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云(262～303)，西晋文学家。字士龙。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文学家陆机之弟。西晋末年官拜清河内史。后与陆机同时遇害。《隋书•经籍志》录有《陆云集》12卷，已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陆清河集》。
魏 颖川荀勖 着明 太仓张溥 阅
荀勖(xù)(?-289) 西晋大臣、著作家。字公曾，颖川颖阴人。着《中经新簿》，开创图书四部分类法，将群书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即经史子集四部。精通音律，参与整理汲冢竹书。
晋荀公曾集题词
荀成侯学古而佞者也。史责其援朱均以贰极煽褒□而偶震。至于斗粟兴谣逾里成咏阶祸已甚诚，无辞焉。勖博文明识牛铎谐乐，劳薪炊饭咸能辨之。茂先伦匹 也。顾其文采则谢弗如泰。始中与传张同造诗歌，荀尤少味，始叹班固明堂宝鼎不可复作。独其条问列和表，正笛声乐家之论，尽称为优。其他简牍亦云清令盖晋初 之文。羹玄尚存，雕几未及，名人吐辞简直近理。江左文士盛谈茂先散珠太冲横锦若，二荀者流忽而不言。不几，乘大辂，笑椎轮乎无惑乎。六朝体制追时为工，登 高望之，旗靡辙乱也。东汉荀氏后多显人。景倩、既让，文若公曾。尤愧慈明，何其子孙，位通而德俭也。已是名克家然乎
娄东张溥题
荀勖(xù)(?-289) 西晋大臣、著作家。字公曾，颖川颖阴人。着《中经新簿》，开创图书四部分类法，将群书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即经史子集四部。精通音律，参与整理汲冢竹书。
晋荀公曾集题词
荀成侯学古而佞者也。史责其援朱均以贰极煽褒□而偶震。至于斗粟兴谣逾里成咏阶祸已甚诚，无辞焉。勖博文明识牛铎谐乐，劳薪炊饭咸能辨之。茂先伦匹 也。顾其文采则谢弗如泰。始中与传张同造诗歌，荀尤少味，始叹班固明堂宝鼎不可复作。独其条问列和表，正笛声乐家之论，尽称为优。其他简牍亦云清令盖晋初 之文。羹玄尚存，雕几未及，名人吐辞简直近理。江左文士盛谈茂先散珠太冲横锦若，二荀者流忽而不言。不几，乘大辂，笑椎轮乎无惑乎。六朝体制追时为工，登 高望之，旗靡辙乱也。东汉荀氏后多显人。景倩、既让，文若公曾。尤愧慈明，何其子孙，位通而德俭也。已是名克家然乎
娄东张溥题
潘黄门集题辞
余读潘安仁，马汧督诔，恻然思古义士，犹班孟之传，苏子卿也。及悼亡诗赋，哀永逝文，则又伤其闺房辛苦，有古落叶哀蝉之叹史云：善为哀诔，诚然哉， 《籍田赋》客舍议，并以典，则见称陆海潘江，无不善也。独惜其愍怀，诈书呈身，牝后屈长，卿之典册，行江充之，告变重污泥以自辱，闲居一赋，板舆轻轩浮 杯，高歌天伦乐事，足起爱慕。孰知其仕官，情重方思□客，慈母拳拳非所念也。杨骏被诸，纲纪当坐安仁，赖河阳旧客，得脱躯命，而好进不休，举家弥灭害。由 小史生之者公孙宏。杀之者孙秀。祸福何常古人，所以畏蜂虿也。二陆屠门，戎毒相类，天下哀之。遂腾讨檄，安仁东市，独无怜者，士之贤愚，至死益见。余深为 彼美惜焉。
娄东张溥题
余读潘安仁，马汧督诔，恻然思古义士，犹班孟之传，苏子卿也。及悼亡诗赋，哀永逝文，则又伤其闺房辛苦，有古落叶哀蝉之叹史云：善为哀诔，诚然哉， 《籍田赋》客舍议，并以典，则见称陆海潘江，无不善也。独惜其愍怀，诈书呈身，牝后屈长，卿之典册，行江充之，告变重污泥以自辱，闲居一赋，板舆轻轩浮 杯，高歌天伦乐事，足起爱慕。孰知其仕官，情重方思□客，慈母拳拳非所念也。杨骏被诸，纲纪当坐安仁，赖河阳旧客，得脱躯命，而好进不休，举家弥灭害。由 小史生之者公孙宏。杀之者孙秀。祸福何常古人，所以畏蜂虿也。二陆屠门，戎毒相类，天下哀之。遂腾讨檄，安仁东市，独无怜者，士之贤愚，至死益见。余深为 彼美惜焉。
娄东张溥题
袁忠宪集题词
忠载袁氏多忠烈，若杨源死于元凶名为风霜松筠不虚也。或责彼既志不从乱，曷不疾驱告变出君险厄，然事法仓猝，身闭宫省翘首君门叫呼，莫属儒者雍容亦莫可只如何耳。阳源排谐集文皆调笑其于艺苑亦博簺之类也。御虏议世讥其诞然,文采遒艳才辩鲜,及即不的为仪秦纵横方诸燕,然勒铭广成作颂意,似欲无多让诗章。虽寡其摹古之篇,风气竟逼建安,此人不死颜谢,未必能初其上也。彭城少文情,好不接刘湛贵盛,未轻襒裾文人寡合,其落拓之性固然。
娄东张溥题
忠载袁氏多忠烈，若杨源死于元凶名为风霜松筠不虚也。或责彼既志不从乱，曷不疾驱告变出君险厄，然事法仓猝，身闭宫省翘首君门叫呼，莫属儒者雍容亦莫可只如何耳。阳源排谐集文皆调笑其于艺苑亦博簺之类也。御虏议世讥其诞然,文采遒艳才辩鲜,及即不的为仪秦纵横方诸燕,然勒铭广成作颂意,似欲无多让诗章。虽寡其摹古之篇,风气竟逼建安,此人不死颜谢,未必能初其上也。彭城少文情,好不接刘湛贵盛,未轻襒裾文人寡合,其落拓之性固然。
娄东张溥题
中国古代民谣集。明代文学家杨慎编纂。共两卷，成书于明代嘉靖二十二年（1543）。收录自上古至明代嘉靖时期古今民谣280余首。为中国较早的民间歌谣专集。编者博览群书，广为采撷。从先秦古籍及历代有关文献中，搜罗摘引时谣、童谣、韵语和注文，以古籍传引的先后为序，加以编排。所选歌谣，内容多牵涉时政和对历朝人物的评价。所选作品，大体展现出中国古代风谣的面貌，对了解中国民谣的性质、历史及形式特点，有一定参考价值。本书反映出编纂者有同情劳动人民和憎恶统治者暴政的思想倾向，书中不仅收有抨击时政的尖锐作品，而且还有反映人民遭受涂炭之声，对论述农民起义之作也有辑录。即使针对当朝的作品也不回避。其敢于正视现实的精神是难得的。不足之处是选择标准不甚严格，而且撷引的古籍不全，多有阙遗。至清代，史梦兰又辑《古今风谣拾遗》4卷，补其不足。
本书（一册八三面四九、八○○字）分四卷，孙元衡撰。诗凡三百六十篇，自乙酉（康熙四十四年）至戊子（四十七年）按年分卷。所咏多属台湾风物，其中尤以「飓风歌」、「海吼吟」、「裸人丛笑篇」诸作，为世人所激赏。
本书（一册七八面四六、八○○字）合刊
刘家谋著「海音诗」与王凯泰、马清枢、何澄着「台湾杂咏合刻」两种。「海音诗」七绝一百首，皆吟咏台湾事迹。作者刘家谋，字仲为，一字芑川；福建侯官人。举乡荐，以大挑得教谕。初任宁德，继调台湾；时当清道、咸之际，在任凡四年。咸丰三年海寇黄位倡乱，台地不靖；家谋力疾守陴，病署卒。「海音诗」成于二年间，每首均有自注。首章注云：『壬子（咸丰二年）夏秋之间，卧病连月，不出户庭；海吼时来，助以台飓，郁勃号怒，台似有不得已者。伏枕狂吟，寻声响答韵之；曰「海音」』。「台湾杂咏合刻」计有王凯泰「台湾杂咏」三十二首及「续咏」十二首，统为七绝；马清枢「台阳杂兴」三十首、何澄「台阳杂咏」二十四首，皆七言律诗。作者王凯泰，字幼轩，号补帆；江苏宝应人。同治九年，以广东布政使升福建巡抚。十三年日兵侵台事件结束，议移闽抚驻台，凯泰首请赴台履勘（奏折见第二二七种「台案汇录壬集」）；光绪元年五月，抵台。当时正办「开山抚番」工作，因撰有「训番俚言」一篇（见第五一种「台湾生熟番纪事」附录）。「杂咏」及「续咏一，亦于此时所作。马清枢，字子翊，福建侯官人；何澄，字竟山，浙江山阴人。据一何跋」，光绪三年时，马氏在台任学官；何氏本人，则尝于元、一年间两度随王（凯泰）、丁（日昌）二抚襄办营务。「合刻」之刊印，至七年成于何氏之手。
刘家谋著「海音诗」与王凯泰、马清枢、何澄着「台湾杂咏合刻」两种。「海音诗」七绝一百首，皆吟咏台湾事迹。作者刘家谋，字仲为，一字芑川；福建侯官人。举乡荐，以大挑得教谕。初任宁德，继调台湾；时当清道、咸之际，在任凡四年。咸丰三年海寇黄位倡乱，台地不靖；家谋力疾守陴，病署卒。「海音诗」成于二年间，每首均有自注。首章注云：『壬子（咸丰二年）夏秋之间，卧病连月，不出户庭；海吼时来，助以台飓，郁勃号怒，台似有不得已者。伏枕狂吟，寻声响答韵之；曰「海音」』。「台湾杂咏合刻」计有王凯泰「台湾杂咏」三十二首及「续咏」十二首，统为七绝；马清枢「台阳杂兴」三十首、何澄「台阳杂咏」二十四首，皆七言律诗。作者王凯泰，字幼轩，号补帆；江苏宝应人。同治九年，以广东布政使升福建巡抚。十三年日兵侵台事件结束，议移闽抚驻台，凯泰首请赴台履勘（奏折见第二二七种「台案汇录壬集」）；光绪元年五月，抵台。当时正办「开山抚番」工作，因撰有「训番俚言」一篇（见第五一种「台湾生熟番纪事」附录）。「杂咏」及「续咏一，亦于此时所作。马清枢，字子翊，福建侯官人；何澄，字竟山，浙江山阴人。据一何跋」，光绪三年时，马氏在台任学官；何氏本人，则尝于元、一年间两度随王（凯泰）、丁（日昌）二抚襄办营务。「合刻」之刊印，至七年成于何氏之手。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国文学总集
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该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可供治史者参考。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闷。屈原常常征引历史以抒发情怀，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从《离骚》中关于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的记述，也可窥见上古神话传说的一斑；而“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则是考证古代天文历法的资料。
《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天问》是一首长诗，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天问》透露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为宝贵。
诗史地位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楚辞目录
离骚 九歌 天问 九章 远游 卜居 渔父 九辩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隐士 七谏 哀时命 九怀 九叹 九思
九歌： 东皇太一 东君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九章：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七谏： 初放 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谬谏 乱曰
九怀： 匡机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乱曰
九叹： 逢纷 离世 怨思 远逝 惜贤 忧苦 愍命 思古 远游
九思： 逢尤 怨上 疾世 悯上 遭厄 悼乱 伤时 哀岁 守志 乱曰
楚文化和楚辞的形成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 “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 “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已可窥见一二。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代表人物]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爱国诗人。 在《楚辞》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部分，共收他的诗作8卷20余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向》、《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及汉代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础上编为《楚辞集注》，增入贾谊的《鹏鸟赋》、《吊屈原赋》两篇；删去《七谏》、《九怀》、《九叹》等作品，朱熹认为这些作品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他并把屈原的作品划为“离骚类”，把其它作品划为“续离骚类”，按原篇章次序编为8卷。 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离骚》《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写的政治抒怀诗；一类是以《九歌》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诗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天问》。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篇浪漫主义抒怀诗，也是 “楚辞”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称“楚辞”为“骚体诗”，并与《诗经》并称“诗骚”。《离骚》是诗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满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凝聚忧愤、感慨于笔端写成的。这首近2500字的长诗，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通过表现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的黑暗现实和政治危机，表达了他为国为民而战斗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内容梗概
《楚辞》中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和《招魂》等共23篇，是屈原的作品（此外，还有宋玉等人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楚辞体的诗，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楚辞》的代表作。屈原的作品主要是以楚国的民间文学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从政遭遇而写出。简述《九歌》艺术表现的特点。
一．屈原在《九歌》中既写出了神的灵异，更写出了神的“人性”，神性和人性统一在一起。如《湘君》、《湘夫人》，表现湘水之神相互爱慕追求却终于不遇的波折变化的心境。抒写神与神之间、神与人之间的恋爱故事，使祭神歌曲带有侬侬的人间情味。二．叙写神灵的活动和神灵的情感，描绘神灵的环境和气氛，是一种清新幽眇的境界。
简述《招魂》的艺术特色。
一． 结构精密完美。依据方位和事物层层铺叙渲染的表现方式。二． 长于铺排描摹，例如它写四方的恐怖，罗列众多可怕的事物，还描绘出它们可怕的形象。
试叙楚辞产生的相关要素。
一．与楚声、楚歌有直接联系。楚辞即使不能歌唱，也要用“楚声”来诵读。楚辞的许多诗篇都有“乱”辞，它们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更表明楚词与楚乐有亲密关系。二．楚辞的产生与楚国民间“巫歌”关系密切。宗教的歌舞，对楚辞有几个方面的直接影响：1．《九歌》就是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2．祭神仪式中，巫师装扮成不同的神祗，载歌载舞，就像戏剧一样。这样神秘浪漫而具有故事性的歌舞，对楚辞的构思和表现都有影响。如《离骚》写恶咸降神。3．民间祭神巫歌，富有神奇的想象或幻想，孕育着丰富的神话故事，这些都成为楚辞的养料和特征。如《九歌》中的神鬼，《离骚》中的天界。
三． 楚辞中充满着楚地风物的描写，使用着道地的楚地方言等。 四． 楚辞是在南北文化交流的新的时代环境下，诞生于楚国的地域特色鲜明的新诗体。
以上种种，说明楚辞确乎是楚文化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试论楚辞的文体特点。
一． 从诗风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是楚辞的共同特征。如《离骚》充满奇幻不拘的想象，抒发真情层进反覆。
二． 从体式言，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有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
三． 就语言说，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字、“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试论《离骚》的思想内容。
一．“美政”理想和深沉的爱国情感。屈原向往“前圣”治国君明臣贤、君臣和谐的境界，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具体治国方略。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坚韧品和疾恶如仇的批判精神。贵族大臣群起而攻，迫害屈原，但屈原仁不放弃他的政治理想而苦苦追求，《离骚》写他上天入地，寻求出路，就是他追求理想实现的形象描绘。批判精神在于他坚定不移地追求光明理想的同时，也直接揭批黑暗、指斥奸佞。
试论《离骚》的主要艺术特点。
一．浓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离骚》前半回顾往事，追忆身世、理想和遭遇，基本是写实，但那些比兴手法铺叙夸饰自己的美好品质的诗句，已具有奇异想象的特色；后半写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则更是火一样的浓烈激情、忠贞深沉的爱国情感，通过奔腾飘逸、上天入地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喷发出来。二．洁纯美、独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高贵的出身，崇高的理想，峻洁纯美、独立不屈的人格，及其异常浓烈的情感，构成了抒情主人公超凡脱俗的完美想象，具有象征意味，表现了这篇抒情长诗的精神实质。 三．比兴手法的拓展。它把《诗经》片段的比兴发展成为长篇诗歌中比兴的连续使用，还把《诗经》那种喻象、喻体各自独立的单纯比喻合二为一。在《诗经》基础上拓展的寄情于物、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我国文学中著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传统，影响深远。 四．结构特点。全诗都围绕着，诗人忠贞不渝的故国情感和追求崇高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来谋篇布局的。前半部分回顾历史，实写，后半部分对理想之实现的探索，虚写。 五．形式和语言特色。既采用了民歌形式，也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成为一种句式长短不拘、韵句散语相间的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离骚》后半表现诗人的思想活动，往往设为主客问答，铺排描写。语言丰富多彩、双声叠韵比比皆是。
试论《九辩》的艺术特色极其与《离骚》思想、艺术上的异同。
一．《九辩》的思想境界不及《离骚》尽管它也有自标高洁的咏叹和批判、揭露政局的黑暗，但是缺少屈原那种激切的情思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面对不平际遇，他采取退守保身的态度，甚至感恩阿谀之嫌。
二．表现看，《九辩》不失为楚辞中一篇精品。A．长于铺排描摹，并在描绘中创造较为圆融的意境。如开头那段广为传涌的文字，渲染秋气之肃杀肃瑟，草木衰落、山空水瘦，天高气清的空阔凄疏之景等。诗人的际遇悲伤之感，被肃杀凄凉的秋景烘托得更加深切浓重。B． 细致入微的刻画描写。写落木之枝萎叶衰，从叶片到枝干，由形态到色彩，都刻画得细微真切。C．《九辩》的造语用词也很可称道。韵散相间，长短不拘，参差有致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国文学总集
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该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可供治史者参考。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闷。屈原常常征引历史以抒发情怀，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从《离骚》中关于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的记述，也可窥见上古神话传说的一斑；而“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则是考证古代天文历法的资料。
《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天问》是一首长诗，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天问》透露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为宝贵。
诗史地位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楚辞目录
离骚 九歌 天问 九章 远游 卜居 渔父 九辩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隐士 七谏 哀时命 九怀 九叹 九思
九歌： 东皇太一 东君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九章：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七谏： 初放 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谬谏 乱曰
九怀： 匡机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乱曰
九叹： 逢纷 离世 怨思 远逝 惜贤 忧苦 愍命 思古 远游
九思： 逢尤 怨上 疾世 悯上 遭厄 悼乱 伤时 哀岁 守志 乱曰
楚文化和楚辞的形成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 “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 “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已可窥见一二。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代表人物]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爱国诗人。 在《楚辞》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部分，共收他的诗作8卷20余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向》、《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及汉代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础上编为《楚辞集注》，增入贾谊的《鹏鸟赋》、《吊屈原赋》两篇；删去《七谏》、《九怀》、《九叹》等作品，朱熹认为这些作品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他并把屈原的作品划为“离骚类”，把其它作品划为“续离骚类”，按原篇章次序编为8卷。 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离骚》《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写的政治抒怀诗；一类是以《九歌》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诗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天问》。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篇浪漫主义抒怀诗，也是 “楚辞”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称“楚辞”为“骚体诗”，并与《诗经》并称“诗骚”。《离骚》是诗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满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凝聚忧愤、感慨于笔端写成的。这首近2500字的长诗，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通过表现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的黑暗现实和政治危机，表达了他为国为民而战斗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内容梗概
《楚辞》中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和《招魂》等共23篇，是屈原的作品（此外，还有宋玉等人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楚辞体的诗，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楚辞》的代表作。屈原的作品主要是以楚国的民间文学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从政遭遇而写出。简述《九歌》艺术表现的特点。
一．屈原在《九歌》中既写出了神的灵异，更写出了神的“人性”，神性和人性统一在一起。如《湘君》、《湘夫人》，表现湘水之神相互爱慕追求却终于不遇的波折变化的心境。抒写神与神之间、神与人之间的恋爱故事，使祭神歌曲带有侬侬的人间情味。二．叙写神灵的活动和神灵的情感，描绘神灵的环境和气氛，是一种清新幽眇的境界。
简述《招魂》的艺术特色。
一． 结构精密完美。依据方位和事物层层铺叙渲染的表现方式。二． 长于铺排描摹，例如它写四方的恐怖，罗列众多可怕的事物，还描绘出它们可怕的形象。
试叙楚辞产生的相关要素。
一．与楚声、楚歌有直接联系。楚辞即使不能歌唱，也要用“楚声”来诵读。楚辞的许多诗篇都有“乱”辞，它们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更表明楚词与楚乐有亲密关系。二．楚辞的产生与楚国民间“巫歌”关系密切。宗教的歌舞，对楚辞有几个方面的直接影响：1．《九歌》就是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2．祭神仪式中，巫师装扮成不同的神祗，载歌载舞，就像戏剧一样。这样神秘浪漫而具有故事性的歌舞，对楚辞的构思和表现都有影响。如《离骚》写恶咸降神。3．民间祭神巫歌，富有神奇的想象或幻想，孕育着丰富的神话故事，这些都成为楚辞的养料和特征。如《九歌》中的神鬼，《离骚》中的天界。
三． 楚辞中充满着楚地风物的描写，使用着道地的楚地方言等。 四． 楚辞是在南北文化交流的新的时代环境下，诞生于楚国的地域特色鲜明的新诗体。
以上种种，说明楚辞确乎是楚文化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试论楚辞的文体特点。
一． 从诗风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是楚辞的共同特征。如《离骚》充满奇幻不拘的想象，抒发真情层进反覆。
二． 从体式言，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有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
三． 就语言说，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字、“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试论《离骚》的思想内容。
一．“美政”理想和深沉的爱国情感。屈原向往“前圣”治国君明臣贤、君臣和谐的境界，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具体治国方略。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坚韧品和疾恶如仇的批判精神。贵族大臣群起而攻，迫害屈原，但屈原仁不放弃他的政治理想而苦苦追求，《离骚》写他上天入地，寻求出路，就是他追求理想实现的形象描绘。批判精神在于他坚定不移地追求光明理想的同时，也直接揭批黑暗、指斥奸佞。
试论《离骚》的主要艺术特点。
一．浓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离骚》前半回顾往事，追忆身世、理想和遭遇，基本是写实，但那些比兴手法铺叙夸饰自己的美好品质的诗句，已具有奇异想象的特色；后半写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则更是火一样的浓烈激情、忠贞深沉的爱国情感，通过奔腾飘逸、上天入地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喷发出来。二．洁纯美、独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高贵的出身，崇高的理想，峻洁纯美、独立不屈的人格，及其异常浓烈的情感，构成了抒情主人公超凡脱俗的完美想象，具有象征意味，表现了这篇抒情长诗的精神实质。 三．比兴手法的拓展。它把《诗经》片段的比兴发展成为长篇诗歌中比兴的连续使用，还把《诗经》那种喻象、喻体各自独立的单纯比喻合二为一。在《诗经》基础上拓展的寄情于物、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我国文学中著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传统，影响深远。 四．结构特点。全诗都围绕着，诗人忠贞不渝的故国情感和追求崇高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来谋篇布局的。前半部分回顾历史，实写，后半部分对理想之实现的探索，虚写。 五．形式和语言特色。既采用了民歌形式，也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成为一种句式长短不拘、韵句散语相间的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离骚》后半表现诗人的思想活动，往往设为主客问答，铺排描写。语言丰富多彩、双声叠韵比比皆是。
试论《九辩》的艺术特色极其与《离骚》思想、艺术上的异同。
一．《九辩》的思想境界不及《离骚》尽管它也有自标高洁的咏叹和批判、揭露政局的黑暗，但是缺少屈原那种激切的情思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面对不平际遇，他采取退守保身的态度，甚至感恩阿谀之嫌。
二．表现看，《九辩》不失为楚辞中一篇精品。A．长于铺排描摹，并在描绘中创造较为圆融的意境。如开头那段广为传涌的文字，渲染秋气之肃杀肃瑟，草木衰落、山空水瘦，天高气清的空阔凄疏之景等。诗人的际遇悲伤之感，被肃杀凄凉的秋景烘托得更加深切浓重。B． 细致入微的刻画描写。写落木之枝萎叶衰，从叶片到枝干，由形态到色彩，都刻画得细微真切。C．《九辩》的造语用词也很可称道。韵散相间，长短不拘，参差有致
本书是宋人洪兴祖为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作的补注。补注不仅对旧注多所驳正，而且广征博引，保存了汉及六朝隋唐和宋人的部分遗说。本书还辑有《楚辞释文》佚文77条。
《野处集》四卷，元邵亨贞撰。亨贞字复孺。杨枢《淞故述》，载其本淳安人。至正间为松江训导，占籍华亭。今考集中有《送族兄安仲还乡序》云：“至元 中，大父处县君以弗终仕于宋，晦迹华亭别业，先子遂生华亭。至德间，大父归葬故里，先子弗克举家去，至今为华亭人。”则自其祖已占籍松江，枢所述犹未尽 也。是编后有冯迁、汪稷二《跋》，谓其书本出上海陆深家，深之孙郯以授稷而刊行之。并所著《蛾述诗选》、《蛾术词选》为十六卷。今诗词二选世已无传，惟此 本独存。共杂文六十八首。亨贞终于儒官，足迹又不出乡里，故无雄篇巨制以发其奇气。而文章大致清快，步伐井然，犹能守先民遗矩者。其诗词世不多见。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载所作《咏眉目沁园春词》二首，隽永清丽，颇有可观。盖所长尤在于是，惜《词选》今已久佚矣。
《金氏文集》，二巻。宋•金君卿撰。
《宋史•艺文志》载《金君卿集》，十巻。《江西通志》作十五巻。考《永乐大典》，载是集，有富临原序一篇,称临川江明仲求遗稿，编成十五巻，号《金氏文集》。则《宋志》称十巻者，悞矣。
原本久佚，今掇拾《永乐大典》所载，仅得十之一二，然北宋文集传者日稀，此本尤世所罕见，残珪碎璧，弥少弥珍。谨以类编次，分为上下二巻。《集》中所 作有【文彦博、韩琦生日诗】【范仲淹移镇杭州次韵诗】【和殴阳修颍州西湖及芍药二诗】，是君卿所与逰者，皆一代端人正士，故诗文皆清醇雅饬，犹有古风。 【陈灾事贡举诸疏】剀切详明，尤为有禆世用。又如【和介甫寄安丰张无仪一首】即用《临川集》中【安丰张令修芍陂之韵】，而据君卿诗，知张字为公仪。为李璧 注所未引。又【和曽子固直言谪官者一首】，检《元丰类槁》无其原唱，知此篇为巩所自删。均可互资考证。
富临序称君卿长于易。嘗着《易说》、《易笺》。今并不存。犹有《传易之家》一篇，具载传授本末。疑即《易说》。前所载之叙録，今既无可考，姑并附于集末焉。
《宋史•艺文志》载《金君卿集》，十巻。《江西通志》作十五巻。考《永乐大典》，载是集，有富临原序一篇,称临川江明仲求遗稿，编成十五巻，号《金氏文集》。则《宋志》称十巻者，悞矣。
原本久佚，今掇拾《永乐大典》所载，仅得十之一二，然北宋文集传者日稀，此本尤世所罕见，残珪碎璧，弥少弥珍。谨以类编次，分为上下二巻。《集》中所 作有【文彦博、韩琦生日诗】【范仲淹移镇杭州次韵诗】【和殴阳修颍州西湖及芍药二诗】，是君卿所与逰者，皆一代端人正士，故诗文皆清醇雅饬，犹有古风。 【陈灾事贡举诸疏】剀切详明，尤为有禆世用。又如【和介甫寄安丰张无仪一首】即用《临川集》中【安丰张令修芍陂之韵】，而据君卿诗，知张字为公仪。为李璧 注所未引。又【和曽子固直言谪官者一首】，检《元丰类槁》无其原唱，知此篇为巩所自删。均可互资考证。
富临序称君卿长于易。嘗着《易说》、《易笺》。今并不存。犹有《传易之家》一篇，具载传授本末。疑即《易说》。前所载之叙録，今既无可考，姑并附于集末焉。
《友石山人遗稿》一卷，元王翰撰。此本乃其子偁所辑，凡诸体诗八十四首。前有《陈仲述序》。后附志铭表词等七篇，皆 吴海所作也。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
书中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不选经子，史书中也只略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可以看出编者已初步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认为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者方可入为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尤注重骈俪、华藻。
全书共60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 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38类。所选多大家之作，时代愈近入选愈 多。其中以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占有相当比重，诗歌则多选对偶严谨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作品，陶渊明等人平易自然之作则入选较少。作品划分的类别，则能反映汉魏以来文学发展、文体增多的历史现象。
「选学」在唐朝与《五经》并驾齐驱，盛极一时士子必须精通《文选》。时至北宋年间，民间尚传谣曰：文选烂、秀才半。宋代有“文章祖宗”之说。延至元、明、清，有关《文选》的研究亦未尝中辍。是今人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文选的注疏】
首先对《文选》作注释的是《文选》问世六、七十年后的《文选音》，这是萧统的侄子萧该对《文 选》语词作的音义解释。隋唐时期的曹宪、许淹、李善、公孙罗等人将其发展成为了一门「文选学」。曹宪撰有《文选音义》。许淹、李善、公孙罗等都曾是曹宪的 学生，他们都曾批注《文选》，其中以唐高宗显庆年间的李善注被认为最好。
唐玄宗开元年间，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和李周翰五位文臣又作五臣注。和李善注相比，五臣注更简单通俗，但不为学术正统所采纳。
北宋哲宗元佑九年（1094年）2月的秀州州学本是第一个五臣与李善合并注本，其后的六家注本 （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后）如广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后，六臣注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后）如赣州本、建州本，又据六家注本重刻，只不过是 将五臣与李善的前后次序调换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尤袤所刻李善之注本(尤袤刻本)对后来很有影响。
清嘉庆年间，胡克家据尤袤刻本，又据宋代吴郡袁氏﹑茶陵陈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写成《考异》十卷。以后的传本多以胡本为底本，如1977年中华书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等。
隋代萧该《文选音》
唐代曹宪《文选音义》
宋代秀州州学本《文选》60卷
宋代广都裴氏刻六家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明州刊本六家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赣州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建州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吴郡袁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茶陵陈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尤袤刻李善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刘颁《文选类林》
宋代高似孙《文选句图》
元代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
明代王象干《文选删注》
明代陈与郊《文选章句》
明代刘履《文选补注》
明代凌迪知《文选锦字》
明代胡焕文《文选粹语》
清代杭世骏《文选课虚》
清代石韫玉《文选编珠》
清代胥斌《文选集腋》
清代洪若皋《文选越裁》
清代吴湛《选诗定论》
清代董正扬《文选集律》
清代梁章巨《文选旁证》46卷
清代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 8卷
清代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 1卷
清代张云璈《选学胶言》20卷
清代朱珔《文选集释》14卷
清代胡绍瑛《文选笺证》30卷
清代许巽行《文选笔记》8卷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5卷
清代陈景云《文选举正》6卷
清代于光华《文选集评》15卷
清代胡克家文选《考异》10卷
书中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不选经子，史书中也只略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可以看出编者已初步注意到文学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分，认为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者方可入为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尤注重骈俪、华藻。
全书共60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 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38类。所选多大家之作，时代愈近入选愈 多。其中以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占有相当比重，诗歌则多选对偶严谨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作品，陶渊明等人平易自然之作则入选较少。作品划分的类别，则能反映汉魏以来文学发展、文体增多的历史现象。
「选学」在唐朝与《五经》并驾齐驱，盛极一时士子必须精通《文选》。时至北宋年间，民间尚传谣曰：文选烂、秀才半。宋代有“文章祖宗”之说。延至元、明、清，有关《文选》的研究亦未尝中辍。是今人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文选的注疏】
首先对《文选》作注释的是《文选》问世六、七十年后的《文选音》，这是萧统的侄子萧该对《文 选》语词作的音义解释。隋唐时期的曹宪、许淹、李善、公孙罗等人将其发展成为了一门「文选学」。曹宪撰有《文选音义》。许淹、李善、公孙罗等都曾是曹宪的 学生，他们都曾批注《文选》，其中以唐高宗显庆年间的李善注被认为最好。
唐玄宗开元年间，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和李周翰五位文臣又作五臣注。和李善注相比，五臣注更简单通俗，但不为学术正统所采纳。
北宋哲宗元佑九年（1094年）2月的秀州州学本是第一个五臣与李善合并注本，其后的六家注本 （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后）如广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后，六臣注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后）如赣州本、建州本，又据六家注本重刻，只不过是 将五臣与李善的前后次序调换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尤袤所刻李善之注本(尤袤刻本)对后来很有影响。
清嘉庆年间，胡克家据尤袤刻本，又据宋代吴郡袁氏﹑茶陵陈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写成《考异》十卷。以后的传本多以胡本为底本，如1977年中华书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等。
隋代萧该《文选音》
唐代曹宪《文选音义》
宋代秀州州学本《文选》60卷
宋代广都裴氏刻六家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明州刊本六家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赣州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建州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吴郡袁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茶陵陈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尤袤刻李善注刊本《文选》60卷
宋代刘颁《文选类林》
宋代高似孙《文选句图》
元代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
明代王象干《文选删注》
明代陈与郊《文选章句》
明代刘履《文选补注》
明代凌迪知《文选锦字》
明代胡焕文《文选粹语》
清代杭世骏《文选课虚》
清代石韫玉《文选编珠》
清代胥斌《文选集腋》
清代洪若皋《文选越裁》
清代吴湛《选诗定论》
清代董正扬《文选集律》
清代梁章巨《文选旁证》46卷
清代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 8卷
清代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 1卷
清代张云璈《选学胶言》20卷
清代朱珔《文选集释》14卷
清代胡绍瑛《文选笺证》30卷
清代许巽行《文选笔记》8卷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5卷
清代陈景云《文选举正》6卷
清代于光华《文选集评》15卷
清代胡克家文选《考异》10卷
词综（cí zōnɡ）
词总集。清代朱彝尊、汪森编。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曾参加纂修《明史》。汪森(1653～1762)，字晋贤，号碧巢，浙江桐乡县人。官户部郎中，与朱彝尊友善。
此书由朱彝尊编选26卷,汪森增补10卷,选辑唐、五代、宋、金、元诸家词30卷，补人3卷，补词3卷，共36卷。共收录词人650多家,词作2250多首。此书集中多人搜采原始材料，“计览观宋元人词集一百七十家，传记、小说、地志共三百余家，历岁八稔，然后成书”（汪森《词综》序），“凡稗官野记中有片词足录者，辄为采掇”；“其词名句读为他选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误,皆详考而订正之”（《四库全书总目》）。所以内容丰富，别开生面。
此书体例能吸取前代词选之长,以时代先后为序,各家下有词人姓氏、籍贯及其著作，间附宋、元人评语。书前有汪森所撰序文，为浙西词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序中指出不应把词作为“诗之余”，推尊姜夔为词家正宗，以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为羽翼。然而只字不提苏、辛词派。朱彝尊在《凡例》中又提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此编“以醇雅为宗”的选录标准，意在纠正明词的流弊，同时也反映了浙西词派重格律形式,忽视思想内容的偏向,所以文廷式批评朱彝尊“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 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云起轩词抄序》），言辞虽不免偏激，但观点是正确的。
此书有康熙三十年(1691)经汪森等增订的刊本，有 《四部备要》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词总集。清代朱彝尊、汪森编。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曾参加纂修《明史》。汪森(1653～1762)，字晋贤，号碧巢，浙江桐乡县人。官户部郎中，与朱彝尊友善。
此书由朱彝尊编选26卷,汪森增补10卷,选辑唐、五代、宋、金、元诸家词30卷，补人3卷，补词3卷，共36卷。共收录词人650多家,词作2250多首。此书集中多人搜采原始材料，“计览观宋元人词集一百七十家，传记、小说、地志共三百余家，历岁八稔，然后成书”（汪森《词综》序），“凡稗官野记中有片词足录者，辄为采掇”；“其词名句读为他选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误,皆详考而订正之”（《四库全书总目》）。所以内容丰富，别开生面。
此书体例能吸取前代词选之长,以时代先后为序,各家下有词人姓氏、籍贯及其著作，间附宋、元人评语。书前有汪森所撰序文，为浙西词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序中指出不应把词作为“诗之余”，推尊姜夔为词家正宗，以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为羽翼。然而只字不提苏、辛词派。朱彝尊在《凡例》中又提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此编“以醇雅为宗”的选录标准，意在纠正明词的流弊，同时也反映了浙西词派重格律形式,忽视思想内容的偏向,所以文廷式批评朱彝尊“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 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云起轩词抄序》），言辞虽不免偏激，但观点是正确的。
此书有康熙三十年(1691)经汪森等增订的刊本，有 《四部备要》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湛江灯塔路的灯光可以一眼望穿；深圳沙河街的车流此起彼伏；我们更换了马匹，一路向北；梦里的驿站，城市的羊群；告别你的故乡是多么容易。我迈着步伐来调整步伐；走进天津的发达街，声响很大；我说多好的名字，富贵花开；你只是转过身拉紧儿子的小手；说外婆家的门口现在有鸽子飞过。广东的吴川，吉林的蛟河....
本书是刘若英的第一本诗文集。此书在台湾出版后，颇受读者喜爱，被称为一本有着丰富的痛苦和快乐者的心灵档案。坦白、纯粹、挚情……刘若英在书中敞开心菲，用文字畅谈爱情，诠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