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和王阳明是相互欣赏的朋友也是论敌，但湛若水对中国哲学史的影响远不及王阳明，主要原因恐怕是两人走的哲学道路不同。
　　 王阳明以他的“心外无物”、“格物致知”等理论将中国传统哲学中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推向最高峰，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湛若水的哲学走集大成为道路，要就重大成果自然比专攻一家困难许多。湛若水企图调和各家之言，以他经常引用《中庸》的语句就可见一斑。湛若水的主要理论“随处体认天理”组合了前人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亦是在调和基础上再创造。因此，在思想魅力方面，“随处体认天理”低于“心外无物”、“格物致知”。湛若水的哲学一方面取百家所长，另一方面因为难于贯通众多理论而显得庞杂。
　　无可否认“随处体认天理”的意义，但它远不能使湛若水成为哲学的集大成者。所谓哲学上的集大成者，都是一些承前启后、创造新概念为哲学发展开辟道路的伟大思想家，如以“绝对精神”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大成的黑格尔，以“辩证唯物主义”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大成的马克思等。哲学的集大成者的出现必须有经济或科技重要发展、社会或时代有深刻变革的客观环境为条件。有这种环境，个人才会在思想上有大创造。事实上，“随处体认天理”就表达了人对“天理”的认识受“处” ——客观环境限制的观点。湛若水生活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后期，显然缺乏哲学集大成的环境。
　　集大成的哲学道路虽然没有使湛若水没能在中国哲学史留下厚重的一笔，但湛若水在某程度上总结了宋、明理学，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正因为不偏不倚的集大成道路，他提出“自得”之说，批判当时人云亦云的风气同时启发了后人。结合了宋、明理学的某些精华，加上“中庸”的态度使他的哲学具有长经久不息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