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稱前漢書，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東漢班固撰，主要記述漢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繼《史記》之後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
《漢書》的編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北）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後博覽群書，“九流百傢之言，無不窮究”。由於《史記》衹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嚮、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3—54）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遂“采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决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史記》的巨作——《史記後傳》。就在班固着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嚮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進了京兆監獄，傢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瞭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臺令史。蘭臺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蘭臺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
《漢書》出版以後，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學者爭相傳誦，《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這兩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長班固死後獨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謙遜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學問十分精深，當時的大學者馬融，為了請求班昭的指導，還跪在東觀藏書閣外，聆聽班昭的講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後為她素服舉哀。
《漢書》包括帝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捲。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前206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傢”，漢代勳臣世傢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動。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係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産、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註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捲，上捲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捲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封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這部書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據他父親所寫，又根據其他人如劉嚮、劉歆、揚雄、馮商、史岑諸人。在《漢書·藝文志》裏有一書稱《著記》一百九十捲，此是漢廷史官所撰，或許亦為班固撰《漢書》時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樸子》裏有一段話說：“傢有劉子駿漢書百餘捲。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沫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此謂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者，亦可說衹是一些札記。故謂他“編錄漢事”，殆是一條一條一段一段地編錄。而以此一百多捲的編錄本來校班固的《漢書》，幾是全部采取了劉子駿的編錄，沒有用的衹有兩萬多字。葛洪這段話，不像是隨便造說，可是當好好審讀。第一，劉歆書衹是個雜錄，非有成書。第二，說“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此語可分兩個講法。一是班固《漢書》完全抄了劉歆；一是劉歆《漢書雜錄》，為班固完全抄了。此兩講法大不同，我們絶不能說班固《漢書》“全取劉書”，明明他父親就寫了幾十篇傳。但劉歆的編錄，班固卻全抄了，不抄的衹有二萬多字。劉歆乃西漢末年一位大學者，他編錄了一百多捲材料，全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於《漢著記》一百多捲中間材料如何，我們無法知道。若說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劉歆在西漢學術上的地位，則或許還應在揚雄之上，决不輸過班彪。班固花了幾十年工夫，憑藉他父親及劉揚編錄下的許多好材料在那裏，倘使諸位今天要寫一部民國史，而從前有人先有一部筆記預備寫民國史的留給你，那自然用處就大了！劉歆所錄下的材料總是很有用。試舉一例，《漢書》裏特別詳及𠔌永。此人對劉欲發生着大影響，在《劉嚮、歆父子年譜》裏，說𠔌永是當時大儒，漢代後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響非常大。劉歆助養代漢，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後來魏晉篡位之比。今《漢書》裏𠔌永材料特別多，或許正是劉歆所編錄也不可知。
我們批評《漢書》內容，同時就該批評到班固這個人。書的背後必該有人，讀其書不問其書作者之為人，决非善讀書者。諸位不要認為書寫出便是。如他寫了一部歷史書，他便是個史學家，此固不錯。但我們也得反過來看，因他是個史學家，才能寫出一部歷史。而且我們也不要認為每一作者之能事，盡衹在他寫的書上。孔子之為人，不能說專在寫《春秋》。周公之為人，也不能說專在《西周書》裏幾篇與他有關的文章上。司馬遷寫下了一部《史記》，但儘管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記》裏不能寫進去。我們要根據《史記》來瞭解司馬遷一個活的人，若我們衹讀《史記》，而不問司馬遷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記》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們來講人的話，則班固遠不如司馬遷多了。在後代中國，唐以前多看重《漢書》，宋以後始知看重《史記》。鄭樵《通志》裏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在《文選》裏班固有《兩都賦》、《幽通賦》等，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但若說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那話或許講得過分些。寫史當然要抄書，太史公《史記》也何嘗不是從舊史料中抄來。《漢書》最後一篇《敘傳》，正是學《史記》裏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寫書歸之其父之遺命，即在《報任少卿書》中亦然。而班固的《敘傳》卻並沒有講到他父親，說他自己的《漢書》衹是承續父業。有人為班固辯護，在《漢書》裏也曾稱到他父親，而稱“司徒椽班彪”。看這五字，便見與司馬遷不同。司馬遷稱他父親為太史“公”，不直稱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見是司馬遷之尊親。而班固稱他父親便直呼“司徒椽班彪”，這可說是班固的客觀史筆嗎？班固寫《漢書》，或說開始固是繼續着他父親的寫下，後來則是奉了朝廷詔旨而寫，因此他不能說我這書是繼續父親的，這也是強為辯護。無論怎麽講，總覺得班馬兩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而把父業抹去了，在他《敘傳》裏沒有大書特書地把他父親寫出來，單拿這一點論，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實不為過。
當時有人說班固寫《漢書》有“受金之謗”。別人賄賂他，希望寫一篇好傳，或者把壞事情少寫幾句，這話見於劉知幾《史通》。當然是相傳下來有此話，所以劉知幾《史通》也講到了。在先有劉勰的《文心雕竜》，在《史傳篇》裏已為班固辯誣，說“徵賄鬻筆之愆”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這些來批評《漢書》。可是鄭樵《通志》又說，東漢肅宗曾對竇憲說：重視班固而忽略了崔駰，那是不識人，等於葉公之好竜。平心而論，班固在人品上學術上或許不如崔駰，是可能的。然而《漢書》一出，“當事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在王充的《論衡》裏也就屢次提到班固《漢書》，可是後來又有人說王充看見了班固，那時班固還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頭說：這個小孩將來要做大事！這就不可靠，不過王充曾稱贊過《漢書》則是事實。衹舉一人，後來寫《後漢書》的范晔，在他的《後漢書》裏便有班彪班固的傳，他曾批評司馬遷班固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馬遷的文章“直”，而事則“核”，是經得起考據和批評的。當然《史記》裏也有事情講錯的，不曉得多少，大體言之，文直事核，縱有忽略，也可原諒。“贍”就不如“直”，“詳”亦不如“核”。若使文贍而不真，事詳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說：“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此說《漢書》敘事不過激也不詭異，不把一人一事過分壓低，或過分擡高。“贍而不穢”，是說整齊幹淨不髒亂。“詳而有體”是說每事本末始終，表裏精粗都有體。故能“使讀之者亹亹不厭”，《漢書》能成大名，確有道理。範蔚宗此一批評卻很好。但范氏又說：“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輕仁義，賤守節。”此數句卻批評得甚為嚴重。這些病痛，當知並不在行文與敘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見識與人格修養上。諸位如讀太史公書，即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此等文字，皆非《戰國策》書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寫之，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想見其人。《漢書》中此等文字絶找不到。諸位且把《漢書》從頭到尾翻一遍，何處見他排死節？何處見他否正直？例如《龔勝傳》，他是漢末一死節之士，而班固說他“竟夭天年”，這豈不是說照理還該活，而死節轉貽譏了嗎？又如王陵、汲黯，此兩人，太史公《史記》裏都有，《漢書》稱他們為“戇”。又如《王章傳》，那也是能殺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評他說：“不論輕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傳》，班固說：“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衹有依世。又如《翟義傳》，班固批評他“義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觀上舉諸例，可見班氏《漢書》不是無是非，而是把是非顛倒了。範蔚宗說他“輕仁義，賤守節”，一點也不冤枉。而他還要說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極刑”。但班氏自己也豈不死在牢獄裏。司馬遷乃是為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但他總不失為有纔、能文，也花了一輩子工夫，《漢書》也是寫得好。在魏晉南北朝唐初，群認《漢書》是部好書，正為那時人都講究做文章。後來韓柳古文興起，文學眼光不同，對《史》《漢》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範蔚宗論《漢書》，本亦承之華嶠，而傅玄亦貶班固，謂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可見當時史傢公論。範蔚宗也是不獲令終，死在監獄裏，但範蔚宗《後漢書》，在講仁義守節等事上，不知比《漢書》好了多少。又在《後漢書》班固的贊裏說：“彪識王命，固迷其紛”。班彪曾寫了一篇《王命論》，不為隗囂所屈，可說有見識，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漢朝中興天下平治之際，對種種世俗紛紜還是看不清。把他們父子相比，也復恰如其分。總之，一位史學作者應有其自己之心胸與人格。對其所寫，有較高境界，較高情感的，而適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體會，不能領略，則在其筆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處高處麯麯達出，細細傳下。但如諸位此刻學歷史，不細讀一部書，衹一條條地檢材料，則從前史傢好處壞處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說班固《漢書》，略論考史方面，有他父親六十幾篇的傳，有劉欲之所編錄，選材大概是不差。論“寫史”，班氏文筆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論史”。當知在考史寫史中，無不該有論史精神之滲入。如太史公寫《孔子世傢》，主要並不在考與寫，而在其背後之論。我們讀太史公書，常會“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寫，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見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賞這許多人，寫來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躍然紙上。一部《史記》，所以都見其為是活的，乃因書背後有一活的司馬遷存在。所以司馬遷《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書。文學書，而還有其教育意義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傳》，這是在太史公當時武帝朝上兩位大臣，同時也是政敵，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勢，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實在寫得好，顯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滲人其間。又如他對李陵，因而及於陵之祖父李廣，史公付以極大同情，而對同時衛青之為大將軍者，反而對之漠然。今試問太史公在此等處，此一種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僅作《孔子世傢》、《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等，在學術上的高下是非講得極清楚極正確，即對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兩人之相軋，在當時政治上也曾發生了大波瀾，其實從古今歷史大體言，也可說沒有什麽大關係，然而太史公這一篇《魏其武安列傳》，繪聲繪形，寫得真好。至於班固的《漢書》，往往有其事無其人。如說殺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則沒有傳下。我們若用此種標準來讀此下的歷史，則真是差得又遠，還更不如班固。班固《漢書》贍而能詳，他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裏，又不亂七八糟，敘事得體，範蔚宗的批評正說準了他的好處。而範蔚宗《後漢書》長處自也不須多講。我們果能用這樣般的眼光來讀書，自能增長了自己的見識，抑且還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讀《論語》《孟子》，纔知講道理。讀歷史則衹講事情，其實在事情背後也還有一個道理。果自己無本領批評，諸位且莫盡看重近代人批評也該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評。即如此論太史公《史記》和班固《漢書》之高下，範蔚宗的批評豈不更值得我們之欣賞。
《漢書》這部史學巨著，有記敘西漢帝王事跡的“紀”十二篇；志各類人物生平及少數民族、外國情況的“傳”七十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種社會現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書八十萬字。書中的史料十分豐富翔實。漢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據《史記》寫成。漢武帝以後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遺書和當時十幾傢讀《史記》書的資料外，還采用了大量的詔令、奏議、詩賦、類似起居註的《漢著記》、天文歷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錄入書中。如《賈誼傳》錄入了《治安策》等奏議。《晁錯傳》錄入了《舉賢良對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從文學角度批評《漢書》說；“孟堅所綴拾以成一代之書者，不過歷朝之詔令，諸名臣之奏疏爾。”其實，從史書看，這正是它的優點。許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經看不到，多賴《漢書》收入，為我們保存下來。《漢書》的“志”即是《史記》的“書”，但比《史記》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歷史現象更為博大豐腴。特別是《藝文志》，記述了當時和前代的書籍源流、存佚、內容，並作了分類，是我國留存最早的一部目錄學書。以後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寫入這部分內容。作為史書，在敘事上，《漢書》的特點是註重史事的係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這為我們瞭解、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漢歷史的人，無不以《漢書》作為基本史料。
就體裁論。《漢書》與《史記》同為紀傳體史書。不同的是，《史記》起於傳說“三皇五帝”，止於漢武帝時代，是一部通史；而《漢書》卻是專一記述西漢一代史事的斷代史。這種紀傳體的斷代史體裁，是班固的創造。從此以後，歷代的“正史”都采用了這種體裁。這是班固對於我國史學的重大貢獻。《史通·六傢》說：“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賅）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劉知幾的這個評價，今天看來還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漢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諱言，作為一部封建史書，《漢書》在指導思想上有明顯的封建性。它宣揚漢傢王朝上“承堯運”，“以建帝業”；漢高祖劉邦“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這就為當時以繼承西漢正宗而建立起來的東漢封建統治，披上一層神秘外衣。製造了其存在的神學合法依據。《漢書》認為，人民對於封建統治者，應該有“守職奉上之義”。必須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統治秩序。不難看出，班固的史學思想正是時代和他本人情況的反映。當時的東漢王朝。專製主義封建制度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班固師承儒傢正宗之學，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傢世。這一點與司馬遷作《史記》時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歷來人們喜歡對比班馬，但是必須首先分析其時代的同異和個人經歷、傢世之差別，然後纔可以得出歷史主義的正確認識。否則，或褒或貶都會失去應有的依憑。《漢書》的封建正統思想，對於我國後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響。
《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但作了一些改動，也有一些創新。在紀部分，《漢書》不稱“本紀”，而改稱為“紀”（如《高帝紀》），在《史記》的基礎上，《漢書》增立《惠帝紀》，以補《史記》的缺略；在《武帝紀》之後，又續寫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紀。《漢書》取消了《史記》中的《項羽本紀》，將項羽的事跡移入列傳，立了《陳勝項籍傳》。而王莽稱帝十餘年，《漢書》並未立紀，而將他歸入列傳，立了《王莽傳》。在表的部分，《漢書》立了8種表，其中6種王侯表裏根據《史記》有關各表製成的，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跡。衹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漢書》新增設的兩種表。《古今人表》名為“古今”，卻衹記載古代至楚漢之際的歷史人物，共分為九等，後人因此而指責它不合斷代之體。八表之中，最受後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記述秦漢職官設置年代、職權範圍、俸祿數量和官職演變等內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種職官的表格，記錄職官的升降遷免，較完整地介紹漢代的官製情況。在志部分，《漢書》改《史記》的“書”為“志”，而又豐富和發展了八書，形成我國史學上的書志體。
《漢書》的志，包括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等10種。其中，改變或合併八書名稱的有律歷、禮樂、食貨、郊祀、天文、溝洫等6種，但它們的內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損。如《食貨志》在承襲《平準書》部分材料的同時，又增加新的內容，分為上、下兩捲。上捲記“食”，敘述農業經濟情況；下捲載“貨”，介紹工商及貨幣情況。《郊祀志》、《天文志》和《溝洫志》，也在《封禪書》、《天官書》、《河渠書》的基礎上，分別增加一些新的內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藝文等四志，都是《漢書》新創立的。其中的《藝文志》是記載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各種學科、不同學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記錄漢代官府藏書的情況，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目錄學的著作。在傳部分，《漢書》繼承《史記》的傳統。但它不設“世傢”一目，凡屬《史記》世傢類的漢代歷史人物，《漢書》都移入傳部分。原屬《史記》的一些附傳，《漢書》則擴充其內容，寫成專傳或合傳，如張騫、董仲舒、李陵等人的傳記。
《漢書》因襲《史記》，又不同於《史記》，其特點有三。
其一，《漢書》具有濃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時，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宗思想。《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傢的事跡。
其二，《漢書》開創斷代為史和整齊紀傳史的編纂體例。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
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傢的贊譽，並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後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决《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
其三，資料豐富，保存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現存《漢書》約80萬字，捲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10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併《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我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
我們續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後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漢書》的“志”，在《史記》裏稱作“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志》。封禪是漢武帝時一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時朝廷不同，不見采用，抑鬱在傢病了，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一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衹講了漢武帝一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一項大禮節，封禪衹是在此項目中的一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衹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後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記》裏的《封禪書》，卻像衹是當時一項特殊事件。又如《史記》裏有《平準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志》。“平準”乃是漢武帝時一項經濟政策，這是一項極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衹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傢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一篇志，便成這一代的經濟史。後來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貨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項平準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决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大，改做《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裏的水利灌溉，當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裏面。《史記》八書，每每特舉一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志則是上下古今一氣直下，從古代一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偏重當代。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於看成一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一個朝代，便換出一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裏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濟情形等，在歷史上一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志”，於是此一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一特出的。一般學歷史的人，覺得志最難讀，不像讀本紀列傳等，讀志纔像是一種專傢之學。學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樣、宣帝時怎樣，都是比較簡單。但要知道漢代一代的經濟水利等，像此之類，題目較大，必要一路從上貫下，不能把年代切斷。若照《史記》封禪、平準等篇名，好像衹是當時一特殊事項，從班孟堅改換篇名，顯然性質大變。
而且也有《史記》裏沒有，而《漢書》添進去的。《史記》衹有八書，而《漢書》有十志。如《漢書》裏的《地理志》，此後講到中國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參考書是《禹貢》，實際《禹貢》衹是戰國晚年時的偽書，第二部書便是《漢書·地理志》，其效用影響甚大。地理內容又可分兩部分，一是當時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國，共一百零三個，使我們清清楚楚，一目瞭然雙代的政治區域大概劃分，盡在這裏了。以後歷代政治區域劃分不同，也幾乎每一斷代史裏都有《地理志》。會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沿革地理。而同時班孟堅又根據《詩經》十五國風，把各地民情風俗彼此不同處，都扼要地寫上。這一部分卻又是《漢書·地理志》裏極重要的，惜乎後人不能根據此點繼續班氏來寫得更深更好。如我們今天，也都知道臺灣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廣東不同。每一時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學班固《地理志》寫出，這將為讀歷史人貢獻了一個極大重要之點。故自有《漢書》以後，歷代學歷史的人，特別對於《漢書》裏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衹講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曉得多少，這在史學中已成了一種專門之學。又如《漢書》另有一篇《藝文志》，亦為《史記》所沒有。《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劉嚮劉歆的《七略》而來。劉嚮歆父子在當時是監管漢代皇傢圖書館的，外邊看不到的書，盡在皇傢圖書館裏，他們父子把這許多書匯集整理分類，成為《七略》，此是一種有提綱的分類編目，班固根據這編目來寫《漢書·藝文志》。雖然衹是根據劉嚮劉歆，並不是班固自己所寫，但這篇《藝文志》就變成了將來所謂目錄校讎學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國廿四史裏，就有八史有此同樣的志。後人把此八篇匯刻單行，稱為《八史經籍志》。從古書籍，任何一部書，從何時傳下，有的直傳到現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漢代有的書，到隋代沒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沒有了。我們衹要一查各史《藝文志》、《經籍志》便知。要講學術史，有此一部兩千年積聚下來的大書目，這是歷代國立圖書館的書目，真是珍貴異常。可是從來的學者講究《地理志》較易，講究《藝文志》較難。直到南宋時代鄭樵《通志》裏的《校讎略》，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纔把《漢書·藝文志》的內藴講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為我們講學術史，特別是講古代學術史的一個極大依據。當然普通讀《漢書》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會看《漢書·地理志》。有的不會看《藝文志》，不懂《六藝略》、《諸子略》這種分類的重要。但亦有人專門研究《漢書》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藝文志》等，其所貢獻也往往在研究《史記》者之上。
《漢書》也有表，中間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後人批評。因《漢書》是斷代的，而《古今人表》，則從古到今把一應人物都列上了，此與《漢書》體例不合。《史記》雖是通史，但古人列傳的並不多。第一篇是《伯夷傳》，伯夷前邊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傳》，從伯夷到管仲這中間還盡有很多人，也全沒有了。而這個古今人表則網羅甚備。固然在當時應有書作據，而在現代，十之七八也還可考查得出。清代就專有人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處。不過此表被人批評，重要的並不在這些人之多出在漢以前，而更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顔淵列上中，老子則放在下面去了。當然把歷史上人分成九品，不會都恰當。然而大體上說，堯舜在上上等，桀紂在下下等，像此之類，也不必特別太嚴苛地批評。因有人批評及此，就討論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還是後人加上，我們現在不論這一點，衹講《古今人表》在《漢書》裏也如《地理志》、《藝文志》等，都是超出於《史記》之上的一類文章，該認為這是班固《漢書》有價值的地方。
讀《漢書》應該註意其版本。清代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間的“局本”都是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係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錯誤，是《漢書》的善本。現在新出版的中華書局《漢書》標點鉛印本，是經過了專傢學者的精校，又為之標點，讀起來更為方便。《漢書》多用古字古義，文字艱深難懂，以至班固同時代的人，竟必須為《漢書》作音義的註解方可讀懂。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東漢至南北朝期間，為《漢書》作註的大約就有近20傢，而其中以註釋音義居多。關於《漢書》的註本，唐以前諸傢所註都已失傳。清代王先謙(補註:王先謙，長沙人，字益吾，號葵園：室名虛受堂。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其仿經疏體例註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註》。該書旁采諸傢之說，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其他的註釋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註》等也頗見功力，被後代史學史專傢評為“王氏所作補註、集解諸作，都是校註書中標準的著作。”)匯集唐以後四十多傢意見作成的《漢書補註》。這些註釋，對於《漢書》中的字音、字義和史實等均有詳細考證，為我們閱讀《漢書》提供了便利，成為今天使用《漢書》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管窺》及《漢書補註補正》，都可以參考閱讀。
顔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並未註釋《漢書》。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所載《漢書》註釋傢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其次，顔師古排列名單是以註釋傢生活時代為順序的。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後,而不能居於首位。最後，鄧展、文穎後所謂“魏建安中”雲雲是錯誤的。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註釋傢,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跡無聞，正如顔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傢註釋,雖見名氏,至於爵裏,頗或難知。”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東漢的註釋傢如延篤、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建安以後衆多註釋傢事跡無聞，學術地位不高。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註釋已非學術主流。第二，按時代而論,註釋傢以漢魏時期為主。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西晉衹有晉灼、劉寶、臣瓚三傢，東晉衹有郭璞、蔡謨兩傢。郭璞“止註《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而蔡謨衹是“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按《敘例》所說，晉代註釋傢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註,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捲,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註》。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傢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捲,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雲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着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捲。《後漢書》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可是若按《敘例》說，應劭並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瓚”，應劭的註釋應稱為《漢書音義》。姚振宗不同意顔師古的說法。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顔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疑應書、瓚書捲數相同，顔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顔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敘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確認為《漢書》作註的衹有服虔一傢，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纔出現的。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於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傢。臣瓚於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傢。”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衆多的註釋所做的總結。註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將變的徵兆。
有關《漢書》的重要考訂之作，有如下數種：清王念孫《讀漢書雜志》，清瀋欽韓《漢書疏證》，清周壽昌《漢書註校補》，清錢大昭《漢書辨疑》，清朱一新《漢書管見》，清瀋傢本《漢書瑣言》，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近人陳直《漢書新證》。
王、周之作，長於音訓文義。二瀋、錢、朱諸氏精於考證。楊樹達之訓詁校勘也頗有可取。惟陳直別開生面，係統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等文字，以作新證，多所發明。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伏疏證，尤為精當。
此外，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濟的重要參考書。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裏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
清末王先謙集六十七傢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註》。其個人發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極強，成就斐然，至今無可替代，是閱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諸人之精說，采摭均有未備。所以清代學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代學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其中夏燮《校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楊守敬《漢書地理志補校》、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漢書糾謬(漢伏儼撰清陳蜚聲輯)伏氏佚書九種本
漢書佚文（清王仁俊輯）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889頁
漢書許義1(清汪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古註輯存(清楊守敬)有自序，見晦明軒稿。文泱：湖北人民出版社19年版楊守敬集第册
漢書舊註1(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音義3(隋蕭該撰清臧庸輯)拜經堂叢書本附敘錄木犀軒叢書本附補遺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隋蕭該第29-58頁光緒24年刻本
漢書音義1(隋蕭該撰清蔡壽昌輯)未見傳本，蛻石文抄有序
漢書音義1(隋蕭該撰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古義考1(清侯鄴)販書偶記著錄稿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1-28頁清抄本
漢書古字1捲音義異同1(清王念孫)稷香館叢書本
漢書古字類1(清郭夢星)寶樹堂遺書本
漢書書後2(明吳應箕)見毀禁書目漢書辯註4(清方世舉)原刊巾箱本
漢書疏證(失名)日本影印稿本書目答問雲，杭世駿漢書疏證未見傳本，疑即此書。
漢書正誤4(清王峻)虞山王氏頤慶堂傢刊本日本影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393-448頁傳抄本
讀漢書雜志16(清王念孫)讀書雜志本末捲為連語文泱：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1-238頁
漢書顔註拾遺(清趙一清)清吟閣書目、振綺堂書目均著錄
漢書註(清郝懿行)見郝氏遺書目
漢書註拾遺(失名)稽瑞樓書目著錄抄本1册
漢書疏證36(清瀋欽韓)浙江書局刊本自序未刊，見幼學堂集。此書與後漢書疏證，均有脫誤。原稿今藏上海圖書館，可資勘正。
漢書辨疑22(清錢大昭)嘉興瀋氏銅熨鬥齋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161-164册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239-330頁，分册目錄誤題錢大昕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9-220頁廣雅本
漢書考異（錢大昕）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221-258頁暢園抄本，泱據印象以為即廿二史考異捲6（1）下
漢書拾遺1(清劉臺拱)劉端臨遺書捲7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331-335頁題漢學拾遺
漢書刊誤1(清石韞玉)獨學廬全稿本
漢書校證24(清史學海)科學圖書館有抄本，缺捲6-13及22-24.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259-292頁傳抄本
漢書正訛(清江其竜)見林茂春史記拾遺引用書目
漢書校語(清林茂春)販書偶記著錄稿本
宋槧漢書殘本考異(清錢泰吉)北京大學藏稿本據拜經樓藏殘宋本校，見曝書雜記上
漢書管見4(清朱一新)拙盦叢稿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336-449頁
漢書讀12捲捲首1捲辨字2捲常談2(清張恕)四明叢書七集本
校讀漢書札記1(清許玉)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註考證（何若瑤）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49-560頁廣雅本
讀漢書日記四種(清王肇釗、鳳曾敘、徐鴻鈞、朱錦綬)學古堂日記本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王肇釗第119頁、鳳曾敘第127頁、徐鴻鈞第133頁、朱錦綬第141頁、瀋惟賢第163頁
前漢書考證1(清何若瑤)何宮贊遺書本廣雅書局刊本
漢書註校補56(清周壽昌)光緒10年思益堂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60-69册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450-690頁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61-988頁清刻本
漢書補註7(清王榮商)光緒17年自刊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989-？頁清刻本
讀漢書札記1(清陳錦堂)販書偶記著錄稿本
漢書札記7(清李慈銘)1928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691-710頁
漢書補註訂誤（周正權）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59-220頁楚風樓雜著之一
讀前漢書斠文1(失名)北京大學藏鈔本，首題自然之室雜述二
漢書補註100(清王先謙)光緒26年自刊本1916年上海同文圖書館影印本上海文瑞樓石印本文泱：商務印書館鉛印斷句本，中華書局影印光緒年虛受堂刊本
漢書校勘札記100(清劉光蕡等)陝甘味經書院刊本
漢書箋遺12(近人楊昭儁)北京大學藏稿本
讀漢書札記（楊樹達）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471-542頁民國印本
讀漢書札記1(近人寧調元)鉛印太一遺書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43-548頁民國4年印本
漢書補註補正6(近人楊樹達)1925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21-76頁民國14年商務初印本
漢書窺管(近人楊樹達)1955年科學出版社鉛印本即據漢書補註補正擴充而成
漢書新證(今人陳直)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鉛印本
漢書引經札記(清朱為弼)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引經異文錄證6(清繆佑孫)光緒11年刊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711-745頁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201-276頁
漢書八表註10(清錢坫)見江蘇采輯書目及書目答問
校漢書八表8(清夏燮)光緒16年傢刊本文淵樓叢書影印本二十五史補編重校本據光緒庚寅刊本
繼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後，班固撰寫了《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曾作《後傳》六十五篇來續補《史記》。《漢書》就是在《後傳》的基礎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那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絶無僅有的女作者。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捲。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傢”，漢代勳臣世傢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係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産、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註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捲，上捲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捲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傢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
《漢書》的編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北）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後博覽群書，“九流百傢之言，無不窮究”。由於《史記》衹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嚮、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3—54）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遂“采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决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史記》的巨作——《史記後傳》。就在班固着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嚮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進了京兆監獄，傢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瞭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臺令史。蘭臺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蘭臺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
《漢書》出版以後，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學者爭相傳誦，《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這兩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長班固死後獨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謙遜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學問十分精深，當時的大學者馬融，為了請求班昭的指導，還跪在東觀藏書閣外，聆聽班昭的講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後為她素服舉哀。
《漢書》包括帝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捲。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前206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傢”，漢代勳臣世傢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動。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係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産、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註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捲，上捲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捲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封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這部書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據他父親所寫，又根據其他人如劉嚮、劉歆、揚雄、馮商、史岑諸人。在《漢書·藝文志》裏有一書稱《著記》一百九十捲，此是漢廷史官所撰，或許亦為班固撰《漢書》時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樸子》裏有一段話說：“傢有劉子駿漢書百餘捲。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沫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此謂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者，亦可說衹是一些札記。故謂他“編錄漢事”，殆是一條一條一段一段地編錄。而以此一百多捲的編錄本來校班固的《漢書》，幾是全部采取了劉子駿的編錄，沒有用的衹有兩萬多字。葛洪這段話，不像是隨便造說，可是當好好審讀。第一，劉歆書衹是個雜錄，非有成書。第二，說“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此語可分兩個講法。一是班固《漢書》完全抄了劉歆；一是劉歆《漢書雜錄》，為班固完全抄了。此兩講法大不同，我們絶不能說班固《漢書》“全取劉書”，明明他父親就寫了幾十篇傳。但劉歆的編錄，班固卻全抄了，不抄的衹有二萬多字。劉歆乃西漢末年一位大學者，他編錄了一百多捲材料，全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於《漢著記》一百多捲中間材料如何，我們無法知道。若說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劉歆在西漢學術上的地位，則或許還應在揚雄之上，决不輸過班彪。班固花了幾十年工夫，憑藉他父親及劉揚編錄下的許多好材料在那裏，倘使諸位今天要寫一部民國史，而從前有人先有一部筆記預備寫民國史的留給你，那自然用處就大了！劉歆所錄下的材料總是很有用。試舉一例，《漢書》裏特別詳及𠔌永。此人對劉欲發生着大影響，在《劉嚮、歆父子年譜》裏，說𠔌永是當時大儒，漢代後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響非常大。劉歆助養代漢，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後來魏晉篡位之比。今《漢書》裏𠔌永材料特別多，或許正是劉歆所編錄也不可知。
我們批評《漢書》內容，同時就該批評到班固這個人。書的背後必該有人，讀其書不問其書作者之為人，决非善讀書者。諸位不要認為書寫出便是。如他寫了一部歷史書，他便是個史學家，此固不錯。但我們也得反過來看，因他是個史學家，才能寫出一部歷史。而且我們也不要認為每一作者之能事，盡衹在他寫的書上。孔子之為人，不能說專在寫《春秋》。周公之為人，也不能說專在《西周書》裏幾篇與他有關的文章上。司馬遷寫下了一部《史記》，但儘管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記》裏不能寫進去。我們要根據《史記》來瞭解司馬遷一個活的人，若我們衹讀《史記》，而不問司馬遷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記》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們來講人的話，則班固遠不如司馬遷多了。在後代中國，唐以前多看重《漢書》，宋以後始知看重《史記》。鄭樵《通志》裏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在《文選》裏班固有《兩都賦》、《幽通賦》等，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但若說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那話或許講得過分些。寫史當然要抄書，太史公《史記》也何嘗不是從舊史料中抄來。《漢書》最後一篇《敘傳》，正是學《史記》裏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寫書歸之其父之遺命，即在《報任少卿書》中亦然。而班固的《敘傳》卻並沒有講到他父親，說他自己的《漢書》衹是承續父業。有人為班固辯護，在《漢書》裏也曾稱到他父親，而稱“司徒椽班彪”。看這五字，便見與司馬遷不同。司馬遷稱他父親為太史“公”，不直稱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見是司馬遷之尊親。而班固稱他父親便直呼“司徒椽班彪”，這可說是班固的客觀史筆嗎？班固寫《漢書》，或說開始固是繼續着他父親的寫下，後來則是奉了朝廷詔旨而寫，因此他不能說我這書是繼續父親的，這也是強為辯護。無論怎麽講，總覺得班馬兩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而把父業抹去了，在他《敘傳》裏沒有大書特書地把他父親寫出來，單拿這一點論，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實不為過。
當時有人說班固寫《漢書》有“受金之謗”。別人賄賂他，希望寫一篇好傳，或者把壞事情少寫幾句，這話見於劉知幾《史通》。當然是相傳下來有此話，所以劉知幾《史通》也講到了。在先有劉勰的《文心雕竜》，在《史傳篇》裏已為班固辯誣，說“徵賄鬻筆之愆”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這些來批評《漢書》。可是鄭樵《通志》又說，東漢肅宗曾對竇憲說：重視班固而忽略了崔駰，那是不識人，等於葉公之好竜。平心而論，班固在人品上學術上或許不如崔駰，是可能的。然而《漢書》一出，“當事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在王充的《論衡》裏也就屢次提到班固《漢書》，可是後來又有人說王充看見了班固，那時班固還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頭說：這個小孩將來要做大事！這就不可靠，不過王充曾稱贊過《漢書》則是事實。衹舉一人，後來寫《後漢書》的范晔，在他的《後漢書》裏便有班彪班固的傳，他曾批評司馬遷班固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馬遷的文章“直”，而事則“核”，是經得起考據和批評的。當然《史記》裏也有事情講錯的，不曉得多少，大體言之，文直事核，縱有忽略，也可原諒。“贍”就不如“直”，“詳”亦不如“核”。若使文贍而不真，事詳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說：“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此說《漢書》敘事不過激也不詭異，不把一人一事過分壓低，或過分擡高。“贍而不穢”，是說整齊幹淨不髒亂。“詳而有體”是說每事本末始終，表裏精粗都有體。故能“使讀之者亹亹不厭”，《漢書》能成大名，確有道理。範蔚宗此一批評卻很好。但范氏又說：“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輕仁義，賤守節。”此數句卻批評得甚為嚴重。這些病痛，當知並不在行文與敘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見識與人格修養上。諸位如讀太史公書，即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此等文字，皆非《戰國策》書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寫之，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想見其人。《漢書》中此等文字絶找不到。諸位且把《漢書》從頭到尾翻一遍，何處見他排死節？何處見他否正直？例如《龔勝傳》，他是漢末一死節之士，而班固說他“竟夭天年”，這豈不是說照理還該活，而死節轉貽譏了嗎？又如王陵、汲黯，此兩人，太史公《史記》裏都有，《漢書》稱他們為“戇”。又如《王章傳》，那也是能殺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評他說：“不論輕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傳》，班固說：“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衹有依世。又如《翟義傳》，班固批評他“義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觀上舉諸例，可見班氏《漢書》不是無是非，而是把是非顛倒了。範蔚宗說他“輕仁義，賤守節”，一點也不冤枉。而他還要說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極刑”。但班氏自己也豈不死在牢獄裏。司馬遷乃是為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但他總不失為有纔、能文，也花了一輩子工夫，《漢書》也是寫得好。在魏晉南北朝唐初，群認《漢書》是部好書，正為那時人都講究做文章。後來韓柳古文興起，文學眼光不同，對《史》《漢》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範蔚宗論《漢書》，本亦承之華嶠，而傅玄亦貶班固，謂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可見當時史傢公論。範蔚宗也是不獲令終，死在監獄裏，但範蔚宗《後漢書》，在講仁義守節等事上，不知比《漢書》好了多少。又在《後漢書》班固的贊裏說：“彪識王命，固迷其紛”。班彪曾寫了一篇《王命論》，不為隗囂所屈，可說有見識，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漢朝中興天下平治之際，對種種世俗紛紜還是看不清。把他們父子相比，也復恰如其分。總之，一位史學作者應有其自己之心胸與人格。對其所寫，有較高境界，較高情感的，而適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體會，不能領略，則在其筆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處高處麯麯達出，細細傳下。但如諸位此刻學歷史，不細讀一部書，衹一條條地檢材料，則從前史傢好處壞處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說班固《漢書》，略論考史方面，有他父親六十幾篇的傳，有劉欲之所編錄，選材大概是不差。論“寫史”，班氏文筆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論史”。當知在考史寫史中，無不該有論史精神之滲入。如太史公寫《孔子世傢》，主要並不在考與寫，而在其背後之論。我們讀太史公書，常會“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寫，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見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賞這許多人，寫來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躍然紙上。一部《史記》，所以都見其為是活的，乃因書背後有一活的司馬遷存在。所以司馬遷《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書。文學書，而還有其教育意義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傳》，這是在太史公當時武帝朝上兩位大臣，同時也是政敵，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勢，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實在寫得好，顯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滲人其間。又如他對李陵，因而及於陵之祖父李廣，史公付以極大同情，而對同時衛青之為大將軍者，反而對之漠然。今試問太史公在此等處，此一種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僅作《孔子世傢》、《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等，在學術上的高下是非講得極清楚極正確，即對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兩人之相軋，在當時政治上也曾發生了大波瀾，其實從古今歷史大體言，也可說沒有什麽大關係，然而太史公這一篇《魏其武安列傳》，繪聲繪形，寫得真好。至於班固的《漢書》，往往有其事無其人。如說殺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則沒有傳下。我們若用此種標準來讀此下的歷史，則真是差得又遠，還更不如班固。班固《漢書》贍而能詳，他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裏，又不亂七八糟，敘事得體，範蔚宗的批評正說準了他的好處。而範蔚宗《後漢書》長處自也不須多講。我們果能用這樣般的眼光來讀書，自能增長了自己的見識，抑且還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讀《論語》《孟子》，纔知講道理。讀歷史則衹講事情，其實在事情背後也還有一個道理。果自己無本領批評，諸位且莫盡看重近代人批評也該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評。即如此論太史公《史記》和班固《漢書》之高下，範蔚宗的批評豈不更值得我們之欣賞。
《漢書》這部史學巨著，有記敘西漢帝王事跡的“紀”十二篇；志各類人物生平及少數民族、外國情況的“傳”七十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種社會現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書八十萬字。書中的史料十分豐富翔實。漢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據《史記》寫成。漢武帝以後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遺書和當時十幾傢讀《史記》書的資料外，還采用了大量的詔令、奏議、詩賦、類似起居註的《漢著記》、天文歷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錄入書中。如《賈誼傳》錄入了《治安策》等奏議。《晁錯傳》錄入了《舉賢良對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從文學角度批評《漢書》說；“孟堅所綴拾以成一代之書者，不過歷朝之詔令，諸名臣之奏疏爾。”其實，從史書看，這正是它的優點。許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經看不到，多賴《漢書》收入，為我們保存下來。《漢書》的“志”即是《史記》的“書”，但比《史記》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歷史現象更為博大豐腴。特別是《藝文志》，記述了當時和前代的書籍源流、存佚、內容，並作了分類，是我國留存最早的一部目錄學書。以後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寫入這部分內容。作為史書，在敘事上，《漢書》的特點是註重史事的係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這為我們瞭解、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漢歷史的人，無不以《漢書》作為基本史料。
就體裁論。《漢書》與《史記》同為紀傳體史書。不同的是，《史記》起於傳說“三皇五帝”，止於漢武帝時代，是一部通史；而《漢書》卻是專一記述西漢一代史事的斷代史。這種紀傳體的斷代史體裁，是班固的創造。從此以後，歷代的“正史”都采用了這種體裁。這是班固對於我國史學的重大貢獻。《史通·六傢》說：“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賅）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劉知幾的這個評價，今天看來還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漢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諱言，作為一部封建史書，《漢書》在指導思想上有明顯的封建性。它宣揚漢傢王朝上“承堯運”，“以建帝業”；漢高祖劉邦“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這就為當時以繼承西漢正宗而建立起來的東漢封建統治，披上一層神秘外衣。製造了其存在的神學合法依據。《漢書》認為，人民對於封建統治者，應該有“守職奉上之義”。必須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統治秩序。不難看出，班固的史學思想正是時代和他本人情況的反映。當時的東漢王朝。專製主義封建制度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班固師承儒傢正宗之學，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傢世。這一點與司馬遷作《史記》時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歷來人們喜歡對比班馬，但是必須首先分析其時代的同異和個人經歷、傢世之差別，然後纔可以得出歷史主義的正確認識。否則，或褒或貶都會失去應有的依憑。《漢書》的封建正統思想，對於我國後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響。
《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但作了一些改動，也有一些創新。在紀部分，《漢書》不稱“本紀”，而改稱為“紀”（如《高帝紀》），在《史記》的基礎上，《漢書》增立《惠帝紀》，以補《史記》的缺略；在《武帝紀》之後，又續寫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紀。《漢書》取消了《史記》中的《項羽本紀》，將項羽的事跡移入列傳，立了《陳勝項籍傳》。而王莽稱帝十餘年，《漢書》並未立紀，而將他歸入列傳，立了《王莽傳》。在表的部分，《漢書》立了8種表，其中6種王侯表裏根據《史記》有關各表製成的，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跡。衹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漢書》新增設的兩種表。《古今人表》名為“古今”，卻衹記載古代至楚漢之際的歷史人物，共分為九等，後人因此而指責它不合斷代之體。八表之中，最受後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記述秦漢職官設置年代、職權範圍、俸祿數量和官職演變等內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種職官的表格，記錄職官的升降遷免，較完整地介紹漢代的官製情況。在志部分，《漢書》改《史記》的“書”為“志”，而又豐富和發展了八書，形成我國史學上的書志體。
《漢書》的志，包括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等10種。其中，改變或合併八書名稱的有律歷、禮樂、食貨、郊祀、天文、溝洫等6種，但它們的內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損。如《食貨志》在承襲《平準書》部分材料的同時，又增加新的內容，分為上、下兩捲。上捲記“食”，敘述農業經濟情況；下捲載“貨”，介紹工商及貨幣情況。《郊祀志》、《天文志》和《溝洫志》，也在《封禪書》、《天官書》、《河渠書》的基礎上，分別增加一些新的內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藝文等四志，都是《漢書》新創立的。其中的《藝文志》是記載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各種學科、不同學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記錄漢代官府藏書的情況，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目錄學的著作。在傳部分，《漢書》繼承《史記》的傳統。但它不設“世傢”一目，凡屬《史記》世傢類的漢代歷史人物，《漢書》都移入傳部分。原屬《史記》的一些附傳，《漢書》則擴充其內容，寫成專傳或合傳，如張騫、董仲舒、李陵等人的傳記。
《漢書》因襲《史記》，又不同於《史記》，其特點有三。
其一，《漢書》具有濃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時，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宗思想。《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傢的事跡。
其二，《漢書》開創斷代為史和整齊紀傳史的編纂體例。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
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傢的贊譽，並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後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决《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
其三，資料豐富，保存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現存《漢書》約80萬字，捲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10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併《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我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
我們續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後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漢書》的“志”，在《史記》裏稱作“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志》。封禪是漢武帝時一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時朝廷不同，不見采用，抑鬱在傢病了，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一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衹講了漢武帝一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一項大禮節，封禪衹是在此項目中的一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衹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後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記》裏的《封禪書》，卻像衹是當時一項特殊事件。又如《史記》裏有《平準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志》。“平準”乃是漢武帝時一項經濟政策，這是一項極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衹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傢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一篇志，便成這一代的經濟史。後來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貨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項平準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决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大，改做《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裏的水利灌溉，當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裏面。《史記》八書，每每特舉一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志則是上下古今一氣直下，從古代一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偏重當代。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於看成一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一個朝代，便換出一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裏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濟情形等，在歷史上一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志”，於是此一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一特出的。一般學歷史的人，覺得志最難讀，不像讀本紀列傳等，讀志纔像是一種專傢之學。學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樣、宣帝時怎樣，都是比較簡單。但要知道漢代一代的經濟水利等，像此之類，題目較大，必要一路從上貫下，不能把年代切斷。若照《史記》封禪、平準等篇名，好像衹是當時一特殊事項，從班孟堅改換篇名，顯然性質大變。
而且也有《史記》裏沒有，而《漢書》添進去的。《史記》衹有八書，而《漢書》有十志。如《漢書》裏的《地理志》，此後講到中國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參考書是《禹貢》，實際《禹貢》衹是戰國晚年時的偽書，第二部書便是《漢書·地理志》，其效用影響甚大。地理內容又可分兩部分，一是當時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國，共一百零三個，使我們清清楚楚，一目瞭然雙代的政治區域大概劃分，盡在這裏了。以後歷代政治區域劃分不同，也幾乎每一斷代史裏都有《地理志》。會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沿革地理。而同時班孟堅又根據《詩經》十五國風，把各地民情風俗彼此不同處，都扼要地寫上。這一部分卻又是《漢書·地理志》裏極重要的，惜乎後人不能根據此點繼續班氏來寫得更深更好。如我們今天，也都知道臺灣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廣東不同。每一時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學班固《地理志》寫出，這將為讀歷史人貢獻了一個極大重要之點。故自有《漢書》以後，歷代學歷史的人，特別對於《漢書》裏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衹講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曉得多少，這在史學中已成了一種專門之學。又如《漢書》另有一篇《藝文志》，亦為《史記》所沒有。《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劉嚮劉歆的《七略》而來。劉嚮歆父子在當時是監管漢代皇傢圖書館的，外邊看不到的書，盡在皇傢圖書館裏，他們父子把這許多書匯集整理分類，成為《七略》，此是一種有提綱的分類編目，班固根據這編目來寫《漢書·藝文志》。雖然衹是根據劉嚮劉歆，並不是班固自己所寫，但這篇《藝文志》就變成了將來所謂目錄校讎學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國廿四史裏，就有八史有此同樣的志。後人把此八篇匯刻單行，稱為《八史經籍志》。從古書籍，任何一部書，從何時傳下，有的直傳到現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漢代有的書，到隋代沒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沒有了。我們衹要一查各史《藝文志》、《經籍志》便知。要講學術史，有此一部兩千年積聚下來的大書目，這是歷代國立圖書館的書目，真是珍貴異常。可是從來的學者講究《地理志》較易，講究《藝文志》較難。直到南宋時代鄭樵《通志》裏的《校讎略》，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纔把《漢書·藝文志》的內藴講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為我們講學術史，特別是講古代學術史的一個極大依據。當然普通讀《漢書》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會看《漢書·地理志》。有的不會看《藝文志》，不懂《六藝略》、《諸子略》這種分類的重要。但亦有人專門研究《漢書》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藝文志》等，其所貢獻也往往在研究《史記》者之上。
《漢書》也有表，中間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後人批評。因《漢書》是斷代的，而《古今人表》，則從古到今把一應人物都列上了，此與《漢書》體例不合。《史記》雖是通史，但古人列傳的並不多。第一篇是《伯夷傳》，伯夷前邊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傳》，從伯夷到管仲這中間還盡有很多人，也全沒有了。而這個古今人表則網羅甚備。固然在當時應有書作據，而在現代，十之七八也還可考查得出。清代就專有人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處。不過此表被人批評，重要的並不在這些人之多出在漢以前，而更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顔淵列上中，老子則放在下面去了。當然把歷史上人分成九品，不會都恰當。然而大體上說，堯舜在上上等，桀紂在下下等，像此之類，也不必特別太嚴苛地批評。因有人批評及此，就討論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還是後人加上，我們現在不論這一點，衹講《古今人表》在《漢書》裏也如《地理志》、《藝文志》等，都是超出於《史記》之上的一類文章，該認為這是班固《漢書》有價值的地方。
讀《漢書》應該註意其版本。清代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間的“局本”都是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係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錯誤，是《漢書》的善本。現在新出版的中華書局《漢書》標點鉛印本，是經過了專傢學者的精校，又為之標點，讀起來更為方便。《漢書》多用古字古義，文字艱深難懂，以至班固同時代的人，竟必須為《漢書》作音義的註解方可讀懂。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東漢至南北朝期間，為《漢書》作註的大約就有近20傢，而其中以註釋音義居多。關於《漢書》的註本，唐以前諸傢所註都已失傳。清代王先謙(補註:王先謙，長沙人，字益吾，號葵園：室名虛受堂。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其仿經疏體例註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註》。該書旁采諸傢之說，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其他的註釋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註》等也頗見功力，被後代史學史專傢評為“王氏所作補註、集解諸作，都是校註書中標準的著作。”)匯集唐以後四十多傢意見作成的《漢書補註》。這些註釋，對於《漢書》中的字音、字義和史實等均有詳細考證，為我們閱讀《漢書》提供了便利，成為今天使用《漢書》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管窺》及《漢書補註補正》，都可以參考閱讀。
顔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並未註釋《漢書》。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所載《漢書》註釋傢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其次，顔師古排列名單是以註釋傢生活時代為順序的。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後,而不能居於首位。最後，鄧展、文穎後所謂“魏建安中”雲雲是錯誤的。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註釋傢,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跡無聞，正如顔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傢註釋,雖見名氏,至於爵裏,頗或難知。”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東漢的註釋傢如延篤、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建安以後衆多註釋傢事跡無聞，學術地位不高。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註釋已非學術主流。第二，按時代而論,註釋傢以漢魏時期為主。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西晉衹有晉灼、劉寶、臣瓚三傢，東晉衹有郭璞、蔡謨兩傢。郭璞“止註《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而蔡謨衹是“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按《敘例》所說，晉代註釋傢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註,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捲,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註》。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傢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捲,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雲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着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捲。《後漢書》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可是若按《敘例》說，應劭並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瓚”，應劭的註釋應稱為《漢書音義》。姚振宗不同意顔師古的說法。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顔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疑應書、瓚書捲數相同，顔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顔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敘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確認為《漢書》作註的衹有服虔一傢，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纔出現的。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於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傢。臣瓚於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傢。”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衆多的註釋所做的總結。註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將變的徵兆。
有關《漢書》的重要考訂之作，有如下數種：清王念孫《讀漢書雜志》，清瀋欽韓《漢書疏證》，清周壽昌《漢書註校補》，清錢大昭《漢書辨疑》，清朱一新《漢書管見》，清瀋傢本《漢書瑣言》，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近人陳直《漢書新證》。
王、周之作，長於音訓文義。二瀋、錢、朱諸氏精於考證。楊樹達之訓詁校勘也頗有可取。惟陳直別開生面，係統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等文字，以作新證，多所發明。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伏疏證，尤為精當。
此外，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濟的重要參考書。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裏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
清末王先謙集六十七傢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註》。其個人發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極強，成就斐然，至今無可替代，是閱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諸人之精說，采摭均有未備。所以清代學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代學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其中夏燮《校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楊守敬《漢書地理志補校》、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漢書糾謬(漢伏儼撰清陳蜚聲輯)伏氏佚書九種本
漢書佚文（清王仁俊輯）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889頁
漢書許義1(清汪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古註輯存(清楊守敬)有自序，見晦明軒稿。文泱：湖北人民出版社19年版楊守敬集第册
漢書舊註1(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音義3(隋蕭該撰清臧庸輯)拜經堂叢書本附敘錄木犀軒叢書本附補遺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隋蕭該第29-58頁光緒24年刻本
漢書音義1(隋蕭該撰清蔡壽昌輯)未見傳本，蛻石文抄有序
漢書音義1(隋蕭該撰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古義考1(清侯鄴)販書偶記著錄稿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1-28頁清抄本
漢書古字1捲音義異同1(清王念孫)稷香館叢書本
漢書古字類1(清郭夢星)寶樹堂遺書本
漢書書後2(明吳應箕)見毀禁書目漢書辯註4(清方世舉)原刊巾箱本
漢書疏證(失名)日本影印稿本書目答問雲，杭世駿漢書疏證未見傳本，疑即此書。
漢書正誤4(清王峻)虞山王氏頤慶堂傢刊本日本影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393-448頁傳抄本
讀漢書雜志16(清王念孫)讀書雜志本末捲為連語文泱：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1-238頁
漢書顔註拾遺(清趙一清)清吟閣書目、振綺堂書目均著錄
漢書註(清郝懿行)見郝氏遺書目
漢書註拾遺(失名)稽瑞樓書目著錄抄本1册
漢書疏證36(清瀋欽韓)浙江書局刊本自序未刊，見幼學堂集。此書與後漢書疏證，均有脫誤。原稿今藏上海圖書館，可資勘正。
漢書辨疑22(清錢大昭)嘉興瀋氏銅熨鬥齋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161-164册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239-330頁，分册目錄誤題錢大昕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9-220頁廣雅本
漢書考異（錢大昕）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221-258頁暢園抄本，泱據印象以為即廿二史考異捲6（1）下
漢書拾遺1(清劉臺拱)劉端臨遺書捲7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331-335頁題漢學拾遺
漢書刊誤1(清石韞玉)獨學廬全稿本
漢書校證24(清史學海)科學圖書館有抄本，缺捲6-13及22-24.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259-292頁傳抄本
漢書正訛(清江其竜)見林茂春史記拾遺引用書目
漢書校語(清林茂春)販書偶記著錄稿本
宋槧漢書殘本考異(清錢泰吉)北京大學藏稿本據拜經樓藏殘宋本校，見曝書雜記上
漢書管見4(清朱一新)拙盦叢稿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336-449頁
漢書讀12捲捲首1捲辨字2捲常談2(清張恕)四明叢書七集本
校讀漢書札記1(清許玉)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註考證（何若瑤）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49-560頁廣雅本
讀漢書日記四種(清王肇釗、鳳曾敘、徐鴻鈞、朱錦綬)學古堂日記本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王肇釗第119頁、鳳曾敘第127頁、徐鴻鈞第133頁、朱錦綬第141頁、瀋惟賢第163頁
前漢書考證1(清何若瑤)何宮贊遺書本廣雅書局刊本
漢書註校補56(清周壽昌)光緒10年思益堂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60-69册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450-690頁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61-988頁清刻本
漢書補註7(清王榮商)光緒17年自刊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989-？頁清刻本
讀漢書札記1(清陳錦堂)販書偶記著錄稿本
漢書札記7(清李慈銘)1928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691-710頁
漢書補註訂誤（周正權）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59-220頁楚風樓雜著之一
讀前漢書斠文1(失名)北京大學藏鈔本，首題自然之室雜述二
漢書補註100(清王先謙)光緒26年自刊本1916年上海同文圖書館影印本上海文瑞樓石印本文泱：商務印書館鉛印斷句本，中華書局影印光緒年虛受堂刊本
漢書校勘札記100(清劉光蕡等)陝甘味經書院刊本
漢書箋遺12(近人楊昭儁)北京大學藏稿本
讀漢書札記（楊樹達）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471-542頁民國印本
讀漢書札記1(近人寧調元)鉛印太一遺書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43-548頁民國4年印本
漢書補註補正6(近人楊樹達)1925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21-76頁民國14年商務初印本
漢書窺管(近人楊樹達)1955年科學出版社鉛印本即據漢書補註補正擴充而成
漢書新證(今人陳直)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鉛印本
漢書引經札記(清朱為弼)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引經異文錄證6(清繆佑孫)光緒11年刊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711-745頁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201-276頁
漢書八表註10(清錢坫)見江蘇采輯書目及書目答問
校漢書八表8(清夏燮)光緒16年傢刊本文淵樓叢書影印本二十五史補編重校本據光緒庚寅刊本
繼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後，班固撰寫了《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曾作《後傳》六十五篇來續補《史記》。《漢書》就是在《後傳》的基礎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那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絶無僅有的女作者。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捲。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傢”，漢代勳臣世傢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係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産、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註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捲，上捲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捲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傢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
中世紀神學、倫理學之法典
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親自主持和召集當時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觀討論五經之同異。這場大討論的由來，一是由於古文經學出現之後，在文字、思想、師說各方面都同今文經學派發生分歧，雙方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自西漢武帝時占統治地位的今文經學派，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權威製成定論，以壓倒對方。二是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的唯心主義哲學體係後，用神學解釋經學之風便愈颳愈烈，到西漢末年，封建神學和庸俗經學的混合物讖緯迷信盛行起來，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彌漫於學術思想領域。為了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樂於出面，組織一場大討論，以便使讖緯迷信和封建經典更好地結合起來，使神學經學化，經學神學化。在白虎觀，博士、儒生紛紛陳述見解，章帝親自裁决其經義奏議，後由班固等人整理編撰成《白虎通義》一書。《白虎通義》又稱《白虎通》、《白虎通德論》。這部書是今文經學的政治學說提要，廣泛解釋了封建社會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觀念，成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神學、倫理學法典。
《白虎通義》繼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並加以發揮，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會秩序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完整的神學世界觀。
關於天地萬物的起源問題。《白虎通義》的解釋是："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濁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故《乾鑿度》雲：'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天地》）簡言之，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氣）到太始（形），再到太素（質），經過這三個階段纔形成天地。單看此段文字，天與地都是物質的實體，但縱觀《白虎通義》的整個思想，這種自然物質之天又是從屬於道德之天的，如天地運行的規律，日月星辰的運行及關係，都不由其自身規律所决定，而是由倫理道德關係和目的决定的，最終它是從屬於一種神靈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觀是一種唯心主義觀點。
《白虎通義》發揚《春秋繁露》無類比附的手法，將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與天地星辰、陰陽五行等各種自然現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級制度。它認為：
"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天地》）照它看來，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關係，猶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樣，是永遠不能改變的。天之地位高，地之地位卑，猶如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尊卑等級關係。它還將太陽比做君主，月亮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現象來論證和神化君主的權威。"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日月》）"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五行》）君主之於臣民，猶如天上月亮星辰所拱衛的太陽。《春秋繁露·陽尊陰卑》曾說："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白虎通義》進一步闡述此理論："臣有功歸於君，何法？
法歸月於日也。"（《五行》）月亮本身不發光，它的光源於太陽的照耀，照此而推論，"臣有功歸於君"則是合情合理的。
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概念陰陽五行說，曾被董仲舒利用為其"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服務，《白虎通義》進一步發展和引申了董仲舒的思想，用陰陽五行說為皇權至上的中央專製集權製服務。它特別突出和發揮了"土居中央"的觀點，把土列為五行之首，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賴土而存在。"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
（《五行》）這一解釋完全超出了《春秋繁露》中關於五行"土居中央"的觀點，它將金木水火土明確劃分出等級尊卑貴賤，並以此來比附社會，將封建等級制度自然化，從而神化君權，鞏固封建統治。
《白虎通義》的認識論是依附於宗教神學的唯心主義之上的。它所要認識的，不是客觀事物及其規律，而是由"天"所决定的"道"。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辟雍》）"道"由誰來發現和傳授呢？是通天地鬼神的聖人：
"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兇。"
（《辟雍》）由聖人發現，與天有密切聯繫的道，就是"天不變，道亦不變"中的道，即封建統治秩序、倫理綱常。
宣揚維護封建統治的"三綱"、"五常"、"六紀"是《白虎通義》的主要內容。它說："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三綱六紀》）從三綱出發，它進一步提出三綱之紀，即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三綱六紀與自然法則是相通的："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具體而言："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三綱六紀》）由於封建倫理關係取諸陰陽和天道，因而它就是普遍而絶對的。君權、族權、夫權、神權束縛人民的四條繩索亦以皇帝欽定的形式而成為"法典"，成為完整的束縛人民的精神枷鎖。在強調臣絶對服從君的主調之下，《白虎通義》還在《五行》中提出臣對"無道之君"可以推翻的思想。當然，這一思想並未超出董仲舒的改製思想。
《白虎通義》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全書共匯集43條名詞解釋，內容涉及社會、禮儀、風習、國傢制度、倫理道德等各個方面。其中有很多條目匯集了不同的學術觀點，有些條目還並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如"王者不臣"條、"王霸"條等，對有關解釋都存而不决，以供人們參考。
《白虎通義》問世以來，産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它是由皇帝親自欽定的，內容又包羅萬象，在政治、思想、倫理等各個方面，都為人們規定了行為規範。《白虎通義》用陰陽五行來普遍地具體地解釋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綱五常"，小者如婚喪嫁娶、日常生活現象，都可以用陰陽五行說去說明，不管如何牽強附會，如何荒唐，說者言之鑿鑿，聽者深信不疑，使陰陽五行成了人們認識與解釋世界的萬能的"金鑰匙"，成為一種思維模式和定式，這對學術的更新、思想的解放無疑是一種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義》融合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與讖緯迷信於一體，企圖統一經學，建立神學經學，並將其奉為永恆的真理，要人們世代相沿，習之、誦之，不許懷疑和批判，這衹是統治者一廂情願的夢想，歷史發展的事實告訴我們，經學一旦發展為神學，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這是《白虎通義》給我們的啓示。從這個意義講，《白虎通義》宣告了經學的衰落，是經學走嚮沒落與衰敗的標志。
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親自主持和召集當時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觀討論五經之同異。這場大討論的由來，一是由於古文經學出現之後，在文字、思想、師說各方面都同今文經學派發生分歧，雙方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自西漢武帝時占統治地位的今文經學派，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權威製成定論，以壓倒對方。二是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的唯心主義哲學體係後，用神學解釋經學之風便愈颳愈烈，到西漢末年，封建神學和庸俗經學的混合物讖緯迷信盛行起來，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彌漫於學術思想領域。為了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樂於出面，組織一場大討論，以便使讖緯迷信和封建經典更好地結合起來，使神學經學化，經學神學化。在白虎觀，博士、儒生紛紛陳述見解，章帝親自裁决其經義奏議，後由班固等人整理編撰成《白虎通義》一書。《白虎通義》又稱《白虎通》、《白虎通德論》。這部書是今文經學的政治學說提要，廣泛解釋了封建社會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觀念，成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神學、倫理學法典。
《白虎通義》繼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並加以發揮，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會秩序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完整的神學世界觀。
關於天地萬物的起源問題。《白虎通義》的解釋是："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濁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故《乾鑿度》雲：'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天地》）簡言之，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氣）到太始（形），再到太素（質），經過這三個階段纔形成天地。單看此段文字，天與地都是物質的實體，但縱觀《白虎通義》的整個思想，這種自然物質之天又是從屬於道德之天的，如天地運行的規律，日月星辰的運行及關係，都不由其自身規律所决定，而是由倫理道德關係和目的决定的，最終它是從屬於一種神靈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觀是一種唯心主義觀點。
《白虎通義》發揚《春秋繁露》無類比附的手法，將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與天地星辰、陰陽五行等各種自然現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級制度。它認為：
"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天地》）照它看來，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關係，猶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樣，是永遠不能改變的。天之地位高，地之地位卑，猶如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尊卑等級關係。它還將太陽比做君主，月亮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現象來論證和神化君主的權威。"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日月》）"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五行》）君主之於臣民，猶如天上月亮星辰所拱衛的太陽。《春秋繁露·陽尊陰卑》曾說："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白虎通義》進一步闡述此理論："臣有功歸於君，何法？
法歸月於日也。"（《五行》）月亮本身不發光，它的光源於太陽的照耀，照此而推論，"臣有功歸於君"則是合情合理的。
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概念陰陽五行說，曾被董仲舒利用為其"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服務，《白虎通義》進一步發展和引申了董仲舒的思想，用陰陽五行說為皇權至上的中央專製集權製服務。它特別突出和發揮了"土居中央"的觀點，把土列為五行之首，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賴土而存在。"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
（《五行》）這一解釋完全超出了《春秋繁露》中關於五行"土居中央"的觀點，它將金木水火土明確劃分出等級尊卑貴賤，並以此來比附社會，將封建等級制度自然化，從而神化君權，鞏固封建統治。
《白虎通義》的認識論是依附於宗教神學的唯心主義之上的。它所要認識的，不是客觀事物及其規律，而是由"天"所决定的"道"。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辟雍》）"道"由誰來發現和傳授呢？是通天地鬼神的聖人：
"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兇。"
（《辟雍》）由聖人發現，與天有密切聯繫的道，就是"天不變，道亦不變"中的道，即封建統治秩序、倫理綱常。
宣揚維護封建統治的"三綱"、"五常"、"六紀"是《白虎通義》的主要內容。它說："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三綱六紀》）從三綱出發，它進一步提出三綱之紀，即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三綱六紀與自然法則是相通的："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具體而言："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三綱六紀》）由於封建倫理關係取諸陰陽和天道，因而它就是普遍而絶對的。君權、族權、夫權、神權束縛人民的四條繩索亦以皇帝欽定的形式而成為"法典"，成為完整的束縛人民的精神枷鎖。在強調臣絶對服從君的主調之下，《白虎通義》還在《五行》中提出臣對"無道之君"可以推翻的思想。當然，這一思想並未超出董仲舒的改製思想。
《白虎通義》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全書共匯集43條名詞解釋，內容涉及社會、禮儀、風習、國傢制度、倫理道德等各個方面。其中有很多條目匯集了不同的學術觀點，有些條目還並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如"王者不臣"條、"王霸"條等，對有關解釋都存而不决，以供人們參考。
《白虎通義》問世以來，産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它是由皇帝親自欽定的，內容又包羅萬象，在政治、思想、倫理等各個方面，都為人們規定了行為規範。《白虎通義》用陰陽五行來普遍地具體地解釋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綱五常"，小者如婚喪嫁娶、日常生活現象，都可以用陰陽五行說去說明，不管如何牽強附會，如何荒唐，說者言之鑿鑿，聽者深信不疑，使陰陽五行成了人們認識與解釋世界的萬能的"金鑰匙"，成為一種思維模式和定式，這對學術的更新、思想的解放無疑是一種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義》融合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與讖緯迷信於一體，企圖統一經學，建立神學經學，並將其奉為永恆的真理，要人們世代相沿，習之、誦之，不許懷疑和批判，這衹是統治者一廂情願的夢想，歷史發展的事實告訴我們，經學一旦發展為神學，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這是《白虎通義》給我們的啓示。從這個意義講，《白虎通義》宣告了經學的衰落，是經學走嚮沒落與衰敗的標志。
《漢武故事》一捲，舊本題漢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着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考也。所言亦多與《史記》、《漢書》相出入，而雜以妖妄之語。然如《藝文類聚》、《三輔黃圖》、《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甲帳珠簾、王母青雀、茂陵玉碗諸事稱出《漢武故事》者，乃皆無之。又李善註《文選•西徵賦》，引《漢武故事》二條，其一為柏𠔌亭事，此本亦無之；其一為衛子夫事，此本雖有之而文反略於善註。考《隋志》載此書二捲，諸傢着錄並同。錢曾《讀書敏求記》亦尚作二捲，稱所藏凡二本，一是錫山秦汝操綉石書堂本，一是陳文燭晦伯傢本。又與秦本互異，今兩存之雲雲。兩本今皆未見，此本為明吳管《古今逸史》所刻，並為一捲，僅寥寥七八頁。蓋已經刊削，又非兩傢之本，以其六朝舊帙，姑存備古書之一種雲爾。
校點說明
《漢武故事》，又名《漢武帝故事》，其作者，前人有漢班固、晉葛洪、南齊王儉諸說。然皆無確鑿證據。今人劉文忠綜合前說，又據書中反映的社會現象，推論當為建安前後人，較為合理。
此書記載漢武帝從出生到死葬茂陵的傳聞佚事，屬於漢武帝傳說係統中的一部傳記小說。其主要內容，是武帝為求長生不老而求仙問道，同時也寫了“金屋藏嬌 ”、“相如論賦”等雜事。其行文簡雅拙質，不事雕琢，然能註意渲染氣氛，人物對話亦有個性，對後代傳奇小說産生一定影響。
傳世的《漢武故事》版本頗多，多種叢書，如《古今說海》、《古今逸史》、《說郛》等，均收有本書。魯迅《古小說鈎沉》所輯本書，以《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多種類書及有關正史詳加校勘，並着校記，比較精備。今即以此本為底本，略去校記，改正明顯錯字，加新式標點。
校點說明
《漢武故事》，又名《漢武帝故事》，其作者，前人有漢班固、晉葛洪、南齊王儉諸說。然皆無確鑿證據。今人劉文忠綜合前說，又據書中反映的社會現象，推論當為建安前後人，較為合理。
此書記載漢武帝從出生到死葬茂陵的傳聞佚事，屬於漢武帝傳說係統中的一部傳記小說。其主要內容，是武帝為求長生不老而求仙問道，同時也寫了“金屋藏嬌 ”、“相如論賦”等雜事。其行文簡雅拙質，不事雕琢，然能註意渲染氣氛，人物對話亦有個性，對後代傳奇小說産生一定影響。
傳世的《漢武故事》版本頗多，多種叢書，如《古今說海》、《古今逸史》、《說郛》等，均收有本書。魯迅《古小說鈎沉》所輯本書，以《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多種類書及有關正史詳加校勘，並着校記，比較精備。今即以此本為底本，略去校記，改正明顯錯字，加新式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