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繚子》是中國古代頗有影響的一部著作。對它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意見認為，《尉繚子》是一部偽書。雖然《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兵形勢"《尉繚》31篇，但今存《尉繚子》不講"兵形勢"，顯然不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尉繚》，而是出於後人的偽造。不過，自從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尉繚子》殘簡出土後，學者們發現殘簡有6篇與今存《尉繚子》相合，偽書一說已遭到大多數人否定。
另一種意見認為，《尉繚子》的作者姓尉，名繚，是戰國時人，此書的前身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兵形勢"《尉繚》31篇。
還有一種意見與此大致相同，不同處在於它認為此書的前身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雜傢"《尉繚》29篇。
"雜傢"兼合儒墨名法之說。"雜傢"《尉繚》屬"商君學"，除論述軍事外，還應論及政治和經濟。它雖談兵法，卻並非兵傢。《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雜傢" 《尉繚子》5捲。這都和今存《尉繚子》的內容和捲數相同，可見今存《尉繚子》即"雜傢"《尉繚子》。宋人將"雜傢"《尉繚子》收入《武經七書》，歸入兵傢。所以後人多誤認《尉繚子》為兵傢之書。
今本《尉繚子》共分5捲。1包括"天官"、"兵談"、"製談"、"戰略"、"攻權"5篇，主要論述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關係，攻城與作戰的原則，主張行事不應依靠鬼神，而應依賴人的智慧。
它認為，國土廣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國傢就富足；人口衆多而得到治理，國傢就井然有秩。國傢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動用武力，就可以威製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須親近、安撫流民，開闢荒萊，發展農業。要使國傢治理，就必須使人民明曉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豐衣足食，唯有奮力作戰，才能得到爵位。經濟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賢明是軍事上強大的基礎和保證。它又認為，通嚮勝利的途徑有三條。一是加強戰備，料敵如神，使敵軍喪失士氣，分崩離析，以致不戰而勝，這是以"道"取勝。二是法製、賞罰明察，人民有必戰之心，這是以"威"取勝。三是擊破敵軍，奪占敵國的土地，這是以"力"取勝。軍隊的戰鬥力全在士氣的高低，所以要戰勝敵人，就應激勵全軍的士氣。要激勵士氣就應從政治和經濟入手，重視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勵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應從軍事、政治和經濟三方面加以綜合考慮。建城前首先應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興建城邑。如决定興建，那就應使城邑和所轄土地的大小相適應，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適應，使人口的多少和糧食的供應相適應。如能做到以上三點，就能使城邑防守堅固，依托城邑作戰就能取勝。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則是：沒有把握攻破敵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須有堅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敵不意，深入其境，包圍並切斷敵城與外部的聯繫，實施猛攻，使敵措手不及，乘虛攻剋敵城。它還指出，臨陣作戰的原則是：沒有必勝的把握，就不和敵軍交戰。在敵寡我衆的情況下，應依靠兵多勢衆的軍事優勢戰勝敵人。在敵衆我寡的情況下，就要使用權謀戰勝敵人。
2包括"守議"、"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5篇，主要論述戰爭的性質、作用和守城的原則。
關於守城的原則，它認為一是不能衹守城墻，媸爻峭猓季莩峭獾木亂兀柚黴な攏栽齟蠓烙萆睢６遣荒苤喚械ゴ康南烙貢匭牖 ⒍ァＴ謖季雜攀頻牡芯奈Чハ攏朗卣呋蚴且攬客庠蚴強肯南魅醯芯銎嬉災剖ぁＭ庥斜囟ǖ醬鐧腦薔捅囟薌崾夭話巍Ｍ饢薇囟ǖ醬鐧腦薔筒灰歡芄淌氐降住?
援軍抵達後，可與守軍內外夾擊敵軍，也可以牽製敵軍主力，減輕守軍壓力，使其得以保持補給綫的暢通，增強抵抗力。如外無援軍，守軍應把握時機，不時出擊，以削弱敵軍，打破封鎖，出奇兵戰勝敵人，而不能死守待斃。三是為做到攻守兩全，守軍必須分為守備部隊和出擊部隊兩部分。出擊部隊不擔任守備任務，守備部隊也不承擔出擊任務。
關於戰爭的性質和作用，它認為，戰爭可用來禁止不義，討伐和剪除暴亂，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所以，用兵不進攻無過失的城市，不殺無罪之人。這樣，軍隊所到之處，農民不會離開土地，商人不會離開店鋪，士大夫不會離開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親和歸附。
3包括"治本"、"戰權"、"重刑令"、"伍製令"、"分塞令"5篇，主要講述用兵的原則、軍隊的紀律和奬懲制度。
如用兵作戰要善於先發製人，做到虛虛實實，說有卻無，說無卻有，决心堅定，爭取主動，明察敵情，然後發兵决戰。又如它主張統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將吏戰敗或舉城降敵，或棄軍逃跑，除本人處死外，還要受到抄傢和全家為奴等懲罰。在軍營內，中、左、右、前、後各軍按編製分設營地，彼此隔絶，禁止往來，違者處死。營內道路縱橫，每120步設一崗哨，管製行人來往，不是持有將帥符節的人，一律不準通行。
打柴放牧，必須整隊行動。士兵以5人為伍，10人為什，50人為屬，100人為閭，實行聯保連坐製。凡有士兵違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屬、同閭有人揭發，就全伍、全什、全屬、全閭免罪。知道而不揭發，就全伍、全什、全屬、全閭一齊受罰。將吏從什長到左、右將軍，也都實行聯保連坐。凡有人犯禁違法，也都是揭發者免罪，知道而不揭發的，與其同罪。
4包括"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5篇，主要敘述戰場法紀、部隊的編組、標志和指揮信號，以及行軍序列。如戰鬥中伍內傷亡與斬獲相當的功罪相抵；有斬獲而無傷亡的，有賞；有傷亡而無斬獲的，同伍的都處死，並懲辦其傢族。戰鬥中各級將吏如有傷亡或無傷亡，也按上述原則奬懲其部下。為便於識別，各單位按旗幟、羽毛和所佩徽章顔色的不同加以區別。全軍按金鼓信號統一進退。君主一旦任命將帥，下令用兵，將帥就應指定軍隊集結的時間和地點，遲到的按軍法嚴懲。為保守秘密，衹要大軍沒有出發，在宣佈戒嚴的地區不準任何人通行。軍隊開拔後，在大軍前面50公裏處行進的是先遣部隊——踵軍，踵軍前50公裏處行進的是前衛部隊——興軍，興軍又派出小股部隊——分卒，任務是搶占軍事要點，追擊敗退的敵人。
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論述軍隊的訓練和取勝之道。關於軍隊的訓練，它認為應先講清金鼓旗幟的作用，然後訓練士兵按信號變換隊伍和使用武器。訓練時先進行單兵訓練，然後不斷增加訓練人數，最後以全軍聯合演習來結束訓練。它認為，戰爭是"兇"、"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廢除的。用兵應本乎仁義，以討伐暴亂。政治和軍事是文為""，武為"植"，文為裏，武為表的關係。明白這一點，就能預知勝敗。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來進攻強敵，保衛自己。為驅使全軍拼死作戰，它主張以嚴刑重罰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戰鬥中互相救助，並藉此樹立威信，使士兵服從命令，做到號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繚子》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它對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在戰略、戰術上，它主張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消極防禦，主張使用權謀，爭取主動，明察敵情，集中兵力，出敵不意，出奇製勝。這些觀點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漢書·藝文志》著錄“雜傢”類《尉繚》29篇，“兵形勢”類《尉繚》31篇。《隋書·經籍志》“雜傢”類作《尉繚子》5捲。成書可能在戰國中期,或說在戰國末期。作者尉繚，梁惠王時人，或說為秦王政時人，或認為二者實為一人。存世主要版本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及明、清刊本等50餘種。5,24篇。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殘簡《尉繚子》6篇,為所見最早本子，惜殘缺嚴重；另有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尉繚子》4篇，對考校此書均有重要價值。
戰爭觀
《尉繚子》將戰爭區分為“挾義而戰”和“爭私結怨”兩大類(《攻權》，《續古逸叢書》本，下同)，支持“誅暴亂，禁不義”的戰爭，反對“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的戰爭。強調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封建統一，“並兼廣大以一其制度”。認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認識到政治是根本，軍事是枝幹，是政治的發展和表現；認為經濟是决定戰爭勝負的基礎,因而註重耕戰,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商業對戰爭勝負有重大影響,“市者，所以給戰守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同時，又認為軍事上的勝利會促進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戰勝於外，福産於內 ”(《兵談》,漢簡本)。主張慎戰,反對輕率用兵,要“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治軍思想
高度重視軍隊的法製建設。認為軍隊必須首先建立嚴密的制度，“凡兵,製必先定”,“明制度於前, 重威刑於後 ”；強調嚴明賞罰 ,“ 刑上究”，“賞下流”，並製定了諸如聯保、軍隊營區劃分 、警戒、禁令、戰場賞罰規定及將吏實施懲罰權限、戰鬥編組、信號指揮等各種條令。同時，強調法製必須與教化相結合，“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要求“審開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無私”)與物質手段(“因民之所生以製之”)相結合，用以達到“治”的目的。重視將帥的選拔,嚴厲批評當時“世將”制度,主張“舉賢用能”、“貴功養勞”。要求將帥必須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犧牲精神,“ 為將忘傢, 逾垠忘
親,指敵忘身”；與士卒關係要融洽, 使其服從命令,“如四肢應心也”。為此,應廢除繁文縟節,“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把“心狂” 、“耳聾”、“目盲”視為將帥修養的三大弊端。主張裁減軍隊，訓練精兵；明確提出兵教的目的是“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講究訓練方法，要求從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級合練，由各級之長負責，以賞罰為手段，從實戰出發，因人施教，嚴格訓練。
作戰指導思想
認為戰爭有三種勝利：不戰服人的“道勝”，威懾屈人的“威勝”，戰場交鋒的“力勝”。重視戰爭準備，要求在戰略决策、選用將領、進攻理論等方面勝過敵人；興師用兵，必須首先詳審“內外之權”，準確掌握敵我“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出入之路”等情況，計先定，慮早决。主張先機製敵,“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認為“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強調高度靈活地利用客觀規律,“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戰權》, 《直解》本),運用“有無”策略(“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奇正”手段製敵取勝；提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製敵者也”。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絶其厄”(《兵教下》)等。
軍事辯證法思想
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對“考孤虛，占鹹池，合龜兆，視吉兇，觀星辰風雲之變”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觀點。註重從事物的聯繫中研究戰爭；強調認識和運用戰爭運動的規律；對強弱、攻守、有無、專散、文武等諸矛盾的對立與轉化有較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對軍事與政治、經濟等關係的認識上，表現出某些高於前人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尉繚子》雜取法、儒、墨、道諸傢思想而論兵,在先秦兵書中獨具一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後世兵傢對其思想內容多有引述和闡發 ，日本研究《尉繚子》的著述約30餘種，朝鮮也有刊本。它豐富而具體的軍製、軍令等內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主張治國治軍用法嚴酷，是其糟粕。
一種意見認為，《尉繚子》是一部偽書。雖然《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兵形勢"《尉繚》31篇，但今存《尉繚子》不講"兵形勢"，顯然不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尉繚》，而是出於後人的偽造。不過，自從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尉繚子》殘簡出土後，學者們發現殘簡有6篇與今存《尉繚子》相合，偽書一說已遭到大多數人否定。
另一種意見認為，《尉繚子》的作者姓尉，名繚，是戰國時人，此書的前身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兵形勢"《尉繚》31篇。
還有一種意見與此大致相同，不同處在於它認為此書的前身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雜傢"《尉繚》29篇。
"雜傢"兼合儒墨名法之說。"雜傢"《尉繚》屬"商君學"，除論述軍事外，還應論及政治和經濟。它雖談兵法，卻並非兵傢。《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雜傢" 《尉繚子》5捲。這都和今存《尉繚子》的內容和捲數相同，可見今存《尉繚子》即"雜傢"《尉繚子》。宋人將"雜傢"《尉繚子》收入《武經七書》，歸入兵傢。所以後人多誤認《尉繚子》為兵傢之書。
今本《尉繚子》共分5捲。1包括"天官"、"兵談"、"製談"、"戰略"、"攻權"5篇，主要論述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關係，攻城與作戰的原則，主張行事不應依靠鬼神，而應依賴人的智慧。
它認為，國土廣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國傢就富足；人口衆多而得到治理，國傢就井然有秩。國傢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動用武力，就可以威製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須親近、安撫流民，開闢荒萊，發展農業。要使國傢治理，就必須使人民明曉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豐衣足食，唯有奮力作戰，才能得到爵位。經濟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賢明是軍事上強大的基礎和保證。它又認為，通嚮勝利的途徑有三條。一是加強戰備，料敵如神，使敵軍喪失士氣，分崩離析，以致不戰而勝，這是以"道"取勝。二是法製、賞罰明察，人民有必戰之心，這是以"威"取勝。三是擊破敵軍，奪占敵國的土地，這是以"力"取勝。軍隊的戰鬥力全在士氣的高低，所以要戰勝敵人，就應激勵全軍的士氣。要激勵士氣就應從政治和經濟入手，重視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勵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應從軍事、政治和經濟三方面加以綜合考慮。建城前首先應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興建城邑。如决定興建，那就應使城邑和所轄土地的大小相適應，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適應，使人口的多少和糧食的供應相適應。如能做到以上三點，就能使城邑防守堅固，依托城邑作戰就能取勝。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則是：沒有把握攻破敵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須有堅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敵不意，深入其境，包圍並切斷敵城與外部的聯繫，實施猛攻，使敵措手不及，乘虛攻剋敵城。它還指出，臨陣作戰的原則是：沒有必勝的把握，就不和敵軍交戰。在敵寡我衆的情況下，應依靠兵多勢衆的軍事優勢戰勝敵人。在敵衆我寡的情況下，就要使用權謀戰勝敵人。
2包括"守議"、"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5篇，主要論述戰爭的性質、作用和守城的原則。
關於守城的原則，它認為一是不能衹守城墻，媸爻峭猓季莩峭獾木亂兀柚黴な攏栽齟蠓烙萆睢６遣荒苤喚械ゴ康南烙貢匭牖 ⒍ァＴ謖季雜攀頻牡芯奈Чハ攏朗卣呋蚴且攬客庠蚴強肯南魅醯芯銎嬉災剖ぁＭ庥斜囟ǖ醬鐧腦薔捅囟薌崾夭話巍Ｍ饢薇囟ǖ醬鐧腦薔筒灰歡芄淌氐降住?
援軍抵達後，可與守軍內外夾擊敵軍，也可以牽製敵軍主力，減輕守軍壓力，使其得以保持補給綫的暢通，增強抵抗力。如外無援軍，守軍應把握時機，不時出擊，以削弱敵軍，打破封鎖，出奇兵戰勝敵人，而不能死守待斃。三是為做到攻守兩全，守軍必須分為守備部隊和出擊部隊兩部分。出擊部隊不擔任守備任務，守備部隊也不承擔出擊任務。
關於戰爭的性質和作用，它認為，戰爭可用來禁止不義，討伐和剪除暴亂，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所以，用兵不進攻無過失的城市，不殺無罪之人。這樣，軍隊所到之處，農民不會離開土地，商人不會離開店鋪，士大夫不會離開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親和歸附。
3包括"治本"、"戰權"、"重刑令"、"伍製令"、"分塞令"5篇，主要講述用兵的原則、軍隊的紀律和奬懲制度。
如用兵作戰要善於先發製人，做到虛虛實實，說有卻無，說無卻有，决心堅定，爭取主動，明察敵情，然後發兵决戰。又如它主張統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將吏戰敗或舉城降敵，或棄軍逃跑，除本人處死外，還要受到抄傢和全家為奴等懲罰。在軍營內，中、左、右、前、後各軍按編製分設營地，彼此隔絶，禁止往來，違者處死。營內道路縱橫，每120步設一崗哨，管製行人來往，不是持有將帥符節的人，一律不準通行。
打柴放牧，必須整隊行動。士兵以5人為伍，10人為什，50人為屬，100人為閭，實行聯保連坐製。凡有士兵違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屬、同閭有人揭發，就全伍、全什、全屬、全閭免罪。知道而不揭發，就全伍、全什、全屬、全閭一齊受罰。將吏從什長到左、右將軍，也都實行聯保連坐。凡有人犯禁違法，也都是揭發者免罪，知道而不揭發的，與其同罪。
4包括"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5篇，主要敘述戰場法紀、部隊的編組、標志和指揮信號，以及行軍序列。如戰鬥中伍內傷亡與斬獲相當的功罪相抵；有斬獲而無傷亡的，有賞；有傷亡而無斬獲的，同伍的都處死，並懲辦其傢族。戰鬥中各級將吏如有傷亡或無傷亡，也按上述原則奬懲其部下。為便於識別，各單位按旗幟、羽毛和所佩徽章顔色的不同加以區別。全軍按金鼓信號統一進退。君主一旦任命將帥，下令用兵，將帥就應指定軍隊集結的時間和地點，遲到的按軍法嚴懲。為保守秘密，衹要大軍沒有出發，在宣佈戒嚴的地區不準任何人通行。軍隊開拔後，在大軍前面50公裏處行進的是先遣部隊——踵軍，踵軍前50公裏處行進的是前衛部隊——興軍，興軍又派出小股部隊——分卒，任務是搶占軍事要點，追擊敗退的敵人。
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論述軍隊的訓練和取勝之道。關於軍隊的訓練，它認為應先講清金鼓旗幟的作用，然後訓練士兵按信號變換隊伍和使用武器。訓練時先進行單兵訓練，然後不斷增加訓練人數，最後以全軍聯合演習來結束訓練。它認為，戰爭是"兇"、"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廢除的。用兵應本乎仁義，以討伐暴亂。政治和軍事是文為""，武為"植"，文為裏，武為表的關係。明白這一點，就能預知勝敗。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來進攻強敵，保衛自己。為驅使全軍拼死作戰，它主張以嚴刑重罰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戰鬥中互相救助，並藉此樹立威信，使士兵服從命令，做到號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繚子》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它對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在戰略、戰術上，它主張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消極防禦，主張使用權謀，爭取主動，明察敵情，集中兵力，出敵不意，出奇製勝。這些觀點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漢書·藝文志》著錄“雜傢”類《尉繚》29篇，“兵形勢”類《尉繚》31篇。《隋書·經籍志》“雜傢”類作《尉繚子》5捲。成書可能在戰國中期,或說在戰國末期。作者尉繚，梁惠王時人，或說為秦王政時人，或認為二者實為一人。存世主要版本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及明、清刊本等50餘種。5,24篇。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殘簡《尉繚子》6篇,為所見最早本子，惜殘缺嚴重；另有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尉繚子》4篇，對考校此書均有重要價值。
戰爭觀
《尉繚子》將戰爭區分為“挾義而戰”和“爭私結怨”兩大類(《攻權》，《續古逸叢書》本，下同)，支持“誅暴亂，禁不義”的戰爭，反對“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的戰爭。強調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封建統一，“並兼廣大以一其制度”。認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認識到政治是根本，軍事是枝幹，是政治的發展和表現；認為經濟是决定戰爭勝負的基礎,因而註重耕戰,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商業對戰爭勝負有重大影響,“市者，所以給戰守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同時，又認為軍事上的勝利會促進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戰勝於外，福産於內 ”(《兵談》,漢簡本)。主張慎戰,反對輕率用兵,要“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治軍思想
高度重視軍隊的法製建設。認為軍隊必須首先建立嚴密的制度，“凡兵,製必先定”,“明制度於前, 重威刑於後 ”；強調嚴明賞罰 ,“ 刑上究”，“賞下流”，並製定了諸如聯保、軍隊營區劃分 、警戒、禁令、戰場賞罰規定及將吏實施懲罰權限、戰鬥編組、信號指揮等各種條令。同時，強調法製必須與教化相結合，“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要求“審開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無私”)與物質手段(“因民之所生以製之”)相結合，用以達到“治”的目的。重視將帥的選拔,嚴厲批評當時“世將”制度,主張“舉賢用能”、“貴功養勞”。要求將帥必須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犧牲精神,“ 為將忘傢, 逾垠忘
親,指敵忘身”；與士卒關係要融洽, 使其服從命令,“如四肢應心也”。為此,應廢除繁文縟節,“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把“心狂” 、“耳聾”、“目盲”視為將帥修養的三大弊端。主張裁減軍隊，訓練精兵；明確提出兵教的目的是“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講究訓練方法，要求從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級合練，由各級之長負責，以賞罰為手段，從實戰出發，因人施教，嚴格訓練。
作戰指導思想
認為戰爭有三種勝利：不戰服人的“道勝”，威懾屈人的“威勝”，戰場交鋒的“力勝”。重視戰爭準備，要求在戰略决策、選用將領、進攻理論等方面勝過敵人；興師用兵，必須首先詳審“內外之權”，準確掌握敵我“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出入之路”等情況，計先定，慮早决。主張先機製敵,“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認為“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強調高度靈活地利用客觀規律,“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戰權》, 《直解》本),運用“有無”策略(“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奇正”手段製敵取勝；提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製敵者也”。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絶其厄”(《兵教下》)等。
軍事辯證法思想
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對“考孤虛，占鹹池，合龜兆，視吉兇，觀星辰風雲之變”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觀點。註重從事物的聯繫中研究戰爭；強調認識和運用戰爭運動的規律；對強弱、攻守、有無、專散、文武等諸矛盾的對立與轉化有較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對軍事與政治、經濟等關係的認識上，表現出某些高於前人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尉繚子》雜取法、儒、墨、道諸傢思想而論兵,在先秦兵書中獨具一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後世兵傢對其思想內容多有引述和闡發 ，日本研究《尉繚子》的著述約30餘種，朝鮮也有刊本。它豐富而具體的軍製、軍令等內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主張治國治軍用法嚴酷，是其糟粕。
銀雀山漢墓
在臨沂市的檔案館裏收藏了一張1974年6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這條在那個年代並不為人們所註意的消息，三十三年後卻成為了見證臨沂銀雀山漢墓發掘的重要史實資料。這之後，銀雀山漢墓被列為新中國三十年十大考古發現。
臨沂市民瀋玉明：擡着頭的那個就是我，那時候我十二歲，基本上是放了學就朝那兒跑，看看到底都挖了什麽東西來。聽我老師講，說臨沂發現了古墓，裏頭有竹書，但是內容不知道。
臨沂市民申東梅：那個梳長辮子的就是我，那時候我纔十六歲，這當時在臨沂就是挺大挺轟動的事。就經常過來看好奇。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我，這就是三十三年前的我，當時我們看見這些東西的時候，非常的震驚，居然在我們山東在臨沂，發現了這麽重要的文物。
和大多數考古發掘一樣，銀雀山漢墓也是緣於一個偶然的發現，1972年4月10日，臨沂地區衛生局準備在銀雀山建一座辦公大樓，人們在清理地基時意外地發現了古墓。
在銀雀山漢墓發掘之初，吳九竜就被山東省博物館派到臨沂主持古墓的發掘工作。當時衹有三十歲的吳九竜沒有想到，近一個多月的考古工作將會影響到他的一生。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個泥非常的粘，我們這個地方，你看工作的地方下腳的地方很窄，都不夠一個腳寬，我穿着膠靴，要想往前挪一步，都必須抓住鞋，把它提起來，腳才能提的起來，當時很多的人來圍觀，秩序也很不好維持，他們有的人就說發現了什麽什麽寶貝，有的人就說發現了什麽金馬駒子，所以他們都非常的感興趣。
人們似乎都沒有意識到正在發掘的古墓與以往有什麽不同，像往常一樣清理着墓中的隨葬品，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經他們手從墓中取出的隨葬品，正是後來舉世震驚的絶世珍品。
在出土的器物中，有兩件東西讓考古工作者們百思不得其解，一個就是這把生了銹的鐵刀，還有就是這個被命名為“不知名器物”的漆器，誰都猜不出墓中為什麽會有這兩樣東西。
當年古墓的發現讓這座小城沸騰了，慕名而來的人們都錚大了眼睛卻很少有人註意到地上散落的已經腐朽的竹片。也許吳九竜註定要和銀雀山漢墓有一段緣分，他無意中揀起了一塊竹片。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我們最初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第一天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就在上邊一層臺階上，就在那個上邊的時候看見有好多白膏泥，上面就有一些短的褐色的小竹片，我們拿起來一看，用水一衝發現上面有字，當時一下子就緊張起來了，就覺得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樣，這不就是簡册嗎？
就是這堆形如亂草的竹簡讓考古專傢興奮異常，他們發現，這堆亂草竟然全部都是竹簡殘片，殘片長短不一，混合在污泥中，如不仔細辨別，很難認出。很快，這堆竹簡轟動了當時的考古界，將爭論千年的學術大懸念得以澄清。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當拿起這個東西來在水裏頭漂一漂的時候，發現上面有字，有齊桓公、齊威王、晏子，我們感到非常的震驚。
接下來的字更是讓在場的人神情大振，吳九竜又拿起一枚竹簡，衹見上面寫着“齊威王曰我強敵弱，我衆敵寡，用之奈何？孫子再拜曰……”，這文字和孫子有關，難道是《孫子兵法》，吳九竜大膽的推測着。
從古到今，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兵書就有4000多部，而産生於2500年前的《孫子兵法》被世界公認為是最出色的一部。它的作者是春秋晚期一個叫孫武的將軍，由於中國古代官方的歷史文獻中沒有為孫武的生平留下詳細的記載，所以到底誰是這部兵書的確切作者，學者們爭吵了一千多年。如果出土的這批竹簡真的是《孫子兵法》，那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學術價值。
是誰在用兵書作為陪葬品
所以它們一定是夫妻合葬墓
墓中的錢幣透露出什麽信息
這是極為稀少的一枚錢幣
當天夜裏，吳九竜的同事蔣英炬帶着那枚記載被認為是《孫子兵法》的竹簡坐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嚮國傢文物局的領導匯報情況。
竹簡的出土令吳九竜興奮異常，也讓他想起了之前發現的不知名器物，它們和竹簡之間有沒有關聯呢？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因為如果在上面放重的東西吧，它很容易倒，後來大傢就研究這東西，又出了竹簡，大傢覺得這東西可能是個幾，作為寫竹簡用的，因為當時漢代的人沒有椅子，他是席地而坐的，所以他可以把它放在兩個腿的中間，夾在這兒，這樣來托着，這樣來寫竹簡，否則的話，他拿着這樣一條來寫也是非常睏難的。這個鐵刀不太大，銹蝕的比較厲害，這個可能也和竹簡有關係，可能是當時人，當時墓主人用來削竹子，剖竹子用的。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讓我們感受到了在紙張沒有發明的年代，人們讀書是何等的不易，甚至將它作為生前的珍貴物品用來隨葬。
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副館長高永富：據考證銀雀山出土的竹簡用的竹子就是當地産的這種水竹。這種就叫水竹，所謂水竹就是生長在河兩岸，水份比較大一些，你像這根，這是當年的竹子，剛剛出來，還沒有放葉，像你扶的這根已經是四年了，所以我們用寫簡的竹子必須在四年以上。因為四年以後它就比較老了，老了以後颳起來比較平滑，也比較堅硬，便於使用。
銀雀山漢墓竹簡在地下被泥水浸泡了兩千年，出土後竹簡上的字跡清晰可辨，專傢推測，一是當時使用的墨好，另一個原因就是在製作竹簡中有一道殺青的工序，“殺青”就是去掉鮮竹子中的水分，使竹簡不易腐爛或被蟲貯。
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副館長高永富：文天祥就記載“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指的是汗青，汗青是竹簡的一個代名詞，說“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指的是竹簡，載入青史，就是最早的書是用竹子來寫的，用青竹所以叫青史，書有個青史的記載。
在北京國傢文物局裏，竹簡上的文字讓專傢們大吃一驚，與此同時，在臨沂，人們在清理一號墓的時候，卻意外的發現了另一墓坑的痕跡。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兩個墓坑之間僅有幾十釐米之隔。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銀雀山一號墓和二號墓，它是在原來的墓址上建造的，這兩個墓相距比較近，所以有的學者就推測說他們一定是夫妻合葬墓，但是這裏邊也是有一定的問題，我們從平面上可以看的很清楚，這兩個墓形成一個夾角，一般來說，夫妻合葬應該擺的更加整齊一些。就是並排的，兩個並排的。
就在人們對兩個墓葬之間的關係爭論不休時，在一號墓中發現的一枚看似普通的錢幣，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極大興趣，就是這枚錢幣帶給人們許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一枚三株錢，這是極為稀少的一種錢幣，因為在西漢建元元年時開始鑄造這種錢幣，但是到了建元五年就停罷了，也就是說廢除了，所以流傳非常非常的少，可見這個墓下葬的年代是在三株錢流行的年代之後，但是在墓裏面還出了好多的半兩錢，但是就沒有出公元前118年鑄造的五株錢，所以這樣看來，這個墓就是在公元前114年到118年之間。
在墓中還出土了一件寫有“召氏十鬥”的陶罐，也許“召氏”就是墓主人的姓，吳九竜說：這衹是一個推斷，也有可能陶罐是別人送給墓主人的，召氏是贈送人的姓。根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書可以推斷墓主人當是一位喜歡兵法的人。但由於墓中無一件兵器出土，所以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將軍府中的謀士或幕僚，而絶非一般的武夫。
如果出土的竹簡記載的真的是《孫子兵法》，那麽竹簡的意義無法估量，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讓人們首次看到了一千多年前《孫子兵法》一書的原貌。
在《孫子兵法》中，孫子藉助了自然界給他的所有印象來觀察戰爭的變化，並把那種原始的血腥搏殺變成了一種智慧的較量，從此奠定了中國東方文化中以智謀為代表的兵學文化。
1700年前，由於另一部兵書《孫臏兵法》的突然失傳，引起了歷代中外學者對於《孫子兵法》作者是孫武還是孫臏的種種猜測。
孫臏是戰國時齊國人，由於他的傳世兵書《孫臏兵法》，後人幾乎將他與孫子相提並論，他遭陷害受臏刑，施巧計滅龐涓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由於《孫臏兵法》的失傳，致使許多學者對兵法中記載的那場著名的馬陵戰役究竟發生在何地，究竟有沒有馬陵之戰，一直持爭論不休。
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年的竹簡
它裏面的一些有機質全都腐朽了
橫空出世引起世人震驚
毛澤東主席也非常感興趣
就在銀雀山一號墓發現八天後，人們開始了二號墓的發掘，一時間，整個臨沂城再度被發現古墓和珍寶的神秘氣氛所籠罩。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因為有了一號墓的經驗，我們都希望第二號墓也出現竹簡，所以工作起來的時候都小心翼翼的，滿懷希望的，希望它出現竹簡，但是工作二天之後，一直到把所有的器物基本上都取完了，纔發現這個墓裏還有一個竹簡，而且這個竹簡要比那個竹簡要長，因為這個竹簡有60多公分長，它裏面的一些有機質全都腐朽了，看起來像一個竹片，但竹片裏填充的都是水，如果你要是夾住它這樣一提，它就斷了，最後想了個辦法，就是先用一個很薄的塑料片和紙墊在下面，掏掏掏，從下面插進去，貼着棺板下邊，插進去，再把板放在下邊，把紙和塑料片慢慢慢慢拖上來。拖上來放在這個板上。這個就是我，這是我當年發掘的情況，我就把它托起來，托起來交給上面的一起來工作的同志把它接起來，所以銀雀山二號墓出土的竹簡基本上是完整的。
鑒於銀雀山出土的竹簡意義重大，而當時的臨沂和濟南都不具備整理竹簡的條件。國傢文物局指示，迅速將全部竹簡送到北京。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裝在這樣的盤子裏，這樣的瓷盤裏面，裝了五盤，放在箱子裏，箱子裏面用塑料薄膜鋪好，因為要避免它漏水，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和博物館的楊正旗同志我們倆個一起送去，當時在火車上的時候很擠，去的時候，我們幾乎是半坐半站着保護着這兩箱竹簡。
197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來自全國的專傢學者對竹簡上早已湮沒的信息開始了大規模的破譯、詮釋與研究工作。吳九竜也被留在北京參與這項工作。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它這個簡脆弱到什麽程度呢，簡本身剋服不了水的吸引了，如果要夾住它，要這樣把它提起來，用個玻璃片在下邊托住它，然後藉着水的潤滑作用，把它拉上來，固定下來之後，把它裝到玻璃管裏，然後在玻璃管裏灌上消毒水。灌上消毒水之後用玻璃塞把它塞緊，塞緊用蠟把這個頭封住。它就不會發黴，也不會繼續腐朽。
整理竹簡的工作進行了兩年，竹簡中的奧秘玄機被層層揭開。1974年6月17日，新華通訊社嚮世界播發了長篇通訊稿，對銀雀山漢墓的發現、發掘及竹簡的研究成果作了報道。
隨着這一消息的發佈，人們驚奇地發現銀雀山漢墓出土的7500枚竹簡中，有相當一部分古籍不僅對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是久已失傳的佚書，即使對兩漢時期的司馬遷、劉嚮、班固等史學家們也都無緣一見。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當時有人嚮主席匯報發現了孫子兵法等等，毛澤東主席非常感興趣，希望能夠看到這個簡，所以整理小組當時最初的任務是要把我們已經整理出來這部分的東西把它印成書請主席看，當時我們幾乎是幾天幾夜不睡覺的趕書、編排，而且特別印的大字本，送上去的就是《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
《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出土，廓清了長期以來籠罩在《孫子兵法》研究上的重重迷霧。證實了歷史上孫武、孫臏各有其人，並且各有兵書傳世。
奇異的墓葬形製
那個石碑就是龐涓的墓
解讀千古馬陵之謎
按照士大夫的禮儀安葬在這個地方
在出土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中，孫臏曾列舉了不少有名的戰例，特別是他親自指揮並賴以成名的馬陵之戰。這是孫臏指揮齊國軍隊以少勝多，一舉殲滅龐涓所率魏國十萬大軍的著名戰役。其“減竈誘敵”的戰術，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
在距離銀雀山幾十公裏的郯城，清代的《沂州志》上說“齊伐魏，孫子勝龐涓於此”這個說法歷來沒有引起人們的註意。自古馬陵之戰的戰址沒有定論，千百年來，人們衆說紛紜，爭吵不斷。
《孫臏兵法》的出土，透露了馬陵之戰的新的信息，人們開始把目光投嚮了郯城縣的馬陵山。
在馬陵山的北側，有一處墓葬，二十年前被村民們挖掘，墓前有一塊無字碑，據當地群衆傳說，這就是孫臏為龐涓修的墓。
山東省郯城縣副縣長韓明林：你看那個方向，那個石碑，那就是龐涓墓，當年大戰結束以後，孫臏把龐涓的頭割下來以後到南邊那個地方，大玄莊的地方懸頭示衆，瓦解了十萬魏軍，他的屍體運到了他安營紮寨的地方，在這裏安葬。你看這兩塊石頭，有明顯的不同，這塊是當地的紅石，這是中生代的石頭，這塊石頭和當地的石頭從顔色到質地上完全不同，這就是當年孫臏念同學之誼，同時又考慮到龐涓身份是魏國的大將軍，因此在安葬的禮數上給他很大的尊重，用士大夫的禮儀，以棺槨，雙重這種形製給他做了安葬。
這些都是在在馬陵山一帶出土的戰國時期的兵器，這些兵器的年代與歷史上記載馬陵之戰的時間正相吻合，說明這裏曾經發生過一場戰爭。在《孫臏兵法》中，孫臏用了“隘塞死地”幾個字來描述當年馬陵之戰的地形。
山東省郯城縣旅遊局副研究館員黃新忠：《孫臏兵法》所講到的“隘塞死地”，也就指的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比較狹窄，越往裏走越深，從外面看山又不高，不陡也不險，但是一進去以後就不是這樣了，所以它形成一個狹口，比較閉塞的地方，好堵截，到裏面以後又轉回來了，所以就叫“隘塞死地”。
鑒於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和郯城馬陵山的地形地貌、出土兵器、文獻記載等相印證，由此證明馬陵之戰的戰址在郯城的馬陵山。此後，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也把馬陵山列為了中國古代軍事文化教研基地。
在北京參加完銀雀山竹簡整理工作的吳九竜，於幾年後，由山東省博物館正式調入國傢文物局文獻研究室工作。由他護送到北京的竹簡，整理完成後，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專門調撥一列客運列車車廂將竹簡送回山東。
銀雀山漢墓竹簡的發現,為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在臨沂市的檔案館裏收藏了一張1974年6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這條在那個年代並不為人們所註意的消息，三十三年後卻成為了見證臨沂銀雀山漢墓發掘的重要史實資料。這之後，銀雀山漢墓被列為新中國三十年十大考古發現。
臨沂市民瀋玉明：擡着頭的那個就是我，那時候我十二歲，基本上是放了學就朝那兒跑，看看到底都挖了什麽東西來。聽我老師講，說臨沂發現了古墓，裏頭有竹書，但是內容不知道。
臨沂市民申東梅：那個梳長辮子的就是我，那時候我纔十六歲，這當時在臨沂就是挺大挺轟動的事。就經常過來看好奇。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我，這就是三十三年前的我，當時我們看見這些東西的時候，非常的震驚，居然在我們山東在臨沂，發現了這麽重要的文物。
和大多數考古發掘一樣，銀雀山漢墓也是緣於一個偶然的發現，1972年4月10日，臨沂地區衛生局準備在銀雀山建一座辦公大樓，人們在清理地基時意外地發現了古墓。
在銀雀山漢墓發掘之初，吳九竜就被山東省博物館派到臨沂主持古墓的發掘工作。當時衹有三十歲的吳九竜沒有想到，近一個多月的考古工作將會影響到他的一生。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個泥非常的粘，我們這個地方，你看工作的地方下腳的地方很窄，都不夠一個腳寬，我穿着膠靴，要想往前挪一步，都必須抓住鞋，把它提起來，腳才能提的起來，當時很多的人來圍觀，秩序也很不好維持，他們有的人就說發現了什麽什麽寶貝，有的人就說發現了什麽金馬駒子，所以他們都非常的感興趣。
人們似乎都沒有意識到正在發掘的古墓與以往有什麽不同，像往常一樣清理着墓中的隨葬品，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經他們手從墓中取出的隨葬品，正是後來舉世震驚的絶世珍品。
在出土的器物中，有兩件東西讓考古工作者們百思不得其解，一個就是這把生了銹的鐵刀，還有就是這個被命名為“不知名器物”的漆器，誰都猜不出墓中為什麽會有這兩樣東西。
當年古墓的發現讓這座小城沸騰了，慕名而來的人們都錚大了眼睛卻很少有人註意到地上散落的已經腐朽的竹片。也許吳九竜註定要和銀雀山漢墓有一段緣分，他無意中揀起了一塊竹片。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我們最初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第一天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就在上邊一層臺階上，就在那個上邊的時候看見有好多白膏泥，上面就有一些短的褐色的小竹片，我們拿起來一看，用水一衝發現上面有字，當時一下子就緊張起來了，就覺得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樣，這不就是簡册嗎？
就是這堆形如亂草的竹簡讓考古專傢興奮異常，他們發現，這堆亂草竟然全部都是竹簡殘片，殘片長短不一，混合在污泥中，如不仔細辨別，很難認出。很快，這堆竹簡轟動了當時的考古界，將爭論千年的學術大懸念得以澄清。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當拿起這個東西來在水裏頭漂一漂的時候，發現上面有字，有齊桓公、齊威王、晏子，我們感到非常的震驚。
接下來的字更是讓在場的人神情大振，吳九竜又拿起一枚竹簡，衹見上面寫着“齊威王曰我強敵弱，我衆敵寡，用之奈何？孫子再拜曰……”，這文字和孫子有關，難道是《孫子兵法》，吳九竜大膽的推測着。
從古到今，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兵書就有4000多部，而産生於2500年前的《孫子兵法》被世界公認為是最出色的一部。它的作者是春秋晚期一個叫孫武的將軍，由於中國古代官方的歷史文獻中沒有為孫武的生平留下詳細的記載，所以到底誰是這部兵書的確切作者，學者們爭吵了一千多年。如果出土的這批竹簡真的是《孫子兵法》，那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學術價值。
是誰在用兵書作為陪葬品
所以它們一定是夫妻合葬墓
墓中的錢幣透露出什麽信息
這是極為稀少的一枚錢幣
當天夜裏，吳九竜的同事蔣英炬帶着那枚記載被認為是《孫子兵法》的竹簡坐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嚮國傢文物局的領導匯報情況。
竹簡的出土令吳九竜興奮異常，也讓他想起了之前發現的不知名器物，它們和竹簡之間有沒有關聯呢？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因為如果在上面放重的東西吧，它很容易倒，後來大傢就研究這東西，又出了竹簡，大傢覺得這東西可能是個幾，作為寫竹簡用的，因為當時漢代的人沒有椅子，他是席地而坐的，所以他可以把它放在兩個腿的中間，夾在這兒，這樣來托着，這樣來寫竹簡，否則的話，他拿着這樣一條來寫也是非常睏難的。這個鐵刀不太大，銹蝕的比較厲害，這個可能也和竹簡有關係，可能是當時人，當時墓主人用來削竹子，剖竹子用的。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讓我們感受到了在紙張沒有發明的年代，人們讀書是何等的不易，甚至將它作為生前的珍貴物品用來隨葬。
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副館長高永富：據考證銀雀山出土的竹簡用的竹子就是當地産的這種水竹。這種就叫水竹，所謂水竹就是生長在河兩岸，水份比較大一些，你像這根，這是當年的竹子，剛剛出來，還沒有放葉，像你扶的這根已經是四年了，所以我們用寫簡的竹子必須在四年以上。因為四年以後它就比較老了，老了以後颳起來比較平滑，也比較堅硬，便於使用。
銀雀山漢墓竹簡在地下被泥水浸泡了兩千年，出土後竹簡上的字跡清晰可辨，專傢推測，一是當時使用的墨好，另一個原因就是在製作竹簡中有一道殺青的工序，“殺青”就是去掉鮮竹子中的水分，使竹簡不易腐爛或被蟲貯。
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副館長高永富：文天祥就記載“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指的是汗青，汗青是竹簡的一個代名詞，說“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指的是竹簡，載入青史，就是最早的書是用竹子來寫的，用青竹所以叫青史，書有個青史的記載。
在北京國傢文物局裏，竹簡上的文字讓專傢們大吃一驚，與此同時，在臨沂，人們在清理一號墓的時候，卻意外的發現了另一墓坑的痕跡。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兩個墓坑之間僅有幾十釐米之隔。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銀雀山一號墓和二號墓，它是在原來的墓址上建造的，這兩個墓相距比較近，所以有的學者就推測說他們一定是夫妻合葬墓，但是這裏邊也是有一定的問題，我們從平面上可以看的很清楚，這兩個墓形成一個夾角，一般來說，夫妻合葬應該擺的更加整齊一些。就是並排的，兩個並排的。
就在人們對兩個墓葬之間的關係爭論不休時，在一號墓中發現的一枚看似普通的錢幣，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極大興趣，就是這枚錢幣帶給人們許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一枚三株錢，這是極為稀少的一種錢幣，因為在西漢建元元年時開始鑄造這種錢幣，但是到了建元五年就停罷了，也就是說廢除了，所以流傳非常非常的少，可見這個墓下葬的年代是在三株錢流行的年代之後，但是在墓裏面還出了好多的半兩錢，但是就沒有出公元前118年鑄造的五株錢，所以這樣看來，這個墓就是在公元前114年到118年之間。
在墓中還出土了一件寫有“召氏十鬥”的陶罐，也許“召氏”就是墓主人的姓，吳九竜說：這衹是一個推斷，也有可能陶罐是別人送給墓主人的，召氏是贈送人的姓。根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書可以推斷墓主人當是一位喜歡兵法的人。但由於墓中無一件兵器出土，所以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將軍府中的謀士或幕僚，而絶非一般的武夫。
如果出土的竹簡記載的真的是《孫子兵法》，那麽竹簡的意義無法估量，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讓人們首次看到了一千多年前《孫子兵法》一書的原貌。
在《孫子兵法》中，孫子藉助了自然界給他的所有印象來觀察戰爭的變化，並把那種原始的血腥搏殺變成了一種智慧的較量，從此奠定了中國東方文化中以智謀為代表的兵學文化。
1700年前，由於另一部兵書《孫臏兵法》的突然失傳，引起了歷代中外學者對於《孫子兵法》作者是孫武還是孫臏的種種猜測。
孫臏是戰國時齊國人，由於他的傳世兵書《孫臏兵法》，後人幾乎將他與孫子相提並論，他遭陷害受臏刑，施巧計滅龐涓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由於《孫臏兵法》的失傳，致使許多學者對兵法中記載的那場著名的馬陵戰役究竟發生在何地，究竟有沒有馬陵之戰，一直持爭論不休。
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年的竹簡
它裏面的一些有機質全都腐朽了
橫空出世引起世人震驚
毛澤東主席也非常感興趣
就在銀雀山一號墓發現八天後，人們開始了二號墓的發掘，一時間，整個臨沂城再度被發現古墓和珍寶的神秘氣氛所籠罩。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因為有了一號墓的經驗，我們都希望第二號墓也出現竹簡，所以工作起來的時候都小心翼翼的，滿懷希望的，希望它出現竹簡，但是工作二天之後，一直到把所有的器物基本上都取完了，纔發現這個墓裏還有一個竹簡，而且這個竹簡要比那個竹簡要長，因為這個竹簡有60多公分長，它裏面的一些有機質全都腐朽了，看起來像一個竹片，但竹片裏填充的都是水，如果你要是夾住它這樣一提，它就斷了，最後想了個辦法，就是先用一個很薄的塑料片和紙墊在下面，掏掏掏，從下面插進去，貼着棺板下邊，插進去，再把板放在下邊，把紙和塑料片慢慢慢慢拖上來。拖上來放在這個板上。這個就是我，這是我當年發掘的情況，我就把它托起來，托起來交給上面的一起來工作的同志把它接起來，所以銀雀山二號墓出土的竹簡基本上是完整的。
鑒於銀雀山出土的竹簡意義重大，而當時的臨沂和濟南都不具備整理竹簡的條件。國傢文物局指示，迅速將全部竹簡送到北京。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裝在這樣的盤子裏，這樣的瓷盤裏面，裝了五盤，放在箱子裏，箱子裏面用塑料薄膜鋪好，因為要避免它漏水，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和博物館的楊正旗同志我們倆個一起送去，當時在火車上的時候很擠，去的時候，我們幾乎是半坐半站着保護着這兩箱竹簡。
197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來自全國的專傢學者對竹簡上早已湮沒的信息開始了大規模的破譯、詮釋與研究工作。吳九竜也被留在北京參與這項工作。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它這個簡脆弱到什麽程度呢，簡本身剋服不了水的吸引了，如果要夾住它，要這樣把它提起來，用個玻璃片在下邊托住它，然後藉着水的潤滑作用，把它拉上來，固定下來之後，把它裝到玻璃管裏，然後在玻璃管裏灌上消毒水。灌上消毒水之後用玻璃塞把它塞緊，塞緊用蠟把這個頭封住。它就不會發黴，也不會繼續腐朽。
整理竹簡的工作進行了兩年，竹簡中的奧秘玄機被層層揭開。1974年6月17日，新華通訊社嚮世界播發了長篇通訊稿，對銀雀山漢墓的發現、發掘及竹簡的研究成果作了報道。
隨着這一消息的發佈，人們驚奇地發現銀雀山漢墓出土的7500枚竹簡中，有相當一部分古籍不僅對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是久已失傳的佚書，即使對兩漢時期的司馬遷、劉嚮、班固等史學家們也都無緣一見。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當時有人嚮主席匯報發現了孫子兵法等等，毛澤東主席非常感興趣，希望能夠看到這個簡，所以整理小組當時最初的任務是要把我們已經整理出來這部分的東西把它印成書請主席看，當時我們幾乎是幾天幾夜不睡覺的趕書、編排，而且特別印的大字本，送上去的就是《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
《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出土，廓清了長期以來籠罩在《孫子兵法》研究上的重重迷霧。證實了歷史上孫武、孫臏各有其人，並且各有兵書傳世。
奇異的墓葬形製
那個石碑就是龐涓的墓
解讀千古馬陵之謎
按照士大夫的禮儀安葬在這個地方
在出土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中，孫臏曾列舉了不少有名的戰例，特別是他親自指揮並賴以成名的馬陵之戰。這是孫臏指揮齊國軍隊以少勝多，一舉殲滅龐涓所率魏國十萬大軍的著名戰役。其“減竈誘敵”的戰術，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
在距離銀雀山幾十公裏的郯城，清代的《沂州志》上說“齊伐魏，孫子勝龐涓於此”這個說法歷來沒有引起人們的註意。自古馬陵之戰的戰址沒有定論，千百年來，人們衆說紛紜，爭吵不斷。
《孫臏兵法》的出土，透露了馬陵之戰的新的信息，人們開始把目光投嚮了郯城縣的馬陵山。
在馬陵山的北側，有一處墓葬，二十年前被村民們挖掘，墓前有一塊無字碑，據當地群衆傳說，這就是孫臏為龐涓修的墓。
山東省郯城縣副縣長韓明林：你看那個方向，那個石碑，那就是龐涓墓，當年大戰結束以後，孫臏把龐涓的頭割下來以後到南邊那個地方，大玄莊的地方懸頭示衆，瓦解了十萬魏軍，他的屍體運到了他安營紮寨的地方，在這裏安葬。你看這兩塊石頭，有明顯的不同，這塊是當地的紅石，這是中生代的石頭，這塊石頭和當地的石頭從顔色到質地上完全不同，這就是當年孫臏念同學之誼，同時又考慮到龐涓身份是魏國的大將軍，因此在安葬的禮數上給他很大的尊重，用士大夫的禮儀，以棺槨，雙重這種形製給他做了安葬。
這些都是在在馬陵山一帶出土的戰國時期的兵器，這些兵器的年代與歷史上記載馬陵之戰的時間正相吻合，說明這裏曾經發生過一場戰爭。在《孫臏兵法》中，孫臏用了“隘塞死地”幾個字來描述當年馬陵之戰的地形。
山東省郯城縣旅遊局副研究館員黃新忠：《孫臏兵法》所講到的“隘塞死地”，也就指的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比較狹窄，越往裏走越深，從外面看山又不高，不陡也不險，但是一進去以後就不是這樣了，所以它形成一個狹口，比較閉塞的地方，好堵截，到裏面以後又轉回來了，所以就叫“隘塞死地”。
鑒於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和郯城馬陵山的地形地貌、出土兵器、文獻記載等相印證，由此證明馬陵之戰的戰址在郯城的馬陵山。此後，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也把馬陵山列為了中國古代軍事文化教研基地。
在北京參加完銀雀山竹簡整理工作的吳九竜，於幾年後，由山東省博物館正式調入國傢文物局文獻研究室工作。由他護送到北京的竹簡，整理完成後，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專門調撥一列客運列車車廂將竹簡送回山東。
銀雀山漢墓竹簡的發現,為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