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稱《梁唐晉漢周書》，後人為區別於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便習稱《舊五代史》。後歐陽修五代史記出，稱為新五代史，薛史則稱為舊五代史。原書已佚，現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時的輯本。
這是由宋太祖詔令編纂的官修史書。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同修。那時五代時期的各朝“實錄”基本沒有散失，又有範質的《五代通錄》作底本，再加上編書者對史料比較熟悉，因此成書時間很快，經始於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閏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後衹用了一年半左右時間。成書如此迅速，主要在於宋太祖十分重視，組織的撰修班子規格高、陣容強；同時也因為去古未遠，可資參考的史料相當齊備。五代各朝均有實錄，範質又在此基礎上整理出實錄簡編——《建隆五代通錄》，從而為修史提供了極大便利。
在我國歷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間曾有過封建社會中最後一次的大規模分裂割據時期。從公元907年朱溫代唐稱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間，中原地區相繼出現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過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南平、北漢等十個小國，周邊地區還有契丹
、吐蕃、渤海、党項、南詔、於闐、東丹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習慣上稱之為“五代十國”。《舊五代史》記載的就是這段歷史。
從宋朝藏書傢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記載看，《舊五代史》的實際作者有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等諸人。他們是當時的學者名流，在《宋史》裏都有傳。史稱盧多遜少年成名，甚有“篤學”；扈、張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學，有纔藻”；李昉更是知識廣博，曾主編過《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大部頭類書。他們大部分又在五代時期生活過一段，對那段歷史比較瞭解，因此《舊五代史》材料較為豐富。尤其是保存了許多後來已經散失的當時的詔令公文和當時人寫的“行狀”、墓志銘等，這都是人物傳紀的第一手的資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因此，宋初《舊五代史》編成後，受到文人和史傢的重視。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以及後來鬍三省撰《通鑒註》”，皆從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壇名傢瀋括、洪邁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為此書修於北宋太祖開寶六年，此時南方諸國尚存，許多編者對南方史事更為熟悉，因而更多地編進了有關十國的第一手資料。直到明清之際，史傢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時，還有記載說他曾嚮當時著名思想傢黃宗羲藉過《舊五代史》，這足證在《舊五代史》裏包含着許多南方十國的可貴的資料。
《舊五代史》共一百五十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按五代斷代為書，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十餘捲至五十捲不等。各代的《書》是斷代史，《志》則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雜傳》則記述包括十國在內的各割據政權的情況。這種編寫體例使全書以中原王朝的興亡為主綫，以十國的興亡和周邊民族的起伏為副綫，敘述條理清晰，較好地展現了這段歷史的面貌。對於南方和北漢十國以及周圍少數民族政權如契丹、吐蕃等，則以《世襲列傳》、《僭偽列傳》、《外國列傳》來概括。因此這部書雖名為五代史，實為當時整個五代十國時期各民族的一部斷代史。
《舊五代史》也有不少缺點。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為成書太快，因而來不及對史料加以慎重的鑒別，有的照抄五代時期的實錄，以至把當時人明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歪麯史實和溢美人物的不實之辭錄入書中。如對後唐的權臣張全義，傳中就大肆贊美他的治洛（陽）的功勳，而諱言其大量醜行。而這些醜聞在後來宋人王禹稱寫的《五代史闕文》中揭露甚多。正由於這樣，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對《舊五代史》指責很多，專門寫了“薛史書法回護處”和“薛史失檢處”兩個專題，舉了好些例證說明薛史的不實。但是從史料角度說，“薛史”為後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這畢竟是它的功勞。尤其經過長期南北分裂混亂，許多五代時期的“實錄”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這部近乎“實錄”壓縮本的史書，價值就更高了。
北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4年），出自文史大傢歐陽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後，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就開始不那麽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斷然下令學官服讀“歐史”，“薛史”更被冷落，後來就逐漸散失。明朝初年衹有內府纔有傳本，到清朝時這本書就完全散失了。今本係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館臣邵晉涵等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用《册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鑒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志》等書補充，並參考新、舊《唐書》、《東都事略》、《續資治通鑒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作為考異附註，大體按原書篇目編排而成，實為《舊五代史》輯本。雖非原書，但仍保留大量史料，與歐史可互相補充。輯本中凡觸犯清朝避忌，及遇鬍、虜、夷、狄等字時，多有竄改。近人陳垣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敘述甚詳。原印行的輯本共有三種：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豐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庫全書》初寫本；③1925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甬東盧氏抄藏四庫原輯本，百衲本即用該本影印。1976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乃以熊本為底本，並參校其他版本和有關書籍整理而成。
北宋時期，新舊兩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規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一］到了元代，舊五代史就逐漸不行於世。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未能找到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就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再用册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等書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時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中輯錄了有關的資料，作為考異附註，與今輯本舊五代史正文相五補充印證，在不少方面豐富了原本的內容。他除參與史館的日常工作，撰寫史部各書的提要外，用了兩年時間，輯出這部多達150捲的大書，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啓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出鑒別輯逸書學術質量的四條標準，即逸文註明出處，所錄務求全備，逸文甄別真偽，還原原書編次，並在分析清代各傢輯逸書後，認為以邵輯《舊五代史》為最優。這一評價，邵晉涵當之無愧。與收入《四庫全書》的多數輯逸書比較，邵輯《舊五代史》一是取資範圍較寬，二是交待來源，最初奏進本(後由民國初年江西人熊羅宿影印)是逐條註明文獻來源的，衹是在正式編入《四庫全書》並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後，將出處都刪去了；三是對《舊五代史》所涉紛繁復雜的史事，援據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筆記、碑碣，作細緻的考訂；四是援據宋人關於此書編次的點滴記錄，分為“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玉海》捲四六引《中興書目》)，充分利用《永樂大典》保存的原書分捲編次痕跡，盡可能地恢復原書面貌。《四庫全書》中的大多數輯逸書，僅據《永樂大典》所存，采用新的體例，如詩文按體分編，姓書按韻目編錄之類，考訂也較粗疏。就此而言，邵輯本的水平確比其同僚所輯高出很多。今輯本舊五代史作為四庫金書之一，於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編成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錄出處，補充和考證史實的註文附在有關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訂則另附黃色粘籤。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簡稱“影庫本”）。後來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繕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本（簡稱“殿本”），補充史實的註文仍附於正文之下，文字、史實考訂則作為“考證”附於捲末，文字頗有改動，內容也有不少增刪，並刪去了輯文的出處。現存的舊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據殿本翻印的。此外，還有乾隆時期孔葒𠔌的校抄本（簡稱“孔本”，現僅看到近人章鈺過錄本）、彭元瑞校抄本（簡稱“彭本”）及抱經樓盧氏抄本（簡稱“盧本”），它們都以保存輯文出處為貴，內容大致和影庫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據較早的輯錄稿本抄寫的，未改的清朝忌諱字較多，並保存了後來編定本刪去的數十條註文。至於1925年的嘉業堂刊本（簡稱“劉本”），則以盧本為底本，再根據殿本作了大量校補，體例比較蕪雜。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劉本影印的。這幾本都保存了文獻出處，諱改部分也未改盡，行世後引起許多學者的關註，清輯本的缺憾，也逐漸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一，懾於清廷的政治氛圍，大量篡改原書中貶斥異族的辭語，也就是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特別揭示的涉及戎虜夷狄之類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虜主”為“契丹主”，改“虜騎”為“敵騎”、“獯戎犯闕”改“契丹入汴”、“北戎盜據中夏”改“契丹據有中夏”之類，在在多有。陳垣的考證，在《永樂大典》原捲影印後得到了證實。就現在已經公佈的四庫檔案來分析，這些篡改並不一定出於乾隆帝的詔旨，更多的是館臣畏禍而改。《舊五代史》輯本進呈後，乾隆帝即曾垂詢金人禁行此書的原因，邵晉涵惶恐而致病，幸虧大學士於敏中盡力為之周旋，方得無事。輯本後來一再諱改，就因為此。
其二，輯錄史文缺漏太多。就當時主要依據的《永樂大典》和《册府元龜》等書來說，漏輯現象就已經非常嚴重。《永樂大典》現存本衹有800多捲，引用《舊五代史》不足100則，清輯本即漏收了安彥威、馬希範、王弘贄、安從進、李從昶等傳逸文。《册府元龜》存五代文獻超過萬條，清輯本僅輯入三百則，缺漏極其嚴重。
其三是采輯未廣。就現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舊五代史》逸文者，大約超過三十種，當時僅據《永樂大典》、《册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註》、《太平御覽》、《容齋隨筆》六種書輯錄逸文，不少書當時可以見到而沒有用，比方《四庫全書》收錄的《大事記續編》、《職官分紀》等，也有不少是後來纔通行的。
其四是錄文多誤。邵晉涵以後，許多學者從事校訂，中華書局校點本也改正了一千多處，問題仍復不少。試舉幾例。《晉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為貝州節度使”。焦方僅此一見，節度使官高，不應別無表見，參前後史文，可以確定是《舊五代史》有傳的馬萬之誤，“馬”字手書與“焦”字相近，“萬”字俗寫作“萬”，增一點則為“方”。再如《唐明宗紀》長興二年二月“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為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為限，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中華本576頁)同年六月“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同上580頁)前一段似乎是對官員上任期限的規定，但不可理解的是為何少尹官高，獨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遠懸隔，又何能統一規定？查《册府元龜》捲六三三，此處“上任”作“上佐”，兩處“日”均作“月”，原詔是對官員任職期限的規定，與上任赴職無關。後一段講均補苗稅，“有嗣者排改檢括”一句很難理解，一是“排改”不詞，二是僅講檢括田苗，何以牽涉到有無嗣子？查《册府元龜》捲四八八，此處作“自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是說有力人戶同意者就照此徵收，不同意而有詞訴者，再分段檢括，以作取捨。兩段史文，經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曉。與前述人為諱改不同，這是流傳偶誤所致。
近代史學大傢陳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訂清輯本，其設想見於其1936年所作而身後發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計畫》(收入《陳垣史學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1)一文，認為應先編製四種目錄，然後據四種目錄將二書互相比讀，註出有無，進而逐字校讎，寫定文本。這一計劃，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於這些比讀，他發表了研究《舊五代史》的一係列重要論文。1959年，陳垣為中華書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龜》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設想：“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輯出，乃以《册府》習見，外間多有，《永樂大典》孤本，為內府所藏，遂標榜采用《大典》，而《册府》衹可為輔。”可能是作序而特別強調其重要的一種說法，實施情況不明。
中華書局校點本《舊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時期進行的。最初由陳垣承擔，後因高層幹預，改由復旦大學中文、歷史兩係部分教師承擔。作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體例是整理舊本而不是另輯新本，因此，校點本對清輯本係統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會校，可以說是清輯本的集成，但沒有突破這個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學者對此本《出版說明》中“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責疑，雖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當時的整理規範。
現存古籍中，引有《舊五代史》者有《永樂大典》、《册府元龜》、《太平御覽》、《新五代史註》、《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註》、《容齋隨筆》、《廣卓異記》、《通歷》、《類要》、《方輿勝覽》、《錦綉萬花𠔌》、《職官分紀》、《折獄龜鑒》、《古今姓氏書辯證》、《玉海》、《能改齋漫錄》、《大事記續編》、《天中記》等三十多種書。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書，衹是因為疏忽而未及檢用，有一些不太易見，如《類要》僅有鈔本流傳，《通歷》後經阮元奏進，《古今姓氏書辨證》則剛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這些著作引錄《舊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標明引錄該書，取資較易，有些則未有說明，如《通歷》，但衹要將其有關五代史文與清輯本《舊五代史》作一比讀，不難發現這部分全部據後者節寫而成。當然，輯錄《舊五代史》的主要依憑，或者說保存五代文獻的兩大淵藪，還是《永樂大典》和《册府元龜》。
因為收進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畢竟還是“輯本”，有些紀傳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僅及其半，後世史傢對此深以為憾，總期望有全貌的《舊五代史》從民間再現。本世紀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說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舊五代史》，後又傳說藏在上海，但經輾轉查詢，至今猶未問世。今輯本《舊五代史》經諸傢研究考實，發現乾隆時從《永樂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學家陳垣曾專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捲，依次用《册府元龜》對比了乾隆輯本凡一百九十四條，總結出清朝史官增刪挖補的十類，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們在研究和引用《舊五代史》時，是應當有所鑒別的。
歷時二十年艱苦嚴謹的治學，復旦學者陳尚君完成了700萬字巨著《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兩部書於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之際，先後由中華書局和復旦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這是我國文史研究領域的又一重大收穫。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是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的最新輯本。抗戰以前，史學大師陳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訂此書的設想，近二十年間，海峽兩岸也有許多學者作此倡議，但因所涉文獻極其浩博繁雜，此項工作始終沒有完成。陳尚君教授從1994年始，歷時11年，輯成此書。全書320萬字，內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訂，據不完全統計，共重新輯錄紀、傳、志53篇，新增列傳60篇，刪去清人誤收者9篇，增補逸文數萬字，改動、補訂、刪除、乙正史文近萬處，適當調整了原書的編次，同時附錄了該書據以編修的五代實錄的遺文達100多萬字。提供了這部正史的相對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後的一個新文本，對五代時期的紛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實錄為主的大量第一手歷史文獻，揭示了該書編撰時所依據和刪除文獻的基本面貌，開創了正史註本的一種新範例。
這是由宋太祖詔令編纂的官修史書。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同修。那時五代時期的各朝“實錄”基本沒有散失，又有範質的《五代通錄》作底本，再加上編書者對史料比較熟悉，因此成書時間很快，經始於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閏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後衹用了一年半左右時間。成書如此迅速，主要在於宋太祖十分重視，組織的撰修班子規格高、陣容強；同時也因為去古未遠，可資參考的史料相當齊備。五代各朝均有實錄，範質又在此基礎上整理出實錄簡編——《建隆五代通錄》，從而為修史提供了極大便利。
在我國歷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間曾有過封建社會中最後一次的大規模分裂割據時期。從公元907年朱溫代唐稱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間，中原地區相繼出現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過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南平、北漢等十個小國，周邊地區還有契丹
、吐蕃、渤海、党項、南詔、於闐、東丹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習慣上稱之為“五代十國”。《舊五代史》記載的就是這段歷史。
從宋朝藏書傢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記載看，《舊五代史》的實際作者有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等諸人。他們是當時的學者名流，在《宋史》裏都有傳。史稱盧多遜少年成名，甚有“篤學”；扈、張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學，有纔藻”；李昉更是知識廣博，曾主編過《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大部頭類書。他們大部分又在五代時期生活過一段，對那段歷史比較瞭解，因此《舊五代史》材料較為豐富。尤其是保存了許多後來已經散失的當時的詔令公文和當時人寫的“行狀”、墓志銘等，這都是人物傳紀的第一手的資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因此，宋初《舊五代史》編成後，受到文人和史傢的重視。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以及後來鬍三省撰《通鑒註》”，皆從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壇名傢瀋括、洪邁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為此書修於北宋太祖開寶六年，此時南方諸國尚存，許多編者對南方史事更為熟悉，因而更多地編進了有關十國的第一手資料。直到明清之際，史傢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時，還有記載說他曾嚮當時著名思想傢黃宗羲藉過《舊五代史》，這足證在《舊五代史》裏包含着許多南方十國的可貴的資料。
《舊五代史》共一百五十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按五代斷代為書，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十餘捲至五十捲不等。各代的《書》是斷代史，《志》則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雜傳》則記述包括十國在內的各割據政權的情況。這種編寫體例使全書以中原王朝的興亡為主綫，以十國的興亡和周邊民族的起伏為副綫，敘述條理清晰，較好地展現了這段歷史的面貌。對於南方和北漢十國以及周圍少數民族政權如契丹、吐蕃等，則以《世襲列傳》、《僭偽列傳》、《外國列傳》來概括。因此這部書雖名為五代史，實為當時整個五代十國時期各民族的一部斷代史。
《舊五代史》也有不少缺點。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為成書太快，因而來不及對史料加以慎重的鑒別，有的照抄五代時期的實錄，以至把當時人明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歪麯史實和溢美人物的不實之辭錄入書中。如對後唐的權臣張全義，傳中就大肆贊美他的治洛（陽）的功勳，而諱言其大量醜行。而這些醜聞在後來宋人王禹稱寫的《五代史闕文》中揭露甚多。正由於這樣，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對《舊五代史》指責很多，專門寫了“薛史書法回護處”和“薛史失檢處”兩個專題，舉了好些例證說明薛史的不實。但是從史料角度說，“薛史”為後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這畢竟是它的功勞。尤其經過長期南北分裂混亂，許多五代時期的“實錄”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這部近乎“實錄”壓縮本的史書，價值就更高了。
北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4年），出自文史大傢歐陽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後，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就開始不那麽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斷然下令學官服讀“歐史”，“薛史”更被冷落，後來就逐漸散失。明朝初年衹有內府纔有傳本，到清朝時這本書就完全散失了。今本係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館臣邵晉涵等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用《册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鑒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志》等書補充，並參考新、舊《唐書》、《東都事略》、《續資治通鑒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作為考異附註，大體按原書篇目編排而成，實為《舊五代史》輯本。雖非原書，但仍保留大量史料，與歐史可互相補充。輯本中凡觸犯清朝避忌，及遇鬍、虜、夷、狄等字時，多有竄改。近人陳垣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敘述甚詳。原印行的輯本共有三種：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豐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庫全書》初寫本；③1925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甬東盧氏抄藏四庫原輯本，百衲本即用該本影印。1976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乃以熊本為底本，並參校其他版本和有關書籍整理而成。
北宋時期，新舊兩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規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一］到了元代，舊五代史就逐漸不行於世。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未能找到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就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再用册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等書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時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中輯錄了有關的資料，作為考異附註，與今輯本舊五代史正文相五補充印證，在不少方面豐富了原本的內容。他除參與史館的日常工作，撰寫史部各書的提要外，用了兩年時間，輯出這部多達150捲的大書，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啓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出鑒別輯逸書學術質量的四條標準，即逸文註明出處，所錄務求全備，逸文甄別真偽，還原原書編次，並在分析清代各傢輯逸書後，認為以邵輯《舊五代史》為最優。這一評價，邵晉涵當之無愧。與收入《四庫全書》的多數輯逸書比較，邵輯《舊五代史》一是取資範圍較寬，二是交待來源，最初奏進本(後由民國初年江西人熊羅宿影印)是逐條註明文獻來源的，衹是在正式編入《四庫全書》並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後，將出處都刪去了；三是對《舊五代史》所涉紛繁復雜的史事，援據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筆記、碑碣，作細緻的考訂；四是援據宋人關於此書編次的點滴記錄，分為“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玉海》捲四六引《中興書目》)，充分利用《永樂大典》保存的原書分捲編次痕跡，盡可能地恢復原書面貌。《四庫全書》中的大多數輯逸書，僅據《永樂大典》所存，采用新的體例，如詩文按體分編，姓書按韻目編錄之類，考訂也較粗疏。就此而言，邵輯本的水平確比其同僚所輯高出很多。今輯本舊五代史作為四庫金書之一，於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編成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錄出處，補充和考證史實的註文附在有關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訂則另附黃色粘籤。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簡稱“影庫本”）。後來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繕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本（簡稱“殿本”），補充史實的註文仍附於正文之下，文字、史實考訂則作為“考證”附於捲末，文字頗有改動，內容也有不少增刪，並刪去了輯文的出處。現存的舊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據殿本翻印的。此外，還有乾隆時期孔葒𠔌的校抄本（簡稱“孔本”，現僅看到近人章鈺過錄本）、彭元瑞校抄本（簡稱“彭本”）及抱經樓盧氏抄本（簡稱“盧本”），它們都以保存輯文出處為貴，內容大致和影庫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據較早的輯錄稿本抄寫的，未改的清朝忌諱字較多，並保存了後來編定本刪去的數十條註文。至於1925年的嘉業堂刊本（簡稱“劉本”），則以盧本為底本，再根據殿本作了大量校補，體例比較蕪雜。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劉本影印的。這幾本都保存了文獻出處，諱改部分也未改盡，行世後引起許多學者的關註，清輯本的缺憾，也逐漸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一，懾於清廷的政治氛圍，大量篡改原書中貶斥異族的辭語，也就是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特別揭示的涉及戎虜夷狄之類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虜主”為“契丹主”，改“虜騎”為“敵騎”、“獯戎犯闕”改“契丹入汴”、“北戎盜據中夏”改“契丹據有中夏”之類，在在多有。陳垣的考證，在《永樂大典》原捲影印後得到了證實。就現在已經公佈的四庫檔案來分析，這些篡改並不一定出於乾隆帝的詔旨，更多的是館臣畏禍而改。《舊五代史》輯本進呈後，乾隆帝即曾垂詢金人禁行此書的原因，邵晉涵惶恐而致病，幸虧大學士於敏中盡力為之周旋，方得無事。輯本後來一再諱改，就因為此。
其二，輯錄史文缺漏太多。就當時主要依據的《永樂大典》和《册府元龜》等書來說，漏輯現象就已經非常嚴重。《永樂大典》現存本衹有800多捲，引用《舊五代史》不足100則，清輯本即漏收了安彥威、馬希範、王弘贄、安從進、李從昶等傳逸文。《册府元龜》存五代文獻超過萬條，清輯本僅輯入三百則，缺漏極其嚴重。
其三是采輯未廣。就現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舊五代史》逸文者，大約超過三十種，當時僅據《永樂大典》、《册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註》、《太平御覽》、《容齋隨筆》六種書輯錄逸文，不少書當時可以見到而沒有用，比方《四庫全書》收錄的《大事記續編》、《職官分紀》等，也有不少是後來纔通行的。
其四是錄文多誤。邵晉涵以後，許多學者從事校訂，中華書局校點本也改正了一千多處，問題仍復不少。試舉幾例。《晉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為貝州節度使”。焦方僅此一見，節度使官高，不應別無表見，參前後史文，可以確定是《舊五代史》有傳的馬萬之誤，“馬”字手書與“焦”字相近，“萬”字俗寫作“萬”，增一點則為“方”。再如《唐明宗紀》長興二年二月“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為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為限，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中華本576頁)同年六月“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同上580頁)前一段似乎是對官員上任期限的規定，但不可理解的是為何少尹官高，獨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遠懸隔，又何能統一規定？查《册府元龜》捲六三三，此處“上任”作“上佐”，兩處“日”均作“月”，原詔是對官員任職期限的規定，與上任赴職無關。後一段講均補苗稅，“有嗣者排改檢括”一句很難理解，一是“排改”不詞，二是僅講檢括田苗，何以牽涉到有無嗣子？查《册府元龜》捲四八八，此處作“自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是說有力人戶同意者就照此徵收，不同意而有詞訴者，再分段檢括，以作取捨。兩段史文，經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曉。與前述人為諱改不同，這是流傳偶誤所致。
近代史學大傢陳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訂清輯本，其設想見於其1936年所作而身後發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計畫》(收入《陳垣史學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1)一文，認為應先編製四種目錄，然後據四種目錄將二書互相比讀，註出有無，進而逐字校讎，寫定文本。這一計劃，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於這些比讀，他發表了研究《舊五代史》的一係列重要論文。1959年，陳垣為中華書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龜》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設想：“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輯出，乃以《册府》習見，外間多有，《永樂大典》孤本，為內府所藏，遂標榜采用《大典》，而《册府》衹可為輔。”可能是作序而特別強調其重要的一種說法，實施情況不明。
中華書局校點本《舊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時期進行的。最初由陳垣承擔，後因高層幹預，改由復旦大學中文、歷史兩係部分教師承擔。作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體例是整理舊本而不是另輯新本，因此，校點本對清輯本係統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會校，可以說是清輯本的集成，但沒有突破這個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學者對此本《出版說明》中“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責疑，雖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當時的整理規範。
現存古籍中，引有《舊五代史》者有《永樂大典》、《册府元龜》、《太平御覽》、《新五代史註》、《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註》、《容齋隨筆》、《廣卓異記》、《通歷》、《類要》、《方輿勝覽》、《錦綉萬花𠔌》、《職官分紀》、《折獄龜鑒》、《古今姓氏書辯證》、《玉海》、《能改齋漫錄》、《大事記續編》、《天中記》等三十多種書。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書，衹是因為疏忽而未及檢用，有一些不太易見，如《類要》僅有鈔本流傳，《通歷》後經阮元奏進，《古今姓氏書辨證》則剛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這些著作引錄《舊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標明引錄該書，取資較易，有些則未有說明，如《通歷》，但衹要將其有關五代史文與清輯本《舊五代史》作一比讀，不難發現這部分全部據後者節寫而成。當然，輯錄《舊五代史》的主要依憑，或者說保存五代文獻的兩大淵藪，還是《永樂大典》和《册府元龜》。
因為收進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畢竟還是“輯本”，有些紀傳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僅及其半，後世史傢對此深以為憾，總期望有全貌的《舊五代史》從民間再現。本世紀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說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舊五代史》，後又傳說藏在上海，但經輾轉查詢，至今猶未問世。今輯本《舊五代史》經諸傢研究考實，發現乾隆時從《永樂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學家陳垣曾專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捲，依次用《册府元龜》對比了乾隆輯本凡一百九十四條，總結出清朝史官增刪挖補的十類，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們在研究和引用《舊五代史》時，是應當有所鑒別的。
歷時二十年艱苦嚴謹的治學，復旦學者陳尚君完成了700萬字巨著《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兩部書於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之際，先後由中華書局和復旦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這是我國文史研究領域的又一重大收穫。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是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的最新輯本。抗戰以前，史學大師陳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訂此書的設想，近二十年間，海峽兩岸也有許多學者作此倡議，但因所涉文獻極其浩博繁雜，此項工作始終沒有完成。陳尚君教授從1994年始，歷時11年，輯成此書。全書320萬字，內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訂，據不完全統計，共重新輯錄紀、傳、志53篇，新增列傳60篇，刪去清人誤收者9篇，增補逸文數萬字，改動、補訂、刪除、乙正史文近萬處，適當調整了原書的編次，同時附錄了該書據以編修的五代實錄的遺文達100多萬字。提供了這部正史的相對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後的一個新文本，對五代時期的紛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實錄為主的大量第一手歷史文獻，揭示了該書編撰時所依據和刪除文獻的基本面貌，開創了正史註本的一種新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