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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谱》一卷,旧本题晋戴凯之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凯之字庆预,武昌人。又引李淑《邯郸图书志》云,谓不知何代人。案《隋书·经籍志·谱系类》中有《竹谱》一卷,不著名氏。《旧唐书·经籍志》载入农家,始题戴凯之之名,然不著时代。左圭《百川学海》题曰晋人,而其字则曰庆豫。预、豫字近,未详孰是。其曰晋人,亦不知其何所本。然观其以仑韵年船,以邦韵同功,犹存古读,注中音训,皆引三苍。他所援引如虞豫《会稽典录》、常宽《蜀志》、徐广《杂记》、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亦皆晋人之书,而《尚书》条簜既敷,犹用郑玄筱箭竹簜大竹之注。似在孔传未盛行以前。虽题为晋人别无显证,而李善注马融《长笛赋》已引其笼籦一条,段公路北户录引其{⺮紂}必六十复亦六年一条,足证为唐以前书。惟《酉阳杂俎》称《竹谱》竹类三十九,今本乃七十馀种,稍为不符,疑《酉阳杂俎》传写误也。其书以四言韵语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所引《黄图》一条,今本无之,与徐广注《史记》所引《黄图》均为今本不载者其事相类,亦足证作是书时黄图旧本犹未改修矣。旧本传刻颇多讹脱,如盖竹所生,大抵江东,上密防露,下疏来风,连亩接町,竦散冈潭六句,潭字於韵不协。虽风字据诗卫风有孚金切一读,於古音可以协潭,而东字则万无协理,似乎潭冈散竦四字误倒其文,以竦韵东风,犹刘琨诗之以叟韵璆,潘岳诗之以荷韵歌也。然诸本并同,难以臆改。凡斯之类,皆姑仍其旧焉。
  
  
  戴凯之与《竹谱》
  作者:南浦渔翁
  
  
  一
  
  中国人自古爱竹。
  
  竹青翠修长、素雅宁静的丰姿,虚心挺拔、刚直有节的特点,都被人们所喜爱。古人将竹比作“君子”,又誉其为“岁寒三友”之一。《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此,竹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文人墨客,如刘禹锡、苏轼、文与可、郑板桥等等,以竹为对象,创作了许多不朽的诗画,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宝。
  
  与此同时,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着许多关于竹子的科学著作,描述了竹子的种类、产地、性状、用途和栽培,成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特别是植物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竹类专著——《竹谱》,则是我们鄂州人(古武昌人)戴凯之的杰作。
  
  二
  
  戴凯之的《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恩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可是,历史上,《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连他是哪朝哪代人都没有定论。《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竹谱》一卷,但没有载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将其收入农家类,虽题“戴凯之撰”,但没有说明时代;左圭将《竹谱》收进《百川学海》,并说它的作者是晋代人,但没有说明根据。其实,戴凯之是南北朝刘宋时人,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晋人。
  
  戴凯之,武昌人,生卒年不详,一说字庆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说字庆豫(左圭《百川学海》),南朝刘宋明帝时曾为南康相。
  
  《南齐书·本纪第三·武帝》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及军主张宗之千余人助之。上引兵向郡,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于南康口,又进击宗之,破斩之,遂围郡城。凯之以数千人固守,上亲率将士尽日攻之,城陷,凯之奔走,杀伪赣令陶冲之”。《南史·齐本纪》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将讨戴凯之,大飨士卒”。可见,戴凯之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的部将,曾随子勋叛乱,守南康郡城,后被萧赜(即后来的南齐武帝)击破,“奔走”不知所踪。在政治军事史上,戴凯之的确是一个小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所以不为人所注意。这次叛乱发生在宋明帝泰始二年,即公元466年。《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这次叛乱的前后经过,但却没有提及戴凯之,可见其人不显。《南齐书》与《南史》如果不是为了歌颂齐武帝年少时的英勇功绩,肯定也不会提到戴凯之。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和刘子勋的部将戴凯之,并非同一个人。但是,从种种迹象分析,我们趋向于相信是同一个人。一方面,从《竹谱》的写作渊源及相互影响来看,它显然介于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成书于公元304年)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之间;从《竹谱》援引的书籍来看,多为晋人之书,如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虞预《会稽典录》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极有可能生活在四或五世纪。这与曾随刘子勋作乱(466年)的戴凯之,时代吻合。另一方面,从《竹谱》内容看,作者多次提到南康及其周边郡县(浔阳、安成、鄱阳、庐陵等)。如在总纲中说,“南康、临贺、始安三郡通广州”;在谈到桂竹时说,“南康以南所饶也”;在谈到另一种竹子时说,“南康所生”等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对南康是熟悉的,与曾作南康相、守南康郡城的戴凯之,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三
  
  《竹谱》一书不过四、五千字,为总分结构。前一部分是绪论,用一段简短的叙述,将竹的性质、型态、分类、分布、生育环境、开花生理及寿命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分论,详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这一部分是文章主体。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实际只有三十多种,并且竹类名称有很多与现代不同,但记述的竹类数量仍然是空前的。
  
  至于《竹谱》的文字风格,《四库全书·子部·<竹谱>提要》作了精辟的概括:“其书以四言韵话,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也就是说,《竹谱》全书以四字韵文为纲,再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了解释。
  
  《竹谱》开头对竹类植物特点进行概括,指出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肯定竹是植物界里不同于草、木的一个独立的大类。“竹是一族之总名,一形之遍称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犹动品之中有鱼、鸟、兽也。”
  
  《竹谱》指出,竹虽然“小异空实”,即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大同节目”,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竹谱》还指出竹类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由于气候原因,“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黄河以北竹类很少,南方的竹类却很茂盛,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岭作为一条竹类生物分界线。另外,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
  
  《竹谱》一书的主体部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往往引经据典,详细而具体。仅以竹的用途为例,《竹谱》中就有单竹“可绩以为布,其精者如縠”;射同(竹)可以贮箭;筋竹为矛;簝竹材质“细软肌薄”,可以束物;白竹可以为簟;篃竹叶“可以作蓬”; “篁竹大者可以行船”等等。
  
  书尾,戴凯之表达了自己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天地无边,苍生无量。人所闻见,因轨躅所及,然后知耳。盖何足云?若耳目所不知,便断以为不然,岂非囿近之徒耶?”
  
  《竹谱》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是我国古代植物学名著,在世界生物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竹谱》写作目的侧重品评、鉴赏,文学色彩浓厚,生产意识淡薄,根本不提栽培技术与方法,实用价值不足。这是《竹谱》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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