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国的灿烂文化，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著名的现代作家老舍先生是一位满族人。“满族”出身对于老舍和他的艺术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意义。老舍先生出生在清末京师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他的先人一直是清代护卫北京城的旗兵。清代八旗下层官兵不仅承担着保卫国家统一人民安定的职责，同时因为“八旗生计”问题的长期困扰，普遍处于相当低下的生存状态。父亲在庚子年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役中为国捐躯，使老舍自幼便懂得了爱国的人生要义，他的情操、性格、处事方式，都有着他的旗人父母影响的影子，这对他的一生都起了作用。
　　
　　　　老舍的祖上属于满族的正红旗。有清一代正红旗的驻地在北京城的西北部位，老舍对这一带的社会生活极为熟悉，他写了一辈子北京人的故事，也大多发生在北京的西北部位。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满族社区，从他的精神世界到他的艺术根基，不可避免地被打下了种种民族文化的烙印。清末，为八旗制度严格束缚的旗人们，痛苦郁闷，愁里寻欢、苦中作乐是他们的人生基本功，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久而久之，满族人大多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老舍就是在这种融会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这种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例如《赵子曰》、《二马》等），后来这条路越走越宽，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水乳浑然（例如《离婚》、《牛天赐传》等）。老舍出身于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体认。同时，他又成长于北京这个中原文化腹地，这个自古以来各民族充分交往的大都市，对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有深刻的领会和接受。他一生曾经多次旅居国外，对东西方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有很自觉的思考。他因此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多民族文化思维参照系统。作为一位热爱中华民族，也关注自己满族历史命运的作家，老舍在他的创作中继承鲁迅的传统，着力解剖民族性的优长与缺陷，尤其是《正红旗下》、《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达到了罕见的深度，都堪称是民族文化不可多得的忧思录与备忘录，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老舍在这一方面的杰出贡献，也得益于小民族出身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位置对他的启迪作用。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老舍抚今追昔，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来之不易的戏来教育青少年，以支持宪法的宣传实施。1956年，老舍开始动笔写就了话剧《秦氏三兄弟》，剧本四幕六场，人物众多，从光绪年间写到了1948年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时任院长的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等人，曹禺他们被戏中第一幕第二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那段戏深深吸引，遂建议老舍以这一场戏为基础另起炉灶，发展成一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拍板，三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三幕话剧《茶馆》问世了。
　　
　　　　《茶馆》从第一幕的晚清戊戌变法到第二幕的民国初的军阀混战，一直写到第三幕的抗战结束，历经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在《茶馆》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用老舍的话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曹禺先生晚年评价说：“《茶馆》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
　　
　　　　与一般的戏剧作品不同，《茶馆》不是要讲述某个具体故事，它要表现的是三个历史时期所代表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用老舍的话来说，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茶馆》的创作宗旨就在这里。一向不熟悉政治斗争的老舍采用避生就熟的写作办法，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的政治变迁。《茶馆》对旧时代大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借助于剧中的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老舍通过对三个善良、质朴、正直人物命运悲剧的凭吊，痛诉了那个时代的怪异和丑陋。
　　
　　　　现实主义是老舍的创作之魂，幽默风格和喜剧样式对老舍来说是一种机巧天成的结合与表达，讽刺喜剧《茶馆》将老舍的幽默艺术风格完美地引向了极致。老舍用他的理性和智慧咀嚼现实，将最具意味的笑料归结到一处，找到了现实主义精神跟幽默风格交相融会的引燃点，将荒唐岁月发酵出的社会现实融进了一个充斥着讽刺、幽默的大茶馆。也正是这种大雅大俗、雅俗共赏满载纯正京腔京韵、充满“精气神儿”的语言，才有了人们前仰后合后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