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譜》一捲，舊本題晉戴凱之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雲，凱之字慶預，武昌人。又引李淑《邯鄲圖書志》雲，謂不知何代人。案《隋書·經籍志·譜係類》中有《竹譜》一捲，不著名氏。《舊唐書·經籍志》載入農傢，始題戴凱之之名，然不著時代。左圭《百川學海》題曰晉人，而其字則曰慶豫。預、豫字近，未詳孰是。其曰晉人，亦不知其何所本。然觀其以侖韻年船，以邦韻同功，猶存古讀，註中音訓，皆引三蒼。他所援引如虞豫《會稽典錄》、常寬《蜀志》、徐廣《雜記》、瀋瑩《臨海水土異物志》、郭璞《山海經註》、《爾雅註》，亦皆晉人之書，而《尚書》條簜既敷，猶用鄭玄筱箭竹簜大竹之註。似在孔傳未盛行以前。雖題為晉人別無顯證，而李善註馬融《長笛賦》已引其籠籦一條，段公路北戶錄引其{⺮紂}必六十復亦六年一條，足證為唐以前書。惟《酉陽雜俎》稱《竹譜》竹類三十九，今本乃七十餘種，稍為不符，疑《酉陽雜俎》傳寫誤也。其書以四言韻語記竹之種類，而自為之註，文皆古雅，所引《黃圖》一條，今本無之，與徐廣註《史記》所引《黃圖》均為今本不載者其事相類，亦足證作是書時黃圖舊本猶未改修矣。舊本傳刻頗多訛脫，如蓋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下疏來風，連畝接町，竦散岡潭六句，潭字於韻不協。雖風字據詩衛風有孚金切一讀，於古音可以協潭，而東字則萬無協理，似乎潭岡散竦四字誤倒其文，以竦韻東風，猶劉琨詩之以叟韻璆，潘嶽詩之以荷韻歌也。然諸本並同，難以臆改。凡斯之類，皆姑仍其舊焉。
戴凱之與《竹譜》
作者:南浦漁翁
一
中國人自古愛竹。
竹青翠修長、素雅寧靜的豐姿，虛心挺拔、剛直有節的特點,都被人們所喜愛。古人將竹比作“君子”，又譽其為“歲寒三友”之一。《詩經·衛風·淇奧》雲：“瞻彼淇奧，緑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從此，竹與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歷代文人墨客，如劉禹錫、蘇軾、文與可、鄭板橋等等，以竹為對象，創作了許多不朽的詩畫，成為中國古代藝術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寶。
與此同時，在我國歷史上，還有着許多關於竹子的科學著作，描述了竹子的種類、産地、性狀、用途和栽培，成為中國古代科學史（特別是植物學史）上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竹類專著——《竹譜》，則是我們鄂州人（古武昌人）戴凱之的傑作。
二
戴凱之的《竹譜》繼承和發展了前人對竹類研究的成果，首次對我國竹類資源進行了係統的概括總結，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竹譜》問世不久，賈恩勰便從《竹譜》中吸取竹類植物知識，並寫入《齊民要術》。宋代以後，該書流傳極廣。後來問世的有關竹類著作，如宋代贊寧《筍譜》，元代劉美之《續竹譜》、李衎《竹譜詳錄》等，無不深受其影響。
可是，歷史上，《竹譜》的作者戴凱之卻一直默默無聞，甚至連他是哪朝哪代人都沒有定論。《隋書·經籍志》譜係類錄《竹譜》一捲，但沒有載作者姓名；《舊唐書·經籍志》將其收入農傢類，雖題“戴凱之撰”，但沒有說明時代；左圭將《竹譜》收進《百川學海》，並說它的作者是晉代人，但沒有說明根據。其實，戴凱之是南北朝劉宋時人，而不是通常所認為的晉人。
戴凱之，武昌人，生卒年不詳，一說字慶預（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一說字慶豫（左圭《百川學海》），南朝劉宋明帝時曾為南康相。
《南齊書·本紀第三·武帝》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反”，“子勳遣其將戴凱之為南康相，及軍主張宗之千餘人助之。上引兵嚮郡，擊凱之別軍主程超數百人於南康口，又進擊宗之，破斬之，遂圍郡城。凱之以數千人固守，上親率將士盡日攻之，城陷，凱之奔走，殺偽贛令陶衝之”。《南史·齊本紀》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反”，“上將討戴凱之，大饗士卒”。可見，戴凱之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劉子勳的部將，曾隨子勳叛亂，守南康郡城，後被蕭賾（即後來的南齊武帝）擊破，“奔走”不知所蹤。在政治軍事史上，戴凱之的確是一個小角色，甚至可以說是個失敗者，所以不為人所註意。這次叛亂發生在宋明帝泰始二年，即公元466年。《資治通鑒》詳細記載了這次叛亂的前後經過，但卻沒有提及戴凱之，可見其人不顯。《南齊書》與《南史》如果不是為了歌頌齊武帝年少時的英勇功績，肯定也不會提到戴凱之。
當然，我們可以質疑《竹譜》的作者戴凱之和劉子勳的部將戴凱之，並非同一個人。但是，從種種跡象分析，我們趨嚮於相信是同一個人。一方面，從《竹譜》的寫作淵源及相互影響來看，它顯然介於晉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狀》（成書於公元304年）和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約成書於公元533-544年）之間；從《竹譜》援引的書籍來看，多為晉人之書，如郭璞《山海經註》、《爾雅註》，虞預《會稽典錄》等。可見，《竹譜》的作者戴凱之，極有可能生活在四或五世紀。這與曾隨劉子勳作亂（466年）的戴凱之，時代吻合。另一方面，從《竹譜》內容看，作者多次提到南康及其周邊郡縣（潯陽、安成、鄱陽、廬陵等）。如在總綱中說，“南康、臨賀、始安三郡通廣州”；在談到桂竹時說，“南康以南所饒也”；在談到另一種竹子時說，“南康所生”等等。可見，《竹譜》的作者戴凱之對南康是熟悉的，與曾作南康相、守南康郡城的戴凱之，極有可能是同一人。
三
《竹譜》一書不過四、五千字，為總分結構。前一部分是緒論，用一段簡短的敘述，將竹的性質、型態、分類、分佈、生育環境、開花生理及壽命作了概括性的介紹。後一部分是分論，詳細記述了各種竹的名稱、形態、生境、産地和用途。這一部分是文章主體。據唐代徐堅《初學記》記載，《竹譜》原書記述了六十一種竹類植物，今本實際衹有三十多種，並且竹類名稱有很多與現代不同，但記述的竹類數量仍然是空前的。
至於《竹譜》的文字風格，《四庫全書·子部·<竹譜>提要》作了精闢的概括：“其書以四言韻話，記竹之種類，而自為之註，文皆古雅。”也就是說，《竹譜》全書以四字韻文為綱，再以散文形式逐條進行瞭解釋。
《竹譜》開頭對竹類植物特點進行概括，指出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肯定竹是植物界裏不同於草、木的一個獨立的大類。“竹是一族之總名，一形之遍稱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猶動品之中有魚、鳥、獸也。”
《竹譜》指出，竹雖然“小異空實”，即莖壁有厚薄之差異；但“大同節目”，莖桿“分節”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點。《竹譜》還指出竹類分佈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由於氣候原因，“九河鮮育，五嶺實繁”，指出黃河以北竹類很少，南方的竹類卻很茂盛，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嶺作為一條竹類生物分界綫。另外，戴凱之還認識到竹林有六十年開花枯死，而經過六年又自然復新的現象。
《竹譜》一書的主體部分，記述了各種竹的名稱、形態、生境、産地和用途，往往引經據典，詳細而具體。僅以竹的用途為例，《竹譜》中就有單竹“可績以為布，其精者如縠”；射同（竹）可以貯箭；筋竹為矛；簝竹材質“細軟肌薄”，可以束物；白竹可以為簟；篃竹葉“可以作蓬”； “篁竹大者可以行船”等等。
書尾，戴凱之表達了自己實事求是的為學態度：“天地無邊，蒼生無量。人所聞見，因軌躅所及，然後知耳。蓋何足雲？若耳目所不知，便斷以為不然，豈非囿近之徒耶？”
《竹譜》流傳極廣，影響深遠，是我國古代植物學名著，在世界生物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竹譜》寫作目的側重品評、鑒賞，文學色彩濃厚，生産意識淡薄，根本不提栽培技術與方法，實用價值不足。這是《竹譜》的缺點。
戴凱之與《竹譜》
作者:南浦漁翁
一
中國人自古愛竹。
竹青翠修長、素雅寧靜的豐姿，虛心挺拔、剛直有節的特點,都被人們所喜愛。古人將竹比作“君子”，又譽其為“歲寒三友”之一。《詩經·衛風·淇奧》雲：“瞻彼淇奧，緑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從此，竹與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歷代文人墨客，如劉禹錫、蘇軾、文與可、鄭板橋等等，以竹為對象，創作了許多不朽的詩畫，成為中國古代藝術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寶。
與此同時，在我國歷史上，還有着許多關於竹子的科學著作，描述了竹子的種類、産地、性狀、用途和栽培，成為中國古代科學史（特別是植物學史）上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竹類專著——《竹譜》，則是我們鄂州人（古武昌人）戴凱之的傑作。
二
戴凱之的《竹譜》繼承和發展了前人對竹類研究的成果，首次對我國竹類資源進行了係統的概括總結，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竹譜》問世不久，賈恩勰便從《竹譜》中吸取竹類植物知識，並寫入《齊民要術》。宋代以後，該書流傳極廣。後來問世的有關竹類著作，如宋代贊寧《筍譜》，元代劉美之《續竹譜》、李衎《竹譜詳錄》等，無不深受其影響。
可是，歷史上，《竹譜》的作者戴凱之卻一直默默無聞，甚至連他是哪朝哪代人都沒有定論。《隋書·經籍志》譜係類錄《竹譜》一捲，但沒有載作者姓名；《舊唐書·經籍志》將其收入農傢類，雖題“戴凱之撰”，但沒有說明時代；左圭將《竹譜》收進《百川學海》，並說它的作者是晉代人，但沒有說明根據。其實，戴凱之是南北朝劉宋時人，而不是通常所認為的晉人。
戴凱之，武昌人，生卒年不詳，一說字慶預（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一說字慶豫（左圭《百川學海》），南朝劉宋明帝時曾為南康相。
《南齊書·本紀第三·武帝》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反”，“子勳遣其將戴凱之為南康相，及軍主張宗之千餘人助之。上引兵嚮郡，擊凱之別軍主程超數百人於南康口，又進擊宗之，破斬之，遂圍郡城。凱之以數千人固守，上親率將士盡日攻之，城陷，凱之奔走，殺偽贛令陶衝之”。《南史·齊本紀》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反”，“上將討戴凱之，大饗士卒”。可見，戴凱之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劉子勳的部將，曾隨子勳叛亂，守南康郡城，後被蕭賾（即後來的南齊武帝）擊破，“奔走”不知所蹤。在政治軍事史上，戴凱之的確是一個小角色，甚至可以說是個失敗者，所以不為人所註意。這次叛亂發生在宋明帝泰始二年，即公元466年。《資治通鑒》詳細記載了這次叛亂的前後經過，但卻沒有提及戴凱之，可見其人不顯。《南齊書》與《南史》如果不是為了歌頌齊武帝年少時的英勇功績，肯定也不會提到戴凱之。
當然，我們可以質疑《竹譜》的作者戴凱之和劉子勳的部將戴凱之，並非同一個人。但是，從種種跡象分析，我們趨嚮於相信是同一個人。一方面，從《竹譜》的寫作淵源及相互影響來看，它顯然介於晉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狀》（成書於公元304年）和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約成書於公元533-544年）之間；從《竹譜》援引的書籍來看，多為晉人之書，如郭璞《山海經註》、《爾雅註》，虞預《會稽典錄》等。可見，《竹譜》的作者戴凱之，極有可能生活在四或五世紀。這與曾隨劉子勳作亂（466年）的戴凱之，時代吻合。另一方面，從《竹譜》內容看，作者多次提到南康及其周邊郡縣（潯陽、安成、鄱陽、廬陵等）。如在總綱中說，“南康、臨賀、始安三郡通廣州”；在談到桂竹時說，“南康以南所饒也”；在談到另一種竹子時說，“南康所生”等等。可見，《竹譜》的作者戴凱之對南康是熟悉的，與曾作南康相、守南康郡城的戴凱之，極有可能是同一人。
三
《竹譜》一書不過四、五千字，為總分結構。前一部分是緒論，用一段簡短的敘述，將竹的性質、型態、分類、分佈、生育環境、開花生理及壽命作了概括性的介紹。後一部分是分論，詳細記述了各種竹的名稱、形態、生境、産地和用途。這一部分是文章主體。據唐代徐堅《初學記》記載，《竹譜》原書記述了六十一種竹類植物，今本實際衹有三十多種，並且竹類名稱有很多與現代不同，但記述的竹類數量仍然是空前的。
至於《竹譜》的文字風格，《四庫全書·子部·<竹譜>提要》作了精闢的概括：“其書以四言韻話，記竹之種類，而自為之註，文皆古雅。”也就是說，《竹譜》全書以四字韻文為綱，再以散文形式逐條進行瞭解釋。
《竹譜》開頭對竹類植物特點進行概括，指出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肯定竹是植物界裏不同於草、木的一個獨立的大類。“竹是一族之總名，一形之遍稱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猶動品之中有魚、鳥、獸也。”
《竹譜》指出，竹雖然“小異空實”，即莖壁有厚薄之差異；但“大同節目”，莖桿“分節”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點。《竹譜》還指出竹類分佈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由於氣候原因，“九河鮮育，五嶺實繁”，指出黃河以北竹類很少，南方的竹類卻很茂盛，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嶺作為一條竹類生物分界綫。另外，戴凱之還認識到竹林有六十年開花枯死，而經過六年又自然復新的現象。
《竹譜》一書的主體部分，記述了各種竹的名稱、形態、生境、産地和用途，往往引經據典，詳細而具體。僅以竹的用途為例，《竹譜》中就有單竹“可績以為布，其精者如縠”；射同（竹）可以貯箭；筋竹為矛；簝竹材質“細軟肌薄”，可以束物；白竹可以為簟；篃竹葉“可以作蓬”； “篁竹大者可以行船”等等。
書尾，戴凱之表達了自己實事求是的為學態度：“天地無邊，蒼生無量。人所聞見，因軌躅所及，然後知耳。蓋何足雲？若耳目所不知，便斷以為不然，豈非囿近之徒耶？”
《竹譜》流傳極廣，影響深遠，是我國古代植物學名著，在世界生物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竹譜》寫作目的側重品評、鑒賞，文學色彩濃厚，生産意識淡薄，根本不提栽培技術與方法，實用價值不足。這是《竹譜》的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