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林
　　
　　　　在唐波夫省北部有一个乡村名叫“杨树林”。老人们说，过去这里的确有过一片密林。可是在我的童年时期，人们就早已把那片林子忘记了。
　　　　村子周围，种着黑麦、燕麦和黍子的农田延伸得很远很远，可是靠近村子的地面却被许多深谷割裂得零零散散。深谷逐年扩大，陡峻的高坡上，那些村边的农舍简直就像要跌落到谷底去了。一到冬季，深谷里往返奔驰着许多饥饿的野狼。我小的时候很怕在冬天的夜晚走出屋外：冷，死气沉沉，处处是雪，无边无际的雪，还有远处狼的号叫声。有时真的听到了狼叫，也有时只是过于紧张的儿童的听觉在作怪。……可是一到春季，周围一切都焕然一新了。草原上开着野花，油绿的嫩草覆盖着大地。处处是红的、蓝的、金黄的野花，像火星似的怒放着。雏菊、铃铛花、矢车菊，可以满怀地抱回家去。
　　　　我们的村子很大，居民约有５０００人。差不多每户都有人到唐波夫、贫兹，甚至也到莫斯科去作工挣钱。可怜的一小块土地是不够养活一家贫苦农民的。
　　　　我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父亲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秋里阔夫，在村公所当文书员，他没受过教育，但却知书识字，甚至可以说是博学多识。他喜好读书，在和人辩论的时候，也常常引经据典。僻如，有一次他对和他交谈的人说：
　　　　“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里面关于天体的说明，和您的说法完全不同……”
　　　　我上过３年当地的乡村小学。１９１０年秋季，父亲把我领到基尔山诺夫城去投考一个女子中学。从那时候到现在，差不多４０年了，可是一切大小事情我全记得很清楚，就仿佛是昨天的事一样。
　　　　两层楼房的中学校舍，使我很惊讶，在我们杨树林村没有这么高大的房子。我紧握着父亲的手，随他走进了学校的前厅，羞答答地停了脚步。一切都是新奇而生疏的：宽大的门、石地、有栏杆的宽敞的楼梯。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和家长同来的女孩子。最使我不好意思的就是，她们简直比那新鲜的、在我看来是富丽的陈设更使我不安。基尔山诺夫是一座商业的县城，在这些和我同样来投考的女孩子中间，农家的孩子很少。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看外表是地道商人的女儿，面孔红胖的，用鲜蓝色绸带系着长长的发辫。她鄙视地打量了我一番，就咬着嘴唇转过身子去。我靠紧了父亲，父亲抚摸着我的头，似乎在说：“孩子，不要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随后我们上楼去了，有人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招呼进一间大屋子去，在屋里的长案后边坐着３位考试委员。我还记得，我回答了一切试题，最后，我就忘记害怕，大声朗诵了以下的诗句：
　　　　今后我们将给瑞典人一点颜色看，在这里建起雄城，气死傲慢的邻人……爸爸在楼下等着我。我高兴极了，不顾一切地向他跑去，他马上就上楼梯来迎接我，脸色是那么愉快……中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至今还保持着对这一时期的温暖、感谢的回忆。阿尔喀基·别洛乌索夫在我们学校里讲授数学，讲得明白有趣。他的夫人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讲授俄文和文学。
　　　　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总是微笑着走进教室，我们也随着她微笑。她是那样活泼、年轻、和蔼可亲，她坐在讲桌后面，沉思地看着我们，不用任何开场白，开始就念道：
　　　　“树林脱下紫色的衣裳……”
　　　　我们能一直不倦地听着她讲。她一面仔细地讲给我们听，一面她本人也陶醉于她所讲述的美景之中。她努力给我们讲解俄罗斯文学的动人力量，它那鼓舞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它的深刻的人道性。
　　　　听着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的讲解，我明白了：教师工作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当一个真正的好教师，必须具有活泼的心灵，清晰的头脑，当然，还必须非常喜爱儿童。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虽然一向没有说过爱我们，可是我们无需任何解释就知道她是爱我们的。根据她看我们的眼神，根据她有时候亲切地把手放在我们的肩上根据她在我们任何人遭到失败的时候怎样地伤心，我们就能理解到她对我们的爱。我们同样也爱慕她的一切：爱她的青春、美丽而沉思的面貌，愉快仁慈的个性和她对于自己的工作的爱好。一直到我成年之后，抚育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仍时常回忆我所敬爱的阿法娜谢夫娜先生，并且在困难的时候，常会设想：如果她在这里，她可能告诉我怎样做。
　　　　另外还有一些很使我怀念基尔山诺夫中学的事情：我很爱好绘画，美术教员也发现了我有绘画的才能，但是我对自己不敢抱有成为画家的希望。
　　　　有一次，美术教员谢尔杰·谢民诺维奇·波马佐夫对我说：“您需要学习，一定要学习，您有很大的绘画天才。”
　　　　他和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一样，也很爱好他自己所教的那门学科。我们上了他的课，了解了什么是颜色、线条、比例、远近画法等等以外，也了解了构成美术精神的东西，是在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怎样学会随时随地了解生活，看出它在各方面的表现来。谢尔杰·谢民诺维奇给我们介绍了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唐等大画家的创作，他有一大本画册，粘着很精致的复制名画。那时候在我心里就引起了到莫斯科去，到特列佳柯夫画馆参观参观的念头……但是，无论自己怎样希望继续学习，我知道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需要我帮助父母。中学毕业后我就回到杨树林来了。
　　新的生活
　　
　　　　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我是在基尔山诺夫就得到了的。老实说，那时候我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仅记得有一冲欢欣的感觉：一个盛大的群众的庆祝节日临到了。城市中充满了热闹，狂欢；红旗迎风飘扬着。在大会上普通的人——士兵、工人——登台演说，响亮地说出新的充满着热烈信心和果敢的字眼：
　　　　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共产主义……在我回到故乡以后，我的哥哥谢尔杰（他是我童年时的朋友，也是年龄略长于我的伙伴）对我说：“新生活开始了，柳芭，你明白么？是完全新的生活。我不愿意袖手旁观了，我要参加红军去。”
　　　　谢尔杰只比我大两岁，可是我跟他比起来还完全像小孩子一样。他了解的事比我多，他会更清晰地分析时事。我也看出他的意志是坚决的。
　　　　“哥哥，我干什么呀？
　　　　”我问他。
　　　　哥哥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教书呀！当然教书。你知道吗？从此以后学校就要像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你以为今后在杨树林还依旧是两个学校，供５０００人口用吗？不能那样了！以后人人都能上学。你看吧，人民不能再过文盲的生活了。”
　　　　我到家后两天，他就参加红军去了。我也不迟疑，马上到人民教育局去了，他们立刻就分派我到索罗维延卡村任小学初级班教员。
　　　　索罗维延卡村距离杨树林３俄里，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小乡村，简陋的农舍，屋顶全是用麦秸盖成的。
　　　　学校给了我一点安慰。
　　　　那是在村尾上，隐没在绿荫中的一所过去地主的住宅。
　　　　那时树叶虽然有些发黄了，可是远远地就可以看见满树鲜艳火红的山楂，很悦目地伸到窗前，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愉快起来。这所房子是相当坚固和宽敞的。有前庭、两间屋子和一间小厨房，较大的一间屋子是教室，另外，带有铁窗板的一小间是指定给我住的。我马上把随身带来的识字课本、算题本、钢笔杆和钢笔尖，还有一大瓶黑水，全放在桌上，自己就走进村子里去了。我要把村２子里所有的达到学龄的男女儿童都登记起来。各家我都挨门地串到了。
　　　　最初他们对我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后来才渐渐地跟我畅谈了。
　　　　“噢，你是教员哪！？
　　　　教吧，教吧！”一位身高、枯瘦，并且似乎不耐烦地皱着浓眉的老太婆对我这样说，“可是你登记那些小丫头们是多余的。她们没有什么可学的。织布，纺线，将来嫁人，这些还用得着识字吗？”
　　　　可是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
　　　　我用我哥哥对我说的话，回答说：“现在不是以往的时代了。今后人人都要开始过新生活了，人人都得学习。”
　　　　……第二天教室就挤得满满的了。前一天我登记的３０个孩子全来了。
　　　　挨近窗户边的一行坐着年幼的孩子，是一年级的学生，中行坐着二年级的学生，靠另一边墙坐着年龄最大的孩子，他们仅仅４个人，都是１４岁。在我面前，最前面一张书桌旁坐着两个长着浅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蓝眼睛的，穿着一样花衣裳的女孩子。她们是最年幼的，她们的名字叫丽达和玛露霞，两人都姓格列伯娃。靠墙坐的４个年岁较大的男孩子很规矩地站起来，其余的孩子们也随着他们站起来了。
　　　　“您好，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欢迎您！”我听到了不整齐的孩子们的问安。
　　　　“你们好，谢谢你们！
　　　　”我回答了他们。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课。以后就一天接一天地过下去了。一个人照顾三个班，我觉得很吃力。趁着年幼的孩子们热心地学习写字母，年龄大的孩子在做算题的时候，我就给当中的一班讲为什么日夜交替。接着我又去看孩子们的算术本子，中级班在这时写哨音字母后带有软音符号的阴性名词。
　　　　年幼的孩子们写字母写得厌倦了，我回到他们桌前，他们就大声地开始一字一字地念：“妈——妈，”“玛沙——吃——饭！”
　　　　我全心全意地做着工作，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活。日子在不知不觉地过着。有一位那时我看来是富有经验的教员由邻村来访过我两次，他已经在小学教学三年了。他坐在教室里听我给孩子们上课，他给我提过意见，每次临别他总是说我的教学很有成绩。他说：“孩子们喜欢您！这是很好的现象。”
　　重新在家里
　　
　　　　在索罗维延卡我做了一个冬季的教员。从新学年开始就把我调到杨树林来了。
　　　　我很舍不得离开索罗维延卡的那些孩子们。我们已经习惯在一起了，但是这个调动也使我很高兴，因为又能重新在家里，在亲人之间，多么好！
　　　　回到杨树林后，我又遇到了童年时的朋友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他和我同岁，但是看来似乎比我大得多：论老成，论经验，我全比不上他。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红军中服了一年兵役，现在他在杨树林管理阅览室的图书馆。演剧小组就在这阅览室里集合排剧。杨树林和周围农村的青年们，小学生和教员们准备演出《贫非罪》。我扮演留葆夫·果尔杰夫娜，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扮演了留比木·托尔佐夫。他是我们的领导人兼导演。
　　　　他给我们的指导是愉快的，饶有趣味的。如果有人说错了台词，颠倒了奥斯特罗夫斯基①的话，或者大声怪叫，莫名其妙地瞪眼，挥手，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那样滑稽地、无恶意地模仿那个人，使得他就不好意思出风头了。他笑时，声音很大，不易遏止。我再也没听见过任何人这样天真地欢喜地笑过。
　　　　不久以后，我就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结了婚，我搬到他家里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同他的母亲里吉亚·菲多罗夫娜，弟弟菲嘉在一起生活。另外一个弟弟（阿列克谢）在红军中服务。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相处得很好，很和睦。他是一个有涵养、不随便甜言蜜语的人，但是我在他的每一顾盼、每一举动中全感觉着他对我的关怀，我们彼此是不需说明就能互相了解的。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有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一定是儿子！”我们这样的断定，并且共同给孩子起了名字，还预测了他的未来。
　　　　“你只要想想吧，”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着幻想的话，“这多么有趣呀：头一次给孩子看看火，看看星星，看看鸟儿，再带他到树林里去，到河边去，到海滨去，到山上去……你知道吗？他是头一次看见啊！”
　　　　孩子生下来了。
　　　　“恭喜，柳鲍娃·彼得罗夫娜，得了一位千金，”接生的老太太对我说：“您听，她哭出声音来了。”这时在屋里听见了婴儿的啼哭。我伸出了手，他们就抱给我看：一个白脸、黑发、蓝眼、身体很小的女孩子。在这一瞬间里，我觉着我一向也没有盼望过儿子，并且一向所盼望的就是这个女孩子。
　　　　“我们给女儿起名叫卓娅。”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
　　　　我同意了。
　　　　这是１９２３年９月１３日。
　　　　①奥斯特罗夫斯基是革命前俄国有名的剧作家，《贫非罪》是他的名剧之一
　　女儿
　　
　　　　向来没有过小孩的人们可能以为一切婴儿都是一样的：
　　　　在一定的时期以前，他们什么也不理解，只会啼哭，号叫，妨碍大人。当然，这话是不对的。我曾深信我能在一千个新生的婴儿中，认出自己的小女儿来，我相信她的脸和眼睛的表情是特殊的，她的声音也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似乎能够——连几个钟头看着她怎样睡觉，怎样在梦中把被我紧紧地包裹了的小手由被子里伸出来，又怎样睁开眼睛由长密的睫毛下凝视着前方。
　　　　此外，还有令人惊讶的事，那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我明白了，婴儿不只是每一天，而是每一点钟，都在生长和变化着。看这孩子，她甚至在大声啼哭的时候听到人声就不哭了。她开始会寻找细微的声音了，听见钟表的嘀嗒声就把头转过去。她开始会把视线由父亲身上，转移到我身上，又由我身上转移到奶奶身上或“菲嘉叔叔”身上了（我们在卓娅出生以后就这样开玩笑地称呼阿那托利的１２岁的小弟弟）。有一天，女儿认识我了。这是最好的，最愉快的一天，我永远都记得这一天。我在摇篮上俯下头去，卓娅注意地看了我之后，想了想，就忽然笑了。人家全对我说这是无意识的微笑，说这么大的孩子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地笑，可是我却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
　　　　卓娅生得很小。我时常给她洗澡。农村里的人们说，洗澡能让婴儿长得更快。
　　　　她在新鲜空气中的时间很多，虽然冬季已经近了，可是她仍旧露着脸在院子里睡觉。我们并不无故地把她抱在怀里。
　　　　我的母亲和婆婆里吉亚·菲多罗夫娜全劝我这样做，免得把孩子宠坏了。我老实地遵从了这个劝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卓娅才在夜里睡得很甜，不要人摇她或抱她。她长大了也很安静。有时候“菲嘉叔叔”走近摇篮对她说：“卓娅，你说叔——叔！说呀！你再说：妈——妈！奶——奶！”
　　　　他的小女学生张着嘴对他笑着，并且喃喃地说出完全别的声音。但是过了些时候她的确开始会重复“叔叔”、“妈妈”了，最初不准确，以后就渐渐清楚了。我还记得，在“妈妈”、“爸爸”之后是一句奇怪的话：“阿波”。她站在地板上，很小很小的，忽然足尖着地挺起来说：“阿波！”以后我们猜中了这句话的意思，原来是：“抱起我来！”
　　噩耗
　　
　　　　一个严寒的冬天，连老年人也不记得冬天曾像这样冷过。
　　　　在我的记忆里，这年的正月是冰冷的、暗淡的：当我们听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的消息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变样了和暗淡了。他对于我们不只是领袖和伟大的、出众的人。
　　　　不，他简直就是每一个人的密友和导师；在我们村子里和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事，全是和他联系着的，全是由他那里发动起来的。人人都是这样想的和这样感觉的。
　　　　从前，在我们那里只有２所小学，现在超过１０所了，这是列宁建立的。从前人民过着贫困饥饿的日子，现在人民站起来了，强壮了，过着完全另样的富裕生活。我们为这个不感谢列宁感谢谁呀？电影院也出现了；教员，医生，农业技师都和农民们恳谈，给他们讲解各种问题；阅览室和俱乐部的人总是满满的。农村迅速地发展了，生活也更光明愉快了。
　　　　以前不识字的人，现在学会识字了；已经识字的人就计划着继续学习。这一切全是由哪里来的呀。谁给了我们这个新生活呢？对这一个问题，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回答，只能用一个亲爱的和光辉的名字来回答：那就是列宁。
　　　　可是，突然他不在了……这是意识中容忍不了的事，这是使人不能甘心的事。
　　　　农民们每天晚上都来找阿那托利，对他倾诉共同的深切悲哀。
　　　　“多么好的人死了！……伊里奇应该活着，活着，活到一百岁，可是他死了……”斯捷潘·阔列次老头儿这样说。
　　　　登载着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的《真理报》在２月间寄到了杨树林村。阿那托利在阅览室高声读报给大家听。屋子里面，人挤得水泄不通。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了人心。
　　　　阿那托利读完之后，报纸就在人们的手里传递着：每人都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这张印着勇敢的、真诚的宣誓词的报纸。
　　　　过了几天，工人斯捷潘·扎巴布林回到杨树林来了。他过去是我们村中的牧童。他给我们述说了全国各处的人们怎样接连不断地从远方奔来吊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容。
　　　　他说：“真冷啊，呼吸都被冻结了，时间已经是半夜了，可是人们还不断地来，来，看不见尽头。有的连孩子们也带来了，为的是叫他们也趁最后一次机会来瞻仰瞻仰。”
　　　　“可是我们不能看见他了，卓娅也不能看见他了。”阿那托利凄怆地说。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后来要靠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修建列宁墓，并且在很多年以后都可以来瞻仰伊里奇。
　　　　我把刊登着斯大林同志的誓言的报纸收存起来了。
　　　　当时我想：“女儿长大了，让她看看吧。”
　　儿子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喜欢在桌子旁边坐着的时候把卓娅放在自己的膝上。他一向是在吃午饭时候阅读什么，女孩儿头倚着他的肩安安静静地坐着，向来没妨碍过他。
　　　　她依然和过去一样，长得很小，很瘦弱。由１１个月的时候开始会迈步。周围的人都喜欢她，因为她对人是亲热和信任的。她有时走到门外，对每一个过路人都微笑着，如果有人逗她说：“到我那里玩去吧？”她就高兴地伸出小手随着新朋友走去。
　　　　到２周岁的时候，卓娅就会清楚地说话了，她时常在“作客”回家以后说：
　　　　“我到彼得罗夫娜家去啦。你知道彼得罗夫娜吗？她家有格里亚，克山尼亚，米莎，萨尼亚和老爷爷。有牛，还有羊羔。它们跳哇！”
　　　　卓娅还没满２周岁，她的小弟弟舒拉就出生了。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就大声哭叫，他喊叫的声音很粗，哭泣来就不停。
　　　　他比卓娅肥大和健壮得多，但是眼睛却同她的一样亮，头发也是黑的。
　　　　在舒拉出生以后，我们就时常对卓娅说“你是姐姐”，“你是大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她和成人坐在一起，但是坐在高椅子上。她很照顾舒拉：如果橡皮乳头由他的嘴里落出来，她就给他放入嘴里；如果他醒了，而屋里恰巧又没有别人，她就摇摇他的摇篮。这时候我也常常要卓娅帮助我做些事情。
　　　　“卓娅，把尿布拿来。
　　　　”我说，“请你把碗给我。”
　　　　或者：
　　　　“卓娅，帮助我整理整理：把书收起来，把椅子放在原来的地方。”
　　　　她做这些事总是非常高兴，做完之后总是问：
　　　　“还做什么呀？”
　　　　在她３周岁，舒拉１周岁多的时候，她就会拉着舒拉的手，拿着瓶子到祖母那里取牛奶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挤牛奶，舒拉在我的身边转，卓娅拿着碗站在对面等待鲜牛奶。蝇子落在牛身上扰害它，它忍不住了就一挥尾巴打着了我。卓娅很快地把碗放在一旁，一手抓着牛尾巴，一手用树枝驱逐蝇子，嘴里说着：
　　　　“你为什么打妈妈？你别打妈妈！”以后她看着我，似乎是问，又似乎是肯定地说：“我帮助你！”
　　　　看着两个孩子在一起才有趣哪：卓娅那么瘦小，舒拉那么肥壮。
　　　　村子里的人提到舒拉，就这样说：我们女教员的那个小子横竖一样长，侧身倒在地下或是站起来，都是那么高。
　　　　实在，舒拉很胖也很结实，在一周岁半的时候，力气就比卓娅大得多。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照顾他，并且有时候严厉地申斥他。卓娅一开始说话就说得清楚，始终没咬过舌，可是舒拉在３周岁的时候还不会说卷舌音。卓娅很为这事担忧。
　　　　“舒拉，你说：列舍托。”她要求他照着说。
　　　　“勒舍托。”舒拉重复说。
　　　　“不对！你说：列。”
　　　　“勒。”
　　　　“不是‘勒’，是‘列’！你这孩子，多么糊涂！”
　　　　有一次卓娅忍耐不住了，就用手在他的额上打了一下。可是２岁的学生比４岁的先生更有力量：他愤慨地摇摇头就把卓娅推到一旁去了。
　　　　“去吧！”他气忿地喊道，“你干什么打人！”
　　　　卓娅惊讶地看着他，但是并没有哭。过了不久我又听到了：
　　　　“你说：柯罗瓦支。”
　　　　舒拉的声音驯服地重复着：
　　　　“柯鲁瓦支。”
　　　　我不知道舒拉是否了解他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但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会利用这点。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总是委屈地说：“我小！”
　　　　如果他想一定要得到什么东西，大人却不给他，他就喊着要求说：“我小！”有时候他无故地、但是自觉是理直气壮地、骄傲地说：“我小！”他知道我们爱他，他想使所有的人：卓娅、我、他的父亲和祖母全服从他的意志。
　　　　只要他一哭，祖母就说：
　　　　“谁欺侮我的舒拉了？
　　　　快到我这里来，宝贝儿！看我给我的小孙孙什么！”
　　　　舒拉就欢喜地、脸上带着撒娇的样子爬到祖母的膝上去。
　　　　如果他的什么要求被拒绝了，他就倒在地下大声哭号、踹腿或是可怜地呻吟着，他的样子清楚地表示出：“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舒拉，没有人怜惜我，没有人抚爱我！”
　　　　有一次舒拉因为要在午饭以前吃粉羹（一种酸甜的糊状羹，通常在饭后吃），大声哭号起来了，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由屋里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舒拉自己。最初他仍然大声哭号，并且不时地喊着：“给我粉羹！”“我要粉羹！”以后，显然是他决定不多费话了，就简单地喊：“给我！我要！”
　　　　他在哭号的时候，没有留意到我们已经走出去了，但是感觉到屋里没有声音，他抬起头来，周围看了一遍，就不哭了：既然没有人听，还值得费气力假装哭吗！他考虑一会儿，就用木片堆什么东西了。嗣后我们回来了。他见我们回来，又打算哭，于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严厉地对他说：
　　　　“如果你哭，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我们不再和你一起住了。明白了吗？”
　　　　舒拉不响了。
　　　　又一次，他在哭的时候，通过手指缝用一只眼偷看我们，看是否同情他的眼泪。
　　　　可是我们丝毫没理会他：阿那托利在看书，我在看学生们的本子，这时候舒拉就像没发生什么事故一样，悄悄地走近我，爬到我的腿上。我轻轻地在他的头发上拍了一下，就把他放在地板上，自己仍继续工作，他也就不再打搅我了。这两件事把他治好了：自从我们不顺从他以后，他的撒娇、哭号，就全停止了。
　　　　卓娅很爱舒拉。她时常现出庄重的神气，重复成年人说的话：“用不着娇惯孩子，让他哭会儿吧，算不了什么！”她这样说是很惹人笑的。
　　　　但是在她一个人伴着小弟弟的时候，她对他一向是很温柔的。
　　　　如果他跌倒了，开始哭了，她就跑来拉他的手，努力地把这个胖子抱起来。她用自己的衣襟替他擦泪，还劝着他说：
　　　　“别哭，你要作一个聪明的孩子。对啦，好孩子，……你拿着木块。来，咱们建设一条铁路，你愿意吗？……这是画报，我给你看看画儿好吗？你来看……”
　　　　最有趣的是：如果卓娅不了解什么东西，她就率直地承认这个；可是舒拉的自尊心特别强，“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很难由他口中说出来的。为了避免承认不了解某一种事物，他任何狡猾办法都会使用。我还记得有一次阿那托利买了一本内容很丰富的儿童读本，里边附有很好看、很生动的图画：画着各种不同的动植物、物件和人。我们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翻阅这本书。
　　　　有时候我指着图画问舒拉：“这是什么呀？”如果是他所认识的东西，他就马上高兴地并且骄傲地说出名称来，可是如果遇到他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为了避免回答，他什么诡诈的办法不想呀！
　　　　“这是什么呀？”我指着火车头问他。
　　　　舒拉叹了一口气，踌躇一会儿，忽然带着诡诈的微笑说：
　　　　“你自己说好啦！”
　　　　“这是什么呀！”
　　　　“小鸡儿，”他迅速地回答着。
　　　　“对啦。这个呢？”
　　　　画着的是他不认识的、奇怪的动物：骆驼。
　　　　“妈妈，”舒拉要求说，“你把这页翻过去，给我看看别的吧！”
　　　　我想知道他还能发明出什么样的遁辞来。
　　　　“这是什么呀？”我指着河马狡猾地问他。
　　　　“你等一会儿，我吃完了就告诉你。”舒拉回答说。然后就开始那样细嚼，好像他完全不打算嚼完似的。
　　　　于是我又指着一张画着身穿蓝色长衣、带白色围裙的微笑着的女孩子的图画问他：
　　　　“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舒拉？”
　　　　舒拉狡猾地微笑着回答说：
　　　　“你自己问她吧！”
　　外祖母
　　
　　　　孩子们很喜欢到外祖母玛夫拉·米海洛夫娜那里去作客。她很欢喜地接待他们，给他们牛奶喝，请他们吃饼。以后她腾出一会儿时间来，就和他们做他们所喜爱的游戏，他们把它叫做“拔萝卜”　　。
　　　　外祖母一边想一边说：
　　　　“姥姥种了一个萝卜。她就说：
　　　　‘萝卜，你长得甜甜的，结结实实的，顶大，顶大的。’萝卜就长成了很大的，甜的，结实的，圆的，黄色的。姥姥拔萝卜去了：拔，拔，总是拔不出来（这时外祖母就表演着怎样拔那个顽强的萝卜）。
　　　　姥姥把外孙女卓娅叫来了（这时卓娅就来揪着外祖母的裙子）
　　　　。卓娅拉着姥姥，姥姥拉着萝卜，一齐拔，拔，还是拔不出来。卓娅叫来了舒拉（舒拉正在急待着去揪住卓娅），舒拉拉着卓娅，卓娅拉着姥姥，姥姥拉着萝卜，一齐拔，拔（这时候在孩子们的脸上就现出来等待什么事的神色）……到底把萝卜拔出来了！”
　　　　就在这时候在外祖母手里出现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苹果，一块点心，或者一个真的萝卜。孩子们连笑带喊地搂抱着外祖母，悬挂在她身上，于是，她就把礼物交给他们。
　　　　“姥姥，咱们拔萝卜呀！”舒拉刚迈进姥姥的门坎就这样问。
　　　　过两年之后，有人又给他们讲这个故事，用习惯了的话开始说：“爷爷种了一个萝卜……”他们两人就异口同声地抗议说：
　　　　“姥姥种的，不是爷爷，是姥姥！”
　　　　……我母亲一生始终是由早到晚地忙着。她要照管全部家务和田地里的工作，６个孩子：要给所有的孩子穿衣服，洗脸，缝补衣服和做饭吃。妈妈把腰都累弯了，但是毫不怜惜自己。妈妈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们，和以后对待孙子孙女们，一向是公平的，也是和颜悦色的。她向来没有简单地说过“尊敬长者”，她向来是尽力地使她的意思能让孩子们了解，真能达到孩子们的脑子里和心里。她对卓娅和舒拉说：“我们住在房子里，这房子是老人盖起来的。你们看彼得罗维奇给我们砌的火炉多么好哇！彼得罗维奇年纪大了，懂的事情多，他的手艺巧极啦。怎么可以不尊敬老人呀？”母亲是很仁慈的人。
　　　　还是在我幼年的时候，她每次看见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就要把他叫进家里，让他喝够了，吃饱了，还要赠给他一件什么旧衣服。
　　　　有一次父亲弯腰在箱子里寻找了很长时间之后，问母亲说：
　　　　“我那件蓝色衬衫在哪里呀？”
　　　　“你不要生气，”母亲难为情地回答说，“我把它给斯切帕奈赤了。”（斯切帕奈赤是一个无人照顾的、患病的、赤贫的老头儿，母亲常去看他，并尽可能地帮助他。）
　　　　父亲只是无可奈何地挥了一挥手。
　　　　现在，在经过许多许多年之后，我还时常回忆着：我的母亲是一个多么能忍苦耐劳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啊！
　　　　有一次，我们的牛被偷去了。人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对于一个农家是多么大的痛苦。可是母亲没发一句怨言，没流一滴眼泪。另外一年，我记得，发生了火灾，我们的房子和一切物品都被烧光了，这件事使父亲非常悲观失望。他坐在放倒了的树干上，垂着手绝望地看着地下。
　　　　“我们还能挣来呀，爹爹，不要紧！”母亲向他走着说。走近他身边，站了一会儿，母亲又说：“你不要伤心，我们会有办法！”
　　　　我母亲是完全不识字的人，直到死她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她对识字却很重视。由于她关心我们，我们才成了识字的人：她曾坚决主张把我们送入小学，以后又送入中学。
　　　　我们家中常感困难。我记得，在十分困难的时候，父亲曾决定了叫在中学四年级读书的哥哥谢尔杰休学。可是这样的打算母亲连听都不爱听。为了她的儿子继续学习，她什么都肯作。如去谒见校长，客客气气地恳求给她的儿子以公费。
　　　　“你看你，妈妈，一个字也不识，可是一样活着呀。”父亲愁眉不展地说。
　　　　母亲不跟他争辩，但是坚持着自己的主张。俗语说得好：
　　　　“读书是光明，不读书是黑暗”。她常喜欢重复这句话。她根据经验就知道，没读过书的人的生活是多么黑暗。
　　　　“将来你们上学可要好好学习呀。”她这样叮咛着卓娅和舒拉，“你们成了更聪明的人，知道很多事，这对于你们本身好，对于你们周围的人们也有帮助。”
　　　　姥姥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她知道很多故事，也会一分钟不停止自己的工作：织补，削马铃薯片，或是和面，同时不慌不忙地把故事讲出来。她仿佛自言自语地念道：
　　　　“一只狐狸在林子里跑着，它看见树上落着一只山鸡，它就说：
　　　　‘山鸡，山鸡！我到城里去了。’‘咕—咕—咕！去了就去了吧。’‘山鸡，山鸡！我讨来圣旨了。’‘咕—咕—咕！讨来就讨来了吧。’‘不许你们山鸡在树上蹲着，你们都要到青草地上去蹓跶。’‘咕—咕—咕！蹓跶就蹓跶吧。’‘山鸡，山鸡！那边是谁来了？’‘咕—咕—咕！庄稼汉。’‘山鸡，山鸡！在庄稼汉后边跑的是谁？’‘咕—咕—咕！马驹儿。’‘山鸡，山鸡！它的尾巴是什么样的？’‘是弯的！’‘那么，再见吧！山鸡，我没有闲工夫和你瞎扯了！’”
　　　　卓娅和舒拉坐在矮矮的木凳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姥姥。她讲完一个故事，就接着讲另一个：灰狼的故事，馋嘴狗熊的故事，胆怯的小兔的故事，然后又讲那狡猾的狐狸的故事……
　　弟弟和姐姐
　　
　　　　我们只准许卓娅带着弟弟紧靠着房子旁边，在栅栏里边的小花园里玩耍，免得被那些在房子附近的草地上吃草的没人看管的牛马碰着。可是如果和年长的女孩子们（玛娘和塔霞）在一起，卓娅就常常走出很远，到菜园子和小河那里去。
　　　　河很浅，但是流得很活泼，可以整天在那里洗澡，也不用担心淹着。
　　　　在夏天，卓娅接连着几小时几小时地拿着网子捕蝴蝶，采野花，然后再去洗澡，并且一个人（在５岁的时候）在河里洗她自己的衬衣，晒干后再穿着回家来。
　　　　“你看看，妈妈，”她注视着我的脸说，“我洗得好吗？你不说我呀？”
　　　　似乎现在我还能看见她５岁时的样子：被太阳晒得赤红的脸，明朗的灰眼睛。
　　　　伏天的急雨刚刚停了，太阳又火热地照耀着，高空中几片残云被疾风吹往地平线外去了。树叶上还落着大水点，可是卓娅已经赤着足，踏着温和的水洼，向我跑来，一边笑着，让我看她身上被浇湿了的衣裳……该是多么好啊：坐着大车到远处的草地去，（尽管坐的是吱嘎乱响的破车，并且拉车的马也不好，那也没有关系。）再坐在高高的草垛上返回来，到家后和成年人一起，把芬芳的香草扬在板棚后面，让它彻底晒干，然后在草堆上像在浪涛里一样尽兴地跳跃，竖鼎，最后，玩得疲倦了，就缩成一团，在这草堆上酣酣地睡着了。
　　　　上树又是多么快活呀！
　　　　尽量向上爬，高得往下看都有点儿害怕，倘若手下的细枝落下一枝，心就一缩……然后就用赤脚摸索着树干，并当心着撕破衣裳，慢慢地降下来。
　　　　更好的是爬到板棚的顶上或教堂的钟楼上。这是一切孩子们所欢喜的了望台。
　　　　这时全村都像在手掌上一样，一目了然。更远的地方是野地，野地中间是周围的村落……可是在它们后边还有什么呢？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什么呢？……回到家里，卓娅挨近我坐下，就问我：
　　　　“妈妈，杨树林村外边是什么呀？”
　　　　“一个乡村，叫‘太平庄’。”
　　　　“那边还有什么？”
　　　　“索罗维延卡。
　　　　“在索罗维延卡的那边还有什么？”
　　　　“巴夫洛夫卡，亚历山大罗夫卡，普鲁得基。”
　　　　“还有什么？基尔山诺夫的那边是什么？唐波夫的那边就是莫斯科吗？”她叹了一口气，又说，“能到那里去才好哪！”
　　　　在父亲有空的时候，她就爬到他的膝上对他提出各样问题，有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问题。她像倾听最迷人的故事那样，听父亲讲世界上的各样事物：高山，蓝色的大海和深密的森林，远方的大都市和在那里居住的人们。在这时候卓娅的精神完全集中于倾听：她的嘴半张着，眼睛放着光，甚至有时候她好像忘了呼吸。也有时这些珍闻使她疲倦了，听到最后，她就在父亲怀中睡着了。
　　　　４岁的舒拉是一个淘气的、好吵闹的孩子，什么他也不在乎。
　　　　“舒拉的衣袋在动弹！
　　　　”我听到卓娅的惊讶声音说。
　　　　真在动弹！这是什么怪事呀？
　　　　“你的衣袋里是什么呀？”
　　　　原因很简单：衣袋里装满了甲虫，它们想爬出来，在里面折腾，可是舒拉把袋口紧紧地握在手里。可怜的甲虫啊！
　　　　晚间我在这些衣袋里什么东西找不到哇！小弹弓，玻璃片，钩子，石子，铁片，严禁玩弄的火柴……什么都有，数不胜数。舒拉的额上经常有碰肿的疙瘩，手脚上有碰伤和擦伤，膝盖也常碰破。稳坐在一个地方，对于舒拉来说，是受刑，是最严酷的刑罚。
　　　　他由清晨直到我招呼孩子们回家吃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总是在跑着，跳着。我屡次看见他雨后在院子里跑着，用棍子打着积水。溅起来的水像喷泉一样，超过他的头顶，他周身都溅湿了，可是他似乎丝毫不理会这个，更用力地抡起他的棍子和尽可能地高声唱他自己杜撰的歌。
　　　　我听不清歌的词句，只能听出调子是尚武的，狂欢的：“当啷，吧，梆！梆！梆！梆！
　　　　”可是这一切都很明显：舒拉需要对环绕着他的一切倾泻他的欢欣，他需要表示出太阳、树木、温暖而深的水洼等等怎样使他高兴！
　　　　卓娅在舒拉的一切游戏里都是他的伙伴，她也和舒拉一样喊叫着，欢喜地、不顾一切地跳跃着。但是她也会长时间地默默坐着静听，那时她的眼睛注意地看着，乌黑的眼眉微微皱向一起。有时候我碰见她坐在离家不远的锯倒在地上的一株桦树干上：她用手掌托着腮，两眼凝视着前方。
　　　　“你怎么这样坐着呀？
　　　　”我问她。
　　　　“我在思索哪！”卓娅回答。
　　　　在很久以前的、已经模糊了的日子里，我还记得一天，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了看我的父母去，把孩子们也带去了。我们刚来到，齐莫菲·西门诺维奇外祖父就对卓娅说：
　　　　“你这个淘气的小姑娘，为什么昨天你对我说假话？”
　　　　“说什么假话？”
　　　　“昨天我问你，你把我的眼镜放在哪里了，你说：‘我不知道。’可是，后来我在长凳子下边找着了。一定是你把它扔到那里了，没有别人。”
　　　　卓娅翻着眼睛看看外祖父，一言没回答。但是，过一会儿，在叫我们就桌前坐下吃饭的时候，卓娅说：
　　　　“我不坐，既然不相信我，我就不吃饭。”
　　　　“嗐，那是过去的事啦，坐下吧，坐下吧！”
　　　　“不，我不坐。”
　　　　她始终没坐下。当时我看出来了，外祖父在５岁的孩子面前有些难为情。在回家的路上我稍稍责备了卓娅几句，可是她含着眼泪始终重复那一句话：“我没有动他的眼镜，我对他说了实活，他不相信我。”当时我觉出她的委屈是很深很大的。
　　　　卓娅对父亲的感情最好。她甚至于在他忙着工作无暇和她谈话的时候也高兴和他在一起。她并不是简单地随在他的身后，而是在观察。
　　　　“你看，爸爸什么都会做。”她这样对舒拉说。
　　　　的确，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什么事都会做，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家里他是长子，很早丧了父亲，他就自己耕地，自己播种和自己收获。虽是这样忙，他还来得及在农村阅览室和图书馆里进行很多工作。同乡们全很喜欢他、尊敬他和信任他，常和他商议家务事和其他的事。如果需要选举一个可靠的人到监察委员会去，检查消费合作社或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们一定说：“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谁也愚弄不了他，他什么全了解。”
　　　　还有一点使人们都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亲近，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少有的公正和耿直的人。如果有人来求他给出主意，但他看出这个人理屈，他就不假思索地说：“你做的不对，我不能站在你这方面……”
　　　　我时常听到各样不同的人们说：“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永远不会做亏心事。”
　　　　他是很谦虚的人，他从来也没夸耀过他的知识。比他年纪大得多的人，甚至于老年人，在村中受尊敬的人，也都愿意来征求他的意见。
　　　　实在，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也可以说一切问题他都能答复出来。他读了很多东西，也会把读过的东西很清楚地述说出来。卓娅常在阅览室里长时间地坐着听他给农民们读报，讲解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所经历的事件，讲解关于内战，关于列宁的问题。每次听众都对他提出很多问题：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刚才你说电气啦，现在你讲讲拖拉机。这或许是更奇妙的东西吧？可是这么大的机器在我们这小块地上怎能转得开呀？……还有个问题：当真有这样的机器吗？也会收割，也会打谷子，还会把打净了的谷粒倒进口袋里？……”
　　　　有一次卓娅问我：
　　　　“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爸爸？”
　　　　“那么，你想为什么呢？”
　　　　卓娅没回答，可是当天晚间，在我安置她睡觉的时候，她小声地对我说了：
　　　　“爸爸聪明，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好人……”
　　“看看人去，见识见识世界去！”
　　
　　　　在卓娅满了６周岁的时候，我和丈夫决定了到西伯利亚去。像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所说的那样，“看看人去，见识见识世界去！”
　　　　孩子们是头一次坐马车到火车站去，头一次看见火车头，听见车厢下边车轮不停地旋转的声音，这仿佛是遥远的旅途中一种不停的激昂的歌声。村庄、草原上的牧群，河川和森林在窗外闪过去。一片辽阔的草原向后跑走了。
　　　　我们的旅行延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期间，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始终没能答复完各种问题：“这是什么呀？
　　　　这是干什么的呀？因为什么呀？”人在路上通常是容易睡觉的，可是孩子们看见的东西使他们太兴奋了，所以在白天就无法安置他们睡觉。到夜晚舒拉毕竟还是疲倦了，睡着得比较快，可是卓娅就不同了，在夜晚也无法使她离开窗户。只是在外面的漆黑的夜影遮盖了玻璃之后，女孩子才叹一口气，转向我们来。
　　　　“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剩下灯火了……”她这样遗憾地说了之后，才无可奈何地同意睡觉了。
　　　　第７天，我们来到了叶尼塞省的康斯克城。这是一个小城镇，房屋都是一层的，木头的，马路旁的便道也是用木头铺的。我们首先把孩子送到旅馆，随后自己就到人民教育局去选择一个我们夫妇可以在同一个学校任教员的乡村。他们派我们到西特金村去。
　　　　于是我们就决定不浪费时间，马上动身。抱着这个打算回到旅馆时，我们看见舒拉正在地板上用木块堆什么东西，但是没看见卓娅。
　　　　“卓娅在哪里，舒拉？”
　　　　“卓娅说：‘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到集上买树脂去。这里的人都嚼树脂。’”
　　　　我唉呀一声就往街上跑去了。城是很小的，伸手就可以触着森林，女孩子如果到那里去了可怎办呀？！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不顾一切地一条街又一条街地找遍了，挨门往各院里探望，逢人便打听，也到集上去了一遍……在什么地方也没找到卓娅。
　　　　后来，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对我说：“你到旅馆去，在那里等着我吧，我恐怕舒拉再有什么差错。我到公安局去。”
　　　　我回到旅馆，抱起小儿子，又到街上来了。没有在屋里静待的耐心。
　　　　我和舒拉在街上站了半小时左右。舒拉忽然喊道：“爸爸！
　　　　卓娅！”
　　　　我急忙跑着迎上去。卓娅的脸通红，带着难为情和稍微害怕的样子看着我。她手里拿着一团什么黑色东西。
　　　　她说：“这是树脂，只是它的味道不好吃。”她说话的语气很平常，就仿佛我们不过只有５分钟没有见面似的。
　　　　原来她确实到了集上，买了树脂，可是她忘记了回到旅馆的道路，也不知道怎样打听。她就凭着猜想向完全错误的方向走去，差不多就走到林子边上了。在那里有一位不认识的妇女（“她很高，蒙着头巾”）看见了她，就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公安局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在局里找到了她。卓娅正像客人一样坐在桌旁喝茶，并镇静地回答着问她的问题：她叫什么名字，由什么地方同谁一起来到这里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小弟弟叫什么名字等等。她马上说明了她需要急速回到弟弟那里去，因为他还小。
　　　　“你怎么把舒拉一个人丢下了？”我责问她，“你是大孩子，你是姐姐，我们托靠你啦……”
　　　　卓娅和父亲并排站着。
　　　　为了便于看人，她就稍微仰起些头，把目光由父亲的脸上转到我的脸上，说道：
　　　　“我以为我马上就能回来的。我以为在这里和在杨树林一样哪，什么地方我都能马上找到。你别生气，我再也不这样了。”
　　　　“好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藏着微笑说，“头一次原谅你，可是以后不经许可，哪里也不要去。你看把妈妈吓得什么样子啊？”
　　在西伯利亚
　　
　　　　我们在西特金住的房子，建筑在一个很高的河岸上，下边是一条很宽的和流得很快的河。往下看的时候就有些头晕，似乎自己也会随着水漂流到什么地方去。距离几步远就是林子。什么样的林子呀！
　　　　高大的松树，把头仰到背上去也看不见树梢：丛密的枞树，落叶松，杉树。在它们的巨掌般的枝叶的荫影下，像是处在神秘的天幕里一样。多么幽静啊！只是有时候被踏着的干枝在脚下响一声，被惊扰了的飞鸟叫一声，嗣后仍旧是深深的幽静，万籁无声。总之，在这林子里就好像在童话的仙境里一样。
　　　　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林中散步，我们４个人一起去的，我们马上就走进密林的深处去了。舒拉像被吸住了一样，站在一株两人才能合围的大松树下。我们走远了，招呼他一声，他没有答应，我们就转回身来。我们的孩子，一个很小的孩子，仍旧孤孤单单地站在原地，在松树下边，瞪着眼，像在倾听树木的密语似的。
　　　　他被迷醉了，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也难怪他：他在自己短短的经历里，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森林。在杨树林村，每株树都是有数的。我们设法叫他跟我们走了，以后他和我们在林子里蹓跶的时候，还总是和平常不一样：静静的，不爱说话，好像林子用魔法把他迷住了一般。
　　　　晚上，在临睡的时候，舒拉在窗前站了很久。
　　　　“你怎么啦，舒拉？为什么不去睡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问他。
　　　　“我对树说‘晚安’哪。”舒拉回答说。
　　　　……卓娅也爱上了林子。在林子里游逛成了她的最大的无可比拟的乐趣。她提起采野果用的篮子，就很高兴地由台阶上跑出去了。
　　　　“不要往远处去，”我嘱咐她说，“你听邻居说过没有？林子里有狼，有熊！”
　　　　真的，采覆盆子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事：熊是嘴馋的野兽，在覆盆子的密丛里遇到熊，并不稀奇。可是覆盆子也真好：果大，浆多，像蜜一样甜。采覆盆子的人都提着水桶，成群结队，通常都是有持枪的男子护卫着，防备碰着熊。西伯利亚人还采桑椹、野樱桃、储存一冬吃的蘑菇。这些林中的天然物产是很丰富的。卓娅每次出去，都是提着满篮的野果骄傲地走回来。
　　　　卓娅也常和舒拉一起到河边取水。她也很喜欢这种事。她用小桶稳当地把水打上来，在岸上站一会儿，看看清朗的，奔腾着的波浪。以后她还要很久地站在屋门口或在窗前沉思地俯视下边。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要教会卓娅游泳。他拉着她游离了河岸，后来忽然把她丢开了。卓娅沉下去喝了一口水，冒上来，又沉下去了……我在岸上吓得半死半活。固然，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她身边游着，他是很好的游泳家，自然无需担心孩子被淹死；可是看着她喝水，看着她不断没顶地沉到水下面去，毕竟是可怕的。我记得，她一声也没喊叫，她用尽全力抵抗着和挣扎着，但不做声。
　　　　后来父亲就抓着她，带她游到河岸来。
　　　　“好种！再过两次就会游泳了！”父亲这样确信地说。
　　　　“害怕吗？”我一边把她身上擦干，一边问她。
　　　　“害怕。”她坦白地说。
　　　　“我们还去游泳吗？”
　　　　父亲戏弄地问她。
　　　　“还去。”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冬季
　　
　　　　西伯利亚的多雪的冬季到来了。冰封盖了河川。虽然冷到零下５７度，但是没有风，所以孩子们就很容易地抗住了寒冷。
　　　　我还记得初次的雪使他们怎样高兴：他们不知疲倦地打雪仗，在屋子周围柔软的雪堆上像在草堆上一样地打滚，有一次他们堆了一个比卓娅还高的雪人。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唤回来吃午饭。他们回来的时候，脸通红，很高兴，但是也疲倦了，并且带着极大的食欲扑向了牛奶粥和黑面包。
　　　　我们给孩子们买了很暖的鹿皮靴，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给他们做了很好的雪橇，卓娅和舒拉每天都长时间地滑雪：
　　　　有时候俩人彼此轮流拖着，有时候俩人全坐上，卓娅在前，舒拉在后，用带着红手套的短粗的手搂着姐姐，十分高兴地由山坡上像飞一样地滑下来。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整日不得闲。每天早晨临出门的时候我就嘱咐卓娅：
　　　　“不要忘了：饭在烤炉里，牛奶在罐子里。你看着舒拉，让他规规矩矩的，不许他坐在桌子上，免得掉下来跌着，就该哭了，你们乖乖地玩，不要吵嘴。”
　　　　我们下午由学校回来的时候，卓娅总是用这样的话迎接我们：“我们玩得很好，我们乖乖地没有吵！”
　　　　屋里乱得不像样子了，但是孩子们的脸却是愉快的，满意的，所以就不好意思责备他们了。用椅子建筑了一座二层楼房，箱子和匣子都乱在一起，外面用毯子蒙着。在最不适当的地方能碰到最意外的东西：我差一点儿踏在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刮脸时用的镜子上，过一会儿又触着了底朝天放着的铁罐。屋子中间放着普通的小孩玩具：铅铸的兵，装在轮子上的被拔去一半鬃的马，一只手的假娃娃，纸片，破布，木偶，碗和盘子也在这里。
　　　　“今天我们什么也没打碎，也没弄洒了。”卓娅报告说，“就是舒拉又把玛娘的脸都抓破了，她哭，我请她吃果子酱才不哭了。妈妈，你告诉舒拉，让他以后别再打架啦，不然我们就不和他在一起玩了。”
　　　　调皮的舒拉自知理屈，看着我，不很自信地说：
　　　　“我再不这样了……我无心地碰了她。”
　　　　我们全在一起，围着桌子或是围着暖和的、欢腾的炉火，度过那漫长的冬夜。那是很好的夜！可是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时间完全给孩子们：我自己，尤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还有很多需要在晚间完成的工作。“做工作”这句话，我们的孩子很早就了解：
　　　　妈妈工作哪……爸爸工作哪……这就是说：应当完全安静，不可以问问题，不可以争吵，不可以敲打，不可以跑跳。有时候孩子们钻到桌子下边，就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玩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时也像当年在索罗维延卡一样，窗外的风雪在房前的松树的密枝间怒吼着，还有什么在烟筒里凄惨地呻吟着，诉着委屈……但是在索罗维延卡我是只身一人，现在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挨着我坐着，聚精会神地低着头看书，或是审阅学生们的本子，卓娅和舒拉轻轻地蠕动着和打着耳语，我们都在一起，就更愉快，更温暖。
　　　　许多年之后，我的孩子们都已经上学读书去了，他们还常常回忆起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农村中的这些夜晚。固然，舒拉在我们住在西特金的时候还很小，他仅仅４岁半，他的回忆虽然是愉快的，却总是模糊不清的。但在卓娅的记忆里，这些夜晚所留的印象却很清楚，很鲜明。
　　　　做完了我的事，或者把工作放下一会儿，等孩子们睡着以后再做，这时我就挨近火炉坐下，“真正的”晚会在这时候就开始了。
　　　　“讲个什么故事吧！”
　　　　孩子们要求说。
　　　　“讲什么呀？所有的故事你们全记得很熟了。”
　　　　“没关系，你再讲吧！”
　　　　于是就开始了：金冠子雄鸡，圆面包，灰狼和太子伊凡，阿辽奴什卡姐姐和伊凡小弟弟，哈夫罗娘和暴富的库兹马。——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在这些漫长的冬夜里，谁没到过我们那里作过客呀！可是他们最喜欢的、最愿意听的却是关于美丽的娃西丽莎的故事。
　　　　“在某一国里，某一朝代……”我开始了差不多是第一百次地给他们讲，可是卓娅和舒拉就像第一次听这故事那样看着我。
　　　　有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放下工作，参加谈话，孩子特别高兴听他讲的故事。这常常是出他们意外的事。有时候孩子们似乎完全忘掉了我们：他们坐在屋角小声地议论着自己的事，忽然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倾听一会儿，推开了书，走近火炉，坐在矮矮的小凳上，把舒拉放在一个膝盖上，把卓娅放在另一个膝盖上，就不慌不忙地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
　　　　孩子们的脸上马上现出幸福、好奇和急切的表情来：父亲要给讲什么吧？！
　　　　我记得这样的一回事。
　　　　孩子常听人们讲春季河水泛滥的事。在这些地方春水泛滥可不是儿戏：它能冲倒房屋，卷走牲畜，几天的工夫许多村子完全淹在水里。人们对我们这些新来到此地的人讲了不少关于当地的可怕的洪水的故事。
　　　　“那时候我们怎办呀？
　　　　”舒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问卓娅。
　　　　“我们离开家呀。登上船我们就漂走了。或者我们跑到山上去。”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
　　　　“水来了就把什么都淹了……”卓娅好像冷了一样，哆嗦着说，“舒拉，你怕不怕？”
　　　　“你呢？”
　　　　“我不怕。”
　　　　“那么我也不怕。”
　　　　舒拉站起来，模仿着父亲，在屋子里慢慢地踱了一趟，然后很勇敢地补充说：
　　　　“让水来吧！我不怕。
　　　　我什么也不怕！”
　　　　这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说出了他习惯说的那句话：“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于是他就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麻雀落在矮树丛上，彼此辩论：禽兽里谁最可怕？
　　　　一个秃尾巴麻雀说：‘黄猫比谁都可怕。’去年秋天猫差一点抓住它。麻雀虽然拚命地逃跑了，可是毕竟尾巴叫猫给抓掉了。
　　　　另外一只麻雀说：‘男孩子们更厉害，他们拆窝，用弹弓子打……’第三只嘛雀争论着说：‘可以飞远一点躲避男孩子们呀！可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避鹞鹰。它比谁都可怕！’这时候一只很幼稚的、黄嘴的小麻雀，唧嘹一声（这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改用很细的声音学着小麻雀说）：
　　　　‘我谁也不怕！猫算什么，男孩子和鹞鹰我都不怕！我还想把它们都吃了呢！’正在它这样唧嘹的时候，一只什么黑色大鸟在小树林上空飞过去了，并且大叫了一声。麻雀们吓得魂不附体：有急忙飞了的，有藏在树叶下的，勇敢的小麻雀放下翅膀，惊慌失措地在草地上乱跑起来。这时候那只大鸟一边用长嘴啄着地，一边向小麻雀方向走去，可怜的小麻雀用尽所有的气力，往前跑，后来就钻进一个鼹鼠的洞里去。老鼹鼠正缩成一团在洞里睡觉。小麻雀更被吓坏了，但是它下了决心：‘反正我要吃不了它们，就让它们吃我吧！’于是它就往前一跳，用力啄了鼹鼠的鼻子一下子。鼹鼠莫名其妙地睁开一只眼睛说：
　　　　‘怎么回事呀？’（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闭着一只眼打了一个哈欠继续学着鼹鼠低音说）‘啊！你呀？大约饿了吧？给你谷粒儿，吃吧。’小麻雀害臊了，它对鼹鼠诉苦说：
　　　　‘黑鹞鹰要吃我！’鼹鼠说：‘哎，这个强盗！走，咱们跟它讲讲理去。’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随在后边跳着。可是它很害怕，它又可怜自己，又懊悔：为什么当初自己假装胆大呀？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也在它后面把啄子伸出洞外来，可是马上就吓掉魂了：那只大黑鸟就在它眼前落着，并且凶狠地瞪着它。小麻雀瞟了一眼，立刻就吓得晕倒了，黑鸟嘎地叫了一声，周围的麻雀就都大笑起来。原来这个鸟并不是鹞鹰，而是一只黑大姐……”
　　　　“乌鸦！”卓娅和舒拉同声说。“当然是乌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鼹鼠对小麻雀说：‘怎么啦，说大话的小东西，应该因为你说大话打你一顿！算了吧，你给我多送些粮食和一件过冬的皮袄来。有些凉了。’鼹鼠穿上皮袄就洋洋得意地吹起小曲儿来。但是小麻雀自己却很懊丧，它羞臊得无地自容，它藏到小树丛里，藏到最稠密的枝叶里边去了……”
　　　　“就是这样。”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沉默了片刻，补了这么一句，“现在你们喝牛奶，完了就躺下睡觉吧。”
　　　　孩子们懒懒地站起来。
　　　　“你讲的是我呀？”舒拉害臊地问。
　　　　“怎么讲你呀？讲的是麻雀。”父亲仅仅用眼睛微笑着回答说。
　　　　许多年以后，我偶然在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全集里看到了这段童话。显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童年，在儿童杂志里读过，他把它几乎一字不差地记住了。
　　擦不掉的印象
　　
　　　　有一次卓娅问我说：“妈妈，为什么布尔马金的房子那么大，羊也那么多，还有许多马和牛啊？为什么他一个人什么东西都要这么多啊？可是鲁仁佐夫有那么多孩子，还有老奶奶、老爷爷，而房子却那么奇，那么小，不但没有牛，连一只羊也没有？”
　　　　这样，在我和卓娅之间就第一次谈到：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和什么是不公平。
　　　　对６岁的孩子解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不容易。如果认真地给她解释这些事，就必须说到很多她还不能理解的事。可是生活逼着我们很快地又回到这段谈话上来。
　　　　这是在１９２９年。在我们区里富农打死了７个农村中的共产党员。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西特金村。７口棺材在街上运过的时候，我正在台阶上站着。乐队在灵柩后边走着，慢慢地，但是庄严地奏着“你们牺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了”。在乐队后边是洪流一般的送殡的群众，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着哀恸和愤怒。
　　　　我忽然无意地看了我们的窗户一眼：卓娅的苍白了的脸紧贴着玻璃，她惊惧地看着街上。一秒钟后她跑到台阶上握着我的手，紧紧地靠着我，很久地张望着丧葬队伍的后影。
　　　　“为什么把他们打死了？富农是什么人呀？你是共产党员吗？爸爸是共产党员吗？不能把你们打死吗？杀人的凶手找着了吗？”
　　　　不只是卓娅，连小舒拉也不停地提这些问题。７个共产党员的殡葬，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象。
　　　　……还有一桩忘不掉的事。
　　　　在西特金的农村俱乐部里，时常放映电影，我有时候也带着卓娅和舒拉到那里去。但是我和孩子们到俱乐部去并不是因为有电影吸引我们。
　　　　每次大厅里人满了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拉着长声问：“我们唱一段吧？”
　　　　于是马上有几个人同声回答：“唱一段吧！”
　　　　他们唱得很动人：激昂、热情，唱的多半是西伯利亚的老调和内战时期的歌。
　　　　在这些拉长了的豪放而流畅的调子里，复活了遥远的过去，在我们的眼前重现了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和坚决勇敢的人们。
　　　　嗓音都是沉重和有力量的。在这和谐的大合唱团里，有一个嘹亮的青年男高音特别清楚，有时候也许是一个真正的西伯利亚原野居民特有的雄壮的男低音，像浪涛一般地奔鸣着，他们那样真诚动人，有时候令人不能不流出眼泪来。
　　　　卓娅、舒拉和大家一起唱。我们特别喜欢一个歌。现在我不记得全部歌词，只记得调子和词的最后四行：
　　　　黑夜过去了。吹着柔和的微风。
　　　　晴朗的阳春到来了。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男子的低音缓慢地，悲哀地重复着：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远行
　　
　　　　一年过去了。春季并未发生水灾，孩子们在知道了他们无须逃往山上的时候，似乎很失望。他们心中曾深深地希望河水把一切都冲毁了，淹没了，而他们就驾着一叶小舟或徒步逃到山上去，信步漫游，期望遭逢各种奇遇。
　　　　大地重新披上了绿衣，芳草中出现了鲜艳的野花。在５月里，我接到娥丽嘉姐姐和谢尔杰哥哥由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
　　　　他们在信里写道：“你们到莫斯科来吧，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你们再找工作和住所。我们很想念你们，我们想和你们见面，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叫到这里来。”
　　　　我们也很想念故乡和亲人，学年刚一终了，我们就离开西伯利亚。我们决定暂时把孩子们送到杨树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去。
　　　　又是熟悉的宽阔的道路，长满了黑麦的田地，村边的峡谷，菜园中孤单的白柳，和父亲的屋旁丛密的丁香，带窟窿的老桦树和笔直的白杨。看着这亲近的，难忘的一切，我也了解了一年的时间在小孩们的生活上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地，小溪和人们，他们全忘掉了，全要重新认识。
　　　　外祖母不住地看着孩子们欣喜地说：“他们长得多么大了哇！你们这些西伯利亚人还记得我吗？”
　　　　“记得。”他们虽然这样回答，可是尽可能地要挨我近一些。
　　　　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环境：在我们来到不久之后，他就在街上和以往的小朋友们一起跑着玩了。可是卓娅在很长时间以后还觉得生疏，总是寸步不离地紧随着我。
　　　　秋天，在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她绝望地问我们：“不带我们吗？”在这句话里包含着惊恐，疑虑，非难，第一次离别使我们全都感到很痛苦。可是在自己未找到工作和住所之前，我们不敢往莫斯科带孩子。
　　　　我们不得已地离别了。
　　一年之后
　　
　　　　“卓娅，舒拉！你们跑到哪里去了？快来吧，妈妈回来了！”
　　　　我听到了谁的高兴和欣欢的声音。
　　　　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搂着我说：“我们以为等不来了。孩子们很想念你们，特别是卓娅。长大了，你不认识她了。她老是不放心，怕你不来。”
　　　　“怎样，路上好啊？”
　　　　父亲又像是问我，又像是问那正在卸牲口的马车夫说。
　　　　“路上很好，就是雨淋了我们一道儿。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被淋湿了一点儿。可是我很想把您的女儿快快送到家，一路上使劲赶这牲口。
　　　　齐莫菲·西门诺维奇，你应该请请我呀。”
　　　　在这忠厚的爱说话的车夫卸牲口的时候，父亲已经解下了我的简单的行李，而邻人的一个男孩子却跑去寻找卓娅和舒拉去了。这时姥姥已经把水壶烧开了，并在桌子旁边张罗着。邻人们听到由莫斯科来了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的女儿，就是那个曾在小学校教农村儿童的女儿，就也都来了：
　　　　“在莫斯科生活怎样？
　　　　您自己健康啊！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怎样？……我们现在在集体农场里，差不多全村人都参加了。剩下的个体农民很少了。”
　　　　“你们的生活怎样？”
　　　　“好哇。只要劳动，就有饭吃！”
　　　　新闻一项接着一项在报告着，使我来不及对每一项个别地表示惊讶。一切都改变得多么迅速呀！我刚迈进老家的门坎，就听到这么多新闻！不久以前，人们还当作奇迹传说的拖拉机出现了，联合收割机也出现了。人们说，第一天全村人都到外边来看这些新奇的机器怎样工作。
　　　　我听见他们这样说：“这样的机器，真令人欢喜不完！用这些机器一天的工夫就把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听着好像是笑话似的！”
　　　　“你们老是讲新闻，你们让由远路来的人休息一会儿吧！”
　　　　父亲嫉妒地插嘴说。
　　　　“对呀，你休息吧，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以后再来看你，咱们再好好谈谈。”有人难为情地这样回答说。
　　　　老实说，无论新闻怎样惊人，我也没有好好地听。我着急要知道我的孩子们在哪里。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走到门外去。因为刚下过雨，我就看见窗前树上的每一枝、每一叶都颤动着，洒着残存的稀零的雨珠。我站着，四面张望着，回忆着……我们的老房子在１９１７年被火烧了，这是新房子，并且在村子里算是最美观的房子。它是用木板包着的，涂了深紫色的油漆，窗户和高台阶都是用雕刻装饰了的。我们的房子显得特别高，因为它筑在高坡上，门前的台阶是十几层。近几年来房前的树木都长大了，在槐树和丁香树丛的缝子里略微现出一点儿褪了颜色的墙壁。我所喜欢的杨树和桦树在两旁长得更高了。现在它们被雨冲洗得很洁净，非常美观。太阳露出来了，在叶尖上挂着的雨珠现出了虹的光彩。
　　　　大约１３年以前，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曾亲手浇过这些槐树和丁香。现在认不出它们来了，树丛稠密得像墙壁似的。我也是成年人了，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可是，我的孩子们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候我看见他们了。
　　　　路上跑着一群孩子，卓娅在最前头，舒拉在最后，勉强能追得上。
　　　　卓娅最先看见我。
　　　　“妈妈！妈妈来了！”
　　　　她边喊着，边跑到我这里来。
　　　　我们紧紧地相互搂抱了。
　　　　以后我就转过身来看舒拉。他正站在远一些的一棵小树下瞪眼看着我。在碰到我眼光的时候，他忽然双手用力地抱住一棵小树摇撼起来。
　　　　水珠落在我们身上了。这时舒拉完全手足无措了，于是他放下树，双手搂抱了我，把脸钻到我的衣裳里。
　　　　那些女孩子和男孩子们团团地包围了我们。他们的脸都晒红了，有黑发的，有银发的，有满脸雀斑的，也有没雀斑的，也有擦奇了手脚的。一见就知道这是一群淘气的，不安静的，喜欢跑跳、游泳、上树的孩子。这全是邻家的孩子——波得莫夫家的叔珞，菲拉托夫家的萨娘和瓦洛嘉，柯日利诺娃的胖姑娘淑拉和她的弟弟瓦学克，波良斯基家的耶日克和万尼亚。他们全很腼腆地好奇地打量着我。
　　　　“今天我不玩啦！因为妈妈来了！”卓娅欢喜地声明说。孩子们就像鹅一样，一连串地走向街上去了。
　　　　我拉着卓娅和舒拉的手回到屋里，到姥姥和姥爷那里去了，他们正等待我们回来吃饭。
　　　　……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身上的变化是不易被发觉的，也是不太使人觉得惊奇的。可是现在，在久别之后，我总是看不够我的孩子，并且每分钟我都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和过去不同的地方。
　　　　卓娅长大了很多。她现在变成细高的了。灰色的大眼睛在微黑的脸上闪烁着。
　　　　舒拉也长高了，瘦了，可是如果用他的６岁的年龄衡量，他是很有力气的，他能完全不吃力地由井里把水提回来，在姥姥洗衣裳时候帮助姥姥把盛着衣裳的洗衣盆送到河边去。
　　　　“他是我们这里的大力士。”姥姥骄傲地看着外孙子对我说。
　　　　最初几天孩子们处处跟着我，一分钟也不离开。
　　　　“我们跟你一起走，是不是？你不再把我们丢下呀？”他们每天十几次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样问我。
　　　　“难道你们在这里不好吗？”
　　　　“好，可就是想念你，也想念爸爸。不行，你别再丢下我们啦！你把我们带走，行不行？带走吗？”
　　　　在冬季里卓娅和舒拉全害了腥红热。他们约有３个月没能和小伙伴们接触；陪伴他们的只有外祖父和外祖母。
　　　　难怪孩子们学会了像成人一样讲话。卓娅的庄重的和说教式的讲话态度，令人听见发笑。
　　　　她完全像姥姥一样郑重地，一字一板地对邻家的孩子们说：“小孩子不可以吸烟，很容易惹祸，你们能放起火来呀！”
　　　　另外一次我听见她劝她的小女朋友：
　　　　“巴兰娘，你为什么像列赞人那样说话：‘巴知道’，‘木有’？你听听别人怎么说，‘不知道’，‘没有’。”
　　　　有一次舒拉打了一个碗，可是他不承认。卓娅用眼睛盯住他，皱着眉说：
　　　　“你为什么说谎话？不可以撒谎！”她虽然还不满８岁，但是说得很有信心、很庄严。
　　　　……那一夏天我们并未离开。我们一起到田野里去，到河边去，一起帮助姥姥处理家务，并且彼此挨着睡觉。可是话总是说不完。
　　　　“秋天我上学吗？”卓娅问，“上莫斯科的学校吗？不能因为我读得不好笑我呀？
　　　　他们一定说，看这乡下孩子读得多么不好！你能告诉他们说我害了一整冬病吗？你别忘了，一定说呀！”
　　　　“我也上学。”舒拉重复着说，“我不愿意一个人，我愿意和卓娅在一起。”
　　　　这一年来他们更亲近了。在以往他们相互控诉的事就很少，现在完全没有这种事了。他们之间的一切纠纷和冲突，都无须成人干涉，自己就会解决的；他们争吵一会儿很快就和好了，而且，他们一向是彼此互相支持的。
　　　　姥姥对我说了这样的一回事。
　　　　谢尔杰奇哥的妻子带着自己的孩子妮娜和瓦列利曾在我回到杨树林不久以前到这里作客。白天燥热，夜间也闷得很，所以就决定叫安娜带着自己的孩子夜间在干草堆上睡觉。卓娅和舒拉也随他们去了。他们全躺下了。忽然躺在边上的舒拉想要吓唬吓唬客人，他把全身连脑袋都用被子盖上，鼻子钻到草里去。在寂静的夜里忽然有神秘的嗞嗞的声音。
　　　　“妈妈，你听，蛇！”
　　　　妮娜惊惧地说。
　　　　“什么蛇呀，胡说！”
　　　　舒拉禁不住地一笑，过一会儿他又嗞嗞起来了。安娜舅母明白了这个把戏，就严厉地对舒拉说：
　　　　“舒拉，你扰乱我们睡觉啊！你回到屋里去吧，如果你高兴嗞嗞地叫，可以在那里叫。”
　　　　舒拉顺从地回屋里去了。卓娅也随着他起来了。
　　　　“卓娅，你往哪里去呀？你留在这里吧。”
　　　　“不，您既然把舒拉打发走了，我也不能在这里。”卓娅这样回答说。
　　　　一向都是这样：他们始终不变地相互维护。但是当舒拉在卓娅指出他的错误时，还是对她发火。
　　　　“去！离开我！我高兴，我要这样做！”
　　　　“你不愿意就算啦，我也不强迫你！”卓娅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团圆
　　
　　　　我们在８月底来到了莫斯科。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到车站来迎接我们。孩子们差不多是最先地由车厢里跳出来，然后就全力向父亲那里跑去，但是，没有到身边就停住了脚步：
　　　　他们一年没见面了，怎能不觉得生疏呢！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向是抑制感情的，不常表示温柔。但是他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犹豫不前，他就把他们全搂在怀里，亲热地吻了他们一番，抚摸了他们剪短了发的头，并且像仅仅昨天才和他们离别了一样，对他们说：
　　　　“现在我给你们看看莫斯科。咱们看看：它像不像杨树林？”
　　　　我们登上了电车——这实在是勇敢和好奇心的考验啊。
　　　　我们坐在轰隆轰隆的、铃声不住响的电车里，在莫斯科奔驰着，经过了高楼大厦，驶过了华丽的汽车，越过了徒步疾走的人们，孩子们的鼻子始终紧贴着玻璃窗。
　　　　舒拉看见大街上那么多人，就非常惊讶。他们往哪儿去呀？他们在哪儿住呀？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呀？他忘掉一切地大声嚷，惹得乘客们都笑了。卓娅默默无语，但是在她的脸上也表现着十分着急：
　　　　快，快！赶快把这个伟大的、惊人的都市里的一切一切全看遍了、全看清楚、全了解了吧！
　　　　最后，到了莫斯科郊区，一所建立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们上了第二层楼，进入一间小屋：桌子，床，不很宽的窗户……看吧，我们到家了。
　　　　……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学校的那一天，是一生所记忆的日子中最好的日子。所有的母亲一定都记着那一天。
　　　　我也记着。这是１９３１年９月１日。这天是晴朗无云的。齐米列捷夫卡的树木满披着金黄色的叶子。落叶在脚下沙沙响着，打着什么神秘的、鼓励人的耳语，可能是说，我的孩子们的完全新的生活由这一刻开始了。
　　　　我拉着孩子们的手领他们走。他们是很庄重的，聚精会神的，可能还有一些恐惧。卓娅用闲着的那只手紧握着书包，书包里边放着识字课本、方格和斜格的练习本子，铅笔盒。舒拉很想自己提着这珍贵的书包，可是因为卓娅年长，书包就落在卓娅手里了。再过１３天卓娅才满８周岁，而舒拉刚刚过了６周岁。
　　　　虽说舒拉还小，可是我们毕竟决定了把他送到学校去。他习惯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娅到学校去，而让他留在家里，那是不行的。并且也没有人在家里陪伴他，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全有工作。
　　　　我自己是我的孩子们最初的小学教员。在那一年我教“预备班”，校长就把卓娅和舒拉分配到我的班里了。
　　　　我们走进教室了。３０个像他们这样的小孩站起来迎接了我们。我安置卓娅和舒拉在距离黑板不远的一张书桌边坐下，然后就开始上课……我记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一个男孩子围绕着卓娅用一只脚跳跃，嘴里唱着“卓娅，卓娅跌进脏水坑子里啦！”他十分得意地唱着这首小诗。卓娅毫不介意地，默默地听着。在那孩子稍稍停了一会儿，喘口气的时候，卓娅很镇静地对他说：
　　　　“我还不知道你是这么糊涂的人哪。”
　　　　那个孩子莫名其妙地对着卓娅眨眨眼睛，又把那段刺激人的话重复两次，但是不像先前那样神气了，以后他就完全离开卓娅了。
　　　　有一次，在卓娅值日的时候，有人在教室里打碎了一块玻璃。我完全没打算惩罚犯错的人。我想不可能找到一个一生没打碎过一块玻璃的人。童年没有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例如，我的舒拉就打碎了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犯错的人能自己坦白出来。我暂缓进入教室，在走廊里停住了脚步考虑着怎样和孩子们开始谈话。在这里我听到了教室里卓娅的声音：
　　　　“谁打碎的？”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娅站在椅子上，孩子们围着她。
　　　　“谁打碎的，说！”卓娅命令式地重复说，“不说我看眼色也一样能看出来。”她深深自信地补充了这句话。
　　　　室中静默了一会儿，矮鼻子、肥脸蛋的别佳·列波夫（他是我们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叹息着说：
　　　　“是我打碎的……”
　　　　显见是他完全相信了卓娅能凭着眼色看出最隐秘的思想。她说这话的时候很有把握，好像是丝毫不怀疑自己有这样的本领似的。
　　　　这事的理由很简单。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在她的外孙子们打坏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向是对他们说：“这是谁弄的？来，来，看我的眼睛，我凭着眼色什么都能看出来！”卓娅很好地记住了外祖母窥探秘密的巧妙方法。
　　　　……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把卓娅和舒拉由我的班里拨到另一班里去了，原因是这样的：
　　　　卓娅是很能抑制感情的，她绝对不表示出和我的至亲关系来。有时候她称呼我“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她这样称呼我，是要说明在教室里她是和其他学生一样的学生，而我对于她也是和对一切其他人一样的教员。可是舒拉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上课的时候，他等着室内全安静的当儿，就忽然大声的喊我：“妈妈！”他并会在这时候调皮地瞧着周围。
　　　　舒拉这样的举动，一向是会惹起骚动的：教员，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忽然又是，妈妈！这事很使孩子们开心，但是却妨碍工作。一个月之后，只好把我的孩子们拨到并列的另一班里，到另一位女教员那里去。
　　　　卓娅的心整个用在学校和功课上了。回到家里，吃完饭，她马上就坐下做功课，向来不需要催促她。学习，对于她是最重要的事，是最感兴趣的事，她所想的完全是这件事。每个字母，每个数码，她全特别努力地写。她拿练习本子和书的时候也是那么小心谨慎。就好像往手里拿一件活东西似的。
　　　　我们一向买新课本给孩子们。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
　　　　他说：“把污秽的、零乱的书给孩子们，是很不好的事，这样的书孩子们也不高兴爱惜它……”
　　　　在孩子们准备开始作功课的时候，卓娅一向是郑重地问：
　　　　“舒拉，你的手干净吗？”
　　　　最初他还企图不服：
　　　　“你管得着么？去你的吧！离我远一点儿！”
　　　　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并且在要拿课本之前，不待提醒，自己就洗手了。老实说，这并不是过分的小心：舒拉和孩子们一起跑完了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向是浑身上下直到两耳都弄脏了的；有时候简直无法理解他怎样弄得这么脏，好像他接连地先在土里，然后又在煤堆里、石灰里和碎砖头里打了滚似的……孩子们平常是在饭桌上作功课。卓娅很长时间地坐着看书。舒拉的耐心只能够连续坐半小时。他惦着快快地跑到街上找孩子们去。他总是唉声叹气地瞟着门。
　　　　有一次他拿来了一堆木块和空火柴盒，用这些东西努力地在桌子中间摆成一行，把桌子分为两半。
　　　　“这是你的一半，这是我的一半。”他这样对卓娅宣布说，“你别过到我这边来！”
　　　　“那么识字课本怎么办哪？墨水瓶怎么办哪？”卓娅无可奈何地问他说。
　　　　但是舒拉并没被问倒：
　　　　“识字课本归你，墨水瓶归我！”
　　　　“你别闹啦！”卓娅严厉地说，并且坚决地把木块从桌上挪掉了。
　　　　可是舒拉感觉老老实实地不淘气地作功课太寂寞，所以他每次都企图把作功课变成游戏。有什么办法！他还没满７周岁呀。
　　过节
　　
　　　　１１月７日我的孩子们不待天明就起床了：父亲允许带他们去参加游行，他们就很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
　　　　这天早饭他们吃得特别快。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开始刮脸。孩子怎样也捺不住性子等待他刮完。他们也曾试着暂时作一点什么游戏，但是总玩不起来，甚至于他们一向喜欢的“安静的”游戏（十字拼零）也不往脑子里去。
　　　　我们终于穿好衣服来到街上了。这一天的天气很讨厌，刮着风，落着一半是雪的小雨。我们走出还不足十步，节日的音乐、歌声、说笑的声者就在前边沸腾了。愈接近市中心，街上愈热闹，欢欣鼓舞的情绪愈浓。不久之后雨也停了，可是孩子们和成人们都没看见灰色的天，只留意遮天蔽日的红旗和周围的鲜艳颜色。
　　　　刚看见最前面的游行队伍，卓娅和舒拉就狂喜起来了。直到游行完了，他们始终是欢喜快乐的，他们大声地读着每一个标语（当然读得不太流畅）。他们和着每个歌咏团唱歌，随着每个乐队的乐声开始舞蹈。他们不是自己往前走，而是被节日的浩大的沸腾的浪涛卷着走的。他们的脸红热了，眼睛闪着光，帽子溜到后脑勺去了（因为要始终看上边！），他们不能说一句连贯的话，而只是喊叫：
　　　　“你看，你看！装饰得多么好，看那个红星！看那里，看那里！看气球飞啦！快看哪！”
　　　　我们走近红场的时候孩子们就静悄悄的了，他们向右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列宁墓。
　　　　“妈妈，那里都是谁呀？”舒拉不知为什么那样小声地问我，同时紧紧握着我的手。“那里有斯大林吗？有伏罗希洛夫吗？有布琼尼吗？”
　　　　……红场呀！这几个字联系着多少思想，多少感情啊！我们在杨树林曾怎样地幻想着能有看见它的那一天呀！这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世界上多少万万人民的思想都向着这里……一年以前，我初次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就到红场来了。我读过很多关于它的作品，听了很多关于它的传说，可是我仍旧没能想到它是这样朴素和伟大。但是现在当举行盛典的时候，我却觉得它完全是崭新的。
　　　　我看见了克里姆林宫城墙的垛口和钟楼，革命烈士墓前庄严沉默的青松和镌在大理石上不朽的名字——列宁。
　　　　无尽头的人的洪流，不断地流着，流着，它的热潮冲洗着朴素庄严的墓壁。我觉着人类的整个信心、希望和热爱都像无尽的海浪一般，向这里、向指示未来道路的灯塔，涌来了。
　　　　有人在我们的队伍里大声地喊道：
　　　　“斯大林同志万岁！”
　　　　斯大林同志微笑了，并向我们招手。雷声一样的“乌拉”声震撼着红场。舒拉已经不是走着，而是差不多在我身旁跳舞着。卓娅也紧握着父亲的手向前跑着，跳着，并且高高地挥着那只空闲着的手，好像她以为真的由检阅台上能看见她似的。
　　　　我们走向了沿河街。太阳忽然由云中现出来了，水中映出了克里姆林宫里的钟楼和古代教堂的金顶。水面荡漾着金光。我们在桥边看见了卖气球的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买了３个红的和２个绿的，它们构成了鲜艳美观的一组。他给了卓娅一个球，又给了舒拉一个球。
　　　　“我们怎样处理其余的球啊？”他问。
　　　　“放了！”卓娅喊道。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一边走着一边一个接着一个地放气球。它们全不慌不忙地飞到天空去了。
　　　　“我们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卓娅和舒拉同声地喊道。
　　　　另外的人，成年人和孩子们也停住了脚步。我们站了很长时间，仰着脸看着我们的鲜艳的喜气洋洋的气球怎样向明朗的天空飞腾着，看着它们渐渐地小，小，最后它们消失了。
　　夜晚
　　
　　　　数年前我读过一封信，写那信的人，曾在自己儿女身上耗费了很多精神，去关怀他们和照顾他们，可是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他忽然觉悟到自己没能好好教育他们。他回忆着往事，问自己说：“我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想起了他的错误：他未曾注意孩子中间发生的纠纷；他替孩子们做了那些他们自己能胜任的事：给孩子们东西的时候他说：“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可是，若说“这是给你们俩的”，岂不更好；有时候马马虎虎地宽恕了他们的虚伪诡诈，也有时为一点点小过错而吹毛求疵地惩罚他们。这个人在信里写着说：
　　　　“显见是在孩子们的自私心和躲避困难工作的企图刚刚萌芽的时候，我没注意，因此就这样由细微小事，由琐碎事件构成了重大的罪恶。孩子们完全不是按着我所希望的那样长大的：他们粗野，自私，懒惰，不互相友爱。”
　　　　最后他问自己：“怎办哪？把将来的事交给社会，交给团体吗？可是这样就成了社会应该耗费分外的力量来矫正我的错误，这是一。再者孩子本身也要在生活中遭到困难。第三是，我自己在哪里了呢？我做了些什么呀？”
　　　　这封信曾刊登在我们的一个大报上，似乎是《真理报》上。
　　　　我还记得悠，我曾很长时间地坐着反复读这些伤心的字句，并且思考着和回忆着……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我从来没听见过他对孩子们长篇大论地说教，或用很长的话谴责他们。
　　　　他是用自己的作风，用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用自己的整个风度教育他们。于是我明白了：这就是最好的教育。
　　　　我常听见人们这样说：
　　　　“我没有时间教育孩子们，我整天在工作上。”我也曾想：莫非需要特别地拨出一部分时间在家里教育孩子吗？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教我明白了：教育是在每一件琐碎事上，在你的每一举动上，每一眼色上，每一句话上，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连你怎样工作，怎样休息，你怎样和朋友谈话，怎样和不睦的人谈话，你在健康的时候是怎样的，在病中是怎样的，在悲伤的时候是怎样的，在欢欣的时候是怎样的——这一切，你的孩子是都会注意到的，他们是要在这一切事情上模仿你的。如果你忘掉了孩子，忘掉了他时刻在你的举动上寻找主意和榜样的敏锐的细心观察的眼睛，如果孩子虽然挨着你，吃得饱，穿得暖，但是却孤单地生活着，那就什么也不能帮助正确地教育他：贵重的玩具，在一起娱乐的散步，严肃的和合理的训诲全都没有用。
　　　　你应该经常地和你的孩子在一起，他应该在一切事情上都感觉有你在他旁边，在这一点上永远不怀疑。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工作很忙，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过的时间很少。我一方面在小学任教员，同时自己又在师范大学学习。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工作，又在速记讲习班学习，并且努力地准备入函授工科大学。这是他的宿愿。我们时常那么晚才回家，到家孩子们已经睡了。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一起过的假日和夜晚，就显得更愉快了。
　　　　我们刚一开开房门，孩子们就急忙扑向我们来，并且争先恐后一人一句地替换着倾诉在一天里累积了的事。虽然不是很有系统的，但是声音却很高，很有情感。
　　　　一个说：“阿库里娜·彼得罗夫娜的小狗儿跑到贮藏室去了，把肉汤碰洒了！”
　　　　那个就说：“我已经学会一首诗了！”这个又说：“小卓娅子尽找毛病！”那个就说：“是啊，他为什么不做那个算术题呀？”
　　　　“你们看，我们雕刻了什么。好看不好看？”舒拉又说：“我教给小狗对人伸爪子啦，它差不多学会了……”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快地就把一切事弄清楚了。他问明白了为什么没做算术题，也听了他们学会的诗，也问了关于小狗的事，并且，好像是顺便地指出了：
　　　　“你说话的态度不礼貌，舒拉。‘小卓娅子尽找毛病’，这是什么话呀？我听不惯这样说话。”
　　　　以后我们全在一起吃晚饭，饭后孩子们帮助我们收拾桌上的家什，最后就到了久待的那一刻了……似乎没有什么可等待的呀？一切事都是很平常的，天天是如此的。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译他的速记笔记，我准备明天的功课，在卓娅和舒拉面前放着画图画的本子。
　　　　我们都围着桌子坐着，电灯只照在桌子上；房间全部是半明半暗的。舒拉坐着的椅子嘎吱嘎吱地响着，图画本子的篇页也发着沙拉沙拉的声音。
　　　　卓娅画一所房子，房子的顶盖很高，是绿色的。由烟囱里冒着烟。靠近房子是一棵苹果树，树上圆圆的苹果，每个都是五分铜钱那么大。
　　　　有时候这里还有鸟儿，花，在天空挨近太阳还有一颗五角星……舒拉在图画本子上画着往不同方向奔驰着的马、狗、汽车和飞机。铅笔在舒拉手里向来不颤动，他画出的线条是均匀的，有力量的，我很早就看出了舒拉将来能画得很好。
　　　　我们就这样坐着，各人做各人的事。直等到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
　　　　“好吧，现在我们休息休息吧！”
　　　　这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共同做什么游戏了。我们最常玩的是扑克牌顶牛儿：卓娅和父亲对我和舒拉。舒拉热心地注意着每一张摆下来的牌，急躁，争吵，在输了的时候，脸红，气愤，甚至要哭。卓娅也着急，但是不做声：只是咬着嘴唇或者把空闲着的那只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有时候我们玩“升高降下”。在这里胜负并不决定于技巧，而决定于掷下的骰子。
　　　　倘若你运气好，你就坐着飞机往上飞，直到目的地——彩色的塔顶；倘若你的运气不好，就往下降，这样就输了。玩法并不巧妙，但是吸引人。孩子们如果能幸运地往上飞，一次就越过涂着彩色的木板上的十个格子，他们就会多么高兴地拍着小手乐呀！
　　　　卓娅和舒拉很喜欢我自己发明的一种游戏，我们随便给它命名为“怪东西”：
　　　　他们之中一人在白纸上随便画一条锯齿形的线，或是一条曲线，或是一个别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总而言之是“怪东西”，我就应该在这无意义的怪东西上找出未来的画的种子。
　　　　舒拉在纸上画了一个像长形鸡蛋的东西。我看了看，考虑了半分钟，就添上了鳍、尾巴、鳞、眼睛，于是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一条……“鱼！鱼！”孩子们高兴地喊道。
　　　　卓娅在纸上点了一个最普通的墨水点，我就由它做成一朵很美的花：带茸的紫色菊花。
　　　　孩子们又长大了一些，我们就调换了地位：我画“怪东西”，由他们想出可以由这东西画成什么。舒拉的想象能力是不可限量的，很小的怪形东西，在他手里会变成一座仙境般的楼台，几个斑点会变成人面，曲线会变成一棵多枝的大树。
　　　　这是很有趣味的，并且我想也是有益处的游戏：它可以发展观察力和想象力。
　　　　可是我们最喜欢的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弹六弦琴。
　　　　我并不知道他的技术好坏，可是我们很喜欢听他弹奏，在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弹奏俄罗斯歌曲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掉时间是怎样地过去了。
　　　　这样的良宵虽然少有，但是它们为我们照耀了一切其余的日子，我们每次回忆起它们来都感觉愉快。在这样的时刻里，给与孩子们的指责和申斥，全在他们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而夸奖和喜爱的话，则使他们特别愉快。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舒拉，你怎么自己坐了舒服的椅子，给妈妈一把破背的椅子呀？”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舒拉为自己挑选较好的、较舒服的东西，给别人留下较坏的东西。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郁郁不乐地回家来了，孩子们给他问好，他也没像平常那样高兴回答。
　　　　“你为什么今天把阿纽塔·斯捷帕诺娃打了？”他问舒拉。
　　　　“那丫头……爱哭……”舒拉愁眉不展眼也不抬地回答说。
　　　　“不许再有这样的事被我听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字一字地很严厉地说道。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又比较缓和地补充说：“大小子啦，快８岁啦，可是还惹女孩子！你不害臊吗？”
　　　　可是在父亲夸奖舒拉画得好，夸奖卓娅的本子整齐，房间打扫得干净的时候，孩子们的脸是多么的喜悦呀！
　　　　如果我们回来晚了，孩子们不等我们回来就躺下睡觉，他们把本子打开放在桌上，以便我们回来看他们怎样做了功课。
　　　　虽然我们给予孩子们的时间很少，可是我们一向了解他们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什么东西使他们着急或高兴，也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在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最主要的是无论我们在一起干什么，游戏也好，学习也好，料理家务也好，都能使我们和孩子们更接近，使我们的感情更深切，更真挚。
　　在往学校去的路上
　　
　　　　我们住在老公路街，由家到学校至少３公里远。
　　　　我每天起床较早，做完早饭，照顾孩子们吃了饭，然后我们就由家里走出来，那时天还不亮。我们的路线是必须通过齐米列捷夫公园的。
　　　　高大的树木纹丝不动地矗立着，好像是在渐渐发亮的蓝色背景上用墨笔画的一样。雪在脚下嘎吱吱地响着，呼出的暖气渐渐在衣领上结成了霜。
　　　　我们３人在一道走，因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由家里出来较晚。最初是默默无语地走着，后来残余的睡意渐渐随着黑暗一起消逝了，于是就开始了某种突如其来的有趣的谈话。
　　　　有一次卓娅问我：“妈妈，为什么树愈老愈好看，而人老了就完全不好看了呢？
　　　　为什么呀？”
　　　　我没来得及回答。
　　　　舒拉却激烈地反对说：
　　　　“不对！姥姥老了哇，莫非她不好看吗？她好看呀！”
　　　　我回忆起我的母亲来，不，现在谁也不能说她是好看的：
　　　　她的眼睛是那样的疲倦了的，两颊陷下去了，有很多的皱纹……舒拉好像瞧出了我的心意，他确信地说：
　　　　“我爱谁，我就觉得谁好看。”“对。”卓娅考虑了一会儿，也同意了。
　　　　……有一次，我们３人沿着公路走着，一辆载重汽车赶上了我们，它忽然停住了。
　　　　“往学校去吗？”司机探出头来简单地问道。
　　　　“往学校去。”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来，让小孩儿们上来。”
　　　　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卓娅舒拉就已经在车上了，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汽车往前驶去了。
　　　　从那一天开始直到春季，这辆载重汽车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在路上赶上我们，并且把孩子们接上车去，差不多把他们一直送到学校。孩子们在拐弯处下车，车就继续前进了。
　　　　我们向来没等待过“我们的汽车”，我们喜欢忽然听见那个熟识的粗钝的喇叭在我们背后响，和像喇叭同样粗的声音说：“来吧，上车吧！
　　　　”固然，好心的司机仅仅是和我们路遇，可是孩子们差不多相信他是特意来接他们的。这样想很愉快呀！
　　迁居
　　
　　　　在孩子们来到莫斯科两年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领到一间较宽敞舒适的房间，地址是亚历山大路七号。
　　　　现在认不出亚历山大路了：两旁建起了新的高大的楼房，便道和马路全是用柏油铺得很光很平的。过去在这里只能找到十几所纯粹乡村式的房子，房子后边是田垄，菜园子，再远是一大片荒地。
　　　　我们的小楼四面无靠，孤零零地立着，在工作完了回家的时候，我一下电车就远远地看见它了。我们住在第二层楼上。新房间比我们的旧住所好得多了：它比从前的屋子温暖，光亮，也更宽敞。
　　　　新居使孩子们很高兴。
　　　　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迁移使他们特别愉快。他们耗费了很多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卓娅仔细地收拾起书、本子和由画刊上剪下的画。舒拉也用心地收拾和包裹了他的东西：玻璃片、石子、钩子、铁片、弯钉子和很多我猜不透是做什么用的东西。
　　　　在新房间里我们拨给了孩子们一个屋角，在那里放了一张小桌子，在墙上挂起一块格板，预备给他们放书和本子。
　　　　舒拉一看见桌子，马上就喊道：
　　　　“左面是我的！”
　　　　“右面是我的。”卓娅乐意地同意了，因此，像过去很多次一样，争端自然就消失了。
　　　　我们的生活和从前一样：我们一天一天地工作着，学习着。在星期日我们就去“发现”莫斯科的新的角落：我们或到猎禽场，或到莫斯科河对岸，或乘二路电车沿花园路绕一圈，或到无愁园散步。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熟悉新莫斯科和老莫斯科，并且能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莫斯科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通过库兹聂次桥，舒拉就问：“桥在哪里哪？”
　　　　随着我们就听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故事，说在许多年以前，这里确实有座桥，说聂格林卡河怎样到地下去了。
　　　　我们就这样知道莫斯科的许多“墙”，“门”，食堂胡同，台布胡同，榴弹胡同，甲胄街，狗场等等的来历了。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解释了为什么普列斯尼亚（莫斯科市地名）叫红色的，为什么有巷垒街和起义广场……他一页接着一页地给孩子们讲解我们美妙的首都的历史，孩子学习了如何理解和爱它的过去和现在。
　　悲痛
　　
　　　　有一次，在２月底，我们买了马戏园的入场票。我们并不常带孩子们到电影院或马戏园去，所以每去一次在孩子们看来真像过节一样。
　　　　孩子们急不可待地盼着星期日，但是怎样也无法让它快些到来：他们幻想着看见会算到１０个数的狗，看见披着灿烂的银甲的细腿扬头的快马怎样绕圈子跑，看见驯服了的海豹怎样由这一木桶上跳到另一木桶上，用鼻子承接驯兽员投给它的皮球……整整一星期的谈话都是关于马戏园的。但在星期六由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已经在家中，并且躺在床上。我很惊讶。
　　　　“你为什么这么早？为什么躺着？”我惊恐地问他。
　　　　“你不要担忧，一会儿就好。也不过就是觉得不舒服……”
　　　　我不能说这已经使我放心了：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脸色十分苍白，并且马上就憔悴了，好像他已经害了很长时间的重病。卓娅和舒拉坐在床边，惊恐地看着父亲。
　　　　“你们只好自己到马戏园子去啦！”他勉强微笑地说。
　　　　“没有你，我们不去！
　　　　”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我们不去！”舒拉响应了。
　　　　在第二天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病状更严重了。肋下剧烈疼痛和发高烧。他一向是善于抑制自己的，他并没诉说痛苦，也没呻吟，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需要请大夫去，可是只留丈夫一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去叩打邻家的门，没人答应，一定是到外边蹓跶去了：那天是星期日呀。我回来了，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卓娅忽然说：“我请大夫去。”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反对，她就已经穿上大衣，戴上帽子。
　　　　“不行……太远……”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勉强地说出这几个字来。
　　　　“不，我去，我去……我知道他住在哪里！让我去吧！”卓娅没等回答就差不多已经跑下楼梯去了。
　　　　“让她去吧！她是伶俐的孩子，能……找到……”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小声地说完就转向墙壁去了，为的是不让人看见他的由于痛楚而变成灰色的脸。
　　　　一小时以后卓娅同着大夫回来了。他诊视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之后，简短地说道：“肠扭转，马上到医院去，需要动手术。”他留下了陪伴病人，我跑去找汽车，半小时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已经被运走了。在由楼梯往下抬他的时候，他开始了呻吟，可是当他看见了孩子们睁大了的惊恐的眼睛，就马上沉默了。
　　　　……手术经过顺利，可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并没觉得轻快。每次我走到病房里的时候，最使我害怕的是他的冷淡的面孔：我见惯了丈夫的喜欢与人谈笑的轻松愉快的个性，可是现在他默默无语地躺着，仅仅有时候抬起他的枯瘦无力的手，默默地放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握我的手指头。
　　　　３月５日我照例地看望他去了。
　　　　在前厅里，一个相识的卫生员异乎寻常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说：“您等一会儿，护士马上出来。也可能是大夫。”
　　　　“我是来看病人阿那托利的，”我以为他没有认出我来，就提醒他说，“曾许可我随时来看的。”
　　　　“一会儿，一会儿护士就来，您等一会儿。”他重复说。
　　　　一分钟后护士匆忙地走出来了。
　　　　“您请坐一会儿吧。”
　　　　她躲避着我的视线说。
　　　　我马上就明白了。
　　　　“他，……死啦？”我说出了这样不可能的、令人难信的话。
　　　　护士默默地点了点头。
　　　　aaa……一个亲人，即使他罹病很久并且预先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如果失去了，也是痛苦、难过的。至于像这样突如其来的、无情的死，我觉得是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从幼年就向来没害过病的人，一星期以前还饶有精力，活泼、高兴，现在他竟不像他自己了，成了叫不应的，冷淡的，躺在棺材里的人了。
　　　　孩子们一步也不离开我：卓娅握着一只手，舒拉握着另一只手。
　　　　“妈妈，你别哭！妈妈，你别哭！”卓娅用发红了的无泪的眼睛看着父亲的僵硬了的脸，重复着说。
　　　　……在一个寒冷暗淡的日子里，我们３人一起站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等待着我的哥哥和姐姐：他们要来参加殡葬。我们站在一棵像冬季那样枯干的大树下，寒风阵阵地吹着我们，我们感觉我们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了。
　　　　我不记得我的亲戚怎样来到的，也不记得我们怎样度过了这冰冷的、惨痛的、难熬过的一天。只是模糊地记着怎样走到墓地，卓娅忽然绝望地大声哭号，后来就是土打在棺材盖上的声音……
　　没有父亲
　　
　　　　由那时候开始，我的生活就骤然变样了。过去我是感觉到也深知道有一个亲近的可爱的人在我身边，我随时可以依靠他的可靠的臂膀。我习惯了这样安心的依赖，而且这种信心也使我觉得温暖，我甚至不能想象还会有另外的样子。可是突然地剩下我一个人了，关心两个孩子的命运和照顾他们的生活的责任，整个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舒拉究竟还年幼，发生了的可怕事件他还不能十分了解。
　　　　他以为父亲只是像过去的离别那样到远方去了，将来还能回来……可是卓娅却像成人一样地体会了我们的悲哀。
　　　　她差不多永远不提起父亲。她看见我沉思，她就走近我，看看我的眼睛，小声地说：“我给你读一段书好不好呀？”
　　　　或者她请求：“给我讲一点儿什么吧！讲讲你小时候什么样儿……”
　　　　或者挨近我坐下，一句话也不说，紧紧地贴着我的两膝。
　　　　她曾尽可能地使我忘掉悲哀的感受。
　　　　但是有时候我在夜间却听见她哭泣。我走到她身边，摸摸她的头发，小声地问她：
　　　　“你是想父亲了吗？”
　　　　她一向回答：
　　　　“不是，可能是我做梦啦。”
　　　　……我们在过去就对卓娅说过：“你是大孩子，看着舒拉，帮助妈妈。”现在这些话充满了新的意义：卓娅确实成了我的助手和朋友。
　　　　我开始在另一学校里兼课，所以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更少了。在前一天晚间我就把第二天的中饭做好。卓娅在吃的时候把它热一下，照顾舒拉吃饭。另外她还打扫房间，以后，她稍稍长大一些就自己生火炉了。
　　　　“嗳哟，卓娅能把咱们的房子点着啦！”有时候邻人这样说，“她还是小孩儿呀！”
　　　　可是我知道：卓娅比某些成人还可靠。什么事她都是及时地做，向来不遗忘什么。虽然是最枯燥无味的和不重要的工作，她也不敷衍了事地做。我知道：卓娅不会把没熄灭的火柴扔到地下，她会在适当时间盖好炉盖，如果火炭由炉子里蹦出来，她马上就会注意到它。
　　　　有一次我回到家来天很晚了，头疼，并且疲倦得没有力量做饭了。我就想：明天我再做饭吧。早些起床就是了……我的头刚落在枕头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不仅不比平日早，而且更晚：为了不迟到，过半小时得由家里动身。
　　　　我十分懊丧地说：“这可糟啦！我怎么睡过了呀！今天你们只好吃干的吧。”
　　　　晚上回到家来，刚迈门坎我就问他们：
　　　　“怎样，你们都饿坏了吧？”
　　　　“我们真正不饿，我们真正是吃饱了！”舒拉胜利地在我眼前跳跃着，喊着说。
　　　　“快坐下吃饭吧，妈妈，今天我们吃煎鱼！”卓娅庄重地宣布说。
　　　　“鱼？什么鱼呀？”
　　　　在炒勺里确实有一条热气腾腾的煎得很香的鱼。由哪儿来的呀？
　　　　我的惊讶使孩子们很得意。
　　　　舒拉继续跳跃着，喊叫着，卓娅也很满意，终于她对我说明了：
　　　　“你知道哇，我们在经过水池子上学去的时候，我们往凿开的冰窟窿里看了看，看见里边有鱼。舒拉打算用手捉，可是鱼很滑。我们在学校里跟女工友要了一个空罐头盒子，把它放在盛胶皮套鞋的口袋里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水池子那里停了一点钟，捉了些鱼……”
　　　　“我们本来能多捉些来，有一个叔叔把我们由那里轰走了，他说：‘你们会淹死，或者把手冻掉。’可是我们没有冻掉哇！”舒拉插嘴说。
　　　　“我们捉了很多，”卓娅继续说，“回到家里我们把鱼煎了，自己吃了，也给你留下了。很好吃，是不是呀？”
　　　　在那一天晚上我和卓娅共同做的饭：她很仔细地削了马铃薯片，淘净了米，并且注意地看着我每样东西往锅里放多少。
　　　　……以后，在回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死后最初几个月的时候，我不只一次地认定了，就是在那时候，在卓娅的个性里确定了早熟的严肃性，她的这一特点连不太熟识的人都注意到了。
　　新学校
　　
　　　　我的丈夫死后不久，我就把孩子们转到第二○一小学去了：以前的那个学校离家太远，我有些不放心让孩子们自己到学校去。我本身已经不在那里工作，我改在成人补习学校教课了。
　　　　孩子们由第一天起就无条件地爱上了这个新学校，他们简直找不出可以表达他们怎样欢喜的话。也难怪他们！他们过去的校舍是一所不大的木房，很像杨树林的小学。而这个学校却很高大和敞亮，并且挨着它还正在建筑着新的壮丽的门窗高大的三层楼房。
　　　　在下学年里他们就要迁到那里去。
　　　　细心的卓娅，很快就看出了第二○一小学校长尼柯莱·基里柯夫的才能。
　　　　卓娅醉心地说：“妈妈，你看看我们的礼堂将来多么好哇！
　　　　图书馆更好！多少书哇！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书：靠着四面的墙全是书架，由地板到顶棚，一点儿空地方也没有……摆得满满的。”她稍微一思索就补充了这一句。（我仿佛又听见了外祖母说话——这是她常说的话）“尼柯莱·基里柯夫校长领我们到建筑楼房的地方去，全给我们看了。他还说：我们学校将来还要开辟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们自己栽种。将来你看得见，妈妈，我们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在全莫斯科你找不到比它更好的！”
　　　　新学校里的一切事情也使舒拉非常高兴，可是最合他意的是体育课。他能够不断头地述说他怎样爬上双环秋千，怎样跳过木马，怎样学会了往篮里投球。
　　　　新的女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尤列娃使他们一见倾心了。这是我由他们每天怎样高兴地往学校去，怎样兴奋、满意地回家来，怎样尽可能一字不差地对我述说女教员对他们说的话，看出来的。女教员所说的，即使是一句琐碎的话，他们也认为是有重大意义的。
　　　　有一次我翻阅着卓娅的本子对她说：“我认为你留的空白太多了。”
　　　　卓娅急忙热烈地反驳说：“不，不！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叫留这么大，小了不行！”
　　　　在一切问题上都是这样：既然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这样说了，那么，就只有这样做才对。我也明白：这样很好，这表明孩子们是敬爱老师，正因为这个，他们才努力学习，并高兴地执行她的任何要求和命令。
　　　　卓娅和舒拉一向很关心在他们班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一次，舒拉热情地述说道：“今天伯里卡迟到了，他说：
　　　　‘我妈妈病了，我到药房去了！’既然妈妈有病，有什么办法呀。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就对他说：‘到自己的位上坐下吧。’可是，在下课的时候，伯里卡的妈妈正好自己来了，她打算带他由学校直接往什么地方去。我们看她很健康，完全没有病呀。丽基亚·尼柯菜夫娜脸红了，生气了，她对伯里卡说：
　　　　‘我最不喜欢人说谎话。我的规矩是这样的：如果自己坦白了，没瞎说，’”这时舒拉觉得他把老师的话述说得不大正确了，就改嘴说：“呃……‘没撒谎，那就减去了一半过失’。”他接着又说，“我问：‘为什么如果坦白了就减去了一半过失呀！’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回答说：‘如果他自己说了，那就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过失，那就不需要重罚他了。如果他支吾，说假话，那就是什么也没觉悟，将来仍然这样做，那就应该罚他……。’”
　　　　如果他们的班在测验时总成绩不好，卓娅回家来就面带愁容，因此晚间我就时常担心地问她：
　　　　“你得的是‘不及格’吗？”
　　　　“不是，”她愁闷地回答说，“我得的是‘好’，我全做对了，可是玛娘全做错了，尼娜也是这样。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说：‘我很抱歉，我只能给你们打上不及格’……”
　　　　有一次我回家比平日早些。孩子们不在家里。我很着急地到他们的学校去了，找到了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我问她知道不知道卓娅在什么地方。
　　　　她回答说：“我想，已经全放学了，可是咱们来看看教室里吧。”
　　　　我们来到教室门前，就隔着玻璃往里探望。
　　　　卓娅和另外的３个女孩子站在黑板前：两个比卓娅高些，全梳着一样的小辫子，第三个很小，是胖子，卷发。她们全很严肃，卷发的女孩子还半张着嘴。
　　　　卓娅小声地庄重地对她说：“你做的是什么呀？如果把铅笔和铅笔加起来，那么得出来的仍是铅笔。可是你把公尺和公斤加起来了，你能得出什么来呀？”
　　　　在这时候，在教室的左边后面，一个白色的什么东西一晃。我斜看那里一下：
　　　　舒拉坐在最后的凳子上逍遥自在地在放纸鸽子。
　　　　我们离开了教室的门。
　　　　我请求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过一会儿打发卓娅回家，并且以后禁止她在下课后久留在学校里。
　　　　晚间我自己也嘱咐了卓娅下课后马上回家。
　　　　我对她说：“你看，我今天特意地早些结束了工作，打算和你们多聚一会儿，可是你们不在家。以后请你不要无益地在学校里耽误着。”
　　　　卓娅听了我的话一言未发，可是过后，吃完了晚饭，她忽然说：
　　　　“妈妈，难道帮助女孩子们是无益的事吗？”
　　　　“怎么是无益的事呀？
　　　　帮助同学是很好的事呀。”
　　　　“那么为什么你说：‘不要无益地耽误着？’”
　　　　我咬着嘴唇，可能是第一百次地考虑着：在和孩子们谈话的时候应该怎样慎重地选择词句呀！
　　　　“我只是想和你们聚会聚会，我能早做完工作的时候不是很少么？”
　　　　“可是你自己说过呀！
　　　　做事第一。”
　　　　“对呀！可是让舒拉吃饱了也是你的事呀，他是在学校里挨着饿等待着你呀。”
　　　　“不，我没挨饿，”舒拉支持她说，“卓娅带去了很好的早饭。”
　　　　第二天早晨临往学校去的时候卓娅问我：
　　　　“今天我再和女孩子们一起学习一会儿行吗？”
　　　　“就是别耽误太长时间，卓娅。”
　　　　“只是半点钟！”她回答说。
　　　　我就知道了：这确实是半点钟，一分钟也不会多。
　　希腊神话
　　
　　　　我很想保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我们生活里培养成的一切习惯。在放假日子，我们也跟他在世时候一样，游逛莫斯科。但是这样的游逛对于我们是惨痛的：我们始终回忆着父亲。晚间我们的游戏也玩不好，因为缺少父亲，缺少他的幽默，他的欢笑。
　　　　一天晚间我们没事，就在回家的路上，在珠宝商店的门前站一会。光辉灿烂的橱窗令人眼花目眩：各种宝石，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光芒闪烁着，迸射着。这里有项珠、胸针，还有些别的辉煌的装饰品。挨近玻璃在一个大绒枕上一列一列地放着指环，在每一指环上都有一块宝石在放着光，由每一块宝石上像由磨刀轮上或电车弓子上一样，放射着五光十色的，刺眼的火星。
　　　　这稀奇的宝石上的光彩使得孩子们留恋不舍。卓娅忽然说：
　　　　“爸爸允许了给我讲为什么在指环上永远镶着宝石，可是没给我讲……”她忽然不说了，并且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似乎是请求我原谅她提起了父亲。
　　　　“妈妈，你知道为什么在指环上镶宝石吗？”舒拉插嘴问。
　　　　“我知道。”
　　　　我们向前走了，在路上我给孩子讲了普罗米修士的故事。孩子们一边走着，一边由两面看着我的脸，听着每一句话，并且几乎撞着了路上的行人。传说中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作出空前的壮举、并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的勇士的神话，马上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
　　　　我给他们讲：“有一次赫尔库列斯救普罗米修士来了。
　　　　赫尔库列斯是一个力气很大而且仁慈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他谁也不怕，连宙斯他也不怕。他用自己的宝剑砍断了把普罗米修士锁在断崖上的锁链，解放了普罗米修士。但是宙斯的旨意仍然有效。这旨意里说普罗米修士永远不能摆脱他的锁链：从此锁链中的一环带着一块石头就这样留在他的手上了。由那时候开始，为了纪念普罗米修士，人们就在指头上带镶有宝石的指环。”
　　　　几天以后，我由图书馆里给孩子们借来了希腊神话，开始给他们朗读。真奇怪，他们虽然对普罗米修士那样有兴趣，可是最初并不很高兴听我的朗读。显见是那些名字很不容易记清的半神半人，由孩子们看来是冷淡的，陌生的，有隔阂的。总是老朋友好：嘴馋的熊，伯特里开耶夫娜狐狸，妄想吃鱼、把半条尾巴冻结在冰窟窿里的傻狼和其他俄罗斯民间童话中的老朋友多么好！可是希腊神话的主人公们也渐渐地开辟了通达孩子们的心的道路：舒拉和卓娅也开始了像谈论活人一样，谈论比尔赛，格拉克尔，伊喀尔。
　　　　我记得有一次卓娅表示了怜惜尼敖比亚，舒拉则激昂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为什么她夸张啊？”
　　　　我知道：还有很多书中的主人公对于我的孩子们将成为可贵的和亲近的。可能因为这个我才很牢实地记忆着另外一段短的对话。
　　　　有一次卓娅在遇到我重读《牛虻》的时候沉思而惊讶地说：“这么大的人，还哭……”
　　　　“我看你将来怎样读这本小说。”我回答说。
　　　　“我什么时候能读它啊？”
　　　　“等你到１４岁的时候。”
　　　　“喔，这还早着哪。”
　　　　卓娅说。
　　　　这样的期限显然是很远的，在她看来差不多就是遥遥无期。
　　我们爱好的书
　　
　　　　现在，如果我晚间得暇，我们不作“顶牛儿”游戏了；我们朗读，更正确地说，我读，孩子们听。
　　　　我们最常读的是普希金的作品。这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可爱的、美丽的和愉快的世界。普希金的句子是很容易记牢的，舒拉能不倦地背诵关于松鼠的诗，那个松鼠一向……唱着歌子，总是咬着榛子，榛子并不是平常的，壳儿全是金的，瓤儿是纯粹绿宝石……孩子们虽然记着了很多，可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
　　　　“妈妈，请你给我们读关于金鱼……关于沙皇萨尔唐的故事……”
　　　　有一次我给孩子读《乔玛的童年》。我们读到乔玛的父亲因为他折毁了花枝责打了他一顿那个地方，孩子们很希望知道以后的情形，但是天已经很晚，我就打发他们睡觉去了。后来在那个星期里和在下星期日我都没能够给他们读完乔玛的故事：积累了很多工作——未经看过的本子，需要缝补的袜子。最后，卓娅忍耐不住了，她拿起书来自己把它读完了。
　　　　由这一回就开始了：无论什么，报纸也好，童话也好，课本也好，只要到她手里，她就手不释卷地读下去，她好似在考验自己有无像成人那样读书的能力：不是读指定的课本里的某一页，而是全卷。
　　　　不过，我若说：“你还不到读这个的时候哪，长大些再读吧。
　　　　”她并不执拗，并且马上就把书放在一旁。
　　　　我们最欢迎的是盖达尔。我一向钦佩他在儿童书籍里善于谈论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事的才能。他和孩子们谈话的态度是严肃的，像和平辈人谈话一样，并不因年龄而打折扣。他知道孩子们用最大的尺度衡量一切：勇敢，他们喜欢不顾一切的；友爱，他们喜欢忘我的；忠实，他们喜欢无条件的。崇高思想的火势照耀着他的著作。他和马雅柯夫斯基一样，用每一行字激发读者，呼唤他们参加建设在我们国家里正在建设着的、伟大的、全民族的幸福；而不是建设狭小的、一室之内的、个人的幸福，呼唤和教导读者为全民族的幸福而斗争，用自己的手建设这个幸福。
　　　　在读完每一本盖达尔的书之后，我们谈过多少话呀！我们谈过我们的革命是多么正义的呀；也谈过沙皇时代的中学和我们的学校的差别多么大；也谈过什么是勇敢和什么是纪律。在盖达尔的书里这些话充满了亲近的和容易体会的意义。
　　　　我记得，波里斯·果里阔夫在进行侦察时候，忘掉了谨慎，擅自野浴，因而无意地害了自己年长的朋友——秋布克，这一事特别地激动了卓娅和舒拉。
　　　　“你就想想啊，他想要洗澡，可是秋布克就被捉着了！”
　　　　舒拉愤慨地说。
　　　　“秋布克还以为是波里斯把他出卖了哪！你想以后波里斯有多么难受哇！我不知道在知道了朋友是因为自己而被枪毙了的时候还怎能活下去！”
　　　　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读过《远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秘密》。只要盖达尔的新书一出版，我就马上设法买一本拿回家来。我们一向感觉到他是正在和我们谈论关于今天，就是在现在这一分钟里，正激动我们的东西。
　　　　有一次卓娅问我：“妈妈，盖达尔住在什么地方？”
　　　　“好像在莫斯科。”
　　　　“看看他才好哪！”
　　新大衣
　　
　　　　舒拉最喜欢的消遣是和男孩子们玩“哥萨克——强盗”。
　　　　他们冬季在雪里，夏季在土里掘山洞，点营火，并在街上耀武扬威地喊叫着，跑着。
　　　　有一次，在黄昏时候，屋门前惊人地大响一声，接着门就敞开了，舒拉出现在门口。可是他那个样子啊！我和卓娅都吃惊地站起来。站在我们面前的舒拉，从头到脚全身泥污，蓬头垢面，跑得遍身是汗。但是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全不稀奇。
　　　　可怕的是别的事：他的大衣上的衣袋和扣子全被带着布揪下来了，在它们原来的地方，是边缘破烂的窟窿。
　　　　我周身都凉了，我默默地看着他。大衣完全是新的，刚刚买的。
　　　　我还未说一句话，就由舒拉身上剥下大衣，开始打扫它。
　　　　舒拉羞愧地站着，但是同时在他脸上现出了某种执拗的表情，好像他用全部神气在说：“这样就这样！”他有时候这样执拗，在这时候就很难说服他。我不喜欢大声嚷，但是又不能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话，所以我就不看舒拉，而开始默默地整理大衣。屋中完全沉寂，经过了也不过１５到２０分钟，可是我觉得好像几小时那么长。
　　　　“妈妈，原谅我，我再不这样做了。”舒拉说快板似地在我身后喃喃地说。
　　　　“妈妈，原谅他吧！”
　　　　卓娅像回音一样照样重复了一句。
　　　　“好吧，”我不转身回答说。
　　　　我一直坐到深夜修补这件倒霉的大衣。
　　　　……我醒来时候窗外还很黑。舒拉正站在我的床前头，显然是在等待着我睁眼。
　　　　“妈妈……原谅我吧，我永远也不再这样了。”他小声地，吞吞吐吐地说。虽说这依旧是昨天那两句话，但是说话的样子完全不同：这次是伤心地、痛悔地说出来的。
　　　　在房内只剩下我和卓娅的时候，我问她说：“你和舒拉谈昨天的事吗？”
　　　　“谈过了。”她迟缓地并且显然难为情地回答说。
　　　　“你对他说了什么呀？”
　　　　“我说……我说你一个人工作，说你很困难……说你不是简单地生气了，而是想：如果大衣完全撕破了可怎么办哪？”
　　“赤留斯金”
　　
　　　　我说：“舒拉，爸爸给你讲的谢多夫的探险队，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记得谢多夫在临出发时候说：‘怎能带着这样的装备去北极呢！应该有８０条狗，我们只有２０条，衣裳已经穿坏了，食粮太少……’你记得吗？……现在你看，一只破冰船要往北极出发了。船上什么没有呢，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忘记带：由针到牛，他们都想到了。”
　　　　“什么？什么牛啊？”
　　　　“你看这里呀：船上有２６只活牛，４只小猪崽，还有新鲜马铃薯和蔬菜。海员们在路上一定不会挨饿了。”
　　　　“也不会受冻。”卓娅由我的肩后探视着报纸插嘴说。
　　　　“你看他们的东西有多少啊。有各样的皮衣裳，有睡觉的皮暖袋，有煤，有汽油，有煤油……”
　　　　舒拉有些不适时地插嘴说：“还有滑雪板！啊，纳尔塔是一种雪橇，对不对？
　　　　还有各种科学仪器。装备得真好！喔，多少支枪啊！他们要打白熊和海豹啊。”
　　　　我没能想到“赤留斯金”很快就要成为我们谈话的主要题目。关于这一远征，报纸的报道并不很勤，也可能是有些报道我没看见。只是有一次舒拉飞跑着传来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乃是完全出我意料的。
　　　　头发蓬乱的、急躁的舒拉刚进门坎就喊着说：“妈妈，‘赤留斯金’啊！轮船，你记得吧？你还给我讲过的哪。我现在自己听说了……”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
　　　　“把它挤破了！冰把它撞破了！”
　　　　“那么人呢？”
　　　　“全下船了。简直就下到冰上来了。只有一个人落到水里去……”
　　　　我勉强地相信了。可是舒拉并没说错，这事全国都已经知道了。２月１３日（“看，难怪人们说：第１３是不幸的数字！”
　　　　舒拉痛心地说。）北极的冰把轮船撞破了：冰的巨大的冲击力撞破了左舷，两小时之后“赤留斯金”就沉没了。
　　　　在这两小时的时间里，人们把两个月用的食粮，帐篷，睡袋，一架飞机和无线电台都搬到冰上去了。他们凭着星辰判明了所在地点，就用电台同秋阔特沿海的北极电台取得了联络，并且马上开始了建设幕棚，厨房，信号塔……很快地电台和报纸又报道了另一消息：党和政府已经组织了“赤留斯金”船员援救委员会。马上全国都参加了这一援救工作：火急地修理了破冰船，飞艇、飞橇都准备出发。在北方岬，在威廉，在预知湾等处全有飞机准备飞往遇险地点。
　　　　犬橇由威廉向营地出发了，“克拉辛”号横渡大洋，环绕世界，驶往出事地点了，“斯摩棱斯克”和“斯大林格勒”号轮船全开到了在冬季向来有没任何轮船到达过的北纬度，并将飞机运至敖留托尔斯基岬。
　　　　我想在那些日子里在全国找不到一个人不为赤留斯金船员的命运担心，不屏息着呼吸注视他们的命运。但是卓娅和舒拉整个地被这事吞没了。我可以不必收听广播，也不必读报，孩子们详细地知道一切消息，他们连续几小时只是热心地、担忧地讨论着这一事件：赤留斯金船员现在做什么哪？他们精神好吗？他们在想什么呀？他们不害怕么？
　　　　在冰上共有１０４人，其中有两个儿童。舒拉就是疯狂地羡慕这两个儿童。
　　　　“为什么这样的幸福临到他们身上了哇？他们还什么也不懂啊！一个还不满２岁，另外一个女孩子还完全用尿布裹着哪。让我去多么好啊！”
　　　　“舒拉，你好好想想吧！这是什么幸福啊？人们遭了这样的祸，可是你却说是‘幸福’！”
　　　　舒拉只摇摇手，也没回答。他把报纸上关于赤留斯金船员的每一行字都剪下来。现在他画的也只是北极：冰和他所想象的赤留斯金船员的野营。
　　　　我们知道遭遇了可怕的突然灾祸的赤留斯金船员并没惊慌失措。他们是勇敢的、坚毅的、地道的苏维埃人。谁也没失望，人人都工作着，继续进行科学的观测。他们住在冰上还发行报纸，命名为《我们不屈服》。他们用铁桶做成了火炉，用罐头盒做成了炒勺和灯，由残留下来的碎木板镌成饭勺，幕棚的窗户是用玻璃瓶子做的——他们的创造天才、技巧和耐性足够应付一切。他们为了清除飞机场，用自己的背背出多少冰啊！今天清除干净了，明天到处又凸起了冰岭，前一天顽强努力的劳动的痕迹一点儿也不存在了。但是赤留斯金船员们深知救援是要来到的：在苏维埃国家里，党和斯大林同志不能任凭人落在灾难里。
　　　　就在３月初，（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卓娅喊着说：
　　　　“正好迎接妇女节！”
　　　　）列皮杰夫斯基的飞机降落在冰块上了，并将妇女和儿童载到陆地上来。“列皮杰夫斯基真有本领！”我不断地听到这样说。
　　　　卓娅和舒拉提起莫洛柯夫的名字就表现出崇敬。实在，只要一想到这个卓越的飞行员所做的事，马上就会令人心惊胆战呀。为了加速救援赤留斯金号船员们，他在飞机两翼上挂了投物的降落伞用的篮子，把人就装在那里边。他一天往返数次，一人由冰上运回３９个人来！
　　　　“能看看他本人才好哪！”舒拉说出了他的愿望。
　　　　政府委员会更由堪察加和海参崴派出了救援赤留斯金号船员的飞机。可是在这时候也得到了消息，说围绕着野营的冰很多处破裂了，形成了漏洞，出现了新的宽阔的裂缝，冰块在移动着，飘浮着。
　　　　在妇女和儿童飞走后的那一夜里，他们居住的板棚破碎了。
　　　　幸喜列皮杰夫斯基的飞机及时地赶到，把他们先运走了。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新的灾祸：冰涛冲碎了厨房并破坏了停放着斯列波聂夫的飞机的机场。危险逼近了，并且危险性每一天、每一瞬间都在扩大。春日无情。舒拉简直痛恨那些暖和的日子。“又是这样的太阳！又由房顶上滴水！”舒拉愤慨地说。
　　　　可是留在冰块上的人逐渐减少，最后，在４月１３日，冰块上一个人也没有了！
　　　　“怎样，第１３的数字是不幸的吗？是不幸的吗，啊？”卓娅胜利地向舒拉喊着。
　　　　“喔，现在我才放下心了！”舒拉说出了衷心的话。
　　　　我相信：如果这是他们本身被由冰上救出来，他们也不能比这更欢喜。
　　　　两个月的焦心期待告终了。要知道，所有安全地住在陆地上的人们，全都曾不断地为留在冰块上的人的生命担忧呀。
　　　　……我读过许多关于北极探险的著作。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对于北方很感兴趣，他有很多描写北极的小说和传记。
　　　　我由童年时代读过的书里记得：如果小说里叙述的是迷失在冰上的人们，那么，最常见的是描写他们怎样的凶狠，相互猜疑，甚至仇恨。有时甚至像兽类一样，为着首先救活自己，保护自己的安全，竟至不惜牺牲不久以前的好友的生命。
　　　　这样的思想是不可能侵入我的孩子和所有苏维埃孩子们的脑子里的。唯一可能的，也是他们唯一能想象的，只是：丢在冰上的一百个赤留斯金号船员怎样度过了漫长的两个月：
　　　　他们的勇敢、坚毅，他们彼此间友爱地关怀。也只能这样，怎能不这样呢！
　　　　在６月中旬，莫斯科欢迎了赤留斯金号的船员们。天是阴沉的，可是我却觉得，不曾有过比这更光明，更灿烂的日子了！孩子们由清晨就把我拖到高尔基大街。好像是所有的莫斯科人都集中在这里了：在便道上连立足的地方也没有。飞机在空中盘旋着，人们欣赏着贴在建筑物的墙上、窗子上和商店的高大橱窗里的那些变成熟识了的和亲近了的赤留斯金号的英雄船员们和他们的救护者—?飞行员们的画像，处处是红色的和蓝色的绸子写着热烈欢迎的标语，再就是鲜花，鲜花，无尽的鲜花。
　　　　忽然由白俄罗斯车站方向出现了汽车。在最初的一秒钟里还无法猜着这是汽车：这是飞驶着的花园，安置在轮子上的鲜艳的大花坛在向前移动着！它们驶向红场去了。在大堆鲜花、巨大的花束、玫瑰花冠之间刚刚能辨出笑着的、兴奋的面孔和欢迎的招手。
　　　　由便道上，由窗户里，由阳台上，由屋顶上掷下无数的鲜花，而在天空中飞翔着像大蝴蝶一样的由飞机上撒下的传单，它们飘飘落下，盖满了柏油马路。
　　　　“妈妈……妈妈……妈妈……”舒拉像念咒似地重复着。
　　　　一个身材高大、晒黑了皮肤的男子把他举起放在自己的坚强宽阔的肩膀上了，舒拉在那上边喊着，似乎比任何人的声音都更大。
　　　　“多么幸福的日子呀！
　　　　”卓娅喘着气说。我想，这是在这一分钟里所有的人们都在心里或嘴里说的话
　　年长的和年幼的
　　
　　　　卓娅永远是用年长者对年幼者的态度和舒拉谈话，有时候她对他不客气地说：
　　　　“舒拉，扣好钮扣！扣子哪儿去啦？又揪掉啦？给你老缝不完。你是故意地往下揪吗？只好你自己学会缝扣子吧。”
　　　　舒拉完全由她照管着，她不倦地关心他，但是对他也严厉。有时他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使她生气了，她就叫他“亚历山大”
　　　　?—这比平常叫“舒拉”
　　　　听着严重得多呀。
　　　　“亚历山大，你的袜子又奇啦？马上把袜子脱下来！”
　　　　亚历山大驯服地把长统袜子脱下来，卓娅就自己织补所有的窟窿。
　　　　弟弟和姐姐总是离不开的：他们在同一时刻睡觉，在同一时刻起床，一起往学校去，一起回家来。虽然舒拉差不多比卓娅小２岁，但是他们的身材几乎一样的，并且舒拉比卓娅力气大得多。他是一个地道的健壮孩子，可是卓娅始终是瘦的，从外表上看是脆弱的。老实说，卓娅一次一次地申斥舒拉，已经有些使他感觉讨厌了，但是他反抗的时候很少，并且即使在争吵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没有推她或打她一下的意思。他差不多关于一切问题都永远听从她，并不和她争辩。
　　　　在他们升到四年级的时候，舒拉说：
　　　　“现在到头啦。我不再和你坐一张书桌啦。我跟丫头挨着坐够了！”
　　　　卓娅冷静地听完就坚决地回答说：
　　　　“你还是要和我挨着坐的，不然的话你在上课的时候就要放鸽子玩，我是知道你的脾气的。”
　　　　舒拉坚持自己的独立，吵了一会儿。我没干涉他们。９月１日晚间我问舒拉说：
　　　　“舒拉，现在你和哪一个男孩子挨着坐呀？”
　　　　舒拉又皱着眉又微笑地回答说：“那个男孩子的名字叫卓娅，难道能拗过她去吗！”
　　　　……我很想知道和别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卓娅的态度是什么样子。我所看见的只是她跟舒拉在一起，和在星期日跟在我们亚历山大道（街名）上跑着的小孩儿们在一起的情形。
　　　　小孩儿们也像舒拉那样喜欢她，服从她。在她由学校回家的时候，他们由很远处就凭着红绒绳帽子，矫捷的步子认出她来，并喊叫着奔向她去。在他们的喊叫里只能听出：“你给我们念！跟我们玩！
　　　　给我们讲！”卓娅就把书包交给舒拉。
　　　　把两臂大大张开，想尽量把向她拥上来的小孩儿们都搂在怀里。这时她是愉快的，活泼的，由于走路和天冷，微黑的两颊显得发红。
　　　　有时候把他们按身材大小排成一队，她就和他们像军队一样，正步走，唱着她在杨树林时就学会的歌：“同志们，一起勇敢向前走……”有时候和小孩子们玩打雪仗，但是，她是用长者的态度：谦让，小心。舒拉一打雪仗就把世界上一切都忘掉了：投了一阵，躲过对方投来的雪团，又努力向前打去，不给敌人留一秒钟的喘息时间。
　　　　这时卓娅就喊：“舒拉，他们是小孩儿呀！……你去吧！
　　　　你不懂得，对他们不可以这样。”
　　　　嗣后她又用小雪橇拖着小孩儿们滑雪玩，并且始终照顾着他们，给他们扣好衣扣，围好脖子，不让任何一个小孩儿的耳朵被寒风吹了，不让雪灌进小孩儿们的毡靴里去。
　　　　有一次在夏天，我下班回家，看见她在水池子旁边被一群小孩儿包围着。她坐在地下，两手抱着膝，沉思地看着水给孩子们小声讲什么。
　　　　我向前走近了些。
　　　　我听她说：“……太阳高高地照着，井在远处，天气很热，小伊凡全身流着汗。他忽然看见地下放着一个山羊蹄甲，蹄子里满盛了水。小伊凡就说：‘阿辽奴什卡姐姐呀！我喝这蹄子里的水吧！’‘别喝，小弟弟，喝了你就变成山羊了’……”
　　　　我轻轻地走开了，尽可能地不碰着树枝，不惊扰孩子们。
　　　　他们全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全表现着对那不听劝告的、失败了的小伊凡的惋惜，而卓娅则丝毫不差地、带表情地重复着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的悲哀的语调给他们讲故事……卓娅对待和她年龄相同的孩子们的态度怎样呢？
　　　　有一段时间，她曾和邻家的女孩子琏娜一气往学校去。嗣后我忽然看见她们往学校去和由学校回家都不一气走了。
　　　　“你和琏娜吵嘴啦？”
　　　　“没有，没吵嘴。不愿意和她交朋友就是了。”
　　　　“为什么呀？”
　　　　“你知道哇，她老是对我说：‘你给我拿着书包。’有时候我替她提，可是以后我就对她说了：‘你自己提着吧，我有自己的书包哇。’你知道，如果她有病或是身体弱，我就替她提了，这对我并不是难事。可是无故地为什么替她提呀？”
　　　　舒拉也证明说：“卓娅说得对，琏娜是个贵族小姐。”
　　　　“那么你和达娘为什么也不好了哇？”
　　　　“她太好撒谎。无论她说什么，结果全是假话。现在我一点儿也不能相信她。如果不相信她，怎能跟她交朋友呢？再说，她不公正。我们做打木棒游戏的时候，她总是作弊。在报数时她也取巧，避免受罚。”
　　　　“你应该告诉她这样不好。”
　　　　“卓娅给她讲过多少次啦！”舒拉插嘴说，“同学们全说过，连老师丽基亚·尼柯莱夫娜也说过，可是怎能说动她呀！”
　　　　我很担心，是否卓娅对于别人要求过严，是否她在全班里孤立气来了。抽出一些时间，我就拜访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去了。
　　　　丽基亚·尼柯莱夫娜仔细听了我的话之后沉思地说：“卓娅是很耿直、很公正的女孩子，她永远对同学们直率地当面说真理。最初我还担心她会惹得同学们反对她哪，可是不对，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她总喜欢说：‘我拥护正义。’同学们也看见了她确实在实际上坚持正义。你知道哇，”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微笑着补充说，“最近有一个男孩子在众人面前大声问我：‘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您说您没有偏向谁，难道您不喜爱卓娅吗？’老实说，我被他问得楞住了，可是接着我就问他：‘卓娅没帮助你做算题吗？’他回答：‘帮助了。’我又问另外一个孩子：‘帮助你了吗？’‘也帮助我了。’‘帮助你了吗？
　　　　帮助你了吗？’结果是卓娅差不多为所有的同学们都做了些好事。‘怎能不爱她呀？
　　　　’我问。他们全同意了，他们全喜欢她，你知道哇，他们尊重她，这可不是对于任何这样年龄的人都可以这样说的。”
　　　　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又继续说：“她是一个很坚决的女孩子，只要是她认为正确的，她绝对坚持不让。孩子们了解：她对于一切人都是严格的，对于自己也是严格的；对于别人严格，对于自己也严格。和她交朋友，当然不容易。可是和舒拉交朋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又微笑着说，“他有很多朋友。
　　　　顺便我也告一状：他欺负女孩子们，他挡住她们的路，揪她们的辫子。关于这个问题您一定要跟他谈谈。”
　　谢尔杰·米罗诺维奇
　　
　　　　在报纸上印的表示哀悼的黑框子里是基洛夫的像片。死的概念和这样镇静的、开朗的容貌是结合不起来的。但是报纸的右上角却是谢尔杰·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党和人民的敌人刺杀了的消息。
　　　　这确实是全体人民的哀痛。卓娅和舒拉是初次看见和体验这样的哀痛。无尽头的缓缓地、悲痛地流向工会大厦的人河，和收音机传播出来的热爱和哀悼的话，充满了悲痛的报章，和在这些日子里只能说着和想着一件事的人们的声音和面孔……这一切一切都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使他们牢牢地记着。
　　　　卓娅问我：“妈妈，你还记得在西特金打死的共产党员吗？”
　　　　我想：她的想法是对的呀，她回忆起了西特金的７位共产党员在农村里的牺牲是对的。旧的疯狂地仇视新的，敌人的残余势力在那时候就曾顽强地抵抗着。那时他们是暗中放冷枪，而现在他们是更无耻地叛变了。他们对最宝贵的、最纯洁的人下了毒手，他们暗杀了全体人民所敬爱的人，暗杀了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为人民的幸福斗争着的热烈的民权保卫者和布尔什维克。
　　　　夜间我很长的时间睁着眼在床上躺着。室内很静，忽然我听见了赤足的脚步声和小声的问话：
　　　　“妈妈，你没睡吗？到你那里去行吗？”
　　　　“行，来吧。”
　　　　卓娅偎着我躺下就不言语了，沉默了一会儿。
　　　　我问：“你为什么不睡觉？已经很晚了，大约一点多钟了。”
　　　　卓娅并没马上回答，只是更紧地握了我的手，以后她说：
　　　　“妈妈，我想写一份申请书，请求接受我入少年先锋队。”
　　　　“写呀，应该呀。”
　　　　“能够接受我吗？”
　　　　“一定能接受，你已经１１岁了。”
　　　　“也能接受舒拉吗？”
　　　　“舒拉还小，只好等一等再入队。”
　　　　又沉默了。
　　　　“妈妈，你能帮助我写申请书吗？”
　　　　“最好是你自己写，写完了我看看有没有错误。”
　　　　她又完全沉默地躺着，想着什么事，我只能听见她呼吸。
　　　　在那一夜里她就那样挨着我睡着了。
　　　　在决定接受卓娅入队的前一天，她又很久不能睡着。
　　　　我问：“你又不睡觉吗？”
　　　　卓娅小声回答说：“我正在想明天哪。”
　　　　第二天（恰好我回家较早，正坐着看学生的本子），她兴奋地、脸通红地由学校跑回来，我虽然没作声，但是她看出我想问她，于是马上告诉我说：
　　　　“接受了！”
　　“谁到我们那里去了？”
　　
　　　　不久以后，有一次我由学校回来，看见卓娅和舒拉比平常特别兴奋。根据他们的神气，我马上知道是发生了什么特别不平凡的事，可是我没来得及问他们。
　　　　他们争先地喊着说：“你知道谁到我们那里去了？莫洛柯夫！莫洛柯夫到我们学校去了！你知道吗，就是救援赤留斯金号船员的那个莫洛柯夫！他救出的人最多，你还记得吗？”
　　　　最后舒拉开始比较连贯地述说道：
　　　　“你知道吗，最初他在舞台上，一切都很庄严的，可是有点儿不那个……不那么好，以后他由舞台上下来了，我们就把他包围了，那会儿可就很好了！你知道他怎样讲话呀？很平常，完全平常地！你知道他说什么来着？他说：有很多人这样给我写信：‘寄交莫斯科，北极的莫洛柯夫。’可是我完全不是北极人，我家在伊里宁斯克村，我飞往北极去只是为了接运赤留斯金号的船员们。以后他又说：‘你们以为有什么特殊的与任何人不同的英雄飞行员吗？可是我们是平常的人。
　　　　你们看看我，难道我是什么特殊的人吗？’的确，他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究竟不是平常的人！”舒拉骤然地结束了他的话。他又深深叹息地补充了一句：“现在到底看见莫洛柯夫了！”
　　　　显见是：他等到了实现他的宿愿的那一刻了。
　　美妙的旅行
　　
　　　　很久以来我们就常在街上碰见穿着泥污了的工作服、胶皮靴、戴着矿工式大帽子的男女青年了，这是地下铁道的建设者。他们紧张地由这个洞到那个洞来回跑着，或者在下班之后不慌不忙地在大街中间走着。看着他们的时候，注意不到泥污的、不合身的工作服，而只见到疲倦之中透露出愉快、骄傲和奇异的面孔。
　　　　人们怀着尊敬的心和很大的兴趣看着穿这样工作服的地下铁道最初的建设者。
　　　　这可不是儿戏！一定不只在莫斯科，而且在杨树林，在远方的西特金，人们也都每天在报纸上搜索关于我们的地下铁道建设情况的消息。我还记得，１９３５年春季里，我们听说，地下铁道修成了！
　　　　“妈妈，在星期日我们全队参观地下铁道去！”卓娅报告说，“你和我们一道去么？”
　　　　星期日早晨我往窗外望了望：落着雨哪。
　　　　我当时相信参观地下铁道的事延期了，可是孩子们由床上跳起来了，并急急忙忙地准备出门。当然罗，在他们的脑子里怎能有放掉他们想要做的事的念头。
　　　　“天气不好怎么办？”
　　　　我踌躇地说。
　　　　“这点儿小雨算什么呀！”舒拉满不介意地说，“下一会儿，一会儿就停了。”
　　　　在电车站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孩子。据我看雨倒使他们欢喜了：他们喊着，吵着，欢喜地迎接了我们。
　　　　嗣后我们全登上了电车（车里马上就热闹和拥挤了），过一会儿就到野味市场了。
　　　　刚一踏上车站的大理石地，孩子们就像遵照口令一样，马上安静了：这时候没有时间谈话了，需要看的东西太多啦！
　　　　我们静静地踏着宽大的台阶下去，但是不由自主地停步了：前边开始了真正的奇迹！再一秒钟，我和卓娅、舒拉最先地踏上了往下流动的电梯。它把我们悠悠荡荡地往什么地方移动着。旁边安装着略有弹性的黑色栏杆，在这光滑的栏杆外迎着我们来的，是另一往上升的流动电梯。人那么多，可是都微笑着。有的人对我们招手，有的人呼唤我们，可是我们哪能注意到他们：我们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游览里了。
　　　　现在脚下又是硬地了。
　　　　周围多么美丽呀！在地面上落着冷雨，可是在这里……我曾听人们讲过：一个善讲故事的老太太，她在一个乡村里生活了一辈子，现在把她送到莫斯科来了，她看见了电车，汽车，飞机。周围的人们都相信这一切一切必然使她惊讶。但是不然，这一切都被她看为应该有的。她早已熟悉了童话中的自飞地毡，千里快靴等等，她认为她所见到的东西不过是童话的实现而已。
　　　　孩子们在地下铁道上的表现也和这个相似。在他们的脸上表现出来的是狂喜，而不是惊讶，仿佛他们现在是亲眼看见他们所喜欢的、熟悉的故事里所讲的事一样。
　　　　我们来到站台了。忽然在它的尽头，在半暗的隧洞里发生了逐渐扩大的轰轰声音，燃着了两只火眼，再过一秒钟，靠着月台轻轻地停下了一列车。长大、宽阔、明亮的，在大玻璃下部画着红线的车辆。车门自动开了，我们走进去，坐下，车就开走了。不过，不是开走了，是向前飞驶去了！
　　　　舒拉来到窗户近前，开始数眼前晃过去的灯火的数目。以后他又转身向我说：
　　　　“你别害怕，在地下铁道上不会出危险。关于这事在《少先真理报》上还有过说明哪。这里有自动停车机和灯火信号，它们的名称是‘电汽守望员’……”
　　　　我了解：他用这话不只安慰我，也有一点点安慰自己。
　　　　在这一天里我们游遍了所有的车站。在各站我们都下车，踏着流动电梯升上去，然后又降下来。我们看了又看，总是看不够：捷尔任斯基车站上铺的蜂窝一般整齐的光滑的花磁砖，青年团广场雄伟的地下宫，青色的、金色的、棕色的大理石，全是奇妙的。
　　　　“你看，妈妈！在这里真正修了红门了！”舒拉指着“红门”车站壁上的模型喊着说。
　　　　我和卓娅完全被“苏维埃宫”车站的光芒的圆柱征服了。
　　　　在顶端它们和天花板融合着，像奇妙的、巨大的百合花一样开放着。我从来没想到石头能这么柔软和能放射出这么多光来！
　　　　一个黑眼圆脸的男孩子和我在一起。（卓娅看见我听他解说的时候，告诉我他是第一小队队长）我马上就觉得他也是一个想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一字不遗地牢记着所读的东西的孩子。
　　　　他说：“这里的大理石全国各处运来的。这是克里米亚的，这是喀列尔的大理石。
　　　　基洛夫车站的流动电梯长６５米。让我们计算计算我们往下降要用多长时间！”
　　　　他和舒拉马上就升到上边又降下来了。
　　　　“来，我们再数数每一次降下多少人来！”舒拉提议。
　　　　他们不动地，聚精会神地，皱起额纹，嘴唇不出声地动着，数了一分钟。
　　　　“你数是多少人呀？１５０？我数是１８０人。就算１７０人吧。
　　　　每一点钟一万人，这可真不少！这台阶如果不会动弹呢？那该怎么挤呀！你们知道建立流动电梯英国人讨了多少钱哪？”
　　　　第一小队队长不喘息地说着。
　　　　“我忘记多少了，只记得很多，合我们的钱上百万金卢布。
　　　　因此我们决定自己去做，就在我们的工厂里自己把它造成了。
　　　　你们知道都是哪些个工厂做的吗？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还有戈尔洛夫的工厂，克拉马扎尔斯克的工厂……”
　　　　……我们在将近黄昏时候回家来了，累得差不多快跌倒了，但是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印象。过了许多天，我们还在回忆着奇妙的地下世界。
　　　　不久以后，地下铁道就已经成为平常的了。处处听人们说：“我坐地下电车去。”“我们在地下车站见面吧。”以后，夜晚每次看见那放着红光的“Ｍ”字母（代表地下铁道），我总是回忆我和孩子们第一次参观地下铁道的那一天。
　　“蓝色的夜，像火焰一样地飞腾吧！”
　　
　　　　每逢暑假开始，卓娅和舒拉都是到少年先锋队夏令营去。
　　　　他们由那里给我写来高兴的信，告诉我：他们怎样到林子里去采浆果，怎样在激流的深河里游泳，怎样学习射击。我记得，有一次舒拉还把他打靶的标的给我寄来了。他骄傲地写着：“你看我学得多么好啦，你别看不是一切子弹都射中心上了，这不要紧，主要的是集中程度好。你看，它们都紧紧地凑到一块儿了！”差不多在每一封信里他们都写：“妈妈，你来，你看看我们怎样生活。”
　　　　有一次，我在星期日早晨到了他们那里，晚间却是乘最后一次车回来的：孩子们不放我走。他们领我参观全营，给我看他们自己经营的事业：种着黄瓜和西红柿的畦垅，花坛，浪桥，排球场。舒拉总是希望到那个住着年龄较大的男孩子们的白色大帐篷去，年龄较小的孩子们住在房子里，这事使舒拉非常烦恼。
　　　　卓娅不赞成他的作法，她对我说：“舒拉没有一点儿自尊心！维佳·敖尔洛夫往哪里去，他也往哪里去……”
　　　　原来维佳·敖尔洛夫是中队委员主席，是一个高身材、很精神的男孩子，舒拉对他可以说很尊敬。维佳打排球比任何人都打得好，射击也比任何人都好，他游泳也最好，还有很多其他优越的品质。不只舒拉一个，还有２０来个小孩儿都形影不离地追随着维佳。
　　　　维佳也能给每一个孩子找到重要的任务。“你去告诉值日的，可以吹中饭号了！”他说。或者：“唉，你扫扫小道儿，你看，弄得多么脏了！”或者：“你浇浇花坛。
　　　　第三小防吝惜水啦，你看，花干了。”小孩子们听他吩咐，就迅速地执行他的命令去了。
　　　　舒拉很想和我在一起逗留些时间，因我们离别很久了。家长一月只许来一次。可是同时他又不愿意离开维佳——显然他是维佳的忠实副官之一。
　　　　他热情地说：“你知道么，维佳射击的时候，永远只是射中中心！有时两颗子弹中在一个点上！就是他教会我射击的。
　　　　说游泳，俯游、仰游、自由式都会！”
　　　　孩子们曾领我到河边去，我很愉快地看见了他们两个都游得很好了。舒拉曾在我眼前尽可能地“表演”：先是四肢不动很长时间地在水面浮着，然后用一只手游，最后手持“手榴弹”游。老实讲，对于他的１０岁年龄来说，真不坏。
　　　　以后他们举行了赛跑，卓娅得了百米第一：她跑得很轻巧，很快，也很高兴，好像这不是有严格的评判员和拼命喊着的啦啦队的正式竞赛，而只是游戏一般。
　　　　在天开始黑的时候，舒拉最高兴的时刻就到了。
　　　　听见了维佳·敖尔洛夫的声音：“舒拉！该点火啦！”
　　　　我还没来得及转头看，挨着我坐着的舒拉，就已经像被风吹去了似的，不见了。
　　　　舒拉是最年幼的，但是在夏令营里担任司火。
　　　　还在杨树林时父亲就教会了舒拉点营火，现在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技巧：他找来的树枝是干透了的，他会特别巧妙地把干枝架起来，一点立刻就着起来，而且燃得很欢。固然，舒拉有时候在距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点起来的不大的火，和现在应该在夏令营广场上燃起来的营火是无法相比的。
　　　　舒拉的精神完全集中在工作上了。这时候他已经忘掉我在这里，忘掉了世界上的一切。他一次又一次地拖来了干枝，预备着添火。在天完全黑了，孩子们坐在一圈的时候，他遵照维佳的信号划着了一根火柴。纤细的干枝马上就驯服地烧起了，闪电般疾速的火苗瞬间串遍了黑色的干柴堆，红光耀眼的火焰，驱逐了笼罩在头上的黑暗，飞腾起来了。
　　　　我早就应该走了，到夏令营来的家长差不多都走了。但是卓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重复着说：
　　　　“请你先别走，再坐一会儿，行不行！？营火多么好啊！你一会儿自己就知道了。
　　　　到车站不远，路又是直的。我们整个小队送你去，格里沙会许可我们。”
　　　　我就留下了。我和孩子一起围着火坐着，一会儿看看火，一会儿看看孩子们的脸，他们的脸被桃红色的欢喜的火焰照得发光。
　　　　“今天我们谈什么呀？
　　　　”一个被孩子们简单地称呼为格里沙的队长说。
　　　　我马上了解了：他们并没为营火会准备特殊节目，他们只是谈话，倾心地谈话，因为此刻温暖的夏季的蓝色的夜正在背后敏感地倾听着，人们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火，它像熔化了的黄金那样地燃着，忽又化为灰烬，无数的火星飞，飞，然后又消失了——这样的时候不畅谈，什么时候畅谈呢？
　　　　格里沙提议道：“我想今天我们请娜嘉的父亲给我们讲……”
　　　　格里沙的最后一句话被孩子们的声音压下去了，我没有听清楚讲什么。“对啦，对啦！您给我们讲吧！我们请您！”由各方面都传来了这样的声音。我当时就了解了孩子们喜欢这个讲故事的人，他们已经不只一次听过他讲故事了，可是仍希望再三再四地听他讲。
　　　　卓娅很快给我解释说：
　　　　“这是娜嘉·瓦希列娃的父亲。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妈妈！他在夏伯阳的师团里服务过。他听过列宁讲话。”
　　　　于是我听到了一个低低的温厚的声音说：“我已经给你们讲过那么多啦，你们一定听腻了。”
　　　　“不，不！没听腻！再给讲吧！”
　　　　娜嘉的父亲往前向火凑近了点，这时候我看见剃光了的圆脑袋，晒黑了的宽脸，很大的手（一定是有力量和很有用），和在他胸襟上佩着的日久发暗了的红旗勋章。剪短了的微红的胡子并没有能遮盖了憨厚的微笑，褪色的浓眉下边的眼睛是尖锐而快活的。
　　　　娜嘉的父亲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他听过列宁在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在他述说这件事的时候，周围那样肃静，以至一片树叶落下的声音，火中干枝爆裂的声音，全可以听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给我们作报告。他和我们像和朋友随便谈话一样，他教我们想一想在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想到的事。我现在还记得他问我们：‘现在什么是最主要的事？’我们全等待着解答。我们以为他一定说：打仗！击溃敌人！你们知道，那时候正是１９２０年呀！我们身上全穿着陆军大衣或海军大衣，手里拿着枪：有的是刚由前线来的，有的是明天就要参加战斗的。可是他忽然说：‘学习！最主要的是学习！’”
　　　　在娜嘉父亲的声音里露出了亲热和惊讶来，似乎是他在重新过着多年以前的那一分钟。他述说了在那时候２０岁的青年人，为了执行列宁的指示，怎样进学校拿起课本学识字。他又述说了列宁怎样朴素和谦虚，怎样和代表们亲热地谈话，怎样用最简单明确的话解释最难解答的问题，他给人们说明了什么是最宝贵的东西，使人们的热情燃烧起来，使人们充满力量，来进行最艰难的事业，打开人们的眼界，使他能看见最美丽的东西，能看见人类的将来，——为着人类的这个将来，就需要战斗和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说，现在１５岁的那一代人，将来是会看见共产主义社会的，并且自己要建设这个社会，要紧的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常地、一天又一天地做自己的事。
　　　　哪怕这是很小的事，很简单的事，但必须做，因为它是共同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望着自己的孩子，我不只想了一次：如果他们生在我生长的那个死寂黑暗的时代，他们的生活将成了什么样子呀？一切会是多么艰难，我教育他们会是多么困难的事呀！可是现在不是我做母亲的一个人在教育他们：学校教育他们，少年先锋队教育他们，他们所见所闻的及周围一切的东西都教育他们。谁知道由这营火的一个火星将来会燃起什么样的火焰来呀？这个曾认识夏伯阳、听过列宁讲话的人，今夜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了什么样的情感和什么样的志愿呀？
　　　　他不慌不忙地由多年以前的光荣的历史里回忆起什么就讲什么，以后他忽然说：
　　　　“现在我们唱唱吧！”
　　　　孩子们像刚由梦里惊醒一样活跃起来了，随之就争先地提议：
　　　　“青春！”
　　　　“夏伯阳之歌！”
　　　　在那时期流行唱着的一个歌的沉思的调子就开始往黑暗中流动了：
　　　　狂风在吼，雨在啸，闪电在黑暗中疾驰，雷不停地响着……以后他们又唱少年先锋队初期的歌：
　　　　像营火一样地欢腾吧，蓝色的夜呀！
　　　　我们是少年先锋队员，我们是工人的儿女。
　　　　灿烂的时代接近了。
　　　　少年先锋队员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
　　　　一个接着一个地又唱了许多歌。卓娅紧紧地靠着我的肩膀，有时用暗暗得意的眼神看看我，仿佛在问我：“在这儿多留一会儿你不后悔吧？
　　　　你看多好呀！”
　　　　在孩子将要排队点名的时候，卓娅拉起舒拉的手说：
　　　　“到时候了，走吧！”
　　　　挨近我坐着的其他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也打着耳语一个接着一个悄悄地离开了营火。我也打算站起来，可是卓娅小声说：“不，不，你坐着。这只是我们的小队。过一会儿你就看见还有什么啦。”
　　　　过一会儿孩子们全排着队点名去了。我随在他们后边走，忽然听见了：
　　　　“这可真好！这是谁做成的。多么好看呀！”
　　　　在队伍中间，在旗杆下边有一颗放光的大五角星。我没能马上了解这是怎样做成的，可是马上我就听到了：
　　　　“用萤火虫凑成的。你看，绿色的火亮儿！”
　　　　各小队队长作了报告说：“本日平安度过！”他们把营旗降下来，军号徐缓地吹着：“睡，觉，归，帐，篷，睡，觉！”
　　　　卓娅和舒拉走近了我，两人的脸全是得意洋洋的：
　　　　“五角星是我们小队想出办法做的。是不是确实好看？妈妈，你知道吗？格里沙说我们不用送你。娜嘉的父亲也上火车，你跟他一块去就行了。”
　　　　我辞别了他们就和娜嘉的父亲一道往车站去了。由夏令营那里就看见车站的灯光了，道路的确很直很近的。
　　　　我的同路人说：“孩子们真好！我喜欢和他们谈话，他们真注意听……”
　　　　机车的汽笛由远处喊了我们一声，我们就加快了脚步。
　　　　……营火的光芒给孩子们照耀了整个一冬。他们不断地回忆夏令营。回忆围火谈话，用萤火虫做的五角星等等，这些回忆曾涌现在他们的校内日记里和自由写作里。
　　　　卓娅在１９３５年以“我怎样度过了夏天”为题的一篇作文里写道：“在营火旁边想事情好，在营火旁边听故事好，唱歌也好。在营火会之后能更了解夏令营的生活多么美，并更愿意和同学们互相友爱。”
　　日记
　　
　　　　我们谁在童年没写过日记呢？连９岁的舒拉也曾写了日记。但是读这个日记时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住笑。舒拉平常都是这样写：
　　　　“今天８点钟起床。吃完了，喝完了，就到街上去了。和小别佳打了一架。”或者：“今天起来了，吃完了，喝完了，就到外边玩去了。今天没和任何人打架。”所不同的只是结尾：
　　　　“和小别佳打了一架”
　　　　，“和小维佳打了一架”，“没和任何人打架”。日记的其他部分像两滴水一样地相似。
　　　　卓娅对待日记的态度和对她担任的其他的事务一样，是忠实和严肃的。她经常地记，并且事情也叙述得很详细。我这里还保存着她１９３６年春季和夏季的日记。
　　　　我已经说过：在暑假时期孩子们向来是到夏令营去，他们在那里过着有趣味的、快活的生活。但是我去看他们的机会很少，所以我们也和向来一样，离别了就彼此想念。因此我们很希望夏天能到杨树林外祖父外祖母那里去。他们召唤我们很久了，我们太希望能在一起过一个夏天啦！在１９３６年我们的希望实现了。由春季我们就开始了商议到杨树林去的事。在我这里保存着的就是卓娅由这时期开始用薄薄的学生笔记本子写的日记。
　　　　５月１日——愉快的幸福的节日！
　　　　早晨，７点半钟，妈妈参加游行去了。天气是晴朗的，但是刮着风。我醒来，情绪很好。很快地梳洗完毕，吃了早饭就到电车站看往红场去的游行队伍去了。在大街上过了一整天，到商店里去买糖，在空场上跑跳，玩耍。以后落雨了。妈妈游行完了回到家的时候，我们的儿童晚会就开始了。在晚会上发了赠品。
　　　　５月３日，妈妈今天没工作，我很高兴。在学校里默写，我得了“好”。可是在文学算术方面，我全得了“很好”。总之，这一天过得很好。
　　　　５月１２日。早晨８点多钟，我到商店买牛奶和面包去了。
　　　　妈妈买了一个书架，屋里马上就明亮和美观了。书架是用木条做成的，很美观。我一见就很喜欢它。
　　　　我的情绪是奇怪的，我本想在大街上玩，跑，淘气。可是在天将晚的时候，又开始了分配土地种菜园，我分得了我们窗前的，我把我的地耕了。我的愿望是：妈妈买来各样种籽——花草和菜蔬的种籽，那时我的菜园子就将是最漂亮的了！
　　　　５月２４日。明天开始考试。今天清晨是温暖清新的。妈妈嘱咐了应该在商店里买什么，然后就上班去了。我起来了，把全屋子打扫干净了，这时候妈妈却回来了：今天她的工作很快就完了。我们一起买牛奶去了，以后又去买煤油。我们喜欢在一起去买东西。
　　　　午间天更热了，除了在荫凉地方之外，在什么地方都坐不得。
　　　　我的“少先报”已经送来了，我这样称呼《少年先锋队真理报》。
　　　　没有时间读书，但是我能找到时间读“少先报”。今天这报上说罗斯托夫城的“少先宫”开幕了，很好的，在最好的楼房里。共有８０个房间——乐意到哪去，就可以到哪里去。
　　　　那里有玩具的小电话局。在另一房间里，一按电钮，就有两辆电车在转盘上飞驶起来。电车固然是玩具，但是完全和真的一样。在“少先报”
　　　　上还说在宫里快有小型地下铁道了，和莫斯科的一样，只是小型的。到那时候，还没到过莫斯科的孩子们总算能够看见地下铁道了。
　　　　当然，在“少先报”上写着很多关于考试的事。上边写着：“你们回答的时候要镇静，自信，清楚！”考试！考试！……我只是想着考试。我正在温习功课，准备考试。主要的是不要怕教员和列席的陪考人员们。考的时候，我一定能得“很好”，不能低于“好”　　。
　　　　６月１１日。啊，今天要对我们宣布每人的考试结果和发给我们成绩表了，还要发奖……我在８点半钟起来就参加朝会去了。同学们全很干净，全穿着过节的衣裳。教务主任的报告开始了。礼堂里很肃静。在用红布蒙着的桌子上放着很美观的书，它们是预备发给成绩优良的学生们的。忽然叫到我了：俄文和算术——我得的“很好”，常识和地理——得的“好”。舒拉的成绩也好。把我叫去了，奖给了我一本最好的书——《克雷洛夫的寓言》！
　　　　６月１２日。１０点３０分我和同学们动身往佐耶夫公园去了。等来公共汽车，我们就坐上走了。来到公园，我们就去看那特别好的电影《祖国在召唤》。以后我们就在园子里散步，从山坡上向下溜着玩，参观图书馆。最后又请我们吃点心，吃完点心我们就回家了。
　　　　６月２６日。从清晨就不高兴做什么事。妈妈昨天工作了多半夜，为了不打搅她休息，我就和舒拉到外边蹓跶去了。虽然刮着风，但是太阳却晒得很厉害。池子里的水是像刚挤出的牛奶一样温暖，清洁，宜人的。洗完澡，我们就登上岸在草地上晒着。洗澡以后我们想吃些酸的东西，我们往园子去了，在那里我采了些酸海棠。
　　　　在７、８点钟时候，忽然我们的表哥斯拉瓦来了。他比我大５岁，可是我们是朋友。我给他看了学校赠给我的《克雷洛夫的寓言》，又给他看了舒拉画的画册，他很夸奖那些画。
　　　　这些日子我总是想着乡村，现在终于实现了。
　　　　７月２日。昨天做了一整天的准备，我们并且通宵没睡觉。清晨４点半钟的时候我们（我、舒拉、斯拉瓦和妈妈）就到电车站去了。因为妈妈不和我们一起去，我心里有些不乐，但是同时又因为往乡村去而高兴。我已经５年没到乡村去了！
　　　　我们乘火车走了一昼夜。下火车我们就乘马车往杨树林去了（这是我们村子的名称）。我们到达的时候，斯拉瓦叩了叩门，外祖父就说：“进来就得了吧！”他以为是拖拉机驾驶员瓦复特卡串门来了。
　　　　外祖母正害肚子疼，我们来了她很高兴，肚子也不疼了。她请我们吃煎饼，吃酸牛奶和鲜牛奶。以后我到河里洗澡去了，也和女孩子们玩耍了，晚间在农村阅览室遇到了我从前的好朋友玛娘。这一天过得很好：我们愉快地玩耍了，并呼吸新鲜空气。夜间睡在厨房里外祖父的床上。
　　　　７月７日。我蹓跶，跑着玩，帮助外祖母工作。我很乐意执行她的指示。我去看鸡，不许它们吃麦子。一天游泳３次，还到图书馆去。我读了很多有趣味的书：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斯威夫特的《格利弗游记》，屠格涅夫的《草地》和许多其他的书。
　　　　外祖母给我们很香的东西吃：鸡蛋，炸小鸡，煎饼；我们在集上买黄瓜，浆果——酸浆果，樱桃。但是有时候也有烦恼的事。有一次（不记得是哪一天）舒拉把自己的上衣丢了。我们去寻找也没找回来。
　　　　有时候我到河边玩耍，回家晚了，外祖母就生气。
　　　　７月１５日。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感觉寂寞和烦闷。在这里，在乡村里，没有工作就特别是感觉寂寞。所以我决定更多地帮助外祖母。我清晨起来，忽然有这样的意念进入了我的脑子里：擦地板。我就很高兴地把它擦了。以后我又用红绸子给自己做了发带，很好看，并不亚于我那浅蓝色的。今天整天过得都很好，就是晚间有很大的雷声，并且落了小雨。
　　　　天空不断地闪烁着闪电。牲畜很怕雷声，我们的小山羊吓得由羊群里跑出来了，外祖母费了很大事才在别人家的菜园子里找到它。今天我往莫斯科给妈妈和我的朋友伊拉写了信。
　　　　７月２３日。今天我看见我的表姐尼娜、表弟辽利克和她们的母亲穿过麦田来了。
　　　　他们的家不很远——在卫里莫什卡村（距离杨树林３６公里）。他们来了，我们全很欢喜。
　　　　７月２６日。尼娜来了以后，我很高兴。我们在一块儿玩耍，闲谈，读书，欢乐。外祖母把跳棋和“罗托”牌给我们，我们就热心地玩起来。但是今天我和尼娜吵架了，以后我们又和好了，我并且决定了，再也不和她争吵。
　　　　７月３０日。我们睡在门道里。外祖母唤醒我和舒拉的时候，我们忽然想起今天要和尼娜、辽利克、安娘舅母分别了。
　　　　他们回卫里莫什卡去。
　　　　马车来了，太阳缓缓地向睡醒了的大地放射着自己的光芒。
　　　　我们彼此辞别了之后，他们就去了。我很舍不得他们。
　　　　白天帮助外祖母做了些事：熨衣裳、提水等等。
　　　　７月３１日。中午，天气很热。关于炎热，甚至于有人传说着这样的话：河里的水在星期日要沸腾的。
　　　　炎热开始减退，将近黄昏了。我赶山羊去。一共５只母山羊：黄金虫，黑海盗，男爵，猫头鹰，还有一只没有名称?—就叫山羊。
　　　　外祖母挤它们的奶，我把奶送到地窖去，我们躺下睡觉了。
　　　　８月１日。我的辫子太小，可是我来到这里之后外祖母就开始给我紧紧地编辫子，它渐渐地长长了。我的外祖母是很仁慈的。
　　　　将要日落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妈妈给我们寄来的信，信上写着她害病了，可能到这里来。听说她害病，我很难过。她假期由８月１５日开始，那时候她就到我们这里来！
　　　　８月２日。这次外祖母把我留在家里当主妇了，她燃着了火炉就走了。我可惹祸了。外祖母煮了面条，并嘱咐我把鸡蛋打在里面。我打算把盛着面条的铁罐放在板凳上，可是放在火铲子上了，铁罐翻了，面条就全撒在地上！我很快地擦干净了地板，并重新煮了面条。
　　　　在黄昏时候我们和外祖母洗澡去了。据传说今天特别炎热，河水将要沸腾。这是假话。白天确实很热，但是河水并没有沸腾。
　　　　８月５日。今天我帮助了外祖母：我刷洗了地板、窗户、凳子，熨衣裳和用粉子浆衣裳。我很惦念妈妈。
　　　　８月１１日。这里雨很少，庄稼可别旱坏了！在外祖母的菜园子里长着黄瓜、南瓜、白菜、烟、西红柿和麻。在牧场上长着马铃薯、南瓜和西红柿，自己没种向日葵。外祖母不知道我们来，所以没有种。太热啦，强烈的热风往眼睛里扬土。
　　　　８月１３日。在我们正准备喝茶的时候接到了妈妈的信。
　　　　信上写着她在星期六，即是明天晚间来到……读了这封信我很高兴，很高兴。她来到这里，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究竟可以休息休息。外祖父往唐波夫镇去了。
　　　　８月１５日。早晨很早就有人轻轻叩门。我、舒拉和外祖母一下子全起来了，这是妈妈来了。我们多么欢喜呀！外祖母开始做煎饼。妈妈带来了礼物，奥利娅姨母自己没能来，可是也捎来了很多礼物。
　　　　８月１７日。我和妈妈、舒拉往菜园子去了，在那里揪下１个南瓜和７个小香瓜（像拳头那么大）。外祖母给我们做了南瓜粥，又晒了南瓜子。
　　　　黄昏时候我和妈妈、舒拉洗澡去了。这里多么好哇！和妈妈在一起更加双倍的好！
　　　　８月１９日。下了小雨。外祖母给了我各样的布头，我打算给自己拼成一床小被子。
　　　　８月２２日。早晨天气阴沉得很。我和舒拉两人都撒开娇了。我们决定以后再也不惹妈妈生气了。
　　　　８月２４日。早晨我起床后，外祖母赠给了我一个古老的带彩画的匣子，外祖父赠给我一张他的照片。这些赠品使我很高兴，我将把它们当作纪念品保存着。
　　　　我们想念莫斯科。
　　“白棍儿”
　　
　　　　这确实是一个美好的夏天，晴朗的，无忧无虑的！
　　　　卓娅和舒拉已经完全是大孩子了，可是仍像５年前我由莫斯科来接他们的时候一样，总是在身后随着我，寸步不离，好像怕我突然失踪，或丢下他们跑掉了似的。
　　　　我和他们在一起过的时间，我只觉得像是很长的很幸福的一整天。日子幸福地过去，也不记得什么特别事情了。只是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
　　　　可能是斯拉瓦教会了孩子们这个游戏，也可能是他们在《少先真理报》上看到了这个游戏的介绍，他们非常爱好这个游戏，它的名称是“白棍儿”。只能在晚间、天黑的时候，暗色的物件和地面混成一色，眼睛只能辨别光亮的和白色的东西的时候作这种游戏。
　　　　我的孩子和邻家的孩子分为两队，然后他们选出评判员来。
　　　　评判员（他同时是掷棍者）把白棍儿尽可能地掷得远远的，所有参加游戏的人全去寻找白棍儿，谁找到了谁就马上跑回把它交给评判员。但是往回送棍儿必须巧妙地、暗暗地、不使对方发觉。找着棍儿的人把它传给本队的人，那个人又传给另外的人，为的是搅乱线索，使对方猜不着棍儿在谁手里。
　　　　倘若不被对方发觉，把棍儿传给评判员，这一队就得两分。
　　　　如果对方发现了拿着白棍儿的人，并捉住他，那时候两队各得一分。游戏继续到某一队获得十分为止。
　　　　卓娅和舒拉特别地喜爱这个游戏，他们为了使我相信这个游戏如何有趣儿，简直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斯拉瓦并且补充说：“这也是有益处的。还能教会互助、友爱。不是各人为自己，而是一个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个人。”
　　　　舒拉常当评判员：他的手有力量，能把棍掷得又远、又巧妙，不容易被找到。
　　　　有一次卓娅自己要出来投掷棍儿。
　　　　“这不是小姑娘干的事！”一个男孩子说。
　　　　“不是小姑娘干的事？
　　　　来，我试试！”
　　　　卓娅拿起棍儿来，抡了抡，掷出去了。棍儿落在很近的地方。卓娅脸红了，咬着嘴唇回家去了。
　　　　斯拉瓦在游戏完了和舒拉一起回到家里的时候问她：“你为什么走了？”
　　　　卓娅不作声。
　　　　“生气啦？多余。你不会扔，让另一个会扔的人当评判员好啦，你就和大家在一起玩吧，用不着生气呀。自尊心在正合限度的时候是好的，如果超过限度，那就不好了。”
　　　　卓娅仍然没有回答，可是在第二天晚间她像往常一样参加了游戏，孩子们都喜欢她，谁也没提昨天的事。
　　　　我已经忘掉这件事了，可是有一次斯拉瓦进入屋子里把我招呼出去了。我们转过房角，走过了栅栏。
　　　　“柳芭姑姑，你看！”
　　　　斯拉瓦小声地说。
　　　　在距我们很远的地方，卓娅背向我们立着，我没能马上就了解她在干什么：她抡起一个什么东西，把它掷出去了，自己随着就去把它拾起来。这时候我猜着了：这是一根不大的棍子。我们在树后隐藏着，卓娅没看见我们，可是我们默默地看了许久，看卓娅不倦地一次又一次地掷木棍，跑去拾回来，又重新掷出去。最初她只是挥臂，以后全身都前后运动着，好像她本人也随着棍子飞，她把棍子掷得一次比一次更远。
　　　　我和斯拉瓦悄悄地走了，不久以后卓娅也回家来了。她累得脸红了，额上冒着汗珠。卓娅洗了脸就开始了缝缀：那时候她正在用各色布头儿缝小被子。我和斯拉瓦彼此看了一看，他就噗嗤一笑。卓娅抬起眼睛问道：
　　　　“你笑什么？”
　　　　可是斯拉瓦也没解释。
　　　　我又接连着两天在同一时刻到外边看卓娅掷石块，或掷木棍。大约１０天之后，在我们离开此外不久以前，我听见了卓娅对聚集在我们门前的孩子们说：
　　　　“来，咱们玩‘白棍儿’呀！可是得我当评判员！”
　　　　“你还是不死心哪？”
　　　　舒拉纳闷地说。
　　　　卓娅一言不发，挥动棍子就掷出去了。周围的人们只是惊讶地喊了一声：啊呀。棍子在空中一闪，就落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
　　　　“这小丫头真厉害呀！
　　　　”外祖父在吃晚饭的时候说，“这根棍子对你有什么要紧？
　　　　并不是为了什么正经事，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卓娅打算回答，可是外祖母抢到前头了：
　　　　“俗话说得好：‘不到黄河心不死。’”接着她又微笑着补充说：“这样正合我的心。心里不服，非争这口气不可，对不对，外孙女？”
　　　　卓娅低下头在菜盘子里吃菜，默默不语，以后她忽然微笑了，也用谚语回答说（她真不愧为外祖母的外孙女）：“深水有肥鱼！”
　　　　围着桌子的人都笑了。
　　《牛虻》
　　
　　　　……春天到了。有时候吹来清爽的和湿土气味很浓的暖风。呼吸呼吸春天的空气是多么好哇！我提前由闷热的电车里走出来了，因离家不远，我可以步行到家。
　　　　春不只使我一人愉快：
　　　　这时可以常看见行人脸上的微笑，他们的眼睛更明亮，声音也更响亮更活气了。
　　　　“……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在科尔多巴的进攻很顺利。”
　　　　我听到了谈话的片断。
　　　　“在埃斯特马都尔省……”
　　　　是啊，在所有的人的心里和嘴里全是西班牙，我们也全都想着西班牙。伊巴露丽常说的那句“立着死胜于跪着生”的话，已经飞遍了全世界，落到了每一个正直人的心里。
　　　　每天早晨，卓娅刚醒来就跑到信箱取报：今天在西班牙战线上怎样？
　　　　舒拉呢？还不满１３岁，这是使他焦心的事，他不能马上到马德里附近去。每天晚间他总是反复地谈着：他看见报上说，有一个女孩在共和国的军队里英勇地战斗着；或是他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西班牙的某一个青年，他的父母不放他到前线去，可是他终于跑去了。
　　　　“……结果他还是那么英勇的！一颗法西斯的炮弹破坏了他们的战壕，炸毁了他们的反坦克炮。可是这个小伙子（他的名字是埃姆切里奥·科尔聂贺）拿起手榴弹就由战壕里跳出来，他迎着坦克跑上去，把手榴弹向坦克投去，手榴弹在履带下爆炸了，坦克就在原地转起来。这时候另外的人们抬来一箱子手榴弹。科尔聂贺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投开了。一会儿第二辆坦克斜歪着倒下了，再过一会儿第三辆也翻过去了，其余的坦克就全往回逃跑。你看，啊！可是说起来好像没有比坦克更可怕的东西似的。”
　　　　“这个科尔聂贺多大年纪呀？”我问。
　　　　“１７！”舒拉回答。
　　　　“那么你多大呀？”
　　　　提这样的问题在我这方面未免太残忍啦。舒拉默默地叹息着……一次，我下班正向家走，耳边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妈妈，为什么这么晚？我们等急啦！”这是卓娅的声音。
　　　　“晚了吗？我答应了在７点钟回来。”
　　　　“可是现在差１０分８点钟了，我已经开始着急了。”卓娅搀了我的臂，比起了脚步，我们就并肩地走着。她在最近两年长了很多，很快她就要和我的身材一样高了。我有这么大的女儿，有时觉着像有些奇怪似的。裙子她穿着短了，绣花衬衫也小了，该考虑做新的了。
　　　　从１９３１年，就是从我把孩子们接到莫斯科来的那年起，我们差不多没离开过。
　　　　我们每个人，虽然离家时间不长，也都说清楚了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时候返回来。我既然答应了在８点以前下班回家来，我就尽力履行这个诺言。如果我被什么事耽误了，就像今天这样，卓娅一定着急，她就到电车站去接我，等候我。
　　　　如果舒拉回到家里不见姐姐，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卓娅在哪里呀？她往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她还不回来呀？”
　　　　卓娅也是刚一迈进门坎就问：“舒拉在哪里啦？”
　　　　如果我比孩子们先到家里，在没听见楼梯上的熟悉的脚步声之前，我心里也有些不习惯，总觉得不舒服。在春天，有时候我站在打开了的窗前，等待他们……好像现在我在看着：
　　　　他们来了，差不多永远在一起，热烈地谈着什么。这时我心里马上暖和了。
　　　　……卓娅由我手里轻轻地夺去皮夹和书包：
　　　　“你累了，我拿着吧。”
　　　　我们慢慢地走着，欣赏着春天的美妙的黄昏，并且彼此述说着在这一天里发生的事。
　　　　“你读报了没有？把西班牙的小孩子们运到阿泰克来了，”卓娅说，“法西斯们差一点没把他们坐着的那艘轮船炸沉了。能看看这些孩子才好哪！你想啊，在经过轰炸和一切苦难之后，忽然来到了阿泰克！现在那里好吗？不冷么？”
　　　　“不冷，４月在南方完全暖和了，玫瑰也开了。你看看自己：你在莫斯科也晒得这样，鼻子脱皮啦。”
　　　　“我们已经开始围着学校种树了。半天在露天里，所以晒得这样子。你知道么？
　　　　每一个人都应该栽一棵树。我可能栽一棵杨树，我喜欢天空飞杨花。杨树的气味也好，是不是？很鲜很鲜的，还有一点若味儿……呶，咱们现在到家了！你快洗脸，我马上把饭温好。”
　　　　我洗着脸，不看卓娅我也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点煤油炉子温菜，穿着布鞋在屋里无声地走着，迅速灵巧地往桌上放置食具。屋里很洁净，有些新刷地板的气味。在窗台上，在细高的玻璃杯里放着两枝红柳，枝上的芽苞好像带绒毛的小蜂子在上面睡觉一般。
　　　　我们家里清洁和舒适都是卓娅的功劳。她担任着全部家务：打扫，购买食品。
　　　　在冬季里她还生火炉。舒拉也有些责任：他提水，劈木柴，买煤油。可是他不高兴干零碎事，他和许多男孩子们一样，只是干“男子”的事，他确信扫地、跑商店是不适于他的身分的，“这是每个丫头都能做的事”。
　　　　啊，他也回来了！
　　　　屋门并不是平常地被推开了，而是带着崩裂的响声被打开了，舒拉站在门口：
　　　　两颊赤红，双手到肘都是泥，在一只眼下，可惜，又有一块青。
　　　　“赛球啦！”他高兴地说，“晚安，妈妈！你已经洗完了？
　　　　这是你的椅子。我马上也洗脸。”
　　　　他撩了很长时间水，打鼻嚏，同时那样醉心地述说着足球，好像在世界上除了足球再没有什么东西似的。
　　　　“什么时候翻译德文呀？”卓娅问。
　　　　“我吃完了就翻译。”
　　　　我开始吃自己迟误了的中饭，孩子们吃晚饭。现在所有的谈话全不离学校的校园，谈论着将来校园是什么样。听他们谈话我了解了：孩子们打算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树木全围绕着自己的学校栽种起来。
　　　　“为什么你说棕树不能生长啊？我在《火星杂志》上看见照片了：棕树，周围是雪，这就是说它们很能抗寒哪。”
　　　　“你怎么把克里米亚的冬季比我们这里的冬季。”卓娅心平气和反驳了他。然后她转身向我说：“妈妈，你给我带回什么书来了吗？”
　　　　我默默地由皮夹子里取出了《牛虻》。卓娅欢喜得脸红了。
　　　　她说：“谢谢你！”马上就情不自禁地、小心地翻了几页，可是随即又放在一旁了。以后她迅速地收拾了饭桌，洗净了食具，就坐下做功课了。
　　　　舒拉叹了一口气，唠叨了一会儿（明天早晨就没有时间做了么？）然后就挨着她坐下了。
　　　　卓娅由对她最难的数学开始。舒拉打开了德文课本，把算题放在最后：他做算题很容易。
　　　　半小时之后舒拉乓地一声合上了课本，并轰隆地拉开了椅子：
　　　　“完啦！算题明天早晨再做。”
　　　　卓娅连头也不转。她完全沉没在工作里了。旁边放着很早以前她就要求我给她带来的《牛虻》。可是我知道：卓娅在没做完功课之前绝不开始读这本书。
　　　　我说：“给我看你的翻译，舒拉。嗯，……这莫非是与格吗？来，你看看这里。”
　　　　“是，错了。”他说。
　　　　“唉，这里应该是‘ｕ’而不是‘ü’。还有Ｇａｒｔｅｎ（花园）是名词呀，为什么用小字母开始写呀？３个错误，请你坐下，全重新抄一遍吧。”
　　　　舒拉叹息着往窗外张望：他的朋友们在台阶上坐着等待他出去哪。时间并不很晚，还可以玩一会儿呀。但是事实是顽固的东西：３个错误，这是无法争辩的！舒拉就叹息着重新在桌旁坐下了。
　　　　……夜间我带着模糊的感觉醒了：屋里有些和往常不同。
　　　　正是如此，台灯点着，用报纸遮着；卓娅用两拳托着腮，低头读着《牛虻》。两颊，手，似乎还有书的扉页，全被泪沾湿了。
　　　　卓娅感觉到我在看她的时候，她抬起眼睛默默地含泪微笑了。我们彼此什么也不说，可是二人全回忆起卓娅非难我的话来了：“这么大，还哭！”
　　穿着桃红色衣裳的女孩子
　　
　　　　明朗的春天的晴空，衬托着黑色的枯枝和欧椋鸟窝。在这幅画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可是我很长时间地看这幅画，并在内心里像热潮一般地涌现出愉快和希望。在这里不只是画着树，天，鸟窝，这里还有主要的东西：情绪，思想，看清大自然和理解大自然的能力。缺少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写生的。
　　　　另一幅画上，骏马奔驰着，勇猛的骑士们手中挥着战刀。
　　　　这张画上的一切都是在突飞猛进的运动中……又一幅风景画是我们熟悉的齐米列捷夫公园里的周边长满了灌木的水池。
　　　　这一张是杨树林，在沿岸草地上长着很高很嫩的野草，还有我们的愉快的小溪上的银色微波……孩子们不在家，家里只我一个人，在我的膝上放着舒拉的一本厚的画册。
　　　　舒拉一年比一年画得更好了。我们时常参观特列佳柯夫画馆：我希望他不只学习绘画，而且还熟悉和理解著名的写生画。
　　　　我特别记得我们初次参观特列佳柯夫画馆的情形。我们缓缓地由一个大厅转入另一大厅。我给孩子们讲解那些曾经鼓舞了画家们的历史主题和神话。孩子们倾听着，并且所提的问题总没有个完。他们看一切都好，都使他们惊叹。使卓娅惊讶的是乌鲁布列夫画的女占卜者的眼总是注视着她，她躲在哪里都是一样。一对愁闷的、精明的大黑眼，目不转睛地把我们送出来了。
　　　　然后我们来到了谢罗夫画厅。舒拉走近了“女孩和桃”就站住不动了。两颊娇红的黑发女孩沉思地看着我们。她的两手安静地放在雪白的台布上。在她背后，在窗外隐约地可以看见浓阴蔽日的大园子，里边长着百年的菩提树。几条生满了荒草的狭径天晓得通到什么幽僻的境界去。我们默默地站了很长时间，欣赏这幅画。最后我轻轻地拍了舒拉的肩膀一下，小声说：
　　　　“走吧”。
　　　　“再等一小会儿。”他小声地回答。
　　　　有时候他是这样的：如果什么东西深刻地和有力量的感动了他，他就和僵住了一样，不能动了。还在西伯利亚时，４岁的舒拉初次看见真正的森林时就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
　　　　我和儿子并肩站着，看着安静的、沉思的穿着桃红色衣裳的女孩子，我在想：什么东西感动了舒拉呢？他的画向来是充满了活泼和喧嚷（如果可以说毛笔和铅笔也能传达出喧嚷的话）：马奔驰着，列车飞驶着，飞机在天空疾翔着。而且舒拉本人也是一个淘气孩子，是一个热心的足球员，是爱好跑跑跳跳，吵吵闹闹的人。
　　　　谢罗夫的这幅女孩子的画里有什么东西把他俘虏了呢？在这幅画里只是明朗的不动的安静。为什么他在这幅画前这样安静地僵立不动？我从来就没见他这样安静过……在那天我们再也没有去看别的画，我们回家了。舒拉在一路上问我：谢罗夫是什么年代的人？他很早就开始了绘画吗？谁教给他绘画呢？
　　　　列宾吗？是那个画了那幅“查波洛什人”的画家吗？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候舒拉刚刚１０周岁。由那时候开始，我们参观了特列佳柯夫画馆许多次，我们也看见了谢罗夫的其他作品，也看见了苏里柯夫的作品：在别辽卓夫村中的忧愁的敏什柯夫，气壮的苏瓦洛夫，莫罗作娃夫人，以及列维唐的可爱的风景画。总而言之，那里有什么，我们都看到了。可是正是在认识了谢罗夫所画的女孩子之后，在舒拉的画里也出现了风景，并且他也是在那时候首次试着画卓娅。
　　　　“请你坐一会儿，”他这样不习惯地和蔼地要求姐姐，“我试试把你画下来。”
　　　　卓娅耐心地坐了很长时间，很有耐心，差不多一动也不动。就是那还没熟练的手画成的最初的像上，也有些相似的地方。固然这只是微微能看出的、不明显的、但是由纸上向外看着的究竟是卓娅的眼睛，那是凝视着的，严肃的，沉思着的……现在我正翻阅舒拉的画册，我想：他长大了的时候将要成为一个干什么的人呢？
　　　　舒拉无可争辩地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他继承了父亲的对于技术的爱好，他的手是灵巧敏捷的，的确是能手：什么都会做，他无论着手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他希望当工程师，我并不以为奇。所有他自己衣袋里的零用钱他全用在买《科学与技术》杂志上了，他不只把每一篇都读完，并且经常地按照杂志上的方法制作各种东西。
　　　　舒拉无论做什么，永远是热心的，全心全意的。有一次，我到他们学校里看他们的园子去了。工作正在高潮：他们在掘土，栽植灌木和树苗，孩子们嘹亮的声音响彻空际。卓娅的脸累得发红，头发蓬乱了，她把铁锹放下一会儿，由远处向我招了招手。舒拉和另外一个比他大些的男孩子在抬土。这样的抬筐上能抬这么大一堆土，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小心呀，舒拉，别累坏了！”一位高身材、淡色头发的姑娘，看外表一定是一位运动员，在他身后喊道。
　　　　我也听见舒拉放慢了脚步，欢喜地回答说：
　　　　“不会！我外祖父对我说过：在凭着良心干活的时候，累不坏。人若怕干活，活计就能使人累弯腰，如果人不吝惜力量，人就越干越强壮！”
　　　　在那天，在吃晚饭时候，舒拉又像是笑谈，又像是当真地说：
　　　　“妈妈，在学校毕业之后我到齐米列捷夫卡①去怎样？我在那里种园子，掘土种地。你以为怎样？”
　　　　另外，舒拉想当一个职业运动员。冬天他和卓娅一起滑冰，滑雪，夏天他们在齐米列捷夫的池子里游泳。舒拉是一个大力士：１３岁的孩子看着和１５岁的一样。冬天他用雪擦身体，春天比任何人都早开始游泳，可是在深秋，在最勇敢的游泳家看见水就打冷战的时候，他才结束游泳。关于足球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为了足球，舒拉能忘掉一切，忘掉饮食，忘掉功课。
　　　　可是究竟……究竟舒拉似乎最希望成为一个画家。近来每一分钟空闲时间他都用在绘画上。他由图书馆里拿来，也要求我给他拿来列宾、谢罗夫、苏里柯夫、列维唐等的传记。
　　　　他景仰地说：“你知道么，列宾由９岁就开始每天画画，一辈子一天也没丢下过！你只要想想吧，啊！每天画！在他左手害病，不能拿着调色板的时候，他就把调色板系在身上，仍然工作。我真佩服！”
　　　　……翻阅舒拉的画册，我认识了公园里我们喜欢的长凳，距离我们家不远的山楂树丛。舒拉喜欢在夏天炎热的晚间躺在那些树下。这是我们的台阶，就是他喜欢和小朋友们游戏完了之后在那里久坐的地方。这是那片草地，他们的足球场。
　　　　现在舒拉只是描绘西班牙：前所未见的蓝天，银色的橄榄树，红色的山，和被太阳晒焦了、被战壕豁穿了、被炸烂了、被共和国的战士的热血浸湿了的土地。在冬季，特列佳柯夫画馆展览苏里柯夫作品时，舒拉往那里跑了几次，我看他似乎也为了看西班牙的水彩画：他现在更喜欢苏里柯夫，好像就是因为苏里柯夫曾在西班牙旅行过，曾看见过和描绘过那个远方的土地。
　　　　这是什么呀？这个带有很多窗户的高楼的正面，我好像是认识似的。对，这是二○一学校！周围是未来的园子：桦树，枫树，橡树和棕树！
　　打赌
　　
　　　　卓娅和舒拉已经完全是大孩子了。但是有时候，相反地，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小的孩子！
　　　　……有一天晚上我很快地睡着了，可是像被人推了一下子似的，忽然醒了：我好像听见有人捧着碎石块往玻璃窗上仍似的，这是雨点像打鼓一样敲打着窗上的玻璃。我坐起来了，看见舒拉也在床上坐着。
　　　　“卓娅在哪里呀？”我们两人同时问。
　　　　卓娅的床是空的。可是就在这时候，好像回答我们一样，在楼梯上有了压低了的语声和笑声，接着我们的屋门就被轻轻地打开了：在门口立着卓娅和伊拉。她是住在邻近一所小房里的和卓娅同年的姑娘。
　　　　“你们到哪里去了？你们由哪里来呀？”
　　　　卓娅默默地脱下大衣，把它挂起来之后，就开始用力向下脱湿透的便鞋。
　　　　“你们到底到哪儿去了？”舒拉忍不住地问。
　　　　伊拉已经被激动到那样程度，虽然笑可是两颊还流下泪珠来，她开始述说了。
　　　　晚间１０点钟左右，卓娅去敲她们的窗户。伊拉走出门外的时候，卓娅告诉她说，她和女孩子们打赌了：她们说卓娅不敢在这样秋天的黑夜里穿过整个齐米列捷夫公园，卓娅说：
　　　　“我不怕。”她们就这样打赌了：女孩子们坐电车到齐米列捷夫研究院电车站，卓娅由公园里边徒步走到那里。卓娅说：
　　　　“我在树上划记号。”
　　　　女孩子们说：“你不划记号我们也相信你。”可是在最后的一分钟她们自己害怕了，她们劝卓娅取消打赌：外边很冷，很黑，并且已经开始落雨了。
　　　　“……可是她反倒更兴奋了，”伊拉又哭又笑地述说着，“她就步行去了，我们是坐电车去的。我们一等再等她总是不来。以后我们看见她来了，她还笑哪！”
　　　　我惊讶地看着卓娅，她依然默默地在炉边烘她的湿袜子。
　　　　我说：“你知道么，我可没想到你能作出这样的事来，这么大可是还这么……”
　　　　“……糊涂？”卓娅微笑着替我说完了。
　　　　“是，你原谅我这样的话，可是这样的事也真不太聪明！”
　　　　“如果这是我干的么，那就一定要……”舒拉情不自禁地说。
　　　　伊拉接着告状说：“她还打算徒步走回来哪！我们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了她和我们一起坐电车回来。”
　　　　我忽然想起来说：“脱下衣裳来吧，伊拉！快烤烤吧，你完全湿透啦！”
　　　　“不，我回家。妈妈在家也要生气呀……”伊拉坦白地说。
　　　　剩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卓娅高兴地微笑着，可是没开始谈话，而是安静地在炉边烤火取暖。
　　　　舒拉终于说话了：“好吧，打赌你赢了，可是你赢得什么了？”
　　　　“哎，我并没有想到这个呀！”卓娅回答说，“我们只是打赌了，至于赌什么，我们并没约定呀。”在她脸上现出了天真的懊悔来。
　　　　舒拉喊道：“你呀！惦记惦记我也好呀。你就说，如果我赢了，你们给舒拉一个新足球也好吧。没有那个心，没有惦念亲弟弟的心！”他非难地摇了摇头。以后他严肃地补充说：
　　　　“可是我究竟没想到你能干出这样的事来。为什么你想用这样的办法证明你的勇敢呀？连我都知道这样做不对。”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卓娅反问说，“不过我很想吓唬吓唬女孩子们。在林子里走着的是我，可是害怕的却是她们！”
　　　　她笑了，我和舒拉也不由得附和她笑了。
　　丹娘·索罗玛哈
　　
　　　　我很早就开始了和孩子们共同解决家庭的收支问题。
　　　　我记得，在１９３７年我们立了存款簿子，郑重地存入了最初的７５卢布。每次在月底能节省若干钱的时候，全是由卓娅把钱送到储蓄银行去，甚至在钱数不多，只有１５到２０卢布的时候，也储蓄起来。
　　　　现在我们有了一项新的开支：在银行里立有１５９８７２号存款户头，苏联人民把捐助西班牙共和国妇女和儿童的钱全汇存在这一户头名下。
　　　　我们也这样做。这个意思并不是我先想起来的，而是舒拉首先说出来的。他说：
　　　　“我和卓娅可以少花一点儿吃早点的钱。”
　　　　我说：“不行，早点钱我们不能动。可是少看一两次足球赛却可以，并且还会更有益处。”
　　　　然后我们开了一张最必须物品的清单：卓娅没有手套，舒拉的鞋子完全坏了，我的胶皮套鞋也破了。此外，舒拉的颜料已经用尽了，卓娅需要刺绣用的丝线。这时候就可能有争执：孩子们一向主张买我需要的东西。
　　　　我们最得意的一项开支是买书。
　　　　到书店里，先翻看放在柜台上的书，然后再由较远处用足尖站着，歪着头看紧紧挤着放在书架上的书的名称，翻阅，再翻阅，商议……最后拿着仔细包好的，很重的一包书回到家里。这该是多么愉快的事呀！我们的书架子（它放在屋角，在卓娅的床头处）摆上一本新书的那一天，在我们家里就算是节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论新买来的书。新书我们轮流着读，有时候在星期日下午朗读。
　　　　我们共同读过的书中，有一本书名叫《国内战争中的女性》，这是本人物略传汇编。我记得，我正坐着织补袜子，舒拉画画，卓娅打开了书准备读。舒拉忽然说：
　　　　“你最好别从头接连着念。”
　　　　“那怎么念呀？”卓娅觉得很奇怪。
　　　　“你这样：你把书随便打开，翻到什么我们就由那里开始。”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打开了的恰好是《丹娘·索罗玛哈传略》。
　　　　我还记得，那是由３个笔记本子里摘来的一些断片：最先是农村女教员丹娘·索罗玛哈的哥哥叙述她，以后是一个男学生叙述她，最后是她的小妹妹叙述她。
　　　　哥哥叙述的是丹娘的童年，讲她是怎样长大的，怎样学习和怎样爱好读书。这里有这么一段，读到这一段时卓娅停了一会儿，并且望了望我：这是关于丹娘朗读《牛虻》的那一段。丹娘在深夜里读完了那本书，就对哥哥说：“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活着吗？我觉着为了人们能过更好的生活，我可以把我的血一滴一滴完全付出去。”
　　　　中学毕业之后，丹娘在一个库班的村落里任教员。在革命将开始之前，她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在内战时期她参加了赤卫军的队伍。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白军窜入柯兹民斯克村，丹娘正倒在这村里害伤寒病。他们把害病的女孩子投入监狱，用酷刑拷问她，希望她供出她的同志来。
　　　　格里沙·波罗文柯写的是关于他和其他曾在丹娘那里读书的学生怎样跑到监狱，他们希望看见自己的女教员，帮助帮助她。他们看见丹娘被打得遍体鳞伤，周身是血，又被拖到院子里，安置在靠墙的地方。使这男孩子惊讶的是她的镇静的脸：在那脸上没有恐惧，没有求饶，并且没有由于刚受了酷刑而感到疼痛的表情。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仔细地看着集拢来的人群。
　　　　忽然，她举起一只手大声而清楚地说道：
　　　　“你们可以尽兴地打我，你们可以打死我，可是苏维埃并没死，苏维埃还活着哪！他们一定回来！”
　　　　警察巡官用枪通条打了丹娘一下子，就把她的肩膀打破了，喝醉了的哥萨克们拥上来就踢她和用枪把子打她。刽子手巡官对她喊叫说：“我会叫你求饶的！”丹娘擦着脸上流着的血回答说：“你不要等，什么我也不会向你们请求。”
　　　　卓娅继续读：以后是讲白党怎样天天用酷刑拷打丹娘。白匪们因为丹娘没喊叫，没求饶，而勇敢地瞪着刽子手们，所以就对她这样报复……卓娅放下书走到窗前很久很久地不回头看。她不常哭，她不喜欢人们看见她的眼泪。
　　　　舒拉早已放下了画册和颜料，这时他就拿起书来开始继续读。拉亚·索罗玛哈叙述了姐姐的死：
　　　　“关于她临死的情形我知道这些事：
　　　　１１月７日黎明，哥萨克们拥进了监狱。
　　　　他们用枪托往外驱逐狱里的人们。丹娘在门口转回身来向着留在监狱里的人们说：
　　　　‘永别了，同志们！’她的响亮的镇静的声音，传遍了房间。‘这血不会白白地流在墙上！苏维埃快来到了！’在严寒的早晨，白匪们在牧场后边砍死了１８个同志。丹娘是最后一个。
　　　　她信守着自己的话，始终没向刽子手们求饶。”
　　　　我记得：那天晚间被丹娘的惊人毅力和丹娘的形象的纯洁所感动得哭的，不只是卓娅一个人。
　　首次的工资
　　
　　　　有一次我哥哥在下午看我们来了。喝完了茶并和永远从心里欢迎他的孩子们闲谈了一会儿之后，他忽然沉默了，伸手取过他的填得满满的皮包，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们。我们马上明白了：这并不是没有缘故的。
　　　　卓娅就问：“你那里有什么呀，谢尔杰舅舅？”
　　　　他没有马上就回答：他暗自得意地对她挤挤眼，不慌不忙地打开了皮包，取出一叠图案开始翻弄它们，我们都耐心地等待着。
　　　　后来谢尔杰终于说了：
　　　　“就是这些图案，需要把它们复写下来。你的绘图一门功课的成绩怎样，舒拉？”
　　　　“他的成绩是‘很好’。”卓娅回答说。
　　　　“那么，舒拉，你接受这工作吧。这是好事，男子干的事，你还能帮助家庭。给你绘图工具。这份是我自己的，旧的，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它就开始为我服务，现在还很好使，没有毛病。墨，我想，你有吧？”
　　　　“连誉写纸也有。”卓娅插嘴说。
　　　　“那样就更好了！你走近些来，我给你解释解释怎么做。
　　　　工作并不复杂，但是它要求高度的准确和仔细，马虎和涂抹可不行。”
　　　　卓娅凑近舅父坐下了。
　　　　舒拉始终在炉边站着，并没离开原地，也没说一句话。
　　　　谢尔杰瞥了他一眼，就俯首在图案上开始解释。
　　　　我和我哥哥两个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原来舒拉的个性里有一个特点，一向使我不安：就是他特别的倔强。例如，舒拉嗜好音乐，他的听觉很好，他弹父亲的六弦琴已经很久了。但是有时候他不能一次就记准某一调子。你对他说：“你错了，不是那样唱，是这样唱。”舒拉听完了就很冷静地回答说：“可是我更喜欢这样。”并继续按自己那样弹。他很清楚地知道我说得正确，下一次他就改正过来，可是现在却不改。他有很固执的习惯：一切问题，无论大小，他都独立地决定，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他出主意。他觉得自己是成人，是男子汉，他自己知道一切，理解一切！
　　　　显见是舒拉认为舅父的提议侵犯了他的独立性和热心守护着的自主性。当谢尔杰解释应该怎样做的时候，舒拉在远处注意地听着，但是一言未发，谢尔杰也再没有往他那方面看。
　　　　哥哥临行，在门口，并不专对着某人说：
　　　　“整整一个星期之后我就需要这些图。”
　　　　在他去后，卓娅打开了物理学课本，我和往常一样，看学生的本子，舒拉开始读一本小书。室中寂静了一些时间。卓娅站起来了，伸伸懒腰，晃晃头（她有这样的习惯——用疾速的动作掀起经常落在额上和右眉上的一绺黑发）。我知道功课已经作完了。
　　　　“该动手做工作啦，”
　　　　她说，“我们可以用一夜半的时间把它弄完，是不是，妈妈？”她就开始往桌上摊放图案。
　　　　舒拉放下书，瞥了姐姐一眼，不高兴地说：
　　　　“你坐着念你的《大学》吧（卓娅在那些日子正在读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我比你画得好，不用你，我也能做完。”
　　　　但是卓娅没听从，他们两人用图案把全部桌面占用了，我只好把我的本子挪到桌边。孩子们很快就深入到工作中去了。
　　　　卓娅这时就像往常在缝衣服、做饭或打扫屋子的时候一样，总之就是像在进行一种不需要人的全部精神，而只需要手眼准确的工作时候一样，她就开始了小声地唱：
　　　　草原上的野麦，绿色的芳草，宝石样碧绿的青草被风吹动了。
　　　　雷声虽已响过很久，那早年的往事却没被忘掉，它还在活着……舒拉最初默默地听着，以后他也小声地合唱了，以后更大声地唱起来了……两人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很清脆，很协调。
　　　　他们唱完了关于一个在和盗匪们战斗中牺牲了的哥萨克姑娘的歌，卓娅就开始唱我们大家喜欢的另一支歌，这支歌从前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也唱过。
　　　　广阔的第聂伯在哭叫着，暴怒的狂风卷起了落叶，它把参天的茂林折到深谷，它掀起可怕的狂澜……他们就这样一边唱着，一边工作着，我也似听不听地听他们唱：不一定是词句传到了我的耳中，也许光是音调和他们唱歌的情感使我心里很舒服。
　　　　一星期后舒拉把完成了的工作送给舅父，并拿着一叠新的图案幸福地回家来了。
　　　　“他说：‘好！一星期之后给钱。’你听见没有，妈妈？我和卓娅挣来的钱！”
　　　　“谢尔杰舅舅再没说别的话吗？”我问。
　　　　舒拉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就笑了：
　　　　“他还说：‘这样比较好，舒拉老弟！’”
　　　　又过了一星期，早晨我醒来看见在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两双袜子，一条很美丽的绸子的白领子，这是孩子们用他们首次的工资给我买的礼品。
　　　　其余的钱装在信封里一起放着。
　　　　……现在，在下午回家的时候，我时常走到楼梯上就听见我的孩子们在唱歌。
　　　　那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又埋头在绘图工作中了。
　　蔚拉·谢尔杰夫娜
　　
　　　　在旁观的人看来，我们的生活好像永远没有任何特殊事情地平淡地进行着。今天总是和昨天一样：学校和工作。有时候到剧院或参加音乐会，接着仍是功课，书，短时间的休息。这就是一切了。但是，实际这还远没有包括一切。
　　　　在一个未成年的少年人的生活里，每小时全是很重要的。
　　　　在他的眼前不停地出现新的世界。他开始独立地思考，他不能不加考虑地便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一切他都要重新考虑和重新决定：什么好，什么坏？什么是崇高、尊贵，什么是卑鄙、下贱？什么是真正的友爱、忠实、公理？什么是我的生活目的？我是否无味地活着？生活每一点钟、每一分钟地在那年轻人的心中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即使他寻求和思考；每一件琐碎的事，他都会特别敏锐地和深刻地感受着。
　　　　书早已不是仅仅用来帮助休息和消遣的东西了。不，它是朋友，顾问，导师。
　　　　卓娅在小时候曾这样说过：“凡是书里说的，全是真理。”但是现在她却很长时间地思索每一本书，她和书争辩，阅读时寻求解决那些使她激动的问题的答案。
　　　　读完《丹娘·索罗玛哈传略》，我们又读了那永远不能忘掉的、对于任何一个少年都不能不给以深刻印象的那本讲保尔·柯察金的小说，那本讲他的光明的和美好的生活的小说。
　　　　它在我的孩子们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一本新书对于他们都是一桩大事：关于书中所叙述的一切，孩子们都把它们当作真正的生活讨论着：关于书中的主人翁他们常常进行热烈的争辩，或是爱或是非难。
　　　　遇着一本有智慧的、有力量的、正直的好书，是对青年有重大意义的。因为遇着了一个新人，就常常可以决定你的未来的道路，你的整个前途。
　　　　学校在我的孩子们的生活里向来是很重要的。
　　　　他们尊敬自己的先生，他们谈到教务主任伊凡·阿列克谢维奇·亚泽夫的时候，特别表示敬慕。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又是一个公正的教员。”卓娅这样重复过许多次，“他是一个多好的园艺家呀！我们称呼他为米丘林。”
　　　　舒拉每次讲到上数学课的情况都是愉快的，他讲到尼柯莱·瓦希里耶维奇怎样要求他们思考，研究，并说他什么时候都指责那些不思考或机械地死记数学公式的人。
　　　　舒拉这样说：“哎，他可不喜欢死背课本和像鹦鹉一样光会重复别人的话的人！
　　　　可是如果他看出来谁真理解了，那可就是另一回事啦。虽然有时候算错了，可是他只是说：‘不要紧，你别忙，想想。’的确，听到这样的话脑子就更好使了！”
　　　　卓娅和舒拉谈论他们的班主任叶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的时候总是非常喜爱的。
　　　　“她那样忠厚，谦虚！
　　　　她永远在校长面前维护我们。”
　　　　实在，我不只听到一次：如果在班里有人惹了祸，犯了错误，第一个维护他的人就是叶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
　　　　她教德文。她给学生们讲课从来没提高过声音，可是在她上课时候大家都很安静。她对待学生很宽厚，但是在孩子们的脑子里向来没有过马马虎虎地预备她那门功课的念头。
　　　　她爱孩子们，孩子们也以爱回报她，这个情况可以保证她上课时不发生纪律问题，学生在她那一门功课方面的成绩也没有问题。
　　　　但是从蔚拉·谢尔杰夫娜在她们的班里讲俄文和文学课以来，在卓娅和舒拉的生活上就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
　　　　卓娅和舒拉一向说话都要加以斟酌，甚至在表达自己感情的时候也很谨慎。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个性上的这一特点，就更逐渐明确了。他们像怕火一样地怕说夸张的话。他们两人全不轻易表示爱、温情、狂喜、愤怒和憎恶。
　　　　关于孩子们的这类的情感，关于他们的心境，我根据他们的眼神，根据他们的沉默，或是根据卓娅在伤心时候或着急时候如何在屋中由这一屋角到那一屋角往返地踱着，倒是能了解得更多些。
　　　　有一次（那时候卓娅１２岁）一个男孩子在街上，在我们窗前虐待和逗弄一条小狗，他投石块打它，又拖它的尾巴，以后又把一块吃剩下的腊肠送到它的鼻前，在它正要张口咬住这一块美味的时候，他马上又把手撤回去了。这一切，卓娅隔着窗户全看得很清楚，虽然那时候已是深秋，她连大衣也没披上，就那样跑出去了。看她那时候脸上的神色，我怕她马上去大声叱责那男孩子，甚至用拳头去打他。可是她并没嚷，并且也没举拳头。
　　　　“别淘气啦！你不是正经人，你是坏孩子。”卓娅走到台阶上说。
　　　　她并没有大声地说，但是带着无限鄙视的表情，致使那个男孩子哆哆嗦嗦地一言未发就狼狈地侧着身子溜走了……如果卓娅说某一人：“他是好人。”那就足够了。我就知道了：卓娅很尊敬那个被她这样评判的人。
　　　　但是关于蔚拉·谢尔杰夫娜，卓娅和舒拉却毫不隐藏自己对她的钦佩。
　　　　“你要是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哪！”卓娅重复地说。
　　　　“什么样的呀？她为什么这样合你的心呀？”
　　　　“我简直不会说……不，我会说。你知道吗？她走进了教室，开始讲述，我们全知道：她不是因为功课表里有她的一门功课才给我们上课。
　　　　她本人是认为她所讲述的东西很重要并且很有兴趣。也看得出来，她并不需要我们把她所讲的全牢记下来，她只希望我们能思索和理解。同学说，她把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交给我们，让我们‘解剖’。真的，她说：
　　　　‘你们喜欢这个主角么？为什么？你们以为他应该怎样做呢？’我们甚至不等到她的话停止了，就全教室里的人都一齐说话了：忽然这个站起来，忽然另一个站起来……我们争辩，气忿，以后在大家都表示了意见之后，她自己就开始讲话了。她那样平淡地、声音不大地讲话，好像教室里不是３０人，而是３个人一样。谁正确，谁错误，马上都清楚了。多么希望把所讲的东西都读一遍呀！
　　　　听了她讲述之后再读那书就完全不同了，可以看见以往完全没注意到的东西。另外，我们现在是真正了解莫斯科了，因为这个我们应该对她道谢。她在第一课上就问我们：‘你们到过托尔斯泰博物馆吗？到过奥斯坦基诺吗？’她接着就很气忿地说：‘嗐，你们还是莫斯科人哪！’可是现在我们和她一起什么地方都去遍了，所有的博物馆都参观过了！每次她都要我们思索一下新看到的东西。”
　　　　“真的，她真是很好的人！”舒拉帮助她说。
　　　　他说这样富于情感的话仍是有些拘泥的，并且为遮掩他的羞涩，或者为使他的话听起来更肯定，他每次赞美这位女教员的时候都是用成年男子的低音来说，不过他的嗓子还不成。但是他的眼神和脸的表情则清楚明确地说：“她是好人，很好的人！”
　　　　可是，只有在他们班上开始了读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的时候，我才真正地了解了什么是被唤醒了的对文学、对作家、对历史的兴趣。
　　最高的尺度
　　
　　　　“您的女儿在专科学校读书吗？”有一次我按着卓娅开的书单向图书馆的女馆员借书的时候，她这样问我。
　　　　书单子向来是很长的并且包括的种类很多。为了准备写一个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什么书卓娅没读哇！既有深奥的历史著作，也有翻译的法国工人诗人鲍狄埃和克列曼的作品。
　　　　她读了多少关于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的著作呀！卓娅在梦中还念着库图索夫和巴格拉齐昂的名字和对战斗的描写，并且醉心地背诵着《战争与和平》的章句。她在准备关于伊里亚·木罗米次的报告的时候，给我开了一张很长的书单子，其中的书都是不常见的，为了搜寻这些书我跑遍了各样的图书馆。
　　　　卓娅会认真地钻研，寻找最深的参考书，研究事物的本质，把全部精神都用于所研究的题目上去，这一切我都不觉得新奇。但是她从来还没像这样把整个的心都用在研究一件事情上。遇见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是卓娅一生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蔚拉·谢尔杰夫娜给孩子们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下了那一课，回到家里，卓娅就决然地说：
　　　　“我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你明白吗，妈妈？在学校里只有《怎么办？》。请你问问，你们的图书馆里还有什么。我希望得到完全的传记、书札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我想知道他的一生。”
　　　　这只是开头的几句话，可是我就已经不能袖手旁观了。平时沉默寡言的卓娅忽然变成好说话的人了。显见她需要把她和每一思想，每一发现，把她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所爆发的每一火星，都拿来和我讨论。
　　　　一次，她给我看一本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说：
　　　　“你看，这里说他在大学初年除了功课以外并没关心别的事，可是，你看他在那时曾托他的表兄翻译什么样的拉丁文的诗：
　　　　‘让公理胜利吧，不然就让世界毁灭吧！’还有：‘让虚伪消灭了吧，不然就让天坍了吧！’莫非这都是偶然的么？还有他给裴频的信里说：‘为自己的祖国争取永久的光荣和为人类谋幸福，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崇高的，更为人所热望的事呢？’妈妈，我不再打搅你了，可是再听一段吧。这是日记里记的，‘为了自己的信念胜利，为了自由、平等、友好和快乐，为消灭贫困和罪恶，我毫不吝惜生命！假定我确信我的信念是公正的，并且一定胜利，那么我并不以我不能看见它们的胜利和实现为憾事。只要我确信这个，我就能为此而死去，并觉得甜蜜而不苦恼。’……你想想：既然这样，怎能说他除却功课以外不关心别的事呢？”
　　　　卓娅开始读《怎么办？
　　　　》以后就放不下了。她那样地专心读这本书，甚至有生以来第一次忘了在我回家之前给我温中饭。她几乎没看见我走进屋里来：她只是一刹那间抬起了头，用疏远的眼睛看了看我，好像没认出我来一样，马上就又专心读书去了。我没惊扰她，自己燃着了煤油炉子，把汤菜放在炉子上，又提起水桶往洗脸吊桶中倒水。这时候卓娅才猛然醒悟了，她跳起来就由我手里把水桶夺去了：
　　　　“你干什么，妈妈！我自己做！”
　　　　晚饭后，舒拉睡觉了。
　　　　以后我也躺下睡着了。醒来后，睁着眼躺了一会儿，不久我又睡着了。在深夜里又醒来的时候，发觉卓娅还在读书。于是我就起来，默默地由她手里拿过书来，把它合上，放在书架上。卓娅用抱歉和哀告的眼光看了看我。
　　　　我就对她说道：“在灯光下我睡不好觉，可是明天需要早起。”我知道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服她。
　　　　早晨舒拉忍不住不挑逗姐姐了：
　　　　“你知道么，妈妈，昨天她由学校一回到家里就沉到书里去了。只是读，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我看她快像拉贺米托夫那样在钉子上睡觉了！”
　　　　卓娅当时没有说话，可是下午她由学校里拿回来一本书，在那本书里曾引证了季米特洛夫论到拉贺米托夫的话，说俄罗斯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拉贺米托夫，在某一时期也曾是初参加革命运动的青年，保加利亚工人（指季米特洛夫本人）的好榜样。季米特洛夫回忆他本人在少年时期曾怎样努力使自己成为像拉贺米托夫那样意志坚强的和受过锻炼的人，也像他那样把自己的个人生活服从于伟大的事业——解放劳动者的斗争。
　　　　卓娅选择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为作文的题目。她不停地读参考书，不倦地搜集新的材料，并且有时候她竟找到了许多我不曾知道的事实。
　　　　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被剥夺公民权和假斩示众，卓娅叙述得很简短，但很生动。她用不多的话描写了阴郁的、落着雨的早晨和断头台，在台上立着黑色的柱子，柱子上有锁链和一块黑色木牌，上边写着白字：“国事犯”，这块木牌就被挂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脖子上了。
　　　　以后就是３个月艰苦疲惫的千里的长途跋涉，最后才到达了荒辟的流放区喀达亚。沙皇政府妄想使这支“违禁学说的辉煌火炬”在那里熄灭。
　　　　卓娅在某一本书里找到一幅用墨绘的画，更正确地说，是一个被放逐的政治犯的素描。画上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住过的一所小房子。舒拉也不能不被卷入卓娅所醉心的事中去。他把这幅素描复写在他的本子上了，并且他还能抓住并传达出来画里的主要东西：笼罩了荒凉的边疆的忧郁，死硬的大地，池沼，黄沙，瘦弱了矮树林子，许多坟头上的十字架，这一切一切好像全被低垂着的愁闷的天压抑着，而那所小房子也像受着重大的压迫，在它的墙壁里边显见是没有温暖，舒适，欢喜……一年又一年地，在孤独中度着漫长的、痛苦的、愁闷的岁月。在这种环境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他的妻子和子女们写的信就显得是很难令人相信的。那里边充满了温暖，光明，温情和爱。这些信要通过黑夜，通过雪地，在途中走几个月。
　　　　漫长的７年就这样度过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底到了恢复自由的前夕了。这时他给他的妻子敖丽嘉·索克拉托夫娜写了一封什么样的信哪！
　　　　“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快乐之神，我的唯一的爱和心灵……我在我们结婚的日子给你写这封信。亲爱的，谢谢你，因为我的生活得你照耀而更加光彩……。８月１０日我的刑期将要满了，以后我对于你和孩子们就再不是无用的人了。我想到秋天可能在伊尔库茨克，或伊尔库茨附近安置下自己，那时候我就可能照旧工作了。一切一切很快地都要好转了。由今年秋开始……”
　　　　每一句话都表示着，确信很快就团圆和有希望重逢。可是不但没能团圆，反倒又被放逐到维吕斯克去了。又是漫长的、无尽头的１３年孤独的生活。在那地方，酷寒的冬季长达半年，周围是池沼和凉天雪地。这是最艰苦的徒刑时期，并且没有丝毫恢复自由的希望。前途茫茫，只有孤单、黑夜和雪……那时候文尼柯夫上校就到他那里去了，向他传达政府的劝告：叫他写悔过书请求赦罪。如果他写了就可以让他恢复自由，回到故乡。
　　　　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回答说：“我请求赦免什么罪呀？这是一个问题。我觉着我被放逐只是因为我的脑袋和宪兵队长舒瓦洛夫的脑袋构造不同，难道可以为这个请求赦罪么？谢谢您辛苦……我绝对拒绝写悔过书……”
　　　　时间又慢慢地过着。生命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消逝着。
　　　　他的才智是灵活的，有力的。他热望着劳动和创造，并且那么善于预见未来！
　　　　他的手是曾写过号召俄罗斯农民起来反抗的愤慨激昂的檄文的手。他的声音曾号召赫尔岑，使他的《警钟》不传报喜音，而号召俄罗斯拿起斧子来。他把一生只献给一桩事，他一生只奔向一个目的：使压迫的人民获得自由。他以前曾对自己的未婚妻说过：“我不属于自己，我选择了有入监狱的危险的道路。”可是这个人竟被判刑了。对于他来说，最残酷的刑罚是不许做事。他连握握将死的朋友的手，和对他说一句永别的话，都不可能。
　　　　涅克拉索夫将要死了。这一消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他给裴频写信说：“如果在你接到我的信的时候涅克拉索夫还有气息，你就对他说，我曾因为他是一个好人而热爱他，我感谢他对我的厚意，我吻他，我确信：他的光荣是不朽的，他是一切俄罗斯诗人中最有天才、最崇高的诗人，俄罗斯对他的爱是永恒的。我恸哭他……”
　　　　这封信走了３个月，可是传到的时候，还赶上了涅克拉索夫尚在人间。临死的涅克拉索夫请求说：“告诉车尔尼雪夫斯基吧，我很感谢他。
　　　　我现在得到安慰了：他的话对于我，比谁的话都宝贵……”
　　　　２０年徒刑和放逐结束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终于登上了还乡之途。他急急忙忙，日夜兼程，在这辛苦的长途上一小时也不休息，最后，他到达阿斯特拉罕了。可是这里又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车尔尼雪夫斯基失掉了工作的可能性。什么人、什么刊物还能刊登“政治犯”的文章呢？又是无事可做，周围又是沉寂和空虚……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逝世之前不久，曾会见了柯罗连科。柯罗连科回忆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向来不许惋惜他：他向来会很好地约束自己，如果他需要忍受痛苦（他又怎能不忍受惨重的痛苦！），他总是一个人勇敢地忍受，不对任何人倾诉自己的痛苦。”
　　　　……卓娅把自己的作文给我们朗读了。我和舒拉全说了衷心的话：“很好！”
　　　　舒拉在屋里踱着，又补充说：“你知道吗？我将来一定画一张大画儿。画名就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假斩示众。”
　　　　卓娅很快地说道：“可是赫尔岑就是这么写的。你知道，他写的是：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画一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羞耻柱前的画吗？他说这幅画将揭露……他怎么说的呢？……将揭露把人类的思想绑在羞耻柱上的愚蠢恶人的真面目。”
　　　　舒拉刚听完她的话就继续地说：“我现在全看见了，投给他鲜花的那个姑娘我也看见了，对他喊出‘永别了！’的那个军官我也看见了。连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我也看见了……你知道，就是在刽子手在他头上把剑折断了的那一分钟，他们强迫车尔尼雪夫斯基跪下了，可是他脸上的表情，你知道哇，马上就看出来了，他不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
　　　　第二天我刚一迈进门坎舒拉就喊：
　　　　“妈妈，蔚拉·谢尔杰夫娜把卓娅叫出来考试了！你猜猜吧：问的恰好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
　　　　“答得怎样呢？”
　　　　“很好！很好！全教室里人，连我也在内，都倾听着她，可是我很熟悉这些事了哇！蔚拉·谢尔杰夫娜很满意。”
　　　　卓娅的作文分数也是“很好”。
　　　　“那是应得的分数啊！
　　　　”我说。
　　　　“那还用说么！”舒拉响应了我的话。
　　　　从外表看来，似乎是作文得到“很好”，就是卓娅工作完成了。可是实际不是这样，知道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了他的命运和他的著作，对于卓娅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的生平成了她的行为和思想的最高尺度。这是卓娅的文学作文课的真正总结。
　　化学的评分是“很好”
　　
　　　　卓娅的学习成绩很好，虽然某些功课她学着很吃力。有时候她做数学和物理学功课做到深夜，可是始终不肯让舒拉帮助她。有好多次是这样：舒拉早已预备完功课了，可是卓娅仍旧伏在桌上。
　　　　“你做什么哪？”
　　　　“代数。算不好这个题。”
　　　　“来，我算给你看。”
　　　　“不用，我自己想想吧。”
　　　　半点钟过去了，一点钟过去了。
　　　　舒拉气忿地说：“我睡觉去了！答案在这里。你看，我放在这里了。”
　　　　卓娅连头也不转。舒拉遗憾地一挥手就睡去了。卓娅还要坐很长时间。在十分困倦了的时候，她就用冷水浇脸，浇完了仍旧在桌旁坐下。
　　　　算题的答案就在旁边放着，伸手就可以取来，可是卓娅连往那边看也不看。
　　　　第二天她的数学分数得了“很好”，这事并不使班里的任何人惊异，可是我和舒拉却知道这些“很好”的代价是什么。
　　　　舒拉的天资很好，一切都理解得很快，但是预备功课却常常很粗心。有时候他拿回家的评分是“中等”。每次“中等”的评分使卓娅伤心的程度比弟弟本人更甚。
　　　　“这是你的工作，你明白吗？你没有权利不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舒拉先皱着盾唉声叹气地听着她，以后忍耐不住了：
　　　　“你以为我不懂这些圣明的话么？”
　　　　“如果你真懂，你就要用事实来证明！你不是翻弄了几页就把书扔下了吗？你既然开始做了，你就应该有始有终！那时候你再说：懂。我不喜欢敷衍了事。那样简直是讨厌！”
　　　　aaa“卓娅，你为什么这样愁眉不展呀？”
　　　　“化学得了‘很好’。
　　　　”卓娅不高兴地回答说。
　　　　我的脸上现出了那样惊愕的神气，舒拉甚至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成绩‘很好’倒使你难受了吗？”我问道。我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
　　　　因为卓娅坚决地不说话，舒拉就开始说道：“我现在把一切都对你说明白了吧，你知道吗，她认为化学她知道得不够‘很好’。”
　　　　在舒拉的语气里表现出不同意。
　　　　卓娅两手托着下颚，一双不高兴的黯淡的眼睛由舒拉身上转移到我的身上来。
　　　　“本来是嘛，”她说，“这个‘很好’一点儿也不能使我高兴。我踱来踱去，左想右想，最后我走近蔚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对她说：‘您的这一门功课我知道得不够“很好”。’可是她看了看我就说：‘您既然这样说，就表明将来您能知道。我这次给您的“很好”就算是给您的“预支”吧。’”
　　　　“她一定想你是故意装腔作势！”舒拉气忿地说。
　　　　“不，她没有这样想！
　　　　”卓娅昂然挺直了腰，她的两颊马上红了。
　　　　我看出了舒拉的话如何痛楚地刺激了卓娅，就支援她说：
　　　　“如果蔚拉·亚历山大罗夫娜是公正和聪明的人，如果她多少了解自己的学生一点儿，她就不能对卓娅这样想。”
　　　　……就在那天晚间，在卓娅为了什么事离开了家的时候，舒拉又重谈起关于化学评分的事。
　　　　“妈妈，今天我不是无缘无故地骂卓娅呀。”他特别严肃地开始说。他背着窗户站着，两臂依着窗台的边缘，皱着眉，在两眉之间出现了气愤的斜纹。
　　　　我莫名其妙地等待着下文。
　　　　“你想想，妈妈，有时候卓娅的作法任何人都不能理解。
　　　　就拿这个评分说吧，班里的任何人得到‘很好’的评分只能高兴，谁也不能再讨论这个评分是应得的或不应得的。化学先生给打的，就完了。
　　　　不，卓娅也过于认真了！或者，你看：
　　　　前两天伯里卡·佛民阔夫做了一篇作文，做得很好，很有才智，可是他知道自己的毛病：他的文章里向来有很多文法上的错误。所以他就在末尾写了：‘我不喜欢不带文法上的错误的俄罗斯语言。’大家都笑了，可是卓娅却责备了他。她说，这是他的工作，他的事，在这里没有开玩笑的余地……”舒拉愤慨地继续说，“我生气的是她本来也懂得玩笑啊，她也喜欢说说笑笑啊，可是在学校里，我想，谁也不会猜想她会懂得玩笑的。只要谁一捣蛋，嗯，就是淘气呀，”他看见了我的眼神，就赶紧改正了，“并且不怎么严重，只是一点点儿，卓娅马上就开始把人训一顿。再有，也是昨天，你想也想不到在教室里吵得多么热闹啊！那一课是默写。一个女孩子问卓娅‘经过’的‘经’字怎样写，可是卓娅就没有回答她。你看，固执不固执啊！全班里的人分成了两半，差一点儿打起来，一些人喊卓娅不是好同学，另外一些人喊卓娅是有原则的……”
　　　　“你喊什么了呢？”
　　　　“我什么也没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是她，我什么时候也不能拒绝同学。”
　　　　我们两人都沉默了约一分钟。
　　　　我就说了：“你听着，舒拉，在卓娅做数学题做不好，可是你早已做完了的时候，她求你帮助她吗？”
　　　　“不，不求。”
　　　　“你还记得那次她算那个难解的代数题，算到早晨４点钟，可是究竟自己解答了吗？”
　　　　“记得。”
　　　　“我以为这样严格、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人，有权严格地对待别人。我知道，孩子们这么想：给人提醒，这是神圣义务。当年在我们的中学里这是规矩呀。可是，这是旧的，不好的规矩。我不能尊敬那些依赖别人告诉和偷懒的人。我尊敬卓娅。因为她有勇气率直地说出这个来。”
　　　　“这话固然是对的，有些同学也这样说，说卓娅是一个直性人，心里想什么，说什么。僻如别佳就这样说：‘如果我不明白，她什么时候都能给我解释，永远不拒绝，可是在考试时候暗中帮助，那是不诚实。’但是，话虽如此，究竟……”
　　　　“究竟什么呀？”
　　　　“究竟这不是对待同学的态度！”
　　　　“你知道哇，舒拉，如果卓娅拒绝帮助，拒绝解释，这才不是对待同学的态度。
　　　　可是在考试的时候拒绝暗中帮忙，我以为这才是对待同学的态度哪。这是率真的、正直的态度。”
　　　　我看出了我的话没能说服舒拉。他在窗前还站了许久，不读，可是翻弄着书，我了解了，他正在继续和自己争辩哪。
　　　　舒拉述说的话里边有些事情使我很不安。
　　　　卓娅本来是一个活泼愉快的少女，她喜欢看戏，如果她不和我们一起，自己看了什么戏，她每次回来一定带表情地热心地给我们讲述，使我和舒拉听着好像我们也看了那戏一样。由她的经常的严肃中，时常透露出她继承了父亲的幽默来，那时候我们就回忆着各样可笑的事，整个晚上都在笑声中。有时候卓娅用平常的声音说着说着话，忽然就把声音和脸上表情变了……在这当儿她自己向来不笑，可是我和舒拉，认出她所模仿的那个人，就要笑得流泪。
　　　　僻如卓娅微微弯着腰，收缩了嘴唇，说话庄重地、断断续续地：
　　　　“我呀，我亲爱的，我告诉你们吧，你们可别怪我呀……你们青年人，你们不相信，可是，如果猫在前边横跑过马路，那一定是有祸……”
　　　　在我们眼前活生生地出现了旧住所的邻家的老太太。
　　　　“对，对，正像阿库里娜·伯里索夫娜！”舒拉喊道。
　　　　或是，卓娅皱了眉，严厉、气忿地说：
　　　　“为什么乱七八糟？马上停止！否则我就不得不采取办法了！”
　　　　我们笑着认出了这是杨树林小学校看门的工友。
　　　　幽默感脱离她的时候很少，她会讲惹人笑的话，而她自己不笑。
　　　　卓娅好客。在谢尔杰舅舅或是我的姊姊娥丽嘉，或是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来到我们家里，卓娅一向都殷勤招待，必请客人吃她自己做的食物，她每因客人无暇久坐而失望，她与成年人在一起感觉愉快轻松。
　　　　可是在学校里，在同学之间，卓娅常常像是孤僻的不善与人交往的人，就是这事使我不安。
　　　　有一次我问：“为什么你跟谁也不交朋友啊！”
　　　　卓娅反驳道：“难道你不是我的朋友吗？舒拉不是朋友吗？
　　　　我和伊拉也很好。”她沉默了片刻又微笑着补充了，“那是舒拉，班里的人半数是他的朋友，可是我不会这样做。”
　　独处自省
　　
　　　　“卓娅，你在写什么？”
　　　　“随便写写。”
　　　　这就是：卓娅在写日记。
　　　　布皮，方格纸的很厚的日记本子。卓娅有时候把它取出来，记写不多的事。
　　　　舒拉要求说：“给我看看！”
　　　　卓娅摇头。
　　　　“唉，行啦！连自己的亲弟弟你也不给看看吗？”
　　　　舒拉气愤的威严的声音固然是玩笑，可是在这玩笑里无意地却透露着真正的委屈。
　　　　卓娅回答说：“亲弟弟看看，看完他就要笑啦，我知道你呀！”以后她小声地对我说，“你可以看。”
　　　　……这是一本奇怪的日记，它和卓娅在１２岁时候写的日记完全不同。
　　　　她在这里边并不叙述什么事情。有时候她仅仅写几句话，有时候写一句由书上摘下的话，有时候写一句诗。但是在别人的话的后边，在别人的诗的后边，可以看出我的女儿在想什么，看出她被什么感动了。
　　　　我在其中找到了这样一段：
　　　　“友好，这就是一切，一切都共有！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志向。苦乐共之。书中有时写着说，只是个性相反的人才可以成朋友，我以为这是不确实的，这样说不对。我看共同的地方愈多愈好。我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把一切都可以信托给他。我和伊拉交朋友，可是我总觉着她比我年幼，虽然我们同岁。”
　　　　在她的日记里也有马雅柯夫斯基的句子：
　　　　但是对于我——人们，还有那些被欺负了的，——你们对于我比什么都贵重和亲近。
　　　　还有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致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痛苦，悔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作的斗争了。”
　　　　还有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是属于卓娅的，还是她在什么地方读过的）：
　　　　“谁不自命不凡，他就比他自己想的那样强得多。”
　　　　还有：
　　　　“尊重自己，但勿估价过高。不要把自己封在自己的壳里，不要有偏见。不要抱怨人们不尊敬你，不重视你。更多地修养，就有更多的信心。”
　　　　我怀着奇怪的和复杂的心情合上了本子。在这些扉页上呈现出了还很幼稚的、尚未定型的、摸萦着的思想，好似一个人寻觅道路，步上了正确的小径，以后又走错了路，迷了途，最后又步上了正路。这是一面明澈的大镜子，在这里反映着理智和心灵的每一动作。
　　　　当时我决定了：不再看卓娅的日记了。独处自省，检讨检讨自己，在距离别人的眼目（母亲的眼目也包括在内）较远的地方考虑考虑一切，对于人是有益的。
　　　　我对卓娅说：“谢谢你相信我，日记是你的，任何人不需要读它。”
　　领袖的话
　　
　　　　１９３８年夏，卓娅开始准备加入青年团。她找来团章，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读，然后舒拉就考验她是否全记住了和熟悉了。
　　　　有一件我记忆着的事是属于这个时期的。
　　　　有一次舒拉说：“妈妈，你看，这是一张多么老的报啊！
　　　　完全变成黄色了。你看看：二四年！”
　　　　这是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０日的《真理报》。我默默地把报纸拿在手里。马上就清楚地回忆起来了：酷寒的２月的一天，挤满了人的农村阅览室，在寂静的气氛中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给农民们读斯大林的誓词。
　　　　“你在什么地方拿来的这张报？”我问。
　　　　“你说过，我可以把本子放在爸爸的箱子里。我打开箱子一看，有折着的一张报。我把它打开了，就是这个……”
　　　　“是的，那时候我把这张报收藏起来了。我想：卓娅长大了让她读读。那时候她还不到半岁哪。”
　　　　“那么说，这是我的报？”卓娅说。
　　　　她小心地把因为年久而焦脆了的报纸铺在桌上，低下头去就开始读。
　　　　“大声读读吧！”舒拉要求她。
　　　　我很久以前就清楚地记着的那些话，现在又响起了：
　　　　“被资产阶级国家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着的我国，像巨岩一般地屹立着。它遭受着一阵陈的波涛的击荡，有被淹没和冲溃的威胁，可是岩石却不动摇地坚持着。我国的力量在哪里呢？”
　　　　卓娅从前就知道这一段话。但是现在再读这些熟悉的话却仿佛与前不同了：颜色变黄了的报纸是那些日子的证人，它使她能非常敏锐地感到这些话的伟大。
　　　　卓娅慢慢地读道：“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个遗嘱，我们也一定会光荣地实现！”
　　　　第二天她由图书馆拿来了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演说词。我记得，我当时很高兴卓娅这样地开始来认识斯大林的著作。领袖的这些演说深深地渗透了１５岁的女孩子的心和意识。斯大林同志的深刻公正的意思和他所举的例子与事实，全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简单明确的，他的每一句话都能达到最年轻、理论水平较差的听众的心里。
　　　　现在我难于一一说明这张因为年久而变黄了的报纸引出了多么长的一张书名单。卓娅读了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非常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她想要确实明白这一切。读了之后，她就说：
　　　　“是，我全了解；是，我已经能够真正地分析这事了，我已经觉出这对我很清楚、很亲切了。”
　　　　在那时候在她的日记本上就有了她曾给我看过的这样一段话。这是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一书中的句子：
　　　　“在红色帐幕上，他的侧面像挨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个人——这是为一切事和一切人操心的人，这是创造了现有的和创造着将要有的东西的人……无论你是谁，你都需要这位朋友。无论你是谁，你的命运里的最好的部分，都在这个为所有的人们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的人的掌握中。这是一个具有学者的头脑、工人的面孔、穿着普通士兵衣服的人。”
　　“不言而喻”
　　
　　　　秋天，开课之后，舒拉对我说：
　　　　“现在我看出我们的同学们开始尊敬卓娅了，其中还有些是准备加入青年团的人，他们老去找她，对她说：你给讲讲，你给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再说，青年团支委会给她做的鉴定也与任何人都不同，说她是诚实的，可靠的，品质优良的，……简直什么好听的形容词都有。大会的情况也很隆重。
　　　　卓娅站出来，报告了自传，人们对她提了各样问题，以后就开始讨论接受她入团的问题。所有的人，简直异口同声都说：
　　　　她是忠实的，正直的，她是好同志，给她的社会工作她都完成了，她也帮助落后的人……”
　　　　我记得，卓娅写了自传。全部自传只占了一小页。卓娅很发愁。
　　　　她重复着说：“完全没有什么可写的，生下来了，上学了，学习……可是做什么了？什么也没做！”
　　　　……在那天，舒拉的情绪非常激动，据我看并不轻于卓娅本人。我不记得在什么时候我还看见过他这样。他曾在区委门前等候卓娅。在那天下午入团的人很多，可是卓娅差不多是在最后被召唤进去的。舒拉以后说：“可把我等急啦！”
　　　　我也等得很着急，总是看着窗外，看他们是否来了，可是窗外夜的黑幕渐渐落下来了，在黑暗里什么也辨不出来了。
　　　　那时候我就走到门外，慢慢地往孩子们应该来的方向迎上去。
　　　　刚走了几步，他们就连呼带喘地、兴奋地扑向我来了。
　　　　“接受了！接受了！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上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说。
　　　　我们回到家里，卓娅的脸赤红了，很幸福。她开始述说经过的情况：
　　　　“区委书记那么年轻，愉快。他问了我很多问题：青年团是什么？以后又问关于西班牙的事件，以后又问我知道马克思的哪些著作。我说，我只读了《共产党宣言》。临了他说：
　　　　‘你认为团章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了想，就说：‘最主要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必须准备着把所有的力量，如果必要，连生命献给祖国。’这实在是最主要的吧？那时候他说：
　　　　‘那么，好好学习，执行共产主义青年团交给的任务呢？”我觉得奇怪，我就回答：
　　　　‘这是不言而喻的呀。’那时候他把窗帘拉开丁，就说：‘那里有什么？’我又觉得奇怪，我回答：
　　　　‘什么也没有。’他就说：‘可是你看，多少星星啊？好看吧？
　　　　但是你没一下子就看见，这全因为它们是不言而喻的。你再记着一项：生活里一切大的和好的东西，全是由小的、不显眼的东西累积起来的。
　　　　你不要忘掉了这个！’他说得好吧？”
　　　　“很好！”我和舒拉同声回答了。
　　　　卓娅继续说：“以后他问：‘你读过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词吗？’‘当然哪！’我回答。‘你记得清楚吗？’‘我以为可以背下来。’‘如果能背下来，那么你告诉我你记得最清楚的地方是什么。’我就说：‘现在还是十四五岁，但经过一二十年就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会内生活的这一代人，应当这样定下自己学习的全部任务，使青年每天在任何乡村、任何城市里，都能实际解决公共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的、最平常的任务。’”
　　　　“卓娅，你还记得你在什么时候初次听见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的话吗？”我这样问她，差不多相信她答不上来。
　　　　可是我想错了。
　　　　卓娅毫不思索就回答说：“是夏天，在夏令营里给我们讲的，你记得，在营火旁边……”
　　　　以后我们就坐下喝茶了，卓娅仍回忆着接受她入团时经过的详细情形。在临睡时候她说：
　　　　“我觉得现在我仿佛成了另外的新人了……”
　　　　我带着无意的微笑回答说：“那么我们就互相介绍介绍吧。”可是由卓娅的眼神我看出了在这时候她不高兴开玩笑，我又补充说，“我了解，卓娅。”
　　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家
　　
　　　　赫尔岑说过：“什么也不如被高度鼓动起来的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热情那样使青春美化。”我在回忆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学友们曾怎样受教育的时候，我就明白了：的确这事使他们的青春成了有生气的和美妙的。一切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着的事，全是直接和他们有关系的，全是他们本身的事。
　　　　国家巩固着，建设着，卓娅和舒拉也和国家共同成长着。
　　　　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地参加了周围进行着的一切事。新建的工厂，苏联学者的大胆的理想，苏联音乐家在国际竞赛会上的胜利，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全是和他们个人的命运分离不开的东西。这一切对于我的孩子们都是很重要的，很切身的，他们全心全意地响应这一切。他们（学校、在家里都讨论着这些问题，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思考着，他们就由这里得到了教育。
　　　　和区委书记的谈话，不仅仅是简单地被卓娅记住了，而是牢记在卓娅的脑子里了。书记在那一天——她第２次诞生的那一天——说的每一句话，对于她全成了定理。
　　　　使人惊奇的是卓娅一向都正确地和诚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在她更以所有的力量和精神执行着交给她的每一项任务。好像她现在重新了解了：她的工作就是当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那伟大的共同的任务的一部分。
　　　　卓娅入团后很快地当选了小组长。她马上就拟订一个分配给团员们任务的表。
　　　　“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种社会工作，不然的话，我们是什么团员呀！”她问明了谁对于什么有兴趣，谁愿意担任什么工作。
　　　　她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正确地解释说：
　　　　“这样工作就能更好。
　　　　”她早已考察清楚了，班里的同学谁会做什么，谁能做什么。
　　　　写成的任务表是很长和很详细的：某人负责学习工作，另外一个人负责体育工作，第三个人负责壁报……给每个人都找到了工作。卓娅和另外几个青年团员，在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所房子里，担任教不识字的妇女识字。
　　　　我对她说：“这事不容易，很难。再说，路也很远，中途放弃也不合适。你仔细考虑过了么？”
　　　　卓娅红了脸说：“你说的什么话呀！‘放弃’！我们既然担任起了，还能放弃……”
　　　　在第一个空闲的下午，卓娅就往老彼得洛夫大道去了。回家来她说她的学生是一个完全不会读、不会写、但是愿意学会文字的半老的妇女。
　　　　卓娅说：“你看，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有很多的事，家务、孩子，可是我相信她能学会。她很欢喜地迎接了我，把我叫做女儿……”
　　　　卓娅拿去了我的一本识字教学法，读到深夜。她每星期到她的学生家里去两次，雨，雪，疲倦……都没能阻挡她。
　　　　舒拉说：“倘若发生地震，她是一样去的。如果发生火灾，她一样要说，不能骗了自己的里吉亚·伊凡诺夫娜。”
　　　　虽然他的声音有时候带着遗憾和嘲笑的味道，但是在卓娅下课后他时常去迎接她，因为那年的秋季天气不好，多雨，我们不放心卓娅回家走漆黑泥泞的道路。舒拉还高兴干这个事，他要接送他的姐姐。他想：让卓娅感觉出来弟弟是保卫者，支持者，是依靠，是家庭中的男子吧！
　　　　舒拉现在比卓娅高，他是肩宽力大的了。
　　　　“你们看这筋肉是什么样！”他喜欢重复这句话。
　　　　卓娅也骄傲和惊喜地说：
　　　　“真是，妈妈，你摸摸，筋肉像铁一样！”
　　　　……有一次我拿回来了音乐学院大厅的音乐会的入场券。演奏的是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卓娅很爱这个交响乐，她听过不只一次，可是她说每次听着都和欣赏新的音乐一样。
　　　　有一次她说：“音乐愈熟悉，它感人的力量愈大，我已经很多次体验过这个了。”
　　　　音乐会的入场券使卓娅很高兴，可是她忽然好像在心里哎呀一声，接着就像一向她猛然想起了被忘掉的什么事那样，把食指放在唇间并轻轻地咬着它。
　　　　“妈妈，这是在星期四呀！”她惆怅地说，“我不能去。每逢星期四我不是到里吉亚·伊凡诺夫娜那里去吗？”
　　　　“别瞎说啦！”舒拉激昂地说，“你少去一次算得了什么呀！”
　　　　“你说的是什么话！不行，不行。我不能让她白白地等着我。”
　　　　舒拉说：“我去给她送个信儿，免得她等着。”
　　　　“不行，我不能那样，做事要有始有终，既然应允了就别说不能做。她等着学习，我去听音乐？不行，不行。”
　　　　结果卓娅没有去听柴柯夫斯基的音乐。
　　　　“好强的个性！好强的个性！”舒拉连声说，可是在他的愤慨声音中掺杂着不由己的对姐姐的钦佩。
　　除夕
　　
　　　　１９３９年的新年快要到了。
　　　　卓娅由学校回到家里说，班里的女孩子们正在相互写新年祝词，需要把写着祝词的那张纸焚烧了，把纸灰在克里姆林宫的时钟刚打过１２点的时候吞咽下去。
　　　　“真是异想天开呀！”
　　　　舒拉失笑地说。
　　　　“咽，我恐怕不成，”
　　　　卓娅笑了，“未必有好滋味，可是念念，我是要念念的。”
　　　　她由衣袋里掏出了包裹很严密的一张纸条，打开就大声地念出了：
　　　　“好卓娅，你别这么严厉地批评人，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你要知道，差不多所有的人全是利己的，阿谀的，虚伪的，所以不可以信赖他们。他们说的话你应该置之不理。这就是我的新年祝词。”
　　　　卓娅越往下念，就越随着每一句话皱眉，念完了她就突然把纸条抛到地下去。
　　　　“如果这样来看人，那么为什么还活着呀？”她说。
　　　　……卓娅很热心地准备参加新年化装舞会，女孩子们决定了穿上苏联国内所有各民族的服装，我们想了很久，究竟卓娅化装哪一民族的人。
　　　　舒拉建议说：“化装乌克兰人，眼睛很好，眉毛也像。哪点不像黑眉毛的乌克兰姑娘啊？绣花短袄也有，裙子也有，只是还缺少皮带和项珠儿。”
　　　　后来，舒拉趁着只是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对我说：
　　　　“妈妈，得给卓娅买一双新鞋呀。我们班里的小姑娘们都穿着带着什么后跟儿的鞋，不是很高的后跟儿，可是究竟……”
　　　　“这叫半高跟鞋。”我告诉他说。
　　　　“唉，对。可是卓娅穿的像男孩子的鞋一样。”
　　　　“在这个月里办不到，舒拉。”
　　　　“那我就不要新衬衫啦，我穿这件就行啦，帽子也不要。”
　　　　“你的帽子早已不像样子了。”
　　　　“妈妈，可是我是男孩子呀，卓娅是女孩子，并且已经是大姑娘啦，这对于她比对我更重要些。”
　　　　的确，这对于她是重要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来遇到卓娅穿着我的衣裳照镜子。听着了我的脚步声，她就很快地转过身来。
　　　　“我穿着好看吗？”她带着羞涩的微笑问我。
　　　　她常喜欢把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比着是否合适，每一件很不要紧的新服饰都使她喜欢。她向来没要求过给她买新的东西，而永远满足于我自己给她做的，但是舒拉的见解终是对的：这对于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凑够了必需的钱，经过了和我们热烈争辩之后，卓娅终于去给自己买了一双黑色皮鞋，这是第一双自己的半高跟皮鞋。
　　　　新年的服装我们也凑齐了：既有项珠，也有皮带。给舒拉把衬衫洗净，熨平了，并给他系了新领带。我的孩子们漂亮高兴地往学校去了。我站在窗前很长时间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那一晚是非常光亮和幽静的，窗外懒洋洋地飘着绒毛样的雪花。我知道卓娅和舒拉穿过这雪中的幽静以后，就将整个地投入鲜艳的热闹的青春的欢喜之中。我曾全心全意地希望整个的新年对于他们也是这样光明的，灿烂的，幸福的。
　　　　……他们在黎明前才回到家来。在学校里举行了很大的化装舞会，音乐，和如舒拉所报告的“晕倒为止的跳舞”。
　　　　“你知道么，妈妈，我们通信玩儿，有那么一个家伙，老给卓娅写，说她的眼睛好看。真的，真的！后来他索性写起诗来啦！你听听……”
　　　　舒拉取好了姿势，勉强忍住笑，朗诵道：
　　　　“你的眼睛是这样明媚——它使我心停止跳跃！
　　　　你整个幽深的灵魂闪耀在睫毛下边！”
　　　　我们３个人同时捧腹大笑起来。
　　　　……在冬季将尽时候，我们知道了那个给卓娅的新年祝词里写关于人的自私性、虚伪性和不可靠性的姑娘，已经停止教那个由她照顾的家庭妇女识字了。
　　　　卓娅说：“她对小组长说：‘路太远，学校的功课又这么多，我真来不及，你另派一个人吧。’”
　　　　卓娅在对我述说这些话的时候，由于愤慨，她的眼睛完全黑了：
　　　　“我简直不能理解这事！你听啊：她担任起来了又扔掉了！
　　　　她并没想想，她这样一做把大家都害了，岂止害了自己。她是什么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呀？她若偶然碰见那个妇女呢，她怎样见她呀？并且怎对得起全班的同学呀？”
　　　　卓娅本人在整个冬季里一次也没旷课。在某一星期四她害了严重的头疼，但是她终于克服了自己，仍然授课去了。
　　　　卓娅的学生的成绩，我和舒拉随时都很详细地知道：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记住所有的字母了……”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会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了……”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会流利地念了！”最后卓娅胜利地告诉我们，“你还记得，她先前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呀。
　　　　可是现在她写字写得挺好看了。”
　　　　那天晚间，卓娅在躺下睡觉的时候说：
　　　　“在这一个星期里我总是在想：有什么好事发生了啊？马上我就想起：里吉亚·伊凡诺夫娜识字了。现在我才了解为什么你当教员了。这事的确很好！”
　　苦难的日子
　　
　　　　１９４０年的秋季出乎意料地对于我们竟成了痛苦的日子……卓娅正在擦地板。她把抹布浸入水桶，自己低下头去。忽然就失去知觉。我下班回到家里，看见她完全晕倒在地板上。
　　　　和我同时走进屋里的舒拉马上跑去叫急救车，那个车就把卓娅送到伯特金医院去。
　　　　在那里的诊断结果是：
　　　　“脑膜炎。”
　　　　苦难的日子临到我和舒拉了。
　　　　在很多漫长的昼夜里我们只能想一桩事：卓娅能活吗？她的生命濒于危险。医治她的那位大夫，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是忧郁不安的，我觉着是没有希望了。
　　　　舒拉每天往伯特金医院跑好几次，他一向开朗的面孔逐渐变成忧郁的了。
　　　　卓娅的病很重，曾给她实行抽取脊髓，这是很痛苦的和复杂的手术。
　　　　有一次在这样的手术后，我和舒拉去打听她的病状，护士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之后说：
　　　　“大夫一会儿出来告诉您。”
　　　　我马上凉了。
　　　　“她怎么啦？”我问。
　　　　我的声音一定是很可怕的，不然这时候走出来的大夫怎能奔到我的身边说：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一切都好啊！我想见见您，安慰安慰您。一切都很顺利，小姑娘的耐性很大，她不呻吟，不喊叫，很勇敢，很坚毅地忍受一切。”他打量了舒拉之后就憨厚地问道：“你也是这样的么？”
　　　　那天第一次放我进入卓娅的病房去了。她挺直地躺着，不能抬起头来。我握着她的手挨着她坐着，自己并没有觉出我的脸上流着眼泪。
　　　　卓娅小声地、勉强地说：“不要哭，我好些了。”
　　　　的确，病渐渐减轻了，我和舒拉马上感觉轻快多了，好像在这些漫长的星期里紧紧地攫着我们的痛苦忽然释放了我们一样。同时，无可比拟的、极大的疲倦也来到了。在卓娅害病的时期里，我们疲惫的程度是最近这些年来还没有过的。
　　　　好像长期压着我们的极大的重载忽然消失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气力挺期身来，缓一口气。
　　　　几天以后卓娅要求：
　　　　“请给我带些什么书来读。”
　　　　过些时间大夫果然许可我给她带书来，那时候卓娅就感觉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了。
　　　　说话还有些吃力，很快就疲倦了，可是她能看书了。
　　　　那时候我给她带去了盖达尔的《蓝碗》和《鼓手的命运》。
　　　　她指着《蓝碗》说道：
　　　　“这是多么美妙生动的故事呀！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却放不下它！”
　　　　健康恢复得很慢。首先许可卓娅坐起来，又过了些时间，才许可她行走。
　　　　她和同病房的所有的病人都成了朋友。在挨近她的床上躺着的一位中年妇女有一次对我说：
　　　　“我们舍不得和您的女儿离开。她待人那样亲热，就是病势最严重的人她也会鼓励他。”
　　　　医治卓娅的大夫曾不止一次取笑地说：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您把卓娅给我做女儿吧！”
　　　　护士们也很喜欢卓娅，她们曾给她书看，大夫还亲自给她送来报纸，她在健康恢复了一些之后，曾给同屋病人朗读这些报纸。
　　　　有一次允许舒拉进卓娅的病房去了，他们好久没见了。卓娅一看见弟弟就坐起来了，她的两颊马上赤红了，舒拉现在的神态也和向来他来到不相识的生人群里的时候一样：他手足无措地环视着卓娅的邻人，脸红了，额上冒出了汗珠，他用手帕擦了脸上的汗，最后他停在病房中间，不知再向哪里走好了。
　　　　“来吧，过来。坐在这里吧，”卓娅催他，“你告诉我学校里怎样。你别害臊。”
　　　　她小声地补充说，“没有人看你。”
　　　　舒拉勉强地镇静了一些，并且因为卓娅屡次地问：“学校里怎样？快说呀！”他就由胸部衣袋里掏出了一个带着列宁像的小册子。卓娅在１９３９年２月也曾领到过这样一本小册子。
　　　　“团证！”卓娅惊喜地喊道，“你是团员了吗？”
　　　　“我先前没有对你说，为的是使你惊喜，我知道你一定高兴。”
　　　　舒拉忘掉了生疏的环境，就开始向姐姐详细地述说在大会上对他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在区委会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和区委书记怎样问他：
　　　　“你是卓娅的弟弟吗？我还记得她。你别忘了替我问候她！”
　　又在家里了
　　
　　　　在卓娅害病期间，舒拉承揽了很多绘图工作。他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早晨在上学以前他也画。以后他把图送去，领到了工资，可是没有像往常那样交给我。我也没有问他，因为我知道：他自己会告诉我他要用这些钱干什么。结果正是这样。在往医院去接卓娅的前一天舒拉对我说了：
　　　　“妈妈，这是给卓娅做一件新衣裳的钱。我本来想给她买一件料子，后来想还是让她自己买好，她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就选择什么样的好。”
　　　　……卓娅走出来迎接我们，她的面色苍白憔悴，但两眼依旧是放光的。她拥抱了我和舒拉，舒拉马上惊惧地环视了周围，恐怕被人看见。
　　　　卓娅催促我们说：“走吧，走吧，我想回家！”好像是有人会把她拖回病房似的。
　　　　我们慢慢地走一会儿又休息一会儿，怕累坏了卓娅。一路上她用被关闭了很久的人的贪婪的眼神张望着一切。
　　　　有时候她抬起头来望太阳，太阳是冷的，但是很耀眼，她眯着眼，微笑着。雪在脚底下悦耳地嘎嘎响着，树枝满挂着霜，空中好像有快活的刺人的火花颤动着。卓娅的两颊微微红了。
　　　　在家里她慢慢地在屋里走了一周，并抚摸了每件东西：抚摸了自己的枕头，摸了桌子和立柜的边缘，翻弄了书，好像她在重新认识这些很习惯了的东西。这时候舒拉庄重地同时又似乎有些害臊地走近她。
　　　　“这是给你做新衣棠的，”他递着钱说。
　　　　“多谢你。”卓娅庄重地回答道。
　　　　她并没有像平日要给她添置什么新衣裳那样争辩和反对，在她的脸上现出了很大的、真正的愉快。
　　　　舒拉命令式地说道：“现在躺下吧，你累了！”卓娅就顺服地、表现着显然的愉快，躺下了。
　　　　……我想让卓娅到疗养院去，彻底恢复一下健康。在我张罗给卓娅领疗养院的疗养证期间，卓娅并没有到学校去，她在家里自己一点点地学习。
　　　　我很小心地对她说：“我很希望你留级一年，你还不可以太用功哪。”
　　　　“绝对不行！”卓娅执拗地摇着头说，“我疗养回来就要像猛兽一样地用功（谈话之间她因为脱口说出舒拉惯用的一句话，就微笑了），夏季我也一样用功。我一定要赶上去。不然的话，比我年幼的舒拉就可能比我更早地毕业。不行，说什么也不行！”
　　　　……卓娅是由死里逃出来的人，所以就特别喜爱生活。
　　　　她不停地唱歌：对镜梳头时唱，扫地时也唱，缝纫时也唱。她时常唱她最喜欢的贝多芬的《克列尔辛的小曲》：
　　　　鼓声呼呼，笛音嘹亮。
　　　　我的爱人走在队伍的前方，他手持长矛，指挥联队作战。
　　　　呵，我的心燃烧了，我的血沸腾了！
　　　　呵，我若能找到盔甲，我也要去保卫自己的祖国！
　　　　我将处处追随着他们……敌人已在我们的大军前溃退了。
　　　　做一个英勇的战士多么光荣，幸福！
　　　　卓娅的声音也很响亮，响亮的原因就是她喜爱生活，喜爱呼吸，甚至忧郁的歌像《山峰》，由她唱来也似乎充满着希望：
　　　　道路不扬尘，树叶不颤动……少待一会儿，你也休息吧。
　　　　在这些日子里，舒拉时常让卓娅挨近窗户坐着，给她画像。
　　　　有一次他沉思地说：“你知道么，书里说苏里柯夫从幼年就好审视人的面孔：眼睛是怎样安排的，脸的轮廓是怎样构成的。他曾考虑过：为什么这样就是好看呢？然后他认为：脸上的一切轮廓都相互调和，那脸便是好看的。你了解吧，虽然是翻鼻孔，高颧骨，如果都是调和的，那么脸一样是好看的。”
　　　　“那么我的鼻子是翻鼻孔的吗？你不是想要说这个吗？”卓娅笑着问。
　　　　舒拉羞涩地声音里带看不习惯的温柔说道：“不是，我想说你的脸是调和的，彼此都相称：上额，眼睛，嘴……”
　　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
　　
　　　　不久以后卓娅就入疗养院了。疗养院距我们不很远，在索阔里尼克公园里，我在第一个自己的休息日就看望她去了。
　　　　卓娅跑着迎上我来，还未问安就喊道：“妈妈！你知道谁在这里休息呀？”
　　　　“谁呀？”
　　　　“盖达尔！作家盖达尔！你看，他来了。”
　　　　由公园里走来一个身高、肩阔、面貌和蔼可亲带有孩子气的人。
　　　　卓娅喊着：“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我给您介绍，这是我的母亲。”
　　　　我握了坚强的大手，靠近他瞻仰了他愉快的、笑着的眼睛。我马上觉着我一向想象的《蓝碗》和《铁木儿》的作者正是这样的。
　　　　于是，我说道：“很久以前，我和孩子们读您的初期作品的时候，卓娅就总是问：您是什么样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可以不可以看看您。”
　　　　盖达尔笑着报告说：“我是最平常的人，我住在莫斯科，现在在索阔里尼克休息，想看我可以整天地和我见面。”
　　　　以后有人叫他，他对我们微笑了之后就离开了。
　　　　卓娅领我走着刚刚踏出来的雪径，对我说：“你知道我们怎样认识的吗？我在园子里走着，忽然看见一个身高肩宽的叔叔在堆雪人儿，我并没有马上就想到这是他。他不是随便堆雪人儿，而是像小孩儿那样很用心地，热情地，堆一会儿，就离开看看，欣赏欣赏……我鼓足了勇气，走到近前就说：
　　　　‘我认识您，您是作家盖达尔。您的所有的书我都知道。’他回答说：‘我也认识您，也知道您的所有的书：基谢辽夫的代数学，索柯罗夫的物理学和雷伯金的三角学！’”
　　　　我笑了，以后卓娅又说：
　　　　“我们再往前走不远，我给你看看他都建造了些什么：整个堡垒。”
　　　　的确像堡垒：在公园的深处７个雪人排成一行，第一个是真正的巨人，其次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雪人坐在用雪作成的帐篷里，在它前边，在台子上放着松果和飞禽的羽毛。
　　　　卓娅笑着说：“这是敌人的堡垒，盖达尔用雪团攻击它，人们都帮助他。”
　　　　“你也帮助吗？”
　　　　“当然我也帮助！忍不住啦，这里这么热闹，你知道么，妈妈，”卓娅突然结束了这一段话，“我一向想：写这么好的书的人，他本人一定也是很好的人，现在我确信这个了。”
　　　　盖达尔和卓娅成为朋友了：他们在一起滑冰，滑雪，晚间在一起唱歌并谈论读过了的书，卓娅曾给他朗诵她喜爱的诗。我们在另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曾对我说：“您的女儿很会诵读哥德的作品。”
　　　　然后卓娅莫名其妙地说：“你知道他听完哥德的作品之后对我说什么呀？他说：
　　　　‘降到地下来，降到地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呀？”
　　　　另一次，在将要离开疗养院的时候，卓娅曾对我说：
　　　　“你知道吗，妈妈，昨天我问他了。我说：‘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什么是幸福呀？可就是请您不要像回答秋克和盖克那样回答我，说关于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人们不是有一个大的、共同的幸福吗？’他沉思了一会儿以后说：
　　　　‘固然，有这样的幸福。真正的人们，为了它生活，为了它牺牲。可是这样的幸福还不能很快地普遍地来到全地球上。’那时候我说：‘早晚只要来到就好啦！’他说：‘一定啊！’”
　　　　几天以后我迎接卓娅来了。盖达尔送我们到栅栏门口。和我握手告别之后，他很严肃地递给卓娅一本书：
　　　　“我写的，送你作纪念。”
　　　　书面上有两个男孩子在打架：瘦的穿着浅蓝色衣裳，胖的穿着灰色衣裳，这就是《秋克和盖克》。卓娅高兴地，但也羞惭地对他道了谢，我们就走出门外了。盖达尔对我们招了手，并且望了我们的背影很久。最后一次回顾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沿着小道儿慢慢地走回去了。
　　　　卓娅忽然站住了：
　　　　“妈妈，可能他给我写了什么啦！”
　　　　放慢了步子，她好像犹豫不决似的打开了书。在封面的里页上清楚地写着我们很熟悉的话：
　　　　“什么是幸福？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所有的人们在一起都知道和了解：应该正直地活着，辛勤地劳动，并且热爱和卫护这个名为苏联国家的广大的幸福的土地。”
　　　　“这是他在回答我以前的问题。”卓娅小声地说。
　　　　……出疗养院回到家里几天之后，卓娅就上学了。关于留级一年的话，她连听也不肯听。
　　同班的学友
　　
　　　　卓娅沉思地说：“你知道哇，在学校里他们非常欢迎我，对待我简直有点儿奇怪的好……都那么很小心的。好像我在病后变成玻璃的了。一动就碎……”沉默片刻之后她又补充说，“真的，看见人们都欢迎我，心里的确舒服。”
　　　　有一次卓娅是由一位圆脸的、面颊赤红的姑娘伴送着由学校回家来的。这位健壮的、两颊赤红的姑娘正是健康的表现。人们都称呼这样的人为“成熟的苹果”。这是卡佳·安得列娃。我的孩子们的同班女学生。
　　　　她微笑着握我的手说：
　　　　“您好！”
　　　　“卡佳自愿帮助我补习数学。”卓娅告诉我说。
　　　　“为什么舒拉不帮助你补习？为什么要劳烦卡佳来呀？
　　　　“你知道哇。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卡佳郑重地说，“舒拉没有教学的才能。卓娅耽误了很多，需要逐渐地和有系统地给她讲解我们学过的东西。可是舒拉……我听见他讲解：
　　　　这样，这样，就完啦。
　　　　那样不行。”
　　　　舒拉说：“既然没有教学的才能，那当然……”
　　　　卓娅干涉他说：“你老实点儿吧。不要嘲笑！”然后就接着说，“舒拉的确不会这样讲解，卡佳讲得真好……”
　　　　卡佳的确讲解得很巧妙也很清楚：不慌不忙地，在未确信卓娅已经了解她所讲解的东西以前，不往前进。有一次我听见卓娅对她说：
　　　　“你在我身上耗费这些时间……”
　　　　当时卡佳就热烈地反驳她说：
　　　　“你怎么说这个！随着给你讲，我自己也熟悉了，我就无须在家里再温习了。这是一举两得呀。”
　　　　一会儿卓娅就疲倦了，卡佳注意到了这个，她就把书放在一旁说：
　　　　“我有点儿累啦，咱们闲谈一会儿吧。”
　　　　有时候她们到室外散步，回来，坐下，仍继续用功。
　　　　“可能是你打算当教员吧？”有一次舒拉取笑地说。
　　　　“打算。”卡佳很郑重地回答了。
　　　　来看望我们的不只是卡佳一人，伊拉也常来，还有男孩子们：谦逊拘谨的瓦尼亚·诺先柯夫，热情的足球家和喜好争辩的别佳·西蒙诺夫，活泼愉快的敖列格·巴拉朔夫（这孩子长得十分美丽，前额很饱满），有时候细高身材、脸上微带讥诮表情的同班男生尤拉·布娄多也来。那时候我们的屋子就充满了吵闹和欢笑，女孩子们把课本放在一旁，马上就开始了热闹的谈话。
　　　　“你们知道哇，现在不只是塔拉索娃一个人演安娜·卡列尼娜，耶兰斯卡亚也演了。
　　　　”伊拉报告说。随着就开始热烈地争论起来，哪一个演员更正确更深刻地了解了托尔斯泰。
　　　　有一次，希望当飞行员的敖列格看完关于齐卡洛夫的电影，由电影院直接到我们家来了，他的脑袋完全充满了所看见的东西。
　　　　他重复地说：“这才算人哪！他不只是一个不平凡的飞行员，而且是一个奇人，他并且还很幽默。你们知道哇，他在１９３７年越过北极飞到美国的时候，那里的新闻记者问他：
　　　　‘你很富吗，齐卡洛夫先生？’他回答说：‘是啊，很富。
　　　　我有１亿７千万。’美国人听了很惊讶：‘１亿７千万？！卢布？
　　　　美元？’齐卡洛夫安静地回答他们说：‘１亿７千万人，他们都为我工作，正如我为他们工作一样。’”
　　　　孩子们全都大笑起来。
　　　　有一次瓦尼亚读了一首题为《将军》的诗，这诗是纪念牺牲于西班牙战场上的马泰·扎尔克的。我清楚地记着那一晚：瓦尼亚坐在桌旁，沉思地看着前边，其余的人坐在床上，或坐在窗台上听着：
　　　　这夜山中微寒。
　　　　昼间出侦疲倦了的他，在黄色的营火上，烤他的冰冷的手。
　　　　咖啡在壶中沸腾着，困惫了的士兵们酣睡着。
　　　　沉重的阿拉贡的桂树叶在他头上飒飒响着。
　　　　将军忽然觉得，这是祖国匈牙利的菩堤，它那油绿的叶子在他头上响动着……瓦尼亚读得很平常，并不激昂慷慨，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在这抑制着情感的句子里，一颗伟大人物的心是如何热烈地搏动着。瓦尼亚的眼神也变成异常的刚毅和紧张了，好像这青年在感慨地和骄傲地注视着这过去很久的阿拉贡之夜的昏暗。
　　　　……他离别匈牙利很久了，但是无论池在哪里，匈牙利的蓝天永远在他的头上，匈牙利的土壤也在他的脚下。
　　　　匈牙利的红旗，在战斗中照耀着他。
　　　　无论他在哪里战斗，处处是为自己的匈牙利而战。
　　　　近来在莫斯科传说，我由很多人口中听到，在乌厄斯加战役里他被一块德国炸弹片击中了。
　　　　但是我不能相信任何人：
　　　　他还应该继续战斗，他应该在生前回到自己的布达佩斯。
　　　　在西班牙的天空还能看见德国飞禽的时候，不要相信：无论关于他死的书信或传言——全是假的。
　　　　他还健在。他现在在乌厄斯加，困惫了的士兵们酣睡着。
　　　　沉重的阿拉贡的桂树叶在他头上飒飒响着。
　　　　将军忽然觉得，这是祖国匈牙利的菩提，它那油绿的叶子在他头上响动着。
　　　　瓦尼亚沉默了，谁也没动弹，也没说一句话。过去我们为西班牙担心，那些日子里，“马德里”、“瓜达拉哈拉”、“乌厄斯加”等，每一个名字听着全像是本国的地名一样，并且由那远方战线传来的每一消息，都使我们的心加紧跳动。那时候的这种情绪，现在又像一阵热风吹到我们脸上来了。
　　　　“啊，真好！”舒拉喘了一口气说。
　　　　马上由各方面提出了问题：
　　　　“谁的诗呀？登在什么上的呀？”
　　　　“还是在１９３７年写的，最近我在杂志上找着了。的确好吧？”
　　　　孩子们一起说：“让我们抄下来吧！”
　　　　瓦尼亚说：“西班牙……从那以后，巴黎陷落，对我又是一次同样的打击。”
　　　　卓娅接着说道：“对啦，我很清楚地记着那一天啦……在夏天……报送来了，在那里写着：巴黎城被攻陷了。多么可怕，多么可耻的事呀！
　　　　……”
　　　　瓦尼亚小声地说：“我也记得那一天。简直难以相信，难以想象：法西斯们在巴黎街道上耀武扬威，巴黎在德国铁蹄践踏下，曾经有过巴黎公社的巴黎……”
　　　　别佳·西蒙诺夫用不大的声音说：“我很希望在那里！我一定像我们的人在西班牙那样，为巴黎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对于他的话谁也没表示惊讶。
　　　　“我也曾经这么想过：
　　　　最初想到西班牙去，以后想打芬兰白匪去，可是机会全都放过去了……”舒拉叹息地说。
　　　　我听他们说话，心中就想：什么样的人在成长着呀……在那一个冬季里，我和卓娅、舒拉的同班生们彼此熟识了，并且在他们身上认出了自己的孩子的特性。我曾想：本来应该这样。家庭不是闷罐，学校也不是闷罐。在家庭、学校，儿童全体验着使我们全国都兴奋、着急、欢欣的东西，周围发生着的一切事都教育着我们的孩子。
　　　　举例说吧：在过去多少劳动者，优越的发明家都被埋没了呀！可是现在每一个在工作中显出聪明、智慧和才能的人全成了名人。一位纺织工厂的女工发明了一种方法，能织出比过去多若干倍的美观的结实的布匹。她的榜样就鼓励了全苏联所有的纺织女工。
　　　　又如一位女拖拉机驾驶员，因为她工作特别有创造和有成绩，所以昨天还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今天却成了全国人民所敬爱的人了。又如一本儿童读的新书《铁木儿和他的伙伴》，是一本讲正义、友爱以及对于朋友应如何温存和对人应该尊敬等等的小说。又如新制的电影片子《巴黎的霞光》，内容是关于法国人民和关于那个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幸福曾在巴黎的街垒上战斗的波兰爱国志士顿布罗夫斯基的。这些书，这些影片，以及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好的、正义的、勇敢的、善良的东西，我们的孩子们就贪婪地把这一切都吸收进去。
　　　　我看到了：对于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固然再没有比祖国更贵重的东西，但是整个的世界对于他们也是贵重的。对于他们，法国并不是贝当和赖代尔的祖国，而是斯汤达尔和巴尔扎克的国家，巴黎公社社员们的国家；英国人，是伟大的莎士比亚的后代；美国人，是林肯、华盛顿、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的后代。虽然他们已经看见了德国人对世界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奇坏性的战争，占领了法国，蹂躏了捷克斯洛伐克、挪威，但是，对于他们，真正的德国并不是产生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那个国家，而是贝多芬、哥德、海涅等曾在那里创作的那个国家，伟大的马克思诞生在那里的国家，卓越的革命斗士台尔曼曾在那里战斗的国家。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叫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尊重所有的其他人民以及全地球上各民族所创造的美丽的东西。
　　　　孩子们在自己的周围所看见的一切，学校所教给他们的一切，全在他们的脑子里培育着真正的人道主义，仁爱精神，热望着建设而不是奇坏，创造而不是毁灭。我曾深信他们的前途远大，深信他们将来全是幸福的，他们的生活全是美满的和灿烂的。
　　绿树间的风声
　　
　　　　一天接着一天地过着。
　　　　现在卓娅已经恢复健康了，她完全健壮了，也不容易疲倦了，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呀！她渐渐地追上了同学们的功课，在这一方面同学们都帮助了她。
　　　　卓娅一向对于每一句友爱的话，好话，都很敏感，所以她就很重视同学们给她的帮助。
　　　　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
　　　　“你知道，我一向爱我的学校，可是现在……”她沉默了，在这沉默之中包涵着难以言传的对学校的爱意。
　　　　过一会儿她补充说：
　　　　“你知道么，我好像是和尼娜·斯莫良诺娃成了朋友。”
　　　　“和尼娜？和哪个尼娜呀？”
　　　　“她不是我们班里的，是我们同级的别的班里的。她很合我的心。她很严肃，又很直爽……我和她有一次在图书馆里由于谈论书和同学就熟了。对于一切事情我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我一定把她介绍给你。”
　　　　谈完这话几天之后，我在街上遇见了蔚拉·谢尔杰夫娜。
　　　　我问她：“怎样？我的卓娅在您那里怎样？”
　　　　“在我的功课方面她早已追上了。这不足为奇呀：她看过那么多书……她恢复健康了，健壮了，我们为这个很高兴。我经常看见她和同学们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她和尼娜成为朋友了。她们俩有些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是很直爽的，对待一切（对待学习和对待人）都是很严肃的。”
　　　　我把蔚拉·谢尔杰夫娜送到学校。在回家的路上我想：
　　　　“她真会了解孩子们！
　　　　真会洞察孩子们中间发生的一切事……”
　　　　……不知不觉地，很快地，可爱的绿色的春天就来到了。
　　　　我不记得那时候九年级“甲”班犯了什么过，只记得全班学生都去见校长请罪，并请求不处罚他们，而给他们一块校园中最难修的地段，让他们来完成绿化的决定。
　　　　校长同意了，并且确实一点儿也没有客气：交给了他们一块最难修的地方，不久以前在那里才盖完学校新添筑的三层楼房，周围堆积着的都是建筑剩下的木屑和碎砖。
　　　　那天卓娅和舒拉回家很晚，他们争先地述说他们这一天的工作情形。
　　　　九年级“甲”班用铁锨和抬筐武装了自己，开始清理和填平了地面，撤除了碎砖破瓦，并掘了栽树的坑。校长本人也和学生们在一起抬送石块，掘地。忽然有一个细高的人走近了孩子们。
　　　　“你们好！”他说。
　　　　“您好！”孩子们一齐回答。
　　　　“请你们告诉我，校长在什么地方？”
　　　　基里柯夫向那不认识的人转过身来，一边擦着沾满黑土的双手说：“我就是。”
　　　　“你知道吗，”卓娅笑着说，“满身泥污的校长拿着铁锨站着，好像他就是应该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栽树的人似的！”
　　　　那个瘦人原来是一位儿童读物作家兼《真理报》记者。听说穿着斜领衬衫的掘土工人就是二○一学校校长，最初他很惊讶，但是以后他就笑了，虽然他是为什么别的事来的，可是他却不离开那块地方了。他看了一遍学生们亲手栽种的幼小的果树园子，稠密的覆盆子秧子，蔷薇花丛。他沉思地说道：“真好！比如说，在中级班的时候，你在校园里亲手种了一棵苹果树，它将和你同时生长，在休息时间你跑去看它，用土培它，给它打药水，除害虫。在你毕业的时候，你看，你的树已经开始结果实了……好！”
　　　　“好！”卓娅沉思地重复着“好！”
　　　　“我现在在第九年级里，今天种了一棵菩提树。我们将要同时生长……我的菩提树是第３棵。你记着，妈妈。第４棵菩提树是卡佳·安得列娃的。”
　　　　几天以后，《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九年级学生绿化校园的故事。这篇故事是用以下的话结束的：
　　　　“毕业考试即将结束。
　　　　在这里受了最完善的培育、很好地成长起来的、不怕露天的严寒和风雪的青年们，将要离开学校了。毕业生们将去工作、学习、或在红军中服务……绿树间的风声呜呜地吹着，青年像绿树一样喧噪，这风声，这喧噪，象征着春天到了！……”
　　舞会
　　
　　　　６月２１日举行十年级毕业晚会。九年级“甲”班决定全体参加这个晚会。
　　　　舒拉说：“第一是因为我们喜欢我们的毕业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一个瓦尼亚·别雷赫就值多少哇！……”
　　　　不等他说完，卡佳就接着说：“第二是我们看看他们怎样办，明年我们好比这举办得更好些！”
　　　　他们准备参加这次晚会，不仅是作客人，不仅是作舞会的参加者，而且准备同他们竞赛，预备在一年之后，搞出一个过去毕业的任何一级连梦也没梦见过的那样辉煌的舞会来。
　　　　他们装饰了学校。美术教员尼柯莱·伊凡诺维奇帮助了他们。他具有在二○一学校里很受重视和尊敬的一双巧手。他一向会把学校装饰得很雅致很扑素，并且每次十月革命节前，新年前，五一节前，他总会设计出新的不平常的东西。孩子们也永远高兴地、热心地执行他的指示。
　　　　“可是这次他做得将比历次的都好！”舒拉保证说。
　　　　……那天晚上，很温暖，天气也爽朗。我回到家里已经晚了，快１０点钟了，没赶上孩子们。他们已经参加舞会去了。
　　　　过一会儿我又走到户外，在台阶上静坐了很久。欣赏着幽静的环境闻着树叶的芬芳，以后站起来慢慢地向学校走去了。我想看看（是由远处看看）尼柯莱·伊凡诺维奇怎样“做得比历次都好”，孩子怎样欢乐……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我干什么去，不过是散步而已。
　　　　我听到一个较低的妇女的声音说：“你不知道二○一学校在哪儿吗？”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用憨厚的男低音回答了：“是基里柯夫的学校吗？一直走，就在那所房子那里。您看见了吧？拐弯儿就到了。您听这不是音乐吗？”
　　　　是啊，我听见音乐了，并且也远远地看见被灯光照耀着的学校了。所有的窗户全敞着。
　　　　我悄悄地走进去了，看看周围，就慢慢地踏着阶梯上楼了。的确，尼柯莱·伊凡诺维奇把学校装饰得最好，最恰当：
　　　　他使夏天冲入了学校。
　　　　处处是花草。在瓶里，在桶里，在盆里，在地下，在壁上，在窗台上，每一角落和每一走道，全是蔷薇花束，长串碧绿的松枝，一簇簇的丁香花，精巧结连起来的桦木细枝，又是花，花，无尽头的花……我奔向发出音乐、笑声和喧嚷的方向去了。走到大敞着的大厅的门前，我就眼花目眩地停住了，那么多的灯光，那么多年轻的面孔，那么多微笑，那么多发亮的眼睛……我认出了瓦尼亚——就是舒拉钦佩仰慕地说过多次的那个学生瓦尼亚，是学生会主席，优秀的青年团员，好学生，油漆工人的儿子，他自己也有很好的油漆手艺，人又聪明，手又巧……我也看见了瓦洛嘉·尤里耶夫——就是在初级班教过卓娅和舒拉的丽基亚·尼柯莱夫娜的儿子。这是一个眉目清秀、前额饱满的男孩子，但是奇怪，脸上表情却非常严肃，可是现在他正在往他面前飞过的一对对的舞伴的头上满捧地洒着五色纸末，他完全像小孩那样天真地笑着……后来我的眼睛找到了舒拉：他靠墙站着，一位浅色头发的姑娘笑着请他跳华尔兹舞，可是他只是羞涩地微笑和摇头……现在我找到了卓娅了。
　　　　她穿着一件红色带有黑点的衣裳，就是用舒拉赠给她的钱买的那件衣裳，这件衣裳她穿着很美丽，舒拉初次看见这件衣裳时曾欣慰地说：“你穿它太合适啦。”
　　　　卓娅在和一位我不知名的肤色微黑、身材很高的青年谈话，她的眼微笑着，脸发红着……华尔兹奏完了，对对的舞伴们分散了，可是马上就发出了愉快的呼声：
　　　　“围圈子！围圈子！大家都围成一圈！”
　　　　眼前又晃过了姑娘们的浅蓝色的、桃红色的、白色的衣裳，欢喜的、红热了的面孔……我悄悄地离开了。
　　　　在学校门外我又停了一秒钟。爆发着的欢笑传到我的耳中。后来我慢慢地一边走着一边深深地吸着夜里的凉爽空气。
　　　　我想起了我把幼小的卓娅和舒拉初次带来学校的那一天。我想着：“他们长得多么大了……现在如果父亲能看看他们该多好啊！”
　　　　……莫斯科的夏夜原来是短的，夜间的幽静也是不久长的。柏油路上行人的脚步声大声响着，有时飕飕掠过不知来历的汽车，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响彻酣睡着的莫斯科的上空……可是在６月的这一夜里，恐怕完全就没平静过，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传出来说话的声音，欢乐的声音，轻快的脚步声音，突然的歌唱声音。在不适当的时候被吵醒的人们，惊愕地由窗户探出头来，可是马上在他们的脸上又现出了微笑。
　　　　谁也不问为什么这一夜里街上这么多兴高采烈的青年，为什么十个八个一群的男女青年挽着臂在马路中间走，为什么他们的面孔是那么欢喜，为什么他们不能抑止地歌唱和欢喜。没有问的必要，人们都知道：这是莫斯科青年在庆祝着毕业。
　　　　最后，我回到家里，躺下了。醒来窗上已经微微发亮：６月２２日的前夜显得非常短……舒拉在自己的床前站着，可能是他的小心的轻轻的脚步声吵醒了我。
　　　　“卓娅呢？”我问。
　　　　“她和伊拉蹓跶去啦。”
　　　　“晚会好吗，舒拉？”
　　　　“很好！很好！可是我们早些出来，只留下毕业同学和教员了。这是礼貌，你知道吗，为了不打搅他们告别等等。”
　　　　舒拉躺下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在窗外有小声说话的声音。
　　　　舒拉小声说：“这是卓娅和伊拉……”
　　　　女孩子们恰好停在我们的窗下，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事。
　　　　“……这是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时候。”伊拉的话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你说得对。可是我不了解，怎能爱一个自己所不尊敬的人呀。”卓娅反驳着说。
　　　　“你怎能这么说呀！”
　　　　伊拉感叹地说，“你不是看过很多书吗？”
　　　　“正因为我看过很多书，所以我才说。我知道：如果我不尊敬那个人，我就不能爱他。”
　　　　“可是在书里关于爱情的说法不是这样的。在书里，爱情就是幸福……是一种完全特殊的情感……”
　　　　“是啊，固然，可是……”
　　　　声音更低了。
　　　　“送伊拉去了，”舒拉小声说。他又像长者那样关怀地补充了：“她将来不容易过生活，她对一切事的看法都是特别的。”
　　　　“不要紧，”我说，“她还往大里长哪，将来就一切都好了！
　　　　舒拉。”
　　　　马上在楼梯上有了卓娅的小心的脚步声，卓娅悄悄地把门推开了。
　　　　“你们睡着了吗？”她小声地问。
　　　　我们没回答。卓娅一点儿没有声音地走到窗户前，又望着破晓的天空伫立很久。
　　６月２２日
　　
　　　　这一天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呀！
　　　　６月２２日是星期日，我应该到军事学校去进行最后一次的考试。在晴朗的早晨，我由卓娅伴送着奔向电车站去了。
　　　　她和我并肩走着。她已经是姿态秀美，两颊赤红，身材很高的成年姑娘了。她的微笑是美好的，鲜明的：她对着太阳微笑，对着新鲜的景物微笑，对着盛开着芬芳花朵的菩提树微笑。
　　　　我登上了电车，卓娅对我招了招手，在电车站上又停了一会儿才转身回家去。
　　　　由我们家到学校需要行驶差不多１小时。我一向在电车里读些书报，但是由于这天清晨特别地好，我就走到车门外的驾驶台旁，要在途中多呼吸一些夏季的温暖空气。暖风毫不理会行车规则，竟在电车行驶中跃进车内，揉乱了满车青年的头发。我的同路伴侣不断地更换着。大学生们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站下车往各学院去了：忙碌的考试时期是不理会星期日的。在齐米列捷夫纪念像前边，在长凳上，在鲜艳的花坛之间，有一伙儿一伙儿的男女青年：一定是一部分是准备考试的，一部分是已经考完了的幸福的人。在下一站，车里车外全挤满了穿着过节的衣裳、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一位很年轻、很严厉、戴着眼镜的女教员，照料着他们，不让他们吵闹，不让他们站在车外的踏板上，不让他们向窗外探头。
　　　　“玛丽亚·瓦希列夫娜，”一个肩宽体壮的男孩子说，“为什么这样：在教室里别吵，在这里也别说话……现在放假啦！”
　　　　女教员一句话也没驳他，只是看了看他，结果那男孩子就叹息着低下头去沉默了。车中安静了一会儿。不久，一个有着火红的头发、淘气的眼睛、满脸雀斑的女孩子，用胳膊肘触了她的女朋友一下子，对她打了一回耳语。以后就大家一起咕噜起来了，笑起来了，电车又像蜂窠一样嗡嗡起来了。
　　　　我下了电车。离考试还有半小时，我在宽阔的街道上看着书店的橱窗，徐缓地走着。需要告诉舒拉到这里来买十年级用的书和地图。早些准备下好啦！剩下的是最后的、最重要的一年了……啊，美术展览会，我们在最近全家一起到这里来吧……我走进学校，上了二层楼。处处都不像考试的样子，都是冷清清的，人很稀少。在教员室里我碰到了校长。
　　　　他说道：“今天不考试啦，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学生们都没到，原因暂时还不知道。”
　　　　这时我还没有猜想什么，但是在内心里却感觉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凄凉。我们的学生全是军人，是模范的守时刻的人。
　　　　什么原因能在考试的日子阻止他们来校呀？发生什么事啦？
　　　　……暂时谁也不知道。
　　　　在我又来到大街上的时候，我感觉天一起闷热了，在人们的脸上都现出了不安和紧张的表情。早晨的清爽，无忧无愁的莫斯科人群的谈笑吵闹哪里去了？好他全在等待着什么，并且这个等待像雷雨之前一样地令人烦躁。
　　　　驶过的电车全是挤满了乘客。回家的路上我差不多都是步行的。在接近我们家的时候我才登上电车，所以我没听见莫洛托夫同志的演说。
　　　　在家里我听到孩子们说的第一句话，就为我们所有的人冲散了这一难忘的早晨的雷雨前的烦闷。
　　　　我刚迈进门坎，孩子们就扑向我来一齐说：“打仗啦！妈妈，打仗啦，你知道吗？打仗啦！德国袭击了我们！并没有宣战哪！他们就这么越过国境对我们开火啦！”
　　　　卓娅的脸上表现着愤怒，她讲话时非常激昂，丝毫也不抑制着自己的愤慨。舒拉只故意做出镇静的样子。
　　　　“根本就应该预料到这个呀，”他沉思地说，“难道我们不了解什么是法西斯德国吗？”
　　　　我们都没做声。
　　　　“好吧，现在全部生活都要改变样子啦。”卓娅小声地通过牙缝，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舒拉猛然转身向卓娅说：
　　　　“可能，你也打算打仗去吧？”
　　　　“是啊！”卓娅差不多忿恨地回答了。以后她就疾速地扭转身子走到室外去了。
　　　　……我们知道：战争是死亡，它要卷去千万人的生命。我们知道，战争是破坏，灾祸和苦难。可是在那过去已久的第一天，我们就没想象到战争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灾害。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空袭，什么是防空壕，什么是防空洞，可是很快地就需要我们自己做这些东西了。我们还没听见过炸弹的哨音和爆炸。我们还不知道，由于空气的波动，窗上的玻璃会被震得粉碎，锁闭着的门扇会脱框飞起。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撤退，什么是挤满了孩子们的列车。而敌人则由飞机上无情地、有计划地射击这些列车。我们还没听说过关于敌人彻底地焚烧农村，破坏城镇的事。我们还不了解那绞架、酷刑、万人坑……掩埋数万妇女、患病的老人、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的坑。我们还不知道有把受尽侮辱的人，整千整万活活烧死的火炉。我们还不知道有用人发织成的“麻布”和用人皮制的书皮……我们还不了解很多事。我们习惯了尊重人性，爱护儿童，把他们看作未来的希望。我们还不知道外形无异于人的野兽会把吃奶的孩子投到火里。我们不知道这个战争能延长多少时间……的确。有很多事是那时候我们还不了解的。
　　战争的日子
　　
　　　　由我们的那所房里第一个被送出征的是尤拉·伊萨耶夫。我曾看见他怎样走到街上去。他和他的妻子并肩走着，他的母亲跟在后边，一会儿用手帕擦泪，一会儿用围裙擦泪。走出不远，尤拉回顾了一遍。一定是每一家都和我们一样，有人站在打开了的窗前看着他的背影，好像是尤拉觉着这所绿荫中的二层小楼和住在里边的一切人们全是很亲近的。他看见我和卓娅在窗户里，就对我们微笑一下，并举起帽子打了招呼。
　　　　“愿你们在家里幸福！
　　　　”他喊着说。
　　　　“盼您幸福地回来！”
　　　　卓娅回答说。
　　　　尤拉又回顾了几次，好像他想把他离开的一切，像亲近人的面貌一样，记得清清楚楚，房子的轮廓，敞着的窗户，周围的树丛……不久以后，谢尔吉·尼阔林被征入伍了。他是一个人走的：他的妻子在工厂工作，没能送他。谢尔吉也像尤拉那样，走出不远就回顾了一遍。他们两人本来不同，在外表上彼此也没有相似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在这临别的瞬间他们的眼睛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两人好像全用这一顾盼搂抱了一切能看见的东西，在这一顾盼中有无限的爱和焦急！
　　　　……生活完全改变了，变成严峻和不安了。我们的莫斯科的外表也变样了。窗户的玻璃上全粘着纸条：有一些玻璃上的纸条完全交叉成十字，另一些则贴成各种不巧妙的花样。
　　　　商店的橱窗都粘着胶合板，堆着沙土袋，好像所有的房子都愁眉不展地向上张望着。
　　　　在我们的院里也挖了防空壕。人们都由自己的储藏室里拿来木板铺放在防空所里。本院的住户中有一位男人比谁声音都高地讲解说，为了公共的事，不可以吝惜任何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忘了打开自己的储藏室，并且他忽然对在院里玩耍的两个小孩儿（他们的父亲在前线上，母亲在工厂工作）大发脾气，大声喊着要他们马上把木板拿来。卓娅走近了他，冷静地、一字一板地对他说：
　　　　“我看这样办：您马上打开自己的储藏室拿出木板来，我们先工作着，一会儿他们的母亲由工厂回来，也会做她应做的事。对小孩子们喊叫，倒是容易的！”
　　　　……战争刚开始不多日子，我的侄子斯拉瓦就向我们辞行来了。他穿着空军制服，袖上带着翅膀。
　　　　“我上前线啦！”他说。他的脸是那样愉快的，就好像他去参加什么盛会似的。
　　　　“过去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别见怪！”
　　　　我们紧紧地搂抱了他，他在我们那里停留不到半小时就走了。
　　　　“真糟，军队里不要姑娘！”卓娅看着他的背影说。在这些话里含着那么多的辛酸和力量，甚至舒拉竟没敢像往常那样开开玩笑，或争辩争辩。
　　　　……我们每天都是不听完情报局的广播不睡觉。可是在最初的几星期里播送出来的全是不好的消息。卓娅皱着眉，咬牙切齿地听着，时常一语不发地离开收音机。可是有一次她情不自禁地说出了：
　　　　“他们践踏着什么样的土地呀！”
　　　　这是我在卓娅一生里听到的第一次的也是唯一的呼痛的声音。
　　出发
　　
　　　　７月１日的傍晚，有人敲我们的门。
　　　　“见见舒拉，可以吗？
　　　　”有人在门外问。
　　　　“是别佳·西蒙诺夫么？”卓娅离开桌子，半开了门惊异地问，“你找舒拉干什么呀？”
　　　　“需要。”别佳含糊地回答。
　　　　这时候舒拉本人露面了，他向小朋友一点头就一语不发和他走出去了。我们探头向窗外看：下边还有几个半大的和他同班的同学和小朋友等待他们。他们小声地商议了什么事，以后就蜂拥地去了。
　　　　“往学校去了，”卓娅沉思地自言自语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呀？”
　　　　舒拉在夜里才回到家来。他的神态和在那以前别佳的神态一样也是很严肃的，若有所思的。
　　　　“发生什么事啦？”卓娅问，“为什么这么神秘呀？把你找去干什么呀？”
　　　　“我不能告诉你。”舒拉坚决地回答。
　　　　卓娅微微抖了抖肩膀，但并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她就跑到学校去了，回到家来她很着急。
　　　　她对我说：“男孩子们要远行，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
　　　　他们不说。不要女孩子。你哪知道我曾怎样劝说他们把我带去呀！我也会放枪啊，我也有力量，说什么也不行！他们说：
　　　　就要男孩子。”
　　　　根据卓娅的脸色和眼神，我知道了她曾怎样热情地进行过无效的劝说。
　　　　舒拉很晚回到家后，像说什么最平常的事似的镇静地说：
　　　　“妈妈，请你给我预备一套衬衣，还有路上的吃食，可是不要多。”
　　　　他知道不知道把他们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没能问出这个。
　　　　他坚决地说：“如果我一开始就随便说，那我还能成一个什么样的军人呀？”
　　　　卓娅默然地扭转了身子。
　　　　准备是很简单的。卓娅为舒拉买了面包干、糖果和腊肠，预备给他在路上吃。我给他准备了衬衣，并把这些东西但成一个不大的包袱。在那天下午我们给舒拉送行去了。
　　　　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己经集合了很多各校的学生。最初他们全混在一起，后来才渐渐地按校分成组了。母亲们和姊妹们都站在一旁，手里提着包袱，提箱，背囊。走的人差不多全是宽肩膀的成人，可是他们的脸是小孩一样的欢喜的。全做出一种样子，仿佛离开家和亲人，在他们是习惯了的事一样。有些人还来得及跑到池子里洗一回澡啦，另一些人在吃冰糕，在说笑。但是他们全不由己地不时地看表。凡是有母亲或姊妹在旁边的人都感觉有些难为情：我们去干重大的事，可是像小孩儿一样，和妈妈在一起！我知道舒拉和我们在一起一定害臊，所以我和卓娅就躲在一旁，坐在树荫下的凳子上了。
　　　　在将近４点钟的时候，有很多空着的电车开到环轨上来，孩子们匆匆地和亲人告别后就开始喧噪地登车，占坐位。谁的母亲哭了，谁的脸上表情就很惆怅凄怆。我不愿意在相聚的最后几分钟给舒拉添愁，所以我没有哭。我只是搂抱了舒拉和紧握了他的手。他很冲动，但是却竭力掩饰着。
　　　　“不要等到我们开车，回家吧！照顾妈妈，卓娅！”说着这话舒拉就跃上电车了，以后他又由窗户里向我们摆手打了招呼，打手势叫我们：
　　　　“不要等，回去吧！”
　　　　可是不待舒拉动身就回家，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勇气。我们站在较远的地方，呆呆地看见电车开动了，一辆接着一辆叮叮当当驶去了，真到最后一辆消失了之后，我们才清醒过来。
　　　　刚才还是挤满了人的热闹的公园，现在是冷清清的了。巨大的橡树下放着长凳，可是无人坐了。池水清澈，细波微动，但是无人在里边游泳。
　　　　谈话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壮的阔步声，全消失了。寂静，寂静，太寂静了……我们慢慢地沿着小径走着，阳光勉强地穿透头上的密叶。
　　　　我们不约而同地走近池畔的长凳就坐下了。
　　　　“多么好看哪，”卓娅忽然说，“你知道吗，舒拉常来这里绘画。就是那个小桥儿，他画过，你看见了吗？”
　　　　她虽然对我说这些话，但又像是自言自语，声音很小，很慢，像是有很深的感慨一般。
　　　　“池子很宽，可是舒拉游过去很多次。”卓娅大声回忆着说，“你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吗，这是很久了的事啦，那时候舒拉大约１２岁，他照例地比谁都早地开始游泳。水是很凉的。
　　　　忽然他的一只腿抽筋了，可是离岸边不远。他只用一只腿游，另一只腿完全麻木了，勉强游到岸边。他曾再三地要求我不告诉你呀！那会儿我就没对你说，现在可以说了。”
　　　　“那么第二天他一定又游泳了吧？”我问。
　　　　“当然哪。早晚全游泳，不论什么天气，差不多直到冬天。
　　　　就是那里，挨近树丛，在冬天向来有一个冰窟窿。我们就在那里捉小鱼儿的。你还记得吗，我们先用罐头盒子捉，以后用捕蝴蝶的网子捉。你记得我们请你吃煎鱼吗？”
　　　　“我的好孩子！”我用这一句回答了她，并轻轻地抚摸了她的晒黑了的手。
　　　　忽然在我的手心下边她的纤细而有力量的手指握成拳头了。
　　　　“我算什么好孩子呀！
　　　　”卓娅猛然站起来了，我就了解了她始终在怨恨自己。“如果我留在这里，我算什么好孩子？同学们走了，可能是打仗去了，可是我留在家里了。怎么可以在现在什么也不干哪？”
　　“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妈妈，快醒来吧！妈妈！”
　　　　我睁开了眼。卓娅赤着脚，肩上搭着毛巾站在我眼前。
　　　　她看见我很惊讶，就急忙说：“没有事，没发生什么事。
　　　　斯大林同志马上就要演说，无线电广播就要开始了……”
　　　　在扩音器里有飒飒声音。寂静。以后我们忽然听到了：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姊妹们！我们红军和海军战士们！
　　　　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我忘掉一切，屏息地听着。卓娅挺直了身子，紧握着两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扩音器，好像她在那扩音喇叭里能看见说这些充满了抑制着的痛楚、爱、信任、强烈的力量和愤怒的话的人似的。
　　　　“……我国已与最凶恶奸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战斗。……敌人是非常残酷和横顽的……”
　　　　领袖说明了敌人的目的，说明了敌人欲侵占我们的国土，抢夺我们的劳动果实，恢复地主的政权，奴役苏维埃联盟的自由人民，把他们变为德国的奴隶。
　　　　他说：“……所以，目前的事件，是关系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关系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关系苏联各族人民或则保持其自由或则沦为奴隶地位的事件。必须使苏维埃人了解这点……我们应当立刻在战时轨范上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把一切都用去服从于战线上的利益……红军、红海军和苏联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维埃土地，应当为保卫我国城市和乡村战到最后一滴血……”
　　　　他还说应该在敌人占领了的地区里组织游击队，说我们的土地在敌人的脚下应该燃烧，爆炸。
　　　　镇静的、不大的声音达到了人们心的深处，在它里边响彻着对于我们，对于所有的人民和每一个苏联人的信任。他曾说这并不是两军之间的普通战争。他给我们提醒说，我们不仅仅应该消灭在我们头上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我们还应该帮助所有的在德国法西斯桎梏下呻吟的欧洲人民。
　　　　“……把人民的一切力量都用去歼灭敌人！前进，争取我们的胜利！”
　　　　扩音器沉寂了。可是我们还不动弹，一句话也不说，好像怕冲散了在那一会儿我们受着的重大的感动似的。
　　　　刚才和我们说话的，就是我们习惯了像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良心那样相信他的那个人，领袖、导师、朋友。我们一向，并且在一切问题上都信赖他。我们知道他刚才说的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事，并且他的确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他帮助我们彻底地了解和感觉出威胁着我们祖国的危险多么重大，和怎样打退它，他帮助我们重新地认识了我们的力量——爱好和平的和团结一致的人民的全部威力。
　　　　“我想知道，舒拉听到没有……”我说。
　　　　“全听到了，全国都听到了，”卓娅有把握地说。
　　　　她又小声地、情绪紧张地重复说：“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最初的炸弹
　　
　　　　我和卓娅在桌旁坐着。我们前边摆着绿色粗布：我们用这布为前方缝背囊，我们还为军人做钮绊。虽然这很简单的工作是不重要的事，但是这是为了前方。这是为战士，为保卫我们的人缝钮绊。这个背囊也是为战士用的：他把自己的什物放在里边，在行军中这个口袋对于他是有帮助的……我默默不语地、不间断地工作着。有时候我放下活计伸伸腰——腰有些疼。我看卓娅，她的晒黑了的指头是很灵巧的和不疲倦的，这些指头很紧张地工作着。现在她觉得她也在制着前方需要的东西，这一意识如果没完全解除了卓娅对自己的恨怨，毕竟也帮助了她获得或多或少的精神上的安慰。
　　　　她在外表上也有些变样了：眼神不是那样忧郁了，有时候嘴角上也露出些微笑……有一次我们正在缝钮绊的时候，忽然门开了，舒拉走进屋了。神态特别镇静，好像由学校回来一样，由肩上卸下背囊后才和我们问候。
　　　　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劳动战线上工作。可是他现在仍然和出发的那天一样，一句话也没有告诉我们。
　　　　在我们试验着探听他口气的时候，他决然地说：“要紧的是我又和你们在一起了，我没有什么可给你们讲的。一句话，我做了很多工作。”他又狡猾地挤着眼补充说：“我是为了在家里过生日回来的。我相信你们还没忘记７月２７吧？无论说什么，１６周岁了。”
　　　　漱洗完了在桌旁坐下的时候，他对卓娅说：
　　　　“我知道咱俩有一样事好干，咱们上‘战士’工厂当旋床学徒去。好吧？”
　　　　卓娅把活计放在膝上，看看弟弟。以后，她仍旧一边继续工作，一边说：
　　　　“好，这倒是值得做的事。”
　　　　舒拉回到家里那天是７月２２日，那天下午敌人的飞机首次侵入莫斯科上空。德国的炸弹第一次落在首都。舒拉的态度是完全镇静的，他曾充满信心地指挥一切，他坚决主张让妇女和儿童们进入防空洞，他附带着抱怨说：“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家里的妇女躲避起来。
　　　　”可是他自己全部空袭时间却都在街上度过的，卓娅始终一步也不离开他。
　　　　那天夜里我们没能睡觉，在黎明前我们的院子里传出了消息：一颗炸弹落在学校里了。
　　　　“落在我们的学校里么？落在二○一学校里么？”卓娅和舒拉同时喊叫起来。
　　　　我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话来，他们已经离开原地奔向学校去了。我没有他们走得快，可是让我留在家简直是不可能。
　　　　我们迅速地默默地走着，直到由远处看见了学校的楼房，才轻快地喘了一口气：学校依然完整地屹立着，没有被破坏。
　　　　真的没有被破坏吗？不，只是由远处看来仿佛是这样。更走近些，我们看见了：炸弹落在学校前边了，气浪把所有的窗户都打下来了。无论往哪里看，周围全是玻璃，玻璃，玻璃……它到处凄凉地闪烁着，在脚下嘎嘎响着。学校变成瞎子了。这座一向安静的大楼现出了可怜的神气：正像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忽然失明了。我们不觉地停下了脚步，以后就慢慢地步上了台阶。我沿着走廊走着，这就是一个月以前，在举行毕业舞会的那一夕我曾走过的那条走廊。那时候在这里有音乐的声音，欢乐的声音，一切都充满着青春和愉快。现在门窗都被震掉了，脚底下全是碎玻璃和壁上落下来的灰片……我们又遇见了几个高级班的同学，舒拉和他们一起往什么地方（似乎是地窖）跑去了。我无意地随着卓娅走，一会儿我们就已经来到图书馆门前了。顺着四壁立着空的书架子：
　　　　仍是那爆炸的气浪，像一只恶狼的大爪子一样，把书由架上扫下来，零乱地掷到桌上和地下了。处处乱扔着书：在杂乱的书堆中忽然看见研究院出版的《普希金全集》的淡黄色书皮，忽然看见《契柯夫全集》的蓝色书皮。我差一点儿踏着一卷皱折着的屠格涅夫的书，我正弯腰拾它，又看见了被一层灰尘遮盖着的一本席勒的书。由打开着的一大本书里，唐·吉诃德的像惊讶地看着我。在这些乱书中，一位中年妇人坐在地板上啼泣。
　　　　卓娅向她俯下身子，用她的发白了的嘴唇说道：“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起来，别哭！”
　　　　我明白了这个妇人就是学校图书馆主任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卓娅在带着有趣的新书回到家里时，常对我提到她。
　　　　这位妇人爱惜书并且了解书，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书了，可是现在她只能坐在被抛乱了的、揉坏了的、撕破了的烂书中间哭。这些书，她以前用手拿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的、珍爱的，唯恐碰坏了。
　　　　“我们来收拾吧，我们全整理好吧。”卓娅一边搀着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站起来，一边这样坚决地重复着说。
　　　　我忽然听到：“妈妈，你看！”
　　　　我惊讶地向前探了头，满脸泪痕的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也走近我们来了：卓娅的声音那么怪，好像是胜利的声音。
　　　　她递给我一本装订很好的《普希金》。
　　　　卓娅仍然惊喜地和用胜利的声音重复说：“你们看！”
　　　　她用很敏捷的动作由那些字行上拂掉灰尘。我就读道：
　　　　神圣的太阳，你发光吧！
　　　　像这盏油灯在灿烂的旭日前显得黯淡一样。
　　　　欺人的诡计在智慧的永生的太阳之前，也将这样黯淡熄灭。
　　　　太阳万岁，黑暗消失吧！
　　“你用什么帮助了前方？”
　　
　　　　７月２７日，在自己１６周岁的生日那天，舒拉通知我说：
　　　　“现在你是两个旋床工人的母亲了！”
　　　　……他们在天刚发亮时候就起床，很晚才下工回家，但是向来没说过疲劳。下夜班回家后，他们不马上倒下睡觉。我回到家里时，他们已经睡觉了，可是屋里已经打扫得干净整齐了。
　　　　……空袭莫斯科在继续着。晚上我常听到广播员的镇静的声音：
　　　　“公民们，空袭警报！”
　　　　报警器竭力地吼叫，惊人的机车汽笛全接连着响应它。
　　　　卓娅和舒拉一次也没下过防空洞。他们的同班同学格列布·耶尔莫什金、瓦尼亚·斯柯罗杜莫夫、瓦尼亚·谢罗夫等，也常来找他们，这３个孩子好像是选出的一样，全是身高体壮的。他们５个人常在一起，在空袭时值班：在房子周围巡逻，在屋顶上站岗。我们无论是孩子和成人，都被侵入我们生活中的新的威胁人的东西占据了我们的精神，我们不能再想另外的什么事。
　　　　……秋天，卓娅和高级班的学生一起，开到劳动战线去了：因为需要迅速地收获国营农场的马铃薯，以免冻坏。
　　　　已经开始上冻了，下过雪了，我很担心卓娅的健康，可是她却很高兴地走了。
　　　　她只随身带了预备更换的衬衣，空白的笔记本子和几本书。
　　　　几天以后我接到她寄来的一封信，以后又有一封信，她写道：“我们正在帮助收获，每天的定额是１００公斤，１０月２日我收了８０公斤，太少，我一定要收１００公斤！
　　　　你好吗？我常常惦念着你。我很想你，可是不久就要回家了：收完马铃薯就回家。
　　　　妈妈，请你原谅我，工作是很脏的，并且是不很容易的，我把胶皮套鞋扯破了。
　　　　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平安无恙地回到家。
　　　　我总是回忆着你，我觉得：自己很少像你，我没有你那样的涵养！吻你。卓娅”
　　　　我对这封信，以及其中最后的几行，寻思很久，她是指什么说的呀？为什么卓娅忽然想起责备自己没有涵养啊？这一定不是没有缘故的事。
　　　　晚上舒拉读了信之后自信地说：
　　　　“一切都清楚，跟同学们闹别扭啦。你知道吗？她时常说，她的涵养不够，对待人的耐性不够。她说过：‘应该会接近人，不可以一下子就对他生气，可是我并不是永远会这样做的。’”
　　　　在一张明信片上卓娅写道：“我现在和尼娜交朋友，她就是我对你提过的那个姑娘。”我忽然想起了：“这么说，蔚拉·谢尔杰夫娜说得对呀。”
　　　　在１０月下旬的一晚，我回家比平日早些，刚一打开门，我心就一跳：卓娅和舒拉在桌旁坐着，孩子们到底又和我在一起了，我们到底又全在一起了！
　　　　卓娅猛然站起，跑到门前搂抱了我。
　　　　“又到一起啦！”舒拉好像听见了我的意思似地说。
　　　　我们全家围桌坐着喝茶，卓娅述说着关于国营农场的事。
　　　　没等到我问她信里的难解的字句，她自己就对我们说了以下的事：
　　　　“工作很不容易。下雨，泥泞，烂泥粘着套鞋，磨脚。我一看，３个同学比我干得快：我很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刨，可是他们前进得很快，于是我决定检查检查是怎么一回事。我离开他们，开始在自己的那块地上工作。他们不高兴啦，他们说：‘孤立主义者。’我回答说：‘可能是孤立主义者，可是你们工作不忠实……’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呀：他们干得快是因为他们只刨浅层的马铃薯，只图快，可是剩在土里的还很多。长在更深的土里的马铃薯是最好的，大个的呀。我刨得很深，为的是确实全刨出来，所以我说他们工作不忠实。那时候他们对我说：‘为什么你没有马上就说呀，为什么你分出去啦？’我回答说：‘我检查检查自己。’同学们说：‘你应该更多相信我们，马上就告诉我们……’尼娜也说：‘你做得不对。’总而言之，争吵了很久。你知道吗？妈妈，那会儿我明白了，我虽然有理，可是我的做法错了。你应该先和同学们谈谈，解释解释，可能那会儿就无须分出来啦。”
　　　　舒拉凝视着我，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仿佛在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了么？”
　　　　aaa莫斯科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警惕性一天比一天高起来。
　　　　楼房伪装起来了，街上过着整齐的队伍，他们的脸上的表情真是惊人的！他们的嘴唇紧紧地闭着，两眼在皱着的眉下向前坚决地直视着……集中了的坚毅和愤怒的意志，在这些脸上，在这些眼睛里，全表现出来了。
　　　　救护车在街上飞驶着，坦克轰轰地开过去。
　　　　夜晚，街上没有窗户里射出来的灯光，没有路灯，也没有飞闪着的汽车灯光来打破夜间的浓厚的黑暗。在街上只好摸索着，小心地、同时又需要疾速地走。人们也是这样小心地、疾速地由身边走过去，但是他们的面貌却无法辨别。此外就是空袭警报，门前值班。天空，被爆炸撕裂了，被探照灯的光芒划破了，被远处的火光映红了……正是艰难的时期。敌人已接近莫斯科。
　　　　……有一次我和卓娅在大街上走着，忽然见到墙上的一大张招贴画上，有一张严肃的战士的脸在看着我们，仿佛向我们发问。
　　　　画上的两只眼睛，像活的一样注视着我们，好似在严厉地追问着我们；下边印着的字也很震耳，也像活人用严格要求的声音说出来的一样：“你用什么帮助了前方？”
　　　　卓娅扭转了头。
　　　　“我不能坦然地由这张招贴画前边经过。”卓娅怨恨地说。
　　　　“你还是女孩子呀，并且你已经上过劳动战线，这也是为国家、为军队工作呀。”
　　　　“太少。”卓娅固执地回答我。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分钟，以后卓娅忽然用另样的声音愉快地、决然地说：
　　　　“我幸福：无论我决定做什么，全能如意地做成！”
　　　　“你决定什么啦？”我打算这样问，但是没敢。只是我的心慢慢地、痛楚地紧缩了。
　　辞别
　　
　　　　“妈妈，”卓娅说，“决定了：我到护士班学习去。”
　　　　“工厂怎么办？”
　　　　“能放我去，这是为了前方啊。”
　　　　她用两天的时间把一切需要知道的事都打听清楚了。现在她是像每次问题得到解决时那样活泼愉快了。
　　　　我和她暂时还是缝背囊，手套，军帽。空袭的时候她仍然像过去那样在屋顶上放哨。她羡慕着在自己的工厂里已经扑灭了不只一颗燃烧弹的舒拉。
　　　　在卓娅应该到护士班去的前一天，她很早就由家里出去了，直到夜晚还没回来，我和舒拉吃的中饭。这些日子他在夜班工作，现在他一边准备着上班去，一边在给我讲什么，可是我简直听不见他讲话。这时一种不可摆脱的惊恐突然控制了我。
　　　　“妈妈，你没听我说话呀！”舒拉责难地问。
　　　　“对不起，舒拉，这是因为我不了解卓娅到哪里去了。”
　　　　他走了，我检查了窗上的遮光设备之后，就靠近桌子坐下了，没有力量做任何事，只好再等待她。
　　　　卓娅很兴奋，两颊赤红地回来了。她走近我，搂抱了我，直看着我的两眼，说：
　　　　“妈妈，这是很大的秘密：我要到前线上去，到敌人后方去。不要对任何人说，连对舒拉也不要说。你就说我到乡间，到外祖父那里去了。”
　　　　我因为怕哭出来，所以没说话，可是需要回答她。卓娅用灼烁着的、欢喜的、等待着回答的眼睛，看着我的脸。
　　　　“这事你能胜任吗？”我终于说出了，“你不是男子呀。”
　　　　她走近书架，依然注视着我。
　　　　“为什么必得你去？”我勉强地继续说，“如果征你入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卓娅又走近了我，握起我的手：
　　　　“你听我说，妈妈，我相信如果你的身体健康，你一定也像我这样做了。我不能留在这里，不能！”她重复地说。以后她又小声地补充说，“你自己对我说过，人生应该诚实和勇敢，现在敌人已经接近了我们，让我怎办哪？如果他们来到这里，我是不能活下去的。你了解我，我不能不这样做。”
　　　　我打算回答她，可是她又继续直截了当地说下去了：
　　　　“两天以后我走。请你给我找到红军的背囊和我们俩所缝的那种口袋，其余的东西我自己会找到。还要一套衬衣、毛巾、肥皂、牙刷、铅笔和纸。就是这些东西。”
　　　　以后她躺下了，我知道我睡也睡不着，看书也看不下去，只好在桌旁坐着。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看出这个来了。可是怎办呀？她还是女孩子呀……
　　　　向来我和自己的孩子们谈话都没有寻找适当的话的必要，向来我们一下子就彼此了解了。现在我觉得我站在一堵我不能越过的墙壁前边了。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如果活着多么好哪！……
　　　　不，我说什么都是没有用。无论谁，我也不行，父亲活着也不行。谁也拦不住卓娅……
　　　　在那一天，舒拉在做了一整星期夜班之后，第一次在早班工作。他回到家来很疲倦，闷闷不乐，勉强地把饭吃了。
　　　　“卓娅决定到杨树林去了吗？”他问。
　　　　“决定了。”我简短地回答道。
　　　　“嗯，她去好，”舒拉沉思地说，“莫斯科现在不是女孩子们住的地方……”
　　　　他的声音是犹犹豫豫的。
　　　　他稍微停一会又补充说：“你也去怎样？你在那里比较安稳些。”
　　　　我默默地摇摇头。舒拉叹了一口气，忽然离开桌子站起说：
　　　　“你知道哇，我要睡觉了，今天我好像累了。”
　　　　我用报纸遮蔽了灯光。舒拉睁着眼默默地躺着，好像在专心思考什么。以后他向墙转过身去，过一会儿就睡着了。
　　　　###卓娅很晚才回来。
　　　　“我就知道你没睡。”她小声地说。接着她又更小声地补充说：“我明天走。”这时她抚摸着我的手，好像是为了减轻我受的打击的力量。
　　　　她一刻也不迟缓地又检查了一次随身携带的东西，检查完了就把东西规规矩矩地放在旅行袋里了，我默默地帮助她。
　　　　我们尽可能地使每件东西少占地方，往空角里填肥皂，毛线袜子，这样收拾行囊好像是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的……可是，这就是我们相聚的最后的、有数的几分钟啊。我们要离别多久哇？什么样的危险，有时候男子、兵士都难胜任的什么样的困难在等待着卓娅？我没有力量说话，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哭出来，一团辛酸始终堵着我的咽喉。
　　　　“好啦，好像全齐了。”卓娅说。
　　　　以后她挪出了自己的箱子，取出了日记本子，打算也放进口袋里。
　　　　“没有必要。”我勉强说出这句话来。
　　　　“对，你说得对。”
　　　　我还没来得及拦阻她，她就向火炉迈了一步，把本子投到火里了。以后她就在这里坐在很矮的小凳子上，小声地、像婴儿那样地要求我说：
　　　　“和我一起坐一会儿。”
　　　　我挨着她坐下了，我们就像孩子们还小的时候那样看着熊熊的火苗。可是在那时候我总是给他们讲些什么，烤红了脸的卓娅和舒拉就倾听着，现在我却沉默着，我知道现在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卓娅转身看了看睡着的舒拉，以后温柔地握着我的手开始很小声地说：
　　　　“我把经过的情形全告诉你，可是你对谁也不要说，连对舒拉也不要说。我向青年团区委递了愿上前线的申请书，你知道在那里有多少这样的申请书啊？好几千。我去要答复去了，可是他们对我说：‘你到青年团莫斯科市委见市委书记去吧。’我去了。推开门了，他马上就很注意很注意地看着我的脸，以后我们就开始谈话了，他总是看着我的手。最初我的手总是在拧钮扣，以后我把手放在膝上，手再也没动弹，免得让他想我心神不安。他首先问我的简单履历，什么地方人？
　　　　父母是谁？去过什么地方？熟悉什么地区？懂得什么语言？我说：德语。以后又问腿、心脏、神经怎样，以后他又提出了地形学上的问题。他问我什么是方位罗盘，怎样照方位罗盘找方向，怎样按星辰辨别方向，我都回答了。以后又问：‘你会使用步枪吗？’‘会使。’‘射击过目标吗？’‘射击过。’‘会游泳吗？’‘会。’‘由跳板上往水里跳不害怕吗？’‘不害怕。’‘由降落伞的高架上往下跳不害怕吗？’‘不害怕。’‘你有坚强的意志吗？’我回答：‘神经是坚强的。有耐性。’‘那么好吧，’他说，‘战争正在进行，需要人。如果派你上前线怎样？’‘派吧！’‘可是，这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谈话呀……想起问你来了，在空袭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在房顶上坐着。我不怕警报，也不怕空袭，总而言之我什么也不怕。’那会儿他说：
　　　　‘好吧，你到走廊去坐一会儿，我和另一个同志谈谈，以后咱们到图什诺机场去，在那里试验试验由飞机上往下跳。’我到走廊去了。一边走着一边想，我怎样跳哇，恐怕要现丑。以后他又召唤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会儿他就开始吓唬我了（卓娅紧握了我的手）。他又说条件是困难的……又说什么样的事都可能遇到……以后他说：‘你回去考虑考虑吧。过两天再来。’我明白了，由飞机上往下跳的事，他只是为考验我才说的。两天之后我去了，他说：‘我们决定了不取你。’我差一点儿哭出来了，我忽然喊着问：‘怎么就不取我？因为什么不取我？’那会儿他微笑了，他说：‘坐下。你到敌人后方去。’这会儿我明白了，这也是试验。你知道哇，我相信：‘如果他看见了我无意地轻松地喘一口气，或是别的这一类的动作，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取我了……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第一次考试就算及格了……”
　　　　卓娅缄默了。火炉里的木柴热闹地爆响着，温暖的火光在卓娅脸上颤动着，屋里再没有另外的光。我们又这样看着火坐了很久。
　　　　“可惜谢尔杰舅舅不在莫斯科。”卓娅沉思地说，“他在这样困难的时候能帮助你，起码能给你出些主意……”
　　　　后来卓娅关闭了炉门，给自己铺了被子就躺下了，过了一会我也躺下了。我在想什么时候卓娅才能再在家里，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她现在睡着了吗？我悄悄地走近了她，她马上动弹了。
　　　　“你为什么不睡呀？”她问，由声音里我听出了她在微笑。
　　　　“我起来看看表，免得睡过了。”我回答说，“你睡吧，睡吧。”
　　　　我又躺下了，可是睡不着。我想再走近她，问她：可能她变更主意了？也许我们全在一起撤退到后方去，人们已经对我们这样建议过许多次了。我心中烦闷得难受，想喘一口气也喘不上来……这是最后的一夜，这是我还能留住她的最后几分钟，以后就晚了。……
　　　　我又起来了。在黎明前的朦胧的微光下我看了看睡着的卓娅，看看她的安静的脸，闭紧了的顽强的嘴唇。我最后一次地了解了：不行，她不会改变主意的。
　　　　……舒拉很早就往工厂去了。
　　　　“再见，舒拉。”卓娅在他已经穿好大衣戴好帽子的时候说。
　　　　他握了她的手。
　　　　“搂搂姥爷。”他说，“也搂搂姥姥。祝你一路平安！你知道哇，缺了你，我们一定寂寞。可是高兴：你在杨树林是要比较安全的。”
　　　　卓娅微笑了，搂抱了弟弟。
　　　　以后我俩吃了茶点，她就开始穿衣裳了。我把自己织的绿色黑边的毛线手套和自己的毛衣给她了。
　　　　“不，不，我不要！冬天你没有这御寒的东西怎么过呀？”
　　　　卓娅抗议地说。
　　　　“拿着吧。”我小声地说。
　　　　卓娅看看我，以后她就不抗议了。
　　　　我们一起走出去了。那天早晨是阴霾的，寒风刺脸地吹着。
　　　　“来，我拿着你的口袋。”我说。
　　　　卓娅站住了：
　　　　“为什么你这样？你看看我……你流泪啦？不要流着泪送我，你再看看我。”
　　　　我看了看她：卓娅的脸是幸福的，欢喜的。
　　　　我也用勉强的微笑回答了她。
　　　　“对，这样好。不要哭……”
　　　　她紧紧地搂抱了我，吻了我，就跃上了开动了的电车。
　　日记本子
　　
　　　　在家里，每一件东西都保持着不久以前卓娅接触过的温暖。书架上的书，她怎么摆好了，现在仍然那样摆着。柜里的衬衣，桌上的一叠本子全是她亲手安放的。为过冬仔细地封好了的窗户，插在细长的玻璃杯里、带着枯干了的秋叶的树枝全都记忆着她，也全都令人回忆她。
　　　　大约１０天之后，寄来一张明信片，一共几行字：
　　　　“亲爱的妈妈！我活着，健康，精神很好。你怎样啊？吻你，搂抱你。你的卓娅。”
　　　　舒拉把这张明信片拿在手中很久，反复地读它，并仔细地看战地邮局的号码，好像他想把它牢牢地记住似的。
　　　　“妈妈？！”他仅仅叫了一声，可是这声音包含了一切：诧异，责难，因为我们没把真情告诉他而对我们恼恨。
　　　　自尊心和执拗的个性使得他不肯向我询问什么。卓娅没和他倾心地谈，对他一句话也没讲，使他非常诧异和痛心。
　　　　“可是你在７月走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没对卓娅说呀。那会儿你没有权利说，她也是一样啊。”
　　　　他用向来我没听见他说过的话（我也没想到他能这样说）回答了我：
　　　　“我和卓娅俩是一个人。”他沉默一会儿，又更有力量地补充说：“我应该和她一起走！”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再谈什么。
　　　　……“干什么心也不安。”这时候我才真正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我每天坐着缝军衣缝到深夜，同时总是想，总是想：
　　　　“你现在在哪里？你怎样啊？你想念我们吗？……”
　　　　有一次我利用几分钟空闲时间开始整理桌子的抽屉，我打算腾出些地方安置卓娅的本子，免得往它们上边落尘土。
　　　　首先我碰到的是卓娅的笔迹写得密密的几页纸。我读了：
　　　　这是她以“伊里亚·木罗米次”为题的作文的几页草稿。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俄罗斯的土地是辽阔无边的，３个勇士保卫着它的安宁。当中骑在骏马上的是伊里亚·木罗米次，他手持长矛准备着刺杀敌人。左右是他的忠实朋友：两眼神智的阿辽沙·波波维奇和美貌的多布雷尼亚。”
　　　　我回想起来了，卓娅曾怎样读关于伊里亚的民歌，怎样把瓦斯聂错夫的名画的复制品拿回家来，怎样注意地审视它。
　　　　她的文章是由描写这张画开始的。
　　　　在另一页上写着：“人民都爱护他，在他受伤时候怜惜他，称他为‘伊连喀’和‘伊留申喀’‘伊连喀的腿伤了。’在凶恶的‘掠夺者’打败了他的时候，俄罗斯土地自己给他灌注力量：‘在疗养中，伊里亚的力量增加了３倍。’”
　　　　背面是：
　　　　“百年之后人民的希望实现了：我们的土地已经有了自己的、光荣的、来自人民的保卫者——红军。无怪乎在歌里唱着：‘我们生来是要把童话变为事实。’我们把奇妙的童话变为事实，人民也像当年歌唱伊里亚·木罗米次那样，怀着衷心的热爱歌唱自己的英雄。”
　　　　我小心地把这些纸片夹在卓娅的一个本子里，那时我又看见在这本子里写的就是关于伊里亚·木罗米次的作文，但是已经修改并誊写清楚了。后边是教员蔚拉·谢尔杰夫娜的笔迹，清楚地写着：“很好。”
　　　　以后我往抽屉里放置一叠本子的时候，在一个角落里触到了什么东西，伸进手去，拿出一个小日记本子来，我把它打开了。
　　　　在前几页上写着作家的姓名和作品的名称，对着很多作品名称标着十字：这是读过了的记号。这里有茹柯夫斯基，卡拉木金，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狄更斯，拜伦，莫里哀，莎士比亚等……以后的几页是用铅笔写的，已经模糊不清了。再往后是卓娅用钢笔写的小字：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
　　　　（契柯夫）
　　　　“做一个共产党员——这就是大胆，思考，愿望，果敢。”
　　　　（马雅柯夫斯基）
　　　　以后的一页上是用铅笔草草写的：“在《奥赛罗》里边，是人为了真理的最高理想，德行的纯洁和精神的真诚的斗争。
　　　　《奥赛罗》的主题，是人的真正的、伟大的感情的胜利！”
　　　　还有：“莎士比亚作品的主角的失败，一向是有高尚的道德原理的胜利伴随着的。”
　　　　我翻阅这微微被揉摩了的小本子，似乎感觉我听到了卓娅的声音，看见了她的敏锐的、严肃的眼睛和羞涩的微笑。
　　　　这是《安娜·卡列尼娜》里边关于谢辽日的一段：“他只９岁，他还是婴儿；但是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心，他很珍爱它，他像保护眼睛一样地保护它，如果没有爱的钥匙，他不放任何人侵入他的心里。”
　　　　我读完了这几句话，我觉得这就是指着卓娅说的，卓娅仿佛始终由每一行字里注视着我。
　　　　“马雅柯夫斯基是有血性、坦白和率直的人。马雅柯夫斯基在诗里创造了新的生活。他是公民诗人，是诗人演说家。”
　　　　萨勤：“在劳动是快乐的时候，生活是美好的！在劳动是不得已的时候，生活是奴隶！”
　　　　“……什么是真理？人，这就是真理！”
　　　　“……虚伪，是奴隶和主人的宗教……真理是自由人的上帝……人，这是美丽的！这个字读起来是可骄傲的！应该尊重人！不要怜惜，不要用怜惜降低了他，应该尊重他！我一向憎恶过于为自己的温饱打算的人。要紧的不是这个！人是高出这个的！人是高于温饱的！”（高尔基：《底层》）
　　　　新的几页，上边是新记的：
　　　　“塞万提斯。‘奇妙的空想家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是意志，是自我牺牲，是智慧。”
　　　　“书可能是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幸福和强大的路上，创造出来的奇迹中最复杂最伟大的奇迹。”（高尔基）
　　　　“初读好书，如获倾心良友。重温如再会老友。终读如辞别良友，不知能否再会。”（中国哲言——意译）
　　　　“行路人是能克服路途的艰难的。”
　　　　“在个性、举止、风度和在一切一切上，最好的是朴实。”
　　　　（朗斐洛）
　　　　这时我又像读卓娅的日记那天一样，我感觉似乎我在手里拿着一颗活的心，一颗渴望着爱和信仰的心。
　　　　我反复地翻阅这小本子，考虑每一行的意味，这时候我仿佛觉得卓娅就站在我身边，我们又在一起了。
　　　　剩下最后的几页了。记着：１９４１年１０月。
　　　　“莫斯科市委书记，谦逊、朴实的人。
　　　　他讲话简短清楚。他的电话：ＫＯ—２７—００分机１—１４。”
　　　　以后是由《浮士德》里边录下的句子，和整个赞颂艾弗里昂的合唱歌词：
　　　　“这一瞬间我的口号是：
　　　　决战，胜利的吼声。
　　　　…………
　　　　让我展开翅膀飞往那里！
　　　　飞往战斗的火场，飞向战斗！”
　　　　“我爱俄罗斯直到心痛，我不能设想我会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在最后一页，忽然像对心的打击一样——《哈姆莱特》里边的话：
　　　　“永别了，永别了，记忆着我吧！”
　　“丹娘”
　　
　　　　我写这本书也愉快，也痛苦。我回忆起往事来，就觉得好像重新又摇着幼小的卓娅的摇篮，重新怀抱着３岁的舒拉，重新看见我的孩子们，看见他俩在一起，活活泼泼，充满了希望。
　　　　剩余下的需要叙述的事情愈少，我就愈痛苦，接近了的不可避免的结局愈显然，我就愈难找到需要的话……
　　　　卓娅去后的每一天，连最琐碎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她走后我和舒拉两人的生活就完全变为期待了。在过去，舒拉回到家里看不见姐姐的时候，他向来问：“卓娅在哪里？”
　　　　现在他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信吗？”以后他就不把这句问话说出来了，但是我在他的眼神里永远可以看见这句问话。
　　　　有一次他很兴奋、很高兴地跑进屋来，并且紧紧地搂抱了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有信吗？”我马上猜中了。
　　　　“岂只有，看看是什么样的信呀！”舒拉喊着说，“你听：
　　　　‘亲爱的妈妈！你现在好么，精神好么，没害病吗？妈妈，如有可能，就是给我写几行也好哇。我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一定来家里看看。你的卓娅。’”
　　　　“哪一天写的呀。”我问。
　　　　“１１月１７日。这就是说，我们等着卓娅回来吧！”
　　　　我们又开始等待了，不过现在不像那样担心了，而是抱着愉快的希望等待着。我们时刻地等待着，昼夜地等待着，始终在准备一听见推开门的声音就跑去迎接她，我们时时刻刻地准备成为幸福的人。
　　　　可是１１月过去了，１２月过去了，已经要到１月底了……
　　　　再也没有过信或是别的消息。
　　　　我和舒拉俩都有工作。一切家务事都由他担当起来了，我看出来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娅。如果他先回到家来，他就为我温上汤菜。我看见过他在夜间起来给我加被，因为那时候木柴得来已经困难，我们尽可能地节省燃料。
　　　　有一次——这是在１月底——我很晚才往家走。通常都是这样，我每逢很疲倦了，就仅仅无意地听到一些路人谈话的片断。那一晚在街上处处听人们说：
　　　　“今天您读《真理报》了吗？”
　　　　“您读了里多夫的那篇文章吗？”
　　　　在电车上有一位脸色憔悴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对自己的同伴说：
　　　　“多么动人的一篇通讯啊！多么好的姑娘啊！……”
　　　　我了解了今天的报上一定登着什么不平常的东西。
　　　　“舒拉，”我回到家里说，“今天你读了《真理报》吗？据说在那上边有一篇很使人注意的通讯。”
　　　　“读了，”舒拉眼不看我，简单地回答道。
　　　　“关于什么事呀？”
　　　　“关于一个青年女游击队员丹娘，德国人把她绞死了。”
　　　　屋里很凉，我们已经习惯这样了。但是这会儿我觉着我的内脏全凉了，全紧缩了。我想：“这不知是谁家的女孩子，家里也一定等待着她，一定也替她担心呢……”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无线电广播，先是一些关于战争的报告和劳动战线上的消息。忽然广播员说：
　　　　“现在我报告登在今天（１月２７日）的《真理报》上的里多夫的一篇通讯。”
　　　　于是悲伤愤慨的声音就开始述说，在１２月上旬在彼得里斜沃村德国人怎样杀害了女游击队员，青年团员丹娘。
　　　　舒拉忽然说：“妈妈，我把它关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觉着奇怪：舒拉向来睡得很酣，大声说话和无线电声音全不妨碍他睡觉。我本来很想听到完，但是我终于把扩音器关了，对他说：“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团区委去了：可能那里知道关于卓娅的什么消息。
　　　　“任务是秘密的，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信。”区委书记对我说。
　　　　又过了几天难熬的日子，在２月７日（这个日子我永远忘不了），我回到家来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妈妈，青年团区委请你到那里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娅托谁带来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飞似地跑往区委去了。那一晚很黑，刮着风，电车没开驶，我差不多跑着，常常滑跌，起来仍继续跑，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一点儿关于惨事的思想。我没预料到有什么坏消息，只是想知道：几时我能看见卓娅？她能快回来吗？
　　　　到区委以后，他们对我说：“你们走岔啦。您回家去吧，莫斯科团市委的人到您家里去了。”
　　　　“快，快知道卓娅在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家去了。
　　　　我推开门就楞在门坎上了。有两个人离开桌子起身迎我来了：齐米列捷夫区文教局局长和另一个不相识的、脸上表情严肃并且微微紧张的青年人。由他嘴里冒着蒸气：屋里冷，谁也没脱大衣。
　　　　舒拉靠窗站着。我看了看他的脸，我们的视线遇着了，我就忽然了解了……他扑向我来了，并且还碰倒了什么东西，可是我好像腿被钉在地板上，丝毫不能动了。
　　　　这时我就听见有人说：“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您读了《真理报》上关于丹娘的那篇通讯了吗？那是您的卓娅……日内我们到彼得里斜沃去。”
　　　　我颓然倒在有人送过来的椅子上了。我没有泪，也没有呼吸。我只希望快快地剩下我一个人，在脑子里总是这一句话：“她牺牲了……她牺牲了……”
　　　　舒拉把我安置在床上，并在床边坐了一整夜。他没有哭。
　　　　他的眼睛没有泪，只是向前凝视着，双手紧握着我的手。
　　　　“舒拉……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好容易我才说出来。
　　　　一向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舒拉，这时候就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
　　　　“我早已知道……我全知道，”他呜咽地重复说，“那时候《真理报》上有照片啊！脖子上带着绳子……虽然是另外的名字……可是我了解是她……我知道这是她……我不愿意对你说。我想，我可能错认了……我就想是我错认了。我不愿意相信。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给我看看。”我说。
　　　　“不！”他呜咽地回答说。
　　　　“舒拉，”我说，“还有很多事摆在我前边哪，我还要看见她哪。我要求你……”
　　　　舒拉由上衣的里袋里掏出了自己的日记本子：在洁白的一页上粘着由报纸上剪下的四方的一块。这时候我看见了她的骨肉相连的、亲爱的、受尽折磨的、不动的脸。
　　　　舒拉还对我说了些什么话，可是我没听见，忽然我耳朵里听见了他的一句话：
　　　　“你知道她为什么说她叫丹娘么？你还记得丹娘·索罗玛哈吗？”
　　　　那时候我就回想起来了，并且马上了解了一切。是，毫无疑义，这是她回忆着很久以前牺牲了的姑娘，才报了自己的名字是丹娘……
　　在彼得里斜沃
　　
　　　　几天以后我往彼得里斜沃去了。现在我记不清楚是怎样去的，我只记得柏油公路达不到彼得里斜沃，汽车走了差不多１５公里土道，都是拖过去的。我们来到彼得里斜沃几乎全冻僵了。人们把我带进一所农舍里，可是我究竟没能暖和过来！内心里冷。尔后我们到卓娅的墓地去了。孩子已经被掘出来了，我马上就看见了她……
　　　　她在地下躺着，两手直垂着，头向后扬着，颈上带着绳子。她脸上的表情是完全镇静的，脸完全被打伤了，在一边面颊上有打伤的黑痕。全身被刺刀刺烂了，胸脯上有凝结了的血。
　　　　我在她身边跪下看着她……我掀开了她光滑的额上的一绺头发，这被伤毁了的脸上的镇静又一次使我惊讶。我不能放掉她，我不能使我的眼睛不看她。
　　　　忽然一位穿着红军战士大衣的姑娘走到我身边，她温柔地、但是坚决地搀着我胳膊把我扶起来了。
　　　　“咱们到屋里去吧。”她说。
　　　　“不去。”
　　　　“去吧，我曾和卓娅在一个游击队里，我告诉您……”
　　　　她领我进入一所农舍，挨着我坐下，就开始述说。我勉强地，像穿过云雾似地模糊地听着她。有些事我已经由报纸上知道了。她对我述说：有一组青年团员（游击队员）怎样越过了战线，他们在德国人占领地区的林子里住了两个星期。
　　　　他们在夜里出来执行队长交给的任务，白天他们在雪里睡觉，烤火。他们携带了５天的口粮，可是分用了两星期，卓娅曾和同志们分食最后的一块干粮，最后的一口水……
　　　　这位姑娘的名字是克拉娃，她一边说，一边哭。
　　　　……以后到了他们返回根据地的时候了，可是卓娅总是说做得太少，她请求队长许可她潜入彼得里斜沃村里去。
　　　　她放火烧了德国人占据着的农舍和部队的马厩。过了一天，她接近了在村子边缘的另一马厩，在那里有２００多匹马。
　　　　她由背囊里取出了盛着汽油的瓶子，把汽油洒在目的物上，弯下腰去正要划火柴，这会儿一个卫兵由后边抓着她了。她把他推开，掏出了手枪，但是没来得及放响，德国人打落了她手里的武器并发出了警号……
　　　　克拉娃沉默了。那会儿农舍的女主人，看着炉中的火，忽然说：
　　　　“我能告诉你们以后的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也听了她的述说。但在这里还是让我们读彼得·里多夫的通讯好啦。他第一个写了关于卓娅的报道，他首先来到彼得里斜沃村，他追寻着新鲜的踪迹，了解了和问明了德寇曾怎样用酷刑摧残她以及她是怎样牺牲的……
　　经过情形
　　
　　　　……他们把卓娅带进来了，对她指示了板铺，她坐下了。
　　　　在她对面，在桌子上放着电话机、打字机、收音机和摊着司令部的文书。
　　　　军官们渐渐地聚拢来，他们命令房主人（沃罗宁）退出室外。老太太踟躇不去，一个军官就对她叱责：“老婆子，滚！”
　　　　并且捣了她的背。
　　　　德寇一九七师三三二步兵团团长留得列尔中校曾亲自审讯卓娅。
　　　　沃罗宁坐在厨房里究竟还能听见屋里的事，一个军官发问，卓娅（她就是在这会儿报的丹娘的名字）不迟疑地、大声地、不谦逊地回答。
　　　　“你是谁？”中校问。
　　　　“我不告诉你。”
　　　　“是你放火烧了马厩吗？”
　　　　“是我。”
　　　　“你的目的？”
　　　　“消灭你们。”
　　　　沉默。
　　　　“你在什么时候通过了战线？”
　　　　“在星期五。”
　　　　“你来得很快呀。”
　　　　“那么还楞着是怎么着？”
　　　　又曾问谁派卓娅来，她的同伴是谁，他们曾要求她交出自己的同伴来。隔着门传来的回答是：“没有”，“我不知道”，“我不告诉你”，“不说”。以后在空中有皮带的哨音和鞭打在身上的声音。几分钟以后，一个青年小军官由屋里跑到厨房，两手抱着头，闭着眼，堵着耳朵，直坐到刑讯终了，连法西斯的神经都受不住了……
　　　　四个体壮的男子解下皮带打卓娅。据房主人计算，他们打了２００下，可是始终没发出任何呼疼的声音，以后她仍是回答“不”，“不说”。只是她的声音比以前低了……
　　　　留得列尔刑讯卓娅的时候，一个叫卡尔·鲍尔连的士官（以后被俘了）曾在场。他在自己的口供里曾写道：
　　　　“你们人民的小女英雄始终是坚毅的，她不懂什么是背叛……她冻得发青了，伤口流着血，可是她什么也没说。”
　　　　卓娅在沃罗宁家里过了两小时，审讯后他们把她带到了瓦西里·库里克的农舍里。卫兵押解着她，她仍然是被剥去了衣裳，赤足在雪地上走。
　　　　她被带进库里克的农舍的时候，在她的额上有大块紫黑色伤痕，在她的臂上和腿上全是伤痕。她气喘不息，头发蓬乱，在汗珠遮盖着的高额上粘着一绺一绺的黑发。姑娘的两手在背后绑着，咬破了的嘴唇肿了。一定是她在受刑的时候自己把嘴唇咬破了。
　　　　她坐在凳子上，德国卫兵守门站着，她安静不动地坐着，以后她要求喝水。瓦西里·库里克走近了水桶，但是卫兵抢到前头去，他拿起桌上的煤油灯送到卓娅嘴边。他想用这个说明应该用煤油灌她，而不是用水。
　　　　库里克开始为姑娘求情，卫兵最初一点也不通融，后来才让步了，许可给卓娅水喝，她贪婪地喝了两大杯水。
　　　　一群驻在这屋里的德国兵包围了姑娘，肆意地取笑她，有的用拳头触她，有的用燃着的火柴烧她的下颚，还有一个兵用锯刺她的背。
　　　　兵士们取笑够，就睡觉去了。那时候卫兵端着步枪对准卓娅，命令她站起来走到室外去。卫兵在卓娅身后跟随着，他的刺刀差不多就触着了卓娅的背。后来他喊了一声“向后转！”
　　　　他又往回去的方向带着卓娅走，仅仅穿着衬衣的卓娅，赤着脚在雪里来回地走着，直到那个刽子手自己冻得再也挺不下去，需要回到温暖的屋里的时候，才回屋里去了。
　　　　这个卫兵由下午１０点钟看着卓娅直到下半夜２点钟，每隔一小时他就带卓娅到外边冻１５到２０分钟……
　　　　新卫兵接岗了。他许可了不幸者躺在凳子上。
　　　　库里克的妻子偷了个空和卓娅谈话。
　　　　“你是谁家的呀？”她问。
　　　　“您问这个干什么呀？”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我是莫斯科人。”
　　　　“有父母吗？”
　　　　姑娘没回答。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到早晨，她再也没说什么话，并且虽然脚已经冻坏了，一定很疼，可是她并没呻吟。
　　　　清晨德国兵们开始装置绞架。
　　　　库里克的妻子又开始和卓娅谈话：
　　　　“前天是你吗？”
　　　　“是我。德寇烧死了吗？”
　　　　“没有。”
　　　　“可惜。焚烧了什么呀？”
　　　　“他们的马烧死了，听说，兵器也烧毁了……”
　　　　上午１０点钟军官们来了，其中的一个又问卓娅：
　　　　“你告诉我，你是谁？”
　　　　卓娅没回答。
　　　　“你告诉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卓娅回答说。
　　　　以下的审讯，房主人没听见：他们被由屋里推出来了，在审讯完了的时候才放他们回去。
　　　　德国兵们把卓娅的物件拿来了：一件短袄、裤子、袜子，她的背囊也在这里，里边放着火柴和盐。帽子、皮上衣、毛绒上衣和皮靴全没有了。士官们已经把这些东西分赃了，手套落在军官厨房里的红发厨子手里了。
　　　　他们给卓娅穿上了衣裳，房主人帮助卓娅往发黑了的腿上套上袜子。他们把没收来的她的汽油瓶子和一块写着“纵火犯”的木牌挂在她的胸前，就把她带到立着绞架的广场去了。
　　　　刑场上由１０几名亮着刀的骑兵、１００多步兵和几个军官包围着。
　　　　地方居民奉命在这里集合看行刑，但是到场的人很少，也有的到场站一会儿就溜回家去了，以免亲眼看这惨不忍睹的事件。
　　　　在由绞架上放下来的绳套下边，叠着两只木箱。他们把姑娘抱起放在木箱上，把绳套套在她的颈上。一个军官拿着他的“柯达”照像机开始朝着绞架对光，警卫司令向刽子手打了一个等待一会儿的手势。
　　　　卓娅利用这个机会向着集体农场男女农民大声清脆地喊道：
　　　　“唉，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愁苦地看着哇？你们壮起胆子来，奋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烧他们，用毒药毒他们吧！”
　　　　旁边站着的德国人挥动了手，不知是要打她，还是要堵她的嘴，可是她挡开他的手继续说：
　　　　“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
　　　　摄影师由远处和近处都对绞架拍照，现在他又在对光，打算由侧面拍照。刽子手们急躁地望着警卫司令，警卫司令就对摄影师喊了一声：
　　　　“快，快！”
　　　　那时卓娅就转身对着警卫司令和德国兵士兵们大声喊道：
　　　　“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２万万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全绞死，有人替我报仇。士兵们！趁着还不晚，快投降吧：胜利迟早是我们的！”
　　　　刽子手扯紧了绳子，绳套勒紧卓娅的咽喉。卓娅双手挣松了绳套，用足尖挺身站着，用全力喊道：
　　　　“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斯大林一定来到！……”
　　　　刽子手用他的钉着马掌的皮鞋踹着木箱，木箱在踏实了的、滑溜的雪上嘎嘎响着，上边的木箱咚地一声落在地下了。
　　　　人群闪开了。有人惊绝地吼叫一声，马上又沉寂了，由林边立刻传出一个回声来……
　　克拉娃的述说
　　
　　　　“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
　　　　我叫克拉娃，我曾和您的卓娅在一个游击队里。我了解我和您在彼得里斜沃相遇的时候，您很难注意听我的述说。可是我也知道，另一方面您很需要知道卓娅离开您以后所过的每一分钟，这对于您是很宝贵的。读可能比听容易些。所以我尽可能地在这封信里把我所知道和记得的告诉您。
　　　　在１０月中旬，我曾和其他青年团员们一起，在青年团莫斯科市委的走廊里等待着市委书记接见我的那一分钟。我曾和其他的人们一样，希望派我到敌人的后方去。在大堆的人群中，我注意了一位肤色微黑灰色眼珠的姑娘。她穿着咖啡色的、镶着皮领和皮下摆的大衣。她没和任何人谈话，显见她不认识周围的任何人。由书记办公室走出的时候她的两眼是发光的、喜悦的，她对站在门口的人们微笑着走出去了。我曾羡慕地看着她的背影：很明显，她被认为是合格了。
　　　　后来我也被接受了。１０月３１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我来到了‘柯里杰’电影院，很大一批莫斯科的青年团员应该由这里被分发到部队里去，落着小雨，又冷又潮湿。
　　　　在‘柯里杰’电影院的入口处，我又看见了那灰色眼睛的姑娘。‘您上电影院吗？’我问她。‘是’，她只是两眼微笑地回答说。又接连不断地来了些男女青年。‘你们上电影院吗？’我们问由眼前走过的人们，大家都回答：‘是。’可是在电影院开始售票的时候，谁也不买票，我们彼此看了看，大家就全笑了。那时候我就走近灰色眼睛的姑娘问她：“您叫什么名字呀？’她回答说：‘卓娅。’以后卓娅和另外一位姑娘卡佳，拿来了杏仁分给大家。
　　　　‘免得看电影寂寞。’卓娅微笑着说。不久之后我们就都彼此认识了。以后汽车开来了，我们登上汽车，通过莫斯科驶向莫札伊斯克公路去了。我们一路上不断地唱着歌：
　　　　命令下来了：他往西，她往另一方向，青年团员们奔向革命战场……
　　　　我们走过了莫斯科最后的楼房，上了莫札伊斯克公路。在那里妇女们和半大的孩子们正在修筑防御工事。我们一定全一样地想了：谁也攻不陷我们的莫斯科。你看，所有的莫斯科人，无论老小，都决心要坚守它和保卫它呀！
　　　　在将近下午６点钟时候，我们来到了自己的部队。它驻在孔采夫后边，晚饭后马上就开始了学习。我们研究了自卫武器：七星手枪，毛瑟手枪，巴拉别留姆连发手枪：拆开了，安装上，互相检查，卓娅很快就熟悉了给我们讲解的事，她对我说：‘我兄弟到这里来才好哪，他的手很灵巧，无论什么样的机件，他都能眨眼间拆散了又安装起来，并且不需要说明。’我们房间里大约有１０个女孩子。我们彼此连名字也还没记清楚，可是在选举班长的时候，马上有几个人的声音同时喊出了：‘卓娅。’那时我就明白了：她不仅合我一人的心。
　　　　第二天早晨６点钟我们被唤起来了。在７点钟就应该开始学习了。卓娅走到我的床前玩笑地说：‘快起来吧，不然我给你来一个冷水淋浴！’她对另外一个稍微迟缓了的女孩子说：‘你这是什么兵啊？既然发出起床号令了，就应该马上跳起来！’在吃饭的时候她也总是催促我们，那时就有一个人对她说：‘为什么你老是发号施令啊？’当时我想：她一定用很激烈的话回答她。可是卓娅只是注视着那个女孩子的眼睛说：
　　　　‘是你们自己选出我的呀。既然选出了我，就服从我吧。’以后我听到过多少次人们评论卓娅说：‘她什么时候也不骂人，可是她只要一看，那就……’我们学习并不是在教室里，坐在凳子上，上课全是在林子里。我们学习了凭着指南针找目的地、辨别方向和练习射击，我们也曾拿着盛有炸药的箱子学习爆破工作，我们的教员称这工作为‘拔树’。那些日子我们总是接连不断地学习，差不多完全不休息。
　　　　后来，临到了一天，斯普罗基斯少校把我们都个别地叫到他那里去，重新问我们：‘你不害怕吗？你不会胆怯吗？还有机会退出去和推辞掉。但是，这是最后的机会，以后可就晚了。’卓娅是在最前头进入他的办公室的，她差不多一眨眼工夫就出来了。这就是说，她回答得干脆和坚决。
　　　　以后就发给我们自卫武器，并把我们分成小组。
　　　　１１月４日我们来到了沃洛柯拉木斯克附近，我们应该在那里越过战线，潜入敌人后方，我们的任务是把地雷埋在沃洛柯拉木斯克公路上。向沃洛柯拉木斯克进发的是两个小组——我们的小组和康斯坦丁的小组。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了。在康斯坦丁的小组里有两个女孩子，淑拉和叶娘。临别的时候她们说：‘女孩子们，我们一定要像英雄一样地执行任务，如果死了，那么也做个英雄。’当时卓娅回答说：‘不这样怎样呀？’我们在深夜里，悄悄地，一枪没放就通过了战线。以后派了我和卓娅去前边侦察，我们欢喜地出发了，我们希望很快地干工作。可是我们刚走了几步，不知道由什么地方忽然来了两辆机器脚踏车，擦着我们飞快地驶过去了。在这时候我们想起了：不可以忘掉小心。我们马上就约定了：绝对不被活捉了去。以后我们就爬上去了，地面上的落叶瑟瑟响着，每一点点动静全像是很大的声音。但是卓娅究竟还是爬得很快，差不多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很轻巧，好像完全不吃力似的。
　　　　我俩顺着公路爬行约３公里，以后我们又返回林子前边报告我们的人：路上无阻碍。男孩子们就一对一对地散开埋地雷去了——公路上的地雷永远要两个一起安埋。我们——
　　　　４个女孩子——警卫着他们。男孩子们还没搞完工作，我们就听见了远处汽车的隆隆声音，最初声音很微，渐渐大了，近了。我们警告了男孩子们，接着我们就全在一起弯着腰跑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刚刚喘息了一会儿，爆炸声音就传来了。马上发出了亮光，以后就那样地寂静，好像周围的一切都死尽了，连林子的风声也停止了。以后又有第二次爆炸声，第三次爆炸声，枪声，喊叫声……
　　　　我们进入林子的深处去了。在天完全亮了的时候，我们就宣布休息了，并且互相道贺，因为那天是１１月７日。
　　　　在中午我和卓娅来到了通行汽车的大道，把铁蒺藜抛散在道上了。它们是会刺破汽车的胶皮带的。当时我注意了一桩事，以后我更逐渐地确信这个了，这就是：和卓娅在一起不害怕。一切事她都做得很准确，很镇静，并且有信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同志们都高兴和她在一起出去侦察。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家’里（部队里）了。我们报告了执行任务的经过，又在澡堂里洗了澡。我记得，在这些事完了之后，我和卓娅俩第一次开始谈自身的问题。我们坐在床上。卓娅双手抱着两膝。她的头发剪得很短，沐浴后脸也发红了，这时在我看来卓娅完全像一个小女孩子。她忽然问我：
　　　　‘我问你，你在参加部队以前干什么啦！’‘当教员啦。’那么说我应该称你做“您”了，并且呼名字和父名啊！’卓娅说。
　　　　我应该告诉你，卓娅和所有的女孩子们谈话全用‘你’字，和男孩子们谈话则用‘您’字。他们也全称她为‘您’。可是这次她说得那样好玩，使得我不由得就笑了：一下子就觉出来，卓娅在实际上也还是小女孩子，她刚刚１８岁，她是离开学校的板凳直接到这里来的。
　　　　我就问她：‘你怎么想起称呼“您”，称呼名字和父名来啦！我不过比你大３岁呀。’卓娅沉思了一会儿就说：
　　　　‘你是青年团员吗？’‘是。’‘那么，我就用“你”字啦。你有父母吗？’‘有。还有姐姐。’她就说：‘我有妈妈和一个弟弟，我１０岁的时候父亲死了，妈妈自己把我们养大了。将来我们完成任务回去，我把全组带到莫斯科去，带到妈妈那里去。你看看她好不好。妈妈也一定很喜欢你们大家。我习惯和你们在一起了，我一定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战争终了。’我们头一次这样倾心地谈话。第二天我们接到了新的任务，小组里的人也更动了，但是女孩子们仍然是旧有的：卓娅，丽达·布雷基娜，蔚拉·沃罗施娜和我，我们全成为朋友了。我们的新队长的名字是鲍里斯，他是很有修养和很镇静的，稍微严厉一点，但是向来不骂人，也不允许别人骂人。
　　　　卓娅常爱重复他的话：
　　　　‘骂人，自己不能更聪明，也不能使别人更聪明。’我们周身带着盛满汽油的瓶子和手榴弹向敌人后方进发了。这一次我们是战斗着闯过去的，但是谁也没有伤亡。第二天我们领受了真正的战斗洗礼，交叉火力由三方面压制了我们。
　　　　蔚拉喊道：‘兄弟们，卧倒！’我们卧倒了，紧贴着地。在枪声沉寂的时候，我们往前爬出去大约８００米，那时候发现缺少了３个同志。
　　　　‘请许可我回去看看有没有受伤的。’卓娅对队长说。
　　　　‘您带谁去？’鲍里斯问。
　　　　‘一个人去。’‘等一会儿，先让德国人安静安静。’‘不，那时候就晚了’。
　　　　‘好，去吧。’卓娅匍匐地爬去了。我们左等右等，她总是不回来。过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我渐渐地确信卓娅牺牲了。
　　　　不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她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不回来。但是在破晓时候她回来了。她身上带满了武器，双手染满了血，由于疲倦脸也变成苍白的了。
　　　　３个同志牺牲了。卓娅爬近了每一个同志，取了他们的武器。由蔚拉的衣袋里取出了她母亲的照片和写着诗的小日记本子，由柯利亚身上取出了书信。
　　　　我们在林子深处用细干枝点起了第一次的营火，因为它不冒烟。火是很小的一堆，差不多可以盛在一个盘子里。我们不敢点起更大的火。我们只烤烤手和温温罐头。这一冬季开始以来还没下过雪，没有地方能取得水，我们渴得非常难受。
　　　　我被派出去作初步侦察。我刚伏在矮矮的松树丛里，就来了几个希特勒匪徒。他们紧挨着我停下了，他们说，笑。大约一小时过去了，我的脚完全冻木了，嘴唇也干了。好不容易耐到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毫无收获地返回原地了。卓娅迎接了我。她什么也没问我，只是用自己的围巾缠了我的脖子并把我安置在靠火近的地方。以后她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回来的时候手拿着杯子说：
　　　　‘我给你留下了一点冰棍儿，现在化了一点儿水，你喝吧。’‘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我说。
　　　　‘你喝吧，喝吧。’卓娅说。
　　　　以后我们的队伍又向前进发了。我和卓娅担任侦察，走在１００米前头，其他的人们在后边，彼此距离约一米半，鱼贯而行。忽然卓娅停下了，并且举起一只手，发出全组停止前进的信号，原来是在卓娅前边在地下倒着一个牺牲了的红军战士。我们检查了他，他的两腿和鬓角都被子弹穿透了。我们在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件申请书：‘坦克驱逐营中尉罗基昂诺夫具。请追认我为共产党员。’卓娅把这张纸折起来放在自己的棉制服的口袋里了。她的脸很严峻，两眉皱紧，在那会儿我感到她完全不像小姑娘，而是像一个战士，她对敌人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
　　　　我们向彼得里斜沃进发了，那里有大批敌人。一路上我们割断了敌人的电线。夜间我们接近彼得里斜沃了，村子的周围全是葱密的林子，我们进入了林子的深处，在那里燃起了真正的营火。队长派出去一个男同志警卫我们，其余的人们都围火坐着。圆圆的、昏黄的月亮升上来了，已经降了几天雪，在我们的周围屹立着雪罩着的高大葱密的罗汉松。
　　　　‘这样的松树放在骑兵教练场才好哪！’丽达说。
　　　　‘是要有这样的装饰！’卓娅接着说。
　　　　以后鲍里斯开始分配最后的口粮，每人分得半块面包干、一块糖和一小块干鱼。男孩子们一下子就都吞下去了，我们不然，我们一点一点咬，为的是尽可能地多尝尝滋味。卓娅看了看她的邻人说：
　　　　‘我已经吃饱，不愿再吃了，给你吧。’她把面包干和糖向他递过去。
　　　　他最初还拒绝，以后就接受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丽达·布雷基娜说：
　　　　‘真愿意活着！’不要忘了这句话的意义！在这句话里含着极大的信心，相信在前头有长久的，美好的生活。
　　　　这会儿卓娅开始背诵马雅柯夫斯基的诗。过去我一向没听见过她朗诵诗。这的确是不平凡：夜，雪罩着的森林，营火在燃着，卓娅小声地、清脆地背诵着诗，声调充满了动人的情感：
　　　　天空飞着黑云，雨压缩了黄昏。
　　　　在破车下躺着工人们。
　　　　上下的水都听见了骄傲的耳语：
　　　　‘四年后在这里一定有一座花园样的城市！’我也喜欢马雅柯夫斯基，并且很熟悉这首诗，可是在这里却像是第一次听见一样。
　　　　手足因潮湿而痉挛，泥水里的舒适不怎么好。
　　　　工人们在黑暗里坐着，嚼着泡湿了的面包。
　　　　但耳语比饥饿声音更大——
　　　　它咒骂着雨点：
　　　　‘四年后在这里一定有一座花园样的城市！’我回头看了看，大家全都丝毫不动地坐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卓娅。她的脸又发红了，她的声音逐渐增强起来了：
　　　　我知道——
　　　　将来会有城市，我知道——
　　　　花园里将盛开着花朵，因为苏维埃国家有那样的人。
　　　　‘再来一首！’在她朗诵完的时候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于是卓娅就开始连续地朗诵她所能背诵的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她知道很多。我还记得她怀着什么样的情感朗诵了《大声疾呼》叙事诗的片断：
　　　　我要像举起布尔什维克的党证一样，举起我的一百部党性的小书。
　　　　我们就这样记着了这一夜：营火，卓娅，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您一定很喜欢他吧？’鲍里斯问。
　　　　‘很喜欢！’卓娅回答说，‘各样的好诗人很多，可是马雅柯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在侦察清楚了地方情况之后，鲍里斯就开始分配任务。我曾听见鲍里斯和卓娅之间的简短的谈话：
　　　　‘您留下值班吧。’鲍里斯说。
　　　　‘我请求派我出去执行任务。’‘只是男孩子们出去执行任务。’‘应该平分艰苦啊。我请求您。’‘请求’这两个字她是像‘要求’那样说出的。队长同意了。我侦察去了，卓娅到彼得里斜沃执行任务去了。她在临行的时侯对我说：“咱们换换手枪吧，我的比较好，可是我使用自己的和使你的全一样。她拿去了我的普通七星手枪，把自己的自动七星手枪给我了。这支手枪现在仍在我手里，它是图洛工厂１９３５年出品，号码是１２７１９，在战争终了以前，我决不和它分离。
　　　　卓娅完成任务回来是变了样子——只好用这句话形容她。她放火烧了马厩，烧了住房，她相信希特勒匪徒也在那里烧死了。
　　　　‘做了真正的事之后，心情完全是另样的！’她说。
　　　　‘难道以前你什么事也没做吗？你出去侦察过，割过电线……’‘究竟不同！’卓娅打断了我的话，‘这点儿事太少！’经队长许可后，她又往彼得里斜沃去一次，我们等待了她３天，可是她没回来。其余的事您都知道了。
　　　　卓娅对我讲过，说您的一家人是彼此很亲热的，差不多没分离过。所以我深信，我能告诉您的这一点事，对于您一定也是宝贵的。我虽然认识卓娅仅仅一个月，可是她对于我也和对于我们队的其他队员们一样，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光明最纯洁的人物之一。
　　　　在您来到彼得里斜沃的时候，我也曾看见您的儿子舒拉，他曾在卓娅的坟前挨着您站着。卓娅对我这样说过：‘我和弟弟俩谁也不像谁，我们的个性完全不同。’可是我看见舒拉之后，就知道他们的个性是相似的。我如同现在还看见他一样，记得他站着，看着卓娅，咬着嘴唇，但是不哭。
　　　　我没有安慰您的话，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话，我知道在世界上没有在您的悲伤中能安慰您的话。但是我愿意告诉您：卓娅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不死，也不会死的，她活在我们之间。
　　　　她将鼓舞很多人奋起斗争，她的壮烈行为将给很多人照耀道路。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的爱，您的女儿们和儿子们的爱，在我们的全国土地上，将永远围绕着您。
　　　　克拉娃。”
　　　　###我去彼得里斜沃数日以后，无线电播出了卓娅被追认为“苏联英雄”的消息。
　　　　……３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往克里姆林宫去领取卓娅的证书，迎面吹来温暖的春风。我在路上想着：“卓娅不能看见这个了，永远不能看见了。她曾爱过春天，现在没有她了。她不能再走过红场了，永远不能了。”我和舒拉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悲思，我们无论想什么，我们每次向前迈一步，都忘不了这个。
　　　　并没需要我久待，很快地就把我领到一间大厅里去了。我并没一下子就看清周围，了解我在什么地方……我忽然看见一个人在桌子后边站起来了。
　　　　“加里宁……米海尔·伊凡诺维奇……”我忽然醒悟了。
　　　　对，是加里宁迎接我来了。他的面貌是我凭着照片看得很熟的，他在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上我也看见过他不只一次。他的仁慈的微微眯缝了的眼睛，永远是微笑着的，可是现在它是严肃的和悲伤的。他完全是白发苍苍了，并且我觉着他的面容是那么疲倦，他双手握了我的手，小声地、非常亲切地祝我健康和坚强。以后他把证书递给我。
　　　　“纪念您的女儿的崇高的功绩！”我听到他说。
　　　　……一个月以后，卓娅的遗骸运回莫斯科埋葬在诺伏捷维奇公墓了。在她的坟上竖立了纪念碑，在这黑色的大理石上刻着卓娅曾做为标语、做为座右铭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并用自己的短短的生活和死证明了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致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痛苦，悔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做的斗争了。”
　　舒拉
　　
　　　　我和舒拉两人的苦难日子开始了。我们不再等待了，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在过去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希望和信念的——我们希望团圆，相信我们能再看见和搂抱我们的卓娅。每次走近邮箱的时候，我都抱着希望看看它：它可能给我们传来关于卓娅的消息。现在我们由它前边走过去连看也不看它了，我们知道，在那里没有寄给我们的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可能给我们带来欢喜的东西。
　　　　我父亲由杨树林寄来了一封非常悲伤的信，卓娅的死严重地打击了他。他在信里写道：“我不了解，怎能这样？我，老头子，倒活着，可是她没有了……”这几行字里含着多少无法解除的痛楚和悲伤啊！全篇信上都是泪痕，有几个字我始终没有能认出是什么来。
　　　　“可怜的老人们……”舒拉读完信小声地说。
　　　　舒拉现在是我的依靠，我仗着他活着，他尽可能多抽出时间陪伴我。他在过去像怕火一样怕表示温情，可是现在却对我很温柔了。现在他总是用他从５岁以后再也没用过的“好妈妈”三个字来称呼我，现在他已经注意过去他所忽略的事了。我开始吸烟，他就注意到了：如果我吸烟，那就是距离落泪近了。看见我找纸烟，他就注视着我的脸，走近我说：
　　　　“你怎么啦？不要这样，我请求你，我请你不要这样……”
　　　　如果夜里我不睡觉，他总能感觉出来。他走近我，坐在床边，默默地抚摸我的手。他走后，我就觉得我是被抛弃了，无依靠了。舒拉成为家长了。
　　　　下课后（学校又恢复上课了）他就马上回家，如果没有空袭警报，他就坐下看书，在看书的时候他也不忘掉我。有时候他小声地招呼：
　　　　“妈妈！”
　　　　“啊，舒拉……”
　　　　于是他又继续专心读书。可是隔一会儿又说：
　　　　“你没睡吗？你听着……你看，说得多好哇。”他就给我朗读他特别欣赏的那一段。
　　　　有一次，他在读克拉姆斯基的书信的时候说：
　　　　“你看，这有多么正确：‘美术家的最宝贵的品质是心。’好吧，我这样了解：不仅是要会看见还需要理解和感觉……
　　　　唉，妈妈！”他忽然高兴地喊道，“不知道战争完了以后我要怎样学习呀！……”
　　　　另一次他问：“你没睡呀？我可以打开无线电吗？好像播放音乐哪。”
　　　　我点了点头，室中忽然充满了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中的华尔兹的声音。
　　　　在那些日子里，一切一切都是使我们伤心的事，这一桩事也不例外：卓娅最喜欢第五交响乐。我们默默地听着，不敢大声地叹气，我们怕空袭警报打断了音乐，因而不能听完……
　　　　在终曲奏完后，舒拉深信地说了：
　　　　“你看吧，在胜利那天一定要奏第五交响乐和终曲。你以为怎样？”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着。敌人被由莫斯科打退了，但是他曾顽强地拚命抵抗。他们占据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占据了白俄罗斯，包围了列宁格勒，并且还向斯大林格勒突进。
　　　　敌人在所经过的地方把一切都焚烧和毁灭了。他们折磨人，拷打人，绞人，吊人。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残忍凶暴的兽行，和我们在这一次战争中所了解的比较起来就微不足道了。报纸烧得我们的手和心都痛，无线电传出的消息常使人惊得目瞪口呆。
　　　　舒拉在收听苏联情报局消息的时候咬牙切齿，以后很长时间还是皱着眉，紧握着拳头在屋里往返走着。他的朋友：细瘦的瓦洛嘉·尤里耶夫（这里在四年级时教过卓娅和舒拉的女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的儿子）、尤拉·布娄多、沃洛嘉·奇托夫和另外一个男孩子（这孩子的姓是聂杰里柯，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几个人有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后来他们渐渐地来勤了，可是在我回家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讲话，急忙地都走了。
　　　　“为什么我一回来孩子们就走哇？”
　　　　“他们不愿意打搅你。”舒拉支吾地回答说。
　　由全国各处
　　
　　　　有一次我由信箱里取报的时候，有几封信落在我的脚上了，我拾起来就打开了最先接触了的一封。在折叠地方有一个稍微磨损了的前线的三角印记，没有邮票。信开始就说：
　　　　“亲爱的母亲……”我读完了，就哭了。
　　　　这些信是不相识的人，黑海舰队的战士们写的。他们想在我的痛苦中支持我，他们称呼卓娅为妹妹，并立誓为卓娅报仇。
　　　　从此邮局每天给我送来信。由什么地方寄来的都有！由各战线，由全国各地向我和舒拉伸出了那么多温暖的友好的手，那么多颗心转向了我们。儿童，成人，在战争中丧失了自己的儿女的母亲，被法西斯杀掉了父母的孩子和现在在战场上战斗着的人们都给我写了信，似乎他们全想分担一部分我们的悲伤。
　　　　我和舒拉受的伤太严重了，任何医药也治不好这个伤。但是，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表示这个。每封信里洋溢着的热爱和同情心却温暖了我们，在自己的灾难里我们不是孤单的，多少人想用自己的亲切的话来安慰我们，减轻我们的痛苦。这对于我们真是宝贵，真能使我们得到鼓励！
　　　　在我接到第一封信之后不久，有人轻轻地好似胆怯地敲着我们的房门，随着就走进来一位不相识的姑娘，她的身材很高，稍瘦，脸上肤色微黑，头发剪得很短，两只大眼，只是不是灰色的，而是蓝色的。这一切就使我想起卓娅来。她羞涩地站在我前边，手里揉搓着头巾。
　　　　她羞怯地，由睫毛下看着我说：“我是由军需工厂来的，我……我们青年团员们……我们全体请求您！请您参加我们的团员大会……并且给我们讲话。我们请求您，请求您！我了解这对您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我们……”
　　　　我对她说了，我不能讲话，但是我一定到会。
　　　　第二天傍晚我到工厂去了。它设在莫斯科郊区，周围的很多建筑大半遭到了破坏。
　　　　向导看出我心中的疑问，就对我简单地解答说：“落下一枚炸弹，着火了。”
　　　　我们走进工厂俱乐部的时候，大会已经开始了。首先我看见的是卓娅的像片，她正由主席台后边墙上看着我，我悄悄地在旁边坐下听着他们。
　　　　讲话的是一个青年，差不多是半大孩子。他说已经第二个月计划未能完成了，他的态度很气愤，很激动。以后一个年龄较大些的登台说，熟练的人在车间里一天比一天少，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学徒们身上了。
　　　　这时台下有一个人喊着说：“可是多么冷呀！车间比冰窖并不强！手都往铁上粘！”
　　　　我的向导猛然转身向他喊道：“你真不害臊！问问良心吧！”
　　　　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站起来了，并请求了许可我发言。他们请我登上不高的讲坛。在我向前走着的时候，像片上卓娅的眼睛始终正视着我，现在卓娅的像已经在我背后，稍微旁侧，好像她站在我肩后看着我。但是我没讲关于她的事。
　　　　我说：“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姊妹在前线上，每天、每小时都牺牲自己的生命，列宁格勒忍受着饥饿……每天都有人们牺牲在敌人的炮弹下……”
　　　　不，我不回忆在那时候我说的话了，我不记得那些话了，可是注视着我的青年们的眼睛证实了：我说的正是需要说的话。
　　　　以后他们简短坚决地回答了我。
　　　　“我们一定更猛烈地加紧工作。”第一个在台上讲话的人说。
　　　　“我们用卓娅的名字命名我们这一小组。”另一个人说。
　　　　一个月以后那个工厂里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听到电话里说：“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现在已经超额完成计划了。”
　　　　这时我才了解：如果让痛苦把自己征服，那就是有辱卓娅的精神。不能屈服，不能倒下，不能死，我没有权利绝望。
　　　　需要活下去，需要为将来、为自己人民的幸福而斗争。
　　　　在很多人面前向着群众讲话，对我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当请求我去的时候，我也不能拒绝，而且这样的请求逐渐频繁起来了。我不敢拒绝，因为我明白了：如果我的话能有帮助，如果我的话能达到人们的心里，能达到青年的心里，如果我能在对敌人做的伟大斗争里贡献虽然不多的力量，那么，我就应该做这个。
　　“祝我一路平安吧！’
　　
　　　　“你往哪里去了，舒拉？为什么耽误这么久哇？”
　　　　“哎，妈妈，请你原谅，不能再早了。”
　　　　舒拉回家来一天比一天更晚了。他被什么事激动了，他时常集中精神地考虑着什么事。什么事？为什么他不对我说……我们没有互相追问的习惯。如果谁愿意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他就自己说，在我们家里一向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他不说呀？发生什么事啦？我们这里还能发生什么事呀？可能是由杨树林寄来信啦？可能老人有病啦？……今天舒拉回家后，我要好好地问问他。
　　　　当我拂拭桌案的时候，忽然无心地把一张被遗忘了的纸片拂掉在地下了。我弯腰拾起来。在纸上是舒拉的笔迹录下来的关于一位坦克驾驶员的诗，那个驾驶员也像加斯泰洛上尉一样，在最后一刹那把自己的被火焰包围了的坦克开向敌人去了：
　　　　看他驰越陡峭的壕沟所向无敌地猛闯着，浓烟在他的尾后随风旋腾着。
　　　　他出现在这里，那里，像复仇者在仇人群中那样，追歼那些跑的逃的。
　　　　在战场上，在狭窄的十字路口，飞扬着雪烟，在坦克的轮齿之下辎重车带着响声破碎了。
　　　　他越过壕沟猛冲着，眼前晃着斑点，他所获得的土地，他不能放松……
　　　　你可以在火焰里根据永恒光荣的颜色，根据镌在坚甲上的五角星认出他来。
　　　　我读完了这首诗，忽然就知道了一向我不敢想的事：“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线，并且无论什么也拦不住他。他对我还什么也没说，一句话也没告诉我，并且他还未满１７周岁，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并没想错。有一天下午我回家来，我还在走廊里就听见了喧吵的谈话，打开门后我看见５个人在一起坐着：舒拉、瓦洛嘉·尤里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聂杰里柯和尤拉·布娄多，每人嘴里衔着一支烟，屋里烟雾腾腾。在这以前我向来没有见过舒拉吸烟。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只问了一句。
　　　　“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了似地回答我，“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就要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了，我们已经被录取了。”
　　　　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了……
　　　　舒拉在夜里坐在我的床边说：“好妈妈，你想想，请你想想吧！没有关系的人都给你写信说：‘我们一定替卓娅报仇。’可是我，亲弟弟，能留在家里吗？我有什么脸见人哪？”
　　　　我没说话。既然那会儿我没找到可以拦住卓娅的话，现在我又怎能找到什么话拦阻舒拉呢？……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舒拉走了。
　　　　他指着自己的朋友这样说：“人们都不送他们，你也不要送我，好不好？不然的话，他们是要觉得委屈的。你就祝我一路平安吧。”
　　　　我恐怕我的声音不服从我，所以我仅仅默然地点了头。儿子又搂抱了我一次，热吻了我一次，就由屋里走出去了。砰一声房门关上了。这一次就完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几天以后由杨树林寄来了信，父亲在信里写道：“母亲逝世了。她没能经得住卓娅死耗的打击。”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消息
　　
　　　　舒拉差不多每天给我写信。他和他的朋友们被编在一个班了，他玩笑地称呼这个班为“莫斯科第二○一校第十年级乌里扬诺夫斯克分班”。
　　　　他在最初的一封信里这样写着：“唉，妈妈，什么我也不会！连按规矩在行列里走步子都不会。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家的脚后跟了。也不会给队长敬礼。为了这个人们不能夸奖我呀。”
　　　　光阴在过着。在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兽一样工作着。我已经很好地熟悉了步枪、手榴弹、七星手枪，日前我们到射击场演习由坦克里射击去了。我的初步成绩还算正常：由坦克里的炮和机枪射击４００和５００米距离的目标，我的成绩是‘好。’现在你认不出我来了：现在我会很好地给队长们敬礼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试的时候，舒拉在每一封信里都恳求我：“妈妈，如果可能的话，你给找来一条宽皮带；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装带。”几天以后仍是：“妈妈，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带一点也不象样，我还像一个什么军官呢？”舒拉小的时候的固执的眼睛通过这些字行注视着我。他在童年的时候，如果他极希望得到什么，他就这样，差不多也用这些话要求我。
　　　　现在我眼前放着１００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地重读它们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的孩子怎样成长，怎样壮大。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封他的这样的信：
　　　　“妈妈，我在校里的学习接近终结了，１１月１日开始考试。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尽量地工作着。原来我在这里的时间差不多比别人少一半。
　　　　这次考试是我一生里最重要的考试。我一定用尽自己的力量和精神，因为国家需要得到一个技术熟练的坦克少尉。就是少尉，不是准尉，也不是上士。你知道哇，这并不是追求虚荣；这只是因为我应该做到一切我能做的事，成为一个更有用更有益的人。我读了些关于法西斯匪徒焚烧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农村，残杀我们的儿童和妇女的报道，我回忆他们怎样残杀了卓娅，我仅仅热望一桩事：快上前线。”
　　　　另外一封信：
　　　　“妈妈，你听着：大考结束了。我的成绩是：技术得‘很好’，射击得‘很好’，战术和军事地形学得‘很好’……”
　　　　在这件骄傲喜庆的信的末尾添写着：
　　　　“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在害病，并且孤零一人。”
　　　　……有一次在温暖的下午，我坐在窗台上望着窗外。在我身边放着一堆我应该回答的信，可是我的眼总不能放掉晴朗无云的长空。忽然有宽大温暖的手掌蒙住了我的眼睛。
　　　　“小舒拉！”我只能说出来这个。
　　　　“你没听见敲门声音，也没听见他们给我开门的声音，什么也没听见！”他笑着说，“我站在门口看着你，你总是坐着，坐着！”他又用一只手遮住了我的眼（好像他以为这样我听了他的话比较轻快似的）说：“明天我上前线。”
　　　　他强壮了，他的两肩更宽了，可是他的两只蓝眼依旧像小孩那样欢欣开朗地看人。
　　　　又是难过的痛苦的一夜。舒拉把一只手放在颊下，睡得很酣，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起来看他，总看不够。想到这一夜一会儿就到头了，就觉得害怕。然而。终于在正常的时刻天亮了，舒拉从床上跳起来，很快地洗了脸，穿好衣服，草草地吃完早点，就走近我，说了那几句已经习惯了的话：
　　　　“不要送。珍重你自己吧。不要替我担心。”
　　　　“你要永远忠实……和坚毅……常写信………”我勉强地回答了。
　　军事记者
　　
　　　　舒拉走后，并没有信来。一个月过去了。我怕走近信箱，我总觉得我将在它里边得到无情的消息……这是最难过的日子，充满了最折磨人的、最痛苦的等待。卓娅去后我都没像这样等得难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什么是失掉孩子，现在我了解了。
　　　　有时候惊疑缠绕我太甚，我就设法逃避它，好像是真可以躲避自己本人和逃避自己的思想似的……我在街上走，我想尽力使自己疲倦，以便回到家里立刻就能睡着。但是这种办法有效的时候很少。无论我走过多少条街，走了多少里路，以后仍然是差不多通宵地在床上睁眼躺着。
　　　　我时常步行到诺伏捷维奇公墓卓娅的坟上去。有一次，当我走近卓娅的坟墓时，我看见在它旁边有一个宽肩膀的军人。
　　　　在我更走近时他就转过身来了。这是一个年约３５岁，面貌开朗眼神敏锐的人，我觉得他似乎想说什么话。我看了看他，等他说话，可是他迟疑了一会儿就走开了。我忘记他了。在临离开这里时，我又在一条小路的转角地方遇见了他，他迎着我走来了。
　　　　“您是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吗？”他犹疑地问。
　　　　“是啊。”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这时候他就介绍了自己：
　　　　“我是里多夫。”
　　　　我并没忘掉这个名字：《真理报》上关于游击队员丹娘壮烈牺牲的报道就是他写的呀……
　　　　我紧紧地握了里多夫的手……我们沿着小道儿慢慢地向出口走去了。
　　　　我真心地说道：“认识了您，使我非常愉快，我早就想见见您……”
　　　　我们就像多年的朋友那样开始了谈话，他对我讲了他怎样最初地听到了关于卓娅的事。他当时在莫礼伊斯克附近的一个半毁坏了的小农舍里过夜，在人们差不多全睡着了的时候走进一个老年人来取暖，他挨近里多夫躺在地下了。
　　　　里多夫说道：“我听见了，老年人睡不着觉，他叹息，呻吟，觉得难受。我就问：‘往哪儿去呀，老大爷？你怎么老哎哟啊？’”
　　　　这时候老年人就告诉了里多夫说，他听说希特勒匪徒们在彼得里斜沃村子里绞死一位姑娘，详细情况他一概不知道。
　　　　他只是重复着说：“要绞她了，可是她还演说……”
　　　　里多夫马上到彼得里斜沃村去了。从这夜起他就连续不停地调查了１０天有关自称丹娘的无人认识的姑娘牺牲时的一切详细情况。他仅仅采取了事实，因为他确信事实的声音一定比记者个人的话更响亮。
　　　　“为什么您一次也没到我家去过呀？”我问。
　　　　“我怕给您添烦恼。”他率直地回答说。
　　　　“您在前线上很久了吗？”
　　　　“从战争的第一小时起我就在前线上，”他说，“那时候在莫斯科人们还不知道有战争哪！６月２３日我在明斯克，我是驻在那里的《真理报》记者……这是很有趣的事。”他沉思地补充说，接着他就微笑地回忆了他在逃避疯狂的空袭跑入电报局的地下室的时候，在那里人们还交给了他一件前一天由莫斯科给他拍来的电报。
　　　　这是一件完全太平年月的电报。编辑部要求里多夫写一篇通讯，报告一下收获运动准备得怎样了。他将电报藏在衣袋里，就坐着自己的汽车急速到部队里去了。那个部队当时正在准备防守的战斗，明斯克的街上已经到处起火了，空袭一直没停止。
　　　　里多夫当天就给《真理报》发去一篇通讯，但其中谈的并非收获问题。
　　　　他用很简单的话述说了这一切事情。我一边走，一边听着他，一边在想：有时候认识一个人很多年，但是不了解他。
　　　　现在我和里多夫在一起不足一小时，并且他关于自己的事也没讲很多，可是我却了解他很多，我了解了最主要的。我了解他是直爽、忠实、勇敢、镇静的人，他会控制自己，什么时候也不惊慌。我了解他能在困难的战场环境里，不是用话语，而是用事实，用自己的一切行动教给周围的人们镇静和坚持。
　　　　“今天我又要上前线去。”他在临别时对我说，并且又小声地补充道：“战后我一定写一本关于卓娅的书，一本很厚的好书。”
　　五张照片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４日给我送来了新的辛酸。在报纸上登出了５张照片，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波塔波夫村外一个被苏军击毙的希特勒的军官身上找到的。德国人把残害卓娅的景况和她的最后几分钟全拍了照片。我看见了雪中的绞架，看见了我的卓娅，看见了我的女孩子在德寇包围之中，看见了挂在她胸前写着“纵火犯”的那块木牌……也看见了那些残害她的人。
　　　　自从我知道了我的女孩子的牺牲那时起，我昼夜不停地总是想着一桩事：这就是当她登上她的最后的惨死的道路时，她曾想着什么呢？她感觉了什么呢？她曾回忆什么呢？……
　　　　无力克服的烦闷攫住了我：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和她在一起；我没能用话，或者用眼光……减轻她的最后几分钟的痛苦。这５张照片好像领着我看了卓娅怎样走向死亡，现在我亲眼看见她怎样被杀害了，我自己来到刑场了，但是太迟了……这些照片似乎在喊叫：“你看，是怎样残害她！你默默无声地看看她壮烈牺牲的情形吧，你重新体验一下她的和你自己的一切痛苦吧……”
　　　　看她遍体鳞伤，被解除了武装，一个人走着，但是在她那垂下去的头里有多少毅力和倔强！一定是在这会儿她并没把周围的刽子手看到眼里。她在想什么？在准备死么？在回忆自己的短短的光明的一生么？……
　　　　我没有力量再写这些事了，……让读了这本书的人自己好好地看看德国人拍的吓人的照片，看看卓娅的面目吧。他一定能看出：卓娅是胜利者，杀害她的人们在她面前是微末渺小的。世界上一切崇高的、美丽的、神圣的、人道的东西，全部真理和纯洁都在她这方面。这是不死的，这是不会死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他们是没有任何人性的东西，他们不是人，他们甚至连野兽都不如，他们是法西斯匪徒，他们是活尸。今天，明天，千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坟墓，全是人类所最憎恨，最厌恶的东西。
　　“我很愿意活下去”
　　
　　　　……可是舒拉一直没有信。又过几天，我打开《真理报》，忽然在第３版上看见了这样的消息：
　　　　“前方军报，１０月２７日（电讯）。某部正在激烈战争中，扫荡着德寇第１９７步兵师的最后残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彼得里斜沃村残杀了英勇的女游击队员卓娅的，就是这一个师的官兵。在《真理报》上刊登的５张德国人残害卓娅的照片，掀起了我们的战士和军官的新的愤怒的热潮。在这里卓娅的胞弟、青年团员、坦克手、近卫军少尉舒拉正在英勇奋战，为姐姐复仇，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卡威’坦克在舒拉同志指挥下首先闯入敌人阵地，击毙和用齿轮轧毙很多希特勒匪特。少校维尔什宁。”
　　　　舒拉活着哪。
　　　　为姐姐报仇哪。
　　　　从此我又常接到舒拉的信了，但不是由和平的乌里扬诺夫斯克，而是由最火热的战场上寄来的。
　　　　１９４４年元旦，很响的门铃声把我惊醒了。
　　　　“这是谁呀？”我纳闷地说，开门之后，意外的事就使我楞住了！舒拉站在我眼前了。
　　　　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巨人了。英俊，宽肩，穿着带有严寒气味的军大衣。他的脸由于风吹和疾行发红了，冰霜在他的浓眉和睫毛上融化着，他的两眼欢喜地闪烁着。
　　　　“为什么这样看呀，不认识我了吗？”他笑着问。
　　　　“我看这是伊里亚·木罗米次来了！”我回答说。
　　　　这是最出乎意料的，最宝贵的新年礼品。
　　　　舒拉也无限地欢喜。他一步也不离我，如果他需要到街上去买香烟或散步，他一定像小孩那样请求：
　　　　“咱们一块儿出去吧！”
　　　　他每一天重复几次同样的话：
　　　　“你告诉我，你生活得怎样？”
　　　　“我都给你写去了……”
　　　　“写算什么呀！你讲给我听吧。人们还照旧给你写信吗？
　　　　你把信给我看看……来，我帮助你写回信……”
　　　　这样的帮助正是需要的，无数的信件依然像河水一样地流来。人们直接给我写，往卓娅的母校写，往报馆写，往青年团区委写。
　　　　一位卓娅的同学，女战士敖克加布里娜·斯米尔诺娃由斯大林格勒郊外给我写道：“我在站岗的时候，我觉得卓娅挨着我站着。”
　　　　一位卓娅的同学，莫斯科的姑娘，在请求青年团塔冈区委派她上前线时写道：“我宣誓，我一定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定成为像卓娅那样的人。”
　　　　一位巴什基里亚的青年女教员这样写道：“我一定把自己的小学生教育成像卓娅，像您的勇敢的卓越的女儿那样的人。”
　　　　新西伯利亚的一个学校的学生写道：“这是我们的哀痛，这是人民的哀痛。”
　　　　还有很多接连不断地来自西伯利亚的，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来自乌拉尔的，来自第比利斯的书信。也有由国外：由印度、澳洲、美洲……写来的信。
　　　　这些信舒拉都一封一封地读了。以后他又重新拿起一封由英国寄来的信。这封信里写着：
　　　　“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同志！
　　　　我和我的妻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幢小房里。我们刚读完关于您的可爱的英勇的女儿的事迹。她临死说的话使我们流了泪；这青年姑娘有多么勇敢和刚毅啊！据我们估计，明年初我们的头生婴儿应该降生，如果是女孩子，我们就用您的女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人民的女儿的名字给她命名。
　　　　我们听着和读着关于你们伟大的斗争的消息，无限钦佩。
　　　　但是仅仅钦佩无济于事，我们愿意和你们并肩作战。现在需要的不是话，而是行动。我们确信，我们看见我们和你们一样仇恨的丑恶的法西斯的灭亡的时刻已经近了。你们的人用自己的勇敢刚毅造成了战胜法西斯的条件，因此你们将这样被载入史册，永垂不朽。英国人民很了解他们对于俄国负着偿不清的债，在我们这里人们常说：‘如果没有俄国人，我们该怎样了呀！’在电影院里，斯大林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马上就爆发了掌声，‘乌拉’和欢呼的声音。现在我们用以下的愿望结束这封信：争取胜利，争取我们永久的、在战争中与和平中的友好！
　　　　苏联人民和她的光荣的红军万岁！
　　　　致兄弟的敬礼麦布尔大卫里兹夫妇”
　　　　舒拉问：“你给他们回信了么？这封信写得好。我想这写的是衷心话，是不是？显见他了解我们不只为自己战斗，而且是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战斗。但愿他们永远不忘掉这个！”
　　　　……晚上我哥哥谢尔杰来了，舒拉因为他来很高兴。他们在桌旁对面坐着，直谈到深夜。我在忙着料理厨房里的事，只听见了他们谈话的片断。
　　　　谢尔杰说“……有一次你在信上说你脱离了队伍，闯到敌人的后方，干什么呀？这不是勇敢，这是逞能。应该勇敢，但是为什么胡干啊？”
　　　　“如果考虑自己的安全，那就得忘掉勇敢？”我听舒拉这样热烈地回答。
　　　　“难道你不应该对你的兵士的性命负责么？你是队长啊……”
　　　　隔一会儿，我又听见谢尔杰问：
　　　　“你告诉我，你可别恼啊，你对待你的部下怎样？年轻人有时这样：总是做出高级首长的神气来……”
　　　　“不，我对自己的人们像朋友一样，你哪儿知道他们多好哇！……”
　　　　我又听见我哥哥说：
　　　　“关于勇敢……你再重读一遍托尔斯泰的《袭击》，那里关于这一问题说得很清楚，简单，明确……”
　　　　舒拉说的话很少。他比过去谨慎了，好像每一句话都斟酌。这一次回来我感觉他变样了。很难用话说明他的变化。可能是我错了，可是我感觉：一个人即使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只走过一次非生即死的狭径，他就不高兴赘述关于战争，关于经历过的危险这一类事情。我想是：舒拉已经看见了和体验了很多事，所以他比以前老成、慎重、严肃得多了，但是同时也比过去更温和了。
　　　　第二天舒拉到医院探望他的负伤的同志去了，回家时他的面目完全变了，我几乎认不出昨天的欢喜的壮士来了，他的面色苍白，憔悴了。我惊疑地仔细看着这亲近的、还很年少的脸：那脸的颧骨和上下颚骨突然显得更清楚了，两眉皱着，上下唇紧闭着。
　　　　“法西斯匪徒把人毁得成什么啦！”他痛恨地说，“你知道，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过去的生活并不是平常的。他还不到一周岁就成了孤儿。生活不容易啊，可是长大成人了。在军校毕业后，在列宁格勒抗拒了封锁，受了伤，被评为二等残废，但是他不顾这个，又上前线了。可是在不久以前，弹片一下子打进了肺部、心脏，而臂上、腹部也受了伤，另外还有摔伤。他不能说话，不能转动，也听不见。你想想吧，啊！
　　　　他的名字叫柯利亚·罗波哈。你哪知道他看见我的时候多么高兴啊！……”
　　　　舒拉走到窗前，并没向我转过身来，忽然有力地、像赌咒那样热烈地说：
　　　　“我一定回来！没有腿、没有手、瞎了，我一样要活下去！
　　　　我很愿意，很愿意活下去！”
　　　　……他在到家后第三天就说：
　　　　“你别恼我，妈妈，我要不等假期满了就提前走。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人们在那里牺牲着，可是我在这里……我了解，应该继续生活下去……可是我实在难于这样做。”
　　　　“再呆些时间吧，亲爱的！……这是你合法的休息呀……”
　　　　“我做不到哇。横竖这对于我也不是休息，反正我也不能想别的事，只能想前线……想我的同志们。如果可能的话，妈妈，这次你送送我，好吧？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多呆些时间。”
　　　　我送他到白俄罗斯车站。那天晚上很冷但是很静。远远地在路轨上方，在清彻微绿的天空，闪烁着一颗低低的明星。
　　　　在这一刻，我送儿子上战场，深知在不久的将来炮火和死亡的风暴就要再围绕着他的这一刻，四周却这样的清静，我觉得这仿佛是很奇怪的……
　　　　我们买了软席车票。舒拉把自己的手提箱送上车去，可是马上就惊慌失措地跳下来了。
　　　　“喂，妈妈，你知道么，将军在那里哪！……”他像小孩一样手足无措地说。
　　　　“悖慊故钦绞磕模蔽彝嫘Φ厮担罢庋趺葱校闵*前线去，可是却被自己的将军吓一跳？”
　　　　我和舒拉在月台上站到最后一秒钟。列车开动了，我随着车向前走，舒拉站在踏级上向我招手。以后我跟不上列车了，我只能在后边看着。车轮的隆隆声音使我耳聋，疾速的气流险些没把我冲倒，两眼充满了泪……以后月台上冷静了，空虚了，可是我仍然觉得我在看着儿子的脸和他的辞别的招手。
　　全心全意
　　
　　　　又剩下我一人了。但是现在我并不觉得像过去那样难受，那样孤单；工作帮助了我。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人曾用自己的书信，自己的同情，自己的衷心的温暖的热情支援了我。许多人曾来到我家，坚持地说：“您一定到我们的工厂来。您应该和我们的青年团员们谈谈话。”我一向希望能全心全意地向所有的这些人道道谢。
　　　　我知道：人在痛苦之中，只有一种东西能拯救他，这就是感觉到人们需要他，知道他的生存并不是无益的。无法忍受的惨祸临到我身上的时候，人们帮助了我，使我相信：不只是舒拉一个人需要我，而且很多很多人都需要我。在他走后，人们没容许剩下我孤零一人。这对于我是很难的事，但是这事救了我：我成了人们所需要的人。
　　　　周围有很多工作。这些工作需要有热爱的手和热爱的心去做：战争使千千万万的儿童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家。“孤儿”这个词儿在我国差不多已经被忘掉了，但是现在又重新无情地涌现出来了。需要使那些被战争夺去了父母的孩子们不感觉他们是孤儿，需要替他们找回来父母的慈爱和家庭的温暖。
　　　　我开始工作了。
　　　　好的、真正舒适的、设备完善的保育院越多越好！真正的、聪明的、喜爱儿童的保育员越多越好！孩子们需要鞋子、衣服、营养，可能他们更需要爱、温情、亲切。处处建立了保育院。在所有的城市里，在工厂里，在集体农场里，都建立了保育院。人人都愿意为在战场上牺牲了的人们的子女做一点什么事。
　　　　我能参加这一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很重要的事！
　　　　那时候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到过唐波夫、梁赞、库尔斯克、伊凡诺沃，到过白俄罗斯、乌克兰，也到过阿尔泰、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到处有很多需要做的事，到处是孤儿，需要把他们安置在新家庭里或保育院里，到处都用充满了信任和温暖的眼睛迎接了我。我曾不停地学习：向自己的人民学习勇敢，坚毅。
　　　　还在１９４４年底，红十字会就曾派我去列宁格勒。
　　　　在从前上边是由青铜的青年手中咆哮挣脱着的克洛德骏马的脚台上，现在放着栽着鲜花的箱子，免得不习惯的空虚使人看着不快。墙上还留着警告人的字：“在炮轰时这方面比较危险”。但是受着全国的关怀和帮助的列宁格勒人，早已开始了修理楼房，安装玻璃，并且进行着填平和用柏油铺筑马路的工作。
　　　　和我一路走着一位不算年轻的妇女，她是电力工厂的锻接女工。她曾对我述说：在封锁时期，她和她的丈夫在邻接着的两架车床前工作。那时候他们是完全精疲力尽了，仅仅用顽强的意志、不屈服的决心来克服自己的困惫。有一次，她回头看她的丈夫，见他倒在地下已经气绝了。她走近他，站一会儿，就仍旧继续工作去了。她工作着，她的丈夫就在她身边，挨着直到最后一息没离开的车床倒着。停止工作，这就是对敌人让步，可是她不愿意让步。
　　　　在列宁格勒，我曾听到关于一位建筑设计工程师的故事：
　　　　他曾在被封锁的最困难的日子里进行了凯旋门的设计。人们也对我述说过那些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失去了儿女的母亲们的情形：这些母亲们曾用尽一切力量由饥饿的死亡中拯救别人的孩子。听着这些述说，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
　　　　“我没有权利任意悲伤。这些人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损失也和我的一样，是无限惨重的。他们生活着和工作着，我也应该活下去，并且工作。”
　　　　我还了解一桩事：卓娅的名字成为人民所敬爱的了。在她的名字的鼓舞下，我们的人、她的和我的同志们上了战场，或在工厂和田地里工作着，克拉斯诺顿的少年奥列格·柯歇伏依听到她的事迹之后，转告给他的朋友们，他们就重演了她的忠烈壮举。这些和她同属于一个伟大和亲爱的祖国的儿童们，也像同胞的兄弟姊妹一样，向她看齐了。
　　　　我感觉到：在人们的记忆里，卓娅生动地活着哪。她不只对我一个人是至亲骨肉，她在人民的记忆里是活的、勇敢的、不屈服的。这也帮助了我，使我愿意活着。
　　书信
　　
　　　　我的侄子斯拉瓦常由前方寄信给我，他是从战争刚一开始就参加了战斗的。
　　　　彼得·里多夫和我在卓娅墓前认识了之后也开始给我写信。信的内容，最通常的只不过是几句致敬的话，但是这几句话对我却是很宝贵的。打开报纸的时候，我一向是寻索里多夫署名的前方通讯，他会简洁、镇静、勇敢地叙述一切事情，这是他的特殊天才。在这简洁镇静里涵蓄着巨大的力量。
　　　　倘若在《真理报》上很久不见这熟悉的署名，我就感觉不安：
　　　　我就开始像替至亲的人担忧一样，替他担忧。
　　　　每隔几天都有舒拉的信寄来：
　　　　“……情绪很好，特别是在最后一次攻击之后。在这一战役里我两昼夜多没出坦克。没死真是奇迹，周围都燃烧着，由于爆炸而轰动着，坦克像火柴匣一样，被震得往各方面摇晃着。总而言之，妈妈，你不要替我担心。”
　　　　“现在我正接收新组员和新的‘卡威’战车，这已经是第３辆，第１辆被打坏了，第２辆被烧坏了，我自己差一点儿就来不及由里边跳出来……我的旧组员里边智基里斯牺牲了，其余的人们全受伤了……我给外祖父写信去了，你也写吧。他害着病哪，并且是孤零一人。”
　　　　“……我受了一次伤，但是没退出战场。包扎了伤口之后，我又参加战斗了。现在我的伤已经治愈，长好了。在一次战斗中，我的上级指挥员因伤退出战斗，我担任了指挥，并和同志们一起闯进了敌人阵地。早晨沃尔沙城就被我们攻陷了。
　　　　现在我和我的组员全都健康地活着哪……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很痛苦，他总是想念着卓娅和外祖母。我写了一封回信，尽可能地安慰了他。”
　　　　“当地居民很亲热地迎接了我们，他们看着什么都新鲜，都不平常。在一家农舍里我给他们看了那本讲卓娅的小册子，他们向我询问很久，并且再三地要求把小册子给他们留下。我没法照办，因为我只有一本。所以我请求你，如果可能，寄给他们。地址是：沃尔沙市，比列斯阔波街６９号。”
　　　　“渴望着的解放的时刻临到白俄罗斯了。人们用鲜花欢迎了我们，还请我们喝牛奶。老太太们流着泪控诉她们忍受了的凌辱，这一切全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空气似乎是特别新鲜的，太阳是特别灿烂的。妈妈，妈妈，胜利很快了！”
　　　　“……请你特别向谢尔杰舅舅转达我的问候，你告诉他，他对我说的话我全牢记着。外祖父给你寄来信了吗？我很久没接到他的信了。”
　　　　“你问我的身分和职务。现在我用一位高级首长说我的话回答你：‘不要看他的身分和职务：他生来不是为着身分和职务，而是为着战斗行动。’”
　　　　“谢谢你对我道贺，我确实得到了金质的卫国战争一级勋章，现在我手里有关于颁给我红旗勋章的命令。不要以为我变样子了，我的个性仍然和过去一样的，只是现在我更有力量，更坚强了。”
　　　　“……妈妈，妈妈，彼得·里多夫牺牲了！妈妈，他在距离胜利不久之前牺牲了，这多么惨哪！牺牲在胜利的前夕，太令人抱憾啦。他牺牲在波尔塔瓦郊外飞机场：他要看看战士们如何抗击来袭的敌机就由掩体下边跑出来了。他打算写一篇关于他们的记事，因而一切事他都想亲眼看看。这真是一位真正的军事记者，也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向西方前进着。我已经连续战斗半个月，所以没写信。你的信使我很高兴，很高兴。这是由故乡寄来的信，亲娘寄来的信。现在，当我正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空中充满了隆隆声音，我的坦克被震动着，地被炸得不住地跳跃着。过几分钟以后，我们的人就开始冲锋，深入德国领土。”（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笔画是很粗的，字迹很潦草，由此可见舒拉也忙着参加战斗）
　　　　“……我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激烈的进攻的战斗中已经一个多月了。你知道么，我不仅没有时间写信，并且连收到的信也没有时间读……夜间急行军，坦克战，在敌后紧张地战斗着，许多夜不得睡觉，由‘斐迪南’里放出带哨音的火弹……有时候眼看着同志们牺牲了不能挽救，邻近的坦克带着全体坦克手飞到空中，只好默默地紧咬嘴唇。由于疲劳和不眠，人们由坦克里钻出来的时候全像醉酒的人一样。可是人们的情绪全是最幸福的，最高兴的：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前进啦。我们在为１９４１年复仇，在为痛苦、眼泪和法西斯匪徒们加于人们的一切侮辱复仇啦。
　　　　我们快要在莫斯科，在熟悉了的环境里欢聚了。”
　　　　“……我没战斗，我在等待进攻的命令，我们在防御中停止着，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在沉寂中和烦人的等待中过着。我们住在德国人的房里，处处都是破坏了的灰色楼房。炸弹炸成了的巨大的漏斗形弹坑，使我们不得不离开暗淡的柏油马路迂回过去。炮弹昼夜不停地爆炸着，我们住的房子震撼着，颤动着。法西斯匪徒们在凶狠地抵抗着，他们紧抓住自己的每一小块土地不放。现在他们正在开始炮轰自己的农村……
　　　　在最后一次战争里，我稍微受一点伤，现在已经痊愈了，只是胸膛还疼……”
　　　　“……雨，雨。霪雨天气使人觉得似乎是处身在灰色的冰冷的海水里边，这里暗淡凄凉，我愿意回家，我相信这个愿望快成为事实了。愿你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健康和常给我写信，不要替我担心。吻你。你的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
　　　　在这封信上注明着：“东普鲁士”“１９４５年４月１日。”
　　　　我曾等待下一次的信，但是它没有寄来。我不敢揣想，我只是等待着。我没有推测什么灾祸，我的孩子太活泼、太恋世了，我的记忆里只有他的充满信念的声音：“我一定回来！”
　　壮烈地牺牲了
　　
　　　　４月２０日我在信箱里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舒拉的战地邮政号码，但是地址并不是他的笔迹写的。我怕拆开这封信，拿着它楞了很久，以后终于拆开它读了最前的几行，眼前发黑了。我换了一口气之后重新又读，仍是读不下去。以后用尽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勉强读完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４日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
　　　　很痛心地给您写这封信。我求您：集中勇敢和坚毅。
　　　　您的儿子近卫军中尉亚历山大·阿那托利维奇在反德国侵略者斗争中壮烈地牺牲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的生命献给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了。
　　　　我告诉您：您的儿子是英雄，您可以因他而骄傲，他曾忠实地保卫祖国，他堪称为他的姐姐的好弟弟。
　　　　您把您的仅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儿女，都献给祖国了。
　　　　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战役中，舒拉的战车在４月６日首先强渡了３０米宽的水渠，猛轰敌人，消灭了敌人的炮兵队，炸毁了军需仓库，并击毙希特勒匪军官兵６０人。
　　　　４月８日他的战车首先闯入克尼根·路易金堡垒，俘敌３５０人，完整坦克９辆，汽车２００辆，并获得燃料仓库一处。在战斗中，舒拉由战车指挥员升为中队指挥员。他虽年轻，但是指挥中队很胜任，并且在执行一切战斗任务上都可称为模范。
　　　　昨天他在争夺哥尼斯堡西方的非布鲁定克鲁格村落的战斗中牺牲了。那一村落已经落在我们手里，您的儿子在最前头的队伍中间闯入了那个村落，击毙希特勒匪徒４０余人，并轧毁反坦克炮４门。爆炸的炮弹永远地夺去了您的亲爱的、也是我们的亲爱的舒拉的生命。
　　　　战争与死亡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死于我们胜利的前夕，就令人特别惋惜。
　　　　紧握您的手。希望您勇敢。衷心尊敬您和同情您的近卫军中校列盖札。
　　　　……４月３０日我飞到了维尔纽斯，由那里乘汽车到达哥尼斯堡。空虚，周围的一切都被破坏了，片瓦无存，哪里也不见人影。以后来了一串一串的德国人：他们徒步走着，推着独轮或四轮小车，载着家产，他们不敢抬头，不敢正视……
　　　　以后涌现了我们的人的洪流，他们是返回故乡的。他们有乘马车的，有乘汽车的，有步行的，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欢喜，幸福的。由这一切都可以看出：胜利并非道远路遥，它很近了。它就挨着我们了。
　　　　舒拉问过我若干次：“妈妈，你怎么想象胜利那一天呀？
　　　　你以为那是在什么时候？真是在春天吧？一定在春天！倘若在冬天，那么，雪是一样要融化的，花一样要开的！”
　　　　现在胜利临近了。这已经是胜利的前夕，幸福的前夕。可是我坐在我的孩子的棺材旁边。他像活人一样躺着：容貌是安静的，明朗的，我没预料到我们会这样见面。这实在是超过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事……
　　　　后来，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舒拉的脸，往上看了看，我看见了另一个青年的面孔。我仔细地看他，可是想不起来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他：那时很不容易思索什么，回忆什么了。
　　　　“我是沃洛嘉·奇托夫。”青年小声地说了。
　　　　马上我就想起了那年４月，当我回到家来遇到舒拉和他的朋友们在高兴地谈话的那一晚上。“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我们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我仿佛又听到儿子的声音了。
　　　　“其余的人们呢？”我勉强地问。
　　　　沃洛嘉告诉我说，尤拉·布娄多和瓦洛嘉·尤里耶夫牺牲了，他们也像舒拉一样，没等到胜利就牺牲了……多少青年，多少好人都没等到这一天就牺牲了！……
　　　　……恐怕我不能有系统地，详细地把在哥尼斯堡的两天的事述说出来了。但是我记得人们曾怀着什么样的敬爱谈论舒拉。
　　　　我听见人们的一些话：“他勇敢……是一个谦虚的人，是多好的同志呀！年轻，可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员！我永远忘不了他！”
　　　　以后我就回来了。舒拉的坦克的射击手萨沙·斐基柯护送着我，他一路上像照顾病人那样照顾我，像儿子那样关心我：不问我他就猜到了需要做什么。
　　　　……５月５日在诺伏捷维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娅的坟的对面又添了一座新坟。他们死后和生前一样，仍在一起。
　　　　这是胜利之前４天。
　　　　５月９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着人像长河一样流过去：走过的有儿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个整个家庭，全是狂欢的，幸福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能再看见蓝天了，不能再看见鲜花了，他们永远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们为了别的孩子，为了在渴望已久的这一点钟在我眼前过着的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