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集解附例》（以下简称《集解》）是明律注释的集大成者，它在明代众多律注文献中最具影响力，以致清代之初沿用此书书名为《大清津集解附例》。光绪戊申（1908）年沈家本还主持《集解》的重刊，作“重刻明律序”。
《大明律集解附例》编纂于万历年间，编纂者未署名。卷首目录之下注明此书由当时的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郑继芳等3人订正、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洪启睿等11人校定，由巡按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御史高举发刻。此为万历38年（1610）刻本，此本为主要的版本。
除万历38年本外，《集解》的版本还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明郑汝璧《大明律集解附例》万历22年（1594）刊本
，尊经阁文库藏明衷贞吉等纂注的《大明律集解附例》万历24年（1596）刊本，还有北京图书馆藏万历29年（1601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应朝卿校正本。对流散在海外的本子进行考校有待异日。在这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所载条例的多寡变化，而是从本题出发解决它们的“集注”是否是一家的问题。如果是出于同一原注本，那么，就易见的万历38年本或重刊本所作出的考察也不会出现太多的出入，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
就万历38年本而言，其“集解”包括“纂注”、“按”和“备考”三部分。其中，纂注最为主要。
《集解》中的纂注，经查对，它出于陈遇文的《大明律解》。《大明律解》，也称《大明律附解》。此本刻于万历22年，今吉林大学藏有残本。在陈遇文的“序”中这样说：“万历壬辰岁，余受命按江南，虚属吏之或蹈前弊，取《律解》梓子，通行颁布，俾常目在之，不谬于律。”壬辰年即万历20年（1592）。早出于《集解》的郑汝璧本、衷贞吉本及郑继芳订正本。据此推测，数种《集解》刊本的“纂注”很可能均本于陈遇文的《大明律解》。
不过，陈遇文的《大明律解》中的“解”即解释部分是否是陈遇文所作，还有待考究。台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书目》上称：陈遇文著《大明律解》5册，8卷；很肯定地把陈氏看作为此“解”的著者。但是，我们从吉林本的陈氏序中“爰取《解解》梓之”句还看不出他就是作者自己。
一、“集解”之所指
明代众多律注文献中以“集解”命名的有多种。《大明律集解附例》与其他以“集解”命名的本子是否有继承关系，这也是首要弄清的问题。
正德十八年（1521）刻本《大明律解附例》，又称《大明律集解》，也称作《大明律附解》（胡琼纂）四册三十卷，白口，单框，书口作“律解附例”。此本律例合编，除弘治条例以外还混编有弘治七年之后及至正德年间的后续定例。作者所作解释文字之前均用一“解”（阴文）标出。今北京图书馆有藏。
胡琼在《大明律解附例》的序中说：“近时疏解者无虑十余家，……如《辩疑》《解颐》《疏义》《集解》最称明备。”此序中所言《集解》，不明所指；但必刊于正德十八年之前者。
提到“集解”的还有陈省辑刻的《大明律例附解》，此本刻于隆庆元年，在其后序中提到“余姚杨简氏《集解》……有互相发明补所未备者，采而附之，贻诸有司使读而绎思焉。”此杨简氏是否就是胡琼所引《集解》的著者，不得而知。至今不可考。
另外，有名《大明律集解》的王楠本传世（三十卷）原题“巡按河南监察御史臣王楠编集”。据王重民考证：此书刻于嘉靖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间。由王楠随文作解，“双行刻于每条之后，且冠阴文‘解’字以别之。’从阴文“解”字字样看，与胡琼本相像，但未见原书不能确证。很可惜，《大明律集解》今国内无有存藏。陈遇文的《大明律解》以“解”命名，又与此一“解”字似乎有某种联系；不过，在吉林本《大明律附解》中所作注文，并无阴文的“解”字。
照此看来，以“集解”命名的明律注释书最少就有此四种，它们可简称为：郑继芳本（或称高举本）、胡琼本、杨简本和王楠本。
后三种与郑继芳本的关系，从目前所看到的材料而论，是出于不同的编纂者。
二、《大明律例》所引“集解”
《大明律例》，今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都藏有此书的残本。前者是明万历元年梁口刻本，后者是明万历六年王藻校本。与之同属一版刻系统的还有《大明律例附解》。《大明律例附解》今北京图书馆藏有隆庆间陈省刻本。
在《大明律例》（王藻本）中引有“集解”文字若干。如：
卷二十二“教唆词讼”条按语后云：“《集解》曰，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或云只承雇者言。愚谓，此二句当总承上文作词、受雇二者；若不总承，则令有受人之财而为其作词者，将何律以拟之？”
又如：卷二十三“因公擅科敛”条下除引《琐言》、《管见》外，还引有《集解》云：“因公科敛入已者，是将法度所当用者入己，则是于法有亏矣。非因公务科敛人已者，不过敛其财物而已，于法无亏，故其罪有轻重之不同也。”
按图索骥，上述两条引文与《大明律集解附例》中“教唆词讼”“因公擅科敛”条的纂注文字显然是不同的。这就表明《大明律集解附例》所作集解并未沿用前人之说。由此也可证“集解”并非一种。至于《大明律例》（王藻本）中引有“集解”文字是属胡琼本、杨简本还是王楠本，有待另考。
三、《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所引书
《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集了那几家，不注明出处的我们不能贸然确定，标明出处的则有8家。这8家是：《辩疑》、《疏议》、《律疏》、《律解》、《读法》、《琐言》、《管见》和《释义》。
这8家用了简称，恢复它的全称就是：《律解辩疑》、《律条疏议》、《律疏附例》、《律解附例》、《大明律读法书》、《读律琐言》、《读律管见》和《大明律释义》。其中，《大明律读法书》、《读律管见》已佚，所以“集解”的引句还不能全部核对清楚。
以上引书在《集解》纂注中出现的次数：《辩疑》2处、《疏议》18处、《律疏》3处、《律解》3处、《读法》1处、《琐言》4处、《管见》2处和《释义》1处，共34处。从统计看，在“集解”中直接引众注材料所占比重很小。集解文字大凡是融会各家所长，以间接引用的办法，用著者自己的语言作了表述。
现在，我们将所引书的卷次及内容同异列表如下（意见相同者，写作“同”；意见不同者，写作“异”；仅为引证，作“附说”）：
（附表略）
上表所示，纂注者提出不同看法的地方有12处，所占引书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总的说来分歧意见也并不多。主要的分歧意见出于：l、对律文句义的不同理解。如卷二十三“私受公侯财物”条纂注后加按语称：“按律言处死，不著绞斩。《律疏》云，当请自上裁是也。然……”认为“当请自上裁”说法不妥，因为已有定罪量刑的规定。2、对法律术语语义范围的大小有不同认识。如卷四“赋役不均”条纂注内称：“《疏议》以税粮差役分配，则与首条赋役之说不合矣。”纂注者认为“赋役”应包括“赋”（差）、“役”（差）两种。3、对上下文结构的分析，是承上还是启下有分歧。如卷一“给没赃物”条按语称：“《疏议》、《管见》诸书俱兼谋反、叛逆说，甚非。不可依。”之所以认为“兼谋反、叛逆”，是承上读的缘故。上下句句意是否相连，律意的理解就会有出入。
由此可见，分歧虽然不多也不大，但作为法律的解释文本，为律文作解释是相当的谨细；在明代中期明律的解释书不少，但始终未能形成“定本”，也正反映出立法者在法律解释的“法定”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宁可让私著的各种解释书四处流传，官方也不加干预。有人说《集解》一书为地方官府所颁发，属官方性质。虽然说书前有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等官衔，但他们只是订正者、校定者或发刻者，充其量是“编校”本，而非创制的明律注本。再说，《集解》的“纂注”全以陈遇文释文为本以及保留分歧意见的做法，就很难说它就是官方的定本。
除以上有明确的引书书名外，还有以“诸书云”为标志的若干引文。如卷十四《兵律·军政》“从征违期”条中说“按诸书俱为伤残至笃废疾者，开役定勾本人壮丁补役起发，此律外意也。不知必欲勾取本人壮了补役，不惟有误期限；而新补之役，恐又不教之兵，不若一面于别伍见役内拨补出征，一面勾取本人壮丁补伍，庶期限不误，而军有实用耳。”
又如卷二十三《刑律·受赃》“家人求索”条云：“诸书云，‘若家人自有官者，仍依官吏受财论，不在减等之限。’不知既以官断，又何以为家人？况又非部内也，不可依。”
以“诸书云”为引证是一种泛指，即可能在上述已表明引书书名的8种内，也有可能超出8种的范围。体现了《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的综合性特点。
四、“集解”释文的特点
“集解”的释文，除了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法律术语作出解释、着重律意的说明以及分清律文法律适用的界限等一般的特点之外，《大明律集解附例》的“集解”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结构分析法的运用
上文中我们提到过引书中的分歧，有的分歧是出于对上下文结构的不同理解。除此以外，每每在《集解》“纂注”的开头首先做的就是结构分析。从结构着手，分清总说、分说，以及分说的上下句关系。如：卷二十二《刑律·诉讼》“诬告”条的“纂注”这样写道：“此条作四段看，自‘诬告’起，至‘加役三年’，以无罪全诬者言；自‘若告二事以上’至‘犹以诬告论’，以有罪而诬告者言；‘若各衙门官’一节，又通有罪、无罪言；末节专自己问结者言之。”先剖析律文的结构，理清律文脉络，从总体上把握律文的要害和层次。上面分成四个层次：“以无罪全诬者言”、“以有罪而诬告者言”、“通有罪、无罪言”、“已问结者言”，层次清楚，泾渭分明，读者一目了然。这是将文章学中的结构分析方法运用到法律注释之中来的典型实例；反过来看它又是文章学实用价值的体现。在明代之前尚未有如此详赡的结构分析，而在明律的解释书中则时有运用，但表现最为充分的要数《大明律集解附例》的“集解”了，这份创制的功劳应记在陈遇文的帐上。以致后来的王肯堂《大明律附例笺释》一书也大段大段地摘抄了陈的成果。
（二）集中明代前期、中期的法律经验，采用集解的方法，熔各家律注之优长于一炉
我们前面说到在明代中后期的法律解释书中多有以“集解”命名的本子，这是明代律注文献的特点之一，同时也表明：对法律水平的提高而言，集中法律文献学者的智慧是十分必要的。《集解》的方法主要有：1、直接引用，除上引的8种注释书外，还有旧注的引用、《唐律》“疏议”的引用等。2、间接引用。正如上文所说的，纂注者往往综合了各家的说法用自己的语言作出表述。3、表达纂注者自己的意见；有必要时还略作考证。如引《说文》索解字义
，引《文献通考》的史料为据等。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视“集解”的注律经验，应该看到它是我国古代经注传统在法律范畴中的延伸。尽管明代的经注在日益衰微，但注律的活动却相当繁盛，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经世致用思想密切相关。
（三）容许不同意见的并存
读《唐律疏议》，在它的“疏议”中我们不能看到在法律解释方面的丝毫不同意见，这与当时高度的中央集权政治和它是法定颁发的官方文本有关。与之不同的是明代律注都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应该说这与明代士人思想的解放直接有关。
（四）注重法律解释的综合性、一致性
综合性的特点在上文已经提到。这种将各在家融于一体的做法，其实在万历之初的王藻校刻本《大明律例》的“按语”中已见端倪，他引证有《疏议》、《辩疑》、《直引》、《讲解》等，而且很看重旧注的诠释。至《集解》的“纂注”出现，其综合性的特点还不仅仅体现在材料的收集上，而且在法与理、与情的关系处理上也有所体现。如讲伦理礼仪，纂注者就引以《礼》、《大明集礼》的说法，增强了说服力。
法律文本的一致性是立法技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集解》“纂注”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关注。其做法有：
l、律例的统一。如卷二十二《刑律·诉讼》“干名犯义”条下云：“此条当与‘亲属得相容隐’及‘犯罪自首
’二条参看。”像这样的例子还可见卷五“检踏灾伤田粮”条、卷十三“辄出入宫殿门”条、卷六“男女婚姻”条等的纂注。
实际上，除律与例、律条与律条之间的统一之外，还注意到与其他法令、法规等的一致，如明《大诰》、《大明令》、《大明会典》等。
2．与“例分八字”相扣。如卷十四《兵律·军政》“军人替役”条下的“纂注”中分析了“若”字的用法，但又指出不能泥于“若”字，以求前后律意在理解上的一致。其他诸如“皆”、“各”等，纂注者多有涉及。
3、与“名例律”相应。自李悝创设“具法”一目以后，至唐将“名例”置于律首，提供种种适用刑罚的法例，刑罚的重重轻轻都可以在“名例”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作出比附。《明律》亦然。《集解》的纂注者更将与“名例”的比附在注文中作了具体的说明。如卷十三《兵律·宫卫》“冲突仪仗”条云：“此条典仗扩卫官军不觉者，本减犯人罪三等。本犯既以得实免罪，则典仗护卫人亦得免科。盖‘名例’所谓因人连累致罪者，若罪人自首告，不及原免，或蒙特恩减等收赎者，亦准罪人原免减等赎罪论。”此条“纂注”很说明问题。如果不作这样的分析比附，就有可能误判。
4．此外，纂注者还注意到释文与《明律》旧注的一致。
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们还要提一下王肯堂的《大明律附例笺释》。在王氏的书序中说，此书的初稿成于辛亥三月，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照此看此书的印行要晚于《集解》，沈家本所言“（此本）乃所见明律最后之本”，恐有误。
参考文献与注释
高举，人名。有将它误作为“高举发”者。
杨一凡《22种明代稀见法律文献版本述略》，载《法律史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9版第1版。
此书今藏吉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共8册，残卷，缺18－21、27－30各卷。
《中国善本书提要》第179页。此刻本今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6，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古籍研究所张伯元)
《大明律集解附例》编纂于万历年间，编纂者未署名。卷首目录之下注明此书由当时的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郑继芳等3人订正、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洪启睿等11人校定，由巡按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御史高举发刻。此为万历38年（1610）刻本，此本为主要的版本。
除万历38年本外，《集解》的版本还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明郑汝璧《大明律集解附例》万历22年（1594）刊本
，尊经阁文库藏明衷贞吉等纂注的《大明律集解附例》万历24年（1596）刊本，还有北京图书馆藏万历29年（1601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应朝卿校正本。对流散在海外的本子进行考校有待异日。在这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所载条例的多寡变化，而是从本题出发解决它们的“集注”是否是一家的问题。如果是出于同一原注本，那么，就易见的万历38年本或重刊本所作出的考察也不会出现太多的出入，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
就万历38年本而言，其“集解”包括“纂注”、“按”和“备考”三部分。其中，纂注最为主要。
《集解》中的纂注，经查对，它出于陈遇文的《大明律解》。《大明律解》，也称《大明律附解》。此本刻于万历22年，今吉林大学藏有残本。在陈遇文的“序”中这样说：“万历壬辰岁，余受命按江南，虚属吏之或蹈前弊，取《律解》梓子，通行颁布，俾常目在之，不谬于律。”壬辰年即万历20年（1592）。早出于《集解》的郑汝璧本、衷贞吉本及郑继芳订正本。据此推测，数种《集解》刊本的“纂注”很可能均本于陈遇文的《大明律解》。
不过，陈遇文的《大明律解》中的“解”即解释部分是否是陈遇文所作，还有待考究。台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书目》上称：陈遇文著《大明律解》5册，8卷；很肯定地把陈氏看作为此“解”的著者。但是，我们从吉林本的陈氏序中“爰取《解解》梓之”句还看不出他就是作者自己。
一、“集解”之所指
明代众多律注文献中以“集解”命名的有多种。《大明律集解附例》与其他以“集解”命名的本子是否有继承关系，这也是首要弄清的问题。
正德十八年（1521）刻本《大明律解附例》，又称《大明律集解》，也称作《大明律附解》（胡琼纂）四册三十卷，白口，单框，书口作“律解附例”。此本律例合编，除弘治条例以外还混编有弘治七年之后及至正德年间的后续定例。作者所作解释文字之前均用一“解”（阴文）标出。今北京图书馆有藏。
胡琼在《大明律解附例》的序中说：“近时疏解者无虑十余家，……如《辩疑》《解颐》《疏义》《集解》最称明备。”此序中所言《集解》，不明所指；但必刊于正德十八年之前者。
提到“集解”的还有陈省辑刻的《大明律例附解》，此本刻于隆庆元年，在其后序中提到“余姚杨简氏《集解》……有互相发明补所未备者，采而附之，贻诸有司使读而绎思焉。”此杨简氏是否就是胡琼所引《集解》的著者，不得而知。至今不可考。
另外，有名《大明律集解》的王楠本传世（三十卷）原题“巡按河南监察御史臣王楠编集”。据王重民考证：此书刻于嘉靖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间。由王楠随文作解，“双行刻于每条之后，且冠阴文‘解’字以别之。’从阴文“解”字字样看，与胡琼本相像，但未见原书不能确证。很可惜，《大明律集解》今国内无有存藏。陈遇文的《大明律解》以“解”命名，又与此一“解”字似乎有某种联系；不过，在吉林本《大明律附解》中所作注文，并无阴文的“解”字。
照此看来，以“集解”命名的明律注释书最少就有此四种，它们可简称为：郑继芳本（或称高举本）、胡琼本、杨简本和王楠本。
后三种与郑继芳本的关系，从目前所看到的材料而论，是出于不同的编纂者。
二、《大明律例》所引“集解”
《大明律例》，今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都藏有此书的残本。前者是明万历元年梁口刻本，后者是明万历六年王藻校本。与之同属一版刻系统的还有《大明律例附解》。《大明律例附解》今北京图书馆藏有隆庆间陈省刻本。
在《大明律例》（王藻本）中引有“集解”文字若干。如：
卷二十二“教唆词讼”条按语后云：“《集解》曰，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或云只承雇者言。愚谓，此二句当总承上文作词、受雇二者；若不总承，则令有受人之财而为其作词者，将何律以拟之？”
又如：卷二十三“因公擅科敛”条下除引《琐言》、《管见》外，还引有《集解》云：“因公科敛入已者，是将法度所当用者入己，则是于法有亏矣。非因公务科敛人已者，不过敛其财物而已，于法无亏，故其罪有轻重之不同也。”
按图索骥，上述两条引文与《大明律集解附例》中“教唆词讼”“因公擅科敛”条的纂注文字显然是不同的。这就表明《大明律集解附例》所作集解并未沿用前人之说。由此也可证“集解”并非一种。至于《大明律例》（王藻本）中引有“集解”文字是属胡琼本、杨简本还是王楠本，有待另考。
三、《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所引书
《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集了那几家，不注明出处的我们不能贸然确定，标明出处的则有8家。这8家是：《辩疑》、《疏议》、《律疏》、《律解》、《读法》、《琐言》、《管见》和《释义》。
这8家用了简称，恢复它的全称就是：《律解辩疑》、《律条疏议》、《律疏附例》、《律解附例》、《大明律读法书》、《读律琐言》、《读律管见》和《大明律释义》。其中，《大明律读法书》、《读律管见》已佚，所以“集解”的引句还不能全部核对清楚。
以上引书在《集解》纂注中出现的次数：《辩疑》2处、《疏议》18处、《律疏》3处、《律解》3处、《读法》1处、《琐言》4处、《管见》2处和《释义》1处，共34处。从统计看，在“集解”中直接引众注材料所占比重很小。集解文字大凡是融会各家所长，以间接引用的办法，用著者自己的语言作了表述。
现在，我们将所引书的卷次及内容同异列表如下（意见相同者，写作“同”；意见不同者，写作“异”；仅为引证，作“附说”）：
（附表略）
上表所示，纂注者提出不同看法的地方有12处，所占引书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总的说来分歧意见也并不多。主要的分歧意见出于：l、对律文句义的不同理解。如卷二十三“私受公侯财物”条纂注后加按语称：“按律言处死，不著绞斩。《律疏》云，当请自上裁是也。然……”认为“当请自上裁”说法不妥，因为已有定罪量刑的规定。2、对法律术语语义范围的大小有不同认识。如卷四“赋役不均”条纂注内称：“《疏议》以税粮差役分配，则与首条赋役之说不合矣。”纂注者认为“赋役”应包括“赋”（差）、“役”（差）两种。3、对上下文结构的分析，是承上还是启下有分歧。如卷一“给没赃物”条按语称：“《疏议》、《管见》诸书俱兼谋反、叛逆说，甚非。不可依。”之所以认为“兼谋反、叛逆”，是承上读的缘故。上下句句意是否相连，律意的理解就会有出入。
由此可见，分歧虽然不多也不大，但作为法律的解释文本，为律文作解释是相当的谨细；在明代中期明律的解释书不少，但始终未能形成“定本”，也正反映出立法者在法律解释的“法定”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宁可让私著的各种解释书四处流传，官方也不加干预。有人说《集解》一书为地方官府所颁发，属官方性质。虽然说书前有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等官衔，但他们只是订正者、校定者或发刻者，充其量是“编校”本，而非创制的明律注本。再说，《集解》的“纂注”全以陈遇文释文为本以及保留分歧意见的做法，就很难说它就是官方的定本。
除以上有明确的引书书名外，还有以“诸书云”为标志的若干引文。如卷十四《兵律·军政》“从征违期”条中说“按诸书俱为伤残至笃废疾者，开役定勾本人壮丁补役起发，此律外意也。不知必欲勾取本人壮了补役，不惟有误期限；而新补之役，恐又不教之兵，不若一面于别伍见役内拨补出征，一面勾取本人壮丁补伍，庶期限不误，而军有实用耳。”
又如卷二十三《刑律·受赃》“家人求索”条云：“诸书云，‘若家人自有官者，仍依官吏受财论，不在减等之限。’不知既以官断，又何以为家人？况又非部内也，不可依。”
以“诸书云”为引证是一种泛指，即可能在上述已表明引书书名的8种内，也有可能超出8种的范围。体现了《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的综合性特点。
四、“集解”释文的特点
“集解”的释文，除了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法律术语作出解释、着重律意的说明以及分清律文法律适用的界限等一般的特点之外，《大明律集解附例》的“集解”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结构分析法的运用
上文中我们提到过引书中的分歧，有的分歧是出于对上下文结构的不同理解。除此以外，每每在《集解》“纂注”的开头首先做的就是结构分析。从结构着手，分清总说、分说，以及分说的上下句关系。如：卷二十二《刑律·诉讼》“诬告”条的“纂注”这样写道：“此条作四段看，自‘诬告’起，至‘加役三年’，以无罪全诬者言；自‘若告二事以上’至‘犹以诬告论’，以有罪而诬告者言；‘若各衙门官’一节，又通有罪、无罪言；末节专自己问结者言之。”先剖析律文的结构，理清律文脉络，从总体上把握律文的要害和层次。上面分成四个层次：“以无罪全诬者言”、“以有罪而诬告者言”、“通有罪、无罪言”、“已问结者言”，层次清楚，泾渭分明，读者一目了然。这是将文章学中的结构分析方法运用到法律注释之中来的典型实例；反过来看它又是文章学实用价值的体现。在明代之前尚未有如此详赡的结构分析，而在明律的解释书中则时有运用，但表现最为充分的要数《大明律集解附例》的“集解”了，这份创制的功劳应记在陈遇文的帐上。以致后来的王肯堂《大明律附例笺释》一书也大段大段地摘抄了陈的成果。
（二）集中明代前期、中期的法律经验，采用集解的方法，熔各家律注之优长于一炉
我们前面说到在明代中后期的法律解释书中多有以“集解”命名的本子，这是明代律注文献的特点之一，同时也表明：对法律水平的提高而言，集中法律文献学者的智慧是十分必要的。《集解》的方法主要有：1、直接引用，除上引的8种注释书外，还有旧注的引用、《唐律》“疏议”的引用等。2、间接引用。正如上文所说的，纂注者往往综合了各家的说法用自己的语言作出表述。3、表达纂注者自己的意见；有必要时还略作考证。如引《说文》索解字义
，引《文献通考》的史料为据等。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审视“集解”的注律经验，应该看到它是我国古代经注传统在法律范畴中的延伸。尽管明代的经注在日益衰微，但注律的活动却相当繁盛，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经世致用思想密切相关。
（三）容许不同意见的并存
读《唐律疏议》，在它的“疏议”中我们不能看到在法律解释方面的丝毫不同意见，这与当时高度的中央集权政治和它是法定颁发的官方文本有关。与之不同的是明代律注都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应该说这与明代士人思想的解放直接有关。
（四）注重法律解释的综合性、一致性
综合性的特点在上文已经提到。这种将各在家融于一体的做法，其实在万历之初的王藻校刻本《大明律例》的“按语”中已见端倪，他引证有《疏议》、《辩疑》、《直引》、《讲解》等，而且很看重旧注的诠释。至《集解》的“纂注”出现，其综合性的特点还不仅仅体现在材料的收集上，而且在法与理、与情的关系处理上也有所体现。如讲伦理礼仪，纂注者就引以《礼》、《大明集礼》的说法，增强了说服力。
法律文本的一致性是立法技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集解》“纂注”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关注。其做法有：
l、律例的统一。如卷二十二《刑律·诉讼》“干名犯义”条下云：“此条当与‘亲属得相容隐’及‘犯罪自首
’二条参看。”像这样的例子还可见卷五“检踏灾伤田粮”条、卷十三“辄出入宫殿门”条、卷六“男女婚姻”条等的纂注。
实际上，除律与例、律条与律条之间的统一之外，还注意到与其他法令、法规等的一致，如明《大诰》、《大明令》、《大明会典》等。
2．与“例分八字”相扣。如卷十四《兵律·军政》“军人替役”条下的“纂注”中分析了“若”字的用法，但又指出不能泥于“若”字，以求前后律意在理解上的一致。其他诸如“皆”、“各”等，纂注者多有涉及。
3、与“名例律”相应。自李悝创设“具法”一目以后，至唐将“名例”置于律首，提供种种适用刑罚的法例，刑罚的重重轻轻都可以在“名例”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作出比附。《明律》亦然。《集解》的纂注者更将与“名例”的比附在注文中作了具体的说明。如卷十三《兵律·宫卫》“冲突仪仗”条云：“此条典仗扩卫官军不觉者，本减犯人罪三等。本犯既以得实免罪，则典仗护卫人亦得免科。盖‘名例’所谓因人连累致罪者，若罪人自首告，不及原免，或蒙特恩减等收赎者，亦准罪人原免减等赎罪论。”此条“纂注”很说明问题。如果不作这样的分析比附，就有可能误判。
4．此外，纂注者还注意到释文与《明律》旧注的一致。
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们还要提一下王肯堂的《大明律附例笺释》。在王氏的书序中说，此书的初稿成于辛亥三月，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照此看此书的印行要晚于《集解》，沈家本所言“（此本）乃所见明律最后之本”，恐有误。
参考文献与注释
高举，人名。有将它误作为“高举发”者。
杨一凡《22种明代稀见法律文献版本述略》，载《法律史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9版第1版。
此书今藏吉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共8册，残卷，缺18－21、27－30各卷。
《中国善本书提要》第179页。此刻本今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6，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古籍研究所张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