲突，不准中国边民上岛。记得当年中国的一部纪录片上曾经有过苏联军人在岛上把中国渔民赶得四处乱跑的场面。新华社还专门发过几张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吴八老岛地区的侵略行为，一张是全副武装的苏军在一名校官两名尉官的指挥下，站在岛上用长棍阻挡在小船上的我边民上岸；一张是我边民坐在岛上休息，头顶上有一架直苏军直升飞机在盘旋。(有兴趣的朋友只要翻一下1969年3月至6月的人民日报大概就能找到这些照片。)听当地人讲，当时苏联军人身材高大，训练有素，执枪持棒，而中国的边民当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开始因为听从上级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节，不准打对方人员，不许未经批准随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所以民兵只有挨打受气的份，没有还手的权利，吃了很多亏。和报纸上所说的我方总是大嬴家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位民兵见到自己的好友被几名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怒气冲天，实在忍无可忍，从船上抄起一根船浆，冲上岛去，一下子把一名苏军士兵打得昏死过去，结果回来还受了批评处份。1968年冬天(？)苏军开始阻挡中国的客车在吴八老岛外侧主航道上行驶(黑龙江夏天行船，冬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国人当然要据理力争，不肯从吴八老岛内侧行驶，因为这样一来无疑是承认苏联对吴八老岛的领土要求。于是双方人员便在江面上发生对峙和冲突，从吵吵闹闹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国人老吃亏，给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无招架之力。苏军一名中尉常是现场指挥，据说棉手套里藏有铁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员打昏过去，从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他打过人后，马上回到苏军人员保护圈中，趾高气扬，令我方人员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级也觉得老是挨打有损士气，如此如此调遣一番。
不久又有一辆我方的汽车在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受阻，车上下来的我方人员与苏军开始争吵，当然都是老百姓装束(一般来讲，解放军是不准参加这种斗殴的，只能在岸边观望保护，据说是怕被苏军抓去，查明身份，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苏军中尉于是指挥手下人员挥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国人员也如以往一样被追的如鸟兽四处散开，他正得意之时，忽然有几位似作逃避状的中国老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还没有出手便被一个中国人狠命地摔倒在地，另外几名中国人上去又是接着几下猛打，还有人拿起从苏军手里抢来的大棒对准他的腿部和腰部猛击，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等其他苏军士兵跑过来时，这几位中国人频频出手，把冲上来的苏军一个个摔倒在地，不慌不忙地跑回到中国人员中去了。据说当时苏军士兵都给镇住了，因为过去苏军在和中国老百姓的冲突中一向是占上风，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老百姓有如此高强的本事，不知中国是否是把特殊部队的军人改装派上来动真格的，加之现场指挥被中国人打昏在地，所以没有人再敢冲上来继续斗殴，只好灰溜溜地抬着不省人事的中尉回到苏方一侧去了。中国汽车顺利地从岛外侧的主航道上通过。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期，这一段江面上的冲突少了许多。
事后据称，这次特意要从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通过的中国汽车上的那几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专门从省内各处调来的摔跤和柔道运动员，上级给他们的指示是不和苏军士兵纠缠，专打那位经常出面指挥打中国人的苏军中尉，这叫擒贼先擒王；还给他们放苏联军人无理殴打我国边境居民的纪录片，看各种照片，激起运动员的民族恨，幸好上级最后还没有忘记提醒他们当时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节)“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苏斗争方针，决不允许打出人命来，这就使苏军中尉在这几位彪形大汉的痛打之下不至于丧命。那位苏军中尉从此再也没在吴八老岛上出现过。但据人说，他又在珍宝岛上多次指挥苏军人员向我方挑衅，最后在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被我军击毙。记得在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内部报导中出现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阎王老子要找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69年3月2日，15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军出动了坦克和重炮，炮火把我纵深的公路打了个稀八烂，运输车辆完全不能通行。但我军靠人海战术，把弹药运上了前线。最后把珍宝岛牢牢控制在手中，总算让苏联人吃了一回亏。一辆苏军最新颖的t-72型坦克也被击毁在中国境内的次航道上，苏军几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苏联境内未逞，无可奈何用重炮对其猛轰，最后将周围冰块炸碎，坦克残骸落入黑龙江中。被中国潜水员拖上岸，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内展览。
此后，在吴八老岛对岸的苏军也许怕与我军发生直接冲突，加上黑龙江已经开化，上岛的进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飞机在岛上盘旋，耀武扬威。但从5月12日起，经常用轻重机枪向岛上射击，威胁我方上岛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有时子弹也飞到三合村来，气焰十分嚣张。上级领导要求三合站的边防部队和民兵迅速组成联合巡逻队，上岛行使主权。当时已有知青来三合站插队，得此消息，纷纷写血书要求上岛。经上级再三考虑，最后决定知青，民兵都不上岛，改由解放军边防部队官兵五人组成巡逻队上岛。出发前，开了军民誓师大会，群情激昂，巡逻官兵的代表也发言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走出国威和军威来，走完全部的巡逻路线，完全是敢死队的气慨，令人敬佩。
1969年5月15日下午1时许，五名官兵身穿崭新的绿军装昂首阔步登上了吴八老岛。最初的五分钟，对岸的苏军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但没有象往常那样开枪警告。因为中国军队自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还没有在白天如此大模大样上岛巡逻过，我方岸边站着和隐蔽着的知青，民兵和军人都为之兴高采烈，还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之类的口号，不过马上被人喝令不准出声。谁知忽然对岸山上苏军隐蔽点中终于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枪声，开始苏军还只是往空中开枪，见我军巡逻官兵还是一付大无畏的样子在岛上行走，便用机枪向对准吴八老岛上巡逻队必走的一块平地扫射，子弹越射越低，可以说把我军巡逻队前进的道路完全封锁住了。我军巡逻队队员也不再昂首阔步了，开始借着岛上的小树灌木丛之类的隐蔽物来保护自己继续前进，后来在那块平地前不得不止步而隐蔽起来。岸边的中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受阻于苏军的枪林弹雨，纷纷要求上级下令开枪还击，保护我巡逻队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谁知现场总指挥，好像是一位团长说上级有命令，决不能把一颗子弹射到苏联领土上，这是绝对不准违反的军令。眼看巡逻队官兵在苏军的机枪子弹的威胁下进不得，有生命危险，又退不得，大概怕丢中国人的脸，违背自己的誓言，再说当时我巡逻队也没配备对话器之类的通讯装备，那怕上级要他们马上撤退也无法知晓。十几分钟后，岸上的我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在一片枪声中开始匍伏前进，爬爬停停，不一会儿，前四名队员已通过封锁线，进入一片小树林，但是最后的一名队员稍稍猫腰爬了几步，一个踉跚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也不动弹了，很明显他是中弹牺牲了。岸上我方军民不禁义愤填膺，有人号啕大哭，再次请求还击。那位团长也热泪盈眶，他说我也有枪有炮，跟你们一样想打，但没上级的命令，我是一颗子弹都不能放的，军区已下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见打死了中国边防军，对过苏军也许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烦来，轻·重机枪也停止了扫射。夜幕降临后，中弹牺牲的巡逻队员的遗体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里供大家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来，这是知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真正的烈士。后来又在公社所在地十八站公路边为这位死去的战士建了个陵园，树了个十来米高的大碑，往来汽车上的人只需抬头便可看到上面刻着“反修战士任宝林烈士之墓”十来个大字。
烈士算是壮烈牺牲了，但后来给我们知青搞军训时，边防军的杨排长总把任宝林通过封锁线时没有象其他队员那样采取低姿匍伏前进而采取猫腰高姿匍伏前进而牺牲的事例作为一个教训，告诫我们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己，千万不要逞英雄，丢掉性命。杨排长还说，他听孙玉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时任边防军连长，曾在中共九大上作事迹报告，后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1976年被免职。)的报告讲，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位后来被称为英雄的战士模仿电影中的战斗英雄，一下跳出战壕，背靠在大树上端着冲锋枪对着苏军横扫一阵而被打死的。他说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将来一旦和苏修打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血的教训，技术不过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别看一个小军人，说话也挺有道道的。1975年，政治谣言四起，据人传说，叶剑英元帅在批判林彪不注重军事训练专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时，也举了这个关于背靠大树的珍宝岛英雄的例子，他愤慨地说：“当兵的当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挂帅搞得战士连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不知道，这不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吗。”
二、虚惊一场
中苏武装冲突后，中国的报纸上天天强调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备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到生产队不久，上级便把我们知青武装起来了。虽说不是人人有枪，但比起文革时一个讽刺上海造反派头目的政治笑话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数量来讲，要多得多。
当时那个笑话讲，有一位造反派头目对下面的民兵说：“经上级批准，决定发给大家枪。一人一条枪(停顿，台下热烈鼓掌欢呼)，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有点低落)。经我向上级反映，两人一条枪(停顿，台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更为低落)。最后决定，三人一条枪(停顿，台下没有鼓掌)是可能的(台下有人开始鼓掌)，不过暂时发的还是木头枪。”
我们知青民兵的武器当然是真枪实弹，虽然名义上也是三人一条枪，但总有几十个男女知青轮流在外面搞副业，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陆续来到的三批共两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产队的时候连一天都没有，所以一人一条枪甚至两条枪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半自动和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样式和边防部队的差不多，只是装备到我们手中的时间要比边防部队晚两三年，知青民兵连长也没有手枪可带，但比起当年的土八路和志愿军的战士来讲要强得多，我们知青也心满意足了。当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男孩女孩几乎都喜欢拿把枪拍照留念，至今许多人还保存着当年骑马握枪威风凛凛的照片。
不过相比之下，对岸苏军兵营里有百来号人，他们的具体武器装备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辆装甲运兵车，三辆吉普车，五辆卡车，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几乎每天都来，偶尔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领空，从我们头上低飞过。乃至今天，我一听到直升飞机低空飞行的嘈闹声就感到烦躁不安。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不时看到对过蓝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黑龙江通航时，苏联的船只来往不绝，苏军配备的高速巡逻舰艇也经常神气活现地在江面上游戈。苏联边境线上的居民点很少，军营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点对岸必有苏军哨所兵营。他们三天两头搞实弹射击，那机枪的三长二短的点射打得十分熟练。对报纸上说的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这时才有体会。
当时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叫“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插队知青组成的武装民兵显然是正规边防军的最大辅助力量。最初边防部队派了一个排长和两名战士来为我们搞军训，练刺杀学打枪。有一回为了模拟炸苏联坦克，让个知青把土炸药包绑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桦树上点燃，一声巨响，白桦树顿时被炸成两段，有一段从空中直向在几十米以外观摩的我们飞来，大夥儿只得四下逃避，结果刚好落在一位双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边两米远的地方，险些弄出人命来。
把知青编为武装民兵，是要我们自己来保卫自己，守卫边疆。苏军在我生产队周围三面的对岸山岭上建了三个十来米高的了望哨所，位于半岛尖上我生产队人员的所有活动大概被他们看的一清二楚。生产大队背后方圆几十里都是密密的大森林，无人居住，离公路有一百数十里，离最近的其他居民点也有五十五里地。我正规部队布署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边防军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人数也少得可怜，一年中巡逻到我们生产队只有几次，如果在这里和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一旦打起来，等到七十里外的边防军来救援，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旦苏军大举入侵，我军大步后撤，关起门来打狗，把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苏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要比我们强得多，那时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丝毫无恐惧之心。钢枪在手，还想欲欲一试。
但一到那里，上级就向我们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准把枪口朝着苏联方向射击，即使在我境内发现特务和小股入侵苏军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弹飞到苏联领土上。第二，不准向入侵我领空的苏联飞机(主要是直升飞机)开枪，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让它掉在我国境内。1970年冬天，我们要到队里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侧的察哈彦岛上砍柳木杆子，男女知青纷纷要求上岛，甚至于还有人写血书请战。鉴于过去苏联人也去该岛打过草，并派过巡逻队赶我方老乡下岛，上级命令不准带枪上岛，遇见苏联边防军上岛，岸边的担任武装保护的民兵不准开枪，上岛的人除据理力争外，必要时主动撤回。那天上岛的知青与其说是怕苏军入侵，不如说是希望苏军来和我们吵架，让我们有个表现自己英雄行为的机会，有人还偷偷地带上了自制匕首。结果是苏联人当天根本没来，让知青们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和生产队告别时，每年我们都平安无事地上岛好多次，也没有发生过苏军上岛的事件，苏联方面实际上承认了察哈彦岛的主权属于中国，而我们也不再兴师动众派人保护了。当时边境上的我方军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层领导的旨意，不在边境向苏联挑衅。尤其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当时称为“坦率的会谈”后，双方都有所让步和克制。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任何情况下不准在边境线二公里之内开枪打猎和实弹射击的命令，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萌芽。
因为插队知青人数是当地男女老少总数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岗巡逻的任务也由知青全包。每晚六人，三人一组，上半夜岗(九点到一点)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岗(一点到五点)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义务，没有工分报酬，白天还要出工劳动。人少时一个月中要轮到二三回。尤其是在冬天，冰雪封江或形势紧张时，还要加岗巡逻。
每次巡逻要从村里到生产队周围的田地里，树林子，江边绕好几圈，我们常在晚上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气候下，趴在江边的柳毛丛里，用一个自备的十六倍的望远镜监视对岸苏军兵营的动静。此望远镜是中波远洋海运公司的某船长给他插队的儿子的送行礼物，带到队里后便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我们当时把苏联当做敌人，时刻要防备对方袭击，刚去的时候，晚上单人在村里行走也经常提心吊胆，不敢靠着路边。有一天，一个女知青在江边地里放猪，忽然看到有一条船靠了岸，下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向她走来，吓得她扔下猪群就往村里跑，大叫苏联人上岸了。大夥儿拿上枪赶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中国航标艇的船员在修理岸边的航标灯。其实对岸的苏军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国边境的农村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穿草绿色服装的年轻人，也是戒备深严。
1970年6月，我们刚领到枪不久，一天晚上一点多忽然被对岸苏军的机枪声和我村庄里的紧急集合的钟声(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钢管)叫醒。五分钟后，全体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给我们讲话的是负责我们军训的边防军杨排长(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足智多谋的杨排长)，他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刚才发现有特务潜入我境内，上级要我们兵分两路马上进行搜索，在他讲话的同时，村子后面的树林和对岸苏军兵营的上空同时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不一会儿，在村子边上的泡子(小湖)边也响起了几声冲锋枪响，大概是巡逻的人发现敌情了，这时谁都认为这已不是一场训练了，刚才还是昏头昏脑，走路摇摇晃晃的我们都从梦中清醒过来了，心情十分紧张也有几分激动。
杨排长带着我们一部份知青迅速向泡子方向奔去，刚到泡子边，他大喝一声“卧倒”，几十个人这时刷地一下马上伏在地上，只见一下光亮，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炸开。然后大家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两边向前搜索。一分钟后，对岸苏军兵营里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和车辆的急驶声。杨排长脸色大变，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们也明白了这不过是一场紧急集合的演习。不久由另一名边防军战士带领的一路人马派人来报告，对岸苏军已经乘军车进入江边战壕，不过不象是要对我们发动攻击，好像是在防备我们进攻。杨排长听完来人报告后，宣布演习结束，除民兵连排长留下继续监视对岸苏军动静外，其余人马上解散回宿舍睡觉，但不准脱衣服。事后杨排长虽然挨了上级的批评，但他对我们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习之认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次夜间紧急集合虽然事先已通知上级，上级也赞成要让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经受一下锻炼，但对具体的演习计划则未加过问。打枪扔手榴弹都是杨排长精心的策划，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苏军的实弹射击和信号弹四起作渲染陪衬，结果弄假成真，让我们知青和对岸的苏军都虚惊了一场，差点儿真的闹出武装冲突来。由此看来，双方处于极端的对抗和敌对的情况下，惶恐不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感到是大敌来临，一触即发。一些武装冲突大概就是起源于这些偶然的突发因素吧。
(来日本后，遇见一些台湾来的男留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后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门岛经受锻炼的签，在那里也经历过防备共军突然袭击的演习。)
在边境上呆的时间长了，敌情观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岗巡逻转个一圈便跑到队部的大热炕上去睡觉了，值勤日记上记的都是平安无事。因为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消失，1972年以后，上级也许是察觉到每天晚上要那么多的人受罪也过于紧张，不再要求我们知青民兵每晚站岗巡逻了。
1973年冬天，知青民兵连长在公社开完会搭队里的拖拉机大爬犁回队，途中拖拉机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没动弹，他让拖拉机手们继续修理，自己一个人从大江上走了几十里地回生产队叫人送零件去。他则在队里召开民兵大会，传达上级的最新指示，说最近在内地抓住一个苏联武装特务(原是中国的叛逃者)，据说就是在我们队对岸的苏军兵营里过夜，一大早在我生产队上游附近三十里地潜伏入境的，上级要求我队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传达完上级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在我生产队下游附近的江面上，发现有一串从对岸走过来的脚印。我和连长跟来人一起骑马跑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脚印从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苏联一侧笔直地延伸过来，在岸上的马车道边消失了，看样子是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不一会儿，先前在下游抛锚的拖拉机大爬犁也轰隆轰隆地开到了这里，于此同时，对岸苏联一侧江面上也出现了五个撑滑雪板穿白色服装的全副武装的苏军巡逻兵。拖拉机手们告诉我们，这几个苏联兵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在对岸监视和尾随他们前进。回到队里，又有人报告对岸苏军兵营里汽车往来不绝，九点多时直升飞机也来过了。这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事，一切发生的都是这样的奇怪，看来确实有大事要发生了。因为此时生产队的大多数知青和男劳动力都已陆续出发去林区伐木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给公社打电话，公社说边防军和县里负责人要早上才能赶到，要我们保持镇静。那些个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妇们害怕的拉带着孩子们几家住在一起，生怕武装特务溜进村来把她们杀了。所有的在队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男女知青这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在冰天雪地里拿着枪放暗哨和巡逻。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知青和两个老乡出发了，因拖拉机还没修好，这七十多里地，他们只能步行了。不一会儿，边防军和县革委副主任兼外办主任也分坐两辆吉普车从山路来到我队，在连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出事现场分析情况。苏军的几个雪地巡逻兵也站在对岸岸边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十来个人的动静。气氛有些紧张。
外办主任自然是经验丰富，先让边防军回到岸上的吉普车里去，自己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脚印后，马上就问这两天你们生产队里有没有人从江上走过。连长回答，我昨天才从江上走回来。主任接二连三地又问了连长几个问题，随后不准我们保护，一个人往江中心走去，这里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谁知他回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竟让连长大吃一惊，“我看这从对岸走过来的苏修特务大概就是你。”
原来黑龙江在这里有个大拐弯，从公社回生产队，或者从生产队到公社，顺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边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们脑子活胆子大，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就不会越境走过主航道。连长走的便是这条近道，他看到岸边有我队的拉柴火的马车经过，就从江中笔直地回到岸边，坐上马车回队了。因为这一带的主航道离苏联岸边特别近，离我方岸边比较远，连长的这一长串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对岸有人走过来似的。而当他听人讲有特务越境，加之对岸苏军活动异常，一时警惕性高涨，未能冷静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马上向上级汇报，结果引出了一次让全县军民虚惊一场的闹剧。
外办主任把连长一顿好训，便坐吉普车从山路回县里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经验丰富，还不知全县军民要折腾多长时间。
下午他在办公室向各级领导通报了所谓苏联特务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议取消已发布到全县各生产队及各交通要道的检查站的三级战备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县城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打出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心里一震，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三，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
俗话说“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际”。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双方只是在几个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边防和外交会晤，大至边境冲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尸漂入对岸、牛马误入他界，都是谈判的话题。我县各生产队，公社管辖地带发生的边境事件都必须报县，由县外事办公室会同边防统一和对岸苏联边防直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县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具体姓名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泰”，与当时我公社党委副书记迟仁泰(一度官至地区党委副书记，1980年代降为漠河林业局党委书记，在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地区火灾中，当机立断，用有线广播大叫大家逃命，及时指挥群众在大火到来前转移而出名)，某公社党委书记孙国泰三人并称为呼玛县能把死人说活的三泰铁嘴。
泰主任原是学俄语出身的大学生，在1968年一次围绕吴八老岛边境纠纷的中苏会晤中妙语惊人，崭露头角。当时苏军侵入我方领土，殴打我边境渔民，铁证如山，常被我方指责的哑口无言。苏方自知理亏，一直想找点材料来反驳我方。有一次苏军又与我边民在吴八老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一名苏军和我渔民同时掉入岛外侧的江中，我渔民入水后当然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抓住苏军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这一切都被苏军拍成照片，在双方会晤中作为中国人员故意殴打苏联边防人员的铁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当时的我方首席代表见此一叠照片，便知被苏方抓到了把柄，还未想出强辩的句子来，时任翻译的泰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对苏方说，这不明明是我国渔民在奋不顾身地救护你们落水士兵么，怎么会是我国渔民在殴打你们士兵呢。双方谈判的代表凑过头来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个中国渔民在水里抓住脑袋搭拉着苏军士兵的后领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苏联，指责苏军侵略我神圣领土的行为，迫使苏方表示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误会事件。泰主任于是官运亨通。
上次讲到泰主任刚处理完一起所谓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回到县城后又接报告说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挂出三面红旗，这是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当时两岸没有国际电话直通，约定有事要临时会晤，就在各自的了望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况的紧急程度有关，三面红旗表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会晤，属于发生了最紧急的事件。县里的老百姓只要一看到双方了望塔上升旗，便马上知道要有中苏边防人员会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之间有直通电话，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曾启动过这条多年未使用过的热线，要求和周恩来总理通话，中南海的年轻的女接线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仅一口拒绝，还义正词严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一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严厉地批评了女接线员的未经请示的轻率举动，文革期的中苏高层唯一一次会谈直到越南胡志明死后才得以寻机在北京机场实行。)
晚上八时多，泰主任接到了一个从县公安局转来的电话，说是我察哈彦生产大队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被苏军巡逻车和巡逻队发现追赶，幸好知青及时跑回我境内，没有一个人员被抓住，苏军也没有开枪。
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我队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当地老乡早上出发步行去下游的公社修水库，走的是才冰冻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个拐弯处，老乡们胆子小，只敢顺着我岸边走远路，知青们胆子大，不听老乡劝阻，顺着江中主航道走直线，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走在我方岛的内侧，无论如何也不会越境。当时我们知青虽说已二十岁，在生产队里男女生之间还是一本正经的，也不太说话。走在大江中间，开始也许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语，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问东问西，不一会儿大家也边走边聊上天了。特别是走在有汽车压过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儿说今年的江道咋会这样好走，不会走到老毛子的车道上去吧。领头的男孩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标。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来，前面来汽车了。果然在远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飞快的黑点，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县里派来调查特务潜入情况的官员的车，没有在意，继续聊天，走了几步，觉得有些不对头，回头一看，我方岸边走的那二位老乡已停下来，挥着手不知叫喊什么，后面很远处有几个苏联人滑着雪橇飞也似地朝这儿赶来。“糟糕，我看漏了一个航标灯，我们走到苏联的岛边上来了。”领头的男孩发现自己犯了个重大错误。那个小黑点也迅速地变大，大家发现它就是熟悉的那辆苏军巡逻车。车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来，走出三名苏军，一名军官和一名拿枪的苏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朝这里走来，还有一名站在车身边作掩护，拿枪作瞄准状。而六名知青虽然不是手无寸铁，但能够护身的只有男孩们的两把自制匕首。当时不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是绝对不准带出生产队的。知青们深知被苏军抓住的后果，一时也慌乱起来。
眼看前面苏军已逼近，后面追兵也快赶到，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六个人赶紧向我方一侧的岸边跑。谁知在这大江的转弯处，水流比较急，冰结得不厚，加上又处于风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仅可以听见冰的裂开声，还可以看见冰下奔腾的江水。尽管后面的苏军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站住”，尽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人还滑了一跤，哥们妹们还是大胆地往前走，不回头。十分钟后和岸边的老乡汇合后，看见对岸已有十多个苏军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霉了。
1968年冬天，1969年夏天，苏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以埋伏和强行绑架的手段，在我国境内江面和属于我国领土的岛屿上抓走我边民数十人。有位分配在某公社当兽医的大学毕业生和两名老乡在江面上行走时，忽然四周雪地里冒出几个苏军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苏军打伤打昏塞进一辆从对岸急驶过来的军车里，送到苏军兵营里分别受审。兽医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在大学里学过俄语，所以不断用俄语大骂苏联人，结果挨了顿臭打，闹的兵营里人人都能听见。老乡们避重就轻，在关于中国边防军情况的讯问中，一问三不知。不过苏军从老乡的口里也得知，抓来的那个会说俄语的青年并不是中国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只是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而已。晚上，三人被关在同一房间里，冻得嗦嗦发抖，只有受了伤的兽医的床上有一条毛毯，三人只好挤坐在这张床上渡过了第一夜，后来在兽医的据理力争下，第二天开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发现人员失踪后，一查下来，找到了苏军越境抓人的证据，便在谈判中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苏军不得不把这三名绑架来的中国老百姓归还中方。回来后，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审查，要他们检讨一下有否变节行为。逼极了，老乡们向领导反映，苏军对兽医特别照顾，我们的床上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他床上有一条毯子，为什么他用俄语和苏联人一讲，苏联人就改善我们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他告诉了苏联人什么情报。于是兽医便被怀疑有变节行为，调离出边境地区，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所以当地人都说，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来，哪怕是跳进黑龙江，也一辈子洗不乾净。
苏军在对岸和知青们并行走了十几里地后，见我方也无进一步的行动，就回去了。知青们原先和老乡约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说出去，免得自找麻烦。在公社吃过晚饭，听人讲昨天发生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其实是连长的脚印引起的误会，心里也慌乱起来，只好一齐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的事实。派出所长赶紧向县公安局汇报，于是县外办的泰主任对明天苏联方面可能提出的抗议有了对付的准备，不过他也没忘记提醒我公社的领导不要处份那六名知青，因为他们已主动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龙江中心的会晤中，苏方人员首先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指责我穿军服的武装人员六人(知青们穿戴的是统一购买的远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绿色棉衣裤和帽子，每人还斜背个小书包，看起来都象背了手枪似的)，在岸边人员的掩护下，昨天中午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侵入苏联境内纵深几百米，长达三公里，进行有计划的侦察活动，蓄意挑起事端(苏军的了望哨所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把时间记录在案)。苏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组照片，要求泰主任对此作出明确解释。泰主任当然胸有成竹，应答如流，他说，“你方所指称的武装入侵事件，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据我所知，中国边防部队昨天在这一带并没有任何巡逻活动。中国方面绝不会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黑龙江上故意挑起事端。关于照片上人员的真实身分，我建议双方都进行一下详细的调查。如果真是我国居民误入你方境内，那我表示遗憾。黑龙江冬天江面上的温度实在太低了，我个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会晤能在我方温暖的小屋内举行，就此事件交换各自的看法。”苏联方面也知这是外交辞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顿，大饱口福，也就不再继续追究和抗议了。
当时我们那一带的中苏交涉，冬天是双方谈判人员各坐车辆开到江中，下车站着会谈；夏天是一方人员坐小艇到对方岸边，上岸后在专设的小屋内进行会谈，这次你来，下次我去。后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渐渐淡下来，每次在小屋的会谈结束后都要宴请对方。中方人员不习惯苏联的黑面包，苏方人员又特别喜欢中国的料理，不仅味道好，吃不完还可以带回国去。他们老是强调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对中方的盛情宴请赞不绝口，评论一番。我方人员也觉察到对方的用意，为了给谈判创造些良好气氛，我方谈判代表总是建议下次谈判在我方境内举行。苏军谈判人员开始还有些警惕性，后来实在抵挡不住中国食物和茅台酒的诱惑，大多同意双方会晤在中方境内举行，甚至转弯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谱，烤乳猪便是苏方谈判人员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中方谈判人员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用来贬低苏联修正主义的物资贫困，炫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刚生下来不几天吃奶的小乳猪烤一下便可成为名菜，也知道苏联人确实爱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说是开我们知青的出国风气之先，无意中在苏联领土上走了一趟。其中某人后来作为官方代表团一员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访俄罗斯，他对一个谈判对手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国家的国土上，对方开始没有明白过来，后来听完解释哈哈大笑起来了。
其实我们那儿当时四十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老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都有过出国打工淘金的经历，当时也不要护照，几个人凑成一夥就过境了，苏联人也眼开眼闭，正好来了一夥苦力，无所谓合法违法。淘金者回国后必要经过中国境内一个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里设了检查站和控制着许多妓院，十八里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里曾有过妓院、商店和住家联成一片的繁华景象(后来被一场大火烧尽)，淘金者辛苦淘来的一点点沙金又被“野鸡”很快淘去，最后落入日本人的腰包。1950年代老乡们也出过一次国。黑龙江上游森林着火，和苏联商量后，上级组织了一批人过江，在苏联坐上火车，绕道到现场，迅速扑灭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境上根本没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只能在江边和船上观望苏联。
在我们的眼里，苏联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机械化程度都比我们发达。苏联沿江各兵营，居民点之间都有公路相连，夏天还有双体流线型客船在江上来回行驶。而我们这边，黑龙江通航时，只有两只客船在对开行驶，一大一小，大的叫“东方红十七号”，烧煤和木头，尾部上有一个象水车大转轮似的推进装置，小的是螺旋浆推进的。客船一个航班是半个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据人讲，现在实行经济核算后，因客船亏本，黑龙江上的国营客运业务已停航，也无私人经营从漠河到黑河这一段的客轮航运事业。)中国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无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间砍出来的简易道路连北京越野吉普车都不敢跑。就连从县城到最近的火车站塔河的唯一一条正式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破旧不堪。有一年坐长途客车去火车站，车子一个颠簸(其实时速不过是六十来码)，一声巨响，原来是后排我边上的一个女知青弹起来，脑袋把车厢顶上的三合板撞了个大窟窿，幸亏是冬天，头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护作用。司机若无其事，照样把车开得飞快，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当时苏联老百姓的生活，在我们的眼里怎么也不象中国报纸上宣传的那样“苏修”已内外交困，穷途没落。黑河对过的海兰泡又叫布拉戈申维克晚上灯火通明。(来日本后从电视里看到，现在那儿已成了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中俄贸易交流的中心，中国的倒爷们在那里大发其财。)对岸沿江的一两个居民点的房子上都有电视天线，夏天苏联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们在江边洗衣服时经常唱着歌，男人们则坐在屋前喝着什么东西，一点也没有贫穷的样子。而我国这边，连县城也三天两头要停电点蜡烛和煤油灯。对我们知青的困惑，老乡们的解释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中国自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后，边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连我呆过的那个生产队里也家家有了电视机。倒是对岸老大哥那边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畅，一些俄罗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国东北来打工挣钱，让一些中国人过了把当阔老的瘾。这在当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大概苏联当局只陈兵百万对付中国就够了，大概中苏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们坐船经过苏联村庄时，不仅看不到有背枪的苏联老百姓，那儿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一开始中国人大多反应冷淡，不敢主动招手，深怕引祸上身，落个有亲修倾向、立场不稳的罪名。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边境上形势反而有所缓和。中苏两国的民间客货轮在江中交会时，或者白天经过对方村庄时，都互相鸣笛致意。上级也告诉我们知青，要主动向对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对方先招手和鸣笛时，一定要回礼。
197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有过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人民日报上甚至有鼓动苏联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语句。但在两国边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驱使中苏两国要合作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忆中有一年倒开江，上游的江水夹着冰块奔腾而下，下游江面还冰冻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向沿江的村庄和田地漫延，两国的房屋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中苏两国人员不得不在高层次进行商讨，共同防止灾害的扩大化。最后决定由苏方派出直升飞机，放下苏联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药，把冰屏障炸开，让上游下来的江水和冰块通过。中国方面破例允许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在江面作盘旋时，可进入中国沿江领空×公里和在中国领土上紧急迫降。当时各生产队都接到命令，发现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进入我领空或者在我境内降落时，除马上报告上级继续监视外，不准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动。
四叛逃者和特务
文革期间，中国这边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划小船渡过黑龙江，冬天则直接从江上进入苏联境内，那时当然不会是为打工挣钱非法过境，所以中国当局称他们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走投无路跑过江去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在文革初期较多。有些人过去就和苏联人有交往或有亲戚血缘关系。其中有几个人被苏联派回来后，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还得到“宽大处理”，再任某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家说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经济问题，男女问题受到审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动而逃入苏联。我生产队里有一个会计受到口头审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对岸苏联兵营里去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把林彪儿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计划”作为林彪一夥武装政变的罪证发至全国进行批判，该计划指责毛泽东(b-52)把国家经济搞乱，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实际上是暗暗地开始纠正毛的文革的错误。毛泽东也批发了给李庆霖的信，不得不对下放农村的知青遭遇表示关心。各地开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因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孩、还调戏过上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礼给苏联人，学着小人书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际，到民兵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来的一个知青排长发现。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自己则从容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拴和二支冲锋枪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苏联立了大功。苏联军人问他为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比我们好。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多后，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特务。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高度警惕”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
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逃，在当时的局势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虽然后来上级有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伏了。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我相信这必是苏联人的杰作。
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保卫边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苏修特务”。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批斗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们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我们发现身为大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小窝棚内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一两次我们也躲进小窝棚取暖时，他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才发现吴大队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回家了。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头，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商量后，三个男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小窝棚；三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围监视动静。大约一个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跑到江边一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天亮以后，对岸苏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把吴大队长接走了。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桶麦子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一个人晚上看守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定给苏联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岁。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经见到过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并审问抓来和逃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我生产队一个贫下中农的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赌气就游过江去了。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联人便把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苏联情报机关还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身上居民证和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回来的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面当场抓获，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中国报刊上曾对此事有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圈套的结果。
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人于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车票。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他接头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当时被苏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有个电波发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时可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北京高层便策划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当然不甘落后。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的公安方面已把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级公安局去了，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了。北京方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说，从苏联大使馆开出的一辆小汽车在一座桥上放下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在桥下见到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交接完情报后，中国军民马上从四处冒出来。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抓获。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在，铁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苏联使馆的汽车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公布于世，想赖也赖不掉。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里。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方审讯，最后也被驱逐出境。
五、奔丧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多，我从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路过，只见小宋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听谁说的？”，“刚才我给公社卫生站打电话时，没人接，只有哀乐，把我吓坏了，再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我听了二遍了”。那时我们队里和公社联系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么年代造的手摇电话机，电话线路是用普通铁丝连接的，常和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线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后，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这是我们早就从一个参加过陈毅追悼大会的老干部那里听说过。1976年5月，自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后，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毛主席今后不再接见外国客人时，我们就知道他身体确实是不行了。当时有个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员家看到一份美国的《时代周刊》，上面刊登的评论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照片和讲话时，说毛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两腿行动不便，说话时流口水，吐语不清，连翻译冀朝铸都好几次听不明白，凑在毛的耳朵边再三询问，外国人预言毛活不过今年。那时候知青们还没有公开说毛要死了的胆子，回来后，这件事只在几个好朋友中传过。倒是贫下中农们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后太阳周围有两道彩虹，联想到在吉林的掉下的大陨石，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嘴无遮拦地说：“这青红两剑是杀皇上的，那三国演义开头便讲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体有危险。”现在，这一切预言都成了事实。
我们俩正说着，小邱也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他小声地对我们讲：“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听老毛子台讲，老人家过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听。这两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们知青传谣言的事。”
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念完悼词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节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报纸上对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点名批判也转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公开政治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带来的，宋庆龄、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以及文革前华东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各局主要干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著名演员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区。特别是1972年后，周恩来几次陪同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等外国领导人到上海，亲自开了几串名单，点名要见一些老干部和著名人士，虽然后来并没有接见他们，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亲戚却得以从干校、监狱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为父母们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们都有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队的知青们受此影响，对政治开始感兴趣，对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敏感，并互相传播一些对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不利的内幕消息。譬如周恩来故意把美国记者写的《红都女皇》呈递给毛看，毛对江青向外国人透露毛当年追求自己的详情大为愤怒，乃说出赶出政治局、从此分道扬镖的气话来。这些消息大多是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老干部们私下里故意透露出来的国家机密，虽说传到我们这里已有点添油加醋，但很多后来都被证实确有其事。毛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毛对邓小平的评价等等，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下达到县团级时，我们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县里来的干部也经常要从我们这里先听为快。那回县组织部长在我队蹲点，听小白讲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的动人经历，也和我们一起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县城后把我们队的知青的政治热情大大夸奖了一番。至于陈毅夫人张茜编的《陈毅诗词》油印本，广东李一哲的大字报，伪造的“周总理遗嘱”，天安门四·五事件诗词在我队都有传抄。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作为全县、全公社“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出了名，运动一来，县里不得不装模作样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队来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个想入党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们几个传播“政治谣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白天乘我们下地干活，溜进宿舍偷看我们的笔记本，把我们的言行搞的一清二楚，搜罗了不少罪证，于是便写了报告准备如实上报，建议逮捕几个知青。我们开始还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大祸临头。幸亏公社派来的陶副书记和我们一样对江青、张春桥也无好感，对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他看到小魏的报告后，马上威吓小魏，“你吃了豹子胆了？要抓知青进巴篱子(监狱)？你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几级干部吗？连省军区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视察县边防时，还特意让边防捎信和吃的东西给他们。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知青传播过什么政治谣言。你要真敢把这报告递上去，咱们俩的关系也算完了。到时候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吧。”在陶副书记的暗中保护和警告下，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公开议论也变得收敛了，并注意防备知青内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我们三人议论毛死后天下会大乱时，小魏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忽然在我们后面发话，“出什么事了，你们那样紧张。”我们定了定神，告诉他听到中央台广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惊，赶紧说要去通知陶副书记，布置追悼大会。我们提醒他，不要忘记把小学校广场上的国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周总理逝世时，我们知青要大队的程书记降半旗，程书记说打开国以来，咱们从来就没有降过半旗，还把我们训一顿，“这国旗是你们随便可以降下来的吗，对过老毛子还以为我们要投降呢。”我们知青只好自发地在食堂里进行追悼，把报纸上的周总理遗相剪下放在镜框里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知青们当时担心的是毛死后中国会不会打仗，自己还能不能调回上海。1972年以后，周恩来开始落实政策，知青们各显神通，陆续以各种方式返城和走后门调走，我队花名册上的二百个知青只剩下几十个人马了。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报纸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乡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变成泡影。老乡们和知青不同，他们对周恩来的死无动于衷，对毛泽东的死则哭的死去活来，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了。我对站在身边的贺南南说，“我已经决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明天大早船下来时便出发。方大龙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说11日到17日在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18日在天安门开追悼大会。周总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遗体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种大事将来是再也看不到了。”贺的父亲是个抗战前参加地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据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里当过毛主席的小秘书，文革前在广东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病逝。贺南南的上层关系很多，她带到黑龙江来的一条黄军毯便是担任过内务部长的曾山送给她父母的结婚礼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大会堂里瞻仰主席遗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帮忙。贺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
10日夜里十点，我们坐了十二小时的船，到达县城，在县邮电局的一个朋友宿舍里大家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邮电局的朋友那里知道中央现在严格控制各地人员进京，贺南南便给前几天去了哈尔滨的袁燕妮拍了个电报。袁燕妮已办妥了回上海的手续，准备住在她爸爸的老战友--省军区曹司令的家玩上半个月，听说省军区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边防捎信来，让贺有空赶快去哈尔滨见他，袁临行前给贺南南留下了一个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王副司令的信里没有电话号码，他的通讯地址是哈尔滨××信箱，那时冠以××信箱的大多是军事保密单位，不会接收民用电报。无可奈何，贺只好向袁燕妮留下的临时住址拍了下列内容的电文，“哈尔滨xx路××号××转袁燕妮，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买13日赴京车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军区正副司令这双重保险，去北京的车票应该绝对没问题。
11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坐上当天唯一一班开往塔河火车站的客车出发。谁知客车开出不到五百米，便在县公安局门口被人拦住了。车门打开后，二个带手枪的警察在外面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车来，大声喊着：“这车里有没有去北京的察哈彦青年？”。车厢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以为要抓人了。坐在后排的我们四人不得不站立起来，色厉内荏地回答，“我们就是，找我们有什么事？”。那干部语气顿时缓和下来，“你们昨晚住哪里了，让我们好找。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请你们马上跟我下车。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家坚守岗位，不要都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你们的汽车票县委给退，来回的船票钱县里给报销。”一听是这事，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是回上海，请过假了，这事县委管不着。”那干部也不强迫我们回队，下车时关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火车很挤，你们如果要到北京去，恐怕连火车票也买不到。”我们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这事就不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们一眼，泱泱不乐地下了车。(十月，我回队后，有人问我，你们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县城里被警察关起来过？这才知道，我们的奔丧活动曾在县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死后，整个边境地区进入一级战备戒严状态，据说是为了防备苏联搞突然袭击。县委听说有几个察哈彦的上海知青坐船来县城要去北京奔丧，马上下令要劝阻我们的无组织行动，谁知查询了县城所有的旅馆和招待所的旅客住宿名单，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幸好县委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起了个大早，让县公安局的警察拦住了客车，才算找到了我们。而我们不听劝告的举动被同车的旅客传播开来，变成了一个故事。据称县委接到报告有四个上海知青要叛国投修，派出公安人员在全县各路口和旅店到处搜查，终于在开往塔河的客车上发现了这四个人，打起来后，知青挺厉害，把警察也给打伤了，结果抓住审讯后才知道搞误会了。)
12日晚十一时许，晚点的列车到达哈尔滨站，还没等我们开口问车票的事，在站台上接我们的袁燕妮便告诉贺南南，“你的电报闯祸了。司令发火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买不成了。”原来司令夫人接到门口警卫递上的电报，马上把袁燕妮找来，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你还有没有革命警惕性？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别人。这周围的人原先谁都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那个送电报的人骑个摩托车在门口一叫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密可保。要是让坏人知道，派人来暗杀你曹伯伯怎么办。现在阶级斗争那么复杂，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家附近住的那个老右派，高兴得喝酒包饺子，派出所已经把他关起来了。”眼看托司令买票要落空，袁只好按电报要求询问王副司令的电话号码，×阿姨更是大发雷霆，“你还有完没完，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王副司令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们，不也是要对外保密么。他们既然认识王副司令，就告诉他们去××路省军区大门口找，那是原先哈军工的地方，不保密，一问谁都知道。还有，晚上你自己要回来，给门口警卫班挂电话，让他们派车去接你。但不准你把乱七八糟的朋友带到这里来住，我们家不是你们县城的大马车店。你愿意和他们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后去售票处一看，里面人山人海，三天内经过北京的车票早已售完，买三天后的车票还要单位证明，等退票看来也无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车早已停开，那年代也无出租车可叫，贺南南和袁燕妮只好步行去××路省军区直接找王副司令，听人说，只有半个小时的路。我们则在车站广场前等待。过了有二个半小时左右，正在我们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烦时，一辆小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向我们走来，再一看，贺南南坐在车里得意地招手让我们快上车。
上车后才知道，贺南南她们走错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处有解放军和民兵站岗巡逻，一路上也不害怕，后来她们走到省新造的电视台门口，向人打听路时，看到两个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军区副司令，当兵的起了怀疑，把她们请进警卫室，来了个穿便衣的干部，严肃地要她们出示身份证明，还问她们和王副司令是什么关系。贺说从没见过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战友。看到贺拿出了王副司令的亲笔信后，那干部顿时热情起来，说你们挺幸运，撞到我手下来了，我是省公安厅负责保卫电视台的内勤，我可以通过特殊线路，帮你们找人。他在五分钟内把电话接到了王副司令的卧室。王副司令刚要睡觉，听说老战友的女儿贺南南和几个朋友还在大街上流浪，马上派警卫员开上那辆苏制吉斯专用车来到了电视台。先把袁燕妮送回曹司令家，又来接我们去省军区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们一切安排妥当，警卫员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楼的王副司令叫醒。王副司令倒是一点也没有架子，他询问了我们在边境插队的情况，看我们对政治那么感兴趣，便善意地劝导我们，他的有些含义深刻的话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国家的政治本来不应该需要人人都来关心。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念书，解放军保卫边疆，大家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会安定团结。大家都不务正业，来关心政治，结果只会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学点东西，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将来才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中央的方针如果还要像你们这样的小娃娃来担心，那不是出问题了吗？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我们这些党的老干部。”他让小李把招待所负责管车票的干部马上找来，当面嘱咐那人一定要买到这两天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没从梦中清醒过来的那个干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发呆，怎么也弄不明白王副司令为什么在凌晨三点会为这几个满身土气的知青兴师动众，把整个军区招待所服务人员闹的不得安宁。
15日清晨，经过两晚一个白天，我们终于到达北京。当时因唐山地震，山海关至天津一段线路不通，火车从赤峰、承德绕道行驶。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上厕所都要从人头上跨过去，快赶上红卫兵大串联那阵了。我们男孩子晚上累极了，便轮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来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过道上那大嫂怀里吃奶孩子撒的尿吧。车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乐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上下下，并不像我们那样因为领袖的逝世而对中国的前途有所担忧。也有人发牢骚，说去年万里当铁道部长搞整顿时，火车通行万里，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邓，这火车又不正点了，还乱七八糟，连开水也没有了。
到了北京，贺南南便到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家里住宿，我们各人到自己的亲友家安排好行李后，下午便到那儿集中，王副司令关照儿子想法开后门让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体。贺从书房里拿出一大堆大参考让我们看，看到有些外国评论员认为江青可能会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大家纷纷表示不可能。记得在队里时，我讲起住在我家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很孤独，一年到头呆在屋里，也很少有人来看她，形同软禁。贺告诉我，她听一个红军女干部讲过，毛主席对自己和贺离婚和江青结婚也有后悔之意。延安时期，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和一个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好上了要和她离婚，女干部不依不饶，到主席那儿告状，要求处份丈夫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毛听任她哭泣一番后，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话，“我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你让我怎么处份他呢？”。女红军楞了一下，转身边走，痛快地离了婚，从此再也没嫁人，只领养了几个烈士子弟在家。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为此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议，江青作为主席的生活秘书，不能在公开场合用主席夫人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江青第一次以主席夫人名义在报纸上出现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见从美国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时候。文革开始后，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干部。1974年以后，她似乎不太在公开场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了，据说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贺把女红军的故事讲过后，方大龙也说，他听文艺界的人讲，江青过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员关系很好，前两年，有个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员一直没有得到解放，别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变问题，他始终不认罪，逼极了，便大叫“江青同志了解我”，弄得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只好托人传话给他，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的问题，答应只要你不再把自己的问题和她联在一起，端正态度，马上放你回家。
晚上，我们又应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邮电部副部长李xx的邀请，到那里去吃饭。宋一平的父亲是个老劳动模范，那年当工宣队时保护了落难的老干部李xx。四届人大后，李xx当上了副部长，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问宋一平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说我儿子二十多了，还在农村插队，这样下去连媳妇都找不到，你能否给开个后门，调回上海咱不想，在当地给他安排个工作就行。这次宋来北京就是准备谈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长听说宋还有几个插队的朋友一起来京悼念毛主席，便让我们一起去谈谈。李副部长深情地回忆延安时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他说，那年延安大整风抓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特务，我们搞电台通讯的人员差不多个个都受到审查，搞得大家情绪很不稳定，最后没办法，只好托我们的王诤部长向主席反映情况，他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但参加红军后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后，便在春节时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拜年，把我们都解放了。
在这非常时期的北京，充满着悲伤、不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们对领袖毛泽东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伤的，但对挂着主席夫人头衔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张春桥则心存不满，因为国家今后前途未可预知，大家都有些紧张。当时四．五事件的余波未尽，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中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就会被人汇报上去，当作现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个人在学习会上散布内部新闻，中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已把毛主席遗体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来，因为越南的胡志明遗体比苏联的列宁遗体要保存的好，还请了越南专家来帮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变成污蔑毛主席没有心肝，公安局马上派警察来把他拷走了。我们在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家那个小四合院里聊天的当天晚上，就有户籍警上门调查白天是否有人来此聚会过，说如果有外地来客住这里，你们家也应该和普通居民一样申报临时户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儿子说，直打他们家搬到这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都没有上门查过户口，这会儿政治形势一紧张，准是隔壁院子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听见你们在说什么事告的状。当时人们互相告诫，说话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报告，在紧张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我们在方大龙亲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门诗词时，那个靠买冰棍为生的老奶奶马上端个小凳子坐到厢房前的院子里，看到有人进出，便大声喊叫：“大妈，您上街道开会啊。小五子他爹，今个下班咋那么早啊？”。提醒我们在屋里说话的人把声音放小点。老奶奶解嘲地说：“快解放那年，大龙他表姑和一帮学生到这里来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给她们放哨，提防国民党警察和便衣特务就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连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都要提防”。
当然私下直言不讳的人还是有的。当时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后来被周恩来、邓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局势肯定会朝着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向发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会下台。有个老教授对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干部会违背民心，听任江青再胡作非为。张爱萍(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国防部部长)去年复出后，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好得我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多了根拐棍。”吓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还没受够。
我们到北京来奔丧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我们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领导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议书上签过名，表示死后要火化，周恩来带头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会违背毛主席意愿，让他睡水晶棺材吧。来到北京后，离17日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只有三个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儿子倒是挺有办法的，16日两次在中央机关争取到了两个临时名额，但打电话回来，因贺南南不在家，只好又让给别人。两个女孩事后知道错过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后悔得大哭了一场。18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我们五人则在李副部长家站着收看实况，当时他家的21寸进口大彩电在普通老百姓家是没有的。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丧服，还是挺会打扮自己的。年初中央一号红头文件说有病离职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精神抖擞地出席了。看到华国锋用手指沾着口水翻悼词时(晚上电视台再放的实况录像已把这个有损领袖形像的镜头删去)，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谁也没吱声又低下了头。说句老实话，他虽然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大家明白他显然是作为老干部和江青两派中间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临终前推荐指定的，并不是理想的接班人。自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话已经消失，毛开创了新中国，固然是伟大，但他也有糊涂的时候，把林彪、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明显是个错误，临终前还支持江青、张春桥他们搞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来、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两者都没有办完。听到华国锋讲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暗暗地想，这样的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在我接触到的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谁都认为，毛主席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希望并不渺茫。
19日，我们五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背景里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横幅标语。28日，因国庆到来，北京遵循往年惯例，要赶外地来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俩人回上海，宋一平则由李副部长的夫人陪着上哈尔滨省邮电总局落实到我县漠河邮电所工作的事。只有贺南南还没下决心开后门调走，便和我一起回黑龙江生产队。回去的路上，火车经过了被大地震摧毁成一片废墟的唐山，那种惨景让人看了终生难忘。火车进入大兴安岭后，这里已经下过雪了。有位外国诗人说过，“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通过这次奔丧，我感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后，除了美英日苏的电台广播了江青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们的报喜信件和各种内幕报导也纷至沓来。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插队生活就要结束了，中央马上就会着手解决全国的知青问题。10月22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作为一个普通的知青，我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历史巨变的发生，我和人民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就是国家的命运，任何想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人必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时，她已经是作为犯人受审了。
六面对死神(上)
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来黑龙江边境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是自愿报名的，他们渴望在边境的艰苦锻炼和血汗洗礼中，让自己也成为和父辈那样的英雄人物。哪里的活最艰苦，哪里的任务最危险，他们就自告奋勇地冲在前面，他们的许多人逐渐取代了当地老乡，成为生产劳动和保卫边疆的最有生气的主力军。当地的领导也乐意把最艰苦的任务譬如修路，盖桥，建水库等等交给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时向知青们悄悄地走来。知青们不仅在黑龙江省留下了丰硕的劳动果实，有时在那里也会留下鲜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里修那条战备公路来讲，就有三四个十七八岁的知青被炸山飞来的石头打得脑袋开花，被砍倒的大树压得血肉模糊，长眠在林中。当时大家只想赶进度，比速度，也不重视安全保护，加之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级只是给各个生产队派任务，就是崩山炸石头这种人命关天的活也是听任各队自行其事，整个工地现场缺乏统筹管理，险象横生。点火之后，大家就数炮的响声来判定是否有哑炮，如果这时其他生产队人员也在崩山的话，爆炸声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数错。你认为自己队的炮全响过了，其实还有没响过的炮，等你一走进工作现场，最后一炮刚好炸响，大小石头如雨点般似地扑天盖地飞来，你又忘记戴好安全帽，那就惨了，轻者伤筋断骨，重者一命呜呼。有时其他生产队崩山的石头也会飞到我们躲避的安全地带，这可谓是飞来横祸。我队有位知青，从小弹的一手好钢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钢琴比赛中还得过名次，刚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颗飞来的小石子打断了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1973年落实知青政策时虽说是以此伤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无法重续他成名成家的旧梦。
现在的年轻人来到国外，虽然也有各种非正常伤亡，车祸，疾病，自杀等等，但那时有些知青的非正常伤亡有时更带有一种英雄主义和悲剧的成份。
还在1969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宣传过一个在黑龙江插队的叫金训华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委员，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工矿，自己却主动报名去边疆，号称“一生交给党安排”，结果在黑龙江倒开江发大水的时候，为了捞回队里几根漂走的圆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这种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牺牲，当时却被当局大肆渲染成为一种英雄行为，要大家学习。那个时代在黑龙江锻炼过的许多知青，在潜意识中或许确实存在著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先人后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车去林区伐木，卡车翻到路边，把他摔昏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同志们怎么样了”，和报纸电影中英雄的口气如出一辄，周围的人调侃他，“怎么样了？还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尴尬。其实他不一定是装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点。我队有位知青回沪顶替父亲，在远洋轮上当了海员，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机舱里两次发生火事，他勇敢地冲入火中，关掉了阀门，虽说受了烧伤，却为扑灭火事立了大功。谁知回来后，有位局领导在找他谈话时，不怀好意地问他，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别人不敢冲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没有什么个人动机。因为一时找不到火事的发生原因，他竟被怀疑了好长时间，直到三个月后部里的调查组下来排除了他纵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复了原来的二管轮的职务，得到通报表扬。
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队玩，那里有不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已经熟悉的朋友们，其中就有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时间长了大名倒没人叫了。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一带的小石匠，十五岁时和二哥一齐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还可以到城里去做官。二哥一听，想想与其天天给人干活还吃不饱饭，不如去当兵闯一闯，反正家里有大哥孝敬老娘。于是便扔下手里的工具，带著弟弟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还生了一身癞皮疮，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长得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于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后来转到华东野战军，是华野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有一年回山西老家给老娘扫墓时，才知道村里出来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二十来个人，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还当上了官，其余人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死了。不禁感慨万分，老拿这事教育我们这些小孩不要忘本，还把四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兵。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中学毕业面临上山下乡，小五子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人打仗打死，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于是他找到学校革委会的领导，要求让小五子去边疆最前线去插队。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71年秋天寄来一首水调歌头词，“清光一万里，云港蔽星舟。阅尽秋色，灯火圈圆唯神州。列宁故土沦陷，红河子孙离散，问君知几秋？倍思手足亲，何己醉温柔？涛声息，风行疾，披莹霜，跃步飞升，欲攀天缆操天舟，登峰枪挑纸虎，下海缨缚叛蝤，佳节共环球。有血便无泪，断头不低头”。小五子也回了几首诗，我还记得其中好几句，“远瞻芦荡军，白发欺黄忠，更兼兄弟辈，纵横皆英雄。依呀黄口儿，犹唱红灯颂。随征已三载，帐前无寸功。未继登山止，得展壁辉宏。吾亦将门子，何独怯青峰。千文能奋笔，点谋不存胸。白食千家米，赭颜顾江东，思绝冲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干活从不肯落在别人后面。有次当地的老乡对我们一部份知青和他们拿一样多的工分不满，提出要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和几名男女知青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因为来插队的知青人数要比当地老乡还要多，所以盖了几排象兵营那样的长房子，一排房子里又有好几个大房间，门是分别开的。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分上下铺睡，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著。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了回去，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边，帮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李金锁，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来他们是没有抓到那个肇事的当地民兵排长。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我们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著我们，谁都否认知道李金锁的下落。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江上赶来了。这时在生产队领导和当地老乡的保护下，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著的李金锁戴上手拷，并保护他免受愤怒的知青的痛打。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我们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他妈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小五子妈过去在部队医院给不少伤员送过葬，这次面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死，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份，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李金锁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妈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感动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开始几年，还经常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没发生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龙江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了我，她伤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临死前那平静安祥的神态，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七面对死神(下)
谁知道，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件悲剧。
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大学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
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阿安算是连马屁都不会拍的正人君子，疾恶如仇，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著一夥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倒大木(伐木)，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上下下的关系，譬如你把林场的头头给弄顺气了，他会默认你量下来的从伐木场到公路边木材堆积地的虚假距离而不认真复查，只要你编个弯弯曲曲的运木路线，多报个几百米距离，这样伐下来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钱就会提高，你给林场的检尺员送烟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头，立方的数量也会无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许会计要阿安继续努力，搞好和林场检尺员小罗的关系，小罗已经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林场的这批人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都是我们自己给喂出来的。我就是不送，他还能把我们给吃了”。小罗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林场方面扬言要核实我们生产队的运木头路线，重新商量给我们的工钱。事关生产队的收入和每个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开始责备他太死板，缺少当干部的灵活性。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著礼物一齐向小罗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著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这社会复杂得很，毛主席要你们上山下乡，不就是要你们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长长见识吗？哈哈。”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他给正在上海养病的胖子写信，叙述了他思想变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欢伟人们欣赏的那些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可是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认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劝说下，要我见了何等丑恶的事，都要无动于衷，见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也要阿谀奉承。我多年来精心构造的道德马其诺防线竟如此轻易地崩溃，而我们一直痛恨的东西倒成了天经地义。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来为自己的屈服辩解，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无能。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违背良心去做，这和过去出卖理想，出卖革命当叛徒有何区别。”
他开始怀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政治信条和人生准则，“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著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而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总是要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问题。我们口里心里相信的东西和准则，在人生中却并不如此去做。我们的书生气非但不能改造别人，而且使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和知青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人的苦恼和忧虑。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我最近心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力求达到的是不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现在报纸宣传又要知青扎根边疆农村了，把朱克家，柴春泽，翁永曦当做典型。凭我这个懂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基本知识的人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必然要流产，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可仔细想想，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努力地去实践的人生准则却不被大众所接受，我们的辛勤劳动最终不过是无用功，为某些政治骗子的蛊惑人心宣传作点缀，岂不可悲。我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推荐上大学要轮到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么意思。”
阿安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语调越来越尖锐，1976年四·五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他因为传播谣言，散布反动言论，收听敌台，几次被来我队视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长在队里的学习大会上点名批判，甚至于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单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无可忍时还要据理力争，那刻薄的讽刺幽默，弄得全场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长憋得满脸红一阵青一阵。舒还指挥知青唱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县的大小领导都知道我们队知青谁都不怕，连唱歌都会变着法子骂人。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大学入学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五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革委会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我不是贱民，不需要这种特别照顾。我需要的是我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价值的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真是没希望了。听听美国之音居然还会影响我上大学，这种罪名还不是秦始皇那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咱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这时他父亲的问题虽说还没有结论，但因为有个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来华访问前，向中国方面提出要见老朋友--阿安的父亲，某领导一个批示，文革时住进舒家祖传的那栋小洋房里两层楼面的两户人家立即搬出，看来平反落实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办了有严重哮喘病的假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还指责他父母弄虚做假的行为不能为人师表，声称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伤心。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7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齐回队。他让我们先走，还幽默地说，他要过完儿童节恢复童心后才走，并托胖子给他买张6月2日去大连的三等舱船票。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齐走，六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
6月2日下午我们在公平路码头上，左等右等还不见阿安的身影，让送行的朋友给他家挂电话，他大哥说他早上11点就离开家了。离3点开船还有20分钟，阿安被小柏拉着匆匆赶来，小柏大声向我们喊着，“阿安这个家伙，都快开船了，他还笃悠悠地坐在候船室里抽烟，要不是我看到，他准误点不可。你们看，回黑龙江参加考试，他的旅行袋里除了一条烟，几件衣服，一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一本《中国地图》外，什么复习材料也没有，真是把书都藏到脑子里去了，就准备回上海读大学。哪像你们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东西和家里的所有复习材料都带回黑龙江，准备在农村长期作战。你们在考场上一定要学学他这种镇静的本领，祝你们六个人都凯旋归来。”
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记录。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余辉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我们对这美丽的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不过到时候还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3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会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胖子马上打断他的话，“阿安，老提你那走麦城干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考场又不是刑场，今天是你请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种悲观论调来影响大家情绪。一会儿我们还要一齐复习历史和政治，不能痛饮三百杯，还是乾杯吧，与尔同销万古愁，预祝我们六人个个考上大学，回到上海。”于是我们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声背诵李太白的将进酒的长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乾杯。”引得周围的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这付摇头晃脑的得意劲，以为餐厅里跑进了一夥疯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你打听这个干吗？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混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我们就请阿安出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十一点，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虫已经袭来，他这一说我也犯困了，阿安看我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将会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的，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那时候我们队里许多知青都喜欢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不仅抄在笔记本上，还能一字不差的从头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飘翔着一只海燕－－－－”，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在阿安请求下，我们背了三回。“我来了，我来了”，我也逐渐进入了梦乡。
6月3日早上六点半，我睁开眼睛，对过阿安的铺上没有人，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而其他四人都已经起来看书了，没有法子只好起床去刷牙洗脸。等我从洗脸间回来后，胖子他们也出去了，舱里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铺的小陈那个女孩了。过了一会儿，胖子他们陆续回来了，每个人进舱时都问我看见阿安没有，快吃早饭了，怎么还不回来，不知他上哪儿看书去了，还是掉到哪个臭毛坑(厕所)里了。于是我们四个男的又分头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五个人坐在舱里正纳闷时，胖子说他六点起来时，就没看见阿安在铺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懒觉，今天怎么会起哪么早？奇怪！”小陈有点胆颤心惊地接着说：“我昨晚上失眠睡不着，就一直躺在床铺上看书，他也一个晚上都在看书写东西，后来他下铺看见我还在看书，就对我说，都两点了，还用功呢，快休息，你这个小病鬼，要注意身体，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说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厕所吧。我很快就睡着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清楚。”
这时，我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海燕-----我来了，我来了”，我和胖子几乎是同时冲过去翻开了阿安铺上的枕头，旧军装上放着一封写着“胖子等收”字样的信，“他-----？？？”，我和胖子实在不愿这样想。信封没有封口，里面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着：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而继续呆在队里，这想一想就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这句话下划了强调线)。
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厂xx车间xxx
别了。祝你们幸运！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捎回去。”
这封信在我们五个人之间传来传去，谁都没有说什么，房间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小陈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凝聚着的空气。“你们还坐在这里干吗？快叫船停下来，回头去找”，她便哭便催我们赶快去找船长。船当然是不会开回去找的。船长告诉我们，文革时，跳海自杀的人很多，即使看见有人跳海马上停船，也几乎连尸体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后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当然会游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实那更痛苦，在海里挣扎一番后，不是被鲨鱼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边上的乘警也说，跳海自杀的人被过路船只发现救起死里逃生的事我只听到过一次，清晨两三点时，周围也没有其他船只通过那块海区，你们还是赶快通知他家人吧，人死不能复活，你们也不要太悲伤，好好复习功课，考上大学，前途无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边，凝目注视着这茫茫的大海，阳光虽然灿烂，但海水并不象天空那样蔚蓝。我力图摆脱那种想象，能够在黄埔江上游几个来回的阿安心里高喊着“我来了”，跳下东海时，没有马上死去，周围一片黑暗，除了那远去的海轮上暗淡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愿望，他也只能一个人在海里奋斗，或许他能坚持到东方出现曙光，最后一次望着这已经不属于他的黎明，终于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没。
胖子哽咽地对我说：“我实在没有想到阿安会走上这条路。昨天他上船的时候跟我说，只要这种政治审查制度存在，他这种反动分子今生今世就进不了大学，而呆在农村苟活一辈子，也实在忍受不住，我劝他把眼光放远点，不要太悲观，现在邓小平上台了，一切都在变，右派都平反了，那个悼念周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迟早会平反，到时候你说不定就是英雄，让那个狗所长向你陪礼道歉。他说，其实那所长人也不坏，从没向下面的生产队要过东西，他也是为他所坚信的真理而奋斗，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而且忠心耿耿，过去父亲被打成美国特务时，我也不是说过要和他划清楚界限吗？后来才明白自己做错了，后悔莫及。阿安说文革时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后悔地说：“后来他把话题扯开了，大谈关于大海的哲学和美学，又吟了文天祥的过零仃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注意些，说不定就能阻挡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我们都太迟钝了或者说是太现实主义了，所以无法理解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阿安他自己选择了不苟活偷生的庄严的死，马上就要面对死神，他还无所畏惧，象英雄那样平静地要我们朗诵海燕为他送行，这样的勇气是谁也拦不住的。我们只有鼓起生的勇气，继续面对这严峻的现实，才会有出路，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仪式是他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时由朋友们操办的，由于龙华殡仪馆不能为追悼自杀者出借场地，仪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遗象两边挂着一付选自他遗诗的对联：“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路有气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种欲哭无泪的悲伤样子，还在黑龙江农村里复习迎考的我们都掉下了眼泪。当了国际海员的小柏，每次随船经过东海黄海相连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烟和罐头，奠祭我们的好朋友阿安。
当然也有人无动于衷，那个被阿安认为人还不坏的派出所所长，在我们向公社领导汇报阿安的情况时，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话，“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学吗，这回可如愿了，上了东海大学。”气得胖子当场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拉开了胖子，反过头来倒把所长训了一顿。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达了关于插队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沪的文件。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学，小贺考进了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上海。小鲁和小陈虽然接到了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他们都没去，而是办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续，成为离开生产队的最后两名知青。回到上海，他们俩参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进了大学念书。小鲁后来对我说，接到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时，他曾犹豫不决，看到大家都走了，极其悲观失望，甚至于想拉颗手榴弹自杀，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给父母朋友带来的痛苦悲哀，还是选择了生的道路。
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尽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里。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金山大队探望了他，被野草掩没的墓牌上的字迹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来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笔把墓牌重写了一遍，把两盒牡丹牌香烟和两瓶松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两口，然后放在墓牌前，隐约中我仿佛感觉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别，再见，再见，永远别忘记在黑龙江边，还有你少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今后有机会再来看看我，我想你们，我太寂寞了。
一，吴八老岛的冲突
一谈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很多人都知道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其实同时在黑龙江上还有个吴八老岛，也是中苏激烈冲突的一个热点，只是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程度罢了。我插队的察哈彦离吴八老岛只有百里多地，因此刚到那里，老知青和老乡们便给我们讲了一些围绕着这个岛中苏冲突的故事。当时有首叫“手握一杆钢枪”的歌曲最初就是从这里唱出的，后来被编进一本叫《革命歌曲》的书时，则把“我守卫在吴八老岛上”改成“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吴八老岛位于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三合村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岛上虽说没有金矿和石油，但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苏方人员经常上岛打草砍伐树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挠。好比是邻居偶尔用一下你的东西，在关系好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这就给苏方在以后视吴八老岛为苏联领土留下了隐患。我所在的生产队附近的一个小岛也是因为过去默认苏方人员上岛打草砍树后来引起了纠纷。
中苏关系交恶以后，据说苏联军人从1968年夏天首先开始在岛上挑起冲突，不准中国边民上岛。记得当年中国的一部纪录片上曾经有过苏联军人在岛上把中国渔民赶得四处乱跑的场面。新华社还专门发过几张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吴八老岛地区的侵略行为，一张是全副武装的苏军在一名校官两名尉官的指挥下，站在岛上用长棍阻挡在小船上的我边民上岸；一张是我边民坐在岛上休息，头顶上有一架直苏军直升飞机在盘旋。(有兴趣的朋友只要翻一下1969年3月至6月的人民日报大概就能找到这些照片。)听当地人讲，当时苏联军人身材高大，训练有素，执枪持棒，而中国的边民当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开始因为听从上级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节，不准打对方人员，不许未经批准随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所以民兵只有挨打受气的份，没有还手的权利，吃了很多亏。和报纸上所说的我方总是大嬴家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位民兵见到自己的好友被几名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怒气冲天，实在忍无可忍，从船上抄起一根船浆，冲上岛去，一下子把一名苏军士兵打得昏死过去，结果回来还受了批评处份。1968年冬天(？)苏军开始阻挡中国的客车在吴八老岛外侧主航道上行驶(黑龙江夏天行船，冬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国人当然要据理力争，不肯从吴八老岛内侧行驶，因为这样一来无疑是承认苏联对吴八老岛的领土要求。于是双方人员便在江面上发生对峙和冲突，从吵吵闹闹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国人老吃亏，给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无招架之力。苏军一名中尉常是现场指挥，据说棉手套里藏有铁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员打昏过去，从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他打过人后，马上回到苏军人员保护圈中，趾高气扬，令我方人员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级也觉得老是挨打有损士气，如此如此调遣一番。
不久又有一辆我方的汽车在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受阻，车上下来的我方人员与苏军开始争吵，当然都是老百姓装束(一般来讲，解放军是不准参加这种斗殴的，只能在岸边观望保护，据说是怕被苏军抓去，查明身份，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苏军中尉于是指挥手下人员挥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国人员也如以往一样被追的如鸟兽四处散开，他正得意之时，忽然有几位似作逃避状的中国老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还没有出手便被一个中国人狠命地摔倒在地，另外几名中国人上去又是接着几下猛打，还有人拿起从苏军手里抢来的大棒对准他的腿部和腰部猛击，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等其他苏军士兵跑过来时，这几位中国人频频出手，把冲上来的苏军一个个摔倒在地，不慌不忙地跑回到中国人员中去了。据说当时苏军士兵都给镇住了，因为过去苏军在和中国老百姓的冲突中一向是占上风，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老百姓有如此高强的本事，不知中国是否是把特殊部队的军人改装派上来动真格的，加之现场指挥被中国人打昏在地，所以没有人再敢冲上来继续斗殴，只好灰溜溜地抬着不省人事的中尉回到苏方一侧去了。中国汽车顺利地从岛外侧的主航道上通过。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期，这一段江面上的冲突少了许多。
事后据称，这次特意要从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通过的中国汽车上的那几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专门从省内各处调来的摔跤和柔道运动员，上级给他们的指示是不和苏军士兵纠缠，专打那位经常出面指挥打中国人的苏军中尉，这叫擒贼先擒王；还给他们放苏联军人无理殴打我国边境居民的纪录片，看各种照片，激起运动员的民族恨，幸好上级最后还没有忘记提醒他们当时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节)“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苏斗争方针，决不允许打出人命来，这就使苏军中尉在这几位彪形大汉的痛打之下不至于丧命。那位苏军中尉从此再也没在吴八老岛上出现过。但据人说，他又在珍宝岛上多次指挥苏军人员向我方挑衅，最后在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被我军击毙。记得在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内部报导中出现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阎王老子要找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69年3月2日，15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军出动了坦克和重炮，炮火把我纵深的公路打了个稀八烂，运输车辆完全不能通行。但我军靠人海战术，把弹药运上了前线。最后把珍宝岛牢牢控制在手中，总算让苏联人吃了一回亏。一辆苏军最新颖的t-72型坦克也被击毁在中国境内的次航道上，苏军几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苏联境内未逞，无可奈何用重炮对其猛轰，最后将周围冰块炸碎，坦克残骸落入黑龙江中。被中国潜水员拖上岸，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内展览。
此后，在吴八老岛对岸的苏军也许怕与我军发生直接冲突，加上黑龙江已经开化，上岛的进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飞机在岛上盘旋，耀武扬威。但从5月12日起，经常用轻重机枪向岛上射击，威胁我方上岛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有时子弹也飞到三合村来，气焰十分嚣张。上级领导要求三合站的边防部队和民兵迅速组成联合巡逻队，上岛行使主权。当时已有知青来三合站插队，得此消息，纷纷写血书要求上岛。经上级再三考虑，最后决定知青，民兵都不上岛，改由解放军边防部队官兵五人组成巡逻队上岛。出发前，开了军民誓师大会，群情激昂，巡逻官兵的代表也发言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走出国威和军威来，走完全部的巡逻路线，完全是敢死队的气慨，令人敬佩。
1969年5月15日下午1时许，五名官兵身穿崭新的绿军装昂首阔步登上了吴八老岛。最初的五分钟，对岸的苏军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但没有象往常那样开枪警告。因为中国军队自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还没有在白天如此大模大样上岛巡逻过，我方岸边站着和隐蔽着的知青，民兵和军人都为之兴高采烈，还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之类的口号，不过马上被人喝令不准出声。谁知忽然对岸山上苏军隐蔽点中终于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枪声，开始苏军还只是往空中开枪，见我军巡逻官兵还是一付大无畏的样子在岛上行走，便用机枪向对准吴八老岛上巡逻队必走的一块平地扫射，子弹越射越低，可以说把我军巡逻队前进的道路完全封锁住了。我军巡逻队队员也不再昂首阔步了，开始借着岛上的小树灌木丛之类的隐蔽物来保护自己继续前进，后来在那块平地前不得不止步而隐蔽起来。岸边的中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受阻于苏军的枪林弹雨，纷纷要求上级下令开枪还击，保护我巡逻队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谁知现场总指挥，好像是一位团长说上级有命令，决不能把一颗子弹射到苏联领土上，这是绝对不准违反的军令。眼看巡逻队官兵在苏军的机枪子弹的威胁下进不得，有生命危险，又退不得，大概怕丢中国人的脸，违背自己的誓言，再说当时我巡逻队也没配备对话器之类的通讯装备，那怕上级要他们马上撤退也无法知晓。十几分钟后，岸上的我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在一片枪声中开始匍伏前进，爬爬停停，不一会儿，前四名队员已通过封锁线，进入一片小树林，但是最后的一名队员稍稍猫腰爬了几步，一个踉跚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也不动弹了，很明显他是中弹牺牲了。岸上我方军民不禁义愤填膺，有人号啕大哭，再次请求还击。那位团长也热泪盈眶，他说我也有枪有炮，跟你们一样想打，但没上级的命令，我是一颗子弹都不能放的，军区已下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见打死了中国边防军，对过苏军也许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烦来，轻·重机枪也停止了扫射。夜幕降临后，中弹牺牲的巡逻队员的遗体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里供大家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来，这是知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真正的烈士。后来又在公社所在地十八站公路边为这位死去的战士建了个陵园，树了个十来米高的大碑，往来汽车上的人只需抬头便可看到上面刻着“反修战士任宝林烈士之墓”十来个大字。
烈士算是壮烈牺牲了，但后来给我们知青搞军训时，边防军的杨排长总把任宝林通过封锁线时没有象其他队员那样采取低姿匍伏前进而采取猫腰高姿匍伏前进而牺牲的事例作为一个教训，告诫我们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己，千万不要逞英雄，丢掉性命。杨排长还说，他听孙玉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时任边防军连长，曾在中共九大上作事迹报告，后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1976年被免职。)的报告讲，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位后来被称为英雄的战士模仿电影中的战斗英雄，一下跳出战壕，背靠在大树上端着冲锋枪对着苏军横扫一阵而被打死的。他说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将来一旦和苏修打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血的教训，技术不过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别看一个小军人，说话也挺有道道的。1975年，政治谣言四起，据人传说，叶剑英元帅在批判林彪不注重军事训练专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时，也举了这个关于背靠大树的珍宝岛英雄的例子，他愤慨地说：“当兵的当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挂帅搞得战士连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不知道，这不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吗。”
二、虚惊一场
中苏武装冲突后，中国的报纸上天天强调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备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到生产队不久，上级便把我们知青武装起来了。虽说不是人人有枪，但比起文革时一个讽刺上海造反派头目的政治笑话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数量来讲，要多得多。
当时那个笑话讲，有一位造反派头目对下面的民兵说：“经上级批准，决定发给大家枪。一人一条枪(停顿，台下热烈鼓掌欢呼)，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有点低落)。经我向上级反映，两人一条枪(停顿，台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更为低落)。最后决定，三人一条枪(停顿，台下没有鼓掌)是可能的(台下有人开始鼓掌)，不过暂时发的还是木头枪。”
我们知青民兵的武器当然是真枪实弹，虽然名义上也是三人一条枪，但总有几十个男女知青轮流在外面搞副业，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陆续来到的三批共两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产队的时候连一天都没有，所以一人一条枪甚至两条枪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半自动和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样式和边防部队的差不多，只是装备到我们手中的时间要比边防部队晚两三年，知青民兵连长也没有手枪可带，但比起当年的土八路和志愿军的战士来讲要强得多，我们知青也心满意足了。当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男孩女孩几乎都喜欢拿把枪拍照留念，至今许多人还保存着当年骑马握枪威风凛凛的照片。
不过相比之下，对岸苏军兵营里有百来号人，他们的具体武器装备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辆装甲运兵车，三辆吉普车，五辆卡车，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几乎每天都来，偶尔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领空，从我们头上低飞过。乃至今天，我一听到直升飞机低空飞行的嘈闹声就感到烦躁不安。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不时看到对过蓝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黑龙江通航时，苏联的船只来往不绝，苏军配备的高速巡逻舰艇也经常神气活现地在江面上游戈。苏联边境线上的居民点很少，军营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点对岸必有苏军哨所兵营。他们三天两头搞实弹射击，那机枪的三长二短的点射打得十分熟练。对报纸上说的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这时才有体会。
当时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叫“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插队知青组成的武装民兵显然是正规边防军的最大辅助力量。最初边防部队派了一个排长和两名战士来为我们搞军训，练刺杀学打枪。有一回为了模拟炸苏联坦克，让个知青把土炸药包绑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桦树上点燃，一声巨响，白桦树顿时被炸成两段，有一段从空中直向在几十米以外观摩的我们飞来，大夥儿只得四下逃避，结果刚好落在一位双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边两米远的地方，险些弄出人命来。
把知青编为武装民兵，是要我们自己来保卫自己，守卫边疆。苏军在我生产队周围三面的对岸山岭上建了三个十来米高的了望哨所，位于半岛尖上我生产队人员的所有活动大概被他们看的一清二楚。生产大队背后方圆几十里都是密密的大森林，无人居住，离公路有一百数十里，离最近的其他居民点也有五十五里地。我正规部队布署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边防军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人数也少得可怜，一年中巡逻到我们生产队只有几次，如果在这里和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一旦打起来，等到七十里外的边防军来救援，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旦苏军大举入侵，我军大步后撤，关起门来打狗，把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苏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要比我们强得多，那时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丝毫无恐惧之心。钢枪在手，还想欲欲一试。
但一到那里，上级就向我们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准把枪口朝着苏联方向射击，即使在我境内发现特务和小股入侵苏军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弹飞到苏联领土上。第二，不准向入侵我领空的苏联飞机(主要是直升飞机)开枪，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让它掉在我国境内。1970年冬天，我们要到队里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侧的察哈彦岛上砍柳木杆子，男女知青纷纷要求上岛，甚至于还有人写血书请战。鉴于过去苏联人也去该岛打过草，并派过巡逻队赶我方老乡下岛，上级命令不准带枪上岛，遇见苏联边防军上岛，岸边的担任武装保护的民兵不准开枪，上岛的人除据理力争外，必要时主动撤回。那天上岛的知青与其说是怕苏军入侵，不如说是希望苏军来和我们吵架，让我们有个表现自己英雄行为的机会，有人还偷偷地带上了自制匕首。结果是苏联人当天根本没来，让知青们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和生产队告别时，每年我们都平安无事地上岛好多次，也没有发生过苏军上岛的事件，苏联方面实际上承认了察哈彦岛的主权属于中国，而我们也不再兴师动众派人保护了。当时边境上的我方军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层领导的旨意，不在边境向苏联挑衅。尤其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当时称为“坦率的会谈”后，双方都有所让步和克制。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任何情况下不准在边境线二公里之内开枪打猎和实弹射击的命令，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萌芽。
因为插队知青人数是当地男女老少总数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岗巡逻的任务也由知青全包。每晚六人，三人一组，上半夜岗(九点到一点)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岗(一点到五点)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义务，没有工分报酬，白天还要出工劳动。人少时一个月中要轮到二三回。尤其是在冬天，冰雪封江或形势紧张时，还要加岗巡逻。
每次巡逻要从村里到生产队周围的田地里，树林子，江边绕好几圈，我们常在晚上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气候下，趴在江边的柳毛丛里，用一个自备的十六倍的望远镜监视对岸苏军兵营的动静。此望远镜是中波远洋海运公司的某船长给他插队的儿子的送行礼物，带到队里后便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我们当时把苏联当做敌人，时刻要防备对方袭击，刚去的时候，晚上单人在村里行走也经常提心吊胆，不敢靠着路边。有一天，一个女知青在江边地里放猪，忽然看到有一条船靠了岸，下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向她走来，吓得她扔下猪群就往村里跑，大叫苏联人上岸了。大夥儿拿上枪赶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中国航标艇的船员在修理岸边的航标灯。其实对岸的苏军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国边境的农村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穿草绿色服装的年轻人，也是戒备深严。
1970年6月，我们刚领到枪不久，一天晚上一点多忽然被对岸苏军的机枪声和我村庄里的紧急集合的钟声(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钢管)叫醒。五分钟后，全体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给我们讲话的是负责我们军训的边防军杨排长(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足智多谋的杨排长)，他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刚才发现有特务潜入我境内，上级要我们兵分两路马上进行搜索，在他讲话的同时，村子后面的树林和对岸苏军兵营的上空同时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不一会儿，在村子边上的泡子(小湖)边也响起了几声冲锋枪响，大概是巡逻的人发现敌情了，这时谁都认为这已不是一场训练了，刚才还是昏头昏脑，走路摇摇晃晃的我们都从梦中清醒过来了，心情十分紧张也有几分激动。
杨排长带着我们一部份知青迅速向泡子方向奔去，刚到泡子边，他大喝一声“卧倒”，几十个人这时刷地一下马上伏在地上，只见一下光亮，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炸开。然后大家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两边向前搜索。一分钟后，对岸苏军兵营里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和车辆的急驶声。杨排长脸色大变，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们也明白了这不过是一场紧急集合的演习。不久由另一名边防军战士带领的一路人马派人来报告，对岸苏军已经乘军车进入江边战壕，不过不象是要对我们发动攻击，好像是在防备我们进攻。杨排长听完来人报告后，宣布演习结束，除民兵连排长留下继续监视对岸苏军动静外，其余人马上解散回宿舍睡觉，但不准脱衣服。事后杨排长虽然挨了上级的批评，但他对我们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习之认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次夜间紧急集合虽然事先已通知上级，上级也赞成要让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经受一下锻炼，但对具体的演习计划则未加过问。打枪扔手榴弹都是杨排长精心的策划，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苏军的实弹射击和信号弹四起作渲染陪衬，结果弄假成真，让我们知青和对岸的苏军都虚惊了一场，差点儿真的闹出武装冲突来。由此看来，双方处于极端的对抗和敌对的情况下，惶恐不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感到是大敌来临，一触即发。一些武装冲突大概就是起源于这些偶然的突发因素吧。
(来日本后，遇见一些台湾来的男留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后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门岛经受锻炼的签，在那里也经历过防备共军突然袭击的演习。)
在边境上呆的时间长了，敌情观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岗巡逻转个一圈便跑到队部的大热炕上去睡觉了，值勤日记上记的都是平安无事。因为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消失，1972年以后，上级也许是察觉到每天晚上要那么多的人受罪也过于紧张，不再要求我们知青民兵每晚站岗巡逻了。
1973年冬天，知青民兵连长在公社开完会搭队里的拖拉机大爬犁回队，途中拖拉机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没动弹，他让拖拉机手们继续修理，自己一个人从大江上走了几十里地回生产队叫人送零件去。他则在队里召开民兵大会，传达上级的最新指示，说最近在内地抓住一个苏联武装特务(原是中国的叛逃者)，据说就是在我们队对岸的苏军兵营里过夜，一大早在我生产队上游附近三十里地潜伏入境的，上级要求我队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传达完上级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在我生产队下游附近的江面上，发现有一串从对岸走过来的脚印。我和连长跟来人一起骑马跑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脚印从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苏联一侧笔直地延伸过来，在岸上的马车道边消失了，看样子是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不一会儿，先前在下游抛锚的拖拉机大爬犁也轰隆轰隆地开到了这里，于此同时，对岸苏联一侧江面上也出现了五个撑滑雪板穿白色服装的全副武装的苏军巡逻兵。拖拉机手们告诉我们，这几个苏联兵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在对岸监视和尾随他们前进。回到队里，又有人报告对岸苏军兵营里汽车往来不绝，九点多时直升飞机也来过了。这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事，一切发生的都是这样的奇怪，看来确实有大事要发生了。因为此时生产队的大多数知青和男劳动力都已陆续出发去林区伐木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给公社打电话，公社说边防军和县里负责人要早上才能赶到，要我们保持镇静。那些个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妇们害怕的拉带着孩子们几家住在一起，生怕武装特务溜进村来把她们杀了。所有的在队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男女知青这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在冰天雪地里拿着枪放暗哨和巡逻。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知青和两个老乡出发了，因拖拉机还没修好，这七十多里地，他们只能步行了。不一会儿，边防军和县革委副主任兼外办主任也分坐两辆吉普车从山路来到我队，在连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出事现场分析情况。苏军的几个雪地巡逻兵也站在对岸岸边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十来个人的动静。气氛有些紧张。
外办主任自然是经验丰富，先让边防军回到岸上的吉普车里去，自己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脚印后，马上就问这两天你们生产队里有没有人从江上走过。连长回答，我昨天才从江上走回来。主任接二连三地又问了连长几个问题，随后不准我们保护，一个人往江中心走去，这里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谁知他回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竟让连长大吃一惊，“我看这从对岸走过来的苏修特务大概就是你。”
原来黑龙江在这里有个大拐弯，从公社回生产队，或者从生产队到公社，顺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边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们脑子活胆子大，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就不会越境走过主航道。连长走的便是这条近道，他看到岸边有我队的拉柴火的马车经过，就从江中笔直地回到岸边，坐上马车回队了。因为这一带的主航道离苏联岸边特别近，离我方岸边比较远，连长的这一长串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对岸有人走过来似的。而当他听人讲有特务越境，加之对岸苏军活动异常，一时警惕性高涨，未能冷静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马上向上级汇报，结果引出了一次让全县军民虚惊一场的闹剧。
外办主任把连长一顿好训，便坐吉普车从山路回县里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经验丰富，还不知全县军民要折腾多长时间。
下午他在办公室向各级领导通报了所谓苏联特务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议取消已发布到全县各生产队及各交通要道的检查站的三级战备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县城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打出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心里一震，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三，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
俗话说“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际”。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双方只是在几个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边防和外交会晤，大至边境冲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尸漂入对岸、牛马误入他界，都是谈判的话题。我县各生产队，公社管辖地带发生的边境事件都必须报县，由县外事办公室会同边防统一和对岸苏联边防直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县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具体姓名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泰”，与当时我公社党委副书记迟仁泰(一度官至地区党委副书记，1980年代降为漠河林业局党委书记，在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地区火灾中，当机立断，用有线广播大叫大家逃命，及时指挥群众在大火到来前转移而出名)，某公社党委书记孙国泰三人并称为呼玛县能把死人说活的三泰铁嘴。
泰主任原是学俄语出身的大学生，在1968年一次围绕吴八老岛边境纠纷的中苏会晤中妙语惊人，崭露头角。当时苏军侵入我方领土，殴打我边境渔民，铁证如山，常被我方指责的哑口无言。苏方自知理亏，一直想找点材料来反驳我方。有一次苏军又与我边民在吴八老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一名苏军和我渔民同时掉入岛外侧的江中，我渔民入水后当然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抓住苏军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这一切都被苏军拍成照片，在双方会晤中作为中国人员故意殴打苏联边防人员的铁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当时的我方首席代表见此一叠照片，便知被苏方抓到了把柄，还未想出强辩的句子来，时任翻译的泰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对苏方说，这不明明是我国渔民在奋不顾身地救护你们落水士兵么，怎么会是我国渔民在殴打你们士兵呢。双方谈判的代表凑过头来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个中国渔民在水里抓住脑袋搭拉着苏军士兵的后领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苏联，指责苏军侵略我神圣领土的行为，迫使苏方表示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误会事件。泰主任于是官运亨通。
上次讲到泰主任刚处理完一起所谓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回到县城后又接报告说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挂出三面红旗，这是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当时两岸没有国际电话直通，约定有事要临时会晤，就在各自的了望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况的紧急程度有关，三面红旗表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会晤，属于发生了最紧急的事件。县里的老百姓只要一看到双方了望塔上升旗，便马上知道要有中苏边防人员会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之间有直通电话，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曾启动过这条多年未使用过的热线，要求和周恩来总理通话，中南海的年轻的女接线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仅一口拒绝，还义正词严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一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严厉地批评了女接线员的未经请示的轻率举动，文革期的中苏高层唯一一次会谈直到越南胡志明死后才得以寻机在北京机场实行。)
晚上八时多，泰主任接到了一个从县公安局转来的电话，说是我察哈彦生产大队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被苏军巡逻车和巡逻队发现追赶，幸好知青及时跑回我境内，没有一个人员被抓住，苏军也没有开枪。
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我队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当地老乡早上出发步行去下游的公社修水库，走的是才冰冻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个拐弯处，老乡们胆子小，只敢顺着我岸边走远路，知青们胆子大，不听老乡劝阻，顺着江中主航道走直线，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走在我方岛的内侧，无论如何也不会越境。当时我们知青虽说已二十岁，在生产队里男女生之间还是一本正经的，也不太说话。走在大江中间，开始也许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语，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问东问西，不一会儿大家也边走边聊上天了。特别是走在有汽车压过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儿说今年的江道咋会这样好走，不会走到老毛子的车道上去吧。领头的男孩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标。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来，前面来汽车了。果然在远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飞快的黑点，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县里派来调查特务潜入情况的官员的车，没有在意，继续聊天，走了几步，觉得有些不对头，回头一看，我方岸边走的那二位老乡已停下来，挥着手不知叫喊什么，后面很远处有几个苏联人滑着雪橇飞也似地朝这儿赶来。“糟糕，我看漏了一个航标灯，我们走到苏联的岛边上来了。”领头的男孩发现自己犯了个重大错误。那个小黑点也迅速地变大，大家发现它就是熟悉的那辆苏军巡逻车。车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来，走出三名苏军，一名军官和一名拿枪的苏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朝这里走来，还有一名站在车身边作掩护，拿枪作瞄准状。而六名知青虽然不是手无寸铁，但能够护身的只有男孩们的两把自制匕首。当时不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是绝对不准带出生产队的。知青们深知被苏军抓住的后果，一时也慌乱起来。
眼看前面苏军已逼近，后面追兵也快赶到，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六个人赶紧向我方一侧的岸边跑。谁知在这大江的转弯处，水流比较急，冰结得不厚，加上又处于风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仅可以听见冰的裂开声，还可以看见冰下奔腾的江水。尽管后面的苏军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站住”，尽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人还滑了一跤，哥们妹们还是大胆地往前走，不回头。十分钟后和岸边的老乡汇合后，看见对岸已有十多个苏军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霉了。
1968年冬天，1969年夏天，苏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以埋伏和强行绑架的手段，在我国境内江面和属于我国领土的岛屿上抓走我边民数十人。有位分配在某公社当兽医的大学毕业生和两名老乡在江面上行走时，忽然四周雪地里冒出几个苏军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苏军打伤打昏塞进一辆从对岸急驶过来的军车里，送到苏军兵营里分别受审。兽医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在大学里学过俄语，所以不断用俄语大骂苏联人，结果挨了顿臭打，闹的兵营里人人都能听见。老乡们避重就轻，在关于中国边防军情况的讯问中，一问三不知。不过苏军从老乡的口里也得知，抓来的那个会说俄语的青年并不是中国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只是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而已。晚上，三人被关在同一房间里，冻得嗦嗦发抖，只有受了伤的兽医的床上有一条毛毯，三人只好挤坐在这张床上渡过了第一夜，后来在兽医的据理力争下，第二天开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发现人员失踪后，一查下来，找到了苏军越境抓人的证据，便在谈判中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苏军不得不把这三名绑架来的中国老百姓归还中方。回来后，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审查，要他们检讨一下有否变节行为。逼极了，老乡们向领导反映，苏军对兽医特别照顾，我们的床上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他床上有一条毯子，为什么他用俄语和苏联人一讲，苏联人就改善我们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他告诉了苏联人什么情报。于是兽医便被怀疑有变节行为，调离出边境地区，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所以当地人都说，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来，哪怕是跳进黑龙江，也一辈子洗不乾净。
苏军在对岸和知青们并行走了十几里地后，见我方也无进一步的行动，就回去了。知青们原先和老乡约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说出去，免得自找麻烦。在公社吃过晚饭，听人讲昨天发生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其实是连长的脚印引起的误会，心里也慌乱起来，只好一齐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的事实。派出所长赶紧向县公安局汇报，于是县外办的泰主任对明天苏联方面可能提出的抗议有了对付的准备，不过他也没忘记提醒我公社的领导不要处份那六名知青，因为他们已主动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龙江中心的会晤中，苏方人员首先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指责我穿军服的武装人员六人(知青们穿戴的是统一购买的远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绿色棉衣裤和帽子，每人还斜背个小书包，看起来都象背了手枪似的)，在岸边人员的掩护下，昨天中午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侵入苏联境内纵深几百米，长达三公里，进行有计划的侦察活动，蓄意挑起事端(苏军的了望哨所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把时间记录在案)。苏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组照片，要求泰主任对此作出明确解释。泰主任当然胸有成竹，应答如流，他说，“你方所指称的武装入侵事件，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据我所知，中国边防部队昨天在这一带并没有任何巡逻活动。中国方面绝不会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黑龙江上故意挑起事端。关于照片上人员的真实身分，我建议双方都进行一下详细的调查。如果真是我国居民误入你方境内，那我表示遗憾。黑龙江冬天江面上的温度实在太低了，我个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会晤能在我方温暖的小屋内举行，就此事件交换各自的看法。”苏联方面也知这是外交辞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顿，大饱口福，也就不再继续追究和抗议了。
当时我们那一带的中苏交涉，冬天是双方谈判人员各坐车辆开到江中，下车站着会谈；夏天是一方人员坐小艇到对方岸边，上岸后在专设的小屋内进行会谈，这次你来，下次我去。后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渐渐淡下来，每次在小屋的会谈结束后都要宴请对方。中方人员不习惯苏联的黑面包，苏方人员又特别喜欢中国的料理，不仅味道好，吃不完还可以带回国去。他们老是强调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对中方的盛情宴请赞不绝口，评论一番。我方人员也觉察到对方的用意，为了给谈判创造些良好气氛，我方谈判代表总是建议下次谈判在我方境内举行。苏军谈判人员开始还有些警惕性，后来实在抵挡不住中国食物和茅台酒的诱惑，大多同意双方会晤在中方境内举行，甚至转弯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谱，烤乳猪便是苏方谈判人员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中方谈判人员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用来贬低苏联修正主义的物资贫困，炫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刚生下来不几天吃奶的小乳猪烤一下便可成为名菜，也知道苏联人确实爱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说是开我们知青的出国风气之先，无意中在苏联领土上走了一趟。其中某人后来作为官方代表团一员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访俄罗斯，他对一个谈判对手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国家的国土上，对方开始没有明白过来，后来听完解释哈哈大笑起来了。
其实我们那儿当时四十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老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都有过出国打工淘金的经历，当时也不要护照，几个人凑成一夥就过境了，苏联人也眼开眼闭，正好来了一夥苦力，无所谓合法违法。淘金者回国后必要经过中国境内一个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里设了检查站和控制着许多妓院，十八里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里曾有过妓院、商店和住家联成一片的繁华景象(后来被一场大火烧尽)，淘金者辛苦淘来的一点点沙金又被“野鸡”很快淘去，最后落入日本人的腰包。1950年代老乡们也出过一次国。黑龙江上游森林着火，和苏联商量后，上级组织了一批人过江，在苏联坐上火车，绕道到现场，迅速扑灭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境上根本没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只能在江边和船上观望苏联。
在我们的眼里，苏联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机械化程度都比我们发达。苏联沿江各兵营，居民点之间都有公路相连，夏天还有双体流线型客船在江上来回行驶。而我们这边，黑龙江通航时，只有两只客船在对开行驶，一大一小，大的叫“东方红十七号”，烧煤和木头，尾部上有一个象水车大转轮似的推进装置，小的是螺旋浆推进的。客船一个航班是半个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据人讲，现在实行经济核算后，因客船亏本，黑龙江上的国营客运业务已停航，也无私人经营从漠河到黑河这一段的客轮航运事业。)中国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无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间砍出来的简易道路连北京越野吉普车都不敢跑。就连从县城到最近的火车站塔河的唯一一条正式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破旧不堪。有一年坐长途客车去火车站，车子一个颠簸(其实时速不过是六十来码)，一声巨响，原来是后排我边上的一个女知青弹起来，脑袋把车厢顶上的三合板撞了个大窟窿，幸亏是冬天，头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护作用。司机若无其事，照样把车开得飞快，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当时苏联老百姓的生活，在我们的眼里怎么也不象中国报纸上宣传的那样“苏修”已内外交困，穷途没落。黑河对过的海兰泡又叫布拉戈申维克晚上灯火通明。(来日本后从电视里看到，现在那儿已成了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中俄贸易交流的中心，中国的倒爷们在那里大发其财。)对岸沿江的一两个居民点的房子上都有电视天线，夏天苏联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们在江边洗衣服时经常唱着歌，男人们则坐在屋前喝着什么东西，一点也没有贫穷的样子。而我国这边，连县城也三天两头要停电点蜡烛和煤油灯。对我们知青的困惑，老乡们的解释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中国自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后，边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连我呆过的那个生产队里也家家有了电视机。倒是对岸老大哥那边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畅，一些俄罗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国东北来打工挣钱，让一些中国人过了把当阔老的瘾。这在当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大概苏联当局只陈兵百万对付中国就够了，大概中苏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们坐船经过苏联村庄时，不仅看不到有背枪的苏联老百姓，那儿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一开始中国人大多反应冷淡，不敢主动招手，深怕引祸上身，落个有亲修倾向、立场不稳的罪名。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边境上形势反而有所缓和。中苏两国的民间客货轮在江中交会时，或者白天经过对方村庄时，都互相鸣笛致意。上级也告诉我们知青，要主动向对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对方先招手和鸣笛时，一定要回礼。
197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有过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人民日报上甚至有鼓动苏联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语句。但在两国边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驱使中苏两国要合作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忆中有一年倒开江，上游的江水夹着冰块奔腾而下，下游江面还冰冻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向沿江的村庄和田地漫延，两国的房屋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中苏两国人员不得不在高层次进行商讨，共同防止灾害的扩大化。最后决定由苏方派出直升飞机，放下苏联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药，把冰屏障炸开，让上游下来的江水和冰块通过。中国方面破例允许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在江面作盘旋时，可进入中国沿江领空×公里和在中国领土上紧急迫降。当时各生产队都接到命令，发现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进入我领空或者在我境内降落时，除马上报告上级继续监视外，不准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动。
四叛逃者和特务
文革期间，中国这边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划小船渡过黑龙江，冬天则直接从江上进入苏联境内，那时当然不会是为打工挣钱非法过境，所以中国当局称他们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走投无路跑过江去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在文革初期较多。有些人过去就和苏联人有交往或有亲戚血缘关系。其中有几个人被苏联派回来后，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还得到“宽大处理”，再任某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家说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经济问题，男女问题受到审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动而逃入苏联。我生产队里有一个会计受到口头审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对岸苏联兵营里去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把林彪儿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计划”作为林彪一夥武装政变的罪证发至全国进行批判，该计划指责毛泽东(b-52)把国家经济搞乱，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实际上是暗暗地开始纠正毛的文革的错误。毛泽东也批发了给李庆霖的信，不得不对下放农村的知青遭遇表示关心。各地开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因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孩、还调戏过上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礼给苏联人，学着小人书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际，到民兵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来的一个知青排长发现。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自己则从容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拴和二支冲锋枪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苏联立了大功。苏联军人问他为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比我们好。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多后，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特务。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高度警惕”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
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逃，在当时的局势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虽然后来上级有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伏了。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我相信这必是苏联人的杰作。
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保卫边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苏修特务”。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批斗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们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我们发现身为大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小窝棚内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一两次我们也躲进小窝棚取暖时，他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才发现吴大队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回家了。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头，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商量后，三个男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小窝棚；三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围监视动静。大约一个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跑到江边一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天亮以后，对岸苏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把吴大队长接走了。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桶麦子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一个人晚上看守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定给苏联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岁。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经见到过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并审问抓来和逃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我生产队一个贫下中农的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赌气就游过江去了。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联人便把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苏联情报机关还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身上居民证和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回来的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面当场抓获，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中国报刊上曾对此事有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圈套的结果。
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人于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车票。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他接头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当时被苏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有个电波发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时可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北京高层便策划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当然不甘落后。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的公安方面已把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级公安局去了，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了。北京方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说，从苏联大使馆开出的一辆小汽车在一座桥上放下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在桥下见到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交接完情报后，中国军民马上从四处冒出来。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抓获。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在，铁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苏联使馆的汽车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公布于世，想赖也赖不掉。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里。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方审讯，最后也被驱逐出境。
五、奔丧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多，我从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路过，只见小宋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听谁说的？”，“刚才我给公社卫生站打电话时，没人接，只有哀乐，把我吓坏了，再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我听了二遍了”。那时我们队里和公社联系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么年代造的手摇电话机，电话线路是用普通铁丝连接的，常和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线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后，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这是我们早就从一个参加过陈毅追悼大会的老干部那里听说过。1976年5月，自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后，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毛主席今后不再接见外国客人时，我们就知道他身体确实是不行了。当时有个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员家看到一份美国的《时代周刊》，上面刊登的评论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照片和讲话时，说毛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两腿行动不便，说话时流口水，吐语不清，连翻译冀朝铸都好几次听不明白，凑在毛的耳朵边再三询问，外国人预言毛活不过今年。那时候知青们还没有公开说毛要死了的胆子，回来后，这件事只在几个好朋友中传过。倒是贫下中农们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后太阳周围有两道彩虹，联想到在吉林的掉下的大陨石，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嘴无遮拦地说：“这青红两剑是杀皇上的，那三国演义开头便讲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体有危险。”现在，这一切预言都成了事实。
我们俩正说着，小邱也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他小声地对我们讲：“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听老毛子台讲，老人家过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听。这两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们知青传谣言的事。”
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念完悼词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节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报纸上对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点名批判也转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公开政治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带来的，宋庆龄、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以及文革前华东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各局主要干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著名演员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区。特别是1972年后，周恩来几次陪同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等外国领导人到上海，亲自开了几串名单，点名要见一些老干部和著名人士，虽然后来并没有接见他们，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亲戚却得以从干校、监狱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为父母们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们都有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队的知青们受此影响，对政治开始感兴趣，对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敏感，并互相传播一些对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不利的内幕消息。譬如周恩来故意把美国记者写的《红都女皇》呈递给毛看，毛对江青向外国人透露毛当年追求自己的详情大为愤怒，乃说出赶出政治局、从此分道扬镖的气话来。这些消息大多是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老干部们私下里故意透露出来的国家机密，虽说传到我们这里已有点添油加醋，但很多后来都被证实确有其事。毛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毛对邓小平的评价等等，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下达到县团级时，我们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县里来的干部也经常要从我们这里先听为快。那回县组织部长在我队蹲点，听小白讲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的动人经历，也和我们一起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县城后把我们队的知青的政治热情大大夸奖了一番。至于陈毅夫人张茜编的《陈毅诗词》油印本，广东李一哲的大字报，伪造的“周总理遗嘱”，天安门四·五事件诗词在我队都有传抄。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作为全县、全公社“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出了名，运动一来，县里不得不装模作样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队来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个想入党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们几个传播“政治谣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白天乘我们下地干活，溜进宿舍偷看我们的笔记本，把我们的言行搞的一清二楚，搜罗了不少罪证，于是便写了报告准备如实上报，建议逮捕几个知青。我们开始还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大祸临头。幸亏公社派来的陶副书记和我们一样对江青、张春桥也无好感，对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他看到小魏的报告后，马上威吓小魏，“你吃了豹子胆了？要抓知青进巴篱子(监狱)？你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几级干部吗？连省军区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视察县边防时，还特意让边防捎信和吃的东西给他们。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知青传播过什么政治谣言。你要真敢把这报告递上去，咱们俩的关系也算完了。到时候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吧。”在陶副书记的暗中保护和警告下，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公开议论也变得收敛了，并注意防备知青内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我们三人议论毛死后天下会大乱时，小魏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忽然在我们后面发话，“出什么事了，你们那样紧张。”我们定了定神，告诉他听到中央台广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惊，赶紧说要去通知陶副书记，布置追悼大会。我们提醒他，不要忘记把小学校广场上的国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周总理逝世时，我们知青要大队的程书记降半旗，程书记说打开国以来，咱们从来就没有降过半旗，还把我们训一顿，“这国旗是你们随便可以降下来的吗，对过老毛子还以为我们要投降呢。”我们知青只好自发地在食堂里进行追悼，把报纸上的周总理遗相剪下放在镜框里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知青们当时担心的是毛死后中国会不会打仗，自己还能不能调回上海。1972年以后，周恩来开始落实政策，知青们各显神通，陆续以各种方式返城和走后门调走，我队花名册上的二百个知青只剩下几十个人马了。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报纸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乡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变成泡影。老乡们和知青不同，他们对周恩来的死无动于衷，对毛泽东的死则哭的死去活来，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了。我对站在身边的贺南南说，“我已经决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明天大早船下来时便出发。方大龙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说11日到17日在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18日在天安门开追悼大会。周总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遗体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种大事将来是再也看不到了。”贺的父亲是个抗战前参加地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据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里当过毛主席的小秘书，文革前在广东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病逝。贺南南的上层关系很多，她带到黑龙江来的一条黄军毯便是担任过内务部长的曾山送给她父母的结婚礼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大会堂里瞻仰主席遗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帮忙。贺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
10日夜里十点，我们坐了十二小时的船，到达县城，在县邮电局的一个朋友宿舍里大家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邮电局的朋友那里知道中央现在严格控制各地人员进京，贺南南便给前几天去了哈尔滨的袁燕妮拍了个电报。袁燕妮已办妥了回上海的手续，准备住在她爸爸的老战友--省军区曹司令的家玩上半个月，听说省军区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边防捎信来，让贺有空赶快去哈尔滨见他，袁临行前给贺南南留下了一个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王副司令的信里没有电话号码，他的通讯地址是哈尔滨××信箱，那时冠以××信箱的大多是军事保密单位，不会接收民用电报。无可奈何，贺只好向袁燕妮留下的临时住址拍了下列内容的电文，“哈尔滨xx路××号××转袁燕妮，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买13日赴京车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军区正副司令这双重保险，去北京的车票应该绝对没问题。
11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坐上当天唯一一班开往塔河火车站的客车出发。谁知客车开出不到五百米，便在县公安局门口被人拦住了。车门打开后，二个带手枪的警察在外面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车来，大声喊着：“这车里有没有去北京的察哈彦青年？”。车厢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以为要抓人了。坐在后排的我们四人不得不站立起来，色厉内荏地回答，“我们就是，找我们有什么事？”。那干部语气顿时缓和下来，“你们昨晚住哪里了，让我们好找。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请你们马上跟我下车。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家坚守岗位，不要都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你们的汽车票县委给退，来回的船票钱县里给报销。”一听是这事，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是回上海，请过假了，这事县委管不着。”那干部也不强迫我们回队，下车时关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火车很挤，你们如果要到北京去，恐怕连火车票也买不到。”我们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这事就不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们一眼，泱泱不乐地下了车。(十月，我回队后，有人问我，你们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县城里被警察关起来过？这才知道，我们的奔丧活动曾在县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死后，整个边境地区进入一级战备戒严状态，据说是为了防备苏联搞突然袭击。县委听说有几个察哈彦的上海知青坐船来县城要去北京奔丧，马上下令要劝阻我们的无组织行动，谁知查询了县城所有的旅馆和招待所的旅客住宿名单，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幸好县委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起了个大早，让县公安局的警察拦住了客车，才算找到了我们。而我们不听劝告的举动被同车的旅客传播开来，变成了一个故事。据称县委接到报告有四个上海知青要叛国投修，派出公安人员在全县各路口和旅店到处搜查，终于在开往塔河的客车上发现了这四个人，打起来后，知青挺厉害，把警察也给打伤了，结果抓住审讯后才知道搞误会了。)
12日晚十一时许，晚点的列车到达哈尔滨站，还没等我们开口问车票的事，在站台上接我们的袁燕妮便告诉贺南南，“你的电报闯祸了。司令发火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买不成了。”原来司令夫人接到门口警卫递上的电报，马上把袁燕妮找来，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你还有没有革命警惕性？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别人。这周围的人原先谁都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那个送电报的人骑个摩托车在门口一叫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密可保。要是让坏人知道，派人来暗杀你曹伯伯怎么办。现在阶级斗争那么复杂，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家附近住的那个老右派，高兴得喝酒包饺子，派出所已经把他关起来了。”眼看托司令买票要落空，袁只好按电报要求询问王副司令的电话号码，×阿姨更是大发雷霆，“你还有完没完，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王副司令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们，不也是要对外保密么。他们既然认识王副司令，就告诉他们去××路省军区大门口找，那是原先哈军工的地方，不保密，一问谁都知道。还有，晚上你自己要回来，给门口警卫班挂电话，让他们派车去接你。但不准你把乱七八糟的朋友带到这里来住，我们家不是你们县城的大马车店。你愿意和他们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后去售票处一看，里面人山人海，三天内经过北京的车票早已售完，买三天后的车票还要单位证明，等退票看来也无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车早已停开，那年代也无出租车可叫，贺南南和袁燕妮只好步行去××路省军区直接找王副司令，听人说，只有半个小时的路。我们则在车站广场前等待。过了有二个半小时左右，正在我们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烦时，一辆小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向我们走来，再一看，贺南南坐在车里得意地招手让我们快上车。
上车后才知道，贺南南她们走错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处有解放军和民兵站岗巡逻，一路上也不害怕，后来她们走到省新造的电视台门口，向人打听路时，看到两个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军区副司令，当兵的起了怀疑，把她们请进警卫室，来了个穿便衣的干部，严肃地要她们出示身份证明，还问她们和王副司令是什么关系。贺说从没见过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战友。看到贺拿出了王副司令的亲笔信后，那干部顿时热情起来，说你们挺幸运，撞到我手下来了，我是省公安厅负责保卫电视台的内勤，我可以通过特殊线路，帮你们找人。他在五分钟内把电话接到了王副司令的卧室。王副司令刚要睡觉，听说老战友的女儿贺南南和几个朋友还在大街上流浪，马上派警卫员开上那辆苏制吉斯专用车来到了电视台。先把袁燕妮送回曹司令家，又来接我们去省军区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们一切安排妥当，警卫员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楼的王副司令叫醒。王副司令倒是一点也没有架子，他询问了我们在边境插队的情况，看我们对政治那么感兴趣，便善意地劝导我们，他的有些含义深刻的话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国家的政治本来不应该需要人人都来关心。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念书，解放军保卫边疆，大家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会安定团结。大家都不务正业，来关心政治，结果只会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学点东西，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将来才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中央的方针如果还要像你们这样的小娃娃来担心，那不是出问题了吗？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我们这些党的老干部。”他让小李把招待所负责管车票的干部马上找来，当面嘱咐那人一定要买到这两天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没从梦中清醒过来的那个干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发呆，怎么也弄不明白王副司令为什么在凌晨三点会为这几个满身土气的知青兴师动众，把整个军区招待所服务人员闹的不得安宁。
15日清晨，经过两晚一个白天，我们终于到达北京。当时因唐山地震，山海关至天津一段线路不通，火车从赤峰、承德绕道行驶。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上厕所都要从人头上跨过去，快赶上红卫兵大串联那阵了。我们男孩子晚上累极了，便轮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来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过道上那大嫂怀里吃奶孩子撒的尿吧。车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乐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上下下，并不像我们那样因为领袖的逝世而对中国的前途有所担忧。也有人发牢骚，说去年万里当铁道部长搞整顿时，火车通行万里，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邓，这火车又不正点了，还乱七八糟，连开水也没有了。
到了北京，贺南南便到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家里住宿，我们各人到自己的亲友家安排好行李后，下午便到那儿集中，王副司令关照儿子想法开后门让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体。贺从书房里拿出一大堆大参考让我们看，看到有些外国评论员认为江青可能会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大家纷纷表示不可能。记得在队里时，我讲起住在我家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很孤独，一年到头呆在屋里，也很少有人来看她，形同软禁。贺告诉我，她听一个红军女干部讲过，毛主席对自己和贺离婚和江青结婚也有后悔之意。延安时期，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和一个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好上了要和她离婚，女干部不依不饶，到主席那儿告状，要求处份丈夫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毛听任她哭泣一番后，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话，“我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你让我怎么处份他呢？”。女红军楞了一下，转身边走，痛快地离了婚，从此再也没嫁人，只领养了几个烈士子弟在家。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为此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议，江青作为主席的生活秘书，不能在公开场合用主席夫人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江青第一次以主席夫人名义在报纸上出现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见从美国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时候。文革开始后，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干部。1974年以后，她似乎不太在公开场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了，据说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贺把女红军的故事讲过后，方大龙也说，他听文艺界的人讲，江青过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员关系很好，前两年，有个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员一直没有得到解放，别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变问题，他始终不认罪，逼极了，便大叫“江青同志了解我”，弄得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只好托人传话给他，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的问题，答应只要你不再把自己的问题和她联在一起，端正态度，马上放你回家。
晚上，我们又应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邮电部副部长李xx的邀请，到那里去吃饭。宋一平的父亲是个老劳动模范，那年当工宣队时保护了落难的老干部李xx。四届人大后，李xx当上了副部长，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问宋一平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说我儿子二十多了，还在农村插队，这样下去连媳妇都找不到，你能否给开个后门，调回上海咱不想，在当地给他安排个工作就行。这次宋来北京就是准备谈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长听说宋还有几个插队的朋友一起来京悼念毛主席，便让我们一起去谈谈。李副部长深情地回忆延安时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他说，那年延安大整风抓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特务，我们搞电台通讯的人员差不多个个都受到审查，搞得大家情绪很不稳定，最后没办法，只好托我们的王诤部长向主席反映情况，他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但参加红军后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后，便在春节时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拜年，把我们都解放了。
在这非常时期的北京，充满着悲伤、不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们对领袖毛泽东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伤的，但对挂着主席夫人头衔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张春桥则心存不满，因为国家今后前途未可预知，大家都有些紧张。当时四．五事件的余波未尽，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中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就会被人汇报上去，当作现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个人在学习会上散布内部新闻，中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已把毛主席遗体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来，因为越南的胡志明遗体比苏联的列宁遗体要保存的好，还请了越南专家来帮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变成污蔑毛主席没有心肝，公安局马上派警察来把他拷走了。我们在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家那个小四合院里聊天的当天晚上，就有户籍警上门调查白天是否有人来此聚会过，说如果有外地来客住这里，你们家也应该和普通居民一样申报临时户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儿子说，直打他们家搬到这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都没有上门查过户口，这会儿政治形势一紧张，准是隔壁院子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听见你们在说什么事告的状。当时人们互相告诫，说话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报告，在紧张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我们在方大龙亲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门诗词时，那个靠买冰棍为生的老奶奶马上端个小凳子坐到厢房前的院子里，看到有人进出，便大声喊叫：“大妈，您上街道开会啊。小五子他爹，今个下班咋那么早啊？”。提醒我们在屋里说话的人把声音放小点。老奶奶解嘲地说：“快解放那年，大龙他表姑和一帮学生到这里来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给她们放哨，提防国民党警察和便衣特务就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连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都要提防”。
当然私下直言不讳的人还是有的。当时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后来被周恩来、邓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局势肯定会朝着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向发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会下台。有个老教授对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干部会违背民心，听任江青再胡作非为。张爱萍(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国防部部长)去年复出后，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好得我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多了根拐棍。”吓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还没受够。
我们到北京来奔丧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我们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领导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议书上签过名，表示死后要火化，周恩来带头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会违背毛主席意愿，让他睡水晶棺材吧。来到北京后，离17日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只有三个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儿子倒是挺有办法的，16日两次在中央机关争取到了两个临时名额，但打电话回来，因贺南南不在家，只好又让给别人。两个女孩事后知道错过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后悔得大哭了一场。18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我们五人则在李副部长家站着收看实况，当时他家的21寸进口大彩电在普通老百姓家是没有的。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丧服，还是挺会打扮自己的。年初中央一号红头文件说有病离职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精神抖擞地出席了。看到华国锋用手指沾着口水翻悼词时(晚上电视台再放的实况录像已把这个有损领袖形像的镜头删去)，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谁也没吱声又低下了头。说句老实话，他虽然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大家明白他显然是作为老干部和江青两派中间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临终前推荐指定的，并不是理想的接班人。自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话已经消失，毛开创了新中国，固然是伟大，但他也有糊涂的时候，把林彪、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明显是个错误，临终前还支持江青、张春桥他们搞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来、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两者都没有办完。听到华国锋讲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暗暗地想，这样的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在我接触到的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谁都认为，毛主席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希望并不渺茫。
19日，我们五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背景里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横幅标语。28日，因国庆到来，北京遵循往年惯例，要赶外地来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俩人回上海，宋一平则由李副部长的夫人陪着上哈尔滨省邮电总局落实到我县漠河邮电所工作的事。只有贺南南还没下决心开后门调走，便和我一起回黑龙江生产队。回去的路上，火车经过了被大地震摧毁成一片废墟的唐山，那种惨景让人看了终生难忘。火车进入大兴安岭后，这里已经下过雪了。有位外国诗人说过，“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通过这次奔丧，我感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后，除了美英日苏的电台广播了江青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们的报喜信件和各种内幕报导也纷至沓来。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插队生活就要结束了，中央马上就会着手解决全国的知青问题。10月22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作为一个普通的知青，我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历史巨变的发生，我和人民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就是国家的命运，任何想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人必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时，她已经是作为犯人受审了。
六面对死神(上)
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来黑龙江边境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是自愿报名的，他们渴望在边境的艰苦锻炼和血汗洗礼中，让自己也成为和父辈那样的英雄人物。哪里的活最艰苦，哪里的任务最危险，他们就自告奋勇地冲在前面，他们的许多人逐渐取代了当地老乡，成为生产劳动和保卫边疆的最有生气的主力军。当地的领导也乐意把最艰苦的任务譬如修路，盖桥，建水库等等交给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时向知青们悄悄地走来。知青们不仅在黑龙江省留下了丰硕的劳动果实，有时在那里也会留下鲜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里修那条战备公路来讲，就有三四个十七八岁的知青被炸山飞来的石头打得脑袋开花，被砍倒的大树压得血肉模糊，长眠在林中。当时大家只想赶进度，比速度，也不重视安全保护，加之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级只是给各个生产队派任务，就是崩山炸石头这种人命关天的活也是听任各队自行其事，整个工地现场缺乏统筹管理，险象横生。点火之后，大家就数炮的响声来判定是否有哑炮，如果这时其他生产队人员也在崩山的话，爆炸声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数错。你认为自己队的炮全响过了，其实还有没响过的炮，等你一走进工作现场，最后一炮刚好炸响，大小石头如雨点般似地扑天盖地飞来，你又忘记戴好安全帽，那就惨了，轻者伤筋断骨，重者一命呜呼。有时其他生产队崩山的石头也会飞到我们躲避的安全地带，这可谓是飞来横祸。我队有位知青，从小弹的一手好钢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钢琴比赛中还得过名次，刚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颗飞来的小石子打断了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1973年落实知青政策时虽说是以此伤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无法重续他成名成家的旧梦。
现在的年轻人来到国外，虽然也有各种非正常伤亡，车祸，疾病，自杀等等，但那时有些知青的非正常伤亡有时更带有一种英雄主义和悲剧的成份。
还在1969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宣传过一个在黑龙江插队的叫金训华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委员，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工矿，自己却主动报名去边疆，号称“一生交给党安排”，结果在黑龙江倒开江发大水的时候，为了捞回队里几根漂走的圆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这种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牺牲，当时却被当局大肆渲染成为一种英雄行为，要大家学习。那个时代在黑龙江锻炼过的许多知青，在潜意识中或许确实存在著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先人后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车去林区伐木，卡车翻到路边，把他摔昏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同志们怎么样了”，和报纸电影中英雄的口气如出一辄，周围的人调侃他，“怎么样了？还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尴尬。其实他不一定是装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点。我队有位知青回沪顶替父亲，在远洋轮上当了海员，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机舱里两次发生火事，他勇敢地冲入火中，关掉了阀门，虽说受了烧伤，却为扑灭火事立了大功。谁知回来后，有位局领导在找他谈话时，不怀好意地问他，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别人不敢冲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没有什么个人动机。因为一时找不到火事的发生原因，他竟被怀疑了好长时间，直到三个月后部里的调查组下来排除了他纵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复了原来的二管轮的职务，得到通报表扬。
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队玩，那里有不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已经熟悉的朋友们，其中就有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时间长了大名倒没人叫了。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一带的小石匠，十五岁时和二哥一齐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还可以到城里去做官。二哥一听，想想与其天天给人干活还吃不饱饭，不如去当兵闯一闯，反正家里有大哥孝敬老娘。于是便扔下手里的工具，带著弟弟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还生了一身癞皮疮，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长得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于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后来转到华东野战军，是华野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有一年回山西老家给老娘扫墓时，才知道村里出来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二十来个人，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还当上了官，其余人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死了。不禁感慨万分，老拿这事教育我们这些小孩不要忘本，还把四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兵。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中学毕业面临上山下乡，小五子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人打仗打死，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于是他找到学校革委会的领导，要求让小五子去边疆最前线去插队。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71年秋天寄来一首水调歌头词，“清光一万里，云港蔽星舟。阅尽秋色，灯火圈圆唯神州。列宁故土沦陷，红河子孙离散，问君知几秋？倍思手足亲，何己醉温柔？涛声息，风行疾，披莹霜，跃步飞升，欲攀天缆操天舟，登峰枪挑纸虎，下海缨缚叛蝤，佳节共环球。有血便无泪，断头不低头”。小五子也回了几首诗，我还记得其中好几句，“远瞻芦荡军，白发欺黄忠，更兼兄弟辈，纵横皆英雄。依呀黄口儿，犹唱红灯颂。随征已三载，帐前无寸功。未继登山止，得展壁辉宏。吾亦将门子，何独怯青峰。千文能奋笔，点谋不存胸。白食千家米，赭颜顾江东，思绝冲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干活从不肯落在别人后面。有次当地的老乡对我们一部份知青和他们拿一样多的工分不满，提出要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和几名男女知青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因为来插队的知青人数要比当地老乡还要多，所以盖了几排象兵营那样的长房子，一排房子里又有好几个大房间，门是分别开的。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分上下铺睡，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著。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了回去，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边，帮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李金锁，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来他们是没有抓到那个肇事的当地民兵排长。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我们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著我们，谁都否认知道李金锁的下落。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江上赶来了。这时在生产队领导和当地老乡的保护下，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著的李金锁戴上手拷，并保护他免受愤怒的知青的痛打。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我们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他妈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小五子妈过去在部队医院给不少伤员送过葬，这次面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死，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份，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李金锁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妈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感动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开始几年，还经常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没发生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龙江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了我，她伤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临死前那平静安祥的神态，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七面对死神(下)
谁知道，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件悲剧。
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大学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
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阿安算是连马屁都不会拍的正人君子，疾恶如仇，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著一夥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倒大木(伐木)，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上下下的关系，譬如你把林场的头头给弄顺气了，他会默认你量下来的从伐木场到公路边木材堆积地的虚假距离而不认真复查，只要你编个弯弯曲曲的运木路线，多报个几百米距离，这样伐下来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钱就会提高，你给林场的检尺员送烟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头，立方的数量也会无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许会计要阿安继续努力，搞好和林场检尺员小罗的关系，小罗已经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林场的这批人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都是我们自己给喂出来的。我就是不送，他还能把我们给吃了”。小罗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林场方面扬言要核实我们生产队的运木头路线，重新商量给我们的工钱。事关生产队的收入和每个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开始责备他太死板，缺少当干部的灵活性。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著礼物一齐向小罗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著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这社会复杂得很，毛主席要你们上山下乡，不就是要你们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长长见识吗？哈哈。”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他给正在上海养病的胖子写信，叙述了他思想变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欢伟人们欣赏的那些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可是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认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劝说下，要我见了何等丑恶的事，都要无动于衷，见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也要阿谀奉承。我多年来精心构造的道德马其诺防线竟如此轻易地崩溃，而我们一直痛恨的东西倒成了天经地义。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来为自己的屈服辩解，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无能。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违背良心去做，这和过去出卖理想，出卖革命当叛徒有何区别。”
他开始怀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政治信条和人生准则，“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著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而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总是要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问题。我们口里心里相信的东西和准则，在人生中却并不如此去做。我们的书生气非但不能改造别人，而且使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和知青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人的苦恼和忧虑。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我最近心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力求达到的是不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现在报纸宣传又要知青扎根边疆农村了，把朱克家，柴春泽，翁永曦当做典型。凭我这个懂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基本知识的人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必然要流产，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可仔细想想，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努力地去实践的人生准则却不被大众所接受，我们的辛勤劳动最终不过是无用功，为某些政治骗子的蛊惑人心宣传作点缀，岂不可悲。我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推荐上大学要轮到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么意思。”
阿安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语调越来越尖锐，1976年四·五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他因为传播谣言，散布反动言论，收听敌台，几次被来我队视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长在队里的学习大会上点名批判，甚至于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单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无可忍时还要据理力争，那刻薄的讽刺幽默，弄得全场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长憋得满脸红一阵青一阵。舒还指挥知青唱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县的大小领导都知道我们队知青谁都不怕，连唱歌都会变着法子骂人。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大学入学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五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革委会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我不是贱民，不需要这种特别照顾。我需要的是我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价值的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真是没希望了。听听美国之音居然还会影响我上大学，这种罪名还不是秦始皇那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咱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这时他父亲的问题虽说还没有结论，但因为有个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来华访问前，向中国方面提出要见老朋友--阿安的父亲，某领导一个批示，文革时住进舒家祖传的那栋小洋房里两层楼面的两户人家立即搬出，看来平反落实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办了有严重哮喘病的假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还指责他父母弄虚做假的行为不能为人师表，声称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伤心。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7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齐回队。他让我们先走，还幽默地说，他要过完儿童节恢复童心后才走，并托胖子给他买张6月2日去大连的三等舱船票。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齐走，六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
6月2日下午我们在公平路码头上，左等右等还不见阿安的身影，让送行的朋友给他家挂电话，他大哥说他早上11点就离开家了。离3点开船还有20分钟，阿安被小柏拉着匆匆赶来，小柏大声向我们喊着，“阿安这个家伙，都快开船了，他还笃悠悠地坐在候船室里抽烟，要不是我看到，他准误点不可。你们看，回黑龙江参加考试，他的旅行袋里除了一条烟，几件衣服，一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一本《中国地图》外，什么复习材料也没有，真是把书都藏到脑子里去了，就准备回上海读大学。哪像你们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东西和家里的所有复习材料都带回黑龙江，准备在农村长期作战。你们在考场上一定要学学他这种镇静的本领，祝你们六个人都凯旋归来。”
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记录。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余辉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我们对这美丽的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不过到时候还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3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会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胖子马上打断他的话，“阿安，老提你那走麦城干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考场又不是刑场，今天是你请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种悲观论调来影响大家情绪。一会儿我们还要一齐复习历史和政治，不能痛饮三百杯，还是乾杯吧，与尔同销万古愁，预祝我们六人个个考上大学，回到上海。”于是我们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声背诵李太白的将进酒的长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乾杯。”引得周围的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这付摇头晃脑的得意劲，以为餐厅里跑进了一夥疯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你打听这个干吗？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混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我们就请阿安出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十一点，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虫已经袭来，他这一说我也犯困了，阿安看我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将会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的，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那时候我们队里许多知青都喜欢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不仅抄在笔记本上，还能一字不差的从头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飘翔着一只海燕－－－－”，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在阿安请求下，我们背了三回。“我来了，我来了”，我也逐渐进入了梦乡。
6月3日早上六点半，我睁开眼睛，对过阿安的铺上没有人，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而其他四人都已经起来看书了，没有法子只好起床去刷牙洗脸。等我从洗脸间回来后，胖子他们也出去了，舱里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铺的小陈那个女孩了。过了一会儿，胖子他们陆续回来了，每个人进舱时都问我看见阿安没有，快吃早饭了，怎么还不回来，不知他上哪儿看书去了，还是掉到哪个臭毛坑(厕所)里了。于是我们四个男的又分头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五个人坐在舱里正纳闷时，胖子说他六点起来时，就没看见阿安在铺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懒觉，今天怎么会起哪么早？奇怪！”小陈有点胆颤心惊地接着说：“我昨晚上失眠睡不着，就一直躺在床铺上看书，他也一个晚上都在看书写东西，后来他下铺看见我还在看书，就对我说，都两点了，还用功呢，快休息，你这个小病鬼，要注意身体，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说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厕所吧。我很快就睡着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清楚。”
这时，我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海燕-----我来了，我来了”，我和胖子几乎是同时冲过去翻开了阿安铺上的枕头，旧军装上放着一封写着“胖子等收”字样的信，“他-----？？？”，我和胖子实在不愿这样想。信封没有封口，里面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着：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而继续呆在队里，这想一想就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这句话下划了强调线)。
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厂xx车间xxx
别了。祝你们幸运！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捎回去。”
这封信在我们五个人之间传来传去，谁都没有说什么，房间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小陈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凝聚着的空气。“你们还坐在这里干吗？快叫船停下来，回头去找”，她便哭便催我们赶快去找船长。船当然是不会开回去找的。船长告诉我们，文革时，跳海自杀的人很多，即使看见有人跳海马上停船，也几乎连尸体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后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当然会游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实那更痛苦，在海里挣扎一番后，不是被鲨鱼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边上的乘警也说，跳海自杀的人被过路船只发现救起死里逃生的事我只听到过一次，清晨两三点时，周围也没有其他船只通过那块海区，你们还是赶快通知他家人吧，人死不能复活，你们也不要太悲伤，好好复习功课，考上大学，前途无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边，凝目注视着这茫茫的大海，阳光虽然灿烂，但海水并不象天空那样蔚蓝。我力图摆脱那种想象，能够在黄埔江上游几个来回的阿安心里高喊着“我来了”，跳下东海时，没有马上死去，周围一片黑暗，除了那远去的海轮上暗淡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愿望，他也只能一个人在海里奋斗，或许他能坚持到东方出现曙光，最后一次望着这已经不属于他的黎明，终于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没。
胖子哽咽地对我说：“我实在没有想到阿安会走上这条路。昨天他上船的时候跟我说，只要这种政治审查制度存在，他这种反动分子今生今世就进不了大学，而呆在农村苟活一辈子，也实在忍受不住，我劝他把眼光放远点，不要太悲观，现在邓小平上台了，一切都在变，右派都平反了，那个悼念周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迟早会平反，到时候你说不定就是英雄，让那个狗所长向你陪礼道歉。他说，其实那所长人也不坏，从没向下面的生产队要过东西，他也是为他所坚信的真理而奋斗，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而且忠心耿耿，过去父亲被打成美国特务时，我也不是说过要和他划清楚界限吗？后来才明白自己做错了，后悔莫及。阿安说文革时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后悔地说：“后来他把话题扯开了，大谈关于大海的哲学和美学，又吟了文天祥的过零仃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注意些，说不定就能阻挡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我们都太迟钝了或者说是太现实主义了，所以无法理解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阿安他自己选择了不苟活偷生的庄严的死，马上就要面对死神，他还无所畏惧，象英雄那样平静地要我们朗诵海燕为他送行，这样的勇气是谁也拦不住的。我们只有鼓起生的勇气，继续面对这严峻的现实，才会有出路，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仪式是他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时由朋友们操办的，由于龙华殡仪馆不能为追悼自杀者出借场地，仪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遗象两边挂着一付选自他遗诗的对联：“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路有气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种欲哭无泪的悲伤样子，还在黑龙江农村里复习迎考的我们都掉下了眼泪。当了国际海员的小柏，每次随船经过东海黄海相连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烟和罐头，奠祭我们的好朋友阿安。
当然也有人无动于衷，那个被阿安认为人还不坏的派出所所长，在我们向公社领导汇报阿安的情况时，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话，“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学吗，这回可如愿了，上了东海大学。”气得胖子当场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拉开了胖子，反过头来倒把所长训了一顿。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达了关于插队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沪的文件。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学，小贺考进了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上海。小鲁和小陈虽然接到了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他们都没去，而是办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续，成为离开生产队的最后两名知青。回到上海，他们俩参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进了大学念书。小鲁后来对我说，接到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时，他曾犹豫不决，看到大家都走了，极其悲观失望，甚至于想拉颗手榴弹自杀，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给父母朋友带来的痛苦悲哀，还是选择了生的道路。
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尽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里。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金山大队探望了他，被野草掩没的墓牌上的字迹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来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笔把墓牌重写了一遍，把两盒牡丹牌香烟和两瓶松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两口，然后放在墓牌前，隐约中我仿佛感觉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别，再见，再见，永远别忘记在黑龙江边，还有你少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今后有机会再来看看我，我想你们，我太寂寞了。
仅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作者题记
一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作“医院”，正如那个出身贫农，当过部队炊事员，高小毕业，被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的成医生也很难可以被称为“医生”一样。然而，成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确确实实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皮手套，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的降临。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产妇出现横位难产的症状。此时，成医生已外出两个多小时未回来，产房里只有家属大嫂一个人。不久，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双亡。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医生。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冲突一触即发。
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也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说：“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农场领导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二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涌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
这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辞，或是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都，黄浦江畔和天府之国的曾经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妹，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总之，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
十八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点要求：⒈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⒉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⒊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点要求决不能算作过分，甚至有些就事论事和小题大作的意味。因为当请愿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冲破来自自身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啸地聚集在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门前时，他们兴师动众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个相当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胆怯要求，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没有未能得到及时答复。对领导者来说，任何以要挟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种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难以接受的。换一种角度讲，权威本身是领导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可以蔑视责任乃至真理，但是你决不能蔑视权威。
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十一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⒈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⒉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⒊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请愿大获成功。
三
知青请愿的大潮很快退去。州委大院和垦区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来，他们暗自庆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庆幸这个小小的麻烦终于成为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炸雷传来，令人目瞪口呆。
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静无事的景洪农场知青宣布总罢工。当如愿以偿的请愿队伍陆续离开景洪返回农场的时候，在景洪通往橄榄坝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罢工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的人数比橄榄坝知青总数多几倍，他们挡在路上，两幅锈渍斑斑的横标将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个知青眼底——“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十二月三日，省、州委有关领导在垦区指挥部会见知青代表。会议室铺了地毯，茶几上摆了香烟和水果。领导们占据了居中的一排大沙发，两旁是秘书和部门头头，还有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斟茶倒开水，这就使得会议室内事先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和压抑感。知青代表们鱼贯进入的时候，都难免有些紧张，挤挤挨挨，缩头缩脑。也有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点燃香烟来吸，吸得过猛却大咳起来。
领导互相交换一个眼色。这些年轻人，毕竟没有见过大场面，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被动和下风地位。如果好言劝抚，有什么样的难题不能一个一个解决呢？
“今天有省里和州委的领导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同大家，嗯，见见面。你们有什么想法，嗯，都说说，说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对不对？”
代表递上一份书写工整的请愿书。一个皮肤白净的男知青简要把罢工理由和返城要求复述一遍。
“你们这些要求，是不是能够代表农场，嗯，垦区广大知青同志的愿望？”
“我想今天各位领导请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审查我们的代表资格。我想提请领导注意，我们每个罢工知青都具有代表资格，因为我们的返城要求是共同和一致的。请看，这份有万人签名的《罢工宣言》就是证明。”
“我来谈点个人看法好不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策，我们还是要坚持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但是我们在具体贯彻党的知识青年政策时，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同志们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考虑得不那么周到，甚至有许多失误的地方。这些工作上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纠正……”
“不要绕圈子！”“不许回避实质性问题！”
“知识青年同志们，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你们应该相信党，服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正确领导……”
“各位领导同志，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解答。请问你们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呢？”
“简直是胡闹！告诉你们，必须无条件复工！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为所欲为的时代！你们知道罢工的后果？你们是在对谁罢工？罢谁的工？……我们决不允许有人蓄意调动知青罢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青代表全体退场，表示抗议。会议未获进展。
十二月十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会议决议。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把知青中长期压抑的反抗情绪统统点燃了。从十日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全国知青会议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从精神和心理上瓦解罢工知青的防线。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云云。
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只是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制订政策的人们也许忘记了二百万农场知青是怎样从城市来到边疆的。如果他们确曾是知青，那么他们回城的正当愿望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满足？难道知识青年是一种永久性的职业吗？如果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的真实地位和身分，那么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用青春写就的长长的历史岁月吗？
“操他奶奶！别人四个面向，咱们为什么偏偏不让转向？……”
“下乡知青一年招工，两年转干，三年上大学，咱们兵团知青十年再教育干吗还不毕业？”
“中央了解农场知青的情况吗？！”
“谁来关心知青的命运？……”
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许多知青听完广播当场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无期徒刑。
要改变知青的命运，就必须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参与知青政策的修改调整。消极被动没有出路，原地固守只能自生自灭。罢工知青面前只有一个大胆的方案可供选择，那就是到北京去请愿，向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反映边疆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让党和国家最高当局倾听来自广大知青的呼声和愿望，关注和不再忽略普通人们的命运悲剧，让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知青的正当要求，以促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早日得到纠正，这就是知青们决心大张旗鼓沸沸扬扬到北京去请愿的真正用意和弦外之音。
罢工指挥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北上请愿，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青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情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路线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的唯一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之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罢工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命运如今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碌碌无为不行，人心涣散不行，垂头丧气无所作为更不行！我们必须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坚持到北上请愿团取得彻底胜利！……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十二月十四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
十五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区片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
十二月十七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一百四十三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十八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离开思茅徒步北上。省、州委派出工作组沿途劝阻，大批军警亦出动配合。知青请愿团破釜沉舟，誓死北上。十九、二十两日，各农场先后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计两千多人出发北上，与工作组发生冲突，被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
此后数日，其他垦区罢工知青亦纷纷组织请愿团，强行北上。
四
这是乍暖还寒的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尚未吹进冰封的中国大地，各项改革开放的措施还在酝酿胎动之中，因此由来以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阴影好象希腊神话中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在罢工知青和一切敢于怀疑反抗极左路线的人们头上。没有人敢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罢工）都是对革命的犯罪，而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发生在滇西门户瑞丽县的事件可作为前车之鉴。
那年夏天，洪水泛滥。然而更加使人惶惶不安的却是现役军人即将撤离兵团的消息。“你们可以复员，转业，调动工作，我们为什么只能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另外，近期内将发生里氏六级地震的消息更使知青们人心浮动。短短几天，数千名知青涌向县城，在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开始大批向瑞丽江桥和滇缅公路移动。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守卫瑞丽江桥的边防检查站陈站长接到上级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上级命令他二十四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大桥，决不让一个逃亡的知青过桥。但是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不许对人群开枪。
七时五十分，晨雾渐渐散去，第一批黑压压的知青队伍出现了。方阵沉默行进。碎石公路上没有人声，两个彼此敌对的方阵迅速缩短距离。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突然桥头的警报拉响了。方阵继续前进。“砰砰砰”，士兵对天鸣枪。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讲政策，瓦解来犯者斗志。知青们悲壮地挽起手臂，挽得紧紧的，有人带头唱起《国际歌》。
训练有素的军队和民兵防线犹如黑色的岩石始终纹丝不动。坚强的决心和严明的纪律性使他们成功地阻挡了知青浪潮的轮番冲击。就在这时，一队人数更多来势更加凶猛的知青方阵出现了。
形势万分紧急。对空鸣枪示警无效，三道民兵防线相继被冲垮。因为上级有命令死守，所以陈站长在混乱中只好将最后一批士兵和民兵撤退到大桥入口处，手挽手组成人墙，并喊出“誓与江桥共存亡”的悲壮口号。
这是公元一九七四年夏天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气壮山河和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和民兵奉命坚守江桥，他们在不得开枪的被动情况下，只好将自己身体当作障碍物堵住逃亡者的必经之路。数以千计归心似箭的知识青年则冒着危险用身体去撞击和摇撼这道防线。
战斗持续到中午。知青从附近农场赶来一群水牛，许多不怕死的男知青骑在牛背上乱踢乱砍，水牛负痛受惊，就翻开四蹄朝江桥狂奔而来。江桥防线终于抵挡不住气势汹汹的牛群的强大冲击，一时间被冲得七零八落。有的士兵被踩伤，还有的竟被拖出十几米远。数以千计的知青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通过江桥，踏上通往中国内地也通往家乡的康庄大道——滇缅公路。洪水决堤了。
知识青年无法无天的举动终于惊动昆明和北京。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遵照上级指示，派出大批部队沿途围追堵截，说服、动员和强行遣送知识青年回边疆。同时发动公路沿线数十万贫下中农和公社民兵，许以双倍工分补贴，在千里滇缅公路上布下一张围捕逃亡者的天罗地网。省革委会领导指示非常明确：“不许放一人漏网。”
于是短短一周内，自作自受的逃亡知青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持老式武器：铜炮枪，猎枪，锄头，扁担，男女老少齐上阵，连放牛的孩子也目光炯炯，昼夜监视公路上一切可疑的行人。一旦公路或者山坡上出现逃亡知青的身影，随着一声梆子响，于是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里见过无数次的壮观场面就生动地重复再现了：农民高举大刀长矛，挥舞锄头扁担，亢奋地呐喊着，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地冲向知青而不是敌人。上级规定多捉拿一名知青可奖励工分若干，因此贫下中农纷纷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又有许多人为争夺俘虏互相动手打得头破血流。
遣返知青的工作足足进行了半个多月，各地政府出动数百辆汽车才将捕获的知青陆续送回边疆。仅仅事隔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末，知青北上请愿团会不会遭到与“八．二八”知青同样难堪的失败下场呢？
五
罢工指挥部耍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花招，一面大张旗鼓发动知青北上请愿，一面悄悄把请愿团成员埋伏下来，然后分散绕道往昆明进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批知青请愿团十四人分乘汽车火车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元江、曲靖的请愿团成员陆续抵达昆明，并与二十五日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知青大厦）。此后一周，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大返城和给出路政策，意在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感情共鸣，从而达到配合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
知青开始取得罢工以来第二个回合的主动权。
“同志们，呃，到了昆明，很疲劳，也很辛苦。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同我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呃，我也很乐意，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省委的工作，有的方面，没有做得，呃，令人十分满意，比如知青工作，就存在一些，呃，问题……
同志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也要一口一口地吃嘛。如果大家都往北京跑，北京岂不是乱了套？同志们，你们还是要相信各级组织，相信省委，有问题就地解决嘛……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原则，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嘛。青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抓纲治国的大局出发，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省委认为，你们的行动，不能一错再错，你们要尽快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省委将责成当地党委研究解决你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一个知青代表双手呈上油印的《请愿书》和《北上宣言》。
“同志们，不要纠缠细节，要相信党的知识青年政策嘛。”
“请问领导同志，我们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省委是否已经转告党中央？”
“你们能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吗？或者说你们能代表广大知识青年的根本愿望和利益吗？”
“我不打算跟您讨论代表权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党中央领导当面反映情况。”
“我要慎重指出，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
“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你们压制民主的行为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好吧，现在由我向同志们传达一个电话通知。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片沉默。
“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为，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你去通知版纳州委，让他们查一查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他们的背景。”领导同志吩咐秘书。
六
从请愿团进驻知青大厦起，大厦内工作人员的身分就悄悄起了变化，各层楼道包括电话总机和收发传达都处于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
二十六日，知青代表与有关领导谈判破裂后，分批购买硬座火车票，准备以普通旅客的身分前往北京。
当天深夜，知青大厦内所有旅客，包括代表的住房均受到执行任务的联防队员多次盘查。旅客睡眠不断被打扰，怨声四起。
请愿团代表兰婷尖叫一声惊醒来，原来是场梦。她看看手表，六点三刻。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三个小时，他们就将登上北京的直达快车。她连忙翻身起床，叫醒其他女同伴，然后做好登车前的准备工作。但是当她把手伸进空荡荡的旅行袋时，不禁低低地发出一声呻吟。原来钱包不见了。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女孩子的钱包，而是一只装有知青请愿团全部活动经费，包括一万一千余元人民币和车票的军用挎包。这笔数目巨大的现金都是农场知青们从每月二十六元的微薄工资中一点一滴捐献出来的，现在钱包不翼而飞，这就等于军队断了粮草。更重要的是，请愿团的赴京计划将因此受挫。
请愿团知青无不为之震惊。从巨款失窃的现场来看，兰婷与三个女知青同住一室，夜里门窗紧闭，大胆的窃贼是怎样溜进屋里来并且不留痕迹地偷走装有现金车票的挎包的呢？何况知青大厦昼夜有人值班，联防队员频频查房。更何况窃案不迟不早，偏偏发生在首批请愿团成员登车前数小时。
天亮之后，许多公安人员不请自到，侦查巨款失窃案，并以传讯为名，将全体知青代表暂时扣留在知青大厦内。传讯一天，了无结果。但公安人员似乎并不着急。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同情知青的年青警察才悄悄对他们说：“你们别傻了，还是赶快回去，你们闹得过政府吗……钱到时候会还给你们的。”一语道破天机，知青如梦初醒。
下午，另外十几名企图分段混车的知青也被值勤人员扣留，并且逐出车站。
请愿到了成败攸关的紧急关头。请愿团负责人关起门来苦思对策。
“为了实现我们北上请愿的神圣愿望，达到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的最终目的，也为我们身后十万知青战友的信托，不辱我们的光荣使命，指挥部决定，……”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羊角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由昆明方向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联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几乎与此同时，边疆罢工知青采取相应行动，强行扣留一些农场领导当做人质。并扬言如果卧轨的代表受到伤害，他们必将以牙还牙。
知青孤注一掷，放出一着“胜负手”。事态再度白热化。
十二小时过去了。双方僵持。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工作组劝阻无效。领导亲往现场说服无效，任何批评和警告也不起作用。知青们手挽着手，秩序井然地席轨而卧，形成一道城墙般的沉默的血肉路障。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六十小时过去了。货车受阻。客车受阻。正在秘密调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受阻。与此同时，部分边疆知青开始向省城进发，声援卧轨的知青代表。形势一触即发，全国为之震惊。
三天三夜，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止在三十人以内。
他们赢得了第三个回合的胜利。
七
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
“……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上千万知青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以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
首长在听取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指出：“……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知青鼓掌）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那些。……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
代表反映知青婚姻问题，首长指出：“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
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林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云云。
两周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四日，三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首长，检讨如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
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和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知青请愿团一行三十人终于达到“要求中央领导即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接见并反映情况”的目的。元月十日，请愿团代表分别取道重庆和上海返回云南。
来势凶猛的知青大罢工浪潮渐趋平息。
八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知青罢工浪潮再度呈现死灰复燃的趋势。
元月十二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十三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十四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十五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十六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总机……
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大小十几个农场相继宣布罢工。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省委副书记到农场来巡视，被扣下吉普车，驱逐出境。一个冒充中央调查团的省工作团也被驱逐出境。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请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指挥部决心背水一战。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时正，通电的最后期限已到，中央调查团依然杳无踪影。
晚九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敢死队员）共计三百一十一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鱼贯进入绝食现场。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样就造就了一种很悲壮很古朴的气氛，唤起人们“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情绪。
万余名知青围聚在招待所铁门外为自己的勇士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他们在外面搭起简易帐蓬或者草寮，点燃篝火，建立宿营地，以便随时声援绝食战友们的行动。
不管怎样说，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九
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鲁田，此时正率领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在滇南边疆重重叠叠的亚热带山林中艰苦跋涉了半个多月。短短十几天，耳闻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和混乱状态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在大罢工发源地橄榄坝，知青们做了一碗鲜鱼汤招待北京来的领导。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味扑鼻。原来知青将河沟里长满绿苔的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而连队长年累月缺菜，人们一年中至少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在这个农场，人们还让副部长参观知青住房。那是一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出一簇簇很神气的野蘑菇。扪心自问，十年过去了，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衣、食、住、行得到应有的保障了吗？
在滇南某农场，调查团被领入一排草房，赫然看见每间草房里同时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数一半以上。但他们决不愿意正式结婚，因为这样就会断绝了回城之路。
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好象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一年看两次电影，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
在勐腊农场，一群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遍布身体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时期野蛮专制的终生纪念。统计数字标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果说青年是未来，是共和国的寄托和希望，那么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全社会所有的力量，历时整整十年，牵动城市两亿人口和几千万个家庭的命运，难道就是为了发动这样一场“再教育”运动和制造出整整一代遍体鳞伤的“希望”来吗？
元月二十五日，一封北京急电送到中央调查团手里，命他们即刻前往勐岗农场处理知青罢工绝食事件，并随时通报情况。于是调查团立即掉转车头，星夜兼程赶往数百公里以外那个默默无闻却异军突起的勐岗农场。
十
绝食第三天，首批绝食者中有一人因身体虚弱出现休克，十多人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虚脱。然而中央调查团依然没有消息。指挥部决定，第二批绝食队伍七百余人于二十六日晚七时提前进入绝食现场，开始绝食示威。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急电送到罢工指挥部。电文告之：“中央调查团明日到达勐岗农场。切望青年同志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纸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不回家，毋宁死！”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同志们——，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这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出于一辙。发难的机会来了。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打倒官僚主义！”
鲁田毕竟沉着。“同志们，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于是副部长苦口婆心，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从罢工危害讲到中央首长讲话，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说服他们服从政策。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己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分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知青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切勿操之过急，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人们的心情重新跌进悲观失望的深渊。台上的人愈闪烁其词，知青们也就愈加证实了那个长久压抑在心头上的可怕的预感：他们的命运不仅早已被注定并且不可更改。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鲁田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青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嚎啕。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公元一九七九年，历史不再固执。
十一
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
从云南边境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上，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而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重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此知青们打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判断，溃逃本身就等于失败。因为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当他们的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在布满荆棘与炼狱之火的小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本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之后短短两三个月中，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次年，仅余三千二百余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一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作“医院”，正如那个出身贫农，当过部队炊事员，高小毕业，被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的成医生也很难可以被称为“医生”一样。然而，成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确确实实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皮手套，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的降临。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产妇出现横位难产的症状。此时，成医生已外出两个多小时未回来，产房里只有家属大嫂一个人。不久，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双亡。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医生。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冲突一触即发。
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也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说：“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农场领导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二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涌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
这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辞，或是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都，黄浦江畔和天府之国的曾经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妹，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总之，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
十八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点要求：⒈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⒉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⒊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点要求决不能算作过分，甚至有些就事论事和小题大作的意味。因为当请愿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冲破来自自身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啸地聚集在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门前时，他们兴师动众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个相当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胆怯要求，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没有未能得到及时答复。对领导者来说，任何以要挟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种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难以接受的。换一种角度讲，权威本身是领导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可以蔑视责任乃至真理，但是你决不能蔑视权威。
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十一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⒈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⒉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⒊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请愿大获成功。
三
知青请愿的大潮很快退去。州委大院和垦区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来，他们暗自庆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庆幸这个小小的麻烦终于成为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炸雷传来，令人目瞪口呆。
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静无事的景洪农场知青宣布总罢工。当如愿以偿的请愿队伍陆续离开景洪返回农场的时候，在景洪通往橄榄坝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罢工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的人数比橄榄坝知青总数多几倍，他们挡在路上，两幅锈渍斑斑的横标将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个知青眼底——“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十二月三日，省、州委有关领导在垦区指挥部会见知青代表。会议室铺了地毯，茶几上摆了香烟和水果。领导们占据了居中的一排大沙发，两旁是秘书和部门头头，还有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斟茶倒开水，这就使得会议室内事先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和压抑感。知青代表们鱼贯进入的时候，都难免有些紧张，挤挤挨挨，缩头缩脑。也有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点燃香烟来吸，吸得过猛却大咳起来。
领导互相交换一个眼色。这些年轻人，毕竟没有见过大场面，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被动和下风地位。如果好言劝抚，有什么样的难题不能一个一个解决呢？
“今天有省里和州委的领导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同大家，嗯，见见面。你们有什么想法，嗯，都说说，说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对不对？”
代表递上一份书写工整的请愿书。一个皮肤白净的男知青简要把罢工理由和返城要求复述一遍。
“你们这些要求，是不是能够代表农场，嗯，垦区广大知青同志的愿望？”
“我想今天各位领导请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审查我们的代表资格。我想提请领导注意，我们每个罢工知青都具有代表资格，因为我们的返城要求是共同和一致的。请看，这份有万人签名的《罢工宣言》就是证明。”
“我来谈点个人看法好不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策，我们还是要坚持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但是我们在具体贯彻党的知识青年政策时，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同志们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考虑得不那么周到，甚至有许多失误的地方。这些工作上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纠正……”
“不要绕圈子！”“不许回避实质性问题！”
“知识青年同志们，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你们应该相信党，服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正确领导……”
“各位领导同志，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解答。请问你们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呢？”
“简直是胡闹！告诉你们，必须无条件复工！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为所欲为的时代！你们知道罢工的后果？你们是在对谁罢工？罢谁的工？……我们决不允许有人蓄意调动知青罢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青代表全体退场，表示抗议。会议未获进展。
十二月十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会议决议。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把知青中长期压抑的反抗情绪统统点燃了。从十日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全国知青会议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从精神和心理上瓦解罢工知青的防线。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云云。
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只是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制订政策的人们也许忘记了二百万农场知青是怎样从城市来到边疆的。如果他们确曾是知青，那么他们回城的正当愿望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满足？难道知识青年是一种永久性的职业吗？如果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的真实地位和身分，那么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用青春写就的长长的历史岁月吗？
“操他奶奶！别人四个面向，咱们为什么偏偏不让转向？……”
“下乡知青一年招工，两年转干，三年上大学，咱们兵团知青十年再教育干吗还不毕业？”
“中央了解农场知青的情况吗？！”
“谁来关心知青的命运？……”
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许多知青听完广播当场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无期徒刑。
要改变知青的命运，就必须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参与知青政策的修改调整。消极被动没有出路，原地固守只能自生自灭。罢工知青面前只有一个大胆的方案可供选择，那就是到北京去请愿，向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反映边疆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让党和国家最高当局倾听来自广大知青的呼声和愿望，关注和不再忽略普通人们的命运悲剧，让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知青的正当要求，以促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早日得到纠正，这就是知青们决心大张旗鼓沸沸扬扬到北京去请愿的真正用意和弦外之音。
罢工指挥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北上请愿，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青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情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路线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的唯一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之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罢工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命运如今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碌碌无为不行，人心涣散不行，垂头丧气无所作为更不行！我们必须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坚持到北上请愿团取得彻底胜利！……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十二月十四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
十五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区片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
十二月十七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一百四十三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十八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离开思茅徒步北上。省、州委派出工作组沿途劝阻，大批军警亦出动配合。知青请愿团破釜沉舟，誓死北上。十九、二十两日，各农场先后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计两千多人出发北上，与工作组发生冲突，被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
此后数日，其他垦区罢工知青亦纷纷组织请愿团，强行北上。
四
这是乍暖还寒的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尚未吹进冰封的中国大地，各项改革开放的措施还在酝酿胎动之中，因此由来以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阴影好象希腊神话中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在罢工知青和一切敢于怀疑反抗极左路线的人们头上。没有人敢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罢工）都是对革命的犯罪，而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发生在滇西门户瑞丽县的事件可作为前车之鉴。
那年夏天，洪水泛滥。然而更加使人惶惶不安的却是现役军人即将撤离兵团的消息。“你们可以复员，转业，调动工作，我们为什么只能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另外，近期内将发生里氏六级地震的消息更使知青们人心浮动。短短几天，数千名知青涌向县城，在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开始大批向瑞丽江桥和滇缅公路移动。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守卫瑞丽江桥的边防检查站陈站长接到上级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上级命令他二十四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大桥，决不让一个逃亡的知青过桥。但是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不许对人群开枪。
七时五十分，晨雾渐渐散去，第一批黑压压的知青队伍出现了。方阵沉默行进。碎石公路上没有人声，两个彼此敌对的方阵迅速缩短距离。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突然桥头的警报拉响了。方阵继续前进。“砰砰砰”，士兵对天鸣枪。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讲政策，瓦解来犯者斗志。知青们悲壮地挽起手臂，挽得紧紧的，有人带头唱起《国际歌》。
训练有素的军队和民兵防线犹如黑色的岩石始终纹丝不动。坚强的决心和严明的纪律性使他们成功地阻挡了知青浪潮的轮番冲击。就在这时，一队人数更多来势更加凶猛的知青方阵出现了。
形势万分紧急。对空鸣枪示警无效，三道民兵防线相继被冲垮。因为上级有命令死守，所以陈站长在混乱中只好将最后一批士兵和民兵撤退到大桥入口处，手挽手组成人墙，并喊出“誓与江桥共存亡”的悲壮口号。
这是公元一九七四年夏天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气壮山河和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和民兵奉命坚守江桥，他们在不得开枪的被动情况下，只好将自己身体当作障碍物堵住逃亡者的必经之路。数以千计归心似箭的知识青年则冒着危险用身体去撞击和摇撼这道防线。
战斗持续到中午。知青从附近农场赶来一群水牛，许多不怕死的男知青骑在牛背上乱踢乱砍，水牛负痛受惊，就翻开四蹄朝江桥狂奔而来。江桥防线终于抵挡不住气势汹汹的牛群的强大冲击，一时间被冲得七零八落。有的士兵被踩伤，还有的竟被拖出十几米远。数以千计的知青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通过江桥，踏上通往中国内地也通往家乡的康庄大道——滇缅公路。洪水决堤了。
知识青年无法无天的举动终于惊动昆明和北京。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遵照上级指示，派出大批部队沿途围追堵截，说服、动员和强行遣送知识青年回边疆。同时发动公路沿线数十万贫下中农和公社民兵，许以双倍工分补贴，在千里滇缅公路上布下一张围捕逃亡者的天罗地网。省革委会领导指示非常明确：“不许放一人漏网。”
于是短短一周内，自作自受的逃亡知青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持老式武器：铜炮枪，猎枪，锄头，扁担，男女老少齐上阵，连放牛的孩子也目光炯炯，昼夜监视公路上一切可疑的行人。一旦公路或者山坡上出现逃亡知青的身影，随着一声梆子响，于是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里见过无数次的壮观场面就生动地重复再现了：农民高举大刀长矛，挥舞锄头扁担，亢奋地呐喊着，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地冲向知青而不是敌人。上级规定多捉拿一名知青可奖励工分若干，因此贫下中农纷纷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又有许多人为争夺俘虏互相动手打得头破血流。
遣返知青的工作足足进行了半个多月，各地政府出动数百辆汽车才将捕获的知青陆续送回边疆。仅仅事隔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末，知青北上请愿团会不会遭到与“八．二八”知青同样难堪的失败下场呢？
五
罢工指挥部耍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花招，一面大张旗鼓发动知青北上请愿，一面悄悄把请愿团成员埋伏下来，然后分散绕道往昆明进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批知青请愿团十四人分乘汽车火车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元江、曲靖的请愿团成员陆续抵达昆明，并与二十五日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知青大厦）。此后一周，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大返城和给出路政策，意在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感情共鸣，从而达到配合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
知青开始取得罢工以来第二个回合的主动权。
“同志们，呃，到了昆明，很疲劳，也很辛苦。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同我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呃，我也很乐意，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省委的工作，有的方面，没有做得，呃，令人十分满意，比如知青工作，就存在一些，呃，问题……
同志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也要一口一口地吃嘛。如果大家都往北京跑，北京岂不是乱了套？同志们，你们还是要相信各级组织，相信省委，有问题就地解决嘛……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原则，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嘛。青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抓纲治国的大局出发，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省委认为，你们的行动，不能一错再错，你们要尽快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省委将责成当地党委研究解决你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一个知青代表双手呈上油印的《请愿书》和《北上宣言》。
“同志们，不要纠缠细节，要相信党的知识青年政策嘛。”
“请问领导同志，我们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省委是否已经转告党中央？”
“你们能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吗？或者说你们能代表广大知识青年的根本愿望和利益吗？”
“我不打算跟您讨论代表权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党中央领导当面反映情况。”
“我要慎重指出，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
“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你们压制民主的行为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好吧，现在由我向同志们传达一个电话通知。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片沉默。
“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为，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你去通知版纳州委，让他们查一查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他们的背景。”领导同志吩咐秘书。
六
从请愿团进驻知青大厦起，大厦内工作人员的身分就悄悄起了变化，各层楼道包括电话总机和收发传达都处于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
二十六日，知青代表与有关领导谈判破裂后，分批购买硬座火车票，准备以普通旅客的身分前往北京。
当天深夜，知青大厦内所有旅客，包括代表的住房均受到执行任务的联防队员多次盘查。旅客睡眠不断被打扰，怨声四起。
请愿团代表兰婷尖叫一声惊醒来，原来是场梦。她看看手表，六点三刻。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三个小时，他们就将登上北京的直达快车。她连忙翻身起床，叫醒其他女同伴，然后做好登车前的准备工作。但是当她把手伸进空荡荡的旅行袋时，不禁低低地发出一声呻吟。原来钱包不见了。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女孩子的钱包，而是一只装有知青请愿团全部活动经费，包括一万一千余元人民币和车票的军用挎包。这笔数目巨大的现金都是农场知青们从每月二十六元的微薄工资中一点一滴捐献出来的，现在钱包不翼而飞，这就等于军队断了粮草。更重要的是，请愿团的赴京计划将因此受挫。
请愿团知青无不为之震惊。从巨款失窃的现场来看，兰婷与三个女知青同住一室，夜里门窗紧闭，大胆的窃贼是怎样溜进屋里来并且不留痕迹地偷走装有现金车票的挎包的呢？何况知青大厦昼夜有人值班，联防队员频频查房。更何况窃案不迟不早，偏偏发生在首批请愿团成员登车前数小时。
天亮之后，许多公安人员不请自到，侦查巨款失窃案，并以传讯为名，将全体知青代表暂时扣留在知青大厦内。传讯一天，了无结果。但公安人员似乎并不着急。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同情知青的年青警察才悄悄对他们说：“你们别傻了，还是赶快回去，你们闹得过政府吗……钱到时候会还给你们的。”一语道破天机，知青如梦初醒。
下午，另外十几名企图分段混车的知青也被值勤人员扣留，并且逐出车站。
请愿到了成败攸关的紧急关头。请愿团负责人关起门来苦思对策。
“为了实现我们北上请愿的神圣愿望，达到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的最终目的，也为我们身后十万知青战友的信托，不辱我们的光荣使命，指挥部决定，……”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羊角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由昆明方向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联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几乎与此同时，边疆罢工知青采取相应行动，强行扣留一些农场领导当做人质。并扬言如果卧轨的代表受到伤害，他们必将以牙还牙。
知青孤注一掷，放出一着“胜负手”。事态再度白热化。
十二小时过去了。双方僵持。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工作组劝阻无效。领导亲往现场说服无效，任何批评和警告也不起作用。知青们手挽着手，秩序井然地席轨而卧，形成一道城墙般的沉默的血肉路障。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六十小时过去了。货车受阻。客车受阻。正在秘密调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受阻。与此同时，部分边疆知青开始向省城进发，声援卧轨的知青代表。形势一触即发，全国为之震惊。
三天三夜，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止在三十人以内。
他们赢得了第三个回合的胜利。
七
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
“……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上千万知青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以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
首长在听取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指出：“……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知青鼓掌）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那些。……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
代表反映知青婚姻问题，首长指出：“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
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林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云云。
两周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四日，三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首长，检讨如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
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和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知青请愿团一行三十人终于达到“要求中央领导即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接见并反映情况”的目的。元月十日，请愿团代表分别取道重庆和上海返回云南。
来势凶猛的知青大罢工浪潮渐趋平息。
八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知青罢工浪潮再度呈现死灰复燃的趋势。
元月十二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十三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十四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十五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十六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总机……
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大小十几个农场相继宣布罢工。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省委副书记到农场来巡视，被扣下吉普车，驱逐出境。一个冒充中央调查团的省工作团也被驱逐出境。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请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指挥部决心背水一战。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时正，通电的最后期限已到，中央调查团依然杳无踪影。
晚九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敢死队员）共计三百一十一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鱼贯进入绝食现场。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样就造就了一种很悲壮很古朴的气氛，唤起人们“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情绪。
万余名知青围聚在招待所铁门外为自己的勇士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他们在外面搭起简易帐蓬或者草寮，点燃篝火，建立宿营地，以便随时声援绝食战友们的行动。
不管怎样说，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九
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鲁田，此时正率领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在滇南边疆重重叠叠的亚热带山林中艰苦跋涉了半个多月。短短十几天，耳闻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和混乱状态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在大罢工发源地橄榄坝，知青们做了一碗鲜鱼汤招待北京来的领导。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味扑鼻。原来知青将河沟里长满绿苔的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而连队长年累月缺菜，人们一年中至少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在这个农场，人们还让副部长参观知青住房。那是一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出一簇簇很神气的野蘑菇。扪心自问，十年过去了，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衣、食、住、行得到应有的保障了吗？
在滇南某农场，调查团被领入一排草房，赫然看见每间草房里同时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数一半以上。但他们决不愿意正式结婚，因为这样就会断绝了回城之路。
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好象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一年看两次电影，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
在勐腊农场，一群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遍布身体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时期野蛮专制的终生纪念。统计数字标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果说青年是未来，是共和国的寄托和希望，那么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全社会所有的力量，历时整整十年，牵动城市两亿人口和几千万个家庭的命运，难道就是为了发动这样一场“再教育”运动和制造出整整一代遍体鳞伤的“希望”来吗？
元月二十五日，一封北京急电送到中央调查团手里，命他们即刻前往勐岗农场处理知青罢工绝食事件，并随时通报情况。于是调查团立即掉转车头，星夜兼程赶往数百公里以外那个默默无闻却异军突起的勐岗农场。
十
绝食第三天，首批绝食者中有一人因身体虚弱出现休克，十多人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虚脱。然而中央调查团依然没有消息。指挥部决定，第二批绝食队伍七百余人于二十六日晚七时提前进入绝食现场，开始绝食示威。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急电送到罢工指挥部。电文告之：“中央调查团明日到达勐岗农场。切望青年同志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纸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不回家，毋宁死！”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同志们——，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这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出于一辙。发难的机会来了。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打倒官僚主义！”
鲁田毕竟沉着。“同志们，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于是副部长苦口婆心，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从罢工危害讲到中央首长讲话，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说服他们服从政策。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己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分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知青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切勿操之过急，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人们的心情重新跌进悲观失望的深渊。台上的人愈闪烁其词，知青们也就愈加证实了那个长久压抑在心头上的可怕的预感：他们的命运不仅早已被注定并且不可更改。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鲁田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青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嚎啕。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公元一九七九年，历史不再固执。
十一
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
从云南边境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上，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而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重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此知青们打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判断，溃逃本身就等于失败。因为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当他们的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在布满荆棘与炼狱之火的小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本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之后短短两三个月中，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次年，仅余三千二百余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