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５月，随着对北京市委的公开批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了由４４人组成的华北局、公安部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３１３人。
６月５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５０００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军代表进驻公安局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１０名正副局长、１１７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１０００多坏人”。
紧接着，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３１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又组织起从３００多人逐渐增加到２０００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主要档案７７万余卷，零散材料１０５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８６２３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１５３３７４件，并将其中８５３４４件编印成１２２册，转发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严重失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更为滑稽的是，刘传新一伙竟然轻信曾在汪伪时期充任开封六路军中将副司令、远东国际民主联盟中央总局常务理事兼机要理事的宋××的谎言，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３９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还有教授、干部、职工等３００余人是日伪“华北兴亚民主同盟”的潜伏特务。这份假材料转发全国各地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受此案牵连的就有１０５人，其中９１人长期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３人被逼迫而自杀身死。
在康生、谢富治的亲自授意下，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１２２７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１０９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１３４９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５６８９件”……一句话，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康生、谢富治等阴谋家对刘传新提供的材料如获至宝。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谢富治则煽动说：“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７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８０００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２４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
８月２３日，刘传新将８１４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８月２９日，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７０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地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公安局有问题的，定了１０８０人，还有４５９人待定案处理。”
风雨飘摇。北京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根基在一阵阵腥风血雨中抖动、摇晃……
毛泽东主席有所察觉。
周恩来总理忧心如焚。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１０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１０００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斥责谢富治、刘传新的行动“是剜心战术”。
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为他撑腰，极力想维护他在公安局夺权后所窃取的统治地位，他不仅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而且对周恩来的指示极为反感。在市公安局传达、贯彻第１５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时，刘传新继续坚持说前１７年的公安工作执行的是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黑线”，“有人想借一分为二恢复老一套”。
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刘传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社会上流传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１９７５年底到１９７６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谣言”１０００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刘传新的这一系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帮”对他的信任。他有幸作为亲信提前从“四人帮”那里领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邓”口号也比社会上早喊出了两个多月。还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传新便在市委常委会上以《“多纲论”的反动实质》为题发言，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紧接着，他又先后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干部会议上借题发挥，宣称邓小平“纠集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邓小平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新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组织者、策划者、煽动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活圣母”。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使亿万中国人民悲痛欲绝。但是，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为了压制群众对周总理的无限哀思，竟下达了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写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还在为周总理治丧期间，他们便别有用心地炮制出了阴阳怪气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强奸民意，蹂躏党心。紧接着，又公开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直指刚刚着手拨乱反正、整顿国民经济的邓小平同志。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卑劣伎俩，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强烈义愤。４月２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４月４日是清明节，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出现了更为壮烈的场面。就在这天，“四人帮”下达了镇压的指令。于是，他们在公安部门的党羽亲自带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牌号，拍照诗词，还派人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公安局长刘传新特地布置“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子夜时分，一队队民兵开进广场，纪念碑东西两侧穿棉大衣的人群渐渐拉开了阵势。广场东侧突然杀出一彪人马，迅猛地冲向纪念碑，等候多时的民兵和警察趁机一齐扑了上去，几个朗诵诗文的人很快被抓了。当一辆警车开过来，几名警察冲向那个正在朗诵《请收下》的青年时，他们一边不无揶揄地叫喊：“收下吧，收下吧，把你也收下！”一边疯狂地揪下那个青年，把他扔进警车里。
紧接着，２００辆卡车开进广场，２０００多个花圈被洗劫一空。
第二天凌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各处的干部和群众紧急集合，接受处领导传达市局的命令：根据上级指示，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昨天夜间，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全部搬走。大家现在到广场去的任务，是劝阻群众不要再送花圈，不要再搞悼念活动，各自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人们没有被吓退。９点以后，广场上至少群集有十几万人，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推翻市公安局的广播车，点燃了“联合指挥部”的汽车。
就在天安门广场热血沸腾的时刻，“四人帮”及其爪牙也在策划“反击”。
他们在中山公园成立了新的民兵指挥点，在２８中学设立了公安局的西部指挥部。出动民兵５万人，警察３千人、卫戍部队５个营，分别驻扎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２８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处待命。
晚８点左右，临时设在历史博物馆内的“联合指挥部”通过电话落实各路队伍的集合情况。
９点２９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队一齐出动，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广场西侧的数百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一时间，木棒、皮带雨点般地落在手无寸铁的群众头上、身上。纪念碑周围，呼喊声、怒骂声、追打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一阵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２００多名被抓的群众一个个被推进吉普车，开往关押的地方。
在刘传新的指使下，清明节期间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１１５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８０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身上。公安局还搜集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原件５８３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６．６万多份，照片１０．８万多张。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６００余件，总计立案追查的１９８４件，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３８８人。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审查的１５人，受到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６００余人。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３０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同志。
刘传新因为“双追”有功，颇受“四人帮”的赏识，江青夸奖他“干得好”。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纂党夺权的部署，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他曾多次提出要注意“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要警惕“能调动车、马、炮的人搞武装暴乱”。毛主席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３３００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２４００多支，棍棒１０５０根，机动车２７０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真可谓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积怨的火山总有一天要爆发。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声霹雳，炸开了中国上空漫天的云雾。
１９７７年初，随着社会上要求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楼里也爆出了公开向刘传新宣战的火花。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有人贴出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四人帮”的刽子手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７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一贯神气十足的刘传新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他毫不隐晦地发出了伤感：“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的确，在“四人帮”的庇护下，刘传新曾风光多时，不可一世。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每句话都落地有声，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他场合。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５月１８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５月１９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都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人们不时地向主席台方向翘首观望，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１９７７年７月，经党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９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１１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７９３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从此，北京市公安局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历史。
〖摘自《书摘》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原载《传纪文学》〗
６月５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５０００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军代表进驻公安局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１０名正副局长、１１７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１０００多坏人”。
紧接着，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３１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又组织起从３００多人逐渐增加到２０００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主要档案７７万余卷，零散材料１０５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８６２３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１５３３７４件，并将其中８５３４４件编印成１２２册，转发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严重失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更为滑稽的是，刘传新一伙竟然轻信曾在汪伪时期充任开封六路军中将副司令、远东国际民主联盟中央总局常务理事兼机要理事的宋××的谎言，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３９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还有教授、干部、职工等３００余人是日伪“华北兴亚民主同盟”的潜伏特务。这份假材料转发全国各地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受此案牵连的就有１０５人，其中９１人长期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３人被逼迫而自杀身死。
在康生、谢富治的亲自授意下，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１２２７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１０９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１３４９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５６８９件”……一句话，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康生、谢富治等阴谋家对刘传新提供的材料如获至宝。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谢富治则煽动说：“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７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８０００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２４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
８月２３日，刘传新将８１４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８月２９日，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７０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地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公安局有问题的，定了１０８０人，还有４５９人待定案处理。”
风雨飘摇。北京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根基在一阵阵腥风血雨中抖动、摇晃……
毛泽东主席有所察觉。
周恩来总理忧心如焚。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１０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１０００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斥责谢富治、刘传新的行动“是剜心战术”。
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为他撑腰，极力想维护他在公安局夺权后所窃取的统治地位，他不仅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而且对周恩来的指示极为反感。在市公安局传达、贯彻第１５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时，刘传新继续坚持说前１７年的公安工作执行的是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黑线”，“有人想借一分为二恢复老一套”。
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刘传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社会上流传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１９７５年底到１９７６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谣言”１０００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刘传新的这一系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帮”对他的信任。他有幸作为亲信提前从“四人帮”那里领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邓”口号也比社会上早喊出了两个多月。还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传新便在市委常委会上以《“多纲论”的反动实质》为题发言，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紧接着，他又先后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干部会议上借题发挥，宣称邓小平“纠集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邓小平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新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组织者、策划者、煽动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活圣母”。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使亿万中国人民悲痛欲绝。但是，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为了压制群众对周总理的无限哀思，竟下达了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写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还在为周总理治丧期间，他们便别有用心地炮制出了阴阳怪气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强奸民意，蹂躏党心。紧接着，又公开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直指刚刚着手拨乱反正、整顿国民经济的邓小平同志。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卑劣伎俩，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强烈义愤。４月２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４月４日是清明节，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出现了更为壮烈的场面。就在这天，“四人帮”下达了镇压的指令。于是，他们在公安部门的党羽亲自带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牌号，拍照诗词，还派人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公安局长刘传新特地布置“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子夜时分，一队队民兵开进广场，纪念碑东西两侧穿棉大衣的人群渐渐拉开了阵势。广场东侧突然杀出一彪人马，迅猛地冲向纪念碑，等候多时的民兵和警察趁机一齐扑了上去，几个朗诵诗文的人很快被抓了。当一辆警车开过来，几名警察冲向那个正在朗诵《请收下》的青年时，他们一边不无揶揄地叫喊：“收下吧，收下吧，把你也收下！”一边疯狂地揪下那个青年，把他扔进警车里。
紧接着，２００辆卡车开进广场，２０００多个花圈被洗劫一空。
第二天凌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各处的干部和群众紧急集合，接受处领导传达市局的命令：根据上级指示，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昨天夜间，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全部搬走。大家现在到广场去的任务，是劝阻群众不要再送花圈，不要再搞悼念活动，各自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人们没有被吓退。９点以后，广场上至少群集有十几万人，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推翻市公安局的广播车，点燃了“联合指挥部”的汽车。
就在天安门广场热血沸腾的时刻，“四人帮”及其爪牙也在策划“反击”。
他们在中山公园成立了新的民兵指挥点，在２８中学设立了公安局的西部指挥部。出动民兵５万人，警察３千人、卫戍部队５个营，分别驻扎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２８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处待命。
晚８点左右，临时设在历史博物馆内的“联合指挥部”通过电话落实各路队伍的集合情况。
９点２９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队一齐出动，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广场西侧的数百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一时间，木棒、皮带雨点般地落在手无寸铁的群众头上、身上。纪念碑周围，呼喊声、怒骂声、追打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一阵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２００多名被抓的群众一个个被推进吉普车，开往关押的地方。
在刘传新的指使下，清明节期间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１１５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８０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身上。公安局还搜集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原件５８３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６．６万多份，照片１０．８万多张。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６００余件，总计立案追查的１９８４件，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３８８人。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审查的１５人，受到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６００余人。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３０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同志。
刘传新因为“双追”有功，颇受“四人帮”的赏识，江青夸奖他“干得好”。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纂党夺权的部署，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他曾多次提出要注意“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要警惕“能调动车、马、炮的人搞武装暴乱”。毛主席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３３００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２４００多支，棍棒１０５０根，机动车２７０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真可谓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积怨的火山总有一天要爆发。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声霹雳，炸开了中国上空漫天的云雾。
１９７７年初，随着社会上要求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楼里也爆出了公开向刘传新宣战的火花。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有人贴出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四人帮”的刽子手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７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一贯神气十足的刘传新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他毫不隐晦地发出了伤感：“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的确，在“四人帮”的庇护下，刘传新曾风光多时，不可一世。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每句话都落地有声，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他场合。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５月１８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５月１９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都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人们不时地向主席台方向翘首观望，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１９７７年７月，经党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９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１１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７９３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从此，北京市公安局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历史。
〖摘自《书摘》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原载《传纪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