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近录》一卷，一百零四条，《宋史·艺文志》著录于集部文史类，《四库全书》收于子部小说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所记上起周世宗，下迄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事为多”。“皆记东都旧闻”，“间涉神怪，稍近裨官，故列之小说类中，然而所记朝廷大事为多，一切贤奸进退，典故沿革，多为史传所未详，实非尽小说家言也”。评价甚高。
《闻见近录》语涉诗文者不多，然亦偶有所采，不乏精到之见。如记王禹玉与章子厚为苏轼“此心唯有蛰龙知”句争论事，明白表示了反对以诗定人之罪，罗织罪名，欲置诗人死地“覆人家族”的作法，可见作者对“乌台诗案”这场文字狱的鲜明反对态度。王氏亦能在论诗时不囿于党见，肯定王安石称李杜“初无高下也，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之”的看法，这与当时宋人扬杜抑李之风适成对照，无疑也值得肯定。从书中亦可见当时文人间相互交往唱和之事，彼此间常能破除党争之域，足资后人参考。
是书一卷有《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另有《说郛》(宛委山堂)本，为二卷(一卷，续一卷)。
哈哈儿据中华书局1991年版《丛书集成初编》录校制作，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所记上起周世宗，下迄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事为多”。“皆记东都旧闻”，“间涉神怪，稍近裨官，故列之小说类中，然而所记朝廷大事为多，一切贤奸进退，典故沿革，多为史传所未详，实非尽小说家言也”。评价甚高。
《闻见近录》语涉诗文者不多，然亦偶有所采，不乏精到之见。如记王禹玉与章子厚为苏轼“此心唯有蛰龙知”句争论事，明白表示了反对以诗定人之罪，罗织罪名，欲置诗人死地“覆人家族”的作法，可见作者对“乌台诗案”这场文字狱的鲜明反对态度。王氏亦能在论诗时不囿于党见，肯定王安石称李杜“初无高下也，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之”的看法，这与当时宋人扬杜抑李之风适成对照，无疑也值得肯定。从书中亦可见当时文人间相互交往唱和之事，彼此间常能破除党争之域，足资后人参考。
是书一卷有《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另有《说郛》(宛委山堂)本，为二卷(一卷，续一卷)。
哈哈儿据中华书局1991年版《丛书集成初编》录校制作，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
记载北宋史事的历史笔记。
甲申杂记一卷闻见近录一卷随手杂录一卷
宋王巩撰。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同平章事旦之孙，工部尚书素之子。尝倅扬州，坐与苏轼游，谪监筠州盐税，后官至宗正丞。所记杂事三卷，皆纪东都旧闻。《甲申杂记》凡四十二条。甲申者，徽宗崇宁三年也。故所记上起仁宗，下讫崇宁，随笔记载，不以时代为先后。（李裕民：《甲申杂记》尚有晚于崇宁三年者，当成于大观六年冬或稍晚，甲申可能为其开始撰写之年。）《闻见近录》凡一百四条，所记上起周世宗，下讫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事为多；《随手杂录》，凡三十三条，中惟周世宗事一条，南唐事一条，吴越事一条，余皆宋事，止于英宗之初。二书事迹，在崇宁甲申前，而原本次《甲申杂记》后，盖成书在后也。（李裕民：王巩三录成书次序应为：《闻见近录》、《甲申杂录》、《随手杂录》，《总目》谓二书成书均在《甲申杂录》后，非。）卷末有其从曾孙从谨跋称：“先世著书散佚，隆兴元年，乃得此三编于向氏，抄录合为一帙。前有张邦基序，言得其本于张由仪。由仪则少从其父得于巩家敝箧中。”末题甲寅五月，为高宗绍兴三年。盖向氏之本，又出于张氏。当时亲传手迹，知确为巩撰，非依托矣。三书皆间涉神怪，稍近稗官，故列之小说类中。然而所记朝廷大事为多，一切贤奸进退，典故沿革，多为史传所未详，实非尽小说家言也。《甲申杂记》中李定称苏轼一条，费衮《梁溪漫志》驳其失实。今考衮谓轼诗，自熙宁初始多论新法不便，至元丰二年有乌台诗案，前后不过十年，定云二三十年所作，文字殊不相合。其说是也。至谓能记二三十年作文之因，则人皆能之，似不足为东坡道，则其说未然。书中所载定语，乃云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则是指其所引之书，非指其作诗之故，衮殆未审其语欤？（《总目》P1852，卷140，子部五十·小说家类一）
甲申杂记一卷闻见近录一卷随手杂录一卷
宋王巩撰。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同平章事旦之孙，工部尚书素之子。尝倅扬州，坐与苏轼游，谪监筠州盐税，后官至宗正丞。所记杂事三卷，皆纪东都旧闻。《甲申杂记》凡四十二条。甲申者，徽宗崇宁三年也。故所记上起仁宗，下讫崇宁，随笔记载，不以时代为先后。（李裕民：《甲申杂记》尚有晚于崇宁三年者，当成于大观六年冬或稍晚，甲申可能为其开始撰写之年。）《闻见近录》凡一百四条，所记上起周世宗，下讫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事为多；《随手杂录》，凡三十三条，中惟周世宗事一条，南唐事一条，吴越事一条，余皆宋事，止于英宗之初。二书事迹，在崇宁甲申前，而原本次《甲申杂记》后，盖成书在后也。（李裕民：王巩三录成书次序应为：《闻见近录》、《甲申杂录》、《随手杂录》，《总目》谓二书成书均在《甲申杂录》后，非。）卷末有其从曾孙从谨跋称：“先世著书散佚，隆兴元年，乃得此三编于向氏，抄录合为一帙。前有张邦基序，言得其本于张由仪。由仪则少从其父得于巩家敝箧中。”末题甲寅五月，为高宗绍兴三年。盖向氏之本，又出于张氏。当时亲传手迹，知确为巩撰，非依托矣。三书皆间涉神怪，稍近稗官，故列之小说类中。然而所记朝廷大事为多，一切贤奸进退，典故沿革，多为史传所未详，实非尽小说家言也。《甲申杂记》中李定称苏轼一条，费衮《梁溪漫志》驳其失实。今考衮谓轼诗，自熙宁初始多论新法不便，至元丰二年有乌台诗案，前后不过十年，定云二三十年所作，文字殊不相合。其说是也。至谓能记二三十年作文之因，则人皆能之，似不足为东坡道，则其说未然。书中所载定语，乃云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则是指其所引之书，非指其作诗之故，衮殆未审其语欤？（《总目》P1852，卷140，子部五十·小说家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