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和王陽明是相互欣賞的朋友也是論敵，但湛若水對中國哲學史的影響遠不及王陽明，主要原因恐怕是兩人走的哲學道路不同。
　　 王陽明以他的“心外無物”、“格物緻知”等理論將中國傳統哲學中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推嚮最高峰，因而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湛若水的哲學走集大成為道路，要就重大成果自然比專攻一傢睏難許多。湛若水企圖調和各傢之言，以他經常引用《中庸》的語句就可見一斑。湛若水的主要理論“隨處體認天理”組合了前人的“隨處”、“體認”、“天理”之說，亦是在調和基礎上再創造。因此，在思想魅力方面，“隨處體認天理”低於“心外無物”、“格物緻知”。湛若水的哲學一方面取百傢所長，另一方面因為難於貫通衆多理論而顯得龐雜。
　　無可否認“隨處體認天理”的意義，但它遠不能使湛若水成為哲學的集大成者。所謂哲學上的集大成者，都是一些承前啓後、創造新概念為哲學發展開闢道路的偉大思想傢，如以“絶對精神”集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大成的黑格爾，以“辯證唯物主義”集唯物主義與辯證法大成的馬剋思等。哲學的集大成者的出現必須有經濟或科技重要發展、社會或時代有深刻變革的客觀環境為條件。有這種環境，個人才會在思想上有大創造。事實上，“隨處體認天理”就表達了人對“天理”的認識受“處” ——客觀環境限製的觀點。湛若水生活在封建社會走嚮衰落的後期，顯然缺乏哲學集大成的環境。
　　集大成的哲學道路雖然沒有使湛若水沒能在中國哲學史留下厚重的一筆，但湛若水在某程度上總結了宋、明理學，為後人的研究提供了藉鑒。正因為不偏不倚的集大成道路，他提出“自得”之說，批判當時人云亦云的風氣同時啓發了後人。結合了宋、明理學的某些精華，加上“中庸”的態度使他的哲學具有長經久不息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