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部有關菇類的專著。南宋陳仁玉（字碧樓，浙江臺州仙居人）撰。1245年成書。書中論述了浙江臺州(今臨海縣)所産11種菇（合蕈、稠膏蕈、慄殼蕈、鬆蕈、麥蕈、王蕈、黃蕈、紫蕈、四季蕈、鵝膏蕈等）的産區、性味、形狀、品級、生長及采摘時間。書後附有毒菌的解毒方法：“以苦茗、白礬勻新水咽之。”
曾安止與《禾譜》
陳泗東先生《幸園筆耕錄》中《泉州歷史上的科技成就展覽內容簡介》、黃樂德先生《泉州科技史話》、王洪濤先生《晚蠶集》中《兩宋泉人的農書著作》，均據馬端臨《文獻通考》218《經籍志》記載，說撰寫《禾譜》的曾安止為溫陵（泉州）人。一說曾安止為江西泰和縣人。曾安止究為何地人？從江西泰和《匡原曾氏族譜》、《秧馬歌》碑的發現、《禾譜》的流傳與發現看，曾安止應為江西泰和人。
曾安止（1048－1074年），字移忠，號屠竜翁。熙寧（1068－1074年）進士，嘗為彭澤令。紹聖初（1094年）撰《禾譜》5捲，介紹水稻的各個品種、特徵、栽培方法等。它是中國第一部水稻品種專志，在中國農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將該書獻給蘇東坡。蘇東坡認為，該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不譜農器，故為之賦《秧馬歌》附之。
最近在江西泰和縣發現的一些文物，為考證曾安止的生平事跡提供了佐證。
泰和縣石山鄉匡原村有《匡原曾氏族譜》，記載有曾安止的生平事跡和蘇軾與安止的書信及有關《秧馬歌》碑的摹刻和流傳的部分情況。
1983年泰和縣在文物普查中在石山鄉匡原村曾氏祠堂中發現《秧馬歌》碑，現藏泰和縣博物館。碑長131釐米，寬33釐米，厚3釐米，行書陰刻。
曾安止撰《禾譜》後，曾進獻蘇軾。軾美其“文既溫雅，事亦詳實”然惜不譜農器。因此作了一首《秧馬歌》贈安止附《禾譜》之末。
蘇軾《秧馬歌》引雲：
過廬陵，見宣德郎曾君安止，出使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桐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昴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係束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絶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 ”解者曰：“橇形如箕，行泥上。”豈秧馬之類歟？乃作歌以遺曾君附《禾譜》之末。蘇軾。
蘇軾《題秧馬歌後》雲：“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傾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之。”蘇軾見曾安止是在江西廬陵，即曾安止的故鄉。
《秧馬歌》碑在泰和縣石山鄉匡原村曾氏祠堂發現，即曾安止的故鄉發現。關於《秧馬歌》碑的流傳，明三華蕭尚仁《秧馬歌附跋》載：“蘇文忠公以紹聖甲戊授寧遠軍節度使，惠州安置。六月，道經廬陵，作《秧馬歌》以贈安止公。刻石於清都觀。後六十餘年，公之七世孫慶道自夢陵徙匡原。地近於觀，因請石板藏於傢。 ”光緒《吉安府志·金石目》蘇軾秧馬歌條載：“今其石猶存曾氏，字共三十六行……前十四行，後三行下方損數十字，末年月亦磨滅不可拓。”（尹美祿：《秧馬歌》碑及秧馬的流傳，《農業考古》1987年第1期）此亦可證曾安止為泰和縣人。
據曹樹基：北宋農書《禾譜》的部分內容在江西泰和縣發現（《農業考古》1984年第1期）雲：《禾譜》宋元明一直流傳於世，衹是在明代末期，纔湮沒無聞。這次所見《禾譜》一書的部分內容，是曾安止後裔（遷徙匡原村的支係）修撰族譜時的節錄。……可以確知，該書在泰和鄉間一直流傳到民國時期。
以上為證明曾安止是江西泰和人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如果說曾安止為溫陵（泉州）人，他熙寧（1068－1074年）間中進士，但在《閩書》、《八閩通志》、乾隆《泉州府志》、道光《晉江縣志》選舉志中均查無此人。如果說曾安止為泉州人，其著作《禾譜》及蘇軾《秧馬歌》肯定會在地方文獻中記錄下來，但乾隆《泉州府志》74,藝文志，道光《晉江縣志》 70典籍志、71,金石志均無記載。
馬端臨《文獻通考》218,經籍志說曾安止為溫陵人，不知何據？或者曾安止傢族是從泉州移居江西。□李玉昆
陳泗東先生《幸園筆耕錄》中《泉州歷史上的科技成就展覽內容簡介》、黃樂德先生《泉州科技史話》、王洪濤先生《晚蠶集》中《兩宋泉人的農書著作》，均據馬端臨《文獻通考》218《經籍志》記載，說撰寫《禾譜》的曾安止為溫陵（泉州）人。一說曾安止為江西泰和縣人。曾安止究為何地人？從江西泰和《匡原曾氏族譜》、《秧馬歌》碑的發現、《禾譜》的流傳與發現看，曾安止應為江西泰和人。
曾安止（1048－1074年），字移忠，號屠竜翁。熙寧（1068－1074年）進士，嘗為彭澤令。紹聖初（1094年）撰《禾譜》5捲，介紹水稻的各個品種、特徵、栽培方法等。它是中國第一部水稻品種專志，在中國農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將該書獻給蘇東坡。蘇東坡認為，該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不譜農器，故為之賦《秧馬歌》附之。
最近在江西泰和縣發現的一些文物，為考證曾安止的生平事跡提供了佐證。
泰和縣石山鄉匡原村有《匡原曾氏族譜》，記載有曾安止的生平事跡和蘇軾與安止的書信及有關《秧馬歌》碑的摹刻和流傳的部分情況。
1983年泰和縣在文物普查中在石山鄉匡原村曾氏祠堂中發現《秧馬歌》碑，現藏泰和縣博物館。碑長131釐米，寬33釐米，厚3釐米，行書陰刻。
曾安止撰《禾譜》後，曾進獻蘇軾。軾美其“文既溫雅，事亦詳實”然惜不譜農器。因此作了一首《秧馬歌》贈安止附《禾譜》之末。
蘇軾《秧馬歌》引雲：
過廬陵，見宣德郎曾君安止，出使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為腹，欲其滑，以楸桐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昴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係束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絶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 ”解者曰：“橇形如箕，行泥上。”豈秧馬之類歟？乃作歌以遺曾君附《禾譜》之末。蘇軾。
蘇軾《題秧馬歌後》雲：“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傾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之。”蘇軾見曾安止是在江西廬陵，即曾安止的故鄉。
《秧馬歌》碑在泰和縣石山鄉匡原村曾氏祠堂發現，即曾安止的故鄉發現。關於《秧馬歌》碑的流傳，明三華蕭尚仁《秧馬歌附跋》載：“蘇文忠公以紹聖甲戊授寧遠軍節度使，惠州安置。六月，道經廬陵，作《秧馬歌》以贈安止公。刻石於清都觀。後六十餘年，公之七世孫慶道自夢陵徙匡原。地近於觀，因請石板藏於傢。 ”光緒《吉安府志·金石目》蘇軾秧馬歌條載：“今其石猶存曾氏，字共三十六行……前十四行，後三行下方損數十字，末年月亦磨滅不可拓。”（尹美祿：《秧馬歌》碑及秧馬的流傳，《農業考古》1987年第1期）此亦可證曾安止為泰和縣人。
據曹樹基：北宋農書《禾譜》的部分內容在江西泰和縣發現（《農業考古》1984年第1期）雲：《禾譜》宋元明一直流傳於世，衹是在明代末期，纔湮沒無聞。這次所見《禾譜》一書的部分內容，是曾安止後裔（遷徙匡原村的支係）修撰族譜時的節錄。……可以確知，該書在泰和鄉間一直流傳到民國時期。
以上為證明曾安止是江西泰和人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如果說曾安止為溫陵（泉州）人，他熙寧（1068－1074年）間中進士，但在《閩書》、《八閩通志》、乾隆《泉州府志》、道光《晉江縣志》選舉志中均查無此人。如果說曾安止為泉州人，其著作《禾譜》及蘇軾《秧馬歌》肯定會在地方文獻中記錄下來，但乾隆《泉州府志》74,藝文志，道光《晉江縣志》 70典籍志、71,金石志均無記載。
馬端臨《文獻通考》218,經籍志說曾安止為溫陵人，不知何據？或者曾安止傢族是從泉州移居江西。□李玉昆
《氾勝之書》是西漢晚期的一部重要農學著作，一般認為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農書。《漢書‧藝文志》著錄作“《氾勝之》十八篇”，《氾勝之書》是後世的通稱。作者氾勝之，漢成帝時人，曾為議郎，在今陝西關中平原地區教民耕種，獲得豐收。該書是他對西漢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産經驗和操作技術的總結，主要內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則、播種日期的選擇、種子處理、個別作物的栽培、收穫、留種和貯藏技術﹑區種法等。就現存文字來看﹐以對個別作物的栽培技術的記載較為詳細。這些作物有禾﹑黍﹑麥﹑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十三種。區種法(即區田法)在該書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書中提到的溲種法﹑耕田法﹑種麥法﹑種瓜法﹑種瓠法﹑穗選法﹑調節稻田水溫法﹑桑苗截乾法等，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科學的精神。
氾書早佚，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多所徵引。清人輯佚本以洪頤所輯為優。今人石聲漢撰有《氾勝之書今釋》﹑萬國鼎撰有《氾勝之書輯釋》。
作者事跡和思想
《氾勝之書》的作者氾勝之，正史中沒有他的傳，古籍中有關他的事跡的記載也寥寥無幾。他是西漢末年人，《漢書·藝文志》註說他在漢成帝時當過議郎。祖籍在山東氾水一帶。《廣韻》雲捲二凡第二十九載，氾姓“出敦煌、濟北二望。皇甫謐雲：‘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氾水，因改焉。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敦煌太守，子孫因傢焉。’”氾水是濟水的支流，在山東曹縣北四十裏，與定陶縣交界。氾勝之雖是山東人，但在歷史上留下印跡的主要活動卻是在西漢京師地區指導農業生産。《漢書·藝文志》註曰；“劉嚮《別錄》雲，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晉書·食貨志》謂：“昔者輕車使者[1]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他在這些活動中所積纍的經驗和資料，是撰寫農書的基礎；而他也是主要靠《氾勝之書》而聞名後世的。
從現存有關《氾勝之書》的資料看，氾勝之具有突出的重農思想。他說：“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又無粟者，弗能守也。夫𠔌帛實天下之命。 ”[2]把糧食布帛看作國計民生的命脈所係，是當時一些進步思想傢的共識；氾勝之的特點是把推廣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作為發展農業生産的重要途徑。他曾經表彰一名佚名的衛尉：“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法。民事人所忽略，衛尉懃之，忠國愛民之至。”[3]在這裏，他把推廣先進農業科技，發展農業生産提高到“忠國愛民”的高度。可以說，《氾勝之書》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寫成的。
背景和條件
春秋戰國時期，以鐵器和牛耕的推廣為主要標志，我國的農業生産力在發生了一個飛躍。但當時的鐵農具以小型的鐝、鍤、鋤之類為多，鐵犁數量很少，而且形製原始，牛耕的推廣還是很初步的。長期的戰爭又使新的生産力所包含的能量不能充分發揮出來。秦的統一本來給生産力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秦朝的苛玫暴斂，無限度地使用民力，又造成了社會生産的破壞。劉邦結束了楚漢相爭的局面，重新統一了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漢初統治者吸收了亡秦的教訓，實行了“休養生息”的政策，重視對農業生産的保護和勸導，社會經濟獲得了恢復和發展。到了漢武帝時期，生産力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以“耦犁” 的發明和推廣為標志，鐵犁牛耕在黃河流域獲得了普及，並嚮其他地區推廣開去。春秋戰國以來生産力躍進所藴涵的能量，至此充分地迸發出來，農業生産獲得全方位的發展，商品經濟也呈現出一片繁榮。農業生産力的這種空前的發展，為農業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經驗和新的基礎。《氾勝之書》正是在這新的基礎上對新的經驗所作的新的總結。
在戰國秦漢農業經濟的發展中，關中地區處於領先的地位。商鞅變法後，秦國長期實行奬勵耕戰的政策，農業經濟發展很快，牛耕也比關東六國有較大程度的推廣，鄭國渠的建成又大大加強了秦國的經濟實力，奠定了秦統一六國的基礎。秦帝國建立後，賦役的重負主要壓在原山東六國的頭上，對原秦國本土的經濟則采取了保護政策，大量的遷民又使秦本土的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獲得補充，因此，在山東六國農業經濟瀕於崩潰的同時，關中地區的經濟卻相對穩定和有所發展；從而在楚漢戰爭中成為支持劉邦取得戰爭勝利的可靠後方。重新統一後的漢帝國，繼續建都關中；關中又成為漢朝政府發展農業生産力的重點地區獲得全國各地人力物力的支持。西漢時期，關中地區興建了一係列大型水利工程，鼕麥的種植有了很大發展，趙過總結的“耦犁”和代田法也是首先在關中地區推廣的。關中成了“膏壤沃野千裏”的首富之區。據司馬遷的估計，“關中之地 [4]，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記·貨殖列傳》）。氾勝之在這一地區負責勸農工作，使他在機會接觸和瞭解當時最先進的農業生産技術。
我國自戰國以後，黃河流域進入大規模開發的新階段，耕地大為擴展，溝洫農田逐漸廢棄，幹旱又成為農業生産中的主要威脅。在氾勝之從事勸農活動的關中地區，情況更是這樣。這裏降水量不多，分佈又不均勻，旱澇交替發生，尤以旱的威脅最大。灌溉工程雖有較大發展，但旱地畢竟是大多數，需要盡可能地接納和保持天然的降水，包括每年西北季風送來的鼕雪。總之，這是一個典型的旱農區；這種自然條件在很大程度上製約着農業技術發展的方向。
氾勝之生活的時代，還嚮農業生産和農業科技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和新的要求。一是人口的迅速增加。據《漢書·地理志》所載，漢平帝年間在籍民戶為一千二百多萬，口數為五千九百多萬，這是漢代人口的最高峰。對糧食的需求量也因此越來越大。二是西漢中期以後，土地兼併日益發展，大量農民喪失土地，社會上出現嚴重的流民問題。成帝時，雖然“天下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漢書·食貨志》），但更大的社會危機也在藴釀之中。漢朝統治者面臨一個如何安置無地或少地農民，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産的問題。
《氾勝之書》就是在上述社會背景下出現的，這些背景在《氾勝之書》中都留下了印跡。
流傳和失佚
《氾勝之書》原名是《氾勝之十八篇》（《漢書·藝文志》農傢類），《氾勝之書》一名始見於《隋書·經籍志》，後來成為該書的通稱。
該書在漢代已擁有崇高的聲譽；屢屢為學者所引述。如東漢著名學者鄭玄註《周禮·地官·草人》雲：“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唐賈公彥疏雲：“漢時農書數傢，氾勝（之）為上。”鄭玄註《禮記·月令》孟春之月“草木萌動”又云：“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孔穎達疏謂：“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為《氾勝之書》也。”其說是。
東漢時期另一位著名學者崔寔在其所著《四民月令》中亦以《氾勝之書》為其重要依據。茲把《四民月令》每月土壤耕作安排與《氾勝之書》的有關記載表 [5]列如下，以便比較：
《氾勝之書》和《四民月令》關於土壤耕作的記載
《四民月令》
《氾勝之書》
正月
雨水中，地氣上騰，土長冒橛（農書曰：椓一尺二寸，橛埋於地，令出地二寸，正月冰釋，土墳起沒橛也）陳根可拔，急菑強土黑垆之田。
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垆土。
春候地氣通：椓橛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橛，陳根可拔。此時。……以時耕，一而當四……
二月
陰凍畢釋，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勸農使者氾勝之法）。
三月
杏花盛，可菑沙、白、輕土之田（氾勝之曰：“杏花如荼，可耕白沙也。”）。
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
五月
可菑麥田。
凡麥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時。
六月
可菑麥田。
七月
菑麥田。[6]
以上資料，除“七月菑麥田”可存疑外，其餘可以說是全部源於《氾書》。其中“二月：陰凍畢釋，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勸農使者氾勝之法）”一節，雖不一定是《氾書》原文，但肯定源於《氾書》；三月引氾勝之“杏花如荼，可耕白沙也”一語也可能是《氾勝之書》的佚文。這些都可補充今人所輯《氾勝之書》之不足。
《氾勝之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仍然備受重視。如北朝蕭大圜雲：“獲菽尋氾氏之書。”（《北史》29《蕭大圜傳》）賈思勰寫作《齊民要術》，也大量引用《氾勝之書》的材料；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氾勝之書》的佚文，主要就是《齊民要術》保存下來的。
隋唐時期，該書仍在流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有著錄。唐代和北宋初年的一些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事類賦》等，對它多所徵引。大概宋仁宗時期開始流行漸少，此時成書的《崇文總目》未見著錄。後來著名的私傢目錄如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郡書錄解題》都未載此書，僅偶見於鄭樵的《通志》。宋以後的官私目錄再也沒有提到《氾勝之書》。看來此書是在兩宋之際亡佚的。[7]
輯佚與整理研究
十九世紀前半期，出現了《氾勝之書》的三種輯佚本：一是洪頤煊輯錄的《氾勝之書》二捲，編在他1811年所刻的《經典集林》中；二是宋葆淳1919年輯錄的《漢氾勝之遺書》：三是馬國翰輯錄的《氾勝之書》二捲，編刊在他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時間大約是十九世紀前半期之末。它們的材料來源主要是《齊民要術》，而所根據的是不好的版本，故問題較多。其中洪、馬二氏所輯較好，宋氏所輯最差。[8]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祖國農業遺産的整理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視，一些學者致力於運用現代科學知識整理和研究《氾勝之書》，對《氾勝之書》進行重新的輯佚和校訂，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石聲漢的《氾勝之書今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出版）和萬國鼎的《氾勝之書輯釋》（中華書局，1957年出版；農業出版社，1980年新二版）。
石聲漢的《氾勝之書今釋》共輯得三千五百餘字，分作101條，按照1、耕作，2、選擇播種日期，3、處理𠔌物種子、4、個別作物栽培技術，5、收穫，6、留種及貯藏，7、“區種法”的次序重新編次。每條先列正文，次列現代口語的“釋文”，並附以校記和註釋。在“正文和今釋”之後，是總體研究的《〈氾勝之書〉底分析》一文。該書的英譯本1959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萬國鼎的《氾勝之書輯釋》輯得原文3696字。他參照《齊民要術》，把《氾書》原文分為18節：1、耕田，2、收種，3、溲種法，4、區田法，5、禾，6、黍，7、麥，8、稻，9、稗，10、大豆，11、小豆，12、枲，13、麻，14、瓜，15、瓠，16、芋，17、桑，18、雜項。每節又包括三個部分，一是正文，並附以校勘記和註釋，二是譯文，三是討論，深入探討《氾勝之書》中的有關問題。
這兩個輯釋本的特點，一是註意選用善本，並作了比較認真的校訂，因而比前人的輯本完善和精審得多；二是把輯佚整理和研究相結合，並力圖運用現代農業科學知識對《氾勝之書》進行新的闡發。這兩本書為後人對《氾勝之書》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５絞槎浴稓鍤ぶ欏紡諶蕕慕饈投嚶脅煌?
國外有些學者，尤其是東鄰日本的學者，也致力於《氾勝之書》的譯介和研究。田島秀夫、志田容子根據石聲漢的校釋本翻譯了《氾勝之書》，1992年由農文容協出版。日本學者對《氾勝之書》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代田法和區田法的問題上。[9]
內容詳解
現存《氾勝之書》的主要內容：
從石聲漢和萬國鼎的輯錄的《氾勝之書》資料看，現存《氾勝之書》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耕作栽培通論。[10]《氾勝之書》首先提出了耕作栽培的總原則：“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 [11]；“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12] 然後分別論述了土壤耕作的原則和種子處理的方法。前者，着重闡述了土壤耕作的時機和方法，從正反兩個方面反復說明正確掌握適宜的土壤耕作時機的重要性。後者包括作物種子的選擇、保藏和處理；而着重介紹了一種特殊的種子處理方法──溲種法。此外還涉及播種日期的選擇等。[13]
第二部分，作物栽培分論。[14]分別介紹了禾、黍、麥、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13作物的栽培方法，內容涉及耕作、播種、中耕、施肥、灌溉、植物保護、收穫等生産環節。
第三部分，特殊作物高産栽培法──區田法。[15]這是《氾勝之書》中非常突出的一個部分，《氾勝之書》現存的三千多字中，有關區種法的文字，多達一千多字；而且在後世的農書和類書中多被徵引。
成就和地位
《氾勝之書》原來分十八篇，在《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九種農傢著作中，它的篇數僅次於“《神農》二十篇”。現存《氾勝之書》的以上內容，僅僅是原書的一部分，以至一小部分。但僅從這一小部分內容已經可以看出，它所反映農業科學技術，與前代農書相比，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在《氾勝之書》之前最有代表性的農學文獻是《呂氏春秋·任地》等三篇。《氾勝之書》所提出的“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的耕作栽培總原則，包括了“趣時”、“和土”、“務糞”、“務澤”、“早鋤 ”、“早獲”等六個技術環節，不但把《任地》等三篇的精華都概括了進去，而且包含了更為豐富和深刻的內容。
如中國傳統農學一貫重視對農時的掌握，《氾勝之書》概括為“趣時”的原則。《審時》篇衹談到“得時之稼”和“失時之稼”的利害對比，《氾勝之書》則具體論述了耕作、播種、中耕、施肥、收穫等各項農活適期的掌握。就土壤耕作的適期而論，不但有時令的要求、物候的標志，而且有用木橛測候的具體方法。
關於土壤耕作，《呂氏春秋·任地》提出：“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氾勝之書》用“和土”兩個字進行概括，不但盡得其精髓，而且提高了一步。《氾勝之書》還總結了“強土而弱之”，“弱土而強之”等具體的耕作技術，把《任地》《辯土》諸篇 “深耕熟耰”技術發展為“耕、摩、藺”相結合的嶄新體係，而揚棄了畎畝結構的形式，使北方旱地耕作技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任地》諸篇沒有談到施肥和灌溉，戰國時其他文獻有談到施肥和灌溉的，但很少涉及施肥和灌溉的具體技術；而《氾勝之書》不但把施肥和灌溉作為耕作栽培的基本措施之一，而且記述了施肥和灌溉的具體技術。《氾勝之書》提出的“務糞、澤”的技術原則，是指盡力保持土壤的肥沃和濕潤，包括了灌溉和施肥，但不限於灌溉和施肥。事實上，《氾勝之書》更重視通過精細耕作的措施，千方百計使土壤接納可能接納的一切降水（包括降雨和降雪），並減少自然蒸發，以保證作物生長對水分的需要。與《任地》諸篇重點講農田的排澇洗鹼不同，《氾勝之書》農業技術的中心環節是防旱保墒。
中國古代農業有實行中耕的悠久傳統，《氾勝之書》繼承了這一傳統，並第一次明確把“早鋤”作為耕作栽培的基本原則之一。“早鋤”的目的，一方面是消滅雜草，防止《呂氏春秋·辯土》所說的“草竊”；另一方面是切斷土壤表層的毛細管，以減少土壤水分的蒸發，是“和土”和保“澤”的手段之一。
“早獲”，是指及時迅速地進行收穫：“獲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為務。芒張葉黃，疾獲之無疑。”這也是對一種有悠久歷史的技術傳統的新概括。
以上各項技術原則是相互聯繫、密不可分的；貫徹其中的一根紅綫就是“三纔”理論。“趣時”就是掌握“天時”，它體現在耕作、播種、施肥、灌溉、收穫等各個環節中。“和土”就是為作物生長創造一個結構良好、水分、溫度等各種條件相互協調土壤環境，以充分發揮“地利”，“趣時”“務糞澤”都是它的手段之一。而無論“趣時”“和土”或“務糞澤”“早鋤早獲”，都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為前提。可以說《氾勝之書》的“耕之本”正是“三纔”理論在耕作栽培方面的具體化。
《氾勝之書》不但重視對農業環境的適應與改造，而且着力於農業生物自身的生産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說，在“三纔”理論的體係中，不但註意“天、地、人” 的因素，而且註意“稼”的因素。在《氾勝之書》作物栽培通論部分中，第一次記述了穗選的技術，作物種子保藏的技術，並且詳細介紹了用骨汁、糞汁拌種，以提高種子生活能力的方法。在作物栽培分論部分中，提高作物生産能力的生物技術措施更是屢見不鮮。
《氾勝之書》不但提出了作物栽培的總的原則，而且把這些原則貫徹到各種具體作物的栽培中去。。如果說，《呂氏春秋·任地》等三篇是作物栽培通論，那麽，《氾勝之書》已經包括了作物栽培的通論和各論了。《氾勝之書》論及的作物有：糧食類的禾（𠔌子）、黍、宿麥（鼕小麥）、旋麥（春小麥）、水稻、小豆、大豆、麻（大麻），油料類的鬍麻（芝麻）、荏（油蘇子），纖維類的枲（雄株大麻），蔬菜類的瓜、瓠，以及芋、稗、桑等。這些作物的栽培方法，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見於文獻記載的，其中包含了許多重要的農業科技成就。例如，在先秦時代已經觀察到大豆根瘤的基礎上，指出大豆自身具有肥力──“豆有膏”，並從而提出對豆類的中耕應該有所節制的技術原則。在蔬菜栽培方面，第一次記載了瓠的靠接和瓜、薤、小豆之間間作套種的技術。在水稻栽培方面，第一次記載了通過延長或縮短水道來調節稻田水溫的技術等。《氾勝之書》對鼕小麥栽培技術的論述尤詳，這和氾勝之曾經在關中推廣鼕小麥的經歷有關。小麥是原産於西亞鼕雨區的越年生作物，並不適應黃河流域鼕春雨雪相對稀缺的自然條件；但中國傳統作物是春種秋收的一年生作物，鼕麥的收穫正值青黃不接時期，有“續絶繼乏”之功，又為社會所迫切需要。我國古代人民為了推廣鼕麥種植，剋服了重重睏難。從《氾勝之書》看，已經形成了適應黃河流域中遊相對幹旱的自然條件的一係列鼕麥栽培技術措施。例如及早夏耕，穗選育種，適時播種，漬種抗旱，秋天棘麥壅根，鼕天壓雪保墒等等。諸如此類的技術成就還可以舉出不少。這些各別作物栽培技術，貫徹了因時、因地、因物製宜的精神。
《氾勝之書》還第一次記載了區田法。這是少種多收、抗旱高産的綜合性技術。其特點是把農田作成若幹寬幅或方形小區，采取深翻作區、集中施肥、等距點播、及時灌溉等措施，奪取高額豐産。典型地體現了中國傳統農學精耕細作的精神。由於作物集中種在一個個小區中，便於澆水抗旱，從而保證最基本的收成。它又不一定要求在成片的耕地，不一定采用鐵犁牛耕，但要求投入大量勞力，比較適合缺乏牛力和大農具、經濟力量比較薄弱的小農經營。它是適應由於人口增加和土地兼併的發展，許多農民缺乏土地，而自然災害又時有發生的情況而創造出來的。歷來被作為禦旱濟貧的救世之方。是最能反映中國傳統農學特點的技術之一。
總之，《氾勝之書》是繼《呂氏春秋·任地》等三篇以後最重要的農學著作。它是在鐵犁牛耕基本普及條件下對我國農業科學技術的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總結，是中國傳統農學的經典之一。
農業經濟思想價值
《氾勝之書》不但是偉大的農學著作，而且在經濟思想方面也有其一定的貢獻。
上文談到，氾勝之經濟思想的核心是重農。在重農思想的指導下，氾勝之非常重視備荒防災。氾勝之所提倡的農業技術，其目標一是高産，二是禦災。區田法就是典型的一例。《氾勝之書》說；
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
一般農田耕作技術亦以防旱保墒為中心環節。除此之外，氾勝之還註意在作物安排上采取措施。為此，他提倡適當種植大豆、稗子等作物以備災荒：
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熟之時，又特滋茂盛，易生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備兇年。
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以備兇年也。謹計傢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
我國戰國時代即有“種𠔌必雜五種，以備災害”（《漢書·食貨志》）的傳統，但在種植計劃中如何安排備荒作物的具體論述，則以《氾勝之書》為最早。
《氾勝之書》在經濟思想史上突出之點是已經註意到投入與産出，成本與利潤的計算。前者有該書提供的區田法用工量、下種量和畝産量的數字，並可據此計算出勞動生産率和下種量與收穫量之比。[17]關於成本與利潤的計算，《氾勝之書》有以下記載：
種瓠法，以三月耕良田十畝。……一本三實，一區十二實，一畝得二千八百八十實，十畝凡得五萬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錢，並直五十七萬六千文。用蠶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萬六千文。餘有五十五萬。肥豬、明燭，利在其外（上文談到，瓠的外殼，“破以為瓢。其中白膚，以養豬緻肥；其瓣，以作燭緻明。”）。
在這一記述中，有關生産成本列出蠶矢（肥料費）、牛耕（應包括畜力與農具的費用在內）和功力（似乎是雇用勞動力的費用）三項，並計算出其貨幣支出之總數；這已包含了農業投入的主要內容，但未提及種子的支出。有關生産收入列出了出售主産品瓠瓢的貨幣收入，副産品“白膚”的“肥豬、明燭”之利雖也估計在內，但沒有具體計算其價格與貨幣收入。看來這一記載所反映的是以出售瓠瓢為目的、使用雇傭勞動力進行的商品性生産，可能因為是自己留種，所以沒有把瓠種的支出計算在內，用白膚肥豬、明燭，可能主要也是自身消費，故也不計算在貨幣收入之內。這裏關於成本、支出和利潤的計算雖然還不很完備，但卻是有關農業生産成本等項計算的最早記錄，這是戰國秦漢時代商品性農業有了一定發展的産物，標志着中國經濟思想史上農業經濟核算思想的萌芽。
不足之處
應當指出，《氾勝之書》在科學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不足之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受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說的影響，內容中夾雜着某些迷信和不科學的成分。《氾勝之書》中談到九𠔌播種日期的宜忌：
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醜；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𠔌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此非虛語也！其自然者，燒黍穰則害瓠。
小麥忌戌，大麥忌子；除日不中種。
這種宜忌之說是從陰陽五行說衍生出來的。原始的陰陽五行說本是一種對自然界各種事物的性質及其相互關係的樸素的認識，與農業生産實踐有密切的聯繫。但後來經過子思、孟子、鄒衍等人的改造，再經秦漢儒傢的鼓吹，陰陽五行學說與時令相結合，形成無所不包的世界模式，應用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解釋。在這個世界模式中，不同時令人們的行事各有宜忌，人們是不能違背的。關於𠔌物種植日期的宜忌之說，很早就在社會上流傳。當時人們對各種事物相互聯繫的具體規律及其原因的知識畢竟不多，如果囿於一時或局部的經驗，把它擴大化，或用臆想的聯繫代替客觀事物真實的聯繫，認識就會走偏。以上各種不科學的說法就是這樣産生的。
二是為了取得宣傳上的效果而出現的某些虛誇和失實之處。這主要是指《氾勝之書》中所記載的區田法的産量。區田法是一種精耕細作、抗旱高産的耕作栽培法，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它所宣傳的産量，實有誇大之嫌。《氾勝之書》說：“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這一誘人的産量，幾千年來吸引着不少人進行區田法的試驗，但雖然可以取得小面積豐産的效果，但都沒有能夠達到“畝産百石”的指標。現代學者也曾為此爭論，有人稱之為“‘畝産百斛’之謎”。其實是不可信的。據近人的計算，“畝産百斛”換算成今日的市製，合每市畝2887斤。[22]這在漢代的技術條件下，確實是匪夷所思的。其實，從現存《氾勝之書》的資料看，氾勝之本人也沒有實現過這樣高的産量。氾勝之說：“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又說：“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十一石。”前者是一般農作法所能達到的高産指標，後者則可能是氾勝之試行區田法實際達到的産量。看來所謂“畝産百斛”，或者是傳聞中理想化的産量數字，或者是按小區所曾達到的最高産量推算出來的，而不是實際能夠達到的平均水平。蓋西漢末年，由於人口激增，土地兼併惡性發展，加之自然災害不時發生，許多農民喪失土地，經濟陷於睏境。氾勝之推廣區田法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找一條出路，使他們能夠活下去，以維持封建統治的穩定。他所設計的區田法，強調不要求成片耕地，可以利用邊角荒地，不要求鐵犁牛耕，可以利用人力作區，用意正在於此。為了增強對貧苦農民的吸引力，着意渲染其高産的效果，以至以至把理想化的、自己也沒有達到的高産指標寫到書中。這種做法，是有悖於他作為一個農學家所奉行的求實精神的。
[1] “輕車使者”可能是氾勝之“教田三輔”時的職務；氾勝之應是以議郎任“輕車使者”的。《四民月令》“二月”引述《氾勝之書》內容時稱氾勝之為“勸農使者 ”。蓋“勸農”是其任務，“輕車”為其乘載工具，以便巡行各地執行勸農的任務也。“勸農使者”和“輕車使者”實際上是一碼事。
[2] 見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十八、雜項”，農業出版社，1980年。
[3] 《太平御覽》821引《氾勝之書》。
[4] 司馬遷所說的“關中之地”，包括關中及其所密切相聯繫的巴蜀和西北四郡。
[5] 資料來源：繆啓瑜《四民月令輯釋》，農業出版社，1981年。；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
[6] 《玉燭寶典》載《四民月令》七月“蕢麥田”。《四民月令輯釋》據五月等篇改為“菑麥田”。石聲漢《四民月令校註》亦作“菑麥田”。但《氾書》說：“凡麥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時
[7] 吳樹平：《氾勝之書述略》，《文史》第16輯。
[8] 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農業出版社，1980年。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
[9] 可參閱西島定生《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三章“代田法的新解釋”。該書有馮佐哲等的中譯本，農業出版社1984年。
[10] 大體上包括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的第1、2、3、6節；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的第1、2、3節。
[11] 關於這段文字，學術界由於對其內容理解的不同，産生了不同的標點方法。這裏采用的是石聲漢的標點法。把它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耕作栽培的基本原則是：抓緊時令，使土壤達到剛柔適中的最佳狀態，註重施肥和保持土壤的潤澤，及早鋤地，及早收穫。”萬國鼎的標點方法為：“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今譯為“耕種的基本原則是，抓緊適當時間使土壤鬆和，註意肥料和水分，及早鋤地，及早收穫。”在這裏，萬氏把“耕”狹義地理解為土壤耕作，把“趣時”僅僅理解為“和土”的一種手段。但實際上這裏的“耕”，是泛指耕作栽培，而“趣時”的要求包括了耕作栽培的各個環節，不限於土壤耕作一個方面。
[12] 這段文字，石聲漢放在“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之後；萬國鼎則放在第一節最後。按，這兩段文字都是講耕作栽培的總原則，是“三纔”理論的具體化。石氏的處理比較合理。
[13] 關於播種日期的選擇，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專列為第2節，共3條，內容帶有濃厚的陰陽五行色彩，是講種植宜忌的。此外，“獲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為務。芒張葉黃，疾獲之無疑”一條，也應居於通論範圍。
[14] 大體包括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的第4、5節；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的第5—17節。
[15] 大體包括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的第7節；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的第4節。
[16] 本節主要參考路兆豐《中國古代農書的經濟思想》中的有關部分，新華出版社，1991年。
[17] 可參脫路兆豐《中國古代農書的經濟思想》第26—27頁，新華出版社，1991年。
[18] 《睡虎地秦墓竹簡》中談到五穀宜忌有以下四處：
禾良日：己亥、癸亥、五酉、五醜。禾忌日：稷竜寅，秫醜，稻亥，麥子，菽、荅卯，麻辰，葵癸亥。各常□忌，不可種之及初獲出入之。辛卯，不可以初獲禾。
五種忌：丙及寅禾，甲及子麥，乙巳及醜黍，辰麻，卯及戌叔（菽），亥稻。不如可以始種及獲賞（嘗），其歲或弗食。
五穀竜日：子麥，醜黍，寅稷，辰麻，申戌叔，壬辰瓜，癸葵。
五種忌日：丙及寅禾，甲及子麥，乙巳及醜黍，辰卯及戌叔，亥稻，不可始種獲，始賞。其歲或弗食。凡有入殹（也），必以歲後，有出殹（也），必以歲前。
[19] 賈思勰的原話是：“《史記》曰：‘陰陽之傢，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麯從之。諺曰‘以時及澤’，為上策也。”（《齊民要術·種𠔌第三》）
[20] 《太平御覽》97引《風俗通義》：“燒穰殺黍。俗說傢人燒黍穰，則使田中瓠枯死也。”
[21] 原文是：“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埋陰地。鼕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
[22] 陳樹平：《氾勝之書述略》《文史》第16輯。
氾書早佚，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多所徵引。清人輯佚本以洪頤所輯為優。今人石聲漢撰有《氾勝之書今釋》﹑萬國鼎撰有《氾勝之書輯釋》。
作者事跡和思想
《氾勝之書》的作者氾勝之，正史中沒有他的傳，古籍中有關他的事跡的記載也寥寥無幾。他是西漢末年人，《漢書·藝文志》註說他在漢成帝時當過議郎。祖籍在山東氾水一帶。《廣韻》雲捲二凡第二十九載，氾姓“出敦煌、濟北二望。皇甫謐雲：‘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氾水，因改焉。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敦煌太守，子孫因傢焉。’”氾水是濟水的支流，在山東曹縣北四十裏，與定陶縣交界。氾勝之雖是山東人，但在歷史上留下印跡的主要活動卻是在西漢京師地區指導農業生産。《漢書·藝文志》註曰；“劉嚮《別錄》雲，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晉書·食貨志》謂：“昔者輕車使者[1]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他在這些活動中所積纍的經驗和資料，是撰寫農書的基礎；而他也是主要靠《氾勝之書》而聞名後世的。
從現存有關《氾勝之書》的資料看，氾勝之具有突出的重農思想。他說：“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又無粟者，弗能守也。夫𠔌帛實天下之命。 ”[2]把糧食布帛看作國計民生的命脈所係，是當時一些進步思想傢的共識；氾勝之的特點是把推廣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作為發展農業生産的重要途徑。他曾經表彰一名佚名的衛尉：“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法。民事人所忽略，衛尉懃之，忠國愛民之至。”[3]在這裏，他把推廣先進農業科技，發展農業生産提高到“忠國愛民”的高度。可以說，《氾勝之書》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寫成的。
背景和條件
春秋戰國時期，以鐵器和牛耕的推廣為主要標志，我國的農業生産力在發生了一個飛躍。但當時的鐵農具以小型的鐝、鍤、鋤之類為多，鐵犁數量很少，而且形製原始，牛耕的推廣還是很初步的。長期的戰爭又使新的生産力所包含的能量不能充分發揮出來。秦的統一本來給生産力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秦朝的苛玫暴斂，無限度地使用民力，又造成了社會生産的破壞。劉邦結束了楚漢相爭的局面，重新統一了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漢初統治者吸收了亡秦的教訓，實行了“休養生息”的政策，重視對農業生産的保護和勸導，社會經濟獲得了恢復和發展。到了漢武帝時期，生産力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以“耦犁” 的發明和推廣為標志，鐵犁牛耕在黃河流域獲得了普及，並嚮其他地區推廣開去。春秋戰國以來生産力躍進所藴涵的能量，至此充分地迸發出來，農業生産獲得全方位的發展，商品經濟也呈現出一片繁榮。農業生産力的這種空前的發展，為農業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經驗和新的基礎。《氾勝之書》正是在這新的基礎上對新的經驗所作的新的總結。
在戰國秦漢農業經濟的發展中，關中地區處於領先的地位。商鞅變法後，秦國長期實行奬勵耕戰的政策，農業經濟發展很快，牛耕也比關東六國有較大程度的推廣，鄭國渠的建成又大大加強了秦國的經濟實力，奠定了秦統一六國的基礎。秦帝國建立後，賦役的重負主要壓在原山東六國的頭上，對原秦國本土的經濟則采取了保護政策，大量的遷民又使秦本土的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獲得補充，因此，在山東六國農業經濟瀕於崩潰的同時，關中地區的經濟卻相對穩定和有所發展；從而在楚漢戰爭中成為支持劉邦取得戰爭勝利的可靠後方。重新統一後的漢帝國，繼續建都關中；關中又成為漢朝政府發展農業生産力的重點地區獲得全國各地人力物力的支持。西漢時期，關中地區興建了一係列大型水利工程，鼕麥的種植有了很大發展，趙過總結的“耦犁”和代田法也是首先在關中地區推廣的。關中成了“膏壤沃野千裏”的首富之區。據司馬遷的估計，“關中之地 [4]，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記·貨殖列傳》）。氾勝之在這一地區負責勸農工作，使他在機會接觸和瞭解當時最先進的農業生産技術。
我國自戰國以後，黃河流域進入大規模開發的新階段，耕地大為擴展，溝洫農田逐漸廢棄，幹旱又成為農業生産中的主要威脅。在氾勝之從事勸農活動的關中地區，情況更是這樣。這裏降水量不多，分佈又不均勻，旱澇交替發生，尤以旱的威脅最大。灌溉工程雖有較大發展，但旱地畢竟是大多數，需要盡可能地接納和保持天然的降水，包括每年西北季風送來的鼕雪。總之，這是一個典型的旱農區；這種自然條件在很大程度上製約着農業技術發展的方向。
氾勝之生活的時代，還嚮農業生産和農業科技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和新的要求。一是人口的迅速增加。據《漢書·地理志》所載，漢平帝年間在籍民戶為一千二百多萬，口數為五千九百多萬，這是漢代人口的最高峰。對糧食的需求量也因此越來越大。二是西漢中期以後，土地兼併日益發展，大量農民喪失土地，社會上出現嚴重的流民問題。成帝時，雖然“天下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漢書·食貨志》），但更大的社會危機也在藴釀之中。漢朝統治者面臨一個如何安置無地或少地農民，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産的問題。
《氾勝之書》就是在上述社會背景下出現的，這些背景在《氾勝之書》中都留下了印跡。
流傳和失佚
《氾勝之書》原名是《氾勝之十八篇》（《漢書·藝文志》農傢類），《氾勝之書》一名始見於《隋書·經籍志》，後來成為該書的通稱。
該書在漢代已擁有崇高的聲譽；屢屢為學者所引述。如東漢著名學者鄭玄註《周禮·地官·草人》雲：“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唐賈公彥疏雲：“漢時農書數傢，氾勝（之）為上。”鄭玄註《禮記·月令》孟春之月“草木萌動”又云：“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孔穎達疏謂：“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為《氾勝之書》也。”其說是。
東漢時期另一位著名學者崔寔在其所著《四民月令》中亦以《氾勝之書》為其重要依據。茲把《四民月令》每月土壤耕作安排與《氾勝之書》的有關記載表 [5]列如下，以便比較：
《氾勝之書》和《四民月令》關於土壤耕作的記載
《四民月令》
《氾勝之書》
正月
雨水中，地氣上騰，土長冒橛（農書曰：椓一尺二寸，橛埋於地，令出地二寸，正月冰釋，土墳起沒橛也）陳根可拔，急菑強土黑垆之田。
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垆土。
春候地氣通：椓橛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橛，陳根可拔。此時。……以時耕，一而當四……
二月
陰凍畢釋，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勸農使者氾勝之法）。
三月
杏花盛，可菑沙、白、輕土之田（氾勝之曰：“杏花如荼，可耕白沙也。”）。
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
五月
可菑麥田。
凡麥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時。
六月
可菑麥田。
七月
菑麥田。[6]
以上資料，除“七月菑麥田”可存疑外，其餘可以說是全部源於《氾書》。其中“二月：陰凍畢釋，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勸農使者氾勝之法）”一節，雖不一定是《氾書》原文，但肯定源於《氾書》；三月引氾勝之“杏花如荼，可耕白沙也”一語也可能是《氾勝之書》的佚文。這些都可補充今人所輯《氾勝之書》之不足。
《氾勝之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仍然備受重視。如北朝蕭大圜雲：“獲菽尋氾氏之書。”（《北史》29《蕭大圜傳》）賈思勰寫作《齊民要術》，也大量引用《氾勝之書》的材料；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氾勝之書》的佚文，主要就是《齊民要術》保存下來的。
隋唐時期，該書仍在流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有著錄。唐代和北宋初年的一些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事類賦》等，對它多所徵引。大概宋仁宗時期開始流行漸少，此時成書的《崇文總目》未見著錄。後來著名的私傢目錄如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郡書錄解題》都未載此書，僅偶見於鄭樵的《通志》。宋以後的官私目錄再也沒有提到《氾勝之書》。看來此書是在兩宋之際亡佚的。[7]
輯佚與整理研究
十九世紀前半期，出現了《氾勝之書》的三種輯佚本：一是洪頤煊輯錄的《氾勝之書》二捲，編在他1811年所刻的《經典集林》中；二是宋葆淳1919年輯錄的《漢氾勝之遺書》：三是馬國翰輯錄的《氾勝之書》二捲，編刊在他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時間大約是十九世紀前半期之末。它們的材料來源主要是《齊民要術》，而所根據的是不好的版本，故問題較多。其中洪、馬二氏所輯較好，宋氏所輯最差。[8]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祖國農業遺産的整理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視，一些學者致力於運用現代科學知識整理和研究《氾勝之書》，對《氾勝之書》進行重新的輯佚和校訂，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石聲漢的《氾勝之書今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出版）和萬國鼎的《氾勝之書輯釋》（中華書局，1957年出版；農業出版社，1980年新二版）。
石聲漢的《氾勝之書今釋》共輯得三千五百餘字，分作101條，按照1、耕作，2、選擇播種日期，3、處理𠔌物種子、4、個別作物栽培技術，5、收穫，6、留種及貯藏，7、“區種法”的次序重新編次。每條先列正文，次列現代口語的“釋文”，並附以校記和註釋。在“正文和今釋”之後，是總體研究的《〈氾勝之書〉底分析》一文。該書的英譯本1959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萬國鼎的《氾勝之書輯釋》輯得原文3696字。他參照《齊民要術》，把《氾書》原文分為18節：1、耕田，2、收種，3、溲種法，4、區田法，5、禾，6、黍，7、麥，8、稻，9、稗，10、大豆，11、小豆，12、枲，13、麻，14、瓜，15、瓠，16、芋，17、桑，18、雜項。每節又包括三個部分，一是正文，並附以校勘記和註釋，二是譯文，三是討論，深入探討《氾勝之書》中的有關問題。
這兩個輯釋本的特點，一是註意選用善本，並作了比較認真的校訂，因而比前人的輯本完善和精審得多；二是把輯佚整理和研究相結合，並力圖運用現代農業科學知識對《氾勝之書》進行新的闡發。這兩本書為後人對《氾勝之書》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５絞槎浴稓鍤ぶ欏紡諶蕕慕饈投嚶脅煌?
國外有些學者，尤其是東鄰日本的學者，也致力於《氾勝之書》的譯介和研究。田島秀夫、志田容子根據石聲漢的校釋本翻譯了《氾勝之書》，1992年由農文容協出版。日本學者對《氾勝之書》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代田法和區田法的問題上。[9]
內容詳解
現存《氾勝之書》的主要內容：
從石聲漢和萬國鼎的輯錄的《氾勝之書》資料看，現存《氾勝之書》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耕作栽培通論。[10]《氾勝之書》首先提出了耕作栽培的總原則：“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 [11]；“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12] 然後分別論述了土壤耕作的原則和種子處理的方法。前者，着重闡述了土壤耕作的時機和方法，從正反兩個方面反復說明正確掌握適宜的土壤耕作時機的重要性。後者包括作物種子的選擇、保藏和處理；而着重介紹了一種特殊的種子處理方法──溲種法。此外還涉及播種日期的選擇等。[13]
第二部分，作物栽培分論。[14]分別介紹了禾、黍、麥、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13作物的栽培方法，內容涉及耕作、播種、中耕、施肥、灌溉、植物保護、收穫等生産環節。
第三部分，特殊作物高産栽培法──區田法。[15]這是《氾勝之書》中非常突出的一個部分，《氾勝之書》現存的三千多字中，有關區種法的文字，多達一千多字；而且在後世的農書和類書中多被徵引。
成就和地位
《氾勝之書》原來分十八篇，在《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九種農傢著作中，它的篇數僅次於“《神農》二十篇”。現存《氾勝之書》的以上內容，僅僅是原書的一部分，以至一小部分。但僅從這一小部分內容已經可以看出，它所反映農業科學技術，與前代農書相比，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在《氾勝之書》之前最有代表性的農學文獻是《呂氏春秋·任地》等三篇。《氾勝之書》所提出的“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的耕作栽培總原則，包括了“趣時”、“和土”、“務糞”、“務澤”、“早鋤 ”、“早獲”等六個技術環節，不但把《任地》等三篇的精華都概括了進去，而且包含了更為豐富和深刻的內容。
如中國傳統農學一貫重視對農時的掌握，《氾勝之書》概括為“趣時”的原則。《審時》篇衹談到“得時之稼”和“失時之稼”的利害對比，《氾勝之書》則具體論述了耕作、播種、中耕、施肥、收穫等各項農活適期的掌握。就土壤耕作的適期而論，不但有時令的要求、物候的標志，而且有用木橛測候的具體方法。
關於土壤耕作，《呂氏春秋·任地》提出：“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氾勝之書》用“和土”兩個字進行概括，不但盡得其精髓，而且提高了一步。《氾勝之書》還總結了“強土而弱之”，“弱土而強之”等具體的耕作技術，把《任地》《辯土》諸篇 “深耕熟耰”技術發展為“耕、摩、藺”相結合的嶄新體係，而揚棄了畎畝結構的形式，使北方旱地耕作技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任地》諸篇沒有談到施肥和灌溉，戰國時其他文獻有談到施肥和灌溉的，但很少涉及施肥和灌溉的具體技術；而《氾勝之書》不但把施肥和灌溉作為耕作栽培的基本措施之一，而且記述了施肥和灌溉的具體技術。《氾勝之書》提出的“務糞、澤”的技術原則，是指盡力保持土壤的肥沃和濕潤，包括了灌溉和施肥，但不限於灌溉和施肥。事實上，《氾勝之書》更重視通過精細耕作的措施，千方百計使土壤接納可能接納的一切降水（包括降雨和降雪），並減少自然蒸發，以保證作物生長對水分的需要。與《任地》諸篇重點講農田的排澇洗鹼不同，《氾勝之書》農業技術的中心環節是防旱保墒。
中國古代農業有實行中耕的悠久傳統，《氾勝之書》繼承了這一傳統，並第一次明確把“早鋤”作為耕作栽培的基本原則之一。“早鋤”的目的，一方面是消滅雜草，防止《呂氏春秋·辯土》所說的“草竊”；另一方面是切斷土壤表層的毛細管，以減少土壤水分的蒸發，是“和土”和保“澤”的手段之一。
“早獲”，是指及時迅速地進行收穫：“獲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為務。芒張葉黃，疾獲之無疑。”這也是對一種有悠久歷史的技術傳統的新概括。
以上各項技術原則是相互聯繫、密不可分的；貫徹其中的一根紅綫就是“三纔”理論。“趣時”就是掌握“天時”，它體現在耕作、播種、施肥、灌溉、收穫等各個環節中。“和土”就是為作物生長創造一個結構良好、水分、溫度等各種條件相互協調土壤環境，以充分發揮“地利”，“趣時”“務糞澤”都是它的手段之一。而無論“趣時”“和土”或“務糞澤”“早鋤早獲”，都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為前提。可以說《氾勝之書》的“耕之本”正是“三纔”理論在耕作栽培方面的具體化。
《氾勝之書》不但重視對農業環境的適應與改造，而且着力於農業生物自身的生産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說，在“三纔”理論的體係中，不但註意“天、地、人” 的因素，而且註意“稼”的因素。在《氾勝之書》作物栽培通論部分中，第一次記述了穗選的技術，作物種子保藏的技術，並且詳細介紹了用骨汁、糞汁拌種，以提高種子生活能力的方法。在作物栽培分論部分中，提高作物生産能力的生物技術措施更是屢見不鮮。
《氾勝之書》不但提出了作物栽培的總的原則，而且把這些原則貫徹到各種具體作物的栽培中去。。如果說，《呂氏春秋·任地》等三篇是作物栽培通論，那麽，《氾勝之書》已經包括了作物栽培的通論和各論了。《氾勝之書》論及的作物有：糧食類的禾（𠔌子）、黍、宿麥（鼕小麥）、旋麥（春小麥）、水稻、小豆、大豆、麻（大麻），油料類的鬍麻（芝麻）、荏（油蘇子），纖維類的枲（雄株大麻），蔬菜類的瓜、瓠，以及芋、稗、桑等。這些作物的栽培方法，基本上都是第一次見於文獻記載的，其中包含了許多重要的農業科技成就。例如，在先秦時代已經觀察到大豆根瘤的基礎上，指出大豆自身具有肥力──“豆有膏”，並從而提出對豆類的中耕應該有所節制的技術原則。在蔬菜栽培方面，第一次記載了瓠的靠接和瓜、薤、小豆之間間作套種的技術。在水稻栽培方面，第一次記載了通過延長或縮短水道來調節稻田水溫的技術等。《氾勝之書》對鼕小麥栽培技術的論述尤詳，這和氾勝之曾經在關中推廣鼕小麥的經歷有關。小麥是原産於西亞鼕雨區的越年生作物，並不適應黃河流域鼕春雨雪相對稀缺的自然條件；但中國傳統作物是春種秋收的一年生作物，鼕麥的收穫正值青黃不接時期，有“續絶繼乏”之功，又為社會所迫切需要。我國古代人民為了推廣鼕麥種植，剋服了重重睏難。從《氾勝之書》看，已經形成了適應黃河流域中遊相對幹旱的自然條件的一係列鼕麥栽培技術措施。例如及早夏耕，穗選育種，適時播種，漬種抗旱，秋天棘麥壅根，鼕天壓雪保墒等等。諸如此類的技術成就還可以舉出不少。這些各別作物栽培技術，貫徹了因時、因地、因物製宜的精神。
《氾勝之書》還第一次記載了區田法。這是少種多收、抗旱高産的綜合性技術。其特點是把農田作成若幹寬幅或方形小區，采取深翻作區、集中施肥、等距點播、及時灌溉等措施，奪取高額豐産。典型地體現了中國傳統農學精耕細作的精神。由於作物集中種在一個個小區中，便於澆水抗旱，從而保證最基本的收成。它又不一定要求在成片的耕地，不一定采用鐵犁牛耕，但要求投入大量勞力，比較適合缺乏牛力和大農具、經濟力量比較薄弱的小農經營。它是適應由於人口增加和土地兼併的發展，許多農民缺乏土地，而自然災害又時有發生的情況而創造出來的。歷來被作為禦旱濟貧的救世之方。是最能反映中國傳統農學特點的技術之一。
總之，《氾勝之書》是繼《呂氏春秋·任地》等三篇以後最重要的農學著作。它是在鐵犁牛耕基本普及條件下對我國農業科學技術的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總結，是中國傳統農學的經典之一。
農業經濟思想價值
《氾勝之書》不但是偉大的農學著作，而且在經濟思想方面也有其一定的貢獻。
上文談到，氾勝之經濟思想的核心是重農。在重農思想的指導下，氾勝之非常重視備荒防災。氾勝之所提倡的農業技術，其目標一是高産，二是禦災。區田法就是典型的一例。《氾勝之書》說；
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
一般農田耕作技術亦以防旱保墒為中心環節。除此之外，氾勝之還註意在作物安排上采取措施。為此，他提倡適當種植大豆、稗子等作物以備災荒：
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熟之時，又特滋茂盛，易生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備兇年。
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以備兇年也。謹計傢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
我國戰國時代即有“種𠔌必雜五種，以備災害”（《漢書·食貨志》）的傳統，但在種植計劃中如何安排備荒作物的具體論述，則以《氾勝之書》為最早。
《氾勝之書》在經濟思想史上突出之點是已經註意到投入與産出，成本與利潤的計算。前者有該書提供的區田法用工量、下種量和畝産量的數字，並可據此計算出勞動生産率和下種量與收穫量之比。[17]關於成本與利潤的計算，《氾勝之書》有以下記載：
種瓠法，以三月耕良田十畝。……一本三實，一區十二實，一畝得二千八百八十實，十畝凡得五萬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錢，並直五十七萬六千文。用蠶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萬六千文。餘有五十五萬。肥豬、明燭，利在其外（上文談到，瓠的外殼，“破以為瓢。其中白膚，以養豬緻肥；其瓣，以作燭緻明。”）。
在這一記述中，有關生産成本列出蠶矢（肥料費）、牛耕（應包括畜力與農具的費用在內）和功力（似乎是雇用勞動力的費用）三項，並計算出其貨幣支出之總數；這已包含了農業投入的主要內容，但未提及種子的支出。有關生産收入列出了出售主産品瓠瓢的貨幣收入，副産品“白膚”的“肥豬、明燭”之利雖也估計在內，但沒有具體計算其價格與貨幣收入。看來這一記載所反映的是以出售瓠瓢為目的、使用雇傭勞動力進行的商品性生産，可能因為是自己留種，所以沒有把瓠種的支出計算在內，用白膚肥豬、明燭，可能主要也是自身消費，故也不計算在貨幣收入之內。這裏關於成本、支出和利潤的計算雖然還不很完備，但卻是有關農業生産成本等項計算的最早記錄，這是戰國秦漢時代商品性農業有了一定發展的産物，標志着中國經濟思想史上農業經濟核算思想的萌芽。
不足之處
應當指出，《氾勝之書》在科學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不足之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受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說的影響，內容中夾雜着某些迷信和不科學的成分。《氾勝之書》中談到九𠔌播種日期的宜忌：
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醜；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𠔌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此非虛語也！其自然者，燒黍穰則害瓠。
小麥忌戌，大麥忌子；除日不中種。
這種宜忌之說是從陰陽五行說衍生出來的。原始的陰陽五行說本是一種對自然界各種事物的性質及其相互關係的樸素的認識，與農業生産實踐有密切的聯繫。但後來經過子思、孟子、鄒衍等人的改造，再經秦漢儒傢的鼓吹，陰陽五行學說與時令相結合，形成無所不包的世界模式，應用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解釋。在這個世界模式中，不同時令人們的行事各有宜忌，人們是不能違背的。關於𠔌物種植日期的宜忌之說，很早就在社會上流傳。當時人們對各種事物相互聯繫的具體規律及其原因的知識畢竟不多，如果囿於一時或局部的經驗，把它擴大化，或用臆想的聯繫代替客觀事物真實的聯繫，認識就會走偏。以上各種不科學的說法就是這樣産生的。
二是為了取得宣傳上的效果而出現的某些虛誇和失實之處。這主要是指《氾勝之書》中所記載的區田法的産量。區田法是一種精耕細作、抗旱高産的耕作栽培法，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它所宣傳的産量，實有誇大之嫌。《氾勝之書》說：“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這一誘人的産量，幾千年來吸引着不少人進行區田法的試驗，但雖然可以取得小面積豐産的效果，但都沒有能夠達到“畝産百石”的指標。現代學者也曾為此爭論，有人稱之為“‘畝産百斛’之謎”。其實是不可信的。據近人的計算，“畝産百斛”換算成今日的市製，合每市畝2887斤。[22]這在漢代的技術條件下，確實是匪夷所思的。其實，從現存《氾勝之書》的資料看，氾勝之本人也沒有實現過這樣高的産量。氾勝之說：“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又說：“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十一石。”前者是一般農作法所能達到的高産指標，後者則可能是氾勝之試行區田法實際達到的産量。看來所謂“畝産百斛”，或者是傳聞中理想化的産量數字，或者是按小區所曾達到的最高産量推算出來的，而不是實際能夠達到的平均水平。蓋西漢末年，由於人口激增，土地兼併惡性發展，加之自然災害不時發生，許多農民喪失土地，經濟陷於睏境。氾勝之推廣區田法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找一條出路，使他們能夠活下去，以維持封建統治的穩定。他所設計的區田法，強調不要求成片耕地，可以利用邊角荒地，不要求鐵犁牛耕，可以利用人力作區，用意正在於此。為了增強對貧苦農民的吸引力，着意渲染其高産的效果，以至以至把理想化的、自己也沒有達到的高産指標寫到書中。這種做法，是有悖於他作為一個農學家所奉行的求實精神的。
[1] “輕車使者”可能是氾勝之“教田三輔”時的職務；氾勝之應是以議郎任“輕車使者”的。《四民月令》“二月”引述《氾勝之書》內容時稱氾勝之為“勸農使者 ”。蓋“勸農”是其任務，“輕車”為其乘載工具，以便巡行各地執行勸農的任務也。“勸農使者”和“輕車使者”實際上是一碼事。
[2] 見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十八、雜項”，農業出版社，1980年。
[3] 《太平御覽》821引《氾勝之書》。
[4] 司馬遷所說的“關中之地”，包括關中及其所密切相聯繫的巴蜀和西北四郡。
[5] 資料來源：繆啓瑜《四民月令輯釋》，農業出版社，1981年。；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
[6] 《玉燭寶典》載《四民月令》七月“蕢麥田”。《四民月令輯釋》據五月等篇改為“菑麥田”。石聲漢《四民月令校註》亦作“菑麥田”。但《氾書》說：“凡麥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時
[7] 吳樹平：《氾勝之書述略》，《文史》第16輯。
[8] 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農業出版社，1980年。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
[9] 可參閱西島定生《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三章“代田法的新解釋”。該書有馮佐哲等的中譯本，農業出版社1984年。
[10] 大體上包括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的第1、2、3、6節；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的第1、2、3節。
[11] 關於這段文字，學術界由於對其內容理解的不同，産生了不同的標點方法。這裏采用的是石聲漢的標點法。把它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耕作栽培的基本原則是：抓緊時令，使土壤達到剛柔適中的最佳狀態，註重施肥和保持土壤的潤澤，及早鋤地，及早收穫。”萬國鼎的標點方法為：“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今譯為“耕種的基本原則是，抓緊適當時間使土壤鬆和，註意肥料和水分，及早鋤地，及早收穫。”在這裏，萬氏把“耕”狹義地理解為土壤耕作，把“趣時”僅僅理解為“和土”的一種手段。但實際上這裏的“耕”，是泛指耕作栽培，而“趣時”的要求包括了耕作栽培的各個環節，不限於土壤耕作一個方面。
[12] 這段文字，石聲漢放在“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獲”之後；萬國鼎則放在第一節最後。按，這兩段文字都是講耕作栽培的總原則，是“三纔”理論的具體化。石氏的處理比較合理。
[13] 關於播種日期的選擇，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專列為第2節，共3條，內容帶有濃厚的陰陽五行色彩，是講種植宜忌的。此外，“獲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為務。芒張葉黃，疾獲之無疑”一條，也應居於通論範圍。
[14] 大體包括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的第4、5節；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的第5—17節。
[15] 大體包括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的第7節；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的第4節。
[16] 本節主要參考路兆豐《中國古代農書的經濟思想》中的有關部分，新華出版社，1991年。
[17] 可參脫路兆豐《中國古代農書的經濟思想》第26—27頁，新華出版社，1991年。
[18] 《睡虎地秦墓竹簡》中談到五穀宜忌有以下四處：
禾良日：己亥、癸亥、五酉、五醜。禾忌日：稷竜寅，秫醜，稻亥，麥子，菽、荅卯，麻辰，葵癸亥。各常□忌，不可種之及初獲出入之。辛卯，不可以初獲禾。
五種忌：丙及寅禾，甲及子麥，乙巳及醜黍，辰麻，卯及戌叔（菽），亥稻。不如可以始種及獲賞（嘗），其歲或弗食。
五穀竜日：子麥，醜黍，寅稷，辰麻，申戌叔，壬辰瓜，癸葵。
五種忌日：丙及寅禾，甲及子麥，乙巳及醜黍，辰卯及戌叔，亥稻，不可始種獲，始賞。其歲或弗食。凡有入殹（也），必以歲後，有出殹（也），必以歲前。
[19] 賈思勰的原話是：“《史記》曰：‘陰陽之傢，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麯從之。諺曰‘以時及澤’，為上策也。”（《齊民要術·種𠔌第三》）
[20] 《太平御覽》97引《風俗通義》：“燒穰殺黍。俗說傢人燒黍穰，則使田中瓠枯死也。”
[21] 原文是：“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埋陰地。鼕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
[22] 陳樹平：《氾勝之書述略》《文史》第16輯。
《齊民要術》全書共九十二篇，分成十捲，正文大約七萬字，註釋四萬多字，共十一萬多字；此外，書前還有《自序》和《雜說》各一篇。引用前人著作有一百五十多種，記載的農諺有三十多條。全書介紹了農作物、蔬菜和果樹的栽培方法，各種經濟林木的生産，野生植物的利用，傢畜、傢禽、魚、蠶的飼養和疾病的防治，以及農、副、畜産品的加工，釀造和食品加工，以至文具、日用品的生産等等，幾乎所有農業生産活動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在農學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齊民要術》對北方抗旱保墒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賈思勰對關於精耕細作、深耕細耙、中耕除草等成功的經驗進行了比較完整的總結和提高，從理論上說明了這些技術措施的重要意義。又如，賈思勰總結了前人恢復提高土壤肥力的辦法，豆類作物在恢復和提高土壤肥力上的重要作用，把它作為緑肥作物納入輪作周期，《耕田第一》書中分析說明了輪作的好處，對緑肥作物的栽培和輪作套種作出科學總結，是世界上最早的。在播種時間上，賈思勰引用農諺："以時及澤，為上策之，"說明要以季節、氣候和墒情作為根據。在《種𠔌第三》一書中明確地提出了必須因地、因時、因作物製宜從事農業生産的原則。
其次，《齊民要術》非常重視選育良種對於提高農畜産品的産量和質量的重要作用。書中僅𠔌種就搜集了八十多個品種，並且按成熟期、植株高度、産量質量、抗逆性等特性作了比較科學的分類。還敘述了播種前怎樣進行選種、曬種、浸種和用藥物或者肥料拌種等種子處理方法，其中不少措施非常巧妙、合理，直到今天還普遍應用於農業生産。
賈思勰還初步提示了生物和環境的相互聯繫，描述了生物遺傳和變異的關係問題。賈思勰介紹了許多改變舊的遺傳性、創造新品種的經驗，涉及到人工選擇、人工雜交和定嚮培育等育種原理，其中不少經驗和論點對於指導今天農業生産仍有現實意義。進化論的創立者，十九世紀英國偉大的生物學家達爾文說，他的人工選擇思想是從"一部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得到啓發的。從達爾文所引述的內容看，不少人認為，這部書就是《齊民要術》。
《齊民要術》用了不少篇幅介紹了蔬菜種植、果樹和林木的扦插、壓條和嫁接等育苗方法以及幼樹撫育方面的技術。在植物保護方面，提出了一些防治病蟲害的措施，還記述了當時果農熏煙防霜害的方法："天雨新晴，北風寒切，是夜必霜。此時放火作熅，少得煙氣，則免於霜矣。"（熅音雲，yún，意思是沒有火焰的暗火。）短短的二十幾個字就說明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看天氣判斷降霜的經驗和防霜的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在普遍應用。
另外，《齊民要術》總結了我國六世紀以前傢畜傢禽的飼養經驗並搜集記載了獸醫處方四十八例，涉及外科、內科、傳染病、寄生蟲病等方面，如直腸掏結術和疥癬病的治療方法，歷時一千四百多年，現在仍然沿用。齊民要術》中還有我國獨特的製麯、釀酒、製醬、作醋、煮餳（音形，xíng，糖稀的意思）以及食品保存和加工工藝的翔實記錄，其中許多是現存最早的資料。
總之，《齊民要術》是一部有很高科學價值的"農業百科全書"，它內容極其豐富，反映了當時我國北方農業生産技術的水平，其中有許多技術直到現在還在應用，它比較係統地總結了黃河中、下遊地區北魏和北魏以前農業生産技術的成就，初步建立了農業科學體係，是我國乃至世界上保存下來的最早的一部農業科學著作。
首先，《齊民要術》對北方抗旱保墒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賈思勰對關於精耕細作、深耕細耙、中耕除草等成功的經驗進行了比較完整的總結和提高，從理論上說明了這些技術措施的重要意義。又如，賈思勰總結了前人恢復提高土壤肥力的辦法，豆類作物在恢復和提高土壤肥力上的重要作用，把它作為緑肥作物納入輪作周期，《耕田第一》書中分析說明了輪作的好處，對緑肥作物的栽培和輪作套種作出科學總結，是世界上最早的。在播種時間上，賈思勰引用農諺："以時及澤，為上策之，"說明要以季節、氣候和墒情作為根據。在《種𠔌第三》一書中明確地提出了必須因地、因時、因作物製宜從事農業生産的原則。
其次，《齊民要術》非常重視選育良種對於提高農畜産品的産量和質量的重要作用。書中僅𠔌種就搜集了八十多個品種，並且按成熟期、植株高度、産量質量、抗逆性等特性作了比較科學的分類。還敘述了播種前怎樣進行選種、曬種、浸種和用藥物或者肥料拌種等種子處理方法，其中不少措施非常巧妙、合理，直到今天還普遍應用於農業生産。
賈思勰還初步提示了生物和環境的相互聯繫，描述了生物遺傳和變異的關係問題。賈思勰介紹了許多改變舊的遺傳性、創造新品種的經驗，涉及到人工選擇、人工雜交和定嚮培育等育種原理，其中不少經驗和論點對於指導今天農業生産仍有現實意義。進化論的創立者，十九世紀英國偉大的生物學家達爾文說，他的人工選擇思想是從"一部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得到啓發的。從達爾文所引述的內容看，不少人認為，這部書就是《齊民要術》。
《齊民要術》用了不少篇幅介紹了蔬菜種植、果樹和林木的扦插、壓條和嫁接等育苗方法以及幼樹撫育方面的技術。在植物保護方面，提出了一些防治病蟲害的措施，還記述了當時果農熏煙防霜害的方法："天雨新晴，北風寒切，是夜必霜。此時放火作熅，少得煙氣，則免於霜矣。"（熅音雲，yún，意思是沒有火焰的暗火。）短短的二十幾個字就說明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看天氣判斷降霜的經驗和防霜的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在普遍應用。
另外，《齊民要術》總結了我國六世紀以前傢畜傢禽的飼養經驗並搜集記載了獸醫處方四十八例，涉及外科、內科、傳染病、寄生蟲病等方面，如直腸掏結術和疥癬病的治療方法，歷時一千四百多年，現在仍然沿用。齊民要術》中還有我國獨特的製麯、釀酒、製醬、作醋、煮餳（音形，xíng，糖稀的意思）以及食品保存和加工工藝的翔實記錄，其中許多是現存最早的資料。
總之，《齊民要術》是一部有很高科學價值的"農業百科全書"，它內容極其豐富，反映了當時我國北方農業生産技術的水平，其中有許多技術直到現在還在應用，它比較係統地總結了黃河中、下遊地區北魏和北魏以前農業生産技術的成就，初步建立了農業科學體係，是我國乃至世界上保存下來的最早的一部農業科學著作。
工具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生産勞動中廣泛接觸和廣泛使用的東西，生産工具是人類的伴生物，始終與人類相伴隨，馬剋思主義經典作傢認為：人類社會區生産別於動物界的特徵是勞動。勞動是從製造生産工具開始的。
法國的思想傢拉法格曾經講過：按照富蘭剋林的說法，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的確,工具使人同動物區別開來，衹要人類存在一天，生産工具就存在一天。生産工具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重要的指示器，馬剋思講過：“勞動手段是人類勞動發展的分度尺，機械性的勞動手段，它們的總和稱為生産的骨骼係統和肌肉係統”。生産工具又是最為主要的勞動手段，因此生産工具的發展水平，成為我們判斷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生産工具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因素，生産工具是生産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馬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來講，生産資料的所有製在生産關係中具有决定性的意義，因此生産工具的製作使用成為我們認識社會經濟形態的重要標志。因此馬剋思講：生産工具所代表的勞動手段是“勞動所在的社會關係的指示器”。
生産工具是一種文化載體和文化現象，是整個古代文明的重要內涵。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類的智慧，人類的技術，成為人類物質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産工具的製作、使用、廢棄等等，也同樣凝聚着人們的一種思想觀念，都被打上了人類精神文化的烙印。
根據考古發現、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古代的生産工具，大體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階段。第一個發展階段是生産工具的石器時代，或者說是生産工具的非金屬時代。第二個大的發展階段，進入了青銅器時代。第三個大的發展階段，即鐵器時代，或者說叫古典機具時代。生産工具是人類為了生存和不斷改善生存狀況的産物，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産物，是社會生産力不斷發展的標志，是人類社會不斷地由必然王國嚮自由王國前進的一個縮影。生産工具是古代社會發展的重要的物質基礎，同時呢，它的發生和發展，又受到了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和直接製約。
生産工具本身就是物質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物質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被人們賦予了文化的意義，成為人們觀念形態的反映。生産工具是文化藝術表現的重要內容。生産工具作為古代文化的重要內涵，作為古代文明的重要內涵，既是一種物質文化，又是一種精神文化。
法國的思想傢拉法格曾經講過：按照富蘭剋林的說法，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的確,工具使人同動物區別開來，衹要人類存在一天，生産工具就存在一天。生産工具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重要的指示器，馬剋思講過：“勞動手段是人類勞動發展的分度尺，機械性的勞動手段，它們的總和稱為生産的骨骼係統和肌肉係統”。生産工具又是最為主要的勞動手段，因此生産工具的發展水平，成為我們判斷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生産工具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因素，生産工具是生産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馬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來講，生産資料的所有製在生産關係中具有决定性的意義，因此生産工具的製作使用成為我們認識社會經濟形態的重要標志。因此馬剋思講：生産工具所代表的勞動手段是“勞動所在的社會關係的指示器”。
生産工具是一種文化載體和文化現象，是整個古代文明的重要內涵。在它身上就包含着人類的智慧，人類的技術，成為人類物質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産工具的製作、使用、廢棄等等，也同樣凝聚着人們的一種思想觀念，都被打上了人類精神文化的烙印。
根據考古發現、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古代的生産工具，大體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階段。第一個發展階段是生産工具的石器時代，或者說是生産工具的非金屬時代。第二個大的發展階段，進入了青銅器時代。第三個大的發展階段，即鐵器時代，或者說叫古典機具時代。生産工具是人類為了生存和不斷改善生存狀況的産物，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産物，是社會生産力不斷發展的標志，是人類社會不斷地由必然王國嚮自由王國前進的一個縮影。生産工具是古代社會發展的重要的物質基礎，同時呢，它的發生和發展，又受到了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和直接製約。
生産工具本身就是物質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物質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被人們賦予了文化的意義，成為人們觀念形態的反映。生産工具是文化藝術表現的重要內容。生産工具作為古代文化的重要內涵，作為古代文明的重要內涵，既是一種物質文化，又是一種精神文化。
2001年李昌平發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聲，2006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口號的提出，三農問題成為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重中之重。中國城市建設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我們回頭來看看養育着城市的農村和農民，一幕幕觸目驚心、催人淚下的場面深深地震撼了我們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