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樹林
　　
　　　　在唐波夫省北部有一個鄉村名叫“楊樹林”。老人們說，過去這裏的確有過一片密林。可是在我的童年時期，人們就早已把那片林子忘記了。
　　　　村子周圍，種着黑麥、燕麥和黍子的農田延伸得很遠很遠，可是靠近村子的地面卻被許多深𠔌割裂得零零散散。深𠔌逐年擴大，陡峻的高坡上，那些村邊的農捨簡直就像要跌落到𠔌底去了。一到鼕季，深𠔌裏往返奔馳着許多饑餓的野狼。我小的時候很怕在鼕天的夜晚走出屋外：冷，死氣沉沉，處處是雪，無邊無際的雪，還有遠處狼的號叫聲。有時真的聽到了狼叫，也有時衹是過於緊張的兒童的聽覺在作怪。……可是一到春季，周圍一切都煥然一新了。草原上開着野花，油緑的嫩草覆蓋着大地。處處是紅的、藍的、金黃的野花，像火星似的怒放着。雛菊、鈴鐺花、矢車菊，可以滿懷地抱回傢去。
　　　　我們的村子很大，居民約有５０００人。差不多每戶都有人到唐波夫、貧茲，甚至也到莫斯科去作工掙錢。可憐的一小塊土地是不夠養活一傢貧苦農民的。
　　　　我生在一個和睦的大家庭裏。父親齊莫菲·西門諾維奇·秋裏闊夫，在村公所當文書員，他沒受過教育，但卻知書識字，甚至可以說是博學多識。他喜好讀書，在和人辯論的時候，也常常引經據典。僻如，有一次他對和他交談的人說：
　　　　“我記得，我讀過一本書，裏面關於天體的說明，和您的說法完全不同……”
　　　　我上過３年當地的鄉村小學。１９１０年秋季，父親把我領到基爾山諾夫城去投考一個女子中學。從那時候到現在，差不多４０年了，可是一切大小事情我全記得很清楚，就仿佛是昨天的事一樣。
　　　　兩層樓房的中學校捨，使我很驚訝，在我們楊樹林村沒有這麽高大的房子。我緊握着父親的手，隨他走進了學校的前廳，羞答答地停了腳步。一切都是新奇而生疏的：寬大的門、石地、有欄桿的寬敞的樓梯。這裏已經聚集了許多和傢長同來的女孩子。最使我不好意思的就是，她們簡直比那新鮮的、在我看來是富麗的陳設更使我不安。基爾山諾夫是一座商業的縣城，在這些和我同樣來投考的女孩子中間，農傢的孩子很少。我記得有一個女孩子，看外表是地道商人的女兒，面孔紅胖的，用鮮藍色綢帶係着長長的發辮。她鄙視地打量了我一番，就咬着嘴唇轉過身子去。我靠緊了父親，父親撫摸着我的頭，似乎在說：“孩子，不要怕，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隨後我們上樓去了，有人把我們一個一個地招呼進一間大屋子去，在屋裏的長案後邊坐着３位考試委員。我還記得，我回答了一切試題，最後，我就忘記害怕，大聲朗誦了以下的詩句：
　　　　今後我們將給瑞典人一點顔色看，在這裏建起雄城，氣死傲慢的鄰人……爸爸在樓下等着我。我高興極了，不顧一切地嚮他跑去，他馬上就上樓梯來迎接我，臉色是那麽愉快……中學時期就這樣開始了。我至今還保持着對這一時期的溫暖、感謝的回憶。阿爾喀基·別洛烏索夫在我們學校裏講授數學，講得明白有趣。他的夫人耶裏薩維塔·阿法娜謝夫娜講授俄文和文學。
　　　　耶裏薩維塔·阿法娜謝夫娜總是微笑着走進教室，我們也隨着她微笑。她是那樣活潑、年輕、和藹可親，她坐在講桌後面，沉思地看着我們，不用任何開場白，開始就念道：
　　　　“樹林脫下紫色的衣裳……”
　　　　我們能一直不倦地聽着她講。她一面仔細地講給我們聽，一面她本人也陶醉於她所講述的美景之中。她努力給我們講解俄羅斯文學的動人力量，它那鼓舞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它的深刻的人道性。
　　　　聽着耶裏薩維塔·阿法娜謝夫娜的講解，我明白了：教師工作是一種高度的藝術。當一個真正的好教師，必須具有活潑的心靈，清晰的頭腦，當然，還必須非常喜愛兒童。耶裏薩維塔·阿法娜謝夫娜雖然一嚮沒有說過愛我們，可是我們無需任何解釋就知道她是愛我們的。根據她看我們的眼神，根據她有時候親切地把手放在我們的肩上根據她在我們任何人遭到失敗的時候怎樣地傷心，我們就能理解到她對我們的愛。我們同樣也愛慕她的一切：愛她的青春、美麗而沉思的面貌，愉快仁慈的個性和她對於自己的工作的愛好。一直到我成年之後，撫育着自己的孩子的時候，我仍時常回憶我所敬愛的阿法娜謝夫娜先生，並且在睏難的時候，常會設想：如果她在這裏，她可能告訴我怎樣做。
　　　　另外還有一些很使我懷念基爾山諾夫中學的事情：我很愛好繪畫，美術教員也發現了我有繪畫的才能，但是我對自己不敢抱有成為畫傢的希望。
　　　　有一次，美術教員謝爾傑·謝民諾維奇·波馬佐夫對我說：“您需要學習，一定要學習，您有很大的繪畫天才。”
　　　　他和耶裏薩維塔·阿法娜謝夫娜一樣，也很愛好他自己所教的那門學科。我們上了他的課，瞭解了什麽是顔色、綫條、比例、遠近畫法等等以外，也瞭解了構成美術精神的東西，是在於對生活的熱愛和怎樣學會隨時隨地瞭解生活，看出它在各方面的表現來。謝爾傑·謝民諾維奇給我們介紹了列賓、蘇裏柯夫、列維唐等大畫傢的創作，他有一大本畫册，粘着很精緻的復製名畫。那時候在我心裏就引起了到莫斯科去，到特列佳柯夫畫館參觀參觀的念頭……但是，無論自己怎樣希望繼續學習，我知道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傢裏的生活衹能勉強維持，需要我幫助父母。中學畢業後我就回到楊樹林來了。
　　新的生活
　　
　　　　關於十月革命的消息，我是在基爾山諾夫就得到了的。老實說，那時候我並沒有清楚地瞭解發生了什麽事。我僅記得有一衝歡欣的感覺：一個盛大的群衆的慶祝節日臨到了。城市中充滿了熱鬧，狂歡；紅旗迎風飄揚着。在大會上普通的人——士兵、工人——登臺演說，響亮地說出新的充滿着熱烈信心和果敢的字眼：
　　　　布爾什維剋黨，蘇维埃，共産主義……在我回到故鄉以後，我的哥哥謝爾傑（他是我童年時的朋友，也是年齡略長於我的夥伴）對我說：“新生活開始了，柳芭，你明白麽？是完全新的生活。我不願意袖手旁觀了，我要參加紅軍去。”
　　　　謝爾傑衹比我大兩歲，可是我跟他比起來還完全像小孩子一樣。他瞭解的事比我多，他會更清晰地分析時事。我也看出他的意志是堅决的。
　　　　“哥哥，我幹什麽呀？
　　　　”我問他。
　　　　哥哥毫不猶豫地回答了我：“教書呀！當然教書。你知道嗎？從此以後學校就要像雨後春筍般地增多起來。你以為今後在楊樹林還依舊是兩個學校，供５０００人口用嗎？不能那樣了！以後人人都能上學。你看吧，人民不能再過文盲的生活了。”
　　　　我到傢後兩天，他就參加紅軍去了。我也不遲疑，馬上到人民教育局去了，他們立刻就分派我到索羅維延卡村任小學初級班教員。
　　　　索羅維延卡村距離楊樹林３俄裏，是一個貧窮偏僻的小鄉村，簡陋的農捨，屋頂全是用麥稭蓋成的。
　　　　學校給了我一點安慰。
　　　　那是在村尾上，隱沒在緑蔭中的一所過去地主的住宅。
　　　　那時樹葉雖然有些發黃了，可是遠遠地就可以看見滿樹鮮豔火紅的山楂，很悅目地伸到窗前，於是我不由自主地愉快起來。這所房子是相當堅固和寬敞的。有前庭、兩間屋子和一間小廚房，較大的一間屋子是教室，另外，帶有鐵窗板的一小間是指定給我住的。我馬上把隨身帶來的識字課本、算題本、鋼筆桿和鋼筆尖，還有一大瓶黑水，全放在桌上，自己就走進村子裏去了。我要把村２子裏所有的達到學齡的男女兒童都登記起來。各傢我都挨門地串到了。
　　　　最初他們對我都抱着懷疑的態度，後來纔漸漸地跟我暢談了。
　　　　“噢，你是教員哪！？
　　　　教吧，教吧！”一位身高、枯瘦，並且似乎不耐煩地皺着濃眉的老太婆對我這樣說，“可是你登記那些小丫頭們是多餘的。她們沒有什麽可學的。織布，紡綫，將來嫁人，這些還用得着識字嗎？”
　　　　可是我仍然堅持我的主張。
　　　　我用我哥哥對我說的話，回答說：“現在不是以往的時代了。今後人人都要開始過新生活了，人人都得學習。”
　　　　……第二天教室就擠得滿滿的了。前一天我登記的３０個孩子全來了。
　　　　挨近窗戶邊的一行坐着年幼的孩子，是一年級的學生，中行坐着二年級的學生，靠另一邊墻坐着年齡最大的孩子，他們僅僅４個人，都是１４歲。在我面前，最前面一張書桌旁坐着兩個長着淺色頭髮，臉上有雀斑的，藍眼睛的，穿着一樣花衣裳的女孩子。她們是最年幼的，她們的名字叫麗達和瑪露霞，兩人都姓格列伯娃。靠墻坐的４個年歲較大的男孩子很規矩地站起來，其餘的孩子們也隨着他們站起來了。
　　　　“您好，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我們歡迎您！”我聽到了不整齊的孩子們的問安。
　　　　“你們好，謝謝你們！
　　　　”我回答了他們。
　　　　就這樣開始了我的第一課。以後就一天接一天地過下去了。一個人照顧三個班，我覺得很吃力。趁着年幼的孩子們熱心地學習寫字母，年齡大的孩子在做算題的時候，我就給當中的一班講為什麽日夜交替。接着我又去看孩子們的算術本子，中級班在這時寫哨音字母後帶有軟音符號的陰性名詞。
　　　　年幼的孩子們寫字母寫得厭倦了，我回到他們桌前，他們就大聲地開始一字一字地念：“媽——媽，”“瑪沙——吃——飯！”
　　　　我全心全意地做着工作，和孩子們在一起很快活。日子在不知不覺地過着。有一位那時我看來是富有經驗的教員由鄰村來訪過我兩次，他已經在小學教學三年了。他坐在教室裏聽我給孩子們上課，他給我提過意見，每次臨別他總是說我的教學很有成績。他說：“孩子們喜歡您！這是很好的現象。”
　　重新在傢裏
　　
　　　　在索羅維延卡我做了一個鼕季的教員。從新學年開始就把我調到楊樹林來了。
　　　　我很捨不得離開索羅維延卡的那些孩子們。我們已經習慣在一起了，但是這個調動也使我很高興，因為又能重新在傢裏，在親人之間，多麽好！
　　　　回到楊樹林後，我又遇到了童年時的朋友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他和我同歲，但是看來似乎比我大得多：論老成，論經驗，我全比不上他。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在紅軍中服了一年兵役，現在他在楊樹林管理閱覽室的圖書館。演劇小組就在這閱覽室裏集合排劇。楊樹林和周圍農村的青年們，小學生和教員們準備演出《貧非罪》。我扮演留葆夫·果爾傑夫娜，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扮演了留比木·托爾佐夫。他是我們的領導人兼導演。
　　　　他給我們的指導是愉快的，饒有趣味的。如果有人說錯了臺詞，顛倒了奧斯特羅夫斯基①的話，或者大聲怪叫，莫名其妙地瞪眼，揮手，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那樣滑稽地、無惡意地模仿那個人，使得他就不好意思出風頭了。他笑時，聲音很大，不易遏止。我再也沒聽見過任何人這樣天真地歡喜地笑過。
　　　　不久以後，我就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結了婚，我搬到他傢裏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同他的母親裏吉亞·菲多羅夫娜，弟弟菲嘉在一起生活。另外一個弟弟（阿列剋謝）在紅軍中服務。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相處得很好，很和睦。他是一個有涵養、不隨便甜言蜜語的人，但是我在他的每一顧盼、每一舉動中全感覺着他對我的關懷，我們彼此是不需說明就能互相瞭解的。在我們知道了我們就要有小孩子的時候，我們非常高興。“一定是兒子！”我們這樣的斷定，並且共同給孩子起了名字，還預測了他的未來。
　　　　“你衹要想想吧，”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說着幻想的話，“這多麽有趣呀：頭一次給孩子看看火，看看星星，看看鳥兒，再帶他到樹林裏去，到河邊去，到海濱去，到山上去……你知道嗎？他是頭一次看見啊！”
　　　　孩子生下來了。
　　　　“恭喜，柳鮑娃·彼得羅夫娜，得了一位千金，”接生的老太太對我說：“您聽，她哭出聲音來了。”這時在屋裏聽見了嬰兒的啼哭。我伸出了手，他們就抱給我看：一個白臉、黑發、藍眼、身體很小的女孩子。在這一瞬間裏，我覺着我一嚮也沒有盼望過兒子，並且一嚮所盼望的就是這個女孩子。
　　　　“我們給女兒起名叫卓婭。”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說。
　　　　我同意了。
　　　　這是１９２３年９月１３日。
　　　　①奧斯特羅夫斯基是革命前俄國有名的劇作傢，《貧非罪》是他的名劇之一
　　女兒
　　
　　　　嚮來沒有過小孩的人們可能以為一切嬰兒都是一樣的：
　　　　在一定的時期以前，他們什麽也不理解，衹會啼哭，號叫，妨礙大人。當然，這話是不對的。我曾深信我能在一千個新生的嬰兒中，認出自己的小女兒來，我相信她的臉和眼睛的表情是特殊的，她的聲音也是與衆不同的。如果有時間的話，我似乎能夠——連幾個鐘頭看着她怎樣睡覺，怎樣在夢中把被我緊緊地包裹了的小手由被子裏伸出來，又怎樣睜開眼睛由長密的睫毛下凝視着前方。
　　　　此外，還有令人驚訝的事，那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變化。我明白了，嬰兒不衹是每一天，而是每一點鐘，都在生長和變化着。看這孩子，她甚至在大聲啼哭的時候聽到人聲就不哭了。她開始會尋找細微的聲音了，聽見鐘錶的嘀嗒聲就把頭轉過去。她開始會把視綫由父親身上，轉移到我身上，又由我身上轉移到奶奶身上或“菲嘉叔叔”身上了（我們在卓婭出生以後就這樣開玩笑地稱呼阿那托利的１２歲的小弟弟）。有一天，女兒認識我了。這是最好的，最愉快的一天，我永遠都記得這一天。我在搖籃上俯下頭去，卓婭註意地看了我之後，想了想，就忽然笑了。人傢全對我說這是無意識的微笑，說這麽大的孩子對於所有的人都一樣地笑，可是我卻知道實際上不是這樣！
　　　　卓婭生得很小。我時常給她洗澡。農村裏的人們說，洗澡能讓嬰兒長得更快。
　　　　她在新鮮空氣中的時間很多，雖然鼕季已經近了，可是她仍舊露着臉在院子裏睡覺。我們並不無故地把她抱在懷裏。
　　　　我的母親和婆婆裏吉亞·菲多羅夫娜全勸我這樣做，免得把孩子寵壞了。我老實地遵從了這個勸告，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卓婭纔在夜裏睡得很甜，不要人搖她或抱她。她長大了也很安靜。有時候“菲嘉叔叔”走近搖籃對她說：“卓婭，你說叔——叔！說呀！你再說：媽——媽！奶——奶！”
　　　　他的小女學生張着嘴對他笑着，並且喃喃地說出完全別的聲音。但是過了些時候她的確開始會重複“叔叔”、“媽媽”了，最初不準確，以後就漸漸清楚了。我還記得，在“媽媽”、“爸爸”之後是一句奇怪的話：“阿波”。她站在地板上，很小很小的，忽然足尖着地挺起來說：“阿波！”以後我們猜中了這句話的意思，原來是：“抱起我來！”
　　噩耗
　　
　　　　一個嚴寒的鼕天，連老年人也不記得鼕天曾像這樣冷過。
　　　　在我的記憶裏，這年的正月是冰冷的、暗淡的：當我們聽到了弗拉基米爾·伊裏奇逝世的消息的時候，周圍的一切都變樣了和暗淡了。他對於我們不衹是領袖和偉大的、出衆的人。
　　　　不，他簡直就是每一個人的密友和導師；在我們村子裏和我們傢裏發生的一切事，全是和他聯繫着的，全是由他那裏發動起來的。人人都是這樣想的和這樣感覺的。
　　　　從前，在我們那裏衹有２所小學，現在超過１０所了，這是列寧建立的。從前人民過着貧睏饑餓的日子，現在人民站起來了，強壯了，過着完全另樣的富裕生活。我們為這個不感謝列寧感謝誰呀？電影院也出現了；教員，醫生，農業技師都和農民們懇談，給他們講解各種問題；閱覽室和俱樂部的人總是滿滿的。農村迅速地發展了，生活也更光明愉快了。
　　　　以前不識字的人，現在學會識字了；已經識字的人就計劃着繼續學習。這一切全是由哪裏來的呀。誰給了我們這個新生活呢？對這一個問題，人們衹有一個共同的回答，衹能用一個親愛的和光輝的名字來回答：那就是列寧。
　　　　可是，突然他不在了……這是意識中容忍不了的事，這是使人不能甘心的事。
　　　　農民們每天晚上都來找阿那托利，對他傾訴共同的深切悲哀。
　　　　“多麽好的人死了！……伊裏奇應該活着，活着，活到一百歲，可是他死了……”斯捷潘·闊列次老頭兒這樣說。
　　　　登載着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蘇蘇维埃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詞的《真理報》在２月間寄到了楊樹林村。阿那托利在閱覽室高聲讀報給大傢聽。屋子裏面，人擠得水泄不通。斯大林的每一句話都深深地打動了人心。
　　　　阿那托利讀完之後，報紙就在人們的手裏傳遞着：每人都想親眼看看，親手摸摸這張印着勇敢的、真誠的宣誓詞的報紙。
　　　　過了幾天，工人斯捷潘·紮巴布林回到楊樹林來了。他過去是我們村中的牧童。他給我們述說了全國各處的人們怎樣接連不斷地從遠方奔來吊望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的遺容。
　　　　他說：“真冷啊，呼吸都被凍結了，時間已經是半夜了，可是人們還不斷地來，來，看不見盡頭。有的連孩子們也帶來了，為的是叫他們也趁最後一次機會來瞻仰瞻仰。”
　　　　“可是我們不能看見他了，卓婭也不能看見他了。”阿那托利凄愴地說。
　　　　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後來要靠着剋裏姆林宮的城墻修建列寧墓，並且在很多年以後都可以來瞻仰伊裏奇。
　　　　我把刊登着斯大林同志的誓言的報紙收存起來了。
　　　　當時我想：“女兒長大了，讓她看看吧。”
　　兒子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喜歡在桌子旁邊坐着的時候把卓婭放在自己的膝上。他一嚮是在吃午飯時候閱讀什麽，女孩兒頭倚着他的肩安安靜靜地坐着，嚮來沒妨礙過他。
　　　　她依然和過去一樣，長得很小，很瘦弱。由１１個月的時候開始會邁步。周圍的人都喜歡她，因為她對人是親熱和信任的。她有時走到門外，對每一個過路人都微笑着，如果有人逗她說：“到我那裏玩去吧？”她就高興地伸出小手隨着新朋友走去。
　　　　到２周歲的時候，卓婭就會清楚地說話了，她時常在“作客”回傢以後說：
　　　　“我到彼得羅夫娜傢去啦。你知道彼得羅夫娜嗎？她傢有格裏亞，剋山尼亞，米莎，薩尼亞和老爺爺。有牛，還有羊羔。它們跳哇！”
　　　　卓婭還沒滿２周歲，她的小弟弟舒拉就出生了。這個男孩子生下來就大聲哭叫，他喊叫的聲音很粗，哭泣來就不停。
　　　　他比卓婭肥大和健壯得多，但是眼睛卻同她的一樣亮，頭髮也是黑的。
　　　　在舒拉出生以後，我們就時常對卓婭說“你是姐姐”，“你是大孩子”。在吃飯的時候她和成人坐在一起，但是坐在高椅子上。她很照顧舒拉：如果橡皮乳頭由他的嘴裏落出來，她就給他放入嘴裏；如果他醒了，而屋裏恰巧又沒有別人，她就搖搖他的搖籃。這時候我也常常要卓婭幫助我做些事情。
　　　　“卓婭，把尿布拿來。
　　　　”我說，“請你把碗給我。”
　　　　或者：
　　　　“卓婭，幫助我整理整理：把書收起來，把椅子放在原來的地方。”
　　　　她做這些事總是非常高興，做完之後總是問：
　　　　“還做什麽呀？”
　　　　在她３周歲，舒拉１周歲多的時候，她就會拉着舒拉的手，拿着瓶子到祖母那裏取牛奶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正在擠牛奶，舒拉在我的身邊轉，卓婭拿着碗站在對面等待鮮牛奶。蠅子落在牛身上擾害它，它忍不住了就一揮尾巴打着了我。卓婭很快地把碗放在一旁，一手抓着牛尾巴，一手用樹枝驅逐蠅子，嘴裏說着：
　　　　“你為什麽打媽媽？你別打媽媽！”以後她看着我，似乎是問，又似乎是肯定地說：“我幫助你！”
　　　　看着兩個孩子在一起纔有趣哪：卓婭那麽瘦小，舒拉那麽肥壯。
　　　　村子裏的人提到舒拉，就這樣說：我們女教員的那個小子橫竪一樣長，側身倒在地下或是站起來，都是那麽高。
　　　　實在，舒拉很胖也很結實，在一周歲半的時候，力氣就比卓婭大得多。但是，這並不妨礙她照顧他，並且有時候嚴厲地申斥他。卓婭一開始說話就說得清楚，始終沒咬過舌，可是舒拉在３周歲的時候還不會說捲舌音。卓婭很為這事擔憂。
　　　　“舒拉，你說：列捨托。”她要求他照着說。
　　　　“勒捨托。”舒拉重複說。
　　　　“不對！你說：列。”
　　　　“勒。”
　　　　“不是‘勒’，是‘列’！你這孩子，多麽糊塗！”
　　　　有一次卓婭忍耐不住了，就用手在他的額上打了一下。可是２歲的學生比４歲的先生更有力量：他憤慨地搖搖頭就把卓婭推到一旁去了。
　　　　“去吧！”他氣忿地喊道，“你幹什麽打人！”
　　　　卓婭驚訝地看着他，但是並沒有哭。過了不久我又聽到了：
　　　　“你說：柯羅瓦支。”
　　　　舒拉的聲音馴服地重複着：
　　　　“柯魯瓦支。”
　　　　我不知道舒拉是否瞭解他在傢裏是最小的孩子，但是從很早的時候起他就會利用這點。他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總是委屈地說：“我小！”
　　　　如果他想一定要得到什麽東西，大人卻不給他，他就喊着要求說：“我小！”有時候他無故地、但是自覺是理直氣壯地、驕傲地說：“我小！”他知道我們愛他，他想使所有的人：卓婭、我、他的父親和祖母全服從他的意志。
　　　　衹要他一哭，祖母就說：
　　　　“誰欺侮我的舒拉了？
　　　　快到我這裏來，寶貝兒！看我給我的小孫孫什麽！”
　　　　舒拉就歡喜地、臉上帶着撒嬌的樣子爬到祖母的膝上去。
　　　　如果他的什麽要求被拒絶了，他就倒在地下大聲哭號、踹腿或是可憐地呻吟着，他的樣子清楚地表示出：“我是一個可憐的小舒拉，沒有人憐惜我，沒有人撫愛我！”
　　　　有一次舒拉因為要在午飯以前吃粉羹（一種酸甜的糊狀羹，通常在飯後吃），大聲哭號起來了，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由屋裏走出去了。屋裏衹剩下舒拉自己。最初他仍然大聲哭號，並且不時地喊着：“給我粉羹！”“我要粉羹！”以後，顯然是他决定不多費話了，就簡單地喊：“給我！我要！”
　　　　他在哭號的時候，沒有留意到我們已經走出去了，但是感覺到屋裏沒有聲音，他擡起頭來，周圍看了一遍，就不哭了：既然沒有人聽，還值得費氣力假裝哭嗎！他考慮一會兒，就用木片堆什麽東西了。嗣後我們回來了。他見我們回來，又打算哭，於是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嚴厲地對他說：
　　　　“如果你哭，我們就把你一個人放在這裏，我們不再和你一起住了。明白了嗎？”
　　　　舒拉不響了。
　　　　又一次，他在哭的時候，通過手指縫用一隻眼偷看我們，看是否同情他的眼淚。
　　　　可是我們絲毫沒理會他：阿那托利在看書，我在看學生們的本子，這時候舒拉就像沒發生什麽事故一樣，悄悄地走近我，爬到我的腿上。我輕輕地在他的頭髮上拍了一下，就把他放在地板上，自己仍繼續工作，他也就不再打攪我了。這兩件事把他治好了：自從我們不順從他以後，他的撒嬌、哭號，就全停止了。
　　　　卓婭很愛舒拉。她時常現出莊重的神氣，重複成年人說的話：“用不着嬌慣孩子，讓他哭會兒吧，算不了什麽！”她這樣說是很惹人笑的。
　　　　但是在她一個人伴着小弟弟的時候，她對他一嚮是很溫柔的。
　　　　如果他跌倒了，開始哭了，她就跑來拉他的手，努力地把這個胖子抱起來。她用自己的衣襟替他擦淚，還勸着他說：
　　　　“別哭，你要作一個聰明的孩子。對啦，好孩子，……你拿着木塊。來，咱們建設一條鐵路，你願意嗎？……這是畫報，我給你看看畫兒好嗎？你來看……”
　　　　最有趣的是：如果卓婭不瞭解什麽東西，她就率直地承認這個；可是舒拉的自尊心特別強，“我不知道”這句話，是很難由他口中說出來的。為了避免承認不瞭解某一種事物，他任何狡猾辦法都會使用。我還記得有一次阿那托利買了一本內容很豐富的兒童讀本，裏邊附有很好看、很生動的圖畫：畫着各種不同的動植物、物件和人。我們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翻閱這本書。
　　　　有時候我指着圖畫問舒拉：“這是什麽呀？”如果是他所認識的東西，他就馬上高興地並且驕傲地說出名稱來，可是如果遇到他不知道的東西，那麽，為了避免回答，他什麽詭詐的辦法不想呀！
　　　　“這是什麽呀？”我指着火車頭問他。
　　　　舒拉嘆了一口氣，躊躇一會兒，忽然帶着詭詐的微笑說：
　　　　“你自己說好啦！”
　　　　“這是什麽呀！”
　　　　“小雞兒，”他迅速地回答着。
　　　　“對啦。這個呢？”
　　　　畫着的是他不認識的、奇怪的動物：駱駝。
　　　　“媽媽，”舒拉要求說，“你把這頁翻過去，給我看看別的吧！”
　　　　我想知道他還能發明出什麽樣的遁辭來。
　　　　“這是什麽呀？”我指着河馬狡猾地問他。
　　　　“你等一會兒，我吃完了就告訴你。”舒拉回答說。然後就開始那樣細嚼，好像他完全不打算嚼完似的。
　　　　於是我又指着一張畫着身穿藍色長衣、帶白色圍裙的微笑着的女孩子的圖畫問他：
　　　　“這個小姑娘叫什麽名字，舒拉？”
　　　　舒拉狡猾地微笑着回答說：
　　　　“你自己問她吧！”
　　外祖母
　　
　　　　孩子們很喜歡到外祖母瑪夫拉·米海洛夫娜那裏去作客。她很歡喜地接待他們，給他們牛奶喝，請他們吃餅。以後她騰出一會兒時間來，就和他們做他們所喜愛的遊戲，他們把它叫做“拔蘿蔔”　　。
　　　　外祖母一邊想一邊說：
　　　　“姥姥種了一個蘿蔔。她就說：
　　　　‘蘿蔔，你長得甜甜的，結結實實的，頂大，頂大的。’蘿蔔就長成了很大的，甜的，結實的，圓的，黃色的。姥姥拔蘿蔔去了：拔，拔，總是拔不出來（這時外祖母就表演着怎樣拔那個頑強的蘿蔔）。
　　　　姥姥把外孫女卓婭叫來了（這時卓婭就來揪着外祖母的裙子）
　　　　。卓婭拉着姥姥，姥姥拉着蘿蔔，一齊拔，拔，還是拔不出來。卓婭叫來了舒拉（舒拉正在急待着去揪住卓婭），舒拉拉着卓婭，卓婭拉着姥姥，姥姥拉着蘿蔔，一齊拔，拔（這時候在孩子們的臉上就現出來等待什麽事的神色）……到底把蘿蔔拔出來了！”
　　　　就在這時候在外祖母手裏出現了不知道從哪裏來的一個蘋果，一塊點心，或者一個真的蘿蔔。孩子們連笑帶喊地摟抱着外祖母，懸挂在她身上，於是，她就把禮物交給他們。
　　　　“姥姥，咱們拔蘿蔔呀！”舒拉剛邁進姥姥的門坎就這樣問。
　　　　過兩年之後，有人又給他們講這個故事，用習慣了的話開始說：“爺爺種了一個蘿蔔……”他們兩人就異口同聲地抗議說：
　　　　“姥姥種的，不是爺爺，是姥姥！”
　　　　……我母親一生始終是由早到晚地忙着。她要照管全部傢務和田地裏的工作，６個孩子：要給所有的孩子穿衣服，洗臉，縫補衣服和做飯吃。媽媽把腰都纍彎了，但是毫不憐惜自己。媽媽對待她自己的孩子們，和以後對待孫子孫女們，一嚮是公平的，也是和顔悅色的。她嚮來沒有簡單地說過“尊敬長者”，她嚮來是盡力地使她的意思能讓孩子們瞭解，真能達到孩子們的腦子裏和心裏。她對卓婭和舒拉說：“我們住在房子裏，這房子是老人蓋起來的。你們看彼得羅維奇給我們砌的火爐多麽好哇！彼得羅維奇年紀大了，懂的事情多，他的手藝巧極啦。怎麽可以不尊敬老人呀？”母親是很仁慈的人。
　　　　還是在我幼年的時候，她每次看見那些無傢可歸的流浪人，就要把他叫進傢裏，讓他喝夠了，吃飽了，還要贈給他一件什麽舊衣服。
　　　　有一次父親彎腰在箱子裏尋找了很長時間之後，問母親說：
　　　　“我那件藍色襯衫在哪裏呀？”
　　　　“你不要生氣，”母親難為情地回答說，“我把它給斯切帕奈赤了。”（斯切帕奈赤是一個無人照顧的、患病的、赤貧的老頭兒，母親常去看他，並盡可能地幫助他。）
　　　　父親衹是無可奈何地揮了一揮手。
　　　　現在，在經過許多許多年之後，我還時常回憶着：我的母親是一個多麽能忍苦耐勞和意志堅強的女人啊！
　　　　有一次，我們的牛被偷去了。人人都知道這樣的事對於一個農傢是多麽大的痛苦。可是母親沒發一句怨言，沒流一滴眼淚。另外一年，我記得，發生了火災，我們的房子和一切物品都被燒光了，這件事使父親非常悲觀失望。他坐在放倒了的樹幹上，垂着手絶望地看着地下。
　　　　“我們還能掙來呀，爹爹，不要緊！”母親嚮他走着說。走近他身邊，站了一會兒，母親又說：“你不要傷心，我們會有辦法！”
　　　　我母親是完全不識字的人，直到死她連一個字也不認識，但是她對識字卻很重視。由於她關心我們，我們纔成了識字的人：她曾堅决主張把我們送入小學，以後又送入中學。
　　　　我們傢中常感睏難。我記得，在十分睏難的時候，父親曾决定了叫在中學四年級讀書的哥哥謝爾傑休學。可是這樣的打算母親連聽都不愛聽。為了她的兒子繼續學習，她什麽都肯作。如去謁見校長，客客氣氣地懇求給她的兒子以公費。
　　　　“你看你，媽媽，一個字也不識，可是一樣活着呀。”父親愁眉不展地說。
　　　　母親不跟他爭辯，但是堅持着自己的主張。俗語說得好：
　　　　“讀書是光明，不讀書是黑暗”。她常喜歡重複這句話。她根據經驗就知道，沒讀過書的人的生活是多麽黑暗。
　　　　“將來你們上學可要好好學習呀。”她這樣叮嚀着卓婭和舒拉，“你們成了更聰明的人，知道很多事，這對於你們本身好，對於你們周圍的人們也有幫助。”
　　　　姥姥是一個擅長講故事的人。她知道很多故事，也會一分鐘不停止自己的工作：織補，削馬鈴薯片，或是和面，同時不慌不忙地把故事講出來。她仿佛自言自語地念道：
　　　　“一隻狐狸在林子裏跑着，它看見樹上落着一隻山雞，它就說：
　　　　‘山雞，山雞！我到城裏去了。’‘咕—咕—咕！去了就去了吧。’‘山雞，山雞！我討來聖旨了。’‘咕—咕—咕！討來就討來了吧。’‘不許你們山雞在樹上蹲着，你們都要到青草地上去蹓躂。’‘咕—咕—咕！蹓躂就蹓躂吧。’‘山雞，山雞！那邊是誰來了？’‘咕—咕—咕！莊稼漢。’‘山雞，山雞！在莊稼漢後邊跑的是誰？’‘咕—咕—咕！馬駒兒。’‘山雞，山雞！它的尾巴是什麽樣的？’‘是彎的！’‘那麽，再見吧！山雞，我沒有閑工夫和你瞎扯了！’”
　　　　卓婭和舒拉坐在矮矮的木凳上，目不轉睛地看着姥姥。她講完一個故事，就接着講另一個：灰狼的故事，饞嘴狗熊的故事，膽怯的小兔的故事，然後又講那狡猾的狐狸的故事……
　　弟弟和姐姐
　　
　　　　我們衹准許卓婭帶着弟弟緊靠着房子旁邊，在柵欄裏邊的小花園裏玩耍，免得被那些在房子附近的草地上吃草的沒人看管的牛馬碰着。可是如果和年長的女孩子們（瑪娘和塔霞）在一起，卓婭就常常走出很遠，到菜園子和小河那裏去。
　　　　河很淺，但是流得很活潑，可以整天在那裏洗澡，也不用擔心淹着。
　　　　在夏天，卓婭接連着幾小時幾小時地拿着網子捕蝴蝶，采野花，然後再去洗澡，並且一個人（在５歲的時候）在河裏洗她自己的襯衣，曬幹後再穿着回傢來。
　　　　“你看看，媽媽，”她註視着我的臉說，“我洗得好嗎？你不說我呀？”
　　　　似乎現在我還能看見她５歲時的樣子：被太陽曬得赤紅的臉，明朗的灰眼睛。
　　　　伏天的急雨剛剛停了，太陽又火熱地照耀着，高空中幾片殘雲被疾風吹往地平綫外去了。樹葉上還落着大水點，可是卓婭已經赤着足，踏着溫和的水窪，嚮我跑來，一邊笑着，讓我看她身上被澆濕了的衣裳……該是多麽好啊：坐着大車到遠處的草地去，（儘管坐的是吱嘎亂響的破車，並且拉車的馬也不好，那也沒有關係。）再坐在高高的草垛上返回來，到傢後和成年人一起，把芬芳的香草揚在板棚後面，讓它徹底曬幹，然後在草堆上像在浪濤裏一樣盡興地跳躍，竪鼎，最後，玩得疲倦了，就縮成一團，在這草堆上酣酣地睡着了。
　　　　上樹又是多麽快活呀！
　　　　盡量嚮上爬，高得往下看都有點兒害怕，倘若手下的細枝落下一枝，心就一縮……然後就用赤腳摸索着樹幹，並當心着撕破衣裳，慢慢地降下來。
　　　　更好的是爬到板棚的頂上或教堂的鐘樓上。這是一切孩子們所歡喜的了望臺。
　　　　這時全村都像在手掌上一樣，一目瞭然。更遠的地方是野地，野地中間是周圍的村落……可是在它們後邊還有什麽呢？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還有什麽呢？……回到傢裏，卓婭挨近我坐下，就問我：
　　　　“媽媽，楊樹林村外邊是什麽呀？”
　　　　“一個鄉村，叫‘太平莊’。”
　　　　“那邊還有什麽？”
　　　　“索羅維延卡。
　　　　“在索羅維延卡的那邊還有什麽？”
　　　　“巴夫洛夫卡，亞歷山大羅夫卡，普魯得基。”
　　　　“還有什麽？基爾山諾夫的那邊是什麽？唐波夫的那邊就是莫斯科嗎？”她嘆了一口氣，又說，“能到那裏去纔好哪！”
　　　　在父親有空的時候，她就爬到他的膝上對他提出各樣問題，有時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問題。她像傾聽最迷人的故事那樣，聽父親講世界上的各樣事物：高山，藍色的大海和深密的森林，遠方的大都市和在那裏居住的人們。在這時候卓婭的精神完全集中於傾聽：她的嘴半張着，眼睛放着光，甚至有時候她好像忘了呼吸。也有時這些珍聞使她疲倦了，聽到最後，她就在父親懷中睡着了。
　　　　４歲的舒拉是一個淘氣的、好吵鬧的孩子，什麽他也不在乎。
　　　　“舒拉的衣袋在動彈！
　　　　”我聽到卓婭的驚訝聲音說。
　　　　真在動彈！這是什麽怪事呀？
　　　　“你的衣袋裏是什麽呀？”
　　　　原因很簡單：衣袋裏裝滿了甲蟲，它們想爬出來，在裏面折騰，可是舒拉把袋口緊緊地握在手裏。可憐的甲蟲啊！
　　　　晚間我在這些衣袋裏什麽東西找不到哇！小彈弓，玻璃片，鈎子，石子，鐵片，嚴禁玩弄的火柴……什麽都有，數不勝數。舒拉的額上經常有碰腫的疙瘩，手腳上有碰傷和擦傷，膝蓋也常碰破。穩坐在一個地方，對於舒拉來說，是受刑，是最嚴酷的刑罰。
　　　　他由清晨直到我招呼孩子們回傢吃晚飯和睡覺的時候，總是在跑着，跳着。我屢次看見他雨後在院子裏跑着，用棍子打着積水。濺起來的水像噴泉一樣，超過他的頭頂，他周身都濺濕了，可是他似乎絲毫不理會這個，更用力地掄起他的棍子和盡可能地高聲唱他自己杜撰的歌。
　　　　我聽不清歌的詞句，衹能聽出調子是尚武的，狂歡的：“當啷，吧，梆！梆！梆！梆！
　　　　”可是這一切都很明顯：舒拉需要對環繞着他的一切傾瀉他的歡欣，他需要表示出太陽、樹木、溫暖而深的水窪等等怎樣使他高興！
　　　　卓婭在舒拉的一切遊戲裏都是他的夥伴，她也和舒拉一樣喊叫着，歡喜地、不顧一切地跳躍着。但是她也會長時間地默默坐着靜聽，那時她的眼睛註意地看着，烏黑的眼眉微微皺嚮一起。有時候我碰見她坐在離傢不遠的鋸倒在地上的一株樺樹幹上：她用手掌托着腮，兩眼凝視着前方。
　　　　“你怎麽這樣坐着呀？
　　　　”我問她。
　　　　“我在思索哪！”卓婭回答。
　　　　在很久以前的、已經模糊了的日子裏，我還記得一天，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决定了看我的父母去，把孩子們也帶去了。我們剛來到，齊莫菲·西門諾維奇外祖父就對卓婭說：
　　　　“你這個淘氣的小姑娘，為什麽昨天你對我說假話？”
　　　　“說什麽假話？”
　　　　“昨天我問你，你把我的眼鏡放在哪裏了，你說：‘我不知道。’可是，後來我在長凳子下邊找着了。一定是你把它扔到那裏了，沒有別人。”
　　　　卓婭翻着眼睛看看外祖父，一言沒回答。但是，過一會兒，在叫我們就桌前坐下吃飯的時候，卓婭說：
　　　　“我不坐，既然不相信我，我就不吃飯。”
　　　　“嗐，那是過去的事啦，坐下吧，坐下吧！”
　　　　“不，我不坐。”
　　　　她始終沒坐下。當時我看出來了，外祖父在５歲的孩子面前有些難為情。在回傢的路上我稍稍責備了卓婭幾句，可是她含着眼淚始終重複那一句話：“我沒有動他的眼鏡，我對他說了實活，他不相信我。”當時我覺出她的委屈是很深很大的。
　　　　卓婭對父親的感情最好。她甚至於在他忙着工作無暇和她談話的時候也高興和他在一起。她並不是簡單地隨在他的身後，而是在觀察。
　　　　“你看，爸爸什麽都會做。”她這樣對舒拉說。
　　　　的確，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什麽事都會做，這是人所共知的。在傢裏他是長子，很早喪了父親，他就自己耕地，自己播種和自己收穫。雖是這樣忙，他還來得及在農村閱覽室和圖書館裏進行很多工作。同鄉們全很喜歡他、尊敬他和信任他，常和他商議傢務事和其他的事。如果需要選舉一個可靠的人到監察委員會去，檢查消費合作社或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們一定說：“選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誰也愚弄不了他，他什麽全瞭解。”
　　　　還有一點使人們都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親近，這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少有的公正和耿直的人。如果有人來求他給出主意，但他看出這個人理屈，他就不假思索地說：“你做的不對，我不能站在你這方面……”
　　　　我時常聽到各樣不同的人們說：“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永遠不會做虧心事。”
　　　　他是很謙虛的人，他從來也沒誇耀過他的知識。比他年紀大得多的人，甚至於老年人，在村中受尊敬的人，也都願意來徵求他的意見。
　　　　實在，什麽問題都可以問他，也可以說一切問題他都能答復出來。他讀了很多東西，也會把讀過的東西很清楚地述說出來。卓婭常在閱覽室裏長時間地坐着聽他給農民們讀報，講解在那時候我們國傢所經歷的事件，講解關於內戰，關於列寧的問題。每次聽衆都對他提出很多問題：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剛纔你說電氣啦，現在你講講拖拉機。這或許是更奇妙的東西吧？可是這麽大的機器在我們這小塊地上怎能轉得開呀？……還有個問題：當真有這樣的機器嗎？也會收割，也會打𠔌子，還會把打淨了的𠔌粒倒進口袋裏？……”
　　　　有一次卓婭問我：
　　　　“為什麽人們都喜歡爸爸？”
　　　　“那麽，你想為什麽呢？”
　　　　卓婭沒回答，可是當天晚間，在我安置她睡覺的時候，她小聲地對我說了：
　　　　“爸爸聰明，他什麽都知道。他是好人……”
　　“看看人去，見識見識世界去！”
　　
　　　　在卓婭滿了６周歲的時候，我和丈夫决定了到西伯利亞去。像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所說的那樣，“看看人去，見識見識世界去！”
　　　　孩子們是頭一次坐馬車到火車站去，頭一次看見火車頭，聽見車廂下邊車輪不停地旋轉的聲音，這仿佛是遙遠的旅途中一種不停的激昂的歌聲。村莊、草原上的牧群，河川和森林在窗外閃過去。一片遼闊的草原嚮後跑走了。
　　　　我們的旅行延續了整整一個星期，在這期間，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始終沒能答復完各種問題：“這是什麽呀？
　　　　這是幹什麽的呀？因為什麽呀？”人在路上通常是容易睡覺的，可是孩子們看見的東西使他們太興奮了，所以在白天就無法安置他們睡覺。到夜晚舒拉畢竟還是疲倦了，睡着得比較快，可是卓婭就不同了，在夜晚也無法使她離開窗戶。衹是在外面的漆黑的夜影遮蓋了玻璃之後，女孩子纔嘆一口氣，轉嚮我們來。
　　　　“什麽也看不見了…衹剩下燈火了……”她這樣遺憾地說了之後，纔無可奈何地同意睡覺了。
　　　　第７天，我們來到了葉尼塞省的康斯剋城。這是一個小城鎮，房屋都是一層的，木頭的，馬路旁的便道也是用木頭鋪的。我們首先把孩子送到旅館，隨後自己就到人民教育局去選擇一個我們夫婦可以在同一個學校任教員的鄉村。他們派我們到西特金村去。
　　　　於是我們就决定不浪費時間，馬上動身。抱着這個打算回到旅館時，我們看見舒拉正在地板上用木塊堆什麽東西，但是沒看見卓婭。
　　　　“卓婭在哪裏，舒拉？”
　　　　“卓婭說：‘你在這裏坐一會兒，我到集上買樹脂去。這裏的人都嚼樹脂。’”
　　　　我唉呀一聲就往街上跑去了。城是很小的，伸手就可以觸着森林，女孩子如果到那裏去了可怎辦呀？！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不顧一切地一條街又一條街地找遍了，挨門往各院裏探望，逢人便打聽，也到集上去了一遍……在什麽地方也沒找到卓婭。
　　　　後來，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對我說：“你到旅館去，在那裏等着我吧，我恐怕舒拉再有什麽差錯。我到公安局去。”
　　　　我回到旅館，抱起小兒子，又到街上來了。沒有在屋裏靜待的耐心。
　　　　我和舒拉在街上站了半小時左右。舒拉忽然喊道：“爸爸！
　　　　卓婭！”
　　　　我急忙跑着迎上去。卓婭的臉通紅，帶着難為情和稍微害怕的樣子看着我。她手裏拿着一團什麽黑色東西。
　　　　她說：“這是樹脂，衹是它的味道不好吃。”她說話的語氣很平常，就仿佛我們不過衹有５分鐘沒有見面似的。
　　　　原來她確實到了集上，買了樹脂，可是她忘記了回到旅館的道路，也不知道怎樣打聽。她就憑着猜想嚮完全錯誤的方向走去，差不多就走到林子邊上了。在那裏有一位不認識的婦女（“她很高，蒙着頭巾”）看見了她，就拉着她的手把她領到公安局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在局裏找到了她。卓婭正像客人一樣坐在桌旁喝茶，並鎮靜地回答着問她的問題：她叫什麽名字，由什麽地方同誰一起來到這裏的，爸爸叫什麽名字，媽媽叫什麽名字，小弟弟叫什麽名字等等。她馬上說明了她需要急速回到弟弟那裏去，因為他還小。
　　　　“你怎麽把舒拉一個人丟下了？”我責問她，“你是大孩子，你是姐姐，我們托靠你啦……”
　　　　卓婭和父親並排站着。
　　　　為了便於看人，她就稍微仰起些頭，把目光由父親的臉上轉到我的臉上，說道：
　　　　“我以為我馬上就能回來的。我以為在這裏和在楊樹林一樣哪，什麽地方我都能馬上找到。你別生氣，我再也不這樣了。”
　　　　“好啦，”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藏着微笑說，“頭一次原諒你，可是以後不經許可，哪裏也不要去。你看把媽媽嚇得什麽樣子啊？”
　　在西伯利亞
　　
　　　　我們在西特金住的房子，建築在一個很高的河岸上，下邊是一條很寬的和流得很快的河。往下看的時候就有些頭暈，似乎自己也會隨着水漂流到什麽地方去。距離幾步遠就是林子。什麽樣的林子呀！
　　　　高大的松樹，把頭仰到背上去也看不見樹梢：叢密的樅樹，落葉鬆，杉樹。在它們的巨掌般的枝葉的蔭影下，像是處在神秘的天幕裏一樣。多麽幽靜啊！衹是有時候被踏着的幹枝在腳下響一聲，被驚擾了的飛鳥叫一聲，嗣後仍舊是深深的幽靜，萬籟無聲。總之，在這林子裏就好像在童話的仙境裏一樣。
　　　　我還記得我們的第一次林中散步，我們４個人一起去的，我們馬上就走進密林的深處去了。舒拉像被吸住了一樣，站在一株兩人才能合圍的大松樹下。我們走遠了，招呼他一聲，他沒有答應，我們就轉回身來。我們的孩子，一個很小的孩子，仍舊孤孤單單地站在原地，在松樹下邊，瞪着眼，像在傾聽樹木的密語似的。
　　　　他被迷醉了，他什麽也聽不見，什麽也看不見了。也難怪他：他在自己短短的經歷裏，從來還沒有見過這樣的森林。在楊樹林村，每株樹都是有數的。我們設法叫他跟我們走了，以後他和我們在林子裏蹓躂的時候，還總是和平常不一樣：靜靜的，不愛說話，好像林子用魔法把他迷住了一般。
　　　　晚上，在臨睡的時候，舒拉在窗前站了很久。
　　　　“你怎麽啦，舒拉？為什麽不去睡覺？”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問他。
　　　　“我對樹說‘晚安’哪。”舒拉回答說。
　　　　……卓婭也愛上了林子。在林子裏遊逛成了她的最大的無可比擬的樂趣。她提起采野果用的籃子，就很高興地由臺階上跑出去了。
　　　　“不要往遠處去，”我囑咐她說，“你聽鄰居說過沒有？林子裏有狼，有熊！”
　　　　真的，采覆盆子並不是沒有危險的事：熊是嘴饞的野獸，在覆盆子的密叢裏遇到熊，並不稀奇。可是覆盆子也真好：果大，漿多，像蜜一樣甜。采覆盆子的人都提着水桶，成群結隊，通常都是有持槍的男子護衛着，防備碰着熊。西伯利亞人還采桑椹、野櫻桃、儲存一鼕吃的蘑菇。這些林中的天然物産是很豐富的。卓婭每次出去，都是提着滿籃的野果驕傲地走回來。
　　　　卓婭也常和舒拉一起到河邊取水。她也很喜歡這種事。她用小桶穩當地把水打上來，在岸上站一會兒，看看清朗的，奔騰着的波浪。以後她還要很久地站在屋門口或在窗前沉思地俯視下邊。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决定要教會卓婭遊泳。他拉着她遊離了河岸，後來忽然把她丟開了。卓婭沉下去喝了一口水，冒上來，又沉下去了……我在岸上嚇得半死半活。固然，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在她身邊遊着，他是很好的遊泳傢，自然無需擔心孩子被淹死；可是看着她喝水，看着她不斷沒頂地沉到水下面去，畢竟是可怕的。我記得，她一聲也沒喊叫，她用盡全力抵抗着和掙紮着，但不做聲。
　　　　後來父親就抓着她，帶她遊到河岸來。
　　　　“好種！再過兩次就會遊泳了！”父親這樣確信地說。
　　　　“害怕嗎？”我一邊把她身上擦幹，一邊問她。
　　　　“害怕。”她坦白地說。
　　　　“我們還去遊泳嗎？”
　　　　父親戲弄地問她。
　　　　“還去。”卓婭堅决地回答說。
　　鼕季
　　
　　　　西伯利亞的多雪的鼕季到來了。冰封蓋了河川。雖然冷到零下５７度，但是沒有風，所以孩子們就很容易地抗住了寒冷。
　　　　我還記得初次的雪使他們怎樣高興：他們不知疲倦地打雪仗，在屋子周圍柔軟的雪堆上像在草堆上一樣地打滾，有一次他們堆了一個比卓婭還高的雪人。我費了很大勁纔把他們喚回來吃午飯。他們回來的時候，臉通紅，很高興，但是也疲倦了，並且帶着極大的食欲撲嚮了牛奶粥和黑面包。
　　　　我們給孩子們買了很暖的鹿皮靴，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給他們做了很好的雪橇，卓婭和舒拉每天都長時間地滑雪：
　　　　有時候倆人彼此輪流拖着，有時候倆人全坐上，卓婭在前，舒拉在後，用帶着紅手套的短粗的手摟着姐姐，十分高興地由山坡上像飛一樣地滑下來。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整日不得閑。每天早晨臨出門的時候我就囑咐卓婭：
　　　　“不要忘了：飯在烤爐裏，牛奶在罐子裏。你看着舒拉，讓他規規矩矩的，不許他坐在桌子上，免得掉下來跌着，就該哭了，你們乖乖地玩，不要吵嘴。”
　　　　我們下午由學校回來的時候，卓婭總是用這樣的話迎接我們：“我們玩得很好，我們乖乖地沒有吵！”
　　　　屋裏亂得不像樣子了，但是孩子們的臉卻是愉快的，滿意的，所以就不好意思責備他們了。用椅子建築了一座二層樓房，箱子和匣子都亂在一起，外面用毯子蒙着。在最不適當的地方能碰到最意外的東西：我差一點兒踏在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颳臉時用的鏡子上，過一會兒又觸着了底朝天放着的鐵罐。屋子中間放着普通的小孩玩具：鉛鑄的兵，裝在輪子上的被拔去一半鬃的馬，一隻手的假娃娃，紙片，破布，木偶，碗和盤子也在這裏。
　　　　“今天我們什麽也沒打碎，也沒弄灑了。”卓婭報告說，“就是舒拉又把瑪娘的臉都抓破了，她哭，我請她吃果子醬纔不哭了。媽媽，你告訴舒拉，讓他以後別再打架啦，不然我們就不和他在一起玩了。”
　　　　調皮的舒拉自知理屈，看着我，不很自信地說：
　　　　“我再不這樣了……我無心地碰了她。”
　　　　我們全在一起，圍着桌子或是圍着暖和的、歡騰的爐火，度過那漫長的鼕夜。那是很好的夜！可是我們也不能把這個時間完全給孩子們：我自己，尤其是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還有很多需要在晚間完成的工作。“做工作”這句話，我們的孩子很早就瞭解：
　　　　媽媽工作哪……爸爸工作哪……這就是說：應當完全安靜，不可以問問題，不可以爭吵，不可以敲打，不可以跑跳。有時候孩子們鑽到桌子下邊，就在那裏，一連幾小時地玩耍，聽不到他們的聲音。這時也像當年在索羅維延卡一樣，窗外的風雪在房前的松樹的密枝間怒吼着，還有什麽在煙筒裏凄慘地呻吟着，訴着委屈……但是在索羅維延卡我是衹身一人，現在有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挨着我坐着，聚精會神地低着頭看書，或是審閱學生們的本子，卓婭和舒拉輕輕地蠕動着和打着耳語，我們都在一起，就更愉快，更溫暖。
　　　　許多年之後，我的孩子們都已經上學讀書去了，他們還常常回憶起在遙遠的西伯利亞的農村中的這些夜晚。固然，舒拉在我們住在西特金的時候還很小，他僅僅４歲半，他的回憶雖然是愉快的，卻總是模糊不清的。但在卓婭的記憶裏，這些夜晚所留的印象卻很清楚，很鮮明。
　　　　做完了我的事，或者把工作放下一會兒，等孩子們睡着以後再做，這時我就挨近火爐坐下，“真正的”晚會在這時候就開始了。
　　　　“講個什麽故事吧！”
　　　　孩子們要求說。
　　　　“講什麽呀？所有的故事你們全記得很熟了。”
　　　　“沒關係，你再講吧！”
　　　　於是就開始了：金冠子雄雞，圓面包，灰狼和太子伊凡，阿遼奴什卡姐姐和伊凡小弟弟，哈夫羅娘和暴富的庫茲馬。——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在這些漫長的鼕夜裏，誰沒到過我們那裏作過客呀！可是他們最喜歡的、最願意聽的卻是關於美麗的娃西麗莎的故事。
　　　　“在某一國裏，某一朝代……”我開始了差不多是第一百次地給他們講，可是卓婭和舒拉就像第一次聽這故事那樣看着我。
　　　　有時候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放下工作，參加談話，孩子特別高興聽他講的故事。這常常是出他們意外的事。有時候孩子們似乎完全忘掉了我們：他們坐在屋角小聲地議論着自己的事，忽然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傾聽一會兒，推開了書，走近火爐，坐在矮矮的小凳上，把舒拉放在一個膝蓋上，把卓婭放在另一個膝蓋上，就不慌不忙地說：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起來一個這樣的故事……”
　　　　孩子們的臉上馬上現出幸福、好奇和急切的表情來：父親要給講什麽吧？！
　　　　我記得這樣的一回事。
　　　　孩子常聽人們講春季河水泛濫的事。在這些地方春水泛濫可不是兒戲：它能衝倒房屋，捲走牲畜，幾天的工夫許多村子完全淹在水裏。人們對我們這些新來到此地的人講了不少關於當地的可怕的洪水的故事。
　　　　“那時候我們怎辦呀？
　　　　”舒拉聽了這些故事之後問卓婭。
　　　　“我們離開傢呀。登上船我們就漂走了。或者我們跑到山上去。”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
　　　　“水來了就把什麽都淹了……”卓婭好像冷了一樣，哆嗦着說，“舒拉，你怕不怕？”
　　　　“你呢？”
　　　　“我不怕。”
　　　　“那麽我也不怕。”
　　　　舒拉站起來，模仿着父親，在屋子裏慢慢地踱了一趟，然後很勇敢地補充說：
　　　　“讓水來吧！我不怕。
　　　　我什麽也不怕！”
　　　　這時候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說出了他習慣說的那句話：“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起來一個這樣的故事。”於是他就對他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群麻雀落在矮樹叢上，彼此辯論：禽獸裏誰最可怕？
　　　　一個禿尾巴麻雀說：‘黃貓比誰都可怕。’去年秋天貓差一點抓住它。麻雀雖然拚命地逃跑了，可是畢竟尾巴叫貓給抓掉了。
　　　　另外一隻麻雀說：‘男孩子們更厲害，他們拆窩，用彈弓子打……’第三衹嘛雀爭論着說：‘可以飛遠一點躲避男孩子們呀！可是沒有地方可以躲避鷂鷹。它比誰都可怕！’這時候一隻很幼稚的、黃嘴的小麻雀，唧嘹一聲（這時候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改用很細的聲音學着小麻雀說）：
　　　　‘我誰也不怕！貓算什麽，男孩子和鷂鷹我都不怕！我還想把它們都吃了呢！’正在它這樣唧嘹的時候，一隻什麽黑色大鳥在小樹林上空飛過去了，並且大叫了一聲。麻雀們嚇得魂不附體：有急忙飛了的，有藏在樹葉下的，勇敢的小麻雀放下翅膀，驚慌失措地在草地上亂跑起來。這時候那衹大鳥一邊用長嘴啄着地，一邊嚮小麻雀方向走去，可憐的小麻雀用盡所有的氣力，往前跑，後來就鑽進一個鼴鼠的洞裏去。老鼴鼠正縮成一團在洞裏睡覺。小麻雀更被嚇壞了，但是它下了决心：‘反正我要吃不了它們，就讓它們吃我吧！’於是它就往前一跳，用力啄了鼴鼠的鼻子一下子。鼴鼠莫名其妙地睜開一隻眼睛說：
　　　　‘怎麽回事呀？’（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閉着一隻眼打了一個哈欠繼續學着鼴鼠低音說）‘啊！你呀？大約餓了吧？給你𠔌粒兒，吃吧。’小麻雀害鱢了，它對鼴鼠訴苦說：
　　　　‘黑鷂鷹要吃我！’鼴鼠說：‘哎，這個強盜！走，咱們跟它講講理去。’鼴鼠由洞裏爬出來，小麻雀隨在後邊跳着。可是它很害怕，它又可憐自己，又懊悔：為什麽當初自己假裝膽大呀？鼴鼠由洞裏爬出來，小麻雀也在它後面把啄子伸出洞外來，可是馬上就嚇掉魂了：那衹大黑鳥就在它眼前落着，並且兇狠地瞪着它。小麻雀瞟了一眼，立刻就嚇得暈倒了，黑鳥嘎地叫了一聲，周圍的麻雀就都大笑起來。原來這個鳥並不是鷂鷹，而是一隻黑大姐……”
　　　　“烏鴉！”卓婭和舒拉同聲說。“當然是烏鴉！”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繼續說，“鼴鼠對小麻雀說：‘怎麽啦，說大話的小東西，應該因為你說大話打你一頓！算了吧，你給我多送些糧食和一件過鼕的皮襖來。有些涼了。’鼴鼠穿上皮襖就洋洋得意地吹起小麯兒來。但是小麻雀自己卻很懊喪，它羞鱢得無地自容，它藏到小樹叢裏，藏到最稠密的枝葉裏邊去了……”
　　　　“就是這樣。”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沉默了片刻，補了這麽一句，“現在你們喝牛奶，完了就躺下睡覺吧。”
　　　　孩子們懶懶地站起來。
　　　　“你講的是我呀？”舒拉害鱢地問。
　　　　“怎麽講你呀？講的是麻雀。”父親僅僅用眼睛微笑着回答說。
　　　　許多年以後，我偶然在阿列剋賽·托爾斯泰全集裏看到了這段童話。顯然是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在童年，在兒童雜志裏讀過，他把它幾乎一字不差地記住了。
　　擦不掉的印象
　　
　　　　有一次卓婭問我說：“媽媽，為什麽布爾馬金的房子那麽大，羊也那麽多，還有許多馬和牛啊？為什麽他一個人什麽東西都要這麽多啊？可是魯仁佐夫有那麽多孩子，還有老奶奶、老爺爺，而房子卻那麽奇，那麽小，不但沒有牛，連一隻羊也沒有？”
　　　　這樣，在我和卓婭之間就第一次談到：什麽是貧、什麽是富和什麽是不公平。
　　　　對６歲的孩子解答這樣的問題，我覺得很不容易。如果認真地給她解釋這些事，就必須說到很多她還不能理解的事。可是生活逼着我們很快地又回到這段談話上來。
　　　　這是在１９２９年。在我們區裏富農打死了７個農村中的共産黨員。這個消息很快地傳遍了西特金村。７口棺材在街上運過的時候，我正在臺階上站着。樂隊在靈柩後邊走着，慢慢地，但是莊嚴地奏着“你們犧牲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了”。在樂隊後邊是洪流一般的送殯的群衆，每個人的臉上都表現着哀慟和憤怒。
　　　　我忽然無意地看了我們的窗戶一眼：卓婭的蒼白了的臉緊貼着玻璃，她驚懼地看着街上。一秒鐘後她跑到臺階上握着我的手，緊緊地靠着我，很久地張望着喪葬隊伍的後影。
　　　　“為什麽把他們打死了？富農是什麽人呀？你是共産黨員嗎？爸爸是共産黨員嗎？不能把你們打死嗎？殺人的兇手找着了嗎？”
　　　　不衹是卓婭，連小舒拉也不停地提這些問題。７個共産黨員的殯葬，在我們的記憶裏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象。
　　　　……還有一樁忘不掉的事。
　　　　在西特金的農村俱樂部裏，時常放映電影，我有時候也帶着卓婭和舒拉到那裏去。但是我和孩子們到俱樂部去並不是因為有電影吸引我們。
　　　　每次大廳裏人滿了的時候，總有一個人拉着長聲問：“我們唱一段吧？”
　　　　於是馬上有幾個人同聲回答：“唱一段吧！”
　　　　他們唱得很動人：激昂、熱情，唱的多半是西伯利亞的老調和內戰時期的歌。
　　　　在這些拉長了的豪放而流暢的調子裏，復活了遙遠的過去，在我們的眼前重現了那些驚天動地的事件和堅决勇敢的人們。
　　　　嗓音都是沉重和有力量的。在這和諧的大合唱團裏，有一個嘹亮的青年男高音特別清楚，有時候也許是一個真正的西伯利亞原野居民特有的雄壯的男低音，像浪濤一般地奔鳴着，他們那樣真誠動人，有時候令人不能不流出眼淚來。
　　　　卓婭、舒拉和大傢一起唱。我們特別喜歡一個歌。現在我不記得全部歌詞，衹記得調子和詞的最後四行：
　　　　黑夜過去了。吹着柔和的微風。
　　　　晴朗的陽春到來了。
　　　　在黎明的溫暖的陽光下，青年遊擊隊員犧牲了。
　　　　男子的低音緩慢地，悲哀地重複着：
　　　　在黎明的溫暖的陽光下，青年遊擊隊員犧牲了……
　　遠行
　　
　　　　一年過去了。春季並未發生水災，孩子們在知道了他們無須逃往山上的時候，似乎很失望。他們心中曾深深地希望河水把一切都衝毀了，淹沒了，而他們就駕着一葉小舟或徒步逃到山上去，信步漫遊，期望遭逢各種奇遇。
　　　　大地重新披上了緑衣，芳草中出現了鮮豔的野花。在５月裏，我接到娥麗嘉姐姐和謝爾傑哥哥由莫斯科寄來的一封信。
　　　　他們在信裏寫道：“你們到莫斯科來吧，暫時和我們住在一起，以後你們再找工作和住所。我們很想念你們，我們想和你們見面，我們一定要把你們叫到這裏來。”
　　　　我們也很想念故鄉和親人，學年剛一終了，我們就離開西伯利亞。我們决定暫時把孩子們送到楊樹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裏去。
　　　　又是熟悉的寬闊的道路，長滿了黑麥的田地，村邊的峽𠔌，菜園中孤單的白柳，和父親的屋旁叢密的丁香，帶窟窿的老樺樹和筆直的白楊。看着這親近的，難忘的一切，我也瞭解了一年的時間在小孩們的生活上有多麽大的意義：我們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地，小溪和人們，他們全忘掉了，全要重新認識。
　　　　外祖母不住地看着孩子們欣喜地說：“他們長得多麽大了哇！你們這些西伯利亞人還記得我嗎？”
　　　　“記得。”他們雖然這樣回答，可是盡可能地要挨我近一些。
　　　　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環境：在我們來到不久之後，他就在街上和以往的小朋友們一起跑着玩了。可是卓婭在很長時間以後還覺得生疏，總是寸步不離地緊隨着我。
　　　　秋天，在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决定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她絶望地問我們：“不帶我們嗎？”在這句話裏包含着驚恐，疑慮，非難，第一次離別使我們全都感到很痛苦。可是在自己未找到工作和住所之前，我們不敢往莫斯科帶孩子。
　　　　我們不得已地離別了。
　　一年之後
　　
　　　　“卓婭，舒拉！你們跑到哪裏去了？快來吧，媽媽回來了！”
　　　　我聽到了誰的高興和欣歡的聲音。
　　　　瑪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摟着我說：“我們以為等不來了。孩子們很想念你們，特別是卓婭。長大了，你不認識她了。她老是不放心，怕你不來。”
　　　　“怎樣，路上好啊？”
　　　　父親又像是問我，又像是問那正在卸牲口的馬車夫說。
　　　　“路上很好，就是雨淋了我們一道兒。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也被淋濕了一點兒。可是我很想把您的女兒快快送到傢，一路上使勁趕這牲口。
　　　　齊莫菲·西門諾維奇，你應該請請我呀。”
　　　　在這忠厚的愛說話的車夫卸牲口的時候，父親已經解下了我的簡單的行李，而鄰人的一個男孩子卻跑去尋找卓婭和舒拉去了。這時姥姥已經把水壺燒開了，並在桌子旁邊張羅着。鄰人們聽到由莫斯科來了齊莫菲·西門諾維奇的女兒，就是那個曾在小學校教農村兒童的女兒，就也都來了：
　　　　“在莫斯科生活怎樣？
　　　　您自己健康啊！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怎樣？……我們現在在集體農場裏，差不多全村人都參加了。剩下的個體農民很少了。”
　　　　“你們的生活怎樣？”
　　　　“好哇。衹要勞動，就有飯吃！”
　　　　新聞一項接着一項在報告着，使我來不及對每一項個別地表示驚訝。一切都改變得多麽迅速呀！我剛邁進老傢的門坎，就聽到這麽多新聞！不久以前，人們還當作奇跡傳說的拖拉機出現了，聯合收割機也出現了。人們說，第一天全村人都到外邊來看這些新奇的機器怎樣工作。
　　　　我聽見他們這樣說：“這樣的機器，真令人歡喜不完！用這些機器一天的工夫就把地裏的莊稼都收割完了，聽着好像是笑話似的！”
　　　　“你們老是講新聞，你們讓由遠路來的人休息一會兒吧！”
　　　　父親嫉妒地插嘴說。
　　　　“對呀，你休息吧，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我們以後再來看你，咱們再好好談談。”有人難為情地這樣回答說。
　　　　老實說，無論新聞怎樣驚人，我也沒有好好地聽。我着急要知道我的孩子們在哪裏。他們跑到什麽地方去了。
　　　　我走到門外去。因為剛下過雨，我就看見窗前樹上的每一枝、每一葉都顫動着，灑着殘存的稀零的雨珠。我站着，四面張望着，回憶着……我們的老房子在１９１７年被火燒了，這是新房子，並且在村子裏算是最美觀的房子。它是用木板包着的，塗了深紫色的油漆，窗戶和高臺階都是用雕刻裝飾了的。我們的房子顯得特別高，因為它築在高坡上，門前的臺階是十幾層。近幾年來房前的樹木都長大了，在槐樹和丁香樹叢的縫子裏略微現出一點兒褪了顔色的墻壁。我所喜歡的楊樹和樺樹在兩旁長得更高了。現在它們被雨衝洗得很潔淨，非常美觀。太陽露出來了，在葉尖上挂着的雨珠現出了虹的光彩。
　　　　大約１３年以前，當我還是小姑娘的時候，我曾親手澆過這些槐樹和丁香。現在認不出它們來了，樹叢稠密得像墻壁似的。我也是成年人了，我已經有兩個孩子了……可是，我的孩子們究竟在哪裏呢？
　　　　這時候我看見他們了。
　　　　路上跑着一群孩子，卓婭在最前頭，舒拉在最後，勉強能追得上。
　　　　卓婭最先看見我。
　　　　“媽媽！媽媽來了！”
　　　　她邊喊着，邊跑到我這裏來。
　　　　我們緊緊地相互摟抱了。
　　　　以後我就轉過身來看舒拉。他正站在遠一些的一棵小樹下瞪眼看着我。在碰到我眼光的時候，他忽然雙手用力地抱住一棵小樹搖撼起來。
　　　　水珠落在我們身上了。這時舒拉完全手足無措了，於是他放下樹，雙手摟抱了我，把臉鑽到我的衣裳裏。
　　　　那些女孩子和男孩子們團團地包圍了我們。他們的臉都曬紅了，有黑發的，有銀發的，有滿臉雀斑的，也有沒雀斑的，也有擦奇了手腳的。一見就知道這是一群淘氣的，不安靜的，喜歡跑跳、遊泳、上樹的孩子。這全是鄰傢的孩子——波得莫夫傢的叔珞，菲拉托夫傢的薩娘和瓦洛嘉，柯日利諾娃的胖姑娘淑拉和她的弟弟瓦學剋，波良斯基傢的耶日剋和萬尼亞。他們全很靦腆地好奇地打量着我。
　　　　“今天我不玩啦！因為媽媽來了！”卓婭歡喜地聲明說。孩子們就像鵝一樣，一連串地走嚮街上去了。
　　　　我拉着卓婭和舒拉的手回到屋裏，到姥姥和姥爺那裏去了，他們正等待我們回來吃飯。
　　　　……和自己的孩子們在一起生活的時候，他們身上的變化是不易被發覺的，也是不太使人覺得驚奇的。可是現在，在久別之後，我總是看不夠我的孩子，並且每分鐘我都在他們身上發現了和過去不同的地方。
　　　　卓婭長大了很多。她現在變成細高的了。灰色的大眼睛在微黑的臉上閃爍着。
　　　　舒拉也長高了，瘦了，可是如果用他的６歲的年齡衡量，他是很有力氣的，他能完全不吃力地由井裏把水提回來，在姥姥洗衣裳時候幫助姥姥把盛着衣裳的洗衣盆送到河邊去。
　　　　“他是我們這裏的大力士。”姥姥驕傲地看着外孫子對我說。
　　　　最初幾天孩子們處處跟着我，一分鐘也不離開。
　　　　“我們跟你一起走，是不是？你不再把我們丟下呀？”他們每天十幾次地看着我的眼睛這樣問我。
　　　　“難道你們在這裏不好嗎？”
　　　　“好，可就是想念你，也想念爸爸。不行，你別再丟下我們啦！你把我們帶走，行不行？帶走嗎？”
　　　　在鼕季裏卓婭和舒拉全害了腥紅熱。他們約有３個月沒能和小夥伴們接觸；陪伴他們的衹有外祖父和外祖母。
　　　　難怪孩子們學會了像成人一樣講話。卓婭的莊重的和說教式的講話態度，令人聽見發笑。
　　　　她完全像姥姥一樣鄭重地，一字一板地對鄰傢的孩子們說：“小孩子不可以吸煙，很容易惹禍，你們能放起火來呀！”
　　　　另外一次我聽見她勸她的小女朋友：
　　　　“巴蘭娘，你為什麽像列贊人那樣說話：‘巴知道’，‘木有’？你聽聽別人怎麽說，‘不知道’，‘沒有’。”
　　　　有一次舒拉打了一個碗，可是他不承認。卓婭用眼睛盯住他，皺着眉說：
　　　　“你為什麽說謊話？不可以撒謊！”她雖然還不滿８歲，但是說得很有信心、很莊嚴。
　　　　……那一夏天我們並未離開。我們一起到田野裏去，到河邊去，一起幫助姥姥處理傢務，並且彼此挨着睡覺。可是話總是說不完。
　　　　“秋天我上學嗎？”卓婭問，“上莫斯科的學校嗎？不能因為我讀得不好笑我呀？
　　　　他們一定說，看這鄉下孩子讀得多麽不好！你能告訴他們說我害了一整鼕病嗎？你別忘了，一定說呀！”
　　　　“我也上學。”舒拉重複着說，“我不願意一個人，我願意和卓婭在一起。”
　　　　這一年來他們更親近了。在以往他們相互控訴的事就很少，現在完全沒有這種事了。他們之間的一切糾紛和衝突，都無須成人干涉，自己就會解决的；他們爭吵一會兒很快就和好了，而且，他們一嚮是彼此互相支持的。
　　　　姥姥對我說了這樣的一回事。
　　　　謝爾傑奇哥的妻子帶着自己的孩子妮娜和瓦列利曾在我回到楊樹林不久以前到這裏作客。白天燥熱，夜間也悶得很，所以就决定叫安娜帶着自己的孩子夜間在幹草堆上睡覺。卓婭和舒拉也隨他們去了。他們全躺下了。忽然躺在邊上的舒拉想要嚇唬嚇唬客人，他把全身連腦袋都用被子蓋上，鼻子鑽到草裏去。在寂靜的夜裏忽然有神秘的嗞嗞的聲音。
　　　　“媽媽，你聽，蛇！”
　　　　妮娜驚懼地說。
　　　　“什麽蛇呀，鬍說！”
　　　　舒拉禁不住地一笑，過一會兒他又嗞嗞起來了。安娜舅母明白了這個把戲，就嚴厲地對舒拉說：
　　　　“舒拉，你擾亂我們睡覺啊！你回到屋裏去吧，如果你高興嗞嗞地叫，可以在那裏叫。”
　　　　舒拉順從地回屋裏去了。卓婭也隨着他起來了。
　　　　“卓婭，你往哪裏去呀？你留在這裏吧。”
　　　　“不，您既然把舒拉打發走了，我也不能在這裏。”卓婭這樣回答說。
　　　　一嚮都是這樣：他們始終不變地相互維護。但是當舒拉在卓婭指出他的錯誤時，還是對她發火。
　　　　“去！離開我！我高興，我要這樣做！”
　　　　“你不願意就算啦，我也不強迫你！”卓婭平心靜氣地回答說。
　　團圓
　　
　　　　我們在８月底來到了莫斯科。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到車站來迎接我們。孩子們差不多是最先地由車廂裏跳出來，然後就全力嚮父親那裏跑去，但是，沒有到身邊就停住了腳步：
　　　　他們一年沒見面了，怎能不覺得生疏呢！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一嚮是抑製感情的，不常表示溫柔。但是他明白了他們為什麽猶豫不前，他就把他們全摟在懷裏，親熱地吻了他們一番，撫摸了他們剪短了發的頭，並且像僅僅昨天才和他們離別了一樣，對他們說：
　　　　“現在我給你們看看莫斯科。咱們看看：它像不像楊樹林？”
　　　　我們登上了電車——這實在是勇敢和好奇心的考驗啊。
　　　　我們坐在轟隆轟隆的、鈴聲不住響的電車裏，在莫斯科奔馳着，經過了高樓大廈，駛過了華麗的汽車，越過了徒步疾走的人們，孩子們的鼻子始終緊貼着玻璃窗。
　　　　舒拉看見大街上那麽多人，就非常驚訝。他們往哪兒去呀？他們在哪兒住呀？
　　　　為什麽他們這麽多呀？他忘掉一切地大聲嚷，惹得乘客們都笑了。卓婭默默無語，但是在她的臉上也表現着十分着急：
　　　　快，快！趕快把這個偉大的、驚人的都市裏的一切一切全看遍了、全看清楚、全瞭解了吧！
　　　　最後，到了莫斯科郊區，一所建立在齊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們上了第二層樓，進入一間小屋：桌子，床，不很寬的窗戶……看吧，我們到傢了。
　　　　……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領到學校的那一天，是一生所記憶的日子中最好的日子。所有的母親一定都記着那一天。
　　　　我也記着。這是１９３１年９月１日。這天是晴朗無雲的。齊米列捷夫卡的樹木滿披着金黃色的葉子。落葉在腳下沙沙響着，打着什麽神秘的、鼓勵人的耳語，可能是說，我的孩子們的完全新的生活由這一刻開始了。
　　　　我拉着孩子們的手領他們走。他們是很莊重的，聚精會神的，可能還有一些恐懼。卓婭用閑着的那衹手緊握着書包，書包裏邊放着識字課本、方格和斜格的練習本子，鉛筆盒。舒拉很想自己提着這珍貴的書包，可是因為卓婭年長，書包就落在卓婭手裏了。再過１３天卓婭纔滿８周歲，而舒拉剛剛過了６周歲。
　　　　雖說舒拉還小，可是我們畢竟决定了把他送到學校去。他習慣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婭到學校去，而讓他留在傢裏，那是不行的。並且也沒有人在傢裏陪伴他，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全有工作。
　　　　我自己是我的孩子們最初的小學教員。在那一年我教“預備班”，校長就把卓婭和舒拉分配到我的班裏了。
　　　　我們走進教室了。３０個像他們這樣的小孩站起來迎接了我們。我安置卓婭和舒拉在距離黑板不遠的一張書桌邊坐下，然後就開始上課……我記得，在最初的幾天裏，有一個男孩子圍繞着卓婭用一隻腳跳躍，嘴裏唱着“卓婭，卓婭跌進髒水坑子裏啦！”他十分得意地唱着這首小詩。卓婭毫不介意地，默默地聽着。在那孩子稍稍停了一會兒，喘口氣的時候，卓婭很鎮靜地對他說：
　　　　“我還不知道你是這麽糊塗的人哪。”
　　　　那個孩子莫名其妙地對着卓婭眨眨眼睛，又把那段刺激人的話重複兩次，但是不像先前那樣神氣了，以後他就完全離開卓婭了。
　　　　有一次，在卓婭值日的時候，有人在教室裏打碎了一塊玻璃。我完全沒打算懲罰犯錯的人。我想不可能找到一個一生沒打碎過一塊玻璃的人。童年沒有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例如，我的舒拉就打碎了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犯錯的人能自己坦白出來。我暫緩進入教室，在走廊裏停住了腳步考慮着怎樣和孩子們開始談話。在這裏我聽到了教室裏卓婭的聲音：
　　　　“誰打碎的？”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婭站在椅子上，孩子們圍着她。
　　　　“誰打碎的，說！”卓婭命令式地重複說，“不說我看眼色也一樣能看出來。”她深深自信地補充了這句話。
　　　　室中靜默了一會兒，矮鼻子、肥臉蛋的別佳·列波夫（他是我們班裏最淘氣的孩子），嘆息着說：
　　　　“是我打碎的……”
　　　　顯見是他完全相信了卓婭能憑着眼色看出最隱秘的思想。她說這話的時候很有把握，好像是絲毫不懷疑自己有這樣的本領似的。
　　　　這事的理由很簡單。瑪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在她的外孫子們打壞什麽東西的時候，一嚮是對他們說：“這是誰弄的？來，來，看我的眼睛，我憑着眼色什麽都能看出來！”卓婭很好地記住了外祖母窺探秘密的巧妙方法。
　　　　……不久之後就不得不把卓婭和舒拉由我的班裏撥到另一班裏去了，原因是這樣的：
　　　　卓婭是很能抑製感情的，她絶對不表示出和我的至親關係來。有時候她稱呼我“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她這樣稱呼我，是要說明在教室裏她是和其他學生一樣的學生，而我對於她也是和對一切其他人一樣的教員。可是舒拉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上課的時候，他等着室內全安靜的當兒，就忽然大聲的喊我：“媽媽！”他並會在這時候調皮地瞧着周圍。
　　　　舒拉這樣的舉動，一嚮是會惹起騷動的：教員，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忽然又是，媽媽！這事很使孩子們開心，但是卻妨礙工作。一個月之後，衹好把我的孩子們撥到並列的另一班裏，到另一位女教員那裏去。
　　　　卓婭的心整個用在學校和功課上了。回到傢裏，吃完飯，她馬上就坐下做功課，嚮來不需要催促她。學習，對於她是最重要的事，是最感興趣的事，她所想的完全是這件事。每個字母，每個數碼，她全特別努力地寫。她拿練習本子和書的時候也是那麽小心謹慎。就好像往手裏拿一件活東西似的。
　　　　我們一嚮買新課本給孩子們。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事。
　　　　他說：“把污穢的、零亂的書給孩子們，是很不好的事，這樣的書孩子們也不高興愛惜它……”
　　　　在孩子們準備開始作功課的時候，卓婭一嚮是鄭重地問：
　　　　“舒拉，你的手幹淨嗎？”
　　　　最初他還企圖不服：
　　　　“你管得着麽？去你的吧！離我遠一點兒！”
　　　　可是以後他就同意了，並且在要拿課本之前，不待提醒，自己就洗手了。老實說，這並不是過分的小心：舒拉和孩子們一起跑完了回到傢裏的時候，一嚮是渾身上下直到兩耳都弄髒了的；有時候簡直無法理解他怎樣弄得這麽髒，好像他接連地先在土裏，然後又在煤堆裏、石灰裏和碎磚頭裏打了滾似的……孩子們平常是在飯桌上作功課。卓婭很長時間地坐着看書。舒拉的耐心衹能夠連續坐半小時。他惦着快快地跑到街上找孩子們去。他總是唉聲嘆氣地瞟着門。
　　　　有一次他拿來了一堆木塊和空火柴盒，用這些東西努力地在桌子中間擺成一行，把桌子分為兩半。
　　　　“這是你的一半，這是我的一半。”他這樣對卓婭宣佈說，“你別過到我這邊來！”
　　　　“那麽識字課本怎麽辦哪？墨水瓶怎麽辦哪？”卓婭無可奈何地問他說。
　　　　但是舒拉並沒被問倒：
　　　　“識字課本歸你，墨水瓶歸我！”
　　　　“你別鬧啦！”卓婭嚴厲地說，並且堅决地把木塊從桌上挪掉了。
　　　　可是舒拉感覺老老實實地不淘氣地作功課太寂寞，所以他每次都企圖把作功課變成遊戲。有什麽辦法！他還沒滿７周歲呀。
　　過節
　　
　　　　１１月７日我的孩子們不待天明就起床了：父親允許帶他們去參加遊行，他們就很焦急地等待着這一天。
　　　　這天早飯他們吃得特別快。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開始颳臉。孩子怎樣也捺不住性子等待他颳完。他們也曾試着暫時作一點什麽遊戲，但是總玩不起來，甚至於他們一嚮喜歡的“安靜的”遊戲（十字拼零）也不往腦子裏去。
　　　　我們終於穿好衣服來到街上了。這一天的天氣很討厭，颳着風，落着一半是雪的小雨。我們走出還不足十步，節日的音樂、歌聲、說笑的聲者就在前邊沸騰了。愈接近市中心，街上愈熱鬧，歡欣鼓舞的情緒愈濃。不久之後雨也停了，可是孩子們和成人們都沒看見灰色的天，衹留意遮天蔽日的紅旗和周圍的鮮豔顔色。
　　　　剛看見最前面的遊行隊伍，卓婭和舒拉就狂喜起來了。直到遊行完了，他們始終是歡喜快樂的，他們大聲地讀着每一個標語（當然讀得不太流暢）。他們和着每個歌詠團唱歌，隨着每個樂隊的樂聲開始舞蹈。他們不是自己往前走，而是被節日的浩大的沸騰的浪濤捲着走的。他們的臉紅熱了，眼睛閃着光，帽子溜到後腦勺去了（因為要始終看上邊！），他們不能說一句連貫的話，而衹是喊叫：
　　　　“你看，你看！裝飾得多麽好，看那個紅星！看那裏，看那裏！看氣球飛啦！快看哪！”
　　　　我們走近紅場的時候孩子們就靜悄悄的了，他們嚮右轉過頭來，目不轉睛地看着列寧墓。
　　　　“媽媽，那裏都是誰呀？”舒拉不知為什麽那樣小聲地問我，同時緊緊握着我的手。“那裏有斯大林嗎？有伏羅希洛夫嗎？有布瓊尼嗎？”
　　　　……紅場呀！這幾個字聯繫着多少思想，多少感情啊！我們在楊樹林曾怎樣地幻想着能有看見它的那一天呀！這是地球上最美麗的地方！世界上多少萬萬人民的思想都嚮着這裏……一年以前，我初次來到莫斯科的時候，就到紅場來了。我讀過很多關於它的作品，聽了很多關於它的傳說，可是我仍舊沒能想到它是這樣樸素和偉大。但是現在當舉行盛典的時候，我卻覺得它完全是嶄新的。
　　　　我看見了剋裏姆林宮城墻的垛口和鐘樓，革命烈士墓前莊嚴沉默的青鬆和鎸在大理石上不朽的名字——列寧。
　　　　無盡頭的人的洪流，不斷地流着，流着，它的熱潮衝洗着樸素莊嚴的墓壁。我覺着人類的整個信心、希望和熱愛都像無盡的海浪一般，嚮這裏、嚮指示未來道路的燈塔，涌來了。
　　　　有人在我們的隊伍裏大聲地喊道：
　　　　“斯大林同志萬歲！”
　　　　斯大林同志微笑了，並嚮我們招手。雷聲一樣的“烏拉”聲震撼着紅場。舒拉已經不是走着，而是差不多在我身旁跳舞着。卓婭也緊握着父親的手嚮前跑着，跳着，並且高高地揮着那衹空閑着的手，好像她以為真的由檢閱臺上能看見她似的。
　　　　我們走嚮了沿河街。太陽忽然由雲中現出來了，水中映出了剋裏姆林宮裏的鐘樓和古代教堂的金頂。水面蕩漾着金光。我們在橋邊看見了賣氣球的人。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買了３個紅的和２個緑的，它們構成了鮮豔美觀的一組。他給了卓婭一個球，又給了舒拉一個球。
　　　　“我們怎樣處理其餘的球啊？”他問。
　　　　“放了！”卓婭喊道。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就一邊走着一邊一個接着一個地放氣球。它們全不慌不忙地飛到天空去了。
　　　　“我們站一會兒，站一會兒！”卓婭和舒拉同聲地喊道。
　　　　另外的人，成年人和孩子們也停住了腳步。我們站了很長時間，仰着臉看着我們的鮮豔的喜氣洋洋的氣球怎樣嚮明朗的天空飛騰着，看着它們漸漸地小，小，最後它們消失了。
　　夜晚
　　
　　　　數年前我讀過一封信，寫那信的人，曾在自己兒女身上耗費了很多精神，去關懷他們和照顧他們，可是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後。他忽然覺悟到自己沒能好好教育他們。他回憶着往事，問自己說：“我的錯誤在什麽地方呢？”他想起了他的錯誤：他未曾註意孩子中間發生的糾紛；他替孩子們做了那些他們自己能胜任的事：給孩子們東西的時候他說：“這是給你的，這是給你的。”
　　　　可是，若說“這是給你們倆的”，豈不更好；有時候馬馬虎虎地寬恕了他們的虛偽詭詐，也有時為一點點小過錯而吹毛求疵地懲罰他們。這個人在信裏寫着說：
　　　　“顯見是在孩子們的自私心和躲避睏難工作的企圖剛剛萌芽的時候，我沒註意，因此就這樣由細微小事，由瑣碎事件構成了重大的罪惡。孩子們完全不是按着我所希望的那樣長大的：他們粗野，自私，懶惰，不互相友愛。”
　　　　最後他問自己：“怎辦哪？把將來的事交給社會，交給團體嗎？可是這樣就成了社會應該耗費分外的力量來矯正我的錯誤，這是一。再者孩子本身也要在生活中遭到睏難。第三是，我自己在哪裏了呢？我做了些什麽呀？”
　　　　這封信曾刊登在我們的一個大報上，似乎是《真理報》上。
　　　　我還記得悠，我曾很長時間地坐着反復讀這些傷心的字句，並且思考着和回憶着……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傢。我從來沒聽見過他對孩子們長篇大論地說教，或用很長的話譴責他們。
　　　　他是用自己的作風，用自己對待工作的態度，用自己的整個風度教育他們。於是我明白了：這就是最好的教育。
　　　　我常聽見人們這樣說：
　　　　“我沒有時間教育孩子們，我整天在工作上。”我也曾想：莫非需要特別地撥出一部分時間在傢裏教育孩子嗎？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教我明白了：教育是在每一件瑣碎事上，在你的每一舉動上，每一眼色上，每一句話上，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連你怎樣工作，怎樣休息，你怎樣和朋友談話，怎樣和不睦的人談話，你在健康的時候是怎樣的，在病中是怎樣的，在悲傷的時候是怎樣的，在歡欣的時候是怎樣的——這一切，你的孩子是都會註意到的，他們是要在這一切事情上模仿你的。如果你忘掉了孩子，忘掉了他時刻在你的舉動上尋找主意和榜樣的敏銳的細心觀察的眼睛，如果孩子雖然挨着你，吃得飽，穿得暖，但是卻孤單地生活着，那就什麽也不能幫助正確地教育他：貴重的玩具，在一起娛樂的散步，嚴肅的和合理的訓誨全都沒有用。
　　　　你應該經常地和你的孩子在一起，他應該在一切事情上都感覺有你在他旁邊，在這一點上永遠不懷疑。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的工作很忙，能和孩子們在一起過的時間很少。我一方面在小學任教員，同時自己又在師範大學學習。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在齊米列捷夫研究院工作，又在速記講習班學習，並且努力地準備入函授工科大學。這是他的宿願。我們時常那麽晚纔回傢，到傢孩子們已經睡了。可是，正因為這樣，我們在一起過的假日和夜晚，就顯得更愉快了。
　　　　我們剛一開開房門，孩子們就急忙撲嚮我們來，並且爭先恐後一人一句地替換着傾訴在一天裏纍積了的事。雖然不是很有係統的，但是聲音卻很高，很有情感。
　　　　一個說：“阿庫裏娜·彼得羅夫娜的小狗兒跑到貯藏室去了，把肉湯碰灑了！”
　　　　那個就說：“我已經學會一首詩了！”這個又說：“小卓婭子盡找毛病！”那個就說：“是啊，他為什麽不做那個算術題呀？”
　　　　“你們看，我們雕刻了什麽。好看不好看？”舒拉又說：“我教給小狗對人伸爪子啦，它差不多學會了……”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很快地就把一切事弄清楚了。他問明白了為什麽沒做算術題，也聽了他們學會的詩，也問了關於小狗的事，並且，好像是順便地指出了：
　　　　“你說話的態度不禮貌，舒拉。‘小卓婭子盡找毛病’，這是什麽話呀？我聽不慣這樣說話。”
　　　　以後我們全在一起吃晚飯，飯後孩子們幫助我們收拾桌上的傢什，最後就到了久待的那一刻了……似乎沒有什麽可等待的呀？一切事都是很平常的，天天是如此的。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譯他的速記筆記，我準備明天的功課，在卓婭和舒拉麵前放着畫圖畫的本子。
　　　　我們都圍着桌子坐着，電燈衹照在桌子上；房間全部是半明半暗的。舒拉坐着的椅子嘎吱嘎吱地響着，圖畫本子的篇頁也發着沙拉沙拉的聲音。
　　　　卓婭畫一所房子，房子的頂蓋很高，是緑色的。由煙囪裏冒着煙。靠近房子是一棵蘋果樹，樹上圓圓的蘋果，每個都是五分銅錢那麽大。
　　　　有時候這裏還有鳥兒，花，在天空挨近太陽還有一顆五角星……舒拉在圖畫本子上畫着往不同方向奔馳着的馬、狗、汽車和飛機。鉛筆在舒拉手裏嚮來不顫動，他畫出的綫條是均勻的，有力量的，我很早就看出了舒拉將來能畫得很好。
　　　　我們就這樣坐着，各人做各人的事。直等到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說：
　　　　“好吧，現在我們休息休息吧！”
　　　　這就是說我們馬上就要共同做什麽遊戲了。我們最常玩的是撲剋牌頂牛兒：卓婭和父親對我和舒拉。舒拉熱心地註意着每一張擺下來的牌，急躁，爭吵，在輸了的時候，臉紅，氣憤，甚至要哭。卓婭也着急，但是不做聲：衹是咬着嘴唇或者把空閑着的那衹手緊緊地握成拳頭。
　　　　有時候我們玩“升高降下”。在這裏勝負並不决定於技巧，而决定於擲下的骰子。
　　　　倘若你運氣好，你就坐着飛機往上飛，直到目的地——彩色的塔頂；倘若你的運氣不好，就往下降，這樣就輸了。玩法並不巧妙，但是吸引人。孩子們如果能幸運地往上飛，一次就越過塗着彩色的木板上的十個格子，他們就會多麽高興地拍着小手樂呀！
　　　　卓婭和舒拉很喜歡我自己發明的一種遊戲，我們隨便給它命名為“怪東西”：
　　　　他們之中一人在白紙上隨便畫一條鋸齒形的綫，或是一條麯綫，或是一個別的奇形怪狀的東西，總而言之是“怪東西”，我就應該在這無意義的怪東西上找出未來的畫的種子。
　　　　舒拉在紙上畫了一個像長形雞蛋的東西。我看了看，考慮了半分鐘，就添上了鰭、尾巴、鱗、眼睛，於是在我們的眼前就是一條……“魚！魚！”孩子們高興地喊道。
　　　　卓婭在紙上點了一個最普通的墨水點，我就由它做成一朵很美的花：帶茸的紫色菊花。
　　　　孩子們又長大了一些，我們就調換了地位：我畫“怪東西”，由他們想出可以由這東西畫成什麽。舒拉的想象能力是不可限量的，很小的怪形東西，在他手裏會變成一座仙境般的樓臺，幾個斑點會變成人面，麯綫會變成一棵多枝的大樹。
　　　　這是很有趣味的，並且我想也是有益處的遊戲：它可以發展觀察力和想象力。
　　　　可是我們最喜歡的是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彈六弦琴。
　　　　我並不知道他的技術好壞，可是我們很喜歡聽他彈奏，在他一個接着一個地彈奏俄羅斯歌麯的時候，我們就完全忘掉時間是怎樣地過去了。
　　　　這樣的良宵雖然少有，但是它們為我們照耀了一切其餘的日子，我們每次回憶起它們來都感覺愉快。在這樣的時刻裏，給與孩子們的指責和申斥，全在他們心裏留下很深的印象，而誇奬和喜愛的話，則使他們特別愉快。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說：“舒拉，你怎麽自己坐了舒服的椅子，給媽媽一把破背的椅子呀？”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有看見過舒拉為自己挑選較好的、較舒服的東西，給別人留下較壞的東西。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鬱鬱不樂地回傢來了，孩子們給他問好，他也沒像平常那樣高興回答。
　　　　“你為什麽今天把阿紐塔·斯捷帕諾娃打了？”他問舒拉。
　　　　“那丫頭……愛哭……”舒拉愁眉不展眼也不擡地回答說。
　　　　“不許再有這樣的事被我聽見。”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一字一字地很嚴厲地說道。然後沉默了一會兒，又比較緩和地補充說：“大小子啦，快８歲啦，可是還惹女孩子！你不害鱢嗎？”
　　　　可是在父親誇奬舒拉畫得好，誇奬卓婭的本子整齊，房間打掃得幹淨的時候，孩子們的臉是多麽的喜悅呀！
　　　　如果我們回來晚了，孩子們不等我們回來就躺下睡覺，他們把本子打開放在桌上，以便我們回來看他們怎樣做了功課。
　　　　雖然我們給予孩子們的時間很少，可是我們一嚮瞭解他們做了些什麽，想了些什麽，什麽東西使他們着急或高興，也知道我們不在傢的時候在他們那裏發生了什麽事情。而最主要的是無論我們在一起幹什麽，遊戲也好，學習也好，料理傢務也好，都能使我們和孩子們更接近，使我們的感情更深切，更真摯。
　　在往學校去的路上
　　
　　　　我們住在老公路街，由傢到學校至少３公裏遠。
　　　　我每天起床較早，做完早飯，照顧孩子們吃了飯，然後我們就由傢裏走出來，那時天還不亮。我們的路綫是必須通過齊米列捷夫公園的。
　　　　高大的樹木紋絲不動地矗立着，好像是在漸漸發亮的藍色背景上用墨筆畫的一樣。雪在腳下嘎吱吱地響着，呼出的暖氣漸漸在衣領上結成了霜。
　　　　我們３人在一道走，因為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由傢裏出來較晚。最初是默默無語地走着，後來殘餘的睡意漸漸隨着黑暗一起消逝了，於是就開始了某種突如其來的有趣的談話。
　　　　有一次卓婭問我：“媽媽，為什麽樹愈老愈好看，而人老了就完全不好看了呢？
　　　　為什麽呀？”
　　　　我沒來得及回答。
　　　　舒拉卻激烈地反對說：
　　　　“不對！姥姥老了哇，莫非她不好看嗎？她好看呀！”
　　　　我回憶起我的母親來，不，現在誰也不能說她是好看的：
　　　　她的眼睛是那樣的疲倦了的，兩頰陷下去了，有很多的皺紋……舒拉好像瞧出了我的心意，他確信地說：
　　　　“我愛誰，我就覺得誰好看。”“對。”卓婭考慮了一會兒，也同意了。
　　　　……有一次，我們３人沿着公路走着，一輛載重汽車趕上了我們，它忽然停住了。
　　　　“往學校去嗎？”司機探出頭來簡單地問道。
　　　　“往學校去。”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來，讓小孩兒們上來。”
　　　　我還沒有來得及理解是怎麽一回事，卓婭舒拉就已經在車上了，在他們的歡呼聲中汽車往前駛去了。
　　　　從那一天開始直到春季，這輛載重汽車每天都在同一時刻在路上趕上我們，並且把孩子們接上車去，差不多把他們一直送到學校。孩子們在拐彎處下車，車就繼續前進了。
　　　　我們嚮來沒等待過“我們的汽車”，我們喜歡忽然聽見那個熟識的粗鈍的喇叭在我們背後響，和像喇叭同樣粗的聲音說：“來吧，上車吧！
　　　　”固然，好心的司機僅僅是和我們路遇，可是孩子們差不多相信他是特意來接他們的。這樣想很愉快呀！
　　遷居
　　
　　　　在孩子們來到莫斯科兩年之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領到一間較寬敞舒適的房間，地址是亞歷山大路七號。
　　　　現在認不出亞歷山大路了：兩旁建起了新的高大的樓房，便道和馬路全是用柏油鋪得很光很平的。過去在這裏衹能找到十幾所純粹鄉村式的房子，房子後邊是田壟，菜園子，再遠是一大片荒地。
　　　　我們的小樓四面無靠，孤零零地立着，在工作完了回傢的時候，我一下電車就遠遠地看見它了。我們住在第二層樓上。新房間比我們的舊住所好得多了：它比從前的屋子溫暖，光亮，也更寬敞。
　　　　新居使孩子們很高興。
　　　　他們喜歡一切新的東西，遷移使他們特別愉快。他們耗費了很多時間收拾自己的東西。卓婭仔細地收拾起書、本子和由畫刊上剪下的畫。舒拉也用心地收拾和包裹了他的東西：玻璃片、石子、鈎子、鐵片、彎釘子和很多我猜不透是做什麽用的東西。
　　　　在新房間裏我們撥給了孩子們一個屋角，在那裏放了一張小桌子，在墻上挂起一塊格板，預備給他們放書和本子。
　　　　舒拉一看見桌子，馬上就喊道：
　　　　“左面是我的！”
　　　　“右面是我的。”卓婭樂意地同意了，因此，像過去很多次一樣，爭端自然就消失了。
　　　　我們的生活和從前一樣：我們一天一天地工作着，學習着。在星期日我們就去“發現”莫斯科的新的角落：我們或到獵禽場，或到莫斯科河對岸，或乘二路電車沿花園路繞一圈，或到無愁園散步。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很熟悉新莫斯科和老莫斯科，並且能給我們講很多關於莫斯科的故事。
　　　　有一次我們通過庫茲聶次橋，舒拉就問：“橋在哪裏哪？”
　　　　隨着我們就聽到瞭解答這個問題的很有趣的故事，說在許多年以前，這裏確實有座橋，說聶格林卡河怎樣到地下去了。
　　　　我們就這樣知道莫斯科的許多“墻”，“門”，食堂鬍同，臺布鬍同，榴彈鬍同，甲胄街，狗場等等的來歷了。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解釋了為什麽普列斯尼亞（莫斯科市地名）叫紅色的，為什麽有巷壘街和起義廣場……他一頁接着一頁地給孩子們講解我們美妙的首都的歷史，孩子學習了如何理解和愛它的過去和現在。
　　悲痛
　　
　　　　有一次，在２月底，我們買了馬戲園的入場票。我們並不常帶孩子們到電影院或馬戲園去，所以每去一次在孩子們看來真像過節一樣。
　　　　孩子們急不可待地盼着星期日，但是怎樣也無法讓它快些到來：他們幻想着看見會算到１０個數的狗，看見披着燦爛的銀甲的細腿揚頭的快馬怎樣繞圈子跑，看見馴服了的海豹怎樣由這一木桶上跳到另一木桶上，用鼻子承接馴獸員投給它的皮球……整整一星期的談話都是關於馬戲園的。但在星期六由學校回到傢裏的時候，我看見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已經在傢中，並且躺在床上。我很驚訝。
　　　　“你為什麽這麽早？為什麽躺着？”我驚恐地問他。
　　　　“你不要擔憂，一會兒就好。也不過就是覺得不舒服……”
　　　　我不能說這已經使我放心了：我看見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的臉色十分蒼白，並且馬上就憔悴了，好像他已經害了很長時間的重病。卓婭和舒拉坐在床邊，驚恐地看着父親。
　　　　“你們衹好自己到馬戲園子去啦！”他勉強微笑地說。
　　　　“沒有你，我們不去！
　　　　”卓婭堅决地回答說。
　　　　“我們不去！”舒拉響應了。
　　　　在第二天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的病狀更嚴重了。肋下劇烈疼痛和發高燒。他一嚮是善於抑製自己的，他並沒訴說痛苦，也沒呻吟，衹是緊緊地咬着嘴唇。需要請大夫去，可是衹留丈夫一人在傢我不放心。我去叩打鄰傢的門，沒人答應，一定是到外邊蹓躂去了：那天是星期日呀。我回來了，手足無措，不知道怎樣辦纔好。
　　　　卓婭忽然說：“我請大夫去。”我還沒有來得及表示反對，她就已經穿上大衣，戴上帽子。
　　　　“不行……太遠……”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勉強地說出這幾個字來。
　　　　“不，我去，我去……我知道他住在哪裏！讓我去吧！”卓婭沒等回答就差不多已經跑下樓梯去了。
　　　　“讓她去吧！她是伶俐的孩子，能……找到……”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小聲地說完就轉嚮墻壁去了，為的是不讓人看見他的由於痛楚而變成灰色的臉。
　　　　一小時以後卓婭同着大夫回來了。他診視了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之後，簡短地說道：“腸扭轉，馬上到醫院去，需要動手術。”他留下了陪伴病人，我跑去找汽車，半小時之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已經被運走了。在由樓梯往下擡他的時候，他開始了呻吟，可是當他看見了孩子們睜大了的驚恐的眼睛，就馬上沉默了。
　　　　……手術經過順利，可是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並沒覺得輕快。每次我走到病房裏的時候，最使我害怕的是他的冷淡的面孔：我見慣了丈夫的喜歡與人談笑的輕鬆愉快的個性，可是現在他默默無語地躺着，僅僅有時候擡起他的枯瘦無力的手，默默地放在我的手上，輕輕地握握我的手指頭。
　　　　３月５日我照例地看望他去了。
　　　　在前廳裏，一個相識的衛生員異乎尋常地看了我一眼之後說：“您等一會兒，護士馬上出來。也可能是大夫。”
　　　　“我是來看病人阿那托利的，”我以為他沒有認出我來，就提醒他說，“曾許可我隨時來看的。”
　　　　“一會兒，一會兒護士就來，您等一會兒。”他重複說。
　　　　一分鐘後護士匆忙地走出來了。
　　　　“您請坐一會兒吧。”
　　　　她躲避着我的視綫說。
　　　　我馬上就明白了。
　　　　“他，……死啦？”我說出了這樣不可能的、令人難信的話。
　　　　護士默默地點了點頭。
　　　　aaa……一個親人，即使他罹病很久並且預先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癥，如果失去了，也是痛苦、難過的。至於像這樣突如其來的、無情的死，我覺得是再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事了……從幼年就嚮來沒害過病的人，一星期以前還饒有精力，活潑、高興，現在他竟不像他自己了，成了叫不應的，冷淡的，躺在棺材裏的人了。
　　　　孩子們一步也不離開我：卓婭握着一隻手，舒拉握着另一隻手。
　　　　“媽媽，你別哭！媽媽，你別哭！”卓婭用發紅了的無淚的眼睛看着父親的僵硬了的臉，重複着說。
　　　　……在一個寒冷暗淡的日子裏，我們３人一起站在齊米列捷夫公園裏等待着我的哥哥和姐姐：他們要來參加殯葬。我們站在一棵像鼕季那樣枯幹的大樹下，寒風陣陣地吹着我們，我們感覺我們是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人了。
　　　　我不記得我的親戚怎樣來到的，也不記得我們怎樣度過了這冰冷的、慘痛的、難熬過的一天。衹是模糊地記着怎樣走到墓地，卓婭忽然絶望地大聲哭號，後來就是土打在棺材蓋上的聲音……
　　沒有父親
　　
　　　　由那時候開始，我的生活就驟然變樣了。過去我是感覺到也深知道有一個親近的可愛的人在我身邊，我隨時可以依靠他的可靠的臂膀。我習慣了這樣安心的依賴，而且這種信心也使我覺得溫暖，我甚至不能想象還會有另外的樣子。可是突然地剩下我一個人了，關心兩個孩子的命運和照顧他們的生活的責任，整個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舒拉究竟還年幼，發生了的可怕事件他還不能十分瞭解。
　　　　他以為父親衹是像過去的離別那樣到遠方去了，將來還能回來……可是卓婭卻像成人一樣地體會了我們的悲哀。
　　　　她差不多永遠不提起父親。她看見我沉思，她就走近我，看看我的眼睛，小聲地說：“我給你讀一段書好不好呀？”
　　　　或者她請求：“給我講一點兒什麽吧！講講你小時候什麽樣兒……”
　　　　或者挨近我坐下，一句話也不說，緊緊地貼着我的兩膝。
　　　　她曾盡可能地使我忘掉悲哀的感受。
　　　　但是有時候我在夜間卻聽見她哭泣。我走到她身邊，摸摸她的頭髮，小聲地問她：
　　　　“你是想父親了嗎？”
　　　　她一嚮回答：
　　　　“不是，可能是我做夢啦。”
　　　　……我們在過去就對卓婭說過：“你是大孩子，看着舒拉，幫助媽媽。”現在這些話充滿了新的意義：卓婭確實成了我的助手和朋友。
　　　　我開始在另一學校裏兼課，所以在傢裏的時間比過去更少了。在前一天晚間我就把第二天的中飯做好。卓婭在吃的時候把它熱一下，照顧舒拉吃飯。另外她還打掃房間，以後，她稍稍長大一些就自己生火爐了。
　　　　“噯喲，卓婭能把咱們的房子點着啦！”有時候鄰人這樣說，“她還是小孩兒呀！”
　　　　可是我知道：卓婭比某些成人還可靠。什麽事她都是及時地做，嚮來不遺忘什麽。雖然是最枯燥無味的和不重要的工作，她也不敷衍了事地做。我知道：卓婭不會把沒熄滅的火柴扔到地下，她會在適當時間蓋好爐蓋，如果火炭由爐子裏蹦出來，她馬上就會註意到它。
　　　　有一次我回到傢來天很晚了，頭疼，並且疲倦得沒有力量做飯了。我就想：明天我再做飯吧。早些起床就是了……我的頭剛落在枕頭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來不僅不比平日早，而且更晚：為了不遲到，過半小時得由傢裏動身。
　　　　我十分懊喪地說：“這可糟啦！我怎麽睡過了呀！今天你們衹好吃幹的吧。”
　　　　晚上回到傢來，剛邁門坎我就問他們：
　　　　“怎樣，你們都餓壞了吧？”
　　　　“我們真正不餓，我們真正是吃飽了！”舒拉勝利地在我眼前跳躍着，喊着說。
　　　　“快坐下吃飯吧，媽媽，今天我們吃煎魚！”卓婭莊重地宣佈說。
　　　　“魚？什麽魚呀？”
　　　　在炒勺裏確實有一條熱氣騰騰的煎得很香的魚。由哪兒來的呀？
　　　　我的驚訝使孩子們很得意。
　　　　舒拉繼續跳躍着，喊叫着，卓婭也很滿意，終於她對我說明了：
　　　　“你知道哇，我們在經過水池子上學去的時候，我們往鑿開的冰窟窿裏看了看，看見裏邊有魚。舒拉打算用手捉，可是魚很滑。我們在學校裏跟女工友要了一個空罐頭盒子，把它放在盛膠皮套鞋的口袋裏了，在回傢的路上，我們在水池子那裏停了一點鐘，捉了些魚……”
　　　　“我們本來能多捉些來，有一個叔叔把我們由那裏轟走了，他說：‘你們會淹死，或者把手凍掉。’可是我們沒有凍掉哇！”舒拉插嘴說。
　　　　“我們捉了很多，”卓婭繼續說，“回到傢裏我們把魚煎了，自己吃了，也給你留下了。很好吃，是不是呀？”
　　　　在那一天晚上我和卓婭共同做的飯：她很仔細地削了馬鈴薯片，淘淨了米，並且註意地看着我每樣東西往鍋裏放多少。
　　　　……以後，在回憶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死後最初幾個月的時候，我不衹一次地認定了，就是在那時候，在卓婭的個性裏確定了早熟的嚴肅性，她的這一特點連不太熟識的人都註意到了。
　　新學校
　　
　　　　我的丈夫死後不久，我就把孩子們轉到第二○一小學去了：以前的那個學校離傢太遠，我有些不放心讓孩子們自己到學校去。我本身已經不在那裏工作，我改在成人補習學校教課了。
　　　　孩子們由第一天起就無條件地愛上了這個新學校，他們簡直找不出可以表達他們怎樣歡喜的話。也難怪他們！他們過去的校捨是一所不大的木房，很像楊樹林的小學。而這個學校卻很高大和敞亮，並且挨着它還正在建築着新的壯麗的門窗高大的三層樓房。
　　　　在下學年裏他們就要遷到那裏去。
　　　　細心的卓婭，很快就看出了第二○一小學校長尼柯萊·基裏柯夫的才能。
　　　　卓婭醉心地說：“媽媽，你看看我們的禮堂將來多麽好哇！
　　　　圖書館更好！多少書哇！我從來沒見過那麽多書：靠着四面的墻全是書架，由地板到頂棚，一點兒空地方也沒有……擺得滿滿的。”她稍微一思索就補充了這一句。（我仿佛又聽見了外祖母說話——這是她常說的話）“尼柯萊·基裏柯夫校長領我們到建築樓房的地方去，全給我們看了。他還說：我們學校將來還要開闢一個很大的花園，我們自己栽種。將來你看得見，媽媽，我們的學校是什麽樣的：在全莫斯科你找不到比它更好的！”
　　　　新學校裏的一切事情也使舒拉非常高興，可是最合他意的是體育課。他能夠不斷頭地述說他怎樣爬上雙環鞦韆，怎樣跳過木馬，怎樣學會了往籃裏投球。
　　　　新的女教員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尤列娃使他們一見傾心了。這是我由他們每天怎樣高興地往學校去，怎樣興奮、滿意地回傢來，怎樣盡可能一字不差地對我述說女教員對他們說的話，看出來的。女教員所說的，即使是一句瑣碎的話，他們也認為是有重大意義的。
　　　　有一次我翻閱着卓婭的本子對她說：“我認為你留的空白太多了。”
　　　　卓婭急忙熱烈地反駁說：“不，不！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叫留這麽大，小了不行！”
　　　　在一切問題上都是這樣：既然麗基亞·尼柯萊夫娜這樣說了，那麽，就衹有這樣做纔對。我也明白：這樣很好，這表明孩子們是敬愛老師，正因為這個，他們纔努力學習，並高興地執行她的任何要求和命令。
　　　　卓婭和舒拉一嚮很關心在他們班裏發生的一切事情。
　　　　一次，舒拉熱情地述說道：“今天伯裏卡遲到了，他說：
　　　　‘我媽媽病了，我到藥房去了！’既然媽媽有病，有什麽辦法呀。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就對他說：‘到自己的位上坐下吧。’可是，在下課的時候，伯裏卡的媽媽正好自己來了，她打算帶他由學校直接往什麽地方去。我們看她很健康，完全沒有病呀。麗基亞·尼柯菜夫娜臉紅了，生氣了，她對伯裏卡說：
　　　　‘我最不喜歡人說謊話。我的規矩是這樣的：如果自己坦白了，沒瞎說，’”這時舒拉覺得他把老師的話述說得不大正確了，就改嘴說：“呃……‘沒撒謊，那就減去了一半過失’。”他接着又說，“我問：‘為什麽如果坦白了就減去了一半過失呀！’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回答說：‘如果他自己說了，那就是他知道了自己的過失，那就不需要重罰他了。如果他支吾，說假話，那就是什麽也沒覺悟，將來仍然這樣做，那就應該罰他……。’”
　　　　如果他們的班在測驗時總成績不好，卓婭回傢來就面帶愁容，因此晚間我就時常擔心地問她：
　　　　“你得的是‘不及格’嗎？”
　　　　“不是，”她愁悶地回答說，“我得的是‘好’，我全做對了，可是瑪娘全做錯了，尼娜也是這樣。麗基亞·尼柯萊夫娜說：‘我很抱歉，我衹能給你們打上不及格’……”
　　　　有一次我回傢比平日早些。孩子們不在傢裏。我很着急地到他們的學校去了，找到了麗基亞·尼柯萊夫娜，我問她知道不知道卓婭在什麽地方。
　　　　她回答說：“我想，已經全放學了，可是咱們來看看教室裏吧。”
　　　　我們來到教室門前，就隔着玻璃往裏探望。
　　　　卓婭和另外的３個女孩子站在黑板前：兩個比卓婭高些，全梳着一樣的小辮子，第三個很小，是胖子，捲發。她們全很嚴肅，捲發的女孩子還半張着嘴。
　　　　卓婭小聲地莊重地對她說：“你做的是什麽呀？如果把鉛筆和鉛筆加起來，那麽得出來的仍是鉛筆。可是你把公尺和公斤加起來了，你能得出什麽來呀？”
　　　　在這時候，在教室的左邊後面，一個白色的什麽東西一晃。我斜看那裏一下：
　　　　舒拉坐在最後的凳子上逍遙自在地在放紙鴿子。
　　　　我們離開了教室的門。
　　　　我請求麗基亞·尼柯萊夫娜過一會兒打發卓婭回傢，並且以後禁止她在下課後久留在學校裏。
　　　　晚間我自己也囑咐了卓婭下課後馬上回傢。
　　　　我對她說：“你看，我今天特意地早些結束了工作，打算和你們多聚一會兒，可是你們不在傢。以後請你不要無益地在學校裏耽誤着。”
　　　　卓婭聽了我的話一言未發，可是過後，吃完了晚飯，她忽然說：
　　　　“媽媽，難道幫助女孩子們是無益的事嗎？”
　　　　“怎麽是無益的事呀？
　　　　幫助同學是很好的事呀。”
　　　　“那麽為什麽你說：‘不要無益地耽誤着？’”
　　　　我咬着嘴唇，可能是第一百次地考慮着：在和孩子們談話的時候應該怎樣慎重地選擇詞句呀！
　　　　“我衹是想和你們聚會聚會，我能早做完工作的時候不是很少麽？”
　　　　“可是你自己說過呀！
　　　　做事第一。”
　　　　“對呀！可是讓舒拉吃飽了也是你的事呀，他是在學校裏挨着餓等待着你呀。”
　　　　“不，我沒挨餓，”舒拉支持她說，“卓婭帶去了很好的早飯。”
　　　　第二天早晨臨往學校去的時候卓婭問我：
　　　　“今天我再和女孩子們一起學習一會兒行嗎？”
　　　　“就是別耽誤太長時間，卓婭。”
　　　　“衹是半點鐘！”她回答說。
　　　　我就知道了：這確實是半點鐘，一分鐘也不會多。
　　希臘神話
　　
　　　　我很想保持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在我們生活裏培養成的一切習慣。在放假日子，我們也跟他在世時候一樣，遊逛莫斯科。但是這樣的遊逛對於我們是慘痛的：我們始終回憶着父親。晚間我們的遊戲也玩不好，因為缺少父親，缺少他的幽默，他的歡笑。
　　　　一天晚間我們沒事，就在回傢的路上，在珠寶商店的門前站一會。光輝燦爛的櫥窗令人眼花目眩：各種寶石，紅色的、緑色的、紫色的光芒閃爍着，迸射着。這裏有項珠、胸針，還有些別的輝煌的裝飾品。挨近玻璃在一個大絨枕上一列一列地放着指環，在每一指環上都有一塊寶石在放着光，由每一塊寶石上像由磨刀輪上或電車弓子上一樣，放射着五光十色的，刺眼的火星。
　　　　這稀奇的寶石上的光彩使得孩子們留戀不捨。卓婭忽然說：
　　　　“爸爸允許了給我講為什麽在指環上永遠鑲着寶石，可是沒給我講……”她忽然不說了，並且緊緊地握了我的手，似乎是請求我原諒她提起了父親。
　　　　“媽媽，你知道為什麽在指環上鑲寶石嗎？”舒拉插嘴問。
　　　　“我知道。”
　　　　我們嚮前走了，在路上我給孩子講了普羅米修士的故事。孩子們一邊走着，一邊由兩面看着我的臉，聽着每一句話，並且幾乎撞着了路上的行人。傳說中為了人類的利益而作出空前的壯舉、並接受了最殘酷的刑罰的勇士的神話，馬上引起了孩子們的興趣。
　　　　我給他們講：“有一次赫爾庫列斯救普羅米修士來了。
　　　　赫爾庫列斯是一個力氣很大而且仁慈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他誰也不怕，連宙斯他也不怕。他用自己的寶劍砍斷了把普羅米修士鎖在斷崖上的鎖鏈，解放了普羅米修士。但是宙斯的旨意仍然有效。這旨意裏說普羅米修士永遠不能擺脫他的鎖鏈：從此鎖鏈中的一環帶着一塊石頭就這樣留在他的手上了。由那時候開始，為了紀念普羅米修士，人們就在指頭上帶鑲有寶石的指環。”
　　　　幾天以後，我由圖書館裏給孩子們藉來了希臘神話，開始給他們朗讀。真奇怪，他們雖然對普羅米修士那樣有興趣，可是最初並不很高興聽我的朗讀。顯見是那些名字很不容易記清的半神半人，由孩子們看來是冷淡的，陌生的，有隔閡的。總是老朋友好：嘴饞的熊，伯特裏開耶夫娜狐狸，妄想吃魚、把半條尾巴凍結在冰窟窿裏的傻狼和其他俄羅斯民間童話中的老朋友多麽好！可是希臘神話的主人公們也漸漸地開闢了通達孩子們的心的道路：舒拉和卓婭也開始了像談論活人一樣，談論比爾賽，格拉剋爾，伊喀爾。
　　　　我記得有一次卓婭表示了憐惜尼敖比亞，舒拉則激昂地表示了反對的意見：
　　　　“為什麽她誇張啊？”
　　　　我知道：還有很多書中的主人公對於我的孩子們將成為可貴的和親近的。可能因為這個我纔很牢實地記憶着另外一段短的對話。
　　　　有一次卓婭在遇到我重讀《牛虻》的時候沉思而驚訝地說：“這麽大的人，還哭……”
　　　　“我看你將來怎樣讀這本小說。”我回答說。
　　　　“我什麽時候能讀它啊？”
　　　　“等你到１４歲的時候。”
　　　　“喔，這還早着哪。”
　　　　卓婭說。
　　　　這樣的期限顯然是很遠的，在她看來差不多就是遙遙無期。
　　我們愛好的書
　　
　　　　現在，如果我晚間得暇，我們不作“頂牛兒”遊戲了；我們朗讀，更正確地說，我讀，孩子們聽。
　　　　我們最常讀的是普希金的作品。這完全是一個特殊的、可愛的、美麗的和愉快的世界。普希金的句子是很容易記牢的，舒拉能不倦地背誦關於鬆鼠的詩，那個鬆鼠一嚮……唱着歌子，總是咬着榛子，榛子並不是平常的，殼兒全是金的，瓤兒是純粹緑寶石……孩子們雖然記着了很多，可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
　　　　“媽媽，請你給我們讀關於金魚……關於沙皇薩爾唐的故事……”
　　　　有一次我給孩子讀《喬瑪的童年》。我們讀到喬瑪的父親因為他折毀了花枝責打了他一頓那個地方，孩子們很希望知道以後的情形，但是天已經很晚，我就打發他們睡覺去了。後來在那個星期裏和在下星期日我都沒能夠給他們讀完喬瑪的故事：積纍了很多工作——未經看過的本子，需要縫補的襪子。最後，卓婭忍耐不住了，她拿起書來自己把它讀完了。
　　　　由這一回就開始了：無論什麽，報紙也好，童話也好，課本也好，衹要到她手裏，她就手不釋捲地讀下去，她好似在考驗自己有無像成人那樣讀書的能力：不是讀指定的課本裏的某一頁，而是全捲。
　　　　不過，我若說：“你還不到讀這個的時候哪，長大些再讀吧。
　　　　”她並不執拗，並且馬上就把書放在一旁。
　　　　我們最歡迎的是蓋達爾。我一嚮欽佩他在兒童書籍裏善於談論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事的才能。他和孩子們談話的態度是嚴肅的，像和平輩人談話一樣，並不因年齡而打折扣。他知道孩子們用最大的尺度衡量一切：勇敢，他們喜歡不顧一切的；友愛，他們喜歡忘我的；忠實，他們喜歡無條件的。崇高思想的火勢照耀着他的著作。他和馬雅柯夫斯基一樣，用每一行字激發讀者，呼喚他們參加建設在我們國傢裏正在建設着的、偉大的、全民族的幸福；而不是建設狹小的、一室之內的、個人的幸福，呼喚和教導讀者為全民族的幸福而鬥爭，用自己的手建設這個幸福。
　　　　在讀完每一本蓋達爾的書之後，我們談過多少話呀！我們談過我們的革命是多麽正義的呀；也談過沙皇時代的中學和我們的學校的差別多麽大；也談過什麽是勇敢和什麽是紀律。在蓋達爾的書裏這些話充滿了親近的和容易體會的意義。
　　　　我記得，波裏斯·果裏闊夫在進行偵察時候，忘掉了謹慎，擅自野浴，因而無意地害了自己年長的朋友——秋布剋，這一事特別地激動了卓婭和舒拉。
　　　　“你就想想啊，他想要洗澡，可是秋布剋就被捉着了！”
　　　　舒拉憤慨地說。
　　　　“秋布剋還以為是波裏斯把他出賣了哪！你想以後波裏斯有多麽難受哇！我不知道在知道了朋友是因為自己而被槍斃了的時候還怎能活下去！”
　　　　我們曾一次又一次地讀過《遠方》、《革命軍事委員會》、《軍事秘密》。衹要蓋達爾的新書一出版，我就馬上設法買一本拿回傢來。我們一嚮感覺到他是正在和我們談論關於今天，就是在現在這一分鐘裏，正激動我們的東西。
　　　　有一次卓婭問我：“媽媽，蓋達爾住在什麽地方？”
　　　　“好像在莫斯科。”
　　　　“看看他纔好哪！”
　　新大衣
　　
　　　　舒拉最喜歡的消遣是和男孩子們玩“哥薩剋——強盜”。
　　　　他們鼕季在雪裏，夏季在土裏掘山洞，點營火，並在街上耀武揚威地喊叫着，跑着。
　　　　有一次，在黃昏時候，屋門前驚人地大響一聲，接着門就敞開了，舒拉出現在門口。可是他那個樣子啊！我和卓婭都吃驚地站起來。站在我們面前的舒拉，從頭到腳全身泥污，蓬頭垢面，跑得遍身是汗。但是這一切在我們看來全不稀奇。
　　　　可怕的是別的事：他的大衣上的衣袋和扣子全被帶着布揪下來了，在它們原來的地方，是邊緣破爛的窟窿。
　　　　我周身都涼了，我默默地看着他。大衣完全是新的，剛剛買的。
　　　　我還未說一句話，就由舒拉身上剝下大衣，開始打掃它。
　　　　舒拉羞愧地站着，但是同時在他臉上現出了某種執拗的表情，好像他用全部神氣在說：“這樣就這樣！”他有時候這樣執拗，在這時候就很難說服他。我不喜歡大聲嚷，但是又不能心平氣和地對他說話，所以我就不看舒拉，而開始默默地整理大衣。屋中完全沉寂，經過了也不過１５到２０分鐘，可是我覺得好像幾小時那麽長。
　　　　“媽媽，原諒我，我再不這樣做了。”舒拉說快板似地在我身後喃喃地說。
　　　　“媽媽，原諒他吧！”
　　　　卓婭像回音一樣照樣重複了一句。
　　　　“好吧，”我不轉身回答說。
　　　　我一直坐到深夜修補這件倒黴的大衣。
　　　　……我醒來時候窗外還很黑。舒拉正站在我的床前頭，顯然是在等待着我睜眼。
　　　　“媽媽……原諒我吧，我永遠也不再這樣了。”他小聲地，吞吞吐吐地說。雖說這依舊是昨天那兩句話，但是說話的樣子完全不同：這次是傷心地、痛悔地說出來的。
　　　　在房內衹剩下我和卓婭的時候，我問她說：“你和舒拉談昨天的事嗎？”
　　　　“談過了。”她遲緩地並且顯然難為情地回答說。
　　　　“你對他說了什麽呀？”
　　　　“我說……我說你一個人工作，說你很睏難……說你不是簡單地生氣了，而是想：如果大衣完全撕破了可怎麽辦哪？”
　　“赤留斯金”
　　
　　　　我說：“舒拉，爸爸給你講的謝多夫的探險隊，你還記得嗎？”
　　　　“記得。”
　　　　“你記得謝多夫在臨出發時候說：‘怎能帶着這樣的裝備去北極呢！應該有８０條狗，我們衹有２０條，衣裳已經穿壞了，食糧太少……’你記得嗎？……現在你看，一隻破冰船要往北極出發了。船上什麽沒有呢，他們什麽東西也沒忘記帶：由針到牛，他們都想到了。”
　　　　“什麽？什麽牛啊？”
　　　　“你看這裏呀：船上有２６衹活牛，４衹小豬崽，還有新鮮馬鈴薯和蔬菜。海員們在路上一定不會挨餓了。”
　　　　“也不會受凍。”卓婭由我的肩後探視着報紙插嘴說。
　　　　“你看他們的東西有多少啊。有各樣的皮衣裳，有睡覺的皮暖袋，有煤，有汽油，有煤油……”
　　　　舒拉有些不適時地插嘴說：“還有滑雪板！啊，納爾塔是一種雪橇，對不對？
　　　　還有各種科學儀器。裝備得真好！喔，多少支槍啊！他們要打白熊和海豹啊。”
　　　　我沒能想到“赤留斯金”很快就要成為我們談話的主要題目。關於這一遠征，報紙的報道並不很勤，也可能是有些報道我沒看見。衹是有一次舒拉飛跑着傳來一個消息，而這個消息乃是完全出我意料的。
　　　　頭髮蓬亂的、急躁的舒拉剛進門坎就喊着說：“媽媽，‘赤留斯金’啊！輪船，你記得吧？你還給我講過的哪。我現在自己聽說了……”
　　　　“怎麽啦？發生什麽事啦？”
　　　　“把它擠破了！冰把它撞破了！”
　　　　“那麽人呢？”
　　　　“全下船了。簡直就下到冰上來了。衹有一個人落到水裏去……”
　　　　我勉強地相信了。可是舒拉並沒說錯，這事全國都已經知道了。２月１３日（“看，難怪人們說：第１３是不幸的數字！”
　　　　舒拉痛心地說。）北極的冰把輪船撞破了：冰的巨大的衝擊力撞破了左舷，兩小時之後“赤留斯金”就沉沒了。
　　　　在這兩小時的時間裏，人們把兩個月用的食糧，帳篷，睡袋，一架飛機和無綫電臺都搬到冰上去了。他們憑着星辰判明了所在地點，就用電臺同秋闊特沿海的北極電臺取得了聯絡，並且馬上開始了建設幕棚，廚房，信號塔……很快地電臺和報紙又報道了另一消息：黨和政府已經組織了“赤留斯金”船員援救委員會。馬上全國都參加了這一援救工作：火急地修理了破冰船，飛艇、飛橇都準備出發。在北方岬，在威廉，在預知灣等處全有飛機準備飛往遇險地點。
　　　　犬橇由威廉嚮營地出發了，“剋拉辛”號橫渡大洋，環繞世界，駛往出事地點了，“斯摩棱斯剋”和“斯大林格勒”號輪船全開到了在鼕季嚮來有沒任何輪船到達過的北緯度，並將飛機運至敖留托爾斯基岬。
　　　　我想在那些日子裏在全國找不到一個人不為赤留斯金船員的命運擔心，不屏息着呼吸註視他們的命運。但是卓婭和舒拉整個地被這事吞沒了。我可以不必收聽廣播，也不必讀報，孩子們詳細地知道一切消息，他們連續幾小時衹是熱心地、擔憂地討論着這一事件：赤留斯金船員現在做什麽哪？他們精神好嗎？他們在想什麽呀？他們不害怕麽？
　　　　在冰上共有１０４人，其中有兩個兒童。舒拉就是瘋狂地羨慕這兩個兒童。
　　　　“為什麽這樣的幸福臨到他們身上了哇？他們還什麽也不懂啊！一個還不滿２歲，另外一個女孩子還完全用尿布裹着哪。讓我去多麽好啊！”
　　　　“舒拉，你好好想想吧！這是什麽幸福啊？人們遭了這樣的禍，可是你卻說是‘幸福’！”
　　　　舒拉衹搖搖手，也沒回答。他把報紙上關於赤留斯金船員的每一行字都剪下來。現在他畫的也衹是北極：冰和他所想象的赤留斯金船員的野營。
　　　　我們知道遭遇了可怕的突然災禍的赤留斯金船員並沒驚慌失措。他們是勇敢的、堅毅的、地道的蘇维埃人。誰也沒失望，人人都工作着，繼續進行科學的觀測。他們住在冰上還發行報紙，命名為《我們不屈服》。他們用鐵桶做成了火爐，用罐頭盒做成了炒勺和燈，由殘留下來的碎木板鎸成飯勺，幕棚的窗戶是用玻璃瓶子做的——他們的創造天才、技巧和耐性足夠應付一切。他們為了清除飛機場，用自己的背背出多少冰啊！今天清除幹淨了，明天到處又凸起了冰嶺，前一天頑強努力的勞動的痕跡一點兒也不存在了。但是赤留斯金船員們深知救援是要來到的：在蘇维埃國傢裏，黨和斯大林同志不能任憑人落在災難裏。
　　　　就在３月初，（在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卓婭喊着說：
　　　　“正好迎接婦女節！”
　　　　）列皮傑夫斯基的飛機降落在冰塊上了，並將婦女和兒童載到陸地上來。“列皮傑夫斯基真有本領！”我不斷地聽到這樣說。
　　　　卓婭和舒拉提起莫洛柯夫的名字就表現出崇敬。實在，衹要一想到這個卓越的飛行員所做的事，馬上就會令人心驚膽戰呀。為了加速救援赤留斯金號船員們，他在飛機兩翼上挂了投物的降落傘用的籃子，把人就裝在那裏邊。他一天往返數次，一人由冰上運回３９個人來！
　　　　“能看看他本人才好哪！”舒拉說出了他的願望。
　　　　政府委員會更由堪察加和海參崴派出了救援赤留斯金號船員的飛機。可是在這時候也得到了消息，說圍繞着野營的冰很多處破裂了，形成了漏洞，出現了新的寬闊的裂縫，冰塊在移動着，飄浮着。
　　　　在婦女和兒童飛走後的那一夜裏，他們居住的板棚破碎了。
　　　　幸喜列皮傑夫斯基的飛機及時地趕到，把他們先運走了。
　　　　不久之後又發生了新的災禍：冰濤衝碎了廚房並破壞了停放着斯列波聶夫的飛機的機場。危險逼近了，並且危險性每一天、每一瞬間都在擴大。春日無情。舒拉簡直痛恨那些暖和的日子。“又是這樣的太陽！又由房頂上滴水！”舒拉憤慨地說。
　　　　可是留在冰塊上的人逐漸減少，最後，在４月１３日，冰塊上一個人也沒有了！
　　　　“怎樣，第１３的數字是不幸的嗎？是不幸的嗎，啊？”卓婭勝利地嚮舒拉喊着。
　　　　“喔，現在我纔放下心了！”舒拉說出了衷心的話。
　　　　我相信：如果這是他們本身被由冰上救出來，他們也不能比這更歡喜。
　　　　兩個月的焦心期待告終了。要知道，所有安全地住在陸地上的人們，全都曾不斷地為留在冰塊上的人的生命擔憂呀。
　　　　……我讀過許多關於北極探險的著作。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對於北方很感興趣，他有很多描寫北極的小說和傳記。
　　　　我由童年時代讀過的書裏記得：如果小說裏敘述的是迷失在冰上的人們，那麽，最常見的是描寫他們怎樣的兇狠，相互猜疑，甚至仇恨。有時甚至像獸類一樣，為着首先救活自己，保護自己的安全，竟至不惜犧牲不久以前的好友的生命。
　　　　這樣的思想是不可能侵入我的孩子和所有蘇维埃孩子們的腦子裏的。唯一可能的，也是他們唯一能想象的，衹是：丟在冰上的一百個赤留斯金號船員怎樣度過了漫長的兩個月：
　　　　他們的勇敢、堅毅，他們彼此間友愛地關懷。也衹能這樣，怎能不這樣呢！
　　　　在６月中旬，莫斯科歡迎了赤留斯金號的船員們。天是陰沉的，可是我卻覺得，不曾有過比這更光明，更燦爛的日子了！孩子們由清晨就把我拖到高爾基大街。好像是所有的莫斯科人都集中在這裏了：在便道上連立足的地方也沒有。飛機在空中盤旋着，人們欣賞着貼在建築物的墻上、窗子上和商店的高大櫥窗裏的那些變成熟識了的和親近了的赤留斯金號的英雄船員們和他們的救護者—?飛行員們的畫像，處處是紅色的和藍色的綢子寫着熱烈歡迎的標語，再就是鮮花，鮮花，無盡的鮮花。
　　　　忽然由白俄羅斯車站方向出現了汽車。在最初的一秒鐘裏還無法猜着這是汽車：這是飛駛着的花園，安置在輪子上的鮮豔的大花壇在嚮前移動着！它們駛嚮紅場去了。在大堆鮮花、巨大的花束、玫瑰花冠之間剛剛能辨出笑着的、興奮的面孔和歡迎的招手。
　　　　由便道上，由窗戶裏，由陽臺上，由屋頂上擲下無數的鮮花，而在天空中飛翔着像大蝴蝶一樣的由飛機上撒下的傳單，它們飄飄落下，蓋滿了柏油馬路。
　　　　“媽媽……媽媽……媽媽……”舒拉像念咒似地重複着。
　　　　一個身材高大、曬黑了皮膚的男子把他舉起放在自己的堅強寬闊的肩膀上了，舒拉在那上邊喊着，似乎比任何人的聲音都更大。
　　　　“多麽幸福的日子呀！
　　　　”卓婭喘着氣說。我想，這是在這一分鐘裏所有的人們都在心裏或嘴裏說的話
　　年長的和年幼的
　　
　　　　卓婭永遠是用年長者對年幼者的態度和舒拉談話，有時候她對他不客氣地說：
　　　　“舒拉，扣好鈕扣！扣子哪兒去啦？又揪掉啦？給你老縫不完。你是故意地往下揪嗎？衹好你自己學會縫扣子吧。”
　　　　舒拉完全由她照管着，她不倦地關心他，但是對他也嚴厲。有時他做什麽不對的事情使她生氣了，她就叫他“亞歷山大”
　　　　?—這比平常叫“舒拉”
　　　　聽着嚴重得多呀。
　　　　“亞歷山大，你的襪子又奇啦？馬上把襪子脫下來！”
　　　　亞歷山大馴服地把長統襪子脫下來，卓婭就自己織補所有的窟窿。
　　　　弟弟和姐姐總是離不開的：他們在同一時刻睡覺，在同一時刻起床，一起往學校去，一起回傢來。雖然舒拉差不多比卓婭小２歲，但是他們的身材幾乎一樣的，並且舒拉比卓婭力氣大得多。他是一個地道的健壯孩子，可是卓婭始終是瘦的，從外表上看是脆弱的。老實說，卓婭一次一次地申斥舒拉，已經有些使他感覺討厭了，但是他反抗的時候很少，並且即使在爭吵最激烈的時候，他也沒有推她或打她一下的意思。他差不多關於一切問題都永遠聽從她，並不和她爭辯。
　　　　在他們升到四年級的時候，舒拉說：
　　　　“現在到頭啦。我不再和你坐一張書桌啦。我跟丫頭挨着坐夠了！”
　　　　卓婭冷靜地聽完就堅决地回答說：
　　　　“你還是要和我挨着坐的，不然的話你在上課的時候就要放鴿子玩，我是知道你的脾氣的。”
　　　　舒拉堅持自己的獨立，吵了一會兒。我沒干涉他們。９月１日晚間我問舒拉說：
　　　　“舒拉，現在你和哪一個男孩子挨着坐呀？”
　　　　舒拉又皺着眉又微笑地回答說：“那個男孩子的名字叫卓婭，難道能拗過她去嗎！”
　　　　……我很想知道和別的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卓婭的態度是什麽樣子。我所看見的衹是她跟舒拉在一起，和在星期日跟在我們亞歷山大道（街名）上跑着的小孩兒們在一起的情形。
　　　　小孩兒們也像舒拉那樣喜歡她，服從她。在她由學校回傢的時候，他們由很遠處就憑着紅絨繩帽子，矯捷的步子認出她來，並喊叫着奔嚮她去。在他們的喊叫裏衹能聽出：“你給我們念！跟我們玩！
　　　　給我們講！”卓婭就把書包交給舒拉。
　　　　把兩臂大大張開，想盡量把嚮她擁上來的小孩兒們都摟在懷裏。這時她是愉快的，活潑的，由於走路和天冷，微黑的兩頰顯得發紅。
　　　　有時候把他們按身材大小排成一隊，她就和他們像軍隊一樣，正步走，唱着她在楊樹林時就學會的歌：“同志們，一起勇敢嚮前走……”有時候和小孩子們玩打雪仗，但是，她是用長者的態度：謙讓，小心。舒拉一打雪仗就把世界上一切都忘掉了：投了一陣，躲過對方投來的雪團，又努力嚮前打去，不給敵人留一秒鐘的喘息時間。
　　　　這時卓婭就喊：“舒拉，他們是小孩兒呀！……你去吧！
　　　　你不懂得，對他們不可以這樣。”
　　　　嗣後她又用小雪橇拖着小孩兒們滑雪玩，並且始終照顧着他們，給他們扣好衣扣，圍好脖子，不讓任何一個小孩兒的耳朵被寒風吹了，不讓雪灌進小孩兒們的氈靴裏去。
　　　　有一次在夏天，我下班回傢，看見她在水池子旁邊被一群小孩兒包圍着。她坐在地下，兩手抱着膝，沉思地看着水給孩子們小聲講什麽。
　　　　我嚮前走近了些。
　　　　我聽她說：“……太陽高高地照着，井在遠處，天氣很熱，小伊凡全身流着汗。他忽然看見地下放着一個山羊蹄甲，蹄子裏滿盛了水。小伊凡就說：‘阿遼奴什卡姐姐呀！我喝這蹄子裏的水吧！’‘別喝，小弟弟，喝了你就變成山羊了’……”
　　　　我輕輕地走開了，盡可能地不碰着樹枝，不驚擾孩子們。
　　　　他們全聚精會神地聽着，臉上全表現着對那不聽勸告的、失敗了的小伊凡的惋惜，而卓婭則絲毫不差地、帶表情地重複着瑪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的悲哀的語調給他們講故事……卓婭對待和她年齡相同的孩子們的態度怎樣呢？
　　　　有一段時間，她曾和鄰傢的女孩子璉娜一氣往學校去。嗣後我忽然看見她們往學校去和由學校回傢都不一氣走了。
　　　　“你和璉娜吵嘴啦？”
　　　　“沒有，沒吵嘴。不願意和她交朋友就是了。”
　　　　“為什麽呀？”
　　　　“你知道哇，她老是對我說：‘你給我拿着書包。’有時候我替她提，可是以後我就對她說了：‘你自己提着吧，我有自己的書包哇。’你知道，如果她有病或是身體弱，我就替她提了，這對我並不是難事。可是無故地為什麽替她提呀？”
　　　　舒拉也證明說：“卓婭說得對，璉娜是個貴族小姐。”
　　　　“那麽你和達娘為什麽也不好了哇？”
　　　　“她太好撒謊。無論她說什麽，結果全是假話。現在我一點兒也不能相信她。如果不相信她，怎能跟她交朋友呢？再說，她不公正。我們做打木棒遊戲的時候，她總是作弊。在報數時她也取巧，避免受罰。”
　　　　“你應該告訴她這樣不好。”
　　　　“卓婭給她講過多少次啦！”舒拉插嘴說，“同學們全說過，連老師麗基亞·尼柯萊夫娜也說過，可是怎能說動她呀！”
　　　　我很擔心，是否卓婭對於別人要求過嚴，是否她在全班裏孤立氣來了。抽出一些時間，我就拜訪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去了。
　　　　麗基亞·尼柯萊夫娜仔細聽了我的話之後沉思地說：“卓婭是很耿直、很公正的女孩子，她永遠對同學們直率地當面說真理。最初我還擔心她會惹得同學們反對她哪，可是不對，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
　　　　她總喜歡說：‘我擁護正義。’同學們也看見了她確實在實際上堅持正義。你知道哇，”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微笑着補充說，“最近有一個男孩子在衆人面前大聲問我：‘麗基亞·尼柯萊夫娜，您說您沒有偏嚮誰，難道您不喜愛卓婭嗎？’老實說，我被他問得楞住了，可是接着我就問他：‘卓婭沒幫助你做算題嗎？’他回答：‘幫助了。’我又問另外一個孩子：‘幫助你了嗎？’‘也幫助我了。’‘幫助你了嗎？
　　　　幫助你了嗎？’結果是卓婭差不多為所有的同學們都做了些好事。‘怎能不愛她呀？
　　　　’我問。他們全同意了，他們全喜歡她，你知道哇，他們尊重她，這可不是對於任何這樣年齡的人都可以這樣說的。”
　　　　麗基亞·尼柯萊夫娜沉默了一會兒。
　　　　然後，她又繼續說：“她是一個很堅决的女孩子，衹要是她認為正確的，她絶對堅持不讓。孩子們瞭解：她對於一切人都是嚴格的，對於自己也是嚴格的；對於別人嚴格，對於自己也嚴格。和她交朋友，當然不容易。可是和舒拉交朋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麗基亞·尼柯萊夫娜又微笑着說，“他有很多朋友。
　　　　順便我也告一狀：他欺負女孩子們，他擋住她們的路，揪她們的辮子。關於這個問題您一定要跟他談談。”
　　謝爾傑·米羅諾維奇
　　
　　　　在報紙上印的表示哀悼的黑框子裏是基洛夫的像片。死的概念和這樣鎮靜的、開朗的容貌是結合不起來的。但是報紙的右上角卻是謝爾傑·米羅諾維奇·基洛夫被黨和人民的敵人刺殺了的消息。
　　　　這確實是全體人民的哀痛。卓婭和舒拉是初次看見和體驗這樣的哀痛。無盡頭的緩緩地、悲痛地流嚮工會大廈的人河，和收音機傳播出來的熱愛和哀悼的話，充滿了悲痛的報章，和在這些日子裏衹能說着和想着一件事的人們的聲音和面孔……這一切一切都深深地感動了他們，使他們牢牢地記着。
　　　　卓婭問我：“媽媽，你還記得在西特金打死的共産黨員嗎？”
　　　　我想：她的想法是對的呀，她回憶起了西特金的７位共産黨員在農村裏的犧牲是對的。舊的瘋狂地仇視新的，敵人的殘餘勢力在那時候就曾頑強地抵抗着。那時他們是暗中放冷槍，而現在他們是更無恥地叛變了。他們對最寶貴的、最純潔的人下了毒手，他們暗殺了全體人民所敬愛的人，暗殺了直到最後一分鐘都為人民的幸福鬥爭着的熱烈的民權保衛者和布爾什維剋。
　　　　夜間我很長的時間睜着眼在床上躺着。室內很靜，忽然我聽見了赤足的腳步聲和小聲的問話：
　　　　“媽媽，你沒睡嗎？到你那裏去行嗎？”
　　　　“行，來吧。”
　　　　卓婭偎着我躺下就不言語了，沉默了一會兒。
　　　　我問：“你為什麽不睡覺？已經很晚了，大約一點多鐘了。”
　　　　卓婭並沒馬上回答，衹是更緊地握了我的手，以後她說：
　　　　“媽媽，我想寫一份申請書，請求接受我入少年先鋒隊。”
　　　　“寫呀，應該呀。”
　　　　“能夠接受我嗎？”
　　　　“一定能接受，你已經１１歲了。”
　　　　“也能接受舒拉嗎？”
　　　　“舒拉還小，衹好等一等再入隊。”
　　　　又沉默了。
　　　　“媽媽，你能幫助我寫申請書嗎？”
　　　　“最好是你自己寫，寫完了我看看有沒有錯誤。”
　　　　她又完全沉默地躺着，想着什麽事，我衹能聽見她呼吸。
　　　　在那一夜裏她就那樣挨着我睡着了。
　　　　在决定接受卓婭入隊的前一天，她又很久不能睡着。
　　　　我問：“你又不睡覺嗎？”
　　　　卓婭小聲回答說：“我正在想明天哪。”
　　　　第二天（恰好我回傢較早，正坐着看學生的本子），她興奮地、臉通紅地由學校跑回來，我雖然沒作聲，但是她看出我想問她，於是馬上告訴我說：
　　　　“接受了！”
　　“誰到我們那裏去了？”
　　
　　　　不久以後，有一次我由學校回來，看見卓婭和舒拉比平常特別興奮。根據他們的神氣，我馬上知道是發生了什麽特別不平凡的事，可是我沒來得及問他們。
　　　　他們爭先地喊着說：“你知道誰到我們那裏去了？莫洛柯夫！莫洛柯夫到我們學校去了！你知道嗎，就是救援赤留斯金號船員的那個莫洛柯夫！他救出的人最多，你還記得嗎？”
　　　　最後舒拉開始比較連貫地述說道：
　　　　“你知道嗎，最初他在舞臺上，一切都很莊嚴的，可是有點兒不那個……不那麽好，以後他由舞臺上下來了，我們就把他包圍了，那會兒可就很好了！你知道他怎樣講話呀？很平常，完全平常地！你知道他說什麽來着？他說：有很多人這樣給我寫信：‘寄交莫斯科，北極的莫洛柯夫。’可是我完全不是北極人，我傢在伊裏寧斯剋村，我飛往北極去衹是為了接運赤留斯金號的船員們。以後他又說：‘你們以為有什麽特殊的與任何人不同的英雄飛行員嗎？可是我們是平常的人。
　　　　你們看看我，難道我是什麽特殊的人嗎？’的確，他完全是一個普通的人，可是究竟不是平常的人！”舒拉驟然地結束了他的話。他又深深嘆息地補充了一句：“現在到底看見莫洛柯夫了！”
　　　　顯見是：他等到了實現他的宿願的那一刻了。
　　美妙的旅行
　　
　　　　很久以來我們就常在街上碰見穿着泥污了的工作服、膠皮靴、戴着礦工式大帽子的男女青年了，這是地下鐵道的建設者。他們緊張地由這個洞到那個洞來回跑着，或者在下班之後不慌不忙地在大街中間走着。看着他們的時候，註意不到泥污的、不合身的工作服，而衹見到疲倦之中透露出愉快、驕傲和奇異的面孔。
　　　　人們懷着尊敬的心和很大的興趣看着穿這樣工作服的地下鐵道最初的建設者。
　　　　這可不是兒戲！一定不衹在莫斯科，而且在楊樹林，在遠方的西特金，人們也都每天在報紙上搜索關於我們的地下鐵道建設情況的消息。我還記得，１９３５年春季裏，我們聽說，地下鐵道修成了！
　　　　“媽媽，在星期日我們全隊參觀地下鐵道去！”卓婭報告說，“你和我們一道去麽？”
　　　　星期日早晨我往窗外望了望：落着雨哪。
　　　　我當時相信參觀地下鐵道的事延期了，可是孩子們由床上跳起來了，並急急忙忙地準備出門。當然羅，在他們的腦子裏怎能有放掉他們想要做的事的念頭。
　　　　“天氣不好怎麽辦？”
　　　　我躊躇地說。
　　　　“這點兒小雨算什麽呀！”舒拉滿不介意地說，“下一會兒，一會兒就停了。”
　　　　在電車站上已經聚集了很多孩子。據我看雨倒使他們歡喜了：他們喊着，吵着，歡喜地迎接了我們。
　　　　嗣後我們全登上了電車（車裏馬上就熱鬧和擁擠了），過一會兒就到野味市場了。
　　　　剛一踏上車站的大理石地，孩子們就像遵照口令一樣，馬上安靜了：這時候沒有時間談話了，需要看的東西太多啦！
　　　　我們靜靜地踏着寬大的臺階下去，但是不由自主地停步了：前邊開始了真正的奇跡！再一秒鐘，我和卓婭、舒拉最先地踏上了往下流動的電梯。它把我們悠悠蕩蕩地往什麽地方移動着。旁邊安裝着略有彈性的黑色欄桿，在這光滑的欄桿外迎着我們來的，是另一往上升的流動電梯。人那麽多，可是都微笑着。有的人對我們招手，有的人呼喚我們，可是我們哪能註意到他們：我們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遊覽裏了。
　　　　現在腳下又是硬地了。
　　　　周圍多麽美麗呀！在地面上落着冷雨，可是在這裏……我曾聽人們講過：一個善講故事的老太太，她在一個鄉村裏生活了一輩子，現在把她送到莫斯科來了，她看見了電車，汽車，飛機。周圍的人們都相信這一切一切必然使她驚訝。但是不然，這一切都被她看為應該有的。她早已熟悉了童話中的自飛地氈，千裏快靴等等，她認為她所見到的東西不過是童話的實現而已。
　　　　孩子們在地下鐵道上的表現也和這個相似。在他們的臉上表現出來的是狂喜，而不是驚訝，仿佛他們現在是親眼看見他們所喜歡的、熟悉的故事裏所講的事一樣。
　　　　我們來到站臺了。忽然在它的盡頭，在半暗的隧洞裏發生了逐漸擴大的轟轟聲音，燃着了兩衹火眼，再過一秒鐘，靠着月臺輕輕地停下了一列車。長大、寬闊、明亮的，在大玻璃下部畫着紅綫的車輛。車門自動開了，我們走進去，坐下，車就開走了。不過，不是開走了，是嚮前飛駛去了！
　　　　舒拉來到窗戶近前，開始數眼前晃過去的燈火的數目。以後他又轉身嚮我說：
　　　　“你別害怕，在地下鐵道上不會出危險。關於這事在《少先真理報》上還有過說明哪。這裏有自動停車機和燈火信號，它們的名稱是‘電汽守望員’……”
　　　　我瞭解：他用這話不衹安慰我，也有一點點安慰自己。
　　　　在這一天裏我們遊遍了所有的車站。在各站我們都下車，踏着流動電梯升上去，然後又降下來。我們看了又看，總是看不夠：捷爾任斯基車站上鋪的蜂窩一般整齊的光滑的花磁磚，青年團廣場雄偉的地下宮，青色的、金色的、棕色的大理石，全是奇妙的。
　　　　“你看，媽媽！在這裏真正修了紅門了！”舒拉指着“紅門”車站壁上的模型喊着說。
　　　　我和卓婭完全被“蘇维埃宮”車站的光芒的圓柱徵服了。
　　　　在頂端它們和天花板融合着，像奇妙的、巨大的百合花一樣開放着。我從來沒想到石頭能這麽柔軟和能放射出這麽多光來！
　　　　一個黑眼圓臉的男孩子和我在一起。（卓婭看見我聽他解說的時候，告訴我他是第一小隊隊長）我馬上就覺得他也是一個想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一字不遺地牢記着所讀的東西的孩子。
　　　　他說：“這裏的大理石全國各處運來的。這是剋裏米亞的，這是喀列爾的大理石。
　　　　基洛夫車站的流動電梯長６５米。讓我們計算計算我們往下降要用多長時間！”
　　　　他和舒拉馬上就升到上邊又降下來了。
　　　　“來，我們再數數每一次降下多少人來！”舒拉提議。
　　　　他們不動地，聚精會神地，皺起額紋，嘴唇不出聲地動着，數了一分鐘。
　　　　“你數是多少人呀？１５０？我數是１８０人。就算１７０人吧。
　　　　每一點鐘一萬人，這可真不少！這臺階如果不會動彈呢？那該怎麽擠呀！你們知道建立流動電梯英國人討了多少錢哪？”
　　　　第一小隊隊長不喘息地說着。
　　　　“我忘記多少了，衹記得很多，合我們的錢上百萬金盧布。
　　　　因此我們决定自己去做，就在我們的工廠裏自己把它造成了。
　　　　你們知道都是哪些個工廠做的嗎？莫斯科的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工廠，列寧格勒的基洛夫工廠，還有戈爾洛夫的工廠，剋拉馬紮爾斯剋的工廠……”
　　　　……我們在將近黃昏時候回傢來了，纍得差不多快跌倒了，但是腦子裏充滿了美好的印象。過了許多天，我們還在回憶着奇妙的地下世界。
　　　　不久以後，地下鐵道就已經成為平常的了。處處聽人們說：“我坐地下電車去。”“我們在地下車站見面吧。”以後，夜晚每次看見那放着紅光的“Ｍ”字母（代表地下鐵道），我總是回憶我和孩子們第一次參觀地下鐵道的那一天。
　　“藍色的夜，像火焰一樣地飛騰吧！”
　　
　　　　每逢暑假開始，卓婭和舒拉都是到少年先鋒隊夏令營去。
　　　　他們由那裏給我寫來高興的信，告訴我：他們怎樣到林子裏去采漿果，怎樣在激流的深河裏遊泳，怎樣學習射擊。我記得，有一次舒拉還把他打靶的標的給我寄來了。他驕傲地寫着：“你看我學得多麽好啦，你別看不是一切子彈都射中心上了，這不要緊，主要的是集中程度好。你看，它們都緊緊地湊到一塊兒了！”差不多在每一封信裏他們都寫：“媽媽，你來，你看看我們怎樣生活。”
　　　　有一次，我在星期日早晨到了他們那裏，晚間卻是乘最後一次車回來的：孩子們不放我走。他們領我參觀全營，給我看他們自己經營的事業：種着黃瓜和西紅柿的畦壠，花壇，浪橋，排球場。舒拉總是希望到那個住着年齡較大的男孩子們的白色大帳篷去，年齡較小的孩子們住在房子裏，這事使舒拉非常煩惱。
　　　　卓婭不贊成他的作法，她對我說：“舒拉沒有一點兒自尊心！維佳·敖爾洛夫往哪裏去，他也往哪裏去……”
　　　　原來維佳·敖爾洛夫是中隊委員主席，是一個高身材、很精神的男孩子，舒拉對他可以說很尊敬。維佳打排球比任何人都打得好，射擊也比任何人都好，他遊泳也最好，還有很多其他優越的品質。不衹舒拉一個，還有２０來個小孩兒都形影不離地追隨着維佳。
　　　　維佳也能給每一個孩子找到重要的任務。“你去告訴值日的，可以吹中飯號了！”他說。或者：“唉，你掃掃小道兒，你看，弄得多麽髒了！”或者：“你澆澆花壇。
　　　　第三小防吝惜水啦，你看，花幹了。”小孩子們聽他吩咐，就迅速地執行他的命令去了。
　　　　舒拉很想和我在一起逗留些時間，因我們離別很久了。傢長一月衹許來一次。可是同時他又不願意離開維佳——顯然他是維佳的忠實副官之一。
　　　　他熱情地說：“你知道麽，維佳射擊的時候，永遠衹是射中中心！有時兩顆子彈中在一個點上！就是他教會我射擊的。
　　　　說遊泳，俯遊、仰遊、自由式都會！”
　　　　孩子們曾領我到河邊去，我很愉快地看見了他們兩個都遊得很好了。舒拉曾在我眼前盡可能地“表演”：先是四肢不動很長時間地在水面浮着，然後用一隻手遊，最後手持“手榴彈”遊。老實講，對於他的１０歲年齡來說，真不壞。
　　　　以後他們舉行了賽跑，卓婭得了百米第一：她跑得很輕巧，很快，也很高興，好像這不是有嚴格的評判員和拼命喊着的啦啦隊的正式競賽，而衹是遊戲一般。
　　　　在天開始黑的時候，舒拉最高興的時刻就到了。
　　　　聽見了維佳·敖爾洛夫的聲音：“舒拉！該點火啦！”
　　　　我還沒來得及轉頭看，挨着我坐着的舒拉，就已經像被風吹去了似的，不見了。
　　　　舒拉是最年幼的，但是在夏令營裏擔任司火。
　　　　還在楊樹林時父親就教會了舒拉點營火，現在他已經完全掌握了這個技巧：他找來的樹枝是幹透了的，他會特別巧妙地把幹枝架起來，一點立刻就着起來，而且燃得很歡。固然，舒拉有時候在距離我們傢不遠的地方點起來的不大的火，和現在應該在夏令營廣場上燃起來的營火是無法相比的。
　　　　舒拉的精神完全集中在工作上了。這時候他已經忘掉我在這裏，忘掉了世界上的一切。他一次又一次地拖來了幹枝，預備着添火。在天完全黑了，孩子們坐在一圈的時候，他遵照維佳的信號劃着了一根火柴。纖細的幹枝馬上就馴服地燒起了，閃電般疾速的火苗瞬間串遍了黑色的幹柴堆，紅光耀眼的火焰，驅逐了籠罩在頭上的黑暗，飛騰起來了。
　　　　我早就應該走了，到夏令營來的傢長差不多都走了。但是卓婭緊緊地握着我的手重複着說：
　　　　“請你先別走，再坐一會兒，行不行！？營火多麽好啊！你一會兒自己就知道了。
　　　　到車站不遠，路又是直的。我們整個小隊送你去，格裏沙會許可我們。”
　　　　我就留下了。我和孩子一起圍着火坐着，一會兒看看火，一會兒看看孩子們的臉，他們的臉被桃紅色的歡喜的火焰照得發光。
　　　　“今天我們談什麽呀？
　　　　”一個被孩子們簡單地稱呼為格裏沙的隊長說。
　　　　我馬上瞭解了：他們並沒為營火會準備特殊節目，他們衹是談話，傾心地談話，因為此刻溫暖的夏季的藍色的夜正在背後敏感地傾聽着，人們也目不轉睛地註視着火，它像熔化了的黃金那樣地燃着，忽又化為灰燼，無數的火星飛，飛，然後又消失了——這樣的時候不暢談，什麽時候暢談呢？
　　　　格裏沙提議道：“我想今天我們請娜嘉的父親給我們講……”
　　　　格裏沙的最後一句話被孩子們的聲音壓下去了，我沒有聽清楚講什麽。“對啦，對啦！您給我們講吧！我們請您！”由各方面都傳來了這樣的聲音。我當時就瞭解了孩子們喜歡這個講故事的人，他們已經不衹一次聽過他講故事了，可是仍希望再三再四地聽他講。
　　　　卓婭很快給我解釋說：
　　　　“這是娜嘉·瓦希列娃的父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媽媽！他在夏伯陽的師團裏服務過。他聽過列寧講話。”
　　　　於是我聽到了一個低低的溫厚的聲音說：“我已經給你們講過那麽多啦，你們一定聽膩了。”
　　　　“不，不！沒聽膩！再給講吧！”
　　　　娜嘉的父親往前嚮火湊近了點，這時候我看見剃光了的圓腦袋，曬黑了的寬臉，很大的手（一定是有力量和很有用），和在他胸襟上佩着的日久發暗了的紅旗勳章。剪短了的微紅的鬍子並沒有能遮蓋了憨厚的微笑，褪色的濃眉下邊的眼睛是尖銳而快活的。
　　　　娜嘉的父親是最早的青年團員。他聽過列寧在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在他述說這件事的時候，周圍那樣肅靜，以至一片樹葉落下的聲音，火中幹枝爆裂的聲音，全可以聽見。
　　　　“弗拉基米爾·伊裏奇並沒有給我們作報告。他和我們像和朋友隨便談話一樣，他教我們想一想在那時候我們完全沒想到的事。我現在還記得他問我們：‘現在什麽是最主要的事？’我們全等待着解答。我們以為他一定說：打仗！擊潰敵人！你們知道，那時候正是１９２０年呀！我們身上全穿着陸軍大衣或海軍大衣，手裏拿着槍：有的是剛由前綫來的，有的是明天就要參加戰鬥的。可是他忽然說：‘學習！最主要的是學習！’”
　　　　在娜嘉父親的聲音裏露出了親熱和驚訝來，似乎是他在重新過着多年以前的那一分鐘。他述說了在那時候２０歲的青年人，為了執行列寧的指示，怎樣進學校拿起課本學識字。他又述說了列寧怎樣樸素和謙虛，怎樣和代表們親熱地談話，怎樣用最簡單明確的話解釋最難解答的問題，他給人們說明了什麽是最寶貴的東西，使人們的熱情燃燒起來，使人們充滿力量，來進行最艱難的事業，打開人們的眼界，使他能看見最美麗的東西，能看見人類的將來，——為着人類的這個將來，就需要戰鬥和學習……“弗拉基米爾·伊裏奇曾說，現在１５歲的那一代人，將來是會看見共産主義社會的，並且自己要建設這個社會，要緊的是你們每一個人都要經常地、一天又一天地做自己的事。
　　　　哪怕這是很小的事，很簡單的事，但必須做，因為它是共同的偉大事業的一部分。”
　　　　……望着自己的孩子，我不衹想了一次：如果他們生在我生長的那個死寂黑暗的時代，他們的生活將成了什麽樣子呀？一切會是多麽艱難，我教育他們會是多麽睏難的事呀！可是現在不是我做母親的一個人在教育他們：學校教育他們，少年先鋒隊教育他們，他們所見所聞的及周圍一切的東西都教育他們。誰知道由這營火的一個火星將來會燃起什麽樣的火焰來呀？這個曾認識夏伯陽、聽過列寧講話的人，今夜在孩子們心裏種下了什麽樣的情感和什麽樣的志願呀？
　　　　他不慌不忙地由多年以前的光榮的歷史裏回憶起什麽就講什麽，以後他忽然說：
　　　　“現在我們唱唱吧！”
　　　　孩子們像剛由夢裏驚醒一樣活躍起來了，隨之就爭先地提議：
　　　　“青春！”
　　　　“夏伯陽之歌！”
　　　　在那時期流行唱着的一個歌的沉思的調子就開始往黑暗中流動了：
　　　　狂風在吼，雨在嘯，閃電在黑暗中疾馳，雷不停地響着……以後他們又唱少年先鋒隊初期的歌：
　　　　像營火一樣地歡騰吧，藍色的夜呀！
　　　　我們是少年先鋒隊員，我們是工人的兒女。
　　　　燦爛的時代接近了。
　　　　少年先鋒隊員的口號是：“時刻準備着！”
　　　　一個接着一個地又唱了許多歌。卓婭緊緊地靠着我的肩膀，有時用暗暗得意的眼神看看我，仿佛在問我：“在這兒多留一會兒你不後悔吧？
　　　　你看多好呀！”
　　　　在孩子將要排隊點名的時候，卓婭拉起舒拉的手說：
　　　　“到時候了，走吧！”
　　　　挨近我坐着的其他男孩子和女孩子們也打着耳語一個接着一個悄悄地離開了營火。我也打算站起來，可是卓婭小聲說：“不，不，你坐着。這衹是我們的小隊。過一會兒你就看見還有什麽啦。”
　　　　過一會兒孩子們全排着隊點名去了。我隨在他們後邊走，忽然聽見了：
　　　　“這可真好！這是誰做成的。多麽好看呀！”
　　　　在隊伍中間，在旗桿下邊有一顆放光的大五角星。我沒能馬上瞭解這是怎樣做成的，可是馬上我就聽到了：
　　　　“用螢火蟲湊成的。你看，緑色的火亮兒！”
　　　　各小隊隊長作了報告說：“本日平安度過！”他們把營旗降下來，軍號徐緩地吹着：“睡，覺，歸，帳，篷，睡，覺！”
　　　　卓婭和舒拉走近了我，兩人的臉全是得意洋洋的：
　　　　“五角星是我們小隊想出辦法做的。是不是確實好看？媽媽，你知道嗎？格裏沙說我們不用送你。娜嘉的父親也上火車，你跟他一塊去就行了。”
　　　　我辭別了他們就和娜嘉的父親一道往車站去了。由夏令營那裏就看見車站的燈光了，道路的確很直很近的。
　　　　我的同路人說：“孩子們真好！我喜歡和他們談話，他們真註意聽……”
　　　　機車的汽笛由遠處喊了我們一聲，我們就加快了腳步。
　　　　……營火的光芒給孩子們照耀了整個一鼕。他們不斷地回憶夏令營。回憶圍火談話，用螢火蟲做的五角星等等，這些回憶曾涌現在他們的校內日記裏和自由寫作裏。
　　　　卓婭在１９３５年以“我怎樣度過了夏天”為題的一篇作文裏寫道：“在營火旁邊想事情好，在營火旁邊聽故事好，唱歌也好。在營火會之後能更瞭解夏令營的生活多麽美，並更願意和同學們互相友愛。”
　　日記
　　
　　　　我們誰在童年沒寫過日記呢？連９歲的舒拉也曾寫了日記。但是讀這個日記時我無論如何也忍不住笑。舒拉平常都是這樣寫：
　　　　“今天８點鐘起床。吃完了，喝完了，就到街上去了。和小別佳打了一架。”或者：“今天起來了，吃完了，喝完了，就到外邊玩去了。今天沒和任何人打架。”所不同的衹是結尾：
　　　　“和小別佳打了一架”
　　　　，“和小維佳打了一架”，“沒和任何人打架”。日記的其他部分像兩滴水一樣地相似。
　　　　卓婭對待日記的態度和對她擔任的其他的事務一樣，是忠實和嚴肅的。她經常地記，並且事情也敘述得很詳細。我這裏還保存着她１９３６年春季和夏季的日記。
　　　　我已經說過：在暑假時期孩子們嚮來是到夏令營去，他們在那裏過着有趣味的、快活的生活。但是我去看他們的機會很少，所以我們也和嚮來一樣，離別了就彼此想念。因此我們很希望夏天能到楊樹林外祖父外祖母那裏去。他們召喚我們很久了，我們太希望能在一起過一個夏天啦！在１９３６年我們的希望實現了。由春季我們就開始了商議到楊樹林去的事。在我這裏保存着的就是卓婭由這時期開始用薄薄的學生筆記本子寫的日記。
　　　　５月１日——愉快的幸福的節日！
　　　　早晨，７點半鐘，媽媽參加遊行去了。天氣是晴朗的，但是颳着風。我醒來，情緒很好。很快地梳洗完畢，吃了早飯就到電車站看往紅場去的遊行隊伍去了。在大街上過了一整天，到商店裏去買糖，在空場上跑跳，玩耍。以後落雨了。媽媽遊行完了回到傢的時候，我們的兒童晚會就開始了。在晚會上發了贈品。
　　　　５月３日，媽媽今天沒工作，我很高興。在學校裏默寫，我得了“好”。可是在文學算術方面，我全得了“很好”。總之，這一天過得很好。
　　　　５月１２日。早晨８點多鐘，我到商店買牛奶和面包去了。
　　　　媽媽買了一個書架，屋裏馬上就明亮和美觀了。書架是用木條做成的，很美觀。我一見就很喜歡它。
　　　　我的情緒是奇怪的，我本想在大街上玩，跑，淘氣。可是在天將晚的時候，又開始了分配土地種菜園，我分得了我們窗前的，我把我的地耕了。我的願望是：媽媽買來各樣種籽——花草和菜蔬的種籽，那時我的菜園子就將是最漂亮的了！
　　　　５月２４日。明天開始考試。今天清晨是溫暖清新的。媽媽囑咐了應該在商店裏買什麽，然後就上班去了。我起來了，把全屋子打掃幹淨了，這時候媽媽卻回來了：今天她的工作很快就完了。我們一起買牛奶去了，以後又去買煤油。我們喜歡在一起去買東西。
　　　　午間天更熱了，除了在蔭涼地方之外，在什麽地方都坐不得。
　　　　我的“少先報”已經送來了，我這樣稱呼《少年先鋒隊真理報》。
　　　　沒有時間讀書，但是我能找到時間讀“少先報”。今天這報上說羅斯托夫城的“少先宮”開幕了，很好的，在最好的樓房裏。共有８０個房間——樂意到哪去，就可以到哪裏去。
　　　　那裏有玩具的小電話局。在另一房間裏，一按電鈕，就有兩輛電車在轉盤上飛駛起來。電車固然是玩具，但是完全和真的一樣。在“少先報”
　　　　上還說在宮裏快有小型地下鐵道了，和莫斯科的一樣，衹是小型的。到那時候，還沒到過莫斯科的孩子們總算能夠看見地下鐵道了。
　　　　當然，在“少先報”上寫着很多關於考試的事。上邊寫着：“你們回答的時候要鎮靜，自信，清楚！”考試！考試！……我衹是想着考試。我正在溫習功課，準備考試。主要的是不要怕教員和列席的陪考人員們。考的時候，我一定能得“很好”，不能低於“好”　　。
　　　　６月１１日。啊，今天要對我們宣佈每人的考試結果和發給我們成績表了，還要發奬……我在８點半鐘起來就參加朝會去了。同學們全很幹淨，全穿着過節的衣裳。教務主任的報告開始了。禮堂裏很肅靜。在用紅布蒙着的桌子上放着很美觀的書，它們是預備發給成績優良的學生們的。忽然叫到我了：俄文和算術——我得的“很好”，常識和地理——得的“好”。舒拉的成績也好。把我叫去了，奬給了我一本最好的書——《剋雷洛夫的寓言》！
　　　　６月１２日。１０點３０分我和同學們動身往佐耶夫公園去了。等來公共汽車，我們就坐上走了。來到公園，我們就去看那特別好的電影《祖國在召喚》。以後我們就在園子裏散步，從山坡上嚮下溜着玩，參觀圖書館。最後又請我們吃點心，吃完點心我們就回傢了。
　　　　６月２６日。從清晨就不高興做什麽事。媽媽昨天工作了多半夜，為了不打攪她休息，我就和舒拉到外邊蹓躂去了。雖然颳着風，但是太陽卻曬得很厲害。池子裏的水是像剛擠出的牛奶一樣溫暖，清潔，宜人的。洗完澡，我們就登上岸在草地上曬着。洗澡以後我們想吃些酸的東西，我們往園子去了，在那裏我采了些酸海棠。
　　　　在７、８點鐘時候，忽然我們的表哥斯拉瓦來了。他比我大５歲，可是我們是朋友。我給他看了學校贈給我的《剋雷洛夫的寓言》，又給他看了舒拉畫的畫册，他很誇奬那些畫。
　　　　這些日子我總是想着鄉村，現在終於實現了。
　　　　７月２日。昨天做了一整天的準備，我們並且通宵沒睡覺。清晨４點半鐘的時候我們（我、舒拉、斯拉瓦和媽媽）就到電車站去了。因為媽媽不和我們一起去，我心裏有些不樂，但是同時又因為往鄉村去而高興。我已經５年沒到鄉村去了！
　　　　我們乘火車走了一晝夜。下火車我們就乘馬車往楊樹林去了（這是我們村子的名稱）。我們到達的時候，斯拉瓦叩了叩門，外祖父就說：“進來就得了吧！”他以為是拖拉機駕駛員瓦復特卡串門來了。
　　　　外祖母正害肚子疼，我們來了她很高興，肚子也不疼了。她請我們吃煎餅，吃酸牛奶和鮮牛奶。以後我到河裏洗澡去了，也和女孩子們玩耍了，晚間在農村閱覽室遇到了我從前的好朋友瑪娘。這一天過得很好：我們愉快地玩耍了，並呼吸新鮮空氣。夜間睡在廚房裏外祖父的床上。
　　　　７月７日。我蹓躂，跑着玩，幫助外祖母工作。我很樂意執行她的指示。我去看雞，不許它們吃麥子。一天遊泳３次，還到圖書館去。我讀了很多有趣味的書：果戈裏的《欽差大臣》，斯威夫特的《格利弗遊記》，屠格涅夫的《草地》和許多其他的書。
　　　　外祖母給我們很香的東西吃：雞蛋，炸小雞，煎餅；我們在集上買黃瓜，漿果——酸漿果，櫻桃。但是有時候也有煩惱的事。有一次（不記得是哪一天）舒拉把自己的上衣丟了。我們去尋找也沒找回來。
　　　　有時候我到河邊玩耍，回傢晚了，外祖母就生氣。
　　　　７月１５日。在沒有工作的時候就感覺寂寞和煩悶。在這裏，在鄉村裏，沒有工作就特別是感覺寂寞。所以我决定更多地幫助外祖母。我清晨起來，忽然有這樣的意念進入了我的腦子裏：擦地板。我就很高興地把它擦了。以後我又用紅綢子給自己做了發帶，很好看，並不亞於我那淺藍色的。今天整天過得都很好，就是晚間有很大的雷聲，並且落了小雨。
　　　　天空不斷地閃爍着閃電。牲畜很怕雷聲，我們的小山羊嚇得由羊群裏跑出來了，外祖母費了很大事纔在別人傢的菜園子裏找到它。今天我往莫斯科給媽媽和我的朋友伊拉寫了信。
　　　　７月２３日。今天我看見我的表姐尼娜、表弟遼利剋和她們的母親穿過麥田來了。
　　　　他們的傢不很遠——在衛裏莫什卡村（距離楊樹林３６公裏）。他們來了，我們全很歡喜。
　　　　７月２６日。尼娜來了以後，我很高興。我們在一塊兒玩耍，閑談，讀書，歡樂。外祖母把跳棋和“羅托”牌給我們，我們就熱心地玩起來。但是今天我和尼娜吵架了，以後我們又和好了，我並且决定了，再也不和她爭吵。
　　　　７月３０日。我們睡在門道裏。外祖母喚醒我和舒拉的時候，我們忽然想起今天要和尼娜、遼利剋、安娘舅母分別了。
　　　　他們回衛裏莫什卡去。
　　　　馬車來了，太陽緩緩地嚮睡醒了的大地放射着自己的光芒。
　　　　我們彼此辭別了之後，他們就去了。我很捨不得他們。
　　　　白天幫助外祖母做了些事：熨衣裳、提水等等。
　　　　７月３１日。中午，天氣很熱。關於炎熱，甚至於有人傳說着這樣的話：河裏的水在星期日要沸騰的。
　　　　炎熱開始減退，將近黃昏了。我趕山羊去。一共５衹母山羊：黃金蟲，黑海盜，男爵，貓頭鷹，還有一隻沒有名稱?—就叫山羊。
　　　　外祖母擠它們的奶，我把奶送到地窖去，我們躺下睡覺了。
　　　　８月１日。我的辮子太小，可是我來到這裏之後外祖母就開始給我緊緊地編辮子，它漸漸地長長了。我的外祖母是很仁慈的。
　　　　將要日落的時候，我們接到了媽媽給我們寄來的信，信上寫着她害病了，可能到這裏來。聽說她害病，我很難過。她假期由８月１５日開始，那時候她就到我們這裏來！
　　　　８月２日。這次外祖母把我留在傢裏當主婦了，她燃着了火爐就走了。我可惹禍了。外祖母煮了麵條，並囑咐我把雞蛋打在裏面。我打算把盛着麵條的鐵罐放在板凳上，可是放在火鏟子上了，鐵罐翻了，麵條就全撒在地上！我很快地擦幹淨了地板，並重新煮了麵條。
　　　　在黃昏時候我們和外祖母洗澡去了。據傳說今天特別炎熱，河水將要沸騰。這是假話。白天確實很熱，但是河水並沒有沸騰。
　　　　８月５日。今天我幫助了外祖母：我刷洗了地板、窗戶、凳子，熨衣裳和用粉子漿衣裳。我很惦念媽媽。
　　　　８月１１日。這裏雨很少，莊稼可別旱壞了！在外祖母的菜園子裏長着黃瓜、南瓜、白菜、煙、西紅柿和麻。在牧場上長着馬鈴薯、南瓜和西紅柿，自己沒種嚮日葵。外祖母不知道我們來，所以沒有種。太熱啦，強烈的熱風往眼睛裏揚土。
　　　　８月１３日。在我們正準備喝茶的時候接到了媽媽的信。
　　　　信上寫着她在星期六，即是明天晚間來到……讀了這封信我很高興，很高興。她來到這裏，雖然時間不長，但是究竟可以休息休息。外祖父往唐波夫鎮去了。
　　　　８月１５日。早晨很早就有人輕輕叩門。我、舒拉和外祖母一下子全起來了，這是媽媽來了。我們多麽歡喜呀！外祖母開始做煎餅。媽媽帶來了禮物，奧利婭姨母自己沒能來，可是也捎來了很多禮物。
　　　　８月１７日。我和媽媽、舒拉往菜園子去了，在那裏揪下１個南瓜和７個小香瓜（像拳頭那麽大）。外祖母給我們做了南瓜粥，又曬了南瓜子。
　　　　黃昏時候我和媽媽、舒拉洗澡去了。這裏多麽好哇！和媽媽在一起更加雙倍的好！
　　　　８月１９日。下了小雨。外祖母給了我各樣的布頭，我打算給自己拼成一床小被子。
　　　　８月２２日。早晨天氣陰沉得很。我和舒拉兩人都撒開嬌了。我們决定以後再也不惹媽媽生氣了。
　　　　８月２４日。早晨我起床後，外祖母贈給了我一個古老的帶彩畫的匣子，外祖父贈給我一張他的照片。這些贈品使我很高興，我將把它們當作紀念品保存着。
　　　　我們想念莫斯科。
　　“白棍兒”
　　
　　　　這確實是一個美好的夏天，晴朗的，無憂無慮的！
　　　　卓婭和舒拉已經完全是大孩子了，可是仍像５年前我由莫斯科來接他們的時候一樣，總是在身後隨着我，寸步不離，好像怕我突然失蹤，或丟下他們跑掉了似的。
　　　　我和他們在一起過的時間，我衹覺得像是很長的很幸福的一整天。日子幸福地過去，也不記得什麽特別事情了。衹是有一件事記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樣。
　　　　可能是斯拉瓦教會了孩子們這個遊戲，也可能是他們在《少先真理報》上看到了這個遊戲的介紹，他們非常愛好這個遊戲，它的名稱是“白棍兒”。衹能在晚間、天黑的時候，暗色的物件和地面混成一色，眼睛衹能辨別光亮的和白色的東西的時候作這種遊戲。
　　　　我的孩子和鄰傢的孩子分為兩隊，然後他們選出評判員來。
　　　　評判員（他同時是擲棍者）把白棍兒盡可能地擲得遠遠的，所有參加遊戲的人全去尋找白棍兒，誰找到了誰就馬上跑回把它交給評判員。但是往回送棍兒必須巧妙地、暗暗地、不使對方發覺。找着棍兒的人把它傳給本隊的人，那個人又傳給另外的人，為的是攪亂綫索，使對方猜不着棍兒在誰手裏。
　　　　倘若不被對方發覺，把棍兒傳給評判員，這一隊就得兩分。
　　　　如果對方發現了拿着白棍兒的人，並捉住他，那時候兩隊各得一分。遊戲繼續到某一隊獲得十分為止。
　　　　卓婭和舒拉特別地喜愛這個遊戲，他們為了使我相信這個遊戲如何有趣兒，簡直把我的耳朵都吵聾了。斯拉瓦並且補充說：“這也是有益處的。還能教會互助、友愛。不是各人為自己，而是一個人為大傢，大傢為一個人。”
　　　　舒拉常當評判員：他的手有力量，能把棍擲得又遠、又巧妙，不容易被找到。
　　　　有一次卓婭自己要出來投擲棍兒。
　　　　“這不是小姑娘幹的事！”一個男孩子說。
　　　　“不是小姑娘幹的事？
　　　　來，我試試！”
　　　　卓婭拿起棍兒來，掄了掄，擲出去了。棍兒落在很近的地方。卓婭臉紅了，咬着嘴唇回傢去了。
　　　　斯拉瓦在遊戲完了和舒拉一起回到傢裏的時候問她：“你為什麽走了？”
　　　　卓婭不作聲。
　　　　“生氣啦？多餘。你不會扔，讓另一個會扔的人當評判員好啦，你就和大傢在一起玩吧，用不着生氣呀。自尊心在正合限度的時候是好的，如果超過限度，那就不好了。”
　　　　卓婭仍然沒有回答，可是在第二天晚間她像往常一樣參加了遊戲，孩子們都喜歡她，誰也沒提昨天的事。
　　　　我已經忘掉這件事了，可是有一次斯拉瓦進入屋子裏把我招呼出去了。我們轉過房角，走過了柵欄。
　　　　“柳芭姑姑，你看！”
　　　　斯拉瓦小聲地說。
　　　　在距我們很遠的地方，卓婭背嚮我們立着，我沒能馬上就瞭解她在幹什麽：她掄起一個什麽東西，把它擲出去了，自己隨着就去把它拾起來。這時候我猜着了：這是一根不大的棍子。我們在樹後隱藏着，卓婭沒看見我們，可是我們默默地看了許久，看卓婭不倦地一次又一次地擲木棍，跑去拾回來，又重新擲出去。最初她衹是揮臂，以後全身都前後運動着，好像她本人也隨着棍子飛，她把棍子擲得一次比一次更遠。
　　　　我和斯拉瓦悄悄地走了，不久以後卓婭也回傢來了。她纍得臉紅了，額上冒着汗珠。卓婭洗了臉就開始了縫綴：那時候她正在用各色布頭兒縫小被子。我和斯拉瓦彼此看了一看，他就噗嗤一笑。卓婭擡起眼睛問道：
　　　　“你笑什麽？”
　　　　可是斯拉瓦也沒解釋。
　　　　我又接連着兩天在同一時刻到外邊看卓婭擲石塊，或擲木棍。大約１０天之後，在我們離開此外不久以前，我聽見了卓婭對聚集在我們門前的孩子們說：
　　　　“來，咱們玩‘白棍兒’呀！可是得我當評判員！”
　　　　“你還是不死心哪？”
　　　　舒拉納悶地說。
　　　　卓婭一言不發，揮動棍子就擲出去了。周圍的人們衹是驚訝地喊了一聲：啊呀。棍子在空中一閃，就落到很遠的什麽地方去了。
　　　　“這小丫頭真厲害呀！
　　　　”外祖父在吃晚飯的時候說，“這根棍子對你有什麽要緊？
　　　　並不是為了什麽正經事，衹是為了爭一口氣。”
　　　　卓婭打算回答，可是外祖母搶到前頭了：
　　　　“俗話說得好：‘不到黃河心不死。’”接着她又微笑着補充說：“這樣正合我的心。心裏不服，非爭這口氣不可，對不對，外孫女？”
　　　　卓婭低下頭在菜盤子裏吃菜，默默不語，以後她忽然微笑了，也用諺語回答說（她真不愧為外祖母的外孫女）：“深水有肥魚！”
　　　　圍着桌子的人都笑了。
　　《牛虻》
　　
　　　　……春天到了。有時候吹來清爽的和濕土氣味很濃的暖風。呼吸呼吸春天的空氣是多麽好哇！我提前由悶熱的電車裏走出來了，因離傢不遠，我可以步行到傢。
　　　　春不衹使我一人愉快：
　　　　這時可以常看見行人臉上的微笑，他們的眼睛更明亮，聲音也更響亮更活氣了。
　　　　“……西班牙共和國的軍隊在科爾多巴的進攻很順利。”
　　　　我聽到了談話的片斷。
　　　　“在埃斯特馬都爾省……”
　　　　是啊，在所有的人的心裏和嘴裏全是西班牙，我們也全都想着西班牙。伊巴露麗常說的那句“立着死勝於跪着生”的話，已經飛遍了全世界，落到了每一個正直人的心裏。
　　　　每天早晨，卓婭剛醒來就跑到信箱取報：今天在西班牙戰綫上怎樣？
　　　　舒拉呢？還不滿１３歲，這是使他焦心的事，他不能馬上到馬德裏附近去。每天晚間他總是反復地談着：他看見報上說，有一個女孩在共和國的軍隊裏英勇地戰鬥着；或是他聽到了無綫電廣播，西班牙的某一個青年，他的父母不放他到前綫去，可是他終於跑去了。
　　　　“……結果他還是那麽英勇的！一顆法西斯的炮彈破壞了他們的戰壕，炸毀了他們的反坦剋炮。可是這個小夥子（他的名字是埃姆切裏奧·科爾聶賀）拿起手榴彈就由戰壕裏跳出來，他迎着坦剋跑上去，把手榴彈嚮坦剋投去，手榴彈在履帶下爆炸了，坦剋就在原地轉起來。這時候另外的人們擡來一箱子手榴彈。科爾聶賀就一個接着一個地投開了。一會兒第二輛坦剋斜歪着倒下了，再過一會兒第三輛也翻過去了，其餘的坦剋就全往回逃跑。你看，啊！可是說起來好像沒有比坦剋更可怕的東西似的。”
　　　　“這個科爾聶賀多大年紀呀？”我問。
　　　　“１７！”舒拉回答。
　　　　“那麽你多大呀？”
　　　　提這樣的問題在我這方面未免太殘忍啦。舒拉默默地嘆息着……一次，我下班正嚮傢走，耳邊響亮的聲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媽媽，為什麽這麽晚？我們等急啦！”這是卓婭的聲音。
　　　　“晚了嗎？我答應了在７點鐘回來。”
　　　　“可是現在差１０分８點鐘了，我已經開始着急了。”卓婭攙了我的臂，比起了腳步，我們就並肩地走着。她在最近兩年長了很多，很快她就要和我的身材一樣高了。我有這麽大的女兒，有時覺着像有些奇怪似的。裙子她穿着短了，綉花襯衫也小了，該考慮做新的了。
　　　　從１９３１年，就是從我把孩子們接到莫斯科來的那年起，我們差不多沒離開過。
　　　　我們每個人，雖然離傢時間不長，也都說清楚了到什麽地方去，在什麽時候返回來。我既然答應了在８點以前下班回傢來，我就盡力履行這個諾言。如果我被什麽事耽誤了，就像今天這樣，卓婭一定着急，她就到電車站去接我，等候我。
　　　　如果舒拉回到傢裏不見姐姐，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卓婭在哪裏呀？她往哪裏去了？為什麽這麽長時間她還不回來呀？”
　　　　卓婭也是剛一邁進門坎就問：“舒拉在哪裏啦？”
　　　　如果我比孩子們先到傢裏，在沒聽見樓梯上的熟悉的腳步聲之前，我心裏也有些不習慣，總覺得不舒服。在春天，有時候我站在打開了的窗前，等待他們……好像現在我在看着：
　　　　他們來了，差不多永遠在一起，熱烈地談着什麽。這時我心裏馬上暖和了。
　　　　……卓婭由我手裏輕輕地奪去皮夾和書包：
　　　　“你纍了，我拿着吧。”
　　　　我們慢慢地走着，欣賞着春天的美妙的黃昏，並且彼此述說着在這一天裏發生的事。
　　　　“你讀報了沒有？把西班牙的小孩子們運到阿泰剋來了，”卓婭說，“法西斯們差一點沒把他們坐着的那艘輪船炸沉了。能看看這些孩子纔好哪！你想啊，在經過轟炸和一切苦難之後，忽然來到了阿泰剋！現在那裏好嗎？不冷麽？”
　　　　“不冷，４月在南方完全暖和了，玫瑰也開了。你看看自己：你在莫斯科也曬得這樣，鼻子脫皮啦。”
　　　　“我們已經開始圍着學校種樹了。半天在露天裏，所以曬得這樣子。你知道麽？
　　　　每一個人都應該栽一棵樹。我可能栽一棵楊樹，我喜歡天空飛楊花。楊樹的氣味也好，是不是？很鮮很鮮的，還有一點若味兒……呶，咱們現在到傢了！你快洗臉，我馬上把飯溫好。”
　　　　我洗着臉，不看卓婭我也知道她在做什麽。她在點煤油爐子溫菜，穿着布鞋在屋裏無聲地走着，迅速靈巧地往桌上放置食具。屋裏很潔淨，有些新刷地板的氣味。在窗臺上，在細高的玻璃杯裏放着兩枝紅柳，枝上的芽苞好像帶絨毛的小蜂子在上面睡覺一般。
　　　　我們傢裏清潔和舒適都是卓婭的功勞。她擔任着全部傢務：打掃，購買食品。
　　　　在鼕季裏她還生火爐。舒拉也有些責任：他提水，劈木柴，買煤油。可是他不高興幹零碎事，他和許多男孩子們一樣，衹是幹“男子”的事，他確信掃地、跑商店是不適於他的身分的，“這是每個丫頭都能做的事”。
　　　　啊，他也回來了！
　　　　屋門並不是平常地被推開了，而是帶着崩裂的響聲被打開了，舒拉站在門口：
　　　　兩頰赤紅，雙手到肘都是泥，在一隻眼下，可惜，又有一塊青。
　　　　“賽球啦！”他高興地說，“晚安，媽媽！你已經洗完了？
　　　　這是你的椅子。我馬上也洗臉。”
　　　　他撩了很長時間水，打鼻嚏，同時那樣醉心地述說着足球，好像在世界上除了足球再沒有什麽東西似的。
　　　　“什麽時候翻譯德文呀？”卓婭問。
　　　　“我吃完了就翻譯。”
　　　　我開始吃自己遲誤了的中飯，孩子們吃晚飯。現在所有的談話全不離學校的校園，談論着將來校園是什麽樣。聽他們談話我瞭解了：孩子們打算把他們所知道的一切樹木全圍繞着自己的學校栽種起來。
　　　　“為什麽你說棕樹不能生長啊？我在《火星雜志》上看見照片了：棕樹，周圍是雪，這就是說它們很能抗寒哪。”
　　　　“你怎麽把剋裏米亞的鼕季比我們這裏的鼕季。”卓婭心平氣和反駁了他。然後她轉身嚮我說：“媽媽，你給我帶回什麽書來了嗎？”
　　　　我默默地由皮夾子裏取出了《牛虻》。卓婭歡喜得臉紅了。
　　　　她說：“謝謝你！”馬上就情不自禁地、小心地翻了幾頁，可是隨即又放在一旁了。以後她迅速地收拾了飯桌，洗淨了食具，就坐下做功課了。
　　　　舒拉嘆了一口氣，嘮叨了一會兒（明天早晨就沒有時間做了麽？）然後就挨着她坐下了。
　　　　卓婭由對她最難的數學開始。舒拉打開了德文課本，把算題放在最後：他做算題很容易。
　　　　半小時之後舒拉乓地一聲合上了課本，並轟隆地拉開了椅子：
　　　　“完啦！算題明天早晨再做。”
　　　　卓婭連頭也不轉。她完全沉沒在工作裏了。旁邊放着很早以前她就要求我給她帶來的《牛虻》。可是我知道：卓婭在沒做完功課之前絶不開始讀這本書。
　　　　我說：“給我看你的翻譯，舒拉。嗯，……這莫非是與格嗎？來，你看看這裏。”
　　　　“是，錯了。”他說。
　　　　“唉，這裏應該是‘ｕ’而不是‘ü’。還有Ｇａｒｔｅｎ（花園）是名詞呀，為什麽用小字母開始寫呀？３個錯誤，請你坐下，全重新抄一遍吧。”
　　　　舒拉嘆息着往窗外張望：他的朋友們在臺階上坐着等待他出去哪。時間並不很晚，還可以玩一會兒呀。但是事實是頑固的東西：３個錯誤，這是無法爭辯的！舒拉就嘆息着重新在桌旁坐下了。
　　　　……夜間我帶着模糊的感覺醒了：屋裏有些和往常不同。
　　　　正是如此，臺燈點着，用報紙遮着；卓婭用兩拳托着腮，低頭讀着《牛虻》。兩頰，手，似乎還有書的扉頁，全被淚沾濕了。
　　　　卓婭感覺到我在看她的時候，她擡起眼睛默默地含淚微笑了。我們彼此什麽也不說，可是二人全回憶起卓婭非難我的話來了：“這麽大，還哭！”
　　穿着桃紅色衣裳的女孩子
　　
　　　　明朗的春天的晴空，襯托着黑色的枯枝和歐椋鳥窩。在這幅畫上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可是我很長時間地看這幅畫，並在內心裏像熱潮一般地涌現出愉快和希望。在這裏不衹是畫着樹，天，鳥窩，這裏還有主要的東西：情緒，思想，看清大自然和理解大自然的能力。缺少這些東西，是不可能寫生的。
　　　　另一幅畫上，駿馬奔馳着，勇猛的騎士們手中揮着戰刀。
　　　　這張畫上的一切都是在突飛猛進的運動中……又一幅風景畫是我們熟悉的齊米列捷夫公園裏的周邊長滿了灌木的水池。
　　　　這一張是楊樹林，在沿岸草地上長着很高很嫩的野草，還有我們的愉快的小溪上的銀色微波……孩子們不在傢，傢裏衹我一個人，在我的膝上放着舒拉的一本厚的畫册。
　　　　舒拉一年比一年畫得更好了。我們時常參觀特列佳柯夫畫館：我希望他不衹學習繪畫，而且還熟悉和理解著名的寫生畫。
　　　　我特別記得我們初次參觀特列佳柯夫畫館的情形。我們緩緩地由一個大廳轉入另一大廳。我給孩子們講解那些曾經鼓舞了畫傢們的歷史主題和神話。孩子們傾聽着，並且所提的問題總沒有個完。他們看一切都好，都使他們驚嘆。使卓婭驚訝的是烏魯布列夫畫的女占卜者的眼總是註視着她，她躲在哪裏都是一樣。一對愁悶的、精明的大黑眼，目不轉睛地把我們送出來了。
　　　　然後我們來到了謝羅夫畫廳。舒拉走近了“女孩和桃”就站住不動了。兩頰嬌紅的黑發女孩沉思地看着我們。她的兩手安靜地放在雪白的臺布上。在她背後，在窗外隱約地可以看見濃陰蔽日的大園子，裏邊長着百年的菩提樹。幾條生滿了荒草的狹徑天曉得通到什麽幽僻的境界去。我們默默地站了很長時間，欣賞這幅畫。最後我輕輕地拍了舒拉的肩膀一下，小聲說：
　　　　“走吧”。
　　　　“再等一小會兒。”他小聲地回答。
　　　　有時候他是這樣的：如果什麽東西深刻地和有力量的感動了他，他就和僵住了一樣，不能動了。還在西伯利亞時，４歲的舒拉初次看見真正的森林時就是這樣。現在仍然是這樣。
　　　　我和兒子並肩站着，看着安靜的、沉思的穿着桃紅色衣裳的女孩子，我在想：什麽東西感動了舒拉呢？他的畫嚮來是充滿了活潑和喧嚷（如果可以說毛筆和鉛筆也能傳達出喧嚷的話）：馬奔馳着，列車飛駛着，飛機在天空疾翔着。而且舒拉本人也是一個淘氣孩子，是一個熱心的足球員，是愛好跑跑跳跳，吵吵鬧鬧的人。
　　　　謝羅夫的這幅女孩子的畫裏有什麽東西把他俘虜了呢？在這幅畫裏衹是明朗的不動的安靜。為什麽他在這幅畫前這樣安靜地僵立不動？我從來就沒見他這樣安靜過……在那天我們再也沒有去看別的畫，我們回傢了。舒拉在一路上問我：謝羅夫是什麽年代的人？他很早就開始了繪畫嗎？誰教給他繪畫呢？
　　　　列賓嗎？是那個畫了那幅“查波洛什人”的畫傢嗎？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時候舒拉剛剛１０周歲。由那時候開始，我們參觀了特列佳柯夫畫館許多次，我們也看見了謝羅夫的其他作品，也看見了蘇裏柯夫的作品：在別遼卓夫村中的憂愁的敏什柯夫，氣壯的蘇瓦洛夫，莫羅作娃夫人，以及列維唐的可愛的風景畫。總而言之，那裏有什麽，我們都看到了。可是正是在認識了謝羅夫所畫的女孩子之後，在舒拉的畫裏也出現了風景，並且他也是在那時候首次試着畫卓婭。
　　　　“請你坐一會兒，”他這樣不習慣地和藹地要求姐姐，“我試試把你畫下來。”
　　　　卓婭耐心地坐了很長時間，很有耐心，差不多一動也不動。就是那還沒熟練的手畫成的最初的像上，也有些相似的地方。固然這衹是微微能看出的、不明顯的、但是由紙上嚮外看着的究竟是卓婭的眼睛，那是凝視着的，嚴肅的，沉思着的……現在我正翻閱舒拉的畫册，我想：他長大了的時候將要成為一個幹什麽的人呢？
　　　　舒拉無可爭辯地是一個很好的數學家，他繼承了父親的對於技術的愛好，他的手是靈巧敏捷的，的確是能手：什麽都會做，他無論着手做什麽，都能做得很好。他希望當工程師，我並不以為奇。所有他自己衣袋裏的零用錢他全用在買《科學與技術》雜志上了，他不衹把每一篇都讀完，並且經常地按照雜志上的方法製作各種東西。
　　　　舒拉無論做什麽，永遠是熱心的，全心全意的。有一次，我到他們學校裏看他們的園子去了。工作正在高潮：他們在掘土，栽植灌木和樹苗，孩子們嘹亮的聲音響徹空際。卓婭的臉纍得發紅，頭髮蓬亂了，她把鐵鍬放下一會兒，由遠處嚮我招了招手。舒拉和另外一個比他大些的男孩子在擡土。這樣的擡筐上能擡這麽大一堆土，真是令人難以想象的事！
　　　　“小心呀，舒拉，別纍壞了！”一位高身材、淡色頭髮的姑娘，看外表一定是一位運動員，在他身後喊道。
　　　　我也聽見舒拉放慢了腳步，歡喜地回答說：
　　　　“不會！我外祖父對我說過：在憑着良心幹活的時候，纍不壞。人若怕幹活，活計就能使人纍彎腰，如果人不吝惜力量，人就越幹越強壯！”
　　　　在那天，在吃晚飯時候，舒拉又像是笑談，又像是當真地說：
　　　　“媽媽，在學校畢業之後我到齊米列捷夫卡①去怎樣？我在那裏種園子，掘土種地。你以為怎樣？”
　　　　另外，舒拉想當一個職業運動員。鼕天他和卓婭一起滑冰，滑雪，夏天他們在齊米列捷夫的池子裏遊泳。舒拉是一個大力士：１３歲的孩子看着和１５歲的一樣。鼕天他用雪擦身體，春天比任何人都早開始遊泳，可是在深秋，在最勇敢的遊泳傢看見水就打冷戰的時候，他纔結束遊泳。關於足球更沒有什麽可說的：為了足球，舒拉能忘掉一切，忘掉飲食，忘掉功課。
　　　　可是究竟……究竟舒拉似乎最希望成為一個畫傢。近來每一分鐘空閑時間他都用在繪畫上。他由圖書館裏拿來，也要求我給他拿來列賓、謝羅夫、蘇裏柯夫、列維唐等的傳記。
　　　　他景仰地說：“你知道麽，列賓由９歲就開始每天畫畫，一輩子一天也沒丟下過！你衹要想想吧，啊！每天畫！在他左手害病，不能拿着調色板的時候，他就把調色板係在身上，仍然工作。我真佩服！”
　　　　……翻閱舒拉的畫册，我認識了公園裏我們喜歡的長凳，距離我們傢不遠的山楂樹叢。舒拉喜歡在夏天炎熱的晚間躺在那些樹下。這是我們的臺階，就是他喜歡和小朋友們遊戲完了之後在那裏久坐的地方。這是那片草地，他們的足球場。
　　　　現在舒拉衹是描繪西班牙：前所未見的藍天，銀色的橄欖樹，紅色的山，和被太陽曬焦了、被戰壕豁穿了、被炸爛了、被共和國的戰士的熱血浸濕了的土地。在鼕季，特列佳柯夫畫館展覽蘇裏柯夫作品時，舒拉往那裏跑了幾次，我看他似乎也為了看西班牙的水彩畫：他現在更喜歡蘇裏柯夫，好像就是因為蘇裏柯夫曾在西班牙旅行過，曾看見過和描繪過那個遠方的土地。
　　　　這是什麽呀？這個帶有很多窗戶的高樓的正面，我好像是認識似的。對，這是二○一學校！周圍是未來的園子：樺樹，楓樹，橡樹和棕樹！
　　打賭
　　
　　　　卓婭和舒拉已經完全是大孩子了。但是有時候，相反地，我覺得他們還是很小的孩子！
　　　　……有一天晚上我很快地睡着了，可是像被人推了一下子似的，忽然醒了：我好像聽見有人捧着碎石塊往玻璃窗上仍似的，這是雨點像打鼓一樣敲打着窗上的玻璃。我坐起來了，看見舒拉也在床上坐着。
　　　　“卓婭在哪裏呀？”我們兩人同時問。
　　　　卓婭的床是空的。可是就在這時候，好像回答我們一樣，在樓梯上有了壓低了的語聲和笑聲，接着我們的屋門就被輕輕地打開了：在門口立着卓婭和伊拉。她是住在鄰近一所小房裏的和卓婭同年的姑娘。
　　　　“你們到哪裏去了？你們由哪裏來呀？”
　　　　卓婭默默地脫下大衣，把它挂起來之後，就開始用力嚮下脫濕透的便鞋。
　　　　“你們到底到哪兒去了？”舒拉忍不住地問。
　　　　伊拉已經被激動到那樣程度，雖然笑可是兩頰還流下淚珠來，她開始述說了。
　　　　晚間１０點鐘左右，卓婭去敲她們的窗戶。伊拉走出門外的時候，卓婭告訴她說，她和女孩子們打賭了：她們說卓婭不敢在這樣秋天的黑夜裏穿過整個齊米列捷夫公園，卓婭說：
　　　　“我不怕。”她們就這樣打賭了：女孩子們坐電車到齊米列捷夫研究院電車站，卓婭由公園裏邊徒步走到那裏。卓婭說：
　　　　“我在樹上劃記號。”
　　　　女孩子們說：“你不劃記號我們也相信你。”可是在最後的一分鐘她們自己害怕了，她們勸卓婭取消打賭：外邊很冷，很黑，並且已經開始落雨了。
　　　　“……可是她反倒更興奮了，”伊拉又哭又笑地述說着，“她就步行去了，我們是坐電車去的。我們一等再等她總是不來。以後我們看見她來了，她還笑哪！”
　　　　我驚訝地看着卓婭，她依然默默地在爐邊烘她的濕襪子。
　　　　我說：“你知道麽，我可沒想到你能作出這樣的事來，這麽大可是還這麽……”
　　　　“……糊塗？”卓婭微笑着替我說完了。
　　　　“是，你原諒我這樣的話，可是這樣的事也真不太聰明！”
　　　　“如果這是我幹的麽，那就一定要……”舒拉情不自禁地說。
　　　　伊拉接着告狀說：“她還打算徒步走回來哪！我們費了很大勁纔說服了她和我們一起坐電車回來。”
　　　　我忽然想起來說：“脫下衣裳來吧，伊拉！快烤烤吧，你完全濕透啦！”
　　　　“不，我回傢。媽媽在傢也要生氣呀……”伊拉坦白地說。
　　　　剩下我們自己的時候，我們沉默了一會兒。卓婭高興地微笑着，可是沒開始談話，而是安靜地在爐邊烤火取暖。
　　　　舒拉終於說話了：“好吧，打賭你贏了，可是你贏得什麽了？”
　　　　“哎，我並沒有想到這個呀！”卓婭回答說，“我們衹是打賭了，至於賭什麽，我們並沒約定呀。”在她臉上現出了天真的懊悔來。
　　　　舒拉喊道：“你呀！惦記惦記我也好呀。你就說，如果我贏了，你們給舒拉一個新足球也好吧。沒有那個心，沒有惦念親弟弟的心！”他非難地搖了搖頭。以後他嚴肅地補充說：
　　　　“可是我究竟沒想到你能幹出這樣的事來。為什麽你想用這樣的辦法證明你的勇敢呀？連我都知道這樣做不對。”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卓婭反問說，“不過我很想嚇唬嚇唬女孩子們。在林子裏走着的是我，可是害怕的卻是她們！”
　　　　她笑了，我和舒拉也不由得附和她笑了。
　　丹娘·索羅瑪哈
　　
　　　　我很早就開始了和孩子們共同解决家庭的收支問題。
　　　　我記得，在１９３７年我們立了存款簿子，鄭重地存入了最初的７５盧布。每次在月底能節省若幹錢的時候，全是由卓婭把錢送到儲蓄銀行去，甚至在錢數不多，衹有１５到２０盧布的時候，也儲蓄起來。
　　　　現在我們有了一項新的開支：在銀行裏立有１５９８７２號存款戶頭，蘇聯人民把捐助西班牙共和國婦女和兒童的錢全匯存在這一戶頭名下。
　　　　我們也這樣做。這個意思並不是我先想起來的，而是舒拉首先說出來的。他說：
　　　　“我和卓婭可以少花一點兒吃早點的錢。”
　　　　我說：“不行，早點錢我們不能動。可是少看一兩次足球賽卻可以，並且還會更有益處。”
　　　　然後我們開了一張最必須物品的清單：卓婭沒有手套，舒拉的鞋子完全壞了，我的膠皮套鞋也破了。此外，舒拉的顔料已經用盡了，卓婭需要刺綉用的絲綫。這時候就可能有爭執：孩子們一嚮主張買我需要的東西。
　　　　我們最得意的一項開支是買書。
　　　　到書店裏，先翻看放在櫃臺上的書，然後再由較遠處用足尖站着，歪着頭看緊緊擠着放在書架上的書的名稱，翻閱，再翻閱，商議……最後拿着仔細包好的，很重的一包書回到傢裏。這該是多麽愉快的事呀！我們的書架子（它放在屋角，在卓婭的床頭處）擺上一本新書的那一天，在我們傢裏就算是節日，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談論新買來的書。新書我們輪流着讀，有時候在星期日下午朗讀。
　　　　我們共同讀過的書中，有一本書名叫《國內戰爭中的女性》，這是本人物略傳匯編。我記得，我正坐着織補襪子，舒拉畫畫，卓婭打開了書準備讀。舒拉忽然說：
　　　　“你最好別從頭接連着念。”
　　　　“那怎麽念呀？”卓婭覺得很奇怪。
　　　　“你這樣：你把書隨便打開，翻到什麽我們就由那裏開始。”
　　　　我不知道為什麽他想要這樣做，但是我們就這樣决定了。
　　　　打開了的恰好是《丹娘·索羅瑪哈傳略》。
　　　　我還記得，那是由３個筆記本子裏摘來的一些斷片：最先是農村女教員丹娘·索羅瑪哈的哥哥敘述她，以後是一個男學生敘述她，最後是她的小妹妹敘述她。
　　　　哥哥敘述的是丹娘的童年，講她是怎樣長大的，怎樣學習和怎樣愛好讀書。這裏有這麽一段，讀到這一段時卓婭停了一會兒，並且望了望我：這是關於丹娘朗讀《牛虻》的那一段。丹娘在深夜裏讀完了那本書，就對哥哥說：“你以為我不知道我為什麽生活着嗎？我覺着為了人們能過更好的生活，我可以把我的血一滴一滴完全付出去。”
　　　　中學畢業之後，丹娘在一個庫班的村落裏任教員。在革命將開始之前，她參加了布爾什維剋的地下組織。在內戰時期她參加了赤衛軍的隊伍。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白軍竄入柯茲民斯剋村，丹娘正倒在這村裏害傷寒病。他們把害病的女孩子投入監獄，用酷刑拷問她，希望她供出她的同志來。
　　　　格裏沙·波羅文柯寫的是關於他和其他曾在丹娘那裏讀書的學生怎樣跑到監獄，他們希望看見自己的女教員，幫助幫助她。他們看見丹娘被打得遍體鱗傷，周身是血，又被拖到院子裏，安置在靠墻的地方。使這男孩子驚訝的是她的鎮靜的臉：在那臉上沒有恐懼，沒有求饒，並且沒有由於剛受了酷刑而感到疼痛的表情。她的眼睛睜得很大，仔細地看着集攏來的人群。
　　　　忽然，她舉起一隻手大聲而清楚地說道：
　　　　“你們可以盡興地打我，你們可以打死我，可是蘇维埃並沒死，蘇维埃還活着哪！他們一定回來！”
　　　　警察巡官用槍通條打了丹娘一下子，就把她的肩膀打破了，喝醉了的哥薩剋們擁上來就踢她和用槍把子打她。劊子手巡官對她喊叫說：“我會叫你求饒的！”丹娘擦着臉上流着的血回答說：“你不要等，什麽我也不會嚮你們請求。”
　　　　卓婭繼續讀：以後是講白黨怎樣天天用酷刑拷打丹娘。白匪們因為丹娘沒喊叫，沒求饒，而勇敢地瞪着劊子手們，所以就對她這樣報復……卓婭放下書走到窗前很久很久地不回頭看。她不常哭，她不喜歡人們看見她的眼淚。
　　　　舒拉早已放下了畫册和顔料，這時他就拿起書來開始繼續讀。拉亞·索羅瑪哈敘述了姐姐的死：
　　　　“關於她臨死的情形我知道這些事：
　　　　１１月７日黎明，哥薩剋們擁進了監獄。
　　　　他們用槍托往外驅逐獄裏的人們。丹娘在門口轉回身來嚮着留在監獄裏的人們說：
　　　　‘永別了，同志們！’她的響亮的鎮靜的聲音，傳遍了房間。‘這血不會白白地流在墻上！蘇维埃快來到了！’在嚴寒的早晨，白匪們在牧場後邊砍死了１８個同志。丹娘是最後一個。
　　　　她信守着自己的話，始終沒嚮劊子手們求饒。”
　　　　我記得：那天晚間被丹娘的驚人毅力和丹娘的形象的純潔所感動得哭的，不衹是卓婭一個人。
　　首次的工資
　　
　　　　有一次我哥哥在下午看我們來了。喝完了茶並和永遠從心裏歡迎他的孩子們閑談了一會兒之後，他忽然沉默了，伸手取過他的填得滿滿的皮包，又意味深長地看了看我們。我們馬上明白了：這並不是沒有緣故的。
　　　　卓婭就問：“你那裏有什麽呀，謝爾傑舅舅？”
　　　　他沒有馬上就回答：他暗自得意地對她擠擠眼，不慌不忙地打開了皮包，取出一疊圖案開始翻弄它們，我們都耐心地等待着。
　　　　後來謝爾傑終於說了：
　　　　“就是這些圖案，需要把它們復寫下來。你的繪圖一門功課的成績怎樣，舒拉？”
　　　　“他的成績是‘很好’。”卓婭回答說。
　　　　“那麽，舒拉，你接受這工作吧。這是好事，男子幹的事，你還能幫助家庭。給你繪圖工具。這份是我自己的，舊的，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它就開始為我服務，現在還很好使，沒有毛病。墨，我想，你有吧？”
　　　　“連譽寫紙也有。”卓婭插嘴說。
　　　　“那樣就更好了！你走近些來，我給你解釋解釋怎麽做。
　　　　工作並不復雜，但是它要求高度的準確和仔細，馬虎和塗抹可不行。”
　　　　卓婭湊近舅父坐下了。
　　　　舒拉始終在爐邊站着，並沒離開原地，也沒說一句話。
　　　　謝爾傑瞥了他一眼，就俯首在圖案上開始解釋。
　　　　我和我哥哥兩個馬上明白是怎麽一回事了。
　　　　原來舒拉的個性裏有一個特點，一嚮使我不安：就是他特別的倔強。例如，舒拉嗜好音樂，他的聽覺很好，他彈父親的六弦琴已經很久了。但是有時候他不能一次就記準某一調子。你對他說：“你錯了，不是那樣唱，是這樣唱。”舒拉聽完了就很冷靜地回答說：“可是我更喜歡這樣。”並繼續按自己那樣彈。他很清楚地知道我說得正確，下一次他就改正過來，可是現在卻不改。他有很固執的習慣：一切問題，無論大小，他都獨立地决定，任何人都不可能給他出主意。他覺得自己是成人，是男子漢，他自己知道一切，理解一切！
　　　　顯見是舒拉認為舅父的提議侵犯了他的獨立性和熱心守護着的自主性。當謝爾傑解釋應該怎樣做的時候，舒拉在遠處註意地聽着，但是一言未發，謝爾傑也再沒有往他那方面看。
　　　　哥哥臨行，在門口，並不專對着某人說：
　　　　“整整一個星期之後我就需要這些圖。”
　　　　在他去後，卓婭打開了物理學課本，我和往常一樣，看學生的本子，舒拉開始讀一本小書。室中寂靜了一些時間。卓婭站起來了，伸伸懶腰，晃晃頭（她有這樣的習慣——用疾速的動作掀起經常落在額上和右眉上的一綹黑發）。我知道功課已經作完了。
　　　　“該動手做工作啦，”
　　　　她說，“我們可以用一夜半的時間把它弄完，是不是，媽媽？”她就開始往桌上攤放圖案。
　　　　舒拉放下書，瞥了姐姐一眼，不高興地說：
　　　　“你坐着念你的《大學》吧（卓婭在那些日子正在讀高爾基的自傳三部麯），我比你畫得好，不用你，我也能做完。”
　　　　但是卓婭沒聽從，他們兩人用圖案把全部桌面占用了，我衹好把我的本子挪到桌邊。孩子們很快就深入到工作中去了。
　　　　卓婭這時就像往常在縫衣服、做飯或打掃屋子的時候一樣，總之就是像在進行一種不需要人的全部精神，而衹需要手眼準確的工作時候一樣，她就開始了小聲地唱：
　　　　草原上的野麥，緑色的芳草，寶石樣碧緑的青草被風吹動了。
　　　　雷聲雖已響過很久，那早年的往事卻沒被忘掉，它還在活着……舒拉最初默默地聽着，以後他也小聲地合唱了，以後更大聲地唱起來了……兩人的聲音融合在一起，很清脆，很協調。
　　　　他們唱完了關於一個在和盜匪們戰鬥中犧牲了的哥薩剋姑娘的歌，卓婭就開始唱我們大傢喜歡的另一支歌，這支歌從前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也唱過。
　　　　廣阔的第聶伯在哭叫着，暴怒的狂風捲起了落葉，它把參天的茂林折到深𠔌，它掀起可怕的狂瀾……他們就這樣一邊唱着，一邊工作着，我也似聽不聽地聽他們唱：不一定是詞句傳到了我的耳中，也許光是音調和他們唱歌的情感使我心裏很舒服。
　　　　一星期後舒拉把完成了的工作送給舅父，並拿着一疊新的圖案幸福地回傢來了。
　　　　“他說：‘好！一星期之後給錢。’你聽見沒有，媽媽？我和卓婭掙來的錢！”
　　　　“謝爾傑舅舅再沒說別的話嗎？”我問。
　　　　舒拉註意地看了我一眼就笑了：
　　　　“他還說：‘這樣比較好，舒拉老弟！’”
　　　　又過了一星期，早晨我醒來看見在床邊的椅子上放着兩雙襪子，一條很美麗的綢子的白領子，這是孩子們用他們首次的工資給我買的禮品。
　　　　其餘的錢裝在信封裏一起放着。
　　　　……現在，在下午回傢的時候，我時常走到樓梯上就聽見我的孩子們在唱歌。
　　　　那時候我就知道：他們又埋頭在繪圖工作中了。
　　蔚拉·謝爾傑夫娜
　　
　　　　在旁觀的人看來，我們的生活好像永遠沒有任何特殊事情地平淡地進行着。今天總是和昨天一樣：學校和工作。有時候到劇院或參加音樂會，接着仍是功課，書，短時間的休息。這就是一切了。但是，實際這還遠沒有包括一切。
　　　　在一個未成年的少年人的生活裏，每小時全是很重要的。
　　　　在他的眼前不停地出現新的世界。他開始獨立地思考，他不能不加考慮地便接受任何現成的東西。一切他都要重新考慮和重新决定：什麽好，什麽壞？什麽是崇高、尊貴，什麽是卑鄙、下賤？什麽是真正的友愛、忠實、公理？什麽是我的生活目的？我是否無味地活着？生活每一點鐘、每一分鐘地在那年輕人的心中不斷地提出新的問題，即使他尋求和思考；每一件瑣碎的事，他都會特別敏銳地和深刻地感受着。
　　　　書早已不是僅僅用來幫助休息和消遣的東西了。不，它是朋友，顧問，導師。
　　　　卓婭在小時候曾這樣說過：“凡是書裏說的，全是真理。”但是現在她卻很長時間地思索每一本書，她和書爭辯，閱讀時尋求解决那些使她激動的問題的答案。
　　　　讀完《丹娘·索羅瑪哈傳略》，我們又讀了那永遠不能忘掉的、對於任何一個少年都不能不給以深刻印象的那本講保爾·柯察金的小說，那本講他的光明的和美好的生活的小說。
　　　　它在我的孩子們的意識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一本新書對於他們都是一樁大事：關於書中所敘述的一切，孩子們都把它們當作真正的生活討論着：關於書中的主人翁他們常常進行熱烈的爭辯，或是愛或是非難。
　　　　遇着一本有智慧的、有力量的、正直的好書，是對青年有重大意義的。因為遇着了一個新人，就常常可以决定你的未來的道路，你的整個前途。
　　　　學校在我的孩子們的生活裏嚮來是很重要的。
　　　　他們尊敬自己的先生，他們談到教務主任伊凡·阿列剋謝維奇·亞澤夫的時候，特別表示敬慕。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又是一個公正的教員。”卓婭這樣重複過許多次，“他是一個多好的園藝傢呀！我們稱呼他為米丘林。”
　　　　舒拉每次講到上數學課的情況都是愉快的，他講到尼柯萊·瓦希裏耶維奇怎樣要求他們思考，研究，並說他什麽時候都指責那些不思考或機械地死記數學公式的人。
　　　　舒拉這樣說：“哎，他可不喜歡死背課本和像鸚鵡一樣光會重複別人的話的人！
　　　　可是如果他看出來誰真理解了，那可就是另一回事啦。雖然有時候算錯了，可是他衹是說：‘不要緊，你別忙，想想。’的確，聽到這樣的話腦子就更好使了！”
　　　　卓婭和舒拉談論他們的班主任葉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的時候總是非常喜愛的。
　　　　“她那樣忠厚，謙虛！
　　　　她永遠在校長面前維護我們。”
　　　　實在，我不衹聽到一次：如果在班裏有人惹了禍，犯了錯誤，第一個維護他的人就是葉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
　　　　她教德文。她給學生們講課從來沒提高過聲音，可是在她上課時候大傢都很安靜。她對待學生很寬厚，但是在孩子們的腦子裏嚮來沒有過馬馬虎虎地預備她那門功課的念頭。
　　　　她愛孩子們，孩子們也以愛回報她，這個情況可以保證她上課時不發生紀律問題，學生在她那一門功課方面的成績也沒有問題。
　　　　但是從蔚拉·謝爾傑夫娜在她們的班裏講俄文和文學課以來，在卓婭和舒拉的生活上就開始了一個完全新的階段。
　　　　卓婭和舒拉一嚮說話都要加以斟酌，甚至在表達自己感情的時候也很謹慎。隨着他們的成長，他們的個性上的這一特點，就更逐漸明確了。他們像怕火一樣地怕說誇張的話。他們兩人全不輕易表示愛、溫情、狂喜、憤怒和憎惡。
　　　　關於孩子們的這類的情感，關於他們的心境，我根據他們的眼神，根據他們的沉默，或是根據卓婭在傷心時候或着急時候如何在屋中由這一屋角到那一屋角往返地踱着，倒是能瞭解得更多些。
　　　　有一次（那時候卓婭１２歲）一個男孩子在街上，在我們窗前虐待和逗弄一條小狗，他投石塊打它，又拖它的尾巴，以後又把一塊吃剩下的臘腸送到它的鼻前，在它正要張口咬住這一塊美味的時候，他馬上又把手撤回去了。這一切，卓婭隔着窗戶全看得很清楚，雖然那時候已是深秋，她連大衣也沒披上，就那樣跑出去了。看她那時候臉上的神色，我怕她馬上去大聲叱責那男孩子，甚至用拳頭去打他。可是她並沒嚷，並且也沒舉拳頭。
　　　　“別淘氣啦！你不是正經人，你是壞孩子。”卓婭走到臺階上說。
　　　　她並沒有大聲地說，但是帶着無限鄙視的表情，致使那個男孩子哆哆嗦嗦地一言未發就狼狽地側着身子溜走了……如果卓婭說某一人：“他是好人。”那就足夠了。我就知道了：卓婭很尊敬那個被她這樣評判的人。
　　　　但是關於蔚拉·謝爾傑夫娜，卓婭和舒拉卻毫不隱藏自己對她的欽佩。
　　　　“你要是知道她是什麽樣的人哪！”卓婭重複地說。
　　　　“什麽樣的呀？她為什麽這樣合你的心呀？”
　　　　“我簡直不會說……不，我會說。你知道嗎？她走進了教室，開始講述，我們全知道：她不是因為功課表裏有她的一門功課纔給我們上課。
　　　　她本人是認為她所講述的東西很重要並且很有興趣。也看得出來，她並不需要我們把她所講的全牢記下來，她衹希望我們能思索和理解。同學說，她把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交給我們，讓我們‘解剖’。真的，她說：
　　　　‘你們喜歡這個主角麽？為什麽？你們以為他應該怎樣做呢？’我們甚至不等到她的話停止了，就全教室裏的人都一齊說話了：忽然這個站起來，忽然另一個站起來……我們爭辯，氣忿，以後在大傢都表示了意見之後，她自己就開始講話了。她那樣平淡地、聲音不大地講話，好像教室裏不是３０人，而是３個人一樣。誰正確，誰錯誤，馬上都清楚了。多麽希望把所講的東西都讀一遍呀！
　　　　聽了她講述之後再讀那書就完全不同了，可以看見以往完全沒註意到的東西。另外，我們現在是真正瞭解莫斯科了，因為這個我們應該對她道謝。她在第一課上就問我們：‘你們到過托爾斯泰博物館嗎？到過奧斯坦基諾嗎？’她接着就很氣忿地說：‘嗐，你們還是莫斯科人哪！’可是現在我們和她一起什麽地方都去遍了，所有的博物館都參觀過了！每次她都要我們思索一下新看到的東西。”
　　　　“真的，她真是很好的人！”舒拉幫助她說。
　　　　他說這樣富於情感的話仍是有些拘泥的，並且為遮掩他的羞澀，或者為使他的話聽起來更肯定，他每次贊美這位女教員的時候都是用成年男子的低音來說，不過他的嗓子還不成。但是他的眼神和臉的表情則清楚明確地說：“她是好人，很好的人！”
　　　　可是，衹有在他們班上開始了讀車爾尼雪夫斯基作品的時候，我纔真正地瞭解了什麽是被喚醒了的對文學、對作傢、對歷史的興趣。
　　最高的尺度
　　
　　　　“您的女兒在專科學校讀書嗎？”有一次我按着卓婭開的書單嚮圖書館的女館員藉書的時候，她這樣問我。
　　　　書單子嚮來是很長的並且包括的種類很多。為了準備寫一個關於巴黎公社的報告，什麽書卓婭沒讀哇！既有深奧的歷史著作，也有翻譯的法國工人詩人鮑狄埃和剋列曼的作品。
　　　　她讀了多少關於１８１２年衛國戰爭的著作呀！卓婭在夢中還念着庫圖索夫和巴格拉齊昂的名字和對戰鬥的描寫，並且醉心地背誦着《戰爭與和平》的章句。她在準備關於伊裏亞·木羅米次的報告的時候，給我開了一張很長的書單子，其中的書都是不常見的，為了搜尋這些書我跑遍了各樣的圖書館。
　　　　卓婭會認真地鑽研，尋找最深的參考書，研究事物的本質，把全部精神都用於所研究的題目上去，這一切我都不覺得新奇。但是她從來還沒像這樣把整個的心都用在研究一件事情上。遇見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是卓婭一生裏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蔚拉·謝爾傑夫娜給孩子們介紹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傳記，下了那一課，回到傢裏，卓婭就决然地說：
　　　　“我想知道關於他的一切。你明白嗎，媽媽？在學校裏衹有《怎麽辦？》。請你問問，你們的圖書館裏還有什麽。我希望得到完全的傳記、書札和他同時代人的回憶錄，我想知道他的一生。”
　　　　這衹是開頭的幾句話，可是我就已經不能袖手旁觀了。平時沉默寡言的卓婭忽然變成好說話的人了。顯見她需要把她和每一思想，每一發現，把她在思考問題的時候所爆發的每一火星，都拿來和我討論。
　　　　一次，她給我看一本舊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傳記，說：
　　　　“你看，這裏說他在大學初年除了功課以外並沒關心別的事，可是，你看他在那時曾托他的表兄翻譯什麽樣的拉丁文的詩：
　　　　‘讓公理勝利吧，不然就讓世界毀滅吧！’還有：‘讓虛偽消滅了吧，不然就讓天坍了吧！’莫非這都是偶然的麽？還有他給裴頻的信裏說：‘為自己的祖國爭取永久的光榮和為人類謀幸福，還有什麽比這個更崇高的，更為人所熱望的事呢？’媽媽，我不再打攪你了，可是再聽一段吧。這是日記裏記的，‘為了自己的信念勝利，為了自由、平等、友好和快樂，為消滅貧睏和罪惡，我毫不吝惜生命！假定我確信我的信念是公正的，並且一定勝利，那麽我並不以我不能看見它們的勝利和實現為憾事。衹要我確信這個，我就能為此而死去，並覺得甜蜜而不苦惱。’……你想想：既然這樣，怎能說他除卻功課以外不關心別的事呢？”
　　　　卓婭開始讀《怎麽辦？
　　　　》以後就放不下了。她那樣地專心讀這本書，甚至有生以來第一次忘了在我回傢之前給我溫中飯。她幾乎沒看見我走進屋裏來：她衹是一剎那間擡起了頭，用疏遠的眼睛看了看我，好像沒認出我來一樣，馬上就又專心讀書去了。我沒驚擾她，自己燃着了煤油爐子，把湯菜放在爐子上，又提起水桶往洗臉吊桶中倒水。這時候卓婭纔猛然醒悟了，她跳起來就由我手裏把水桶奪去了：
　　　　“你幹什麽，媽媽！我自己做！”
　　　　晚飯後，舒拉睡覺了。
　　　　以後我也躺下睡着了。醒來後，睜着眼躺了一會兒，不久我又睡着了。在深夜裏又醒來的時候，發覺卓婭還在讀書。於是我就起來，默默地由她手裏拿過書來，把它合上，放在書架上。卓婭用抱歉和哀告的眼光看了看我。
　　　　我就對她說道：“在燈光下我睡不好覺，可是明天需要早起。”我知道衹有這樣的話才能說服她。
　　　　早晨舒拉忍不住不挑逗姐姐了：
　　　　“你知道麽，媽媽，昨天她由學校一回到傢裏就沉到書裏去了。衹是讀，什麽也看不見，也聽不見。我看她快像拉賀米托夫那樣在釘子上睡覺了！”
　　　　卓婭當時沒有說話，可是下午她由學校裏拿回來一本書，在那本書裏曾引證了季米特洛夫論到拉賀米托夫的話，說俄羅斯作傢作品中的主人公拉賀米托夫，在某一時期也曾是初參加革命運動的青年，保加利亞工人（指季米特洛夫本人）的好榜樣。季米特洛夫回憶他本人在少年時期曾怎樣努力使自己成為像拉賀米托夫那樣意志堅強的和受過鍛煉的人，也像他那樣把自己的個人生活服從於偉大的事業——解放勞動者的鬥爭。
　　　　卓婭選擇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為作文的題目。她不停地讀參考書，不倦地搜集新的材料，並且有時候她竟找到了許多我不曾知道的事實。
　　　　關於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被剝奪公民權和假斬示衆，卓婭敘述得很簡短，但很生動。她用不多的話描寫了陰鬱的、落着雨的早晨和斷頭臺，在臺上立着黑色的柱子，柱子上有鎖鏈和一塊黑色木牌，上邊寫着白字：“國事犯”，這塊木牌就被挂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脖子上了。
　　　　以後就是３個月艱苦疲憊的千裏的長途跋涉，最後纔到達了荒闢的流放區喀達亞。沙皇政府妄想使這支“違禁學說的輝煌火炬”在那裏熄滅。
　　　　卓婭在某一本書裏找到一幅用墨繪的畫，更正確地說，是一個被放逐的政治犯的素描。畫上是車爾尼雪夫斯基住過的一所小房子。舒拉也不能不被捲入卓婭所醉心的事中去。他把這幅素描復寫在他的本子上了，並且他還能抓住並傳達出來畫裏的主要東西：籠罩了荒涼的邊疆的憂鬱，死硬的大地，池沼，黃沙，瘦弱了矮樹林子，許多墳頭上的十字架，這一切一切好像全被低垂着的愁悶的天壓抑着，而那所小房子也像受着重大的壓迫，在它的墻壁裏邊顯見是沒有溫暖，舒適，歡喜……一年又一年地，在孤獨中度着漫長的、痛苦的、愁悶的歲月。在這種環境裏，車爾尼雪夫斯基給他的妻子和子女們寫的信就顯得是很難令人相信的。那裏邊充滿了溫暖，光明，溫情和愛。這些信要通過黑夜，通過雪地，在途中走幾個月。
　　　　漫長的７年就這樣度過去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到底到了恢復自由的前夕了。這時他給他的妻子敖麗嘉·索剋拉托夫娜寫了一封什麽樣的信哪！
　　　　“我親愛的朋友，我的快樂之神，我的唯一的愛和心靈……我在我們結婚的日子給你寫這封信。親愛的，謝謝你，因為我的生活得你照耀而更加光彩……。８月１０日我的刑期將要滿了，以後我對於你和孩子們就再不是無用的人了。我想到秋天可能在伊爾庫茨剋，或伊爾庫茨附近安置下自己，那時候我就可能照舊工作了。一切一切很快地都要好轉了。由今年秋開始……”
　　　　每一句話都表示着，確信很快就團圓和有希望重逢。可是不但沒能團圓，反倒又被放逐到維呂斯剋去了。又是漫長的、無盡頭的１３年孤獨的生活。在那地方，酷寒的鼕季長達半年，周圍是池沼和涼天雪地。這是最艱苦的徒刑時期，並且沒有絲毫恢復自由的希望。前途茫茫，衹有孤單、黑夜和雪……那時候文尼柯夫上校就到他那裏去了，嚮他傳達政府的勸告：叫他寫悔過書請求赦罪。如果他寫了就可以讓他恢復自由，回到故鄉。
　　　　車爾尼雪夫斯基卻回答說：“我請求赦免什麽罪呀？這是一個問題。我覺着我被放逐衹是因為我的腦袋和憲兵隊長舒瓦洛夫的腦袋構造不同，難道可以為這個請求赦罪麽？謝謝您辛苦……我絶對拒絶寫悔過書……”
　　　　時間又慢慢地過着。生命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消逝着。
　　　　他的才智是靈活的，有力的。他熱望着勞動和創造，並且那麽善於預見未來！
　　　　他的手是曾寫過號召俄羅斯農民起來反抗的憤慨激昂的檄文的手。他的聲音曾號召赫爾岑，使他的《警鐘》不傳報喜音，而號召俄羅斯拿起斧子來。他把一生衹獻給一樁事，他一生衹奔嚮一個目的：使壓迫的人民獲得自由。他以前曾對自己的未婚妻說過：“我不屬於自己，我選擇了有入監獄的危險的道路。”可是這個人竟被判刑了。對於他來說，最殘酷的刑罰是不許做事。他連握握將死的朋友的手，和對他說一句永別的話，都不可能。
　　　　涅剋拉索夫將要死了。這一消息對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殘酷的打擊。他給裴頻寫信說：“如果在你接到我的信的時候涅剋拉索夫還有氣息，你就對他說，我曾因為他是一個好人而熱愛他，我感謝他對我的厚意，我吻他，我確信：他的光榮是不朽的，他是一切俄羅斯詩人中最有天才、最崇高的詩人，俄羅斯對他的愛是永恆的。我慟哭他……”
　　　　這封信走了３個月，可是傳到的時候，還趕上了涅剋拉索夫尚在人間。臨死的涅剋拉索夫請求說：“告訴車爾尼雪夫斯基吧，我很感謝他。
　　　　我現在得到安慰了：他的話對於我，比誰的話都寶貴……”
　　　　２０年徒刑和放逐結束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終於登上了還鄉之途。他急急忙忙，日夜兼程，在這辛苦的長途上一小時也不休息，最後，他到達阿斯特拉罕了。可是這裏又是一個殘酷的打擊：車爾尼雪夫斯基失掉了工作的可能性。什麽人、什麽刊物還能刊登“政治犯”的文章呢？又是無事可做，周圍又是沉寂和空虛……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逝世之前不久，曾會見了柯羅連科。柯羅連科回憶說：“車爾尼雪夫斯基嚮來不許惋惜他：他嚮來會很好地約束自己，如果他需要忍受痛苦（他又怎能不忍受慘重的痛苦！），他總是一個人勇敢地忍受，不對任何人傾訴自己的痛苦。”
　　　　……卓婭把自己的作文給我們朗讀了。我和舒拉全說了衷心的話：“很好！”
　　　　舒拉在屋裏踱着，又補充說：“你知道嗎？我將來一定畫一張大畫兒。畫名就叫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假斬示衆。”
　　　　卓婭很快地說道：“可是赫爾岑就是這麽寫的。你知道，他寫的是：難道就沒有一個人畫一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羞恥柱前的畫嗎？他說這幅畫將揭露……他怎麽說的呢？……將揭露把人類的思想綁在羞恥柱上的愚蠢惡人的真面目。”
　　　　舒拉剛聽完她的話就繼續地說：“我現在全看見了，投給他鮮花的那個姑娘我也看見了，對他喊出‘永別了！’的那個軍官我也看見了。連車爾尼雪夫斯基本人我也看見了……你知道，就是在劊子手在他頭上把劍折斷了的那一分鐘，他們強迫車爾尼雪夫斯基跪下了，可是他臉上的表情，你知道哇，馬上就看出來了，他不屈服，永遠也不會屈服！”
　　　　第二天我剛一邁進門坎舒拉就喊：
　　　　“媽媽，蔚拉·謝爾傑夫娜把卓婭叫出來考試了！你猜猜吧：問的恰好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動！”
　　　　“答得怎樣呢？”
　　　　“很好！很好！全教室裏人，連我也在內，都傾聽着她，可是我很熟悉這些事了哇！蔚拉·謝爾傑夫娜很滿意。”
　　　　卓婭的作文分數也是“很好”。
　　　　“那是應得的分數啊！
　　　　”我說。
　　　　“那還用說麽！”舒拉響應了我的話。
　　　　從外表看來，似乎是作文得到“很好”，就是卓婭工作完成了。可是實際不是這樣，知道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瞭解了他的命運和他的著作，對於卓婭具有重大的意義。他的生平成了她的行為和思想的最高尺度。這是卓婭的文學作文課的真正總結。
　　化學的評分是“很好”
　　
　　　　卓婭的學習成績很好，雖然某些功課她學着很吃力。有時候她做數學和物理學功課做到深夜，可是始終不肯讓舒拉幫助她。有好多次是這樣：舒拉早已預備完功課了，可是卓婭仍舊伏在桌上。
　　　　“你做什麽哪？”
　　　　“代數。算不好這個題。”
　　　　“來，我算給你看。”
　　　　“不用，我自己想想吧。”
　　　　半點鐘過去了，一點鐘過去了。
　　　　舒拉氣忿地說：“我睡覺去了！答案在這裏。你看，我放在這裏了。”
　　　　卓婭連頭也不轉。舒拉遺憾地一揮手就睡去了。卓婭還要坐很長時間。在十分睏倦了的時候，她就用冷水澆臉，澆完了仍舊在桌旁坐下。
　　　　算題的答案就在旁邊放着，伸手就可以取來，可是卓婭連往那邊看也不看。
　　　　第二天她的數學分數得了“很好”，這事並不使班裏的任何人驚異，可是我和舒拉卻知道這些“很好”的代價是什麽。
　　　　舒拉的天資很好，一切都理解得很快，但是預備功課卻常常很粗心。有時候他拿回傢的評分是“中等”。每次“中等”的評分使卓婭傷心的程度比弟弟本人更甚。
　　　　“這是你的工作，你明白嗎？你沒有權利不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工作！”
　　　　舒拉先皺着盾唉聲嘆氣地聽着她，以後忍耐不住了：
　　　　“你以為我不懂這些聖明的話麽？”
　　　　“如果你真懂，你就要用事實來證明！你不是翻弄了幾頁就把書扔下了嗎？你既然開始做了，你就應該有始有終！那時候你再說：懂。我不喜歡敷衍了事。那樣簡直是討厭！”
　　　　aaa“卓婭，你為什麽這樣愁眉不展呀？”
　　　　“化學得了‘很好’。
　　　　”卓婭不高興地回答說。
　　　　我的臉上現出了那樣驚愕的神氣，舒拉甚至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成績‘很好’倒使你難受了嗎？”我問道。我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
　　　　因為卓婭堅决地不說話，舒拉就開始說道：“我現在把一切都對你說明白了吧，你知道嗎，她認為化學她知道得不夠‘很好’。”
　　　　在舒拉的語氣裏表現出不同意。
　　　　卓婭兩手托着下顎，一雙不高興的黯淡的眼睛由舒拉身上轉移到我的身上來。
　　　　“本來是嘛，”她說，“這個‘很好’一點兒也不能使我高興。我踱來踱去，左想右想，最後我走近蔚拉·亞歷山大羅夫娜對她說：‘您的這一門功課我知道得不夠“很好”。’可是她看了看我就說：‘您既然這樣說，就表明將來您能知道。我這次給您的“很好”就算是給您的“預支”吧。’”
　　　　“她一定想你是故意裝腔作勢！”舒拉氣忿地說。
　　　　“不，她沒有這樣想！
　　　　”卓婭昂然挺直了腰，她的兩頰馬上紅了。
　　　　我看出了舒拉的話如何痛楚地刺激了卓婭，就支援她說：
　　　　“如果蔚拉·亞歷山大羅夫娜是公正和聰明的人，如果她多少瞭解自己的學生一點兒，她就不能對卓婭這樣想。”
　　　　……就在那天晚間，在卓婭為了什麽事離開了傢的時候，舒拉又重談起關於化學評分的事。
　　　　“媽媽，今天我不是無緣無故地駡卓婭呀。”他特別嚴肅地開始說。他背着窗戶站着，兩臂依着窗臺的邊緣，皺着眉，在兩眉之間出現了氣憤的斜紋。
　　　　我莫名其妙地等待着下文。
　　　　“你想想，媽媽，有時候卓婭的作法任何人都不能理解。
　　　　就拿這個評分說吧，班裏的任何人得到‘很好’的評分衹能高興，誰也不能再討論這個評分是應得的或不應得的。化學先生給打的，就完了。
　　　　不，卓婭也過於認真了！或者，你看：
　　　　前兩天伯裏卡·佛民闊夫做了一篇作文，做得很好，很有才智，可是他知道自己的毛病：他的文章裏嚮來有很多文法上的錯誤。所以他就在末尾寫了：‘我不喜歡不帶文法上的錯誤的俄羅斯語言。’大傢都笑了，可是卓婭卻責備了他。她說，這是他的工作，他的事，在這裏沒有開玩笑的餘地……”舒拉憤慨地繼續說，“我生氣的是她本來也懂得玩笑啊，她也喜歡說說笑笑啊，可是在學校裏，我想，誰也不會猜想她會懂得玩笑的。衹要誰一搗蛋，嗯，就是淘氣呀，”他看見了我的眼神，就趕緊改正了，“並且不怎麽嚴重，衹是一點點兒，卓婭馬上就開始把人訓一頓。再有，也是昨天，你想也想不到在教室裏吵得多麽熱鬧啊！那一課是默寫。一個女孩子問卓婭‘經過’的‘經’字怎樣寫，可是卓婭就沒有回答她。你看，固執不固執啊！全班裏的人分成了兩半，差一點兒打起來，一些人喊卓婭不是好同學，另外一些人喊卓婭是有原則的……”
　　　　“你喊什麽了呢？”
　　　　“我什麽也沒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是她，我什麽時候也不能拒絶同學。”
　　　　我們兩人都沉默了約一分鐘。
　　　　我就說了：“你聽着，舒拉，在卓婭做數學題做不好，可是你早已做完了的時候，她求你幫助她嗎？”
　　　　“不，不求。”
　　　　“你還記得那次她算那個難解的代數題，算到早晨４點鐘，可是究竟自己解答了嗎？”
　　　　“記得。”
　　　　“我以為這樣嚴格、這樣認真地對待自己的人，有權嚴格地對待別人。我知道，孩子們這麽想：給人提醒，這是神聖義務。當年在我們的中學裏這是規矩呀。可是，這是舊的，不好的規矩。我不能尊敬那些依賴別人告訴和偷懶的人。我尊敬卓婭。因為她有勇氣率直地說出這個來。”
　　　　“這話固然是對的，有些同學也這樣說，說卓婭是一個直性人，心裏想什麽，說什麽。僻如別佳就這樣說：‘如果我不明白，她什麽時候都能給我解釋，永遠不拒絶，可是在考試時候暗中幫助，那是不誠實。’但是，話雖如此，究竟……”
　　　　“究竟什麽呀？”
　　　　“究竟這不是對待同學的態度！”
　　　　“你知道哇，舒拉，如果卓婭拒絶幫助，拒絶解釋，這纔不是對待同學的態度。
　　　　可是在考試的時候拒絶暗中幫忙，我以為這纔是對待同學的態度哪。這是率真的、正直的態度。”
　　　　我看出了我的話沒能說服舒拉。他在窗前還站了許久，不讀，可是翻弄着書，我瞭解了，他正在繼續和自己爭辯哪。
　　　　舒拉述說的話裏邊有些事情使我很不安。
　　　　卓婭本來是一個活潑愉快的少女，她喜歡看戲，如果她不和我們一起，自己看了什麽戲，她每次回來一定帶表情地熱心地給我們講述，使我和舒拉聽着好像我們也看了那戲一樣。由她的經常的嚴肅中，時常透露出她繼承了父親的幽默來，那時候我們就回憶着各樣可笑的事，整個晚上都在笑聲中。有時候卓婭用平常的聲音說着說着話，忽然就把聲音和臉上表情變了……在這當兒她自己嚮來不笑，可是我和舒拉，認出她所模仿的那個人，就要笑得流淚。
　　　　僻如卓婭微微彎着腰，收縮了嘴唇，說話莊重地、斷斷續續地：
　　　　“我呀，我親愛的，我告訴你們吧，你們可別怪我呀……你們青年人，你們不相信，可是，如果貓在前邊橫跑過馬路，那一定是有禍……”
　　　　在我們眼前活生生地出現了舊住所的鄰傢的老太太。
　　　　“對，對，正像阿庫裏娜·伯裏索夫娜！”舒拉喊道。
　　　　或是，卓婭皺了眉，嚴厲、氣忿地說：
　　　　“為什麽亂七八糟？馬上停止！否則我就不得不采取辦法了！”
　　　　我們笑着認出了這是楊樹林小學校看門的工友。
　　　　幽默感脫離她的時候很少，她會講惹人笑的話，而她自己不笑。
　　　　卓婭好客。在謝爾傑舅舅或是我的姊姊娥麗嘉，或是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們來到我們傢裏，卓婭一嚮都殷勤招待，必請客人吃她自己做的食物，她每因客人無暇久坐而失望，她與成年人在一起感覺愉快輕鬆。
　　　　可是在學校裏，在同學之間，卓婭常常像是孤僻的不善與人交往的人，就是這事使我不安。
　　　　有一次我問：“為什麽你跟誰也不交朋友啊！”
　　　　卓婭反駁道：“難道你不是我的朋友嗎？舒拉不是朋友嗎？
　　　　我和伊拉也很好。”她沉默了片刻又微笑着補充了，“那是舒拉，班裏的人半數是他的朋友，可是我不會這樣做。”
　　獨處自省
　　
　　　　“卓婭，你在寫什麽？”
　　　　“隨便寫寫。”
　　　　這就是：卓婭在寫日記。
　　　　布皮，方格紙的很厚的日記本子。卓婭有時候把它取出來，記寫不多的事。
　　　　舒拉要求說：“給我看看！”
　　　　卓婭搖頭。
　　　　“唉，行啦！連自己的親弟弟你也不給看看嗎？”
　　　　舒拉氣憤的威嚴的聲音固然是玩笑，可是在這玩笑裏無意地卻透露着真正的委屈。
　　　　卓婭回答說：“親弟弟看看，看完他就要笑啦，我知道你呀！”以後她小聲地對我說，“你可以看。”
　　　　……這是一本奇怪的日記，它和卓婭在１２歲時候寫的日記完全不同。
　　　　她在這裏邊並不敘述什麽事情。有時候她僅僅寫幾句話，有時候寫一句由書上摘下的話，有時候寫一句詩。但是在別人的話的後邊，在別人的詩的後邊，可以看出我的女兒在想什麽，看出她被什麽感動了。
　　　　我在其中找到了這樣一段：
　　　　“友好，這就是一切，一切都共有！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志嚮。苦樂共之。書中有時寫着說，衹是個性相反的人才可以成朋友，我以為這是不確實的，這樣說不對。我看共同的地方愈多愈好。我希望有一個這樣的朋友，我把一切都可以信托給他。我和伊拉交朋友，可是我總覺着她比我年幼，雖然我們同歲。”
　　　　在她的日記裏也有馬雅柯夫斯基的句子：
　　　　但是對於我——人們，還有那些被欺負了的，——你們對於我比什麽都貴重和親近。
　　　　還有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話：
　　　　“人生最寶貴的就是生命。這生命，人衹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來度過：當他回憶往事時，不致因為自己虛度年華而痛苦，悔恨……臨死的時候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自由解放而作的鬥爭了。”
　　　　還有這樣的話（我不知道是屬於卓婭的，還是她在什麽地方讀過的）：
　　　　“誰不自命不凡，他就比他自己想的那樣強得多。”
　　　　還有：
　　　　“尊重自己，但勿估價過高。不要把自己封在自己的殼裏，不要有偏見。不要抱怨人們不尊敬你，不重視你。更多地修養，就有更多的信心。”
　　　　我懷着奇怪的和復雜的心情合上了本子。在這些扉頁上呈現出了還很幼稚的、尚未定型的、摸縈着的思想，好似一個人尋覓道路，步上了正確的小徑，以後又走錯了路，迷了途，最後又步上了正路。這是一面明澈的大鏡子，在這裏反映着理智和心靈的每一動作。
　　　　當時我决定了：不再看卓婭的日記了。獨處自省，檢討檢討自己，在距離別人的眼目（母親的眼目也包括在內）較遠的地方考慮考慮一切，對於人是有益的。
　　　　我對卓婭說：“謝謝你相信我，日記是你的，任何人不需要讀它。”
　　領袖的話
　　
　　　　１９３８年夏，卓婭開始準備加入青年團。她找來團章，一次又一次地反復讀，然後舒拉就考驗她是否全記住了和熟悉了。
　　　　有一件我記憶着的事是屬於這個時期的。
　　　　有一次舒拉說：“媽媽，你看，這是一張多麽老的報啊！
　　　　完全變成黃色了。你看看：二四年！”
　　　　這是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０日的《真理報》。我默默地把報紙拿在手裏。馬上就清楚地回憶起來了：酷寒的２月的一天，擠滿了人的農村閱覽室，在寂靜的氣氛中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給農民們讀斯大林的誓詞。
　　　　“你在什麽地方拿來的這張報？”我問。
　　　　“你說過，我可以把本子放在爸爸的箱子裏。我打開箱子一看，有折着的一張報。我把它打開了，就是這個……”
　　　　“是的，那時候我把這張報收藏起來了。我想：卓婭長大了讓她讀讀。那時候她還不到半歲哪。”
　　　　“那麽說，這是我的報？”卓婭說。
　　　　她小心地把因為年久而焦脆了的報紙鋪在桌上，低下頭去就開始讀。
　　　　“大聲讀讀吧！”舒拉要求她。
　　　　我很久以前就清楚地記着的那些話，現在又響起了：
　　　　“被資産階級國傢的汪洋大海所包圍着的我國，像巨岩一般地屹立着。它遭受着一陣陳的波濤的擊蕩，有被淹沒和衝潰的威脅，可是岩石卻不動搖地堅持着。我國的力量在哪裏呢？”
　　　　卓婭從前就知道這一段話。但是現在再讀這些熟悉的話卻仿佛與前不同了：顔色變黃了的報紙是那些日子的證人，它使她能非常敏銳地感到這些話的偉大。
　　　　卓婭慢慢地讀道：“列寧同志，我們謹嚮你宣誓，你的這個遺囑，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第二天她由圖書館拿來了斯大林同志在剋裏姆林軍校學員畢業典禮上的演說詞。我記得，我當時很高興卓婭這樣地開始來認識斯大林的著作。領袖的這些演說深深地滲透了１５歲的女孩子的心和意識。斯大林同志的深刻公正的意思和他所舉的例子與事實，全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簡單明確的，他的每一句話都能達到最年輕、理論水平較差的聽衆的心裏。
　　　　現在我難於一一說明這張因為年久而變黃了的報紙引出了多麽長的一張書名單。卓婭讀了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非常第八次蘇维埃代表大會上關於憲法草案的報告。她想要確實明白這一切。讀了之後，她就說：
　　　　“是，我全瞭解；是，我已經能夠真正地分析這事了，我已經覺出這對我很清楚、很親切了。”
　　　　在那時候在她的日記本上就有了她曾給我看過的這樣一段話。這是巴比塞寫的《斯大林》一書中的句子：
　　　　“在紅色帳幕上，他的側面像挨着馬剋思和列寧的這個人——這是為一切事和一切人操心的人，這是創造了現有的和創造着將要有的東西的人……無論你是誰，你都需要這位朋友。無論你是誰，你的命運裏的最好的部分，都在這個為所有的人們廢寢忘食地工作着的人的掌握中。這是一個具有學者的頭腦、工人的面孔、穿着普通士兵衣服的人。”
　　“不言而喻”
　　
　　　　秋天，開課之後，舒拉對我說：
　　　　“現在我看出我們的同學們開始尊敬卓婭了，其中還有些是準備加入青年團的人，他們老去找她，對她說：你給講講，你給解釋解釋這是什麽意思。再說，青年團支委會給她做的鑒定也與任何人都不同，說她是誠實的，可靠的，品質優良的，……簡直什麽好聽的形容詞都有。大會的情況也很隆重。
　　　　卓婭站出來，報告了自傳，人們對她提了各樣問題，以後就開始討論接受她入團的問題。所有的人，簡直異口同聲都說：
　　　　她是忠實的，正直的，她是好同志，給她的社會工作她都完成了，她也幫助落後的人……”
　　　　我記得，卓婭寫了自傳。全部自傳衹占了一小頁。卓婭很發愁。
　　　　她重複着說：“完全沒有什麽可寫的，生下來了，上學了，學習……可是做什麽了？什麽也沒做！”
　　　　……在那天，舒拉的情緒非常激動，據我看並不輕於卓婭本人。我不記得在什麽時候我還看見過他這樣。他曾在區委門前等候卓婭。在那天下午入團的人很多，可是卓婭差不多是在最後被召喚進去的。舒拉以後說：“可把我等急啦！”
　　　　我也等得很着急，總是看着窗外，看他們是否來了，可是窗外夜的黑幕漸漸落下來了，在黑暗裏什麽也辨不出來了。
　　　　那時候我就走到門外，慢慢地往孩子們應該來的方向迎上去。
　　　　剛走了幾步，他們就連呼帶喘地、興奮地撲嚮我來了。
　　　　“接受了！接受了！所有的問題都回答上了。”他們爭先恐後地說。
　　　　我們回到傢裏，卓婭的臉赤紅了，很幸福。她開始述說經過的情況：
　　　　“區委書記那麽年輕，愉快。他問了我很多問題：青年團是什麽？以後又問關於西班牙的事件，以後又問我知道馬剋思的哪些著作。我說，我衹讀了《共産黨宣言》。臨了他說：
　　　　‘你認為團章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我想了想，就說：‘最主要的是：共産主義青年團團員必須準備着把所有的力量，如果必要，連生命獻給祖國。’這實在是最主要的吧？那時候他說：
　　　　‘那麽，好好學習，執行共産主義青年團交給的任務呢？”我覺得奇怪，我就回答：
　　　　‘這是不言而喻的呀。’那時候他把窗簾拉開丁，就說：‘那裏有什麽？’我又覺得奇怪，我回答：
　　　　‘什麽也沒有。’他就說：‘可是你看，多少星星啊？好看吧？
　　　　但是你沒一下子就看見，這全因為它們是不言而喻的。你再記着一項：生活裏一切大的和好的東西，全是由小的、不顯眼的東西纍積起來的。
　　　　你不要忘掉了這個！’他說得好吧？”
　　　　“很好！”我和舒拉同聲回答了。
　　　　卓婭繼續說：“以後他問：‘你讀過列寧在共産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詞嗎？’‘當然哪！’我回答。‘你記得清楚嗎？’‘我以為可以背下來。’‘如果能背下來，那麽你告訴我你記得最清楚的地方是什麽。’我就說：‘現在還是十四五歲，但經過一二十年就會在共産主義社會會內生活的這一代人，應當這樣定下自己學習的全部任務，使青年每天在任何鄉村、任何城市裏，都能實際解决公共勞動中的某種任務，哪怕是最微小的、最平常的任務。’”
　　　　“卓婭，你還記得你在什麽時候初次聽見列寧在共産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說的話嗎？”我這樣問她，差不多相信她答不上來。
　　　　可是我想錯了。
　　　　卓婭毫不思索就回答說：“是夏天，在夏令營裏給我們講的，你記得，在營火旁邊……”
　　　　以後我們就坐下喝茶了，卓婭仍回憶着接受她入團時經過的詳細情形。在臨睡時候她說：
　　　　“我覺得現在我仿佛成了另外的新人了……”
　　　　我帶着無意的微笑回答說：“那麽我們就互相介紹介紹吧。”可是由卓婭的眼神我看出了在這時候她不高興開玩笑，我又補充說，“我瞭解，卓婭。”
　　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傢
　　
　　　　赫爾岑說過：“什麽也不如被高度鼓動起來的為全人類謀福利的熱情那樣使青春美化。”我在回憶我的孩子和他們的學友們曾怎樣受教育的時候，我就明白了：的確這事使他們的青春成了有生氣的和美妙的。一切在國內和國外進行着的事，全是直接和他們有關係的，全是他們本身的事。
　　　　國傢鞏固着，建設着，卓婭和舒拉也和國傢共同成長着。
　　　　他們不是旁觀者，而是積極地參加了周圍進行着的一切事。新建的工廠，蘇聯學者的大膽的理想，蘇聯音樂傢在國際競賽會上的勝利，這一切都是他們的生活的一部分，全是和他們個人的命運分離不開的東西。這一切對於我的孩子們都是很重要的，很切身的，他們全心全意地響應這一切。他們（學校、在傢裏都討論着這些問題，並且一次又一次地反復思考着，他們就由這裏得到了教育。
　　　　和區委書記的談話，不僅僅是簡單地被卓婭記住了，而是牢記在卓婭的腦子裏了。書記在那一天——她第２次誕生的那一天——說的每一句話，對於她全成了定理。
　　　　使人驚奇的是卓婭一嚮都正確地和誠實地履行自己的義務。現在她更以所有的力量和精神執行着交給她的每一項任務。好像她現在重新瞭解了：她的工作就是當年弗拉基米爾·伊裏奇說的那偉大的共同的任務的一部分。
　　　　卓婭入團後很快地當選了小組長。她馬上就擬訂一個分配給團員們任務的表。
　　　　“每一個人都應該做一種社會工作，不然的話，我們是什麽團員呀！”她問明了誰對於什麽有興趣，誰願意擔任什麽工作。
　　　　她在和我談話的時候曾正確地解釋說：
　　　　“這樣工作就能更好。
　　　　”她早已考察清楚了，班裏的同學誰會做什麽，誰能做什麽。
　　　　寫成的任務表是很長和很詳細的：某人負責學習工作，另外一個人負責體育工作，第三個人負責壁報……給每個人都找到了工作。卓婭和另外幾個青年團員，在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所房子裏，擔任教不識字的婦女識字。
　　　　我對她說：“這事不容易，很難。再說，路也很遠，中途放棄也不合適。你仔細考慮過了麽？”
　　　　卓婭紅了臉說：“你說的什麽話呀！‘放棄’！我們既然擔任起了，還能放棄……”
　　　　在第一個空閑的下午，卓婭就往老彼得洛夫大道去了。回傢來她說她的學生是一個完全不會讀、不會寫、但是願意學會文字的半老的婦女。
　　　　卓婭說：“你看，她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她有很多的事，傢務、孩子，可是我相信她能學會。她很歡喜地迎接了我，把我叫做女兒……”
　　　　卓婭拿去了我的一本識字教學法，讀到深夜。她每星期到她的學生傢裏去兩次，雨，雪，疲倦……都沒能阻擋她。
　　　　舒拉說：“倘若發生地震，她是一樣去的。如果發生火災，她一樣要說，不能騙了自己的裏吉亞·伊凡諾夫娜。”
　　　　雖然他的聲音有時候帶着遺憾和嘲笑的味道，但是在卓婭下課後他時常去迎接她，因為那年的秋季天氣不好，多雨，我們不放心卓婭回傢走漆黑泥濘的道路。舒拉還高興幹這個事，他要接送他的姐姐。他想：讓卓婭感覺出來弟弟是保衛者，支持者，是依靠，是家庭中的男子吧！
　　　　舒拉現在比卓婭高，他是肩寬力大的了。
　　　　“你們看這筋肉是什麽樣！”他喜歡重複這句話。
　　　　卓婭也驕傲和驚喜地說：
　　　　“真是，媽媽，你摸摸，筋肉像鐵一樣！”
　　　　……有一次我拿回來了音樂學院大廳的音樂會的入場券。演奏的是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樂。卓婭很愛這個交響樂，她聽過不衹一次，可是她說每次聽着都和欣賞新的音樂一樣。
　　　　有一次她說：“音樂愈熟悉，它感人的力量愈大，我已經很多次體驗過這個了。”
　　　　音樂會的入場券使卓婭很高興，可是她忽然好像在心裏哎呀一聲，接着就像一嚮她猛然想起了被忘掉的什麽事那樣，把食指放在唇間並輕輕地咬着它。
　　　　“媽媽，這是在星期四呀！”她惆悵地說，“我不能去。每逢星期四我不是到裏吉亞·伊凡諾夫娜那裏去嗎？”
　　　　“別瞎說啦！”舒拉激昂地說，“你少去一次算得了什麽呀！”
　　　　“你說的是什麽話！不行，不行。我不能讓她白白地等着我。”
　　　　舒拉說：“我去給她送個信兒，免得她等着。”
　　　　“不行，我不能那樣，做事要有始有終，既然應允了就別說不能做。她等着學習，我去聽音樂？不行，不行。”
　　　　結果卓婭沒有去聽柴柯夫斯基的音樂。
　　　　“好強的個性！好強的個性！”舒拉連聲說，可是在他的憤慨聲音中摻雜着不由己的對姐姐的欽佩。
　　除夕
　　
　　　　１９３９年的新年快要到了。
　　　　卓婭由學校回到傢裏說，班裏的女孩子們正在相互寫新年祝詞，需要把寫着祝詞的那張紙焚燒了，把紙灰在剋裏姆林宮的時鐘剛打過１２點的時候吞咽下去。
　　　　“真是異想天開呀！”
　　　　舒拉失笑地說。
　　　　“咽，我恐怕不成，”
　　　　卓婭笑了，“未必有好滋味，可是念念，我是要念念的。”
　　　　她由衣袋裏掏出了包裹很嚴密的一張紙條，打開就大聲地念出了：
　　　　“好卓婭，你別這麽嚴厲地批評人，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麽嚴重。你要知道，差不多所有的人全是利己的，阿諛的，虛偽的，所以不可以信賴他們。他們說的話你應該置之不理。這就是我的新年祝詞。”
　　　　卓婭越往下念，就越隨着每一句話皺眉，念完了她就突然把紙條拋到地下去。
　　　　“如果這樣來看人，那麽為什麽還活着呀？”她說。
　　　　……卓婭很熱心地準備參加新年化裝舞會，女孩子們决定了穿上蘇聯國內所有各民族的服裝，我們想了很久，究竟卓婭化裝哪一民族的人。
　　　　舒拉建議說：“化裝烏剋蘭人，眼睛很好，眉毛也像。哪點不像黑眉毛的烏剋蘭姑娘啊？綉花短襖也有，裙子也有，衹是還缺少皮帶和項珠兒。”
　　　　後來，舒拉趁着衹是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對我說：
　　　　“媽媽，得給卓婭買一雙新鞋呀。我們班裏的小姑娘們都穿着帶着什麽後跟兒的鞋，不是很高的後跟兒，可是究竟……”
　　　　“這叫半高跟鞋。”我告訴他說。
　　　　“唉，對。可是卓婭穿的像男孩子的鞋一樣。”
　　　　“在這個月裏辦不到，舒拉。”
　　　　“那我就不要新襯衫啦，我穿這件就行啦，帽子也不要。”
　　　　“你的帽子早已不像樣子了。”
　　　　“媽媽，可是我是男孩子呀，卓婭是女孩子，並且已經是大姑娘啦，這對於她比對我更重要些。”
　　　　的確，這對於她是重要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回到傢來遇到卓婭穿着我的衣裳照鏡子。聽着了我的腳步聲，她就很快地轉過身來。
　　　　“我穿着好看嗎？”她帶着羞澀的微笑問我。
　　　　她常喜歡把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比着是否合適，每一件很不要緊的新服飾都使她喜歡。她嚮來沒要求過給她買新的東西，而永遠滿足於我自己給她做的，但是舒拉的見解終是對的：這對於她並不是無關緊要的。
　　　　我們湊夠了必需的錢，經過了和我們熱烈爭辯之後，卓婭終於去給自己買了一雙黑色皮鞋，這是第一雙自己的半高跟皮鞋。
　　　　新年的服裝我們也湊齊了：既有項珠，也有皮帶。給舒拉把襯衫洗淨，熨平了，並給他係了新領帶。我的孩子們漂亮高興地往學校去了。我站在窗前很長時間地看着他們的背影。
　　　　那一晚是非常光亮和幽靜的，窗外懶洋洋地飄着絨毛樣的雪花。我知道卓婭和舒拉穿過這雪中的幽靜以後，就將整個地投入鮮豔的熱鬧的青春的歡喜之中。我曾全心全意地希望整個的新年對於他們也是這樣光明的，燦爛的，幸福的。
　　　　……他們在黎明前纔回到傢來。在學校裏舉行了很大的化裝舞會，音樂，和如舒拉所報告的“暈倒為止的跳舞”。
　　　　“你知道麽，媽媽，我們通信玩兒，有那麽一個傢夥，老給卓婭寫，說她的眼睛好看。真的，真的！後來他索性寫起詩來啦！你聽聽……”
　　　　舒拉取好了姿勢，勉強忍住笑，朗誦道：
　　　　“你的眼睛是這樣明媚——它使我心停止跳躍！
　　　　你整個幽深的靈魂閃耀在睫毛下邊！”
　　　　我們３個人同時捧腹大笑起來。
　　　　……在鼕季將盡時候，我們知道了那個給卓婭的新年祝詞裏寫關於人的自私性、虛偽性和不可靠性的姑娘，已經停止教那個由她照顧的家庭婦女識字了。
　　　　卓婭說：“她對小組長說：‘路太遠，學校的功課又這麽多，我真來不及，你另派一個人吧。’”
　　　　卓婭在對我述說這些話的時候，由於憤慨，她的眼睛完全黑了：
　　　　“我簡直不能理解這事！你聽啊：她擔任起來了又扔掉了！
　　　　她並沒想想，她這樣一做把大傢都害了，豈止害了自己。她是什麽共産主義青年團員呀？她若偶然碰見那個婦女呢，她怎樣見她呀？並且怎對得起全班的同學呀？”
　　　　卓婭本人在整個鼕季裏一次也沒曠課。在某一星期四她害了嚴重的頭疼，但是她終於剋服了自己，仍然授課去了。
　　　　卓婭的學生的成績，我和舒拉隨時都很詳細地知道：
　　　　“裏吉亞·伊凡諾夫娜已經記住所有的字母了……”
　　　　“裏吉亞·伊凡諾夫娜已經會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念了……”
　　　　“裏吉亞·伊凡諾夫娜已經會流利地念了！”最後卓婭勝利地告訴我們，“你還記得，她先前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呀。
　　　　可是現在她寫字寫得挺好看了。”
　　　　那天晚間，卓婭在躺下睡覺的時候說：
　　　　“在這一個星期裏我總是在想：有什麽好事發生了啊？馬上我就想起：裏吉亞·伊凡諾夫娜識字了。現在我纔瞭解為什麽你當教員了。這事的確很好！”
　　苦難的日子
　　
　　　　１９４０年的秋季出乎意料地對於我們竟成了痛苦的日子……卓婭正在擦地板。她把抹布浸入水桶，自己低下頭去。忽然就失去知覺。我下班回到傢裏，看見她完全暈倒在地板上。
　　　　和我同時走進屋裏的舒拉馬上跑去叫急救車，那個車就把卓婭送到伯特金醫院去。
　　　　在那裏的診斷結果是：
　　　　“腦膜炎。”
　　　　苦難的日子臨到我和舒拉了。
　　　　在很多漫長的晝夜裏我們衹能想一樁事：卓婭能活嗎？她的生命瀕於危險。醫治她的那位大夫，在和我談話的時候，臉上表情是憂鬱不安的，我覺着是沒有希望了。
　　　　舒拉每天往伯特金醫院跑好幾次，他一嚮開朗的面孔逐漸變成憂鬱的了。
　　　　卓婭的病很重，曾給她實行抽取脊髓，這是很痛苦的和復雜的手術。
　　　　有一次在這樣的手術後，我和舒拉去打聽她的病狀，護士仔細地端詳了我們之後說：
　　　　“大夫一會兒出來告訴您。”
　　　　我馬上涼了。
　　　　“她怎麽啦？”我問。
　　　　我的聲音一定是很可怕的，不然這時候走出來的大夫怎能奔到我的身邊說：
　　　　“您怎麽啦，您怎麽啦？一切都好啊！我想見見您，安慰安慰您。一切都很順利，小姑娘的耐性很大，她不呻吟，不喊叫，很勇敢，很堅毅地忍受一切。”他打量了舒拉之後就憨厚地問道：“你也是這樣的麽？”
　　　　那天第一次放我進入卓婭的病房去了。她挺直地躺着，不能擡起頭來。我握着她的手挨着她坐着，自己並沒有覺出我的臉上流着眼淚。
　　　　卓婭小聲地、勉強地說：“不要哭，我好些了。”
　　　　的確，病漸漸減輕了，我和舒拉馬上感覺輕快多了，好像在這些漫長的星期裏緊緊地攫着我們的痛苦忽然釋放了我們一樣。同時，無可比擬的、極大的疲倦也來到了。在卓婭害病的時期裏，我們疲憊的程度是最近這些年來還沒有過的。
　　　　好像長期壓着我們的極大的重載忽然消失了，可是我們還沒有氣力挺期身來，緩一口氣。
　　　　幾天以後卓婭要求：
　　　　“請給我帶些什麽書來讀。”
　　　　過些時間大夫果然許可我給她帶書來，那時候卓婭就感覺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了。
　　　　說話還有些吃力，很快就疲倦了，可是她能看書了。
　　　　那時候我給她帶去了蓋達爾的《藍碗》和《鼓手的命運》。
　　　　她指着《藍碗》說道：
　　　　“這是多麽美妙生動的故事呀！那裏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可是卻放不下它！”
　　　　健康恢復得很慢。首先許可卓婭坐起來，又過了些時間，纔許可她行走。
　　　　她和同病房的所有的病人都成了朋友。在挨近她的床上躺着的一位中年婦女有一次對我說：
　　　　“我們捨不得和您的女兒離開。她待人那樣親熱，就是病勢最嚴重的人她也會鼓勵他。”
　　　　醫治卓婭的大夫曾不止一次取笑地說：
　　　　“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您把卓婭給我做女兒吧！”
　　　　護士們也很喜歡卓婭，她們曾給她書看，大夫還親自給她送來報紙，她在健康恢復了一些之後，曾給同屋病人朗讀這些報紙。
　　　　有一次允許舒拉進卓婭的病房去了，他們好久沒見了。卓婭一看見弟弟就坐起來了，她的兩頰馬上赤紅了，舒拉現在的神態也和嚮來他來到不相識的生人群裏的時候一樣：他手足無措地環視着卓婭的鄰人，臉紅了，額上冒出了汗珠，他用手帕擦了臉上的汗，最後他停在病房中間，不知再嚮哪裏走好了。
　　　　“來吧，過來。坐在這裏吧，”卓婭催他，“你告訴我學校裏怎樣。你別害鱢。”
　　　　她小聲地補充說，“沒有人看你。”
　　　　舒拉勉強地鎮靜了一些，並且因為卓婭屢次地問：“學校裏怎樣？快說呀！”他就由胸部衣袋裏掏出了一個帶着列寧像的小册子。卓婭在１９３９年２月也曾領到過這樣一本小册子。
　　　　“團證！”卓婭驚喜地喊道，“你是團員了嗎？”
　　　　“我先前沒有對你說，為的是使你驚喜，我知道你一定高興。”
　　　　舒拉忘掉了生疏的環境，就開始嚮姐姐詳細地述說在大會上對他提出了一些什麽問題，在區委會和他談了些什麽話和區委書記怎樣問他：
　　　　“你是卓婭的弟弟嗎？我還記得她。你別忘了替我問候她！”
　　又在傢裏了
　　
　　　　在卓婭害病期間，舒拉承攬了很多繪圖工作。他常工作到深夜，有時候早晨在上學以前他也畫。以後他把圖送去，領到了工資，可是沒有像往常那樣交給我。我也沒有問他，因為我知道：他自己會告訴我他要用這些錢幹什麽。結果正是這樣。在往醫院去接卓婭的前一天舒拉對我說了：
　　　　“媽媽，這是給卓婭做一件新衣裳的錢。我本來想給她買一件料子，後來想還是讓她自己買好，她自己喜歡什麽樣的就選擇什麽樣的好。”
　　　　……卓婭走出來迎接我們，她的面色蒼白憔悴，但兩眼依舊是放光的。她擁抱了我和舒拉，舒拉馬上驚懼地環視了周圍，恐怕被人看見。
　　　　卓婭催促我們說：“走吧，走吧，我想回傢！”好像是有人會把她拖回病房似的。
　　　　我們慢慢地走一會兒又休息一會兒，怕纍壞了卓婭。一路上她用被關閉了很久的人的貪婪的眼神張望着一切。
　　　　有時候她擡起頭來望太陽，太陽是冷的，但是很耀眼，她眯着眼，微笑着。雪在腳底下悅耳地嘎嘎響着，樹枝滿挂着霜，空中好像有快活的刺人的火花顫動着。卓婭的兩頰微微紅了。
　　　　在傢裏她慢慢地在屋裏走了一周，並撫摸了每件東西：撫摸了自己的枕頭，摸了桌子和立櫃的邊緣，翻弄了書，好像她在重新認識這些很習慣了的東西。這時候舒拉莊重地同時又似乎有些害鱢地走近她。
　　　　“這是給你做新衣棠的，”他遞着錢說。
　　　　“多謝你。”卓婭莊重地回答道。
　　　　她並沒有像平日要給她添置什麽新衣裳那樣爭辯和反對，在她的臉上現出了很大的、真正的愉快。
　　　　舒拉命令式地說道：“現在躺下吧，你纍了！”卓婭就順服地、表現着顯然的愉快，躺下了。
　　　　……我想讓卓婭到療養院去，徹底恢復一下健康。在我張羅給卓婭領療養院的療養證期間，卓婭並沒有到學校去，她在傢裏自己一點點地學習。
　　　　我很小心地對她說：“我很希望你留級一年，你還不可以太用功哪。”
　　　　“絶對不行！”卓婭執拗地搖着頭說，“我療養回來就要像猛獸一樣地用功（談話之間她因為脫口說出舒拉慣用的一句話，就微笑了），夏季我也一樣用功。我一定要趕上去。不然的話，比我年幼的舒拉就可能比我更早地畢業。不行，說什麽也不行！”
　　　　……卓婭是由死裏逃出來的人，所以就特別喜愛生活。
　　　　她不停地唱歌：對鏡梳頭時唱，掃地時也唱，縫紉時也唱。她時常唱她最喜歡的貝多芬的《剋列爾辛的小麯》：
　　　　鼓聲呼呼，笛音嘹亮。
　　　　我的愛人走在隊伍的前方，他手持長矛，指揮聯隊作戰。
　　　　呵，我的心燃燒了，我的血沸騰了！
　　　　呵，我若能找到盔甲，我也要去保衛自己的祖國！
　　　　我將處處追隨着他們……敵人已在我們的大軍前潰退了。
　　　　做一個英勇的戰士多麽光榮，幸福！
　　　　卓婭的聲音也很響亮，響亮的原因就是她喜愛生活，喜愛呼吸，甚至憂鬱的歌像《山峰》，由她唱來也似乎充滿着希望：
　　　　道路不揚塵，樹葉不顫動……少待一會兒，你也休息吧。
　　　　在這些日子裏，舒拉時常讓卓婭挨近窗戶坐着，給她畫像。
　　　　有一次他沉思地說：“你知道麽，書裏說蘇裏柯夫從幼年就好審視人的面孔：眼睛是怎樣安排的，臉的輪廓是怎樣構成的。他曾考慮過：為什麽這樣就是好看呢？然後他認為：臉上的一切輪廓都相互調和，那臉便是好看的。你瞭解吧，雖然是翻鼻孔，高顴骨，如果都是調和的，那麽臉一樣是好看的。”
　　　　“那麽我的鼻子是翻鼻孔的嗎？你不是想要說這個嗎？”卓婭笑着問。
　　　　舒拉羞澀地聲音裏帶看不習慣的溫柔說道：“不是，我想說你的臉是調和的，彼此都相稱：上額，眼睛，嘴……”
　　阿爾喀基·彼得羅維奇
　　
　　　　不久以後卓婭就入療養院了。療養院距我們不很遠，在索闊裏尼剋公園裏，我在第一個自己的休息日就看望她去了。
　　　　卓婭跑着迎上我來，還未問安就喊道：“媽媽！你知道誰在這裏休息呀？”
　　　　“誰呀？”
　　　　“蓋達爾！作傢蓋達爾！你看，他來了。”
　　　　由公園裏走來一個身高、肩闊、面貌和藹可親帶有孩子氣的人。
　　　　卓婭喊着：“阿爾喀基·彼得羅維奇！我給您介紹，這是我的母親。”
　　　　我握了堅強的大手，靠近他瞻仰了他愉快的、笑着的眼睛。我馬上覺着我一嚮想象的《藍碗》和《鐵木兒》的作者正是這樣的。
　　　　於是，我說道：“很久以前，我和孩子們讀您的初期作品的時候，卓婭就總是問：您是什麽樣的人，住在什麽地方，可以不可以看看您。”
　　　　蓋達爾笑着報告說：“我是最平常的人，我住在莫斯科，現在在索闊裏尼剋休息，想看我可以整天地和我見面。”
　　　　以後有人叫他，他對我們微笑了之後就離開了。
　　　　卓婭領我走着剛剛踏出來的雪徑，對我說：“你知道我們怎樣認識的嗎？我在園子裏走着，忽然看見一個身高肩寬的叔叔在堆雪人兒，我並沒有馬上就想到這是他。他不是隨便堆雪人兒，而是像小孩兒那樣很用心地，熱情地，堆一會兒，就離開看看，欣賞欣賞……我鼓足了勇氣，走到近前就說：
　　　　‘我認識您，您是作傢蓋達爾。您的所有的書我都知道。’他回答說：‘我也認識您，也知道您的所有的書：基謝遼夫的代數學，索柯羅夫的物理學和雷伯金的三角學！’”
　　　　我笑了，以後卓婭又說：
　　　　“我們再往前走不遠，我給你看看他都建造了些什麽：整個堡壘。”
　　　　的確像堡壘：在公園的深處７個雪人排成一行，第一個是真正的巨人，其次一個比一個小；最小的雪人坐在用雪作成的帳篷裏，在它前邊，在臺子上放着鬆果和飛禽的羽毛。
　　　　卓婭笑着說：“這是敵人的堡壘，蓋達爾用雪團攻擊它，人們都幫助他。”
　　　　“你也幫助嗎？”
　　　　“當然我也幫助！忍不住啦，這裏這麽熱鬧，你知道麽，媽媽，”卓婭突然結束了這一段話，“我一嚮想：寫這麽好的書的人，他本人一定也是很好的人，現在我確信這個了。”
　　　　蓋達爾和卓婭成為朋友了：他們在一起滑冰，滑雪，晚間在一起唱歌並談論讀過了的書，卓婭曾給他朗誦她喜愛的詩。我們在另一次見面的時候，他曾對我說：“您的女兒很會誦讀哥德的作品。”
　　　　然後卓婭莫名其妙地說：“你知道他聽完哥德的作品之後對我說什麽呀？他說：
　　　　‘降到地下來，降到地下來！’這是什麽意思呀？”
　　　　另一次，在將要離開療養院的時候，卓婭曾對我說：
　　　　“你知道嗎，媽媽，昨天我問他了。我說：‘阿爾喀基·彼得羅維奇，什麽是幸福呀？可就是請您不要像回答秋剋和蓋剋那樣回答我，說關於幸福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見解。人們不是有一個大的、共同的幸福嗎？’他沉思了一會兒以後說：
　　　　‘固然，有這樣的幸福。真正的人們，為了它生活，為了它犧牲。可是這樣的幸福還不能很快地普遍地來到全地球上。’那時候我說：‘早晚衹要來到就好啦！’他說：‘一定啊！’”
　　　　幾天以後我迎接卓婭來了。蓋達爾送我們到柵欄門口。和我握手告別之後，他很嚴肅地遞給卓婭一本書：
　　　　“我寫的，送你作紀念。”
　　　　書面上有兩個男孩子在打架：瘦的穿着淺藍色衣裳，胖的穿着灰色衣裳，這就是《秋剋和蓋剋》。卓婭高興地，但也羞慚地對他道了謝，我們就走出門外了。蓋達爾對我們招了手，並且望了我們的背影很久。最後一次回顧的時候，我們看見了他沿着小道兒慢慢地走回去了。
　　　　卓婭忽然站住了：
　　　　“媽媽，可能他給我寫了什麽啦！”
　　　　放慢了步子，她好像猶豫不决似的打開了書。在封面的裏頁上清楚地寫着我們很熟悉的話：
　　　　“什麽是幸福？每個人有自己的見解。但是所有的人們在一起都知道和瞭解：應該正直地活着，辛勤地勞動，並且熱愛和衛護這個名為蘇聯國傢的廣大的幸福的土地。”
　　　　“這是他在回答我以前的問題。”卓婭小聲地說。
　　　　……出療養院回到傢裏幾天之後，卓婭就上學了。關於留級一年的話，她連聽也不肯聽。
　　同班的學友
　　
　　　　卓婭沉思地說：“你知道哇，在學校裏他們非常歡迎我，對待我簡直有點兒奇怪的好……都那麽很小心的。好像我在病後變成玻璃的了。一動就碎……”沉默片刻之後她又補充說，“真的，看見人們都歡迎我，心裏的確舒服。”
　　　　有一次卓婭是由一位圓臉的、面頰赤紅的姑娘伴送着由學校回傢來的。這位健壯的、兩頰赤紅的姑娘正是健康的表現。人們都稱呼這樣的人為“成熟的蘋果”。這是卡佳·安得列娃。我的孩子們的同班女學生。
　　　　她微笑着握我的手說：
　　　　“您好！”
　　　　“卡佳自願幫助我補習數學。”卓婭告訴我說。
　　　　“為什麽舒拉不幫助你補習？為什麽要勞煩卡佳來呀？
　　　　“你知道哇。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卡佳鄭重地說，“舒拉沒有教學的才能。卓婭耽誤了很多，需要逐漸地和有係統地給她講解我們學過的東西。可是舒拉……我聽見他講解：
　　　　這樣，這樣，就完啦。
　　　　那樣不行。”
　　　　舒拉說：“既然沒有教學的才能，那當然……”
　　　　卓婭干涉他說：“你老實點兒吧。不要嘲笑！”然後就接着說，“舒拉的確不會這樣講解，卡佳講得真好……”
　　　　卡佳的確講解得很巧妙也很清楚：不慌不忙地，在未確信卓婭已經瞭解她所講解的東西以前，不往前進。有一次我聽見卓婭對她說：
　　　　“你在我身上耗費這些時間……”
　　　　當時卡佳就熱烈地反駁她說：
　　　　“你怎麽說這個！隨着給你講，我自己也熟悉了，我就無須在傢裏再溫習了。這是一舉兩得呀。”
　　　　一會兒卓婭就疲倦了，卡佳註意到了這個，她就把書放在一旁說：
　　　　“我有點兒纍啦，咱們閑談一會兒吧。”
　　　　有時候她們到室外散步，回來，坐下，仍繼續用功。
　　　　“可能是你打算當教員吧？”有一次舒拉取笑地說。
　　　　“打算。”卡佳很鄭重地回答了。
　　　　來看望我們的不衹是卡佳一人，伊拉也常來，還有男孩子們：謙遜拘謹的瓦尼亞·諾先柯夫，熱情的足球傢和喜好爭辯的別佳·西蒙諾夫，活潑愉快的敖列格·巴拉朔夫（這孩子長得十分美麗，前額很飽滿），有時候細高身材、臉上微帶譏誚表情的同班男生尤拉·布婁多也來。那時候我們的屋子就充滿了吵鬧和歡笑，女孩子們把課本放在一旁，馬上就開始了熱鬧的談話。
　　　　“你們知道哇，現在不衹是塔拉索娃一個人演安娜·卡列尼娜，耶蘭斯卡亞也演了。
　　　　”伊拉報告說。隨着就開始熱烈地爭論起來，哪一個演員更正確更深刻地瞭解了托爾斯泰。
　　　　有一次，希望當飛行員的敖列格看完關於齊卡洛夫的電影，由電影院直接到我們傢來了，他的腦袋完全充滿了所看見的東西。
　　　　他重複地說：“這纔算人哪！他不衹是一個不平凡的飛行員，而且是一個奇人，他並且還很幽默。你們知道哇，他在１９３７年越過北極飛到美國的時候，那裏的新聞記者問他：
　　　　‘你很富嗎，齊卡洛夫先生？’他回答說：‘是啊，很富。
　　　　我有１億７千萬。’美國人聽了很驚訝：‘１億７千萬？！盧布？
　　　　美元？’齊卡洛夫安靜地回答他們說：‘１億７千萬人，他們都為我工作，正如我為他們工作一樣。’”
　　　　孩子們全都大笑起來。
　　　　有一次瓦尼亞讀了一首題為《將軍》的詩，這詩是紀念犧牲於西班牙戰場上的馬泰·紮爾剋的。我清楚地記着那一晚：瓦尼亞坐在桌旁，沉思地看着前邊，其餘的人坐在床上，或坐在窗臺上聽着：
　　　　這夜山中微寒。
　　　　晝間出偵疲倦了的他，在黃色的營火上，烤他的冰冷的手。
　　　　咖啡在壺中沸騰着，睏憊了的士兵們酣睡着。
　　　　沉重的阿拉貢的桂樹葉在他頭上颯颯響着。
　　　　將軍忽然覺得，這是祖國匈牙利的菩堤，它那油緑的葉子在他頭上響動着……瓦尼亞讀得很平常，並不激昂慷慨，可是我們所有的人都聽見了在這抑製着情感的句子裏，一顆偉大人物的心是如何熱烈地搏動着。瓦尼亞的眼神也變成異常的剛毅和緊張了，好像這青年在感慨地和驕傲地註視着這過去很久的阿拉貢之夜的昏暗。
　　　　……他離別匈牙利很久了，但是無論池在哪裏，匈牙利的藍天永遠在他的頭上，匈牙利的土壤也在他的腳下。
　　　　匈牙利的紅旗，在戰鬥中照耀着他。
　　　　無論他在哪裏戰鬥，處處是為自己的匈牙利而戰。
　　　　近來在莫斯科傳說，我由很多人口中聽到，在烏厄斯加戰役裏他被一塊德國炸彈片擊中了。
　　　　但是我不能相信任何人：
　　　　他還應該繼續戰鬥，他應該在生前回到自己的布達佩斯。
　　　　在西班牙的天空還能看見德國飛禽的時候，不要相信：無論關於他死的書信或傳言——全是假的。
　　　　他還健在。他現在在烏厄斯加，睏憊了的士兵們酣睡着。
　　　　沉重的阿拉貢的桂樹葉在他頭上颯颯響着。
　　　　將軍忽然覺得，這是祖國匈牙利的菩提，它那油緑的葉子在他頭上響動着。
　　　　瓦尼亞沉默了，誰也沒動彈，也沒說一句話。過去我們為西班牙擔心，那些日子裏，“馬德裏”、“瓜達拉哈拉”、“烏厄斯加”等，每一個名字聽着全像是本國的地名一樣，並且由那遠方戰綫傳來的每一消息，都使我們的心加緊跳動。那時候的這種情緒，現在又像一陣熱風吹到我們臉上來了。
　　　　“啊，真好！”舒拉喘了一口氣說。
　　　　馬上由各方面提出了問題：
　　　　“誰的詩呀？登在什麽上的呀？”
　　　　“還是在１９３７年寫的，最近我在雜志上找着了。的確好吧？”
　　　　孩子們一起說：“讓我們抄下來吧！”
　　　　瓦尼亞說：“西班牙……從那以後，巴黎陷落，對我又是一次同樣的打擊。”
　　　　卓婭接着說道：“對啦，我很清楚地記着那一天啦……在夏天……報送來了，在那裏寫着：巴黎城被攻陷了。多麽可怕，多麽可恥的事呀！
　　　　……”
　　　　瓦尼亞小聲地說：“我也記得那一天。簡直難以相信，難以想象：法西斯們在巴黎街道上耀武揚威，巴黎在德國鐵蹄踐踏下，曾經有過巴黎公社的巴黎……”
　　　　別佳·西蒙諾夫用不大的聲音說：“我很希望在那裏！我一定像我們的人在西班牙那樣，為巴黎戰鬥到最後一滴血！”
　　　　對於他的話誰也沒表示驚訝。
　　　　“我也曾經這麽想過：
　　　　最初想到西班牙去，以後想打芬蘭白匪去，可是機會全都放過去了……”舒拉嘆息地說。
　　　　我聽他們說話，心中就想：什麽樣的人在成長着呀……在那一個鼕季裏，我和卓婭、舒拉的同班生們彼此熟識了，並且在他們身上認出了自己的孩子的特性。我曾想：本來應該這樣。家庭不是悶罐，學校也不是悶罐。在家庭、學校，兒童全體驗着使我們全國都興奮、着急、歡欣的東西，周圍發生着的一切事都教育着我們的孩子。
　　　　舉例說吧：在過去多少勞動者，優越的發明傢都被埋沒了呀！可是現在每一個在工作中顯出聰明、智慧和才能的人全成了名人。一位紡織工廠的女工發明了一種方法，能織出比過去多若幹倍的美觀的結實的布匹。她的榜樣就鼓勵了全蘇聯所有的紡織女工。
　　　　又如一位女拖拉機駕駛員，因為她工作特別有創造和有成績，所以昨天還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今天卻成了全國人民所敬愛的人了。又如一本兒童讀的新書《鐵木兒和他的夥伴》，是一本講正義、友愛以及對於朋友應如何溫存和對人應該尊敬等等的小說。又如新製的電影片子《巴黎的霞光》，內容是關於法國人民和關於那個為自己祖國的自由和幸福曾在巴黎的街壘上戰鬥的波蘭愛國志士頓布羅夫斯基的。這些書，這些影片，以及我們的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滿了好的、正義的、勇敢的、善良的東西，我們的孩子們就貪婪地把這一切都吸收進去。
　　　　我看到了：對於我的孩子們和他們的小朋友們，固然再沒有比祖國更貴重的東西，但是整個的世界對於他們也是貴重的。對於他們，法國並不是貝當和賴代爾的祖國，而是斯湯達爾和巴爾紮剋的國傢，巴黎公社社員們的國傢；英國人，是偉大的莎士比亞的後代；美國人，是林肯、華盛頓、馬剋·吐溫、傑剋·倫敦的後代。雖然他們已經看見了德國人對世界發動了慘無人道的奇壞性的戰爭，占領了法國，蹂躪了捷剋斯洛伐剋、挪威，但是，對於他們，真正的德國並不是産生了希特勒和戈培爾的那個國傢，而是貝多芬、哥德、海涅等曾在那裏創作的那個國傢，偉大的馬剋思誕生在那裏的國傢，卓越的革命鬥士臺爾曼曾在那裏戰鬥的國傢。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叫他們熱愛自己的祖國，同時也尊重所有的其他人民以及全地球上各民族所創造的美麗的東西。
　　　　孩子們在自己的周圍所看見的一切，學校所教給他們的一切，全在他們的腦子裏培育着真正的人道主義，仁愛精神，熱望着建設而不是奇壞，創造而不是毀滅。我曾深信他們的前途遠大，深信他們將來全是幸福的，他們的生活全是美滿的和燦爛的。
　　緑樹間的風聲
　　
　　　　一天接着一天地過着。
　　　　現在卓婭已經恢復健康了，她完全健壯了，也不容易疲倦了，這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呀！她漸漸地追上了同學們的功課，在這一方面同學們都幫助了她。
　　　　卓婭一嚮對於每一句友愛的話，好話，都很敏感，所以她就很重視同學們給她的幫助。
　　　　我記得有一次她對我說：
　　　　“你知道，我一嚮愛我的學校，可是現在……”她沉默了，在這沉默之中包涵着難以言傳的對學校的愛意。
　　　　過一會兒她補充說：
　　　　“你知道麽，我好像是和尼娜·斯莫良諾娃成了朋友。”
　　　　“和尼娜？和哪個尼娜呀？”
　　　　“她不是我們班裏的，是我們同級的別的班裏的。她很合我的心。她很嚴肅，又很直爽……我和她有一次在圖書館裏由於談論書和同學就熟了。對於一切事情我們的看法都是一樣的，我一定把她介紹給你。”
　　　　談完這話幾天之後，我在街上遇見了蔚拉·謝爾傑夫娜。
　　　　我問她：“怎樣？我的卓婭在您那裏怎樣？”
　　　　“在我的功課方面她早已追上了。這不足為奇呀：她看過那麽多書……她恢復健康了，健壯了，我們為這個很高興。我經常看見她和同學們在一起，我覺得好像她和尼娜成為朋友了。她們倆有些相似的地方，兩個人都是很直爽的，對待一切（對待學習和對待人）都是很嚴肅的。”
　　　　我把蔚拉·謝爾傑夫娜送到學校。在回傢的路上我想：
　　　　“她真會瞭解孩子們！
　　　　真會洞察孩子們中間發生的一切事……”
　　　　……不知不覺地，很快地，可愛的緑色的春天就來到了。
　　　　我不記得那時候九年級“甲”班犯了什麽過，衹記得全班學生都去見校長請罪，並請求不處罰他們，而給他們一塊校園中最難修的地段，讓他們來完成緑化的决定。
　　　　校長同意了，並且確實一點兒也沒有客氣：交給了他們一塊最難修的地方，不久以前在那裏纔蓋完學校新添築的三層樓房，周圍堆積着的都是建築剩下的木屑和碎磚。
　　　　那天卓婭和舒拉回傢很晚，他們爭先地述說他們這一天的工作情形。
　　　　九年級“甲”班用鐵鍁和擡筐武裝了自己，開始清理和填平了地面，撤除了碎磚破瓦，並掘了栽樹的坑。校長本人也和學生們在一起擡送石塊，掘地。忽然有一個細高的人走近了孩子們。
　　　　“你們好！”他說。
　　　　“您好！”孩子們一齊回答。
　　　　“請你們告訴我，校長在什麽地方？”
　　　　基裏柯夫嚮那不認識的人轉過身來，一邊擦着沾滿黑土的雙手說：“我就是。”
　　　　“你知道嗎，”卓婭笑着說，“滿身泥污的校長拿着鐵鍁站着，好像他就是應該和自己的學生們一起栽樹的人似的！”
　　　　那個瘦人原來是一位兒童讀物作傢兼《真理報》記者。聽說穿着斜領襯衫的掘土工人就是二○一學校校長，最初他很驚訝，但是以後他就笑了，雖然他是為什麽別的事來的，可是他卻不離開那塊地方了。他看了一遍學生們親手栽種的幼小的果樹園子，稠密的覆盆子秧子，薔薇花叢。他沉思地說道：“真好！比如說，在中級班的時候，你在校園裏親手種了一棵蘋果樹，它將和你同時生長，在休息時間你跑去看它，用土培它，給它打藥水，除害蟲。在你畢業的時候，你看，你的樹已經開始結果實了……好！”
　　　　“好！”卓婭沉思地重複着“好！”
　　　　“我現在在第九年級裏，今天種了一棵菩提樹。我們將要同時生長……我的菩提樹是第３棵。你記着，媽媽。第４棵菩提樹是卡佳·安得列娃的。”
　　　　幾天以後，《真理報》上出現了一篇關於九年級學生緑化校園的故事。這篇故事是用以下的話結束的：
　　　　“畢業考試即將結束。
　　　　在這裏受了最完善的培育、很好地成長起來的、不怕露天的嚴寒和風雪的青年們，將要離開學校了。畢業生們將去工作、學習、或在紅軍中服務……緑樹間的風聲嗚嗚地吹着，青年像緑樹一樣喧噪，這風聲，這喧噪，象徵着春天到了！……”
　　舞會
　　
　　　　６月２１日舉行十年級畢業晚會。九年級“甲”班决定全體參加這個晚會。
　　　　舒拉說：“第一是因為我們喜歡我們的畢業同學，都是很好的同學，一個瓦尼亞·別雷赫就值多少哇！……”
　　　　不等他說完，卡佳就接着說：“第二是我們看看他們怎樣辦，明年我們好比這舉辦得更好些！”
　　　　他們準備參加這次晚會，不僅是作客人，不僅是作舞會的參加者，而且準備同他們競賽，預備在一年之後，搞出一個過去畢業的任何一級連夢也沒夢見過的那樣輝煌的舞會來。
　　　　他們裝飾了學校。美術教員尼柯萊·伊凡諾維奇幫助了他們。他具有在二○一學校裏很受重視和尊敬的一雙巧手。他一嚮會把學校裝飾得很雅緻很撲素，並且每次十月革命節前，新年前，五一節前，他總會設計出新的不平常的東西。孩子們也永遠高興地、熱心地執行他的指示。
　　　　“可是這次他做得將比歷次的都好！”舒拉保證說。
　　　　……那天晚上，很溫暖，天氣也爽朗。我回到傢裏已經晚了，快１０點鐘了，沒趕上孩子們。他們已經參加舞會去了。
　　　　過一會兒我又走到戶外，在臺階上靜坐了很久。欣賞着幽靜的環境聞着樹葉的芬芳，以後站起來慢慢地嚮學校走去了。我想看看（是由遠處看看）尼柯萊·伊凡諾維奇怎樣“做得比歷次都好”，孩子怎樣歡樂……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我幹什麽去，不過是散步而已。
　　　　我聽到一個較低的婦女的聲音說：“你不知道二○一學校在哪兒嗎？”
　　　　在我還沒有來得及回頭的時候，就有一個人用憨厚的男低音回答了：“是基裏柯夫的學校嗎？一直走，就在那所房子那裏。您看見了吧？拐彎兒就到了。您聽這不是音樂嗎？”
　　　　是啊，我聽見音樂了，並且也遠遠地看見被燈光照耀着的學校了。所有的窗戶全敞着。
　　　　我悄悄地走進去了，看看周圍，就慢慢地踏着階梯上樓了。的確，尼柯萊·伊凡諾維奇把學校裝飾得最好，最恰當：
　　　　他使夏天衝入了學校。
　　　　處處是花草。在瓶裏，在桶裏，在盆裏，在地下，在壁上，在窗臺上，每一角落和每一走道，全是薔薇花束，長串碧緑的鬆枝，一簇簇的丁香花，精巧結連起來的樺木細枝，又是花，花，無盡頭的花……我奔嚮發出音樂、笑聲和喧嚷的方向去了。走到大敞着的大廳的門前，我就眼花目眩地停住了，那麽多的燈光，那麽多年輕的面孔，那麽多微笑，那麽多發亮的眼睛……我認出了瓦尼亞——就是舒拉欽佩仰慕地說過多次的那個學生瓦尼亞，是學生會主席，優秀的青年團員，好學生，油漆工人的兒子，他自己也有很好的油漆手藝，人又聰明，手又巧……我也看見了瓦洛嘉·尤裏耶夫——就是在初級班教過卓婭和舒拉的麗基亞·尼柯萊夫娜的兒子。這是一個眉目清秀、前額飽滿的男孩子，但是奇怪，臉上表情卻非常嚴肅，可是現在他正在往他面前飛過的一對對的舞伴的頭上滿捧地灑着五色紙末，他完全像小孩那樣天真地笑着……後來我的眼睛找到了舒拉：他靠墻站着，一位淺色頭髮的姑娘笑着請他跳華爾茲舞，可是他衹是羞澀地微笑和搖頭……現在我找到了卓婭了。
　　　　她穿着一件紅色帶有黑點的衣裳，就是用舒拉贈給她的錢買的那件衣裳，這件衣裳她穿着很美麗，舒拉初次看見這件衣裳時曾欣慰地說：“你穿它太合適啦。”
　　　　卓婭在和一位我不知名的膚色微黑、身材很高的青年談話，她的眼微笑着，臉發紅着……華爾茲奏完了，對對的舞伴們分散了，可是馬上就發出了愉快的呼聲：
　　　　“圍圈子！圍圈子！大傢都圍成一圈！”
　　　　眼前又晃過了姑娘們的淺藍色的、桃紅色的、白色的衣裳，歡喜的、紅熱了的面孔……我悄悄地離開了。
　　　　在學校門外我又停了一秒鐘。爆發着的歡笑傳到我的耳中。後來我慢慢地一邊走着一邊深深地吸着夜裏的涼爽空氣。
　　　　我想起了我把幼小的卓婭和舒拉初次帶來學校的那一天。我想着：“他們長得多麽大了……現在如果父親能看看他們該多好啊！”
　　　　……莫斯科的夏夜原來是短的，夜間的幽靜也是不久長的。柏油路上行人的腳步聲大聲響着，有時颼颼掠過不知來歷的汽車，剋裏姆林宮的鐘聲響徹酣睡着的莫斯科的上空……可是在６月的這一夜裏，恐怕完全就沒平靜過，忽然這裏，忽然那裏傳出來說話的聲音，歡樂的聲音，輕快的腳步聲音，突然的歌唱聲音。在不適當的時候被吵醒的人們，驚愕地由窗戶探出頭來，可是馬上在他們的臉上又現出了微笑。
　　　　誰也不問為什麽這一夜裏街上這麽多興高采烈的青年，為什麽十個八個一群的男女青年輓着臂在馬路中間走，為什麽他們的面孔是那麽歡喜，為什麽他們不能抑止地歌唱和歡喜。沒有問的必要，人們都知道：這是莫斯科青年在慶祝着畢業。
　　　　最後，我回到傢裏，躺下了。醒來窗上已經微微發亮：６月２２日的前夜顯得非常短……舒拉在自己的床前站着，可能是他的小心的輕輕的腳步聲吵醒了我。
　　　　“卓婭呢？”我問。
　　　　“她和伊拉蹓躂去啦。”
　　　　“晚會好嗎，舒拉？”
　　　　“很好！很好！可是我們早些出來，衹留下畢業同學和教員了。這是禮貌，你知道嗎，為了不打攪他們告別等等。”
　　　　舒拉躺下了，我們沉默了一會兒，忽然在窗外有小聲說話的聲音。
　　　　舒拉小聲說：“這是卓婭和伊拉……”
　　　　女孩子們恰好停在我們的窗下，正在熱烈地談論着什麽事。
　　　　“……這是你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時候。”伊拉的話傳到了我們的耳朵裏。
　　　　“你說得對。可是我不瞭解，怎能愛一個自己所不尊敬的人呀。”卓婭反駁着說。
　　　　“你怎能這麽說呀！”
　　　　伊拉感嘆地說，“你不是看過很多書嗎？”
　　　　“正因為我看過很多書，所以我纔說。我知道：如果我不尊敬那個人，我就不能愛他。”
　　　　“可是在書裏關於愛情的說法不是這樣的。在書裏，愛情就是幸福……是一種完全特殊的情感……”
　　　　“是啊，固然，可是……”
　　　　聲音更低了。
　　　　“送伊拉去了，”舒拉小聲說。他又像長者那樣關懷地補充了：“她將來不容易過生活，她對一切事的看法都是特別的。”
　　　　“不要緊，”我說，“她還往大裏長哪，將來就一切都好了！
　　　　舒拉。”
　　　　馬上在樓梯上有了卓婭的小心的腳步聲，卓婭悄悄地把門推開了。
　　　　“你們睡着了嗎？”她小聲地問。
　　　　我們沒回答。卓婭一點兒沒有聲音地走到窗戶前，又望着破曉的天空伫立很久。
　　６月２２日
　　
　　　　這一天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呀！
　　　　６月２２日是星期日，我應該到軍事學校去進行最後一次的考試。在晴朗的早晨，我由卓婭伴送着奔嚮電車站去了。
　　　　她和我並肩走着。她已經是姿態秀美，兩頰赤紅，身材很高的成年姑娘了。她的微笑是美好的，鮮明的：她對着太陽微笑，對着新鮮的景物微笑，對着盛開着芬芳花朵的菩提樹微笑。
　　　　我登上了電車，卓婭對我招了招手，在電車站上又停了一會兒纔轉身回傢去。
　　　　由我們傢到學校需要行駛差不多１小時。我一嚮在電車裏讀些書報，但是由於這天清晨特別地好，我就走到車門外的駕駛臺旁，要在途中多呼吸一些夏季的溫暖空氣。暖風毫不理會行車規則，竟在電車行駛中躍進車內，揉亂了滿車青年的頭髮。我的同路伴侶不斷地更換着。大學生們在齊米列捷夫研究院站下車往各學院去了：忙碌的考試時期是不理會星期日的。在齊米列捷夫紀念像前邊，在長凳上，在鮮豔的花壇之間，有一夥兒一夥兒的男女青年：一定是一部分是準備考試的，一部分是已經考完了的幸福的人。在下一站，車裏車外全擠滿了穿着過節的衣裳、係着紅領巾的小學生。一位很年輕、很嚴厲、戴着眼鏡的女教員，照料着他們，不讓他們吵鬧，不讓他們站在車外的踏板上，不讓他們嚮窗外探頭。
　　　　“瑪麗亞·瓦希列夫娜，”一個肩寬體壯的男孩子說，“為什麽這樣：在教室裏別吵，在這裏也別說話……現在放假啦！”
　　　　女教員一句話也沒駁他，衹是看了看他，結果那男孩子就嘆息着低下頭去沉默了。車中安靜了一會兒。不久，一個有着火紅的頭髮、淘氣的眼睛、滿臉雀斑的女孩子，用胳膊肘觸了她的女朋友一下子，對她打了一回耳語。以後就大傢一起咕嚕起來了，笑起來了，電車又像蜂窠一樣嗡嗡起來了。
　　　　我下了電車。離考試還有半小時，我在寬闊的街道上看着書店的櫥窗，徐緩地走着。需要告訴舒拉到這裏來買十年級用的書和地圖。早些準備下好啦！剩下的是最後的、最重要的一年了……啊，美術展覽會，我們在最近全家一起到這裏來吧……我走進學校，上了二層樓。處處都不像考試的樣子，都是冷清清的，人很稀少。在教員室裏我碰到了校長。
　　　　他說道：“今天不考試啦，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學生們都沒到，原因暫時還不知道。”
　　　　這時我還沒有猜想什麽，但是在內心裏卻感覺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凄涼。我們的學生全是軍人，是模範的守時刻的人。
　　　　什麽原因能在考試的日子阻止他們來校呀？發生什麽事啦？
　　　　……暫時誰也不知道。
　　　　在我又來到大街上的時候，我感覺天一起悶熱了，在人們的臉上都現出了不安和緊張的表情。早晨的清爽，無憂無愁的莫斯科人群的談笑吵鬧哪裏去了？好他全在等待着什麽，並且這個等待像雷雨之前一樣地令人煩躁。
　　　　駛過的電車全是擠滿了乘客。回傢的路上我差不多都是步行的。在接近我們傢的時候我纔登上電車，所以我沒聽見莫洛托夫同志的演說。
　　　　在傢裏我聽到孩子們說的第一句話，就為我們所有的人衝散了這一難忘的早晨的雷雨前的煩悶。
　　　　我剛邁進門坎，孩子們就撲嚮我來一齊說：“打仗啦！媽媽，打仗啦，你知道嗎？打仗啦！德國襲擊了我們！並沒有宣戰哪！他們就這麽越過國境對我們開火啦！”
　　　　卓婭的臉上表現着憤怒，她講話時非常激昂，絲毫也不抑製着自己的憤慨。舒拉衹故意做出鎮靜的樣子。
　　　　“根本就應該預料到這個呀，”他沉思地說，“難道我們不瞭解什麽是法西斯德國嗎？”
　　　　我們都沒做聲。
　　　　“好吧，現在全部生活都要改變樣子啦。”卓婭小聲地通過牙縫，好像自言自語地說。
　　　　舒拉猛然轉身嚮卓婭說：
　　　　“可能，你也打算打仗去吧？”
　　　　“是啊！”卓婭差不多忿恨地回答了。以後她就疾速地扭轉身子走到室外去了。
　　　　……我們知道：戰爭是死亡，它要捲去千萬人的生命。我們知道，戰爭是破壞，災禍和苦難。可是在那過去已久的第一天，我們就沒想象到戰爭給我們帶來的一切災害。我們還不知道什麽是空襲，什麽是防空壕，什麽是防空洞，可是很快地就需要我們自己做這些東西了。我們還沒聽見過炸彈的哨音和爆炸。我們還不知道，由於空氣的波動，窗上的玻璃會被震得粉碎，鎖閉着的門扇會脫框飛起。我們還不知道什麽是撤退，什麽是擠滿了孩子們的列車。而敵人則由飛機上無情地、有計劃地射擊這些列車。我們還沒聽說過關於敵人徹底地焚燒農村，破壞城鎮的事。我們還不瞭解那絞架、酷刑、萬人坑……掩埋數萬婦女、患病的老人、在母親懷抱中的嬰兒的坑。我們還不知道有把受盡侮辱的人，整千整萬活活燒死的火爐。我們還不知道有用人發織成的“麻布”和用人皮製的書皮……我們還不瞭解很多事。我們習慣了尊重人性，愛護兒童，把他們看作未來的希望。我們還不知道外形無異於人的野獸會把吃奶的孩子投到火裏。我們不知道這個戰爭能延長多少時間……的確。有很多事是那時候我們還不瞭解的。
　　戰爭的日子
　　
　　　　由我們的那所房裏第一個被送出徵的是尤拉·伊薩耶夫。我曾看見他怎樣走到街上去。他和他的妻子並肩走着，他的母親跟在後邊，一會兒用手帕擦淚，一會兒用圍裙擦淚。走出不遠，尤拉回顧了一遍。一定是每一傢都和我們一樣，有人站在打開了的窗前看着他的背影，好像是尤拉覺着這所緑蔭中的二層小樓和住在裏邊的一切人們全是很親近的。他看見我和卓婭在窗戶裏，就對我們微笑一下，並舉起帽子打了招呼。
　　　　“願你們在傢裏幸福！
　　　　”他喊着說。
　　　　“盼您幸福地回來！”
　　　　卓婭回答說。
　　　　尤拉又回顧了幾次，好像他想把他離開的一切，像親近人的面貌一樣，記得清清楚楚，房子的輪廓，敞着的窗戶，周圍的樹叢……不久以後，謝爾吉·尼闊林被徵入伍了。他是一個人走的：他的妻子在工廠工作，沒能送他。謝爾吉也像尤拉那樣，走出不遠就回顧了一遍。他們兩人本來不同，在外表上彼此也沒有相似的地方，可是我覺得在這臨別的瞬間他們的眼睛是完全一樣的。他們兩人好像全用這一顧盼摟抱了一切能看見的東西，在這一顧盼中有無限的愛和焦急！
　　　　……生活完全改變了，變成嚴峻和不安了。我們的莫斯科的外表也變樣了。窗戶的玻璃上全粘着紙條：有一些玻璃上的紙條完全交叉成十字，另一些則貼成各種不巧妙的花樣。
　　　　商店的櫥窗都粘着膠合板，堆着沙土袋，好像所有的房子都愁眉不展地嚮上張望着。
　　　　在我們的院裏也挖了防空壕。人們都由自己的儲藏室裏拿來木板鋪放在防空所裏。本院的住戶中有一位男人比誰聲音都高地講解說，為了公共的事，不可以吝惜任何東西，但是不知道為什麽他卻忘了打開自己的儲藏室，並且他忽然對在院裏玩耍的兩個小孩兒（他們的父親在前綫上，母親在工廠工作）大發脾氣，大聲喊着要他們馬上把木板拿來。卓婭走近了他，冷靜地、一字一板地對他說：
　　　　“我看這樣辦：您馬上打開自己的儲藏室拿出木板來，我們先工作着，一會兒他們的母親由工廠回來，也會做她應做的事。對小孩子們喊叫，倒是容易的！”
　　　　……戰爭剛開始不多日子，我的侄子斯拉瓦就嚮我們辭行來了。他穿着空軍製服，袖上帶着翅膀。
　　　　“我上前綫啦！”他說。他的臉是那樣愉快的，就好像他去參加什麽盛會似的。
　　　　“過去我有什麽不對的地方請別見怪！”
　　　　我們緊緊地摟抱了他，他在我們那裏停留不到半小時就走了。
　　　　“真糟，軍隊裏不要姑娘！”卓婭看着他的背影說。在這些話裏含着那麽多的辛酸和力量，甚至舒拉竟沒敢像往常那樣開開玩笑，或爭辯爭辯。
　　　　……我們每天都是不聽完情報局的廣播不睡覺。可是在最初的幾星期裏播送出來的全是不好的消息。卓婭皺着眉，咬牙切齒地聽着，時常一語不發地離開收音機。可是有一次她情不自禁地說出了：
　　　　“他們踐踏着什麽樣的土地呀！”
　　　　這是我在卓婭一生裏聽到的第一次的也是唯一的呼痛的聲音。
　　出發
　　
　　　　７月１日的傍晚，有人敲我們的門。
　　　　“見見舒拉，可以嗎？
　　　　”有人在門外問。
　　　　“是別佳·西蒙諾夫麽？”卓婭離開桌子，半開了門驚異地問，“你找舒拉幹什麽呀？”
　　　　“需要。”別佳含糊地回答。
　　　　這時候舒拉本人露面了，他嚮小朋友一點頭就一語不發和他走出去了。我們探頭嚮窗外看：下邊還有幾個半大的和他同班的同學和小朋友等待他們。他們小聲地商議了什麽事，以後就蜂擁地去了。
　　　　“往學校去了，”卓婭沉思地自言自語說，“他們有什麽秘密呀？”
　　　　舒拉在夜裏纔回到傢來。他的神態和在那以前別佳的神態一樣也是很嚴肅的，若有所思的。
　　　　“發生什麽事啦？”卓婭問，“為什麽這麽神秘呀？把你找去幹什麽呀？”
　　　　“我不能告訴你。”舒拉堅决地回答。
　　　　卓婭微微抖了抖肩膀，但並沒有說什麽。
　　　　第二天早晨，天剛亮她就跑到學校去了，回到傢來她很着急。
　　　　她對我說：“男孩子們要遠行，到什麽地方去，幹什麽？
　　　　他們不說。不要女孩子。你哪知道我曾怎樣勸說他們把我帶去呀！我也會放槍啊，我也有力量，說什麽也不行！他們說：
　　　　就要男孩子。”
　　　　根據卓婭的臉色和眼神，我知道了她曾怎樣熱情地進行過無效的勸說。
　　　　舒拉很晚回到傢後，像說什麽最平常的事似的鎮靜地說：
　　　　“媽媽，請你給我預備一套襯衣，還有路上的吃食，可是不要多。”
　　　　他知道不知道把他們送到什麽地方去，我們沒能問出這個。
　　　　他堅决地說：“如果我一開始就隨便說，那我還能成一個什麽樣的軍人呀？”
　　　　卓婭默然地扭轉了身子。
　　　　準備是很簡單的。卓婭為舒拉買了面包幹、糖果和臘腸，預備給他在路上吃。我給他準備了襯衣，並把這些東西但成一個不大的包袱。在那天下午我們給舒拉送行去了。
　　　　在齊米列捷夫公園裏己經集合了很多各校的學生。最初他們全混在一起，後來纔漸漸地按校分成組了。母親們和姊妹們都站在一旁，手裏提着包袱，提箱，背囊。走的人差不多全是寬肩膀的成人，可是他們的臉是小孩一樣的歡喜的。全做出一種樣子，仿佛離開傢和親人，在他們是習慣了的事一樣。有些人還來得及跑到池子裏洗一回澡啦，另一些人在吃冰糕，在說笑。但是他們全不由己地不時地看表。凡是有母親或姊妹在旁邊的人都感覺有些難為情：我們去幹重大的事，可是像小孩兒一樣，和媽媽在一起！我知道舒拉和我們在一起一定害鱢，所以我和卓婭就躲在一旁，坐在樹蔭下的凳子上了。
　　　　在將近４點鐘的時候，有很多空着的電車開到環軌上來，孩子們匆匆地和親人告別後就開始喧噪地登車，占坐位。誰的母親哭了，誰的臉上表情就很惆悵凄愴。我不願意在相聚的最後幾分鐘給舒拉添愁，所以我沒有哭。我衹是摟抱了舒拉和緊握了他的手。他很衝動，但是卻竭力掩飾着。
　　　　“不要等到我們開車，回傢吧！照顧媽媽，卓婭！”說着這話舒拉就躍上電車了，以後他又由窗戶裏嚮我們擺手打了招呼，打手勢叫我們：
　　　　“不要等，回去吧！”
　　　　可是不待舒拉動身就回傢，我們沒有這麽多的勇氣。我們站在較遠的地方，呆呆地看見電車開動了，一輛接着一輛叮叮當當駛去了，真到最後一輛消失了之後，我們纔清醒過來。
　　　　剛纔還是擠滿了人的熱鬧的公園，現在是冷清清的了。巨大的橡樹下放着長凳，可是無人坐了。池水清澈，細波微動，但是無人在裏邊遊泳。
　　　　談話的聲音，歡笑的聲音，健壯的闊步聲，全消失了。寂靜，寂靜，太寂靜了……我們慢慢地沿着小徑走着，陽光勉強地穿透頭上的密葉。
　　　　我們不約而同地走近池畔的長凳就坐下了。
　　　　“多麽好看哪，”卓婭忽然說，“你知道嗎，舒拉常來這裏繪畫。就是那個小橋兒，他畫過，你看見了嗎？”
　　　　她雖然對我說這些話，但又像是自言自語，聲音很小，很慢，像是有很深的感慨一般。
　　　　“池子很寬，可是舒拉遊過去很多次。”卓婭大聲回憶着說，“你知道有那麽一回事嗎，這是很久了的事啦，那時候舒拉大約１２歲，他照例地比誰都早地開始遊泳。水是很涼的。
　　　　忽然他的一隻腿抽筋了，可是離岸邊不遠。他衹用一隻腿遊，另一隻腿完全麻木了，勉強遊到岸邊。他曾再三地要求我不告訴你呀！那會兒我就沒對你說，現在可以說了。”
　　　　“那麽第二天他一定又遊泳了吧？”我問。
　　　　“當然哪。早晚全遊泳，不論什麽天氣，差不多直到鼕天。
　　　　就是那裏，挨近樹叢，在鼕天嚮來有一個冰窟窿。我們就在那裏捉小魚兒的。你還記得嗎，我們先用罐頭盒子捉，以後用捕蝴蝶的網子捉。你記得我們請你吃煎魚嗎？”
　　　　“我的好孩子！”我用這一句回答了她，並輕輕地撫摸了她的曬黑了的手。
　　　　忽然在我的手心下邊她的纖細而有力量的手指握成拳頭了。
　　　　“我算什麽好孩子呀！
　　　　”卓婭猛然站起來了，我就瞭解了她始終在怨恨自己。“如果我留在這裏，我算什麽好孩子？同學們走了，可能是打仗去了，可是我留在傢裏了。怎麽可以在現在什麽也不幹哪？”
　　“我的朋友們，我要嚮你們講以下的話！”
　　
　　　　“媽媽，快醒來吧！媽媽！”
　　　　我睜開了眼。卓婭赤着腳，肩上搭着毛巾站在我眼前。
　　　　她看見我很驚訝，就急忙說：“沒有事，沒發生什麽事。
　　　　斯大林同志馬上就要演說，無綫電廣播就要開始了……”
　　　　在擴音器裏有颯颯聲音。寂靜。以後我們忽然聽到了：
　　　　“同志們！公民們！兄弟姊妹們！我們紅軍和海軍戰士們！
　　　　我的朋友們！我要嚮你們講以下的話！……”
　　　　我忘掉一切，屏息地聽着。卓婭挺直了身子，緊握着兩拳，目不轉睛地註視着擴音器，好像她在那擴音喇叭裏能看見說這些充滿了抑製着的痛楚、愛、信任、強烈的力量和憤怒的話的人似的。
　　　　“……我國已與最兇惡姦險的敵人德國法西斯主義作殊死戰鬥。……敵人是非常殘酷和橫頑的……”
　　　　領袖說明了敵人的目的，說明了敵人欲侵占我們的國土，搶奪我們的勞動果實，恢復地主的政權，奴役蘇维埃聯盟的自由人民，把他們變為德國的奴隸。
　　　　他說：“……所以，目前的事件，是關係蘇维埃國傢生死存亡的事件，是關係蘇聯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事件，是關係蘇聯各族人民或則保持其自由或則淪為奴隸地位的事件。必須使蘇维埃人瞭解這點……我們應當立刻在戰時軌範上改造我們的全部工作，把一切都用去服從於戰綫上的利益……紅軍、紅海軍和蘇聯全體公民，都應當捍衛每一寸蘇维埃土地，應當為保衛我國城市和鄉村戰到最後一滴血……”
　　　　他還說應該在敵人占領了的地區裏組織遊擊隊，說我們的土地在敵人的腳下應該燃燒，爆炸。
　　　　鎮靜的、不大的聲音達到了人們心的深處，在它裏邊響徹着對於我們，對於所有的人民和每一個蘇聯人的信任。他曾說這並不是兩軍之間的普通戰爭。他給我們提醒說，我們不僅僅應該消滅在我們頭上威脅着我們的危險，我們還應該幫助所有的在德國法西斯桎梏下呻吟的歐洲人民。
　　　　“……把人民的一切力量都用去殲滅敵人！前進，爭取我們的勝利！”
　　　　擴音器沉寂了。可是我們還不動彈，一句話也不說，好像怕衝散了在那一會兒我們受着的重大的感動似的。
　　　　剛纔和我們說話的，就是我們習慣了像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良心那樣相信他的那個人，領袖、導師、朋友。我們一嚮，並且在一切問題上都信賴他。我們知道他剛纔說的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事，並且他的確是對我們每一個人說的，他幫助我們徹底地瞭解和感覺出威脅着我們祖國的危險多麽重大，和怎樣打退它，他幫助我們重新地認識了我們的力量——愛好和平的和團结一致的人民的全部威力。
　　　　“我想知道，舒拉聽到沒有……”我說。
　　　　“全聽到了，全國都聽到了，”卓婭有把握地說。
　　　　她又小聲地、情緒緊張地重複說：“我的朋友們，我要嚮你們講以下的話！”
　　最初的炸彈
　　
　　　　我和卓婭在桌旁坐着。我們前邊擺着緑色粗布：我們用這布為前方縫背囊，我們還為軍人做鈕絆。雖然這很簡單的工作是不重要的事，但是這是為了前方。這是為戰士，為保衛我們的人縫鈕絆。這個背囊也是為戰士用的：他把自己的什物放在裏邊，在行軍中這個口袋對於他是有幫助的……我默默不語地、不間斷地工作着。有時候我放下活計伸伸腰——腰有些疼。我看卓婭，她的曬黑了的指頭是很靈巧的和不疲倦的，這些指頭很緊張地工作着。現在她覺得她也在製着前方需要的東西，這一意識如果沒完全解除了卓婭對自己的恨怨，畢竟也幫助了她獲得或多或少的精神上的安慰。
　　　　她在外表上也有些變樣了：眼神不是那樣憂鬱了，有時候嘴角上也露出些微笑……有一次我們正在縫鈕絆的時候，忽然門開了，舒拉走進屋了。神態特別鎮靜，好像由學校回來一樣，由肩上卸下背囊後纔和我們問候。
　　　　我們已經知道他在勞動戰綫上工作。可是他現在仍然和出發的那天一樣，一句話也沒有告訴我們。
　　　　在我們試驗着探聽他口氣的時候，他决然地說：“要緊的是我又和你們在一起了，我沒有什麽可給你們講的。一句話，我做了很多工作。”他又狡猾地擠着眼補充說：“我是為了在傢裏過生日回來的。我相信你們還沒忘記７月２７吧？無論說什麽，１６周歲了。”
　　　　漱洗完了在桌旁坐下的時候，他對卓婭說：
　　　　“我知道咱倆有一樣事好幹，咱們上‘戰士’工廠當旋床學徒去。好吧？”
　　　　卓婭把活計放在膝上，看看弟弟。以後，她仍舊一邊繼續工作，一邊說：
　　　　“好，這倒是值得做的事。”
　　　　舒拉回到傢裏那天是７月２２日，那天下午敵人的飛機首次侵入莫斯科上空。德國的炸彈第一次落在首都。舒拉的態度是完全鎮靜的，他曾充滿信心地指揮一切，他堅决主張讓婦女和兒童們進入防空洞，他附帶着抱怨說：“就是沒有辦法讓自己傢裏的婦女躲避起來。
　　　　”可是他自己全部空襲時間卻都在街上度過的，卓婭始終一步也不離開他。
　　　　那天夜裏我們沒能睡覺，在黎明前我們的院子裏傳出了消息：一顆炸彈落在學校裏了。
　　　　“落在我們的學校裏麽？落在二○一學校裏麽？”卓婭和舒拉同時喊叫起來。
　　　　我還沒來得及說出一句話來，他們已經離開原地奔嚮學校去了。我沒有他們走得快，可是讓我留在傢簡直是不可能。
　　　　我們迅速地默默地走着，直到由遠處看見了學校的樓房，纔輕快地喘了一口氣：學校依然完整地屹立着，沒有被破壞。
　　　　真的沒有被破壞嗎？不，衹是由遠處看來仿佛是這樣。更走近些，我們看見了：炸彈落在學校前邊了，氣浪把所有的窗戶都打下來了。無論往哪裏看，周圍全是玻璃，玻璃，玻璃……它到處凄涼地閃爍着，在腳下嘎嘎響着。學校變成瞎子了。這座一嚮安靜的大樓現出了可憐的神氣：正像一個身強力壯的人忽然失明了。我們不覺地停下了腳步，以後就慢慢地步上了臺階。我沿着走廊走着，這就是一個月以前，在舉行畢業舞會的那一夕我曾走過的那條走廊。那時候在這裏有音樂的聲音，歡樂的聲音，一切都充滿着青春和愉快。現在門窗都被震掉了，腳底下全是碎玻璃和壁上落下來的灰片……我們又遇見了幾個高級班的同學，舒拉和他們一起往什麽地方（似乎是地窖）跑去了。我無意地隨着卓婭走，一會兒我們就已經來到圖書館門前了。順着四壁立着空的書架子：
　　　　仍是那爆炸的氣浪，像一隻惡狼的大爪子一樣，把書由架上掃下來，零亂地擲到桌上和地下了。處處亂扔着書：在雜亂的書堆中忽然看見研究院出版的《普希金全集》的淡黃色書皮，忽然看見《契柯夫全集》的藍色書皮。我差一點兒踏着一捲皺折着的屠格涅夫的書，我正彎腰拾它，又看見了被一層灰塵遮蓋着的一本席勒的書。由打開着的一大本書裏，唐·吉訶德的像驚訝地看着我。在這些亂書中，一位中年婦人坐在地板上啼泣。
　　　　卓婭嚮她俯下身子，用她的發白了的嘴唇說道：“瑪麗亞·格裏果列夫娜，起來，別哭！”
　　　　我明白了這個婦人就是學校圖書館主任瑪麗亞·格裏果列夫娜。卓婭在帶着有趣的新書回到傢裏時，常對我提到她。
　　　　這位婦人愛惜書並且瞭解書，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書了，可是現在她衹能坐在被拋亂了的、揉壞了的、撕破了的爛書中間哭。這些書，她以前用手拿的時候，總是非常小心的、珍愛的，唯恐碰壞了。
　　　　“我們來收拾吧，我們全整理好吧。”卓婭一邊攙着瑪麗亞·格裏果列夫娜站起來，一邊這樣堅决地重複着說。
　　　　我忽然聽到：“媽媽，你看！”
　　　　我驚訝地嚮前探了頭，滿臉淚痕的瑪麗亞·格裏果列夫娜也走近我們來了：卓婭的聲音那麽怪，好像是勝利的聲音。
　　　　她遞給我一本裝訂很好的《普希金》。
　　　　卓婭仍然驚喜地和用勝利的聲音重複說：“你們看！”
　　　　她用很敏捷的動作由那些字行上拂掉灰塵。我就讀道：
　　　　神聖的太陽，你發光吧！
　　　　像這盞油燈在燦爛的旭日前顯得黯淡一樣。
　　　　欺人的詭計在智慧的永生的太陽之前，也將這樣黯淡熄滅。
　　　　太陽萬歲，黑暗消失吧！
　　“你用什麽幫助了前方？”
　　
　　　　７月２７日，在自己１６周歲的生日那天，舒拉通知我說：
　　　　“現在你是兩個旋床工人的母親了！”
　　　　……他們在天剛發亮時候就起床，很晚纔下工回傢，但是嚮來沒說過疲勞。下夜班回傢後，他們不馬上倒下睡覺。我回到傢裏時，他們已經睡覺了，可是屋裏已經打掃得幹淨整齊了。
　　　　……空襲莫斯科在繼續着。晚上我常聽到廣播員的鎮靜的聲音：
　　　　“公民們，空襲警報！”
　　　　報警器竭力地吼叫，驚人的機車汽笛全接連着響應它。
　　　　卓婭和舒拉一次也沒下過防空洞。他們的同班同學格列布·耶爾莫什金、瓦尼亞·斯柯羅杜莫夫、瓦尼亞·謝羅夫等，也常來找他們，這３個孩子好像是選出的一樣，全是身高體壯的。他們５個人常在一起，在空襲時值班：在房子周圍巡邏，在屋頂上站崗。我們無論是孩子和成人，都被侵入我們生活中的新的威脅人的東西占據了我們的精神，我們不能再想另外的什麽事。
　　　　……秋天，卓婭和高級班的學生一起，開到勞動戰綫去了：因為需要迅速地收穫國營農場的馬鈴薯，以免凍壞。
　　　　已經開始上凍了，下過雪了，我很擔心卓婭的健康，可是她卻很高興地走了。
　　　　她衹隨身帶了預備更換的襯衣，空白的筆記本子和幾本書。
　　　　幾天以後我接到她寄來的一封信，以後又有一封信，她寫道：“我們正在幫助收穫，每天的定額是１００公斤，１０月２日我收了８０公斤，太少，我一定要收１００公斤！
　　　　你好嗎？我常常惦念着你。我很想你，可是不久就要回傢了：收完馬鈴薯就回傢。
　　　　媽媽，請你原諒我，工作是很髒的，並且是不很容易的，我把膠皮套鞋扯破了。
　　　　但是請你放心：我一定平安無恙地回到傢。
　　　　我總是回憶着你，我覺得：自己很少像你，我沒有你那樣的涵養！吻你。卓婭”
　　　　我對這封信，以及其中最後的幾行，尋思很久，她是指什麽說的呀？為什麽卓婭忽然想起責備自己沒有涵養啊？這一定不是沒有緣故的事。
　　　　晚上舒拉讀了信之後自信地說：
　　　　“一切都清楚，跟同學們鬧彆扭啦。你知道嗎？她時常說，她的涵養不夠，對待人的耐性不夠。她說過：‘應該會接近人，不可以一下子就對他生氣，可是我並不是永遠會這樣做的。’”
　　　　在一張明信片上卓婭寫道：“我現在和尼娜交朋友，她就是我對你提過的那個姑娘。”我忽然想起了：“這麽說，蔚拉·謝爾傑夫娜說得對呀。”
　　　　在１０月下旬的一晚，我回傢比平日早些，剛一打開門，我心就一跳：卓婭和舒拉在桌旁坐着，孩子們到底又和我在一起了，我們到底又全在一起了！
　　　　卓婭猛然站起，跑到門前摟抱了我。
　　　　“又到一起啦！”舒拉好像聽見了我的意思似地說。
　　　　我們全家圍桌坐着喝茶，卓婭述說着關於國營農場的事。
　　　　沒等到我問她信裏的難解的字句，她自己就對我們說了以下的事：
　　　　“工作很不容易。下雨，泥濘，爛泥粘着套鞋，磨腳。我一看，３個同學比我幹得快：我很長時間在一個地方刨，可是他們前進得很快，於是我决定檢查檢查是怎麽一回事。我離開他們，開始在自己的那塊地上工作。他們不高興啦，他們說：‘孤立主義者。’我回答說：‘可能是孤立主義者，可是你們工作不忠實……’你知道是怎麽一回事呀：他們幹得快是因為他們衹刨淺層的馬鈴薯，衹圖快，可是剩在土裏的還很多。長在更深的土裏的馬鈴薯是最好的，大個的呀。我刨得很深，為的是確實全刨出來，所以我說他們工作不忠實。那時候他們對我說：‘為什麽你沒有馬上就說呀，為什麽你分出去啦？’我回答說：‘我檢查檢查自己。’同學們說：‘你應該更多相信我們，馬上就告訴我們……’尼娜也說：‘你做得不對。’總而言之，爭吵了很久。你知道嗎？媽媽，那會兒我明白了，我雖然有理，可是我的做法錯了。你應該先和同學們談談，解釋解釋，可能那會兒就無須分出來啦。”
　　　　舒拉凝視着我，在他的眼神裏我看出他仿佛在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麽？”
　　　　aaa莫斯科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警惕性一天比一天高起來。
　　　　樓房偽裝起來了，街上過着整齊的隊伍，他們的臉上的表情真是驚人的！他們的嘴唇緊緊地閉着，兩眼在皺着的眉下嚮前堅决地直視着……集中了的堅毅和憤怒的意志，在這些臉上，在這些眼睛裏，全表現出來了。
　　　　救護車在街上飛駛着，坦剋轟轟地開過去。
　　　　夜晚，街上沒有窗戶裏射出來的燈光，沒有路燈，也沒有飛閃着的汽車燈光來打破夜間的濃厚的黑暗。在街上衹好摸索着，小心地、同時又需要疾速地走。人們也是這樣小心地、疾速地由身邊走過去，但是他們的面貌卻無法辨別。此外就是空襲警報，門前值班。天空，被爆炸撕裂了，被探照燈的光芒劃破了，被遠處的火光映紅了……正是艱難的時期。敵人已接近莫斯科。
　　　　……有一次我和卓婭在大街上走着，忽然見到墻上的一大張招貼畫上，有一張嚴肅的戰士的臉在看着我們，仿佛嚮我們發問。
　　　　畫上的兩衹眼睛，像活的一樣註視着我們，好似在嚴厲地追問着我們；下邊印着的字也很震耳，也像活人用嚴格要求的聲音說出來的一樣：“你用什麽幫助了前方？”
　　　　卓婭扭轉了頭。
　　　　“我不能坦然地由這張招貼畫前邊經過。”卓婭怨恨地說。
　　　　“你還是女孩子呀，並且你已經上過勞動戰綫，這也是為國傢、為軍隊工作呀。”
　　　　“太少。”卓婭固執地回答我。
　　　　我們默默地走了幾分鐘，以後卓婭忽然用另樣的聲音愉快地、决然地說：
　　　　“我幸福：無論我决定做什麽，全能如意地做成！”
　　　　“你决定什麽啦？”我打算這樣問，但是沒敢。衹是我的心慢慢地、痛楚地緊縮了。
　　辭別
　　
　　　　“媽媽，”卓婭說，“决定了：我到護士班學習去。”
　　　　“工廠怎麽辦？”
　　　　“能放我去，這是為了前方啊。”
　　　　她用兩天的時間把一切需要知道的事都打聽清楚了。現在她是像每次問題得到解决時那樣活潑愉快了。
　　　　我和她暫時還是縫背囊，手套，軍帽。空襲的時候她仍然像過去那樣在屋頂上放哨。她羨慕着在自己的工廠裏已經撲滅了不衹一顆燃燒彈的舒拉。
　　　　在卓婭應該到護士班去的前一天，她很早就由傢裏出去了，直到夜晚還沒回來，我和舒拉吃的中飯。這些日子他在夜班工作，現在他一邊準備着上班去，一邊在給我講什麽，可是我簡直聽不見他講話。這時一種不可擺脫的驚恐突然控製了我。
　　　　“媽媽，你沒聽我說話呀！”舒拉責難地問。
　　　　“對不起，舒拉，這是因為我不瞭解卓婭到哪裏去了。”
　　　　他走了，我檢查了窗上的遮光設備之後，就靠近桌子坐下了，沒有力量做任何事，衹好再等待她。
　　　　卓婭很興奮，兩頰赤紅地回來了。她走近我，摟抱了我，直看着我的兩眼，說：
　　　　“媽媽，這是很大的秘密：我要到前綫上去，到敵人後方去。不要對任何人說，連對舒拉也不要說。你就說我到鄉間，到外祖父那裏去了。”
　　　　我因為怕哭出來，所以沒說話，可是需要回答她。卓婭用灼爍着的、歡喜的、等待着回答的眼睛，看着我的臉。
　　　　“這事你能胜任嗎？”我終於說出了，“你不是男子呀。”
　　　　她走近書架，依然註視着我。
　　　　“為什麽必得你去？”我勉強地繼續說，“如果徵你入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卓婭又走近了我，握起我的手：
　　　　“你聽我說，媽媽，我相信如果你的身體健康，你一定也像我這樣做了。我不能留在這裏，不能！”她重複地說。以後她又小聲地補充說，“你自己對我說過，人生應該誠實和勇敢，現在敵人已經接近了我們，讓我怎辦哪？如果他們來到這裏，我是不能活下去的。你瞭解我，我不能不這樣做。”
　　　　我打算回答她，可是她又繼續直截了當地說下去了：
　　　　“兩天以後我走。請你給我找到紅軍的背囊和我們倆所縫的那種口袋，其餘的東西我自己會找到。還要一套襯衣、毛巾、肥皂、牙刷、鉛筆和紙。就是這些東西。”
　　　　以後她躺下了，我知道我睡也睡不着，看書也看不下去，衹好在桌旁坐着。一切都已經决定了，我看出這個來了。可是怎辦呀？她還是女孩子呀……
　　　　嚮來我和自己的孩子們談話都沒有尋找適當的話的必要，嚮來我們一下子就彼此瞭解了。現在我覺得我站在一堵我不能越過的墻壁前邊了。唉，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如果活着多麽好哪！……
　　　　不，我說什麽都是沒有用。無論誰，我也不行，父親活着也不行。誰也攔不住卓婭……
　　　　在那一天，舒拉在做了一整星期夜班之後，第一次在早班工作。他回到傢來很疲倦，悶悶不樂，勉強地把飯吃了。
　　　　“卓婭决定到楊樹林去了嗎？”他問。
　　　　“决定了。”我簡短地回答道。
　　　　“嗯，她去好，”舒拉沉思地說，“莫斯科現在不是女孩子們住的地方……”
　　　　他的聲音是猶猶豫豫的。
　　　　他稍微停一會又補充說：“你也去怎樣？你在那裏比較安穩些。”
　　　　我默默地搖搖頭。舒拉嘆了一口氣，忽然離開桌子站起說：
　　　　“你知道哇，我要睡覺了，今天我好像纍了。”
　　　　我用報紙遮蔽了燈光。舒拉睜着眼默默地躺着，好像在專心思考什麽。以後他嚮墻轉過身去，過一會兒就睡着了。
　　　　###卓婭很晚纔回來。
　　　　“我就知道你沒睡。”她小聲地說。接着她又更小聲地補充說：“我明天走。”這時她撫摸着我的手，好像是為了減輕我受的打擊的力量。
　　　　她一刻也不遲緩地又檢查了一次隨身攜帶的東西，檢查完了就把東西規規矩矩地放在旅行袋裏了，我默默地幫助她。
　　　　我們盡可能地使每件東西少占地方，往空角裏填肥皂，毛綫襪子，這樣收拾行囊好像是和平時沒有什麽不同的……可是，這就是我們相聚的最後的、有數的幾分鐘啊。我們要離別多久哇？什麽樣的危險，有時候男子、兵士都難胜任的什麽樣的睏難在等待着卓婭？我沒有力量說話，我知道我沒有權利哭出來，一團辛酸始終堵着我的咽喉。
　　　　“好啦，好像全齊了。”卓婭說。
　　　　以後她挪出了自己的箱子，取出了日記本子，打算也放進口袋裏。
　　　　“沒有必要。”我勉強說出這句話來。
　　　　“對，你說得對。”
　　　　我還沒來得及攔阻她，她就嚮火爐邁了一步，把本子投到火裏了。以後她就在這裏坐在很矮的小凳子上，小聲地、像嬰兒那樣地要求我說：
　　　　“和我一起坐一會兒。”
　　　　我挨着她坐下了，我們就像孩子們還小的時候那樣看着熊熊的火苗。可是在那時候我總是給他們講些什麽，烤紅了臉的卓婭和舒拉就傾聽着，現在我卻沉默着，我知道現在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卓婭轉身看了看睡着的舒拉，以後溫柔地握着我的手開始很小聲地說：
　　　　“我把經過的情形全告訴你，可是你對誰也不要說，連對舒拉也不要說。我嚮青年團區委遞了願上前綫的申請書，你知道在那裏有多少這樣的申請書啊？好幾千。我去要答復去了，可是他們對我說：‘你到青年團莫斯科市委見市委書記去吧。’我去了。推開門了，他馬上就很註意很註意地看着我的臉，以後我們就開始談話了，他總是看着我的手。最初我的手總是在擰鈕扣，以後我把手放在膝上，手再也沒動彈，免得讓他想我心神不安。他首先問我的簡單履歷，什麽地方人？
　　　　父母是誰？去過什麽地方？熟悉什麽地區？懂得什麽語言？我說：德語。以後又問腿、心髒、神經怎樣，以後他又提出了地形學上的問題。他問我什麽是方位羅盤，怎樣照方位羅盤找方向，怎樣按星辰辨別方向，我都回答了。以後又問：‘你會使用步槍嗎？’‘會使。’‘射擊過目標嗎？’‘射擊過。’‘會遊泳嗎？’‘會。’‘由跳板上往水裏跳不害怕嗎？’‘不害怕。’‘由降落傘的高架上往下跳不害怕嗎？’‘不害怕。’‘你有堅強的意志嗎？’我回答：‘神經是堅強的。有耐性。’‘那麽好吧，’他說，‘戰爭正在進行，需要人。如果派你上前綫怎樣？’‘派吧！’‘可是，這可不是坐在辦公室裏談話呀……想起問你來了，在空襲時候你在什麽地方？’‘在房頂上坐着。我不怕警報，也不怕空襲，總而言之我什麽也不怕。’那會兒他說：
　　　　‘好吧，你到走廊去坐一會兒，我和另一個同志談談，以後咱們到圖什諾機場去，在那裏試驗試驗由飛機上往下跳。’我到走廊去了。一邊走着一邊想，我怎樣跳哇，恐怕要現醜。以後他又召喚我：‘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這會兒他就開始嚇唬我了（卓婭緊握了我的手）。他又說條件是睏難的……又說什麽樣的事都可能遇到……以後他說：‘你回去考慮考慮吧。過兩天再來。’我明白了，由飛機上往下跳的事，他衹是為考驗我纔說的。兩天之後我去了，他說：‘我們决定了不取你。’我差一點兒哭出來了，我忽然喊着問：‘怎麽就不取我？因為什麽不取我？’那會兒他微笑了，他說：‘坐下。你到敵人後方去。’這會兒我明白了，這也是試驗。你知道哇，我相信：‘如果他看見了我無意地輕鬆地喘一口氣，或是別的這一類的動作，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取我了……經過情形就是這樣。第一次考試就算及格了……”
　　　　卓婭緘默了。火爐裏的木柴熱鬧地爆響着，溫暖的火光在卓婭臉上顫動着，屋裏再沒有另外的光。我們又這樣看着火坐了很久。
　　　　“可惜謝爾傑舅舅不在莫斯科。”卓婭沉思地說，“他在這樣睏難的時候能幫助你，起碼能給你出些主意……”
　　　　後來卓婭關閉了爐門，給自己鋪了被子就躺下了，過了一會我也躺下了。我在想什麽時候卓婭才能再在傢裏，在自己的床上睡覺。她現在睡着了嗎？我悄悄地走近了她，她馬上動彈了。
　　　　“你為什麽不睡呀？”她問，由聲音裏我聽出了她在微笑。
　　　　“我起來看看表，免得睡過了。”我回答說，“你睡吧，睡吧。”
　　　　我又躺下了，可是睡不着。我想再走近她，問她：可能她變更主意了？也許我們全在一起撤退到後方去，人們已經對我們這樣建議過許多次了。我心中煩悶得難受，想喘一口氣也喘不上來……這是最後的一夜，這是我還能留住她的最後幾分鐘，以後就晚了。……
　　　　我又起來了。在黎明前的朦朧的微光下我看了看睡着的卓婭，看看她的安靜的臉，閉緊了的頑強的嘴唇。我最後一次地瞭解了：不行，她不會改變主意的。
　　　　……舒拉很早就往工廠去了。
　　　　“再見，舒拉。”卓婭在他已經穿好大衣戴好帽子的時候說。
　　　　他握了她的手。
　　　　“摟摟姥爺。”他說，“也摟摟姥姥。祝你一路平安！你知道哇，缺了你，我們一定寂寞。可是高興：你在楊樹林是要比較安全的。”
　　　　卓婭微笑了，摟抱了弟弟。
　　　　以後我倆吃了茶點，她就開始穿衣裳了。我把自己織的緑色黑邊的毛綫手套和自己的毛衣給她了。
　　　　“不，不，我不要！鼕天你沒有這禦寒的東西怎麽過呀？”
　　　　卓婭抗議地說。
　　　　“拿着吧。”我小聲地說。
　　　　卓婭看看我，以後她就不抗議了。
　　　　我們一起走出去了。那天早晨是陰霾的，寒風刺臉地吹着。
　　　　“來，我拿着你的口袋。”我說。
　　　　卓婭站住了：
　　　　“為什麽你這樣？你看看我……你流淚啦？不要流着淚送我，你再看看我。”
　　　　我看了看她：卓婭的臉是幸福的，歡喜的。
　　　　我也用勉強的微笑回答了她。
　　　　“對，這樣好。不要哭……”
　　　　她緊緊地摟抱了我，吻了我，就躍上了開動了的電車。
　　日記本子
　　
　　　　在傢裏，每一件東西都保持着不久以前卓婭接觸過的溫暖。書架上的書，她怎麽擺好了，現在仍然那樣擺着。櫃裏的襯衣，桌上的一疊本子全是她親手安放的。為過鼕仔細地封好了的窗戶，插在細長的玻璃杯裏、帶着枯幹了的秋葉的樹枝全都記憶着她，也全都令人回憶她。
　　　　大約１０天之後，寄來一張明信片，一共幾行字：
　　　　“親愛的媽媽！我活着，健康，精神很好。你怎樣啊？吻你，摟抱你。你的卓婭。”
　　　　舒拉把這張明信片拿在手中很久，反復地讀它，並仔細地看戰地郵局的號碼，好像他想把它牢牢地記住似的。
　　　　“媽媽？！”他僅僅叫了一聲，可是這聲音包含了一切：詫異，責難，因為我們沒把真情告訴他而對我們惱恨。
　　　　自尊心和執拗的個性使得他不肯嚮我詢問什麽。卓婭沒和他傾心地談，對他一句話也沒講，使他非常詫異和痛心。
　　　　“可是你在７月走的時候也是什麽也沒對卓婭說呀。那會兒你沒有權利說，她也是一樣啊。”
　　　　他用嚮來我沒聽見他說過的話（我也沒想到他能這樣說）回答了我：
　　　　“我和卓婭倆是一個人。”他沉默一會兒，又更有力量地補充說：“我應該和她一起走！”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沒再談什麽。
　　　　……“幹什麽心也不安。”這時候我纔真正瞭解了這句話的意義！我每天坐着縫軍衣縫到深夜，同時總是想，總是想：
　　　　“你現在在哪裏？你怎樣啊？你想念我們嗎？……”
　　　　有一次我利用幾分鐘空閑時間開始整理桌子的抽屜，我打算騰出些地方安置卓婭的本子，免得往它們上邊落塵土。
　　　　首先我碰到的是卓婭的筆跡寫得密密的幾頁紙。我讀了：
　　　　這是她以“伊裏亞·木羅米次”為題的作文的幾頁草稿。文章是這樣開始的：
　　　　“俄羅斯的土地是遼闊無邊的，３個勇士保衛着它的安寧。當中騎在駿馬上的是伊裏亞·木羅米次，他手持長矛準備着刺殺敵人。左右是他的忠實朋友：兩眼神智的阿遼沙·波波維奇和美貌的多布雷尼亞。”
　　　　我回想起來了，卓婭曾怎樣讀關於伊裏亞的民歌，怎樣把瓦斯聶錯夫的名畫的復製品拿回傢來，怎樣註意地審視它。
　　　　她的文章是由描寫這張畫開始的。
　　　　在另一頁上寫着：“人民都愛護他，在他受傷時候憐惜他，稱他為‘伊連喀’和‘伊留申喀’‘伊連喀的腿傷了。’在兇惡的‘掠奪者’打敗了他的時候，俄羅斯土地自己給他灌註力量：‘在療養中，伊裏亞的力量增加了３倍。’”
　　　　背面是：
　　　　“百年之後人民的希望實現了：我們的土地已經有了自己的、光榮的、來自人民的保衛者——紅軍。無怪乎在歌裏唱着：‘我們生來是要把童話變為事實。’我們把奇妙的童話變為事實，人民也像當年歌唱伊裏亞·木羅米次那樣，懷着衷心的熱愛歌唱自己的英雄。”
　　　　我小心地把這些紙片夾在卓婭的一個本子裏，那時我又看見在這本子裏寫的就是關於伊裏亞·木羅米次的作文，但是已經修改並謄寫清楚了。後邊是教員蔚拉·謝爾傑夫娜的筆跡，清楚地寫着：“很好。”
　　　　以後我往抽屜裏放置一疊本子的時候，在一個角落裏觸到了什麽東西，伸進手去，拿出一個小日記本子來，我把它打開了。
　　　　在前幾頁上寫着作傢的姓名和作品的名稱，對着很多作品名稱標着十字：這是讀過了的記號。這裏有茹柯夫斯基，卡拉木金，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狄更斯，拜倫，莫裏哀，莎士比亞等……以後的幾頁是用鉛筆寫的，已經模糊不清了。再往後是卓婭用鋼筆寫的小字：
　　　　“人的一切都應該是美麗的：面貌、衣裳、心靈、思想。”
　　　　（契柯夫）
　　　　“做一個共産黨員——這就是大膽，思考，願望，果敢。”
　　　　（馬雅柯夫斯基）
　　　　以後的一頁上是用鉛筆草草寫的：“在《奧賽羅》裏邊，是人為了真理的最高理想，德行的純潔和精神的真誠的鬥爭。
　　　　《奧賽羅》的主題，是人的真正的、偉大的感情的勝利！”
　　　　還有：“莎士比亞作品的主角的失敗，一嚮是有高尚的道德原理的勝利伴隨着的。”
　　　　我翻閱這微微被揉摩了的小本子，似乎感覺我聽到了卓婭的聲音，看見了她的敏銳的、嚴肅的眼睛和羞澀的微笑。
　　　　這是《安娜·卡列尼娜》裏邊關於謝遼日的一段：“他衹９歲，他還是嬰兒；但是他已經知道自己的心，他很珍愛它，他像保護眼睛一樣地保護它，如果沒有愛的鑰匙，他不放任何人侵入他的心裏。”
　　　　我讀完了這幾句話，我覺得這就是指着卓婭說的，卓婭仿佛始終由每一行字裏註視着我。
　　　　“馬雅柯夫斯基是有血性、坦白和率直的人。馬雅柯夫斯基在詩裏創造了新的生活。他是公民詩人，是詩人演說傢。”
　　　　薩勤：“在勞動是快樂的時候，生活是美好的！在勞動是不得已的時候，生活是奴隸！”
　　　　“……什麽是真理？人，這就是真理！”
　　　　“……虛偽，是奴隸和主人的宗教……真理是自由人的上帝……人，這是美麗的！這個字讀起來是可驕傲的！應該尊重人！不要憐惜，不要用憐惜降低了他，應該尊重他！我一嚮憎惡過於為自己的溫飽打算的人。要緊的不是這個！人是高出這個的！人是高於溫飽的！”（高爾基：《底層》）
　　　　新的幾頁，上邊是新記的：
　　　　“塞萬提斯。‘奇妙的空想傢唐·吉訶德。’唐·吉訶德是意志，是自我犧牲，是智慧。”
　　　　“書可能是人類在走嚮未來的幸福和強大的路上，創造出來的奇跡中最復雜最偉大的奇跡。”（高爾基）
　　　　“初讀好書，如獲傾心良友。重溫如再會老友。終讀如辭別良友，不知能否再會。”（中國哲言——意譯）
　　　　“行路人是能剋服路途的艱難的。”
　　　　“在個性、舉止、風度和在一切一切上，最好的是樸實。”
　　　　（朗斐洛）
　　　　這時我又像讀卓婭的日記那天一樣，我感覺似乎我在手裏拿着一顆活的心，一顆渴望着愛和信仰的心。
　　　　我反復地翻閱這小本子，考慮每一行的意味，這時候我仿佛覺得卓婭就站在我身邊，我們又在一起了。
　　　　剩下最後的幾頁了。記着：１９４１年１０月。
　　　　“莫斯科市委書記，謙遜、樸實的人。
　　　　他講話簡短清楚。他的電話：ＫＯ—２７—００分機１—１４。”
　　　　以後是由《浮士德》裏邊錄下的句子，和整個贊頌艾弗裏昂的合唱歌詞：
　　　　“這一瞬間我的口號是：
　　　　决戰，勝利的吼聲。
　　　　…………
　　　　讓我展開翅膀飛往那裏！
　　　　飛往戰鬥的火場，飛嚮戰鬥！”
　　　　“我愛俄羅斯直到心痛，我不能設想我會在俄羅斯以外的地方。”（薩爾蒂科夫·謝德林）
　　　　在最後一頁，忽然像對心的打擊一樣——《哈姆萊特》裏邊的話：
　　　　“永別了，永別了，記憶着我吧！”
　　“丹娘”
　　
　　　　我寫這本書也愉快，也痛苦。我回憶起往事來，就覺得好像重新又搖着幼小的卓婭的搖籃，重新懷抱着３歲的舒拉，重新看見我的孩子們，看見他倆在一起，活活潑潑，充滿了希望。
　　　　剩餘下的需要敘述的事情愈少，我就愈痛苦，接近了的不可避免的結局愈顯然，我就愈難找到需要的話……
　　　　卓婭去後的每一天，連最瑣碎的事，我都記得很清楚。
　　　　她走後我和舒拉兩人的生活就完全變為期待了。在過去，舒拉回到傢裏看不見姐姐的時候，他嚮來問：“卓婭在哪裏？”
　　　　現在他的第一句話是：“沒有信嗎？”以後他就不把這句問話說出來了，但是我在他的眼神裏永遠可以看見這句問話。
　　　　有一次他很興奮、很高興地跑進屋來，並且緊緊地摟抱了我，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有信嗎？”我馬上猜中了。
　　　　“豈衹有，看看是什麽樣的信呀！”舒拉喊着說，“你聽：
　　　　‘親愛的媽媽！你現在好麽，精神好麽，沒害病嗎？媽媽，如有可能，就是給我寫幾行也好哇。我在完成任務的時候，一定來傢裏看看。你的卓婭。’”
　　　　“哪一天寫的呀。”我問。
　　　　“１１月１７日。這就是說，我們等着卓婭回來吧！”
　　　　我們又開始等待了，不過現在不像那樣擔心了，而是抱着愉快的希望等待着。我們時刻地等待着，晝夜地等待着，始終在準備一聽見推開門的聲音就跑去迎接她，我們時時刻刻地準備成為幸福的人。
　　　　可是１１月過去了，１２月過去了，已經要到１月底了……
　　　　再也沒有過信或是別的消息。
　　　　我和舒拉倆都有工作。一切傢務事都由他擔當起來了，我看出來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婭。如果他先回到傢來，他就為我溫上湯菜。我看見過他在夜間起來給我加被，因為那時候木柴得來已經睏難，我們盡可能地節省燃料。
　　　　有一次——這是在１月底——我很晚纔往傢走。通常都是這樣，我每逢很疲倦了，就僅僅無意地聽到一些路人談話的片斷。那一晚在街上處處聽人們說：
　　　　“今天您讀《真理報》了嗎？”
　　　　“您讀了裏多夫的那篇文章嗎？”
　　　　在電車上有一位臉色憔悴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對自己的同伴說：
　　　　“多麽動人的一篇通訊啊！多麽好的姑娘啊！……”
　　　　我瞭解了今天的報上一定登着什麽不平常的東西。
　　　　“舒拉，”我回到傢裏說，“今天你讀了《真理報》嗎？據說在那上邊有一篇很使人註意的通訊。”
　　　　“讀了，”舒拉眼不看我，簡單地回答道。
　　　　“關於什麽事呀？”
　　　　“關於一個青年女遊擊隊員丹娘，德國人把她絞死了。”
　　　　屋裏很涼，我們已經習慣這樣了。但是這會兒我覺着我的內臟全涼了，全緊縮了。我想：“這不知是誰傢的女孩子，傢裏也一定等待着她，一定也替她擔心呢……”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了無綫電廣播，先是一些關於戰爭的報告和勞動戰綫上的消息。忽然廣播員說：
　　　　“現在我報告登在今天（１月２７日）的《真理報》上的裏多夫的一篇通訊。”
　　　　於是悲傷憤慨的聲音就開始述說，在１２月上旬在彼得裏斜沃村德國人怎樣殺害了女遊擊隊員，青年團員丹娘。
　　　　舒拉忽然說：“媽媽，我把它關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覺着奇怪：舒拉嚮來睡得很酣，大聲說話和無綫電聲音全不妨礙他睡覺。我本來很想聽到完，但是我終於把擴音器關了，對他說：“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團區委去了：可能那裏知道關於卓婭的什麽消息。
　　　　“任務是秘密的，可能很長時間沒有信。”區委書記對我說。
　　　　又過了幾天難熬的日子，在２月７日（這個日子我永遠忘不了），我回到傢來看見桌上放着一張字條：媽媽，青年團區委請你到那裏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婭托誰帶來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飛似地跑往區委去了。那一晚很黑，颳着風，電車沒開駛，我差不多跑着，常常滑跌，起來仍繼續跑，在我的腦子裏沒有一點兒關於慘事的思想。我沒預料到有什麽壞消息，衹是想知道：幾時我能看見卓婭？她能快回來嗎？
　　　　到區委以後，他們對我說：“你們走岔啦。您回傢去吧，莫斯科團市委的人到您傢裏去了。”
　　　　“快，快知道卓婭在什麽時候回來！”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傢去了。
　　　　我推開門就楞在門坎上了。有兩個人離開桌子起身迎我來了：齊米列捷夫區文教局局長和另一個不相識的、臉上表情嚴肅並且微微緊張的青年人。由他嘴裏冒着蒸氣：屋裏冷，誰也沒脫大衣。
　　　　舒拉靠窗站着。我看了看他的臉，我們的視綫遇着了，我就忽然瞭解了……他撲嚮我來了，並且還碰倒了什麽東西，可是我好像腿被釘在地板上，絲毫不能動了。
　　　　這時我就聽見有人說：“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您讀了《真理報》上關於丹娘的那篇通訊了嗎？那是您的卓婭……日內我們到彼得裏斜沃去。”
　　　　我頽然倒在有人送過來的椅子上了。我沒有淚，也沒有呼吸。我衹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個人，在腦子裏總是這一句話：“她犧牲了……她犧牲了……”
　　　　舒拉把我安置在床上，並在床邊坐了一整夜。他沒有哭。
　　　　他的眼睛沒有淚，衹是嚮前凝視着，雙手緊握着我的手。
　　　　“舒拉……現在我們怎麽辦呢？”好容易我纔說出來。
　　　　一嚮能控製自己感情的舒拉，這時候就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來。
　　　　“我早已知道……我全知道，”他嗚咽地重複說，“那時候《真理報》上有照片啊！脖子上帶着繩子……雖然是另外的名字……可是我瞭解是她……我知道這是她……我不願意對你說。我想，我可能錯認了……我就想是我錯認了。我不願意相信。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給我看看。”我說。
　　　　“不！”他嗚咽地回答說。
　　　　“舒拉，”我說，“還有很多事擺在我前邊哪，我還要看見她哪。我要求你……”
　　　　舒拉由上衣的裏袋裏掏出了自己的日記本子：在潔白的一頁上粘着由報紙上剪下的四方的一塊。這時候我看見了她的骨肉相連的、親愛的、受盡折磨的、不動的臉。
　　　　舒拉還對我說了些什麽話，可是我沒聽見，忽然我耳朵裏聽見了他的一句話：
　　　　“你知道她為什麽說她叫丹娘麽？你還記得丹娘·索羅瑪哈嗎？”
　　　　那時候我就回想起來了，並且馬上瞭解了一切。是，毫無疑義，這是她回憶着很久以前犧牲了的姑娘，纔報了自己的名字是丹娘……
　　在彼得裏斜沃
　　
　　　　幾天以後我往彼得裏斜沃去了。現在我記不清楚是怎樣去的，我衹記得柏油公路達不到彼得裏斜沃，汽車走了差不多１５公裏土道，都是拖過去的。我們來到彼得裏斜沃幾乎全凍僵了。人們把我帶進一所農捨裏，可是我究竟沒能暖和過來！內心裏冷。爾後我們到卓婭的墓地去了。孩子已經被掘出來了，我馬上就看見了她……
　　　　她在地下躺着，兩手直垂着，頭嚮後揚着，頸上帶着繩子。她臉上的表情是完全鎮靜的，臉完全被打傷了，在一邊面頰上有打傷的黑痕。全身被刺刀刺爛了，胸脯上有凝結了的血。
　　　　我在她身邊跪下看着她……我掀開了她光滑的額上的一綹頭髮，這被傷毀了的臉上的鎮靜又一次使我驚訝。我不能放掉她，我不能使我的眼睛不看她。
　　　　忽然一位穿着紅軍戰士大衣的姑娘走到我身邊，她溫柔地、但是堅决地攙着我胳膊把我扶起來了。
　　　　“咱們到屋裏去吧。”她說。
　　　　“不去。”
　　　　“去吧，我曾和卓婭在一個遊擊隊裏，我告訴您……”
　　　　她領我進入一所農捨，挨着我坐下，就開始述說。我勉強地，像穿過雲霧似地模糊地聽着她。有些事我已經由報紙上知道了。她對我述說：有一組青年團員（遊擊隊員）怎樣越過了戰綫，他們在德國人占領地區的林子裏住了兩個星期。
　　　　他們在夜裏出來執行隊長交給的任務，白天他們在雪裏睡覺，烤火。他們攜帶了５天的口糧，可是分用了兩星期，卓婭曾和同志們分食最後的一塊幹糧，最後的一口水……
　　　　這位姑娘的名字是剋拉娃，她一邊說，一邊哭。
　　　　……以後到了他們返回根據地的時候了，可是卓婭總是說做得太少，她請求隊長許可她潛入彼得裏斜沃村裏去。
　　　　她放火燒了德國人占據着的農捨和部隊的馬廄。過了一天，她接近了在村子邊緣的另一馬廄，在那裏有２００多匹馬。
　　　　她由背囊裏取出了盛着汽油的瓶子，把汽油灑在目的物上，彎下腰去正要劃火柴，這會兒一個衛兵由後邊抓着她了。她把他推開，掏出了手槍，但是沒來得及放響，德國人打落了她手裏的武器並發出了警號……
　　　　剋拉娃沉默了。那會兒農捨的女主人，看着爐中的火，忽然說：
　　　　“我能告訴你們以後的事……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我也聽了她的述說。但在這裏還是讓我們讀彼得·裏多夫的通訊好啦。他第一個寫了關於卓婭的報道，他首先來到彼得裏斜沃村，他追尋着新鮮的蹤跡，瞭解了和問明了德寇曾怎樣用酷刑摧殘她以及她是怎樣犧牲的……
　　經過情形
　　
　　　　……他們把卓婭帶進來了，對她指示了板鋪，她坐下了。
　　　　在她對面，在桌子上放着電話機、打字機、收音機和攤着司令部的文書。
　　　　軍官們漸漸地聚攏來，他們命令房主人（沃羅寧）退出室外。老太太踟躇不去，一個軍官就對她叱責：“老婆子，滾！”
　　　　並且搗了她的背。
　　　　德寇一九七師三三二步兵團團長留得列爾中校曾親自審訊卓婭。
　　　　沃羅寧坐在廚房裏究竟還能聽見屋裏的事，一個軍官發問，卓婭（她就是在這會兒報的丹娘的名字）不遲疑地、大聲地、不謙遜地回答。
　　　　“你是誰？”中校問。
　　　　“我不告訴你。”
　　　　“是你放火燒了馬廄嗎？”
　　　　“是我。”
　　　　“你的目的？”
　　　　“消滅你們。”
　　　　沉默。
　　　　“你在什麽時候通過了戰綫？”
　　　　“在星期五。”
　　　　“你來得很快呀。”
　　　　“那麽還楞着是怎麽着？”
　　　　又曾問誰派卓婭來，她的同伴是誰，他們曾要求她交出自己的同伴來。隔着門傳來的回答是：“沒有”，“我不知道”，“我不告訴你”，“不說”。以後在空中有皮帶的哨音和鞭打在身上的聲音。幾分鐘以後，一個青年小軍官由屋裏跑到廚房，兩手抱着頭，閉着眼，堵着耳朵，直坐到刑訊終了，連法西斯的神經都受不住了……
　　　　四個體壯的男子解下皮帶打卓婭。據房主人計算，他們打了２００下，可是始終沒發出任何呼疼的聲音，以後她仍是回答“不”，“不說”。衹是她的聲音比以前低了……
　　　　留得列爾刑訊卓婭的時候，一個叫卡爾·鮑爾連的士官（以後被俘了）曾在場。他在自己的口供裏曾寫道：
　　　　“你們人民的小女英雄始終是堅毅的，她不懂什麽是背叛……她凍得發青了，傷口流着血，可是她什麽也沒說。”
　　　　卓婭在沃羅寧傢裏過了兩小時，審訊後他們把她帶到了瓦西裏·庫裏剋的農捨裏。衛兵押解着她，她仍然是被剝去了衣裳，赤足在雪地上走。
　　　　她被帶進庫裏剋的農捨的時候，在她的額上有大塊紫黑色傷痕，在她的臂上和腿上全是傷痕。她氣喘不息，頭髮蓬亂，在汗珠遮蓋着的高額上粘着一綹一綹的黑發。姑娘的兩手在背後綁着，咬破了的嘴唇腫了。一定是她在受刑的時候自己把嘴唇咬破了。
　　　　她坐在凳子上，德國衛兵守門站着，她安靜不動地坐着，以後她要求喝水。瓦西裏·庫裏剋走近了水桶，但是衛兵搶到前頭去，他拿起桌上的煤油燈送到卓婭嘴邊。他想用這個說明應該用煤油灌她，而不是用水。
　　　　庫裏剋開始為姑娘求情，衛兵最初一點也不通融，後來纔讓步了，許可給卓婭水喝，她貪婪地喝了兩大杯水。
　　　　一群駐在這屋裏的德國兵包圍了姑娘，肆意地取笑她，有的用拳頭觸她，有的用燃着的火柴燒她的下顎，還有一個兵用鋸刺她的背。
　　　　兵士們取笑夠，就睡覺去了。那時候衛兵端着步槍對準卓婭，命令她站起來走到室外去。衛兵在卓婭身後跟隨着，他的刺刀差不多就觸着了卓婭的背。後來他喊了一聲“嚮後轉！”
　　　　他又往回去的方向帶着卓婭走，僅僅穿着襯衣的卓婭，赤着腳在雪裏來回地走着，直到那個劊子手自己凍得再也挺不下去，需要回到溫暖的屋裏的時候，纔回屋裏去了。
　　　　這個衛兵由下午１０點鐘看着卓婭直到下半夜２點鐘，每隔一小時他就帶卓婭到外邊凍１５到２０分鐘……
　　　　新衛兵接崗了。他許可了不幸者躺在凳子上。
　　　　庫裏剋的妻子偷了個空和卓婭談話。
　　　　“你是誰傢的呀？”她問。
　　　　“您問這個幹什麽呀？”
　　　　“你是什麽地方人呀？”
　　　　“我是莫斯科人。”
　　　　“有父母嗎？”
　　　　姑娘沒回答。她一動也不動地躺到早晨，她再也沒說什麽話，並且雖然腳已經凍壞了，一定很疼，可是她並沒呻吟。
　　　　清晨德國兵們開始裝置絞架。
　　　　庫裏剋的妻子又開始和卓婭談話：
　　　　“前天是你嗎？”
　　　　“是我。德寇燒死了嗎？”
　　　　“沒有。”
　　　　“可惜。焚燒了什麽呀？”
　　　　“他們的馬燒死了，聽說，兵器也燒毀了……”
　　　　上午１０點鐘軍官們來了，其中的一個又問卓婭：
　　　　“你告訴我，你是誰？”
　　　　卓婭沒回答。
　　　　“你告訴我：斯大林在什麽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崗位上。”卓婭回答說。
　　　　以下的審訊，房主人沒聽見：他們被由屋裏推出來了，在審訊完了的時候纔放他們回去。
　　　　德國兵們把卓婭的物件拿來了：一件短襖、褲子、襪子，她的背囊也在這裏，裏邊放着火柴和????。帽子、皮上衣、毛絨上衣和皮靴全沒有了。士官們已經把這些東西分贓了，手套落在軍官廚房裏的紅發廚子手裏了。
　　　　他們給卓婭穿上了衣裳，房主人幫助卓婭往發黑了的腿上套上襪子。他們把沒收來的她的汽油瓶子和一塊寫着“縱火犯”的木牌挂在她的胸前，就把她帶到立着絞架的廣場去了。
　　　　刑場上由１０幾名亮着刀的騎兵、１００多步兵和幾個軍官包圍着。
　　　　地方居民奉命在這裏集合看行刑，但是到場的人很少，也有的到場站一會兒就溜回傢去了，以免親眼看這慘不忍睹的事件。
　　　　在由絞架上放下來的繩套下邊，疊着兩衹木箱。他們把姑娘抱起放在木箱上，把繩套套在她的頸上。一個軍官拿着他的“柯達”照像機開始朝着絞架對光，警衛司令嚮劊子手打了一個等待一會兒的手勢。
　　　　卓婭利用這個機會嚮着集體農場男女農民大聲清脆地喊道：
　　　　“唉，同志們！你們為什麽愁苦地看着哇？你們壯起膽子來，奮鬥吧，打法西斯，放火燒他們，用毒藥毒他們吧！”
　　　　旁邊站着的德國人揮動了手，不知是要打她，還是要堵她的嘴，可是她擋開他的手繼續說：
　　　　“我不怕死，同志們！為自己的人民而死，這是幸福啊！”
　　　　攝影師由遠處和近處都對絞架拍照，現在他又在對光，打算由側面拍照。劊子手們急躁地望着警衛司令，警衛司令就對攝影師喊了一聲：
　　　　“快，快！”
　　　　那時卓婭就轉身對着警衛司令和德國兵士兵們大聲喊道：
　　　　“你們現在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個人，我們是２萬萬人，你們不能把我們全絞死，有人替我報仇。士兵們！趁着還不晚，快投降吧：勝利遲早是我們的！”
　　　　劊子手扯緊了繩子，繩套勒緊卓婭的咽喉。卓婭雙手掙鬆了繩套，用足尖挺身站着，用全力喊道：
　　　　“永別了，同志們！奮鬥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們在一起！斯大林一定來到！……”
　　　　劊子手用他的釘着馬掌的皮鞋踹着木箱，木箱在踏實了的、滑溜的雪上嘎嘎響着，上邊的木箱咚地一聲落在地下了。
　　　　人群閃開了。有人驚絶地吼叫一聲，馬上又沉寂了，由林邊立刻傳出一個回聲來……
　　剋拉娃的述說
　　
　　　　“親愛的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
　　　　我叫剋拉娃，我曾和您的卓婭在一個遊擊隊裏。我瞭解我和您在彼得裏斜沃相遇的時候，您很難註意聽我的述說。可是我也知道，另一方面您很需要知道卓婭離開您以後所過的每一分鐘，這對於您是很寶貴的。讀可能比聽容易些。所以我盡可能地在這封信裏把我所知道和記得的告訴您。
　　　　在１０月中旬，我曾和其他青年團員們一起，在青年團莫斯科市委的走廊裏等待着市委書記接見我的那一分鐘。我曾和其他的人們一樣，希望派我到敵人的後方去。在大堆的人群中，我註意了一位膚色微黑灰色眼珠的姑娘。她穿着咖啡色的、鑲着皮領和皮下襬的大衣。她沒和任何人談話，顯見她不認識周圍的任何人。由書記辦公室走出的時候她的兩眼是發光的、喜悅的，她對站在門口的人們微笑着走出去了。我曾羨慕地看着她的背影：很明顯，她被認為是合格了。
　　　　後來我也被接受了。１０月３１日，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天。
　　　　我來到了‘柯裏傑’電影院，很大一批莫斯科的青年團員應該由這裏被分發到部隊裏去，落着小雨，又冷又潮濕。
　　　　在‘柯裏傑’電影院的入口處，我又看見了那灰色眼睛的姑娘。‘您上電影院嗎？’我問她。‘是’，她衹是兩眼微笑地回答說。又接連不斷地來了些男女青年。‘你們上電影院嗎？’我們問由眼前走過的人們，大傢都回答：‘是。’可是在電影院開始售票的時候，誰也不買票，我們彼此看了看，大傢就全笑了。那時候我就走近灰色眼睛的姑娘問她：“您叫什麽名字呀？’她回答說：‘卓婭。’以後卓婭和另外一位姑娘卡佳，拿來了杏仁分給大傢。
　　　　‘免得看電影寂寞。’卓婭微笑着說。不久之後我們就都彼此認識了。以後汽車開來了，我們登上汽車，通過莫斯科駛嚮莫札伊斯剋公路去了。我們一路上不斷地唱着歌：
　　　　命令下來了：他往西，她往另一方向，青年團員們奔嚮革命戰場……
　　　　我們走過了莫斯科最後的樓房，上了莫札伊斯剋公路。在那裏婦女們和半大的孩子們正在修築防禦工事。我們一定全一樣地想了：誰也攻不陷我們的莫斯科。你看，所有的莫斯科人，無論老小，都决心要堅守它和保衛它呀！
　　　　在將近下午６點鐘時候，我們來到了自己的部隊。它駐在孔采夫後邊，晚飯後馬上就開始了學習。我們研究了自衛武器：七星手槍，毛瑟手槍，巴拉別留姆連發手槍：拆開了，安裝上，互相檢查，卓婭很快就熟悉了給我們講解的事，她對我說：‘我兄弟到這裏來纔好哪，他的手很靈巧，無論什麽樣的機件，他都能眨眼間拆散了又安裝起來，並且不需要說明。’我們房間裏大約有１０個女孩子。我們彼此連名字也還沒記清楚，可是在選舉班長的時候，馬上有幾個人的聲音同時喊出了：‘卓婭。’那時我就明白了：她不僅合我一人的心。
　　　　第二天早晨６點鐘我們被喚起來了。在７點鐘就應該開始學習了。卓婭走到我的床前玩笑地說：‘快起來吧，不然我給你來一個冷水淋浴！’她對另外一個稍微遲緩了的女孩子說：‘你這是什麽兵啊？既然發出起床號令了，就應該馬上跳起來！’在吃飯的時候她也總是催促我們，那時就有一個人對她說：‘為什麽你老是發號施令啊？’當時我想：她一定用很激烈的話回答她。可是卓婭衹是註視着那個女孩子的眼睛說：
　　　　‘是你們自己選出我的呀。既然選出了我，就服從我吧。’以後我聽到過多少次人們評論卓婭說：‘她什麽時候也不駡人，可是她衹要一看，那就……’我們學習並不是在教室裏，坐在凳子上，上課全是在林子裏。我們學習了憑着指南針找目的地、辨別方向和練習射擊，我們也曾拿着盛有炸藥的箱子學習爆破工作，我們的教員稱這工作為‘拔樹’。那些日子我們總是接連不斷地學習，差不多完全不休息。
　　　　後來，臨到了一天，斯普羅基斯少校把我們都個別地叫到他那裏去，重新問我們：‘你不害怕嗎？你不會膽怯嗎？還有機會退出去和推辭掉。但是，這是最後的機會，以後可就晚了。’卓婭是在最前頭進入他的辦公室的，她差不多一眨眼工夫就出來了。這就是說，她回答得幹脆和堅决。
　　　　以後就發給我們自衛武器，並把我們分成小組。
　　　　１１月４日我們來到了沃洛柯拉木斯剋附近，我們應該在那裏越過戰綫，潛入敵人後方，我們的任務是把地雷埋在沃洛柯拉木斯剋公路上。嚮沃洛柯拉木斯剋進發的是兩個小組——我們的小組和康斯坦丁的小組。我們要嚮不同的方向前進了。在康斯坦丁的小組裏有兩個女孩子，淑拉和葉娘。臨別的時候她們說：‘女孩子們，我們一定要像英雄一樣地執行任務，如果死了，那麽也做個英雄。’當時卓婭回答說：‘不這樣怎樣呀？’我們在深夜裏，悄悄地，一槍沒放就通過了戰綫。以後派了我和卓婭去前邊偵察，我們歡喜地出發了，我們希望很快地幹工作。可是我們剛走了幾步，不知道由什麽地方忽然來了兩輛機器腳踏車，擦着我們飛快地駛過去了。在這時候我們想起了：不可以忘掉小心。我們馬上就約定了：絶對不被活捉了去。以後我們就爬上去了，地面上的落葉瑟瑟響着，每一點點動靜全像是很大的聲音。但是卓婭究竟還是爬得很快，差不多一點兒聲音都沒有，很輕巧，好像完全不吃力似的。
　　　　我倆順着公路爬行約３公裏，以後我們又返回林子前邊報告我們的人：路上無阻礙。男孩子們就一對一對地散開埋地雷去了——公路上的地雷永遠要兩個一起安埋。我們——
　　　　４個女孩子——警衛着他們。男孩子們還沒搞完工作，我們就聽見了遠處汽車的隆隆聲音，最初聲音很微，漸漸大了，近了。我們警告了男孩子們，接着我們就全在一起彎着腰跑到林子裏去了。我們剛剛喘息了一會兒，爆炸聲音就傳來了。馬上發出了亮光，以後就那樣地寂靜，好像周圍的一切都死盡了，連林子的風聲也停止了。以後又有第二次爆炸聲，第三次爆炸聲，槍聲，喊叫聲……
　　　　我們進入林子的深處去了。在天完全亮了的時候，我們就宣佈休息了，並且互相道賀，因為那天是１１月７日。
　　　　在中午我和卓婭來到了通行汽車的大道，把鐵蒺藜拋散在道上了。它們是會刺破汽車的膠皮帶的。當時我註意了一樁事，以後我更逐漸地確信這個了，這就是：和卓婭在一起不害怕。一切事她都做得很準確，很鎮靜，並且有信心。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我們的同志們都高興和她在一起出去偵察。
　　　　當天晚上我們回到‘傢’裏（部隊裏）了。我們報告了執行任務的經過，又在澡堂裏洗了澡。我記得，在這些事完了之後，我和卓婭倆第一次開始談自身的問題。我們坐在床上。卓婭雙手抱着兩膝。她的頭髮剪得很短，沐浴後臉也發紅了，這時在我看來卓婭完全像一個小女孩子。她忽然問我：
　　　　‘我問你，你在參加部隊以前幹什麽啦！’‘當教員啦。’那麽說我應該稱你做“您”了，並且呼名字和父名啊！’卓婭說。
　　　　我應該告訴你，卓婭和所有的女孩子們談話全用‘你’字，和男孩子們談話則用‘您’字。他們也全稱她為‘您’。可是這次她說得那樣好玩，使得我不由得就笑了：一下子就覺出來，卓婭在實際上也還是小女孩子，她剛剛１８歲，她是離開學校的板凳直接到這裏來的。
　　　　我就問她：‘你怎麽想起稱呼“您”，稱呼名字和父名來啦！我不過比你大３歲呀。’卓婭沉思了一會兒就說：
　　　　‘你是青年團員嗎？’‘是。’‘那麽，我就用“你”字啦。你有父母嗎？’‘有。還有姐姐。’她就說：‘我有媽媽和一個弟弟，我１０歲的時候父親死了，媽媽自己把我們養大了。將來我們完成任務回去，我把全組帶到莫斯科去，帶到媽媽那裏去。你看看她好不好。媽媽也一定很喜歡你們大傢。我習慣和你們在一起了，我一定和你們在一起直到戰爭終了。’我們頭一次這樣傾心地談話。第二天我們接到了新的任務，小組裏的人也更動了，但是女孩子們仍然是舊有的：卓婭，麗達·布雷基娜，蔚拉·沃羅施娜和我，我們全成為朋友了。我們的新隊長的名字是鮑裏斯，他是很有修養和很鎮靜的，稍微嚴厲一點，但是嚮來不駡人，也不允許別人駡人。
　　　　卓婭常愛重複他的話：
　　　　‘駡人，自己不能更聰明，也不能使別人更聰明。’我們周身帶着盛滿汽油的瓶子和手榴彈嚮敵人後方進發了。這一次我們是戰鬥着闖過去的，但是誰也沒有傷亡。第二天我們領受了真正的戰鬥洗禮，交叉火力由三方面壓製了我們。
　　　　蔚拉喊道：‘兄弟們，臥倒！’我們臥倒了，緊貼着地。在槍聲沉寂的時候，我們往前爬出去大約８００米，那時候發現缺少了３個同志。
　　　　‘請許可我回去看看有沒有受傷的。’卓婭對隊長說。
　　　　‘您帶誰去？’鮑裏斯問。
　　　　‘一個人去。’‘等一會兒，先讓德國人安靜安靜。’‘不，那時候就晚了’。
　　　　‘好，去吧。’卓婭匍匐地爬去了。我們左等右等，她總是不回來。過了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我漸漸地確信卓婭犧牲了。
　　　　不然就無法理解為什麽她過了這麽長的時間還不回來。但是在破曉時候她回來了。她身上帶滿了武器，雙手染滿了血，由於疲倦臉也變成蒼白的了。
　　　　３個同志犧牲了。卓婭爬近了每一個同志，取了他們的武器。由蔚拉的衣袋裏取出了她母親的照片和寫着詩的小日記本子，由柯利亞身上取出了書信。
　　　　我們在林子深處用細幹枝點起了第一次的營火，因為它不冒煙。火是很小的一堆，差不多可以盛在一個盤子裏。我們不敢點起更大的火。我們衹烤烤手和溫溫罐頭。這一鼕季開始以來還沒下過雪，沒有地方能取得水，我們渴得非常難受。
　　　　我被派出去作初步偵察。我剛伏在矮矮的松樹叢裏，就來了幾個希特勒匪徒。他們緊挨着我停下了，他們說，笑。大約一小時過去了，我的腳完全凍木了，嘴唇也幹了。好不容易耐到他們走了之後，我就毫無收穫地返回原地了。卓婭迎接了我。她什麽也沒問我，衹是用自己的圍巾纏了我的脖子並把我安置在靠火近的地方。以後她就到什麽地方去了，回來的時候手拿着杯子說：
　　　　‘我給你留下了一點冰棍兒，現在化了一點兒水，你喝吧。’‘我永遠忘不了這個。’我說。
　　　　‘你喝吧，喝吧。’卓婭說。
　　　　以後我們的隊伍又嚮前進發了。我和卓婭擔任偵察，走在１００米前頭，其他的人們在後邊，彼此距離約一米半，魚貫而行。忽然卓婭停下了，並且舉起一隻手，發出全組停止前進的信號，原來是在卓婭前邊在地下倒着一個犧牲了的紅軍戰士。我們檢查了他，他的兩腿和鬢角都被子彈穿透了。我們在他的衣袋裏找到一件申請書：‘坦剋驅逐營中尉羅基昂諾夫具。請追認我為共産黨員。’卓婭把這張紙折起來放在自己的棉製服的口袋裏了。她的臉很嚴峻，兩眉皺緊，在那會兒我感到她完全不像小姑娘，而是像一個戰士，她對敵人將毫不留情地進行報復。
　　　　我們嚮彼得裏斜沃進發了，那裏有大批敵人。一路上我們割斷了敵人的電綫。夜間我們接近彼得裏斜沃了，村子的周圍全是蔥密的林子，我們進入了林子的深處，在那裏燃起了真正的營火。隊長派出去一個男同志警衛我們，其餘的人們都圍火坐着。圓圓的、昏黃的月亮升上來了，已經降了幾天雪，在我們的周圍屹立着雪罩着的高大蔥密的羅漢鬆。
　　　　‘這樣的松樹放在騎兵教練場纔好哪！’麗達說。
　　　　‘是要有這樣的裝飾！’卓婭接着說。
　　　　以後鮑裏斯開始分配最後的口糧，每人分得半塊面包幹、一塊糖和一小塊幹魚。男孩子們一下子就都吞下去了，我們不然，我們一點一點咬，為的是盡可能地多嘗嘗滋味。卓婭看了看她的鄰人說：
　　　　‘我已經吃飽，不願再吃了，給你吧。’她把面包幹和糖嚮他遞過去。
　　　　他最初還拒絶，以後就接受了。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麗達·布雷基娜說：
　　　　‘真願意活着！’不要忘了這句話的意義！在這句話裏含着極大的信心，相信在前頭有長久的，美好的生活。
　　　　這會兒卓婭開始背誦馬雅柯夫斯基的詩。過去我一嚮沒聽見過她朗誦詩。這的確是不平凡：夜，雪罩着的森林，營火在燃着，卓婭小聲地、清脆地背誦着詩，聲調充滿了動人的情感：
　　　　天空飛着黑雲，雨壓縮了黃昏。
　　　　在破車下躺着工人們。
　　　　上下的水都聽見了驕傲的耳語：
　　　　‘四年後在這裏一定有一座花園樣的城市！’我也喜歡馬雅柯夫斯基，並且很熟悉這首詩，可是在這裏卻像是第一次聽見一樣。
　　　　手足因潮濕而痙攣，泥水裏的舒適不怎麽好。
　　　　工人們在黑暗裏坐着，嚼着泡濕了的面包。
　　　　但耳語比饑餓聲音更大——
　　　　它咒駡着雨點：
　　　　‘四年後在這裏一定有一座花園樣的城市！’我回頭看了看，大傢全都絲毫不動地坐着，目不轉睛地註視着卓婭。她的臉又發紅了，她的聲音逐漸增強起來了：
　　　　我知道——
　　　　將來會有城市，我知道——
　　　　花園裏將盛開着花朵，因為蘇维埃國傢有那樣的人。
　　　　‘再來一首！’在她朗誦完的時候我們異口同聲地說。於是卓婭就開始連續地朗誦她所能背誦的馬雅柯夫斯基的詩。
　　　　她知道很多。我還記得她懷着什麽樣的情感朗誦了《大聲疾呼》敘事詩的片斷：
　　　　我要像舉起布爾什維剋的黨證一樣，舉起我的一百部黨性的小書。
　　　　我們就這樣記着了這一夜：營火，卓婭，馬雅柯夫斯基的詩……
　　　　‘您一定很喜歡他吧？’鮑裏斯問。
　　　　‘很喜歡！’卓婭回答說，‘各樣的好詩人很多，可是馬雅柯夫斯基是我最喜歡的詩人之一。’在偵察清楚了地方情況之後，鮑裏斯就開始分配任務。我曾聽見鮑裏斯和卓婭之間的簡短的談話：
　　　　‘您留下值班吧。’鮑裏斯說。
　　　　‘我請求派我出去執行任務。’‘衹是男孩子們出去執行任務。’‘應該平分艱苦啊。我請求您。’‘請求’這兩個字她是像‘要求’那樣說出的。隊長同意了。我偵察去了，卓婭到彼得裏斜沃執行任務去了。她在臨行的時侯對我說：“咱們換換手槍吧，我的比較好，可是我使用自己的和使你的全一樣。她拿去了我的普通七星手槍，把自己的自動七星手槍給我了。這支手槍現在仍在我手裏，它是圖洛工廠１９３５年出品，號碼是１２７１９，在戰爭終了以前，我决不和它分離。
　　　　卓婭完成任務回來是變了樣子——衹好用這句話形容她。她放火燒了馬廄，燒了住房，她相信希特勒匪徒也在那裏燒死了。
　　　　‘做了真正的事之後，心情完全是另樣的！’她說。
　　　　‘難道以前你什麽事也沒做嗎？你出去偵察過，割過電綫……’‘究竟不同！’卓婭打斷了我的話，‘這點兒事太少！’經隊長許可後，她又往彼得裏斜沃去一次，我們等待了她３天，可是她沒回來。其餘的事您都知道了。
　　　　卓婭對我講過，說您的一傢人是彼此很親熱的，差不多沒分離過。所以我深信，我能告訴您的這一點事，對於您一定也是寶貴的。我雖然認識卓婭僅僅一個月，可是她對於我也和對於我們隊的其他隊員們一樣，是我們所認識的最光明最純潔的人物之一。
　　　　在您來到彼得裏斜沃的時候，我也曾看見您的兒子舒拉，他曾在卓婭的墳前挨着您站着。卓婭對我這樣說過：‘我和弟弟倆誰也不像誰，我們的個性完全不同。’可是我看見舒拉之後，就知道他們的個性是相似的。我如同現在還看見他一樣，記得他站着，看着卓婭，咬着嘴唇，但是不哭。
　　　　我沒有安慰您的話，也不可能有那樣的話，我知道在世界上沒有在您的悲傷中能安慰您的話。但是我願意告訴您：卓婭在人們的記憶中永遠不死，也不會死的，她活在我們之間。
　　　　她將鼓舞很多人奮起鬥爭，她的壯烈行為將給很多人照耀道路。親愛的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我們的愛，您的女兒們和兒子們的愛，在我們的全國土地上，將永遠圍繞着您。
　　　　剋拉娃。”
　　　　###我去彼得裏斜沃數日以後，無綫電播出了卓婭被追認為“蘇聯英雄”的消息。
　　　　……３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往剋裏姆林宮去領取卓婭的證書，迎面吹來溫暖的春風。我在路上想着：“卓婭不能看見這個了，永遠不能看見了。她曾愛過春天，現在沒有她了。她不能再走過紅場了，永遠不能了。”我和舒拉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悲思，我們無論想什麽，我們每次嚮前邁一步，都忘不了這個。
　　　　並沒需要我久待，很快地就把我領到一間大廳裏去了。我並沒一下子就看清周圍，瞭解我在什麽地方……我忽然看見一個人在桌子後邊站起來了。
　　　　“加裏寧……米海爾·伊凡諾維奇……”我忽然醒悟了。
　　　　對，是加裏寧迎接我來了。他的面貌是我憑着照片看得很熟的，他在列寧墓上的主席臺上我也看見過他不衹一次。他的仁慈的微微眯縫了的眼睛，永遠是微笑着的，可是現在它是嚴肅的和悲傷的。他完全是白發蒼蒼了，並且我覺着他的面容是那麽疲倦，他雙手握了我的手，小聲地、非常親切地祝我健康和堅強。以後他把證書遞給我。
　　　　“紀念您的女兒的崇高的功績！”我聽到他說。
　　　　……一個月以後，卓婭的遺骸運回莫斯科埋葬在諾伏捷維奇公墓了。在她的墳上竪立了紀念碑，在這黑色的大理石上刻着卓婭曾做為標語、做為座右銘寫在自己的日記本上並用自己的短短的生活和死證明了的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生最寶貴的就是生命。這生命，人衹能得到一次。
　　　　人的一生應當這樣來度過：當他回憶往事時，不致因為自己虛度年華而痛苦，悔恨……臨死的時候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自由解放而做的鬥爭了。”
　　舒拉
　　
　　　　我和舒拉兩人的苦難日子開始了。我們不再等待了，我們知道沒有什麽可等待的了。在過去我們的生活是充滿了希望和信念的——我們希望團圓，相信我們能再看見和摟抱我們的卓婭。每次走近郵箱的時候，我都抱着希望看看它：它可能給我們傳來關於卓婭的消息。現在我們由它前邊走過去連看也不看它了，我們知道，在那裏沒有寄給我們的什麽東西，沒有什麽可能給我們帶來歡喜的東西。
　　　　我父親由楊樹林寄來了一封非常悲傷的信，卓婭的死嚴重地打擊了他。他在信裏寫道：“我不瞭解，怎能這樣？我，老頭子，倒活着，可是她沒有了……”這幾行字裏含着多少無法解除的痛楚和悲傷啊！全篇信上都是淚痕，有幾個字我始終沒有能認出是什麽來。
　　　　“可憐的老人們……”舒拉讀完信小聲地說。
　　　　舒拉現在是我的依靠，我仗着他活着，他盡可能多抽出時間陪伴我。他在過去像怕火一樣怕表示溫情，可是現在卻對我很溫柔了。現在他總是用他從５歲以後再也沒用過的“好媽媽”三個字來稱呼我，現在他已經註意過去他所忽略的事了。我開始吸煙，他就註意到了：如果我吸煙，那就是距離落淚近了。看見我找紙煙，他就註視着我的臉，走近我說：
　　　　“你怎麽啦？不要這樣，我請求你，我請你不要這樣……”
　　　　如果夜裏我不睡覺，他總能感覺出來。他走近我，坐在床邊，默默地撫摸我的手。他走後，我就覺得我是被拋棄了，無依靠了。舒拉成為傢長了。
　　　　下課後（學校又恢復上課了）他就馬上回傢，如果沒有空襲警報，他就坐下看書，在看書的時候他也不忘掉我。有時候他小聲地招呼：
　　　　“媽媽！”
　　　　“啊，舒拉……”
　　　　於是他又繼續專心讀書。可是隔一會兒又說：
　　　　“你沒睡嗎？你聽着……你看，說得多好哇。”他就給我朗讀他特別欣賞的那一段。
　　　　有一次，他在讀剋拉姆斯基的書信的時候說：
　　　　“你看，這有多麽正確：‘美術傢的最寶貴的品質是心。’好吧，我這樣瞭解：不僅是要會看見還需要理解和感覺……
　　　　唉，媽媽！”他忽然高興地喊道，“不知道戰爭完了以後我要怎樣學習呀！……”
　　　　另一次他問：“你沒睡呀？我可以打開無綫電嗎？好像播放音樂哪。”
　　　　我點了點頭，室中忽然充滿了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樂中的華爾茲的聲音。
　　　　在那些日子裏，一切一切都是使我們傷心的事，這一樁事也不例外：卓婭最喜歡第五交響樂。我們默默地聽着，不敢大聲地嘆氣，我們怕空襲警報打斷了音樂，因而不能聽完……
　　　　在終麯奏完後，舒拉深信地說了：
　　　　“你看吧，在勝利那天一定要奏第五交響樂和終麯。你以為怎樣？”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過着。敵人被由莫斯科打退了，但是他曾頑強地拚命抵抗。他們占據了烏剋蘭的大部分，占據了白俄羅斯，包圍了列寧格勒，並且還嚮斯大林格勒突進。
　　　　敵人在所經過的地方把一切都焚燒和毀滅了。他們折磨人，拷打人，絞人，吊人。過去我們所瞭解的殘忍兇暴的獸行，和我們在這一次戰爭中所瞭解的比較起來就微不足道了。報紙燒得我們的手和心都痛，無綫電傳出的消息常使人驚得目瞪口呆。
　　　　舒拉在收聽蘇聯情報局消息的時候咬牙切齒，以後很長時間還是皺着眉，緊握着拳頭在屋裏往返走着。他的朋友：細瘦的瓦洛嘉·尤裏耶夫（這裏在四年級時教過卓婭和舒拉的女教員麗基亞·尼柯萊夫娜的兒子）、尤拉·布婁多、沃洛嘉·奇托夫和另外一個男孩子（這孩子的姓是聶傑裏柯，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幾個人有時候也到我們傢來。後來他們漸漸地來勤了，可是在我回傢遇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就不講話，急忙地都走了。
　　　　“為什麽我一回來孩子們就走哇？”
　　　　“他們不願意打攪你。”舒拉支吾地回答說。
　　由全國各處
　　
　　　　有一次我由信箱裏取報的時候，有幾封信落在我的腳上了，我拾起來就打開了最先接觸了的一封。在摺叠地方有一個稍微磨損了的前綫的三角印記，沒有郵票。信開始就說：
　　　　“親愛的母親……”我讀完了，就哭了。
　　　　這些信是不相識的人，黑海艦隊的戰士們寫的。他們想在我的痛苦中支持我，他們稱呼卓婭為妹妹，並立誓為卓婭報仇。
　　　　從此郵局每天給我送來信。由什麽地方寄來的都有！由各戰綫，由全國各地嚮我和舒拉伸出了那麽多溫暖的友好的手，那麽多顆心轉嚮了我們。兒童，成人，在戰爭中喪失了自己的兒女的母親，被法西斯殺掉了父母的孩子和現在在戰場上戰鬥着的人們都給我寫了信，似乎他們全想分擔一部分我們的悲傷。
　　　　我和舒拉受的傷太嚴重了，任何醫藥也治不好這個傷。但是，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麽話表示這個。每封信裏洋溢着的熱愛和同情心卻溫暖了我們，在自己的災難裏我們不是孤單的，多少人想用自己的親切的話來安慰我們，減輕我們的痛苦。這對於我們真是寶貴，真能使我們得到鼓勵！
　　　　在我接到第一封信之後不久，有人輕輕地好似膽怯地敲着我們的房門，隨着就走進來一位不相識的姑娘，她的身材很高，稍瘦，臉上膚色微黑，頭髮剪得很短，兩衹大眼，衹是不是灰色的，而是藍色的。這一切就使我想起卓婭來。她羞澀地站在我前邊，手裏揉搓着頭巾。
　　　　她羞怯地，由睫毛下看着我說：“我是由軍需工廠來的，我……我們青年團員們……我們全體請求您！請您參加我們的團員大會……並且給我們講話。我們請求您，請求您！我瞭解這對您是一件很難的事，可是我們……”
　　　　我對她說了，我不能講話，但是我一定到會。
　　　　第二天傍晚我到工廠去了。它設在莫斯科郊區，周圍的很多建築大半遭到了破壞。
　　　　嚮導看出我心中的疑問，就對我簡單地解答說：“落下一枚炸彈，着火了。”
　　　　我們走進工廠俱樂部的時候，大會已經開始了。首先我看見的是卓婭的像片，她正由主席臺後邊墻上看着我，我悄悄地在旁邊坐下聽着他們。
　　　　講話的是一個青年，差不多是半大孩子。他說已經第二個月計劃未能完成了，他的態度很氣憤，很激動。以後一個年齡較大些的登臺說，熟練的人在車間裏一天比一天少，現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學徒們身上了。
　　　　這時臺下有一個人喊着說：“可是多麽冷呀！車間比冰窖並不強！手都往鐵上粘！”
　　　　我的嚮導猛然轉身嚮他喊道：“你真不害鱢！問問良心吧！”
　　　　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站起來了，並請求了許可我發言。他們請我登上不高的講壇。在我嚮前走着的時候，像片上卓婭的眼睛始終正視着我，現在卓婭的像已經在我背後，稍微旁側，好像她站在我肩後看着我。但是我沒講關於她的事。
　　　　我說：“你們的兄弟，你們的姊妹在前綫上，每天、每小時都犧牲自己的生命，列寧格勒忍受着饑餓……每天都有人們犧牲在敵人的炮彈下……”
　　　　不，我不回憶在那時候我說的話了，我不記得那些話了，可是註視着我的青年們的眼睛證實了：我說的正是需要說的話。
　　　　以後他們簡短堅决地回答了我。
　　　　“我們一定更猛烈地加緊工作。”第一個在臺上講話的人說。
　　　　“我們用卓婭的名字命名我們這一小組。”另一個人說。
　　　　一個月以後那個工廠裏給我打來了電話。
　　　　我聽到電話裏說：“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我們現在已經超額完成計劃了。”
　　　　這時我纔瞭解：如果讓痛苦把自己徵服，那就是有辱卓婭的精神。不能屈服，不能倒下，不能死，我沒有權利絶望。
　　　　需要活下去，需要為將來、為自己人民的幸福而鬥爭。
　　　　在很多人面前嚮着群衆講話，對我是一件很難的事。可是當請求我去的時候，我也不能拒絶，而且這樣的請求逐漸頻繁起來了。我不敢拒絶，因為我明白了：如果我的話能有幫助，如果我的話能達到人們的心裏，能達到青年的心裏，如果我能在對敵人做的偉大鬥爭裏貢獻雖然不多的力量，那麽，我就應該做這個。
　　“祝我一路平安吧！’
　　
　　　　“你往哪裏去了，舒拉？為什麽耽誤這麽久哇？”
　　　　“哎，媽媽，請你原諒，不能再早了。”
　　　　舒拉回傢來一天比一天更晚了。他被什麽事激動了，他時常集中精神地考慮着什麽事。什麽事？為什麽他不對我說……我們沒有互相追問的習慣。如果誰願意說出自己的心事來，他就自己說，在我們傢裏一嚮是這樣。為什麽現在他不說呀？發生什麽事啦？我們這裏還能發生什麽事呀？可能是由楊樹林寄來信啦？可能老人有病啦？……今天舒拉回傢後，我要好好地問問他。
　　　　當我拂拭桌案的時候，忽然無心地把一張被遺忘了的紙片拂掉在地下了。我彎腰拾起來。在紙上是舒拉的筆跡錄下來的關於一位坦剋駕駛員的詩，那個駕駛員也像加斯泰洛上尉一樣，在最後一剎那把自己的被火焰包圍了的坦剋開嚮敵人去了：
　　　　看他馳越陡峭的壕溝所嚮無敵地猛闖着，濃煙在他的尾後隨風旋騰着。
　　　　他出現在這裏，那裏，像復仇者在仇人群中那樣，追殲那些跑的逃的。
　　　　在戰場上，在狹窄的十字路口，飛揚着雪煙，在坦剋的輪齒之下輜重車帶着響聲破碎了。
　　　　他越過壕溝猛衝着，眼前晃着斑點，他所獲得的土地，他不能放鬆……
　　　　你可以在火焰裏根據永恆光榮的顔色，根據鎸在堅甲上的五角星認出他來。
　　　　我讀完了這首詩，忽然就知道了一嚮我不敢想的事：“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綫，並且無論什麽也攔不住他。他對我還什麽也沒說，一句話也沒告訴我，並且他還未滿１７周歲，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並沒想錯。有一天下午我回傢來，我還在走廊裏就聽見了喧吵的談話，打開門後我看見５個人在一起坐着：舒拉、瓦洛嘉·尤裏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聶傑裏柯和尤拉·布婁多，每人嘴裏銜着一支煙，屋裏煙霧騰騰。在這以前我嚮來沒有見過舒拉吸煙。
　　　　“你這是幹什麽呀？”我衹問了一句。
　　　　“將軍還親自請我們吸煙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了似地回答我，“我們……你知道嗎？我們就要到烏裏揚諾夫斯剋坦剋學校去了，我們已經被錄取了。”
　　　　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了……
　　　　舒拉在夜裏坐在我的床邊說：“好媽媽，你想想，請你想想吧！沒有關係的人都給你寫信說：‘我們一定替卓婭報仇。’可是我，親弟弟，能留在傢裏嗎？我有什麽臉見人哪？”
　　　　我沒說話。既然那會兒我沒找到可以攔住卓婭的話，現在我又怎能找到什麽話攔阻舒拉呢？……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舒拉走了。
　　　　他指着自己的朋友這樣說：“人們都不送他們，你也不要送我，好不好？不然的話，他們是要覺得委屈的。你就祝我一路平安吧。”
　　　　我恐怕我的聲音不服從我，所以我僅僅默然地點了頭。兒子又摟抱了我一次，熱吻了我一次，就由屋裏走出去了。砰一聲房門關上了。這一次就完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幾天以後由楊樹林寄來了信，父親在信裏寫道：“母親逝世了。她沒能經得住卓婭死耗的打擊。”
　　來自烏裏揚諾夫斯剋的消息
　　
　　　　舒拉差不多每天給我寫信。他和他的朋友們被編在一個班了，他玩笑地稱呼這個班為“莫斯科第二○一校第十年級烏裏揚諾夫斯剋分班”。
　　　　他在最初的一封信裏這樣寫着：“唉，媽媽，什麽我也不會！連按規矩在行列裏走步子都不會。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傢的腳後跟了。也不會給隊長敬禮。為了這個人們不能誇奬我呀。”
　　　　光陰在過着。在另一封信裏他寫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獸一樣工作着。我已經很好地熟悉了步槍、手榴彈、七星手槍，日前我們到射擊場演習由坦剋裏射擊去了。我的初步成績還算正常：由坦剋裏的炮和機槍射擊４００和５００米距離的目標，我的成績是‘好。’現在你認不出我來了：現在我會很好地給隊長們敬禮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試的時候，舒拉在每一封信裏都懇求我：“媽媽，如果可能的話，你給找來一條寬皮帶；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裝帶。”幾天以後仍是：“媽媽，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帶一點也不象樣，我還像一個什麽軍官呢？”舒拉小的時候的固執的眼睛通過這些字行註視着我。他在童年的時候，如果他極希望得到什麽，他就這樣，差不多也用這些話要求我。
　　　　現在我眼前放着１００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後一封地重讀它們的時候，我就看見了我的孩子怎樣成長，怎樣壯大。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封他的這樣的信：
　　　　“媽媽，我在校裏的學習接近終結了，１１月１日開始考試。我疲倦，睡不足，但是盡量地工作着。原來我在這裏的時間差不多比別人少一半。
　　　　這次考試是我一生裏最重要的考試。我一定用盡自己的力量和精神，因為國傢需要得到一個技術熟練的坦剋少尉。就是少尉，不是準尉，也不是上士。你知道哇，這並不是追求虛榮；這衹是因為我應該做到一切我能做的事，成為一個更有用更有益的人。我讀了些關於法西斯匪徒焚燒我們的城市、我們的農村，殘殺我們的兒童和婦女的報道，我回憶他們怎樣殘殺了卓婭，我僅僅熱望一樁事：快上前綫。”
　　　　另外一封信：
　　　　“媽媽，你聽着：大考結束了。我的成績是：技術得‘很好’，射擊得‘很好’，戰術和軍事地形學得‘很好’……”
　　　　在這件驕傲喜慶的信的末尾添寫着：
　　　　“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在害病，並且孤零一人。”
　　　　……有一次在溫暖的下午，我坐在窗臺上望着窗外。在我身邊放着一堆我應該回答的信，可是我的眼總不能放掉晴朗無雲的長空。忽然有寬大溫暖的手掌蒙住了我的眼睛。
　　　　“小舒拉！”我衹能說出來這個。
　　　　“你沒聽見敲門聲音，也沒聽見他們給我開門的聲音，什麽也沒聽見！”他笑着說，“我站在門口看着你，你總是坐着，坐着！”他又用一隻手遮住了我的眼（好像他以為這樣我聽了他的話比較輕快似的）說：“明天我上前綫。”
　　　　他強壯了，他的兩肩更寬了，可是他的兩衹藍眼依舊像小孩那樣歡欣開朗地看人。
　　　　又是難過的痛苦的一夜。舒拉把一隻手放在頰下，睡得很酣，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起來看他，總看不夠。想到這一夜一會兒就到頭了，就覺得害怕。然而。終於在正常的時刻天亮了，舒拉從床上跳起來，很快地洗了臉，穿好衣服，草草地吃完早點，就走近我，說了那幾句已經習慣了的話：
　　　　“不要送。珍重你自己吧。不要替我擔心。”
　　　　“你要永遠忠實……和堅毅……常寫信………”我勉強地回答了。
　　軍事記者
　　
　　　　舒拉走後，並沒有信來。一個月過去了。我怕走近信箱，我總覺得我將在它裏邊得到無情的消息……這是最難過的日子，充滿了最折磨人的、最痛苦的等待。卓婭去後我都沒像這樣等得難過，因為在那時候我還不瞭解什麽是失掉孩子，現在我瞭解了。
　　　　有時候驚疑纏繞我太甚，我就設法逃避它，好像是真可以躲避自己本人和逃避自己的思想似的……我在街上走，我想盡力使自己疲倦，以便回到傢裏立刻就能睡着。但是這種辦法有效的時候很少。無論我走過多少條街，走了多少裏路，以後仍然是差不多通宵地在床上睜眼躺着。
　　　　我時常步行到諾伏捷維奇公墓卓婭的墳上去。有一次，當我走近卓婭的墳墓時，我看見在它旁邊有一個寬肩膀的軍人。
　　　　在我更走近時他就轉過身來了。這是一個年約３５歲，面貌開朗眼神敏銳的人，我覺得他似乎想說什麽話。我看了看他，等他說話，可是他遲疑了一會兒就走開了。我忘記他了。在臨離開這裏時，我又在一條小路的轉角地方遇見了他，他迎着我走來了。
　　　　“您是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嗎？”他猶疑地問。
　　　　“是啊。”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這時候他就介紹了自己：
　　　　“我是裏多夫。”
　　　　我並沒忘掉這個名字：《真理報》上關於遊擊隊員丹娘壯烈犧牲的報道就是他寫的呀……
　　　　我緊緊地握了裏多夫的手……我們沿着小道兒慢慢地嚮出口走去了。
　　　　我真心地說道：“認識了您，使我非常愉快，我早就想見見您……”
　　　　我們就像多年的朋友那樣開始了談話，他對我講了他怎樣最初地聽到了關於卓婭的事。他當時在莫禮伊斯剋附近的一個半毀壞了的小農捨裏過夜，在人們差不多全睡着了的時候走進一個老年人來取暖，他挨近裏多夫躺在地下了。
　　　　裏多夫說道：“我聽見了，老年人睡不着覺，他嘆息，呻吟，覺得難受。我就問：‘往哪兒去呀，老大爺？你怎麽老哎喲啊？’”
　　　　這時候老年人就告訴了裏多夫說，他聽說希特勒匪徒們在彼得裏斜沃村子裏絞死一位姑娘，詳細情況他一概不知道。
　　　　他衹是重複着說：“要絞她了，可是她還演說……”
　　　　裏多夫馬上到彼得裏斜沃村去了。從這夜起他就連續不停地調查了１０天有關自稱丹娘的無人認識的姑娘犧牲時的一切詳細情況。他僅僅采取了事實，因為他確信事實的聲音一定比記者個人的話更響亮。
　　　　“為什麽您一次也沒到我傢去過呀？”我問。
　　　　“我怕給您添煩惱。”他率直地回答說。
　　　　“您在前綫上很久了嗎？”
　　　　“從戰爭的第一小時起我就在前綫上，”他說，“那時候在莫斯科人們還不知道有戰爭哪！６月２３日我在明斯剋，我是駐在那裏的《真理報》記者……這是很有趣的事。”他沉思地補充說，接着他就微笑地回憶了他在逃避瘋狂的空襲跑入電報局的地下室的時候，在那裏人們還交給了他一件前一天由莫斯科給他拍來的電報。
　　　　這是一件完全太平年月的電報。編輯部要求裏多夫寫一篇通訊，報告一下收穫運動準備得怎樣了。他將電報藏在衣袋裏，就坐着自己的汽車急速到部隊裏去了。那個部隊當時正在準備防守的戰鬥，明斯剋的街上已經到處起火了，空襲一直沒停止。
　　　　裏多夫當天就給《真理報》發去一篇通訊，但其中談的並非收穫問題。
　　　　他用很簡單的話述說了這一切事情。我一邊走，一邊聽着他，一邊在想：有時候認識一個人很多年，但是不瞭解他。
　　　　現在我和裏多夫在一起不足一小時，並且他關於自己的事也沒講很多，可是我卻瞭解他很多，我瞭解了最主要的。我瞭解他是直爽、忠實、勇敢、鎮靜的人，他會控製自己，什麽時候也不驚慌。我瞭解他能在睏難的戰場環境裏，不是用話語，而是用事實，用自己的一切行動教給周圍的人們鎮靜和堅持。
　　　　“今天我又要上前綫去。”他在臨別時對我說，並且又小聲地補充道：“戰後我一定寫一本關於卓婭的書，一本很厚的好書。”
　　五張照片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４日給我送來了新的辛酸。在報紙上登出了５張照片，是在斯摩棱斯剋附近波塔波夫村外一個被蘇軍擊斃的希特勒的軍官身上找到的。德國人把殘害卓婭的景況和她的最後幾分鐘全拍了照片。我看見了雪中的絞架，看見了我的卓婭，看見了我的女孩子在德寇包圍之中，看見了挂在她胸前寫着“縱火犯”的那塊木牌……也看見了那些殘害她的人。
　　　　自從我知道了我的女孩子的犧牲那時起，我晝夜不停地總是想着一樁事：這就是當她登上她的最後的慘死的道路時，她曾想着什麽呢？她感覺了什麽呢？她曾回憶什麽呢？……
　　　　無力剋服的煩悶攫住了我：在她最需要我的時候，我沒和她在一起；我沒能用話，或者用眼光……減輕她的最後幾分鐘的痛苦。這５張照片好像領着我看了卓婭怎樣走嚮死亡，現在我親眼看見她怎樣被殺害了，我自己來到刑場了，但是太遲了……這些照片似乎在喊叫：“你看，是怎樣殘害她！你默默無聲地看看她壯烈犧牲的情形吧，你重新體驗一下她的和你自己的一切痛苦吧……”
　　　　看她遍體鱗傷，被解除了武裝，一個人走着，但是在她那垂下去的頭裏有多少毅力和倔強！一定是在這會兒她並沒把周圍的劊子手看到眼裏。她在想什麽？在準備死麽？在回憶自己的短短的光明的一生麽？……
　　　　我沒有力量再寫這些事了，……讓讀了這本書的人自己好好地看看德國人拍的嚇人的照片，看看卓婭的面目吧。他一定能看出：卓婭是勝利者，殺害她的人們在她面前是微末渺小的。世界上一切崇高的、美麗的、神聖的、人道的東西，全部真理和純潔都在她這方面。這是不死的，這是不會死的東西。可是他們呢——他們是沒有任何人性的東西，他們不是人，他們甚至連野獸都不如，他們是法西斯匪徒，他們是活屍。今天，明天，千年以後，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墳墓，全是人類所最憎恨，最厭惡的東西。
　　“我很願意活下去”
　　
　　　　……可是舒拉一直沒有信。又過幾天，我打開《真理報》，忽然在第３版上看見了這樣的消息：
　　　　“前方軍報，１０月２７日（電訊）。某部正在激烈戰爭中，掃蕩着德寇第１９７步兵師的最後殘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彼得裏斜沃村殘殺了英勇的女遊擊隊員卓婭的，就是這一個師的官兵。在《真理報》上刊登的５張德國人殘害卓婭的照片，掀起了我們的戰士和軍官的新的憤怒的熱潮。在這裏卓婭的胞弟、青年團員、坦剋手、近衛軍少尉舒拉正在英勇奮戰，為姐姐復仇，在最後一次戰鬥中，‘卡威’坦剋在舒拉同志指揮下首先闖入敵人陣地，擊斃和用齒輪軋斃很多希特勒匪特。少校維爾什寧。”
　　　　舒拉活着哪。
　　　　為姐姐報仇哪。
　　　　從此我又常接到舒拉的信了，但不是由和平的烏裏揚諾夫斯剋，而是由最火熱的戰場上寄來的。
　　　　１９４４年元旦，很響的門鈴聲把我驚醒了。
　　　　“這是誰呀？”我納悶地說，開門之後，意外的事就使我楞住了！舒拉站在我眼前了。
　　　　我覺得他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巨人了。英俊，寬肩，穿着帶有嚴寒氣味的軍大衣。他的臉由於風吹和疾行發紅了，冰霜在他的濃眉和睫毛上融化着，他的兩眼歡喜地閃爍着。
　　　　“為什麽這樣看呀，不認識我了嗎？”他笑着問。
　　　　“我看這是伊裏亞·木羅米次來了！”我回答說。
　　　　這是最出乎意料的，最寶貴的新年禮品。
　　　　舒拉也無限地歡喜。他一步也不離我，如果他需要到街上去買香煙或散步，他一定像小孩那樣請求：
　　　　“咱們一塊兒出去吧！”
　　　　他每一天重複幾次同樣的話：
　　　　“你告訴我，你生活得怎樣？”
　　　　“我都給你寫去了……”
　　　　“寫算什麽呀！你講給我聽吧。人們還照舊給你寫信嗎？
　　　　你把信給我看看……來，我幫助你寫回信……”
　　　　這樣的幫助正是需要的，無數的信件依然像河水一樣地流來。人們直接給我寫，往卓婭的母校寫，往報館寫，往青年團區委寫。
　　　　一位卓婭的同學，女戰士敖剋加布裏娜·斯米爾諾娃由斯大林格勒郊外給我寫道：“我在站崗的時候，我覺得卓婭挨着我站着。”
　　　　一位卓婭的同學，莫斯科的姑娘，在請求青年團塔岡區委派她上前綫時寫道：“我宣誓，我一定忠實地為人民服務，我一定成為像卓婭那樣的人。”
　　　　一位巴什基裏亞的青年女教員這樣寫道：“我一定把自己的小學生教育成像卓婭，像您的勇敢的卓越的女兒那樣的人。”
　　　　新西伯利亞的一個學校的學生寫道：“這是我們的哀痛，這是人民的哀痛。”
　　　　還有很多接連不斷地來自西伯利亞的，來自波羅的海地區的，來自烏拉爾的，來自第比利斯的書信。也有由國外：由印度、澳洲、美洲……寫來的信。
　　　　這些信舒拉都一封一封地讀了。以後他又重新拿起一封由英國寄來的信。這封信裏寫着：
　　　　“親愛的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同志！
　　　　我和我的妻住在倫敦郊外的一幢小房裏。我們剛讀完關於您的可愛的英勇的女兒的事跡。她臨死說的話使我們流了淚；這青年姑娘有多麽勇敢和剛毅啊！據我們估計，明年初我們的頭生嬰兒應該降生，如果是女孩子，我們就用您的女兒——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傢的偉大人民的女兒的名字給她命名。
　　　　我們聽着和讀着關於你們偉大的鬥爭的消息，無限欽佩。
　　　　但是僅僅欽佩無濟於事，我們願意和你們並肩作戰。現在需要的不是話，而是行動。我們確信，我們看見我們和你們一樣仇恨的醜惡的法西斯的滅亡的時刻已經近了。你們的人用自己的勇敢剛毅造成了戰勝法西斯的條件，因此你們將這樣被載入史册，永垂不朽。英國人民很瞭解他們對於俄國負着償不清的債，在我們這裏人們常說：‘如果沒有俄國人，我們該怎樣了呀！’在電影院裏，斯大林出現在銀幕上的時候，馬上就爆發了掌聲，‘烏拉’和歡呼的聲音。現在我們用以下的願望結束這封信：爭取勝利，爭取我們永久的、在戰爭中與和平中的友好！
　　　　蘇聯人民和她的光榮的紅軍萬歲！
　　　　緻兄弟的敬禮麥布爾大衛裏茲夫婦”
　　　　舒拉問：“你給他們回信了麽？這封信寫得好。我想這寫的是衷心話，是不是？顯見他瞭解我們不衹為自己戰鬥，而且是為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戰鬥。但願他們永遠不忘掉這個！”
　　　　……晚上我哥哥謝爾傑來了，舒拉因為他來很高興。他們在桌旁對面坐着，直談到深夜。我在忙着料理廚房裏的事，衹聽見了他們談話的片斷。
　　　　謝爾傑說“……有一次你在信上說你脫離了隊伍，闖到敵人的後方，幹什麽呀？這不是勇敢，這是逞能。應該勇敢，但是為什麽鬍幹啊？”
　　　　“如果考慮自己的安全，那就得忘掉勇敢？”我聽舒拉這樣熱烈地回答。
　　　　“難道你不應該對你的兵士的性命負責麽？你是隊長啊……”
　　　　隔一會兒，我又聽見謝爾傑問：
　　　　“你告訴我，你可別惱啊，你對待你的部下怎樣？年輕人有時這樣：總是做出高級首長的神氣來……”
　　　　“不，我對自己的人們像朋友一樣，你哪兒知道他們多好哇！……”
　　　　我又聽見我哥哥說：
　　　　“關於勇敢……你再重讀一遍托爾斯泰的《襲擊》，那裏關於這一問題說得很清楚，簡單，明確……”
　　　　舒拉說的話很少。他比過去謹慎了，好像每一句話都斟酌。這一次回來我感覺他變樣了。很難用話說明他的變化。可能是我錯了，可是我感覺：一個人即使衹參加過一次戰鬥，衹走過一次非生即死的狹徑，他就不高興贅述關於戰爭，關於經歷過的危險這一類事情。我想是：舒拉已經看見了和體驗了很多事，所以他比以前老成、慎重、嚴肅得多了，但是同時也比過去更溫和了。
　　　　第二天舒拉到醫院探望他的負傷的同志去了，回傢時他的面目完全變了，我幾乎認不出昨天的歡喜的壯士來了，他的面色蒼白，憔悴了。我驚疑地仔細看着這親近的、還很年少的臉：那臉的顴骨和上下顎骨突然顯得更清楚了，兩眉皺着，上下唇緊閉着。
　　　　“法西斯匪徒把人毀得成什麽啦！”他痛恨地說，“你知道，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過去的生活並不是平常的。他還不到一周歲就成了孤兒。生活不容易啊，可是長大成人了。在軍校畢業後，在列寧格勒抗拒了封鎖，受了傷，被評為二等殘廢，但是他不顧這個，又上前綫了。可是在不久以前，彈片一下子打進了肺部、心髒，而臂上、腹部也受了傷，另外還有摔傷。他不能說話，不能轉動，也聽不見。你想想吧，啊！
　　　　他的名字叫柯利亞·羅波哈。你哪知道他看見我的時候多麽高興啊！……”
　　　　舒拉走到窗前，並沒嚮我轉過身來，忽然有力地、像賭咒那樣熱烈地說：
　　　　“我一定回來！沒有腿、沒有手、瞎了，我一樣要活下去！
　　　　我很願意，很願意活下去！”
　　　　……他在到傢後第三天就說：
　　　　“你別惱我，媽媽，我要不等假期滿了就提前走。我在這裏呆不下去。人們在那裏犧牲着，可是我在這裏……我瞭解，應該繼續生活下去……可是我實在難於這樣做。”
　　　　“再呆些時間吧，親愛的！……這是你合法的休息呀……”
　　　　“我做不到哇。橫竪這對於我也不是休息，反正我也不能想別的事，衹能想前綫……想我的同志們。如果可能的話，媽媽，這次你送送我，好吧？我願意和你在一起多呆些時間。”
　　　　我送他到白俄羅斯車站。那天晚上很冷但是很靜。遠遠地在路軌上方，在清徹微緑的天空，閃爍着一顆低低的明星。
　　　　在這一刻，我送兒子上戰場，深知在不久的將來炮火和死亡的風暴就要再圍繞着他的這一刻，四周卻這樣的清靜，我覺得這仿佛是很奇怪的……
　　　　我們買了軟席車票。舒拉把自己的手提箱送上車去，可是馬上就驚慌失措地跳下來了。
　　　　“喂，媽媽，你知道麽，將軍在那裏哪！……”他像小孩一樣手足無措地說。
　　　　“悖慊故欽絞磕模蔽彝嫘Φ廝擔罷庋趺蔥校閔*前綫去，可是卻被自己的將軍嚇一跳？”
　　　　我和舒拉在月臺上站到最後一秒鐘。列車開動了，我隨着車嚮前走，舒拉站在踏級上嚮我招手。以後我跟不上列車了，我衹能在後邊看着。車輪的隆隆聲音使我耳聾，疾速的氣流險些沒把我衝倒，兩眼充滿了淚……以後月臺上冷靜了，空虛了，可是我仍然覺得我在看着兒子的臉和他的辭別的招手。
　　全心全意
　　
　　　　又剩下我一人了。但是現在我並不覺得像過去那樣難受，那樣孤單；工作幫助了我。
　　　　在那些日子裏，許多人曾用自己的書信，自己的同情，自己的衷心的溫暖的熱情支援了我。許多人曾來到我傢，堅持地說：“您一定到我們的工廠來。您應該和我們的青年團員們談談話。”我一嚮希望能全心全意地嚮所有的這些人道道謝。
　　　　我知道：人在痛苦之中，衹有一種東西能拯救他，這就是感覺到人們需要他，知道他的生存並不是無益的。無法忍受的慘禍臨到我身上的時候，人們幫助了我，使我相信：不衹是舒拉一個人需要我，而且很多很多人都需要我。在他走後，人們沒容許剩下我孤零一人。這對於我是很難的事，但是這事救了我：我成了人們所需要的人。
　　　　周圍有很多工作。這些工作需要有熱愛的手和熱愛的心去做：戰爭使千千萬萬的兒童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傢。“孤兒”這個詞兒在我國差不多已經被忘掉了，但是現在又重新無情地涌現出來了。需要使那些被戰爭奪去了父母的孩子們不感覺他們是孤兒，需要替他們找回來父母的慈愛和家庭的溫暖。
　　　　我開始工作了。
　　　　好的、真正舒適的、設備完善的保育院越多越好！真正的、聰明的、喜愛兒童的保育員越多越好！孩子們需要鞋子、衣服、營養，可能他們更需要愛、溫情、親切。處處建立了保育院。在所有的城市裏，在工廠裏，在集體農場裏，都建立了保育院。人人都願意為在戰場上犧牲了的人們的子女做一點什麽事。
　　　　我能參加這一工作，這對於我實在是很重要的事！
　　　　那時候我去過很多地方：我到過唐波夫、梁贊、庫爾斯剋、伊凡諾沃，到過白俄羅斯、烏剋蘭，也到過阿爾泰、托木斯剋、新西伯利亞。到處有很多需要做的事，到處是孤兒，需要把他們安置在新家庭裏或保育院裏，到處都用充滿了信任和溫暖的眼睛迎接了我。我曾不停地學習：嚮自己的人民學習勇敢，堅毅。
　　　　還在１９４４年底，紅十字會就曾派我去列寧格勒。
　　　　在從前上邊是由青銅的青年手中咆哮掙脫着的剋洛德駿馬的腳臺上，現在放着栽着鮮花的箱子，免得不習慣的空虛使人看着不快。墻上還留着警告人的字：“在炮轟時這方面比較危險”。但是受着全國的關懷和幫助的列寧格勒人，早已開始了修理樓房，安裝玻璃，並且進行着填平和用柏油鋪築馬路的工作。
　　　　和我一路走着一位不算年輕的婦女，她是電力工廠的鍛接女工。她曾對我述說：在封鎖時期，她和她的丈夫在鄰接着的兩架車床前工作。那時候他們是完全精疲力盡了，僅僅用頑強的意志、不屈服的决心來剋服自己的睏憊。有一次，她回頭看她的丈夫，見他倒在地下已經氣絶了。她走近他，站一會兒，就仍舊繼續工作去了。她工作着，她的丈夫就在她身邊，挨着直到最後一息沒離開的車床倒着。停止工作，這就是對敵人讓步，可是她不願意讓步。
　　　　在列寧格勒，我曾聽到關於一位建築設計工程師的故事：
　　　　他曾在被封鎖的最睏難的日子裏進行了凱旋門的設計。人們也對我述說過那些在保衛列寧格勒的戰鬥中失去了兒女的母親們的情形：這些母親們曾用盡一切力量由饑餓的死亡中拯救別人的孩子。聽着這些述說，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對自己說：
　　　　“我沒有權利任意悲傷。這些人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他們的苦難、他們的損失也和我的一樣，是無限慘重的。他們生活着和工作着，我也應該活下去，並且工作。”
　　　　我還瞭解一樁事：卓婭的名字成為人民所敬愛的了。在她的名字的鼓舞下，我們的人、她的和我的同志們上了戰場，或在工廠和田地裏工作着，剋拉斯諾頓的少年奧列格·柯歇伏依聽到她的事跡之後，轉告給他的朋友們，他們就重演了她的忠烈壯舉。這些和她同屬於一個偉大和親愛的祖國的兒童們，也像同胞的兄弟姊妹一樣，嚮她看齊了。
　　　　我感覺到：在人們的記憶裏，卓婭生動地活着哪。她不衹對我一個人是至親骨肉，她在人民的記憶裏是活的、勇敢的、不屈服的。這也幫助了我，使我願意活着。
　　書信
　　
　　　　我的侄子斯拉瓦常由前方寄信給我，他是從戰爭剛一開始就參加了戰鬥的。
　　　　彼得·裏多夫和我在卓婭墓前認識了之後也開始給我寫信。信的內容，最通常的衹不過是幾句致敬的話，但是這幾句話對我卻是很寶貴的。打開報紙的時候，我一嚮是尋索裏多夫署名的前方通訊，他會簡潔、鎮靜、勇敢地敘述一切事情，這是他的特殊天才。在這簡潔鎮靜裏涵蓄着巨大的力量。
　　　　倘若在《真理報》上很久不見這熟悉的署名，我就感覺不安：
　　　　我就開始像替至親的人擔憂一樣，替他擔憂。
　　　　每隔幾天都有舒拉的信寄來：
　　　　“……情緒很好，特別是在最後一次攻擊之後。在這一戰役裏我兩晝夜多沒出坦剋。沒死真是奇跡，周圍都燃燒着，由於爆炸而轟動着，坦剋像火柴匣一樣，被震得往各方面搖晃着。總而言之，媽媽，你不要替我擔心。”
　　　　“現在我正接收新組員和新的‘卡威’戰車，這已經是第３輛，第１輛被打壞了，第２輛被燒壞了，我自己差一點兒就來不及由裏邊跳出來……我的舊組員裏邊智基裏斯犧牲了，其餘的人們全受傷了……我給外祖父寫信去了，你也寫吧。他害着病哪，並且是孤零一人。”
　　　　“……我受了一次傷，但是沒退出戰場。包紮了傷口之後，我又參加戰鬥了。現在我的傷已經治愈，長好了。在一次戰鬥中，我的上級指揮員因傷退出戰鬥，我擔任了指揮，並和同志們一起闖進了敵人陣地。早晨沃爾沙城就被我們攻陷了。
　　　　現在我和我的組員全都健康地活着哪……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很痛苦，他總是想念着卓婭和外祖母。我寫了一封回信，盡可能地安慰了他。”
　　　　“當地居民很親熱地迎接了我們，他們看着什麽都新鮮，都不平常。在一傢農捨裏我給他們看了那本講卓婭的小册子，他們嚮我詢問很久，並且再三地要求把小册子給他們留下。我沒法照辦，因為我衹有一本。所以我請求你，如果可能，寄給他們。地址是：沃爾沙市，比列斯闊波街６９號。”
　　　　“渴望着的解放的時刻臨到白俄羅斯了。人們用鮮花歡迎了我們，還請我們喝牛奶。老太太們流着淚控訴她們忍受了的凌辱，這一切全是過去的事了。現在空氣似乎是特別新鮮的，太陽是特別燦爛的。媽媽，媽媽，勝利很快了！”
　　　　“……請你特別嚮謝爾傑舅舅轉達我的問候，你告訴他，他對我說的話我全牢記着。外祖父給你寄來信了嗎？我很久沒接到他的信了。”
　　　　“你問我的身分和職務。現在我用一位高級首長說我的話回答你：‘不要看他的身分和職務：他生來不是為着身分和職務，而是為着戰鬥行動。’”
　　　　“謝謝你對我道賀，我確實得到了金質的衛國戰爭一級勳章，現在我手裏有關於頒給我紅旗勳章的命令。不要以為我變樣子了，我的個性仍然和過去一樣的，衹是現在我更有力量，更堅強了。”
　　　　“……媽媽，媽媽，彼得·裏多夫犧牲了！媽媽，他在距離勝利不久之前犧牲了，這多麽慘哪！犧牲在勝利的前夕，太令人抱憾啦。他犧牲在波爾塔瓦郊外飛機場：他要看看戰士們如何抗擊來襲的敵機就由掩體下邊跑出來了。他打算寫一篇關於他們的記事，因而一切事他都想親眼看看。這真是一位真正的軍事記者，也是一個真正的人……”
　　　　“……我們在敵人的土地上嚮西方前進着。我已經連續戰鬥半個月，所以沒寫信。你的信使我很高興，很高興。這是由故鄉寄來的信，親娘寄來的信。現在，當我正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空中充滿了隆隆聲音，我的坦剋被震動着，地被炸得不住地跳躍着。過幾分鐘以後，我們的人就開始衝鋒，深入德國領土。”（這封信是用鉛筆寫的，筆畫是很粗的，字跡很潦草，由此可見舒拉也忙着參加戰鬥）
　　　　“……我親愛的媽媽，你好！我在激烈的進攻的戰鬥中已經一個多月了。你知道麽，我不僅沒有時間寫信，並且連收到的信也沒有時間讀……夜間急行軍，坦剋戰，在敵後緊張地戰鬥着，許多夜不得睡覺，由‘斐迪南’裏放出帶哨音的火彈……有時候眼看着同志們犧牲了不能輓救，鄰近的坦剋帶着全體坦剋手飛到空中，衹好默默地緊咬嘴唇。由於疲勞和不眠，人們由坦剋裏鑽出來的時候全像醉酒的人一樣。可是人們的情緒全是最幸福的，最高興的：我們在敵人的土地上前進啦。我們在為１９４１年復仇，在為痛苦、眼淚和法西斯匪徒們加於人們的一切侮辱復仇啦。
　　　　我們快要在莫斯科，在熟悉了的環境裏歡聚了。”
　　　　“……我沒戰鬥，我在等待進攻的命令，我們在防禦中停止着，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在沉寂中和煩人的等待中過着。我們住在德國人的房裏，處處都是破壞了的灰色樓房。炸彈炸成了的巨大的漏鬥形彈坑，使我們不得不離開暗淡的柏油馬路迂回過去。炮彈晝夜不停地爆炸着，我們住的房子震撼着，顫動着。法西斯匪徒們在兇狠地抵抗着，他們緊抓住自己的每一小塊土地不放。現在他們正在開始炮轟自己的農村……
　　　　在最後一次戰爭裏，我稍微受一點傷，現在已經痊愈了，衹是胸膛還疼……”
　　　　“……雨，雨。霪雨天氣使人覺得似乎是處身在灰色的冰冷的海水裏邊，這裏暗淡凄涼，我願意回傢，我相信這個願望快成為事實了。願你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健康和常給我寫信，不要替我擔心。吻你。你的唯一的兒子亞歷山大。”
　　　　在這封信上註明着：“東普魯士”“１９４５年４月１日。”
　　　　我曾等待下一次的信，但是它沒有寄來。我不敢揣想，我衹是等待着。我沒有推測什麽災禍，我的孩子太活潑、太戀世了，我的記憶裏衹有他的充滿信念的聲音：“我一定回來！”
　　壯烈地犧牲了
　　
　　　　４月２０日我在信箱裏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舒拉的戰地郵政號碼，但是地址並不是他的筆跡寫的。我怕拆開這封信，拿着它楞了很久，以後終於拆開它讀了最前的幾行，眼前發黑了。我換了一口氣之後重新又讀，仍是讀不下去。以後用盡所有的力量，咬緊牙，勉強讀完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４日親愛的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
　　　　很痛心地給您寫這封信。我求您：集中勇敢和堅毅。
　　　　您的兒子近衛軍中尉亞歷山大·阿那托利維奇在反德國侵略者鬥爭中壯烈地犧牲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的生命獻給我們祖國的自由和獨立了。
　　　　我告訴您：您的兒子是英雄，您可以因他而驕傲，他曾忠實地保衛祖國，他堪稱為他的姐姐的好弟弟。
　　　　您把您的僅有的最寶貴的東西——兒女，都獻給祖國了。
　　　　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戰役中，舒拉的戰車在４月６日首先強渡了３０米寬的水渠，猛轟敵人，消滅了敵人的炮兵隊，炸毀了軍需倉庫，並擊斃希特勒匪軍官兵６０人。
　　　　４月８日他的戰車首先闖入剋尼根·路易金堡壘，俘敵３５０人，完整坦剋９輛，汽車２００輛，並獲得燃料倉庫一處。在戰鬥中，舒拉由戰車指揮員升為中隊指揮員。他雖年輕，但是指揮中隊很胜任，並且在執行一切戰鬥任務上都可稱為模範。
　　　　昨天他在爭奪哥尼斯堡西方的非布魯定剋魯格村落的戰鬥中犧牲了。那一村落已經落在我們手裏，您的兒子在最前頭的隊伍中間闖入了那個村落，擊斃希特勒匪徒４０餘人，並軋毀反坦剋炮４門。爆炸的炮彈永遠地奪去了您的親愛的、也是我們的親愛的舒拉的生命。
　　　　戰爭與死亡是不可分離的，但是死於我們勝利的前夕，就令人特別惋惜。
　　　　緊握您的手。希望您勇敢。衷心尊敬您和同情您的近衛軍中校列蓋札。
　　　　……４月３０日我飛到了維爾紐斯，由那裏乘汽車到達哥尼斯堡。空虛，周圍的一切都被破壞了，片瓦無存，哪裏也不見人影。以後來了一串一串的德國人：他們徒步走着，推着獨輪或四輪小車，載着傢産，他們不敢擡頭，不敢正視……
　　　　以後涌現了我們的人的洪流，他們是返回故鄉的。他們有乘馬車的，有乘汽車的，有步行的，他們臉上的表情都是歡喜，幸福的。由這一切都可以看出：勝利並非道遠路遙，它很近了。它就挨着我們了。
　　　　舒拉問過我若幹次：“媽媽，你怎麽想象勝利那一天呀？
　　　　你以為那是在什麽時候？真是在春天吧？一定在春天！倘若在鼕天，那麽，雪是一樣要融化的，花一樣要開的！”
　　　　現在勝利臨近了。這已經是勝利的前夕，幸福的前夕。可是我坐在我的孩子的棺材旁邊。他像活人一樣躺着：容貌是安靜的，明朗的，我沒預料到我們會這樣見面。這實在是超過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事……
　　　　後來，我的眼睛不知不覺地離開了舒拉的臉，往上看了看，我看見了另一個青年的面孔。我仔細地看他，可是想不起來過去在什麽地方見過他：那時很不容易思索什麽，回憶什麽了。
　　　　“我是沃洛嘉·奇托夫。”青年小聲地說了。
　　　　馬上我就想起了那年４月，當我回到傢來遇到舒拉和他的朋友們在高興地談話的那一晚上。“將軍還親自請我們吸煙哪……我們到烏裏揚諾夫斯剋坦剋學校去……”我仿佛又聽到兒子的聲音了。
　　　　“其餘的人們呢？”我勉強地問。
　　　　沃洛嘉告訴我說，尤拉·布婁多和瓦洛嘉·尤裏耶夫犧牲了，他們也像舒拉一樣，沒等到勝利就犧牲了……多少青年，多少好人都沒等到這一天就犧牲了！……
　　　　……恐怕我不能有係統地，詳細地把在哥尼斯堡的兩天的事述說出來了。但是我記得人們曾懷着什麽樣的敬愛談論舒拉。
　　　　我聽見人們的一些話：“他勇敢……是一個謙虛的人，是多好的同志呀！年輕，可是一個真正的指揮員！我永遠忘不了他！”
　　　　以後我就回來了。舒拉的坦剋的射擊手薩沙·斐基柯護送着我，他一路上像照顧病人那樣照顧我，像兒子那樣關心我：不問我他就猜到了需要做什麽。
　　　　……５月５日在諾伏捷維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婭的墳的對面又添了一座新墳。他們死後和生前一樣，仍在一起。
　　　　這是勝利之前４天。
　　　　５月９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長河一樣流過去：走過的有兒童也有成年人，大傢像一個整個家庭，全是狂歡的，幸福的。這天天氣晴朗，陽光燦爛！……
　　　　我的孩子們永遠不能再看見藍天了，不能再看見鮮花了，他們永遠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們為了別的孩子，為了在渴望已久的這一點鐘在我眼前過着的孩子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