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這本書可以說是存在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品，同時，它也是一本當代青年不可不讀的經典名著。
《局外人》以“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開始，以“我還希望處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看，對我發出仇恨的喊叫聲”結束。小說以這種不動聲色而又藴含內在力量的平靜語調為我們塑造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荒謬的人”：對一切都漠然置之的默爾索。
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默爾索的母親去世開始，到他在海灘上殺死阿拉伯人為止，是按時間順序敘述的故事。
默爾索不僅在接到通知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而且在母親下葬時也沒有哭，他沒有要求打開棺材再看母親最後一眼，反而在母親的棺材面前抽煙、喝咖啡，人們不禁要憤然了：一個人在母親下葬時不哭，他還算得是人嗎？更有甚者，他竟在此後的第二天，就去海濱遊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並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處。默爾索的行為越來越讓人驚訝愕然，名聲不好的鄰居要懲罰自己的情婦，求他幫助寫一封信，他竟答應了，覺得“沒有理由不讓他滿意”。老闆建議他去巴黎開設一個辦事處，他竟沒有表示什麽熱情，雖然他“並不願意使他不快”。對於人人嚮往的巴黎， 他竟有這樣的評價： “很髒。有鴿子， 有黑乎乎的院子。”瑪麗要跟他結婚，他說隨便怎麽樣都行。瑪麗堅持問默爾索是否真的愛她，她原來指望聽到肯定的回答，可是他竟說“大概是不愛她”。
《局外人》遠眺凱旋門
這種敘述毫無抒情的意味，而衹是默爾索內心自發意識的流露，因而他敘述的接二連三的事件、對話、姿勢和感覺之間似乎沒有必然的聯繫，給人以一種不連貫的荒謬之感，因為別人的姿勢和語言在他看來都是沒有意義的，是不可理解的。惟一確實的存在便是大海、陽光，而大自然卻壓倒了他，使他莫名其妙地殺了人：“我衹覺得鐃鈸似的太陽扣在我的頭上我感到天旋地轉。海上泛起一陣悶熱的狂風，我覺得天門洞開，嚮下傾瀉大火。我全身都綳緊了，手緊緊握住槍。槍機扳動了”
在第二部分裏，牢房代替了大海，社會的意識代替了默爾索自發的意識。司法機構以其固有的邏輯，利用被告過去偶然發生的一些事件把被告虛構成一種他自己都認不出來的形象：即把始終認為自己無罪、對一切都毫不在乎的默爾索硬說成一個冷酷無情、蓄意殺人的魔鬼。因為審訊幾乎從不調查殺人案件，而是千方百計把殺人和他母親之死及他和瑪麗的關係聯繫在一起。
《局外人》咖啡館
迷迷糊糊地殺了人的默爾索，對法庭上的辯論漠然置之，卻非常有興趣斷定自己辯護律師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就在臨刑的前夜，他覺醒了：“面對着充滿信息和星鬥的夜”，他“第一次嚮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他居然感到他“過去曾經是幸福的”， “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似乎還嫌人們驚訝得不夠，接着又說：“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麽孤獨，我還希望處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
默爾索因為感受到這個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冷漠，而毫不遲疑地遠離社會、拋棄社會，可是社會也拋棄了他，他最終成為了一個排除於生活中心的局外人。
《局外人》-專傢點評
《局外人》阿爾伯特·加繆
加繆曾經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裏，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 這種近乎可笑的說法隱藏着一個十分嚴酷的邏輯：任何違反社會的基本法則的人必將受到社會的懲罰。這個社會需要和它一致的人，背棄它或反抗它的人都在懲處之列，都有可能讓檢察官先生說：“我嚮你們要這個人的腦袋。” 默爾索的腦袋已經被檢察官以社會的名義要了去。社會拋棄了默爾索，然而，默爾索宣佈：“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誰也不會想到默爾索會有這樣的宣告，他通過自己的宣告也拋棄了社會。然而這正是他的覺醒，他認識到了人與世界的分裂，他完成了荒誕的旅程的第一階段。
談《局外人》而不談荒誕，就如同談薩特的《惡心》而不談存在主義。加繆在這本書中列舉了荒誕的種種表現，例如：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和布景的分離；懷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裂；肉體的需要對於使之趨於死亡的時間的反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為不可能的那種厚度和陌生性；人對人本身所散發出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適及其墮落，等等。由於發現了“荒誕”，默爾索的消極、冷漠、無動於衷、執著於瞬間的人生等等頓時具有了一種象徵的意義，小說於是從哲學上得到了闡明。因為人和世界的分離，世界於人是荒誕的，人對世界無能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加繆指出：“荒誕，就是確認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荒誕的人”就是“那個不否認永恆、但也不為永恆做任何事情的人”。尤其是當加繆指出“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的時候，我們更會一下子想到默爾索的。“荒誕的人”就是“局外人”，“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
《局外人》阿爾伯特·加繆
小說傢加繆同時還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作為存在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的哲學家加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兩種身份的混淆往往容易在小說創作中帶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思想大於形象。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對於這類小說評價往往着重於其思想性。通俗地說，那就是加繆的小說，《局外人》也好，《鼠疫》也好，成敗與否由其中心思想决定。《紐約時報書評》對《局外人》思想與形式的關係是這樣分析的：“中心思想並不是創造性藝術的最高形式，但是，它卻有可能重要到這個地步：如果為了藝術批判的緣故而拋棄它則將會褻瀆人類精神。”閱讀這部小說就可以讓人明白，《局外人》並不是一個哲學觀念的簡單圖解，而是一部成功的小說。它以奇特而又新穎的筆調塑造了一個顯然與衆不同的人物，不想和別人有任何聯繫、衹想保持自己個性不受幹擾的人物。《局外人》的讀者可以不知道默爾索什麽模樣，是高還是矮，是胖還是瘦，但他們不可能不記住他，不可能不在許多場合想到他。小說以自身的獨立的存在展示了人與世界的關係。它迫使我們嚮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世界是晦澀的，還是清晰的？是合乎理性的，還是不可理喻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幸福的，還是痛苦的？人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是和諧一致的，還是分裂矛盾的？
加繆的小說風格介於傳統小說和新小說之間。一方面，存在主義文學是反傳統的，作者從不介入小說，從不幹預主人公的命運，從來不發表自己的議論；另一方面，小說的語言又極其簡單明晰，可以說具有古典主義的散文風格，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局外人》成為一本於平淡中見深度、從枯澀中出哲理的很不平常的書。
《局外人》阿爾伯特·加繆
加繆還寫過以論荒誕為主旨的長篇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事實上，人們的確是常常用《西西弗神話》來解釋《局外人》，而開此先例的正是薩特。他最早把這兩本書聯繫在一起，認定《局外人》是“荒誕的證明”，是一本“關於荒誕和反對荒誕的書”。也可以說《西西弗神話》正是《局外人》的註腳。加繆在1941年2月21日的一則手記中寫道：“完成《神話》。三個‘荒誕’到此結束。”這三個“荒誕”指的就是：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小說《局外人》和劇本《卡利古拉》。
當加繆因車禍去世後，《紐約時報》這樣概括他的思想： “加繆在荒誕的車禍中喪身，實屬辛辣的哲學諷刺。因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對人類處境做出一個思想深刻人士的正確回答，人們毫不感到意外，我們的時代接受了加繆的觀點。血腥的二次世界大戰，可怕的氫彈威脅，這一切使現代社會能夠接受加繆嚴肅的哲學，並使之長存於人們的心中。”
如今40多年過去了，人們沒有忘記他，人們也不會忘記他，越來越多的人在研究他的著作與思想。《局外人》也一再重版，印數突破千萬册。加繆在世的時候由於是一個在貧窮、普通的家庭裏長大的孩子，因而常被痛恨他的人貶低，孤獨之時他總對他的一個知己說： “但願他們瞭解真正的我。”
他是與文學沙竜、文學名人、榮譽、勳章保持距離的“局外人”，但他的思考卻深入到了現代社會的腹地。
《局外人》-妙語佳句
大傢都很幸運，這個世界上衹有幸運的人。
在所有智力健全的人都或多或少期望他們所愛的人死去。
《局外人》以“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開始，以“我還希望處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看，對我發出仇恨的喊叫聲”結束。小說以這種不動聲色而又藴含內在力量的平靜語調為我們塑造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荒謬的人”：對一切都漠然置之的默爾索。
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默爾索的母親去世開始，到他在海灘上殺死阿拉伯人為止，是按時間順序敘述的故事。
默爾索不僅在接到通知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而且在母親下葬時也沒有哭，他沒有要求打開棺材再看母親最後一眼，反而在母親的棺材面前抽煙、喝咖啡，人們不禁要憤然了：一個人在母親下葬時不哭，他還算得是人嗎？更有甚者，他竟在此後的第二天，就去海濱遊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並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處。默爾索的行為越來越讓人驚訝愕然，名聲不好的鄰居要懲罰自己的情婦，求他幫助寫一封信，他竟答應了，覺得“沒有理由不讓他滿意”。老闆建議他去巴黎開設一個辦事處，他竟沒有表示什麽熱情，雖然他“並不願意使他不快”。對於人人嚮往的巴黎， 他竟有這樣的評價： “很髒。有鴿子， 有黑乎乎的院子。”瑪麗要跟他結婚，他說隨便怎麽樣都行。瑪麗堅持問默爾索是否真的愛她，她原來指望聽到肯定的回答，可是他竟說“大概是不愛她”。
《局外人》遠眺凱旋門
這種敘述毫無抒情的意味，而衹是默爾索內心自發意識的流露，因而他敘述的接二連三的事件、對話、姿勢和感覺之間似乎沒有必然的聯繫，給人以一種不連貫的荒謬之感，因為別人的姿勢和語言在他看來都是沒有意義的，是不可理解的。惟一確實的存在便是大海、陽光，而大自然卻壓倒了他，使他莫名其妙地殺了人：“我衹覺得鐃鈸似的太陽扣在我的頭上我感到天旋地轉。海上泛起一陣悶熱的狂風，我覺得天門洞開，嚮下傾瀉大火。我全身都綳緊了，手緊緊握住槍。槍機扳動了”
在第二部分裏，牢房代替了大海，社會的意識代替了默爾索自發的意識。司法機構以其固有的邏輯，利用被告過去偶然發生的一些事件把被告虛構成一種他自己都認不出來的形象：即把始終認為自己無罪、對一切都毫不在乎的默爾索硬說成一個冷酷無情、蓄意殺人的魔鬼。因為審訊幾乎從不調查殺人案件，而是千方百計把殺人和他母親之死及他和瑪麗的關係聯繫在一起。
《局外人》咖啡館
迷迷糊糊地殺了人的默爾索，對法庭上的辯論漠然置之，卻非常有興趣斷定自己辯護律師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就在臨刑的前夜，他覺醒了：“面對着充滿信息和星鬥的夜”，他“第一次嚮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他居然感到他“過去曾經是幸福的”， “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似乎還嫌人們驚訝得不夠，接着又說：“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麽孤獨，我還希望處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
默爾索因為感受到這個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冷漠，而毫不遲疑地遠離社會、拋棄社會，可是社會也拋棄了他，他最終成為了一個排除於生活中心的局外人。
《局外人》-專傢點評
《局外人》阿爾伯特·加繆
加繆曾經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裏，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 這種近乎可笑的說法隱藏着一個十分嚴酷的邏輯：任何違反社會的基本法則的人必將受到社會的懲罰。這個社會需要和它一致的人，背棄它或反抗它的人都在懲處之列，都有可能讓檢察官先生說：“我嚮你們要這個人的腦袋。” 默爾索的腦袋已經被檢察官以社會的名義要了去。社會拋棄了默爾索，然而，默爾索宣佈：“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誰也不會想到默爾索會有這樣的宣告，他通過自己的宣告也拋棄了社會。然而這正是他的覺醒，他認識到了人與世界的分裂，他完成了荒誕的旅程的第一階段。
談《局外人》而不談荒誕，就如同談薩特的《惡心》而不談存在主義。加繆在這本書中列舉了荒誕的種種表現，例如：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和布景的分離；懷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裂；肉體的需要對於使之趨於死亡的時間的反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為不可能的那種厚度和陌生性；人對人本身所散發出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適及其墮落，等等。由於發現了“荒誕”，默爾索的消極、冷漠、無動於衷、執著於瞬間的人生等等頓時具有了一種象徵的意義，小說於是從哲學上得到了闡明。因為人和世界的分離，世界於人是荒誕的，人對世界無能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加繆指出：“荒誕，就是確認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荒誕的人”就是“那個不否認永恆、但也不為永恆做任何事情的人”。尤其是當加繆指出“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的時候，我們更會一下子想到默爾索的。“荒誕的人”就是“局外人”，“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
《局外人》阿爾伯特·加繆
小說傢加繆同時還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作為存在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的哲學家加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兩種身份的混淆往往容易在小說創作中帶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思想大於形象。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對於這類小說評價往往着重於其思想性。通俗地說，那就是加繆的小說，《局外人》也好，《鼠疫》也好，成敗與否由其中心思想决定。《紐約時報書評》對《局外人》思想與形式的關係是這樣分析的：“中心思想並不是創造性藝術的最高形式，但是，它卻有可能重要到這個地步：如果為了藝術批判的緣故而拋棄它則將會褻瀆人類精神。”閱讀這部小說就可以讓人明白，《局外人》並不是一個哲學觀念的簡單圖解，而是一部成功的小說。它以奇特而又新穎的筆調塑造了一個顯然與衆不同的人物，不想和別人有任何聯繫、衹想保持自己個性不受幹擾的人物。《局外人》的讀者可以不知道默爾索什麽模樣，是高還是矮，是胖還是瘦，但他們不可能不記住他，不可能不在許多場合想到他。小說以自身的獨立的存在展示了人與世界的關係。它迫使我們嚮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世界是晦澀的，還是清晰的？是合乎理性的，還是不可理喻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幸福的，還是痛苦的？人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是和諧一致的，還是分裂矛盾的？
加繆的小說風格介於傳統小說和新小說之間。一方面，存在主義文學是反傳統的，作者從不介入小說，從不幹預主人公的命運，從來不發表自己的議論；另一方面，小說的語言又極其簡單明晰，可以說具有古典主義的散文風格，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局外人》成為一本於平淡中見深度、從枯澀中出哲理的很不平常的書。
《局外人》阿爾伯特·加繆
加繆還寫過以論荒誕為主旨的長篇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事實上，人們的確是常常用《西西弗神話》來解釋《局外人》，而開此先例的正是薩特。他最早把這兩本書聯繫在一起，認定《局外人》是“荒誕的證明”，是一本“關於荒誕和反對荒誕的書”。也可以說《西西弗神話》正是《局外人》的註腳。加繆在1941年2月21日的一則手記中寫道：“完成《神話》。三個‘荒誕’到此結束。”這三個“荒誕”指的就是：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小說《局外人》和劇本《卡利古拉》。
當加繆因車禍去世後，《紐約時報》這樣概括他的思想： “加繆在荒誕的車禍中喪身，實屬辛辣的哲學諷刺。因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對人類處境做出一個思想深刻人士的正確回答，人們毫不感到意外，我們的時代接受了加繆的觀點。血腥的二次世界大戰，可怕的氫彈威脅，這一切使現代社會能夠接受加繆嚴肅的哲學，並使之長存於人們的心中。”
如今40多年過去了，人們沒有忘記他，人們也不會忘記他，越來越多的人在研究他的著作與思想。《局外人》也一再重版，印數突破千萬册。加繆在世的時候由於是一個在貧窮、普通的家庭裏長大的孩子，因而常被痛恨他的人貶低，孤獨之時他總對他的一個知己說： “但願他們瞭解真正的我。”
他是與文學沙竜、文學名人、榮譽、勳章保持距離的“局外人”，但他的思考卻深入到了現代社會的腹地。
《局外人》-妙語佳句
大傢都很幸運，這個世界上衹有幸運的人。
在所有智力健全的人都或多或少期望他們所愛的人死去。
西西弗的神话荷馬說，西西弗是最終要死的人中最聰明最謹慎的人。但另有傳說說他屈從於強盜生涯。我看不出其中有什麽矛盾。各種說法的分歧在於是否要賦予這地獄中的無效勞動者的行為動機以價值。人們首先是以某種輕率的態度把他與諸神放在一起進行譴責，並歷數他們的隱私。阿索玻斯的女兒埃癸娜被朱庇特劫走。父親對女兒的失蹤大為震驚並且怪罪於西西弗，深知內情的西西弗對阿索玻斯說，他可以告訴他女兒的消息，但必須以給柯蘭特城堡供水為條件，他寧願得到水的聖浴，而不是天火雷電。他因此被罰下地獄，荷馬告訴我們西西弗曾經扼往過死神的喉嚨。普洛托忍受不了地獄王國的荒涼寂寞，他催促戰神把死神從其戰勝者手中解放出來。
還有人說，西西弗在臨死前冒失地要檢驗他妻子對他的愛情。他命令她把他的屍體扔在廣場中央。不舉行任何儀式。於是西西弗重墮地獄。他在地獄裏對那恣意踐踏人類之愛的行徑十分憤慨。她獲得普洛托的允諾重返人間以懲罰他的妻子。但當他又一次看到這大地的面貌，重新領略流水、陽光的撫愛，重新觸摸那火熱的石頭、寬闊的大海的時候，他就再也不願回到陰森的地獄中去了。冥王的詔令、氣憤和警告都無濟於事。他又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年，面對起伏的山巒，奔騰的大海和大地的微笑他又生活了多年。諸神於是進行干涉。墨丘利跑來揪住這冒犯者的領子，把他從歡樂的生活中拉了出來，強行把他重新投入地獄，在那裏，為懲罰他而設的巨石已準備就緒。
我們已經明白：西西弗是個荒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謬的英雄，還因為他的和他所經受的磨難。他藐視神明，仇恨死亡，對生活充滿，這必然使他受到難以用言語盡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個身心致力於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而這是為了對大地的無限熱愛必須付出的代價。人們並沒有談到西西弗在地獄裏的情況。創造這些神話是為了讓人的想象使西西弗的形象栩栩如生。在西西弗身上，我們衹能看到這樣一幅圖畫：一個緊張的身體千百次地重複一個動作：搬動巨石，滾動它並把它推至山頂；我們看到的是一張痛苦扭麯的臉，看到的是緊貼在巨石上的面頰，那落滿泥士、抖動的肩膀，沾滿泥士的雙腳，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堅實的滿是泥士的人的雙手。經過被渺渺空間和永恆的時間着的努力之後，目的就達到了。西西弗於是看到巨石在幾秒鐘內又嚮着下面的世界滾下，而他則必須把這巨石重新推嚮山頂。他於是又嚮山下走去。
正是因為這種回覆、停歇，我對西西弗産生了興趣。這一張飽經磨難近似石頭般堅硬的面孔已經自己化成了石頭！我看到這個人以沉重而均勻的腳步走嚮那無盡的苦難。這個時刻就像一次呼吸那樣短促，它的到來與西西弗的不幸一樣是確定無疑的，這個時刻就是意識的時刻。在每一個這樣的時刻中，他離開山頂並且逐漸地深入到諸神的巢穴中去，他超出了他自己的命運。他比他搬動的巨石還要堅硬。
如果說，這個神話是悲劇的，那是因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識的。若他行的每一步都依靠成功的希望所支持，那他的痛苦實際上又在那裏呢？今天的工人終生都在勞動，終日完成的是同樣的工作，這樣的命運並非不比西西弗的命運荒謬。但是，這種命運衹有在工人變得有意識的偶然時刻纔是悲劇性的。西西弗，這諸神中的無産者，這進行無效勞役而又進行反叛的無産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處的悲慘境地：在他下山時，他想到的正是這悲慘的境地。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識同時也就造就了他的勝利。不存在不通過蔑視而自我超越的命運。
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裏是痛苦地進行着的，那麽這個工作也可以在歡樂中進行。這並不是言過其實。我還想象西西弗又回頭走嚮他的巨石，痛苦又重新開始。當對大地的想象過於着重於回憶，當對幸福的憧憬過於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靈深處升起：這就是巨石的勝利，這就是巨石本身。巨大的悲痛是難以承擔的重負。這就是我們的客西馬尼之夜。但是，雄辯的真理一旦被認識就會衰竭。因此，俄狄浦斯不知不覺首先屈從命運。而一旦他明白了一切，他的悲劇就開始了。與此同時，兩眼失明而又喪失希望的俄狄浦斯認識到，他與世界之間的唯一聯繫就是一個年輕姑娘鮮潤的手。他於是毫無顧忌地發出這樣震撼人心的聲音：“儘管我歷盡艱難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靈魂深邃偉大，因而我認為我是幸福的。”索福剋勒斯的俄狄浦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裏洛夫都提出了荒謬勝利的法則。先賢的智慧與現代英雄主義匯合了。
人們要發現荒謬，就不能不想到要寫某種有關幸福的教材。“哎，什麽！就憑這些如此狹窄的道路……？”但是，世界衹有一個。幸福與荒謬是同一大地的兩個産兒。若說幸福一定是從荒謬的發現中産生的，那可能是錯誤的。因為荒謬的感情還很可能産生於幸福。“我認為我是幸福的”，俄狄浦斯說，而這種說法是神聖的。它回響在人的瘋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它告誡人們一切都還沒有也從沒有被窮盡過。它把一個上帝從世界中驅逐出去，這個上帝是懷着不滿足的心理以及對無效痛苦的偏好而進入人間的。它還把命運改造成為一件應該在人們之中得到安排的人的事情。
西西弗無聲的全部快樂就在於此。他的命運是屬於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樣，當荒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時，他就使一切偶像啞然失聲。在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萬個美妙細小的聲音。無意識的、秘密的召喚，一切面貌提出的要求，這些都是勝利必不可少的對立面和應付的代價。不存在無陰影的太陽，而且必須認識黑夜。荒謬的人說“是”，但他的努力永不停息。如果有一種個人的命運，就不會有更高的命運，或至少可以說，衹有一種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應受到蔑視的命運。此外，荒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這微妙的時刻，人回歸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嚮巨石，他靜觀這一係列沒有關聯而又變成他自己命運的行動，他的命運是他自己創造的，是在他的記憶的註視下聚合而又馬上會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運。因此，盲人從一開始就堅信一切人的東西都源於人道主義，就像盲人渴望看見而又知道黑夜是無窮盡的一樣，西西弗永遠行進。而巨石仍在滾動着。
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腳下！我們總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負。而西西弗告訴我們，最高的虔誠是否認諸神並且搬掉石頭。他也認為自己是幸福的。這個從此沒有主宰的世界對他來講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士。這塊巨石上的每一顆粒，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顆礦砂唯有對西西弗纔形成一個世界。他爬上山頂所要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使一個人心裏感到充實。應該認為，西西弗是幸福的。
In the essay, Camus introduces his philosophy of the absurd: man's futile search for meaning, unity and clarity in the face of an unintelligible world devoid of God and eternal truths or values. Do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bsurd require suicide? Camus answers: "No. It requires revolt." He then outlines several approaches to the absurd life. The final chapter compares the absurdity of man's life with the situation of Sisyphus, a figure of Greek mythology who was condemned to repeat forever the same meaningless task of pushing a boulder up a mountain, only to see it roll down again. The essay concludes, "The struggle itself...is enough to fill a man's heart. One must imagine Sisyphus happy."
The work can be seen in relation to other works by Camus: the novel The Stranger (1942), the play Caligula (1945), and especially the essay The Rebel (1951).
Summary
The essay is dedicated to Pascal Pia and is organized in three chapters and one appendix.
Chapter 1: An Absurd Reasoning
Camus undertakes to answer what he considers to be the only question of philosophy that matters: Do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eaninglessness and absurdity of life necessarily require suicide?
He begins by describing the absurd condition: much of our life is built on the hope for tomorrow yet tomorrow brings us closer to death and is the ultimate enemy; people live as if they didn't know about the certainty of death; once stripped of its common romanticisms, the world is a foreign, strange and inhuman place; true knowledge is impossible and rationality and science cannot explain the world: their stories ultimately end in meaningless abstractions, in metaphors. "From the moment absurdity is recognized, it becomes a passion, the most harrowing of all."
It is not the world that is absurd, nor human thought: the absurd arises when the human need to understand meets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the world, when "my appetite for the absolute and for unity" meets "the impossibility of reducing this world to a rational and reasonable principle."
He then characterizes a number of philosophies that describe and attempt to deal with this feeling of the absurd, by Heidegger, Jaspers, Shestov, Kierkegaard and Husserl. All of these, he claims, commit "philosophical suicide" by reaching conclusions that contradict the original absurd position, either by abandoning reason and turning to God, as in the case of Kierkegaard and Shestov, or by elevating reason and ultimately arriving at ubiquitous Platonic forms and an abstract god, as in the case of Husserl.
For Camus, who sets out to take the absurd seriously and follow it to its final conclusions, these "leaps" cannot convince. Taking the absurd seriously means acknowledg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sire of human reason and the unreasonable world. Suicide, then, also must be rejected: without man, the absurd cannot exist. The contradiction must be lived; reason and its limits must be acknowledged, without false hope. However, the absurd can never be accepted: it requires constant confrontation, constant revolt.
While the question of human freedom in the metaphysical sense loses interest to the absurd man, he gains freedom in a very concrete sense: no longer bound by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or eternity, without a need to pursue life's purpose or to create meaning, "he enjoys a freedom with regard to common rules".
To embrace the absurd implies embracing all that the unreasonable world has to offer. Without a meaning in life, there is no scale of values. "What counts is not the best living but the most living."
Thus, Camus arrives at three consequences from the full acknowledging of the absurd: revolt, freedom and passion.
Chapter 2: The Absurd Man
How should the absurd man live? Clearly, no ethical rules apply, as they are all based on higher powers or on justification. "Integrity has no need of rules."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is not an outburst of relief or of joy, but rather a bitter acknowledgment of a fact."
Camus then goes on to present examples of the absurd life. He begins with Don Juan, the serial seducer who lives the passionate life to the fullest. "There is no noble love but that which recognizes itself to be both short-lived and exceptional."
The next example is the actor, who depicts ephemeral lives for ephemeral fame. "He demonstrates to what degree appearing creates being." "In those three hours he travels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dead-end path that the man in the audience takes a lifetime to cover."
Camus' third example of the absurd man is the conqueror, the warrior who forgoes all promises of eternity to affect and engage fully in human history. He chooses action over contemplation, aware of the fact that nothing can last and no victory is final.
Chapter 3: The Myth of Sisyphus
In the last chapter, Camus outlines the legend of Sisyphus who defied the gods and put Death in chains so that no human needed to die. When Death was eventually liberated and it came time for Sisyphus himself to die, he concocted a deceit which let him escape from the underworld. Finally captured, the gods decided on his punishment: for all eternity, he would have to push a rock up a mountain; on the top, the rock rolls down again and Sisyphus has to start over. Camus sees Sisyphus as the absurd hero who lives life to the fullest, hates death and is condemned to a meaningless task.
Camus presents Sisyphus's ceaseless and pointless toil as a metaphor for modern lives spent working at futile jobs in factories and offices. "The workman of today works every day in his life at the same tasks, and this fate is no less absurd. But it is tragic only at the rare moments when it becomes conscious."
Camus is interested in Sisyphus' thoughts when marching down the mountain, to start anew. This is the truly tragic moment, when the hero becomes conscious of his wretched condition. He does not have hope, but "[t]here is no fate that cannot be surmounted by scorn." Acknowledging the truth will conquer it; Sisyphus, just like the absurd man, keeps pushing. Camus claims that when Sisyphus acknowledges the futility of his task and the certainty of his fate, he is freed to realize the absurdity of his situation and to reach a state of contented acceptance. With a nod to the similarly cursed Greek hero Oedipus, Camus concludes that "all is well," indeed, that "One must imagine Sisyphus happy."
Appendix
The essay contains an appendix titled "Hope and the Absurd in the work of Franz Kafka". While Camus acknowledges that Kafka's work represents an exquisite description of the absurd condition, he maintains that Kafka fails as an absurd writer because his work retains a glimmer of hope.
長篇小說《鼠疫》的作者阿爾貝·加繆是法國現代著名存在主義文學家，1957年諾貝爾文學奬金的獲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他的父親生於阿爾薩斯，從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離寄養的孤兒院，長大後在阿爾及利亞當農業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在對德作 戰中受傷身亡，當時加繆還不滿一歲。加繆繼《鼠疫》之後，曾計劃在另一部長篇小說《第一人》中描寫他的父親的一生。他的母親是祖代移居阿爾及利亞的西班牙人後裔；在她的扶養下，加繆在貧睏的阿拉伯居民中間
長大，對他們的處境始終懷有深切的同情。加繆在阿爾及爾大學哲學係攻讀時，因患肺病而中途輟學。後來他和一些青年組織了一個“勞動劇團”，後因準備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礦工罷工遭到鎮壓為主題的戲劇，被殖民當局禁演，劇團也因而解散。那時加繆開始為當地報紙寫文章，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正式從事新聞工作。1934年他參加了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共産黨支部，翌年脫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雖然有一段時間肺病復發，但仍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繼續為反對法西斯撰寫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後，加繆擔任戴高樂派的《戰鬥報》主編，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繆正式宣告脫離這份報紙。後來他除了從事生平嚮往的戲劇活動和寫作外，長期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爾·伽裏瑪挑選文藝作品。戰後初期，他與當時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學界影響極大的存在主義作傢讓·保羅·薩特曾一度過從甚密，但加繆始終否認自己屬於這一派，認為他對一切問題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不屬於任何派別體係。1946年他發表了論著《反抗者》以後，受到薩特的批評，兩人之間展開了一場論戰，曾轟動一時。1960年春，加繆乘坐伽裏瑪駕駛的汽車出遊時，翻車身亡，時年四十七歲。
《鼠疫》這部以象徵手法寫出的哲理小說，與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局外人》（1942年發表）問是加繆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為現代世界文學名著。《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醖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占領以後。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劃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着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像十九世紀美國作傢麥爾維爾的小說《白鯨》那樣，通過一條大鯨魚的兇惡，寫出時代的災難。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帕納裏埃（後來作者在 鼠疫》中以帕納盧作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療養，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德軍進占法國南方，加繆一時與傢人音訊斷絶，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專製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着與外界隔絶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着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一樣”；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着一種處於絶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註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緻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一場大屠殺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紮和鬥爭之際，特別是刻劃了法國資産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儘管加
繆按照習慣，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藉北非地中海濱海城市奧蘭作為發生鼠疫的地點，但我們從這座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但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表現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活着沒有意義。因此，加繆雖然再三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西方文學史傢仍然把他列為這一流派的作傢。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這部後期代表作中，表現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變。《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裏厄醫生面對着同樣荒謬的世界時，態度就完全不同：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態度；裏厄醫生在力搏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絶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裏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他最後認識到衹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纔有一綫希望。
加繆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認為個人應置於一切的首位；但在發現強調“個人絶對自由”的存在主義並不能解决資産階級社會生存的矛盾時，加繆終於回到傳統的資産階級人道主義中去尋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類的出路在何處”的問題。 《鼠疫》形象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
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緻；小說中貫穿着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般的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海濱色彩奇幻的畫面，使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The novel is believed to be based on the cholera epidemic that killed a large percentage of Oran's population in 1849 following French colonization, but the novel is placed in the 1940s.[1] Oran and its environs were struck by disease multiple times before Camus published this novel. According to a research report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ran was decimated by the plague in 1556 and 1678, but outbreaks after European colonization, in 1921 (185 cases), 1931 (76 cases), and 1944 (95 cases), were very far from the scale of the epidemic described in the novel.
The Plague is considered an existentialist classic despite Camus' objection to the label.[2][3] The narrative tone is similar to Kafka's, especially in The Trial, where individual sentences potentially have multiple meanings, the material often pointedly resonating as stark allegory of phenome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Camus included a dim-witted character misreading The Trial as a mystery novel as an oblique homage. The novel has been read as a metaphorical treatment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 to Nazi occup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Although Camus's approach in the book is severe, his narrator emphasizes the ideas that we ultimately have no control, irrationality of life is inevitable, and he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human reaction towards the ‘absurd’. The Plague represents how the world deals with the philosophical notion of the Absurd, a theory which Camus himself helped to define.
長大，對他們的處境始終懷有深切的同情。加繆在阿爾及爾大學哲學係攻讀時，因患肺病而中途輟學。後來他和一些青年組織了一個“勞動劇團”，後因準備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礦工罷工遭到鎮壓為主題的戲劇，被殖民當局禁演，劇團也因而解散。那時加繆開始為當地報紙寫文章，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正式從事新聞工作。1934年他參加了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共産黨支部，翌年脫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雖然有一段時間肺病復發，但仍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繼續為反對法西斯撰寫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後，加繆擔任戴高樂派的《戰鬥報》主編，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繆正式宣告脫離這份報紙。後來他除了從事生平嚮往的戲劇活動和寫作外，長期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爾·伽裏瑪挑選文藝作品。戰後初期，他與當時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學界影響極大的存在主義作傢讓·保羅·薩特曾一度過從甚密，但加繆始終否認自己屬於這一派，認為他對一切問題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不屬於任何派別體係。1946年他發表了論著《反抗者》以後，受到薩特的批評，兩人之間展開了一場論戰，曾轟動一時。1960年春，加繆乘坐伽裏瑪駕駛的汽車出遊時，翻車身亡，時年四十七歲。
《鼠疫》這部以象徵手法寫出的哲理小說，與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局外人》（1942年發表）問是加繆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為現代世界文學名著。《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醖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占領以後。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劃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着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像十九世紀美國作傢麥爾維爾的小說《白鯨》那樣，通過一條大鯨魚的兇惡，寫出時代的災難。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帕納裏埃（後來作者在 鼠疫》中以帕納盧作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療養，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德軍進占法國南方，加繆一時與傢人音訊斷絶，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專製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着與外界隔絶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着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一樣”；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着一種處於絶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註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緻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一場大屠殺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紮和鬥爭之際，特別是刻劃了法國資産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儘管加
繆按照習慣，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藉北非地中海濱海城市奧蘭作為發生鼠疫的地點，但我們從這座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但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表現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活着沒有意義。因此，加繆雖然再三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西方文學史傢仍然把他列為這一流派的作傢。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這部後期代表作中，表現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變。《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裏厄醫生面對着同樣荒謬的世界時，態度就完全不同：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態度；裏厄醫生在力搏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絶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裏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他最後認識到衹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纔有一綫希望。
加繆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認為個人應置於一切的首位；但在發現強調“個人絶對自由”的存在主義並不能解决資産階級社會生存的矛盾時，加繆終於回到傳統的資産階級人道主義中去尋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類的出路在何處”的問題。 《鼠疫》形象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
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緻；小說中貫穿着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般的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海濱色彩奇幻的畫面，使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The novel is believed to be based on the cholera epidemic that killed a large percentage of Oran's population in 1849 following French colonization, but the novel is placed in the 1940s.[1] Oran and its environs were struck by disease multiple times before Camus published this novel. According to a research report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ran was decimated by the plague in 1556 and 1678, but outbreaks after European colonization, in 1921 (185 cases), 1931 (76 cases), and 1944 (95 cases), were very far from the scale of the epidemic described in the novel.
The Plague is considered an existentialist classic despite Camus' objection to the label.[2][3] The narrative tone is similar to Kafka's, especially in The Trial, where individual sentences potentially have multiple meanings, the material often pointedly resonating as stark allegory of phenome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Camus included a dim-witted character misreading The Trial as a mystery novel as an oblique homage. The novel has been read as a metaphorical treatment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 to Nazi occup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Although Camus's approach in the book is severe, his narrator emphasizes the ideas that we ultimately have no control, irrationality of life is inevitable, and he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human reaction towards the ‘absurd’. The Plague represents how the world deals with the philosophical notion of the Absurd, a theory which Camus himself helped to de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