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詩訓》，原為呂本中《童蒙訓》之一部分。《童蒙訓》係呂所著傢塾訓課之本，言理學則折衷二程，論詩文則取法蘇、黃。後因朱學盛行，時多詆毀東坡之論，《童蒙訓》之論詩文語因而遭到刪削，失而不存。後乃有人專錄是書被刊除部分，輯以為《童蒙詩訓》。
　　
　　《童蒙詩訓》，不知捲數。明《菉竹堂書目)捲四、《文淵閣書目》捲十均予著錄。原書久佚，郭紹虞曾輯其佚文，得七十五條。
　　
　　是書出於呂氏傢塾訓課之本，遺聞軼事在所不錄，而以論學詩為主，述論切實，確有一些精粹之語。
　　
　　呂本中強調對前人遺産的學習，他對於自《詩經》以後豐富的詩歌遺産、自魏晉至本朝衆多的傑出詩人，殊多推許、評論，時有精當之見。是書訓導學詩者對古人佳篇應“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又“不可循習陳言，衹規摹舊作也”，強調“老杜詩云：‘詩清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在學習前人這個方面來說，這些見解是相當中肯的。
　　
　　強調獨創，是作者論詩的一大特色。他雖極推重蘇、黃，以為蘇、黃“當永以為法”，但他所贊許的正是二人能“廣備衆體，出奇無窮”，“包括衆作，本以新意”。他以黃庭堅“隨人作詩終後人”，“文章切忌隨人後”等語為詩歌創作的警策，強調詩應“出新意”，應“自成一傢”。他認為寫詩當“遇事因感”，有所為而發，“不可鑿空強作出於牽強”，這也體現出他對“新意”的強調。
　　
　　呂本中批判“齊梁間綺靡氣味”，並說“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質，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可見是強調內容，反對形式主義風氣的。他認為作詩應“先立大意”，使詩能“說盡情意”，“事理明白”，並稱許“置心平易始知詩”的道理，而不可“有意於言語之間”，雕章鑿句，“失之綺靡而無高古氣味”，也是申論應註重內容的主張。他還指出，古詩十九首和曹子建詩“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特加贊許。這是值得重視的詩論見解。
　　
　　哈哈兒據中華書局1980年9月版繁體橫排本《宋詩話輯佚》錄校製作。

　　《官箴》一捲，宋呂本中撰。此書多閱歷有得之言，可以見諸實事。書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為當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禛《古夫於亭雜錄》：‘上嘗御書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賜內外諸臣。案此三字，呂本中《官箴》中語也。（按：此說誤，詳後）’是數百年後尚蒙聖天子采擇其說，訓示百官，則所言中理可知也。雖篇帙無多，而詞簡義精，故有官者之龜鑒也。”今檢呂氏《官箴》，全書共三十三條，其首條開頭雲：“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與《四庫提要》所說相合。王士禛，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康熙四十三年罷官歸裏，康熙五十年去世。《古夫於亭雜錄》是他罷官後所作。該書捲一說，“清、慎、勤三大字，士禛二十年前亦蒙賜。”由此可知，他所說的“上嘗御書”之“上”，當是指康熙皇帝。這說明清代把清、慎、勤三字當作欽定的官箴是始於康熙。四庫館臣稱贊此三字“千古不可易，固有官者之龜鑒”，而《四庫提要》乃是乾隆欽定之書，這又說明在乾隆時期仍然是遵行祖宗舊製，以清、慎、勤三字為官箴的。趙翼是位乾嘉學者，他在《陔於叢考》捲二十七《清慎勤匾》條中說：“各衙署訟堂多書清、慎、勤三字作匾額。”這更是一條有利的證據。以清、慎、勤三字為官箴，不僅行之於康、乾之世，而且通之於有清一代，所以梁啓超在《新民說·論公德》中說：“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四庫提要》：“此書多閱歷有得之言，可以見諸實事。書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為當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

　　《童蒙訓》三捲，宋呂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是書其傢塾訓課之本也。本中北宋故傢，及見元祐遺老，師友傳授，具有淵源。故其所記多正論格言，大抵皆根本經訓，務切實用。於立身從政之道，深有所裨。中間如申顔、李潛、田腴、張琪、侯無可諸人，其事跡史多失傳，賴此猶可以考見大略。固不僅為幼學啓迪之資矣。考朱子《答呂祖謙書》，有捨人丈所著《童蒙訓》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之語，此本無之。其他書所引論詩諸說，亦皆不見於書內。故何焯跋疑其但節錄要語而成，已非原本。然刪削舊文，不過簡其精華，除其枝蔓，何以近語錄者全存，近詩話者全汰？以意推求，殆洛、蜀之黨既分，傳是書者輕詞章而重道學，不欲以眉山緒論錯雜其間，遂刊除其論文之語，定為此本歟。其書初刊於長沙，又刊於竜溪，訛舛頗甚。嘉定乙亥，婺州守邱壽雋重校刊之，有樓昉所為跋。後紹定己醜，眉山李埴守郡，得本於提刑呂祖烈，復鋟木於玉山堂。今所傳本，即明人依宋槧翻雕。行款字畫，一仍其舊，最為善本。今亦悉從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