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論述了戰爭觀問題.該篇既反對持衆好戰,也反對重修德,而廢弛武備.它認為衹有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才能使國傢強盛.
〈圖國〉篇發展了孫武的"兵貴勝,不貴久"的思想
〈料敵〉篇主要講述如何判斷敵情,因敵製勝的問題.
〈治兵〉篇主要論述如何治軍,指出戰爭的勝負不是取决與軍隊人數的多少,而是取决與軍隊是否法令嚴明,賞罰必信,打不散,拖不垮.
〈論將〉篇主要論述將帥的重要和對將帥素質的要求.將帥為全軍的統帥,必須剛柔兼備.將帥必須依靠金鼓,旗幟和禁令,刑罰來治軍和指揮作戰.
〈應變〉篇闡述了在不同的情況下的應變之術和作戰方法
〈勵士〉篇主要講述如何激勵士氣.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捲。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捲。
《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産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衆。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傢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傢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采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它主張兵不在多，“以治為勝”。治，就是建設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要求選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殺敵立功的人，作為軍隊的骨幹，並“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對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異，使“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以發揮各自的特長；按照同鄉同裏編組,同什同伍互相聯保,以對部衆嚴加控製；采取“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的教戰方法，嚴格訓練；明法審令，使“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做到令行禁止，嚴不可犯；將領必須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奬勵有功者，勉勵無功者，撫恤和慰問犧牲將士的傢屬，以恩結士心，使其“樂戰”、“樂死”；要“任賢使能”，選拔文武兼備、剛柔並用、能“率下安衆、怖敵决疑”的人為將。
它強調料敵用兵，因情擊敵。針對齊、秦、楚、燕、韓、趙六國的政治、地理、民情、軍隊、陣勢等不同特點，提出了不同的作戰方針和戰法。例如：對齊作戰，“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對秦作戰，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製時，再“乘乖獵散，設伏投機”；與楚作戰，則“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疲而勞之，勿與爭戰”；同燕作戰，則“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和“謹我車騎必避之路”;與韓、趙作戰時，則“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它還強調“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指出有八種情況，不需再卜問吉兇,即可嚮敵進擊,在十三種情況下要“急擊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戰機；又列舉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與敵作戰的六種情況，要“避之勿疑”。並進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它還註重“應變”，提出擊強、擊衆、𠔌戰、水戰、圍城等具體戰法。它最早對養馬和騎戰做了專門的論述。
《吳子》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有關思想，在歷史上曾與《孫子》齊名，並稱為“孫吳兵法”，因而為歷代兵傢所重視。現有日、英、法、俄等譯本流傳。
〈圖國〉篇發展了孫武的"兵貴勝,不貴久"的思想
〈料敵〉篇主要講述如何判斷敵情,因敵製勝的問題.
〈治兵〉篇主要論述如何治軍,指出戰爭的勝負不是取决與軍隊人數的多少,而是取决與軍隊是否法令嚴明,賞罰必信,打不散,拖不垮.
〈論將〉篇主要論述將帥的重要和對將帥素質的要求.將帥為全軍的統帥,必須剛柔兼備.將帥必須依靠金鼓,旗幟和禁令,刑罰來治軍和指揮作戰.
〈應變〉篇闡述了在不同的情況下的應變之術和作戰方法
〈勵士〉篇主要講述如何激勵士氣.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捲。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捲。
《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産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衆。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傢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傢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采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它主張兵不在多，“以治為勝”。治，就是建設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要求選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殺敵立功的人，作為軍隊的骨幹，並“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對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異，使“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以發揮各自的特長；按照同鄉同裏編組,同什同伍互相聯保,以對部衆嚴加控製；采取“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的教戰方法，嚴格訓練；明法審令，使“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做到令行禁止，嚴不可犯；將領必須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奬勵有功者，勉勵無功者，撫恤和慰問犧牲將士的傢屬，以恩結士心，使其“樂戰”、“樂死”；要“任賢使能”，選拔文武兼備、剛柔並用、能“率下安衆、怖敵决疑”的人為將。
它強調料敵用兵，因情擊敵。針對齊、秦、楚、燕、韓、趙六國的政治、地理、民情、軍隊、陣勢等不同特點，提出了不同的作戰方針和戰法。例如：對齊作戰，“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對秦作戰，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製時，再“乘乖獵散，設伏投機”；與楚作戰，則“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疲而勞之，勿與爭戰”；同燕作戰，則“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和“謹我車騎必避之路”;與韓、趙作戰時，則“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它還強調“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指出有八種情況，不需再卜問吉兇,即可嚮敵進擊,在十三種情況下要“急擊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戰機；又列舉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與敵作戰的六種情況，要“避之勿疑”。並進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它還註重“應變”，提出擊強、擊衆、𠔌戰、水戰、圍城等具體戰法。它最早對養馬和騎戰做了專門的論述。
《吳子》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有關思想，在歷史上曾與《孫子》齊名，並稱為“孫吳兵法”，因而為歷代兵傢所重視。現有日、英、法、俄等譯本流傳。
《吳子兵法》，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作該書戰國時代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著錄“吳起四十八篇”,後多佚失。《隋書·經籍志》等公私書目有一捲、二捲( 上、下捲 )、三捲等不同記載。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及明、清刊本等傳世，僅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6篇，近5000字。
《吳子》與《孫子》齊名,並稱“孫吳兵法”,頗受歷代軍事傢、政治傢的重視。約成書於戰國的《尉繚子》已多處引述其用兵、治軍的言論。唐初，魏徵將《吳子》的一些內容收入《群書治要》。宋代則正式將其列入《武經七書》。其後研究、註釋該書者衆多。《吳子》於唐代傳入日本，後又傳入歐洲。現有日、英、法、俄等多種譯本流傳，在世界軍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吳子》與《孫子》齊名,並稱“孫吳兵法”,頗受歷代軍事傢、政治傢的重視。約成書於戰國的《尉繚子》已多處引述其用兵、治軍的言論。唐初，魏徵將《吳子》的一些內容收入《群書治要》。宋代則正式將其列入《武經七書》。其後研究、註釋該書者衆多。《吳子》於唐代傳入日本，後又傳入歐洲。現有日、英、法、俄等多種譯本流傳，在世界軍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