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夏天的黄昏时候。我们坐在小山顶上一个农家门口的走廊上，瑞奇尔大娘在我们那一排下面，很恭敬地坐在台阶上——因为她是我们的女仆，而且是黑人。她的身材高大而壮实；虽然是六十岁了，眼睛可并不模糊，气力也没有衰退。她是个欢欢喜喜、精神饱满的人，笑起来一点也不费劲，就和鸟儿叫那么自然。这时候又像平常天黑以后一样，她在炮火中了。这就是说，大家毫不留情地拿她开玩笑，她也就以此为乐。她动辄就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爽朗的笑声，然后双手蒙住脸坐着，笑得不可开交，浑身抖动，简直喘不过气来，无法表达她的高兴。就在这种时候，我心里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于是我说道：
“瑞奇尔大娘，你怎么活了60年，从来没什么苦恼呢？”
她停止了抖动，歇了一会，没有做声。她回过头来望着我说：
“克先生，您当真这么说吗？”她的声音里连一点笑意都没有。
这使我大为吃惊；同时也使我的态度和谈话庄重了一些。我说：
“噢，我以为……我是说，我觉得……嗐，你简直不可能有过什么苦恼呀。我从来没听见你叹过气，也从来没见过你眼睛里不带着笑。”
现在她差不多完全转过脸来了，显出十足的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是不是有过苦恼？克先生，我来跟您说，叫您自己去想吧。我是生在奴隶堆里的；当奴隶的滋味我全知道，因为我自己就当过奴隶。嗐，先生，我的老汉——那就是我们当家的——他对我很恩爱，脾气也好，就跟您对您自己的太太那么好。后来我们俩生了孩子——七个孩子——我们俩很爱他们这些孩子，就跟您爱您的孩子一样。他们都是黑的，可是不管老天爷叫孩子们长得多么黑，他们的娘可照样爱他们，不肯把他们丢掉，不，随你拿全世界什么东西跟她换，她也不干。
“唉，先生，我生长在弗吉尼那个老地方，可是我妈是在马里兰长大的；哎呀，谁要是惹了她，她可真厉害！好家伙！她就大吵大闹一场！她发起脾气来，她就老是爱说一句话。她把身子站得挺直，两手攥着拳头插在腰上，说：‘我要叫你们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您知道吗，那就是马里兰生的人给他们自己的称呼，他们对这个很得意哩。哈，她就是那么说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她常说这句话，有一天我的小亨利把手腕子摔坏了，头也碰破了，刚刚碰着脑门子顶上，当时黑鬼们没有马上就跑过来招呼他，她又骂开了。他们一回嘴，她马上就站起来说：‘喂！’她说，‘我要叫你们这些黑鬼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她就把厨房收拾完了，自己给这孩子捆上伤口。所以我让人家惹火了的时候，也说这句话。
“唉，后来我的老东家说她破产了，她只好把庄上的黑奴通通卖掉。我一听说他们要把我们通通送到里奇蒙去拍卖，啊，老天爷！我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瑞奇尔大娘说得很起劲了，她就渐渐站起来，现在她高高地耸立在我们面前，星光衬托出她的黑影。
“他们给我们套上链子，把我们放在一个看台上，就像这个台阶这么高——二十来英尺——大伙儿就围着台子在下面站着，一堆一堆的人。他们就上来，把我们浑身打量，拧我们的胳臂，叫我们站起来走动，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太老，’或是‘这个瘸了腿，’再不就是‘这个没多大用处。’后来他们就卖了我的老汉，把他带走了，他们又来卖我的孩子们，把他们也带走，我就哭起来；那个人就说，‘不许你哇啦哇啦地哭，’伸手就在我嘴上打了一巴掌。后来都卖完了，只剩下我的小亨利，我就拼命把他抱在怀里，抱得紧紧地，我就站起来说，‘你们要把他带走可不行，’我说：‘谁动一动他，我就要谁的命！’我说。可是我的小亨利悄悄地说：‘我会逃跑，跑掉了我就去做工，给您赎身。’啊，老天爷保信这孩子，他老是这么孝顺！可是他们拉着他——他们拉着他，就是那些人干的；可是我揪住他们的衣服，撕破了好些地方，还拿我的链子打他们的脑袋，他们也揍了我一顿，可是我不在乎。”
“唉，我老汉就那么走了，还有我所有的孩子，七个孩子都走了——有六个我一直到今天都没再看到一眼，算到上个复活节，已经是二十二年以前的事了。把我买到手的那个人是新百伦的，他就把我带到那儿去。唉，就这么一年又一年过去，后来打起仗来了。我的东家他是个南方军队里的上校，我是给他家烧饭的。所以北方的队伍把那个镇打下来之后，他们通通跑掉了，把我丢在那儿，和别的那些黑人都在那幢大得要命的房子里。所以那些北方队伍的大军官就搬进来住，他们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烧饭。‘天哪，那还有什么说的，’我说，‘我是干这行的呀。’”
“他们可不是那些芝麻大的小官儿，您知道，那都是些挺大挺大的军官；他们高兴叫那些小兵怎样就得怎样，真神气！那个将军他叫我当厨房的头儿；他说，‘谁要是来给你捣乱，你就干脆叫他滚蛋；你可别害怕，’他说；‘现在你是跟朋友们在一起了。’”
“那么，我心里想，要是我的小亨利找到机会开了小差，那他一定就会上北方去。所以有一天我就跑到那些大官儿们呆着的地方，大客厅里，我就给他们请了个安，就像这样，我就跑过去，给他们谈到我的亨利，他们好好儿听着我谈这些心事，就好像我也是白人一样；我又说：‘我来问问，是因为他要是跑掉了，到了北方，到了你们各位长官的地方，你们也许看见过他，那你们就可以告诉我，好让我把他找回来；他很小，左手腕子上和脑门子顶上都有个疤。’这下子他们就显得很难过；将军说：‘他们给他弄走有多久了？’我说：‘十三年了。’这下将军就说：‘他现在可不会再像那么小——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我从前简直没想到过这个！我心里老想着他还是那么个小不点儿。从来没想到过他会长大，长成个大人。可是现在我明白了。那些长官谁也没碰见过他，所以他们也没法帮我的忙。可是那些年里，虽然我不知道，我的亨利可果然是跑到北方去了，去了好些年好些年，还成了剃头匠，自己干活。后来打起仗来了，他马上就说：‘我剃头剃够了，’他说，‘我要去找我妈，除非她死了。’所以他就卖掉他的行头，跑到招兵的地方去，给一个上校当听差的；这下子他就跟着部队到处打仗，好打听他的老妈妈；是呀，真的，他就一会儿伺候这个军官，一会儿伺候那个军官，一直把整个南方各地都找遍了；可是你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我怎么会知道呢？”
“噢，有一天晚上，我们开了个士兵跳舞会，新百伦那儿当兵的常常开跳舞会，寻开心。他们就在我那厨房里开，不知开过多少次，因为那屋子很大。您听着，他们这么干，我可就不高兴；因为我那地方是伺候军官的，一有那些普通的丘八爷在我那厨房里乱蹦乱跳，就叫我着急。可是我老是不管他们，完了就收拾收拾，我就那么着；有时候他们惹得我生了气，我就叫他们给我打扫厨房，我跟您说吧，真不含糊！
“噢，有一天晚上——那是星期五晚上——一下子来了一整排人，是从守卫这所房子的黑人卫队里调来的——这所房子是司令部，您知道——这下子我可劲头来了！高兴疯了吗？我简直是痛快极了！我兴头很大地转到这儿，转到那儿；我简直觉得浑身发痒，只想叫他们带着我跳起来。他们都在转来转去地跳舞！哎呀，他们玩得可真痛快！我也跟着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后来过了不大一会儿，有那么一个穿得很时髦的黑小伙子在屋子那边跳着跳着过来了，他搂着一个黄皮丫头跳；他们俩跳得直是转、直是转，真叫人看了像喝醉了酒那股劲儿；他们转到我身边的时候，他们就一会儿翘起这只腿跳，一会儿又翘起那只腿跳，还望着我那大红头巾直笑，跟我打趣，我就冒火说：‘滚你妈的蛋吧！——杂种！’那年轻人的脸色猛一下子有些变了，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后来他又笑起来，跟原先一样。噢，就在这时候，来了几个奏乐的黑人，那是乐队里的，他们这些人老是非摆架子不可似的。那天晚上他们刚起头摆一下架子，我就跟他们捣蛋！他们笑了，这叫我更加冒火。别的黑人也大笑起来，这下子我心里实在忍不住，我可真生气了！我眼睛里简直冒出火来了！我就站得挺直，就像这样——跟我现在这样，差点儿碰着天花板——我攥着拳头插在腰上，我说：‘喂！’我说：‘我要叫你们这些黑鬼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这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年轻人站住了，他瞪着眼睛，动也不动，好像是望着天花板，有什么事忘掉了，想不起来的样子。嗐，我就往他们黑鬼那边冲过去——就这样，像一个将军的神气——他们就在我前面逃跑，滚到门外去了。这个年轻人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他跟另外一个黑人说，‘吉姆，’他说，‘你先走，请你告诉上尉，我大概要到早上八点钟才能回来；我心里有点事情，’他说：‘今晚上再也睡不着了。你先走，’他说，‘别管我吧。’”
“这时候大概是夜里一点钟。差不多七点的时候，我就起来给军官们做早饭。我在火炉前面弯着腰——就像这样，把您的脚就算是火炉吧——我拿右手把火炉的门打开了——就是这样，把它这么关上，就像我推您的脚一样——我刚刚在手里端着一盘热面包，正要抬起头来，我就看见一个黑脸蛋伸到我的脸下面来了，一双眼睛往上盯住我的眼睛，就像我现在这样从底下望着您的脸一样；我就在那儿站着，一点也没动弹！一个劲儿仔细看了又看；我手里的盘子直发抖，猛一下子我就明白了！盘子掉在地下，我就抓住他的左手，把他的袖子往上推——就是这么的，就像我推您的袖子一样——我马上又抬头望着他的脑门子，把他的头发往上推，就像这样，哈，我说：‘孩子！你要不是我的亨利，手腕子上哪来的这条痕，脑门子上哪来那个疤呀？谢天谢地，我又见到我的亲人了！’”
“啊，没什么，克先生——我真是从来没什么苦恼。可也没什么欢喜事儿！”
“瑞奇尔大娘，你怎么活了60年，从来没什么苦恼呢？”
她停止了抖动，歇了一会，没有做声。她回过头来望着我说：
“克先生，您当真这么说吗？”她的声音里连一点笑意都没有。
这使我大为吃惊；同时也使我的态度和谈话庄重了一些。我说：
“噢，我以为……我是说，我觉得……嗐，你简直不可能有过什么苦恼呀。我从来没听见你叹过气，也从来没见过你眼睛里不带着笑。”
现在她差不多完全转过脸来了，显出十足的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是不是有过苦恼？克先生，我来跟您说，叫您自己去想吧。我是生在奴隶堆里的；当奴隶的滋味我全知道，因为我自己就当过奴隶。嗐，先生，我的老汉——那就是我们当家的——他对我很恩爱，脾气也好，就跟您对您自己的太太那么好。后来我们俩生了孩子——七个孩子——我们俩很爱他们这些孩子，就跟您爱您的孩子一样。他们都是黑的，可是不管老天爷叫孩子们长得多么黑，他们的娘可照样爱他们，不肯把他们丢掉，不，随你拿全世界什么东西跟她换，她也不干。
“唉，先生，我生长在弗吉尼那个老地方，可是我妈是在马里兰长大的；哎呀，谁要是惹了她，她可真厉害！好家伙！她就大吵大闹一场！她发起脾气来，她就老是爱说一句话。她把身子站得挺直，两手攥着拳头插在腰上，说：‘我要叫你们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您知道吗，那就是马里兰生的人给他们自己的称呼，他们对这个很得意哩。哈，她就是那么说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她常说这句话，有一天我的小亨利把手腕子摔坏了，头也碰破了，刚刚碰着脑门子顶上，当时黑鬼们没有马上就跑过来招呼他，她又骂开了。他们一回嘴，她马上就站起来说：‘喂！’她说，‘我要叫你们这些黑鬼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她就把厨房收拾完了，自己给这孩子捆上伤口。所以我让人家惹火了的时候，也说这句话。
“唉，后来我的老东家说她破产了，她只好把庄上的黑奴通通卖掉。我一听说他们要把我们通通送到里奇蒙去拍卖，啊，老天爷！我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瑞奇尔大娘说得很起劲了，她就渐渐站起来，现在她高高地耸立在我们面前，星光衬托出她的黑影。
“他们给我们套上链子，把我们放在一个看台上，就像这个台阶这么高——二十来英尺——大伙儿就围着台子在下面站着，一堆一堆的人。他们就上来，把我们浑身打量，拧我们的胳臂，叫我们站起来走动，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太老，’或是‘这个瘸了腿，’再不就是‘这个没多大用处。’后来他们就卖了我的老汉，把他带走了，他们又来卖我的孩子们，把他们也带走，我就哭起来；那个人就说，‘不许你哇啦哇啦地哭，’伸手就在我嘴上打了一巴掌。后来都卖完了，只剩下我的小亨利，我就拼命把他抱在怀里，抱得紧紧地，我就站起来说，‘你们要把他带走可不行，’我说：‘谁动一动他，我就要谁的命！’我说。可是我的小亨利悄悄地说：‘我会逃跑，跑掉了我就去做工，给您赎身。’啊，老天爷保信这孩子，他老是这么孝顺！可是他们拉着他——他们拉着他，就是那些人干的；可是我揪住他们的衣服，撕破了好些地方，还拿我的链子打他们的脑袋，他们也揍了我一顿，可是我不在乎。”
“唉，我老汉就那么走了，还有我所有的孩子，七个孩子都走了——有六个我一直到今天都没再看到一眼，算到上个复活节，已经是二十二年以前的事了。把我买到手的那个人是新百伦的，他就把我带到那儿去。唉，就这么一年又一年过去，后来打起仗来了。我的东家他是个南方军队里的上校，我是给他家烧饭的。所以北方的队伍把那个镇打下来之后，他们通通跑掉了，把我丢在那儿，和别的那些黑人都在那幢大得要命的房子里。所以那些北方队伍的大军官就搬进来住，他们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烧饭。‘天哪，那还有什么说的，’我说，‘我是干这行的呀。’”
“他们可不是那些芝麻大的小官儿，您知道，那都是些挺大挺大的军官；他们高兴叫那些小兵怎样就得怎样，真神气！那个将军他叫我当厨房的头儿；他说，‘谁要是来给你捣乱，你就干脆叫他滚蛋；你可别害怕，’他说；‘现在你是跟朋友们在一起了。’”
“那么，我心里想，要是我的小亨利找到机会开了小差，那他一定就会上北方去。所以有一天我就跑到那些大官儿们呆着的地方，大客厅里，我就给他们请了个安，就像这样，我就跑过去，给他们谈到我的亨利，他们好好儿听着我谈这些心事，就好像我也是白人一样；我又说：‘我来问问，是因为他要是跑掉了，到了北方，到了你们各位长官的地方，你们也许看见过他，那你们就可以告诉我，好让我把他找回来；他很小，左手腕子上和脑门子顶上都有个疤。’这下子他们就显得很难过；将军说：‘他们给他弄走有多久了？’我说：‘十三年了。’这下将军就说：‘他现在可不会再像那么小——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我从前简直没想到过这个！我心里老想着他还是那么个小不点儿。从来没想到过他会长大，长成个大人。可是现在我明白了。那些长官谁也没碰见过他，所以他们也没法帮我的忙。可是那些年里，虽然我不知道，我的亨利可果然是跑到北方去了，去了好些年好些年，还成了剃头匠，自己干活。后来打起仗来了，他马上就说：‘我剃头剃够了，’他说，‘我要去找我妈，除非她死了。’所以他就卖掉他的行头，跑到招兵的地方去，给一个上校当听差的；这下子他就跟着部队到处打仗，好打听他的老妈妈；是呀，真的，他就一会儿伺候这个军官，一会儿伺候那个军官，一直把整个南方各地都找遍了；可是你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我怎么会知道呢？”
“噢，有一天晚上，我们开了个士兵跳舞会，新百伦那儿当兵的常常开跳舞会，寻开心。他们就在我那厨房里开，不知开过多少次，因为那屋子很大。您听着，他们这么干，我可就不高兴；因为我那地方是伺候军官的，一有那些普通的丘八爷在我那厨房里乱蹦乱跳，就叫我着急。可是我老是不管他们，完了就收拾收拾，我就那么着；有时候他们惹得我生了气，我就叫他们给我打扫厨房，我跟您说吧，真不含糊！
“噢，有一天晚上——那是星期五晚上——一下子来了一整排人，是从守卫这所房子的黑人卫队里调来的——这所房子是司令部，您知道——这下子我可劲头来了！高兴疯了吗？我简直是痛快极了！我兴头很大地转到这儿，转到那儿；我简直觉得浑身发痒，只想叫他们带着我跳起来。他们都在转来转去地跳舞！哎呀，他们玩得可真痛快！我也跟着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后来过了不大一会儿，有那么一个穿得很时髦的黑小伙子在屋子那边跳着跳着过来了，他搂着一个黄皮丫头跳；他们俩跳得直是转、直是转，真叫人看了像喝醉了酒那股劲儿；他们转到我身边的时候，他们就一会儿翘起这只腿跳，一会儿又翘起那只腿跳，还望着我那大红头巾直笑，跟我打趣，我就冒火说：‘滚你妈的蛋吧！——杂种！’那年轻人的脸色猛一下子有些变了，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后来他又笑起来，跟原先一样。噢，就在这时候，来了几个奏乐的黑人，那是乐队里的，他们这些人老是非摆架子不可似的。那天晚上他们刚起头摆一下架子，我就跟他们捣蛋！他们笑了，这叫我更加冒火。别的黑人也大笑起来，这下子我心里实在忍不住，我可真生气了！我眼睛里简直冒出火来了！我就站得挺直，就像这样——跟我现在这样，差点儿碰着天花板——我攥着拳头插在腰上，我说：‘喂！’我说：‘我要叫你们这些黑鬼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这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年轻人站住了，他瞪着眼睛，动也不动，好像是望着天花板，有什么事忘掉了，想不起来的样子。嗐，我就往他们黑鬼那边冲过去——就这样，像一个将军的神气——他们就在我前面逃跑，滚到门外去了。这个年轻人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他跟另外一个黑人说，‘吉姆，’他说，‘你先走，请你告诉上尉，我大概要到早上八点钟才能回来；我心里有点事情，’他说：‘今晚上再也睡不着了。你先走，’他说，‘别管我吧。’”
“这时候大概是夜里一点钟。差不多七点的时候，我就起来给军官们做早饭。我在火炉前面弯着腰——就像这样，把您的脚就算是火炉吧——我拿右手把火炉的门打开了——就是这样，把它这么关上，就像我推您的脚一样——我刚刚在手里端着一盘热面包，正要抬起头来，我就看见一个黑脸蛋伸到我的脸下面来了，一双眼睛往上盯住我的眼睛，就像我现在这样从底下望着您的脸一样；我就在那儿站着，一点也没动弹！一个劲儿仔细看了又看；我手里的盘子直发抖，猛一下子我就明白了！盘子掉在地下，我就抓住他的左手，把他的袖子往上推——就是这么的，就像我推您的袖子一样——我马上又抬头望着他的脑门子，把他的头发往上推，就像这样，哈，我说：‘孩子！你要不是我的亨利，手腕子上哪来的这条痕，脑门子上哪来那个疤呀？谢天谢地，我又见到我的亲人了！’”
“啊，没什么，克先生——我真是从来没什么苦恼。可也没什么欢喜事儿！”
The $30,000 Bequest and Other Stories is an 1906 comic short story collection by American humorist and writer Mark Twain.
Contents
THE $30,000 BEQUEST
A DOG’S TALE
WAS IT HEAVEN? OR HELL?
THE CALIFORNIAN’S TALE
A HELPLESS SITUATION
A TELEPHONIC CONVERSATION
EDWARD MILLS AND GEORGE BENTON: A TALE . . .
SAINT JOAN OF ARC
THE FIVE BOONS OF LIFE
THE FIRST WRITING-MACHINES
ITALIAN WITHOUT A MASTER
ITALIAN WITH GRAMMAR
A BURLESQUE BIOGRAPHY
GENERAL WASHINGTON’S NEGRO BODY-SERVANT . .
WIT INSPIRATIONS OF THE “TWO-YEAR-OLDS”
AN ENTERTAINING ARTICLE
A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MENDED OBITUARIES
A MONUMENT TO ADAM
A HUMANE WORD FROM SAT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GUIDE OF THE CONVERSATION IN PORTUGUESE AND ENGLISH”
ADVICE TO LITTLE GIRLS
POST-MORTEM POETRY
A DECEPTION
THE DANGER OF LYING IN BED
PORTRAIT OF KING WILLIAM III
DOES THE RACE OF MAN LOVE A LORD?
EVE’S DIARY
THE INVALID’S STORY
THE CAPTAIN’S STORY
MARK TWAIN: A BIOGRAPHICAL SKETCH
IN MEMORIAM
THE BELATED RUSSIAN PASSPORT
TWO LITTLE TALES
_ DIPLOMATIC PAY AND CLOTHES
EXTRACTS FROM ADAM S DIARY
THE DEATH DISK
A DOUBLE-BARRELLED DETECTIVE STORY
Contents
THE $30,000 BEQUEST
A DOG’S TALE
WAS IT HEAVEN? OR HELL?
THE CALIFORNIAN’S TALE
A HELPLESS SITUATION
A TELEPHONIC CONVERSATION
EDWARD MILLS AND GEORGE BENTON: A TALE . . .
SAINT JOAN OF ARC
THE FIVE BOONS OF LIFE
THE FIRST WRITING-MACHINES
ITALIAN WITHOUT A MASTER
ITALIAN WITH GRAMMAR
A BURLESQUE BIOGRAPHY
GENERAL WASHINGTON’S NEGRO BODY-SERVANT . .
WIT INSPIRATIONS OF THE “TWO-YEAR-OLDS”
AN ENTERTAINING ARTICLE
A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MENDED OBITUARIES
A MONUMENT TO ADAM
A HUMANE WORD FROM SAT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GUIDE OF THE CONVERSATION IN PORTUGUESE AND ENGLISH”
ADVICE TO LITTLE GIRLS
POST-MORTEM POETRY
A DECEPTION
THE DANGER OF LYING IN BED
PORTRAIT OF KING WILLIAM III
DOES THE RACE OF MAN LOVE A LORD?
EVE’S DIARY
THE INVALID’S STORY
THE CAPTAIN’S STORY
MARK TWAIN: A BIOGRAPHICAL SKETCH
IN MEMORIAM
THE BELATED RUSSIAN PASSPORT
TWO LITTLE TALES
_ DIPLOMATIC PAY AND CLOTHES
EXTRACTS FROM ADAM S DIARY
THE DEATH DISK
A DOUBLE-BARRELLED DETECTIVE STORY
1892年3月间，我在里维埃拉区的门多涅①游玩。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你可以单独享受几英里外的蒙特卡洛和尼斯②所能和大家共同享受的一切好处。这就是说，那儿有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闪耀的、蔚蓝的海，而没有那煞风景的喧嚣、扰攘，以及奇装异服和浮华的炫耀。门多涅是个清静、纯朴、安闲而不讲究排场的地方；阔人和浮华的人物都不到那儿去。我是说，一般而论，阔人是不到那儿去的。偶尔也会有阔人来，我不久就结识了其中的一位。我姑且把他叫做斯密士吧——这多少是有些替他保守秘密的意思。有一天，在英格兰旅馆里，我们用第二道早餐的时候，他忽然大声喊道：
①里维埃拉区在法国东南、意大利西北，是地中海滨的休养和游览地区；门多涅是那里的休养胜地之一。
②蒙特卡洛是法国东南地中海滨的摩纳哥公国的著名赌城；尼斯是里维埃拉区的另一休养胜地。
“快点！你注意看门里出去的那个人。你仔细把他看清楚。”
“为什么？”
“你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你还没有来，他就在这儿住过好几天了。听说他是里昂一个很阔的绸缎厂老板，现在年老不干了。我看他简直是孤单得很，因为他老是显得那么苦闷的样子，无精打采，从不跟谁谈谈话。他的名字叫做席奥斐尔·麦格南。”
我以为这下子斯密士就要继续说下去，把他对这位麦格南先生所表示的绝大兴趣说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他却没有说什么，反而转入沉思，并且他经过几分钟之久，显然把我和其他一切都完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时而伸手搔一搔他那轻柔的白发，帮助他的思路，同时让他的早餐冷掉也不管。后来他才说：
“哎，忘了。我怎么也想不起了。”
“想不起什么事呀？”
“我说的是安徒生的一篇很妙的小故事。可是我把它忘了。这故事有一部分大致是这样的：有个小孩，他有一只养在笼子里的小鸟，他很爱它，可是又不知道当心招呼它。这鸟儿唱出歌来，可是没有人听，没有人理会；后来这个小把戏肚子也饿了，口也渴了，于是它的歌声就变得凄凉而微弱，最后终于停止了——鸟儿死了。小孩过来一看，简直伤心得要命，懊悔不及；他只好含着伤心的眼泪，唉声叹气地把他的伙伴们叫来，大家怀着极深切的悲恸，给这小鸟儿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可是这些小家伙可不知道并不光是孩子们让诗人们饿死，然后花许多钱给他们办丧事和立纪念碑，这些钱如果花在他们生前，那是足够养活他们的，还可以让他们过舒服日子哩。那么……”
但是这时候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我又碰到斯密士，他邀我上楼去，到他的会客室里陪他抽烟，喝热的苏格兰威士忌。那个房间是个很惬意的地方，里面摆着舒适的椅子，装着喜气洋洋的灯，还有那壁炉里和善可亲的火，燃烧着干硬的橄榄木柴。再加上外面那低沉的海涛澎湃声，更使一切达到了美满的境界。我们喝完了第二杯威士忌，谈了许多随意的、称心的闲话之后，斯密士说：
“现在我们喝得兴致很够了——我正好趁此讲一个希奇的故事，你正好听我讲。这事情是个保守了多年的秘密——这秘密只有我和另外三个人知道；现在我可要拆穿这个西洋镜了。你现在兴致好吗？”
“好极了。你往下说吧。”
下面就是他给我说的故事：
“多年以前，我是个年轻的画家——实在是个非常年轻的画家——我在法国的乡村随意漫游，到处写生，不久就和两个可爱的法国青年凑到一起了，他们也和我于着一样的事情。我们那股快活劲儿就像那股穷劲儿一样，也可以说，那股穷劲儿就像那股快活劲儿一样——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克劳德·弗雷尔和卡尔·包兰日尔——这就是那两个小伙子的名字；真是可爱的两个小伙子，太可爱了，老是兴致勃勃的，简直就和贫穷开玩笑，不管风霜雨雪，日子老是过得怪有劲的。
“后来我们在一个布勒敦的乡村里，简直穷得走投无路。碰巧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穷的画家把我们收留下来了，这下子可简直是救了我们的命——法朗斯瓦·米勒①——”
①法朗斯瓦·米勒（1814-1875），法国著名画家，长于描绘农村生活。
“怎么！就是那伟大的法朗斯瓦·米勒吗？”
“伟大？那时候他也并不见得比我们伟大到哪儿去哩。就连在他自己那个村子里，他也没有什么名气。他简直穷得不像话，除了萝卜，他就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吃的，并且连萝卜也有时候接不上气。我们四个人成了忠实可靠、互相疼爱的朋友，简直是难分难舍。我们在一起拼命地画呀画的，作品是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可就是很难得卖掉一件。我们大伙儿过的日子真是痛快极了；可是，也实在可怜！我们有时候简直是受活罪！
“我们就这样熬过了两年多点时光。最后有一天，克劳德说：
“‘伙计们，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你们明白不明白？——十足地山穷水尽。谁都不干了②——简直是大家联合起来给我们过不去哩。我把整个村子都跑遍了，结果就是我说的那样。他们根本不肯再赊给我们一分钱的东西了，非叫我们先还清旧账不可。’”
②原文struck，意思是“罢上”或“罢市”，这里是说，谁都不肯赊账。
“这可真叫我们垂头丧气。每个人都满脸发白，一副狼狈相。这下子我们可知道自己的处境实在是糟糕透了。大家很久没有做声。最后米勒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一筹莫展。伙计们，想个办法吧。’”
“没有回答，除非凄惨的沉默也可以叫做回答。卡尔站起来，神经紧张地来回走了一阵，然后说道：
“‘真是丢人！你看这些画：一堆一堆的，都是些好画，比得上欧洲任何一个人的作品——不管他是谁。是呀，并且还有许多闲逛的陌生人都是这么说——反正意思总差不多是这样。’”
“‘可就是不买，’米勒说。”
“‘那倒没关系，反正他们这么说了；而且这是真话。就看你那幅《晚祷》①吧！难道会有人对我说……’”
①《晚祷》是米勒的名画之一。
“‘哼，卡尔——我那幅《晚祷》吗！有人出过五法郎要买它。’”
“‘什么时候？’”
“‘谁出这价钱？’”
“‘他在哪儿？’”
“‘你怎么不答应他？’”
“‘得了——别这么大伙儿一齐说话呀。我以为他会多出几个钱——我觉得很有把握——看他那神气是要多出的——所以我就讨价八法郎。’”
“‘得——那么后来呢？’”
“‘他说他再来找我。’”
“‘真是糟糕透顶！哎，法朗斯瓦——’”
“‘啊，我知道——我知道！不该那样，我简直是个大傻瓜。伙计们，我本意是很好的，你们也会承认这一点，我……’”
“‘嗐，那还用说，我们也明白，老天爷保佑你这好心肠的人吧；可是下次你可千万别再这么傻呀。’”
“‘我？我但愿有人来拿一棵大白菜给我们换就好了——你瞧着吧！’”
“‘大白菜吗！啊，别提这个——提起来真叫我淌口水。说点儿别的不那么叫人难受的事情吧。’”
“‘伙计们，’卡尔说，‘难道这些画没有价值吗？你们说呀。’”
“‘谁说没价值！’”
“‘难道不是有很大很高的价值吗？你们说吧。’”
“‘是呀。’”
“‘价值确实是大得很、高得很，如果能给它们安上一个鼎鼎大名的作者，那一定能卖到了不得的价钱。是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是这样的。谁也不会怀疑你这个说法。’”
“‘可是——我并不是开玩笑——究竟我这话对不对呀？’”
“‘嗐，那当然是不错的——我们也并不是在开玩笑。可是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我想这么办，伙计们——我们就给这些画硬安上一个鼎鼎大名的画家的名字！’”
“活跃的谈话停止了。大家怀疑地转过脸来望着卡尔。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上哪儿去借来一个鼎鼎大名呢？叫谁去借呢？”
卡尔坐下来，说道：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一本正经的办法来。我认为我们要想不进游民收容所，就惟有走这条路，并且我还相信这是个十分有把握的办法。我这个意见是以人类历史上各色各样的、早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为根据的。我相信我这个计划一定能使我们大伙儿都发财。’”
“‘发财！你简直是发神经病。’”
“‘不，我可没发神经病。’”
“‘哼，还说没有！——你明明是发神经病了。你说怎么叫做发财？’”
“‘每人十万法郎吧。’”
“‘他的确是害神经病，我早就知道了。’”
“‘是呀，他是有神经病。卡尔，实在也是叫你穷得太难受了，所以就……’”
“‘卡尔，你应该吃个药丸，马上到床上去躺着。’”
“‘先拿绷带给他捆上吧——捆上他的头，然后……’”
“‘不对，捆上他的脚跟才行；这几个星期，他的脑子老在往脚底下坠，直想开小差哩——我已经看出来了。’”
“‘住嘴！’米勒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说，‘且让这孩子把他的话说完嘛。那么，好吧——卡尔，把你的计划说出来吧。究竟是怎么个妙计？’”
“‘好吧，那么，我先来个开场白，请你们注意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有许多艺术家的才华都是一直到他们饿死了之后才被人赏识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了，我简直敢于根据它来创出一条定律。这个定律就是：每个无名的、没人理会的艺术家在他死后总会被人赏识，而且一定要等他死后才行，那时候他的画也就声价百倍了。我的计划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抽签——几个人当中有一个要死去才行。’”
“他的话说得满不在乎，也完全出人意外，所以我们几乎忘记惊跳起来。随后，大家又大声叫嚷，纷纷提出办法——治病的办法——帮卡尔治他的脑子；可是他耐心地等着大家这一场穷开心平静下来，然后才继续说他的计划：
“‘是呀，我们反正得死一个人，为的是救其余的几个——也救他自己。我们可以抽签。抽中的一个就会一举成名，我们大家都会发财。好好儿听着嘛，喂——好好儿听着嘛；别插嘴——我敢说我并不是在这儿胡说八道。我的主意是这样的：在今后这三个月里，被选定要死的那一位就拼命地画，尽量积存画稿——并不要正式的画，不用！只要画些写生的草稿就行，随便弄些习作，没有画完的习作，随便勾几笔的习作也行，每张上面用彩色画笔涂它几下——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反正总是他画的，要题上作者的名字；每天画它五十来张，每张上面都叫它带上点儿特点或是派头，让人容易看出是他的作品……你们都知道，就是这些东西最能卖钱。在这位伟大画家去世之后，大家就会出大得叫人不相信的价钱来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搜购这些杰作；我们就给准备一大堆这样的作品——一大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其余的人就要忙着给这位将死的画家拼命鼓吹，并且在巴黎和在那些商人身上下一番功夫——这是给那桩未来的事件做的准备功夫，知道吧；等到一切都布置就绪，趁着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突然宣布画家的死讯，举行一个热闹的丧礼。你们明白这个主意吗？’”
“‘不一大明白；至少是还不十分……’”
“‘还不十分明白？这还不懂？那个人并不要真地死去；他只要改名换姓，销声匿迹就行了；我们弄个假人一埋，大家假装哭一场，叫全世界的人也陪着哭吧。我……’”
“可是大家根本没有让他把话说完。每个人都爆发出一阵欢呼，连声称妙；大家都跳起来，在屋子里蹦来蹦去，彼此互相拥抱，欢天喜地地表示感激和愉快。我们把这个伟大的计划一连谈了好几个钟头，简直连肚子都不觉得饿了。最后，一切详细办法都安排得很满意了的时候，我们就举行抽签，结果选定了米勒——选定他死，这是照我们的说法。于是我们大家把那些非到最后关头舍不得拿出来的小东西——作纪念的小装饰品之类——凑到一起，这些东西，只有一个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才肯拿来作赌注，企图一本万利地发个财。我们把它们当掉，当来的钱勉强够我们俭省地吃一顿告别的晚餐和早餐，只留下了几个法郎作出门的用度，还给米勒买了一点萝卜之类，够他吃几天的。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三个人刚吃完早饭就分途出发——当然是靠两条腿喽。每人都带着十几张米勒的小画，打算把它们卖掉。卡尔朝着巴黎那边走，他要到那儿去开始下一番功夫，替米勒把名声鼓吹起来，好给后来的那个伟大的日子做好准备。克劳德和我决定各走一条路，都到法国各地乱跑一场。”
“这以后，我们的遭遇之顺利和痛快，真要叫你听了大吃一惊。我走了两天，才开始于起来。我在一个大城市的郊外开始给一座别墅写生——因为我看见别墅的主人站在楼上的阳台上。于是他下来看我画——我也料到了他会来。我画得很快，故意吸引他的兴趣。他偶尔不由自主地说一两句称赞的话，后来就越说越带劲了，他简直说我是一位大画家！”
我把画笔搁下，伸手到皮包里取出一张米勒的作品来，指着角上的签名，怪得意地说：
“‘我想你当然认识这个喽？嗨，他就是我的老师！所以你是应该懂得这一行的！’”
这位先生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显得局促不安，没有做声。我很惋惜地说：
“‘你想必不是说连法朗斯瓦·米勒的签名都认不出来吧！’”
“他当然是不认得那个签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处在那样窘的境地，居然让我这么轻轻放过，他是感激不尽的。他说：
“‘怎么会认不出来！嗨，的确是米勒的嘛，一点也不错！我刚才也不知想什么来着。现在我当然认出来了。’”
“随后他就要买这张画；可是我说我虽然不怎么有钱，可也并没有穷到那个地步。不过后来我还是让他拿八百法郎买去了。”
“八百法郎！”
“是呀。米勒本来是情愿拿它换一块猪排的。不错，我把那张小东西就换来了八百法郎。现在假如能花八万法郎把它买回来，那我真是求之不得。可是这个时期早已过去了。我给那位先生的房子画了一张很漂亮的画，本想作价十法郎卖给他，可是因为我是那么一位大画家的学生，这么贱卖又不大像话，所以我就把这张画卖了他一百法郎。我马上从那个城里把八百法郎汇给米勒，第二天又往别处出发。”
可是我不用再走路了——不用。我骑马。从此以后，我一直都是骑马的。我每天只卖一张画，决不打算卖两张。我老是对买主说：
“‘我把米勒的画卖掉，根本就是个大傻瓜，因为这位画家恐怕不能再活上三个月了，他死了之后，那就随你出天大的价钱也别想买到他的画了。’”
“我想方设法把这个消息尽量传播出去，预先做好准备功夫，好叫大家重视后来那场大事。”
“我们卖画的计划是应该归功于我的——那是我出的主意。我们那天晚上商量我们的宣传运动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办法，三个人都同意先把它好好地试一试，决不轻易放弃这个主意，另试其他办法。结果我们三个人都干得很成功。我只走了两天路，克劳德也走了两天——我们俩都不愿意叫米勒在离家太近的地方出名，怕露马脚——可是卡尔只走了半天，这个精灵鬼。没良心的坏蛋！从那以后，他到各处旅行的派头简直就像个公爵一样。
“我们随时和各地的地方报纸记者搭上关系，在报纸上发表消息；但是我们所发表的新闻并不是宣布发现了一位新画家，而是故意装成人人都知道法朗斯瓦·米勒的口气；我们根本不提称赞他的话，光是简单报道一点关于这位‘名家’的近况的消息——有时候说他病况好转，有时又说没有希望，不过老是含着凶多占少的意味。我们每次都把这类消息图出来，寄给那些买过画的人。”
“卡尔不久就到了巴黎，他干脆就派头十足地干起来了。他结交了各报通讯记者，把米勒的情况报道到英国和整个欧洲去，连美国和世界各地，到处都报道过去了。”
“六个星期之后，我们三个在巴黎会了面，决定停止宣传，也不再写信叫米勒寄画来了。这时候他已经轰动一时，一切都完全成熟了，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趁这时候马上下手，以免错过机会。于是我们就写信给米勒，叫他到床上躺下，赶快饿瘦一点，因为我们希望他在十天之内‘死去’，如果来得及的话。”
“我们计算了一下，成绩很不错，三个人一共卖了八十五张画和习作，得了六万九千法郎。最后一张画是卡尔卖出去的，价钱卖得最大。他把《晚祷》卖了两千二百法郎。我们把他夸奖得好凶呀——可没有想到后来会有一天，整个法国都抢着要把这张画据为已有，居然会有一位无名人士花了五十五万法郎的现款把它抢购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预备了香槟酒，举行了庆祝胜利结束的晚餐，第二天克劳德和我就收拾行李，回去招呼米勒度过他临终的几天，一面谢绝那些探听消息的闲人，同时每天发出病况报告，寄到巴黎给卡尔拿去在几大洲的报上发表，把消息报道给全世界关怀的人们。最后终于宣布了噩耗，卡尔也及时赶回来帮忙料理最后的丧礼。
“你想必还记得吧，那次的出殡真是盛况空前，轰动全球，新旧世界①的上流人物都来参加了，大家都表示哀悼。我们四个——还是那么难分难舍的——抬着棺材，不让别人帮忙。我们这么做是很对的，因为棺材里根本就只装着一个蜡做的假人，如果让别人去抬，重量就成问题，难免要露马脚。是的，我们当初曾经相亲相爱地在一起共过患难的四个老朋友抬着棺……”
①当时新世界是指美洲，旧世界是指欧亚等洲。
“哪四个人？”
“我们四个嘛——米勒也帮忙抬着他自己的棺材哩。不用说，是化装的。化装成一位亲戚——一位远房的亲戚。”
“妙不可言！”
“我可是说的真话，那还不是一样吗。嗐，你还记得他的画卖价怎么往上涨吧。钱吗？我们简直不知如何处置才好，现在巴黎还有一个人收藏着七十张米勒的画。他给了我们二百万法郎买去的。至于我们当初在路上那六个星期里米勒赶出来的那许许多多的写生和习作呢，哈，你听听我们现在卖的价钱简直会大吃一惊——并且那还得我们愿意卖的时候才行！”
“这真是个希奇的故事，简直希奇透了！”
“是呀——可以那么说。”
“米勒后来究竟怎么样呢？”
“你能保守秘密吗？”
“可以。
“你记得今天在餐厅里我叫你注意看的那个人吗？那就是法朗斯瓦·米勒。”
“‘我的天哪，原来——’”
“如此！是呀，总算这一次他们没有把一个天才饿死，然后把他应得的报酬装到别人的荷包里去。这一只能唱的鸟儿可没有白唱一阵，没有人听，只落得死了之后的一场无谓的盛大丧礼。我们原来是等着遭这种命运的哩。”
①里维埃拉区在法国东南、意大利西北，是地中海滨的休养和游览地区；门多涅是那里的休养胜地之一。
②蒙特卡洛是法国东南地中海滨的摩纳哥公国的著名赌城；尼斯是里维埃拉区的另一休养胜地。
“快点！你注意看门里出去的那个人。你仔细把他看清楚。”
“为什么？”
“你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你还没有来，他就在这儿住过好几天了。听说他是里昂一个很阔的绸缎厂老板，现在年老不干了。我看他简直是孤单得很，因为他老是显得那么苦闷的样子，无精打采，从不跟谁谈谈话。他的名字叫做席奥斐尔·麦格南。”
我以为这下子斯密士就要继续说下去，把他对这位麦格南先生所表示的绝大兴趣说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他却没有说什么，反而转入沉思，并且他经过几分钟之久，显然把我和其他一切都完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时而伸手搔一搔他那轻柔的白发，帮助他的思路，同时让他的早餐冷掉也不管。后来他才说：
“哎，忘了。我怎么也想不起了。”
“想不起什么事呀？”
“我说的是安徒生的一篇很妙的小故事。可是我把它忘了。这故事有一部分大致是这样的：有个小孩，他有一只养在笼子里的小鸟，他很爱它，可是又不知道当心招呼它。这鸟儿唱出歌来，可是没有人听，没有人理会；后来这个小把戏肚子也饿了，口也渴了，于是它的歌声就变得凄凉而微弱，最后终于停止了——鸟儿死了。小孩过来一看，简直伤心得要命，懊悔不及；他只好含着伤心的眼泪，唉声叹气地把他的伙伴们叫来，大家怀着极深切的悲恸，给这小鸟儿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可是这些小家伙可不知道并不光是孩子们让诗人们饿死，然后花许多钱给他们办丧事和立纪念碑，这些钱如果花在他们生前，那是足够养活他们的，还可以让他们过舒服日子哩。那么……”
但是这时候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我又碰到斯密士，他邀我上楼去，到他的会客室里陪他抽烟，喝热的苏格兰威士忌。那个房间是个很惬意的地方，里面摆着舒适的椅子，装着喜气洋洋的灯，还有那壁炉里和善可亲的火，燃烧着干硬的橄榄木柴。再加上外面那低沉的海涛澎湃声，更使一切达到了美满的境界。我们喝完了第二杯威士忌，谈了许多随意的、称心的闲话之后，斯密士说：
“现在我们喝得兴致很够了——我正好趁此讲一个希奇的故事，你正好听我讲。这事情是个保守了多年的秘密——这秘密只有我和另外三个人知道；现在我可要拆穿这个西洋镜了。你现在兴致好吗？”
“好极了。你往下说吧。”
下面就是他给我说的故事：
“多年以前，我是个年轻的画家——实在是个非常年轻的画家——我在法国的乡村随意漫游，到处写生，不久就和两个可爱的法国青年凑到一起了，他们也和我于着一样的事情。我们那股快活劲儿就像那股穷劲儿一样，也可以说，那股穷劲儿就像那股快活劲儿一样——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克劳德·弗雷尔和卡尔·包兰日尔——这就是那两个小伙子的名字；真是可爱的两个小伙子，太可爱了，老是兴致勃勃的，简直就和贫穷开玩笑，不管风霜雨雪，日子老是过得怪有劲的。
“后来我们在一个布勒敦的乡村里，简直穷得走投无路。碰巧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穷的画家把我们收留下来了，这下子可简直是救了我们的命——法朗斯瓦·米勒①——”
①法朗斯瓦·米勒（1814-1875），法国著名画家，长于描绘农村生活。
“怎么！就是那伟大的法朗斯瓦·米勒吗？”
“伟大？那时候他也并不见得比我们伟大到哪儿去哩。就连在他自己那个村子里，他也没有什么名气。他简直穷得不像话，除了萝卜，他就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吃的，并且连萝卜也有时候接不上气。我们四个人成了忠实可靠、互相疼爱的朋友，简直是难分难舍。我们在一起拼命地画呀画的，作品是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可就是很难得卖掉一件。我们大伙儿过的日子真是痛快极了；可是，也实在可怜！我们有时候简直是受活罪！
“我们就这样熬过了两年多点时光。最后有一天，克劳德说：
“‘伙计们，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你们明白不明白？——十足地山穷水尽。谁都不干了②——简直是大家联合起来给我们过不去哩。我把整个村子都跑遍了，结果就是我说的那样。他们根本不肯再赊给我们一分钱的东西了，非叫我们先还清旧账不可。’”
②原文struck，意思是“罢上”或“罢市”，这里是说，谁都不肯赊账。
“这可真叫我们垂头丧气。每个人都满脸发白，一副狼狈相。这下子我们可知道自己的处境实在是糟糕透了。大家很久没有做声。最后米勒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一筹莫展。伙计们，想个办法吧。’”
“没有回答，除非凄惨的沉默也可以叫做回答。卡尔站起来，神经紧张地来回走了一阵，然后说道：
“‘真是丢人！你看这些画：一堆一堆的，都是些好画，比得上欧洲任何一个人的作品——不管他是谁。是呀，并且还有许多闲逛的陌生人都是这么说——反正意思总差不多是这样。’”
“‘可就是不买，’米勒说。”
“‘那倒没关系，反正他们这么说了；而且这是真话。就看你那幅《晚祷》①吧！难道会有人对我说……’”
①《晚祷》是米勒的名画之一。
“‘哼，卡尔——我那幅《晚祷》吗！有人出过五法郎要买它。’”
“‘什么时候？’”
“‘谁出这价钱？’”
“‘他在哪儿？’”
“‘你怎么不答应他？’”
“‘得了——别这么大伙儿一齐说话呀。我以为他会多出几个钱——我觉得很有把握——看他那神气是要多出的——所以我就讨价八法郎。’”
“‘得——那么后来呢？’”
“‘他说他再来找我。’”
“‘真是糟糕透顶！哎，法朗斯瓦——’”
“‘啊，我知道——我知道！不该那样，我简直是个大傻瓜。伙计们，我本意是很好的，你们也会承认这一点，我……’”
“‘嗐，那还用说，我们也明白，老天爷保佑你这好心肠的人吧；可是下次你可千万别再这么傻呀。’”
“‘我？我但愿有人来拿一棵大白菜给我们换就好了——你瞧着吧！’”
“‘大白菜吗！啊，别提这个——提起来真叫我淌口水。说点儿别的不那么叫人难受的事情吧。’”
“‘伙计们，’卡尔说，‘难道这些画没有价值吗？你们说呀。’”
“‘谁说没价值！’”
“‘难道不是有很大很高的价值吗？你们说吧。’”
“‘是呀。’”
“‘价值确实是大得很、高得很，如果能给它们安上一个鼎鼎大名的作者，那一定能卖到了不得的价钱。是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是这样的。谁也不会怀疑你这个说法。’”
“‘可是——我并不是开玩笑——究竟我这话对不对呀？’”
“‘嗐，那当然是不错的——我们也并不是在开玩笑。可是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我想这么办，伙计们——我们就给这些画硬安上一个鼎鼎大名的画家的名字！’”
“活跃的谈话停止了。大家怀疑地转过脸来望着卡尔。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上哪儿去借来一个鼎鼎大名呢？叫谁去借呢？”
卡尔坐下来，说道：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一本正经的办法来。我认为我们要想不进游民收容所，就惟有走这条路，并且我还相信这是个十分有把握的办法。我这个意见是以人类历史上各色各样的、早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为根据的。我相信我这个计划一定能使我们大伙儿都发财。’”
“‘发财！你简直是发神经病。’”
“‘不，我可没发神经病。’”
“‘哼，还说没有！——你明明是发神经病了。你说怎么叫做发财？’”
“‘每人十万法郎吧。’”
“‘他的确是害神经病，我早就知道了。’”
“‘是呀，他是有神经病。卡尔，实在也是叫你穷得太难受了，所以就……’”
“‘卡尔，你应该吃个药丸，马上到床上去躺着。’”
“‘先拿绷带给他捆上吧——捆上他的头，然后……’”
“‘不对，捆上他的脚跟才行；这几个星期，他的脑子老在往脚底下坠，直想开小差哩——我已经看出来了。’”
“‘住嘴！’米勒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说，‘且让这孩子把他的话说完嘛。那么，好吧——卡尔，把你的计划说出来吧。究竟是怎么个妙计？’”
“‘好吧，那么，我先来个开场白，请你们注意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有许多艺术家的才华都是一直到他们饿死了之后才被人赏识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了，我简直敢于根据它来创出一条定律。这个定律就是：每个无名的、没人理会的艺术家在他死后总会被人赏识，而且一定要等他死后才行，那时候他的画也就声价百倍了。我的计划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抽签——几个人当中有一个要死去才行。’”
“他的话说得满不在乎，也完全出人意外，所以我们几乎忘记惊跳起来。随后，大家又大声叫嚷，纷纷提出办法——治病的办法——帮卡尔治他的脑子；可是他耐心地等着大家这一场穷开心平静下来，然后才继续说他的计划：
“‘是呀，我们反正得死一个人，为的是救其余的几个——也救他自己。我们可以抽签。抽中的一个就会一举成名，我们大家都会发财。好好儿听着嘛，喂——好好儿听着嘛；别插嘴——我敢说我并不是在这儿胡说八道。我的主意是这样的：在今后这三个月里，被选定要死的那一位就拼命地画，尽量积存画稿——并不要正式的画，不用！只要画些写生的草稿就行，随便弄些习作，没有画完的习作，随便勾几笔的习作也行，每张上面用彩色画笔涂它几下——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反正总是他画的，要题上作者的名字；每天画它五十来张，每张上面都叫它带上点儿特点或是派头，让人容易看出是他的作品……你们都知道，就是这些东西最能卖钱。在这位伟大画家去世之后，大家就会出大得叫人不相信的价钱来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搜购这些杰作；我们就给准备一大堆这样的作品——一大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其余的人就要忙着给这位将死的画家拼命鼓吹，并且在巴黎和在那些商人身上下一番功夫——这是给那桩未来的事件做的准备功夫，知道吧；等到一切都布置就绪，趁着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突然宣布画家的死讯，举行一个热闹的丧礼。你们明白这个主意吗？’”
“‘不一大明白；至少是还不十分……’”
“‘还不十分明白？这还不懂？那个人并不要真地死去；他只要改名换姓，销声匿迹就行了；我们弄个假人一埋，大家假装哭一场，叫全世界的人也陪着哭吧。我……’”
“可是大家根本没有让他把话说完。每个人都爆发出一阵欢呼，连声称妙；大家都跳起来，在屋子里蹦来蹦去，彼此互相拥抱，欢天喜地地表示感激和愉快。我们把这个伟大的计划一连谈了好几个钟头，简直连肚子都不觉得饿了。最后，一切详细办法都安排得很满意了的时候，我们就举行抽签，结果选定了米勒——选定他死，这是照我们的说法。于是我们大家把那些非到最后关头舍不得拿出来的小东西——作纪念的小装饰品之类——凑到一起，这些东西，只有一个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才肯拿来作赌注，企图一本万利地发个财。我们把它们当掉，当来的钱勉强够我们俭省地吃一顿告别的晚餐和早餐，只留下了几个法郎作出门的用度，还给米勒买了一点萝卜之类，够他吃几天的。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三个人刚吃完早饭就分途出发——当然是靠两条腿喽。每人都带着十几张米勒的小画，打算把它们卖掉。卡尔朝着巴黎那边走，他要到那儿去开始下一番功夫，替米勒把名声鼓吹起来，好给后来的那个伟大的日子做好准备。克劳德和我决定各走一条路，都到法国各地乱跑一场。”
“这以后，我们的遭遇之顺利和痛快，真要叫你听了大吃一惊。我走了两天，才开始于起来。我在一个大城市的郊外开始给一座别墅写生——因为我看见别墅的主人站在楼上的阳台上。于是他下来看我画——我也料到了他会来。我画得很快，故意吸引他的兴趣。他偶尔不由自主地说一两句称赞的话，后来就越说越带劲了，他简直说我是一位大画家！”
我把画笔搁下，伸手到皮包里取出一张米勒的作品来，指着角上的签名，怪得意地说：
“‘我想你当然认识这个喽？嗨，他就是我的老师！所以你是应该懂得这一行的！’”
这位先生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显得局促不安，没有做声。我很惋惜地说：
“‘你想必不是说连法朗斯瓦·米勒的签名都认不出来吧！’”
“他当然是不认得那个签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处在那样窘的境地，居然让我这么轻轻放过，他是感激不尽的。他说：
“‘怎么会认不出来！嗨，的确是米勒的嘛，一点也不错！我刚才也不知想什么来着。现在我当然认出来了。’”
“随后他就要买这张画；可是我说我虽然不怎么有钱，可也并没有穷到那个地步。不过后来我还是让他拿八百法郎买去了。”
“八百法郎！”
“是呀。米勒本来是情愿拿它换一块猪排的。不错，我把那张小东西就换来了八百法郎。现在假如能花八万法郎把它买回来，那我真是求之不得。可是这个时期早已过去了。我给那位先生的房子画了一张很漂亮的画，本想作价十法郎卖给他，可是因为我是那么一位大画家的学生，这么贱卖又不大像话，所以我就把这张画卖了他一百法郎。我马上从那个城里把八百法郎汇给米勒，第二天又往别处出发。”
可是我不用再走路了——不用。我骑马。从此以后，我一直都是骑马的。我每天只卖一张画，决不打算卖两张。我老是对买主说：
“‘我把米勒的画卖掉，根本就是个大傻瓜，因为这位画家恐怕不能再活上三个月了，他死了之后，那就随你出天大的价钱也别想买到他的画了。’”
“我想方设法把这个消息尽量传播出去，预先做好准备功夫，好叫大家重视后来那场大事。”
“我们卖画的计划是应该归功于我的——那是我出的主意。我们那天晚上商量我们的宣传运动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办法，三个人都同意先把它好好地试一试，决不轻易放弃这个主意，另试其他办法。结果我们三个人都干得很成功。我只走了两天路，克劳德也走了两天——我们俩都不愿意叫米勒在离家太近的地方出名，怕露马脚——可是卡尔只走了半天，这个精灵鬼。没良心的坏蛋！从那以后，他到各处旅行的派头简直就像个公爵一样。
“我们随时和各地的地方报纸记者搭上关系，在报纸上发表消息；但是我们所发表的新闻并不是宣布发现了一位新画家，而是故意装成人人都知道法朗斯瓦·米勒的口气；我们根本不提称赞他的话，光是简单报道一点关于这位‘名家’的近况的消息——有时候说他病况好转，有时又说没有希望，不过老是含着凶多占少的意味。我们每次都把这类消息图出来，寄给那些买过画的人。”
“卡尔不久就到了巴黎，他干脆就派头十足地干起来了。他结交了各报通讯记者，把米勒的情况报道到英国和整个欧洲去，连美国和世界各地，到处都报道过去了。”
“六个星期之后，我们三个在巴黎会了面，决定停止宣传，也不再写信叫米勒寄画来了。这时候他已经轰动一时，一切都完全成熟了，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趁这时候马上下手，以免错过机会。于是我们就写信给米勒，叫他到床上躺下，赶快饿瘦一点，因为我们希望他在十天之内‘死去’，如果来得及的话。”
“我们计算了一下，成绩很不错，三个人一共卖了八十五张画和习作，得了六万九千法郎。最后一张画是卡尔卖出去的，价钱卖得最大。他把《晚祷》卖了两千二百法郎。我们把他夸奖得好凶呀——可没有想到后来会有一天，整个法国都抢着要把这张画据为已有，居然会有一位无名人士花了五十五万法郎的现款把它抢购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预备了香槟酒，举行了庆祝胜利结束的晚餐，第二天克劳德和我就收拾行李，回去招呼米勒度过他临终的几天，一面谢绝那些探听消息的闲人，同时每天发出病况报告，寄到巴黎给卡尔拿去在几大洲的报上发表，把消息报道给全世界关怀的人们。最后终于宣布了噩耗，卡尔也及时赶回来帮忙料理最后的丧礼。
“你想必还记得吧，那次的出殡真是盛况空前，轰动全球，新旧世界①的上流人物都来参加了，大家都表示哀悼。我们四个——还是那么难分难舍的——抬着棺材，不让别人帮忙。我们这么做是很对的，因为棺材里根本就只装着一个蜡做的假人，如果让别人去抬，重量就成问题，难免要露马脚。是的，我们当初曾经相亲相爱地在一起共过患难的四个老朋友抬着棺……”
①当时新世界是指美洲，旧世界是指欧亚等洲。
“哪四个人？”
“我们四个嘛——米勒也帮忙抬着他自己的棺材哩。不用说，是化装的。化装成一位亲戚——一位远房的亲戚。”
“妙不可言！”
“我可是说的真话，那还不是一样吗。嗐，你还记得他的画卖价怎么往上涨吧。钱吗？我们简直不知如何处置才好，现在巴黎还有一个人收藏着七十张米勒的画。他给了我们二百万法郎买去的。至于我们当初在路上那六个星期里米勒赶出来的那许许多多的写生和习作呢，哈，你听听我们现在卖的价钱简直会大吃一惊——并且那还得我们愿意卖的时候才行！”
“这真是个希奇的故事，简直希奇透了！”
“是呀——可以那么说。”
“米勒后来究竟怎么样呢？”
“你能保守秘密吗？”
“可以。
“你记得今天在餐厅里我叫你注意看的那个人吗？那就是法朗斯瓦·米勒。”
“‘我的天哪，原来——’”
“如此！是呀，总算这一次他们没有把一个天才饿死，然后把他应得的报酬装到别人的荷包里去。这一只能唱的鸟儿可没有白唱一阵，没有人听，只落得死了之后的一场无谓的盛大丧礼。我们原来是等着遭这种命运的哩。”
三十五年前，我曾到斯达尼斯劳斯河找矿。我手拿着鹤嘴锄，带着淘盘，背着号角，成天跋涉。我走遍了各处，淘洗了不少的含金沙，总想着找到矿藏发笔大财，却总是一无所获。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区，树木葱茏，气候温和，景色宜人。很多年前，这儿人烟稠密，而现在，人们早已消失殆尽了，富有魅力的极乐园成了一个荒凉冷僻的地方。他们把地层表面给挖了个遍，然后就离开了这里。有一处，一度是个繁忙热闹的小城市，有过几家银行，几家报纸和几支，还有过一位市长和众多的市政参议员。可是现在；除了广袤无垠的绿色草皮之外，一无所有，甚至看不见人类生命曾在这里出现过的最微小的迹象。这片荒原一直延伸到塔特尔镇。在那一带附近的乡间，沿着那些布满尘土的道路，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极为漂亮的小村舍，外表整洁舒适，像蛛网一样密密麻麻的藤蔓，像雪一样浓厚茂密的玫瑰遮掩了小屋的门窗。这是一些荒废了的住宅，很多年前，那些遭到失败、灰心丧气的家庭遗弃了它们，因为这些房屋既卖不出去也送不出去。走上半小时的路程，时而会发现一些用圆木搭建起来的孤寂的小木屋，这是在最早的淘金时代由第一批淘金人修建的，他们是建造小村舍的那些人的前辈。偶尔，这些小木屋仍然有人居住。那么，你就可以断定这居住者就是当初建造这个小木屋的拓荒人；你还能断定他之所以住在那儿的原因——虽然他曾有机会回到家乡，回到州里去过好日子，但是他不愿回去，而宁愿丢弃财产，他感到羞耻，于是决定与所有的亲人朋友断绝往来，好像他已经死去似的。那年月，加利福尼亚附近散居着许许多多这样的活死人——这些可怜的人，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四十岁就白发斑斑，未老先衰。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只有悔恨和渴望——悔恨自己虚度的年华，渴望远离尘嚣，彻底与世隔绝。
这是一片孤寂荒芜的土地！除了使人昏昏欲睡的昆虫的嗡嗡声，辽阔的草地和树林静寂安宁，别无声息；杳无人烟，兽类绝迹；任什么也不能使你打起精神，使你觉得活着是件乐事。因此，在一天过了正午不久，当我终于发现一个人的时候，我油然生出一种感激之情，精神极为振奋、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他正站在一间覆盖着玫瑰花的小巧舒适的村舍门旁。这是那种我已提到过的村舍，不过，这一间可没有被遗弃的样子；它的外观表明有人住在里面，而且它还受到主人的宠爱，关心和照料。它的前院也同样受到如此厚待，这是一个花园；繁茂的鲜花正盛开着，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当然，我受到了主人的邀请，主人叫我不要客气——这是乡下的惯例。
走进这样一个房间真使人身心愉悦。好几个星期以来，我日日夜夜和矿工们的小木屋打交道，熟悉了屋里的一切——肮脏的地板，从来不叠被子的床铺，锡盘锡杯，咸猪肉，蚕豆和浓咖啡，屋内别无装饰，只有一些从东部带插图的出版物中取下来的描绘战争的图片钉在木头墙上。那是一种艰苦的，凄凉的生活，没有欢乐，人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这里，却是一个温暖舒适的栖息之地，它能让人疲倦的双眼得到休憩，能使人的某种天性得以更新。在长时间的禁食之后，当艺术品呈现在面前，这种天性认识到它一直处于无意识的饥饿之中，而现在找到了营养滋补品，而不论这些艺术品可能是怎样低劣，怎样朴素。我不能相信一块残缺的地毯会使我的感官得到如此愉快的享受，如此心满意足；或者说，我没有想到，房间里的一切会给我的灵魂以这样的慰藉：那糊墙纸，那些带框的版画，铺在沙发的扶手和靠背上的色彩鲜艳的小垫布和台灯座下的衬垫，几把温莎时代的细骨靠椅，还有陈列着海贝、书籍和瓷花瓶的锃光透亮的古董架，以及那种随意搁置物品的细巧方法和风格，它们是女人的手在干活的痕迹，你见了不会经意，而一旦拿走，你立刻又会怀念个已。我内心的快乐从我的脸上表现出来，那男人见了很是欢喜；因为这快乐是这样显而易见，以致他就像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话题似的答道：
“都是她弄的，”他爱抚地说，“都是她亲手弄的——全都是。”他向屋子瞥了一眼，眼里充满了深情的崇拜。画框上方，悬挂着一种柔软的日本织物，女人们看似随意，实为精心地用它来装饰。那男人注意到它不太整齐，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整理好，然后退后几步观察整理的效果，这样反复了好几次，直到他完全满意。他用手掌把它轻轻地拍打了最后两下，说：“她总是这样弄的。你说不出它正好差点儿什么，可是它的确是差点儿什么，直到你把它弄好——弄好以后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也仅此而已；你找不出它的规律。我估摸着，这就好比母亲给孩子梳完头以后再最后地拍两下一样。我经常看她侍弄这些玩意儿，所以我也能完全照着她的样子做了，尽管我不知其中的规律。可是她知道。她知道侍弄它们的理由和方法；我却不知道理由，我只知道方法。”
他把我带进一间卧室让我洗手；这样的卧室我是多年不见了：白色的床罩，白色的枕头，铺了地毯的地板，裱了糊墙纸的墙壁，墙上有好些画，还有一个梳妆台，上面放着镜子，针插和轻巧精致的梳妆用品；墙角放着一个脸盆架，一个真瓷的钵子和一个带嘴的有柄大水罐，一个瓷盘里放着肥皂，在一个搁物架上放了不止一打的毛巾——对于一个很久不用这种毛巾的人来说，它们真是太干净太洁白了，没有点朦胧的亵渎神灵的意识还不敢用呢。我的脸上又一次说出了心里的话，于是他心满意足地答道：
“都是她弄的；都是她亲手弄的——全都是。这儿没一样东西不是她亲手摸过的。好啦，你会想到的——我不必说那么多啦。”
这当儿，我一面擦着手，一面仔细地扫视屋里的物品，就像到了新地方的人都爱做的那样，这儿的一切都使他赏心悦目。接着，你知道，我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意识到那男人想要我自己在这屋里的某个地方发现某种东西。我的感觉完全准确，我看出他正试着用眼角偷偷地暗示来帮我的忙，我也急于想使他满意，于是就很卖劲地按恰当的途径寻找起来。我失败了好几次，因为我是从眼角往外看，而他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终于明白了我应该直视前方的那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悦像一股无形的浪潮向我袭来。他爆发出一阵幸福的笑声，搓着两手，叫道：
“就是它！你找到了。我就知道你会找到的。那是她的像片。”
前面墙上有一个黑色胡桃木的小托架，我走到跟前，确实在那儿发现了我先前还不曾注意到的一个像框，像片是早期的照相术照的。那是一个极温柔、极可爱的少女的脸庞，在我看来，似乎是我所见过的最为美丽的女人。那男人吮吸了我流露在脸上的赞叹，满意极了。
“她过了十九岁的生日，”他说着把像片放回原处；“我们就是在她生日那天结的婚。你见到她的时候——哦，只有等一等你才能见到她！”
“她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在家？”
“哦，她现在不在家。她探望亲人去了。他们住在离这儿四五十英里远的地方。到今天，她已经走了两个星期了。”
“你估计她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是星期三。她星期六晚上回来，可能在九点钟左右。”
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失望。
“我很遗憾，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走了。”我惋惜地说。
“已经走了？不，你为什么要走呢？请别走吧，她会非常失望的。”
她会失望——那美丽的尤物！倘若是她亲口对我说的这番话，那我就是最最幸福的人了。我感觉到一种深沉的强烈的渴望想见到她，这渴望带着那样的祈求，是那样的执着，使得我害怕起来。我对自己说：“我要马上离开这里，为了我的灵魂得到安宁。
“你知道，她喜欢有人来和我们待在一起——那些见多识广，善于谈吐的人——就像你这样的人。这使她感到快乐；因为她知道——啊，她几乎什么都知道，而且也很能交谈，嗯，就像只小鸟——她还读很多书，噢，你会吃惊的。请不要走吧，不会耽搁你很久，你知道，她会非常失望的。”
我听着这些话，却几乎没有留意。我深陷在内心的思索和矛盾斗争中。他走开了，我却不知道。很快他回来了，手里拿着那个像框，他把它拿到我面前说：
“喏，这会儿你当着她的面对她说，你本来是可以留下来见她的，可是你不愿意。”
这第二次看见她使我本来坚定不移的决心彻底瓦解了，我愿意留下来冒冒险。那天晚上，我们安安静静地抽着烟斗聊天，一直聊到深夜。我们聊了各种话题，不过主要都和她有关。很久以来，我确实没有过这么愉快这么悠闲的时光了。星期四来了，又轻松自在地溜走了。黄昏时分，一个大个子矿工从三英里外来到这儿。他是那种头发灰白、无依无靠的拓荒者。他用沉着、庄重的口气同我们热情地打过招呼，然后说：
“我只是顺便来问问小夫人的情况，她什么时候回来？她有信来吗？”
“哦，是的，有一封信，你愿意听听吗？汤姆？”
“呢，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是愿意听听的，亨利！”
亨利从皮夹子里把信拿出来，说如果我们不反对的话，他将跳过一些私人用语，然后他读了起来。他读了来信的大部分——这是一件她亲手完成的妩媚优雅的作品，充满着爱恋、安详的感情。在信的附言中，还满怀深情地问候和祝福汤姆，乔，查利以及其他的好友和邻居们。
当他读完时，他瞥了一眼汤姆，叫道：
“啊哈，你又是这样！把你的双手拿开，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我读她的信你总是这样，我要写信告诉她。”
“呵不，你千万别这样，亨利。我老啦，你知道，任何一点小小的失望都会使我流泪。我以为她已经回来了，可现在你只收到一封信。”
“咦，你这是怎么啦？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她要到星期六才回来的呀。”
“星期六！哈，想起来啦，我的确是知道的。我怀疑最近我的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我当然知道啦。我们干嘛不为她做好一切准备呢？好了，我现在得走了，不过她回来时我会来的，老伙计！”
星期五傍晚，又来了一个头发灰白的老淘金人，他住的小木屋离这儿差不多一英里。他说小伙子们想在星期六晚上来热闹热闹，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如果亨利认为她在旅行之后不至于疲倦得支持不了的话。
“疲倦？她会感到疲倦？哼，听他说的！乔，你知道，不管你们当中的谁，只要你们高兴，她愿意一连六个星期不睡觉的！”
当乔听说有封信时，就请求读给他听。信里对他亲切的问候使这个老伙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是他说，他老得不中用啦，尽管她只是提到他的名字，那也使他受不了。“上帝，我们多么想念她呀！”
星期六下午，我发现自己不时地看表。亨利注意到了，他带着惊讶的神情说道：
“你认为她不会很快就到，是吗？”
我像被人发现了内心秘密似的感到有些窘迫。不过我笑着说，我等人的时候就是这么个习惯。但是他似乎不太满意；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有点心神不安。他四次拉着我沿着大路走到一处，从那儿我们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他总是站在那儿，手搭凉棚，眺望着，好几次，他这么说：
“我有些担心了，我真担心。我知道她在九点以前不会到的，可是好像有什么老是想警告我出了什么事儿。你想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是吧？”
他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我开始为他的幼稚可笑感到非常害臊，终于，在他又一次乞求地问我时，我失去了耐心。我跟他讲话时态度很粗鲁。这似乎使他完全萎缩了，还把他吓唬住了。这以后他看起来是这样受了伤害，态度是这样的谦卑，以致我憎恨自己干了这件残酷的、不必要的事。因此，当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另一个老淘金人查利到来时，我非常高兴。他紧挨在亨利身旁听他读信，商量欢迎她的准备工作。查利一句接一句地说出热情亲切的话语，尽力驱散他朋友的不祥和恐惧之感。
“她出过什么事吗？亨利，那纯粹是胡说。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在她身上的；你就放宽心吧。信上怎么说来着？说她很好，不是吗？说她九点到家，不是吗？你见过她说话不算数吗？唔，你从来没见过。好啦，那就别再烦恼啦；她会回来的，那是绝对肯定的，就像你的出生一样确定无疑。来吧，让我们来布置屋子吧——没有多少时间啦。”
很快汤姆和乔也来了。于是大家就动手用鲜花把屋子装饰起来。快到九点时，这三个矿工说，他们还带来了乐器，也可以奏起来了，因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很快就要到了，他们都非常想跳一跳美妙的，老式的“布雷克道恩”①舞。一把小提琴，一把班卓琴，还有一只单簧管——这些就是乐器。他们一起奏起了三重奏，奏的是一些轻快的舞曲，还一面用大靴子踏着节拍。
①美国黑人首创的一种舞蹈。
时间快到九点了。亨利站在门口，眼睛直盯着大路，内心的痛苦折磨得他有些站立不稳。伙伴们几次让他举起杯来为他妻子的健康和平安干杯。这时汤姆高声喊道：
“请大家举杯！再喝一杯，她就到家啦！”
乔用托盘端来了酒，分给大家，最后剩下两杯，我拿起了其中一杯，但是乔压低了嗓子吼道：
“别拿这一杯，拿那一杯。”
我照他说的做了。亨利接过了剩下的那杯。他刚喝完这杯酒，时钟开始敲九点。他听着钟敲完，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他说：
“伙伴们，我很害怕，帮帮我——我要躺下！”
他们扶他到沙发上，他躺下去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一会儿，像人在睡梦中说话一样，他说：
“我听见马蹄声了吧？是他们来了吗？”
一个老淘金人靠近他的耳边说：“这是吉米·帕里什，他来说他们在路上耽搁了，不过他们已经上路了，正来着呢。她的马瘸了，但再过半小时她就到家了。”
“啊，我真是谢天谢地没出什么事儿！”
话还没说完他就几乎睡着了。这些人马上灵巧地帮他脱了衣服，把他抱到我洗手的那间卧室的床上，给他盖好了被子。他们关上了门，走了回来，于是他们似乎就准备动身离开了。我说：“别走呀，先生们，她不认识我呀，我是个生人。”
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乔说：
“她？可怜的人儿，她死了19年啦！”
“死了？”
“或许比这更糟哪。她结婚半年后回家探望她的亲人，在回来的路上，就在星期六的晚上，在离这儿五英里的地方被印第安人抢走啦。从此以后就再没听到过她的消息。”
“结果他就神经失常了吗？”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没再清醒过。不过他只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才更糟。在她要回来的前三天，我们就开始到这儿来，鼓励他打起精神，问问他是否接到她的来信，星期六我们都到这儿来，用鲜花装点屋子，为舞会作好一切准备。19年来，我们年年都这样做。第一年的星期六我们有27个人，还不算姑娘们；现在只有我们3人了，姑娘们都走了。我们给他吃药让他睡觉，要不他会发疯的。于是他又会乖乖地等着来年——想着她和他在一起，直到这最后的三四天，他又开始寻找她，拿出那封可怜的旧信，我们就来请求他读给我们听。上帝啊，她是一个可爱的人啊！”
这是一片孤寂荒芜的土地！除了使人昏昏欲睡的昆虫的嗡嗡声，辽阔的草地和树林静寂安宁，别无声息；杳无人烟，兽类绝迹；任什么也不能使你打起精神，使你觉得活着是件乐事。因此，在一天过了正午不久，当我终于发现一个人的时候，我油然生出一种感激之情，精神极为振奋、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他正站在一间覆盖着玫瑰花的小巧舒适的村舍门旁。这是那种我已提到过的村舍，不过，这一间可没有被遗弃的样子；它的外观表明有人住在里面，而且它还受到主人的宠爱，关心和照料。它的前院也同样受到如此厚待，这是一个花园；繁茂的鲜花正盛开着，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当然，我受到了主人的邀请，主人叫我不要客气——这是乡下的惯例。
走进这样一个房间真使人身心愉悦。好几个星期以来，我日日夜夜和矿工们的小木屋打交道，熟悉了屋里的一切——肮脏的地板，从来不叠被子的床铺，锡盘锡杯，咸猪肉，蚕豆和浓咖啡，屋内别无装饰，只有一些从东部带插图的出版物中取下来的描绘战争的图片钉在木头墙上。那是一种艰苦的，凄凉的生活，没有欢乐，人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这里，却是一个温暖舒适的栖息之地，它能让人疲倦的双眼得到休憩，能使人的某种天性得以更新。在长时间的禁食之后，当艺术品呈现在面前，这种天性认识到它一直处于无意识的饥饿之中，而现在找到了营养滋补品，而不论这些艺术品可能是怎样低劣，怎样朴素。我不能相信一块残缺的地毯会使我的感官得到如此愉快的享受，如此心满意足；或者说，我没有想到，房间里的一切会给我的灵魂以这样的慰藉：那糊墙纸，那些带框的版画，铺在沙发的扶手和靠背上的色彩鲜艳的小垫布和台灯座下的衬垫，几把温莎时代的细骨靠椅，还有陈列着海贝、书籍和瓷花瓶的锃光透亮的古董架，以及那种随意搁置物品的细巧方法和风格，它们是女人的手在干活的痕迹，你见了不会经意，而一旦拿走，你立刻又会怀念个已。我内心的快乐从我的脸上表现出来，那男人见了很是欢喜；因为这快乐是这样显而易见，以致他就像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话题似的答道：
“都是她弄的，”他爱抚地说，“都是她亲手弄的——全都是。”他向屋子瞥了一眼，眼里充满了深情的崇拜。画框上方，悬挂着一种柔软的日本织物，女人们看似随意，实为精心地用它来装饰。那男人注意到它不太整齐，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整理好，然后退后几步观察整理的效果，这样反复了好几次，直到他完全满意。他用手掌把它轻轻地拍打了最后两下，说：“她总是这样弄的。你说不出它正好差点儿什么，可是它的确是差点儿什么，直到你把它弄好——弄好以后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也仅此而已；你找不出它的规律。我估摸着，这就好比母亲给孩子梳完头以后再最后地拍两下一样。我经常看她侍弄这些玩意儿，所以我也能完全照着她的样子做了，尽管我不知其中的规律。可是她知道。她知道侍弄它们的理由和方法；我却不知道理由，我只知道方法。”
他把我带进一间卧室让我洗手；这样的卧室我是多年不见了：白色的床罩，白色的枕头，铺了地毯的地板，裱了糊墙纸的墙壁，墙上有好些画，还有一个梳妆台，上面放着镜子，针插和轻巧精致的梳妆用品；墙角放着一个脸盆架，一个真瓷的钵子和一个带嘴的有柄大水罐，一个瓷盘里放着肥皂，在一个搁物架上放了不止一打的毛巾——对于一个很久不用这种毛巾的人来说，它们真是太干净太洁白了，没有点朦胧的亵渎神灵的意识还不敢用呢。我的脸上又一次说出了心里的话，于是他心满意足地答道：
“都是她弄的；都是她亲手弄的——全都是。这儿没一样东西不是她亲手摸过的。好啦，你会想到的——我不必说那么多啦。”
这当儿，我一面擦着手，一面仔细地扫视屋里的物品，就像到了新地方的人都爱做的那样，这儿的一切都使他赏心悦目。接着，你知道，我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意识到那男人想要我自己在这屋里的某个地方发现某种东西。我的感觉完全准确，我看出他正试着用眼角偷偷地暗示来帮我的忙，我也急于想使他满意，于是就很卖劲地按恰当的途径寻找起来。我失败了好几次，因为我是从眼角往外看，而他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终于明白了我应该直视前方的那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悦像一股无形的浪潮向我袭来。他爆发出一阵幸福的笑声，搓着两手，叫道：
“就是它！你找到了。我就知道你会找到的。那是她的像片。”
前面墙上有一个黑色胡桃木的小托架，我走到跟前，确实在那儿发现了我先前还不曾注意到的一个像框，像片是早期的照相术照的。那是一个极温柔、极可爱的少女的脸庞，在我看来，似乎是我所见过的最为美丽的女人。那男人吮吸了我流露在脸上的赞叹，满意极了。
“她过了十九岁的生日，”他说着把像片放回原处；“我们就是在她生日那天结的婚。你见到她的时候——哦，只有等一等你才能见到她！”
“她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在家？”
“哦，她现在不在家。她探望亲人去了。他们住在离这儿四五十英里远的地方。到今天，她已经走了两个星期了。”
“你估计她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是星期三。她星期六晚上回来，可能在九点钟左右。”
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失望。
“我很遗憾，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走了。”我惋惜地说。
“已经走了？不，你为什么要走呢？请别走吧，她会非常失望的。”
她会失望——那美丽的尤物！倘若是她亲口对我说的这番话，那我就是最最幸福的人了。我感觉到一种深沉的强烈的渴望想见到她，这渴望带着那样的祈求，是那样的执着，使得我害怕起来。我对自己说：“我要马上离开这里，为了我的灵魂得到安宁。
“你知道，她喜欢有人来和我们待在一起——那些见多识广，善于谈吐的人——就像你这样的人。这使她感到快乐；因为她知道——啊，她几乎什么都知道，而且也很能交谈，嗯，就像只小鸟——她还读很多书，噢，你会吃惊的。请不要走吧，不会耽搁你很久，你知道，她会非常失望的。”
我听着这些话，却几乎没有留意。我深陷在内心的思索和矛盾斗争中。他走开了，我却不知道。很快他回来了，手里拿着那个像框，他把它拿到我面前说：
“喏，这会儿你当着她的面对她说，你本来是可以留下来见她的，可是你不愿意。”
这第二次看见她使我本来坚定不移的决心彻底瓦解了，我愿意留下来冒冒险。那天晚上，我们安安静静地抽着烟斗聊天，一直聊到深夜。我们聊了各种话题，不过主要都和她有关。很久以来，我确实没有过这么愉快这么悠闲的时光了。星期四来了，又轻松自在地溜走了。黄昏时分，一个大个子矿工从三英里外来到这儿。他是那种头发灰白、无依无靠的拓荒者。他用沉着、庄重的口气同我们热情地打过招呼，然后说：
“我只是顺便来问问小夫人的情况，她什么时候回来？她有信来吗？”
“哦，是的，有一封信，你愿意听听吗？汤姆？”
“呢，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是愿意听听的，亨利！”
亨利从皮夹子里把信拿出来，说如果我们不反对的话，他将跳过一些私人用语，然后他读了起来。他读了来信的大部分——这是一件她亲手完成的妩媚优雅的作品，充满着爱恋、安详的感情。在信的附言中，还满怀深情地问候和祝福汤姆，乔，查利以及其他的好友和邻居们。
当他读完时，他瞥了一眼汤姆，叫道：
“啊哈，你又是这样！把你的双手拿开，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我读她的信你总是这样，我要写信告诉她。”
“呵不，你千万别这样，亨利。我老啦，你知道，任何一点小小的失望都会使我流泪。我以为她已经回来了，可现在你只收到一封信。”
“咦，你这是怎么啦？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她要到星期六才回来的呀。”
“星期六！哈，想起来啦，我的确是知道的。我怀疑最近我的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我当然知道啦。我们干嘛不为她做好一切准备呢？好了，我现在得走了，不过她回来时我会来的，老伙计！”
星期五傍晚，又来了一个头发灰白的老淘金人，他住的小木屋离这儿差不多一英里。他说小伙子们想在星期六晚上来热闹热闹，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如果亨利认为她在旅行之后不至于疲倦得支持不了的话。
“疲倦？她会感到疲倦？哼，听他说的！乔，你知道，不管你们当中的谁，只要你们高兴，她愿意一连六个星期不睡觉的！”
当乔听说有封信时，就请求读给他听。信里对他亲切的问候使这个老伙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是他说，他老得不中用啦，尽管她只是提到他的名字，那也使他受不了。“上帝，我们多么想念她呀！”
星期六下午，我发现自己不时地看表。亨利注意到了，他带着惊讶的神情说道：
“你认为她不会很快就到，是吗？”
我像被人发现了内心秘密似的感到有些窘迫。不过我笑着说，我等人的时候就是这么个习惯。但是他似乎不太满意；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有点心神不安。他四次拉着我沿着大路走到一处，从那儿我们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他总是站在那儿，手搭凉棚，眺望着，好几次，他这么说：
“我有些担心了，我真担心。我知道她在九点以前不会到的，可是好像有什么老是想警告我出了什么事儿。你想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是吧？”
他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我开始为他的幼稚可笑感到非常害臊，终于，在他又一次乞求地问我时，我失去了耐心。我跟他讲话时态度很粗鲁。这似乎使他完全萎缩了，还把他吓唬住了。这以后他看起来是这样受了伤害，态度是这样的谦卑，以致我憎恨自己干了这件残酷的、不必要的事。因此，当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另一个老淘金人查利到来时，我非常高兴。他紧挨在亨利身旁听他读信，商量欢迎她的准备工作。查利一句接一句地说出热情亲切的话语，尽力驱散他朋友的不祥和恐惧之感。
“她出过什么事吗？亨利，那纯粹是胡说。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在她身上的；你就放宽心吧。信上怎么说来着？说她很好，不是吗？说她九点到家，不是吗？你见过她说话不算数吗？唔，你从来没见过。好啦，那就别再烦恼啦；她会回来的，那是绝对肯定的，就像你的出生一样确定无疑。来吧，让我们来布置屋子吧——没有多少时间啦。”
很快汤姆和乔也来了。于是大家就动手用鲜花把屋子装饰起来。快到九点时，这三个矿工说，他们还带来了乐器，也可以奏起来了，因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很快就要到了，他们都非常想跳一跳美妙的，老式的“布雷克道恩”①舞。一把小提琴，一把班卓琴，还有一只单簧管——这些就是乐器。他们一起奏起了三重奏，奏的是一些轻快的舞曲，还一面用大靴子踏着节拍。
①美国黑人首创的一种舞蹈。
时间快到九点了。亨利站在门口，眼睛直盯着大路，内心的痛苦折磨得他有些站立不稳。伙伴们几次让他举起杯来为他妻子的健康和平安干杯。这时汤姆高声喊道：
“请大家举杯！再喝一杯，她就到家啦！”
乔用托盘端来了酒，分给大家，最后剩下两杯，我拿起了其中一杯，但是乔压低了嗓子吼道：
“别拿这一杯，拿那一杯。”
我照他说的做了。亨利接过了剩下的那杯。他刚喝完这杯酒，时钟开始敲九点。他听着钟敲完，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他说：
“伙伴们，我很害怕，帮帮我——我要躺下！”
他们扶他到沙发上，他躺下去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一会儿，像人在睡梦中说话一样，他说：
“我听见马蹄声了吧？是他们来了吗？”
一个老淘金人靠近他的耳边说：“这是吉米·帕里什，他来说他们在路上耽搁了，不过他们已经上路了，正来着呢。她的马瘸了，但再过半小时她就到家了。”
“啊，我真是谢天谢地没出什么事儿！”
话还没说完他就几乎睡着了。这些人马上灵巧地帮他脱了衣服，把他抱到我洗手的那间卧室的床上，给他盖好了被子。他们关上了门，走了回来，于是他们似乎就准备动身离开了。我说：“别走呀，先生们，她不认识我呀，我是个生人。”
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乔说：
“她？可怜的人儿，她死了19年啦！”
“死了？”
“或许比这更糟哪。她结婚半年后回家探望她的亲人，在回来的路上，就在星期六的晚上，在离这儿五英里的地方被印第安人抢走啦。从此以后就再没听到过她的消息。”
“结果他就神经失常了吗？”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没再清醒过。不过他只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才更糟。在她要回来的前三天，我们就开始到这儿来，鼓励他打起精神，问问他是否接到她的来信，星期六我们都到这儿来，用鲜花装点屋子，为舞会作好一切准备。19年来，我们年年都这样做。第一年的星期六我们有27个人，还不算姑娘们；现在只有我们3人了，姑娘们都走了。我们给他吃药让他睡觉，要不他会发疯的。于是他又会乖乖地等着来年——想着她和他在一起，直到这最后的三四天，他又开始寻找她，拿出那封可怜的旧信，我们就来请求他读给我们听。上帝啊，她是一个可爱的人啊！”
一个朋友从东部来了信，我遵他的命去拜访了好脾气、爱絮叨的西蒙·威勒，打听我朋友的朋友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的下落。这件受人之托的事究竟结果如何，我来做个交代。事后我心里嘀咕，这位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是瞎编出来的，我朋友根本就不认识此人。他准是琢磨着：只要我向老威勒一打听，就会让他联想起那个厚脸皮的吉姆·斯迈雷来，赶快打开话匣子把那些又臭又长、和我毫不相干的陈年旧事抖搂出来，把我顷死。要是我朋友存心这么干，那他真是做对了。
我见到西蒙·威勒的时候，他正在破破烂烂的矿山屯子安吉尔那座歪歪斜斜的酒馆里，靠着吧台旁边的炉子舒舒服服地打盹。我注意到他是个胖子，秃脑门，一脸安详，透着和气、朴实。他站起身来问了声好。我告诉他，朋友托我来打听一位儿时的密友，这人叫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也就是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教士曾在安吉尔屯子里住过。我又加了一句：要是威勒先生能告诉我这位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的消息，我将感激不尽。
西蒙·威勒把我逼到墙角，拿自己的椅子封住我的去路，然后讲了一通下面段落里那些枯燥无味的事情。他脸上不露一丝笑意，眉头一皱不皱，从第一句起，他用的就是四平八稳的腔调，没有变过。他绝不是生性就爱唠叨；因为他收不住的话头里透着认认真真、诚心诚意的感人情绪，这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按他的想法，别管这故事本身是不是荒唐可笑，他可是把讲故事当成一件要紧事来办，而且对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智谋超群。我听凭他按照自己的路子讲下去，一直没有打断。
列昂尼达斯神父，嗯，列神父——嗯，这里从前倒是有过一个叫吉姆·斯迈雷的，那是四九年冬天——也许是五○年春天——不知道怎么闹的，我记不太清楚了，总归不是四九年就是五○年，因为他刚来到屯子的时候，那大渡槽还没造好呢；别的不说，要比谁最古怪，他算得上天下第一。只要能找到一个人愿打赌，他就赔，碰上什么就赌什么。别人要是不愿赌黑，他就赔黑；别人不愿赌白，他就赌白。不管怎么样，别人想怎么赌，他都陪着——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赌得起来，他就舒服了。虽说这样，他照样有好运气，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十有总是他赢。他老惦记找机会打赌；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有人提出来，不管你的注往哪一边下，他都照赌不误，这些我刚才都告诉过你啦。赛的要是马，收场的时候他不是赢得满满当当，就是输得一干二净；如果斗的是狗，他赌；斗的是猫，他赌；斗的是鸡，他还赌；嘿，就算有两只鸟落在篱笆上，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屯子里聚会他必到，到了就拿沃尔克牧师打赌，他打赌说，沃尔克牧师布道在这一带是头一份；那还用说，他本来就是个好人么。要是他看见一只屎克螂朝哪里开步走，他就跟你赌它几天才能到——不论到哪儿都行；只要你接茬，哪怕是去墨西哥，他也会跟着那只屎克螂，看看它到底去不去那儿，路上得花几天的时间。这儿的小伙子好多都见过斯迈雷，都能给你讲讲这个人。嘿，讲起他的事来可是绝对重不了样——他不论什么都赌——那家伙特有意思。有一回，沃尔克牧师的太太病得不轻，有好几天的工夫，眼看着她就没救了；可一天早晨牧师进来了，斯迈雷站起来问他太太怎么样，他说，她好多了——全凭主的大恩大德——看这势头，有主保佑，她能缓过来；还没等他讲完，斯迈雷来了一句：“这样吧，我押两块五，赌她缓不过来。”
这个斯迈雷有一匹母马——小伙子们都管它叫“一刻钟老太太”，这话损了点儿，它跑得当然比这快一点儿——他还经常靠这匹马赢钱呢。因为它慢慢吞吞的，不是得气喘，生瘟热，就是有痨病，以及这一类乱七八糟的病。他们总是让它先跑两三百码，可等到了终点跟前，它就抖起精神，拼了老命，撒欢尥蹶子；四只蹄子到处乱甩，甩空了的也有，甩偏了踢到篱笆上的也有，弄得尘土飞扬，再加上咳嗽、打喷嚏、攥鼻涕，闹闹哄哄——赶到裁判席前头的时候，它总是比别的马早一个头，早得刚好让人能看明白。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光看外表你准以为它一钱不值，就配在那儿拴着，一副贼溜溜的样子，老想偷点什么。可是，一旦在它身上下了注，它转眼就变了一条狗；它的下巴颏往前伸着，就像火轮船的前甲板，下槽牙都露了出来，像煤火一样放光。别的狗抓它、耍弄它、咬它，接二连三地给它来背口袋，可安得鲁·杰克逊——这是那条狗的名字——安得鲁·杰克逊老是装着没什么不自在的，好像它原本就没有别的盼头——押在另一边的赌注翻了倍再翻倍，一直到再没钱往上押了；这时候，它就一口咬住另一条狗的后腿，咬得死死的——不啃，你明白吗，光咬，叼着不动，直到那狗服软，哪怕等上一年也不要紧。斯迈雷老是靠这条狗赢钱，直到在一条没后腿的狗身上碰了钉子，因为那狗的后腿让锯片给锯掉了。那一次，两条狗斗了好一阵子，两边的钱都押完了，安得鲁·杰克逊上去照着咬惯了的地方下嘴的时候，当时就看出自个儿上当了，看出它怎么让别的狗给涮了。怎么说呢，他当时好像是吃了一惊，跟着就有点儿没精打采，再也没有试着把那一场赢下来；他让人骗惨了。它朝斯迈雷瞧了一眼，好像是说它伤透了心，这都是斯迈雷的错，怎么弄了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让它咬呢，它斗狗本来靠的就是咬后腿嘛；后来，他一瘸一拐地溜达到旁边，倒在地上就死了。那可是条好狗，那个安得鲁·杰克逊要是活着，准出了名了，胚子好，又聪明——我敢担保安得鲁·杰克逊有真本事；他什么场面没经过啊、一想起它最后斗的那一场，一想起它的下场来，我鼻子就发酸。
唉，这个斯迈雷呀，他还养过拿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都是这一类的玩艺儿，不论你拿什么去找他赌，他都能跟你兵对兵，将对将，让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着一只蛤蟆带回家去，说是要好好训一训；足足有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光呆在后院里头教那只蛤蟆蹦高。果不其然，他把蛤蟆训出来了。只要他从后头点蛤蟆一下，你就看吧，那蛤蟆像翻煎饼一样在空中打个转——兴许翻一个筋斗，要是起得好，也许能翻两个，然后稳稳当当地爪朝下落地，就像一只猎。他还训那蛤蟆逮苍蝇，勤学苦练，练得那蛤蟆不论苍蝇飞出去多远，只要瞧得见，回回都能逮得着。斯迈雷说蛤蟆特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曾地照直跳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落在地上，拿后腿抓耳挠腮，没事人似的，好像觉得自个儿比别的蛤蟆也强不到哪儿去。别看它有能耐，你还真找不着比它更朴实，更爽快的蛤唤了。只要是从平地上规规矩矩地往上跳，它比你见过的所有蛤蟆都跳得高一个身子。从平地往上跳是它的拿手好戏，你明白吗？只要比这一项，斯迈雷就一路把注押上去。斯迈雷把他的蛤蟆看成宝贝；要说也是，那些见多识广的湖都说，从来也没见过这么棒的蛤蟆。
斯迈雷拿一个小笼子盛着那蛤蟆，时不时地带着它逛大街，设赌局。有一天，一个汉子——他是个外乡人——到屯子里来，正碰上斯迈雷提着蛤蟆笼子，就问：
“你那笼子里头装的是什么呀？”
斯迈雷冷着个脸说：“它也许该是个鹦鹉，也许呢，该是只雀儿；可它偏不是——它是一只蛤蟆。”
那汉子拿过笼子，转过来转过去，细细地瞅，说：“嗯——原来是个蛤蟆，它有什么特别的呀？”
“噢，”斯迈雷不紧不慢地说，“它就有一件看家的本事，要叫我说——它比这卡县地界里的哪一只蛤蟆蹦得都高。”
那汉子拿过笼子，又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半天，才还给斯迈雷，慢慢吞吞地说，“是嘛，”他说，“我也没瞧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能好到哪儿去。”
“你也许瞧不出来，”斯迈雷说，“对蛤蟆，你兴许是内行，也兴许是外行；兴许是个老把式，也兴许不是；这么说吧，兴许只会看个热闹。别管你怎么看，我心里有数，我赌四十块钱，敢说这蛤蟆比卡县随便哪一只蛤蟆都蹦得高。”
那汉子琢磨了一会儿，有点儿作难：“呃，这儿我人生地不熟的，也没带着蛤蟆；要是我有一只蛤蟆，准跟你赌。”
这时候斯迈雷说话了：“好办——好办——只要你替我把这笼子拿一小会儿，我就去给你逮一只来。”就这样，那汉子拿着笼子，把他的四十块钱和斯迈雷的四十块钱放在一起，坐下等着了。
这汉子坐在那儿想来想去，想了好一会儿，然后从笼子里头把蛤蟆拿出来，扒开它的嘴，自己掏出一把小勺来，给蛤蟆灌了一肚子火枪的铁砂子——一直灌到齐了蛤蟆的下巴颏——然后把蛤蟆放到地上。斯迈雷呢，他上洼地的烂泥里头稀里哗啦趟了一气，到底逮住个蛤蟆。他把蛤蟆抓回来，交给那汉子说：
“行了，你要是准备好了，就把它跟丹尼尔并排摆着，把他的前爪跟丹尼尔的放齐了，我喊个号。”然后他就喊：“一——二——三——蹦！”他和那汉子从后边点那两只蛤蟆，那只新来的蛤蟆蹦得特有劲，可是丹尼尔喘了一口粗气，光耸肩膀——就这样——像法国人似的。这哪管事儿啊；它动不了，跟生了根一样，连挪挪地方都办不到，就像抛了错。斯迈雷又纳闷，又上火；当然啦，说什么他也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
那汉子拿起钱就走；临出门了，他还拿大拇指在肩膀上头指指丹尼尔——就像这样——慢慢吞吞地说：“我也没瞧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好到哪儿去嘛。”
斯迈雷呢，他站在那儿抓耳挠腮，低着头把丹尼尔端详了好一会儿，最后说：“真闹不明白这蛤蟆怎么栽了——闹不明白它犯了什么毛病——看起来，它肚子胀得不轻。”他揪着丹尼尔脖子上的皮，把蛤蟆掂起来，说：“它要没五磅重才怪呢！”蛤蟆头朝下，吣出满满两大把铁砂子来。这时候斯迈雷才明白过来，他气得发疯，放下蛤蟆就去追那汉子，可再也追不上了。
（这时候，西蒙·威勒听见前院有人喊他的名字，就站起来去看找他有什么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扭头对我说：“就在这儿坐着，老客，歇会儿——我一转眼就回来。”
不过，对不住了您呐，我想，再往下听牛皮糖吉姆·斯迈雷的故事，也打听不到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消息呀，于是我拔腿就走。
在门口，我碰上了那个见面熟的威勒回来了，他拽着我又打开了话匣子：
“哎，这个斯迈雷有一头独眼龙母黄牛，尾巴没了，光剩个尾巴撅子，像一根香蕉，还有——”
可我既没功夫，也没这个嗜好；还没等他开讲那头惨兮兮的母牛，我就走了。
我见到西蒙·威勒的时候，他正在破破烂烂的矿山屯子安吉尔那座歪歪斜斜的酒馆里，靠着吧台旁边的炉子舒舒服服地打盹。我注意到他是个胖子，秃脑门，一脸安详，透着和气、朴实。他站起身来问了声好。我告诉他，朋友托我来打听一位儿时的密友，这人叫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也就是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教士曾在安吉尔屯子里住过。我又加了一句：要是威勒先生能告诉我这位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的消息，我将感激不尽。
西蒙·威勒把我逼到墙角，拿自己的椅子封住我的去路，然后讲了一通下面段落里那些枯燥无味的事情。他脸上不露一丝笑意，眉头一皱不皱，从第一句起，他用的就是四平八稳的腔调，没有变过。他绝不是生性就爱唠叨；因为他收不住的话头里透着认认真真、诚心诚意的感人情绪，这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按他的想法，别管这故事本身是不是荒唐可笑，他可是把讲故事当成一件要紧事来办，而且对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智谋超群。我听凭他按照自己的路子讲下去，一直没有打断。
列昂尼达斯神父，嗯，列神父——嗯，这里从前倒是有过一个叫吉姆·斯迈雷的，那是四九年冬天——也许是五○年春天——不知道怎么闹的，我记不太清楚了，总归不是四九年就是五○年，因为他刚来到屯子的时候，那大渡槽还没造好呢；别的不说，要比谁最古怪，他算得上天下第一。只要能找到一个人愿打赌，他就赔，碰上什么就赌什么。别人要是不愿赌黑，他就赔黑；别人不愿赌白，他就赌白。不管怎么样，别人想怎么赌，他都陪着——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赌得起来，他就舒服了。虽说这样，他照样有好运气，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十有总是他赢。他老惦记找机会打赌；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有人提出来，不管你的注往哪一边下，他都照赌不误，这些我刚才都告诉过你啦。赛的要是马，收场的时候他不是赢得满满当当，就是输得一干二净；如果斗的是狗，他赌；斗的是猫，他赌；斗的是鸡，他还赌；嘿，就算有两只鸟落在篱笆上，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屯子里聚会他必到，到了就拿沃尔克牧师打赌，他打赌说，沃尔克牧师布道在这一带是头一份；那还用说，他本来就是个好人么。要是他看见一只屎克螂朝哪里开步走，他就跟你赌它几天才能到——不论到哪儿都行；只要你接茬，哪怕是去墨西哥，他也会跟着那只屎克螂，看看它到底去不去那儿，路上得花几天的时间。这儿的小伙子好多都见过斯迈雷，都能给你讲讲这个人。嘿，讲起他的事来可是绝对重不了样——他不论什么都赌——那家伙特有意思。有一回，沃尔克牧师的太太病得不轻，有好几天的工夫，眼看着她就没救了；可一天早晨牧师进来了，斯迈雷站起来问他太太怎么样，他说，她好多了——全凭主的大恩大德——看这势头，有主保佑，她能缓过来；还没等他讲完，斯迈雷来了一句：“这样吧，我押两块五，赌她缓不过来。”
这个斯迈雷有一匹母马——小伙子们都管它叫“一刻钟老太太”，这话损了点儿，它跑得当然比这快一点儿——他还经常靠这匹马赢钱呢。因为它慢慢吞吞的，不是得气喘，生瘟热，就是有痨病，以及这一类乱七八糟的病。他们总是让它先跑两三百码，可等到了终点跟前，它就抖起精神，拼了老命，撒欢尥蹶子；四只蹄子到处乱甩，甩空了的也有，甩偏了踢到篱笆上的也有，弄得尘土飞扬，再加上咳嗽、打喷嚏、攥鼻涕，闹闹哄哄——赶到裁判席前头的时候，它总是比别的马早一个头，早得刚好让人能看明白。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光看外表你准以为它一钱不值，就配在那儿拴着，一副贼溜溜的样子，老想偷点什么。可是，一旦在它身上下了注，它转眼就变了一条狗；它的下巴颏往前伸着，就像火轮船的前甲板，下槽牙都露了出来，像煤火一样放光。别的狗抓它、耍弄它、咬它，接二连三地给它来背口袋，可安得鲁·杰克逊——这是那条狗的名字——安得鲁·杰克逊老是装着没什么不自在的，好像它原本就没有别的盼头——押在另一边的赌注翻了倍再翻倍，一直到再没钱往上押了；这时候，它就一口咬住另一条狗的后腿，咬得死死的——不啃，你明白吗，光咬，叼着不动，直到那狗服软，哪怕等上一年也不要紧。斯迈雷老是靠这条狗赢钱，直到在一条没后腿的狗身上碰了钉子，因为那狗的后腿让锯片给锯掉了。那一次，两条狗斗了好一阵子，两边的钱都押完了，安得鲁·杰克逊上去照着咬惯了的地方下嘴的时候，当时就看出自个儿上当了，看出它怎么让别的狗给涮了。怎么说呢，他当时好像是吃了一惊，跟着就有点儿没精打采，再也没有试着把那一场赢下来；他让人骗惨了。它朝斯迈雷瞧了一眼，好像是说它伤透了心，这都是斯迈雷的错，怎么弄了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让它咬呢，它斗狗本来靠的就是咬后腿嘛；后来，他一瘸一拐地溜达到旁边，倒在地上就死了。那可是条好狗，那个安得鲁·杰克逊要是活着，准出了名了，胚子好，又聪明——我敢担保安得鲁·杰克逊有真本事；他什么场面没经过啊、一想起它最后斗的那一场，一想起它的下场来，我鼻子就发酸。
唉，这个斯迈雷呀，他还养过拿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都是这一类的玩艺儿，不论你拿什么去找他赌，他都能跟你兵对兵，将对将，让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着一只蛤蟆带回家去，说是要好好训一训；足足有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光呆在后院里头教那只蛤蟆蹦高。果不其然，他把蛤蟆训出来了。只要他从后头点蛤蟆一下，你就看吧，那蛤蟆像翻煎饼一样在空中打个转——兴许翻一个筋斗，要是起得好，也许能翻两个，然后稳稳当当地爪朝下落地，就像一只猎。他还训那蛤蟆逮苍蝇，勤学苦练，练得那蛤蟆不论苍蝇飞出去多远，只要瞧得见，回回都能逮得着。斯迈雷说蛤蟆特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曾地照直跳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落在地上，拿后腿抓耳挠腮，没事人似的，好像觉得自个儿比别的蛤蟆也强不到哪儿去。别看它有能耐，你还真找不着比它更朴实，更爽快的蛤唤了。只要是从平地上规规矩矩地往上跳，它比你见过的所有蛤蟆都跳得高一个身子。从平地往上跳是它的拿手好戏，你明白吗？只要比这一项，斯迈雷就一路把注押上去。斯迈雷把他的蛤蟆看成宝贝；要说也是，那些见多识广的湖都说，从来也没见过这么棒的蛤蟆。
斯迈雷拿一个小笼子盛着那蛤蟆，时不时地带着它逛大街，设赌局。有一天，一个汉子——他是个外乡人——到屯子里来，正碰上斯迈雷提着蛤蟆笼子，就问：
“你那笼子里头装的是什么呀？”
斯迈雷冷着个脸说：“它也许该是个鹦鹉，也许呢，该是只雀儿；可它偏不是——它是一只蛤蟆。”
那汉子拿过笼子，转过来转过去，细细地瞅，说：“嗯——原来是个蛤蟆，它有什么特别的呀？”
“噢，”斯迈雷不紧不慢地说，“它就有一件看家的本事，要叫我说——它比这卡县地界里的哪一只蛤蟆蹦得都高。”
那汉子拿过笼子，又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半天，才还给斯迈雷，慢慢吞吞地说，“是嘛，”他说，“我也没瞧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能好到哪儿去。”
“你也许瞧不出来，”斯迈雷说，“对蛤蟆，你兴许是内行，也兴许是外行；兴许是个老把式，也兴许不是；这么说吧，兴许只会看个热闹。别管你怎么看，我心里有数，我赌四十块钱，敢说这蛤蟆比卡县随便哪一只蛤蟆都蹦得高。”
那汉子琢磨了一会儿，有点儿作难：“呃，这儿我人生地不熟的，也没带着蛤蟆；要是我有一只蛤蟆，准跟你赌。”
这时候斯迈雷说话了：“好办——好办——只要你替我把这笼子拿一小会儿，我就去给你逮一只来。”就这样，那汉子拿着笼子，把他的四十块钱和斯迈雷的四十块钱放在一起，坐下等着了。
这汉子坐在那儿想来想去，想了好一会儿，然后从笼子里头把蛤蟆拿出来，扒开它的嘴，自己掏出一把小勺来，给蛤蟆灌了一肚子火枪的铁砂子——一直灌到齐了蛤蟆的下巴颏——然后把蛤蟆放到地上。斯迈雷呢，他上洼地的烂泥里头稀里哗啦趟了一气，到底逮住个蛤蟆。他把蛤蟆抓回来，交给那汉子说：
“行了，你要是准备好了，就把它跟丹尼尔并排摆着，把他的前爪跟丹尼尔的放齐了，我喊个号。”然后他就喊：“一——二——三——蹦！”他和那汉子从后边点那两只蛤蟆，那只新来的蛤蟆蹦得特有劲，可是丹尼尔喘了一口粗气，光耸肩膀——就这样——像法国人似的。这哪管事儿啊；它动不了，跟生了根一样，连挪挪地方都办不到，就像抛了错。斯迈雷又纳闷，又上火；当然啦，说什么他也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
那汉子拿起钱就走；临出门了，他还拿大拇指在肩膀上头指指丹尼尔——就像这样——慢慢吞吞地说：“我也没瞧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好到哪儿去嘛。”
斯迈雷呢，他站在那儿抓耳挠腮，低着头把丹尼尔端详了好一会儿，最后说：“真闹不明白这蛤蟆怎么栽了——闹不明白它犯了什么毛病——看起来，它肚子胀得不轻。”他揪着丹尼尔脖子上的皮，把蛤蟆掂起来，说：“它要没五磅重才怪呢！”蛤蟆头朝下，吣出满满两大把铁砂子来。这时候斯迈雷才明白过来，他气得发疯，放下蛤蟆就去追那汉子，可再也追不上了。
（这时候，西蒙·威勒听见前院有人喊他的名字，就站起来去看找他有什么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扭头对我说：“就在这儿坐着，老客，歇会儿——我一转眼就回来。”
不过，对不住了您呐，我想，再往下听牛皮糖吉姆·斯迈雷的故事，也打听不到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消息呀，于是我拔腿就走。
在门口，我碰上了那个见面熟的威勒回来了，他拽着我又打开了话匣子：
“哎，这个斯迈雷有一头独眼龙母黄牛，尾巴没了，光剩个尾巴撅子，像一根香蕉，还有——”
可我既没功夫，也没这个嗜好；还没等他开讲那头惨兮兮的母牛，我就走了。
去年春天我去芝加哥着博览会①，虽然结果没看成功，但是我在那次旅程中却不是毫无收获——可以说，它给了我一些补偿。在纽约，我经过介绍认识了一位正规军队中的少校，他说要去看博览会，于是我们约好一同上路。我必须先去波士顿，但这并不碍事，他说愿意一道去，不妨多花上一些时间。他这人仪表漂亮，体格魁梧得像一位斗士，但举止温和，谈话娓娓动听。他为人十分可亲，但又显得很沉着。可不是，他是完全缺乏幽默感的。他对四周的事都深感兴趣，然而他那宁静的神态却始终不受外界的影响；任何事物都不能干扰他，任何事物都不能激动他。
①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于1892年5月1日开幕，翌年10月30日结束，本文写于1893年。
但是，过了还不到一天，我已经发现，尽管他外表是那么冷静，但在他内心深处什么地方却蕴藏着一股热情——热衷于破除那些在琐细行为中表现出的种种陋习。他要维护公民的权利——这是他的好癖。他的想法是：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官方的，不受任何报偿，经常监视维护着守法与执法情况。他认为，要维护和保障公众的权利，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求每个公民都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去防止或惩罚他本人看到的那些违法乱纪行为。
这可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但是我认为一个人这样做会经常卷入麻烦；我觉得，一个人这样做，无异于试图开除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公务员，而结果他也许会招来人家嘲笑。如是他说事实并非如此，说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说那样做从来也不会使任何人被开除；而且，实际上你绝不可以让任何人被开除了；因为你那样做本身就是一次失败；不，我们必须改造那个人——要把他改造过来，要使他成为一个称职有用的人。
“是不是我们必须先去告发那犯了过失的人，再请他的上级不要开除他，只要训斥他一顿，然后仍旧留用他吗？”
“不，我不是那意思；你根本就不要去告发他，因为，如果那样做，他就会有打碎饭碗的危险。你可以做得像是要去告发他——那也只是到了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起作用的时候。那是极端的例子。那样就是使用威力，而威力是有害的。有效的方法是运用权术，喏，如果一个人富有机智——如果一个人肯运用权术——”
我们在电报局的一个窗口足足站了两分钟，少校一直设法引起一个年轻报务员的注意，几个报务员都只顾逗乐取笑。这时候少校发话了，他唤其中一个报务员接收他的电报。可是他得到的答复是：
“我想您可以等待一会儿，行吗？”这句答话一说完，他们又把玩笑话说开了。
少校说他可以等待，并不赶急。接着，他又拟了一份电报：
西联电报公司经理：
今晚请过来和我共餐。我可以把你某分局如何经营业务的情况说给你听。
稍停，那个不久前说话那么傲慢无礼的年轻人伸出手来接过了电报稿，他刚读完电文，脸色就变了，他开始又是道歉又是解释。他说，如果这份害人的电报发了出去，他就要被辞退，也许永远找不到另一个这样的职位。如果能饶恕他这一次，他以后就再也不做人家会提意见的事情了。少校接受了这一表示让步的请求。
我们走开后，少校说：
“喏，您明白了吗，那就是我运用权术——而且，您明白那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了。一般人总是爱进行恫吓，那种做法没好处——因为那小伙子总是会舌剑唇枪，跟你针锋相对地来上一套，结果你几乎总是会输给他，让自己出丑的。可是，您瞧，权术这玩意儿他是对付不了的。温和的语言加上权术——这就是我们应当使用的工具。”
“是了，我明白了，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您那样的机会呀。并不是每个人都和西联电报公司经理那样有交情呀。”
“哦，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并不认识那位经理——我只是为了要运用权术而利用了他一下。这是为了他的好处，也是为了公众的好处。这样做是没害处的。”
我不肯随声附和，只吞吐其词地说：
“可是，说谎也会是正当的，或者高贵的吗？”
他并不注意这句问话中那种委婉含蓄的、自以为是的意味，他只是不动声色、稳重而简单地回答说：
“是呀，有时候是的。为损人而说谎，为利己而说谎，这是不正当的，然而，为了有助于别人而说谎，为了有利于公众而说谎——瞧，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一条谁都知道的道理。不必计较所采用的手段怎样：你只要看收到的效果如何。刚才那样一来，那小伙子就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会变得循规蹈矩。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像他那样的人是值得挽救的。可不是，即使不是为了他本人，单是为了他母亲，也是值得挽救他的。他肯定有母亲在——还有姊妹们。该死，那些人老是忘了这一点！您可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参加过决斗——一次也没参加过——虽然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曾遇到过挑衅。我每一次都能看到那个人的无辜的老婆和小孩站在他和我之问。他们并没有招谁惹谁——你瞧，我可不能伤了他们的心。”
就是那一天内，他纠正了许多人们的小动作中所表现的陋习，但始终没引起摩擦——总是运用巧妙而漂亮的“权术”；事后别人并没感到难堪，而他本人却从那些行动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与满足，最后我不禁羡慕他所下的这一行——心想：如果需要时我也能够很有把握地在言语上偏离开事实，就像我自信经过一些练习后能够在印刷品的掩护下用笔墨所做到的那样，或许我也要采用这种办法哩。
那天夜晚，很迟的时候我们才离开当地，乘铁路马车①去市区，三个喧闹粗暴的家伙登上了车，开始在一群胆小怕事的乘客中（他们有的是妇女和儿童）左顾右盼，任意地嘲笑，说的都是些污秽轻薄的语言。没一个人敢反抗或者劝阻他们，列车员试图好言以理相喻，但是那些恶棍只顾辱骂和嘲笑他。我很快就看出，少校已经意识到这是属于他所管的事情；显然，他是在盘点自己脑子里储存的权术，正在进行准备。我想，在这个场合，只要是一句玩弄权术的话说出了口，他就会招来劈头盖脸一大堆嘲笑，也许还会导致比这更加难堪的后果；然而，为时已经过晚，我还没来得及悄声劝阻他，他已经开口了。他用平缓而冷静的口气说：
①一种旧式马拉的有轨的车。
“列车员，您必须把这些猪赶下去。让我来帮助您。”
这可是我没料到的。一眨眼工夫，三个恶棍已经向他扑过来。但是他们一个也没能接近他。他挥出了三拳，你真想不到会在拳击场以外看到那样猛烈的打击，只打得那三个人一个也没力气再从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少校拖开了他们，把他们赶下了车，我们的车又继续前进。
我感到惊奇，惊奇的是看到一个温驯得像头羔羊的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惊奇的是他显示出那样强大的力量，取得了那样全面的、彻底的胜利；惊奇的是他把整个这件事情做得利落而又有条不紊。由于想到整天里都听到这个“打桩机”侈谈应当怎样进行委婉的劝导和运用温和的权术，我就觉得现在的情形具有它幽默的一面，于是我想促使他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就此说上几句嘲笑的话；然而，我再向他一打量，就知道那样做将是徒劳的——因为他那副怡然自得的神情并不含有丝毫幽默感；他是不会理解我的话的。我们下车后，我说：
“那可是一套精彩的权术呀——实际上是三套精彩的权术。”
“那个吗？那不是什么权术。您根本没弄懂。权术完全是另一码事。对那种人你不能运用权术；他们对权术不会理解。不，那不是权术，那是威力。”
“瞧您提到了它，我……可不是，我想您这话大概说对了。”
“说对了？我当然说对了。那就是威力。”
“我也认为，从外表上看来它是威力。您常常需要用那种方式改造人吗？”
“绝对不是。那种情形极少发生。半年里不会多过一次。”
“那几个人受了伤会复原吗？”
“会复原？这还用说，他们肯定会复原的。他们绝对不会有危险。我知道应该怎样揍，应该接在哪儿。您注意到，我并没接他们颚骨底下。那样会要他们命的。”
我相信这话是实。我说（我认为自己说得挺俏皮），他整天里一直像只羊羔，可是这会儿突然变成一头公羊——一头撞角的公羊；但是他却显得那么恳挚可爱，一本正经地说我讲得不对，说什么撞角羊完全是另一样东西，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使用它①。他这话叫人听了生气，我差点儿脱口而出，说他像个傻子，一点儿也不会欣赏俏皮话儿——说真的，这句话已经进到舌尖，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知道现在不必急，还是等以后什么时候在电话里说吧。
①在英文中“hsttering ram”的一个意思是“撞角羊”，另一个意思是古代用的一种军器破城槌。
第二天下午，我们出发去波士顿。特等客车吸烟室里已经客满，于是我们走到普通吸烟室里。过道那边顺座上坐着一个态度温和、样子像农民的老人，他面色苍白，正用一只脚勾住那扇开着的门，想要透点儿新鲜空气。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制动手闯进车厢，走到门前停下，恶狠狠地瞪了农民一眼，然后猛地把门一拉，差点儿把老人的皮靴都给带走。接着他又匆匆地赶着张罗他的事情去了。有几个乘客笑起来，老先生露出了一副又羞又恼的可怜神气。
停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走过，少校拦住他，用习惯的客气态度提出这个问题：
“列车员，如果制动手的举动有不对的地方，乘客该去哪报告？是向您报告吗？”
“如果要告他，您可以到了纽黑文站去告。他做错什么事了？”
少校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列车员好像乐了。他温和的口气中微含讥嘲地说：
“您的意思好像是说，那个制动手并没说什么。”
“是的，他没说什么。”
“可是您说，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是的。”
“后来就粗鲁地拉开了那扇门。”
“是的。”
“全部经过就是这些，对吗？”
“对，那就是全部经过。”
列车员乐呵呵地笑了，他说：
“好吧，如果您要去告他，那是可以的，可是我不大明白，这究竟算得了什么呢。您会说——我这是根据您说的话猜想的——那个制动手侮辱了这位老先生。那么，他们就会问您，他说了一些什么。您说，他根本什么也没说。那么，我估计他们就会说，既然您自己承认他一句话也没说，那您又怎么能断定那是一次侮辱呢？”
列车员这一席无懈可击的说理，引起了漠漠一片赞许之声，这使他感到很高兴——这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但是少校并不介意。他说：
“瞧，现在您正好接触到提意见的制度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点。铁路公司的职员们——不但公众有这种想法，而且看来您也有这种想法——都没注意到；除了口头的侮辱以外，还有其它类型的侮辱。所以，也就没人到总办事处去申诉他受到人家在态度上表示的侮辱，包括手势、表情等方式进行的侮辱；然而，这样的侮辱有时候会比任何口头的侮辱更使你难以忍受。它会使你感到非常难堪，因为它并不留下任何实质的东西，可以让你抓住它的把柄；那进行侮辱的人，即使被唤到铁路公司职员面前，也尽可以说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要得罪别人。我认为，铁路公司的耶员们必须特别重视，必须迫切要求公民报告那些非言语表示的侮慢态度和无礼举动。”
列车员大笑起来，他说：
“嗳呀，说真的，这样求全责备，未免太认真了吧！”
“可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过份地认真。我到了纽黑文站，要去报告这件事，而且相信我会由于这样做了而受到感谢。”
列车员好像有点儿不大自在了；的确，他离开的时候，神情显得相当严肃了。我说：
“您总不致于真的为了这件小事去劳神吧？”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像这样的事必须随时报告。这是公众的责任，凡是公民，谁都不能规避责任。但是，这件事无需我报告。”
“为什么？”
“我没必要这样做嘛，运用权术就可以解决问题。您瞧着吧。”
过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又巡视来了；他走到少校跟前时，俯身凑近他说：
“得啦。您不必去告他了。他是向我负责的，如果下次他再敢那样，我会训他的。”
少校的回答是很恳挚的：
“瞧，这正合我的意！您千万别以为我这是出于什么报复心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这是出于责任心——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妻舅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如果他知道：假使您手下的制动手下次再野蛮地侮辱一位根本没招惹他的老先生，您就要劝告那制动手，那我的妻舅会感到高兴的，这一点您可以相信。”
列车员并没像一般人所预料的那样表示高兴，反而显得忧郁不安了。他在一旁站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认为必须现在就对他进行惩处。我要开除他。”
“开除他？那样能带来什么好处？您是不是认为，更聪明的办法还是教他如何更好地对待乘客，以后仍旧留用着他呢？”
“对，这话有道理。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他当着所有这些人侮辱了那位老先生。是不是应该叫他来，当着大伙儿赔礼道歉呢？”
“我这就叫他来。而且，我要在这儿声明：如果所有的人都肯像您这样做，也都肯向我报告这一类的事，而不是当时一声不言语走开，事后在背后说铁路公司的坏话，那么，不久情况就会改善。我非常感谢您。”
制动手来道歉了。他走后，少校说：
“喏，您瞧这件事做起来够多么简单容易。普通老百姓会什么事都办不到——董事的舅子要怎么做都能行。”
“可是，您真有一位当董事的舅子吗？”
“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当公众的利益需要的时候，我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在所有的董事会里——在所有的地方，我都有一位舅子。这样就省了我一大堆麻烦。”
“这可是十分广泛的亲戚关系。”
“是呀。像他们这样的人我有三百个以上。”
“难道列车员就不会怀疑这种关系了吗？”
“这种情形我还没遇到过。一句话也不假——我从来没遇到过。”
“为什么您不随他去处理，随他去把那个制动手开除了，反而使用那怀柔的办法呢？您瞧，他这样的人是罪有应得呀。”
少校回答时，那口气里的确稍许含有一种不耐烦的意味：
“如果您能静下来，稍许思考一下，您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难道制动手是条狗，只能用对待狗的方法去对待他不成？他是一个人，需要像人那样去谋生呀。再说，他总有姊妹，或者母亲，或者妻子儿女，要他去养活。永远是这样的情形——这是毫无例外的。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计，那你也剥夺了那些人的生计——可是，他们哪点儿招你惹你了？根本没有呀。开除了一个举动无礼的制动手，另去雇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那好处又在哪里呢？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难道您没认识到，先对这个制动手进行改造，然后留用着他，那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吗？肯定是的。”
接着他就用赞赏的口气叙述统一铁路公司某区段一位监督的故事，说有一次一个人已有两年经验的扳闸工疏忽大意，让一列火车出了轨，死了几个人。群众十分忿怒，去要求开除那个板闸工，但是监督说：
“不，诸位错了。他这一来得到教训，此后再不会让车出轨了。他变得比以前倍加顶用了。我要留用他。”
此后，在那次旅游中，我们只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在哈特福德站和斯普林菲尔德站之间，火车上的侍应生抱着许多广告印刷品，高声吆喝着跑进来，把一册样本落在了一个正在酣睡的先生膝上，一下子惊醒了他。那人十分恼怒，和他两个朋友气忿不平地诉说这件冒犯了他的事。他们把特等客车里的列车员唤了来，向他叙述这件事，一定要开除这孩子。那三个进行控诉的乘客都是霍利奥克的富商；显然，列车员对他们望而生畏。他试图平息他们的怒气，向他们解释说，那孩子并不归他管，而是属于一家报刊公司的；然而，他怎么劝解也没用。
这时候少校自告奋勇提出证明，为孩子进行辩护。他说：
“事情的经过我都看在眼里。诸位并没存心夸大，但是结果仍然言过其实。那孩子所做的，只不过是所有火车上待应生所做的，如果你们要他此后举动更稳重，态度更和蔼，那我也同意你们的观点，并且准备帮你们说话，但是，如果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就要把他开除，那是不公道的。”
但是他们很气忿，都不肯听取妥协的办法。他们说熟识波士顿-奥尔巴尼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明天宁可暂时摆开了其他的事，一定要先去波士顿解决侍应生的问题。
少校说他也去那里，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救那个侍应生。有一位先生向他打量了一下，说：
“看来，这件事要取决于谁能对总经理施加最大的影响了。您是跟布利斯先生有私交的吗？”
少校声色不动地说：
“是的；他是我舅舅。”
这下取得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窘促的沉默持续了一两分钟；接着几位当事人就开始在谈话中“留有余地”，都含浑其词地承认自己过于火躁偏激，不久一切趋于平静友好，彼此间显得相当融洽，终于决定丢开了这件事不提，让那个侍应生保住他的饭碗。
结果不出我所料：铁路公司总经理根本不是少校的舅舅——少校这一天只是在火车上利用了他一次。
在归途中，我们没遇到什么值得记述的事。也许那是因为我们乘的是夜车，一路上我们都在睡觉。
星期六晚上我们离开纽约，取道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第二天清晨早餐后，我们走进特等客车，但是发现那儿很冷清沉闷。车厢里只寥寥几个人，没有任何活动。于是我们步入那节车厢的小吸烟室，看见那儿坐着三位绅士。其中两个人正在抱怨铁路公司所订的一条规则——星期日禁止在车上玩牌。原来他们刚才已经开始玩那照说无需禁忌的“大小杰克”纸牌戏，但后来却被阻止了。少校对此表示关切。他对第三位绅士说：
“是您反对他们玩牌吗？”
“根本不是。我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虽然相信宗教，但并不是对许多事情都存偏见。”
接着少校就对其他两个人说：
“你们尽可以继续玩下去嘛，先生们；既然这里没人反对。”
其中一个人不肯冒险，但是另一个人说，如果少校愿意跟他玩，他很想再来一次。于是他们俩把一件大衣铺在膝上，开始玩起来。过了不久，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来了，他粗暴地说：
“喂，喂，先生们，这是不可以的。把纸牌收起来——玩牌是不准许的。”
少校正在洗牌。他只顾洗着，一面说：
“禁止玩牌，这是奉了谁的命令？”
“是我的命令。我禁止玩牌。”
这时候开始发牌了。少校问：
“这主意是您想出来的吗？”
“什么主意？”
“星期日禁止玩牌这个主意呀。”
“不——当然不是。”
“是谁想出来的呢？”
“是公司。”
“那么，这根本不是您的命令，而是公司的命令。对吗？”
“对。可是，你们仍旧不停止玩牌，那我必须强迫你们立刻停止了。”
“急躁办事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它常常只会造成很大损失。是谁授权给公司颁行这样一道命令的？”
“我的好先生，那和我没关系，再说……”
“可是您忘了，它关系到的不只是您。它可能是一件对我关系重大的事。的确，它是一件对我十分重大的事。我不能破坏了我国的一条法规，同时不让自己蒙上耻辱；我也不能容许任何人或者公司利用非法的规章来妨碍我的自由（这一点也是铁路公司一向试图做到的），同时不玷污了我的公民权利。所以，现在让我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公司究竟是根据谁授的权颁行这道命令的？”
“这我可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事。”
“也是我的事。我怀疑公司拥有什么权利公布这样一条规章。这条铁路要经过好几个州。您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州里，那个州在这方面制定的又是什么法律吗？”
“它的法律跟我不相干，可是公司的命令我必须执行，我的职责就是禁止这样玩牌，先生们，它必须受到禁止。”
“也许是这情况；然而，办事情还是不必急躁的好。在一般旅馆里，他们都把一些规则张贴在屋子里，但是照例要援引该州的法律条文，作为那些要求的根据。我看这儿并没张贴这类文告嘛。请您出示您的凭证，然后可以让我们作出决定，因为，您总可以看到，人家玩牌的兴致都叫您给破坏了。”
“我没这一类的凭证，但是我奉了命令，单凭这一点就够了。命令必须服从。”
“咱们别轻易作出结论。更好还是让咱们平心静气，仔细地探讨一下这件事情，看咱们究竟坚持的是什么原则，以免任何一方犯了错误——因为，剥夺美国公民的自由，这件事看来远比您和铁路公司想像的更为严重，在剥夺他人自由者能证明他有权这样做之前，我不容许他当着我这样肆无忌惮，再说……”
“我的好先生，您到底要不要放下纸牌？”
“这件事也许不会耽搁多久。但要看情形而定。您说这命令必须遵守。必须。这是一个强硬的措词。您自己可以意会，它有多么强硬。当然，一个明白事理的公司，不会既授权您执行这样严厉的命令，又不制定一个处罚违反规章者的办法。那样它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只会惹得人家好笑。对违反这条规章的应当怎样处罚？”
“处罚？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处罚。”
“不用说，这您肯定是闹错了。您的公司会命令您上这儿来，很粗鲁地打断一场无需禁忌的娱乐，但并不教您在执行这道命令时应当采取的手段吗？难道您不认为这种做法是荒谬可笑的吗？如果乘客拒绝遵守这条命令，那您又打算怎样对付他们？您打算抢走他们的纸牌吗？”
“不。”
“您打算到了下一站把违反规章的赶下车吗？”
“这个，不——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如果他有车票。”
“您把他送交法院吗？”
列车员无言对答，显然感到为难了。少校又开始发牌，他接着说：
“您瞧，您毫无办法，公司让您处于很狼狈的境地。您接受了一道狂妄的命令，您虚张声势，要去执行，可是，等到把这件事仔细一分析，您就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强迫人家服从。”
列车员端着架子说：
“先生们，你们已经听到那道命令，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至于是不是遵守它，那你们就瞧着办吧。”说完这话，他转身要走。”
“可是，等一等。这件事还没完。您说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我认为您这话说错了；即使您真的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那么我还有一项责任要尽哩。”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是不是准备到了匹兹堡站，去总办事处告我违反了规章？”
“不是的。那样会有什么好处呢？”
“您必须去告我，否则我就要去告您。”
“告我什么呀？”
“告您不禁止这次玩牌，没遵守公司的命令。作为一个公民，我有责任协助铁路公司监督它的职工照章办事。”
“您这话是认真的吗？”
“是的，是认真的。我觉得您做人并没错儿，可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您这样做事做得不对——您没执行那道命令；如果您不去告我，我一定去告您。我要去告。”
列车员显得迷茫不解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后来突然激动地说：
“这倒像是我在找麻烦嘛！完全是一篇胡涂账；瞧我都被闹昏了；这可是从来没遇到的事情；人家一向依着你，从来不说一句话，所以我也就从来没注意到，那道没处罚办法的愚蠢的命令有多么荒谬可笑。我不要告任何人，我也没要被任何人告——瞧，那样会给我招来无穷的麻烦！现在你们就继续玩牌吧——如果高兴的话，就玩上一整天吧——咱们再别为了这种事情找麻烦了！”
“不，我只是为了要维护这位先生的权利，才坐在此地——现在他可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来了。但是，您在离开这儿之前，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您认为公司制订这条规章是为了什么吗？您能为这件事想出一个借口——我意思是说，一个合理的借口——一个至少表面上不是愚蠢的借口、一个不像是白痴想出来的主意吗？”
“这个，我当然能够。问到为什么要制订它，那道理很明白。那是为了不要伤害了其他乘客的感情——我意思是说乘客中那些虔信宗教的人。星期天在车上玩牌，亵渎了安息日，那会使他们不高兴的。”
“我本来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是，他们愿意自己在星期日旅行，亵渎安息日，却不愿意别人……”
“我的老天爷，您这可说到了点子上！以前我就从来没想到这一点。事实是，如果你开始仔细分析。下，就知道它是一条愚蠢的规章。”
就在这当儿，另一节车上的列车员走过来，打算很专横地禁止玩牌，可是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拦住他，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解释。此后再听不到他们谈起这件事了。
我在芝加哥卧病了十一天，结果没能看到博览会，因为，刚刚能够上路，我已经需要立即启程回东方去了。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为了让我有个宽敞的地方，可以睡得舒服一些，少校已经订了一间卧车特别包厢；可是我们抵达车站时才知道，由于调配员一时疏忽，我们的那节车没被挂上。列车员给我们留下了一对卧铺——他说，这样办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了。可是少校说，我们并不赶急，尽可以等着把那节车给挂上。列车员和颜悦色，但是含嘲带讽地说：
“也许，像您所说的，你们并不赶急，可是我们却非赶急不可呀。来，上车吧，先生们，上车去吧——别让我们尽等着啦。”
可是少校非但不肯上车，也不许我上去。他要乘他所订的车，说他非那样不行。这一来那个急得直冒汗的列车员可不耐烦了，他说：
“我们这样做，已经尽了最大的力——我们没法做那不可能做到的事。你们要么就是用这套卧铺，要么就索性不用它吧。由于出了一个差误，现在时间太晚，已经来不及纠正，只好将就点儿，就这样凑合一下吧。别的乘客都是这样。”
“咳，您瞧，事情就坏在这里。如果他们也都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坚持到底，现在你们就不会这样满不在乎地试图践踏我的权利了。我根本没意思要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有责任保护下面一位乘客不再这样受骗。所以我一定要乘我订的车。否则我就要在芝加哥待下去，控诉你们公司破坏了合同。”
“控诉我们的公司？——单单为了这样一件事！”
“当然。”
“您真的要这样做吗？”
“可不是，我就是要这样做。”
列车员向少校怀疑地打量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可把我闹胡涂了——这可是新鲜花样——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可是，我完全相信，这样的事您会做出来的。这么着，我找站长去。”
站长刚来到的时候十分恼怒——恼的是少校，而不是那个造成差误的人。他态度相当粗暴，也像列车员开始那样；但是他怎么也没法说服这位措词委婉的炮手，后者仍旧坚持要乘他所订的车。但是，事情很明显，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一方能占上风，而结果占上风的一方当然是少校。站长只好收起恼怒的神情，装出和蔼的样子，甚至多少表示了歉意。这给和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于是少校作出妥协。他说情愿放弃已订的特别包厢，但必须有另一间包厢。经过一番寻觅，终于找到一间特别包厢，那包厢的主人是个好说话儿的，肯用他的包厢调换我们的卧铺，我们终于出发。那天晚上列车员来看我们，他亲切客气，十分殷勤，和我谈了很久，最后我们结成好友。他说希望公众会更常常给他们多添一些麻烦——因为那样只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他说，旅客不能指望铁路公司尽他们的一切责任，除非他们自己也多少关心那些事情。
我希望我们已经结束了这次旅程中移风易俗的工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二天早晨，少校在餐车里要一客烤鸡。侍者说：
“菜单上没这道菜，先生；我们只供应菜单上有的。”
“瞧那位先生在吃烤鸡。”
“对，可是那情形不同呀。他是一位铁路公司监督。”
“那我就更非要烤鸡不可。我不喜欢这种有区别的待遇。请您赶紧去——这就给我来一客烤鸡。”
侍者把管事的找来了，管事的低声婉言解释，说这件事是不可能办到的——这违反规章，规章是很严格的。
“那么，好吧，您必须一律执行这条规章，或者一律取消这条规章。您必须要么就拿走了那位先生的鸡，要么就给我也来一客。”
管事的惶惑无主，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他开始东拉西扯地辩解，可就在这时候，那个列车员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争执。管事的说，这里有位先生，他定要点一客鸡，可这是绝对违反规章的，而且菜单上也没这菜。列车员说：
“你照章办事嘛——没其他办法。等一等……是这位先生吗？”接着他就大笑起来，说：“别去管你们那些规章吧——这是我给你的忠告，听我的话没错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别让他又在他的权利问题上大发议论啦。他点什么就给他什么吧；如果你们手头没鸡，那么就停下了车去买吧。”
少校吃了鸡，但是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出于责任感，为的是要维护一条原则，因为他是不爱吃鸡的。
可不是，我没看到博览会，但是我学到了一些怎样运用权术的手段，将来这些手段也许对我和读者都是方便有用的哩。
①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于1892年5月1日开幕，翌年10月30日结束，本文写于1893年。
但是，过了还不到一天，我已经发现，尽管他外表是那么冷静，但在他内心深处什么地方却蕴藏着一股热情——热衷于破除那些在琐细行为中表现出的种种陋习。他要维护公民的权利——这是他的好癖。他的想法是：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官方的，不受任何报偿，经常监视维护着守法与执法情况。他认为，要维护和保障公众的权利，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求每个公民都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去防止或惩罚他本人看到的那些违法乱纪行为。
这可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但是我认为一个人这样做会经常卷入麻烦；我觉得，一个人这样做，无异于试图开除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公务员，而结果他也许会招来人家嘲笑。如是他说事实并非如此，说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说那样做从来也不会使任何人被开除；而且，实际上你绝不可以让任何人被开除了；因为你那样做本身就是一次失败；不，我们必须改造那个人——要把他改造过来，要使他成为一个称职有用的人。
“是不是我们必须先去告发那犯了过失的人，再请他的上级不要开除他，只要训斥他一顿，然后仍旧留用他吗？”
“不，我不是那意思；你根本就不要去告发他，因为，如果那样做，他就会有打碎饭碗的危险。你可以做得像是要去告发他——那也只是到了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起作用的时候。那是极端的例子。那样就是使用威力，而威力是有害的。有效的方法是运用权术，喏，如果一个人富有机智——如果一个人肯运用权术——”
我们在电报局的一个窗口足足站了两分钟，少校一直设法引起一个年轻报务员的注意，几个报务员都只顾逗乐取笑。这时候少校发话了，他唤其中一个报务员接收他的电报。可是他得到的答复是：
“我想您可以等待一会儿，行吗？”这句答话一说完，他们又把玩笑话说开了。
少校说他可以等待，并不赶急。接着，他又拟了一份电报：
西联电报公司经理：
今晚请过来和我共餐。我可以把你某分局如何经营业务的情况说给你听。
稍停，那个不久前说话那么傲慢无礼的年轻人伸出手来接过了电报稿，他刚读完电文，脸色就变了，他开始又是道歉又是解释。他说，如果这份害人的电报发了出去，他就要被辞退，也许永远找不到另一个这样的职位。如果能饶恕他这一次，他以后就再也不做人家会提意见的事情了。少校接受了这一表示让步的请求。
我们走开后，少校说：
“喏，您明白了吗，那就是我运用权术——而且，您明白那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了。一般人总是爱进行恫吓，那种做法没好处——因为那小伙子总是会舌剑唇枪，跟你针锋相对地来上一套，结果你几乎总是会输给他，让自己出丑的。可是，您瞧，权术这玩意儿他是对付不了的。温和的语言加上权术——这就是我们应当使用的工具。”
“是了，我明白了，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您那样的机会呀。并不是每个人都和西联电报公司经理那样有交情呀。”
“哦，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并不认识那位经理——我只是为了要运用权术而利用了他一下。这是为了他的好处，也是为了公众的好处。这样做是没害处的。”
我不肯随声附和，只吞吐其词地说：
“可是，说谎也会是正当的，或者高贵的吗？”
他并不注意这句问话中那种委婉含蓄的、自以为是的意味，他只是不动声色、稳重而简单地回答说：
“是呀，有时候是的。为损人而说谎，为利己而说谎，这是不正当的，然而，为了有助于别人而说谎，为了有利于公众而说谎——瞧，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一条谁都知道的道理。不必计较所采用的手段怎样：你只要看收到的效果如何。刚才那样一来，那小伙子就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会变得循规蹈矩。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像他那样的人是值得挽救的。可不是，即使不是为了他本人，单是为了他母亲，也是值得挽救他的。他肯定有母亲在——还有姊妹们。该死，那些人老是忘了这一点！您可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参加过决斗——一次也没参加过——虽然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曾遇到过挑衅。我每一次都能看到那个人的无辜的老婆和小孩站在他和我之问。他们并没有招谁惹谁——你瞧，我可不能伤了他们的心。”
就是那一天内，他纠正了许多人们的小动作中所表现的陋习，但始终没引起摩擦——总是运用巧妙而漂亮的“权术”；事后别人并没感到难堪，而他本人却从那些行动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与满足，最后我不禁羡慕他所下的这一行——心想：如果需要时我也能够很有把握地在言语上偏离开事实，就像我自信经过一些练习后能够在印刷品的掩护下用笔墨所做到的那样，或许我也要采用这种办法哩。
那天夜晚，很迟的时候我们才离开当地，乘铁路马车①去市区，三个喧闹粗暴的家伙登上了车，开始在一群胆小怕事的乘客中（他们有的是妇女和儿童）左顾右盼，任意地嘲笑，说的都是些污秽轻薄的语言。没一个人敢反抗或者劝阻他们，列车员试图好言以理相喻，但是那些恶棍只顾辱骂和嘲笑他。我很快就看出，少校已经意识到这是属于他所管的事情；显然，他是在盘点自己脑子里储存的权术，正在进行准备。我想，在这个场合，只要是一句玩弄权术的话说出了口，他就会招来劈头盖脸一大堆嘲笑，也许还会导致比这更加难堪的后果；然而，为时已经过晚，我还没来得及悄声劝阻他，他已经开口了。他用平缓而冷静的口气说：
①一种旧式马拉的有轨的车。
“列车员，您必须把这些猪赶下去。让我来帮助您。”
这可是我没料到的。一眨眼工夫，三个恶棍已经向他扑过来。但是他们一个也没能接近他。他挥出了三拳，你真想不到会在拳击场以外看到那样猛烈的打击，只打得那三个人一个也没力气再从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少校拖开了他们，把他们赶下了车，我们的车又继续前进。
我感到惊奇，惊奇的是看到一个温驯得像头羔羊的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惊奇的是他显示出那样强大的力量，取得了那样全面的、彻底的胜利；惊奇的是他把整个这件事情做得利落而又有条不紊。由于想到整天里都听到这个“打桩机”侈谈应当怎样进行委婉的劝导和运用温和的权术，我就觉得现在的情形具有它幽默的一面，于是我想促使他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就此说上几句嘲笑的话；然而，我再向他一打量，就知道那样做将是徒劳的——因为他那副怡然自得的神情并不含有丝毫幽默感；他是不会理解我的话的。我们下车后，我说：
“那可是一套精彩的权术呀——实际上是三套精彩的权术。”
“那个吗？那不是什么权术。您根本没弄懂。权术完全是另一码事。对那种人你不能运用权术；他们对权术不会理解。不，那不是权术，那是威力。”
“瞧您提到了它，我……可不是，我想您这话大概说对了。”
“说对了？我当然说对了。那就是威力。”
“我也认为，从外表上看来它是威力。您常常需要用那种方式改造人吗？”
“绝对不是。那种情形极少发生。半年里不会多过一次。”
“那几个人受了伤会复原吗？”
“会复原？这还用说，他们肯定会复原的。他们绝对不会有危险。我知道应该怎样揍，应该接在哪儿。您注意到，我并没接他们颚骨底下。那样会要他们命的。”
我相信这话是实。我说（我认为自己说得挺俏皮），他整天里一直像只羊羔，可是这会儿突然变成一头公羊——一头撞角的公羊；但是他却显得那么恳挚可爱，一本正经地说我讲得不对，说什么撞角羊完全是另一样东西，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使用它①。他这话叫人听了生气，我差点儿脱口而出，说他像个傻子，一点儿也不会欣赏俏皮话儿——说真的，这句话已经进到舌尖，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知道现在不必急，还是等以后什么时候在电话里说吧。
①在英文中“hsttering ram”的一个意思是“撞角羊”，另一个意思是古代用的一种军器破城槌。
第二天下午，我们出发去波士顿。特等客车吸烟室里已经客满，于是我们走到普通吸烟室里。过道那边顺座上坐着一个态度温和、样子像农民的老人，他面色苍白，正用一只脚勾住那扇开着的门，想要透点儿新鲜空气。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制动手闯进车厢，走到门前停下，恶狠狠地瞪了农民一眼，然后猛地把门一拉，差点儿把老人的皮靴都给带走。接着他又匆匆地赶着张罗他的事情去了。有几个乘客笑起来，老先生露出了一副又羞又恼的可怜神气。
停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走过，少校拦住他，用习惯的客气态度提出这个问题：
“列车员，如果制动手的举动有不对的地方，乘客该去哪报告？是向您报告吗？”
“如果要告他，您可以到了纽黑文站去告。他做错什么事了？”
少校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列车员好像乐了。他温和的口气中微含讥嘲地说：
“您的意思好像是说，那个制动手并没说什么。”
“是的，他没说什么。”
“可是您说，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是的。”
“后来就粗鲁地拉开了那扇门。”
“是的。”
“全部经过就是这些，对吗？”
“对，那就是全部经过。”
列车员乐呵呵地笑了，他说：
“好吧，如果您要去告他，那是可以的，可是我不大明白，这究竟算得了什么呢。您会说——我这是根据您说的话猜想的——那个制动手侮辱了这位老先生。那么，他们就会问您，他说了一些什么。您说，他根本什么也没说。那么，我估计他们就会说，既然您自己承认他一句话也没说，那您又怎么能断定那是一次侮辱呢？”
列车员这一席无懈可击的说理，引起了漠漠一片赞许之声，这使他感到很高兴——这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但是少校并不介意。他说：
“瞧，现在您正好接触到提意见的制度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点。铁路公司的职员们——不但公众有这种想法，而且看来您也有这种想法——都没注意到；除了口头的侮辱以外，还有其它类型的侮辱。所以，也就没人到总办事处去申诉他受到人家在态度上表示的侮辱，包括手势、表情等方式进行的侮辱；然而，这样的侮辱有时候会比任何口头的侮辱更使你难以忍受。它会使你感到非常难堪，因为它并不留下任何实质的东西，可以让你抓住它的把柄；那进行侮辱的人，即使被唤到铁路公司职员面前，也尽可以说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要得罪别人。我认为，铁路公司的耶员们必须特别重视，必须迫切要求公民报告那些非言语表示的侮慢态度和无礼举动。”
列车员大笑起来，他说：
“嗳呀，说真的，这样求全责备，未免太认真了吧！”
“可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过份地认真。我到了纽黑文站，要去报告这件事，而且相信我会由于这样做了而受到感谢。”
列车员好像有点儿不大自在了；的确，他离开的时候，神情显得相当严肃了。我说：
“您总不致于真的为了这件小事去劳神吧？”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像这样的事必须随时报告。这是公众的责任，凡是公民，谁都不能规避责任。但是，这件事无需我报告。”
“为什么？”
“我没必要这样做嘛，运用权术就可以解决问题。您瞧着吧。”
过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又巡视来了；他走到少校跟前时，俯身凑近他说：
“得啦。您不必去告他了。他是向我负责的，如果下次他再敢那样，我会训他的。”
少校的回答是很恳挚的：
“瞧，这正合我的意！您千万别以为我这是出于什么报复心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这是出于责任心——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妻舅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如果他知道：假使您手下的制动手下次再野蛮地侮辱一位根本没招惹他的老先生，您就要劝告那制动手，那我的妻舅会感到高兴的，这一点您可以相信。”
列车员并没像一般人所预料的那样表示高兴，反而显得忧郁不安了。他在一旁站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认为必须现在就对他进行惩处。我要开除他。”
“开除他？那样能带来什么好处？您是不是认为，更聪明的办法还是教他如何更好地对待乘客，以后仍旧留用着他呢？”
“对，这话有道理。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他当着所有这些人侮辱了那位老先生。是不是应该叫他来，当着大伙儿赔礼道歉呢？”
“我这就叫他来。而且，我要在这儿声明：如果所有的人都肯像您这样做，也都肯向我报告这一类的事，而不是当时一声不言语走开，事后在背后说铁路公司的坏话，那么，不久情况就会改善。我非常感谢您。”
制动手来道歉了。他走后，少校说：
“喏，您瞧这件事做起来够多么简单容易。普通老百姓会什么事都办不到——董事的舅子要怎么做都能行。”
“可是，您真有一位当董事的舅子吗？”
“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当公众的利益需要的时候，我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在所有的董事会里——在所有的地方，我都有一位舅子。这样就省了我一大堆麻烦。”
“这可是十分广泛的亲戚关系。”
“是呀。像他们这样的人我有三百个以上。”
“难道列车员就不会怀疑这种关系了吗？”
“这种情形我还没遇到过。一句话也不假——我从来没遇到过。”
“为什么您不随他去处理，随他去把那个制动手开除了，反而使用那怀柔的办法呢？您瞧，他这样的人是罪有应得呀。”
少校回答时，那口气里的确稍许含有一种不耐烦的意味：
“如果您能静下来，稍许思考一下，您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难道制动手是条狗，只能用对待狗的方法去对待他不成？他是一个人，需要像人那样去谋生呀。再说，他总有姊妹，或者母亲，或者妻子儿女，要他去养活。永远是这样的情形——这是毫无例外的。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计，那你也剥夺了那些人的生计——可是，他们哪点儿招你惹你了？根本没有呀。开除了一个举动无礼的制动手，另去雇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那好处又在哪里呢？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难道您没认识到，先对这个制动手进行改造，然后留用着他，那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吗？肯定是的。”
接着他就用赞赏的口气叙述统一铁路公司某区段一位监督的故事，说有一次一个人已有两年经验的扳闸工疏忽大意，让一列火车出了轨，死了几个人。群众十分忿怒，去要求开除那个板闸工，但是监督说：
“不，诸位错了。他这一来得到教训，此后再不会让车出轨了。他变得比以前倍加顶用了。我要留用他。”
此后，在那次旅游中，我们只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在哈特福德站和斯普林菲尔德站之间，火车上的侍应生抱着许多广告印刷品，高声吆喝着跑进来，把一册样本落在了一个正在酣睡的先生膝上，一下子惊醒了他。那人十分恼怒，和他两个朋友气忿不平地诉说这件冒犯了他的事。他们把特等客车里的列车员唤了来，向他叙述这件事，一定要开除这孩子。那三个进行控诉的乘客都是霍利奥克的富商；显然，列车员对他们望而生畏。他试图平息他们的怒气，向他们解释说，那孩子并不归他管，而是属于一家报刊公司的；然而，他怎么劝解也没用。
这时候少校自告奋勇提出证明，为孩子进行辩护。他说：
“事情的经过我都看在眼里。诸位并没存心夸大，但是结果仍然言过其实。那孩子所做的，只不过是所有火车上待应生所做的，如果你们要他此后举动更稳重，态度更和蔼，那我也同意你们的观点，并且准备帮你们说话，但是，如果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就要把他开除，那是不公道的。”
但是他们很气忿，都不肯听取妥协的办法。他们说熟识波士顿-奥尔巴尼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明天宁可暂时摆开了其他的事，一定要先去波士顿解决侍应生的问题。
少校说他也去那里，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救那个侍应生。有一位先生向他打量了一下，说：
“看来，这件事要取决于谁能对总经理施加最大的影响了。您是跟布利斯先生有私交的吗？”
少校声色不动地说：
“是的；他是我舅舅。”
这下取得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窘促的沉默持续了一两分钟；接着几位当事人就开始在谈话中“留有余地”，都含浑其词地承认自己过于火躁偏激，不久一切趋于平静友好，彼此间显得相当融洽，终于决定丢开了这件事不提，让那个侍应生保住他的饭碗。
结果不出我所料：铁路公司总经理根本不是少校的舅舅——少校这一天只是在火车上利用了他一次。
在归途中，我们没遇到什么值得记述的事。也许那是因为我们乘的是夜车，一路上我们都在睡觉。
星期六晚上我们离开纽约，取道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第二天清晨早餐后，我们走进特等客车，但是发现那儿很冷清沉闷。车厢里只寥寥几个人，没有任何活动。于是我们步入那节车厢的小吸烟室，看见那儿坐着三位绅士。其中两个人正在抱怨铁路公司所订的一条规则——星期日禁止在车上玩牌。原来他们刚才已经开始玩那照说无需禁忌的“大小杰克”纸牌戏，但后来却被阻止了。少校对此表示关切。他对第三位绅士说：
“是您反对他们玩牌吗？”
“根本不是。我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虽然相信宗教，但并不是对许多事情都存偏见。”
接着少校就对其他两个人说：
“你们尽可以继续玩下去嘛，先生们；既然这里没人反对。”
其中一个人不肯冒险，但是另一个人说，如果少校愿意跟他玩，他很想再来一次。于是他们俩把一件大衣铺在膝上，开始玩起来。过了不久，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来了，他粗暴地说：
“喂，喂，先生们，这是不可以的。把纸牌收起来——玩牌是不准许的。”
少校正在洗牌。他只顾洗着，一面说：
“禁止玩牌，这是奉了谁的命令？”
“是我的命令。我禁止玩牌。”
这时候开始发牌了。少校问：
“这主意是您想出来的吗？”
“什么主意？”
“星期日禁止玩牌这个主意呀。”
“不——当然不是。”
“是谁想出来的呢？”
“是公司。”
“那么，这根本不是您的命令，而是公司的命令。对吗？”
“对。可是，你们仍旧不停止玩牌，那我必须强迫你们立刻停止了。”
“急躁办事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它常常只会造成很大损失。是谁授权给公司颁行这样一道命令的？”
“我的好先生，那和我没关系，再说……”
“可是您忘了，它关系到的不只是您。它可能是一件对我关系重大的事。的确，它是一件对我十分重大的事。我不能破坏了我国的一条法规，同时不让自己蒙上耻辱；我也不能容许任何人或者公司利用非法的规章来妨碍我的自由（这一点也是铁路公司一向试图做到的），同时不玷污了我的公民权利。所以，现在让我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公司究竟是根据谁授的权颁行这道命令的？”
“这我可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事。”
“也是我的事。我怀疑公司拥有什么权利公布这样一条规章。这条铁路要经过好几个州。您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州里，那个州在这方面制定的又是什么法律吗？”
“它的法律跟我不相干，可是公司的命令我必须执行，我的职责就是禁止这样玩牌，先生们，它必须受到禁止。”
“也许是这情况；然而，办事情还是不必急躁的好。在一般旅馆里，他们都把一些规则张贴在屋子里，但是照例要援引该州的法律条文，作为那些要求的根据。我看这儿并没张贴这类文告嘛。请您出示您的凭证，然后可以让我们作出决定，因为，您总可以看到，人家玩牌的兴致都叫您给破坏了。”
“我没这一类的凭证，但是我奉了命令，单凭这一点就够了。命令必须服从。”
“咱们别轻易作出结论。更好还是让咱们平心静气，仔细地探讨一下这件事情，看咱们究竟坚持的是什么原则，以免任何一方犯了错误——因为，剥夺美国公民的自由，这件事看来远比您和铁路公司想像的更为严重，在剥夺他人自由者能证明他有权这样做之前，我不容许他当着我这样肆无忌惮，再说……”
“我的好先生，您到底要不要放下纸牌？”
“这件事也许不会耽搁多久。但要看情形而定。您说这命令必须遵守。必须。这是一个强硬的措词。您自己可以意会，它有多么强硬。当然，一个明白事理的公司，不会既授权您执行这样严厉的命令，又不制定一个处罚违反规章者的办法。那样它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只会惹得人家好笑。对违反这条规章的应当怎样处罚？”
“处罚？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处罚。”
“不用说，这您肯定是闹错了。您的公司会命令您上这儿来，很粗鲁地打断一场无需禁忌的娱乐，但并不教您在执行这道命令时应当采取的手段吗？难道您不认为这种做法是荒谬可笑的吗？如果乘客拒绝遵守这条命令，那您又打算怎样对付他们？您打算抢走他们的纸牌吗？”
“不。”
“您打算到了下一站把违反规章的赶下车吗？”
“这个，不——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如果他有车票。”
“您把他送交法院吗？”
列车员无言对答，显然感到为难了。少校又开始发牌，他接着说：
“您瞧，您毫无办法，公司让您处于很狼狈的境地。您接受了一道狂妄的命令，您虚张声势，要去执行，可是，等到把这件事仔细一分析，您就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强迫人家服从。”
列车员端着架子说：
“先生们，你们已经听到那道命令，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至于是不是遵守它，那你们就瞧着办吧。”说完这话，他转身要走。”
“可是，等一等。这件事还没完。您说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我认为您这话说错了；即使您真的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那么我还有一项责任要尽哩。”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是不是准备到了匹兹堡站，去总办事处告我违反了规章？”
“不是的。那样会有什么好处呢？”
“您必须去告我，否则我就要去告您。”
“告我什么呀？”
“告您不禁止这次玩牌，没遵守公司的命令。作为一个公民，我有责任协助铁路公司监督它的职工照章办事。”
“您这话是认真的吗？”
“是的，是认真的。我觉得您做人并没错儿，可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您这样做事做得不对——您没执行那道命令；如果您不去告我，我一定去告您。我要去告。”
列车员显得迷茫不解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后来突然激动地说：
“这倒像是我在找麻烦嘛！完全是一篇胡涂账；瞧我都被闹昏了；这可是从来没遇到的事情；人家一向依着你，从来不说一句话，所以我也就从来没注意到，那道没处罚办法的愚蠢的命令有多么荒谬可笑。我不要告任何人，我也没要被任何人告——瞧，那样会给我招来无穷的麻烦！现在你们就继续玩牌吧——如果高兴的话，就玩上一整天吧——咱们再别为了这种事情找麻烦了！”
“不，我只是为了要维护这位先生的权利，才坐在此地——现在他可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来了。但是，您在离开这儿之前，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您认为公司制订这条规章是为了什么吗？您能为这件事想出一个借口——我意思是说，一个合理的借口——一个至少表面上不是愚蠢的借口、一个不像是白痴想出来的主意吗？”
“这个，我当然能够。问到为什么要制订它，那道理很明白。那是为了不要伤害了其他乘客的感情——我意思是说乘客中那些虔信宗教的人。星期天在车上玩牌，亵渎了安息日，那会使他们不高兴的。”
“我本来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是，他们愿意自己在星期日旅行，亵渎安息日，却不愿意别人……”
“我的老天爷，您这可说到了点子上！以前我就从来没想到这一点。事实是，如果你开始仔细分析。下，就知道它是一条愚蠢的规章。”
就在这当儿，另一节车上的列车员走过来，打算很专横地禁止玩牌，可是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拦住他，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解释。此后再听不到他们谈起这件事了。
我在芝加哥卧病了十一天，结果没能看到博览会，因为，刚刚能够上路，我已经需要立即启程回东方去了。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为了让我有个宽敞的地方，可以睡得舒服一些，少校已经订了一间卧车特别包厢；可是我们抵达车站时才知道，由于调配员一时疏忽，我们的那节车没被挂上。列车员给我们留下了一对卧铺——他说，这样办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了。可是少校说，我们并不赶急，尽可以等着把那节车给挂上。列车员和颜悦色，但是含嘲带讽地说：
“也许，像您所说的，你们并不赶急，可是我们却非赶急不可呀。来，上车吧，先生们，上车去吧——别让我们尽等着啦。”
可是少校非但不肯上车，也不许我上去。他要乘他所订的车，说他非那样不行。这一来那个急得直冒汗的列车员可不耐烦了，他说：
“我们这样做，已经尽了最大的力——我们没法做那不可能做到的事。你们要么就是用这套卧铺，要么就索性不用它吧。由于出了一个差误，现在时间太晚，已经来不及纠正，只好将就点儿，就这样凑合一下吧。别的乘客都是这样。”
“咳，您瞧，事情就坏在这里。如果他们也都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坚持到底，现在你们就不会这样满不在乎地试图践踏我的权利了。我根本没意思要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有责任保护下面一位乘客不再这样受骗。所以我一定要乘我订的车。否则我就要在芝加哥待下去，控诉你们公司破坏了合同。”
“控诉我们的公司？——单单为了这样一件事！”
“当然。”
“您真的要这样做吗？”
“可不是，我就是要这样做。”
列车员向少校怀疑地打量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可把我闹胡涂了——这可是新鲜花样——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可是，我完全相信，这样的事您会做出来的。这么着，我找站长去。”
站长刚来到的时候十分恼怒——恼的是少校，而不是那个造成差误的人。他态度相当粗暴，也像列车员开始那样；但是他怎么也没法说服这位措词委婉的炮手，后者仍旧坚持要乘他所订的车。但是，事情很明显，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一方能占上风，而结果占上风的一方当然是少校。站长只好收起恼怒的神情，装出和蔼的样子，甚至多少表示了歉意。这给和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于是少校作出妥协。他说情愿放弃已订的特别包厢，但必须有另一间包厢。经过一番寻觅，终于找到一间特别包厢，那包厢的主人是个好说话儿的，肯用他的包厢调换我们的卧铺，我们终于出发。那天晚上列车员来看我们，他亲切客气，十分殷勤，和我谈了很久，最后我们结成好友。他说希望公众会更常常给他们多添一些麻烦——因为那样只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他说，旅客不能指望铁路公司尽他们的一切责任，除非他们自己也多少关心那些事情。
我希望我们已经结束了这次旅程中移风易俗的工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二天早晨，少校在餐车里要一客烤鸡。侍者说：
“菜单上没这道菜，先生；我们只供应菜单上有的。”
“瞧那位先生在吃烤鸡。”
“对，可是那情形不同呀。他是一位铁路公司监督。”
“那我就更非要烤鸡不可。我不喜欢这种有区别的待遇。请您赶紧去——这就给我来一客烤鸡。”
侍者把管事的找来了，管事的低声婉言解释，说这件事是不可能办到的——这违反规章，规章是很严格的。
“那么，好吧，您必须一律执行这条规章，或者一律取消这条规章。您必须要么就拿走了那位先生的鸡，要么就给我也来一客。”
管事的惶惑无主，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他开始东拉西扯地辩解，可就在这时候，那个列车员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争执。管事的说，这里有位先生，他定要点一客鸡，可这是绝对违反规章的，而且菜单上也没这菜。列车员说：
“你照章办事嘛——没其他办法。等一等……是这位先生吗？”接着他就大笑起来，说：“别去管你们那些规章吧——这是我给你的忠告，听我的话没错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别让他又在他的权利问题上大发议论啦。他点什么就给他什么吧；如果你们手头没鸡，那么就停下了车去买吧。”
少校吃了鸡，但是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出于责任感，为的是要维护一条原则，因为他是不爱吃鸡的。
可不是，我没看到博览会，但是我学到了一些怎样运用权术的手段，将来这些手段也许对我和读者都是方便有用的哩。
按：以下几封信里记载的生活经验无须虚构。一个侨居美国的中国人的经历不需要运用幻想加以渲染。朴素的事实就足够了。
第一封信
秦福兄：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就要离别这备受压迫和灾难深重的祖国，渡洋去那高尚的国度——美国！那里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无人受气挨骂。能自称是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这是美国独享的珍贵特权。我们和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如饥如渴地瞭望着海面，将我们故乡的贫困凋敝与那幸福的庇难所的富裕舒适作一番对照。我们知道美国曾经怎样欢迎德国人、法国人以及落难悲伤的爱尔兰人，我们知道它怎样供给他们面包、工作和自由，而他们又是怎样感恩戴德。我们知道美国准备欢迎其他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对所有前来投奔的人都倾囊相助，不问其民族、信仰或肤色。而且，不用别人告诉，我们知道那些由它从压迫和饥饿中拯救出来的外国难民都是最热切地欢迎我们的，因为他们受过苦，自然知道受苦的滋味；他们得到过慷慨的救助，自然渴望自己也能慷慨地对待其他不幸者，以此表明他们没有虚受美国的宽宏大量。
艾送喜
一八××年于上海
第二封信
秦福兄：
我们现在是在遥远的大海上，在通往美丽的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的航途中。我们很快就要到达人人平等和不知忧愁的地方了。
招收我去美国的那位仁慈的美国人讲定每月支付我12美元。你要知道，这是一笔巨额薪水，相当于我们在中国所得的20倍之多。我乘船的盘缠相当可观，真的，抵得上一笔资产。这笔钱我最后是要付清的，不过现在先由东家垫着，他允许我日后从从容容地分期偿还。仅仅作为一种手续，我已把我的老婆、儿子和两个女儿转交给我东家的同伙，作为偿还船费的担保。不过，我东家说他们没有被卖掉的危险，因为他知道我会忠实于他，而这一点是最牢靠的担保。
我原以为我能带着12美元到美国开始生活，但美国领事要我办理乘船执照，拿去了其中的两美元。他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他只能向这条船收两美元，因为这条船连同船上全部中国乘客只需要一张执照就行了，但他决意强迫中国人按人头办理执照，把所有的美元落进自己腰包。这条船上有我国同胞1300人，这位领事收了2600美元的执照费。我的东家告诉我，华盛顿政府知道这种敲诈行为，严厉反对这种弊病的存在，极力要求上届议会将这笔敲诈——我的意思是这笔执照费合法化。但由于这个议案尚未通过，这位领事仍将不得不敲诈这笔执照费，直到下届议会使它合法为止。这是一个伟大、仁慈和高尚的国家，痛恨一切形式的营私舞弊。
我们的舱位是一向为我国同胞保留的那部分。它叫做统舱。我的东家说，它是专留给我们的，因为它不受气温变化的影响，也没有危险的穿堂风。这不过是美国人仁慈无私的宽待一切外国难民的又一例。统舱是有点儿挤，而且相当闷热，但无疑这种安排对我们是最合适的。
昨天，我们自己人中间发生了争吵，船长朝他们放了一通滚烫的蒸汽，烫伤了七、八十人，伤势有轻有重。有些人身上的皮烫得一片片、一条条掉下来。舱里面狂呼乱叫，东推西撞，但蒸汽笼罩着这慌作一团的人群，结果有些没被烫伤的人也被踩伤。我们没有抱怨，因为听我东家说，这是平息船上骚乱的通常办法，在美国人的二等舱里每一、二天也要来这么一次。
秦福，恭喜我吧！再过十天，我就要登上美国大陆，受到它的襟怀博大的人民的接待；我将昂首挺胸，感到我是生活在自由人中间的一个自由人。
艾送喜
一八××年于海上
第三封信
秦福兄：
我喜气洋洋地上了岸！我想要跳舞，叫喊，歌唱，向这慷慨大度的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顶礼膜拜。但是，当我走下跳板时，后面有个穿灰的人狠狠踢了我一脚，叫我留心点——这话是我东家翻译给我听的。我一转身，另一位穿灰的长官用一根短棍揍了我一下，也吩咐我留心点。我正要拿起我这一头的扁担，扁担中间搭着我和洪五的网篮和铺盖卷，这时，又有第三个长官用短棍揍了我一下，意思是叫我放下扁担，然后又踢了我一脚，意思是对我的反应灵敏表示满意。马上来了另一个人，搜查我们的网篮和铺盖卷，把每件东西都抖落在肮脏的码头上。然后，这个人和另一个人搜我们俩身上，上上下下搜个遍。他们搜出了洪五缝在辫子假发里的一小块鸦片。他们没收了鸦片，将供五逮捕，交给另一位长官押走了。因为洪五犯了罪，他们也没收了他的行李，而我们俩的行李是混在一起的，他们分辨不出哪是他的，哪是我的，就一古脑儿全没收了。我提出帮他们把我的行李分出来，他们踢我，希望我留心点。
现在，没有了行李，没有了同伴，我跟我东家说，如果他同意，我想就近溜达溜达，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一见他招呼就马上回来。我不愿流露出对我在这仁慈的庇难之地所受到的接待感觉失望，因此说话的时候竭力装出快活的样子。但他叫我等一下，说我必须种痘以防出天花。我微笑着说，我已经出过天花，这由我脸上的麻子可以看出，所以不必等候“种痘”。但他说，这是法律规定的，我无论如何必须种痘。医生决不会放过我，法律责成他给每个中国人种痘，每人收费十美元。而且说我可以肯定，作为这条法律的忠仆，没有哪个医生会迁就任何一个情愿在异国出天花的傻瓜蛋而让一笔酬金从他的指头滑掉。立刻，医生来了，行使了他的职责，搜刮走了我的每个铜板——我的十美元，这是我大约一年半受苦受累的血汗积蓄。哎，倘若立法者们知道这个城里有许多医生乐于给人种一次痘收费一、二美元，那他们就决不会规定向穷困的、无亲无友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中国人收这么高的费，这些难民正是为了躲避饥饿和艰难时世才来投奔这福地的。
艾送喜
一八××年于旧金山
第四封信
泰福兄：
我在这里呆了已将近一个月，每天学一点美国话。我的东家把我们招往这个大陆东端的种植园的计划已经落空。他的事业遭到挫败，不得不把我们全部解散，只是让我们签字画押保证偿还他垫付的船费。我们必须把在这里挣得的头几个月的工资偿还他。他说每位六十美元。
我们到达这里才两个星期，就这样被打发了。在此之前，我们大家一直挤在一间小屋里等候消息。这以后，我只得自己迈开双脚碰运气了。我开始在异乡客地过陌生人的生活，无亲无友，分文不名，只有这身上穿着的一身衣服。在这儿的世界，我这方面没有任何有利条件——没有一个，除了身体硬朗，另外，不必费时或费心看管我的行李。不、不，我忘了。我想起较之寄居别国的难民，我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我是在美国！我是在老天爷为尘世间受压迫的落难之人安置的庇难所！
正当这个令人宽慰的念头掠过我脑子的时候，一帮青年放出一条凶狗朝我扑来。我尽力抵挡，但招架不住。我退到一座大门关着的门道里；在那里，这条狗完全控制了我，咬我的喉咙、面孔以及我身体的一切裸露部分。我大声呼救，但这帮青年只是取笑逗乐。两个穿灰的人（他们的官衔是）朝我望了两眼，懒洋洋地走开了。但是，有个人拦住了他们，把他们领了回来，说见难不救是一种耻辱。于是，这两个用短棍打跑了那条狗。尽管我当时从头到脚衣衫稀烂，鲜血淋漓，但摆脱了那条狗毕竟令我欣慰。领回的那个人责问这些青年为什么要那样欺侮我，而这些青年希望他不要多管闲事。他们对他说：“这些中国魔鬼到美国来，从我们高贵聪明的白人嘴里夺取面包，当我们起而保卫自己的权利时，却有人还要大惊小怪。”
他们开始威胁我的恩人，而他看到这时聚拢过来的面孔都不怀善意，只得自管自走开了。当他离开时，还挨了不少诅咒。这时通知我，我已被逮捕，必须跟他们走。我问其中一个，我对谁犯了什么罪，要遭到逮捕，他只是用短棍揍我，命令我“闭上狗嘴”。这时已有一群取笑起哄的街头顽童和二流子跟在我后面，我被带到一条小巷，送进一座石头铺路的监狱；沿着它的一边有一长排牢房，都上着铁门。我站在一张桌子旁，桌子后面的一个人在一块石板上写下一些关于我的事。逮捕我的一个说：“记下这个中国人的罪状是扰乱社会治安。”
我想张口说话，但他说：“闭嘴！你现在最好老实点，我的伙计！你他妈的傲慢无礼已经有两三次了。在这里容不得你顶嘴。现在该是你冷静的时候，如果你还不安分，我们倒要看看是不是拿你没办法。你叫什么名字？”
“艾送喜。”
“别名什么？”
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说他想要知道我的真名，因为他猜想我这个名字是上次偷了小鸡之后换了的。说完，他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他们搜我的身。当然，搜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看来十分光火，问我打算请谁“保释或付罚款”。他们向我解释这些事情时，我说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什么要取保或付罚款？他们两个踢我，警告我说，懂点规矩对我有好处。我顶嘴说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于是他们中的一个把我拉到一边，说：“喂，伙计，放聪明点，跟我们装傻充楞是全然没用的。你要知道，我们这是在办公事。你尽快给我们弄到五块钱，你就立即可以摆脱数不清的麻烦。少于五块办不到。你有哪些朋友？”
我告诉他，我在全美国没有一个朋友，我远离家乡，走投无路，穷得可怜。我乞求他们放了我。
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使劲地又拉又推，把我拖到监狱，打开一扇铁牢门，一脚把我踢了进去，说：“你就呆在里面发霉吧，你这个外国畜生，叫你明白美国没有你这种家伙、你们这种民族呆的地方。”
艾送喜
一八××年于旧金山
第一封信
秦福兄：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就要离别这备受压迫和灾难深重的祖国，渡洋去那高尚的国度——美国！那里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无人受气挨骂。能自称是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这是美国独享的珍贵特权。我们和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如饥如渴地瞭望着海面，将我们故乡的贫困凋敝与那幸福的庇难所的富裕舒适作一番对照。我们知道美国曾经怎样欢迎德国人、法国人以及落难悲伤的爱尔兰人，我们知道它怎样供给他们面包、工作和自由，而他们又是怎样感恩戴德。我们知道美国准备欢迎其他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对所有前来投奔的人都倾囊相助，不问其民族、信仰或肤色。而且，不用别人告诉，我们知道那些由它从压迫和饥饿中拯救出来的外国难民都是最热切地欢迎我们的，因为他们受过苦，自然知道受苦的滋味；他们得到过慷慨的救助，自然渴望自己也能慷慨地对待其他不幸者，以此表明他们没有虚受美国的宽宏大量。
艾送喜
一八××年于上海
第二封信
秦福兄：
我们现在是在遥远的大海上，在通往美丽的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的航途中。我们很快就要到达人人平等和不知忧愁的地方了。
招收我去美国的那位仁慈的美国人讲定每月支付我12美元。你要知道，这是一笔巨额薪水，相当于我们在中国所得的20倍之多。我乘船的盘缠相当可观，真的，抵得上一笔资产。这笔钱我最后是要付清的，不过现在先由东家垫着，他允许我日后从从容容地分期偿还。仅仅作为一种手续，我已把我的老婆、儿子和两个女儿转交给我东家的同伙，作为偿还船费的担保。不过，我东家说他们没有被卖掉的危险，因为他知道我会忠实于他，而这一点是最牢靠的担保。
我原以为我能带着12美元到美国开始生活，但美国领事要我办理乘船执照，拿去了其中的两美元。他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他只能向这条船收两美元，因为这条船连同船上全部中国乘客只需要一张执照就行了，但他决意强迫中国人按人头办理执照，把所有的美元落进自己腰包。这条船上有我国同胞1300人，这位领事收了2600美元的执照费。我的东家告诉我，华盛顿政府知道这种敲诈行为，严厉反对这种弊病的存在，极力要求上届议会将这笔敲诈——我的意思是这笔执照费合法化。但由于这个议案尚未通过，这位领事仍将不得不敲诈这笔执照费，直到下届议会使它合法为止。这是一个伟大、仁慈和高尚的国家，痛恨一切形式的营私舞弊。
我们的舱位是一向为我国同胞保留的那部分。它叫做统舱。我的东家说，它是专留给我们的，因为它不受气温变化的影响，也没有危险的穿堂风。这不过是美国人仁慈无私的宽待一切外国难民的又一例。统舱是有点儿挤，而且相当闷热，但无疑这种安排对我们是最合适的。
昨天，我们自己人中间发生了争吵，船长朝他们放了一通滚烫的蒸汽，烫伤了七、八十人，伤势有轻有重。有些人身上的皮烫得一片片、一条条掉下来。舱里面狂呼乱叫，东推西撞，但蒸汽笼罩着这慌作一团的人群，结果有些没被烫伤的人也被踩伤。我们没有抱怨，因为听我东家说，这是平息船上骚乱的通常办法，在美国人的二等舱里每一、二天也要来这么一次。
秦福，恭喜我吧！再过十天，我就要登上美国大陆，受到它的襟怀博大的人民的接待；我将昂首挺胸，感到我是生活在自由人中间的一个自由人。
艾送喜
一八××年于海上
第三封信
秦福兄：
我喜气洋洋地上了岸！我想要跳舞，叫喊，歌唱，向这慷慨大度的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顶礼膜拜。但是，当我走下跳板时，后面有个穿灰的人狠狠踢了我一脚，叫我留心点——这话是我东家翻译给我听的。我一转身，另一位穿灰的长官用一根短棍揍了我一下，也吩咐我留心点。我正要拿起我这一头的扁担，扁担中间搭着我和洪五的网篮和铺盖卷，这时，又有第三个长官用短棍揍了我一下，意思是叫我放下扁担，然后又踢了我一脚，意思是对我的反应灵敏表示满意。马上来了另一个人，搜查我们的网篮和铺盖卷，把每件东西都抖落在肮脏的码头上。然后，这个人和另一个人搜我们俩身上，上上下下搜个遍。他们搜出了洪五缝在辫子假发里的一小块鸦片。他们没收了鸦片，将供五逮捕，交给另一位长官押走了。因为洪五犯了罪，他们也没收了他的行李，而我们俩的行李是混在一起的，他们分辨不出哪是他的，哪是我的，就一古脑儿全没收了。我提出帮他们把我的行李分出来，他们踢我，希望我留心点。
现在，没有了行李，没有了同伴，我跟我东家说，如果他同意，我想就近溜达溜达，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一见他招呼就马上回来。我不愿流露出对我在这仁慈的庇难之地所受到的接待感觉失望，因此说话的时候竭力装出快活的样子。但他叫我等一下，说我必须种痘以防出天花。我微笑着说，我已经出过天花，这由我脸上的麻子可以看出，所以不必等候“种痘”。但他说，这是法律规定的，我无论如何必须种痘。医生决不会放过我，法律责成他给每个中国人种痘，每人收费十美元。而且说我可以肯定，作为这条法律的忠仆，没有哪个医生会迁就任何一个情愿在异国出天花的傻瓜蛋而让一笔酬金从他的指头滑掉。立刻，医生来了，行使了他的职责，搜刮走了我的每个铜板——我的十美元，这是我大约一年半受苦受累的血汗积蓄。哎，倘若立法者们知道这个城里有许多医生乐于给人种一次痘收费一、二美元，那他们就决不会规定向穷困的、无亲无友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中国人收这么高的费，这些难民正是为了躲避饥饿和艰难时世才来投奔这福地的。
艾送喜
一八××年于旧金山
第四封信
泰福兄：
我在这里呆了已将近一个月，每天学一点美国话。我的东家把我们招往这个大陆东端的种植园的计划已经落空。他的事业遭到挫败，不得不把我们全部解散，只是让我们签字画押保证偿还他垫付的船费。我们必须把在这里挣得的头几个月的工资偿还他。他说每位六十美元。
我们到达这里才两个星期，就这样被打发了。在此之前，我们大家一直挤在一间小屋里等候消息。这以后，我只得自己迈开双脚碰运气了。我开始在异乡客地过陌生人的生活，无亲无友，分文不名，只有这身上穿着的一身衣服。在这儿的世界，我这方面没有任何有利条件——没有一个，除了身体硬朗，另外，不必费时或费心看管我的行李。不、不，我忘了。我想起较之寄居别国的难民，我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我是在美国！我是在老天爷为尘世间受压迫的落难之人安置的庇难所！
正当这个令人宽慰的念头掠过我脑子的时候，一帮青年放出一条凶狗朝我扑来。我尽力抵挡，但招架不住。我退到一座大门关着的门道里；在那里，这条狗完全控制了我，咬我的喉咙、面孔以及我身体的一切裸露部分。我大声呼救，但这帮青年只是取笑逗乐。两个穿灰的人（他们的官衔是）朝我望了两眼，懒洋洋地走开了。但是，有个人拦住了他们，把他们领了回来，说见难不救是一种耻辱。于是，这两个用短棍打跑了那条狗。尽管我当时从头到脚衣衫稀烂，鲜血淋漓，但摆脱了那条狗毕竟令我欣慰。领回的那个人责问这些青年为什么要那样欺侮我，而这些青年希望他不要多管闲事。他们对他说：“这些中国魔鬼到美国来，从我们高贵聪明的白人嘴里夺取面包，当我们起而保卫自己的权利时，却有人还要大惊小怪。”
他们开始威胁我的恩人，而他看到这时聚拢过来的面孔都不怀善意，只得自管自走开了。当他离开时，还挨了不少诅咒。这时通知我，我已被逮捕，必须跟他们走。我问其中一个，我对谁犯了什么罪，要遭到逮捕，他只是用短棍揍我，命令我“闭上狗嘴”。这时已有一群取笑起哄的街头顽童和二流子跟在我后面，我被带到一条小巷，送进一座石头铺路的监狱；沿着它的一边有一长排牢房，都上着铁门。我站在一张桌子旁，桌子后面的一个人在一块石板上写下一些关于我的事。逮捕我的一个说：“记下这个中国人的罪状是扰乱社会治安。”
我想张口说话，但他说：“闭嘴！你现在最好老实点，我的伙计！你他妈的傲慢无礼已经有两三次了。在这里容不得你顶嘴。现在该是你冷静的时候，如果你还不安分，我们倒要看看是不是拿你没办法。你叫什么名字？”
“艾送喜。”
“别名什么？”
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说他想要知道我的真名，因为他猜想我这个名字是上次偷了小鸡之后换了的。说完，他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他们搜我的身。当然，搜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看来十分光火，问我打算请谁“保释或付罚款”。他们向我解释这些事情时，我说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什么要取保或付罚款？他们两个踢我，警告我说，懂点规矩对我有好处。我顶嘴说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于是他们中的一个把我拉到一边，说：“喂，伙计，放聪明点，跟我们装傻充楞是全然没用的。你要知道，我们这是在办公事。你尽快给我们弄到五块钱，你就立即可以摆脱数不清的麻烦。少于五块办不到。你有哪些朋友？”
我告诉他，我在全美国没有一个朋友，我远离家乡，走投无路，穷得可怜。我乞求他们放了我。
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使劲地又拉又推，把我拖到监狱，打开一扇铁牢门，一脚把我踢了进去，说：“你就呆在里面发霉吧，你这个外国畜生，叫你明白美国没有你这种家伙、你们这种民族呆的地方。”
艾送喜
一八××年于旧金山
从前有个坏孩子，名叫吉姆——不过，如果你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在你的主日学校课本里，几乎所有的坏孩子都叫詹姆斯。虽说奇怪，而事实如此，这一位就叫吉姆。
吉姆也没有一位生病的母亲——也就是他没有一位笃信上帝、身患肺病，倘若不是爱子情深、惟恐自己一死儿子遭人冷落，而宁愿躺进坟墓安息的母亲。然而，主日学校课本里的坏孩子大都叫詹姆斯，并且都有一位生病的母亲。她们都教自己的儿子学说“我要躺下睡觉”等等，都用温柔凄婉的歌声哄孩子入睡，与他们吻别，然后跪在床边流泪。可是，这个小家伙情况不同。他名叫吉姆，他的母亲安然无恙——没生肺病，也没有别的毛病。她不但不虚弱，而且挺健壮，也不敬重上帝；此外，她对吉姆毫无疼爱之情。她常说，即便吉姆折断脖子，对她也没有多大的损害。她总是用打屁股的办法催吉姆睡觉，从来不与他吻别；相反，她要离家的时候，还要赏他几个耳光。
一次，这个吉姆偷出厨房的钥匙，悄悄地溜进厨房，偷吃了果酱，随后又把果酱瓶子装满焦油沥青，好让他母亲看不出破绽；吉姆并没有顿生恐惧，也不觉得仿佛有什么声音悄然对他说，“不听妈妈的话对吗？这么做不是罪过吗？坏孩子们偷吞了自己善良母亲的果酱之后有什么报应呢？”吉姆也没有独自跪倒在地，保证今后不再作恶，然后轻松愉快地站起身来，对母亲告以实情，请求宽恕。而母亲则是泪流满面，满怀欣慰感激之情向他祝福。不。这是课本中其他坏孩子的情况；至于吉姆，完全是另一码事，你说怪不！吉姆偷吃了果酱，还粗俗下流地说真棒；他把焦油沥青装进果酱瓶，也说真棒，还哈哈大笑，说那老太婆发现之后，“必定会气得暴跳如雷，哼哼呀呀地说不出话来”；后来母亲果然发现了，但他矢口否认，硬说不知道，结果挨了一顿臭揍，泪流满面的竟是他自己。吉姆什么事都干得稀奇，与课本上的詹姆斯们迥然不同。
有一次，他爬到农场主阿科恩的苹果树上偷苹果。可是，树枝没有折断，他既没从树上跌下来摔断胳臂，也没有被农场主的大狗咬伤，尔后也没有卧床数周，闭门思过，从此变好。总之，绝没有那回事；吉姆偷够了苹果之后，安然爬下树来；对那条大狗，也早有准备，那条狗一扑过来，他一砖头扔过去，正好击中了它。说也奇怪——这类事情那些文雅的小书里从未写过，那些小书封面上都印着大理石花纹，里面画着一些身穿燕尾服和短腿的马裤、头戴响铃礼帽的男人和腋下夹着无裙环衣裳的女人。吉姆遇到的这种情况，任何一部主日学校的课本都没写过。
有一次，吉姆偷了老师的铅笔刀，但又害怕老师发现了会受到惩罚，于是便把小刀偷偷地塞进乔治·威尔逊的帽子里——乔治是可怜的威尔逊寡妇的儿子，他的品行端正，被公认为村上的好孩子。乔治对母亲的教诲从不违拗，一向诚实，而且勤敏好学，他对主日学校尤为崇信。可是，后来那把小刀竟从帽子里掉了出来，可怜的乔治耷拉着脑袋，羞得无地自容，好像真的自认有罪。而那位伤心的老师认定小刀是他偷的。当老师举起细软的鞭子，准备抽打他那发抖的双肩时，那位纯属杜撰的白发地方治安官并没有突然出现，更没有神气十足地说道：“饶恕这位品德高尚的孩子吧——罪犯正站在那儿发抖呢！休息时间，我正好从校门口路过。虽然没人看到我，而我却看到了偷窃的人！”因此乔治没有挨打，那位可敬的地方治安官也没有给感激涕零的向师生们布道，然后牵着乔治的手，说他这样的孩子值得称赞，领走乔治跟他同住，让他打扫办公室，生火，跑差，劈柴，学法律，帮他内助料理家务，工余时间尽情玩耍，每月领取四角钱的报酬，自行其乐。不；书上会这样写的，但吉姆遇到的却不是这样。那个老不死的法官没有插进来制造麻烦，结果，模范孩子乔治挨了一顿臭揍，吉姆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你知道，吉姆恨透了那些模范孩子。吉姆说，他“最瞧不起这些娘娘腔。”这就是那个没教养的坏孩子吉姆所使用的粗俗语言。
但是，发生在吉姆身上奇而又奇的一桩事是：他在一个礼拜天去划船，并没有被淹死①。又一个礼拜天他去钓鱼，虽然遇上了暴风雨，却没有遭雷击，嗨，您不妨翻查主日学校的全部图书，从头至尾，反复阅读，直至下一个圣诞节，您也绝不会发现这种事情。啊，绝对不会；相反，您会发现，所有在礼拜天划船的坏孩子没有一个不淹死的，所有在礼拜天钓鱼又遇上暴风雨的坏孩子都遭雷击。礼拜天载有坏孩子的船只总是翻底，安息日坏孩子去钓鱼定有暴风雨。吉姆为什么总是能避开这些灾难，我也说不清个中的缘由。
①指星期日应该去教堂做礼拜。
吉姆的活动有符咒庇佑——准是有符咒庇佑。任何事儿都伤害不着他。他游动物园时甚至把一捆烟叶塞给大象，那大象也没有甩开长鼻敲碎他的脑壳。他翻遍食厨，却从来没有把硝酸错当成薄荷饮料喝进肚里。在安息日，他偷了父亲的枪出去打猎，也没有崩掉三四个指头。他一时气急，揍在小妹的太阳穴上，小妹也没有头痛不止，过夏就死，临终留下宽恕温柔的话语，令他破碎的心灵倍感痛苦。不；她居然复原了。最后，吉姆终于离家出走，浪迹海洋。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景况凄凉、孤苦无助，也没见他亲人长眠于安静的教堂墓地，那座他童年时期墙上爬满青藤的房屋也没有倒塌。啊，不；他跟个浪人似的，喝得酩酊大醉，没进家门就进了局。
吉姆成年之后结婚成家，后来又有了许多儿女。一天晚上，他突然抡起板斧砸碎了全家人的脑袋。吉姆采用各种流氓手段，欺诈坑骗而发了大财；现在他横行乡里，成了心毒手狠的坏蛋，然而却受人敬重，选入议会。
诸位请看，主日学校的课本中可从来没有哪一个坏詹姆斯，能像这位有符咒庇佑、无法无天的吉姆这样走运，这样称心如意的。
吉姆也没有一位生病的母亲——也就是他没有一位笃信上帝、身患肺病，倘若不是爱子情深、惟恐自己一死儿子遭人冷落，而宁愿躺进坟墓安息的母亲。然而，主日学校课本里的坏孩子大都叫詹姆斯，并且都有一位生病的母亲。她们都教自己的儿子学说“我要躺下睡觉”等等，都用温柔凄婉的歌声哄孩子入睡，与他们吻别，然后跪在床边流泪。可是，这个小家伙情况不同。他名叫吉姆，他的母亲安然无恙——没生肺病，也没有别的毛病。她不但不虚弱，而且挺健壮，也不敬重上帝；此外，她对吉姆毫无疼爱之情。她常说，即便吉姆折断脖子，对她也没有多大的损害。她总是用打屁股的办法催吉姆睡觉，从来不与他吻别；相反，她要离家的时候，还要赏他几个耳光。
一次，这个吉姆偷出厨房的钥匙，悄悄地溜进厨房，偷吃了果酱，随后又把果酱瓶子装满焦油沥青，好让他母亲看不出破绽；吉姆并没有顿生恐惧，也不觉得仿佛有什么声音悄然对他说，“不听妈妈的话对吗？这么做不是罪过吗？坏孩子们偷吞了自己善良母亲的果酱之后有什么报应呢？”吉姆也没有独自跪倒在地，保证今后不再作恶，然后轻松愉快地站起身来，对母亲告以实情，请求宽恕。而母亲则是泪流满面，满怀欣慰感激之情向他祝福。不。这是课本中其他坏孩子的情况；至于吉姆，完全是另一码事，你说怪不！吉姆偷吃了果酱，还粗俗下流地说真棒；他把焦油沥青装进果酱瓶，也说真棒，还哈哈大笑，说那老太婆发现之后，“必定会气得暴跳如雷，哼哼呀呀地说不出话来”；后来母亲果然发现了，但他矢口否认，硬说不知道，结果挨了一顿臭揍，泪流满面的竟是他自己。吉姆什么事都干得稀奇，与课本上的詹姆斯们迥然不同。
有一次，他爬到农场主阿科恩的苹果树上偷苹果。可是，树枝没有折断，他既没从树上跌下来摔断胳臂，也没有被农场主的大狗咬伤，尔后也没有卧床数周，闭门思过，从此变好。总之，绝没有那回事；吉姆偷够了苹果之后，安然爬下树来；对那条大狗，也早有准备，那条狗一扑过来，他一砖头扔过去，正好击中了它。说也奇怪——这类事情那些文雅的小书里从未写过，那些小书封面上都印着大理石花纹，里面画着一些身穿燕尾服和短腿的马裤、头戴响铃礼帽的男人和腋下夹着无裙环衣裳的女人。吉姆遇到的这种情况，任何一部主日学校的课本都没写过。
有一次，吉姆偷了老师的铅笔刀，但又害怕老师发现了会受到惩罚，于是便把小刀偷偷地塞进乔治·威尔逊的帽子里——乔治是可怜的威尔逊寡妇的儿子，他的品行端正，被公认为村上的好孩子。乔治对母亲的教诲从不违拗，一向诚实，而且勤敏好学，他对主日学校尤为崇信。可是，后来那把小刀竟从帽子里掉了出来，可怜的乔治耷拉着脑袋，羞得无地自容，好像真的自认有罪。而那位伤心的老师认定小刀是他偷的。当老师举起细软的鞭子，准备抽打他那发抖的双肩时，那位纯属杜撰的白发地方治安官并没有突然出现，更没有神气十足地说道：“饶恕这位品德高尚的孩子吧——罪犯正站在那儿发抖呢！休息时间，我正好从校门口路过。虽然没人看到我，而我却看到了偷窃的人！”因此乔治没有挨打，那位可敬的地方治安官也没有给感激涕零的向师生们布道，然后牵着乔治的手，说他这样的孩子值得称赞，领走乔治跟他同住，让他打扫办公室，生火，跑差，劈柴，学法律，帮他内助料理家务，工余时间尽情玩耍，每月领取四角钱的报酬，自行其乐。不；书上会这样写的，但吉姆遇到的却不是这样。那个老不死的法官没有插进来制造麻烦，结果，模范孩子乔治挨了一顿臭揍，吉姆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你知道，吉姆恨透了那些模范孩子。吉姆说，他“最瞧不起这些娘娘腔。”这就是那个没教养的坏孩子吉姆所使用的粗俗语言。
但是，发生在吉姆身上奇而又奇的一桩事是：他在一个礼拜天去划船，并没有被淹死①。又一个礼拜天他去钓鱼，虽然遇上了暴风雨，却没有遭雷击，嗨，您不妨翻查主日学校的全部图书，从头至尾，反复阅读，直至下一个圣诞节，您也绝不会发现这种事情。啊，绝对不会；相反，您会发现，所有在礼拜天划船的坏孩子没有一个不淹死的，所有在礼拜天钓鱼又遇上暴风雨的坏孩子都遭雷击。礼拜天载有坏孩子的船只总是翻底，安息日坏孩子去钓鱼定有暴风雨。吉姆为什么总是能避开这些灾难，我也说不清个中的缘由。
①指星期日应该去教堂做礼拜。
吉姆的活动有符咒庇佑——准是有符咒庇佑。任何事儿都伤害不着他。他游动物园时甚至把一捆烟叶塞给大象，那大象也没有甩开长鼻敲碎他的脑壳。他翻遍食厨，却从来没有把硝酸错当成薄荷饮料喝进肚里。在安息日，他偷了父亲的枪出去打猎，也没有崩掉三四个指头。他一时气急，揍在小妹的太阳穴上，小妹也没有头痛不止，过夏就死，临终留下宽恕温柔的话语，令他破碎的心灵倍感痛苦。不；她居然复原了。最后，吉姆终于离家出走，浪迹海洋。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景况凄凉、孤苦无助，也没见他亲人长眠于安静的教堂墓地，那座他童年时期墙上爬满青藤的房屋也没有倒塌。啊，不；他跟个浪人似的，喝得酩酊大醉，没进家门就进了局。
吉姆成年之后结婚成家，后来又有了许多儿女。一天晚上，他突然抡起板斧砸碎了全家人的脑袋。吉姆采用各种流氓手段，欺诈坑骗而发了大财；现在他横行乡里，成了心毒手狠的坏蛋，然而却受人敬重，选入议会。
诸位请看，主日学校的课本中可从来没有哪一个坏詹姆斯，能像这位有符咒庇佑、无法无天的吉姆这样走运，这样称心如意的。
不管它对我的关系是多么微不足道吧，但是我仍想尽可能简短地向全国人说明这件事里究竟有我什么份儿，因为这件事曾经引起公众的注意，激起很大的反感，以至两大州的报纸都用大量篇幅刊载了歪曲事实的报道和偏激夸大的评论。
这里我要声明的是，在以下的简介中，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中央政府的档案充分地予以证实——这件不幸的事是这样引起的：
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以总数为30大桶的牛肉供应给谢尔曼将军①。
①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1820-1891）：美国陆军司令官，1864年从查塔努加出发，进行著名的“长征”，沿途与印第安人激战，终于抵达亚特兰大；后又开始“向大海进军”，经过南卡罗来纳等州。
多么好的一笔买卖。
他带着牛肉去找谢尔曼，但是，等他赶到华盛顿，谢尔曼已经去马纳萨斯；于是他又装好了牛肉，跟踪到那里，可是到达那里已经晚了；于是他又跟踪谢尔曼去纳什维尔，然后从纳什维尔去查塔努加，再从查塔努加去亚特兰大——然而，他始终没能追赶上。他从亚特兰大再一次整装出发，紧沿着谢尔曼的路线直趋海滨。这一次他又迟到了几天；但是，听说谢尔曼准备乘“贵格城”号去圣地旅行，他就乘了一艘开往贝鲁特的轮船，打算超过前一艘轮船。当他带着牛肉抵达耶路撒冷时，他获悉谢尔曼并没乘“贵格城”号出航，而是到大草原去打印第安人了。他回到美国，向落基山进发。在大草原上历尽艰辛，走了68天，离谢尔曼的大本营只4英里地，他被印第安人用战斧劈死，剥去头皮，牛肉也被印第安人抢走了。他们抢走了几乎所有的牛肉，只丢下其中的一桶。谢尔曼的军队截下了那一桶牛肉；所以，那位勇敢的航海者虽然自己身死，但仍旧部份履行了他的合同。在一份以日记形式写的遗嘱中，他将那份合同传给了他的儿子巴塞洛缨·W。巴塞洛缨开列了以下的账单，随后就死了：
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尊账应偿付新泽西州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以
下各项费用：
谢尔曼将军定购牛肉30大桶
每桶售价100元 3000元
旅费与运输费 14000元
共计 17000元
收款人：
他虽然去世，但是死前已把合同留给了威廉小·J·马丁，马丁设法收回账款，可是这件事还没办妥，已经与世长辞。他把合同留给了巴克·J·艾伦，艾伦也试图收回那笔账款。他没能活到把钱弄到手就死了。他把合同留给了安森·G·罗杰斯，罗杰斯企图收回那笔账款，他层层申请，已经接近第九审计官的办公室，但是这时候对万物一视同仁的死神没经召唤就突然来到，把他也勾去了。他将单据留给了康涅狄格州一个叫文詹斯·霍普金斯的亲戚，霍普金斯此后只活了四星期零两天，但创造了最快的纪录，因为他在此期间已经差点儿接近第12审计官。他在遗嘱中把那份合同赠给了一位名叫“哦一寻乐吧”·约翰逊的舅父。但是，他虽然会寻乐，也经不起操那份心。他临终时说的是：“别再为我哭——我可是情愿走了。”于是他真的走了，瞧这个可怜的人儿。此后继承那份合同的共有七个，但是他们一个个都死了。所以它最后落到了我手里。它是由一个印第安纳州名叫哈伯德（伯利恒·哈伯德）的亲戚传到我手里的。这人长期以来一直对我怀恨在心，可是，到了弥留的时候，他却把我唤了去，宽恕了我过去的一切，垂着泪把那份合同交给了我。
以上是我继承这笔遗产前的一段历史。现在我要将本人与此事有关的细节直接向全国人一一交代。我拿了这份牛肉合同和旅费运费单去见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他说：“怎么，先生，有什么事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我说：“阁下，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以总数为三十大桶牛肉供应给谢尔曼将军……”
他听到这里就拦住了我，叫我离开他那儿——态度是和蔼的，但也是坚决的。第二天，我去拜会国务卿。
他说：“什么事呀，先生？”
我说：“殿下，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向谢尔曼将军供应总数为三十大桶的牛肉……”
“好啦，先生——好啦；本部门不管你什么牛肉合同。”
他把我请了出去。我把这件事通盘考虑了一下，最后，第二天，我去拜访海军部长，他说：“有话快谈吧，先生；别叫我尽等着。”
我说：“殿下，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向谢尔曼将军供应总数为三十大桶的牛肉……”
可不是，我只来得及说到这儿。他也不管给谢尔曼将军订立的牛肉合同。我开始心里嘀咕：瞧这政府可有些古怪呀，它有点儿像是要赖了那笔牛肉账哩。第二天，我又去见内政部长。
我说：“殿下，大约在1861年Ic月10日……”
“够啦，先生。我以前已经听说过您了。去吧，拿了您这份肮脏的牛肉合同离开这儿吧。内政部根本不管陆军的粮饷。”
我离开了那儿。可是这一来我恼火了。我说，我要把他们纠缠得没法安身；我要搅乱这个不讲公道的政府的每一个部门，一直闹到有关合同的事获得解决为止。要不就是我收齐了这笔账款，要不就是我自己倒下，像以前的一些人办交涉的时候倒下了为止。此后我进攻邮政部长；我围困农业部；我给众议院议长打了埋伏。他们都不管给陆军订立的牛肉合同。于是我向专利局进军。
我说：“尊严的阁下大人，大约在……”
“天杀的！你终于把你那份火烧不光的牛肉合同带到这儿来了吗？我们根本不管给陆军订立的牛肉合同，亲爱的先生。”
“哦，这完全没关系——可是，总得有一个人出来偿付那笔牛肉账呀。再说，你们现在就得偿付，否则我就要没收了这个老专利局，包括它里面所有的东西。”
“可是，亲爱的先生……”
“不管怎样，先生。我认为专利局必须对那批牛肉负责；再说，负责也罢，不负责也罢，专利局必须付清这笔账。”
这里就不必再谈那些细节了。结果是双方动了武。专利局打了一场胜仗。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件对我有利的事情。他们告诉我，财政部才是我应当去的地方。于是我去到那里。我等候了两个半小时，后来他们让我进去看第一财政大臣。①
①以下官职与部门等俱系玩笑的称呼。
我说：“最高贵的、庄严的、尊敬的大人，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约翰·威尔逊·麦肯……”
“够啦够啦，先生。您的事我已经听说过了。您去看财政部第一审计官吧。”
我去看第一审计官。他打发我去看第二审计官。第二审计官打发我去看第三审计官，第三审计官打发我去看腌牛肉组第一查账员。这一位才开始有点儿像是在认真地办事。他查看了他的账册和所有未归档的文件，可是没找到牛肉合同底本。我去找腌牛肉组第二查账员。他查看了他的账册和未归档的文件，但是最后毫无结果。然而我的勇气却随之提高了。在那一星期里，我甚至一直找到了该组的第六查账员；第二个星期里，我走遍了债权部；第三个星期里，我开始在错档合同部里从事查询，结束了在那里进行的工作，而且在错账部里获得一个据点。我只花了三天工夫就消灭了它。现在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去了。我去围攻杂碎司司长。意思是说，我去围攻他的办事员——因为他本人不在。有十六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在屋子里记账，再有七个年轻漂亮的男办事员在指导她们。小娘们扭转头来笑，办事员朝她们对笑，大伙喜气洋洋，好像听到了结婚的钟声敲响。两三个正在看报的办事员下死眼把我盯了两下，又继续看报，谁也不说什么。好的是，自从走进腌牛肉局的第一个办公室那天起，直到走出错账部的最后一个办公室时止，我已经积累了那么多经验，我已经习惯于四级助理普通办事员的这种敏捷的反应。这时候我已经练就了一套功夫：从走进办公室时候起，直等到一个办事员开始跟我说话时止，我能一直金鸡独立地站着，最多只改换一两次姿势。
于是，我站在那里，一直站到我改换了四个姿势，然后我对一个正在看报的办事员说：
“大名鼎鼎的坏蛋，土耳其皇帝在哪儿？”
“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您说的是谁？如果您说的是局长，那么他出去了。”
“他今儿会去后宫吗？”
年轻人直勾勾地向我瞧了一会儿，然后继续看他的报。可是我熟悉那些办事员的一套。我知道，只要他能在纽约的另一批邮件递到之前看完了报纸，我的事就有把握了。现在他只剩下两张报纸了。又过了不多一会儿，他看完了那两张报纸，接着，打了个哈欠，问我有什么事情。
“赫赫有名尊贵的痴子，大约在……”
“您就是那个为牛肉合同打交道的人呀，把您的单据给我吧。”
他接过了那些单据，好半晌一直翻他那些杂碎儿。最后，他发现了那份已经失落多年的牛肉合同记录——我还以为他是发现了西北航道①，以为他是发现了那块我们许多祖先还没驶近它跟前就被撞得粉身碎骨的礁石。当时我深受感动。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总算保全了性命。我激动地说：“把它给我吧。这一来政府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挥手叫我后退，说还有一步手续得先给办好。
①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通过加拿大北部的一条航道。
“这个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呢？”他问。
“死了。”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他根本不是自己死的——他是被杀害的。”
“怎么杀害的？”
“被战斧砍死的。”
“谁用战斧砍死他的？”
“唷，当然是印第安人啰。您总不会猜想那是一位主日学校校长吧？”
“不会的。是一个印第安人吗？”
“正是。”
“那印第安人叫什么？”
“他叫什么？我可不知道他叫什么。”
“必须知道他叫什么。是谁瞧见他用战斧砍的？”
“我不知道。”
“这么说，当时您不在场？”
“这您只要瞧瞧我的头发就可以知道了。当时我不在场。”
“那么您又是怎样知道麦肯齐已经死了？”
“因为他肯定是那时候死了，我有充份的理由相信，他打那时候起就不在了。真的，我知道他已经死了。”
“我们必须要有证明。您找到那个印第安人了吗？”
“当然没找到。”
“我说，您必须找到他，您找到了那把战斧吗？”
“我从来没想到这种事情。”
“您必须找到那把战斧。您必须交出那个印第安人和那把战斧。如果麦肯齐的死能由这一切提供证明，那么您就可以到一个特别委任的委员会那儿去对证，让他们审核您所要求的赔偿；按照这样的速度处理您的账单，看来您的子女或者还有希望活到那一天，可以领到那笔钱去享受一下。但是，那个人的死必须得到证明。好吧，我不妨告诉您，政府决不会偿付已故麦肯齐的那些运费和旅费。如果您能让国会通过一项救济法案，为此拨出一笔款额，也许政府可能偿付谢尔曼的士兵截下来的那一桶牛肉的货款；但是，政府不会赔偿印第安人吃掉的那二十九桶牛肉。”
“这样说来，政府只能偿还我一百元，甚至连这笔钱也不是一定可靠的呀！麦肯齐带着那些牛肉，跑遍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他经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和苦难，搬运了那么多的地方；有那么多试图收回账款的无辜者作了牺牲；最后就这样了事呀！年轻人，为什么成牛肉组的第一查账员不早告诉我呢？”
“对您提出的要求是否属实，他一无所知呀？”
“为什么第二查账员不早告诉我？为什么第三查账员不早告诉我？为什么所有各组各部都不早告诉我？”
“他们都不知道呀。我们这儿是按规章手续办事。您一步步地履行了那些手续，就会探听到您所要知道的事情。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是惟一的办法。这样办事非常正规，虽然非常缓慢，但是稳妥可靠。”
“是呀，是稳死无疑，对我们家族中多数的人来说就是这样。我开始感觉到，主也要召我去了。年轻人，我打你温柔的眼光里可以看出，你爱那个鲜艳的人物，瞧她蓝晶晶的眼睛脉脉含情，耳朵后面插着几枝钢笔①；你想要娶她——可是你又没钱。喏，把手伸出来——这是那份牛肉合同；你拿去吧，娶了她去快活吧！愿老天爷保佑你们俩，我的孩子！”
①戏指夹发的钢饰针。
有关大宗牛肉合同引起社会纷纷议论一事，我所知道的都在上面交代了。我留下合同给他的那个办事员现在也死了。有关合同此后的下落，以及任何与它有关的人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如果一个人的寿命特别长，那么他不妨到华盛顿的扯皮办事处里去追查一件事，在那里花费很大的气力，经过无数的转折和拖延，最后找到他实际上头一天里就可以在那里（如果扯皮办事处也能像一家大的私人商业机构将工作安排得那么灵活的话）找到的东西。
这里我要声明的是，在以下的简介中，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中央政府的档案充分地予以证实——这件不幸的事是这样引起的：
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以总数为30大桶的牛肉供应给谢尔曼将军①。
①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1820-1891）：美国陆军司令官，1864年从查塔努加出发，进行著名的“长征”，沿途与印第安人激战，终于抵达亚特兰大；后又开始“向大海进军”，经过南卡罗来纳等州。
多么好的一笔买卖。
他带着牛肉去找谢尔曼，但是，等他赶到华盛顿，谢尔曼已经去马纳萨斯；于是他又装好了牛肉，跟踪到那里，可是到达那里已经晚了；于是他又跟踪谢尔曼去纳什维尔，然后从纳什维尔去查塔努加，再从查塔努加去亚特兰大——然而，他始终没能追赶上。他从亚特兰大再一次整装出发，紧沿着谢尔曼的路线直趋海滨。这一次他又迟到了几天；但是，听说谢尔曼准备乘“贵格城”号去圣地旅行，他就乘了一艘开往贝鲁特的轮船，打算超过前一艘轮船。当他带着牛肉抵达耶路撒冷时，他获悉谢尔曼并没乘“贵格城”号出航，而是到大草原去打印第安人了。他回到美国，向落基山进发。在大草原上历尽艰辛，走了68天，离谢尔曼的大本营只4英里地，他被印第安人用战斧劈死，剥去头皮，牛肉也被印第安人抢走了。他们抢走了几乎所有的牛肉，只丢下其中的一桶。谢尔曼的军队截下了那一桶牛肉；所以，那位勇敢的航海者虽然自己身死，但仍旧部份履行了他的合同。在一份以日记形式写的遗嘱中，他将那份合同传给了他的儿子巴塞洛缨·W。巴塞洛缨开列了以下的账单，随后就死了：
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尊账应偿付新泽西州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以
下各项费用：
谢尔曼将军定购牛肉30大桶
每桶售价100元 3000元
旅费与运输费 14000元
共计 17000元
收款人：
他虽然去世，但是死前已把合同留给了威廉小·J·马丁，马丁设法收回账款，可是这件事还没办妥，已经与世长辞。他把合同留给了巴克·J·艾伦，艾伦也试图收回那笔账款。他没能活到把钱弄到手就死了。他把合同留给了安森·G·罗杰斯，罗杰斯企图收回那笔账款，他层层申请，已经接近第九审计官的办公室，但是这时候对万物一视同仁的死神没经召唤就突然来到，把他也勾去了。他将单据留给了康涅狄格州一个叫文詹斯·霍普金斯的亲戚，霍普金斯此后只活了四星期零两天，但创造了最快的纪录，因为他在此期间已经差点儿接近第12审计官。他在遗嘱中把那份合同赠给了一位名叫“哦一寻乐吧”·约翰逊的舅父。但是，他虽然会寻乐，也经不起操那份心。他临终时说的是：“别再为我哭——我可是情愿走了。”于是他真的走了，瞧这个可怜的人儿。此后继承那份合同的共有七个，但是他们一个个都死了。所以它最后落到了我手里。它是由一个印第安纳州名叫哈伯德（伯利恒·哈伯德）的亲戚传到我手里的。这人长期以来一直对我怀恨在心，可是，到了弥留的时候，他却把我唤了去，宽恕了我过去的一切，垂着泪把那份合同交给了我。
以上是我继承这笔遗产前的一段历史。现在我要将本人与此事有关的细节直接向全国人一一交代。我拿了这份牛肉合同和旅费运费单去见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他说：“怎么，先生，有什么事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我说：“阁下，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以总数为三十大桶牛肉供应给谢尔曼将军……”
他听到这里就拦住了我，叫我离开他那儿——态度是和蔼的，但也是坚决的。第二天，我去拜会国务卿。
他说：“什么事呀，先生？”
我说：“殿下，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向谢尔曼将军供应总数为三十大桶的牛肉……”
“好啦，先生——好啦；本部门不管你什么牛肉合同。”
他把我请了出去。我把这件事通盘考虑了一下，最后，第二天，我去拜访海军部长，他说：“有话快谈吧，先生；别叫我尽等着。”
我说：“殿下，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向谢尔曼将军供应总数为三十大桶的牛肉……”
可不是，我只来得及说到这儿。他也不管给谢尔曼将军订立的牛肉合同。我开始心里嘀咕：瞧这政府可有些古怪呀，它有点儿像是要赖了那笔牛肉账哩。第二天，我又去见内政部长。
我说：“殿下，大约在1861年Ic月10日……”
“够啦，先生。我以前已经听说过您了。去吧，拿了您这份肮脏的牛肉合同离开这儿吧。内政部根本不管陆军的粮饷。”
我离开了那儿。可是这一来我恼火了。我说，我要把他们纠缠得没法安身；我要搅乱这个不讲公道的政府的每一个部门，一直闹到有关合同的事获得解决为止。要不就是我收齐了这笔账款，要不就是我自己倒下，像以前的一些人办交涉的时候倒下了为止。此后我进攻邮政部长；我围困农业部；我给众议院议长打了埋伏。他们都不管给陆军订立的牛肉合同。于是我向专利局进军。
我说：“尊严的阁下大人，大约在……”
“天杀的！你终于把你那份火烧不光的牛肉合同带到这儿来了吗？我们根本不管给陆军订立的牛肉合同，亲爱的先生。”
“哦，这完全没关系——可是，总得有一个人出来偿付那笔牛肉账呀。再说，你们现在就得偿付，否则我就要没收了这个老专利局，包括它里面所有的东西。”
“可是，亲爱的先生……”
“不管怎样，先生。我认为专利局必须对那批牛肉负责；再说，负责也罢，不负责也罢，专利局必须付清这笔账。”
这里就不必再谈那些细节了。结果是双方动了武。专利局打了一场胜仗。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件对我有利的事情。他们告诉我，财政部才是我应当去的地方。于是我去到那里。我等候了两个半小时，后来他们让我进去看第一财政大臣。①
①以下官职与部门等俱系玩笑的称呼。
我说：“最高贵的、庄严的、尊敬的大人，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约翰·威尔逊·麦肯……”
“够啦够啦，先生。您的事我已经听说过了。您去看财政部第一审计官吧。”
我去看第一审计官。他打发我去看第二审计官。第二审计官打发我去看第三审计官，第三审计官打发我去看腌牛肉组第一查账员。这一位才开始有点儿像是在认真地办事。他查看了他的账册和所有未归档的文件，可是没找到牛肉合同底本。我去找腌牛肉组第二查账员。他查看了他的账册和未归档的文件，但是最后毫无结果。然而我的勇气却随之提高了。在那一星期里，我甚至一直找到了该组的第六查账员；第二个星期里，我走遍了债权部；第三个星期里，我开始在错档合同部里从事查询，结束了在那里进行的工作，而且在错账部里获得一个据点。我只花了三天工夫就消灭了它。现在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去了。我去围攻杂碎司司长。意思是说，我去围攻他的办事员——因为他本人不在。有十六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在屋子里记账，再有七个年轻漂亮的男办事员在指导她们。小娘们扭转头来笑，办事员朝她们对笑，大伙喜气洋洋，好像听到了结婚的钟声敲响。两三个正在看报的办事员下死眼把我盯了两下，又继续看报，谁也不说什么。好的是，自从走进腌牛肉局的第一个办公室那天起，直到走出错账部的最后一个办公室时止，我已经积累了那么多经验，我已经习惯于四级助理普通办事员的这种敏捷的反应。这时候我已经练就了一套功夫：从走进办公室时候起，直等到一个办事员开始跟我说话时止，我能一直金鸡独立地站着，最多只改换一两次姿势。
于是，我站在那里，一直站到我改换了四个姿势，然后我对一个正在看报的办事员说：
“大名鼎鼎的坏蛋，土耳其皇帝在哪儿？”
“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您说的是谁？如果您说的是局长，那么他出去了。”
“他今儿会去后宫吗？”
年轻人直勾勾地向我瞧了一会儿，然后继续看他的报。可是我熟悉那些办事员的一套。我知道，只要他能在纽约的另一批邮件递到之前看完了报纸，我的事就有把握了。现在他只剩下两张报纸了。又过了不多一会儿，他看完了那两张报纸，接着，打了个哈欠，问我有什么事情。
“赫赫有名尊贵的痴子，大约在……”
“您就是那个为牛肉合同打交道的人呀，把您的单据给我吧。”
他接过了那些单据，好半晌一直翻他那些杂碎儿。最后，他发现了那份已经失落多年的牛肉合同记录——我还以为他是发现了西北航道①，以为他是发现了那块我们许多祖先还没驶近它跟前就被撞得粉身碎骨的礁石。当时我深受感动。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总算保全了性命。我激动地说：“把它给我吧。这一来政府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挥手叫我后退，说还有一步手续得先给办好。
①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通过加拿大北部的一条航道。
“这个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呢？”他问。
“死了。”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他根本不是自己死的——他是被杀害的。”
“怎么杀害的？”
“被战斧砍死的。”
“谁用战斧砍死他的？”
“唷，当然是印第安人啰。您总不会猜想那是一位主日学校校长吧？”
“不会的。是一个印第安人吗？”
“正是。”
“那印第安人叫什么？”
“他叫什么？我可不知道他叫什么。”
“必须知道他叫什么。是谁瞧见他用战斧砍的？”
“我不知道。”
“这么说，当时您不在场？”
“这您只要瞧瞧我的头发就可以知道了。当时我不在场。”
“那么您又是怎样知道麦肯齐已经死了？”
“因为他肯定是那时候死了，我有充份的理由相信，他打那时候起就不在了。真的，我知道他已经死了。”
“我们必须要有证明。您找到那个印第安人了吗？”
“当然没找到。”
“我说，您必须找到他，您找到了那把战斧吗？”
“我从来没想到这种事情。”
“您必须找到那把战斧。您必须交出那个印第安人和那把战斧。如果麦肯齐的死能由这一切提供证明，那么您就可以到一个特别委任的委员会那儿去对证，让他们审核您所要求的赔偿；按照这样的速度处理您的账单，看来您的子女或者还有希望活到那一天，可以领到那笔钱去享受一下。但是，那个人的死必须得到证明。好吧，我不妨告诉您，政府决不会偿付已故麦肯齐的那些运费和旅费。如果您能让国会通过一项救济法案，为此拨出一笔款额，也许政府可能偿付谢尔曼的士兵截下来的那一桶牛肉的货款；但是，政府不会赔偿印第安人吃掉的那二十九桶牛肉。”
“这样说来，政府只能偿还我一百元，甚至连这笔钱也不是一定可靠的呀！麦肯齐带着那些牛肉，跑遍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他经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和苦难，搬运了那么多的地方；有那么多试图收回账款的无辜者作了牺牲；最后就这样了事呀！年轻人，为什么成牛肉组的第一查账员不早告诉我呢？”
“对您提出的要求是否属实，他一无所知呀？”
“为什么第二查账员不早告诉我？为什么第三查账员不早告诉我？为什么所有各组各部都不早告诉我？”
“他们都不知道呀。我们这儿是按规章手续办事。您一步步地履行了那些手续，就会探听到您所要知道的事情。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是惟一的办法。这样办事非常正规，虽然非常缓慢，但是稳妥可靠。”
“是呀，是稳死无疑，对我们家族中多数的人来说就是这样。我开始感觉到，主也要召我去了。年轻人，我打你温柔的眼光里可以看出，你爱那个鲜艳的人物，瞧她蓝晶晶的眼睛脉脉含情，耳朵后面插着几枝钢笔①；你想要娶她——可是你又没钱。喏，把手伸出来——这是那份牛肉合同；你拿去吧，娶了她去快活吧！愿老天爷保佑你们俩，我的孩子！”
①戏指夹发的钢饰针。
有关大宗牛肉合同引起社会纷纷议论一事，我所知道的都在上面交代了。我留下合同给他的那个办事员现在也死了。有关合同此后的下落，以及任何与它有关的人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如果一个人的寿命特别长，那么他不妨到华盛顿的扯皮办事处里去追查一件事，在那里花费很大的气力，经过无数的转折和拖延，最后找到他实际上头一天里就可以在那里（如果扯皮办事处也能像一家大的私人商业机构将工作安排得那么灵活的话）找到的东西。
从前有个好孩子，名叫雅各布·布利文斯。他对父母总是惟命是听，不管他们的话多么荒唐，多么不合情理；他总是好好读书，上主日学校从不迟到。他从不逃学，虽说他明明知道那是最有好处的事情。别的孩子谁也摸不清他的脾气，对他的行为感到费解。雅各布向来不撒谎，不管有多么容易。他只是对别人说，撒谎不对，就是这个理由。雅各布老实过份，叫人看了忍俊不禁。他的那股怪劲也真够厉害，简直无以复加。即便在礼拜天，他也不玩打弹子游戏，他不摸鸟巢，不拿辣味糖给街头艺人的猴子吃；总之，他仿佛对一切正当的娱乐活动都不感兴趣。因此，别的孩子总想搞清个中的缘由，对他能有所了解。可是他们始终得不出满意的结论。我刚才说了他们只是形成一个模糊概念，觉得他“有毛病”，因此，他们便负起对他保护之责，决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雅各布读过主日学校的全部课本；这些书给了他莫大的乐趣，这便是他的全部秘密。他深信主日学校课本里讲的那些好孩子的故事；他绝对相信。他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遇上书中讲的好孩子，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活人。大概，他们在他出生之前都已死掉了吧。每当他读到事迹突出的某个好孩子的时候，便赶快翻到文章的结尾，看看这孩子最后究竟如何，他想跑到数千里之外，当面看个仔细。但结果总是镜花水月，那好孩子在最后一章老是死掉，中间还有一幅葬礼的插图，他的亲属和主日学校的同学围在他的墓旁，他们都身着太短的裤子，头戴过大的帽子，手拿一码半长的大手绢捂着面孔哭。雅各布的盼头便这样化为泡影。那样的好孩子他是永远见不到的，因为他们总是在最后一章里死去。
雅各布怀有崇高的抱负，渴望自已被写进主日学校的课本里去。他希望，课本在介绍他的事迹时，能够附些插图，描绘他不肯对妈妈说谎和妈妈为此高兴得老泪横流的情景；还描写他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正在把一个便士舍给一位身边有六个孩子的叫化婆，叫她随意花用，但不要浪费，因为浪费是一种罪恶；另外一些插图描写他气量宽宏，不肯告发一个坏孩子，那个坏孩子在放学之后，总是躲在拐角处等他，用板条抽打他的脑袋，然后赶他回家，雅各布在前面走，那坏孩子跟在后面，“晦！晦！”地喊叫。这就是小雅各布·布利文斯的抱负。他虽然希望自已被写进主日学校的课本，但是想到好孩子的结局老是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要知道，他是喜欢活着的。要做一个主日学校课本中的孩子，这是最不愉快之事。他知道做一个好孩子是有损于健康的。他也知道，像书中好孩子那样超凡脱俗，好得出奇，那比害肺病还要可怕；他还知道，书中的好孩子们没有一个活得长；即便人家把他写进书里，他也永远看不到，退一步讲，即便该书在他死前问世，也不会畅销，因为书后缺少葬礼的插图。他想到这一点，便有些苦恼。再说，如果缺少他对大伙的临终进言，这本主日学校的课本就不怎么样了。尽管如此，雅各布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根据情况尽力而为——也就是说，平安活着，能捱多久就多久，在末日到来之前，先把临终遗言备好。
然而，不知怎的，这个好孩子老是倒霉，他碰到的事情与书中好孩子所碰到的总是两样。书中的好孩子们总是玩得尽兴，而书中的坏孩子们老是摔断双腿；他呢，好像螺丝松了，做啥事情都适得其反。他发现吉姆·布莱克在偷别人树上的苹果，便赶忙跑到树底下给他读起坏孩子偷邻居树上的苹果，掉下来摔断胳膊的故事。说来也奇，吉姆真的掉下来了，不过正好掉在他的身上，吉姆安然无恙，他的胳膊倒被砸断了。雅各布真不明白，因为书中没有这种事呀！
有一次，几个坏孩子把一个瞎子推进泥坑，雅各布赶紧跑过去把他扶起来。雅各布以为，那个瞎子定会为他祝福。可是那个瞎子不仅没有为他祝福，反而用拐杖打他的脑袋，还说雅各布是想把他抓来重新推倒，然后再装模作样扶他起来。这件事也与书中说的全然不符。雅各布翻遍了全部课本，想弄清其中的道理。
雅各布还想做的一件好事是，找一条挨饿受欺、无家可归的瘸腿狗，带回家里，好好照料它，让它永远感激他。后来他果然找到了这样的一条狗，真是满心喜欢。他把这条狗带回家里，喂养起来，但是，当他抚弄它的时候，那狗猛地扑到他身上，把他的衣服撕得稀烂，裤子也仅剩下前裆的几片。他的那副狼狈相，叫人看了大吃一惊。雅各布追查权威性典籍，也没找出原因何在。那条狗与书中说的狗属于同种，但它的举动却大相径庭。这孩子干什么都会招来麻烦。同样的事，书中孩子们做了得益匪浅，他做了却总是倒霉。
一次，在去主日学校的路上，他看见一些坏孩子扬帆离岸，在船上玩耍，吓得要死，因为他从书中得知，凡在星期天出去划船的孩子没有一个不被水淹死。他赶紧乘上木筏追去告诫。可是他一脚踩滑了一截圆木，失足落水。有一个人很快把他救上岸来，医生抽出他腹中的积水，又用吹风器恢复了他的呼吸，不料，他竟因此患了感冒，卧床不起，时间长达九个星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船上的那几个坏孩子痛快淋漓地玩了一整天，活蹦乱跳地回到家里。雅各布·布利文斯说，书里哪有这种事啊。他全糊涂了。
雅各布病愈之后，不免有些丧气。不过，他还是决心继续试下去。他知道，截至目前，他的经历还不足以被写进书里，他还没有达到好孩子年岁极限，只要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止，最终还是能够名存书卷的。即使别的全部落空，临终遗言还是靠得住的。
于是雅各布又去查阅权威性的典籍，发现现在正是他投身海洋、去船上当差的时候了。他拜访了一位船长，并向他提出申请。当船长跟他要推荐信时，他自豪地掏出一本宗教小册子，用手指了指上面的一行字：“给雅各布·布利文斯。爱他的老师赠”。然而，这位船长是个粗俗的人，不懂斯文，他说，“啊，去他妈的，这管什么用！这丝毫不能证明你会涮盘子、倒垃圾桶。我看他不是想雇你”。这是雅各布有生以来所碰到的最难理解的事情。他读过的那些书历来都是这样说的：老师写在宗教小册子上的赞语无不打动船长的心灵，启开名利双收之门。他当时还疑心，是否听错了船长的意思。
雅各布苦头吃了不少，而权威性典籍所描绘的那种事情却一次也没碰上。后来，有一天他到处寻找坏孩子，以便进行劝诫。他发现一座老铸铁厂那里聚着一群孩子。他们正在拿狗开心，他们把十四五条狗拴成一串，还准备把硝化甘油的空桶栓到它们的尾巴上，给它们打扮一番。雅各布看了心里非常难过。他坐到一只硝化甘油的空桶上（义不容辞时，他是从不在乎油污的），用力抓住领头的那条狗的颈圈，然后转过脸去，以斥责的目光怒视着那个淘气的汤姆·琼斯。但是，恰在这时，市参议员麦威尔特满脸怒气走了过来。那几个坏孩子一哄而散，全都跑掉了。雅各布·布利文斯却神态坦然地站了起来，套用主日学校课本中演讲词的庄严词语开始讲话了。演讲词的开头总是“啊，先生！”之类的。事实上，任何一个孩子，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讲话从不用“啊，先生！”开头。可是，那位市议员哪有耐性听他的下文，揪住他的耳朵原地扭转过来，照着他的屁股狠狠揍了一巴掌。顷刻间，雅各布的身子就冲出房顶，飞向太阳。那拴成一串的15条狗像条风筝尾巴似地也跟在他的后面飞了出去。地上那个旧铸铁厂和市参议员的身影也顿时消逝殆尽。小雅各布·布利文斯历尽艰辛，苦心准备的临终遗言再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了，除非他把遗言讲给鸟儿听。他的躯于虽说落在邻县的一棵树顶上，但其余的部分却是均匀地散落到四个城镇，所以人们必得连走五处去验查尸体，看他是否真死了，还要查明事件的原委。您大概从未见过一个孩子如此分尸的惨像吧。①
①甘油惨案借引某流动报纸上一则新闻，作者是谁，我要是知道早就写上了。——马克·吐温
这个力求进取的好孩子就这样死了，但是，他的结局并不像课本中讲的那样好。除他之外，别的跟他一样努力的孩子都得到了成功。雅各布的下场确乎有些出人意料。这其中的原因恐怕永远也弄不清了。
雅各布读过主日学校的全部课本；这些书给了他莫大的乐趣，这便是他的全部秘密。他深信主日学校课本里讲的那些好孩子的故事；他绝对相信。他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遇上书中讲的好孩子，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活人。大概，他们在他出生之前都已死掉了吧。每当他读到事迹突出的某个好孩子的时候，便赶快翻到文章的结尾，看看这孩子最后究竟如何，他想跑到数千里之外，当面看个仔细。但结果总是镜花水月，那好孩子在最后一章老是死掉，中间还有一幅葬礼的插图，他的亲属和主日学校的同学围在他的墓旁，他们都身着太短的裤子，头戴过大的帽子，手拿一码半长的大手绢捂着面孔哭。雅各布的盼头便这样化为泡影。那样的好孩子他是永远见不到的，因为他们总是在最后一章里死去。
雅各布怀有崇高的抱负，渴望自已被写进主日学校的课本里去。他希望，课本在介绍他的事迹时，能够附些插图，描绘他不肯对妈妈说谎和妈妈为此高兴得老泪横流的情景；还描写他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正在把一个便士舍给一位身边有六个孩子的叫化婆，叫她随意花用，但不要浪费，因为浪费是一种罪恶；另外一些插图描写他气量宽宏，不肯告发一个坏孩子，那个坏孩子在放学之后，总是躲在拐角处等他，用板条抽打他的脑袋，然后赶他回家，雅各布在前面走，那坏孩子跟在后面，“晦！晦！”地喊叫。这就是小雅各布·布利文斯的抱负。他虽然希望自已被写进主日学校的课本，但是想到好孩子的结局老是死去，心里不是个滋味。要知道，他是喜欢活着的。要做一个主日学校课本中的孩子，这是最不愉快之事。他知道做一个好孩子是有损于健康的。他也知道，像书中好孩子那样超凡脱俗，好得出奇，那比害肺病还要可怕；他还知道，书中的好孩子们没有一个活得长；即便人家把他写进书里，他也永远看不到，退一步讲，即便该书在他死前问世，也不会畅销，因为书后缺少葬礼的插图。他想到这一点，便有些苦恼。再说，如果缺少他对大伙的临终进言，这本主日学校的课本就不怎么样了。尽管如此，雅各布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根据情况尽力而为——也就是说，平安活着，能捱多久就多久，在末日到来之前，先把临终遗言备好。
然而，不知怎的，这个好孩子老是倒霉，他碰到的事情与书中好孩子所碰到的总是两样。书中的好孩子们总是玩得尽兴，而书中的坏孩子们老是摔断双腿；他呢，好像螺丝松了，做啥事情都适得其反。他发现吉姆·布莱克在偷别人树上的苹果，便赶忙跑到树底下给他读起坏孩子偷邻居树上的苹果，掉下来摔断胳膊的故事。说来也奇，吉姆真的掉下来了，不过正好掉在他的身上，吉姆安然无恙，他的胳膊倒被砸断了。雅各布真不明白，因为书中没有这种事呀！
有一次，几个坏孩子把一个瞎子推进泥坑，雅各布赶紧跑过去把他扶起来。雅各布以为，那个瞎子定会为他祝福。可是那个瞎子不仅没有为他祝福，反而用拐杖打他的脑袋，还说雅各布是想把他抓来重新推倒，然后再装模作样扶他起来。这件事也与书中说的全然不符。雅各布翻遍了全部课本，想弄清其中的道理。
雅各布还想做的一件好事是，找一条挨饿受欺、无家可归的瘸腿狗，带回家里，好好照料它，让它永远感激他。后来他果然找到了这样的一条狗，真是满心喜欢。他把这条狗带回家里，喂养起来，但是，当他抚弄它的时候，那狗猛地扑到他身上，把他的衣服撕得稀烂，裤子也仅剩下前裆的几片。他的那副狼狈相，叫人看了大吃一惊。雅各布追查权威性典籍，也没找出原因何在。那条狗与书中说的狗属于同种，但它的举动却大相径庭。这孩子干什么都会招来麻烦。同样的事，书中孩子们做了得益匪浅，他做了却总是倒霉。
一次，在去主日学校的路上，他看见一些坏孩子扬帆离岸，在船上玩耍，吓得要死，因为他从书中得知，凡在星期天出去划船的孩子没有一个不被水淹死。他赶紧乘上木筏追去告诫。可是他一脚踩滑了一截圆木，失足落水。有一个人很快把他救上岸来，医生抽出他腹中的积水，又用吹风器恢复了他的呼吸，不料，他竟因此患了感冒，卧床不起，时间长达九个星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船上的那几个坏孩子痛快淋漓地玩了一整天，活蹦乱跳地回到家里。雅各布·布利文斯说，书里哪有这种事啊。他全糊涂了。
雅各布病愈之后，不免有些丧气。不过，他还是决心继续试下去。他知道，截至目前，他的经历还不足以被写进书里，他还没有达到好孩子年岁极限，只要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止，最终还是能够名存书卷的。即使别的全部落空，临终遗言还是靠得住的。
于是雅各布又去查阅权威性的典籍，发现现在正是他投身海洋、去船上当差的时候了。他拜访了一位船长，并向他提出申请。当船长跟他要推荐信时，他自豪地掏出一本宗教小册子，用手指了指上面的一行字：“给雅各布·布利文斯。爱他的老师赠”。然而，这位船长是个粗俗的人，不懂斯文，他说，“啊，去他妈的，这管什么用！这丝毫不能证明你会涮盘子、倒垃圾桶。我看他不是想雇你”。这是雅各布有生以来所碰到的最难理解的事情。他读过的那些书历来都是这样说的：老师写在宗教小册子上的赞语无不打动船长的心灵，启开名利双收之门。他当时还疑心，是否听错了船长的意思。
雅各布苦头吃了不少，而权威性典籍所描绘的那种事情却一次也没碰上。后来，有一天他到处寻找坏孩子，以便进行劝诫。他发现一座老铸铁厂那里聚着一群孩子。他们正在拿狗开心，他们把十四五条狗拴成一串，还准备把硝化甘油的空桶栓到它们的尾巴上，给它们打扮一番。雅各布看了心里非常难过。他坐到一只硝化甘油的空桶上（义不容辞时，他是从不在乎油污的），用力抓住领头的那条狗的颈圈，然后转过脸去，以斥责的目光怒视着那个淘气的汤姆·琼斯。但是，恰在这时，市参议员麦威尔特满脸怒气走了过来。那几个坏孩子一哄而散，全都跑掉了。雅各布·布利文斯却神态坦然地站了起来，套用主日学校课本中演讲词的庄严词语开始讲话了。演讲词的开头总是“啊，先生！”之类的。事实上，任何一个孩子，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讲话从不用“啊，先生！”开头。可是，那位市议员哪有耐性听他的下文，揪住他的耳朵原地扭转过来，照着他的屁股狠狠揍了一巴掌。顷刻间，雅各布的身子就冲出房顶，飞向太阳。那拴成一串的15条狗像条风筝尾巴似地也跟在他的后面飞了出去。地上那个旧铸铁厂和市参议员的身影也顿时消逝殆尽。小雅各布·布利文斯历尽艰辛，苦心准备的临终遗言再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了，除非他把遗言讲给鸟儿听。他的躯于虽说落在邻县的一棵树顶上，但其余的部分却是均匀地散落到四个城镇，所以人们必得连走五处去验查尸体，看他是否真死了，还要查明事件的原委。您大概从未见过一个孩子如此分尸的惨像吧。①
①甘油惨案借引某流动报纸上一则新闻，作者是谁，我要是知道早就写上了。——马克·吐温
这个力求进取的好孩子就这样死了，但是，他的结局并不像课本中讲的那样好。除他之外，别的跟他一样努力的孩子都得到了成功。雅各布的下场确乎有些出人意料。这其中的原因恐怕永远也弄不清了。
我把一个农业报的临时编辑工作担任了下来，正如一个惯居陆地的人驾驶一只船那样，并不是毫无顾虑的。但是我当时处境很窘，使得薪金成了我追求的目标。这个报纸的常任编辑要出外休假，我就接受了他所提出的条件，代理了他的职务。
又有工作了，心里觉得非常舒服，我以孜孜不倦的兴致，整整干了一个星期。后来稿件付印，我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了一天，急于想看看我写的文章是否能引起什么注意。将近傍晚，我离开编辑室的时候，楼梯底下有一群大人和孩子以一致的动作向旁边闪避，给我让出路来，我听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人说：“这就是他！”这桩事情自然使我很高兴。第二天早上，我又发现类似的一群人在楼梯底下，另外还有些人，东一对西一个，到处在街上站着，在街道对面站着，很感兴趣地注视着我。我走近的时候，那一群人就分开向后退，我还听见一个人说，“你瞧他那双眼睛！”我假装没有看出我所引起的注意，可是内心却很得意，还准备写信给我的姑母叙述这种情况。我爬上那一道短短的楼梯，在走近门口时，听见一阵兴高采烈的声音和响亮的哈哈大笑。我把门打开，一眼瞟见两个乡下派头的青年人；他们看见我的时候，脸上都发白，显出害怕的样子，接着他们两人砰的一下子由窗户里冲了出去。我觉得有些诧异。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有一位飘着长胡子的老先生走进来，他的面容很文雅，可是颇为严肃。我请他坐，他就坐下了。他似乎是心中有点什么事情。他把帽子取下来，放在地板上，然后从帽子里面取出一条红绸子手巾和一份我们的报纸。
他把报纸放在膝头上，一面用手巾擦着眼镜，一面说道：“你就是新来的编辑吗？”
我说是的。
“你从前编过农业报吗？”
“没有，”我说，“这是我初次的尝试。”
“大概是这么回事。你对农业有过什么实际经验吗？”
“没有；可以说是没有。”
“我有一种直觉使我看出了这一点，”这位老先生把眼镜戴上，以严峻的神气从眼镜上面望着我说，同时他把那份报纸折成一个便于拿的样子。“我想把使我发生那种直觉的一段念给你听听。就是这篇社论。你听着，看这是不是你写的——
“‘萝卜不要用手摘，以免损害。最好是叫一个小孩子爬上去，把树接一摇。’”
“喏，你觉得怎么样？——我看这当真是你写的吧？”
“觉得怎么样？嗐，我觉得这很好呀。我觉得这很有道理。我相信单只在这个城市附近，每年就要因为在半熟的时候去搞萝卜而糟蹋了无数万担；假如大家叫小孩子爬上去摇萝卜树的话——”
“摇你的祖奶奶！萝卜不是长在树上的呀！”
“啊，不是那么长的，对不对？哎，谁说萝卜长在树上呢？我那句话是个比喻的说法，完全是比喻的说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意思是叫小孩子上去摇萝卜的藤呀。”
于是这位老人站起来，把他那份报纸撕得粉碎，还拿脚踩了一阵；他用手杖打破了几件东西，说我还不如一条牛知道得多；然后他就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了。总而言之，他的举动使我觉得他大概有所不满。可是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岔子，所以我对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随后不久，又有一个个子很高的死尸似的家伙，头上有几络细长的头发垂到肩膀上，他那满是坑坑洼洼的脸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短胡子，大概有一个星期没有刮过，他一下子冲进门里，站着不动，手指按在嘴唇上，头和身子都弯下去，做出静听的姿势。并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可是他还在听，仍旧没有声音。然后他就把门锁上，小心翼翼地跟着脚尖向我走过来，走到他勉强可以和我交谈的地方就站住，以浓厚的兴趣把我的面孔仔细察看了一会之后，从怀中掏出折了起来的一份我们的报纸，说道——
“啊，是你写的吧。请你念给我听——快点！帮我解脱痛苦吧。我难受得很。”
我念出了下面的文章；当那些词句从我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我看得出果然产生了解救的作用，看得出他那紧张的肌肉松弛下来，脸上的焦躁神情也消失了，安静和舒适的表情悄悄地掠过他的眉宇，就像慈祥的月光照在凄凉的景物上面一般：
瓜努①是一种很好的鸟，可是饲养必须多加小心。由产地输入的时期不宜在6月以前或9月以后。冬天应该把它养在温暖的地方，好让它把小鸟孵出来。
①原文为guano，意思是“海鸟粪”，根本不是鸟名，这里是译音。
我们今年谷物的收成显然会是很晚的。所以农人最好是在7月里开始把麦秸插上，同时将养麦饼种下，而不宜迟到8月间才种。
再谈谈南瓜吧。这种浆果是新英格兰内地人最喜欢吃的，他们觉得拿它制果子讲比醋栗子强，同时也认为拿它喂牛比复盆子好，因为它比较容易饱肚子，而且牛也爱吃。除了葫芦和一两种瓠瓜的变种而外，南瓜是柑橘科中惟一能在北方繁殖的蔬菜。但是把它和灌木一同种在前院里的那种老办法现在越来越不时兴了，因为一般人都认为靠南瓜树遮荫是一桩未见成效的事情。
现在暖和的天气快到了，公鹅已开始产卵——
这位兴奋的倾听者连忙向我跑过来，和我握手，他说——
“好了，好了——这就够了。现在我知道我并没有毛病，因为你念的正和我念的一样，一字一句都相符。可是，先生，今天早上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想：虽然我那些朋友把我监视得很严，我可从来不相信自己疯了！可是这下子我相信我确实是疯了；于是我大吼一声，那声音儿英里以外都可以听得见，接着我还想冲出去杀人——因为，你明白吧，我知道迟早会到这个地步，还不如趁早开始。我把你那篇文章当中的一段又念了一遍，为的是证明自己确实是疯了，然后我把自己的房子放火烧了，动手干起来。我已经把几个人打成了残废，另外还把一个家伙弄到树上，这样等我要的时候，还可以把他弄下来。可是我走过这儿的时候，觉得还是到里面来请教一下，把事情彻底弄清楚为好；现在确实是弄清楚了，我说刚才弄上树的那个小伙子真是运气好哩。要不然我回去的时候准会把他杀死。再见吧，先生，再见；你给我心里卸去了一副重担。我的理智居然抵住了你的一篇农业文章对我的影响，现在我知道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再使我的心理反常了。再见，先生。”
这个人为了给他自己开心而把人家打成了残废，还放火烧了房于，颇使我有点于心不安，因为我不免感到自己间接地与这些举动有些关系。可是这种念头很快就被撵走，因为正式的编辑进来了！（我心里想道，你假如听从我的意见，到埃及去了的话，那我还可以有机会大干一番；可是你偏不到那儿去，现在就回来了。我本来就担心着你会这样哩。）
编辑先生显得很懊恼、惶惑和沮丧。
他把那个老暴徒和那两个年轻的农民所捣毁的东西巡视了一番，然后说道：“这真是一桩很倒霉的事情——非常倒霉的事情。胶水瓶子打破了，还有六块玻璃，还有一只痰盂和两只蜡烛台。可是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报纸的名誉受到了损失——恐怕是永久的损失哩。当然，这个报纸从来没有像这样受过欢迎，也从来没有卖过这么多份数，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大的风头；可是我们难道希望靠疯狂行为出名，希望靠神经病发展业务吗？朋友，我给你说老实话，外面街上站满了人，还有许多人骑在栅栏上，大家都在等着要瞧你一眼，因为他们都认为你是个疯子。他们看了你写的那些文章之后，当然也就不免有那种想法。你那些大作真是新闻界的耻辱。嗐，你怎么居然会异想天开，认为自己可以编这种报纸呢？你似乎连农业上的一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嘛。你提到犁沟和犁耙，就把它们当成同一种东西；你还说什么牛换羽毛的季节；还主张饲养臭猫①，因为它好玩，又最善于捉耗子！你说什么给蛤蜊奏乐就可以使它规规矩矩呆着不动，真是废话——地道的废话。什么也不会惊动蛤蜊呀。蛤蜊经常都是规规矩矩呆着不动的。蛤蜊对音乐根本就丝毫不感兴趣。啊，天哪，朋友！即令你把专门学糊涂当做一生的学业，那你毕业的时候也不可能比现在得到更高的荣誉。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你说什么七叶果作为商品越来越受欢迎，这简直是有意要毁掉这份报纸。我叫你放弃这个职务，赶快滚蛋。我也不要再休假了——休了假也不痛快。叫你在这儿代替我的职务，当然我就无法安心休假了。我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不知你还要提出一此什么别的卞张。我一想到你在‘园艺’这一栏里讨论养蚝场的问题，就禁不住冒火。现在我叫你滚。天大的事情也不能让我再去休一天假了。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对农业一窍不通呢？”
①臭猫是一种放出强烈臭气的野兽，根本不能饲养。
“告诉你吗，你这玉米秆，你这白菜帮子，你这卷心菜仔子①？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这种无情无义的话哩。我告诉你吧，我干编辑这一行已经干了十四年，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当个编辑需要有什么知识才行。你这萝卜头！请问你，是谁给那些第二流的报纸写剧评的？嗐，还不是一些出了师的鞋匠和药剂帅的学徒吗？他们对于演戏的知识并不见得比我的农业知识强呀。是谁在写书评呢？都是些从来没有着过书的人。是谁写那些关于财政的长篇大论？就是那些对财政恰好是一无所知的诸公。是谁在评论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呢？就是那些连临阵的吼叫和林中的狗叫都辨别不清楚、从来没拿着印第安人的战斧飞奔猛冲的人，也就是没有从家里人的身上拔下箭来烧过营火的大人先生们。是谁写文章呼吁戒酒、大声疾呼地警告纵酒之害的呢？就是那些直到进了坟墓的时候嘴里才会不带酒气的人们。谁编农业刊物呢？就是你吗——你这山药蛋？一般而论，都是些写诗碰了壁、写黄色小说又不成功、写噱头剧本也不行、编本地新闻也失败了的人，他们最后才退守农业这一行，借此暂时免于进游民收容所。你居然来教训我，大言不惭地谈起办报的问题来了！先生，这一行我是从头到尾都精通了的，老实告诉你，一个人越是一无所知，他就越是有名气，薪金也越拿得多。天知道，我如果不是受过教育，而是愚昧无知，不是这样小心翼翼，而是轻举妄动，那我很可以在这个冷酷自私的世界上成了名哩。我告辞了，先生。你既然这样对待我，我是十分情愿走的。可是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在你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我已经履行了合同。我说过我能够使你的报纸投合各阶层的脾胃——这一点我做到了。我说过我能够使你的报纸销数增加到两万份；如果我能再编两个星期，那原是不成问题的。我本可以给你找到一个农业报纸所能得到的一批最好的读者——其中一个农民也没有，无论哪一个，要了他的命也弄不清楚西瓜树和桃子藤的区别。我们这次的决裂，吃亏的是你，而不是我，你这大黄梗！再见吧。”
①这位代理编辑故意乱用了一些植物名称来骂人，表示他对农业并非一无所知。以下三处也是这样。
于是我就离开了。
又有工作了，心里觉得非常舒服，我以孜孜不倦的兴致，整整干了一个星期。后来稿件付印，我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了一天，急于想看看我写的文章是否能引起什么注意。将近傍晚，我离开编辑室的时候，楼梯底下有一群大人和孩子以一致的动作向旁边闪避，给我让出路来，我听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人说：“这就是他！”这桩事情自然使我很高兴。第二天早上，我又发现类似的一群人在楼梯底下，另外还有些人，东一对西一个，到处在街上站着，在街道对面站着，很感兴趣地注视着我。我走近的时候，那一群人就分开向后退，我还听见一个人说，“你瞧他那双眼睛！”我假装没有看出我所引起的注意，可是内心却很得意，还准备写信给我的姑母叙述这种情况。我爬上那一道短短的楼梯，在走近门口时，听见一阵兴高采烈的声音和响亮的哈哈大笑。我把门打开，一眼瞟见两个乡下派头的青年人；他们看见我的时候，脸上都发白，显出害怕的样子，接着他们两人砰的一下子由窗户里冲了出去。我觉得有些诧异。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有一位飘着长胡子的老先生走进来，他的面容很文雅，可是颇为严肃。我请他坐，他就坐下了。他似乎是心中有点什么事情。他把帽子取下来，放在地板上，然后从帽子里面取出一条红绸子手巾和一份我们的报纸。
他把报纸放在膝头上，一面用手巾擦着眼镜，一面说道：“你就是新来的编辑吗？”
我说是的。
“你从前编过农业报吗？”
“没有，”我说，“这是我初次的尝试。”
“大概是这么回事。你对农业有过什么实际经验吗？”
“没有；可以说是没有。”
“我有一种直觉使我看出了这一点，”这位老先生把眼镜戴上，以严峻的神气从眼镜上面望着我说，同时他把那份报纸折成一个便于拿的样子。“我想把使我发生那种直觉的一段念给你听听。就是这篇社论。你听着，看这是不是你写的——
“‘萝卜不要用手摘，以免损害。最好是叫一个小孩子爬上去，把树接一摇。’”
“喏，你觉得怎么样？——我看这当真是你写的吧？”
“觉得怎么样？嗐，我觉得这很好呀。我觉得这很有道理。我相信单只在这个城市附近，每年就要因为在半熟的时候去搞萝卜而糟蹋了无数万担；假如大家叫小孩子爬上去摇萝卜树的话——”
“摇你的祖奶奶！萝卜不是长在树上的呀！”
“啊，不是那么长的，对不对？哎，谁说萝卜长在树上呢？我那句话是个比喻的说法，完全是比喻的说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意思是叫小孩子上去摇萝卜的藤呀。”
于是这位老人站起来，把他那份报纸撕得粉碎，还拿脚踩了一阵；他用手杖打破了几件东西，说我还不如一条牛知道得多；然后他就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了。总而言之，他的举动使我觉得他大概有所不满。可是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岔子，所以我对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随后不久，又有一个个子很高的死尸似的家伙，头上有几络细长的头发垂到肩膀上，他那满是坑坑洼洼的脸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短胡子，大概有一个星期没有刮过，他一下子冲进门里，站着不动，手指按在嘴唇上，头和身子都弯下去，做出静听的姿势。并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可是他还在听，仍旧没有声音。然后他就把门锁上，小心翼翼地跟着脚尖向我走过来，走到他勉强可以和我交谈的地方就站住，以浓厚的兴趣把我的面孔仔细察看了一会之后，从怀中掏出折了起来的一份我们的报纸，说道——
“啊，是你写的吧。请你念给我听——快点！帮我解脱痛苦吧。我难受得很。”
我念出了下面的文章；当那些词句从我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我看得出果然产生了解救的作用，看得出他那紧张的肌肉松弛下来，脸上的焦躁神情也消失了，安静和舒适的表情悄悄地掠过他的眉宇，就像慈祥的月光照在凄凉的景物上面一般：
瓜努①是一种很好的鸟，可是饲养必须多加小心。由产地输入的时期不宜在6月以前或9月以后。冬天应该把它养在温暖的地方，好让它把小鸟孵出来。
①原文为guano，意思是“海鸟粪”，根本不是鸟名，这里是译音。
我们今年谷物的收成显然会是很晚的。所以农人最好是在7月里开始把麦秸插上，同时将养麦饼种下，而不宜迟到8月间才种。
再谈谈南瓜吧。这种浆果是新英格兰内地人最喜欢吃的，他们觉得拿它制果子讲比醋栗子强，同时也认为拿它喂牛比复盆子好，因为它比较容易饱肚子，而且牛也爱吃。除了葫芦和一两种瓠瓜的变种而外，南瓜是柑橘科中惟一能在北方繁殖的蔬菜。但是把它和灌木一同种在前院里的那种老办法现在越来越不时兴了，因为一般人都认为靠南瓜树遮荫是一桩未见成效的事情。
现在暖和的天气快到了，公鹅已开始产卵——
这位兴奋的倾听者连忙向我跑过来，和我握手，他说——
“好了，好了——这就够了。现在我知道我并没有毛病，因为你念的正和我念的一样，一字一句都相符。可是，先生，今天早上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想：虽然我那些朋友把我监视得很严，我可从来不相信自己疯了！可是这下子我相信我确实是疯了；于是我大吼一声，那声音儿英里以外都可以听得见，接着我还想冲出去杀人——因为，你明白吧，我知道迟早会到这个地步，还不如趁早开始。我把你那篇文章当中的一段又念了一遍，为的是证明自己确实是疯了，然后我把自己的房子放火烧了，动手干起来。我已经把几个人打成了残废，另外还把一个家伙弄到树上，这样等我要的时候，还可以把他弄下来。可是我走过这儿的时候，觉得还是到里面来请教一下，把事情彻底弄清楚为好；现在确实是弄清楚了，我说刚才弄上树的那个小伙子真是运气好哩。要不然我回去的时候准会把他杀死。再见吧，先生，再见；你给我心里卸去了一副重担。我的理智居然抵住了你的一篇农业文章对我的影响，现在我知道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再使我的心理反常了。再见，先生。”
这个人为了给他自己开心而把人家打成了残废，还放火烧了房于，颇使我有点于心不安，因为我不免感到自己间接地与这些举动有些关系。可是这种念头很快就被撵走，因为正式的编辑进来了！（我心里想道，你假如听从我的意见，到埃及去了的话，那我还可以有机会大干一番；可是你偏不到那儿去，现在就回来了。我本来就担心着你会这样哩。）
编辑先生显得很懊恼、惶惑和沮丧。
他把那个老暴徒和那两个年轻的农民所捣毁的东西巡视了一番，然后说道：“这真是一桩很倒霉的事情——非常倒霉的事情。胶水瓶子打破了，还有六块玻璃，还有一只痰盂和两只蜡烛台。可是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报纸的名誉受到了损失——恐怕是永久的损失哩。当然，这个报纸从来没有像这样受过欢迎，也从来没有卖过这么多份数，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大的风头；可是我们难道希望靠疯狂行为出名，希望靠神经病发展业务吗？朋友，我给你说老实话，外面街上站满了人，还有许多人骑在栅栏上，大家都在等着要瞧你一眼，因为他们都认为你是个疯子。他们看了你写的那些文章之后，当然也就不免有那种想法。你那些大作真是新闻界的耻辱。嗐，你怎么居然会异想天开，认为自己可以编这种报纸呢？你似乎连农业上的一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嘛。你提到犁沟和犁耙，就把它们当成同一种东西；你还说什么牛换羽毛的季节；还主张饲养臭猫①，因为它好玩，又最善于捉耗子！你说什么给蛤蜊奏乐就可以使它规规矩矩呆着不动，真是废话——地道的废话。什么也不会惊动蛤蜊呀。蛤蜊经常都是规规矩矩呆着不动的。蛤蜊对音乐根本就丝毫不感兴趣。啊，天哪，朋友！即令你把专门学糊涂当做一生的学业，那你毕业的时候也不可能比现在得到更高的荣誉。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你说什么七叶果作为商品越来越受欢迎，这简直是有意要毁掉这份报纸。我叫你放弃这个职务，赶快滚蛋。我也不要再休假了——休了假也不痛快。叫你在这儿代替我的职务，当然我就无法安心休假了。我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不知你还要提出一此什么别的卞张。我一想到你在‘园艺’这一栏里讨论养蚝场的问题，就禁不住冒火。现在我叫你滚。天大的事情也不能让我再去休一天假了。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对农业一窍不通呢？”
①臭猫是一种放出强烈臭气的野兽，根本不能饲养。
“告诉你吗，你这玉米秆，你这白菜帮子，你这卷心菜仔子①？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这种无情无义的话哩。我告诉你吧，我干编辑这一行已经干了十四年，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当个编辑需要有什么知识才行。你这萝卜头！请问你，是谁给那些第二流的报纸写剧评的？嗐，还不是一些出了师的鞋匠和药剂帅的学徒吗？他们对于演戏的知识并不见得比我的农业知识强呀。是谁在写书评呢？都是些从来没有着过书的人。是谁写那些关于财政的长篇大论？就是那些对财政恰好是一无所知的诸公。是谁在评论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呢？就是那些连临阵的吼叫和林中的狗叫都辨别不清楚、从来没拿着印第安人的战斧飞奔猛冲的人，也就是没有从家里人的身上拔下箭来烧过营火的大人先生们。是谁写文章呼吁戒酒、大声疾呼地警告纵酒之害的呢？就是那些直到进了坟墓的时候嘴里才会不带酒气的人们。谁编农业刊物呢？就是你吗——你这山药蛋？一般而论，都是些写诗碰了壁、写黄色小说又不成功、写噱头剧本也不行、编本地新闻也失败了的人，他们最后才退守农业这一行，借此暂时免于进游民收容所。你居然来教训我，大言不惭地谈起办报的问题来了！先生，这一行我是从头到尾都精通了的，老实告诉你，一个人越是一无所知，他就越是有名气，薪金也越拿得多。天知道，我如果不是受过教育，而是愚昧无知，不是这样小心翼翼，而是轻举妄动，那我很可以在这个冷酷自私的世界上成了名哩。我告辞了，先生。你既然这样对待我，我是十分情愿走的。可是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在你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我已经履行了合同。我说过我能够使你的报纸投合各阶层的脾胃——这一点我做到了。我说过我能够使你的报纸销数增加到两万份；如果我能再编两个星期，那原是不成问题的。我本可以给你找到一个农业报纸所能得到的一批最好的读者——其中一个农民也没有，无论哪一个，要了他的命也弄不清楚西瓜树和桃子藤的区别。我们这次的决裂，吃亏的是你，而不是我，你这大黄梗！再见吧。”
①这位代理编辑故意乱用了一些植物名称来骂人，表示他对农业并非一无所知。以下三处也是这样。
于是我就离开了。
我辞职不干了。政府的工作好像照常运行，但不管怎么说，它的车轮上少了我这根辐条。我原来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份差事。我看得出来，政府其他人员的表情也很清楚：他们就是不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所以，我没法子只当官差而不丢面子。我在政府任职六天，如果我把这六天当中遇到的所有气人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详详细细地说出来，我可以写上一本书。他们指定我当贝类委员会的文书，却不许我同抄写员打台球。不打球虽说冷清一些，倒还可以容忍，只要内阁其他成员给我合乎我身份的待遇。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待我客气过。我一发现某个部门的头头推行一条错误路线，我就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去纠正他，我把这种事看成我的职责。可他们没有一回谢过我。我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去见海军部长，对他说：
“先生。我看法拉库特海军上将在欧洲啥也没干，闲闲散散，像是在郊游野餐。这个嘛，也许蛮不错，不过我不是这么看。他要是没有仗可打，还是让他回国吧。一个人带领整支舰队去旅游，没有什么好处。太浪费了。你注意，我不反对海军军官旅游——合情合理的旅游——厉行节约的旅游。现在，他们还不如沿密西西比河去放木排——”
你该听听他当时发多大的脾气！你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似的。可是我不在乎。我说我这个办法不花钱，既富于共和国的简朴精神，又万无一失。我说，你想安安静静地旅游，乘木排比乘什么都强。
这时候，海军部长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在政府供职，他问我是管什么的。我心想同一个政府里工作的人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真叫人莫明其妙，但我没有说出口来，只告诉他，我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你猜他发多大的脾气！他命令我滚出他这个地方，以后只许管我份内的事情。我头一个冲动是想撤他的职。不过，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人，而我又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才没有撤他。
接着我去找作战部部长。他压根儿不想见我，后来他知道我也在政府任职。我呢，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我想我才不会去找他。我先问他借个火（他当时正抽着烟），接着我对他说，他维护假释李将军①及其战友们的条款，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不赞成他对付平原上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我说他兵力过于分散。他应该吸住更多的印第安人——选一个有利的地形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双方都有足够的供应，然后来它个大。我说，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大最使他们心服。如果他不赞成大，我说第二个绝招是使用肥皂②和教育。肥皂和教育的效果不如大迅速，但是从长远考虑，更能致他们于死命。因为杀了一半，还剩一半，印第安人还能复原，可是如果你给他们上学，叫他们洗澡，结果他们迟早要完蛋。这个办法慢慢毁损他的体格，击中他生命基础的要害。我说：“先生，是时候了，必须残酷。对破坏平原的印第安人，用肥皂和拼音本加以严惩，让他们去死吧！”
①李将军（1807-1870），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队的统帅。
②Soap，双关语，另有收买的意思。
作战部部长问我是不是内阁成员，我说我是内阁成员。他又问担任什么职务，我说我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于是他下令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了我一天的自由。
打那以后，我真想不再吭声，随政府去，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使命在身，我不得不听从它的召唤。我访问了财政部长。他问我：
“您要点儿什么？”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防备。我说，“甜酒。”
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到这里来，先生，你就说，越简短越好。”
我说，他话题转得这么突然，我感到遗憾，这种做法令我反感。不过，在同前情况下，我不计较这件事，谈正事要紧。我接着恳切地告诫他，他作的报告长得出奇。我说作这么长的报告是浪费时间，没有必要，而且结构别扭。其中没有描写，没有诗，没有感情——没有主人公，没有情节，没有插图——连一幅木刻都没有。没有人会读这种报告，这是明摆着的事。我奉劝他不要因为写这样的报告而坏了自己的名声。如果他想在文学方面搞出点名堂来，他写的时候一定得多搞点花样。枯燥的细节绝对不能往上写。我说日历片之所以受大众欢迎，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诗句，有谜语，他的财政报告要是处处插进一点谜语，销路一定更好，比他写进报告里去的国内税收项目来劲得多。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态度十分诚恳，可是财政部长大发雷霆。他居然说我是一头蠢驴。他存心报复，咒骂了我一通，还说如果我再敢来干涉他的工作，他就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我说，既然我得不到与我官差身分相称的待遇，我就取帽告辞。我这就走了。这号人活像新冒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处女作快发表了，就自以为比谁都强。你甭想对他们提什么建议。
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好像我凡是履行职责的时候，总是碰一鼻子灰。然而我做的事，我打算做的事，用意都是为我们国家好。我受了冤屈，痛苦万分，没准会逼得我得出不公正的、有害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国务卿、作战部部长、财政部长和我其他同僚准是一开始就想把我撵出政府。我在政府供职那会儿只参加过一次内阁会议。那一次就够我受的了。白宫看门的那位公仆好像不情愿为我放行，后来我问他内阁其他成员都到了没有。他说都到了，我这才走了进去。他们都在场，但是没有一个人请我坐下。他们两只眼瞪着我，好像我是外人似的。总统说：
“先生，您是什么人？”
我把我名片递给他，他念道：“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马克·吐温”。接着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个人。财政部长说：
“就是这头捣乱的蠢驴跑来对我说，要我在报告里写诗句、出谜语，把财政报告当成日历片。”
作战部部长说：“就是这个人做白日梦，他昨天跑来给我出主意，叫我用教育的办法把一部分印第安人教死，其余的印第安人统统杀光。”
海军部长说：“我认识这个年轻人，就是他这个星期再三干扰我的工作。他担心法拉库特上将率领整支舰队是在旅游，用他的话说，是在旅游。他发神经病，建议海军乘木排旅游，荒唐透顶，我没法重复他说过的话。”
我说：“先生们，我看你们都想对我做的每一件公务抹黑；而且我看得出你们都不想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今天这个会，我什么通知都没有接到。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要开内阁会议。可这些事我就不说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这是不是开内阁会议？”
总统说是内阁会议。
“那好，”我说，“咱们马上讨论正事，时间宝贵，不能浪费，不要互相揭老底，这不像样子。”
这时候，国务卿开腔了，他用最亲切的口气对我说：“年轻人，你想错了。国会各个委员会的文书不是内阁成员。就好比国会议会厅看门的不是内阁成员一样，你听来好像觉得奇怪。因此，我们虽然在审议国事中很希望能听到你超群的见解，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审议国内大事，你不能参加；万一有不测的事发生，这是常有的事，你会感到难受，但你用自己的言行竭力制止过，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我祝福你。再会了。”
他这些话说得温和妥贴，我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安慰；我就离开了会场。但是，国家的公仆不知安宁为何物。我刚回到国会大厦我那间小办公室，拿出议员的派头刚把两只脚跷到桌子上，贝类委员会一位议员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对我说：
“你这一整天到哪里去了？”
我说，如果此事与他有关，那么我是去参加内阁会议了。
“内阁会议？我倒想知道，你去参加内阁会议干什么？”
我说我是去出主意的——为论证的需要，我还说此事从各方面讲都同他有关。他当时极为无礼，最后说什么他找了我3天，要我抄写一份有关炸弹壳、鸡蛋壳、蚌壳还有什么乱七八糟贝壳的文件，可谁也找不到我。
这太过分了。他这根羽毛一加上去，我这个抄写员的骆驼背压折了。我说，“先生，你以为我是为6个美元一天在干活吗？你要真是这么以为，那么我建议参议院贝类委员会另请高明。我不是什么党派组织的奴隶！你那些降低我身份的差使，给我收回去吧。不自由，毋宁死！”
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担任政府工作了。我在那个部门坐冷板凳，受内阁的奚落，最后我想讨好的那个委员会主席训了我一顿，我蒙受，远离我那既冒风险、又吸引人的伟大的工作，在危急的时刻抛弃了我那正在流血的祖国。
但是，我为国家尽过力，我呈上报销单：
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博士
向美利坚合众国报销：
作战部咨询 50美元
海军部咨询 50美元
财政部咨询 50美元
内阁咨询 免费
往返耶路撒冷旅费①，途经埃及，阿尔及尔、直布罗陀与卡迪斯②，行程14000英里，每英里按20美分计 共2，800美元
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薪金，每天6美元，共6天 36美元
总计 2，986美元
①准州（指待成立。尚未正式批准的州——译者）代表的旅费都按往返旅程报销，尽管他们一去不复返。我为什么不能这么报，百思不得其解。——原注
②西班牙西南部一海港。
除了文书薪金36元这个小数目之外，报销单上各项竟没有一项照付。财政部长逼得我山穷水尽，拿起笔来把我其它各项支出统统划掉，只在边上批了“不准”两字。居然赖账！这国家完蛋了。
我的官场生涯眼看是完了。让那些愿意上勾的文书留下去干吧。据我了解，各部门许多文书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内阁会议；他们对于战争、财政、商业有什么高见，国家领袖从来不去询问，好像他们不是政府里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天天在办公室干活！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对国家来说多么重要，他们一举一动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你瞧他们在饭店里点菜时候那副神气——但他们是在工作呀。我认识一位文书，他得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式各样小纸片贴到剪贴簿里去——有时候一天要贴八张、十张之多。他贴得不怎么样，可是他拿出了最大的本事去贴。这活儿是最累人的。它淘空你的才智。可是他只挣1800美元一年。那位年轻人有这么好的头脑，要是愿意干别的行当，他可以攒起好几千好几千美元。可是，他不——他的心向着祖国，只要祖国还剩下一本剪贴簿，他就甘心为祖国去贴。我认识几位文书，他们不知道怎么写，可是他们有多少知识就把多少知识尊敬地奉献在祖国的脚下，累死累活，受苦受难，就为这2500百美元的年薪。他们写的东西，有时候别的文书不得不重写，可是你已经为国家尽了力，国家还能埋怨你吗？有些文书，找不到文书的活儿，就等啊，等啊，等什么时候有个空缺——耐心地等待一个为祖国效劳的机会——而在他们等的时候，只给他们2000元一年。这可真惨——太惨了，太惨了。如果国会议员一位朋友很有才能又没有工作，无法施展他伟大的抱负，那位议员就会把他交给祖国，安排他在一个部门当文书。那个人就得当一辈子奴隶，为了从不替他考虑、从不同情他的国家的利益而同文件去开仗——就不过为了两三千元一年的薪俸。我要是把几个部门所有文书的情况统统列举出来，说明他们干的是什么活儿，拿的又是多少钱，那么，你会发现文书还差一半，就他们干的活儿说，工资也还差一半呢。
“先生。我看法拉库特海军上将在欧洲啥也没干，闲闲散散，像是在郊游野餐。这个嘛，也许蛮不错，不过我不是这么看。他要是没有仗可打，还是让他回国吧。一个人带领整支舰队去旅游，没有什么好处。太浪费了。你注意，我不反对海军军官旅游——合情合理的旅游——厉行节约的旅游。现在，他们还不如沿密西西比河去放木排——”
你该听听他当时发多大的脾气！你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似的。可是我不在乎。我说我这个办法不花钱，既富于共和国的简朴精神，又万无一失。我说，你想安安静静地旅游，乘木排比乘什么都强。
这时候，海军部长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在政府供职，他问我是管什么的。我心想同一个政府里工作的人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真叫人莫明其妙，但我没有说出口来，只告诉他，我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你猜他发多大的脾气！他命令我滚出他这个地方，以后只许管我份内的事情。我头一个冲动是想撤他的职。不过，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人，而我又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才没有撤他。
接着我去找作战部部长。他压根儿不想见我，后来他知道我也在政府任职。我呢，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我想我才不会去找他。我先问他借个火（他当时正抽着烟），接着我对他说，他维护假释李将军①及其战友们的条款，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不赞成他对付平原上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我说他兵力过于分散。他应该吸住更多的印第安人——选一个有利的地形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双方都有足够的供应，然后来它个大。我说，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大最使他们心服。如果他不赞成大，我说第二个绝招是使用肥皂②和教育。肥皂和教育的效果不如大迅速，但是从长远考虑，更能致他们于死命。因为杀了一半，还剩一半，印第安人还能复原，可是如果你给他们上学，叫他们洗澡，结果他们迟早要完蛋。这个办法慢慢毁损他的体格，击中他生命基础的要害。我说：“先生，是时候了，必须残酷。对破坏平原的印第安人，用肥皂和拼音本加以严惩，让他们去死吧！”
①李将军（1807-1870），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队的统帅。
②Soap，双关语，另有收买的意思。
作战部部长问我是不是内阁成员，我说我是内阁成员。他又问担任什么职务，我说我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于是他下令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了我一天的自由。
打那以后，我真想不再吭声，随政府去，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使命在身，我不得不听从它的召唤。我访问了财政部长。他问我：
“您要点儿什么？”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防备。我说，“甜酒。”
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到这里来，先生，你就说，越简短越好。”
我说，他话题转得这么突然，我感到遗憾，这种做法令我反感。不过，在同前情况下，我不计较这件事，谈正事要紧。我接着恳切地告诫他，他作的报告长得出奇。我说作这么长的报告是浪费时间，没有必要，而且结构别扭。其中没有描写，没有诗，没有感情——没有主人公，没有情节，没有插图——连一幅木刻都没有。没有人会读这种报告，这是明摆着的事。我奉劝他不要因为写这样的报告而坏了自己的名声。如果他想在文学方面搞出点名堂来，他写的时候一定得多搞点花样。枯燥的细节绝对不能往上写。我说日历片之所以受大众欢迎，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诗句，有谜语，他的财政报告要是处处插进一点谜语，销路一定更好，比他写进报告里去的国内税收项目来劲得多。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态度十分诚恳，可是财政部长大发雷霆。他居然说我是一头蠢驴。他存心报复，咒骂了我一通，还说如果我再敢来干涉他的工作，他就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我说，既然我得不到与我官差身分相称的待遇，我就取帽告辞。我这就走了。这号人活像新冒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处女作快发表了，就自以为比谁都强。你甭想对他们提什么建议。
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好像我凡是履行职责的时候，总是碰一鼻子灰。然而我做的事，我打算做的事，用意都是为我们国家好。我受了冤屈，痛苦万分，没准会逼得我得出不公正的、有害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国务卿、作战部部长、财政部长和我其他同僚准是一开始就想把我撵出政府。我在政府供职那会儿只参加过一次内阁会议。那一次就够我受的了。白宫看门的那位公仆好像不情愿为我放行，后来我问他内阁其他成员都到了没有。他说都到了，我这才走了进去。他们都在场，但是没有一个人请我坐下。他们两只眼瞪着我，好像我是外人似的。总统说：
“先生，您是什么人？”
我把我名片递给他，他念道：“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马克·吐温”。接着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个人。财政部长说：
“就是这头捣乱的蠢驴跑来对我说，要我在报告里写诗句、出谜语，把财政报告当成日历片。”
作战部部长说：“就是这个人做白日梦，他昨天跑来给我出主意，叫我用教育的办法把一部分印第安人教死，其余的印第安人统统杀光。”
海军部长说：“我认识这个年轻人，就是他这个星期再三干扰我的工作。他担心法拉库特上将率领整支舰队是在旅游，用他的话说，是在旅游。他发神经病，建议海军乘木排旅游，荒唐透顶，我没法重复他说过的话。”
我说：“先生们，我看你们都想对我做的每一件公务抹黑；而且我看得出你们都不想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今天这个会，我什么通知都没有接到。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要开内阁会议。可这些事我就不说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这是不是开内阁会议？”
总统说是内阁会议。
“那好，”我说，“咱们马上讨论正事，时间宝贵，不能浪费，不要互相揭老底，这不像样子。”
这时候，国务卿开腔了，他用最亲切的口气对我说：“年轻人，你想错了。国会各个委员会的文书不是内阁成员。就好比国会议会厅看门的不是内阁成员一样，你听来好像觉得奇怪。因此，我们虽然在审议国事中很希望能听到你超群的见解，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审议国内大事，你不能参加；万一有不测的事发生，这是常有的事，你会感到难受，但你用自己的言行竭力制止过，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我祝福你。再会了。”
他这些话说得温和妥贴，我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安慰；我就离开了会场。但是，国家的公仆不知安宁为何物。我刚回到国会大厦我那间小办公室，拿出议员的派头刚把两只脚跷到桌子上，贝类委员会一位议员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对我说：
“你这一整天到哪里去了？”
我说，如果此事与他有关，那么我是去参加内阁会议了。
“内阁会议？我倒想知道，你去参加内阁会议干什么？”
我说我是去出主意的——为论证的需要，我还说此事从各方面讲都同他有关。他当时极为无礼，最后说什么他找了我3天，要我抄写一份有关炸弹壳、鸡蛋壳、蚌壳还有什么乱七八糟贝壳的文件，可谁也找不到我。
这太过分了。他这根羽毛一加上去，我这个抄写员的骆驼背压折了。我说，“先生，你以为我是为6个美元一天在干活吗？你要真是这么以为，那么我建议参议院贝类委员会另请高明。我不是什么党派组织的奴隶！你那些降低我身份的差使，给我收回去吧。不自由，毋宁死！”
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担任政府工作了。我在那个部门坐冷板凳，受内阁的奚落，最后我想讨好的那个委员会主席训了我一顿，我蒙受，远离我那既冒风险、又吸引人的伟大的工作，在危急的时刻抛弃了我那正在流血的祖国。
但是，我为国家尽过力，我呈上报销单：
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博士
向美利坚合众国报销：
作战部咨询 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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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咨询 免费
往返耶路撒冷旅费①，途经埃及，阿尔及尔、直布罗陀与卡迪斯②，行程14000英里，每英里按20美分计 共2，800美元
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薪金，每天6美元，共6天 36美元
总计 2，986美元
①准州（指待成立。尚未正式批准的州——译者）代表的旅费都按往返旅程报销，尽管他们一去不复返。我为什么不能这么报，百思不得其解。——原注
②西班牙西南部一海港。
除了文书薪金36元这个小数目之外，报销单上各项竟没有一项照付。财政部长逼得我山穷水尽，拿起笔来把我其它各项支出统统划掉，只在边上批了“不准”两字。居然赖账！这国家完蛋了。
我的官场生涯眼看是完了。让那些愿意上勾的文书留下去干吧。据我了解，各部门许多文书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内阁会议；他们对于战争、财政、商业有什么高见，国家领袖从来不去询问，好像他们不是政府里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天天在办公室干活！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对国家来说多么重要，他们一举一动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你瞧他们在饭店里点菜时候那副神气——但他们是在工作呀。我认识一位文书，他得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式各样小纸片贴到剪贴簿里去——有时候一天要贴八张、十张之多。他贴得不怎么样，可是他拿出了最大的本事去贴。这活儿是最累人的。它淘空你的才智。可是他只挣1800美元一年。那位年轻人有这么好的头脑，要是愿意干别的行当，他可以攒起好几千好几千美元。可是，他不——他的心向着祖国，只要祖国还剩下一本剪贴簿，他就甘心为祖国去贴。我认识几位文书，他们不知道怎么写，可是他们有多少知识就把多少知识尊敬地奉献在祖国的脚下，累死累活，受苦受难，就为这2500百美元的年薪。他们写的东西，有时候别的文书不得不重写，可是你已经为国家尽了力，国家还能埋怨你吗？有些文书，找不到文书的活儿，就等啊，等啊，等什么时候有个空缺——耐心地等待一个为祖国效劳的机会——而在他们等的时候，只给他们2000元一年。这可真惨——太惨了，太惨了。如果国会议员一位朋友很有才能又没有工作，无法施展他伟大的抱负，那位议员就会把他交给祖国，安排他在一个部门当文书。那个人就得当一辈子奴隶，为了从不替他考虑、从不同情他的国家的利益而同文件去开仗——就不过为了两三千元一年的薪俸。我要是把几个部门所有文书的情况统统列举出来，说明他们干的是什么活儿，拿的又是多少钱，那么，你会发现文书还差一半，就他们干的活儿说，工资也还差一半呢。
现在我已经不是参议员老爷的私人秘书了。这个职位我稳稳当当地担任了两个月，而且是干得兴致勃勃的，但是后来我干的好事又找上门来——这就是说，我的杰作从别处转回来，原形毕露了。我估量着最好是辞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还在清早的时候，我的东家叫我去，于是我给他最近所作的一次关于财政的精彩演说暗自添了一些不可捉摸的话进去之后，马上就去见他。他脸上有些可怕的表情。他的领带也没有打好，头发乱蓬蓬的，他的神气表现出阴云密布、雷霆将发的征兆。他手里紧紧地捏着一把信件，我知道那是可怕的太平洋铁路的邮件到了。他说：
“我还以为你是值得信任的哩。”
我说：“是，先生。”
他说：“我把内华达州的一些选民写来的一封信交给你，他们要求在包尔温牧场设立一所邮局，我叫你写封回信，要尽量写得巧妙一点，给他们举出一些理由，使他们相信那地方还没有设立邮局的十分必要。”
我觉得安心一些了。“啊，要是您的意思不过是这样的话，先生，那我已经遵命照办了。”
“是呀，你的确照办了。我把你的回信念给你听听，让你去惭愧惭愧吧：
斯密士、琼斯及其他诸位先生：
你们要求在包尔温牧场设一个邮局，这是开什么玩笑呢？这对你们是毫无益处的。假如有信寄到你们那里来，你们也看不懂，是不是？还有一点，如果有寄钱的信，要经过你们那里寄到别的地方去，那就难得安全通过，这想必是你们马上就明白的；结果就不免给我们大家都找些麻烦。算了吧，千万不要打算在你们那地方办邮局。我非常关心你们的利益，觉得这只是一种装饰门面的荒唐计划。你们所缺乏的是一所很好的监狱，明白吗——一所修得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监狱和一所免费学校。这两种建设对你们是有长远利益的。这足以使你们感到真正的满意和快乐，我可以马上在国会提出这个议案。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11月24日，于华盛顿。
“你就是这样答复那封信的。那些人说我要是再到那带地方去，他们就要把我绞死；我也很相信他们一定会这么干。”
“唉，先生，当初我可不知道这会闯什么祸。我不过是要说服他们罢了。”
“啊！真是，你的确把他们说服了，我丝毫也不怀疑。你看，这儿还有另外一封宝贝信。我把内华达的几位先生寄来的一份请愿书交给你，他们请求我设法叫国会通过一个议案，批准内华达州的美以美主教派教会为法定团体。我叫你回信告诉他们，制订这种法案应该属州议会的职权范围；并且还要设法使他们明白，目前在他们那个新州里，宗教界人士力量还很薄弱，所以正式成立教会是否适当，颇成问题。你的回信是怎么写的呢？”
约翰·哈里法克斯牧师及其他诸位先生：
你们应该去找州议会解决你们那个投机事业——关于宗教的问题，国会是不闻不问的。但是你们也不要忙着去找州议会；因为你们在那新设的州里打算做的这件事情是不适当的——事实上，这简直是荒谬得很。你们那里信教的人实力太薄弱，无论在智能方面、道德方面、虔诚方面都不行——一切都差得远。你们最好放弃这个计划——这是行不通的。你们办这种团体，并不能发行债券——即令可以发行，那也会使你们经常为难。别的教派会攻击这桩事情，他们会“压低行市”、“卖空头”，使你们的债券垮台。他们会像对付你们那里的银矿那样，采取同样的手段对付你们——他们会想尽方法使大家都相信那是‘盲目的投机事业’。你们的计划只足以把一种神圣事业弄得声名狼藉，这种事情你们是不应该做的。你们应该自觉惭愧——这是我对你们的意见。你们的请愿书末尾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定永远祈祷。’我也认为你们要这样做才对——你们必须这么办。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11月24日，于华盛顿。
“这封聪明的信把我的选民当中的宗教界人士对我的好感完全断送了。可是我好像还怕我的生命毁得不够彻底似的，不知有一种什么倒霉的念头又使我把旧金山市参议会里那些威严的长老们递来的申请书交给你，让你试试你的笔墨——这个申请书是要求国会制订法律，规定把旧金山市海滨地区的航运税划给他们那个市来收。我告诉你说，这个问题提到国会里去讨论是有危险性的。我叫你给那些市参议员写封含糊其词的回信——一封不着边际的信——这封信里要极力避免对航运税的问题认真考虑和讨论。你现在如果还有一点知觉的话——如果还知道羞耻——那么我把你遵照我的吩咐写的这封回信念给你听听，是应该可以使你惭愧的：
可敬的市参议会诸位先生：
大家敬爱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早已逝世。他那长久的、光辉灿烂的一生已永远结束，令人不胜痛悼。他在我们这带地方是大受敬仰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悲哀。他是1799年12月14日去世的。他安静地离开了他一生的荣誉和伟大成就的场所，他是最受人哀悼的英雄，也是全世界被死神接去的最亲爱的人物。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却提出航运税的问题！——他遭的是什么运呀！
名誉算什么！名誉不过是偶然之事而已。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了一只苹果掉在地下——这其实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发现，而且也是千百万人在他之前早已发现了的事情——但是他的父母是有势力的，于是他们就把那件小小的事体拼命吹嘘，把它说得了不起，结果全世界的人就老老实实地相信这种吹牛的话，于是几乎在一转瞬间，那个人就成名了。好好地体会这种见解吧。
诗歌，美妙的诗歌啊，世人所得你的好处有多大，叫谁来评定呀！
“玛丽有一只小羔羊，它有一身雪白的毛——
无论玛丽到什么地方去，它老是和她一道。”
“杰克和吉尔往山上走
去提一桶水下来；
杰克跌了一跤滚下山，摔破了头顶，
吉尔也跟着他滚下来。”
这两首诗都写得很朴质，用字也很高雅，再则诗中没有猥亵的倾向，所以我认为都是很宝贵的珍品。它们适合于各色各样的人去领会，适合各种生活范围的人——合于田野，合于育婴室，合于商人的行会。尤其是参议会不能不欣赏这两首诗。
可敬的老顽固先生们！请常通讯吧。友谊的书信往来还是对人最有好处的。请再来信吧——如果你们这封申请书里特别提到了什么问题，务请再加说明，毋须有所顾忌。我们决不会嫌你们唠叨。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11月27日，于华盛顿。
“这封信真是糟糕透顶，简直是要命！神经病！”
“唉，先生，这封信要是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实在是非常抱歉——可是——可是我觉得这倒是避开了航运税的问题没有谈呀。”
“避开了屁！啊！——可是不管它吧。现在既然是要遭殃，就干脆让它来个彻底吧。干脆让它来个彻底——让你这篇最后的杰作来收场吧，我马上就要念给你听。我简直完蛋了。我把从亨保德来的那封信交给你的时候，本来就有点担心。他们要求把印第安谷到莎士比亚山峡和中间各站的邮路照摩门老路做部分的修正。可是我给你说过，这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我提醒过你，要灵活应付——回信要说得含糊一点，让他们莫名其妙。可是你这要命的低能脑筋弄得你写了这么一封糟糕的回信。我看你要是还没有完全丧失羞耻心的话，简直要把耳朵堵起来才行：
柏金士、华格纳及其他诸位先生：
关于印第安路线的问题，是很伤脑筋的，但是如果以适当的灵活手腕和含糊态度来处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多少想出一些办法，因为在这条路线离开拉森草原的地方，去年冬天那两个勺尼族酋长‘破落冤家’和‘云的对手’就在附近被人剥掉头皮，有些人喜欢这条路线，但是另外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认为别的路线较好，而走摩门老路就要在早上三点钟由摩斯比镇出发，经过觉邦平地到布勒乔，再往下到壶把镇，大路由它右边经过，自然就把它丢在右边，然后又经过道生镇的左边，再往前走就到了汤玛浩克镇，这么走就可以使附近的旅客省点钱，也方便一点，还可以满足其他一些人所想到的一切愿望，因此也就是对最大多数人有最大的好处，所以我才有了信心，希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们如果希望对这个问题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只要邮务部能将有关情况提供给我，我随时都准备答复你们，并乐于效劳。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11月30日，于华盛顿。
“你看——你觉得这封信写得怎么样？”
“唉，我不知道，先生。这——唉，在我看来——这是很够含糊其词的。”
“含糊——滚出去吧！我简直完蛋了。那些亨保德的野蛮人为了我叫他们大伤脑筋去看这么一封不近人情的回信，决不会饶我。我失掉了美以美会对我的尊敬，得罪了市参议会那些人——”
“唉，这些我都无话可说，因为我给他们这两处写回信也许是写得不大得体，可是我对付包尔温牧场那些人，实在是对付得很聪明呀，将军①！”
①美国有些较有地位的人，往往被称为“将军”、“上校”等等。这是一种装点门面的头衔，他们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根本就没有当过军人。
“滚出去！滚出去！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我认为他这句话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表示，叫我无须再给他帮忙，所以我就辞职了。以后我决计不再给参议员当私人秘书。这种人实在太难伺候了。他们什么也不懂。你费尽心思，他们也不知好歹。
“我还以为你是值得信任的哩。”
我说：“是，先生。”
他说：“我把内华达州的一些选民写来的一封信交给你，他们要求在包尔温牧场设立一所邮局，我叫你写封回信，要尽量写得巧妙一点，给他们举出一些理由，使他们相信那地方还没有设立邮局的十分必要。”
我觉得安心一些了。“啊，要是您的意思不过是这样的话，先生，那我已经遵命照办了。”
“是呀，你的确照办了。我把你的回信念给你听听，让你去惭愧惭愧吧：
斯密士、琼斯及其他诸位先生：
你们要求在包尔温牧场设一个邮局，这是开什么玩笑呢？这对你们是毫无益处的。假如有信寄到你们那里来，你们也看不懂，是不是？还有一点，如果有寄钱的信，要经过你们那里寄到别的地方去，那就难得安全通过，这想必是你们马上就明白的；结果就不免给我们大家都找些麻烦。算了吧，千万不要打算在你们那地方办邮局。我非常关心你们的利益，觉得这只是一种装饰门面的荒唐计划。你们所缺乏的是一所很好的监狱，明白吗——一所修得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监狱和一所免费学校。这两种建设对你们是有长远利益的。这足以使你们感到真正的满意和快乐，我可以马上在国会提出这个议案。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11月24日，于华盛顿。
“你就是这样答复那封信的。那些人说我要是再到那带地方去，他们就要把我绞死；我也很相信他们一定会这么干。”
“唉，先生，当初我可不知道这会闯什么祸。我不过是要说服他们罢了。”
“啊！真是，你的确把他们说服了，我丝毫也不怀疑。你看，这儿还有另外一封宝贝信。我把内华达的几位先生寄来的一份请愿书交给你，他们请求我设法叫国会通过一个议案，批准内华达州的美以美主教派教会为法定团体。我叫你回信告诉他们，制订这种法案应该属州议会的职权范围；并且还要设法使他们明白，目前在他们那个新州里，宗教界人士力量还很薄弱，所以正式成立教会是否适当，颇成问题。你的回信是怎么写的呢？”
约翰·哈里法克斯牧师及其他诸位先生：
你们应该去找州议会解决你们那个投机事业——关于宗教的问题，国会是不闻不问的。但是你们也不要忙着去找州议会；因为你们在那新设的州里打算做的这件事情是不适当的——事实上，这简直是荒谬得很。你们那里信教的人实力太薄弱，无论在智能方面、道德方面、虔诚方面都不行——一切都差得远。你们最好放弃这个计划——这是行不通的。你们办这种团体，并不能发行债券——即令可以发行，那也会使你们经常为难。别的教派会攻击这桩事情，他们会“压低行市”、“卖空头”，使你们的债券垮台。他们会像对付你们那里的银矿那样，采取同样的手段对付你们——他们会想尽方法使大家都相信那是‘盲目的投机事业’。你们的计划只足以把一种神圣事业弄得声名狼藉，这种事情你们是不应该做的。你们应该自觉惭愧——这是我对你们的意见。你们的请愿书末尾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定永远祈祷。’我也认为你们要这样做才对——你们必须这么办。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11月24日，于华盛顿。
“这封聪明的信把我的选民当中的宗教界人士对我的好感完全断送了。可是我好像还怕我的生命毁得不够彻底似的，不知有一种什么倒霉的念头又使我把旧金山市参议会里那些威严的长老们递来的申请书交给你，让你试试你的笔墨——这个申请书是要求国会制订法律，规定把旧金山市海滨地区的航运税划给他们那个市来收。我告诉你说，这个问题提到国会里去讨论是有危险性的。我叫你给那些市参议员写封含糊其词的回信——一封不着边际的信——这封信里要极力避免对航运税的问题认真考虑和讨论。你现在如果还有一点知觉的话——如果还知道羞耻——那么我把你遵照我的吩咐写的这封回信念给你听听，是应该可以使你惭愧的：
可敬的市参议会诸位先生：
大家敬爱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早已逝世。他那长久的、光辉灿烂的一生已永远结束，令人不胜痛悼。他在我们这带地方是大受敬仰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悲哀。他是1799年12月14日去世的。他安静地离开了他一生的荣誉和伟大成就的场所，他是最受人哀悼的英雄，也是全世界被死神接去的最亲爱的人物。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却提出航运税的问题！——他遭的是什么运呀！
名誉算什么！名誉不过是偶然之事而已。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了一只苹果掉在地下——这其实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发现，而且也是千百万人在他之前早已发现了的事情——但是他的父母是有势力的，于是他们就把那件小小的事体拼命吹嘘，把它说得了不起，结果全世界的人就老老实实地相信这种吹牛的话，于是几乎在一转瞬间，那个人就成名了。好好地体会这种见解吧。
诗歌，美妙的诗歌啊，世人所得你的好处有多大，叫谁来评定呀！
“玛丽有一只小羔羊，它有一身雪白的毛——
无论玛丽到什么地方去，它老是和她一道。”
“杰克和吉尔往山上走
去提一桶水下来；
杰克跌了一跤滚下山，摔破了头顶，
吉尔也跟着他滚下来。”
这两首诗都写得很朴质，用字也很高雅，再则诗中没有猥亵的倾向，所以我认为都是很宝贵的珍品。它们适合于各色各样的人去领会，适合各种生活范围的人——合于田野，合于育婴室，合于商人的行会。尤其是参议会不能不欣赏这两首诗。
可敬的老顽固先生们！请常通讯吧。友谊的书信往来还是对人最有好处的。请再来信吧——如果你们这封申请书里特别提到了什么问题，务请再加说明，毋须有所顾忌。我们决不会嫌你们唠叨。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11月27日，于华盛顿。
“这封信真是糟糕透顶，简直是要命！神经病！”
“唉，先生，这封信要是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实在是非常抱歉——可是——可是我觉得这倒是避开了航运税的问题没有谈呀。”
“避开了屁！啊！——可是不管它吧。现在既然是要遭殃，就干脆让它来个彻底吧。干脆让它来个彻底——让你这篇最后的杰作来收场吧，我马上就要念给你听。我简直完蛋了。我把从亨保德来的那封信交给你的时候，本来就有点担心。他们要求把印第安谷到莎士比亚山峡和中间各站的邮路照摩门老路做部分的修正。可是我给你说过，这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我提醒过你，要灵活应付——回信要说得含糊一点，让他们莫名其妙。可是你这要命的低能脑筋弄得你写了这么一封糟糕的回信。我看你要是还没有完全丧失羞耻心的话，简直要把耳朵堵起来才行：
柏金士、华格纳及其他诸位先生：
关于印第安路线的问题，是很伤脑筋的，但是如果以适当的灵活手腕和含糊态度来处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多少想出一些办法，因为在这条路线离开拉森草原的地方，去年冬天那两个勺尼族酋长‘破落冤家’和‘云的对手’就在附近被人剥掉头皮，有些人喜欢这条路线，但是另外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认为别的路线较好，而走摩门老路就要在早上三点钟由摩斯比镇出发，经过觉邦平地到布勒乔，再往下到壶把镇，大路由它右边经过，自然就把它丢在右边，然后又经过道生镇的左边，再往前走就到了汤玛浩克镇，这么走就可以使附近的旅客省点钱，也方便一点，还可以满足其他一些人所想到的一切愿望，因此也就是对最大多数人有最大的好处，所以我才有了信心，希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们如果希望对这个问题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只要邮务部能将有关情况提供给我，我随时都准备答复你们，并乐于效劳。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11月30日，于华盛顿。
“你看——你觉得这封信写得怎么样？”
“唉，我不知道，先生。这——唉，在我看来——这是很够含糊其词的。”
“含糊——滚出去吧！我简直完蛋了。那些亨保德的野蛮人为了我叫他们大伤脑筋去看这么一封不近人情的回信，决不会饶我。我失掉了美以美会对我的尊敬，得罪了市参议会那些人——”
“唉，这些我都无话可说，因为我给他们这两处写回信也许是写得不大得体，可是我对付包尔温牧场那些人，实在是对付得很聪明呀，将军①！”
①美国有些较有地位的人，往往被称为“将军”、“上校”等等。这是一种装点门面的头衔，他们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根本就没有当过军人。
“滚出去！滚出去！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我认为他这句话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表示，叫我无须再给他帮忙，所以我就辞职了。以后我决计不再给参议员当私人秘书。这种人实在太难伺候了。他们什么也不懂。你费尽心思，他们也不知好歹。
不管一些爱说俏皮话的人怎样百般地轻视和讥嘲现代法国人的决斗吧，反正它仍旧是我们目前最令人憟憟危惧的一种风尚。由于它总是在户外进行，所以参加决斗的人几乎肯定会要着凉。保罗·德卡萨尼亚克先生，那位习性难改，最爱决斗的法国人，就是由于这样常常受到风寒，以致最后成了缠绵床席的病夫；连巴黎最有声望的医师都认为，如果再继续决斗十五年或者二十年——除非他能够养成一种习惯，在不受湿气和穿堂风侵袭的舒适的房子里厮杀——他最终必然有性命之忧。这一事例肯定可以平息那些人的怪谈，他们一口咬定了，说什么法国人的决斗最有益于卫生，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户外活动。再说，这一事例也肯定可以驳倒另一些人的谬论，他们说什么只有参加决斗的法国人以及社会主义者所仇恨的君主是可以不死的。
可是，现在要谈到我的本题上了。我一听到岗贝塔先生和富尔图先生最近在法国议会中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就知道肯定会有麻烦事随之而来。我之所以会料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和冈贝塔先生相交有年，熟悉他这个不顾一切、顽强执拗的脾气。尽管他的身材长得那么高大，但是，我知道，复仇的狂热会深深渗入他遍体全身所有的地方。
我不等到他来找我，就立刻跑去看他。果然不出所料，我发现这位勇士正深深地沉浸在那种法国人的宁静之中。我说“法国人的宁静”，是因为法国人的宁静和英国人的宁静有所不同。他正在那些砸烂了的家具当中来回疾走，时不时地把一个偶然碰到的碎块从屋子里这一头猛踢到另一头。不停地咬牙切齿，发出一大串咒骂，每隔一会儿就止住步，将另一把揪下的头发放在他已经积在桌上的那一堆的上面。
他挥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按在他腹部上方胸口，在我两边颊上吻着，紧紧地拥抱了我四五回，然后把我安放在那张他本人平时坐的安乐椅里。我精神刚恢复过来，他立即和我谈到正经事情。
我说，猜想他是要我做他的助手吧；他说：“当然是的。”我说，要我做助手，就必须让我用一个法国人的姓名；那样，万一闹出人命事故，我可以不至于在本国受到指责。听到这里，他身体缩了一下，大概认为这句话暗示决斗在美国是不受人尊重的吧。但是，他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这说明为什么此后所有的报纸上都报导：冈贝塔先生的助手显然是一个法国人。
首先，我们为决斗的人订立遗嘱。我坚持我的观点，一定要先办妥这件事。我说，我从来没听说，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不先立好他的遗嘱。他说：他从来没听说，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干这一类的事情。他把遗嘱写好后，就要着手编一套“最后的话”。他很想知道，作为一个垂死者发出的呼声，以下这些话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我的死，是为了上帝，为了祖国，为了言论自由，为了文明进步，为了全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
我反对这些话，我说要在临死前讲完这一套会拖延太长的时间；对一个疾病患者来说，这确是一篇绝妙的演说词，但是它不适合于决斗场上那种迫切的要求。我们提出了许多种临死前的大放厥词，双方在选择上争执不休，但最后我还是迫使他将这条噩耗缩减成为以下这样一句，他把它抄录在备忘录里，准备给背了出来：
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我说，这句话好像跟决斗缺乏联系；但是他说，联系在最后的话里并不重要，你需要的是刺激。
依次办理，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选择武器。决斗的人说，他觉得身上有些不快，准备把这件事情以及安排决斗的其他细节都托付给我。于是我写了以下通知，把它带去给富尔图先生的朋友：
先生：
冈贝塔先生接受富尔图先生的挑战，并授权我向贵方建议：决斗的地点拟选普莱西一皮凯空场；时间订为明晨拂晓；武器将用斧头。
阁下，我是十分尊敬您的
马克·吐温
富尔图先生的朋友读了一遍通知，打了一个哆嗦。接着，他转过身来，用表示严肃的口气对我说：
“您可曾考虑到，先生，像这样一场决斗，必然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那么，您倒说说看，究竟会导致什么后果？”
“会流血呀！”
“大体上就是这么回事。”我说。“瞧，如果可以承蒙指教的话，请问贵方又准备流什么？”
这一下我把他问倒了。他知道自己一时失言，于是赶紧支吾其词地解释。他说刚才是一句玩笑话。接着他又说，他和他的委托人都很喜欢使用斧头，确实认为它比其他武器更好，可惜法国的法律禁止使用这种武器，所以我必须修改我的建议。
我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心里盘算这件事情，最后我想到，如果双方相距十五步，用格林机枪射击，这样也许一切可以在决斗场上见分晓。于是我把这主意提了出来。
但是这项提议没被采纳。它又受到法律的阻碍。我建议使用来福枪；此后，是双管猎枪；此后，是柯尔特海军左轮手枪。但是这些—一都被拒绝了；我思索了一会儿，接着就含嘲带讽地建议双方距离四分之三英里互相扔碎砖头。我一向最恨白费力气，去向一个缺乏幽默感的人说幽默话；所以，当这位先生竟然一本正经地把最后这条建议带回去给他的委托人时，我心里感到难受极了。
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回来了，说他的委托人非常喜欢采用双方相距四分之三英里扔碎砖头的办法，但是，考虑到这样做会给那些在当中走过的闲人带来危险，他不得不谢绝了这个提议。于是我说：
“啊，这我就没办法了。要不，可以烦您想一种武器吗？说不定您早已想到一种了吧广
他脸上闪出了光，一口儿回答说：
“哦，当然，先生广
于是他开始在口袋里掏——掏了一个又一个，他有很多口袋——同时嘴里一直在嘟咬：“啊，瞧我会把它们藏在哪儿啦？”
他终于找到了。他从坎肩口袋里摸出了一对小玩意儿，我把它们拿到光亮地方，断定了那是手枪。它们都是单管的，镶银的，1分玲找可爱。我没法表达自己的感情了。我一声儿不言语，单把其中的一枝挂在我的表链上，然后把另一枝递还给他。这时候我的伙伴拆开了一张折叠着的邮票，从包在里面的几粒弹药中拣了一粒给我。我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委托人只可
115以打一发枪。他回答说，按照法国法律规定，不可以打得比这更多了。于是我请他继续指教，就烦他提议双方应当相距多远，因为，受不了过度的紧张，这时候我的头脑已变得越未越迟钝和胡涂了。他将距离指定为六十五码。我差点儿失去了耐性。我说：
“相距六十五码，使用这样的家伙？即使距离五十码，使用水枪，也要比这更容易死人呀。想一想，我的朋友，咱们这次共事，是为了要人家早死，不是要他们多活呀。”
然而，凭我百般劝说，多方争执，结果只能使他将距离缩短到三十五码；而且，即使是采取这一折衷办法，他还是勉强迁就的，最后他叹了口气说：“这件的事从此与我无关系；让罪责落在您肩上吧。”
再没其他办法可想了，我只得回到我的老狮心①那儿，去向他汇报我有失身份的经过。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冈贝塔先生正把他最后一绺点发放在祭坛上，他向我跳过来，激动地说：
①“狮心王”原是英王查理一世的绰号，后泛指一般勇士。
“您已经把那件玩命的事安排好了——从您眼神里我看出来了。”
“我给安排好了。”
他的脸变得有些苍白，他就桌边靠稳。他急促地、沉重地喘息了一会儿，因为他情绪太激动了；接着，他沙哑着嗓子压低了声音说：
“那么，武器呢，那么，武器呢！快说呀！使用什么武器？”
“使用这个！”我拿出了那个镶银的玩意儿。他只朝它瞟了一眼，就笨重地晕倒在地上。
等到苏醒过来时，他伤心地说：
“以前我是那样强作镇静，以致现在影响了我的神经。但是，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表现软弱了！我要正视我的恶运，像一个男子汉，像一个法国人。”
他爬起来，做出了一个凡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塑像极少能够比它更美的雄壮的姿势。接着他就扯着一条低沉的粗嗓子说：
“瞧呀，我镇定自若，我准备就绪；告诉我那距离。”
“三十五码。”
不用说，这一次我可没法挟他起来了；但是我把他就地翻了一个身，然后用水泼在他背上。他很快苏醒过来，说：
“三十五码远——没一个可以扶着的东西？可是，这又何必多问呢？既然那家伙存心谋杀，他又怎么会顾得上关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呢？可是，有一件事您必须注意：我这一倒下，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法国骑士是怎样慷慨就义的。”
沉默了好半晌，他问：
“我个子高大，你们没谈到那个人的家族也站在他一起，作为一种补偿吗？①？可是，这也没关系；我可不能降低自己的身份，在这方面提出要求；如果他风格不够高，自己不提这件事，那么就让他占点儿便宜吧，像这样的便宜，高贵的人士是不屑于占的。”
①个子高大，是更易击中的目标。
当时他已坠入一种迷惘的沉思中，这一状态持续了好几分钟，随后，他打破了沉寂，说：
“时间呢——决斗约定在什么时间？”
“明儿破晓的时候。”
他好像大吃一惊，抢着说：
“发疯了！我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人会在这么早的时刻出门。”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才选定了这个时刻。您意思是说，要有一批观众吗？”
“现在可不是拌嘴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怎么富尔图先生竟然会同意采取这样标新立异的办法。您立刻去要求对方，把时间推得更迟一些。”
我跑下楼梯，猛地打开大门，差点儿撞在富尔图先生的助手怀里。他说：
“回您的话，我的委托人极力反对选定的时间，请您同意把时间改成九点半。”
“凡是我们力能循规尽礼之处，先生，我都愿意为您高贵的委托人效劳。我们同意您建议更改的时间。”
“请您接受敝方委托人的谢意。”接着他就转过身去，对一个站在他背后的人说：“您总听见了，努瓦尔先生，时间改成九点半了。”努瓦尔先生当即鞠躬，表示谢意，然后离开了那地方。我的同伙接着说：
“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贵方和敝方的首席外科医生可以按照惯例，同乘一辆马车去决斗场。”
“我认为这完全合适；感谢您提到外科医生，因为，说不定我真会把他们忘了。那么，我应当请几位呢？我想，两三位总够了吧？”
“按照一般惯例，人数是每方各请二位。我这里指的是‘首席’外科医生，但是，考虑到我们委托人的崇高地位，为了体面，最好是我们每方再从医学界最有声望的人士当中指定几位顾问外利医生。这些医生可以乘他们的自备马车去。您雇好灵车了吗？”
“瞧我这个木头人儿，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它！我这就去安排。您肯定觉得我这人太没见识了吧；可是，这个请您千万别计较，因为以前我对这样高尚的决斗毫无经验。以前我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倒为决斗的事打过不少交道，可是直到现在才知道，那些都是很粗鲁的玩意。还谈灵车哩——呸！我们总是让那些被上帝选中的人四仰八叉横倒在那儿，随便哪一个高兴用根绳子把他捆扎起来，然后用辆车给运走了。您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只是办理丧事的几位主管要像通常那样一起乘马车去。至于那些下手以及雇来送殡的人，他们要像通常那样步行。我明儿早晨八点来跟您碰头，咱们那时候再安排行列的顺序。现在恕我要向您告辞了。”
我回到我的委托人那里，他说：“您来得正好；决个是几点钟开始？”
“九点半。”
“可好极了。您已经把这条消息送给报社了吧？”
“老兄？咱们是多年的知交，如果您竟然转到了这个念头，认为我会卑鄙地出卖——”
“唷，唷！这是什么话，我的好朋友？是我得罪了您吗？啊，请宽恕我吧；可不是，我这是在给您增添太多的麻烦。所以，还是去办理其他的手续，就把这件事从您的日程表上取消了吧。杀人不眨眼的富尔图肯定会处理这件事的。要不，还是由我自己——对，为了稳当起见，由我递个条子给我在报社工作的朋友努瓦尔先生——”
“哦，对了，这件事可以不必叫您费心了；对方的助手已经通知了努瓦尔先生。”
“哼！这件事我早就该料到了。那富尔图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老是要出风头。”
早晨九点半钟，队伍按下列顺序向普莱西一皮凯的决斗场移近：走在头里的是我们的马车——上面只坐了我和冈贝塔先生；接着是富尔图先生和他助手所乘的马车；再后面一辆马车上载有两位不信上帝的诗人演说家，他们胸前口袋里露出了那张悼词稿；再后面一辆马车上载的是几位首席外科医生，以及他们的几箱医疗器械；再后面是八辆自备马车，上面载的是顾问外科医生；再后面是一辆出租马车，上面坐有一位验尸官，再后面是两辆灵车；再后面又是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位治丧的管事；再后面是一队步行的助理人员以及雇用来送殡的人；在这些人后面，在雾中向前磨蹭着的是长长一队随同大殡出发的小贩、、以及一般居民。那是一队很有气派的行列，如果那天的雾能较为淡薄，那次队伍的出动必将蔚为大观。
没一个人谈话。我几次向我的委托人搭讪，但是，我看得出，他都没注意到，因为他老是在翻他那本笔记簿，一面茫然无主地嘟哝：“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抵达决斗场后，我和那位同行助手步了步距离是不是够三十五码，然后抽签挑选位置。最后的这步手续只不过是点缀性的仪式，因为，遇到这样的天气，无论挑选哪个地方反正都是一样。这些初步的手续都做完了以后，我就走到我的委托人跟前，问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他把身体尽量扩展开，厉声地说：“准备好啦！上子弹吧。”
于是，当着几位事先妥为指定的证人装上子弹。我们认为，由于气候关系，进行这件细致的工作时最好是打着电筒照亮。接着我们就布置自己的人。
可就在这当儿，注意到人群已经聚集在场子左右两方，因此请求将决斗的时间推迟一些，好让他们把这些可怜的闲人排列在安全的地方。
这项要求被我们接受了。
命令两旁的人群都站在决斗者后边去，然后我们再一次准备就绪。这时空中更是浓雾迷漫，我和另一位助手一致同意，我们都必须在发出杀人信号之前吆喝一声，好让两位斗士能确知对方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时我回到了我的委托人身边，不觉心里凄惨起来，因为看到他的勇气已经大为低落。我竭力给他壮胆。我说：“说真的，先生，情况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糟。想一想吧：使用的武器是这样的，射击的次数是受的，隔开的地方很宽广，雾浓得叫人没法看透，再说，一位决斗者是独眼龙，另一位决斗者是斜眼兼近视，照我看呀，在这场决斗中不一定会出人命事故。你们双方都有机会安然脱险。所以，振作起未吧，别这么垂头丧气的啦。”
这一席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的委托人立即伸出手说：“我已经恢复正常，把家伙给我吧。”
我把那孤零零的武器放在他巨大厚实的掌心里。他直瞪瞪地盯了它一眼，打了个哆嗦。接着，他仍旧哭丧着脸紧瞅着它，一面结结巴巴地嘟哝：
“咳，我怕的不是死，我怕的是变成残废呀。”
我再一次给他打气，结果很是成功，他紧接着说：“就让悲剧开演吧。要支持我呀；别在这庄严的时刻丢下了我不管呀，我的朋友。”
我向他作出保证。接着，我就帮着他把手枪指向我断定那是他敌手所站的地方，并且嘱咐他留心听好对方助手的喊声，此后就根据那声音确定方位。接着，我用身体抵住同贝塔先生的背，发出促使对方注意的喊声：“好——啦！”这一声喊获得从雾中遥远地方传来的回应，于是我立即大叫：
“一——二——三——开枪！”
我耳鼓里触到好像“卟哧！卟哧！”两声轻响，而就在那一刹那里，我被一座肉山压倒在地下了。我虽然伤势很重，但仍旧能听出从上面传来轻微的人语声，说的是：
“我的死是为了……为了……他妈的，我的死到底是为啥呀？……哦，想起来了，法兰西！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手里拿着探针的外科医生，从四面蜂拥而来，都把显微镜放在冈贝塔先生全身各个部位，令人高兴的是，结果并没找到创伤的痕迹。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确实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两位斗士扑过去搂住对方的脖子，一时自豪与快乐的泪水有如泉涌；另一位助手拥抱了我；外科医生、演说家、办理丧事的人员，以及：所有的人都互相拥抱，所有的人都彼此祝贺，所有的人都纵声高呼，整个空中充满了赞美的颂词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快乐。
这时候我感觉到，我与其做一位头戴王冠、手持朝笏的君主，毋宁做一位参加决斗的法国英雄。
这一阵骚动稍许平息之后，一群外科医生就举行会诊，经过反复辩论，终于断定，只要细心照护调养，他们有理由相信我负伤后仍旧可以活下去。我受的内伤十分严重，因为显然有一根他们都认为已经折断的肋骨戳进了我的左肺，我的许多内脏都被挤到了远离它们原来所属的部位的这一边或者那一边，不知道它们今后是否能够学会在那些偏僻陌生的地点发挥它们的功能。然后，他们给我左臂的两个地方接了骨，把我右大腿拉复了臼，把我的鼻子重新托高了。我变成大伙深感兴趣的对象，甚至成为备受赞扬的人物；许多诚恳和热心的人士都向我自我介绍，说他们因为能认识了我这位四十年来惟一在一次法国人的决斗中负了伤的人而感到自豪。
我被安放在队伍最前面的一辆救护车里；于是，心满意足，兴高采烈，我被一路护送到巴黎，成为一次洋洋大观中最显赫的人物，然后，我被安置在医院里。
他们将一枚荣誉十字勋章颁赠给我。虽然，不曾身受这一荣宠的人倒是为数不多的。
以上如实地记录了当代最值得纪念的一次私人冲突。
我对任何人都无可抱怨。我是自作自受，好在我能承担一切后果。
这并不是夸口，我相信自己可以说：我不怕站在一位现代法国决斗者的前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只要头脑仍旧保持清醒，我永远也不肯再站在一位决斗者的后面了。
可是，现在要谈到我的本题上了。我一听到岗贝塔先生和富尔图先生最近在法国议会中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就知道肯定会有麻烦事随之而来。我之所以会料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和冈贝塔先生相交有年，熟悉他这个不顾一切、顽强执拗的脾气。尽管他的身材长得那么高大，但是，我知道，复仇的狂热会深深渗入他遍体全身所有的地方。
我不等到他来找我，就立刻跑去看他。果然不出所料，我发现这位勇士正深深地沉浸在那种法国人的宁静之中。我说“法国人的宁静”，是因为法国人的宁静和英国人的宁静有所不同。他正在那些砸烂了的家具当中来回疾走，时不时地把一个偶然碰到的碎块从屋子里这一头猛踢到另一头。不停地咬牙切齿，发出一大串咒骂，每隔一会儿就止住步，将另一把揪下的头发放在他已经积在桌上的那一堆的上面。
他挥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按在他腹部上方胸口，在我两边颊上吻着，紧紧地拥抱了我四五回，然后把我安放在那张他本人平时坐的安乐椅里。我精神刚恢复过来，他立即和我谈到正经事情。
我说，猜想他是要我做他的助手吧；他说：“当然是的。”我说，要我做助手，就必须让我用一个法国人的姓名；那样，万一闹出人命事故，我可以不至于在本国受到指责。听到这里，他身体缩了一下，大概认为这句话暗示决斗在美国是不受人尊重的吧。但是，他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这说明为什么此后所有的报纸上都报导：冈贝塔先生的助手显然是一个法国人。
首先，我们为决斗的人订立遗嘱。我坚持我的观点，一定要先办妥这件事。我说，我从来没听说，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不先立好他的遗嘱。他说：他从来没听说，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在决斗之前干这一类的事情。他把遗嘱写好后，就要着手编一套“最后的话”。他很想知道，作为一个垂死者发出的呼声，以下这些话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我的死，是为了上帝，为了祖国，为了言论自由，为了文明进步，为了全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
我反对这些话，我说要在临死前讲完这一套会拖延太长的时间；对一个疾病患者来说，这确是一篇绝妙的演说词，但是它不适合于决斗场上那种迫切的要求。我们提出了许多种临死前的大放厥词，双方在选择上争执不休，但最后我还是迫使他将这条噩耗缩减成为以下这样一句，他把它抄录在备忘录里，准备给背了出来：
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我说，这句话好像跟决斗缺乏联系；但是他说，联系在最后的话里并不重要，你需要的是刺激。
依次办理，第二件要做的事情是选择武器。决斗的人说，他觉得身上有些不快，准备把这件事情以及安排决斗的其他细节都托付给我。于是我写了以下通知，把它带去给富尔图先生的朋友：
先生：
冈贝塔先生接受富尔图先生的挑战，并授权我向贵方建议：决斗的地点拟选普莱西一皮凯空场；时间订为明晨拂晓；武器将用斧头。
阁下，我是十分尊敬您的
马克·吐温
富尔图先生的朋友读了一遍通知，打了一个哆嗦。接着，他转过身来，用表示严肃的口气对我说：
“您可曾考虑到，先生，像这样一场决斗，必然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那么，您倒说说看，究竟会导致什么后果？”
“会流血呀！”
“大体上就是这么回事。”我说。“瞧，如果可以承蒙指教的话，请问贵方又准备流什么？”
这一下我把他问倒了。他知道自己一时失言，于是赶紧支吾其词地解释。他说刚才是一句玩笑话。接着他又说，他和他的委托人都很喜欢使用斧头，确实认为它比其他武器更好，可惜法国的法律禁止使用这种武器，所以我必须修改我的建议。
我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心里盘算这件事情，最后我想到，如果双方相距十五步，用格林机枪射击，这样也许一切可以在决斗场上见分晓。于是我把这主意提了出来。
但是这项提议没被采纳。它又受到法律的阻碍。我建议使用来福枪；此后，是双管猎枪；此后，是柯尔特海军左轮手枪。但是这些—一都被拒绝了；我思索了一会儿，接着就含嘲带讽地建议双方距离四分之三英里互相扔碎砖头。我一向最恨白费力气，去向一个缺乏幽默感的人说幽默话；所以，当这位先生竟然一本正经地把最后这条建议带回去给他的委托人时，我心里感到难受极了。
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回来了，说他的委托人非常喜欢采用双方相距四分之三英里扔碎砖头的办法，但是，考虑到这样做会给那些在当中走过的闲人带来危险，他不得不谢绝了这个提议。于是我说：
“啊，这我就没办法了。要不，可以烦您想一种武器吗？说不定您早已想到一种了吧广
他脸上闪出了光，一口儿回答说：
“哦，当然，先生广
于是他开始在口袋里掏——掏了一个又一个，他有很多口袋——同时嘴里一直在嘟咬：“啊，瞧我会把它们藏在哪儿啦？”
他终于找到了。他从坎肩口袋里摸出了一对小玩意儿，我把它们拿到光亮地方，断定了那是手枪。它们都是单管的，镶银的，1分玲找可爱。我没法表达自己的感情了。我一声儿不言语，单把其中的一枝挂在我的表链上，然后把另一枝递还给他。这时候我的伙伴拆开了一张折叠着的邮票，从包在里面的几粒弹药中拣了一粒给我。我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委托人只可
115以打一发枪。他回答说，按照法国法律规定，不可以打得比这更多了。于是我请他继续指教，就烦他提议双方应当相距多远，因为，受不了过度的紧张，这时候我的头脑已变得越未越迟钝和胡涂了。他将距离指定为六十五码。我差点儿失去了耐性。我说：
“相距六十五码，使用这样的家伙？即使距离五十码，使用水枪，也要比这更容易死人呀。想一想，我的朋友，咱们这次共事，是为了要人家早死，不是要他们多活呀。”
然而，凭我百般劝说，多方争执，结果只能使他将距离缩短到三十五码；而且，即使是采取这一折衷办法，他还是勉强迁就的，最后他叹了口气说：“这件的事从此与我无关系；让罪责落在您肩上吧。”
再没其他办法可想了，我只得回到我的老狮心①那儿，去向他汇报我有失身份的经过。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冈贝塔先生正把他最后一绺点发放在祭坛上，他向我跳过来，激动地说：
①“狮心王”原是英王查理一世的绰号，后泛指一般勇士。
“您已经把那件玩命的事安排好了——从您眼神里我看出来了。”
“我给安排好了。”
他的脸变得有些苍白，他就桌边靠稳。他急促地、沉重地喘息了一会儿，因为他情绪太激动了；接着，他沙哑着嗓子压低了声音说：
“那么，武器呢，那么，武器呢！快说呀！使用什么武器？”
“使用这个！”我拿出了那个镶银的玩意儿。他只朝它瞟了一眼，就笨重地晕倒在地上。
等到苏醒过来时，他伤心地说：
“以前我是那样强作镇静，以致现在影响了我的神经。但是，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表现软弱了！我要正视我的恶运，像一个男子汉，像一个法国人。”
他爬起来，做出了一个凡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塑像极少能够比它更美的雄壮的姿势。接着他就扯着一条低沉的粗嗓子说：
“瞧呀，我镇定自若，我准备就绪；告诉我那距离。”
“三十五码。”
不用说，这一次我可没法挟他起来了；但是我把他就地翻了一个身，然后用水泼在他背上。他很快苏醒过来，说：
“三十五码远——没一个可以扶着的东西？可是，这又何必多问呢？既然那家伙存心谋杀，他又怎么会顾得上关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呢？可是，有一件事您必须注意：我这一倒下，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法国骑士是怎样慷慨就义的。”
沉默了好半晌，他问：
“我个子高大，你们没谈到那个人的家族也站在他一起，作为一种补偿吗？①？可是，这也没关系；我可不能降低自己的身份，在这方面提出要求；如果他风格不够高，自己不提这件事，那么就让他占点儿便宜吧，像这样的便宜，高贵的人士是不屑于占的。”
①个子高大，是更易击中的目标。
当时他已坠入一种迷惘的沉思中，这一状态持续了好几分钟，随后，他打破了沉寂，说：
“时间呢——决斗约定在什么时间？”
“明儿破晓的时候。”
他好像大吃一惊，抢着说：
“发疯了！我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人会在这么早的时刻出门。”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才选定了这个时刻。您意思是说，要有一批观众吗？”
“现在可不是拌嘴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怎么富尔图先生竟然会同意采取这样标新立异的办法。您立刻去要求对方，把时间推得更迟一些。”
我跑下楼梯，猛地打开大门，差点儿撞在富尔图先生的助手怀里。他说：
“回您的话，我的委托人极力反对选定的时间，请您同意把时间改成九点半。”
“凡是我们力能循规尽礼之处，先生，我都愿意为您高贵的委托人效劳。我们同意您建议更改的时间。”
“请您接受敝方委托人的谢意。”接着他就转过身去，对一个站在他背后的人说：“您总听见了，努瓦尔先生，时间改成九点半了。”努瓦尔先生当即鞠躬，表示谢意，然后离开了那地方。我的同伙接着说：
“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贵方和敝方的首席外科医生可以按照惯例，同乘一辆马车去决斗场。”
“我认为这完全合适；感谢您提到外科医生，因为，说不定我真会把他们忘了。那么，我应当请几位呢？我想，两三位总够了吧？”
“按照一般惯例，人数是每方各请二位。我这里指的是‘首席’外科医生，但是，考虑到我们委托人的崇高地位，为了体面，最好是我们每方再从医学界最有声望的人士当中指定几位顾问外利医生。这些医生可以乘他们的自备马车去。您雇好灵车了吗？”
“瞧我这个木头人儿，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它！我这就去安排。您肯定觉得我这人太没见识了吧；可是，这个请您千万别计较，因为以前我对这样高尚的决斗毫无经验。以前我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倒为决斗的事打过不少交道，可是直到现在才知道，那些都是很粗鲁的玩意。还谈灵车哩——呸！我们总是让那些被上帝选中的人四仰八叉横倒在那儿，随便哪一个高兴用根绳子把他捆扎起来，然后用辆车给运走了。您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只是办理丧事的几位主管要像通常那样一起乘马车去。至于那些下手以及雇来送殡的人，他们要像通常那样步行。我明儿早晨八点来跟您碰头，咱们那时候再安排行列的顺序。现在恕我要向您告辞了。”
我回到我的委托人那里，他说：“您来得正好；决个是几点钟开始？”
“九点半。”
“可好极了。您已经把这条消息送给报社了吧？”
“老兄？咱们是多年的知交，如果您竟然转到了这个念头，认为我会卑鄙地出卖——”
“唷，唷！这是什么话，我的好朋友？是我得罪了您吗？啊，请宽恕我吧；可不是，我这是在给您增添太多的麻烦。所以，还是去办理其他的手续，就把这件事从您的日程表上取消了吧。杀人不眨眼的富尔图肯定会处理这件事的。要不，还是由我自己——对，为了稳当起见，由我递个条子给我在报社工作的朋友努瓦尔先生——”
“哦，对了，这件事可以不必叫您费心了；对方的助手已经通知了努瓦尔先生。”
“哼！这件事我早就该料到了。那富尔图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老是要出风头。”
早晨九点半钟，队伍按下列顺序向普莱西一皮凯的决斗场移近：走在头里的是我们的马车——上面只坐了我和冈贝塔先生；接着是富尔图先生和他助手所乘的马车；再后面一辆马车上载有两位不信上帝的诗人演说家，他们胸前口袋里露出了那张悼词稿；再后面一辆马车上载的是几位首席外科医生，以及他们的几箱医疗器械；再后面是八辆自备马车，上面载的是顾问外科医生；再后面是一辆出租马车，上面坐有一位验尸官，再后面是两辆灵车；再后面又是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几位治丧的管事；再后面是一队步行的助理人员以及雇用来送殡的人；在这些人后面，在雾中向前磨蹭着的是长长一队随同大殡出发的小贩、、以及一般居民。那是一队很有气派的行列，如果那天的雾能较为淡薄，那次队伍的出动必将蔚为大观。
没一个人谈话。我几次向我的委托人搭讪，但是，我看得出，他都没注意到，因为他老是在翻他那本笔记簿，一面茫然无主地嘟哝：“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抵达决斗场后，我和那位同行助手步了步距离是不是够三十五码，然后抽签挑选位置。最后的这步手续只不过是点缀性的仪式，因为，遇到这样的天气，无论挑选哪个地方反正都是一样。这些初步的手续都做完了以后，我就走到我的委托人跟前，问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他把身体尽量扩展开，厉声地说：“准备好啦！上子弹吧。”
于是，当着几位事先妥为指定的证人装上子弹。我们认为，由于气候关系，进行这件细致的工作时最好是打着电筒照亮。接着我们就布置自己的人。
可就在这当儿，注意到人群已经聚集在场子左右两方，因此请求将决斗的时间推迟一些，好让他们把这些可怜的闲人排列在安全的地方。
这项要求被我们接受了。
命令两旁的人群都站在决斗者后边去，然后我们再一次准备就绪。这时空中更是浓雾迷漫，我和另一位助手一致同意，我们都必须在发出杀人信号之前吆喝一声，好让两位斗士能确知对方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时我回到了我的委托人身边，不觉心里凄惨起来，因为看到他的勇气已经大为低落。我竭力给他壮胆。我说：“说真的，先生，情况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糟。想一想吧：使用的武器是这样的，射击的次数是受的，隔开的地方很宽广，雾浓得叫人没法看透，再说，一位决斗者是独眼龙，另一位决斗者是斜眼兼近视，照我看呀，在这场决斗中不一定会出人命事故。你们双方都有机会安然脱险。所以，振作起未吧，别这么垂头丧气的啦。”
这一席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的委托人立即伸出手说：“我已经恢复正常，把家伙给我吧。”
我把那孤零零的武器放在他巨大厚实的掌心里。他直瞪瞪地盯了它一眼，打了个哆嗦。接着，他仍旧哭丧着脸紧瞅着它，一面结结巴巴地嘟哝：
“咳，我怕的不是死，我怕的是变成残废呀。”
我再一次给他打气，结果很是成功，他紧接着说：“就让悲剧开演吧。要支持我呀；别在这庄严的时刻丢下了我不管呀，我的朋友。”
我向他作出保证。接着，我就帮着他把手枪指向我断定那是他敌手所站的地方，并且嘱咐他留心听好对方助手的喊声，此后就根据那声音确定方位。接着，我用身体抵住同贝塔先生的背，发出促使对方注意的喊声：“好——啦！”这一声喊获得从雾中遥远地方传来的回应，于是我立即大叫：
“一——二——三——开枪！”
我耳鼓里触到好像“卟哧！卟哧！”两声轻响，而就在那一刹那里，我被一座肉山压倒在地下了。我虽然伤势很重，但仍旧能听出从上面传来轻微的人语声，说的是：
“我的死是为了……为了……他妈的，我的死到底是为啥呀？……哦，想起来了，法兰西！我的死是为了要法兰西长存！”
手里拿着探针的外科医生，从四面蜂拥而来，都把显微镜放在冈贝塔先生全身各个部位，令人高兴的是，结果并没找到创伤的痕迹。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确实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两位斗士扑过去搂住对方的脖子，一时自豪与快乐的泪水有如泉涌；另一位助手拥抱了我；外科医生、演说家、办理丧事的人员，以及：所有的人都互相拥抱，所有的人都彼此祝贺，所有的人都纵声高呼，整个空中充满了赞美的颂词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快乐。
这时候我感觉到，我与其做一位头戴王冠、手持朝笏的君主，毋宁做一位参加决斗的法国英雄。
这一阵骚动稍许平息之后，一群外科医生就举行会诊，经过反复辩论，终于断定，只要细心照护调养，他们有理由相信我负伤后仍旧可以活下去。我受的内伤十分严重，因为显然有一根他们都认为已经折断的肋骨戳进了我的左肺，我的许多内脏都被挤到了远离它们原来所属的部位的这一边或者那一边，不知道它们今后是否能够学会在那些偏僻陌生的地点发挥它们的功能。然后，他们给我左臂的两个地方接了骨，把我右大腿拉复了臼，把我的鼻子重新托高了。我变成大伙深感兴趣的对象，甚至成为备受赞扬的人物；许多诚恳和热心的人士都向我自我介绍，说他们因为能认识了我这位四十年来惟一在一次法国人的决斗中负了伤的人而感到自豪。
我被安放在队伍最前面的一辆救护车里；于是，心满意足，兴高采烈，我被一路护送到巴黎，成为一次洋洋大观中最显赫的人物，然后，我被安置在医院里。
他们将一枚荣誉十字勋章颁赠给我。虽然，不曾身受这一荣宠的人倒是为数不多的。
以上如实地记录了当代最值得纪念的一次私人冲突。
我对任何人都无可抱怨。我是自作自受，好在我能承担一切后果。
这并不是夸口，我相信自己可以说：我不怕站在一位现代法国决斗者的前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只要头脑仍旧保持清醒，我永远也不肯再站在一位决斗者的后面了。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圣路易。西进途中，在印第安那州特尔霍特换了车，就有一个四五十岁上下、面目亲善的绅士从小站上来，坐到我身边。同他心情愉快、海阔天空地聊了约一个钟头，我便发现他极有见识，讨人喜欢。他一经得知我从华盛顿来，立即询问起形形色色的政府官员和国会事务来。不久我已明白，与我谈话的是位对首都生活了如指掌的人，他甚至连这个国家立法机关里议员们的作事风度和程序仪式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过了一会儿，就见两个男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留了片刻，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哈里斯，要是你肯替我办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你，老弟。”
我这位新旅伴的眼睛里突然闪出欣喜的亮光。好像那人的话勾起了他一段快乐的回忆。顷刻，他又露出一副思虑重重的面孔——简直有些闷闷不乐了。他转头对我说，“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让我把我生活中的一段秘事告诉你。这段秘事自发生后，我从来都不曾提起过。请耐心地听，答应我别打断我的话。”
我说没问题，他就如此这般地讲了下面的一段奇遇。讲解过程中时而情感迸发，时而阴郁低沉，但总是极其认真诚恳。
那是1853年12月19日，我从圣路易乘夜班火车去芝加哥。车上总共只有24名乘客。没有妇女，也没有小孩。我们的兴致很好，大家很快就混熟了。看来，这是一次快乐舒心的旅行；我猜这一伙人中压根儿就没有一位预感到很快就要经历的那种恐怖局面。
晚上十一点钟，天下起大雪来。火车刚一离开那个名叫韦尔登的小村，就进入空旷寂寥的大草原。千里荒原，渺无人烟，一直延展到朱必利定居点。狂风呼啸着刮过平展展的荒地。那儿没有树木，没有山丘，甚至连七零八落的岩石也见不到，所以风刮起来毫无阻挡。随风飞扬的雪花，就像狂风暴雨在海浪尖上激起的浪花。雪越积越深，车速减慢。我们知道，这是火车头在积雪中开路越来越费劲了。说实在的，有时候它简直就停止不动了。大风在轨道上堆积起一个个大雪堆，活像一座座坟山。聊天也没有劲儿了。欢乐让位给焦虑。要是被大雪困住，待在荒凉的大草原上，方圆50英里可都没有人家——这种想法浮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把大家都弄得精神非常颓丧。
凌晨两点，四周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从不得安宁的睡眠中惊醒。可怕的实情顿时闪过我的心头——我们成了雪堆里的囚徒！“全体起来动手自救！”大家一跃而起去执行这道命令。夜茫茫漆黑一片。铺天盖地的大雪，势不可挡的风暴，大家从车厢跳进这样一个世界，心里都明白，现在要争分夺秒，要不就会有灭顶之灾。铲子、手、木板——凡是能清除积雪的东西立刻都用上了。那真是一副离奇的景象：一小撮发狂似的人跟越堆越高的积雪拼搏。雪堆下半截隐没在黑黢黢的阴影里，上半截暴露在车头反光灯炽烈的灯光下。
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足以证明我们在白费力气。暴风雪积成了十几个雪堆，把路轨阻塞了，而我们仅仅刨掉了一个。更加糟糕的是，人们发现，刚才火车头对敌人发起冲锋时已经把主动轮的纵向轴弄断了！即使铁路畅通无阻，我们也无可奈何了。我们干活儿干得精疲力竭，心里又不是滋味，便进了车厢。大家围着火炉严肃地讨论眼下的处境。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大伙儿最窝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是不会冻死的，因为煤水车里有的是木头，这是我们惟一的安慰。讨论到最后，大家都接受了列车员令人丧气的结论，就是说，谁想徒步在这样的雪地里走50英里路，那就等于去寻死。我们无法派人去求援，即便我们有办法去，也没人愿意来援助。我们只好听天由命，耐心等待，要么有人来救援，要么就等着饿死！我想，就是最刚强的人一听了这话，心也会马上变凉的。
过了一会儿，谈话变成了一种三三两两的窃窃私语，话题仍离不开火车，这种低语随着阵阵狂风的起落而忽高忽低；灯光昏暗起来；大多数遭难者在忽明忽暗的黑影中安下心来想——忘掉眼前，如果可能的话，——睡觉，如果可以的话。
漫漫无期的长夜——我们觉得的确是漫漫无期的——终于把磨磨蹭蹭的时光打发走了，东方破晓，现出灰冷的晨光，亮光逐渐增强，旅客一个接一个活动起来了，显示出生命的种种迹象；一个接一个地把耷拉下来的帽子从额头上掀起来，舒展舒展僵硬的四肢，然后从窗户里向外窥视那副萧瑟的景象。的确萧瑟透顶了！——个生物的影子都没有，一个人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白茫茫的荒野，卷起的雪片随风到处飘扬——一个雪片飞舞的世界遮没了上面的天宇。
我们在车厢周围逛走了整整一天，说得很少，想得挺多。又是一个滞留不去的愁闷的夜晚——还有饥饿。
又一个黎明——又一天：寂静、悲哀、饥肠辘辘、无望地守候着无法到来的救营者。一个睡眠不得安宁的夜晚，尽做着大摆筵席的梦——醒来后饥火烧燎着愁肠。
第4天来了又去了——接着是第5天！困了5天，着实可怕。每一只眼睛都射出饥饿的凶光，里面流露出一种怕人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心里朦朦胧胧地自行形成了一种东西——一种谁也不敢诉诸于言词的东西。
第6天过去了——第7天破晓时，这一伙人个个鸠形鹄面。心如死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现在非说不可了！在每一颗心里长大的东西终于要从每一张嘴里跳出来了！人体的本能已经忍无可忍了——她非投降不可了。明尼苏达州的理查德·H·加斯顿站了起来，身材高大，面如死灰。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全都准备好了——每一种感情，每一种激动的神态都被闷死了——只有一种平静的、深思熟虑的严肃表情浮现在近来显得十分粗野的眼睛里。
“先生们：事情再不能耽搁了！时间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决定：我们中间谁得死去给其余的人当饭吃！”
伊利诺伊州的约翰·丁·威廉斯先生站起来说：“先生们——我提田纳西州的詹姆斯·索耶牧师。”
印第安纳州的WM·R·亚当斯先生说：“我提纽约州的丹尼尔·斯罗特先生。”
恰尔斯·J·朗登先生：“我提圣路易的塞缨尔A·鲍恩先生。”
斯罗特先生：“对于我的提名，我敬谢不敏，我想成全新泽西州的小约翰·A·范诺斯特兰先生。”
加斯顿先生：“如果没有异议，这位先生的要求将会得到满足。”
由于范诺斯特兰先生表示反对，斯罗特先生的推辞不予接受。索耶和鲍恩两位先生也表示辞谢，以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绝。
俄亥俄州的A·L·巴斯科姆先生：“我提议提名到此结束，议会进行投票选举。”
索耶先生：“先生们——我对这些做法表示强烈的，这太不成体统了，所以我提议：立即取消这些做法。并提议选举一名会议主席，几名协助他工作的干事，这样我们就能够明智地处理眼前的事务了。”
依阿华州的贝尔先生：“先生们——我反对。现在不是拘泥礼仪的时候。因为已有七天多没有饭吃了。我们不能在无聊的讨论中浪费时间，否则只会增加我们的苦难。我对提出的人选表示满意——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先生，至少我本人，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立即选出其中的一两个人来。我想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加斯顿先生：“这种做法会遭到反对的，而且按规定必须等到牛年马月才能解决，这样反而造成了你想避免的那种延误。这位从新泽西州来的光生——”
范诺斯特兰先生：“先生们——我跟诸位素昧平生：我并不追求诸位赏赐给我的那种荣誉，我感到棘手的是——”
亚拉巴马州的摩尔根先生插话：“我提议投票表决是否辩论主要提案。”
这个动议被通过了，当然也就终止了进一步的辩论。选举干部的动议通过了，按此动议，加斯顿先生当选为主席，布莱克先生当选为书记，霍尔科姆先生、戴尔先生和鲍德温先生当选为提名委员会委员，R·M·霍兰先生当选为伙食操办员，协助委员会做出选择。
然后休会半小时，召开了某种小型干部会议。木槌一响，大会开始进行，委员会提出报告，提名肯塔基州的乔治·弗格森先生、路易斯安纳州的卢西恩·赫尔曼先生、科罗拉多州的W·梅西克先生为候选人。该报告被大会接受。
密苏里州的罗杰斯先生：“主席先生——既然报告已提交议会，我提议对它进行修正，用圣路易的卢修斯·哈里斯先生的名字替换赫尔曼先生的名字，因为哈里斯先生是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人物。我不希望被人理解为有意贬责那位路易斯安纳来的先生的高尚品格和可敬立场——绝无此意。我和在场的诸位先生一样，对他不胜敬仰。不过，我们大家不会对这样一件事实视而不见：在我们滞留的一星期里，他掉的膘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多——我们谁也不会悍然不顾这样一件事实：委员会在玩忽职守，要么是出于疏忽大意，要么就是明知故犯，竟然要我们选举这样一位绅士，不管他的动机多么纯正，他身上的确没有什么滋养——”
主席：“请密苏里州的这位先生坐下。本主席不能允许对委员会的公正提出质疑，除非它通过正式程序，严格按照规定提出。议会对这位先生的动议如何对待？”
弗吉尼亚州的哈利戴：“我提议对报告做更进一步的修正，由俄勒冈州的哈维·戴维斯先生取代梅西克先生。诸位先生也许会慷慨陈词，说艰难困苦的边疆生活已经使戴维斯先生变得粗糙不堪，不过，先生们，现在难道是挑剔粗细的时候？现在难道是吹毛求疵的时候？现在难道是斤斤计较区区小事的时候？不，先生们，我们所希望的是量要大，油水要多，要有重量，要有块头——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最高要求——我们需要的不是灵性，不是天才，不是教育。所以我坚持我的动议。”
摩尔根先生（激动地）：“我对这一修正案表示最坚决的反对。俄勒冈的这位先生太老，何况，块头固然不小，但大只大在骨头上——肉却不多。请问这位弗吉尼亚的先生，我们是想喝稀汤呢，还是要吃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是否要欺骗我们，叫我们捕风捉影？他是否要用一个俄勒冈的幽灵来嘲弄我们的苦难？请问，他能不能看看周围一张张焦灼的面孔，能不能注视注视我们忧伤的眼睛，能不能听听我们企盼的心声，怎么还要把这个饿得形销骨立的假货硬塞给我们？请问，他难道想不到我们的悲惨处境？想不到我们过去的悲哀，想不到我们暗淡的未来，却仍然居心不良，硬要把这个残骸、这具僵尸、这个连站都站不稳的骗子、这个从俄勒冈荒凉的海滩上来的疙里疙瘩、饱受摧残、干巴巴的瘪三强加给我们？休想！”（鼓掌）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这一修正案被付诸表决，没有通过。第一修正案提出的替换人是哈里斯先生。然后开始投票表决，五次投票都没有结果。第六次投票中，哈里斯先生当选，除了他一人外，全体投了赞成票。于是有人提出动议，应当鼓掌通过他的当选，这一动议由于他再次投票反对自己当选而遭到否决。
拉德威先生提议，议会现在应当关照其余的候选人，选举一人当早饭，这一动议获得通过。
第一次投票出现了僵持局面，半数人赞成某一候选人，因为他年轻；半数人同意另一个，因为他个头大。主席投了决定性的一票，赞成后者，即梅西克先生。这一结果在落选人弗格森的朋友们当中激起了相当大的不满情绪，有人在议论，要求重新进行一次投票表决，然而在此期间休会的动议被通过了，于是立即散会。
晚饭的准备工作分散了弗格森派的注意力，他们无法长时期地议论自己的不满，等他们要重新进行讨论的时候，宣布了哈里斯先生已经准备就绪这一喜讯，于是所有的不满情绪便化为烟云。
我们支起车厢座位的靠背临时凑成了餐桌，满怀感激之情坐了下来，在那七天的磨难中索回在我们的美梦中的最精美的晚餐现在就摆在眼前。我们跟几小时之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万念俱灰，愁眉苦脸，饥肠辘辘，忧心如焚，走投无路；现在：感恩戴德，泰然自若，大喜过望。我知道这是我坎坷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风在吼叫，刮得大雪在我们的牢房周围狂飞乱舞，可是风雪再也无力困扰我们了。我喜欢哈里斯。他也许还可以煮得更好一些，但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谁也没有哈里斯那样对我的胃口，使我那样称心如意。梅西克挺不错，不过就是有点儿变味，不过要讲真正的营养、肉的细嫩，我倒是要哈里斯。梅西克自有他的长处——我不想否认这一点，也不愿否认——可是要他当早饭，比一具木乃伊好不了多少，先生——简直一模一样。瘦吗？——哎，上帝保佑！——粗吗？啊，他是粗得够呛！你是无法想像的——你永远也想像不出这一类事。
“你打算给我讲——”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早饭后我们推选了一个从底特律来的名叫沃克的人当晚餐。他很不错，我后来给他老婆写信就是这么说的。怎么夸他都不过份，我将永远怀念沃克。他煮得嫩了点儿，可是非常好。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把亚拉巴马州的摩尔根当早餐。他是我们享用过的最好的人之——仪表堂堂，很有教养，文质彬彬，能流利地讲几种语言——一个十全十美的绅士——他是个十全十美的绅士，油水多得出奇。晚饭我们选的是那个俄勒冈的老头儿，他的确是个骗人的货色，这一点毫无疑问——又老又瘦又粗，谁也无法形容那种状况。最后我说，先生们，请你们自便，我宁可等下一个当选人。伊利诺斯州的格兰姆斯刚说，‘先生们，我也愿意等等。等你们选出一个有长处的人时，我将乐于与诸位再次共同享用。’不久，事实显然表明，大家对俄勒冈的戴维斯普遍表示不满，这样，为了保持我们享用过哈里斯以后表现出的一片好意，便进行了一次选举，结果是佐治亚州的贝克尔人选。他真够味儿！哎，哎——以后我们有杜利特，还有霍金斯，还有麦克罗伊（对麦克罗伊还有一点抱怨，因为他瘦小得不同一般），还有彭罗德，还有两个史密斯，还有贝利（贝利有一只木腿，这显然是个损失，其他倒蛮好），还有一个印第安少年，还有一个街头演奏手风琴的人，还有一个名叫巴克明斯特的绅士——一个木头似的流浪汉。跟大家一点合不来，当早饭也不是味道。我们很高兴把他选中之后营救队才来。
“那么说最后那该死的营救队真的来了？”
“不错，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刚刚选举结束，营救队就来了。约翰·墨菲当选了，他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意作证：不过约翰·墨菲坐在前来援救我们的火车上跟我们一起回了家，到后来跟哈里斯寡妇结了婚——”
“谁的遗孀——”
“我们第一个选中的那个人的未亡人。墨菲就跟她结了婚。现在他日子过得挺好，受人尊敬，万事如意。啊，这倒像一本小说，先生——像一部传奇。我下车的地方到了，先生；那就只好再见了。你什么时候方便，跟我一起呆一两天，有你在，我会很高兴的。我喜欢你，先生；我已经对你产生了好感。我喜欢你就像喜欢哈里斯本人一样，先生。日安，先生，祝你一路顺风。”
他走了。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惊恐，这样的痛苦，这样的迷惑。我打心底里高兴他走了。尽管他温文尔雅，声音柔和，可是每当他把那双饿狼似的眼睛转向我时，我便感到毛骨悚然。我听到我已经赢得了他凶险的青睐，跟已故的哈里斯同样受到他的器重，这时，我的心脏简直停止了跳动！
我的困惑是不可名状的。对于他的话我深信不疑，对于他这样严肃认真的叙述我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这叙述的可怕的细节给了我极大的威胁，搅得我心乱如麻。我看见列车员在瞅着我。我说，“那个人是谁？”
“他曾经是个国会议员，而且还是个挺好的议员呢。不过他被困在雪堆中的列车里了，好像快要饿死了，他全身都冻僵了，因为没有吃的，又饿得筋疲力尽，过了两三个月他生了病，精神错乱了。现在他好了。只不过是偏执狂。他一提起那老话题，不把他谈到的那一车人吃光就闭不上嘴。要是让他讲到现在，他也许已经把那一车人全部结果，只是他每回非得在这里下车不可。他已经把这些人的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等他把大家都统统吃光，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总是说：“后来选举谁当早餐的时间到了，由于没有反对意见，我便提出辞职。所以我还在这儿。”
知道自己听到的是一个疯子并无恶意、异想天开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食人肉者的真正经历，我长舒了一口气，这种轻松感真是无法表达的。
“哈里斯，要是你肯替我办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你，老弟。”
我这位新旅伴的眼睛里突然闪出欣喜的亮光。好像那人的话勾起了他一段快乐的回忆。顷刻，他又露出一副思虑重重的面孔——简直有些闷闷不乐了。他转头对我说，“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让我把我生活中的一段秘事告诉你。这段秘事自发生后，我从来都不曾提起过。请耐心地听，答应我别打断我的话。”
我说没问题，他就如此这般地讲了下面的一段奇遇。讲解过程中时而情感迸发，时而阴郁低沉，但总是极其认真诚恳。
那是1853年12月19日，我从圣路易乘夜班火车去芝加哥。车上总共只有24名乘客。没有妇女，也没有小孩。我们的兴致很好，大家很快就混熟了。看来，这是一次快乐舒心的旅行；我猜这一伙人中压根儿就没有一位预感到很快就要经历的那种恐怖局面。
晚上十一点钟，天下起大雪来。火车刚一离开那个名叫韦尔登的小村，就进入空旷寂寥的大草原。千里荒原，渺无人烟，一直延展到朱必利定居点。狂风呼啸着刮过平展展的荒地。那儿没有树木，没有山丘，甚至连七零八落的岩石也见不到，所以风刮起来毫无阻挡。随风飞扬的雪花，就像狂风暴雨在海浪尖上激起的浪花。雪越积越深，车速减慢。我们知道，这是火车头在积雪中开路越来越费劲了。说实在的，有时候它简直就停止不动了。大风在轨道上堆积起一个个大雪堆，活像一座座坟山。聊天也没有劲儿了。欢乐让位给焦虑。要是被大雪困住，待在荒凉的大草原上，方圆50英里可都没有人家——这种想法浮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把大家都弄得精神非常颓丧。
凌晨两点，四周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从不得安宁的睡眠中惊醒。可怕的实情顿时闪过我的心头——我们成了雪堆里的囚徒！“全体起来动手自救！”大家一跃而起去执行这道命令。夜茫茫漆黑一片。铺天盖地的大雪，势不可挡的风暴，大家从车厢跳进这样一个世界，心里都明白，现在要争分夺秒，要不就会有灭顶之灾。铲子、手、木板——凡是能清除积雪的东西立刻都用上了。那真是一副离奇的景象：一小撮发狂似的人跟越堆越高的积雪拼搏。雪堆下半截隐没在黑黢黢的阴影里，上半截暴露在车头反光灯炽烈的灯光下。
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足以证明我们在白费力气。暴风雪积成了十几个雪堆，把路轨阻塞了，而我们仅仅刨掉了一个。更加糟糕的是，人们发现，刚才火车头对敌人发起冲锋时已经把主动轮的纵向轴弄断了！即使铁路畅通无阻，我们也无可奈何了。我们干活儿干得精疲力竭，心里又不是滋味，便进了车厢。大家围着火炉严肃地讨论眼下的处境。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大伙儿最窝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是不会冻死的，因为煤水车里有的是木头，这是我们惟一的安慰。讨论到最后，大家都接受了列车员令人丧气的结论，就是说，谁想徒步在这样的雪地里走50英里路，那就等于去寻死。我们无法派人去求援，即便我们有办法去，也没人愿意来援助。我们只好听天由命，耐心等待，要么有人来救援，要么就等着饿死！我想，就是最刚强的人一听了这话，心也会马上变凉的。
过了一会儿，谈话变成了一种三三两两的窃窃私语，话题仍离不开火车，这种低语随着阵阵狂风的起落而忽高忽低；灯光昏暗起来；大多数遭难者在忽明忽暗的黑影中安下心来想——忘掉眼前，如果可能的话，——睡觉，如果可以的话。
漫漫无期的长夜——我们觉得的确是漫漫无期的——终于把磨磨蹭蹭的时光打发走了，东方破晓，现出灰冷的晨光，亮光逐渐增强，旅客一个接一个活动起来了，显示出生命的种种迹象；一个接一个地把耷拉下来的帽子从额头上掀起来，舒展舒展僵硬的四肢，然后从窗户里向外窥视那副萧瑟的景象。的确萧瑟透顶了！——个生物的影子都没有，一个人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白茫茫的荒野，卷起的雪片随风到处飘扬——一个雪片飞舞的世界遮没了上面的天宇。
我们在车厢周围逛走了整整一天，说得很少，想得挺多。又是一个滞留不去的愁闷的夜晚——还有饥饿。
又一个黎明——又一天：寂静、悲哀、饥肠辘辘、无望地守候着无法到来的救营者。一个睡眠不得安宁的夜晚，尽做着大摆筵席的梦——醒来后饥火烧燎着愁肠。
第4天来了又去了——接着是第5天！困了5天，着实可怕。每一只眼睛都射出饥饿的凶光，里面流露出一种怕人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心里朦朦胧胧地自行形成了一种东西——一种谁也不敢诉诸于言词的东西。
第6天过去了——第7天破晓时，这一伙人个个鸠形鹄面。心如死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现在非说不可了！在每一颗心里长大的东西终于要从每一张嘴里跳出来了！人体的本能已经忍无可忍了——她非投降不可了。明尼苏达州的理查德·H·加斯顿站了起来，身材高大，面如死灰。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全都准备好了——每一种感情，每一种激动的神态都被闷死了——只有一种平静的、深思熟虑的严肃表情浮现在近来显得十分粗野的眼睛里。
“先生们：事情再不能耽搁了！时间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决定：我们中间谁得死去给其余的人当饭吃！”
伊利诺伊州的约翰·丁·威廉斯先生站起来说：“先生们——我提田纳西州的詹姆斯·索耶牧师。”
印第安纳州的WM·R·亚当斯先生说：“我提纽约州的丹尼尔·斯罗特先生。”
恰尔斯·J·朗登先生：“我提圣路易的塞缨尔A·鲍恩先生。”
斯罗特先生：“对于我的提名，我敬谢不敏，我想成全新泽西州的小约翰·A·范诺斯特兰先生。”
加斯顿先生：“如果没有异议，这位先生的要求将会得到满足。”
由于范诺斯特兰先生表示反对，斯罗特先生的推辞不予接受。索耶和鲍恩两位先生也表示辞谢，以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绝。
俄亥俄州的A·L·巴斯科姆先生：“我提议提名到此结束，议会进行投票选举。”
索耶先生：“先生们——我对这些做法表示强烈的，这太不成体统了，所以我提议：立即取消这些做法。并提议选举一名会议主席，几名协助他工作的干事，这样我们就能够明智地处理眼前的事务了。”
依阿华州的贝尔先生：“先生们——我反对。现在不是拘泥礼仪的时候。因为已有七天多没有饭吃了。我们不能在无聊的讨论中浪费时间，否则只会增加我们的苦难。我对提出的人选表示满意——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先生，至少我本人，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立即选出其中的一两个人来。我想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加斯顿先生：“这种做法会遭到反对的，而且按规定必须等到牛年马月才能解决，这样反而造成了你想避免的那种延误。这位从新泽西州来的光生——”
范诺斯特兰先生：“先生们——我跟诸位素昧平生：我并不追求诸位赏赐给我的那种荣誉，我感到棘手的是——”
亚拉巴马州的摩尔根先生插话：“我提议投票表决是否辩论主要提案。”
这个动议被通过了，当然也就终止了进一步的辩论。选举干部的动议通过了，按此动议，加斯顿先生当选为主席，布莱克先生当选为书记，霍尔科姆先生、戴尔先生和鲍德温先生当选为提名委员会委员，R·M·霍兰先生当选为伙食操办员，协助委员会做出选择。
然后休会半小时，召开了某种小型干部会议。木槌一响，大会开始进行，委员会提出报告，提名肯塔基州的乔治·弗格森先生、路易斯安纳州的卢西恩·赫尔曼先生、科罗拉多州的W·梅西克先生为候选人。该报告被大会接受。
密苏里州的罗杰斯先生：“主席先生——既然报告已提交议会，我提议对它进行修正，用圣路易的卢修斯·哈里斯先生的名字替换赫尔曼先生的名字，因为哈里斯先生是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人物。我不希望被人理解为有意贬责那位路易斯安纳来的先生的高尚品格和可敬立场——绝无此意。我和在场的诸位先生一样，对他不胜敬仰。不过，我们大家不会对这样一件事实视而不见：在我们滞留的一星期里，他掉的膘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多——我们谁也不会悍然不顾这样一件事实：委员会在玩忽职守，要么是出于疏忽大意，要么就是明知故犯，竟然要我们选举这样一位绅士，不管他的动机多么纯正，他身上的确没有什么滋养——”
主席：“请密苏里州的这位先生坐下。本主席不能允许对委员会的公正提出质疑，除非它通过正式程序，严格按照规定提出。议会对这位先生的动议如何对待？”
弗吉尼亚州的哈利戴：“我提议对报告做更进一步的修正，由俄勒冈州的哈维·戴维斯先生取代梅西克先生。诸位先生也许会慷慨陈词，说艰难困苦的边疆生活已经使戴维斯先生变得粗糙不堪，不过，先生们，现在难道是挑剔粗细的时候？现在难道是吹毛求疵的时候？现在难道是斤斤计较区区小事的时候？不，先生们，我们所希望的是量要大，油水要多，要有重量，要有块头——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最高要求——我们需要的不是灵性，不是天才，不是教育。所以我坚持我的动议。”
摩尔根先生（激动地）：“我对这一修正案表示最坚决的反对。俄勒冈的这位先生太老，何况，块头固然不小，但大只大在骨头上——肉却不多。请问这位弗吉尼亚的先生，我们是想喝稀汤呢，还是要吃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是否要欺骗我们，叫我们捕风捉影？他是否要用一个俄勒冈的幽灵来嘲弄我们的苦难？请问，他能不能看看周围一张张焦灼的面孔，能不能注视注视我们忧伤的眼睛，能不能听听我们企盼的心声，怎么还要把这个饿得形销骨立的假货硬塞给我们？请问，他难道想不到我们的悲惨处境？想不到我们过去的悲哀，想不到我们暗淡的未来，却仍然居心不良，硬要把这个残骸、这具僵尸、这个连站都站不稳的骗子、这个从俄勒冈荒凉的海滩上来的疙里疙瘩、饱受摧残、干巴巴的瘪三强加给我们？休想！”（鼓掌）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这一修正案被付诸表决，没有通过。第一修正案提出的替换人是哈里斯先生。然后开始投票表决，五次投票都没有结果。第六次投票中，哈里斯先生当选，除了他一人外，全体投了赞成票。于是有人提出动议，应当鼓掌通过他的当选，这一动议由于他再次投票反对自己当选而遭到否决。
拉德威先生提议，议会现在应当关照其余的候选人，选举一人当早饭，这一动议获得通过。
第一次投票出现了僵持局面，半数人赞成某一候选人，因为他年轻；半数人同意另一个，因为他个头大。主席投了决定性的一票，赞成后者，即梅西克先生。这一结果在落选人弗格森的朋友们当中激起了相当大的不满情绪，有人在议论，要求重新进行一次投票表决，然而在此期间休会的动议被通过了，于是立即散会。
晚饭的准备工作分散了弗格森派的注意力，他们无法长时期地议论自己的不满，等他们要重新进行讨论的时候，宣布了哈里斯先生已经准备就绪这一喜讯，于是所有的不满情绪便化为烟云。
我们支起车厢座位的靠背临时凑成了餐桌，满怀感激之情坐了下来，在那七天的磨难中索回在我们的美梦中的最精美的晚餐现在就摆在眼前。我们跟几小时之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万念俱灰，愁眉苦脸，饥肠辘辘，忧心如焚，走投无路；现在：感恩戴德，泰然自若，大喜过望。我知道这是我坎坷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风在吼叫，刮得大雪在我们的牢房周围狂飞乱舞，可是风雪再也无力困扰我们了。我喜欢哈里斯。他也许还可以煮得更好一些，但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谁也没有哈里斯那样对我的胃口，使我那样称心如意。梅西克挺不错，不过就是有点儿变味，不过要讲真正的营养、肉的细嫩，我倒是要哈里斯。梅西克自有他的长处——我不想否认这一点，也不愿否认——可是要他当早饭，比一具木乃伊好不了多少，先生——简直一模一样。瘦吗？——哎，上帝保佑！——粗吗？啊，他是粗得够呛！你是无法想像的——你永远也想像不出这一类事。
“你打算给我讲——”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早饭后我们推选了一个从底特律来的名叫沃克的人当晚餐。他很不错，我后来给他老婆写信就是这么说的。怎么夸他都不过份，我将永远怀念沃克。他煮得嫩了点儿，可是非常好。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把亚拉巴马州的摩尔根当早餐。他是我们享用过的最好的人之——仪表堂堂，很有教养，文质彬彬，能流利地讲几种语言——一个十全十美的绅士——他是个十全十美的绅士，油水多得出奇。晚饭我们选的是那个俄勒冈的老头儿，他的确是个骗人的货色，这一点毫无疑问——又老又瘦又粗，谁也无法形容那种状况。最后我说，先生们，请你们自便，我宁可等下一个当选人。伊利诺斯州的格兰姆斯刚说，‘先生们，我也愿意等等。等你们选出一个有长处的人时，我将乐于与诸位再次共同享用。’不久，事实显然表明，大家对俄勒冈的戴维斯普遍表示不满，这样，为了保持我们享用过哈里斯以后表现出的一片好意，便进行了一次选举，结果是佐治亚州的贝克尔人选。他真够味儿！哎，哎——以后我们有杜利特，还有霍金斯，还有麦克罗伊（对麦克罗伊还有一点抱怨，因为他瘦小得不同一般），还有彭罗德，还有两个史密斯，还有贝利（贝利有一只木腿，这显然是个损失，其他倒蛮好），还有一个印第安少年，还有一个街头演奏手风琴的人，还有一个名叫巴克明斯特的绅士——一个木头似的流浪汉。跟大家一点合不来，当早饭也不是味道。我们很高兴把他选中之后营救队才来。
“那么说最后那该死的营救队真的来了？”
“不错，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刚刚选举结束，营救队就来了。约翰·墨菲当选了，他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意作证：不过约翰·墨菲坐在前来援救我们的火车上跟我们一起回了家，到后来跟哈里斯寡妇结了婚——”
“谁的遗孀——”
“我们第一个选中的那个人的未亡人。墨菲就跟她结了婚。现在他日子过得挺好，受人尊敬，万事如意。啊，这倒像一本小说，先生——像一部传奇。我下车的地方到了，先生；那就只好再见了。你什么时候方便，跟我一起呆一两天，有你在，我会很高兴的。我喜欢你，先生；我已经对你产生了好感。我喜欢你就像喜欢哈里斯本人一样，先生。日安，先生，祝你一路顺风。”
他走了。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惊恐，这样的痛苦，这样的迷惑。我打心底里高兴他走了。尽管他温文尔雅，声音柔和，可是每当他把那双饿狼似的眼睛转向我时，我便感到毛骨悚然。我听到我已经赢得了他凶险的青睐，跟已故的哈里斯同样受到他的器重，这时，我的心脏简直停止了跳动！
我的困惑是不可名状的。对于他的话我深信不疑，对于他这样严肃认真的叙述我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这叙述的可怕的细节给了我极大的威胁，搅得我心乱如麻。我看见列车员在瞅着我。我说，“那个人是谁？”
“他曾经是个国会议员，而且还是个挺好的议员呢。不过他被困在雪堆中的列车里了，好像快要饿死了，他全身都冻僵了，因为没有吃的，又饿得筋疲力尽，过了两三个月他生了病，精神错乱了。现在他好了。只不过是偏执狂。他一提起那老话题，不把他谈到的那一车人吃光就闭不上嘴。要是让他讲到现在，他也许已经把那一车人全部结果，只是他每回非得在这里下车不可。他已经把这些人的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等他把大家都统统吃光，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总是说：“后来选举谁当早餐的时间到了，由于没有反对意见，我便提出辞职。所以我还在这儿。”
知道自己听到的是一个疯子并无恶意、异想天开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食人肉者的真正经历，我长舒了一口气，这种轻松感真是无法表达的。
我的父亲是个“圣伯尔纳种”，我的母亲是个“柯利种”，可是我是个“长老会教友”。我母亲是这样给我说的。这些微妙的区别我自己并不知道。在我看起来，这些名称都不过是些派头十足可是毫无意义的字眼。我母亲很爱这一套。她喜欢说这些，还喜欢看看别的狗显出惊讶和忌妒的神气，好像在惊讶她为什么受过这么多教育似的。可是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教育，不过是故意卖弄罢了：她是在吃饭的屋子里和会客室里有人谈话的时候在旁边听，又和孩子们到主日学校去，在那儿听，才把这些名词学会的。每逢她听到了一些深奥的字眼，她就翻来覆去地背好几遍，所以她能把它们记住，等后来在附近一带开起讲学间的会来，她就把它们搬出来唬人，叫别的狗通通吃一惊，而且不好受，从小狗儿一直到猛狗都让她唬住了，这就使她没有枉费那一番心血。要是有外人，他差不多一定要怀疑起来，他在大吃一惊、喘过气来之后，就要问她那是什么意思。她每次都答复人家。这是他决没有料得到的，原来他以为可以把她难住；所以她给他解释之后，他反而显得很难为情，虽然他原来还以为难为情的会是她。其他的狗都等着这个结局，而且很高兴，很替她得意，因为他们都有过经验，早知道结局会是怎样。她把一串深奥字眼的意思告诉人家的时候，大家都羡慕得要命，随便哪只狗也不会想到怀疑这个解释究竟对不对。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第一呢，她回答得非常快，就好像是字典说起话来了似地，还有呢，他们上哪儿去弄得清楚这究竟对不对呀？因为有教养的狗就只有她一个，后来我长大一些的时候，有一次她把“缺乏智力”这几个字记熟了，并且在整整一个星期里的各种集会上拼命地卖弄，使人很难受、很丧气。就是那一次，我发现在那一个星期之内，她在八个不同的集会上被人问到这几个字的意思，每次她都冲口而出地说了一个新的解释，这就使我看出了她与其说是有学问，还不如说是沉得住气，不过我当然并没有说什么。她有一个名词经常现成地挂在嘴上，像个救命圈似的，用来应付紧急关头，有时候猛不提防她有了被冲下船去的危险，她就把它套在身上——那就是“同义词”这个名词。当她碰巧搬出几个星期以前卖弄过的一串深奥的字眼来，可是她把原来准备的解释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的时候，要是有个生客在场，那当然就要被她弄得头昏眼花，过一两分钟之后才清醒过来，这时候她可是调转了方向，又顺着风往另外一段路程上飘出去了，料不到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客人忽然招呼她，请她解释解释的时候，我就看得出她的帆篷松了一会儿劲（我是惟一明白她那套把戏的底细的狗）——可是那也只耽搁了一会儿——然后马上就鼓起了风，鼓得满满的，她就像夏天那样平静地说道，“那是‘额外工作’的同义词”，或是说出与此类似的吓坏人的一长串字，说罢就逍遥自在地走开，轻飘飘地又赶另一段路程去了。她简直是非常称心如意，你知道吧，她把那位生客摔在那儿，显得土头土脑、狼狈不堪，那些内行就一致把尾巴在地板上敲，他们脸上也改变了神气，显出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
关于成语也是一样。要是有什么特别好听的成语，她就带回一整句来，卖弄六个晚上、两个白天，每次都用一种新的说法解释它——她也不得不这么办，因为她所注意的只是那句成语；至于那是什么意思，她可不大在乎，而且她也知道那些狗反正没有什么脑筋，抓不着她的错。咳，她才真是个了不起的角色哩！她这一得非常拿手，所以她一点也不担心，她对于那些糊涂虫的无知无识，是有十分把握的。她甚至还把她听到这家人和吃饭的客人说得哈哈大笑的小故事也记住一些；可是照例她老是把一个笑话里面的精彩地方胡凑到另外一个里面去，而且当然是凑得并不合适，简直莫明其妙；她说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就倒在地板上打滚，大笑大叫，就像发了疯似的，可是我看得出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她说的并不像她当初听见人家说的时候那么有趣。不过这并不要紧；别的狗也都打起滚来，并且汪汪大叫，个个心里都暗自为了没有听懂而害臊，根本就不会猜想到过错不在他们，而是谁也看不出这里面的毛病。
从这些事情，你可以知道她是个相当受面子和不老实的角色；可是她还是有些长处，我觉得那是足以与她的缺点相抵的。她的心眼儿很好，态度也很文雅，人家有什么对不住她的事，她从来就不记恨，老是随随便便不把它放在心上，一下子就忘了；她还教她的孩子们学她那种好脾气，我们还从她那儿学会了在危急的时候表现得勇敢和敏捷，决不逃跑，无论是朋友或是生人遭到了危险，我们都要大胆地承当下来，尽力帮助人家，根本不考虑自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且她教我们还不是光凭嘴说，而是自己做出榜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把握，最经得久。啊，她干的那些勇敢的事和漂亮的事可真了不起！她真能算是一个勇士；而且她还非常谦虚——总而言之，你不能不佩服她，你也不能不学她的榜样；哪怕是一只“查理士王种”的长耳狗和她在一起，也不能老是完全瞧不起她。所以，您也知道，她除了有教养而外，还是有些别的长处哩。
后来我长大了的时候，我就被人卖了，让别人带走，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她了。她很伤心，我也是一样，我们俩都哭了；可是她极力安慰我，说是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一个聪明和高尚的目的，必须好好地尽我们的责任。决不要发牢骚，我们碰到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要尽量顾到别人的利益，不管结果怎样；那不是归我们管的事情。她说凡是喜欢这么办的人将来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定会得到光荣和漂亮的报酬，我们禽兽虽然不到那儿去，可是规规矩矩过日子，多做些好事情，不图报酬，还是可以使我们短短的生命很体面和有价值，这本身就可以算是一种报酬。这些道理是她和孩子们到主日学校去的时候随时听到的，她很用心地通通记在心里，比她记那些字和成语都更加认真；而且她还下了很深的工夫研究过这些道理，为的是对她自己和对我们都有好处。你可以从这儿看得出她脑子里虽然有些轻浮和虚荣的成分，究竟还是聪明和肯用心思的。
于是我们就互相告别，含着眼泪彼此最后看了一眼。她最后嘱咐我的一句话——我想她是特意留在最后说的，好叫我记得清楚一些——是这样的：“为了纪念我，如果别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就不要想到自己，你要想到你的母亲，照她的办法行事。”
你想我会忘记这句话吗？不会的。
那真是个有趣的家呀！——我那新的家。房子又好又大，还有许多图画和精巧的装饰，讲究的家具，根本没有阴暗的地方，处处的五颜六色都有充分的阳光照得非常鲜亮；周围还有很宽敞的空地，还有个大花园——啊，那一草坪，那些高大的树，那些花，说不完！我在那儿就好像是这一家人里面的一分子，他们都爱我，把我当成宝贝，而且并没有给我取个新名字，还是用我原来的名字叫我，这个名字是我母亲给我取的——爱莲·麦弗宁——所以我觉得它特别亲爱。她是从一首歌里找出来的。格莱夫妇也知道这首歌，他们说这个名字很漂亮。
格莱太太有30岁，她非常漂亮、非常可爱，那样子你简直想像不出；莎第10岁，正像她妈妈一样，简直是照她的模样做出来的一份苗条可爱的仿制品，背上垂着赭色的辫子，身上穿着短短的上衣；娃娃才一周岁，长得胖胖的，脸上有酒窝，他很喜欢我，老爱拉我的尾巴，抱我，并且还哈哈大笑地表示他那天真烂漫的快乐，简直没有个够；格莱先生38岁，高个子，细长身材，长得很漂亮：头前面有点秃，人很机警，动作灵活，一本正经，办事迅速果断，不感情用事，他那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脸简直就像是闪耀着冷冰冰的智慧的光！他是一位有名的科学家。我不知道科学家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母亲一定知道这个名词怎么用法，知道怎么去卖弄它，叫别人佩服。她会知道怎么去拿它叫一只捉耗子的小狗听了垂头丧气，把一只哈巴狗吓得后悔它不该来。可是这个名词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名词是实验室。要有一个实验室肯把所有的狗脖子上拴着缴税牌的颈圈都取下来，我母亲就可以组织一个托辣斯来办这么一个实验室。实验室并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张图画，也不是洗手的地方——大学校长的狗说是这么回事，可是不对，那叫做盥洗室；实验室是大有区别的，那里面搁满了罐子、瓶子、电器、五金丝和稀奇古怪的机器；每个星期都有别的科学家到那儿来，坐在那地方，用那些机器，大家还讨论，还做他们所谓什么试验和发现；我也常常到那儿来，站在旁边听，很想学点东西，为了我母亲，为了好好地纪念她，虽然这对我是件痛苦的事，因为我体会到她一辈子耗费了多少精伸，而我可一点也学不到什么；无论我怎么努力，我听来听去，根本就一点也听不出所以然来。
平时我躺在女主人工作室的地板上睡觉，她温柔地把我用来当作一条垫脚凳，知道这是使我高兴的，因为这也是一种抚爱；有时候我在育儿室里呆上个把钟头，让孩子们把我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使我很快活；有时候娃娃睡着了，保姆为了娃娃的事情出去几分钟，我就在娃娃的小床旁边看守一会；有时候我在空地上和花园里跟莎第乱跳乱跑一阵一直玩到我们都精疲力尽，然后我就在树荫底下的草地上舒舒服服地睡觉，同时她在那儿看书；有时候我到邻居的狗那儿去拜访拜访他们——因为有几只非常好玩的狗离我们不远，其中有一只很漂亮、很客气、很文雅的狗，他是一只卷毛的“爱尔兰种”猎狗，名字叫做罗宾·阿代尔，他也和我一样，是个“长老会教友”，他的主人是个当牧师的苏格兰人。
我们那个人家的仆人都对我很和气，而且很喜欢我，所以，你也看得出，我的生活是很愉快的。天下再不会有比我更快活、更知道感恩图报的狗了。我要给自己说这种话，因为这不过是说的事实：我极力循规蹈矩，多做正经事，不辜负我母亲的慈爱和教训，尽量换取我所得到的快乐。
不久我就生了小狗娃，这下子我的幸福可到了极点，我的快乐简直是齐天了。它是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一个最可爱的小家伙，身上的毛长得又光滑、又柔软，就像天鹅绒似的，小脚爪长得非常特别、非常好玩，眼睛显得非常有感情，小脸儿天真活泼，非常可爱；我看见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把它爱得要命，拿它当个活宝贝，无论它做出一种什么绝妙的小动作，他们都要大声欢呼，这真使我非常得意。我好像觉得生活实在是太痛快了，一天到晚老是……
随后就到了冬天。有一天我在育儿室里担任守卫。这就是说，我在床上睡着了。娃娃也在小床上睡着了，小床和大床是并排的，在靠近壁炉那一边。这种小床上挂着一顶很高的罗纱尖顶帐子，里外都看得透。保姆出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两个瞌睡虫。燃烧的柴火迸出了一颗火星，掉在帐子的斜面上。我猜这以后大概是过了一阵没有动静，然后娃娃才大叫一声，把我惊醒过来，这时候帐子已经烧着了，直向天花板上冒火焰！我还没有来得及想一想，就吓得跳到地下来，一秒钟之内就快要跑到门口了；可是在这后面的半秒钟里，我母亲临别的教训就在我耳朵里响起来了，于是我又回到床上。我把头伸进火焰里去，衔住娃娃的腰带把他拉出来，拖着他往外跑，我们俩在一片烟雾里跌倒在地下；我又换个地方把他衔着，拖着那尖叫的小家伙往外跑，一直跑出门口。跑过过道里拐弯的地方，还在不停地拖，我觉得非常兴奋、快活和得意，可是这时候主人的声音大嚷起来：
“快滚开，你这该死的畜生！”我就跳开来逃避；可是他快得出奇，一下就追上了我，拿他的手杖狠狠地打我，我这边躲一下，那边躲一下，吓得要命，后来很重的一棍打在我的前左腿上，打得我直叫唤，一下子倒在地下，不知怎么好；手杖又举起来要再打，可是没有打下来，因为保姆的声音拼命地嚷起来了，“育儿室着火啦！”主人就往那边飞跑过去，这样我才保住了别的骨头。
真是痛得难受，不过没有关系，我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他随时都可能回来；所以我就用三条腿一瘸一瘸地走到过道的那一头，那儿有一道漆黑的小楼梯，通到顶楼上去，我听说那上面放着一些旧箱子之类的东西，很少有人上那儿去。我勉强爬上楼，然后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穿过一堆一堆的东西，钻到我所能找到的一个最秘密的地方藏起来。在那儿还害怕，真是太傻，可是我还是害怕；我简直怕得要命，只好拼命忍住，连小声叫唤都不敢叫一声，虽然叫唤叫唤是很舒服的，因为，您也知道，那可以解解痛。不过我可以舐一舐我的腿，这也是有点好处的。
楼下乱轰轰的，一直经过半个钟头的工夫，有人大声嚷，也有飞快跑的脚步声，然后又没有动静了。总算清静了几分钟，这对我的精神上是很痛快的，因为这时候我的恐惧心理渐渐平定下来了；恐惧比痛苦还难受哩——啊，难受得多。然后又听到一阵声音，把我吓得浑身发抖。他们在叫我——叫我的名字——还在找我哩！
这阵喊声因为离得远，不大听得清楚，可是这并没有消除那里面的恐怖成分，这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可怕的声音。楼下的喊声处处都跑到了：经过所有的过道，到过所有的房间，两层楼和底下那一层和地窖通通跑遍了；然后又到外面，越跑越远——然后又跑回来，在整幢房子里再跑过一遍，我想大概是永远永远不会停止的。可是后来总归还是停止了，那时候顶楼上模模糊糊的光线早已被漆黑的暗影完全遮住，过了好几个钟头了。
然后在那可喜的清静之中，我的恐惧心理慢慢地消除了，我才安心睡了觉。我休息得很痛快，可是朦胧的光还没有再出来的时候，我就醒了：我觉得相当舒服，这时候我可以想出一个主意来了。我的主意是很好的；那就是，走后面的楼梯悄悄地爬下去，藏在地窖的门背后，天亮的时候送冰的人一来，我就趁他进来把冰往冰箱里装的时候溜出去逃跑；然后我又整天藏着，到了晚上再往前走；我要到……唉，随便到什么地方吧，只要是人家不认识我，不会把我出卖给我的主人就行。这时候我几乎觉得很高兴了；随后我忽然想起：咳，要是丢掉了我的小仔仔，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呀！
这可叫人大失所望。简直没有办法：我明白这个情形；只好呆在原来的地方；呆下去，等待着，听天由命——那是不归我管的事情；生活就是这样——我母亲早就这样说过了。后来——唉，后来喊声又起来了。于是我一切的忧愁又回到心头。我心里想，主人是决不会饶我的。我不知道究竟是于了什么事情，使他这么痛恨、这么不饶我，不过我猜那大概是狗所不能理解的什么事情，人总该看得清楚，反正是很糟糕的事吧。
他们老在叫了又叫——我好像觉得叫了好几天好几夜似的。时间拖得太久，我又饿又渴，简直难受得要发疯，我知道我已经很没有劲了。你到了这种情形的时候，就睡得很多，我也就大睡特睡起来。有一次我吓得要命地醒过来——我好像觉得喊声就在那顶楼里！果然是这样；那是莎第的声音，她一面还在哭；可怜的孩子，她嘴里叫出我的名字来，老是杂着哭声，后来我听见她说：
“回我们这儿来吧——啊，回我们这儿来吧，别生气——你不回来，我们真是太……”这使我非常高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感激得什么似的，突然汪汪地叫了一声，莎第马上就从黑暗中和废物堆里一颠一跌地钻出去，大声嚷着让她家里的人听见，“找到她啦，找到她啦！”
以后的那些日子——哈，那才真是了不得哩。莎第和她母亲和仆人们——咳，他们简直就像是崇拜我呀。他们似乎是无论给我铺一个多好的床，也嫌不够讲究；至于吃的东西呢，他们非给我弄些还不到时令的稀罕野味和讲究的食品，就觉得不满意；每天都有朋友和邻居们成群地到这儿来听他们说我的“英勇行为”——这是他们给我所于的那桩事情取的名称，意思就和“农业”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把这个名词带到一个狗窝里去卖弄，她就是这么解释的，可是她没有说“农业”是怎么回事，只说那和“壁间热”是同义词。格莱太太和莎第给新来的客人说这个故事，每天要说十几遍，她们说我冒了性命的危险救了娃娃的命，我们俩都有火伤可以证明，于是客人们就抱着我一个一个地传过去，把我摸一摸、拍一拍，大声称赞我，您可以看得出莎第和她母亲的眼睛里那种得意的神气；人家要是问起我为什么瘸了腿，她们就显得不好意思，赶快转换话题，有时候人家把这桩事情问来问去，老不放松她们，我就觉得她们简直好像是要哭似的。
这还不是全部的光荣哩；不，主人的朋友们来了，整整20个最出色的人物，他们把我带到实验室里，大家讨论我，好像我是一种新发现的东西似的；其中有几个人说一只畜生居然有这种表现真是了不起，他们说这是他们所能想得起的最妙的本能的表现；可是主人劲头十足地说，“这比本能高得多；这是理智，有许多人虽然是因为有了理智，可以得天主的拯救，和你我一同，可是他们的理智还不及命中注定不能的小畜生这么个可怜的傻东西哩；”他说罢就大笑起来，然后又说，“咳，你看看我吧——我真是可笑！好家伙，我有了那么了不得的聪明才智，可是我所推想得到的不过是认为这只狗发了疯，要把孩子弄死，其实要不是这个小家伙的智力——这是理智，实在的！——要是没有它的理智，那孩子早就完蛋啦！”
他们翻来覆去地争论，我就是争论的中心和主题，我希望我母亲能够知道我已经得到了这种了不起的荣誉；那一定会使她很得意的。
然后他们又讨论光学，这也是他们取的名词，他们讨论到脑子受了某种伤是不是会把眼睛弄睹这个问题，可是大家的意见不一致，他们就说一定要用实验来证明才行；其次他们又谈到植物，这使我很感兴趣，因为莎第和我在夏天种过一些种子——你要知道，我还帮她挖了些坑哩——过了许多大，就有一棵小树或是一朵花长出来，真不知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可是竟有这么回事，我很希望我能说话——那我就要把这个告诉那些人，让他们看看我懂得多少事情，我对这个问题一定会兴头很大；可是我对于光学并不感兴趣；这玩意儿怪没有意思，后来他们又谈到这上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讨厌，所以就睡着了。
不久就到了春天，天气很晴朗，又爽快，又可爱，那位漂亮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拍拍我和小狗娃，给我们告别，他们出远门到亲戚家去了。男主人没有工夫陪我们，可是我们俩在一起玩，日子还是过得很痛快，仆人们都很和气，和我们很要好，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快活，老是计算着日子，等着女主人和孩子们回来。
后来有一天，那些人又来了，他们说，现在要实验，于是他们就把狗娃带到实验室里去，我也就用三只腿瘸着走过去，心里觉得很得意，因为人家看得起小狗娃当然是使我高兴的事。他们讨论一阵之后就实验，后来小狗娃忽然惨叫了一声，他们把它放在地下，它就一歪一倒地乱转，满头都是血，主人拍着手大声嚷道：
“你看，我赢啦——果然不错吧！他简直瞎得什么也看不见啦！”
他们大家都说：
“果然是这样——你证明你的理论了，从今以后，受苦的人类应该感谢你的大功劳，”他们把他包围起来，热烈地和他握手，表示感谢，并且还称赞他。
可是这些话我差不多都没有听见，因为我马上就往我的小宝贝那儿跑过去，到它所在的地方和它挨得紧紧的，舐着它的血，它把它的头靠着我的头，小声地哀叫着，我心里很明白，它虽然看不见我，可是在它那一阵痛苦和烦恼之中，能够感觉到它的母亲在挨着它，那对它也还是一种安慰。随后不久它就倒下去了，它那柔软的鼻子放在地板上，它安安静静的，再也不动了。
一会儿主人停止了讨论，按按铃把仆人叫进来，吩咐他说，“把它埋在花园里远远的那个犄角里，”说罢又继续讨论，我就跟在仆人后面赶快走，心里很痛快、很轻松，因为我知道小狗娃这时候已经睡着了，所以就不痛了。我们一直走到花园里最远的那一头，那是孩子们和保姆跟小狗娃和我夏天常在大榆树的树荫底下玩的地方，仆人就在那儿挖了一个坑，我看见他打算把小狗娃栽在地下，心里很高兴，因为它会长出来，长成一个很好玩、很漂亮的狗，就像罗宾·阿代尔那样，等女主人和孩子们回家来的时候，还要妙不可言地叫他们喜出望外；所以我就帮他挖，可是我那只瘸腿是僵的，不中用，您知道吧，您得使两条腿才行，要不然就没有用。仆人挖好了坑，把小罗宾埋起来之后，就拍拍我的头，他眼睛里含着泪，说道：
“可怜的小狗儿，你可救过他的娃娃的命哪。”
我已经守了整整两个星期，可是他并没有长出来！后一个星期里，有一种恐怖不知不觉地钻到我心里来了。我觉得这事情有些可怕。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这种恐惧叫我心里发烦，仆人们尽管拿些最好的东西给我吃，可是我吃不下；他们很心疼地抚爱我，甚至晚上还过来，哭着说：“可怜的小狗儿——千万不要再守在这儿，回家去吧；可别叫我们心都碎啦！”这些话更把我吓坏了，我准知道是出了什么毛病。我简直没有劲了；从昨天起，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最后这个钟头里，仆人们望着正在落山的太阳，夜里的寒气正在开始，他们说了一些话，我都听不懂，可是他们的话有一股使我心里发冷的味道。
“那几个可怜的人啊！他们可不会想到这个。明天早上他们就要回家来，一定会关心地问起这个干过勇敢事情的狗儿，那时候我们几个谁有那么硬的心肠，能把事实告诉他们呢：‘这位无足轻重的小朋友到了那不能的畜生们所去的地方去啦。’”
关于成语也是一样。要是有什么特别好听的成语，她就带回一整句来，卖弄六个晚上、两个白天，每次都用一种新的说法解释它——她也不得不这么办，因为她所注意的只是那句成语；至于那是什么意思，她可不大在乎，而且她也知道那些狗反正没有什么脑筋，抓不着她的错。咳，她才真是个了不起的角色哩！她这一得非常拿手，所以她一点也不担心，她对于那些糊涂虫的无知无识，是有十分把握的。她甚至还把她听到这家人和吃饭的客人说得哈哈大笑的小故事也记住一些；可是照例她老是把一个笑话里面的精彩地方胡凑到另外一个里面去，而且当然是凑得并不合适，简直莫明其妙；她说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就倒在地板上打滚，大笑大叫，就像发了疯似的，可是我看得出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她说的并不像她当初听见人家说的时候那么有趣。不过这并不要紧；别的狗也都打起滚来，并且汪汪大叫，个个心里都暗自为了没有听懂而害臊，根本就不会猜想到过错不在他们，而是谁也看不出这里面的毛病。
从这些事情，你可以知道她是个相当受面子和不老实的角色；可是她还是有些长处，我觉得那是足以与她的缺点相抵的。她的心眼儿很好，态度也很文雅，人家有什么对不住她的事，她从来就不记恨，老是随随便便不把它放在心上，一下子就忘了；她还教她的孩子们学她那种好脾气，我们还从她那儿学会了在危急的时候表现得勇敢和敏捷，决不逃跑，无论是朋友或是生人遭到了危险，我们都要大胆地承当下来，尽力帮助人家，根本不考虑自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且她教我们还不是光凭嘴说，而是自己做出榜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把握，最经得久。啊，她干的那些勇敢的事和漂亮的事可真了不起！她真能算是一个勇士；而且她还非常谦虚——总而言之，你不能不佩服她，你也不能不学她的榜样；哪怕是一只“查理士王种”的长耳狗和她在一起，也不能老是完全瞧不起她。所以，您也知道，她除了有教养而外，还是有些别的长处哩。
后来我长大了的时候，我就被人卖了，让别人带走，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她了。她很伤心，我也是一样，我们俩都哭了；可是她极力安慰我，说是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一个聪明和高尚的目的，必须好好地尽我们的责任。决不要发牢骚，我们碰到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要尽量顾到别人的利益，不管结果怎样；那不是归我们管的事情。她说凡是喜欢这么办的人将来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定会得到光荣和漂亮的报酬，我们禽兽虽然不到那儿去，可是规规矩矩过日子，多做些好事情，不图报酬，还是可以使我们短短的生命很体面和有价值，这本身就可以算是一种报酬。这些道理是她和孩子们到主日学校去的时候随时听到的，她很用心地通通记在心里，比她记那些字和成语都更加认真；而且她还下了很深的工夫研究过这些道理，为的是对她自己和对我们都有好处。你可以从这儿看得出她脑子里虽然有些轻浮和虚荣的成分，究竟还是聪明和肯用心思的。
于是我们就互相告别，含着眼泪彼此最后看了一眼。她最后嘱咐我的一句话——我想她是特意留在最后说的，好叫我记得清楚一些——是这样的：“为了纪念我，如果别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就不要想到自己，你要想到你的母亲，照她的办法行事。”
你想我会忘记这句话吗？不会的。
那真是个有趣的家呀！——我那新的家。房子又好又大，还有许多图画和精巧的装饰，讲究的家具，根本没有阴暗的地方，处处的五颜六色都有充分的阳光照得非常鲜亮；周围还有很宽敞的空地，还有个大花园——啊，那一草坪，那些高大的树，那些花，说不完！我在那儿就好像是这一家人里面的一分子，他们都爱我，把我当成宝贝，而且并没有给我取个新名字，还是用我原来的名字叫我，这个名字是我母亲给我取的——爱莲·麦弗宁——所以我觉得它特别亲爱。她是从一首歌里找出来的。格莱夫妇也知道这首歌，他们说这个名字很漂亮。
格莱太太有30岁，她非常漂亮、非常可爱，那样子你简直想像不出；莎第10岁，正像她妈妈一样，简直是照她的模样做出来的一份苗条可爱的仿制品，背上垂着赭色的辫子，身上穿着短短的上衣；娃娃才一周岁，长得胖胖的，脸上有酒窝，他很喜欢我，老爱拉我的尾巴，抱我，并且还哈哈大笑地表示他那天真烂漫的快乐，简直没有个够；格莱先生38岁，高个子，细长身材，长得很漂亮：头前面有点秃，人很机警，动作灵活，一本正经，办事迅速果断，不感情用事，他那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脸简直就像是闪耀着冷冰冰的智慧的光！他是一位有名的科学家。我不知道科学家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母亲一定知道这个名词怎么用法，知道怎么去卖弄它，叫别人佩服。她会知道怎么去拿它叫一只捉耗子的小狗听了垂头丧气，把一只哈巴狗吓得后悔它不该来。可是这个名词还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名词是实验室。要有一个实验室肯把所有的狗脖子上拴着缴税牌的颈圈都取下来，我母亲就可以组织一个托辣斯来办这么一个实验室。实验室并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张图画，也不是洗手的地方——大学校长的狗说是这么回事，可是不对，那叫做盥洗室；实验室是大有区别的，那里面搁满了罐子、瓶子、电器、五金丝和稀奇古怪的机器；每个星期都有别的科学家到那儿来，坐在那地方，用那些机器，大家还讨论，还做他们所谓什么试验和发现；我也常常到那儿来，站在旁边听，很想学点东西，为了我母亲，为了好好地纪念她，虽然这对我是件痛苦的事，因为我体会到她一辈子耗费了多少精伸，而我可一点也学不到什么；无论我怎么努力，我听来听去，根本就一点也听不出所以然来。
平时我躺在女主人工作室的地板上睡觉，她温柔地把我用来当作一条垫脚凳，知道这是使我高兴的，因为这也是一种抚爱；有时候我在育儿室里呆上个把钟头，让孩子们把我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使我很快活；有时候娃娃睡着了，保姆为了娃娃的事情出去几分钟，我就在娃娃的小床旁边看守一会；有时候我在空地上和花园里跟莎第乱跳乱跑一阵一直玩到我们都精疲力尽，然后我就在树荫底下的草地上舒舒服服地睡觉，同时她在那儿看书；有时候我到邻居的狗那儿去拜访拜访他们——因为有几只非常好玩的狗离我们不远，其中有一只很漂亮、很客气、很文雅的狗，他是一只卷毛的“爱尔兰种”猎狗，名字叫做罗宾·阿代尔，他也和我一样，是个“长老会教友”，他的主人是个当牧师的苏格兰人。
我们那个人家的仆人都对我很和气，而且很喜欢我，所以，你也看得出，我的生活是很愉快的。天下再不会有比我更快活、更知道感恩图报的狗了。我要给自己说这种话，因为这不过是说的事实：我极力循规蹈矩，多做正经事，不辜负我母亲的慈爱和教训，尽量换取我所得到的快乐。
不久我就生了小狗娃，这下子我的幸福可到了极点，我的快乐简直是齐天了。它是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一个最可爱的小家伙，身上的毛长得又光滑、又柔软，就像天鹅绒似的，小脚爪长得非常特别、非常好玩，眼睛显得非常有感情，小脸儿天真活泼，非常可爱；我看见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把它爱得要命，拿它当个活宝贝，无论它做出一种什么绝妙的小动作，他们都要大声欢呼，这真使我非常得意。我好像觉得生活实在是太痛快了，一天到晚老是……
随后就到了冬天。有一天我在育儿室里担任守卫。这就是说，我在床上睡着了。娃娃也在小床上睡着了，小床和大床是并排的，在靠近壁炉那一边。这种小床上挂着一顶很高的罗纱尖顶帐子，里外都看得透。保姆出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两个瞌睡虫。燃烧的柴火迸出了一颗火星，掉在帐子的斜面上。我猜这以后大概是过了一阵没有动静，然后娃娃才大叫一声，把我惊醒过来，这时候帐子已经烧着了，直向天花板上冒火焰！我还没有来得及想一想，就吓得跳到地下来，一秒钟之内就快要跑到门口了；可是在这后面的半秒钟里，我母亲临别的教训就在我耳朵里响起来了，于是我又回到床上。我把头伸进火焰里去，衔住娃娃的腰带把他拉出来，拖着他往外跑，我们俩在一片烟雾里跌倒在地下；我又换个地方把他衔着，拖着那尖叫的小家伙往外跑，一直跑出门口。跑过过道里拐弯的地方，还在不停地拖，我觉得非常兴奋、快活和得意，可是这时候主人的声音大嚷起来：
“快滚开，你这该死的畜生！”我就跳开来逃避；可是他快得出奇，一下就追上了我，拿他的手杖狠狠地打我，我这边躲一下，那边躲一下，吓得要命，后来很重的一棍打在我的前左腿上，打得我直叫唤，一下子倒在地下，不知怎么好；手杖又举起来要再打，可是没有打下来，因为保姆的声音拼命地嚷起来了，“育儿室着火啦！”主人就往那边飞跑过去，这样我才保住了别的骨头。
真是痛得难受，不过没有关系，我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他随时都可能回来；所以我就用三条腿一瘸一瘸地走到过道的那一头，那儿有一道漆黑的小楼梯，通到顶楼上去，我听说那上面放着一些旧箱子之类的东西，很少有人上那儿去。我勉强爬上楼，然后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穿过一堆一堆的东西，钻到我所能找到的一个最秘密的地方藏起来。在那儿还害怕，真是太傻，可是我还是害怕；我简直怕得要命，只好拼命忍住，连小声叫唤都不敢叫一声，虽然叫唤叫唤是很舒服的，因为，您也知道，那可以解解痛。不过我可以舐一舐我的腿，这也是有点好处的。
楼下乱轰轰的，一直经过半个钟头的工夫，有人大声嚷，也有飞快跑的脚步声，然后又没有动静了。总算清静了几分钟，这对我的精神上是很痛快的，因为这时候我的恐惧心理渐渐平定下来了；恐惧比痛苦还难受哩——啊，难受得多。然后又听到一阵声音，把我吓得浑身发抖。他们在叫我——叫我的名字——还在找我哩！
这阵喊声因为离得远，不大听得清楚，可是这并没有消除那里面的恐怖成分，这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可怕的声音。楼下的喊声处处都跑到了：经过所有的过道，到过所有的房间，两层楼和底下那一层和地窖通通跑遍了；然后又到外面，越跑越远——然后又跑回来，在整幢房子里再跑过一遍，我想大概是永远永远不会停止的。可是后来总归还是停止了，那时候顶楼上模模糊糊的光线早已被漆黑的暗影完全遮住，过了好几个钟头了。
然后在那可喜的清静之中，我的恐惧心理慢慢地消除了，我才安心睡了觉。我休息得很痛快，可是朦胧的光还没有再出来的时候，我就醒了：我觉得相当舒服，这时候我可以想出一个主意来了。我的主意是很好的；那就是，走后面的楼梯悄悄地爬下去，藏在地窖的门背后，天亮的时候送冰的人一来，我就趁他进来把冰往冰箱里装的时候溜出去逃跑；然后我又整天藏着，到了晚上再往前走；我要到……唉，随便到什么地方吧，只要是人家不认识我，不会把我出卖给我的主人就行。这时候我几乎觉得很高兴了；随后我忽然想起：咳，要是丢掉了我的小仔仔，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呀！
这可叫人大失所望。简直没有办法：我明白这个情形；只好呆在原来的地方；呆下去，等待着，听天由命——那是不归我管的事情；生活就是这样——我母亲早就这样说过了。后来——唉，后来喊声又起来了。于是我一切的忧愁又回到心头。我心里想，主人是决不会饶我的。我不知道究竟是于了什么事情，使他这么痛恨、这么不饶我，不过我猜那大概是狗所不能理解的什么事情，人总该看得清楚，反正是很糟糕的事吧。
他们老在叫了又叫——我好像觉得叫了好几天好几夜似的。时间拖得太久，我又饿又渴，简直难受得要发疯，我知道我已经很没有劲了。你到了这种情形的时候，就睡得很多，我也就大睡特睡起来。有一次我吓得要命地醒过来——我好像觉得喊声就在那顶楼里！果然是这样；那是莎第的声音，她一面还在哭；可怜的孩子，她嘴里叫出我的名字来，老是杂着哭声，后来我听见她说：
“回我们这儿来吧——啊，回我们这儿来吧，别生气——你不回来，我们真是太……”这使我非常高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感激得什么似的，突然汪汪地叫了一声，莎第马上就从黑暗中和废物堆里一颠一跌地钻出去，大声嚷着让她家里的人听见，“找到她啦，找到她啦！”
以后的那些日子——哈，那才真是了不得哩。莎第和她母亲和仆人们——咳，他们简直就像是崇拜我呀。他们似乎是无论给我铺一个多好的床，也嫌不够讲究；至于吃的东西呢，他们非给我弄些还不到时令的稀罕野味和讲究的食品，就觉得不满意；每天都有朋友和邻居们成群地到这儿来听他们说我的“英勇行为”——这是他们给我所于的那桩事情取的名称，意思就和“农业”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把这个名词带到一个狗窝里去卖弄，她就是这么解释的，可是她没有说“农业”是怎么回事，只说那和“壁间热”是同义词。格莱太太和莎第给新来的客人说这个故事，每天要说十几遍，她们说我冒了性命的危险救了娃娃的命，我们俩都有火伤可以证明，于是客人们就抱着我一个一个地传过去，把我摸一摸、拍一拍，大声称赞我，您可以看得出莎第和她母亲的眼睛里那种得意的神气；人家要是问起我为什么瘸了腿，她们就显得不好意思，赶快转换话题，有时候人家把这桩事情问来问去，老不放松她们，我就觉得她们简直好像是要哭似的。
这还不是全部的光荣哩；不，主人的朋友们来了，整整20个最出色的人物，他们把我带到实验室里，大家讨论我，好像我是一种新发现的东西似的；其中有几个人说一只畜生居然有这种表现真是了不起，他们说这是他们所能想得起的最妙的本能的表现；可是主人劲头十足地说，“这比本能高得多；这是理智，有许多人虽然是因为有了理智，可以得天主的拯救，和你我一同，可是他们的理智还不及命中注定不能的小畜生这么个可怜的傻东西哩；”他说罢就大笑起来，然后又说，“咳，你看看我吧——我真是可笑！好家伙，我有了那么了不得的聪明才智，可是我所推想得到的不过是认为这只狗发了疯，要把孩子弄死，其实要不是这个小家伙的智力——这是理智，实在的！——要是没有它的理智，那孩子早就完蛋啦！”
他们翻来覆去地争论，我就是争论的中心和主题，我希望我母亲能够知道我已经得到了这种了不起的荣誉；那一定会使她很得意的。
然后他们又讨论光学，这也是他们取的名词，他们讨论到脑子受了某种伤是不是会把眼睛弄睹这个问题，可是大家的意见不一致，他们就说一定要用实验来证明才行；其次他们又谈到植物，这使我很感兴趣，因为莎第和我在夏天种过一些种子——你要知道，我还帮她挖了些坑哩——过了许多大，就有一棵小树或是一朵花长出来，真不知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可是竟有这么回事，我很希望我能说话——那我就要把这个告诉那些人，让他们看看我懂得多少事情，我对这个问题一定会兴头很大；可是我对于光学并不感兴趣；这玩意儿怪没有意思，后来他们又谈到这上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讨厌，所以就睡着了。
不久就到了春天，天气很晴朗，又爽快，又可爱，那位漂亮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拍拍我和小狗娃，给我们告别，他们出远门到亲戚家去了。男主人没有工夫陪我们，可是我们俩在一起玩，日子还是过得很痛快，仆人们都很和气，和我们很要好，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快活，老是计算着日子，等着女主人和孩子们回来。
后来有一天，那些人又来了，他们说，现在要实验，于是他们就把狗娃带到实验室里去，我也就用三只腿瘸着走过去，心里觉得很得意，因为人家看得起小狗娃当然是使我高兴的事。他们讨论一阵之后就实验，后来小狗娃忽然惨叫了一声，他们把它放在地下，它就一歪一倒地乱转，满头都是血，主人拍着手大声嚷道：
“你看，我赢啦——果然不错吧！他简直瞎得什么也看不见啦！”
他们大家都说：
“果然是这样——你证明你的理论了，从今以后，受苦的人类应该感谢你的大功劳，”他们把他包围起来，热烈地和他握手，表示感谢，并且还称赞他。
可是这些话我差不多都没有听见，因为我马上就往我的小宝贝那儿跑过去，到它所在的地方和它挨得紧紧的，舐着它的血，它把它的头靠着我的头，小声地哀叫着，我心里很明白，它虽然看不见我，可是在它那一阵痛苦和烦恼之中，能够感觉到它的母亲在挨着它，那对它也还是一种安慰。随后不久它就倒下去了，它那柔软的鼻子放在地板上，它安安静静的，再也不动了。
一会儿主人停止了讨论，按按铃把仆人叫进来，吩咐他说，“把它埋在花园里远远的那个犄角里，”说罢又继续讨论，我就跟在仆人后面赶快走，心里很痛快、很轻松，因为我知道小狗娃这时候已经睡着了，所以就不痛了。我们一直走到花园里最远的那一头，那是孩子们和保姆跟小狗娃和我夏天常在大榆树的树荫底下玩的地方，仆人就在那儿挖了一个坑，我看见他打算把小狗娃栽在地下，心里很高兴，因为它会长出来，长成一个很好玩、很漂亮的狗，就像罗宾·阿代尔那样，等女主人和孩子们回家来的时候，还要妙不可言地叫他们喜出望外；所以我就帮他挖，可是我那只瘸腿是僵的，不中用，您知道吧，您得使两条腿才行，要不然就没有用。仆人挖好了坑，把小罗宾埋起来之后，就拍拍我的头，他眼睛里含着泪，说道：
“可怜的小狗儿，你可救过他的娃娃的命哪。”
我已经守了整整两个星期，可是他并没有长出来！后一个星期里，有一种恐怖不知不觉地钻到我心里来了。我觉得这事情有些可怕。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这种恐惧叫我心里发烦，仆人们尽管拿些最好的东西给我吃，可是我吃不下；他们很心疼地抚爱我，甚至晚上还过来，哭着说：“可怜的小狗儿——千万不要再守在这儿，回家去吧；可别叫我们心都碎啦！”这些话更把我吓坏了，我准知道是出了什么毛病。我简直没有劲了；从昨天起，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最后这个钟头里，仆人们望着正在落山的太阳，夜里的寒气正在开始，他们说了一些话，我都听不懂，可是他们的话有一股使我心里发冷的味道。
“那几个可怜的人啊！他们可不会想到这个。明天早上他们就要回家来，一定会关心地问起这个干过勇敢事情的狗儿，那时候我们几个谁有那么硬的心肠，能把事实告诉他们呢：‘这位无足轻重的小朋友到了那不能的畜生们所去的地方去啦。’”
孟斐斯“雪崩报”的总编辑对一位把他称为过激派的记者给予这样温和的抨击：“当他还在写头一句话的时候，写到中间，加着标点符号，他就知道他是在捏造一个充满着无耻的作风、冒出造谣的臭气的句子。”——“交易报”。
医生告诉我说，南方的气候可以增进我的健康，因此我就到田纳西去，担任了“朝华与约翰生县呼声报”的编辑职务。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主笔先生斜靠着椅背坐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一双脚放在一张松木桌子上。房间里另外还有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残废的椅子，两者都几乎铺满了报纸和剪报，还有一份一份的原稿。有一只盛着沙子的木箱，里面丢了许多雪茄烟头和“香烟屁股”，还有一只火炉，火炉上有一扇上下开关的搭下来的门。主笔先生穿着一件后面很长的黑布上装和白麻布裤子。他的靴子很小，用黑靴油擦得很亮。他穿着一件有皱褶的衬衫，戴着一只很大的图章戒指，一条旧式的硬领，一条两端下垂的方格子围巾。服装的年代大约是1848年。他正在吸着一枝雪茄烟，用心推敲着一个字，他的头发已经被他抓得乱蓬蓬的了。他皱眉瞪眼，样子很可怕，我估计他是在拼凑一篇特别伤脑筋的社论。他叫我吧那些交换的报纸大约看一下，写一篇“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把那些报纸里面所有的有趣的材料通通简缩在这篇文章里。
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么一篇：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的编者们关于巴里哈克铁道的报道显然是弄错了。公司的方针并不是要把巴扎维尔丢在一边。不但如此，他们还认为这个地方是沿线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因此决不会有轻视它的意思。“地震”的编辑先生们当然是会乐于予以更正的。
希金斯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高明主笔约翰·布洛松先生昨天光临本城。他住在范·布伦旅舍。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的同业认为范·维特的当选还不是确定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在他没有看到我们的纠正之前，一定会发现了他的错误。他当然是受了不完全的选票揭晓数字的影响而作了这个不正确的推断。
有一个可喜的消息：布雷特维尔城正在设法与纽约的几位工程师订约，用尼古尔逊铺道材料翻修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街道。“每日呼声”极力鼓吹此事，并对最后成功似有把握。
我把我的稿子交给主笔先生，随他采用、修改、或是撕毁。他看了一眼，脸上就显出不高兴的神气。他再往下一页一页地看，脸色简直变得可怕。显而易见，一定是出了毛病。他随即就一下子跳起来，说道：
“哎呀哈！你以为我提起那些畜生，会用这种口气吗？你以为定户们会看得下这种糟糕的文章吗？把笔给我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支笔像这样恶毒地连划带勾一直往下乱涂，像这样无情地把别人的动词和形容词乱划乱改。他正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有人从敞开的窗户外面向他放了一枪，把我的一只耳朵打得和另一只不对称了。
“呵，”他说，“那就是斯密士那个混蛋，他是‘精神火山报’的——昨天就该来哩。”于是他从腰带里抽出左轮来放了一枪。斯密士被打中了大腿，倒在地下。他正在要放第二枪，可是因为他被主笔先生打中了，自己那一枪就落了空，只打中一个局外人。那就是我。还好，只打掉一只手指。
于是主笔先生又继续进行他的涂改和增删。正当他刚刚改完的时候，有人从火炉的烟筒里丢了一个手榴弹进来，一声爆炸，把火炉炸得粉碎。幸好只有一块乱飞的碎片敲掉我一对牙齿，此外并无其他损害。
“那个火炉完全毁了。”主笔说。
我说我也相信是这样。
“唉，没关系——这种天气用不着它了。我知道这是谁干的事情。我会找到他的。你看，这篇东西应该是这么写才对。”
我把稿子接过来。这篇文章已经删改得体无完肤，假如它有个母亲的话，她也会不认识它了。现在它已经成了下面这样：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那些撒谎专家显然又在打算对巴里哈克铁道的消息造一次谣，这条铁道是十九世纪最辉煌的计划，而他们却要散布卑鄙无聊的谎言来欺骗高尚和宽大的读者们。巴札维尔将被丢在一边的说法，根本就是他们自己那些可恶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或者还不如说是他们认为是脑子的那种肮脏地方产生出来的。他们实在应该挨一顿皮鞭子才行，如果他们要避免人家打痛他们的贱皮贱肉的话，最好是把这个谎言收回。
希金斯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布洛松那个笨蛋又到这里来了，他厚着脸皮赖在范·布伦旅舍住着。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那个昏头昏脑的恶棍又照他的撒谎的惯癖放出了谣言，说范·维特没有当选，新闻事业的天赋的使命是传播真实消息；铲除错误；教育。改进和提高公众道德和风俗习惯的趋尚，并使所有的人更文雅、更高尚、更慈善，在各方面都更好。更纯洁、更快乐；而这个黑心肠的流氓却一味降低他的伟大任务的身价，专门散布欺诈。毁谤。谩骂和下流的话。
布雷特维尔城要用尼古尔逊铺道材料修马路——它更需要一所监狱和一所贫民救济院。一个鸡毛蒜皮的市镇，只有两个小酒店。一个铁匠铺和那狗皮膏药式的报纸“每日呼声”，居然想修起马路来，岂非异想天开！“呼声”的编者卜克纳这下贱的小人正在乱吼一阵，以他那惯用的低能的话极力鼓吹这桩事情，还自以为他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你看，要这样写才行——既富于刺激性，又中肯。软弱无力的文章叫我看了心里怪不舒服。”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人从窗户外面抛了一块砖头进来，噼里啪拉打得很响，使我背上震动得不轻。于是我移到火线以外——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对人家有了妨碍。
主笔说：“那大概是上校吧。我等了他两天了。他马上就会上来的。”
他猜得不错。上校一会儿就到了门口，手里拿着一支左轮枪。
他说：“老兄，您可以让我和编这份肮脏报纸的胆小鬼打个交道吗？”
“可以。请坐吧，老兄。当心那把椅子，它缺了一条腿。我想您可以让我和这无赖的撒谎专家布雷特斯开特·德康赛打个交道吧？”
“可以，老兄。我有一笔小小的账要和您算一算。您要是有空的话，我们就开始吧。”
“我在写一篇文章，谈谈‘美国道德和智慧发展中令人鼓舞的进步’这个问题，正想赶完，可是这倒不要紧。开始吧。”
两支手枪同时砰砰地打响了。主笔被打掉了一撮头发，上校的子弹在我的大腿上多肉的部分终结了它的旅程。上校的左肩稍微削掉了一点。他们又开枪了。这次他们两人都没有射中目标，可是我却遭了殃，胳臂上中了一枪。放第三枪的时候，两位先生都受了一点轻伤，我被削掉一块颧骨。于是我说，我认为我还是出去散散步为好，因为这是他们私人的事情，我再参与在里面不免有点伤脑筋。但是那两位先生都请求我继续坐在那里，并且极力说我对他们并无妨碍。
然后他们一面再装上子弹，一面谈选举和收成的问题，同时我就着手捆伤口。可是他们马上又开枪了，打得很起劲，每一枪都没有落空——不过我应该说明的是，6枪之中有5枪都光顾了我。另外那一枪打中了上校的要害，他很幽默地说，现在他应该告辞了，因为他还有事情要进城去，于是他就探听了殡仪馆的所在，随即就走了。
主笔转过身来向我说：“我约了人来吃饭，得准备一下。请你帮帮忙，给我看看校样，招待招待客人吧。”
我一听说叫我招待客人，不免稍觉畏怯，可是刚才那一阵枪声还在我耳朵里响，我简直吓得魂不附体，因此也就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
他继续说：“琼斯4点钟会到这儿来——赏他一顿鞭子吧。吉尔斯配也许还要来得早一点——把他从窗户里摔出去。福格森大约4点钟会来——打死他吧。我想今天就只这些事了。要是你还有得时间多的话，你可以写一篇挖苦的文章——把那督察长臭骂一顿。牛皮鞭子在桌子底下；武器在抽屉里——子弹在那个犄角里——棉花和绷带在那上面的文件架里。要是出了事，你就到楼下去找外科医生蓝赛吧。他在我们报上登广告——我们给他抵账就是了。”
他走了。我浑身发抖。后来那三个钟头完了的时候，我已经经历了几场惊心动魄的危险，以致安宁的心境和愉快的情绪通通无影无踪了。吉尔斯配是光顾过的，他反而把我摔到窗户外面了。琼斯又即时来到，我正预备赏他一顿皮鞭子的时候，他倒给代劳了。还有一位不在清单之列的陌生人和我干了一场，结果我让他剥掉了头皮。另外还有一位名叫汤普生的客人把我一身的衣服撕得一塌糊涂，全成了碎布片儿。后来我到一个角落里，被一大群暴怒的编辑、赌鬼、政客和横行无忌的恶棍们围困着，他们都大声叫嚣和谩骂，在我头上挥舞着武器，弄得空中晃着钢铁的闪光，我就在这种情况中写着辞去报馆职务的信，正在这时候，主笔回来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乱七八糟的一群兴高采烈的、热心帮忙的朋友。于是又发生了一场斗殴和残杀，那种骚乱的情况，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人们被枪击、刀刺、砍断肢体、炸得血肉横飞、摔到窗户外面去。一阵短促的风暴般的阴沉的咒骂，夹杂着混乱和狂热的临阵舞蹈，朦胧地发出闪光，随后就鸦雀无声了。5分钟之内就平静了下来，只剩下血淋淋的主笔和我坐在那里，察看着四周的地板上到处铺满了的这一场厮杀的一塌糊涂的战迹。
他说：“你慢慢习惯了，就会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我可不得不请您原谅；我想我也许再过些时候，写出稿子来就能合您的意；我只要经过一番练习，学会了这儿的笔调，我相信我是能胜任的。可是说老实话，那种措词的劲头实在有些欠妥，写起文章来难免引起风波、被人打搅。这您自己也明白。文章写得有力量，当然是能够鼓舞大家的精神，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究竟不愿意像您这个报纸这样，引起人家这么注意。像今天这样，老是有人打搅，我就不能安心写文章。这个职务我是十分喜欢的，可是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招待您那些客人。我所得的经验是新奇的，确实不错，而且还可以算是别有一番风味，可是今天的事情还是有点不大公道。有一位先生从窗户外面向您开枪，结果倒把我打伤了；一颗炸弹从火炉烟筒里丢进来，本来是给您送礼的，结果可叫炉子的门顺着我的喉咙管溜下去了；一个朋友进来和您彼此问候，结果把我打了个满身枪眼，弄得我的皮包不住身子；您出去吃饭，琼斯就来拿皮鞭子揍了我一顿，吉尔斯配把我摔到窗户外面去，汤普生把我的衣服全都撕掉了，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把我的头皮剥掉了，他简直干得自由自在，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还不到五分钟的工夫，这一带地方所有的坏蛋都涂着鬼脸来了，他们都要拿战斧把我吓得五魂出窍。整个儿说，像今天所经过的这么一场热闹，我可是一辈子没有遇到过。不行；我喜欢您，我也喜欢您对客人解释问题那种不动声色的作风，可是您要知道，我简直不习惯这些。南方人的心太容易被感情冲动；南方人款待客人太豪爽了。今天我写的那几段话，写得毫无生气，经您大笔一挥，把田纳西新闻笔调的强烈劲势灌注到里面，又不免惹出一窠马蜂来。那一群乱七八糟的编辑们又要到这儿来——他们还会饿着肚子来，要杀一个人当早餐吃哩。我不得不向您告辞了。叫我来参加这场热闹，我只好敬谢不敏。我到南方来，为的是休养身体，现在我要回去，还是为了同一目的，而且是说走就走。田纳西新闻界的作风太使我兴奋了。”
我说完这些话之后，我们彼此便歉然地分手了，我就搬到医院去，在病房里住下来。
医生告诉我说，南方的气候可以增进我的健康，因此我就到田纳西去，担任了“朝华与约翰生县呼声报”的编辑职务。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主笔先生斜靠着椅背坐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一双脚放在一张松木桌子上。房间里另外还有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残废的椅子，两者都几乎铺满了报纸和剪报，还有一份一份的原稿。有一只盛着沙子的木箱，里面丢了许多雪茄烟头和“香烟屁股”，还有一只火炉，火炉上有一扇上下开关的搭下来的门。主笔先生穿着一件后面很长的黑布上装和白麻布裤子。他的靴子很小，用黑靴油擦得很亮。他穿着一件有皱褶的衬衫，戴着一只很大的图章戒指，一条旧式的硬领，一条两端下垂的方格子围巾。服装的年代大约是1848年。他正在吸着一枝雪茄烟，用心推敲着一个字，他的头发已经被他抓得乱蓬蓬的了。他皱眉瞪眼，样子很可怕，我估计他是在拼凑一篇特别伤脑筋的社论。他叫我吧那些交换的报纸大约看一下，写一篇“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把那些报纸里面所有的有趣的材料通通简缩在这篇文章里。
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么一篇：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的编者们关于巴里哈克铁道的报道显然是弄错了。公司的方针并不是要把巴扎维尔丢在一边。不但如此，他们还认为这个地方是沿线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因此决不会有轻视它的意思。“地震”的编辑先生们当然是会乐于予以更正的。
希金斯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高明主笔约翰·布洛松先生昨天光临本城。他住在范·布伦旅舍。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的同业认为范·维特的当选还不是确定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在他没有看到我们的纠正之前，一定会发现了他的错误。他当然是受了不完全的选票揭晓数字的影响而作了这个不正确的推断。
有一个可喜的消息：布雷特维尔城正在设法与纽约的几位工程师订约，用尼古尔逊铺道材料翻修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街道。“每日呼声”极力鼓吹此事，并对最后成功似有把握。
我把我的稿子交给主笔先生，随他采用、修改、或是撕毁。他看了一眼，脸上就显出不高兴的神气。他再往下一页一页地看，脸色简直变得可怕。显而易见，一定是出了毛病。他随即就一下子跳起来，说道：
“哎呀哈！你以为我提起那些畜生，会用这种口气吗？你以为定户们会看得下这种糟糕的文章吗？把笔给我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支笔像这样恶毒地连划带勾一直往下乱涂，像这样无情地把别人的动词和形容词乱划乱改。他正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有人从敞开的窗户外面向他放了一枪，把我的一只耳朵打得和另一只不对称了。
“呵，”他说，“那就是斯密士那个混蛋，他是‘精神火山报’的——昨天就该来哩。”于是他从腰带里抽出左轮来放了一枪。斯密士被打中了大腿，倒在地下。他正在要放第二枪，可是因为他被主笔先生打中了，自己那一枪就落了空，只打中一个局外人。那就是我。还好，只打掉一只手指。
于是主笔先生又继续进行他的涂改和增删。正当他刚刚改完的时候，有人从火炉的烟筒里丢了一个手榴弹进来，一声爆炸，把火炉炸得粉碎。幸好只有一块乱飞的碎片敲掉我一对牙齿，此外并无其他损害。
“那个火炉完全毁了。”主笔说。
我说我也相信是这样。
“唉，没关系——这种天气用不着它了。我知道这是谁干的事情。我会找到他的。你看，这篇东西应该是这么写才对。”
我把稿子接过来。这篇文章已经删改得体无完肤，假如它有个母亲的话，她也会不认识它了。现在它已经成了下面这样：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那些撒谎专家显然又在打算对巴里哈克铁道的消息造一次谣，这条铁道是十九世纪最辉煌的计划，而他们却要散布卑鄙无聊的谎言来欺骗高尚和宽大的读者们。巴札维尔将被丢在一边的说法，根本就是他们自己那些可恶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或者还不如说是他们认为是脑子的那种肮脏地方产生出来的。他们实在应该挨一顿皮鞭子才行，如果他们要避免人家打痛他们的贱皮贱肉的话，最好是把这个谎言收回。
希金斯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布洛松那个笨蛋又到这里来了，他厚着脸皮赖在范·布伦旅舍住着。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那个昏头昏脑的恶棍又照他的撒谎的惯癖放出了谣言，说范·维特没有当选，新闻事业的天赋的使命是传播真实消息；铲除错误；教育。改进和提高公众道德和风俗习惯的趋尚，并使所有的人更文雅、更高尚、更慈善，在各方面都更好。更纯洁、更快乐；而这个黑心肠的流氓却一味降低他的伟大任务的身价，专门散布欺诈。毁谤。谩骂和下流的话。
布雷特维尔城要用尼古尔逊铺道材料修马路——它更需要一所监狱和一所贫民救济院。一个鸡毛蒜皮的市镇，只有两个小酒店。一个铁匠铺和那狗皮膏药式的报纸“每日呼声”，居然想修起马路来，岂非异想天开！“呼声”的编者卜克纳这下贱的小人正在乱吼一阵，以他那惯用的低能的话极力鼓吹这桩事情，还自以为他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你看，要这样写才行——既富于刺激性，又中肯。软弱无力的文章叫我看了心里怪不舒服。”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人从窗户外面抛了一块砖头进来，噼里啪拉打得很响，使我背上震动得不轻。于是我移到火线以外——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对人家有了妨碍。
主笔说：“那大概是上校吧。我等了他两天了。他马上就会上来的。”
他猜得不错。上校一会儿就到了门口，手里拿着一支左轮枪。
他说：“老兄，您可以让我和编这份肮脏报纸的胆小鬼打个交道吗？”
“可以。请坐吧，老兄。当心那把椅子，它缺了一条腿。我想您可以让我和这无赖的撒谎专家布雷特斯开特·德康赛打个交道吧？”
“可以，老兄。我有一笔小小的账要和您算一算。您要是有空的话，我们就开始吧。”
“我在写一篇文章，谈谈‘美国道德和智慧发展中令人鼓舞的进步’这个问题，正想赶完，可是这倒不要紧。开始吧。”
两支手枪同时砰砰地打响了。主笔被打掉了一撮头发，上校的子弹在我的大腿上多肉的部分终结了它的旅程。上校的左肩稍微削掉了一点。他们又开枪了。这次他们两人都没有射中目标，可是我却遭了殃，胳臂上中了一枪。放第三枪的时候，两位先生都受了一点轻伤，我被削掉一块颧骨。于是我说，我认为我还是出去散散步为好，因为这是他们私人的事情，我再参与在里面不免有点伤脑筋。但是那两位先生都请求我继续坐在那里，并且极力说我对他们并无妨碍。
然后他们一面再装上子弹，一面谈选举和收成的问题，同时我就着手捆伤口。可是他们马上又开枪了，打得很起劲，每一枪都没有落空——不过我应该说明的是，6枪之中有5枪都光顾了我。另外那一枪打中了上校的要害，他很幽默地说，现在他应该告辞了，因为他还有事情要进城去，于是他就探听了殡仪馆的所在，随即就走了。
主笔转过身来向我说：“我约了人来吃饭，得准备一下。请你帮帮忙，给我看看校样，招待招待客人吧。”
我一听说叫我招待客人，不免稍觉畏怯，可是刚才那一阵枪声还在我耳朵里响，我简直吓得魂不附体，因此也就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
他继续说：“琼斯4点钟会到这儿来——赏他一顿鞭子吧。吉尔斯配也许还要来得早一点——把他从窗户里摔出去。福格森大约4点钟会来——打死他吧。我想今天就只这些事了。要是你还有得时间多的话，你可以写一篇挖苦的文章——把那督察长臭骂一顿。牛皮鞭子在桌子底下；武器在抽屉里——子弹在那个犄角里——棉花和绷带在那上面的文件架里。要是出了事，你就到楼下去找外科医生蓝赛吧。他在我们报上登广告——我们给他抵账就是了。”
他走了。我浑身发抖。后来那三个钟头完了的时候，我已经经历了几场惊心动魄的危险，以致安宁的心境和愉快的情绪通通无影无踪了。吉尔斯配是光顾过的，他反而把我摔到窗户外面了。琼斯又即时来到，我正预备赏他一顿皮鞭子的时候，他倒给代劳了。还有一位不在清单之列的陌生人和我干了一场，结果我让他剥掉了头皮。另外还有一位名叫汤普生的客人把我一身的衣服撕得一塌糊涂，全成了碎布片儿。后来我到一个角落里，被一大群暴怒的编辑、赌鬼、政客和横行无忌的恶棍们围困着，他们都大声叫嚣和谩骂，在我头上挥舞着武器，弄得空中晃着钢铁的闪光，我就在这种情况中写着辞去报馆职务的信，正在这时候，主笔回来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乱七八糟的一群兴高采烈的、热心帮忙的朋友。于是又发生了一场斗殴和残杀，那种骚乱的情况，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人们被枪击、刀刺、砍断肢体、炸得血肉横飞、摔到窗户外面去。一阵短促的风暴般的阴沉的咒骂，夹杂着混乱和狂热的临阵舞蹈，朦胧地发出闪光，随后就鸦雀无声了。5分钟之内就平静了下来，只剩下血淋淋的主笔和我坐在那里，察看着四周的地板上到处铺满了的这一场厮杀的一塌糊涂的战迹。
他说：“你慢慢习惯了，就会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我可不得不请您原谅；我想我也许再过些时候，写出稿子来就能合您的意；我只要经过一番练习，学会了这儿的笔调，我相信我是能胜任的。可是说老实话，那种措词的劲头实在有些欠妥，写起文章来难免引起风波、被人打搅。这您自己也明白。文章写得有力量，当然是能够鼓舞大家的精神，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究竟不愿意像您这个报纸这样，引起人家这么注意。像今天这样，老是有人打搅，我就不能安心写文章。这个职务我是十分喜欢的，可是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招待您那些客人。我所得的经验是新奇的，确实不错，而且还可以算是别有一番风味，可是今天的事情还是有点不大公道。有一位先生从窗户外面向您开枪，结果倒把我打伤了；一颗炸弹从火炉烟筒里丢进来，本来是给您送礼的，结果可叫炉子的门顺着我的喉咙管溜下去了；一个朋友进来和您彼此问候，结果把我打了个满身枪眼，弄得我的皮包不住身子；您出去吃饭，琼斯就来拿皮鞭子揍了我一顿，吉尔斯配把我摔到窗户外面去，汤普生把我的衣服全都撕掉了，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把我的头皮剥掉了，他简直干得自由自在，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还不到五分钟的工夫，这一带地方所有的坏蛋都涂着鬼脸来了，他们都要拿战斧把我吓得五魂出窍。整个儿说，像今天所经过的这么一场热闹，我可是一辈子没有遇到过。不行；我喜欢您，我也喜欢您对客人解释问题那种不动声色的作风，可是您要知道，我简直不习惯这些。南方人的心太容易被感情冲动；南方人款待客人太豪爽了。今天我写的那几段话，写得毫无生气，经您大笔一挥，把田纳西新闻笔调的强烈劲势灌注到里面，又不免惹出一窠马蜂来。那一群乱七八糟的编辑们又要到这儿来——他们还会饿着肚子来，要杀一个人当早餐吃哩。我不得不向您告辞了。叫我来参加这场热闹，我只好敬谢不敏。我到南方来，为的是休养身体，现在我要回去，还是为了同一目的，而且是说走就走。田纳西新闻界的作风太使我兴奋了。”
我说完这些话之后，我们彼此便歉然地分手了，我就搬到医院去，在病房里住下来。
The £1,000,000 Bank Note and Other New Stories is a 1893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by American writer Mark Twain.
Background
The collection was published in 1893, in a disastrous decad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 time marked by doubt and waning optimism, rapid immigration, labor problems,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social protest.
It was also a difficult time for Twain personally, as he was forced into bankruptcy and devastated by the death of his favorite daughter, Suzy. Yet the title story still brims with confidence and optimism, marking the moment of hope just before Twain turned to the grim stories of his later years.
Plot summary
"The £1,000,000 Bank-Note" charts the magical rags-to-riches ascent of a virtuous and resourceful mining broker's clerk from San Francisco who arrives in London with a single dollar in his pocket, and proceeds to ultimate and splendid financial success and fame in London society—a paean to ingenuity and a celebration of its cunning confidence-man narrator. The other pieces range from "Mental Telegraphy," a serious essay reflecting Twain's continuing interest in the occult—he and his wife would later try several seances, poignantly and unsuccessfully, to contact their daughter Suzy—to a tongue-in-cheek "Petition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for relief from taxes.
Background
The collection was published in 1893, in a disastrous decad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 time marked by doubt and waning optimism, rapid immigration, labor problems,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social protest.
It was also a difficult time for Twain personally, as he was forced into bankruptcy and devastated by the death of his favorite daughter, Suzy. Yet the title story still brims with confidence and optimism, marking the moment of hope just before Twain turned to the grim stories of his later years.
Plot summary
"The £1,000,000 Bank-Note" charts the magical rags-to-riches ascent of a virtuous and resourceful mining broker's clerk from San Francisco who arrives in London with a single dollar in his pocket, and proceeds to ultimate and splendid financial success and fame in London society—a paean to ingenuity and a celebration of its cunning confidence-man narrator. The other pieces range from "Mental Telegraphy," a serious essay reflecting Twain's continuing interest in the occult—he and his wife would later try several seances, poignantly and unsuccessfully, to contact their daughter Suzy—to a tongue-in-cheek "Petition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for relief from taxes.
我最近在这里“定居”后，首次注意到我的是一位自称为assessor①、在美国Intemal Reveue Department②工作的先生。我说，我虽然以前没听过他所干的这一行，但仍然十分高兴会见他——他是不是可以请坐呢？他就了座，我不知道该和他谈什么是好。然而我意识到，既然自己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身价，那么在接待来宾时就必须显得和蔼可亲，就必须善于交谈。于是，由于一时没有其他的话可以扯，我就问他可是在我们附近开店的。
他回说是的。我不愿显得一无所知，但是我指望他会提到他出售什么货色。
①估税员。
②国内税收局。
我试探着问：“买卖怎么样呀？”他说：“马马虎虎。”
接着我说，我们会上他那儿去的；如果也同样地喜欢他那家店，我们会成为他的主顾的。
他说，他相信我们会十分喜欢那个地方，以后会专门去那儿——还说，只要谁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他从来没见过那个人会抛弃了他，另去找一个那一行的。
这话听来颇近自诩，然而，除了显出我们每人都具有的那种自然流露的鄙俗而外，这人看上去还是很诚实的。
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我们俩似乎逐渐变得融洽，谈得投契，此后一切都那样很惬人意地、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
我们谈呀，谈呀（至少在我这一方面是如此）；我们笑呀，笑呀（至少在他那一方面是如此）。然而我始终保持着冷静——我那天生的警惕性，就像上程帅所说的那样被提到“最高度”。不管他怎样含浑其词地答话，我总下定决心要彻底打听清楚他所干的行业——我下定决心要引着他把自己的行业说出来，但同时又不要让他怀疑我的用意何在。我准备施展极其巧妙的诡计，务必要引他人毅。我要把自己所做的事全部告诉他，那样他就自然而然会被我推心置腹的谈话所，自然而然会对我亲热，甚至会情不自禁，在不曾猜疑到我的意图之前就把他自己的事全部告诉了我。我心里想，我的儿呀，你再没想到，你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老狐狸打交道啊。我说：
“瞧，您再也猜不到，这一个冬天和上一个春天我单凭演讲就挣了多少。”
“猜不到……我真的猜不到。让我再想一想……让我再想一想。也许，大约是二千元吧？不会的；先生，那不会，我相信您不可能挣那么多。也许，大约是一千七百元吧？”
“哈哈！我就知道您猜不到嘛，上一个春天和这一个冬天，我演讲的收入是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元。您以为这个数目还可以吗？”
“啊呀，这是个惊人的数目呀……绝对惊人的数目。我得把它记下了。您是说，甚至这还不是您全部的收入吗？”
“全部的收入！咳，我说您哪，此外还有四个月以来我从《每日呐喊》获得的收入……大约是……大约是……嗯，大约是八千元左右吧，我说，您觉得这个数目怎么样？”
“嗳呀！怎么样？老实说，真希望我也能过上这样阔气的生活。八千元！我要给它记下了。啊呀，我的先生！……除此以外，您意思是不是说，还有更多的收入？”
“哈！哈！哈！哎呀，您这真所谓是‘只沾了个边儿’。此外还有我的书呢，《老实人在国外》……每本售价三元五角起到五元，根据不同的装订而定。您再听我说下去呀。您不用害怕呀。单是过去的四个半月里，不包括以前的销数在内，单是那四个半月里，那部书就卖了九万五千本。九万五千本哪！您倒想想。平均每本就算它四元吧。总数几乎达到四十万元，我的朋友。我应当拿到它的半数。”
“受苦受难的摩西①！让我把这一笔也给记下了。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八千……二十万。总数吗，我瞧……哎呀，真真想不到，总数大约是二十一万三四千元哪！那真的可能吗？”
①《圣经》中领导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井为之立法的希伯来先知。这里用作惊叹语。
“可能！如果是算错，那只会是少算了。二十一万四千元现钞，那就是我今年的收入，如果我知道怎样计算的话。”
这时候那位先生站起身来告辞。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想到我也许不坦白白地向一个陌生人公开了自己的收入，而且，由于听到他的惊叹时感到得意，还大大地提高了那些数字。可是，那位先生不立即就走，他在最后关头递给我一只大信封，说那里面有他的广告。说我可以在那里面找到一切有关他的业务的细节；说他很欢迎我去光顾——说他有了我这样收入优渥的人做主顾，实在感到骄傲；说他以前常常以为市里也有好几位大财主，可是，等到他们去跟他做交易时，他发现他们所有的那点儿钱只勉强够自己糊口；还说，他确实耐着沉闷等候了这么多年，才能面对面看见我这样一位大阔佬，而且能和我交谈，并用手接触了我，终于情不自禁，想要拥抱我——说真的，如果我肯让他拥抱的话，他认为那对他将是一件极大的光荣。
这一席话说得我心里乐滋滋的，所以我也就不再推拒，尽让这位心地纯洁的陌生人张开双臂抱住我，还在我后颈窝里洒了几滴起镇静作用的眼泪。然后，他去了。
他刚走，我就展开了他的广告。我仔细地研究了它四分钟。紧接着我就唤厨子来，说：
“扶好了我，我这就要晕过去了！让玛丽去翻那烤饼吧。”
停了一会儿，我清醒过来，就派人到路拐角的小酒店里去，雇来了一位行家，为期一个星期，要他整夜守护着我，同时咒骂那个陌生人；白天里，偶尔我咒骂得乏了，就由他接替。
哼，瞧他这个坏蛋！他的那份“广告”，只不过是一份该死的报税表格——上面是一连串没头没脑的问题，问的都是有关我的私事，很小的宇体足足占了四大张纸——那些问题，这里我不妨指出，实在提得非常巧妙，哪怕是那些世故最老练的人也没法理解它们究竟用意何在——再说，那些问题都经过了精心的构思，其目的是要使一个人报税时非但没法弄虚作假，反而会将自己的实际收入多报上三倍。我试图寻觅一个可钻的空子，然而看来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让我钻的。第一个问题绰绰有余及包罗了我的全部经济情况，有如一把伞笼罩了一个小小蚁侄：
过去一年里，你在任何地方所从事的任何交易、业务或职业中共赚了多少钱？
这问题下面附了另十三道同样刁钻的小题，其中措词最委婉的一题是要我呈报：过去我可曾由于黑夜偷盗，或者拦路抢人，或者纵火打劫，或者从事其他不可告人的勾当，借此营私渔利，购置产业，但尚未逐条列于收入申报书中第一问题的对方。
这分明是那个陌生人故意要让我上当受骗。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事；于是我跑出去，聘请了另一位行家。原来由于陌生人挑动了我的虚荣心，所以我才会把自己的收入申报为二十一万四千元。按照法律规定，这笔收人中只有一千元可以免缴所得税的——这是惟一能够使我感到安慰的，但这一点钱有如大海中的涓滴而已。按规定百分抽五的办法，我必须上缴给政府的所得税竟高达一万零六百五十元！
〔这里我不妨交代一句，到后来我并没有缴纳这笔税款。〕
我认识一个非常阔气的朋友，他的住宅好像是一座皇宫，他坐在饭桌上好像是一位皇帝在进膳，他的用费十分浩繁，然而，他却是一个没有分文收入的人，因为我常常在他的报税表格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窘急无奈的情况下，我就去向他求教。他接过了我那些琳琅满目的、为数惊人的收入凭证，他戴上眼镜，他提起了笔，接着，一霎眼工夫！——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穷光蛋！这件事他做得十分干净利落。他只是巧妙地伪造了一份“应予扣除数”的清单。他将我缴给“州政府、中央政府和市政府的税”登记为若干；将我“由于沉船、失火等受到的损失”登记为若干；此处是我在“变卖房地产时所受的损失”，我在“出售牲口”时所受的损失，“支付住宅及其周围土地的租费”，“支付修理费、装修费和到期的利息”，“以前在美国陆军、海军与税务机关任职时从薪津中扣除的税款”，以及其他等等。他对所有以上的情况，就每一个列举的项目，都登记了为数惊人的“应予扣除数”。他登记完毕，再把那张清单交给我，这时候我一展眼看到，就在这一年里，我作为纯利的收入已一变而为一千二百五十元四角。
“这一来，”他说，“按照法律规定，一千元是属于免税的。你只需要去宣一次誓，证明这份清单属实，然后给其余的二百五十元付了税就完啦。”
〔他说这席话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威利从他坎肩口袋里摸出一张二元美钞，拿着钱一溜烟跑了；这里我敢打赌，如果我那位陌生客人明天来访问这个小家伙，他准会谎报他应纳的所得税。〕
“您是不是，”我说，“您本人是不是也这样填报‘应予扣除数’呀，先生？”
“这个，我应当说是的！要不亏了‘应予扣除数’项下那十一条救命的附加条款，那我每年就是当乞丐，讨了钱去供奉这个该死的、可恨的，这个敲诈勒索、独断独行的政府啦。”
在本市几位最有实力的人士当中，在那几位品德高尚、操行清白、商业信誉卓著的人土当中，就数这位先生的地位最高，于是我敬受奉行他所指示的范例。我去到税务局办事处，在上次来访的客人的谴责的眼光下站起身来，一再地撒谎，一再地蒙混，一再地要无赖，直到后来我的灵魂深深地陷入了伪证罪之中，我的自尊心从此消失得一干二净。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这正是美国无数最富有的、最自豪的，而且最体面的、最受人尊重、最被人奉承的人每年都在玩弄的把戏。所以，对这些我满不在乎。我毫不羞愧。今后我只要少开口乱说，别轻易玩火，否则我免不了会养成某些可怕的习惯。
他回说是的。我不愿显得一无所知，但是我指望他会提到他出售什么货色。
①估税员。
②国内税收局。
我试探着问：“买卖怎么样呀？”他说：“马马虎虎。”
接着我说，我们会上他那儿去的；如果也同样地喜欢他那家店，我们会成为他的主顾的。
他说，他相信我们会十分喜欢那个地方，以后会专门去那儿——还说，只要谁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他从来没见过那个人会抛弃了他，另去找一个那一行的。
这话听来颇近自诩，然而，除了显出我们每人都具有的那种自然流露的鄙俗而外，这人看上去还是很诚实的。
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我们俩似乎逐渐变得融洽，谈得投契，此后一切都那样很惬人意地、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
我们谈呀，谈呀（至少在我这一方面是如此）；我们笑呀，笑呀（至少在他那一方面是如此）。然而我始终保持着冷静——我那天生的警惕性，就像上程帅所说的那样被提到“最高度”。不管他怎样含浑其词地答话，我总下定决心要彻底打听清楚他所干的行业——我下定决心要引着他把自己的行业说出来，但同时又不要让他怀疑我的用意何在。我准备施展极其巧妙的诡计，务必要引他人毅。我要把自己所做的事全部告诉他，那样他就自然而然会被我推心置腹的谈话所，自然而然会对我亲热，甚至会情不自禁，在不曾猜疑到我的意图之前就把他自己的事全部告诉了我。我心里想，我的儿呀，你再没想到，你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老狐狸打交道啊。我说：
“瞧，您再也猜不到，这一个冬天和上一个春天我单凭演讲就挣了多少。”
“猜不到……我真的猜不到。让我再想一想……让我再想一想。也许，大约是二千元吧？不会的；先生，那不会，我相信您不可能挣那么多。也许，大约是一千七百元吧？”
“哈哈！我就知道您猜不到嘛，上一个春天和这一个冬天，我演讲的收入是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元。您以为这个数目还可以吗？”
“啊呀，这是个惊人的数目呀……绝对惊人的数目。我得把它记下了。您是说，甚至这还不是您全部的收入吗？”
“全部的收入！咳，我说您哪，此外还有四个月以来我从《每日呐喊》获得的收入……大约是……大约是……嗯，大约是八千元左右吧，我说，您觉得这个数目怎么样？”
“嗳呀！怎么样？老实说，真希望我也能过上这样阔气的生活。八千元！我要给它记下了。啊呀，我的先生！……除此以外，您意思是不是说，还有更多的收入？”
“哈！哈！哈！哎呀，您这真所谓是‘只沾了个边儿’。此外还有我的书呢，《老实人在国外》……每本售价三元五角起到五元，根据不同的装订而定。您再听我说下去呀。您不用害怕呀。单是过去的四个半月里，不包括以前的销数在内，单是那四个半月里，那部书就卖了九万五千本。九万五千本哪！您倒想想。平均每本就算它四元吧。总数几乎达到四十万元，我的朋友。我应当拿到它的半数。”
“受苦受难的摩西①！让我把这一笔也给记下了。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八千……二十万。总数吗，我瞧……哎呀，真真想不到，总数大约是二十一万三四千元哪！那真的可能吗？”
①《圣经》中领导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井为之立法的希伯来先知。这里用作惊叹语。
“可能！如果是算错，那只会是少算了。二十一万四千元现钞，那就是我今年的收入，如果我知道怎样计算的话。”
这时候那位先生站起身来告辞。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想到我也许不坦白白地向一个陌生人公开了自己的收入，而且，由于听到他的惊叹时感到得意，还大大地提高了那些数字。可是，那位先生不立即就走，他在最后关头递给我一只大信封，说那里面有他的广告。说我可以在那里面找到一切有关他的业务的细节；说他很欢迎我去光顾——说他有了我这样收入优渥的人做主顾，实在感到骄傲；说他以前常常以为市里也有好几位大财主，可是，等到他们去跟他做交易时，他发现他们所有的那点儿钱只勉强够自己糊口；还说，他确实耐着沉闷等候了这么多年，才能面对面看见我这样一位大阔佬，而且能和我交谈，并用手接触了我，终于情不自禁，想要拥抱我——说真的，如果我肯让他拥抱的话，他认为那对他将是一件极大的光荣。
这一席话说得我心里乐滋滋的，所以我也就不再推拒，尽让这位心地纯洁的陌生人张开双臂抱住我，还在我后颈窝里洒了几滴起镇静作用的眼泪。然后，他去了。
他刚走，我就展开了他的广告。我仔细地研究了它四分钟。紧接着我就唤厨子来，说：
“扶好了我，我这就要晕过去了！让玛丽去翻那烤饼吧。”
停了一会儿，我清醒过来，就派人到路拐角的小酒店里去，雇来了一位行家，为期一个星期，要他整夜守护着我，同时咒骂那个陌生人；白天里，偶尔我咒骂得乏了，就由他接替。
哼，瞧他这个坏蛋！他的那份“广告”，只不过是一份该死的报税表格——上面是一连串没头没脑的问题，问的都是有关我的私事，很小的宇体足足占了四大张纸——那些问题，这里我不妨指出，实在提得非常巧妙，哪怕是那些世故最老练的人也没法理解它们究竟用意何在——再说，那些问题都经过了精心的构思，其目的是要使一个人报税时非但没法弄虚作假，反而会将自己的实际收入多报上三倍。我试图寻觅一个可钻的空子，然而看来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让我钻的。第一个问题绰绰有余及包罗了我的全部经济情况，有如一把伞笼罩了一个小小蚁侄：
过去一年里，你在任何地方所从事的任何交易、业务或职业中共赚了多少钱？
这问题下面附了另十三道同样刁钻的小题，其中措词最委婉的一题是要我呈报：过去我可曾由于黑夜偷盗，或者拦路抢人，或者纵火打劫，或者从事其他不可告人的勾当，借此营私渔利，购置产业，但尚未逐条列于收入申报书中第一问题的对方。
这分明是那个陌生人故意要让我上当受骗。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事；于是我跑出去，聘请了另一位行家。原来由于陌生人挑动了我的虚荣心，所以我才会把自己的收入申报为二十一万四千元。按照法律规定，这笔收人中只有一千元可以免缴所得税的——这是惟一能够使我感到安慰的，但这一点钱有如大海中的涓滴而已。按规定百分抽五的办法，我必须上缴给政府的所得税竟高达一万零六百五十元！
〔这里我不妨交代一句，到后来我并没有缴纳这笔税款。〕
我认识一个非常阔气的朋友，他的住宅好像是一座皇宫，他坐在饭桌上好像是一位皇帝在进膳，他的用费十分浩繁，然而，他却是一个没有分文收入的人，因为我常常在他的报税表格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窘急无奈的情况下，我就去向他求教。他接过了我那些琳琅满目的、为数惊人的收入凭证，他戴上眼镜，他提起了笔，接着，一霎眼工夫！——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穷光蛋！这件事他做得十分干净利落。他只是巧妙地伪造了一份“应予扣除数”的清单。他将我缴给“州政府、中央政府和市政府的税”登记为若干；将我“由于沉船、失火等受到的损失”登记为若干；此处是我在“变卖房地产时所受的损失”，我在“出售牲口”时所受的损失，“支付住宅及其周围土地的租费”，“支付修理费、装修费和到期的利息”，“以前在美国陆军、海军与税务机关任职时从薪津中扣除的税款”，以及其他等等。他对所有以上的情况，就每一个列举的项目，都登记了为数惊人的“应予扣除数”。他登记完毕，再把那张清单交给我，这时候我一展眼看到，就在这一年里，我作为纯利的收入已一变而为一千二百五十元四角。
“这一来，”他说，“按照法律规定，一千元是属于免税的。你只需要去宣一次誓，证明这份清单属实，然后给其余的二百五十元付了税就完啦。”
〔他说这席话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威利从他坎肩口袋里摸出一张二元美钞，拿着钱一溜烟跑了；这里我敢打赌，如果我那位陌生客人明天来访问这个小家伙，他准会谎报他应纳的所得税。〕
“您是不是，”我说，“您本人是不是也这样填报‘应予扣除数’呀，先生？”
“这个，我应当说是的！要不亏了‘应予扣除数’项下那十一条救命的附加条款，那我每年就是当乞丐，讨了钱去供奉这个该死的、可恨的，这个敲诈勒索、独断独行的政府啦。”
在本市几位最有实力的人士当中，在那几位品德高尚、操行清白、商业信誉卓著的人土当中，就数这位先生的地位最高，于是我敬受奉行他所指示的范例。我去到税务局办事处，在上次来访的客人的谴责的眼光下站起身来，一再地撒谎，一再地蒙混，一再地要无赖，直到后来我的灵魂深深地陷入了伪证罪之中，我的自尊心从此消失得一干二净。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这正是美国无数最富有的、最自豪的，而且最体面的、最受人尊重、最被人奉承的人每年都在玩弄的把戏。所以，对这些我满不在乎。我毫不羞愧。今后我只要少开口乱说，别轻易玩火，否则我免不了会养成某些可怕的习惯。
这就是少校给我说的那个故事，我现在尽量照我所能回忆的叙述出来：
1862年冬天，我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特伦布尔要塞当司令官。我们在那儿的生活也许不如在“前线”那么活跃；不过那儿有那儿的情况，其实还是够活跃的——我们的脑筋并不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来使它经常紧张而闲得发呆。光说一样事情吧，那时候北方的整个空气充满了神秘的谣言——谣传叛军的间谍到处神出鬼没，准备炸毁北方的要塞，烧毁我们的旅馆，运送带来传染病的衣服到我们的城市里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你都记得吧。这一切都足以使我们保持警惕，打破驻防生活一向的沉闷。除此而外，我们那儿还是个新兵招募站——这就等于说我们简直不能浪费丝毫时间去打瞌睡、或是梦想、或是游手好闲。咳，我们尽管监视得很严，每天招来的新兵还是有50％从我们手里漏掉，当天晚上就开小差了。入伍的津贴非常之大，以致一个新兵可以拿出两三百块钱贿赂看守的兵，让他逃跑，结果他所得的津贴还可以剩下不少，对于一个穷人还要算是一笔财产。是呀，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生活并不沉闷。
那么，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营房里正在写点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十四五岁的、脸色苍白、穿得很破烂的孩子走进来。他规规矩矩鞠了一躬，说道：
“我想这儿是招新兵的吧？”
“是的。”
“您可以把我收下吧，长官？”
“哎呀，不行，你太年轻啦，孩子，而且个子也太小。”
他脸上现出一种失望的神气，很快就变得更厉害，成为一种丧气的表情。他慢慢地转过身去，好像是要走似的。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又转过脸来向着我，用一种使我深深感动的声调说道：
“我没有家，而且是举目无亲。我希望您能收下我才好哩！”
可是这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极力温和地给他说明这个意思。然后我叫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来暖和暖和，并且还补上了两句：
“我马上就给你一点东西吃吃。你饿了吧？”
他没有回答，也无须回答；他那双柔和的大眼睛里的感激神情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达意。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我继续写字。偶尔我偷偷地望他一眼。我看出他的衣服和鞋子虽然又脏又破，可是样式和材料都很好。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的声音轻柔而悦耳；他的眼睛深沉而忧郁；他的态度和谈吐都很文雅；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显然是遭遇了不幸。于是我对他颇感兴趣。
可是我渐渐又专心于我的工作去了，完全忘记了那个孩子。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大工夫；后来我才偶然抬头望了一下。那孩子的背向着我，可是他的脸也稍微斜过来一点，所以我可以看得见他的一边脸蛋——一道无声的泪泉正在顺着脸上流下来。
“哎呀，真糟糕！”我心里想道：“我忘记了这个可怜虫饿着肚子哪。”于是我为了刚才的忍心向他表示歉意，就对他说，“跟我来吧，小朋友，你和我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就只我一人。”
他又那么含着感激的神情向我望了一眼，脸上露出一道快乐的光辉。到了餐桌面前，他把手扶着椅背站着，一直等我坐定了，他才坐下来。我拿起刀叉——唉，我只好拿着不动，因为这孩子低下了头，默默地祈祷谢饭。无数关于老家和童年的圣洁的回忆涌上我的心头，我不禁叹息地想起我已经与宗教漂离了很远，它对受了创伤的心灵的医疗作用，以及它的安慰、解脱和鼓舞的作用，都与我无缘了。
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我看出了年轻的威克鲁——他的全名是罗伯特·威克鲁——知道怎样使用餐巾；还有——唉，总而言之，我看出他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详细情形就不消说了。他还有一种纯朴的坦白态度，这也使我很中意。我们谈的主要是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毫无困难地向他问清楚了他的来历。当他谈到他生长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我显然对他更表同情，因为我在那地方住过一些时候。我对密西西比河近海一带都很熟悉，而且喜欢那带地方，离开那儿也不算太久，所以我对它的兴趣还没有开始淡下来。连他嘴里说出来的一些名字都叫我听了很痛快——正因为觉得非常痛快，所以我就故意把话题引到某些方面，使他多说出一些这类名字来。巴敦鲁日、普拉魁明、端纳桑维尔、六十哩点、邦尼开尔、大码头、卡罗敦、轮船码头、汽划子码头、新奥尔良、周毕都拉街、斜堤、好孩子街、圣查理土旅馆、第阜利圆场、贝壳路、庞查特伦湖；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再听到“李将军号”、“那且兹号”、“日蚀号”、“魁德门将军号”、“邓肯·堪纳号”，以及从前一向熟悉的其他汽船的名字。那几乎就好像是回到了那个地方那么痛快，这些名字使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很生动地重新活现在我心头。简单地说，小威克鲁的来历是这样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和他的有病的姑母和他的父亲住在巴敦鲁日附近一个富庶的大农场上，这个农场属于他们这一家已经50年了。父亲是个联邦统一派。他受尽各式各样的，可是始终坚持他的主张。后来终于有一天晚上，一批蒙面的歹徒烧毁了他的大房子，这一家人就不得不逃命。他们被人到处追踪，尝尽了一切贫穷、饥饿和苦难的滋味。害病的姑母终于得到了解脱：困苦和风吹雨打的流浪生活把她折磨死了；她像一个流浪汉似地死在露天的田野里，雨飘在她身上，雷在头上轰隆轰隆地响。不久以后，他的父亲又被一个武装的队伍俘虏了；儿子一面在旁边告哀求饶，牺牲者一面在他面前被人勒死了。（说到这里，这小伙子眼睛里闪出悲惨的光，他以自言自语的神气说道：“我要是当不成兵，也不要紧——我总会想得出办法——我总会想得出办法。”）那些人宣布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之后，马上就对他说，他要是不在24小时内离开那个地方，他就要遭殃。当天晚上他就悄悄地跑到河边，在一个大农场的码头上隐藏起来。后来，“邓肯·堪纳号”在那儿停下来了，他就泅水过去，藏到它后面所拖的一只小艇上。天还没有亮，船就开到了大码头，他偷偷地上了岸。那地方离新奥尔良有3哩远，他徒步走了这段路，走到好孩子街他的一个叔父家里，这下子他的苦难暂时结束了。可是这个叔父也是一个联邦统一派，过了不久，他就打定主意，还是离开南方为好。于是他就和威克鲁搭上一只帆船悄悄地离开了那个地方，不久就到了纽约。他们在亚斯多旅舍住下来。年轻的威克鲁暂时过了一段痛快的生活，常到百老汇去逛来逛去，看了不少北方的稀奇景物；可是后来又发生了变化——而且并不是好转。他的叔父起初还很高兴，现在却开始显得发愁和丧气；此外他还变得脾气很怪，动辄生气；老是谈到钱只有花出去，而没有办法再赚进来——“剩下的钱连一个人都养不活，两个人就更不消说啦。”后来有一天早上，他失踪了——没有来吃早饭。这孩子到账房一问，据说叔叔头一天晚上就付清了账走了——旅馆里的职员猜想他是到波士顿去了，可是没有把握。
这孩子独自一人，无依无靠。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最好是跟上去找一找他的叔父。他跑到轮船码头，才知道他口袋里剩下的那一点点钱不够他到波士顿去的路费；可是到新伦敦去是够的；所以他就买了船票到那儿去，决定靠老天保佑，让他能有办法渡过其余一段路程。现在他已经在新伦敦的街上晃来晃去地游荡了三天三夜，靠人家的慈悲到处讨点东西吃，随便找个地方打打瞌睡。可是后来他终于灰了心；勇气和希望都完了。要是能让他当兵，谁也不比他更加感激了；如果他当兵不合格，叫他当个鼓手行不行呢？呵，他情愿拼命拼命地干，使人满意，并且还感激不尽！
小威克鲁的来历就是这样，除了细节而外，都是和他对我说的一样，我说：
“孩子，你现在到了朋友当中啦——你再也不用发愁啦。”这下子他的眼睛可发出闪光来了！我把约翰·瑞本上士叫进来——他是哈特阜人；现在还住在哈特阜；你也许认识他——我对他说：“瑞本，叫这个孩子和军乐队的弟兄们住在一起吧。我打算收下他来当个鼓手，我托你照顾他，千万注意别叫他受到委屈吧。”
那么，要塞司令官和小鼓手之间的交涉到这时候当然是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小家伙仍旧在我心头萦绕着。我随时注意，老希望看见他快活起来，变得兴高采烈；可是枉然，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和谁都不发生关系；老是心不在焉，老是在想；他的脸色老是忧郁的。有一天早上瑞本请求我和他单独谈话。他说：
“我希望您不会见怪，司令官，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军乐队的弟兄们简直着急得要命，好像非有人出来说话不可似的。”
“咦，怎么回事？”
“是威克鲁那孩子，司令官。军乐队的弟兄们把他腻味透啦，您想不到到了什么地步。”
“好吧，你说下去，说下去。他在干什么？”
“老在祷告哩，司令官。”
“祷告！”
“是呀，司令官，这孩子老在祷告，弄得车乐队的弟兄们一点也得不到安宁。清早第一桩事，他也是于这个；中午也是于这个；夜里——唉，整夜整夜地他就像是让魔鬼缠住了似的，把人家闹得鬼神不安！睡觉吗？天哪，他们简直睡不着；照一句俗话说，他那苦心祈祷的风车转开了，他一起了头，就没有个完。他先从乐队长下手，给他祷告，跟着就找到号手头儿，又给他祷告；再往后就是低音鼓手，他甚至引着他也祷告起来啦；一个一个地，整个乐队都要轮到，个个都给大大地祷告一番，而且他那种认真的样子会使你觉得他自己以为在人间活不了多久，想着他升了天的时候如果没有带一个乐队同去，就不会快活，所以他要给他自己挑选乐队，好让他们在天上叫他信得过，奏起国歌来奏得能配上那儿的场面。唉，司令官，往他那儿丢靴子也没有用；屋子里是黑的；并且他又不光明正大地干，老是跪在大鼓后面；所以大家一齐把靴子像一阵暴雨样地丢过去也没有关系，他满不在乎——照样颤悠悠地祷告，就好像那是人家给他喝彩似的。他们大声嚷起来，‘啊，住嘴巴！’‘让我们歇一歇吧！’‘枪毙这小子！’‘啊，滚出去！’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那有什么用？简直就打搅不了他。他干脆就不睬。”停了一会又说：“是个乖乖的小傻子；清早起来就把那满地的靴子搬回去，一双一双地挑出来，把每人的一双放到原处。这些靴子丢过去打他已经丢得次数太多了，所以全队的靴子他通通认识——他闭上眼睛也能把它们一双双挑出来。”
又停了一会，我忍住没有打岔。
“可是最叫人受不了的是他祷告完了的时候——他要是居然有个完的话——他就调一调嗓子唱起歌来。唉，您知道他说话的声音多么好听；您知道他那种声音简直可以引得一只铁铸的狗从门口台阶上跑下来舐他的手。可是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司令官，那比他唱歌的声调儿可还差得远！比起这个孩子的歌声来，吹笛子的声音都显得刺耳。啊，他就在那黑暗中像轻柔的流水似地唱，低低的声音是那么柔和悦耳，简直叫你觉得自己好像在天上似的。”
“那又怎么会‘叫人受不了’呢？”
“呵，问题就在这儿，司令官，您听他唱吧。”
就像我这样——贫穷、倒霉、眼睛又看不见——您听了他唱这个，只要听一次，看您是不是浑身都发酥，眼睛里迸出泪水来！不管他唱什么，都是一直钻进你心窝里——深深地打中你的要害——每回都叫你神魂颠倒。您只要听听他唱
有罪的、伤心的人儿，恐怖充满了你的心，
不要等到明天，你今天就要归顺天主；
不要辜负那种慈爱，
因为那种慈爱来自天主——
这些歌词。真叫人听了就觉得自己是天下心眼最坏、最不知好歹的人。他唱起他那些关于家乡、关于母亲、关于童年、关于从前的回忆、关于烟消云散了的事情和关于死去了的老朋友的歌来，就把你一生怀念难忘的一去不复返的往事都引到你面前来了——那才真是唱得漂亮，唱得神妙，叫人爱听哩，司令官——可是，天哪，那才真叫人伤心透了哩！军乐队——唉，他们大家都哭起来——这些家伙个个都哭出声来，而且并不掩饰；您知道吧，正是起先丢靴子过去打那孩子的那些人一下子又从床铺上跳下来，在黑暗中跑过去拥抱他！是呀，他们就是这样——还拼命和他亲吻，弄得他浑身都是唾沫，并且还用亲爱的名字叫他，求他饶恕他们。赶上这种时候，要是有一团人想去伤害这个小把戏一根头发，他们也会和这一团人拼命，哪怕是整整的一个军团！”
又停了一会。
“就是这些话吗？”我说。
“是的，司令官。”
“哎呀，原来如此，那有什么可埋怨的！他们想要怎么办呀！”
“怎么办！唉，天哪，他们想要请您叫他不要再唱了，司令官。”
“这是怎么说的！你刚才还说他的歌唱得很神妙哪。”
“问题就在这儿。唱得太神妙啦。一般凡人简直受不了。他唱的歌太叫人感动；简直把人的心都挖出来了；它把他的感情捣得粉碎，使他心里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有罪过，除了到地狱去受永世之苦而外，什么地方也不配去，叫人老是忏悔个没有完，什么都显得不对劲，觉得人生一点安慰也没有。还有那个哭劲，您瞧——每天早上他们都不好意思彼此对面看一看。”
“咳，这倒是个新鲜事，告状也告得古怪。那么他们当真要叫他不再唱了吗？”
“是呀，司令官，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愿意过分要求；要是能把他的祷告也禁止了，或是叫他不要祷告个没有完，那他们当然是谢天谢地；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唱的问题。只要能把他那唱歌的嘴堵住，他们觉得祷告还可以勉强受得了，虽然老让他那么用祷告来折磨，也实在是难受。”
我告诉上士，这桩事情我会加以考虑。那天晚上我悄悄跑到军乐队的营房去听。上土所报告的情况并没有过甚其词。我听见祷告的声音在黑暗中祈求；我听见那些心烦的人咒骂的声音；我听见许多靴子一阵扔过去在空中发出的飕飕的声音，和打到大鼓周围的乒乒乓乓的声音。这种情形使我有所感触，但是同时也觉得有趣。过了一会，经过一阵意味深长的静默之后，就听见了歌声。天哪，那股凄凉的情调，那种迷人的力量！天下再没有什么声音像这么悦耳、这么优美、这么温柔、这么圣洁、这么动人。我在那儿呆的工夫不大；我开始体验到与一个要塞司令官不大相称的一种感情。
第二天我就发出了命令，把祷告和唱歌部禁止了。随后的三四天之中，新兵骗了入伍津贴开小差的事件层出不穷，既热闹，又恼人，以致我根本没有想到我那小鼓手。可是有一天早上瑞本上士来了，他说：
“那个新来的小伙子的举动非常奇怪哩，司令官。”
“怎么个奇怪法？”
“咳，司令官，他一天到晚老在写字。”
“写字？他写些什么——是信吗？”
“我不知道，司令官；可是他一下了班，就老是在炮台各处钻来钻去，东张西望，老是一个人——我敢赌咒说，炮台上随便哪个角落里没有哪一处他没有到过——而且他老是过不了一会儿又拿出铅笔和纸，乱划一些什么下来。”
这使我起了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我想要挖苦这种疑神疑鬼的想法，可是当时只要形迹稍有可疑的事情，都不能怪人家多疑，所以也就不便挖苦。当时在我们北方，处处都发生一些事故，警惕我们随时都要提防，随时都要怀疑才行。于是我联想到这个孩子来自南方这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最靠南的地方，路易斯安那——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个念头是叫人放心不下的。可是我这时候给瑞本下命令处理这桩事情，心里却感觉到一阵隐痛，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作父亲的在那儿捣鬼，要叫他自己的孩子受到羞辱和损害似的。我吩咐瑞本不要声张，静待时机，能给我想办法找到那孩子写的东西的时候就给我找一些来，不要让他知道。我还特别指示他千万不要有什么举动，叫那孩子发现他被人注意了。同时我还命令他照常容许那孩子有原先那些行动自由，可是他进城去的时候，要派人老远盯住他。
以后两天之中，瑞本向我报告了好几次。毫无结果。这孩子还是在写，可是每逢瑞本走近他身边，他就满不在乎地把他写的东西塞到口袋里。他到城里一个没有人的旧马棚那儿去过两次，呆了一两分钟就出来了。我们对这类事情可不能大意——看样子是有点儿蹊跷。我心里不得不承认我渐渐有些感到不安了。我跑到我私人的住处，把副司令找来——他是个很有智慧和判断力的军官，是杰姆士·华特生·韦布将军的儿子。他很惊讶，也很着急。我们把这桩事情谈了很久，最后的结论是应该进行秘密搜查。我决定亲自执行这个办法。因此我叫人第二天早上两点钟就把我叫醒，只过了一会儿，我就到了军乐队的宿舍里，扑在地下，在那些打鼾的弟兄们当中用肚皮贴着地板爬过去。后来我终于到了我那酣睡的流浪儿床前，谁也没有惊醒，我把他的衣服和背袋拿到手，又偷偷地爬回来。我回到自己屋里的时候，韦布还在那儿等着，急于要知道结果如何。我们马上就动手搜查。衣服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在回袋里找到一点空白纸和一支铅笔；此外除了一把大折刀和孩子们藏起来当宝贝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和无用的废物而外，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又怀着希望去搜查背袋。那里面又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反而碰了个钉子！——一本小《圣经》扉页上写着这么几个字：“先生，请看在他母亲的面上，对我这孩子照应点吧。”
我望了望韦布——他垂下了眼睛；他又望了望我——我也垂下了眼睛。两人都不做声。我恭恭敬敬地把这本书放回原处。韦布马上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我提起精神来，再去完成这桩不是滋味的工作，我把偷来的东西送回原处，还是和原来那样扑在地下爬过去。这似乎是对于我所干的那桩事情特别相宜的姿势。
完事大吉之后，我老实说，真是高兴到极点。
第二天中午瑞本又照常来报告。我截住他的话说道：
“这桩可笑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们简直是把一个可怜的小把戏当成个妖怪来对付，其实他就像一本赞美歌一样，对我们是毫无妨碍的。”
上士显得很惊讶，他说：
“唉，您也知道，这是您的命令呀，司令官，并且我还弄到了他写的一点东西哩。”
“那里面说些什么？你怎么弄到的？”
“我从门上的钥匙洞里偷看，看见他在写字。所以我估计着他大概写完了的时候，就小声地咳嗽了一下，我马上看见他把写的东西揉成一团，丢到火里，东张西望地看有没有人来。然后他就安然无事，显出非常愉快和满不在乎的样子。这下子我就走进来。高高兴兴地和他混了一阵，再打发他出去干点事情。他丝毫也不惊慌，马上就走了。炉里是煤火，才生起来的；他那个纸团丢到一大块煤后面去了，掉在看不见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把它弄出来了；这儿就是；连烤都没有烤糊哩，您瞧。”
我把这张纸条望了一眼，看了一两句。然后我就叫上士出去，并且吩咐他去给我把韦布找来。那纸上写的全文是这样的：
特伦布尔要塞，八号
上校，——关于我上次开的单子里末尾那三尊大炮的口径，我弄错了，那是放18磅炮弹的；其余的武器都和我所写的相符。炮台的情况还是像前次报告的那样，不过原先准备派到前线去作战的那两连轻步兵暂时还要驻在这里——现在还无法调查要呆＃久，但很快就可以弄明白。我们深信就一切情况看来，最好暂时不要采取行动，且等——
写到这里就中断了——这就是瑞本咳嗽了一声、使那孩子没有再往下写的地方。这种冷血的卑鄙行为揭露出来之后，给我心头一阵沉痛的打击，以致使我对这孩子的感情以及我对他的好意和对他那孤伶的遭遇所起的慈悲心都马上烟消云散了。
可是这且不去管它。现在出了问题了——而且还是需要马上充分注意的严重问题。韦布和我把这桩事情翻来覆去地考虑，彻底地研究了一番。韦布说：
“他没有写完就被打断了，真是可惜！他们有某种行动要推迟一下，等到——什么时候呢？那个行动又是指的什么呢？可能他是会要提到的，这个假装信神的小坏蛋！”
“是呀，”我说。“我们错过了一次机会，还有信里面的‘我们’又是指谁呢？是炮台里面的同党，还是外面的呢？”
那个“我们”很有文章，叫人担心。可是老在这上面猜想是值不得的，所以我们就继续考虑更具体的办法。第一步，我们决定加双岗，尽最大的力量切实提防。其次，我们想到把威克鲁叫来，让他吐出一切秘密；可是这一着似乎不大聪明，要等其他的办法都没有效果的时候才行。我们必须把他写的东西再弄到一些，所以我们就开始想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后来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威克鲁从来没有到邮局去过，——也许那个空马棚就是他的邮局吧。我们把我的亲信书记找米——他是个名叫斯特恩的德国人，好像是个天生的侦探似的——我把这桩事情源源本本告诉他，叫他去设法破案。还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是威克鲁又在写。再过了一会，又听说他告假进城去了。他动身之前，他们故意耽误了他一阵，同时斯特恩赶紧跑去藏在那个马棚里。一会儿他就看见威克鲁逍遥自在地走进去，四面张望了一会，然后把一样东在角落里一堆垃圾底下，又从从容容地出去了。斯特恩赶紧把那件隐藏的东西——一封信——拿到手，给我们带回来。上面既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也没有发信人的签名。信里面先把我们看到过的那些话写上，接着就说：
我们认为最好是暂时不采取行动，且等那两连人开走了再说。我是说我们内部这4个人有这个意见；还没有和其他的人通消息——怕的是引人注意。我说4个人，是因为我们少掉了两个；他们入伍不久，刚混进炮台来就被派到前线去了。现在非另派两个人来接替他们不可。走了的那两个是三十哩点那两兄弟。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可是决不能靠这种通信的方式，我要试用另一种办法。
“这个小混蛋！”韦布说：“谁想得到他是个间谍呢？可是这且不去管他；我们先把已经得到的这些情节照目前的情形凑合起来研究研究，看看这桩事情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吧。第一，我们当中已经有了一个间谍是我们知道的；第二，我们当中还有三个是我们不知道的；第三，这些间谍都是经过到联邦部队来人伍这个简单而省事的手续混进我们这儿来的——显然是有两个上了当，被我们运到前线去了；第四，‘外面’还有间谍的帮手——数目多少还不清楚；第五，威克鲁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个敢用‘现在这种方式’报告消息——要‘试用另一种办法’。照目前的情形看来，大致就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把威克鲁抓起来，叫他招供呢？再不然是不是要去抓住到马棚里取信的人，叫他供出来呢？否则我们就暂时还不做声，再多调查一些事实好不好呢？”
我们决定了采取最后那种办法。我们估计这时候还没有实行紧急措施的必要，因为那些阴谋分子显然是打算等着那两个轻步兵连开走的时候再下手。我们给了施特恩充分的权力，使他好办事，并且叫他尽量设法把威克鲁的‘另外一种’通讯方法调查出来。我们打算玩一套大胆的把戏；因此我们主张继续使间谍们毫不怀疑，能敷衍多久就敷衍多久。所以我们命令斯特恩马上再到那个马棚那儿去，要是没有什么人妨碍的话，就把威克鲁的信仍旧藏到原地方，放在那儿等叛徒们去取。
那天一直到天黑，并没有其他动静。夜里天气很冷，天色漆黑，正下着雨雪，风也刮得很凶；可是那一夜我还是从温暖的床上起来了好几次，亲自出去巡逻，为的是要查明确实没有出什么事故，而且每个岗哨都在认真提防。我到处都发现他们振作精神警戒着；显然是有一些神秘的威胁的谣言悄悄地在四处传播，一加双岗就更使那些谣言显得确有其事了。有一次天快亮的时候，我碰见韦布顶着寒风一直往前走，随后才知道原来他也巡逻了好几次，总要知道一切安然无事才放心。
第二天的事情稍微使情况发展得快一些。威克鲁又写了一封信；斯特恩比他先到那个马棚里，看见他藏那封信；威克鲁刚一走开，他就去把那封信拿到手，然后溜出来，远远地盯住那个小间谍，他背后还跟着一个便衣侦探，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让他随时可以得到法律的帮助，以备紧急的需要。威克鲁跑到火车站去，在那儿等着纽约的车来，然后客人由车上涌下来的时候，他就仔细看着那一群人的脸。一会儿就有一个年老的绅土，戴着绿色的护目镜，拄着手杖，一瘸一瘸地走过来，在威克鲁附近站住，急切地开始张望。威克鲁马上就飞跑过去，塞了一个信封在他手里，然后溜开，在人丛中不见了。斯特恩立刻就去把那封信一下子抢过来；随即他在那个侦探身边匆忙走过的时候，就对他说：“跟住那个老先生——别让他跑得不见了。”然后斯特恩随着人群连忙跑出来，一直跑回要塞。
我们关上门坐下来，吩咐外面的守卫不让别人来打搅。
我们先把马棚里拿来的那封信打开来看。内容如下：
神圣同盟，——照常在那尊大炮里拿到大老板的命令，那是昨晚上丢在那儿的；这次的命令取消了以前从次一级的机关所得的指标。已在炮内照例留下了暗号，表示命令已经到了收件人手里——
韦布插嘴说：“这孩子现在不是经常受着监视吗？”
我说是的；自从拿到他前次那封信之后，他一直就在严密的监视之下。
“那么他怎么能够放什么东西到炮筒里去，或是从那里面取出东西来，居然没有被人发觉呢？”
“唉，”我说，“我看这种情形有点不大对劲。”
“我也觉得不对呀，”韦布说。“这简直就表示连哨兵里面都有同谋犯。要不是他们暗中纵容他，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
我把瑞本叫来，吩咐他到炮台去仔细查一查，看能找出什么线索来。然后我们又往下念那封信：
新的命令是果断的，它要○○○○明天早上3点钟×××××。将有200人分成若干股由各地乘火车或采取其他途径来此，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今天由我分发信号。成功定有把握，但是我们一定是走漏了一些消息，因为这里已加派双岗，而且正副司令昨夜曾巡逻多次。寅寅今天由南方来此，将接受秘密命令——用另一方法。你们6个人必须准早晨两点钟到166号。乙己会在那里等你们，给你们详细指示。口令和上次相同，但要倒过来——头一个字改到末尾，末一个字改到前面。记住辛辛辛辛。不要忘了。千万要大胆；还不等太阳再出来，你们就要成为英雄了；你们的名声将流芳千古；你们将在历史上添上不朽的一页。亚门。
“好家伙，”韦布说，“我看这情形，我们可实在不大好对付呀！”
我说没有问题，形势是渐渐显得非常严重了。我说：
“他们正在准备采取一个猛烈的冒险行动，这是很明显的。今天晚上是他们预定的时间——这也是明显的。这个冒险行动的性质——我是说它的方式——隐藏在那一大堆‘○’或‘×’下面，可是据我估计，他们的目的是要偷袭和夺取要塞。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又快又狠的断然行动。我想我们继续用秘密手段对付威克鲁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我们必须知道，而且越快越好，‘166号’究竟在哪儿，好在早上两点钟把那一伙儿一网打尽；不消说，要想得到这个秘密，最快的办法就是逼着这个小鬼说出来。可是首先我必须把事实报告军政部，请求全权处理，然后我们才可以采取重要行动。”
急电译成了密码，准备拍发；我看过之后，表示认可，就发出去了。
我们随即结束了对刚才所谈的那封信的讨论，然后把从那位瘸腿先生那儿抢过来的那封信打开。那里面除了装着两张完全空白的信纸而外，什么也没有！这对我们当时急切盼待的心情真是泼了一瓢冷水。我们一时大失所望，心里就像那信纸一样空虚，简直不知怎么好。可是这只过了一会儿工夫；因为我们当然马上就想到了“暗墨水”。我们把信纸拿到火边上去烤，等着看那上面的字迹经过火烤的结果显出来；可是除了几条模糊的笔划而外，什么也没有，而我们对那几条笔划又看不出一点道理。于是我们把军医找来，叫他拿去用他所知道的各种方法试验，总要试出个结果来；等到字迹显出来之后，立刻就来把信的内容报告给我。这个阻碍可真是叫人烦得要命，我们当然因为这阵耽误而生气；因为我们一心盼望着从那封信里得到关于这个阴谋的一些最重要的秘密。
这时候瑞本上士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大约一英尺来长的麻绳，上面打着3个结，他把它拿起来给我看。
“我在江边的一座大炮里取出来的，”他说。“我把所有的炮上的炮栓都取下来，仔细看过；结果每一个炮都查遍了，只找到这么一截麻绳。”
原来这截绳子就是威克鲁的“暗号”，表示“大老板”的命令并没有送错地方。我命令立即把过去24小时内在那座炮附近值过班的哨兵通通单独禁闭起来，非经我的同意，不许他们互相交谈。
这时候军政部长来了个电报。电文如下：
暂行取消人身保障法。全城宣布戒严。必要时逮捕嫌疑犯。采取果断迅速行动。随时将消息报告本部。
这下子我们可以下手了。我派人去把那位瘸腿老先生悄悄地逮捕起来，悄悄地解到要塞；我把他看管起来，不许别人和他谈话，也不许他给人家说话。起初他还老爱吵闹一阵，可是不久就不做声了。
随后又来了个消息，说是有人看见威克鲁拿一点什么东西交给我们的两个新兵；他刚一转身，这两个人马上就被抓去禁闭起来了。每人身上搜出了一个小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这些字：
大鹰三飞
记住辛辛辛辛
一六六
遵照军政部长的指示，我给部里打了个密电，报告情况的进展，还把上面这个纸片描绘了一下。现在我们似乎是处于很有把握的地位，尽可以对威克鲁拉下假面具了；所以我就派人把他叫来。同时我也派人去取回那封暗墨水写的信，军医还附带交来了一张条子，说明他试过的几种方法都没有结果，不过另外还有些方法，等我叫他试验的时候，还可以试一试。
威克鲁很快就进来了。他显得有些疲乏和焦急的神气，可是他很镇定和从容，即令他感觉到了有什么不妥，也没有在脸色和态度上露出来。我让他在那儿站了一两分钟，然后快快活活地说：
“小孩儿，你为什么老上那个旧马棚里去呢？”
他用天真的态度毫不慌张地回答：
“呵，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司令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不过我喜欢清静，到那儿去玩玩。”
“你到那儿去玩，是吗？”
“是呀，司令官，”他还是像起先那么天真自然地回答。
“你在那儿光只干这个吗？”
“是呀，司令官，”他抬起头来望着，那双温柔的大眼睛里含着孩子气的惊讶神情说道。
“真的吗？”
“是呀，司令官，真的。”
停了一会，我说：
“威克鲁，你为什么老爱写字呢？”
“我？我并没有常写什么，司令官。”
“你没有常写？”
“没有，司令官。啊，您要是说的乱划呢，我倒是乱划了一些，划着玩的。”
“你划了拿去干什么呢？”
“没有于什么，司令官——划完就丢了。”
“没有送给什么人吗？”
“没有，司令官。”
我突然把他写给“上校”的那封信伸到他面前。他稍微吃惊了一下，可是马上又镇定下来了。他脸上微微地红了一阵。
“那么，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送出去呢？”
“我决——决没有安什么坏心思，司令官。”
“决没有安什么坏心思！你把要塞的军备和情况泄露出去，还说没有安坏心思吗？”
他低下头去不做声。
“喂，老实说吧，别再撒谎啦。这封信是要给谁的呢？”
这时候他显出一些痛苦的样子；可是很快就平静下来，用非常恳切的声调回答说：
“我把事实告诉您吧，司令官——全部事实。这封信根本就没有打算写给什么人。我不过写着玩的。现在我知道这是做错了，而且是件傻事——可是我只犯过一次，司令官，我以人格担保。”
“呵，这倒是叫我很高兴。写这种信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你真是只写过这一封吧？”
“是呀，司令官，千真万确。”
他的大胆真是惊人。他说这句诳话的时候，那种诚恳的神气谁也赛不过。我停了一会儿，把我的怒气平息下去，然后说：
“威克鲁，你仔细想一想吧，我想调查两三件小事情，你看是不是可以帮个忙。”
“我一定尽力帮忙，司令官。”
“那么我先问你——‘大老板’是谁呢？”
这一下使他很惊慌地向我们脸上望了一眼；可也不过如是而已。他马上又安静下来，沉着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司令官。”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当真不知道吗？”
他极力想把他的眼睛望着我的，可是那实在太紧张了；他的下巴慢慢地向着胸部低下去，他哑口无言了；他站在那儿神经紧张地摸弄着一只钮扣，他的卑鄙行为虽然可恶，那样子可也叫人怜悯。随后我又提出一个问题，打破了沉默：
“‘神圣同盟’是些什么人呢？”
他浑身显然发抖，他把双手盲目地微微动了一下，这在我看来，好像是一个绝望的小家伙求人怜悯的表示。可是他没有做声。他继续把头向地下垂着，站在那儿。我们瞪着眼睛望着他、等着他说话的时候，看见大颗的眼泪顺着他的脸蛋儿滚下来。可是他始终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
“你非回答我不行，小孩儿，你一定要说老实话。‘神圣同盟’是哪些人？”
他仍旧只是一声不响地哭。我随即就说：
“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的语气有些严厉。
他极力要控制自己的声音；然后求饶地抬头望着，掺杂着哭声勉强说道：
“啊，请您可怜我吧，司令官！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
“什么！”
“真的，司令官，我是说的实话，我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神圣同盟’。我以人格担保，司令官，这是实话。”
“真是怪事！我看你这第二封信；呵，你看见这几个字吗？‘神圣同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他抬起头来瞪着眼睛望着我的脸，显出一副受了委屈的神气，好像他遭了很大的冤枉似的，然后激动地说：
“这是有人狠心地给我开玩笑，司令官；我老是极力要好好做人，从来没有伤害过谁，他们怎么能这样陷害我呢？有人假造了我的笔迹；这都不是我写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封信！”
“啊，你这个可恶透了的小骗子！你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把那封暗墨水写的信从口袋里掏出来，伸到他眼前。
他的脸发白了！——简直像个死人的脸那么白。他站也站不稳，微微摇晃起来，伸手扶着墙才把身子撑住。过了一会，他低声问道：
“您已经……看过这封信了吗？”他的声音简直低得听不见。
一定是还没有等我嘴里来得及捏造出“看过了”这么个回答，我们脸上就把真情流露出来了，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孩子的眼睛里又恢复了勇气，我等着他说话，可是他一声不响。所以后来我就说：
“喂，你对这封信里泄露的秘密又怎么解释呢？”
他非常镇定地回答说：
“没有什么解释，我只想说明一声，那是完全没有害处的；对谁也没有什么妨碍。”
这下子我可有点窘住了，因为我无法反驳他的话。我不知究竟怎么办才好。可是我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才给我解了围，我说：
“你对‘大老板’和‘神圣同盟’当真是什么也不知道吗？你说是人家假造的这封信，当真不是你写的吗？”
“是的，司令官——是真的。”
我慢慢抽出那根带结的麻绳来，把它举起，一声不响。他若无其事地瞪着眼睛望着它，然后诧异地望着我。我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不过我还是把我的脾气压下去，用我平常的声调说：
“威克鲁，你看见这个吗？”
“看见的，司令官。”
“这是什么？”
“好像是一根绳子。”
“怎么，好-像-是？这根本就是一根绳子呀。你还认得吗？”
“不认得，司令官。”他回答的语气从容到极点。
他那种冷静的态度真是十足地令人惊叹！于是我停了几秒钟，为的是让我的沉默可以加深我所要说的话给人的印象；然后我站起来，把一只手按在他肩膀上，严肃地说：
“这是对你没有好处的，可怜的孩子，绝对没有好处。你给‘大老板’的这个暗号，这根带结的绳子，是在江边一座大炮里找到的——”
“大炮‘里面’找到的！啊，不对、不对、不对！别说是在大炮里吧，其实是在炮栓的一条缝里！——一定是在缝里！”他随即就跪下来，两手交叉着十指，仰起面孔，他那脸色灰白、吓得要命的样子，叫人看了怪可怜。
“不，是在大炮里。”
“啊，那一定是出了毛病！老天爷，我完蛋啦！”他一下子跳起来，左右乱闯，闪开人家伸出去抓他的手，极力想从这地方逃掉。可是逃跑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又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拼命地哭，还抱住我的腿；他这样揪住我，苦苦哀求地说：“呵，您可怜我吧！啊，您行行好吧！千万别把我的事情说出去呀；他们连一分钟也不会饶我的命哪！请您保护我，救救我吧。我把一切都供出来！”
我们花了一些工夫才使他平静下来，减少他的恐惧，把他的心情变得稍微清醒一些。然后我开始盘问他，他把眼睛望着地下，很恭敬地回答，随时伸手揩去他那流个不停的眼泪。
“那么你是心甘情愿的一个叛徒喽？”
“是呀，司令官。”
“还是个间谍？”
“是呀，司令官。”
“一直在按照外面来的命令活动吗？”
“是呀，司令官。”
“是自愿的吗？”
“是的，司令官。”
“干得很高兴吧，也许是？”
“是呀，司令官；抵赖也没有好处。南方是我的家乡；我的心是南方的，整个的心都在它那一方面。”
“那么你所说的那些遭难的经过和你家里的人被杀害的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要混进要塞，特别捏造出来哄人的吧？”
“他们——是他们叫我那么说的，司令官。”
“那么你就打算出卖可怜你和收容你的人，要把他们毁了吗？你知不知道你多么卑鄙呀，你这个走入迷途的可怜虫？”
他只用哭泣来回答。
“好吧，这个且不去管它。还是谈正经事。‘上校’是谁？他在什么地方？”
他开始大哭起来，想要哀求不叫他回答。他说他要是说出来，就会被打死。我威胁着说，他要是不说出实情，我就要把他关到黑牢里监禁起来。同时我答应他，只要他把秘密通通说出来，我就保护他，不叫他受到任何伤害。他紧紧地闭住嘴，一句话也不肯回答，他做出顽强的样子，使我简直拿他无可奈何。后来我就带着他走；可是他只往黑牢里望了一眼就改变了主意。他突然一阵子又哭起来，并且苦苦哀求，声明他愿意说出一切实情。
于是我又把他带回来，他就说出了“上校”的名字，并且很仔细地把他描写了一番。他说到城里最大的旅馆里可以找到他，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我又威胁了他一阵，他才把“大老板”的名字说出来，并且说明他的相貌等等。他说在纽约证券街15号可以找到“大老板”，化名是盖罗德。我把盖罗德的姓名和形象打电报告诉纽约局长，要他逮捕这个人，把他看管起来，等我派人去提解。
“那么，”我说，“好像是‘外面’还有几个同党，大概在新伦敦。你把他们的姓名和情况说一说吧。”
他说出了3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并且说明了他们的情况——都住在大旅舍里。我悄悄地派人出去，把他们和那位“上校”抓来，关在要塞里。
“现在我还要知道你在要塞里面的3个同党。”
我想他又要说诳话来骗我；可是我把那两个被捕的哨兵身上搜到的神秘的纸片拿出来，这对他发生了很好的效果。他说我们已经抓到了两个，他非说出另外那一个不可。这把他吓得要命，他大声叫道：
“啊，请您别逼我吧；他当场就会要我的命！”
我说那是可笑的想法；我会派人在他身边保护他，并且弟兄们集合的时候是不让他们带武器的。我命令叫所有的新兵都集合起来，然后这可怜的小坏蛋浑身发抖地出来了，他顺着那一队人走过去，极力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他对其中一个人只说了一个字，于是他还没有走出5步，这个人就被捕了。
威克鲁又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叫人把那3个人带进来。我叫其中的一个站到前面来，说道：
“喂，威克鲁，你可要注意，只许完全说实话，丝毫也不能有差错。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一些什么事情？”
他已经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所以就不顾一切后果，把眼睛瞪住那个人脸上，毫不迟疑地说了一大套——他说的是下面这些话：
“他的真名字叫做乔治·布利斯多。他是新奥尔良人；两年前在沿海的邮船‘神殿号’上当二副。他是个很凶的角色，曾经犯杀人罪坐过两次牢——一次是为了拿一根绞盘棍子打死一个叫作海德的水手，一次是为了打死一个甲板苦力，因为他不肯抛铅锤，其实那是不该甲板苦力做的事。他是个间谍，是上校派到这儿来进行间谍活动的。五八年‘圣尼古拉号’在孟菲斯附近爆炸时，他在船上当三副；死伤的乘客装在一只空木船上往岸上运的时候，他就抢他们身上的东西，结果差点儿让人家抓来用私刑弄死了。”
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他把这个人的来历说得很详细。他说完之后，我向那个人说：
“你对他这些话有什么说的？”
“司令官，您可别怪我在您面前说话不恭敬，他这简直是顶胡说八道的谎话，从来没有听见过谁撒这种谎！”
我叫人把他带回去再关起来，又把其余两个先后叫到前面来。结果都是一样。那孩子说出了每个人的详细来历，对措辞和事实丝毫也没有迟疑；可是我盘问这两个家伙的结果，每个人都只是愤恨地说那完全是谎话。他们什么口供也没有。我把他们再送回去关起来，又把其余的犯人一个个叫出来对质。威克鲁把他们的一切都说出来了——他们是南方哪些城市的人，和他们参加这个阴谋的源源本本。
但是他们都否认他所说的事实，而且没有一个有什么口供。男人们大发脾气，女人们哭哭啼啼。据他们自己说，他们都是从西部来的清清白白的人，并且对联邦比世界上一切东西还要爱。我把这批人再关起来，心里很腻烦，随后我就再来盘问威克鲁。
“166号在哪儿？‘乙乙’是谁？”
可是他下了决心以这里为界限。无论说好话哄他或是说硬话吓唬他，都不起作用。时间过得飞快——非采取严厉手段不可了。所以我就拴住他的大拇指，把他踮起脚尖吊起来。他越来越痛，就尖声惨叫，那声音简直叫我有些受不了。可是我坚持不放松，过了一会他就喊叫起来：
“啊，放我下来吧，我说！”
“不行——你先说了我才放你下来。”
现在每一片刻的时间对他都是痛苦，所以他就说出来了：
“大鹰旅舍，166号！”他说的是江边的一个下等客栈，普通一般卖力气的人和码头工人、还有那些更不体面的人常去的地方。
于是我就把他放了下来，然后又叫他给我说这次阴谋的目的。
“今晚要夺取要塞，”他顽强地说，一面低声哭着。
“我是不是把这次阴谋的头儿们都抓着了？”
“没有，除了你抓到的而外，还有要到166号去开会的人。”
“你那‘记住辛辛辛辛’是什么意思？”
没有回答。
“到166号去的口令是什么？”
没有回答。
“那一堆一堆的字和记号是什么意思——‘×××××’和‘○○○○’？快说！要不然又叫你尝尝那个滋味。”
“我决不回答！我宁肯死。现在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把你说的话好好儿想想吧，威克鲁。拿定主意了吗？”
他坚决地回答，声音毫不发颤：
“拿定主意啦。我非常爱我那遭难的南方，痛恨这北方的太阳所照耀的一切，所以我宁肯死，也不会泄露那些消息。”
我又拴住他的大拇指把他吊起来。这可怜的小家伙痛得要命的时候，他那尖叫的声音真叫人听着心都要碎了，可是我们再也没有逼出他什么口供来。不管你问他什么话，他老是叫着同一个回答：“我可以死，而且我决定死；可是我决不说。”
咳，我们只好就那么算了。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宁肯死也不会招供。所以我们就把他放下来，再把他关起，严加看管。
然后我们忙了几个钟头，给军政部打电报，一方面准备突击166号。
那个漆黑和寒冷的夜晚是够令人提心吊胆的。要塞的情报已经泄露了一些，整个要塞都在提防意外。哨兵加成了三岗，谁也不能进出，一走动就会被哨兵把步枪对准他的头，叫他站住。不过韦布和我却不像原先那么担心了，因为有许多主犯既已落网，阴谋就必然受到相当大的挫折了。
我决定及时赶到166号去，抓住‘乙乙’，把他的嘴堵上，等着其余的人来到，好逮捕他们。大约在早上一点一刻，我就悄悄离开要塞，后面还带着六个精壮的正规兵，还有威克鲁那孩子，他的手反绑在背后。我告诉他说，我们要到166号去，要是发现他这次又说了谎话，叫我们上当，那他就非领我们到正确的地方去不可，否则就要叫他吃苦头。
我们偷偷地走近那个客栈，进行侦察。小小的酒吧间里点着一支蜡烛，其余的房间都是黑暗的。我试开前门，并没有锁，我们就轻轻地走进去，仍旧把门关上。然后我们把鞋脱掉，我带头领着大家到酒吧间里。德国店主坐在那儿，在椅子上睡着了。我轻轻地把他推醒，叫他脱掉靴子，在我们前面走；同时警告他不许做声。他一声不响地顺从了，可是显然吓得要命。我命令他带路到166号去。我们爬上了两三层楼梯，脚步像一串猫儿那么轻；然后我们走到一道很长的过道尽头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房间门口，从那个门上装着玻璃的小窗户里，我们可以看得出里面有一支暗淡的蜡烛的亮光。店主在暗中摸索着找到了我，悄悄地说那就是166号。我试了试那扇门——里面锁上了。我靠近耳朵给一个个子最大的士兵下了一个命令；我们就把宽大的肩膀顶住门，猛推一把，就把门上的铰链冲开了。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床上有一个人影——看见它连忙向蜡烛把头伸过去；蜡烛一灭，我们就在一团漆黑当中了。我猛扑过去，一下子跳到了床上，用膝头使劲按住了床上那个人。被我抓住的人拼命地挣扎，可是我使左手卡住了他的嗓子，这给我的膝头很大的帮助，总算把他了。然后我马上把手枪掏出来，拉开扳机，把那冰冷的枪筒抵住他的腮帮于，表示警告。
“现在谁给划根洋火吧！”我说。“我把他抓牢啦。”
有人照办了。火柴的光亮起来。我望着我抓住的人，哎呀，老天爷，原来是个年轻的女人！
我把她放了，连忙下床来，心里觉得怪害臊。大家都瞪着眼睛望着身边的人发呆。这桩意外的事大突如其来，叫人莫明其妙，因此大家都非常慌张，不知怎么才好。那个年轻的女人开始哭起来，把被窝蒙住了脸。店主恭敬地说：
“是我的女儿，她大概是干了什么不规矩的事吧，nichtwar？”
“你的女儿？她是你的女儿吗？”
“啊，是呀，她是我的女儿，她今晚上才从辛辛那地回家来的，有点儿小病。”
“他妈的，那孩子又撒谎啦。这不是他说的那个166号；这不是‘乙乙’。威克鲁，你给我们找到那个真正的166号吧，要不然——喂！那孩子在哪儿？”
跑掉了，丝毫不假！不但跑了，我们连一点线索也找不到。这可是个伤脑筋的情况。我骂自己太傻，没有把他拴在一个士兵的身上；可是现在为这个而懊恼是没有用处的。到了这个地步，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是当前的问题。不过说到源头，那个姑娘说不定就是‘乙乙’。我并不相信这个，可是把疑惑当成定论是不妥当的。所以我就叫我那几个士兵留在166号对面的一个空房间里，吩咐他们一见有人走近那个姑娘的房间，就一律把他们抓起来，同时还叫他们把店主扣押在他们一起，严加看管，且待以后的命令。然后我就赶回要塞去看看那儿是否还平安无事。
不错，平安无事。而且还始终都没有问题。我通夜守着，没有睡觉，以防意外。可是毫无动静。后来看见天又亮了，我居然能够给部里打电报，报告星条国旗仍旧在特伦布尔要塞上空飘扬，心里真是说不出地高兴。
我心头解除了无限的压力。不过我当然还是没有放松警惕，也没有停止努力；因为当时的局势太严重了，疏忽是不行的。我把那些犯人一个个叫来，整个钟头地拷问他们，总想叫他们招供，可是毫无结果。他们光只咬牙切齿，直扯头发，什么也没有吐露出来。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得到了那个失踪的孩子的消息。有人在早上6点钟，大约在8哩以外看见他在路上，拖着沉重的脚步往西走。我马上派一个骑兵中尉和一个士兵去追他。他们在20哩以外看见他了。他已经翻过了一道篱笆，疲乏地拖着脚步穿过一片烂泥的田野，向着一个村庄的边上一座旧式的大房子走过去。他们骑着马穿过一片小树林，迂回过去，由相对的方向包抄那所房子；然后下了马，赶快溜到厨房里。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又溜进靠近的一间屋子里，那儿也没有人；由那间屋里通着前面起坐室的门是开着的。他们正想要由这扇门里走过去，忽然听见一个很低的声音；那是有人在祷告。于是他们就恭恭敬敬地站住了，中尉把头伸进去，看见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在那间起坐室的一个角落里跪着，正在祷告的是那老头。刚刚祷告完毕的时候，威克鲁那孩子打开前门走进来了。那两个老人一同向他扑过去，紧紧地搂着他，叫他透不过气来。他们大声嚷道——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宝贝！多谢上帝。跑掉的又回来啦！死了的又复活啦！”
喂，先生，你猜是怎么回事！那个小鬼原来就是在那个农庄上生长的，本来是一辈子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5哩路远，后来才在两个星期以前闲荡到我那地方去，编了那一个伤心的故事把我哄住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个老头是他的父亲——是个有学问的退休了的老牧师那个老太婆是他的母亲。
现在让我来对这个孩子和他的举动略加说明吧。原来他是爱看廉价小说和那些专登情节离奇的故事的刊物看得入迷了的——所以莫明其妙的神秘事件和天花乱坠的侠义行为正合他的胃口。后来他又看到报纸上报道叛军的间谍到我们这边来潜伏活动的情况，以及他们那可怕的企图和两三次轰动一时的成功，结果他的脑子里就把这个问题想入非非了，他曾经有几个月和一个长于说话和富于幻想的北方青年经常混在一起，那个青年在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上游二三百哩的各地之间航行的几只邮船上当过两年事务员——因此他谈起那一带地方的地名和其他情形都显得很熟悉。我在战前曾经在那一带地方住过两三个月；我对那儿所知道的很有限，所以容易被那孩子哄住，要是一个土生的路易斯安那人，那也许不等他说到15分钟，就可以发现他露出马脚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他情愿死也不肯解释他那几个阴谋的暗号吗？干脆就是因为他无法解释！——那些记号根本没有意义；他是由想像中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先事后都没有考虑过；所以突然问起他来，他就想不出什么说法来解释。譬如他对那封“暗墨水写的信”里隐藏着什么秘密也说不出来，充分的理由就是那里面根本没有隐藏任何秘密；那封信不过是空白的纸张罢了。他根本没有搁什么东西到大炮里面，而且从来没有打算过这么做——因为他那些信都是写给一些想像中的人物的，他每次藏一封信到那个马棚里，老是把前一天放在那儿的一封拿走；所以他对那根带结的小绳子并不知道，因为我拿给他看的时候，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的；可是我一让他说明来历，他马上就照他那异想天开的派头，承认那是他放的，而且因此收到了一些很妙的戏剧性的效果。他捏造了一个“盖罗德”先生；还有什么证券街15号，当时已经根本不存在了——3个月以前就拆掉了。他还捏造了那位“上校”；我所逮捕的并且和他对质过的那些无辜受累的人，让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来历，也都是他捏造的；“乙乙”也是他捏造的；166号也可以说是他捏造的，因为在我们到大鹰旅社去之前，他还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个房问。凡是需要捏造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他都随时捏造得出来。我要他说出“外面的”间谍，他马上就把他在旅馆里见过的一些陌生人形容一番，其实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过是他偶尔听到过的。呵，在那惊心动魄的几天里，他一直在一个有声有色的、神秘的、浪漫的境界里过日子，我觉得这个境界对他说来是真实的，而且他想必是一直从他的心坎里欣赏着它的滋味。
可是他给我们找了不少的麻烦，而且使我们受了说不完的耻辱。你看，为了他的缘故，我们抓了一二十个人，把他们在要塞里关起来，还在他们门口安了哨兵。被捕的人有许多都是军人之类，我对他们是无须道歉的；可是其余的人都是全国各地的第一流公民，无论你说多少赔罪的话，也不足以使他们满意。他们简直就大发脾气，给我们闹个没有完！那两个妇女呢——一个是俄亥俄一位议员的太太，另一个是西部一位主教的妹妹——咳，她们尽量对我说的那许多侮辱和挖苦的话，和她们所流的那些冒火的眼泪，成了一份纪念品，大概可以使我很久都记得她们，——而且我是会记得的。那位戴护目镜的瘸腿老先生是费城的一个大学校长，他是来参加他的侄子的丧礼的。他原先当然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威克鲁。咳，他不但错过了丧礼，被我们当作叛军间谍关起来，而且威克鲁还站在我的营房里无情地把他说成加尔维斯敦名声最臭的一个流氓窠来的伪造犯、黑人贩子、偷马贼、放火这种侮辱，这位倒霉的老先生似乎是根本不能原谅的。还有军政部呀！可是，真晦气，这一段我就不去谈它了吧
附注——我把这篇故事的稿子拿给少校看，他说：“你对军队里的事情不大熟悉，这使你弄出了一些小小的错误。不过连这些地方也还是写得有声有色——随它去吧；军队里的人看了会笑，别人可看不出毛病来。你把这个故事的主要事实都说对了，叙述得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大致相符。”——马克·吐温。
1862年冬天，我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特伦布尔要塞当司令官。我们在那儿的生活也许不如在“前线”那么活跃；不过那儿有那儿的情况，其实还是够活跃的——我们的脑筋并不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来使它经常紧张而闲得发呆。光说一样事情吧，那时候北方的整个空气充满了神秘的谣言——谣传叛军的间谍到处神出鬼没，准备炸毁北方的要塞，烧毁我们的旅馆，运送带来传染病的衣服到我们的城市里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你都记得吧。这一切都足以使我们保持警惕，打破驻防生活一向的沉闷。除此而外，我们那儿还是个新兵招募站——这就等于说我们简直不能浪费丝毫时间去打瞌睡、或是梦想、或是游手好闲。咳，我们尽管监视得很严，每天招来的新兵还是有50％从我们手里漏掉，当天晚上就开小差了。入伍的津贴非常之大，以致一个新兵可以拿出两三百块钱贿赂看守的兵，让他逃跑，结果他所得的津贴还可以剩下不少，对于一个穷人还要算是一笔财产。是呀，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生活并不沉闷。
那么，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营房里正在写点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十四五岁的、脸色苍白、穿得很破烂的孩子走进来。他规规矩矩鞠了一躬，说道：
“我想这儿是招新兵的吧？”
“是的。”
“您可以把我收下吧，长官？”
“哎呀，不行，你太年轻啦，孩子，而且个子也太小。”
他脸上现出一种失望的神气，很快就变得更厉害，成为一种丧气的表情。他慢慢地转过身去，好像是要走似的。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又转过脸来向着我，用一种使我深深感动的声调说道：
“我没有家，而且是举目无亲。我希望您能收下我才好哩！”
可是这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极力温和地给他说明这个意思。然后我叫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来暖和暖和，并且还补上了两句：
“我马上就给你一点东西吃吃。你饿了吧？”
他没有回答，也无须回答；他那双柔和的大眼睛里的感激神情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达意。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我继续写字。偶尔我偷偷地望他一眼。我看出他的衣服和鞋子虽然又脏又破，可是样式和材料都很好。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的声音轻柔而悦耳；他的眼睛深沉而忧郁；他的态度和谈吐都很文雅；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显然是遭遇了不幸。于是我对他颇感兴趣。
可是我渐渐又专心于我的工作去了，完全忘记了那个孩子。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大工夫；后来我才偶然抬头望了一下。那孩子的背向着我，可是他的脸也稍微斜过来一点，所以我可以看得见他的一边脸蛋——一道无声的泪泉正在顺着脸上流下来。
“哎呀，真糟糕！”我心里想道：“我忘记了这个可怜虫饿着肚子哪。”于是我为了刚才的忍心向他表示歉意，就对他说，“跟我来吧，小朋友，你和我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就只我一人。”
他又那么含着感激的神情向我望了一眼，脸上露出一道快乐的光辉。到了餐桌面前，他把手扶着椅背站着，一直等我坐定了，他才坐下来。我拿起刀叉——唉，我只好拿着不动，因为这孩子低下了头，默默地祈祷谢饭。无数关于老家和童年的圣洁的回忆涌上我的心头，我不禁叹息地想起我已经与宗教漂离了很远，它对受了创伤的心灵的医疗作用，以及它的安慰、解脱和鼓舞的作用，都与我无缘了。
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我看出了年轻的威克鲁——他的全名是罗伯特·威克鲁——知道怎样使用餐巾；还有——唉，总而言之，我看出他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详细情形就不消说了。他还有一种纯朴的坦白态度，这也使我很中意。我们谈的主要是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毫无困难地向他问清楚了他的来历。当他谈到他生长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我显然对他更表同情，因为我在那地方住过一些时候。我对密西西比河近海一带都很熟悉，而且喜欢那带地方，离开那儿也不算太久，所以我对它的兴趣还没有开始淡下来。连他嘴里说出来的一些名字都叫我听了很痛快——正因为觉得非常痛快，所以我就故意把话题引到某些方面，使他多说出一些这类名字来。巴敦鲁日、普拉魁明、端纳桑维尔、六十哩点、邦尼开尔、大码头、卡罗敦、轮船码头、汽划子码头、新奥尔良、周毕都拉街、斜堤、好孩子街、圣查理土旅馆、第阜利圆场、贝壳路、庞查特伦湖；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再听到“李将军号”、“那且兹号”、“日蚀号”、“魁德门将军号”、“邓肯·堪纳号”，以及从前一向熟悉的其他汽船的名字。那几乎就好像是回到了那个地方那么痛快，这些名字使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很生动地重新活现在我心头。简单地说，小威克鲁的来历是这样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和他的有病的姑母和他的父亲住在巴敦鲁日附近一个富庶的大农场上，这个农场属于他们这一家已经50年了。父亲是个联邦统一派。他受尽各式各样的，可是始终坚持他的主张。后来终于有一天晚上，一批蒙面的歹徒烧毁了他的大房子，这一家人就不得不逃命。他们被人到处追踪，尝尽了一切贫穷、饥饿和苦难的滋味。害病的姑母终于得到了解脱：困苦和风吹雨打的流浪生活把她折磨死了；她像一个流浪汉似地死在露天的田野里，雨飘在她身上，雷在头上轰隆轰隆地响。不久以后，他的父亲又被一个武装的队伍俘虏了；儿子一面在旁边告哀求饶，牺牲者一面在他面前被人勒死了。（说到这里，这小伙子眼睛里闪出悲惨的光，他以自言自语的神气说道：“我要是当不成兵，也不要紧——我总会想得出办法——我总会想得出办法。”）那些人宣布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之后，马上就对他说，他要是不在24小时内离开那个地方，他就要遭殃。当天晚上他就悄悄地跑到河边，在一个大农场的码头上隐藏起来。后来，“邓肯·堪纳号”在那儿停下来了，他就泅水过去，藏到它后面所拖的一只小艇上。天还没有亮，船就开到了大码头，他偷偷地上了岸。那地方离新奥尔良有3哩远，他徒步走了这段路，走到好孩子街他的一个叔父家里，这下子他的苦难暂时结束了。可是这个叔父也是一个联邦统一派，过了不久，他就打定主意，还是离开南方为好。于是他就和威克鲁搭上一只帆船悄悄地离开了那个地方，不久就到了纽约。他们在亚斯多旅舍住下来。年轻的威克鲁暂时过了一段痛快的生活，常到百老汇去逛来逛去，看了不少北方的稀奇景物；可是后来又发生了变化——而且并不是好转。他的叔父起初还很高兴，现在却开始显得发愁和丧气；此外他还变得脾气很怪，动辄生气；老是谈到钱只有花出去，而没有办法再赚进来——“剩下的钱连一个人都养不活，两个人就更不消说啦。”后来有一天早上，他失踪了——没有来吃早饭。这孩子到账房一问，据说叔叔头一天晚上就付清了账走了——旅馆里的职员猜想他是到波士顿去了，可是没有把握。
这孩子独自一人，无依无靠。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最好是跟上去找一找他的叔父。他跑到轮船码头，才知道他口袋里剩下的那一点点钱不够他到波士顿去的路费；可是到新伦敦去是够的；所以他就买了船票到那儿去，决定靠老天保佑，让他能有办法渡过其余一段路程。现在他已经在新伦敦的街上晃来晃去地游荡了三天三夜，靠人家的慈悲到处讨点东西吃，随便找个地方打打瞌睡。可是后来他终于灰了心；勇气和希望都完了。要是能让他当兵，谁也不比他更加感激了；如果他当兵不合格，叫他当个鼓手行不行呢？呵，他情愿拼命拼命地干，使人满意，并且还感激不尽！
小威克鲁的来历就是这样，除了细节而外，都是和他对我说的一样，我说：
“孩子，你现在到了朋友当中啦——你再也不用发愁啦。”这下子他的眼睛可发出闪光来了！我把约翰·瑞本上士叫进来——他是哈特阜人；现在还住在哈特阜；你也许认识他——我对他说：“瑞本，叫这个孩子和军乐队的弟兄们住在一起吧。我打算收下他来当个鼓手，我托你照顾他，千万注意别叫他受到委屈吧。”
那么，要塞司令官和小鼓手之间的交涉到这时候当然是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小家伙仍旧在我心头萦绕着。我随时注意，老希望看见他快活起来，变得兴高采烈；可是枉然，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和谁都不发生关系；老是心不在焉，老是在想；他的脸色老是忧郁的。有一天早上瑞本请求我和他单独谈话。他说：
“我希望您不会见怪，司令官，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军乐队的弟兄们简直着急得要命，好像非有人出来说话不可似的。”
“咦，怎么回事？”
“是威克鲁那孩子，司令官。军乐队的弟兄们把他腻味透啦，您想不到到了什么地步。”
“好吧，你说下去，说下去。他在干什么？”
“老在祷告哩，司令官。”
“祷告！”
“是呀，司令官，这孩子老在祷告，弄得车乐队的弟兄们一点也得不到安宁。清早第一桩事，他也是于这个；中午也是于这个；夜里——唉，整夜整夜地他就像是让魔鬼缠住了似的，把人家闹得鬼神不安！睡觉吗？天哪，他们简直睡不着；照一句俗话说，他那苦心祈祷的风车转开了，他一起了头，就没有个完。他先从乐队长下手，给他祷告，跟着就找到号手头儿，又给他祷告；再往后就是低音鼓手，他甚至引着他也祷告起来啦；一个一个地，整个乐队都要轮到，个个都给大大地祷告一番，而且他那种认真的样子会使你觉得他自己以为在人间活不了多久，想着他升了天的时候如果没有带一个乐队同去，就不会快活，所以他要给他自己挑选乐队，好让他们在天上叫他信得过，奏起国歌来奏得能配上那儿的场面。唉，司令官，往他那儿丢靴子也没有用；屋子里是黑的；并且他又不光明正大地干，老是跪在大鼓后面；所以大家一齐把靴子像一阵暴雨样地丢过去也没有关系，他满不在乎——照样颤悠悠地祷告，就好像那是人家给他喝彩似的。他们大声嚷起来，‘啊，住嘴巴！’‘让我们歇一歇吧！’‘枪毙这小子！’‘啊，滚出去！’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那有什么用？简直就打搅不了他。他干脆就不睬。”停了一会又说：“是个乖乖的小傻子；清早起来就把那满地的靴子搬回去，一双一双地挑出来，把每人的一双放到原处。这些靴子丢过去打他已经丢得次数太多了，所以全队的靴子他通通认识——他闭上眼睛也能把它们一双双挑出来。”
又停了一会，我忍住没有打岔。
“可是最叫人受不了的是他祷告完了的时候——他要是居然有个完的话——他就调一调嗓子唱起歌来。唉，您知道他说话的声音多么好听；您知道他那种声音简直可以引得一只铁铸的狗从门口台阶上跑下来舐他的手。可是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司令官，那比他唱歌的声调儿可还差得远！比起这个孩子的歌声来，吹笛子的声音都显得刺耳。啊，他就在那黑暗中像轻柔的流水似地唱，低低的声音是那么柔和悦耳，简直叫你觉得自己好像在天上似的。”
“那又怎么会‘叫人受不了’呢？”
“呵，问题就在这儿，司令官，您听他唱吧。”
就像我这样——贫穷、倒霉、眼睛又看不见——您听了他唱这个，只要听一次，看您是不是浑身都发酥，眼睛里迸出泪水来！不管他唱什么，都是一直钻进你心窝里——深深地打中你的要害——每回都叫你神魂颠倒。您只要听听他唱
有罪的、伤心的人儿，恐怖充满了你的心，
不要等到明天，你今天就要归顺天主；
不要辜负那种慈爱，
因为那种慈爱来自天主——
这些歌词。真叫人听了就觉得自己是天下心眼最坏、最不知好歹的人。他唱起他那些关于家乡、关于母亲、关于童年、关于从前的回忆、关于烟消云散了的事情和关于死去了的老朋友的歌来，就把你一生怀念难忘的一去不复返的往事都引到你面前来了——那才真是唱得漂亮，唱得神妙，叫人爱听哩，司令官——可是，天哪，那才真叫人伤心透了哩！军乐队——唉，他们大家都哭起来——这些家伙个个都哭出声来，而且并不掩饰；您知道吧，正是起先丢靴子过去打那孩子的那些人一下子又从床铺上跳下来，在黑暗中跑过去拥抱他！是呀，他们就是这样——还拼命和他亲吻，弄得他浑身都是唾沫，并且还用亲爱的名字叫他，求他饶恕他们。赶上这种时候，要是有一团人想去伤害这个小把戏一根头发，他们也会和这一团人拼命，哪怕是整整的一个军团！”
又停了一会。
“就是这些话吗？”我说。
“是的，司令官。”
“哎呀，原来如此，那有什么可埋怨的！他们想要怎么办呀！”
“怎么办！唉，天哪，他们想要请您叫他不要再唱了，司令官。”
“这是怎么说的！你刚才还说他的歌唱得很神妙哪。”
“问题就在这儿。唱得太神妙啦。一般凡人简直受不了。他唱的歌太叫人感动；简直把人的心都挖出来了；它把他的感情捣得粉碎，使他心里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有罪过，除了到地狱去受永世之苦而外，什么地方也不配去，叫人老是忏悔个没有完，什么都显得不对劲，觉得人生一点安慰也没有。还有那个哭劲，您瞧——每天早上他们都不好意思彼此对面看一看。”
“咳，这倒是个新鲜事，告状也告得古怪。那么他们当真要叫他不再唱了吗？”
“是呀，司令官，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愿意过分要求；要是能把他的祷告也禁止了，或是叫他不要祷告个没有完，那他们当然是谢天谢地；可是最主要的还是唱的问题。只要能把他那唱歌的嘴堵住，他们觉得祷告还可以勉强受得了，虽然老让他那么用祷告来折磨，也实在是难受。”
我告诉上士，这桩事情我会加以考虑。那天晚上我悄悄跑到军乐队的营房去听。上土所报告的情况并没有过甚其词。我听见祷告的声音在黑暗中祈求；我听见那些心烦的人咒骂的声音；我听见许多靴子一阵扔过去在空中发出的飕飕的声音，和打到大鼓周围的乒乒乓乓的声音。这种情形使我有所感触，但是同时也觉得有趣。过了一会，经过一阵意味深长的静默之后，就听见了歌声。天哪，那股凄凉的情调，那种迷人的力量！天下再没有什么声音像这么悦耳、这么优美、这么温柔、这么圣洁、这么动人。我在那儿呆的工夫不大；我开始体验到与一个要塞司令官不大相称的一种感情。
第二天我就发出了命令，把祷告和唱歌部禁止了。随后的三四天之中，新兵骗了入伍津贴开小差的事件层出不穷，既热闹，又恼人，以致我根本没有想到我那小鼓手。可是有一天早上瑞本上士来了，他说：
“那个新来的小伙子的举动非常奇怪哩，司令官。”
“怎么个奇怪法？”
“咳，司令官，他一天到晚老在写字。”
“写字？他写些什么——是信吗？”
“我不知道，司令官；可是他一下了班，就老是在炮台各处钻来钻去，东张西望，老是一个人——我敢赌咒说，炮台上随便哪个角落里没有哪一处他没有到过——而且他老是过不了一会儿又拿出铅笔和纸，乱划一些什么下来。”
这使我起了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我想要挖苦这种疑神疑鬼的想法，可是当时只要形迹稍有可疑的事情，都不能怪人家多疑，所以也就不便挖苦。当时在我们北方，处处都发生一些事故，警惕我们随时都要提防，随时都要怀疑才行。于是我联想到这个孩子来自南方这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最靠南的地方，路易斯安那——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个念头是叫人放心不下的。可是我这时候给瑞本下命令处理这桩事情，心里却感觉到一阵隐痛，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作父亲的在那儿捣鬼，要叫他自己的孩子受到羞辱和损害似的。我吩咐瑞本不要声张，静待时机，能给我想办法找到那孩子写的东西的时候就给我找一些来，不要让他知道。我还特别指示他千万不要有什么举动，叫那孩子发现他被人注意了。同时我还命令他照常容许那孩子有原先那些行动自由，可是他进城去的时候，要派人老远盯住他。
以后两天之中，瑞本向我报告了好几次。毫无结果。这孩子还是在写，可是每逢瑞本走近他身边，他就满不在乎地把他写的东西塞到口袋里。他到城里一个没有人的旧马棚那儿去过两次，呆了一两分钟就出来了。我们对这类事情可不能大意——看样子是有点儿蹊跷。我心里不得不承认我渐渐有些感到不安了。我跑到我私人的住处，把副司令找来——他是个很有智慧和判断力的军官，是杰姆士·华特生·韦布将军的儿子。他很惊讶，也很着急。我们把这桩事情谈了很久，最后的结论是应该进行秘密搜查。我决定亲自执行这个办法。因此我叫人第二天早上两点钟就把我叫醒，只过了一会儿，我就到了军乐队的宿舍里，扑在地下，在那些打鼾的弟兄们当中用肚皮贴着地板爬过去。后来我终于到了我那酣睡的流浪儿床前，谁也没有惊醒，我把他的衣服和背袋拿到手，又偷偷地爬回来。我回到自己屋里的时候，韦布还在那儿等着，急于要知道结果如何。我们马上就动手搜查。衣服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在回袋里找到一点空白纸和一支铅笔；此外除了一把大折刀和孩子们藏起来当宝贝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和无用的废物而外，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又怀着希望去搜查背袋。那里面又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反而碰了个钉子！——一本小《圣经》扉页上写着这么几个字：“先生，请看在他母亲的面上，对我这孩子照应点吧。”
我望了望韦布——他垂下了眼睛；他又望了望我——我也垂下了眼睛。两人都不做声。我恭恭敬敬地把这本书放回原处。韦布马上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我提起精神来，再去完成这桩不是滋味的工作，我把偷来的东西送回原处，还是和原来那样扑在地下爬过去。这似乎是对于我所干的那桩事情特别相宜的姿势。
完事大吉之后，我老实说，真是高兴到极点。
第二天中午瑞本又照常来报告。我截住他的话说道：
“这桩可笑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们简直是把一个可怜的小把戏当成个妖怪来对付，其实他就像一本赞美歌一样，对我们是毫无妨碍的。”
上士显得很惊讶，他说：
“唉，您也知道，这是您的命令呀，司令官，并且我还弄到了他写的一点东西哩。”
“那里面说些什么？你怎么弄到的？”
“我从门上的钥匙洞里偷看，看见他在写字。所以我估计着他大概写完了的时候，就小声地咳嗽了一下，我马上看见他把写的东西揉成一团，丢到火里，东张西望地看有没有人来。然后他就安然无事，显出非常愉快和满不在乎的样子。这下子我就走进来。高高兴兴地和他混了一阵，再打发他出去干点事情。他丝毫也不惊慌，马上就走了。炉里是煤火，才生起来的；他那个纸团丢到一大块煤后面去了，掉在看不见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把它弄出来了；这儿就是；连烤都没有烤糊哩，您瞧。”
我把这张纸条望了一眼，看了一两句。然后我就叫上士出去，并且吩咐他去给我把韦布找来。那纸上写的全文是这样的：
特伦布尔要塞，八号
上校，——关于我上次开的单子里末尾那三尊大炮的口径，我弄错了，那是放18磅炮弹的；其余的武器都和我所写的相符。炮台的情况还是像前次报告的那样，不过原先准备派到前线去作战的那两连轻步兵暂时还要驻在这里——现在还无法调查要呆＃久，但很快就可以弄明白。我们深信就一切情况看来，最好暂时不要采取行动，且等——
写到这里就中断了——这就是瑞本咳嗽了一声、使那孩子没有再往下写的地方。这种冷血的卑鄙行为揭露出来之后，给我心头一阵沉痛的打击，以致使我对这孩子的感情以及我对他的好意和对他那孤伶的遭遇所起的慈悲心都马上烟消云散了。
可是这且不去管它。现在出了问题了——而且还是需要马上充分注意的严重问题。韦布和我把这桩事情翻来覆去地考虑，彻底地研究了一番。韦布说：
“他没有写完就被打断了，真是可惜！他们有某种行动要推迟一下，等到——什么时候呢？那个行动又是指的什么呢？可能他是会要提到的，这个假装信神的小坏蛋！”
“是呀，”我说。“我们错过了一次机会，还有信里面的‘我们’又是指谁呢？是炮台里面的同党，还是外面的呢？”
那个“我们”很有文章，叫人担心。可是老在这上面猜想是值不得的，所以我们就继续考虑更具体的办法。第一步，我们决定加双岗，尽最大的力量切实提防。其次，我们想到把威克鲁叫来，让他吐出一切秘密；可是这一着似乎不大聪明，要等其他的办法都没有效果的时候才行。我们必须把他写的东西再弄到一些，所以我们就开始想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后来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威克鲁从来没有到邮局去过，——也许那个空马棚就是他的邮局吧。我们把我的亲信书记找米——他是个名叫斯特恩的德国人，好像是个天生的侦探似的——我把这桩事情源源本本告诉他，叫他去设法破案。还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又得到消息，说是威克鲁又在写。再过了一会，又听说他告假进城去了。他动身之前，他们故意耽误了他一阵，同时斯特恩赶紧跑去藏在那个马棚里。一会儿他就看见威克鲁逍遥自在地走进去，四面张望了一会，然后把一样东在角落里一堆垃圾底下，又从从容容地出去了。斯特恩赶紧把那件隐藏的东西——一封信——拿到手，给我们带回来。上面既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也没有发信人的签名。信里面先把我们看到过的那些话写上，接着就说：
我们认为最好是暂时不采取行动，且等那两连人开走了再说。我是说我们内部这4个人有这个意见；还没有和其他的人通消息——怕的是引人注意。我说4个人，是因为我们少掉了两个；他们入伍不久，刚混进炮台来就被派到前线去了。现在非另派两个人来接替他们不可。走了的那两个是三十哩点那两兄弟。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可是决不能靠这种通信的方式，我要试用另一种办法。
“这个小混蛋！”韦布说：“谁想得到他是个间谍呢？可是这且不去管他；我们先把已经得到的这些情节照目前的情形凑合起来研究研究，看看这桩事情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吧。第一，我们当中已经有了一个间谍是我们知道的；第二，我们当中还有三个是我们不知道的；第三，这些间谍都是经过到联邦部队来人伍这个简单而省事的手续混进我们这儿来的——显然是有两个上了当，被我们运到前线去了；第四，‘外面’还有间谍的帮手——数目多少还不清楚；第五，威克鲁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个敢用‘现在这种方式’报告消息——要‘试用另一种办法’。照目前的情形看来，大致就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把威克鲁抓起来，叫他招供呢？再不然是不是要去抓住到马棚里取信的人，叫他供出来呢？否则我们就暂时还不做声，再多调查一些事实好不好呢？”
我们决定了采取最后那种办法。我们估计这时候还没有实行紧急措施的必要，因为那些阴谋分子显然是打算等着那两个轻步兵连开走的时候再下手。我们给了施特恩充分的权力，使他好办事，并且叫他尽量设法把威克鲁的‘另外一种’通讯方法调查出来。我们打算玩一套大胆的把戏；因此我们主张继续使间谍们毫不怀疑，能敷衍多久就敷衍多久。所以我们命令斯特恩马上再到那个马棚那儿去，要是没有什么人妨碍的话，就把威克鲁的信仍旧藏到原地方，放在那儿等叛徒们去取。
那天一直到天黑，并没有其他动静。夜里天气很冷，天色漆黑，正下着雨雪，风也刮得很凶；可是那一夜我还是从温暖的床上起来了好几次，亲自出去巡逻，为的是要查明确实没有出什么事故，而且每个岗哨都在认真提防。我到处都发现他们振作精神警戒着；显然是有一些神秘的威胁的谣言悄悄地在四处传播，一加双岗就更使那些谣言显得确有其事了。有一次天快亮的时候，我碰见韦布顶着寒风一直往前走，随后才知道原来他也巡逻了好几次，总要知道一切安然无事才放心。
第二天的事情稍微使情况发展得快一些。威克鲁又写了一封信；斯特恩比他先到那个马棚里，看见他藏那封信；威克鲁刚一走开，他就去把那封信拿到手，然后溜出来，远远地盯住那个小间谍，他背后还跟着一个便衣侦探，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让他随时可以得到法律的帮助，以备紧急的需要。威克鲁跑到火车站去，在那儿等着纽约的车来，然后客人由车上涌下来的时候，他就仔细看着那一群人的脸。一会儿就有一个年老的绅土，戴着绿色的护目镜，拄着手杖，一瘸一瘸地走过来，在威克鲁附近站住，急切地开始张望。威克鲁马上就飞跑过去，塞了一个信封在他手里，然后溜开，在人丛中不见了。斯特恩立刻就去把那封信一下子抢过来；随即他在那个侦探身边匆忙走过的时候，就对他说：“跟住那个老先生——别让他跑得不见了。”然后斯特恩随着人群连忙跑出来，一直跑回要塞。
我们关上门坐下来，吩咐外面的守卫不让别人来打搅。
我们先把马棚里拿来的那封信打开来看。内容如下：
神圣同盟，——照常在那尊大炮里拿到大老板的命令，那是昨晚上丢在那儿的；这次的命令取消了以前从次一级的机关所得的指标。已在炮内照例留下了暗号，表示命令已经到了收件人手里——
韦布插嘴说：“这孩子现在不是经常受着监视吗？”
我说是的；自从拿到他前次那封信之后，他一直就在严密的监视之下。
“那么他怎么能够放什么东西到炮筒里去，或是从那里面取出东西来，居然没有被人发觉呢？”
“唉，”我说，“我看这种情形有点不大对劲。”
“我也觉得不对呀，”韦布说。“这简直就表示连哨兵里面都有同谋犯。要不是他们暗中纵容他，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
我把瑞本叫来，吩咐他到炮台去仔细查一查，看能找出什么线索来。然后我们又往下念那封信：
新的命令是果断的，它要○○○○明天早上3点钟×××××。将有200人分成若干股由各地乘火车或采取其他途径来此，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今天由我分发信号。成功定有把握，但是我们一定是走漏了一些消息，因为这里已加派双岗，而且正副司令昨夜曾巡逻多次。寅寅今天由南方来此，将接受秘密命令——用另一方法。你们6个人必须准早晨两点钟到166号。乙己会在那里等你们，给你们详细指示。口令和上次相同，但要倒过来——头一个字改到末尾，末一个字改到前面。记住辛辛辛辛。不要忘了。千万要大胆；还不等太阳再出来，你们就要成为英雄了；你们的名声将流芳千古；你们将在历史上添上不朽的一页。亚门。
“好家伙，”韦布说，“我看这情形，我们可实在不大好对付呀！”
我说没有问题，形势是渐渐显得非常严重了。我说：
“他们正在准备采取一个猛烈的冒险行动，这是很明显的。今天晚上是他们预定的时间——这也是明显的。这个冒险行动的性质——我是说它的方式——隐藏在那一大堆‘○’或‘×’下面，可是据我估计，他们的目的是要偷袭和夺取要塞。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又快又狠的断然行动。我想我们继续用秘密手段对付威克鲁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我们必须知道，而且越快越好，‘166号’究竟在哪儿，好在早上两点钟把那一伙儿一网打尽；不消说，要想得到这个秘密，最快的办法就是逼着这个小鬼说出来。可是首先我必须把事实报告军政部，请求全权处理，然后我们才可以采取重要行动。”
急电译成了密码，准备拍发；我看过之后，表示认可，就发出去了。
我们随即结束了对刚才所谈的那封信的讨论，然后把从那位瘸腿先生那儿抢过来的那封信打开。那里面除了装着两张完全空白的信纸而外，什么也没有！这对我们当时急切盼待的心情真是泼了一瓢冷水。我们一时大失所望，心里就像那信纸一样空虚，简直不知怎么好。可是这只过了一会儿工夫；因为我们当然马上就想到了“暗墨水”。我们把信纸拿到火边上去烤，等着看那上面的字迹经过火烤的结果显出来；可是除了几条模糊的笔划而外，什么也没有，而我们对那几条笔划又看不出一点道理。于是我们把军医找来，叫他拿去用他所知道的各种方法试验，总要试出个结果来；等到字迹显出来之后，立刻就来把信的内容报告给我。这个阻碍可真是叫人烦得要命，我们当然因为这阵耽误而生气；因为我们一心盼望着从那封信里得到关于这个阴谋的一些最重要的秘密。
这时候瑞本上士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大约一英尺来长的麻绳，上面打着3个结，他把它拿起来给我看。
“我在江边的一座大炮里取出来的，”他说。“我把所有的炮上的炮栓都取下来，仔细看过；结果每一个炮都查遍了，只找到这么一截麻绳。”
原来这截绳子就是威克鲁的“暗号”，表示“大老板”的命令并没有送错地方。我命令立即把过去24小时内在那座炮附近值过班的哨兵通通单独禁闭起来，非经我的同意，不许他们互相交谈。
这时候军政部长来了个电报。电文如下：
暂行取消人身保障法。全城宣布戒严。必要时逮捕嫌疑犯。采取果断迅速行动。随时将消息报告本部。
这下子我们可以下手了。我派人去把那位瘸腿老先生悄悄地逮捕起来，悄悄地解到要塞；我把他看管起来，不许别人和他谈话，也不许他给人家说话。起初他还老爱吵闹一阵，可是不久就不做声了。
随后又来了个消息，说是有人看见威克鲁拿一点什么东西交给我们的两个新兵；他刚一转身，这两个人马上就被抓去禁闭起来了。每人身上搜出了一个小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这些字：
大鹰三飞
记住辛辛辛辛
一六六
遵照军政部长的指示，我给部里打了个密电，报告情况的进展，还把上面这个纸片描绘了一下。现在我们似乎是处于很有把握的地位，尽可以对威克鲁拉下假面具了；所以我就派人把他叫来。同时我也派人去取回那封暗墨水写的信，军医还附带交来了一张条子，说明他试过的几种方法都没有结果，不过另外还有些方法，等我叫他试验的时候，还可以试一试。
威克鲁很快就进来了。他显得有些疲乏和焦急的神气，可是他很镇定和从容，即令他感觉到了有什么不妥，也没有在脸色和态度上露出来。我让他在那儿站了一两分钟，然后快快活活地说：
“小孩儿，你为什么老上那个旧马棚里去呢？”
他用天真的态度毫不慌张地回答：
“呵，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司令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不过我喜欢清静，到那儿去玩玩。”
“你到那儿去玩，是吗？”
“是呀，司令官，”他还是像起先那么天真自然地回答。
“你在那儿光只干这个吗？”
“是呀，司令官，”他抬起头来望着，那双温柔的大眼睛里含着孩子气的惊讶神情说道。
“真的吗？”
“是呀，司令官，真的。”
停了一会，我说：
“威克鲁，你为什么老爱写字呢？”
“我？我并没有常写什么，司令官。”
“你没有常写？”
“没有，司令官。啊，您要是说的乱划呢，我倒是乱划了一些，划着玩的。”
“你划了拿去干什么呢？”
“没有于什么，司令官——划完就丢了。”
“没有送给什么人吗？”
“没有，司令官。”
我突然把他写给“上校”的那封信伸到他面前。他稍微吃惊了一下，可是马上又镇定下来了。他脸上微微地红了一阵。
“那么，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送出去呢？”
“我决——决没有安什么坏心思，司令官。”
“决没有安什么坏心思！你把要塞的军备和情况泄露出去，还说没有安坏心思吗？”
他低下头去不做声。
“喂，老实说吧，别再撒谎啦。这封信是要给谁的呢？”
这时候他显出一些痛苦的样子；可是很快就平静下来，用非常恳切的声调回答说：
“我把事实告诉您吧，司令官——全部事实。这封信根本就没有打算写给什么人。我不过写着玩的。现在我知道这是做错了，而且是件傻事——可是我只犯过一次，司令官，我以人格担保。”
“呵，这倒是叫我很高兴。写这种信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你真是只写过这一封吧？”
“是呀，司令官，千真万确。”
他的大胆真是惊人。他说这句诳话的时候，那种诚恳的神气谁也赛不过。我停了一会儿，把我的怒气平息下去，然后说：
“威克鲁，你仔细想一想吧，我想调查两三件小事情，你看是不是可以帮个忙。”
“我一定尽力帮忙，司令官。”
“那么我先问你——‘大老板’是谁呢？”
这一下使他很惊慌地向我们脸上望了一眼；可也不过如是而已。他马上又安静下来，沉着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司令官。”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当真不知道吗？”
他极力想把他的眼睛望着我的，可是那实在太紧张了；他的下巴慢慢地向着胸部低下去，他哑口无言了；他站在那儿神经紧张地摸弄着一只钮扣，他的卑鄙行为虽然可恶，那样子可也叫人怜悯。随后我又提出一个问题，打破了沉默：
“‘神圣同盟’是些什么人呢？”
他浑身显然发抖，他把双手盲目地微微动了一下，这在我看来，好像是一个绝望的小家伙求人怜悯的表示。可是他没有做声。他继续把头向地下垂着，站在那儿。我们瞪着眼睛望着他、等着他说话的时候，看见大颗的眼泪顺着他的脸蛋儿滚下来。可是他始终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
“你非回答我不行，小孩儿，你一定要说老实话。‘神圣同盟’是哪些人？”
他仍旧只是一声不响地哭。我随即就说：
“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的语气有些严厉。
他极力要控制自己的声音；然后求饶地抬头望着，掺杂着哭声勉强说道：
“啊，请您可怜我吧，司令官！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
“什么！”
“真的，司令官，我是说的实话，我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神圣同盟’。我以人格担保，司令官，这是实话。”
“真是怪事！我看你这第二封信；呵，你看见这几个字吗？‘神圣同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他抬起头来瞪着眼睛望着我的脸，显出一副受了委屈的神气，好像他遭了很大的冤枉似的，然后激动地说：
“这是有人狠心地给我开玩笑，司令官；我老是极力要好好做人，从来没有伤害过谁，他们怎么能这样陷害我呢？有人假造了我的笔迹；这都不是我写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封信！”
“啊，你这个可恶透了的小骗子！你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把那封暗墨水写的信从口袋里掏出来，伸到他眼前。
他的脸发白了！——简直像个死人的脸那么白。他站也站不稳，微微摇晃起来，伸手扶着墙才把身子撑住。过了一会，他低声问道：
“您已经……看过这封信了吗？”他的声音简直低得听不见。
一定是还没有等我嘴里来得及捏造出“看过了”这么个回答，我们脸上就把真情流露出来了，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孩子的眼睛里又恢复了勇气，我等着他说话，可是他一声不响。所以后来我就说：
“喂，你对这封信里泄露的秘密又怎么解释呢？”
他非常镇定地回答说：
“没有什么解释，我只想说明一声，那是完全没有害处的；对谁也没有什么妨碍。”
这下子我可有点窘住了，因为我无法反驳他的话。我不知究竟怎么办才好。可是我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才给我解了围，我说：
“你对‘大老板’和‘神圣同盟’当真是什么也不知道吗？你说是人家假造的这封信，当真不是你写的吗？”
“是的，司令官——是真的。”
我慢慢抽出那根带结的麻绳来，把它举起，一声不响。他若无其事地瞪着眼睛望着它，然后诧异地望着我。我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不过我还是把我的脾气压下去，用我平常的声调说：
“威克鲁，你看见这个吗？”
“看见的，司令官。”
“这是什么？”
“好像是一根绳子。”
“怎么，好-像-是？这根本就是一根绳子呀。你还认得吗？”
“不认得，司令官。”他回答的语气从容到极点。
他那种冷静的态度真是十足地令人惊叹！于是我停了几秒钟，为的是让我的沉默可以加深我所要说的话给人的印象；然后我站起来，把一只手按在他肩膀上，严肃地说：
“这是对你没有好处的，可怜的孩子，绝对没有好处。你给‘大老板’的这个暗号，这根带结的绳子，是在江边一座大炮里找到的——”
“大炮‘里面’找到的！啊，不对、不对、不对！别说是在大炮里吧，其实是在炮栓的一条缝里！——一定是在缝里！”他随即就跪下来，两手交叉着十指，仰起面孔，他那脸色灰白、吓得要命的样子，叫人看了怪可怜。
“不，是在大炮里。”
“啊，那一定是出了毛病！老天爷，我完蛋啦！”他一下子跳起来，左右乱闯，闪开人家伸出去抓他的手，极力想从这地方逃掉。可是逃跑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又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拼命地哭，还抱住我的腿；他这样揪住我，苦苦哀求地说：“呵，您可怜我吧！啊，您行行好吧！千万别把我的事情说出去呀；他们连一分钟也不会饶我的命哪！请您保护我，救救我吧。我把一切都供出来！”
我们花了一些工夫才使他平静下来，减少他的恐惧，把他的心情变得稍微清醒一些。然后我开始盘问他，他把眼睛望着地下，很恭敬地回答，随时伸手揩去他那流个不停的眼泪。
“那么你是心甘情愿的一个叛徒喽？”
“是呀，司令官。”
“还是个间谍？”
“是呀，司令官。”
“一直在按照外面来的命令活动吗？”
“是呀，司令官。”
“是自愿的吗？”
“是的，司令官。”
“干得很高兴吧，也许是？”
“是呀，司令官；抵赖也没有好处。南方是我的家乡；我的心是南方的，整个的心都在它那一方面。”
“那么你所说的那些遭难的经过和你家里的人被杀害的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要混进要塞，特别捏造出来哄人的吧？”
“他们——是他们叫我那么说的，司令官。”
“那么你就打算出卖可怜你和收容你的人，要把他们毁了吗？你知不知道你多么卑鄙呀，你这个走入迷途的可怜虫？”
他只用哭泣来回答。
“好吧，这个且不去管它。还是谈正经事。‘上校’是谁？他在什么地方？”
他开始大哭起来，想要哀求不叫他回答。他说他要是说出来，就会被打死。我威胁着说，他要是不说出实情，我就要把他关到黑牢里监禁起来。同时我答应他，只要他把秘密通通说出来，我就保护他，不叫他受到任何伤害。他紧紧地闭住嘴，一句话也不肯回答，他做出顽强的样子，使我简直拿他无可奈何。后来我就带着他走；可是他只往黑牢里望了一眼就改变了主意。他突然一阵子又哭起来，并且苦苦哀求，声明他愿意说出一切实情。
于是我又把他带回来，他就说出了“上校”的名字，并且很仔细地把他描写了一番。他说到城里最大的旅馆里可以找到他，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我又威胁了他一阵，他才把“大老板”的名字说出来，并且说明他的相貌等等。他说在纽约证券街15号可以找到“大老板”，化名是盖罗德。我把盖罗德的姓名和形象打电报告诉纽约局长，要他逮捕这个人，把他看管起来，等我派人去提解。
“那么，”我说，“好像是‘外面’还有几个同党，大概在新伦敦。你把他们的姓名和情况说一说吧。”
他说出了3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并且说明了他们的情况——都住在大旅舍里。我悄悄地派人出去，把他们和那位“上校”抓来，关在要塞里。
“现在我还要知道你在要塞里面的3个同党。”
我想他又要说诳话来骗我；可是我把那两个被捕的哨兵身上搜到的神秘的纸片拿出来，这对他发生了很好的效果。他说我们已经抓到了两个，他非说出另外那一个不可。这把他吓得要命，他大声叫道：
“啊，请您别逼我吧；他当场就会要我的命！”
我说那是可笑的想法；我会派人在他身边保护他，并且弟兄们集合的时候是不让他们带武器的。我命令叫所有的新兵都集合起来，然后这可怜的小坏蛋浑身发抖地出来了，他顺着那一队人走过去，极力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他对其中一个人只说了一个字，于是他还没有走出5步，这个人就被捕了。
威克鲁又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叫人把那3个人带进来。我叫其中的一个站到前面来，说道：
“喂，威克鲁，你可要注意，只许完全说实话，丝毫也不能有差错。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一些什么事情？”
他已经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所以就不顾一切后果，把眼睛瞪住那个人脸上，毫不迟疑地说了一大套——他说的是下面这些话：
“他的真名字叫做乔治·布利斯多。他是新奥尔良人；两年前在沿海的邮船‘神殿号’上当二副。他是个很凶的角色，曾经犯杀人罪坐过两次牢——一次是为了拿一根绞盘棍子打死一个叫作海德的水手，一次是为了打死一个甲板苦力，因为他不肯抛铅锤，其实那是不该甲板苦力做的事。他是个间谍，是上校派到这儿来进行间谍活动的。五八年‘圣尼古拉号’在孟菲斯附近爆炸时，他在船上当三副；死伤的乘客装在一只空木船上往岸上运的时候，他就抢他们身上的东西，结果差点儿让人家抓来用私刑弄死了。”
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他把这个人的来历说得很详细。他说完之后，我向那个人说：
“你对他这些话有什么说的？”
“司令官，您可别怪我在您面前说话不恭敬，他这简直是顶胡说八道的谎话，从来没有听见过谁撒这种谎！”
我叫人把他带回去再关起来，又把其余两个先后叫到前面来。结果都是一样。那孩子说出了每个人的详细来历，对措辞和事实丝毫也没有迟疑；可是我盘问这两个家伙的结果，每个人都只是愤恨地说那完全是谎话。他们什么口供也没有。我把他们再送回去关起来，又把其余的犯人一个个叫出来对质。威克鲁把他们的一切都说出来了——他们是南方哪些城市的人，和他们参加这个阴谋的源源本本。
但是他们都否认他所说的事实，而且没有一个有什么口供。男人们大发脾气，女人们哭哭啼啼。据他们自己说，他们都是从西部来的清清白白的人，并且对联邦比世界上一切东西还要爱。我把这批人再关起来，心里很腻烦，随后我就再来盘问威克鲁。
“166号在哪儿？‘乙乙’是谁？”
可是他下了决心以这里为界限。无论说好话哄他或是说硬话吓唬他，都不起作用。时间过得飞快——非采取严厉手段不可了。所以我就拴住他的大拇指，把他踮起脚尖吊起来。他越来越痛，就尖声惨叫，那声音简直叫我有些受不了。可是我坚持不放松，过了一会他就喊叫起来：
“啊，放我下来吧，我说！”
“不行——你先说了我才放你下来。”
现在每一片刻的时间对他都是痛苦，所以他就说出来了：
“大鹰旅舍，166号！”他说的是江边的一个下等客栈，普通一般卖力气的人和码头工人、还有那些更不体面的人常去的地方。
于是我就把他放了下来，然后又叫他给我说这次阴谋的目的。
“今晚要夺取要塞，”他顽强地说，一面低声哭着。
“我是不是把这次阴谋的头儿们都抓着了？”
“没有，除了你抓到的而外，还有要到166号去开会的人。”
“你那‘记住辛辛辛辛’是什么意思？”
没有回答。
“到166号去的口令是什么？”
没有回答。
“那一堆一堆的字和记号是什么意思——‘×××××’和‘○○○○’？快说！要不然又叫你尝尝那个滋味。”
“我决不回答！我宁肯死。现在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把你说的话好好儿想想吧，威克鲁。拿定主意了吗？”
他坚决地回答，声音毫不发颤：
“拿定主意啦。我非常爱我那遭难的南方，痛恨这北方的太阳所照耀的一切，所以我宁肯死，也不会泄露那些消息。”
我又拴住他的大拇指把他吊起来。这可怜的小家伙痛得要命的时候，他那尖叫的声音真叫人听着心都要碎了，可是我们再也没有逼出他什么口供来。不管你问他什么话，他老是叫着同一个回答：“我可以死，而且我决定死；可是我决不说。”
咳，我们只好就那么算了。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宁肯死也不会招供。所以我们就把他放下来，再把他关起，严加看管。
然后我们忙了几个钟头，给军政部打电报，一方面准备突击166号。
那个漆黑和寒冷的夜晚是够令人提心吊胆的。要塞的情报已经泄露了一些，整个要塞都在提防意外。哨兵加成了三岗，谁也不能进出，一走动就会被哨兵把步枪对准他的头，叫他站住。不过韦布和我却不像原先那么担心了，因为有许多主犯既已落网，阴谋就必然受到相当大的挫折了。
我决定及时赶到166号去，抓住‘乙乙’，把他的嘴堵上，等着其余的人来到，好逮捕他们。大约在早上一点一刻，我就悄悄离开要塞，后面还带着六个精壮的正规兵，还有威克鲁那孩子，他的手反绑在背后。我告诉他说，我们要到166号去，要是发现他这次又说了谎话，叫我们上当，那他就非领我们到正确的地方去不可，否则就要叫他吃苦头。
我们偷偷地走近那个客栈，进行侦察。小小的酒吧间里点着一支蜡烛，其余的房间都是黑暗的。我试开前门，并没有锁，我们就轻轻地走进去，仍旧把门关上。然后我们把鞋脱掉，我带头领着大家到酒吧间里。德国店主坐在那儿，在椅子上睡着了。我轻轻地把他推醒，叫他脱掉靴子，在我们前面走；同时警告他不许做声。他一声不响地顺从了，可是显然吓得要命。我命令他带路到166号去。我们爬上了两三层楼梯，脚步像一串猫儿那么轻；然后我们走到一道很长的过道尽头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房间门口，从那个门上装着玻璃的小窗户里，我们可以看得出里面有一支暗淡的蜡烛的亮光。店主在暗中摸索着找到了我，悄悄地说那就是166号。我试了试那扇门——里面锁上了。我靠近耳朵给一个个子最大的士兵下了一个命令；我们就把宽大的肩膀顶住门，猛推一把，就把门上的铰链冲开了。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床上有一个人影——看见它连忙向蜡烛把头伸过去；蜡烛一灭，我们就在一团漆黑当中了。我猛扑过去，一下子跳到了床上，用膝头使劲按住了床上那个人。被我抓住的人拼命地挣扎，可是我使左手卡住了他的嗓子，这给我的膝头很大的帮助，总算把他了。然后我马上把手枪掏出来，拉开扳机，把那冰冷的枪筒抵住他的腮帮于，表示警告。
“现在谁给划根洋火吧！”我说。“我把他抓牢啦。”
有人照办了。火柴的光亮起来。我望着我抓住的人，哎呀，老天爷，原来是个年轻的女人！
我把她放了，连忙下床来，心里觉得怪害臊。大家都瞪着眼睛望着身边的人发呆。这桩意外的事大突如其来，叫人莫明其妙，因此大家都非常慌张，不知怎么才好。那个年轻的女人开始哭起来，把被窝蒙住了脸。店主恭敬地说：
“是我的女儿，她大概是干了什么不规矩的事吧，nichtwar？”
“你的女儿？她是你的女儿吗？”
“啊，是呀，她是我的女儿，她今晚上才从辛辛那地回家来的，有点儿小病。”
“他妈的，那孩子又撒谎啦。这不是他说的那个166号；这不是‘乙乙’。威克鲁，你给我们找到那个真正的166号吧，要不然——喂！那孩子在哪儿？”
跑掉了，丝毫不假！不但跑了，我们连一点线索也找不到。这可是个伤脑筋的情况。我骂自己太傻，没有把他拴在一个士兵的身上；可是现在为这个而懊恼是没有用处的。到了这个地步，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是当前的问题。不过说到源头，那个姑娘说不定就是‘乙乙’。我并不相信这个，可是把疑惑当成定论是不妥当的。所以我就叫我那几个士兵留在166号对面的一个空房间里，吩咐他们一见有人走近那个姑娘的房间，就一律把他们抓起来，同时还叫他们把店主扣押在他们一起，严加看管，且待以后的命令。然后我就赶回要塞去看看那儿是否还平安无事。
不错，平安无事。而且还始终都没有问题。我通夜守着，没有睡觉，以防意外。可是毫无动静。后来看见天又亮了，我居然能够给部里打电报，报告星条国旗仍旧在特伦布尔要塞上空飘扬，心里真是说不出地高兴。
我心头解除了无限的压力。不过我当然还是没有放松警惕，也没有停止努力；因为当时的局势太严重了，疏忽是不行的。我把那些犯人一个个叫来，整个钟头地拷问他们，总想叫他们招供，可是毫无结果。他们光只咬牙切齿，直扯头发，什么也没有吐露出来。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得到了那个失踪的孩子的消息。有人在早上6点钟，大约在8哩以外看见他在路上，拖着沉重的脚步往西走。我马上派一个骑兵中尉和一个士兵去追他。他们在20哩以外看见他了。他已经翻过了一道篱笆，疲乏地拖着脚步穿过一片烂泥的田野，向着一个村庄的边上一座旧式的大房子走过去。他们骑着马穿过一片小树林，迂回过去，由相对的方向包抄那所房子；然后下了马，赶快溜到厨房里。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又溜进靠近的一间屋子里，那儿也没有人；由那间屋里通着前面起坐室的门是开着的。他们正想要由这扇门里走过去，忽然听见一个很低的声音；那是有人在祷告。于是他们就恭恭敬敬地站住了，中尉把头伸进去，看见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在那间起坐室的一个角落里跪着，正在祷告的是那老头。刚刚祷告完毕的时候，威克鲁那孩子打开前门走进来了。那两个老人一同向他扑过去，紧紧地搂着他，叫他透不过气来。他们大声嚷道——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宝贝！多谢上帝。跑掉的又回来啦！死了的又复活啦！”
喂，先生，你猜是怎么回事！那个小鬼原来就是在那个农庄上生长的，本来是一辈子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5哩路远，后来才在两个星期以前闲荡到我那地方去，编了那一个伤心的故事把我哄住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个老头是他的父亲——是个有学问的退休了的老牧师那个老太婆是他的母亲。
现在让我来对这个孩子和他的举动略加说明吧。原来他是爱看廉价小说和那些专登情节离奇的故事的刊物看得入迷了的——所以莫明其妙的神秘事件和天花乱坠的侠义行为正合他的胃口。后来他又看到报纸上报道叛军的间谍到我们这边来潜伏活动的情况，以及他们那可怕的企图和两三次轰动一时的成功，结果他的脑子里就把这个问题想入非非了，他曾经有几个月和一个长于说话和富于幻想的北方青年经常混在一起，那个青年在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上游二三百哩的各地之间航行的几只邮船上当过两年事务员——因此他谈起那一带地方的地名和其他情形都显得很熟悉。我在战前曾经在那一带地方住过两三个月；我对那儿所知道的很有限，所以容易被那孩子哄住，要是一个土生的路易斯安那人，那也许不等他说到15分钟，就可以发现他露出马脚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他情愿死也不肯解释他那几个阴谋的暗号吗？干脆就是因为他无法解释！——那些记号根本没有意义；他是由想像中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先事后都没有考虑过；所以突然问起他来，他就想不出什么说法来解释。譬如他对那封“暗墨水写的信”里隐藏着什么秘密也说不出来，充分的理由就是那里面根本没有隐藏任何秘密；那封信不过是空白的纸张罢了。他根本没有搁什么东西到大炮里面，而且从来没有打算过这么做——因为他那些信都是写给一些想像中的人物的，他每次藏一封信到那个马棚里，老是把前一天放在那儿的一封拿走；所以他对那根带结的小绳子并不知道，因为我拿给他看的时候，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的；可是我一让他说明来历，他马上就照他那异想天开的派头，承认那是他放的，而且因此收到了一些很妙的戏剧性的效果。他捏造了一个“盖罗德”先生；还有什么证券街15号，当时已经根本不存在了——3个月以前就拆掉了。他还捏造了那位“上校”；我所逮捕的并且和他对质过的那些无辜受累的人，让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来历，也都是他捏造的；“乙乙”也是他捏造的；166号也可以说是他捏造的，因为在我们到大鹰旅社去之前，他还不知道那儿有这么个房问。凡是需要捏造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他都随时捏造得出来。我要他说出“外面的”间谍，他马上就把他在旅馆里见过的一些陌生人形容一番，其实连他们的名字都不过是他偶尔听到过的。呵，在那惊心动魄的几天里，他一直在一个有声有色的、神秘的、浪漫的境界里过日子，我觉得这个境界对他说来是真实的，而且他想必是一直从他的心坎里欣赏着它的滋味。
可是他给我们找了不少的麻烦，而且使我们受了说不完的耻辱。你看，为了他的缘故，我们抓了一二十个人，把他们在要塞里关起来，还在他们门口安了哨兵。被捕的人有许多都是军人之类，我对他们是无须道歉的；可是其余的人都是全国各地的第一流公民，无论你说多少赔罪的话，也不足以使他们满意。他们简直就大发脾气，给我们闹个没有完！那两个妇女呢——一个是俄亥俄一位议员的太太，另一个是西部一位主教的妹妹——咳，她们尽量对我说的那许多侮辱和挖苦的话，和她们所流的那些冒火的眼泪，成了一份纪念品，大概可以使我很久都记得她们，——而且我是会记得的。那位戴护目镜的瘸腿老先生是费城的一个大学校长，他是来参加他的侄子的丧礼的。他原先当然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威克鲁。咳，他不但错过了丧礼，被我们当作叛军间谍关起来，而且威克鲁还站在我的营房里无情地把他说成加尔维斯敦名声最臭的一个流氓窠来的伪造犯、黑人贩子、偷马贼、放火这种侮辱，这位倒霉的老先生似乎是根本不能原谅的。还有军政部呀！可是，真晦气，这一段我就不去谈它了吧
附注——我把这篇故事的稿子拿给少校看，他说：“你对军队里的事情不大熟悉，这使你弄出了一些小小的错误。不过连这些地方也还是写得有声有色——随它去吧；军队里的人看了会笑，别人可看不出毛病来。你把这个故事的主要事实都说对了，叙述得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大致相符。”——马克·吐温。
几个月之前，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代表独立党与斯坦华脱·勒·伍福特先生和约翰·特·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自己有超过这两位先生的显著的优点，那就是我的名声好。从报上容易看出：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曾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那是以往的事。近几年来，他们显然已将各种无耻罪行视为家常便饭。当时，我虽然对自己的长处暗自庆幸，但是一想到我自己的名字得和这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到处传播，总有一股不安的混浊潜流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翻搅”。我心里越来越不安，最后我给祖母写了封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很快给我回了信，而且信写得很严峻，她说：“你生平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一件也没有做过。你看看报纸吧——一看就会明白伍福特和霍夫曼先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再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他们那样的水平，跟他们一起竞选。”
这也正是我的想法！那晚我一夜没合眼。但我毕竟不能打退堂鼓。我已经完全卷进去了，只好战斗下去。
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无精打采地翻阅报纸时，看到这样一段消息，说实在话，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惊慌失措过：
“伪证罪——那就是１８６３年，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３４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块香蕉种植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她那群孤儿靠着活命的唯一资源。现在马克·吐温先生既然在众人面前出来竞选州长，那么他或许可以屈尊解释一下如下事情的经过。吐温先生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要求投票选举他的伟大人民，都有责任澄清此事的。他愿意这样做吗？”
我当时惊愕不已！竟有这样一种残酷无情的指控。我从来就没有到过交趾支那！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香蕉种植地，正如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简直要发疯了，却又毫无办法。那一天我什么事情也没做，就让日子白白溜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再没说别的什么，只有这么一句话：
“意味深长——大家都会注意到：吐温先生对交趾支那伪证案一事一直发人深省地保持缄默。”
〔备忘——在这场竞选运动中，这家报纸以后但凡提到我时，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
接着是《新闻报》，登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查清——是否请新州长候选人向急于等着要投他票的同胞们解释一下以下一件小事？那就是吐温先生在蒙大那州野营时，与他住在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一件不少地都从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即他卷藏杂物的报纸）里发现了。大家为他着想，不得不对他进行友好的告诫，在他身上涂满柏油，粘上羽毛，叫他坐木杠①，把他撵出去，并劝告他让出铺位，从此别再回来。他愿意解释这件事吗？”
难道还有比这种控告用心更加险恶的吗？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到过蒙大那州呀。
〔此后，这家报纸照例叫我做“蒙大那的小偷吐温”。〕
于是，我开始变得一拿起报纸就有些提心吊胆起来，正如同你想睡觉时拿起一床毯子，可总是不放心，生怕那里面有条蛇似的。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段消息：
“谎言已被揭穿！——根据五方位区的密凯尔·奥弗拉纳根先生、华脱街的吉特·彭斯先生和约翰·艾伦先生三位的宣誓证书，现已证实：马克·吐温先生曾恶毒声称我们尊贵的领袖约翰·特·霍夫曼的祖父曾因拦路抢劫而被处绞刑一说，纯属粗暴无理之谎言，毫无事实根据。他毁谤亡人，以谰言玷污其美名，用这种下流手段来达到上的成功，使有道德之人甚为沮丧。当我们想到这一卑劣谎言必然会使死者无辜的亲友蒙受极大悲痛时，几乎要煽动起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立即对诽谤者施以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不这样！还是让他去因受良心谴责而感到痛苦吧。（不过，如果公众义愤填膺，盲目胡来，对诽谤者进行人身伤害，很明显，陪审员不可能对此事件的凶手们定罪，法庭也不可能对他们加以惩罚。）”
最后这句巧妙的话很起作用，当天晚上当“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从前进来时，吓得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从后门溜走。他们义愤填膺，来时捣毁家具和门窗，走时把能拿动的财物统统带走。然而，我可以手按《圣经》起誓：我从没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而且直到那天为止，我从没听人说起过他，我自己也没提到过他。
〔顺便说一句，刊登上述新闻的那家报纸此后总是称我为“拐尸犯吐温”。〕
引起我注意的下一篇报上的文章是下面这段：
“好个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独立党民众大会上作一次损伤对方的演说，却未履行其义务。他的医生打电报来称他被几匹狂奔的拉车的马撞倒，腿部两处负伤——卧床不起，痛苦难言等等，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废话。独立党的党员们只好竭力听信这一拙劣的托词，假装不知道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放荡不羁的家伙未曾出席大会的真正原因。
有人见到，昨晚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吐温先生下榻的旅馆。独立党人责无旁贷须证明那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这一下我们终于把他们抓住了。此事不容避而不答。人民以雷鸣般的呼声询问：‘那人是谁？’”
我的名字真的与这个丢脸的嫌疑联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绝对地不可思议。我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喝过啤酒、葡萄酒或任何一种酒了。
〔这家报纸在下一期上大胆地称我为“酒疯子吐温先生”，而且我知道，它会一直这样称呼下去，但我当时看了竟毫无痛苦，足见这种局势对我有多大的影响。〕
那时我所收到的邮件中，匿名信占了重要的部分。那些信一般是这样写的：
“被你从你寓所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要饭的老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好管闲事者
也有这样写的：
“你干的一些事，除我之外没人知道，你最好拿出几块钱来孝敬鄙人，不然，报上有你好看的。”
惹不起
大致就是这类内容。如果还想听，我可以继续引用下去，直到使读者恶心。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宣判”我犯了大规模的贿赂罪，而党最主要的报纸则把一桩大肆渲染敲诈案件硬“栽”在我头上。
〔这样，我又得到了两个头衔：“肮脏的贿赂犯吐温”和“令人恶心的讹诈犯吐温”。〕
这时候哗然，纷纷要我“答复”所有对我提出的那些可怕的指控。这就使得我们党的报刊主编和领袖们都说，我如果再沉默不语，我的生命就要给毁了。好像要使他们的控诉更为迫切似的，就在第二天，一家报纸登了这样一段话：
“明察此人！独立党这位候选人至今默不吭声。因为他不敢说话。对他的每条控告都有证据，并且那种足以说明问题的沉默一再承认了他的罪状，现在他永远翻不了案了。独立党的党员们，看看你们这位候选人吧！看看这位声名狼藉的伪证犯！这位蒙大那的小偷！这位拐尸犯！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个具体化的酒疯子！你们这位肮脏的贿赂犯！你们这位令人恶心的讹诈犯！你们盯住他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这个家伙犯下了这么可怕的罪行，得了这么一连串倒霉的称号，而且一条也不敢予以否认，看你们是否还愿意把自己公正的选票投给他！”
我无法摆脱这种困境，只得深怀耻辱，准备着手“答复”那一大堆毫无根据的指控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但是我始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就在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出一个新的恐怖案件，再次对我进行恶意中伤，说因一家疯人院妨碍我家的人看风景，我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把院里的病人统统烧死了，这使我万分惊慌。接着又是一个控告，说我为了吞占我叔父的财产而将他毒死，并且要求立即挖开坟墓验尸。这使我几乎陷入了精神错乱的境地。在这些控告之上，还有人竟控告我在负责育婴堂事务时雇用老掉了牙的、昏庸的亲戚给育婴堂做饭。我拿不定主意了——真的拿不定主意了。最后，党派斗争的积怨对我的无耻达到了自然而然的：有人教唆９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包括各种不同肤色、穿着各种各样的破烂衣服的小孩，冲到一次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来，紧紧抱住我的双腿，叫我做爸爸！
我放弃了竞选。我降下旗帜投降。我不够竞选纽约州州长运动所要求的条件，所以，我呈递上退出候选人的声明，并怀着痛苦的心情签上我的名字：
“你忠实的朋友，过去是正派人，现在却成了伪证犯、小偷、拐尸犯、酒疯子、贿赂犯和讹诈犯的马克·吐温。”●
（１８７０年）
①坐木杠；这是当时美国的一种私刑。把认为犯有罪行的人绑住，身上涂上柏油，粘上羽毛，让他跨坐在一根木棍上，抬着他游街示众。——译注
这也正是我的想法！那晚我一夜没合眼。但我毕竟不能打退堂鼓。我已经完全卷进去了，只好战斗下去。
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无精打采地翻阅报纸时，看到这样一段消息，说实在话，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惊慌失措过：
“伪证罪——那就是１８６３年，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３４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块香蕉种植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她那群孤儿靠着活命的唯一资源。现在马克·吐温先生既然在众人面前出来竞选州长，那么他或许可以屈尊解释一下如下事情的经过。吐温先生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要求投票选举他的伟大人民，都有责任澄清此事的。他愿意这样做吗？”
我当时惊愕不已！竟有这样一种残酷无情的指控。我从来就没有到过交趾支那！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香蕉种植地，正如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简直要发疯了，却又毫无办法。那一天我什么事情也没做，就让日子白白溜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再没说别的什么，只有这么一句话：
“意味深长——大家都会注意到：吐温先生对交趾支那伪证案一事一直发人深省地保持缄默。”
〔备忘——在这场竞选运动中，这家报纸以后但凡提到我时，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
接着是《新闻报》，登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查清——是否请新州长候选人向急于等着要投他票的同胞们解释一下以下一件小事？那就是吐温先生在蒙大那州野营时，与他住在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一件不少地都从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即他卷藏杂物的报纸）里发现了。大家为他着想，不得不对他进行友好的告诫，在他身上涂满柏油，粘上羽毛，叫他坐木杠①，把他撵出去，并劝告他让出铺位，从此别再回来。他愿意解释这件事吗？”
难道还有比这种控告用心更加险恶的吗？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到过蒙大那州呀。
〔此后，这家报纸照例叫我做“蒙大那的小偷吐温”。〕
于是，我开始变得一拿起报纸就有些提心吊胆起来，正如同你想睡觉时拿起一床毯子，可总是不放心，生怕那里面有条蛇似的。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段消息：
“谎言已被揭穿！——根据五方位区的密凯尔·奥弗拉纳根先生、华脱街的吉特·彭斯先生和约翰·艾伦先生三位的宣誓证书，现已证实：马克·吐温先生曾恶毒声称我们尊贵的领袖约翰·特·霍夫曼的祖父曾因拦路抢劫而被处绞刑一说，纯属粗暴无理之谎言，毫无事实根据。他毁谤亡人，以谰言玷污其美名，用这种下流手段来达到上的成功，使有道德之人甚为沮丧。当我们想到这一卑劣谎言必然会使死者无辜的亲友蒙受极大悲痛时，几乎要煽动起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立即对诽谤者施以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不这样！还是让他去因受良心谴责而感到痛苦吧。（不过，如果公众义愤填膺，盲目胡来，对诽谤者进行人身伤害，很明显，陪审员不可能对此事件的凶手们定罪，法庭也不可能对他们加以惩罚。）”
最后这句巧妙的话很起作用，当天晚上当“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从前进来时，吓得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从后门溜走。他们义愤填膺，来时捣毁家具和门窗，走时把能拿动的财物统统带走。然而，我可以手按《圣经》起誓：我从没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而且直到那天为止，我从没听人说起过他，我自己也没提到过他。
〔顺便说一句，刊登上述新闻的那家报纸此后总是称我为“拐尸犯吐温”。〕
引起我注意的下一篇报上的文章是下面这段：
“好个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独立党民众大会上作一次损伤对方的演说，却未履行其义务。他的医生打电报来称他被几匹狂奔的拉车的马撞倒，腿部两处负伤——卧床不起，痛苦难言等等，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废话。独立党的党员们只好竭力听信这一拙劣的托词，假装不知道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放荡不羁的家伙未曾出席大会的真正原因。
有人见到，昨晚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吐温先生下榻的旅馆。独立党人责无旁贷须证明那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这一下我们终于把他们抓住了。此事不容避而不答。人民以雷鸣般的呼声询问：‘那人是谁？’”
我的名字真的与这个丢脸的嫌疑联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绝对地不可思议。我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喝过啤酒、葡萄酒或任何一种酒了。
〔这家报纸在下一期上大胆地称我为“酒疯子吐温先生”，而且我知道，它会一直这样称呼下去，但我当时看了竟毫无痛苦，足见这种局势对我有多大的影响。〕
那时我所收到的邮件中，匿名信占了重要的部分。那些信一般是这样写的：
“被你从你寓所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要饭的老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好管闲事者
也有这样写的：
“你干的一些事，除我之外没人知道，你最好拿出几块钱来孝敬鄙人，不然，报上有你好看的。”
惹不起
大致就是这类内容。如果还想听，我可以继续引用下去，直到使读者恶心。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宣判”我犯了大规模的贿赂罪，而党最主要的报纸则把一桩大肆渲染敲诈案件硬“栽”在我头上。
〔这样，我又得到了两个头衔：“肮脏的贿赂犯吐温”和“令人恶心的讹诈犯吐温”。〕
这时候哗然，纷纷要我“答复”所有对我提出的那些可怕的指控。这就使得我们党的报刊主编和领袖们都说，我如果再沉默不语，我的生命就要给毁了。好像要使他们的控诉更为迫切似的，就在第二天，一家报纸登了这样一段话：
“明察此人！独立党这位候选人至今默不吭声。因为他不敢说话。对他的每条控告都有证据，并且那种足以说明问题的沉默一再承认了他的罪状，现在他永远翻不了案了。独立党的党员们，看看你们这位候选人吧！看看这位声名狼藉的伪证犯！这位蒙大那的小偷！这位拐尸犯！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个具体化的酒疯子！你们这位肮脏的贿赂犯！你们这位令人恶心的讹诈犯！你们盯住他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这个家伙犯下了这么可怕的罪行，得了这么一连串倒霉的称号，而且一条也不敢予以否认，看你们是否还愿意把自己公正的选票投给他！”
我无法摆脱这种困境，只得深怀耻辱，准备着手“答复”那一大堆毫无根据的指控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但是我始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就在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出一个新的恐怖案件，再次对我进行恶意中伤，说因一家疯人院妨碍我家的人看风景，我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把院里的病人统统烧死了，这使我万分惊慌。接着又是一个控告，说我为了吞占我叔父的财产而将他毒死，并且要求立即挖开坟墓验尸。这使我几乎陷入了精神错乱的境地。在这些控告之上，还有人竟控告我在负责育婴堂事务时雇用老掉了牙的、昏庸的亲戚给育婴堂做饭。我拿不定主意了——真的拿不定主意了。最后，党派斗争的积怨对我的无耻达到了自然而然的：有人教唆９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包括各种不同肤色、穿着各种各样的破烂衣服的小孩，冲到一次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来，紧紧抱住我的双腿，叫我做爸爸！
我放弃了竞选。我降下旗帜投降。我不够竞选纽约州州长运动所要求的条件，所以，我呈递上退出候选人的声明，并怀着痛苦的心情签上我的名字：
“你忠实的朋友，过去是正派人，现在却成了伪证犯、小偷、拐尸犯、酒疯子、贿赂犯和讹诈犯的马克·吐温。”●
（１８７０年）
①坐木杠；这是当时美国的一种私刑。把认为犯有罪行的人绑住，身上涂上柏油，粘上羽毛，让他跨坐在一根木棍上，抬着他游街示众。——译注
(又译：无所不知先生 )
一
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喜欢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横渡太平洋的航线非常繁忙，客舱是很难预订到的。我很高兴，弄到一个双人客舱，但当听到同伴的名字时，我就有点灰心了。“凯兰达”，这使我有一种在空气窒息不流通的房间里的感觉。想起在这14天的旅途中（我从圣弗兰西斯科到横滨），将和这个凯兰达共用一间房，我就感到不舒服。我讨厌他的名字，要是他叫史密斯或者布朗什么的也好一点。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兰达已经来过。一只又大又难看的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摆着他的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刷上镀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不喜欢凯兰达。
在吸烟室里，我要了一副单人玩的纸牌，正准备开始玩的时候，一个人走了过来向我问好。
“我是凯兰达。”他在我面前坐下，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哦，我们好像住在一个房间。”
“听说你是英国人，我感到很高兴。在海外遇到自己的同胞，确实让人激动。”
“你是英国人？”
“当然，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说着他拿出他的护照递给我。
“想喝点什么吗？”他问道。
我疑惑起来。美国正在实行禁酒令，船上是找不到一滴酒的，但是凯兰达狡黠地朝我笑了笑。
“威士忌，苏打还是鸡尾酒，你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说着，他从后裤袋里摸出两个瓶子，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兴奋起来，找服务员要了两个玻璃杯和一些冰块。
“嗯，不错”我说。
“是的，我这里还有好多这样的酒，船上如果还有你的朋友的话，你可以把他们都叫来。”我没有说什么。
接着他跟我讲起纽约、圣弗兰西斯科，谈到戏剧、给画和。他很健谈，好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有点厌烦了，重新拿起我的牌。
“你喜欢纸牌魔术吗？”
“不喜欢。”我又开始讨厌他了。
“我来给你表演一个。”他抽出三张牌递给我。但我没有理他，说我要去餐厅找个座位。
“哦，很好，我已经为我们俩订了座位，我想我们应该坐在一块儿。”
我不喜欢凯兰达。
他不但和我住在一个房间，而且一天三餐都非要和我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不论我在什么地方，都无法摆脱他。要是在我家里的话，我一定会在他面前“砰”的把门关上，让他明白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凯兰达擅长交际，在船上的第三天，就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人。他什么事都干：主持拍卖，筹集体育资金，组织高尔夫球赛，安排音乐会，举办化装舞会。我想大家一定有点讨厌他。我们都叫他“万事通”先生，甚至在他面前也是这样。他对此并不在乎，把这当作我们对他的恭维。
二
凯兰达非常健谈，并且喜好同别人争论，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简直难以忍受，但又无法让他停下来。他好像比谁都懂得多，错误似乎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在他讲话时，若有人反对他，他就会同他争个没完。在说服你之前，他绝不会放弃一个话题，不管它是多么的不重要。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医生的桌旁，凯兰达仍像以往一样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在座的还有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拉姆齐和他的夫人。
拉姆齐是一个很结实的家伙，皮肤绷得紧紧的，略显肥胖的肚子使衣服凸起。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的。他的妻子已独自一人在纽约呆了一年。拉姆齐夫人的样子十分可爱。虽然她丈夫的工资不怎么高，她穿得也很简朴，但她知道怎样穿她的衣服，使她具有超过一般女人的迷人之处。这是一种端庄淑静的美。
看得出拉姆齐很讨厌凯兰达。他们时时争论一番，这种争论是长时间的，激烈的。
这时，话题谈到精明的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人工养殖珍珠。凯兰达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珍珠的事。我相信拉姆齐对此知道的不会很多，但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反驳凯兰达的机会。不一会儿，我们就被卷入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吵。刚开始，凯兰达还是情绪激昂，滔滔不绝，但不久，他自己也有点厌烦了。最后，他显然是被拉姆齐的一句话刺痛了，敲着桌子叫道：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这次到日本就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没有哪一个懂这一行的人不会认为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周围的人。“我知道所有珍珠的行情，没有哪一种珍珠我不能马上辨认出。”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项链，“夫人，你的这串珍珠项链就非常值钱，并且它的价格还在上涨。”
拉姆齐夫人的脸红了，她把那项链轻轻塞进她的衣服。
“你说这是天然珍珠吗？”拉姆齐好像已经抓住了凯兰达的什么把柄。
“是的，这种珍珠非常精致。”凯兰达答道。
“好。虽然这不是我买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在一般的市场要1．5万美元，但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街，1．3万美元也能买得到。”拉姆齐冷笑起来。
“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前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只花了18美元。”
凯兰达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胡说，这珍珠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几种中最好的一种。”
“你敢打赌吗？我要用100美元和你打赌这是仿制品。”拉姆齐怂恿道。
“可以。”
“不，拉姆齐，你怎么能拿一件事实和人打赌呢？”拉姆齐夫人劝阻道。
“为什么不呢？如果放弃这样一个轻易能弄到钱的机会，那才是一个傻瓜。”
“但你也不能证明它是仿制品呀？”
“把它拿给我看一看，我就知道它的真假。”凯兰达说道。
“亲爱的，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
拉姆齐夫人犹豫着，她的两手紧握在一起，好像还在考虑着什么。
拉姆齐等得不耐烦了，他走过来亲手把项链解了下来，递给了凯兰达。
我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要发生了。
凯兰达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不一会，一丝胜利的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当他把项链递给拉姆齐正准备开口说话时，忽然看见拉姆齐夫人的脸是那样的白，好像她马上就会晕过去。她的眼睛看着凯兰达，那是一种绝望的哀求。我很奇怪，拉姆齐没有看到这些。
凯兰达半张着嘴，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改变着什么。
“我错了，”最后他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仿制品，18美元正合适。”
他从钱包里拿出100美元递给拉姆齐，没有再说一句话。
“也许这能教会你以后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拉姆齐得意洋洋。
我注意到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很快在全船传开了，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笑。对“万事通”先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笑话。但是，拉姆齐夫人再也没有出来过，据说她有点头痛。
三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正在刮脸，凯兰达躺在床上抽雪茄。忽然一阵嘟嘟嘟嘟的声音，一封信从门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外面没有任何人。我捡起信封，上面用印刷字体写着“给凯兰达”。
我把信递给了他：
“哪里来的？”
他打开信封。“哦？”拿出的不是信，而是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把信封撕成碎片从舱口扔了出去。
“没有谁愿意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傻瓜。”他说。
“那珍珠是真的吗？”我问道。
“如果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的话，我绝不会让她一个人在纽约呆一年。”他拿出钱包，把100美元放了进去。
这时，我觉得我不是那么不喜欢凯兰达了。
一
我在见到凯兰达之前就有点不喜欢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横渡太平洋的航线非常繁忙，客舱是很难预订到的。我很高兴，弄到一个双人客舱，但当听到同伴的名字时，我就有点灰心了。“凯兰达”，这使我有一种在空气窒息不流通的房间里的感觉。想起在这14天的旅途中（我从圣弗兰西斯科到横滨），将和这个凯兰达共用一间房，我就感到不舒服。我讨厌他的名字，要是他叫史密斯或者布朗什么的也好一点。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兰达已经来过。一只又大又难看的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摆着他的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刷上镀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不喜欢凯兰达。
在吸烟室里，我要了一副单人玩的纸牌，正准备开始玩的时候，一个人走了过来向我问好。
“我是凯兰达。”他在我面前坐下，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哦，我们好像住在一个房间。”
“听说你是英国人，我感到很高兴。在海外遇到自己的同胞，确实让人激动。”
“你是英国人？”
“当然，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说着他拿出他的护照递给我。
“想喝点什么吗？”他问道。
我疑惑起来。美国正在实行禁酒令，船上是找不到一滴酒的，但是凯兰达狡黠地朝我笑了笑。
“威士忌，苏打还是鸡尾酒，你只要说一声就可以。”说着，他从后裤袋里摸出两个瓶子，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兴奋起来，找服务员要了两个玻璃杯和一些冰块。
“嗯，不错”我说。
“是的，我这里还有好多这样的酒，船上如果还有你的朋友的话，你可以把他们都叫来。”我没有说什么。
接着他跟我讲起纽约、圣弗兰西斯科，谈到戏剧、给画和。他很健谈，好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有点厌烦了，重新拿起我的牌。
“你喜欢纸牌魔术吗？”
“不喜欢。”我又开始讨厌他了。
“我来给你表演一个。”他抽出三张牌递给我。但我没有理他，说我要去餐厅找个座位。
“哦，很好，我已经为我们俩订了座位，我想我们应该坐在一块儿。”
我不喜欢凯兰达。
他不但和我住在一个房间，而且一天三餐都非要和我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不论我在什么地方，都无法摆脱他。要是在我家里的话，我一定会在他面前“砰”的把门关上，让他明白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凯兰达擅长交际，在船上的第三天，就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人。他什么事都干：主持拍卖，筹集体育资金，组织高尔夫球赛，安排音乐会，举办化装舞会。我想大家一定有点讨厌他。我们都叫他“万事通”先生，甚至在他面前也是这样。他对此并不在乎，把这当作我们对他的恭维。
二
凯兰达非常健谈，并且喜好同别人争论，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简直难以忍受，但又无法让他停下来。他好像比谁都懂得多，错误似乎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在他讲话时，若有人反对他，他就会同他争个没完。在说服你之前，他绝不会放弃一个话题，不管它是多么的不重要。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医生的桌旁，凯兰达仍像以往一样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在座的还有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拉姆齐和他的夫人。
拉姆齐是一个很结实的家伙，皮肤绷得紧紧的，略显肥胖的肚子使衣服凸起。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的。他的妻子已独自一人在纽约呆了一年。拉姆齐夫人的样子十分可爱。虽然她丈夫的工资不怎么高，她穿得也很简朴，但她知道怎样穿她的衣服，使她具有超过一般女人的迷人之处。这是一种端庄淑静的美。
看得出拉姆齐很讨厌凯兰达。他们时时争论一番，这种争论是长时间的，激烈的。
这时，话题谈到精明的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人工养殖珍珠。凯兰达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珍珠的事。我相信拉姆齐对此知道的不会很多，但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反驳凯兰达的机会。不一会儿，我们就被卷入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吵。刚开始，凯兰达还是情绪激昂，滔滔不绝，但不久，他自己也有点厌烦了。最后，他显然是被拉姆齐的一句话刺痛了，敲着桌子叫道：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这次到日本就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没有哪一个懂这一行的人不会认为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周围的人。“我知道所有珍珠的行情，没有哪一种珍珠我不能马上辨认出。”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项链，“夫人，你的这串珍珠项链就非常值钱，并且它的价格还在上涨。”
拉姆齐夫人的脸红了，她把那项链轻轻塞进她的衣服。
“你说这是天然珍珠吗？”拉姆齐好像已经抓住了凯兰达的什么把柄。
“是的，这种珍珠非常精致。”凯兰达答道。
“好。虽然这不是我买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在一般的市场要1．5万美元，但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街，1．3万美元也能买得到。”拉姆齐冷笑起来。
“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前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只花了18美元。”
凯兰达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胡说，这珍珠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几种中最好的一种。”
“你敢打赌吗？我要用100美元和你打赌这是仿制品。”拉姆齐怂恿道。
“可以。”
“不，拉姆齐，你怎么能拿一件事实和人打赌呢？”拉姆齐夫人劝阻道。
“为什么不呢？如果放弃这样一个轻易能弄到钱的机会，那才是一个傻瓜。”
“但你也不能证明它是仿制品呀？”
“把它拿给我看一看，我就知道它的真假。”凯兰达说道。
“亲爱的，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
拉姆齐夫人犹豫着，她的两手紧握在一起，好像还在考虑着什么。
拉姆齐等得不耐烦了，他走过来亲手把项链解了下来，递给了凯兰达。
我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要发生了。
凯兰达拿出一个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不一会，一丝胜利的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当他把项链递给拉姆齐正准备开口说话时，忽然看见拉姆齐夫人的脸是那样的白，好像她马上就会晕过去。她的眼睛看着凯兰达，那是一种绝望的哀求。我很奇怪，拉姆齐没有看到这些。
凯兰达半张着嘴，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改变着什么。
“我错了，”最后他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仿制品，18美元正合适。”
他从钱包里拿出100美元递给拉姆齐，没有再说一句话。
“也许这能教会你以后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拉姆齐得意洋洋。
我注意到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很快在全船传开了，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笑。对“万事通”先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笑话。但是，拉姆齐夫人再也没有出来过，据说她有点头痛。
三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正在刮脸，凯兰达躺在床上抽雪茄。忽然一阵嘟嘟嘟嘟的声音，一封信从门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外面没有任何人。我捡起信封，上面用印刷字体写着“给凯兰达”。
我把信递给了他：
“哪里来的？”
他打开信封。“哦？”拿出的不是信，而是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把信封撕成碎片从舱口扔了出去。
“没有谁愿意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傻瓜。”他说。
“那珍珠是真的吗？”我问道。
“如果我有一个漂亮的妻子的话，我绝不会让她一个人在纽约呆一年。”他拿出钱包，把100美元放了进去。
这时，我觉得我不是那么不喜欢凯兰达了。
圣彼得教堂下午有一场洗礼，所以奥伯特·爱德瓦还穿着他的司事长袍。他总是把新袍子放在做丧礼或婚礼的时候才穿（哪些讲究时髦的人总是选圣彼得教堂来举行这些典礼），所以，现在他所穿的只是稍微次一等的。穿这袍子，他感到自傲，因为这是他职位尊严的标志。这位子来之不易。折叠和熨烫袍子的事情他总是要亲手干。在这家教堂当了十六年的司事，这样的袍子，已经有过好多件，但他从来都不肯将穿旧的袍子扔掉，所有的袍子都用牛皮纸整齐地包好，存放在卧室衣橱下面的抽屉里。
司事现在是在小礼堂等着牧师结束他的仪式，这样他就能将这里收拾整齐，然后回家。
“他还在那里磨蹭什么呀？”司事自言自语地说。“他难道不知道我也该回去喝杯茶了。”
这位牧师是最近才任命的，四十来岁，红光满面，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而奥伯特·爱德瓦还是为先前的牧师感到遗憾，那是一个旧派的教士，从不大惊小怪，不像现在这位，样样事情都要插上一手。
不久，他看到牧师走了过来。
“佛曼，您能到小教堂里来一会儿吗，我有些事情要同你说说。”
“好的，阁下。”
他们一起沿着教堂走去，牧师将奥伯特·爱德瓦领进了小教堂。奥伯特·爱德瓦看到这里还有两位教堂执事，有一点儿惊讶，他并没有看到他们进来。他们对他和善地点了点头。
“下午好，我的大人。下午好，阁下。”他一个一个地同他们打招呼。
两位都是长者，他们当教堂执事几乎和奥伯特·爱德瓦当司事一样长。他们现在坐在原先的牧师许多年前从意大利弄来的精致的桌子旁边，牧师坐到他们中间空出的椅子上。奥伯特面对着他们，桌子在他与他们之间，心里有些不自在地猜想着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还记得弹风琴的人惹出的麻烦，后来费了不少力才把事情平息了。在圣彼得教堂这样的地方是不允许有丑闻的。牧师的脸上是一团和气，而另外两位却表现出些微的慌乱。
“他是想要他们做某件事，但是他们却不太愿意。”司事对自己说。“准是如此，你可以记住我的话。”
但是奥伯特并没有将他的想法显露在脸上。他以一种谦恭而又尊严的姿态站着。在当司事之前他当过仆人，但是都是在非常体面的人家。开始是在一个富商家当跟班，在一位寡居的贵夫人家他升到了管家的职位，在圣彼得教堂司事职位出现空缺时他已经在一位退职的大使家里当总管，手下有了两个人。他高大，瘦削，沉稳而自尊。看起来，不说是个公爵，但至少也是老派戏班里专门扮演公爵的演员。他老成，坚定，自信。
牧师神彩奕奕地开口了。
“佛曼，有些事情我们实在有些不太愿意对你开口。你已经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了，而且令人满意地履行了你的责任。”
两位执事点着头。
“但是有一天我了解到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觉得有责任要将这事情告知我们的执事。我不胜惊讶地发觉你竟然既不能读也不能写。”
司事的脸上没有显露出任何窘困的神色。
“以前的牧师知道这事，阁下。”他回答说。“他说这无关紧要，他经常说，以他的品味，有时候这个世界教育得也太过分了。”
“这是我生以来听到的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了，”执事们喊叫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说，你当了这个教堂的司事十六年，却从来不会读也不会写？”
“阁下，我从十二岁起就当了差。开头那家厨师曾经想要教我，但我好像在这方面实在不开窍。此后我再也没有时间，我也从来没有真的想着要学。”
“但是，你就不想了解外界的事情？”另一位执事说。“你从来都没有写过信？”
“没有，阁下，没有这些，好像也很好呀。现在报纸上有的是图片，所以我对一切情况都很了解呀。如果我想要写信，我可以让我妻子帮我写嘛。”
“两位执事无可奈何地瞧了一眼牧师，然后就低头看着桌子。
“好吧，佛曼，我同两位先生讨论过这事，他们同我一样，认为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像圣彼得这样的教堂里不能有一个既不能读又不能写的司事。”
奥伯特·爱德瓦瘦削而苍白的脸涨红了，他不自在地跺动着脚，但却没有答话。
“不过，佛曼，你不是可以去学习么？”执事中的一位问道。
“不，阁下。事到如今，我恐怕不行了。你看我已经不再年轻，既然我不能在孩童的时候将这些文字塞进我的头脑里去的话，我想，到如今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佛曼，不是我们要苛求于你，”牧师说，“但是我同执事们已经拿定了主意。我们给你三个月时间，到那时你要是还不能读、不能写，那恐怕就得叫你走人。”
奥伯特从来就不喜欢这个牧师，一开始他就说，他们把圣彼得交给他是一个错误。他知道他的价值，现在他觉得自己放松了一点。
“我感到非常抱歉，阁下，我恐怕要说，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是一条再也不能学新花招的老狗了。不会读不会写，好多年来我也活得很好，就算我还能学会，我也不会说我想要去学了。”
“这么说，佛曼，我只好说你得走人。”
“好的，阁下，我懂， 只要一找到能顶替我的人，我就会乐意递上我的辞职书的。”
但是，当奥伯特·爱德瓦以他通常的礼貌在牧师和执事们离开后关上了教堂的门以后，他再也无法保持住那种庄重的气氛了，他的嘴唇颤抖着。他回到小礼堂将司事的袍子挂到了木砧上。想起他在这里看到的那么多葬礼和婚礼的场面，他叹息着。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穿上了他的夹克，帽子拿在手里，走出了教堂。他把身后教堂的门锁上，漫步穿过广场，在深深的忧伤中，他没有走向那条往家走的路，家里有又浓又好的茶在等待着他，他却转错了方向。他走得很缓慢。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做。重新去做人家的仆人的念头他是不愿意去想的。已经自主了这么多年，他不再能伺候人。他积攒下了一笔钱，但还不足以坐享终生，生活的费用每年都在增加。他从来没有想到会遭遇这样的麻烦。圣彼得教堂的司事，就如同罗马的教皇，是终其一生的呀。奥伯特不抽烟，也不饮酒，但稍有通融，就是说，在正餐时也可以喝杯啤酒，在觉得劳累的时候也可以抽根把烟。就在此刻，他觉得要是有支烟抽，或许会给他一点安慰。既然他从不带烟，他就四下里寻找着，看哪里可以买一盒。他没有看到卖烟的店铺，于是就往下走去。这是一条长长的道路，有各式各样的店铺，可就没有能买到香烟的店铺。
“这真有点儿怪，”奥伯特·爱德瓦说。
为了确信，他又重新在街上走了一遍。没有，确实不用怀疑。他停观察，翻来覆去思索。
“我不会是唯一一位在这条街上走过而想到要抽烟的人的，”他说。“如果哪个家伙在这里开爿小店，我是说，烟草，糖果之类的，准能赚钱。”
他为此遽然一震。
“这就是念头，”他说，“真是奇怪，事情就是在你最没有想的时候这样来了。”
他转过身，走回家，喝了他的茶。
“奥伯特，你今天下午怎么这么一声不吭？”他的妻子说。
“我在思索。”他说。
他将这件事情左思右想了一番，第二天他去了那条街，而且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家出租的店铺。二十四小时后，他将这家店铺拿了下来，一个月以后，一爿卖香烟和书报的店铺就开张了。他的妻子称这件事是他自从当上圣彼得教堂司事以后最糟糕的失落，但是他回答说，人必须跟着时代变，再说，教堂也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
奥伯特干得很不差。他干得的确不错，因为过了一年左右，他突然开窍，他想，为何不再开第二家商店，找个人来经管。于是他又去寻找长长的，还没有香烟店的街道，果然找到这样的街道，还有可以出租的店铺，他又拿了下来。这次他又成功了。这么说，既然能开两家，就能开五六家。他开始走遍全伦敦，只要找到一条长长的，还没有香烟店但有店铺出租的街道，他就拿下来。这样，在十年时间里，他一连开了不下十家店铺，赚到了大笔钱财。每个星期一，他自己就到各家店铺去，将一个星期收到的钱统统收拢起来存到银行去。
有一天早晨，正当他在将一扎扎钞票和一大口袋银币交进银行的时候，一位银行出纳告诉他说，他们的经理想要见他。他被引进一间办公室，经理同他握手。
“佛曼先生，我想同你谈谈你存进我们银行的这些钱。你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吗？”
“虽然不能准确到一磅二磅，但也大体不离十，阁下。”
“除了今天早上你所存进来的，已经稍微超过三万磅了。这是很大一笔钱存款了，最好是用它来投资。”
“我可不想冒任何的风险，阁下。我知道，放在银行里很保险。”
“你无须有丝毫的担心，我们会帮你转换成绝对可靠的证券的。这样会比银行所付的利息高得多。”
佛曼先生富态的脸上出现了疑虑。“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股票和分红，我只是想要把这些钱存放在你的手里就行了。”
经理笑了。“所有的一切我们都会帮你做的。你以后只要在传票上签名就行了。”
“这我倒能做，”奥伯特不无疑虑地说。“不过，我怎么知道到底签的是什么呀？”
“我想你总应该会阅读吧，”经理以玩笑的口吻激烈地说。
佛曼先生给了他一个解除疑虑的微笑。
“哦，阁下，事情正是如此。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好笑，但是我真的不能读也不能写，我只会签自己的名字，而这也是我在经营了生意以后才学会的。”
经理大吃一惊，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
“这是我平生所听说的最不寻常的事情。”经理呆呆地盯着他，仿佛他是一个史前的怪物。
“你是说，你建立了这么重要的生意，赚了三万磅的财富，却不会读也不会写？我的天呐，我的好人，如果你要会读会写，那你现在还会成什么样啊？”
“我可以告诉你，阁下，”佛曼先生说，一丝笑容浮上了他依然高贵的面庞。“那我就还是内维尔广场圣彼得教堂的司事。”
司事现在是在小礼堂等着牧师结束他的仪式，这样他就能将这里收拾整齐，然后回家。
“他还在那里磨蹭什么呀？”司事自言自语地说。“他难道不知道我也该回去喝杯茶了。”
这位牧师是最近才任命的，四十来岁，红光满面，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而奥伯特·爱德瓦还是为先前的牧师感到遗憾，那是一个旧派的教士，从不大惊小怪，不像现在这位，样样事情都要插上一手。
不久，他看到牧师走了过来。
“佛曼，您能到小教堂里来一会儿吗，我有些事情要同你说说。”
“好的，阁下。”
他们一起沿着教堂走去，牧师将奥伯特·爱德瓦领进了小教堂。奥伯特·爱德瓦看到这里还有两位教堂执事，有一点儿惊讶，他并没有看到他们进来。他们对他和善地点了点头。
“下午好，我的大人。下午好，阁下。”他一个一个地同他们打招呼。
两位都是长者，他们当教堂执事几乎和奥伯特·爱德瓦当司事一样长。他们现在坐在原先的牧师许多年前从意大利弄来的精致的桌子旁边，牧师坐到他们中间空出的椅子上。奥伯特面对着他们，桌子在他与他们之间，心里有些不自在地猜想着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还记得弹风琴的人惹出的麻烦，后来费了不少力才把事情平息了。在圣彼得教堂这样的地方是不允许有丑闻的。牧师的脸上是一团和气，而另外两位却表现出些微的慌乱。
“他是想要他们做某件事，但是他们却不太愿意。”司事对自己说。“准是如此，你可以记住我的话。”
但是奥伯特并没有将他的想法显露在脸上。他以一种谦恭而又尊严的姿态站着。在当司事之前他当过仆人，但是都是在非常体面的人家。开始是在一个富商家当跟班，在一位寡居的贵夫人家他升到了管家的职位，在圣彼得教堂司事职位出现空缺时他已经在一位退职的大使家里当总管，手下有了两个人。他高大，瘦削，沉稳而自尊。看起来，不说是个公爵，但至少也是老派戏班里专门扮演公爵的演员。他老成，坚定，自信。
牧师神彩奕奕地开口了。
“佛曼，有些事情我们实在有些不太愿意对你开口。你已经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了，而且令人满意地履行了你的责任。”
两位执事点着头。
“但是有一天我了解到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觉得有责任要将这事情告知我们的执事。我不胜惊讶地发觉你竟然既不能读也不能写。”
司事的脸上没有显露出任何窘困的神色。
“以前的牧师知道这事，阁下。”他回答说。“他说这无关紧要，他经常说，以他的品味，有时候这个世界教育得也太过分了。”
“这是我生以来听到的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了，”执事们喊叫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说，你当了这个教堂的司事十六年，却从来不会读也不会写？”
“阁下，我从十二岁起就当了差。开头那家厨师曾经想要教我，但我好像在这方面实在不开窍。此后我再也没有时间，我也从来没有真的想着要学。”
“但是，你就不想了解外界的事情？”另一位执事说。“你从来都没有写过信？”
“没有，阁下，没有这些，好像也很好呀。现在报纸上有的是图片，所以我对一切情况都很了解呀。如果我想要写信，我可以让我妻子帮我写嘛。”
“两位执事无可奈何地瞧了一眼牧师，然后就低头看着桌子。
“好吧，佛曼，我同两位先生讨论过这事，他们同我一样，认为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像圣彼得这样的教堂里不能有一个既不能读又不能写的司事。”
奥伯特·爱德瓦瘦削而苍白的脸涨红了，他不自在地跺动着脚，但却没有答话。
“不过，佛曼，你不是可以去学习么？”执事中的一位问道。
“不，阁下。事到如今，我恐怕不行了。你看我已经不再年轻，既然我不能在孩童的时候将这些文字塞进我的头脑里去的话，我想，到如今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佛曼，不是我们要苛求于你，”牧师说，“但是我同执事们已经拿定了主意。我们给你三个月时间，到那时你要是还不能读、不能写，那恐怕就得叫你走人。”
奥伯特从来就不喜欢这个牧师，一开始他就说，他们把圣彼得交给他是一个错误。他知道他的价值，现在他觉得自己放松了一点。
“我感到非常抱歉，阁下，我恐怕要说，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是一条再也不能学新花招的老狗了。不会读不会写，好多年来我也活得很好，就算我还能学会，我也不会说我想要去学了。”
“这么说，佛曼，我只好说你得走人。”
“好的，阁下，我懂， 只要一找到能顶替我的人，我就会乐意递上我的辞职书的。”
但是，当奥伯特·爱德瓦以他通常的礼貌在牧师和执事们离开后关上了教堂的门以后，他再也无法保持住那种庄重的气氛了，他的嘴唇颤抖着。他回到小礼堂将司事的袍子挂到了木砧上。想起他在这里看到的那么多葬礼和婚礼的场面，他叹息着。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穿上了他的夹克，帽子拿在手里，走出了教堂。他把身后教堂的门锁上，漫步穿过广场，在深深的忧伤中，他没有走向那条往家走的路，家里有又浓又好的茶在等待着他，他却转错了方向。他走得很缓慢。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做。重新去做人家的仆人的念头他是不愿意去想的。已经自主了这么多年，他不再能伺候人。他积攒下了一笔钱，但还不足以坐享终生，生活的费用每年都在增加。他从来没有想到会遭遇这样的麻烦。圣彼得教堂的司事，就如同罗马的教皇，是终其一生的呀。奥伯特不抽烟，也不饮酒，但稍有通融，就是说，在正餐时也可以喝杯啤酒，在觉得劳累的时候也可以抽根把烟。就在此刻，他觉得要是有支烟抽，或许会给他一点安慰。既然他从不带烟，他就四下里寻找着，看哪里可以买一盒。他没有看到卖烟的店铺，于是就往下走去。这是一条长长的道路，有各式各样的店铺，可就没有能买到香烟的店铺。
“这真有点儿怪，”奥伯特·爱德瓦说。
为了确信，他又重新在街上走了一遍。没有，确实不用怀疑。他停观察，翻来覆去思索。
“我不会是唯一一位在这条街上走过而想到要抽烟的人的，”他说。“如果哪个家伙在这里开爿小店，我是说，烟草，糖果之类的，准能赚钱。”
他为此遽然一震。
“这就是念头，”他说，“真是奇怪，事情就是在你最没有想的时候这样来了。”
他转过身，走回家，喝了他的茶。
“奥伯特，你今天下午怎么这么一声不吭？”他的妻子说。
“我在思索。”他说。
他将这件事情左思右想了一番，第二天他去了那条街，而且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家出租的店铺。二十四小时后，他将这家店铺拿了下来，一个月以后，一爿卖香烟和书报的店铺就开张了。他的妻子称这件事是他自从当上圣彼得教堂司事以后最糟糕的失落，但是他回答说，人必须跟着时代变，再说，教堂也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
奥伯特干得很不差。他干得的确不错，因为过了一年左右，他突然开窍，他想，为何不再开第二家商店，找个人来经管。于是他又去寻找长长的，还没有香烟店的街道，果然找到这样的街道，还有可以出租的店铺，他又拿了下来。这次他又成功了。这么说，既然能开两家，就能开五六家。他开始走遍全伦敦，只要找到一条长长的，还没有香烟店但有店铺出租的街道，他就拿下来。这样，在十年时间里，他一连开了不下十家店铺，赚到了大笔钱财。每个星期一，他自己就到各家店铺去，将一个星期收到的钱统统收拢起来存到银行去。
有一天早晨，正当他在将一扎扎钞票和一大口袋银币交进银行的时候，一位银行出纳告诉他说，他们的经理想要见他。他被引进一间办公室，经理同他握手。
“佛曼先生，我想同你谈谈你存进我们银行的这些钱。你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吗？”
“虽然不能准确到一磅二磅，但也大体不离十，阁下。”
“除了今天早上你所存进来的，已经稍微超过三万磅了。这是很大一笔钱存款了，最好是用它来投资。”
“我可不想冒任何的风险，阁下。我知道，放在银行里很保险。”
“你无须有丝毫的担心，我们会帮你转换成绝对可靠的证券的。这样会比银行所付的利息高得多。”
佛曼先生富态的脸上出现了疑虑。“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股票和分红，我只是想要把这些钱存放在你的手里就行了。”
经理笑了。“所有的一切我们都会帮你做的。你以后只要在传票上签名就行了。”
“这我倒能做，”奥伯特不无疑虑地说。“不过，我怎么知道到底签的是什么呀？”
“我想你总应该会阅读吧，”经理以玩笑的口吻激烈地说。
佛曼先生给了他一个解除疑虑的微笑。
“哦，阁下，事情正是如此。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好笑，但是我真的不能读也不能写，我只会签自己的名字，而这也是我在经营了生意以后才学会的。”
经理大吃一惊，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
“这是我平生所听说的最不寻常的事情。”经理呆呆地盯着他，仿佛他是一个史前的怪物。
“你是说，你建立了这么重要的生意，赚了三万磅的财富，却不会读也不会写？我的天呐，我的好人，如果你要会读会写，那你现在还会成什么样啊？”
“我可以告诉你，阁下，”佛曼先生说，一丝笑容浮上了他依然高贵的面庞。“那我就还是内维尔广场圣彼得教堂的司事。”
"Carmen" is a novella by Prosper Mérimée, written and first published in 1845. It has been adapted into a number of dramatic works, including the famous opera by Georges Bizet.
Sources
According to a letter Mérimée wrote to the Countess of Montijo, "Carmen" was inspired by a story she told him on his visit to Spain in 1830. He said, "It was about that ruffian from Málaga who had killed his mistress, who consecrated herself exclusively to the public. […] As I have been studying the Gypsies for some time, I have made my heroine a Gypsy."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material on the Roma (Gypsies) was George Borrow's book The Zincali (1841). Another source may have been the narrative poem "The Gypsies" by Alexander Pushkin (Brown 1986).
Plot summary
The novella comprises four parts. Only the first three appeared in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 in the Revue des Deux Mondes (Review of the Two Worlds); the fourth first appeared in the book publication in 1846. Mérimée tells the story as if it had really happened to him on his trip to Spain in 1830.
Part I. While searching for the site of the Battle of Munda in a lonely spot in Andalusia, Mérimée meets a man who his guide hints is a dangerous robber. Instead of fleeing, Mérimée befriends the man by sharing cigars and food. They stay in the same primitive inn that night. The guide tells Mérimée that the man is the robber known as Don José Navarro and leaves to inform on him, but Mérimée warns Don José, who escapes.
Part II. Later, in Córdoba, Mérimée meets Carmen, a beautiful Roma woman who is fascinated by his repeating watch. He goes to her home so she can tell his fortune, and she impresses him with her occult knowledge. They are interrupted by Don José, and although Carmen makes throat-cutting gestures, José escorts Mérimée out. Mérimée finds his watch is missing.
Some months later, again in Córdoba, a friend of Mérimée's tells him that Don José Navarro is to be garrotted the next day. Mérimée visits the prisoner and hears the story of his life.
Part III. Our robber's real name is José Lizarrabengoa, and he is a Basque hidalgo from Navarre. He killed a man in a fight resulting from a game of paume (presumably some form of Basque pelota) and had to flee. In Seville he joined a unit of dragoons, soldiers with police functions.
Statue of Carmen on the Paseo Alcalde Marqués de Contadero, Seville
One day he met Carmen, then working in the cigar factory he was guarding. As he alone in his unit ignored her, she teased him. A few hours later, he arrested her for cutting x's in a co-worker's face in a quarrel. She convinced him by speaking Basque that she was half Basque, and he let her go, for which he was imprisoned for a month and demoted.
After his release, he encountered her again and she repaid him with a day of bliss, followed by another when he allowed her fellow smugglers to pass his post. He looked for her at the house of one of her Roma friends, but she entered with his lieutenant. In the ensuing fight, José killed the lieutenant and had to join Carmen's outlaw band.
With the outlaws, he progressed from smuggling to robbery, and was sometimes with Carmen but suffered from jealousy as she used her attractions to further the band's enterprises; he also learned that she was married. After her husband joined the band, José provoked a knife fight with him and killed him. Carmen became José's wife.
However, she told him she loved him less than before, and she became attracted to a successful young picador named Lucas. José, mad with jealousy, begged her to forsake other men and live with him; they could start an honest life in America. She said that she knew from omens that he was fated to kill her, but "Carmen will always be free," and as she now hated herself for having loved him, she would never give in to him. He stabbed her to death and then turned himself in. Don José ends his tale by saying that the Roma are to blame for the way they raised Carmen.
Part IV. If readers expect a continuation of the story, perhaps with a description of José's execution, they will be surprised. This part consists of scholarly remarks on the Roma: their appearance, their customs, their conjectured history, and their language. According to Henri Martineau, editor of a collection of Mérimée's fiction, the etymologies at the end are "extremely suspect".
Differences from the opera
As the above summary and that of Bizet's opera indicate, the opera is based on Part III of the story only and eliminates many elements, such as Carmen's husband. It greatly increases the role of other characters, such as the Dancaïre, who is only a minor character in the story; the Remendado, who one page after he is introduced is wounded by soldiers and then shot by Carmen's husband to keep him from slowing the gang down; and Lucas (renamed Escamillo and promoted to matador), who is seen only in the bull ring in the story. The opera's female singing roles other than Carmen—Micaëla, Frasquita, and Mercédès—have no counterparts in the novella. Carmen knows her fate not from reading cards but from interpreting such omens as a hare running between José's horse's legs. Other differences are too numerous to list.
Sources
According to a letter Mérimée wrote to the Countess of Montijo, "Carmen" was inspired by a story she told him on his visit to Spain in 1830. He said, "It was about that ruffian from Málaga who had killed his mistress, who consecrated herself exclusively to the public. […] As I have been studying the Gypsies for some time, I have made my heroine a Gypsy."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material on the Roma (Gypsies) was George Borrow's book The Zincali (1841). Another source may have been the narrative poem "The Gypsies" by Alexander Pushkin (Brown 1986).
Plot summary
The novella comprises four parts. Only the first three appeared in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 in the Revue des Deux Mondes (Review of the Two Worlds); the fourth first appeared in the book publication in 1846. Mérimée tells the story as if it had really happened to him on his trip to Spain in 1830.
Part I. While searching for the site of the Battle of Munda in a lonely spot in Andalusia, Mérimée meets a man who his guide hints is a dangerous robber. Instead of fleeing, Mérimée befriends the man by sharing cigars and food. They stay in the same primitive inn that night. The guide tells Mérimée that the man is the robber known as Don José Navarro and leaves to inform on him, but Mérimée warns Don José, who escapes.
Part II. Later, in Córdoba, Mérimée meets Carmen, a beautiful Roma woman who is fascinated by his repeating watch. He goes to her home so she can tell his fortune, and she impresses him with her occult knowledge. They are interrupted by Don José, and although Carmen makes throat-cutting gestures, José escorts Mérimée out. Mérimée finds his watch is missing.
Some months later, again in Córdoba, a friend of Mérimée's tells him that Don José Navarro is to be garrotted the next day. Mérimée visits the prisoner and hears the story of his life.
Part III. Our robber's real name is José Lizarrabengoa, and he is a Basque hidalgo from Navarre. He killed a man in a fight resulting from a game of paume (presumably some form of Basque pelota) and had to flee. In Seville he joined a unit of dragoons, soldiers with police functions.
Statue of Carmen on the Paseo Alcalde Marqués de Contadero, Seville
One day he met Carmen, then working in the cigar factory he was guarding. As he alone in his unit ignored her, she teased him. A few hours later, he arrested her for cutting x's in a co-worker's face in a quarrel. She convinced him by speaking Basque that she was half Basque, and he let her go, for which he was imprisoned for a month and demoted.
After his release, he encountered her again and she repaid him with a day of bliss, followed by another when he allowed her fellow smugglers to pass his post. He looked for her at the house of one of her Roma friends, but she entered with his lieutenant. In the ensuing fight, José killed the lieutenant and had to join Carmen's outlaw band.
With the outlaws, he progressed from smuggling to robbery, and was sometimes with Carmen but suffered from jealousy as she used her attractions to further the band's enterprises; he also learned that she was married. After her husband joined the band, José provoked a knife fight with him and killed him. Carmen became José's wife.
However, she told him she loved him less than before, and she became attracted to a successful young picador named Lucas. José, mad with jealousy, begged her to forsake other men and live with him; they could start an honest life in America. She said that she knew from omens that he was fated to kill her, but "Carmen will always be free," and as she now hated herself for having loved him, she would never give in to him. He stabbed her to death and then turned himself in. Don José ends his tale by saying that the Roma are to blame for the way they raised Carmen.
Part IV. If readers expect a continuation of the story, perhaps with a description of José's execution, they will be surprised. This part consists of scholarly remarks on the Roma: their appearance, their customs, their conjectured history, and their language. According to Henri Martineau, editor of a collection of Mérimée's fiction, the etymologies at the end are "extremely suspect".
Differences from the opera
As the above summary and that of Bizet's opera indicate, the opera is based on Part III of the story only and eliminates many elements, such as Carmen's husband. It greatly increases the role of other characters, such as the Dancaïre, who is only a minor character in the story; the Remendado, who one page after he is introduced is wounded by soldiers and then shot by Carmen's husband to keep him from slowing the gang down; and Lucas (renamed Escamillo and promoted to matador), who is seen only in the bull ring in the story. The opera's female singing roles other than Carmen—Micaëla, Frasquita, and Mercédès—have no counterparts in the novella. Carmen knows her fate not from reading cards but from interpreting such omens as a hare running between José's horse's legs. Other differences are too numerous to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