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續焚書》兩書成於明代晚期，彼時社會動蕩不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階級矛盾日益尖銳。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偽君子，批評他們“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續焚書·三教歸儒說》）；同時，對統治階級所極力推崇的孔孟之學也大加鞭撻，認為“耕稼陶漁之人即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何必專門學孔子而後為正脈也”（《焚書·答耿司寇》）；希望統治階級上層能夠出現“一個半個憐纔者”，使“大力大賢 ”的有纔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焚書·寒燈小話》）。對此有書評者如是論道：“這說明李贄並非要推翻封建統治，而是要維護它，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沒有超出地主階級思想與時代的限製，也不可能違背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