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詔修宋史，因體例未定而未能成書。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遼、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歷時僅兩年半，即修成《宋史》。《宋史》由丞相脫脫挂名任都總裁，帖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李好文、王沂和楊宗瑞等七人任總裁，史官有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幹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餘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餘貞、譚慥、張翥、吳當和危素等二十三人，絶大多數為漢族文人。《宋史》即是由總裁與史官三十人集體編撰，而總裁的作用尤為重要，如歐陽玄、張起岩、李好文等，都頗有名望。
《宋史》的特點是史料豐富，敘事詳盡。兩宋時期，經濟繁榮，文化學術活躍，雕版印刷盛行，編寫的史書，便於刊布流傳。科舉製的發展，形成龐大的文官群，他們的俸祿優厚，有很好的條件著述。加之統治者重視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學的發達。修撰本朝史的工作，在北宋前期由崇文院承擔；王安石變法改革官製後，主要由秘書省負責。官修的當代史有記載皇帝言行的起居註，記載宰相、執政議事及與皇帝問對的時政記，根據起居註、時政記等按月日編的日曆，詳細記載典章制度的會要，還有編年體的“實錄”和紀傳體的“國史”。元末修撰的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舊有宋朝國史編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國史的原貌。
宋史對於宋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關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動在這一歷史時期的許多人物都做了較為詳盡的記載，是研究兩宋三百多年歷史的基本史料。例如，從食貨志中，不僅可以看到兩宋社會經濟發展的概況和我國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經濟聯擊的加強，還可以看到勞動人民創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質財富和他們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天文志、律歷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許多天文氣象資料、科學數據以及關於地震等自然災害的豐富史料。
除官修的當代史外，私傢撰述的歷史著作也不少，像南宋初年史學家李燾編撰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專記北宋一代史實；南宋孝宗時的史學家徐夢莘修撰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和戰的關係。因此元朝修《宋史》時，擁有足夠的資料。以志來說，《宋史》共十五志，一百六十二捲，約占全書三分之一篇幅，僅次於列傳。其例目之多，分量之大，也是二十五史所僅見。其中的《職官志》，詳細地記述了宋朝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僚機構的組織情況，還包括職官的食邑、蔭補、俸祿等，從中可以看出宋朝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此外，《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編得也比較好。《宋史》的志書基本上能反映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各方面的情況。
《宋史》的體例完備，融會貫通了以往紀傳體史書所有體例，紀、傳、表、志俱全，而且有所創新。如外國和變夷分別列傳，這就分清了國內的民族和國外的鄰邦的界限。《宋史》的列傳比前代史書都豐富，共收入兩千多人。“五代史”中未列傳的重要人物，如韓通，《宋史》把他和為擁周反宋的李筠、李重進一同列入《周三臣傳》裏，既彌補了“五代史”的不足，又反映了韓通等三人的歷史作用，這種處理是十分恰當的。
《宋史》是在原宋《國史》的基礎上刪削而成的。兩宋時期，史官組織完備，雕版印刷術廣泛應用，書籍流傳和保存都較為便利，積纍了大量史料。這就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是由於《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實的考訂、文字的修飾、全書體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點，如一人兩傳，無傳而說有傳，一事數見，有目無文，紀與傳，傳與傳，表與傳，傳文與傳論之間互相抵牾等，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蕪雜亂之稱。
《宋史》的最大缺點是比較粗糙。由於成書時間短，衹用了兩年零七個月，而且時值元朝瀕臨崩潰的前夕，因此編纂得比較草率。編寫中對史料缺乏認真鑒別考訂，資料也沒有精心裁剪；書的結構比較混亂，編排失當，從整體來看，北宋詳而南宋略，如《文苑傳》裏，北宋文人達八十一名，而南宋僅有十一名；《循吏傳》裏，南宋竟無一人。此外，寧宗以後的史實多缺而不載。列傳雖然占的篇幅很大，入傳的人物有兩千八百多人，但缺漏的人物仍然不少。如南宋後期抵抗蒙古軍守合州有功的王堅，其英勇程度，不減唐朝的張巡守睢陽，但在《宋史》中卻無專傳，其事跡衹散見於《宋史》、《元史》的本紀和列傳中。又如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終身面不嚮北的鄭思肖，愛國詩人劉剋莊等，也都沒有列傳。有的還出現一人兩傳的現象，如《宋史》列傳一百一十六有《李熙靖傳》，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傳》。還有列傳的編排不以時間為序，造成了前後順序的混亂。
《宋史》尊奉道學（理學）的思想傾嚮很明顯。在《儒林傳》之前，首創《道學傳》，記載了兩宋的道學家，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等，突出了道學的地位。再有忠義、孝義、列女三傳也都是宣揚道學思想的。其中《忠義傳》裏的人物竟有二百七十八人之多。這些內容雖旨在宣揚封建的倫理道德，但為後世研究理學，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宋史》儘管疏漏較多，但仍保存了不少已失散的原始資料，是瞭解和研究兩宋歷史的重要史書。明清以來，不少人對《宋史》加以糾正或補充。成書的有明朝柯維騏的《宋史新編》二百捲，合宋、遼、金史為一編，以宋為正統。《宋史新編》訂正了《宋史》的一些錯誤，但史料的豐富遠不及《宋史》。清末陸心源的《宋史翼》四十捲，根據歷代碑文及私人筆記,增補《宋史》列傳七百八十三人，附傳六十四人。
儘管《宋史》存在不少缺點，但是它捲帙浩繁，比《舊唐書·列傳》多出一倍；敘事詳盡，就史料的學術價值而言詳勝於略。同時《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國史、實錄、日曆等書，這些史籍現在幾乎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傢史料最有係統的一部書。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幾種：公元1346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1480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廣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後來的版本大都以此為底本）：明嘉靖南京國子監本（南監本）：明萬歷北京國子監本（北監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緒元年浙江書局本（局本）；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百衲本（1958年縮印本個別捲帙有抽換）。由於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補和改正了某些錯字，是一個較好的版本。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宋史》標點校勘本，是以百衲本為工作本，同時吸收葉渭清《元槧宋史校記》和張元濟《宋史校勘記》稿本的成果，參校了殿本和局本，是目前較好的版本。但中華書局校點本中亦有不少錯誤，故百衲本仍不可廢。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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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外國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950-963頁
宋史夏國傳集註14捲係表1(近人羅福萇撰今人羅福頤補) 1937年石印本
西夏藝文志1(近人王仁俊) 西夏文綴附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6册
西夏志略 二十四史訂補第12册第273-375頁
西夏紀（戴錫章） 二十四史訂補第12册第375-697頁
西夏書事42捲（清吳廣成） 二十四史訂補第12-13册民國印本
《遼史》撰成於元朝，全書一百一十六捲，包括本紀三十捲，志三十二捲，表八捲，列傳四十五捲，國語解一捲。遼史》記載的是遼朝的歷史。遼朝是十世紀至十二世紀前期契丹族在我國北部、東北部以至西北部遼闊地區建立的強大王朝。契丹的名字，最早見於《魏書》，它的含意，據《金史》上說是“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現代史學界雖有不同看法，但多數仍持此說。契丹族的祖先屬東鬍的一支。後又為鮮卑一部分。原居遼河上遊一帶，在悠長的歲月裏，縱橫於千裏草原上，“草居野次，靡有所定”，“生生之資，仰給畜牧”。從東晉到隋唐之際，契丹有八個部落；到唐朝末年，契丹勢力開始強大起來；十世紀初，契丹領袖耶律阿保機稱帝，建立契丹國，都城設在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到遼朝第二代皇帝耶律德光時，改國號為遼，以後有時稱遼，有時稱契丹。遼朝與北宋、西夏並立，比北宋的疆域還要大。
阿保機建國後。任用漢人韓延徽等，接受了漢族文化。受中原皇朝重視史學的傳統的影響，在政府機構中，設有國史院，置監修國史、史館學士、史館修撰、起居部、起居捨人等史官。像遼景宗耶律賢統治時期，就以樞密使、北府宰相室防監修國史。室防修“實錄”二十捲，受到遼聖宗的表揚。遼興宗耶律宗真時的史傢蕭韓傢奴，能堅持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秉筆直書。有一次，遼興宗出去打獵，跟從他的人中有幾十個被熊、虎咬死咬傷，蕭韓傢奴如實記載了這件事。遼興宗看到後，命令他刪去這個內容。蕭韓傢奴刪去這個內容後，重又寫上去。幾天後，遼興宗看到蕭韓傢奴的記載說：“史筆當如是。”正是由於遼朝統治者重視修史，因此遼朝的史料能夠保存下來，為以後修遼史提供了有利條件。
遼朝受漢族文化影響很大。早在遼太祖時，就設有“監修國史”的官職。從遼聖宗時起。仿照五代和宋朝，編修了“實錄”。遼末天祚帝時，又讓監修國史的耶律儼修太祖諸帝“實錄”。遼朝時，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國的制度，設立有國史館，修纂有起居註、日曆、實錄、國史等，但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經散佚。元後期修《遼史》依據的主要是遼、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資料。原始文獻主要衹有以下幾種：一、遼耶律儼的《遼實錄》70捲。二、金陳大任的《遼史》。金滅遼之後，曾兩次下令纂修《遼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統年間（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蕭永琪最後完成的《遼史》75捲，但未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時期，因為皇帝的重視和支持，這次修《遼史》頗花了些功夫，時間長達17年之久，參加的史官除陳大任之外，還有黨懷英、郝俁，移刺益、趙渢等十餘人，最後由陳大任完成。後人一般稱此書為陳大任《遼史》。不過此書亦未正式刊行，到元修遼史時稿本已散佚無存。三、南宋葉隆禮的《契丹國志》。第二次在完顔璟（章宗）時代，由移剌履、黨懷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由陳大任最後完成，後人稱之為陳大任遼史。當時由於修史的所謂“義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繼承哪一朝的“帝統”問題還未解决。所以陳大任遼史也沒有經金朝批準刊行。
元代《遼史》的編寫是從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開始的。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狀元，時任元朝翰林學承旨的王鄂，嚮元世祖忽必烈建議修遼、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這一建議，但因軍事繁忙，時局未穩，沒能實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議修遼、金二史，時元翰林國史院也建立起來，但這一次也未見諸行動。以後仁宗延佑、文宗天歷曾多次詔修遼、宋、金三史，都因正統問題的爭論未决，義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順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脫脫、平章也先帖木兒、鐵睦爾達世、右丞太平、參議長仙、郎中孛裏不花、員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請下，詔修遼、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脫脫裁定三史各為正統、從而徹底解决正統、義例問題的前提下，《遼史》纔最後纂修成功。當時以脫脫為遼、金、宋三史都總裁官，《遼史》的總裁官是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太平）、張世岩、歐陽玄、揭傒斯、呂思誠。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陳繹曾等4人分別執筆撰寫而成。與金章宗時修《遼史》不一樣，元代在組織撰寫、成書，特別神速。從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衹用了11個月時間。
《遼史》的特點是列表較多，共有八表，僅次於《史記》和《漢書》。《遼史》的表多，減少了立傳之繁，省卻了許多篇幅，彌補了紀、志、傳記載的不足。其中的《遊幸》、《部族》、《屬國》三表，是《遼史》的創新。通過列表，使讀者對各部族、各屬國的情況，以及與遼朝中央的關係，都一目瞭然。減省了不少筆墨。當然，表裏記載的材料難免與紀、志、傳中的重複，但列表多彌補了《遼史》過於簡略的缺點，從而使“一代之事跡亦略備”。
在《遼史》的志書中，新創《營衛志》，記載了契丹營衛概況、各部族的建置和分佈等；把《兵志》改為《兵衛志》，記述了遼的軍事組織情況，包括禦帳親軍、宮衛騎軍、大首領部族軍、衆部族軍、五京鄉丁、屬國軍、邊境戍兵等等。這兩種志書對瞭解和研究遼代的政治、軍事和民族情況有很大幫助。
另外，《遼史》的最後有《國語解》一捲，對書中用契丹語記載的官製、宮衛、部族、地名等分別加以註釋，為閱讀《遼史》提供很大方便。不過譯音有不少錯誤，後來清朝時敕撰的《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彌補了這一不足。
近人說《遼史》“在歷代正史中最為下乘”，此說不無道理。《遼史》同《宋史》一樣成書也很倉促，而依據史料範圍又比較狹窄，書中的缺陷確實是比較多的。《遼史》所據資料既少，又匆匆成書，存在許多缺點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數百年來，一直受到學者們的批評和指責。清代史學家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對它都有過評論。概括地說，其缺點主要表現在：第一，過於簡略，以致漏載了許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內容。如建國後，曾幾次改變國號，先稱契丹、後稱大遼、後又稱大契丹、又後復稱大遼。這樣重大的事實，在《遼史》中竟然沒有反映。又如從整體上看，《遼史》有116捲，捲數為《宋史》的1/5，而字數卻僅47萬字，衹有後者的1/10。第二，記事前後矛盾。如《太祖記》載：
“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母主可汗。”而《屬國表》記載同一事件卻說成是“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烏母主可汗。”究竟俘獲的是畢離遏還是烏母主可汗？使人無所適從。第三，記事錯誤甚多。其中既有紀年錯誤，如《太祖紀》：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弒之，自立為帝，國號梁，遣使來告。”而據歐陽修《五代史記》等書記載：宋全忠自立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纔弒濟陰王；也有文字、史實錯誤，如《遼史》中記載道宗有壽隆年號。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第一，道宗先帝聖宗名隆緒，斷無取祖先名字作年號的道理。第二，現在所見遼代碑刻、錢幣皆作“壽昌”。
元修遼史時，既沒有認真搜集和考訂史料，再加上紀、志、表、傳之間相互檢對也很不夠，因此前後重複，史實錯誤、缺漏和自相矛盾之處很多。甚至把一件事當成兩件事，一個人當成兩個人或三個人。這種混亂現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儼實錄和陳大任遼史都已失傳，元修遼史成了現存唯一的一部比較係統、完整地記載遼的官修史書。它提供了一些研究當時階級鬥爭、生産鬥爭、民族關係等問題的材料。
例如，天祚紀反映出，當遼朝對女真的戰爭節節失敗的時候，漢族農民和各族人民紛紛起義，其中由安生兒、張高兒領導的起義軍多達二十萬人。又如營衛志、禮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風俗習慣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記錄了當時的地理建置和農牧區統治機構的概況。本紀、部族表、屬國表、二國外紀等部分還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歷史以及中外關係史的參考資料。從遼史裏還可以看到，當時草原上由於農業的發展，手工業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現了一些農業聚落和城市。特別是先後建立的上京和中京，與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聯繫，從而溝通了這一廣阔地區的經濟和文化。
《遼史》的缺陷雖多，《遼史》作為現存唯一的一部比較係統、完整地記載了遼朝歷史事實的著作，其珍貴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遼史》保存了許多由耶律儼的《遼實錄》和陳大任的《遼史》二書所記載的許多材料，因而其史料價值還是比較高的。後人對《遼史》的增補、校註，有清朝厲鶚著的《遼史拾遺》二十四捲，搜集各類書籍三百餘種，對《遼史》加以補充校訂，很有參考價值。此外還有清朝楊復去著的《遼史拾遺補》五捲，對《遼史》進一步作了補充。
遼史於元順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與金史同時刊刻，衹印了一百部，這次的印本已經失傳。明初修永樂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這個初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係用幾種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殘本拼湊而成，雖有不少脫誤，但也有許多勝於後出諸本的地方。明南監本源於百衲本所據的元本。北監本脫誤與南監本同，且偶有誤改。清乾隆殿本係據北監本校刻。道光殿本據四庫本改譯人名、官名等，有失原書面目。
清厲鶚《遼史拾遺》二十四捲，摘錄《遼史》原文為綱，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則分析考訂，綴以按語，引用群書至三百餘種，足備參考。楊復吉又以厲鶚未曾見到的《舊五代史》和《契丹國志》等徵引未臻周備的資料作《遼史拾遺補》五捲，都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遼史》出現後的約300年間，此書及遼朝史沒有引起史傢的多大重視。有明一代，僅有楊循吉撰《遼小史》1捲。到了清代，情況有所變化，陸續有關於《遼史》補正、考訂之類撰述問世。
（一）拾遺補闕。如厲鶚撰《遼史拾遺》24捲。該書廣采博搜，徵引書籍358種，或註或補，將有關紀事係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雖未臻完善，有許多史料如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鄭麟趾《高麗史》等，厲鶚都未見過全本，但它還是給後來治遼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啓超說：“遼金元三史最為世詬病。清儒治遼史者莫勤於厲樊榭（鶚）之《遼史拾遺》二十四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94頁，中國書店，1987年）。後來，楊復吉又撰《遼史拾遺補》5捲，采厲鄂未見書及散見他書中有關遼事400條，與厲書相輔流行。厲、楊兩書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書。
（二）增補表志。補表有萬斯同《遼大臣年表》、汪遠孫《遼史紀年表》等。補藝文志尤多，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吳騫《四朝經籍志補》、厲鄂《遼史拾遺》補經籍志、楊復吉《遼史拾遺補》經籍志、倪燦和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附遼代部分、《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繆荃孫《遼藝文志》等，分別含有或專補遼藝文。
（三）紀事本末體史書編撰。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40捲。分正文與考異兩部分。正文以《遼史》為主，參之以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考異占全書大半，凡與他史及各傳記事有異同，詞有詳細，兼仿裴鬆之補註《三國志》及鬍三省之註《通鑒》，並取司馬光所著《考異》30捲散入各條例，分載每條之下。本書對人名、地名、職官、年代等多所考證，徵引書目達600多種。有光緒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詩文輯錄。由於遼代“書禁甚嚴”，所印書籍不許流至境外，“傳入中國（指北宋）者法皆死”（瀋括《夢溪筆談》捲一五），加之以後的散佚，所以遼人著作流傳下來者甚少。因此遼人詩文輯錄工作受到學者的關註。清周春撰《遼詩話》1捲，後來增補為2捲，定名為《增訂遼詩話》（1797年）。書中除收錄遼人詩作外，還有宋人使遼詩以及後人詠遼代遺跡的詩。光緒中葉，繆荃孫輯《遼文存》6捲，所收資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先談關於《遼史》補正、校勘和遼人著作輯錄。
進入本世紀以來，有關這方面的撰述相繼問世。有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5捲，這應是本世紀最早出現的《遼史》考訂之作。是書“於遼五京州縣山川悉為考核，標明今之某處，凡舛錯者逐一駁正，疑者闕之”。此外，將四捺鉢，五國部，南北各三關，散見於紀、志、傳中者為《遼地附錄》二篇，《天祚播遷處考》、《西遼地考》各一篇，並附於書後。本書以《遼史》正文為本體，中加小字，詳為考證。丁謙《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1捲（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標王府者，計四十餘國為主，有遺采他條補之”。吳廷燮《遼方鎮年表》，為氏所著《歷代方鎮年表》之一捲。黃任恆《遼代年表》1捲（1915年），以遼為主，與“中國”（五代、宋）、西夏、高麗紀年相對照。譚其驤《遼史地理志補正》、《遼史訂補三種》（《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後者包括“訂正皇子表”、“補皇子傳”、“訂正皇族表”三日。羅繼祖《遼漢臣世係年表》1捲（1937年）。作者因《遼史》中“漢臣有傳者僅二十餘人，漏略滋多”，於是采摭有關史書、文集，編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張亮采《補遼史交聘表》5捲（有中華書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遼史》無之，作者乃“鈎核群籍，綴補闕遺，以備研史者考覽”。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史語所集刊》14本，1949年；後收入《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年），主要據李燾《長編》，參照《遼史》、《宋會要》、《宋史》以及宋人筆記文集等，編成此表，並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1捲、黃任恆《補遼史藝文志》1捲等，是繼前人所作有關遼代藝文志的補殘綴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將以前諸傢所有，悉皆標註，又補30餘種，統加考證，並附“宋金人談遼事書目”及清人談遼書目凡26種，與以前同類補志相比最為完備。後收入《遼海叢書》第6集。陳漢章《遼史索隱》8捲（綴學堂叢書初集本，1936年；中華書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異聞”，“探頤索隱”，將有關紀事係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重在考證地理。
《遼史》校勘成果可觀，是本時期遼史學取得進展的一個重要標志。《遼史》的缺略、訛誤勘稱二十四史之最。對於《遼史》的缺略，如前所述，從清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為之拾補；而對其訛誤的校勘，到本世紀纔有較大進展。主要有：馮傢升《遼史初校》。馮氏自1931年秋起，遍閱所能見到的《遼史》各種版本，凡23種，歷時2年，撰成《遼史初校》。以同文書局本為底本，以“百衲”、“南監”、北監”各本互校。此書後來收入《〈遼史〉誤證三種》（中華書局1959年）。羅繼祖《遼史校勘記》8捲。作者在序中指出，《遼史》“繆戾非僂指所可計”，撮其要者約為四端：一曰姓名之異，二曰名字互稱緻稱歧誤，三曰記事矛盾，四曰疏漏。於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參以元刊及明南北監本校之。此書撰成於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張元濟《遼史校勘記》（稿本）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馮傢升《〈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史學年報》21期，1934年；後收入《馮傢升論著輯粹》），傅樂煥《遼史復文舉例》（收入《遼史叢考》），也屬《遼史》校勘方面的著作。這些校勘成果，為後來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所采用。
阿保機建國後。任用漢人韓延徽等，接受了漢族文化。受中原皇朝重視史學的傳統的影響，在政府機構中，設有國史院，置監修國史、史館學士、史館修撰、起居部、起居捨人等史官。像遼景宗耶律賢統治時期，就以樞密使、北府宰相室防監修國史。室防修“實錄”二十捲，受到遼聖宗的表揚。遼興宗耶律宗真時的史傢蕭韓傢奴，能堅持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秉筆直書。有一次，遼興宗出去打獵，跟從他的人中有幾十個被熊、虎咬死咬傷，蕭韓傢奴如實記載了這件事。遼興宗看到後，命令他刪去這個內容。蕭韓傢奴刪去這個內容後，重又寫上去。幾天後，遼興宗看到蕭韓傢奴的記載說：“史筆當如是。”正是由於遼朝統治者重視修史，因此遼朝的史料能夠保存下來，為以後修遼史提供了有利條件。
遼朝受漢族文化影響很大。早在遼太祖時，就設有“監修國史”的官職。從遼聖宗時起。仿照五代和宋朝，編修了“實錄”。遼末天祚帝時，又讓監修國史的耶律儼修太祖諸帝“實錄”。遼朝時，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國的制度，設立有國史館，修纂有起居註、日曆、實錄、國史等，但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經散佚。元後期修《遼史》依據的主要是遼、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資料。原始文獻主要衹有以下幾種：一、遼耶律儼的《遼實錄》70捲。二、金陳大任的《遼史》。金滅遼之後，曾兩次下令纂修《遼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統年間（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蕭永琪最後完成的《遼史》75捲，但未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時期，因為皇帝的重視和支持，這次修《遼史》頗花了些功夫，時間長達17年之久，參加的史官除陳大任之外，還有黨懷英、郝俁，移刺益、趙渢等十餘人，最後由陳大任完成。後人一般稱此書為陳大任《遼史》。不過此書亦未正式刊行，到元修遼史時稿本已散佚無存。三、南宋葉隆禮的《契丹國志》。第二次在完顔璟（章宗）時代，由移剌履、黨懷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由陳大任最後完成，後人稱之為陳大任遼史。當時由於修史的所謂“義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繼承哪一朝的“帝統”問題還未解决。所以陳大任遼史也沒有經金朝批準刊行。
元代《遼史》的編寫是從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開始的。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狀元，時任元朝翰林學承旨的王鄂，嚮元世祖忽必烈建議修遼、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這一建議，但因軍事繁忙，時局未穩，沒能實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議修遼、金二史，時元翰林國史院也建立起來，但這一次也未見諸行動。以後仁宗延佑、文宗天歷曾多次詔修遼、宋、金三史，都因正統問題的爭論未决，義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順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脫脫、平章也先帖木兒、鐵睦爾達世、右丞太平、參議長仙、郎中孛裏不花、員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請下，詔修遼、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脫脫裁定三史各為正統、從而徹底解决正統、義例問題的前提下，《遼史》纔最後纂修成功。當時以脫脫為遼、金、宋三史都總裁官，《遼史》的總裁官是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太平）、張世岩、歐陽玄、揭傒斯、呂思誠。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陳繹曾等4人分別執筆撰寫而成。與金章宗時修《遼史》不一樣，元代在組織撰寫、成書，特別神速。從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衹用了11個月時間。
《遼史》的特點是列表較多，共有八表，僅次於《史記》和《漢書》。《遼史》的表多，減少了立傳之繁，省卻了許多篇幅，彌補了紀、志、傳記載的不足。其中的《遊幸》、《部族》、《屬國》三表，是《遼史》的創新。通過列表，使讀者對各部族、各屬國的情況，以及與遼朝中央的關係，都一目瞭然。減省了不少筆墨。當然，表裏記載的材料難免與紀、志、傳中的重複，但列表多彌補了《遼史》過於簡略的缺點，從而使“一代之事跡亦略備”。
在《遼史》的志書中，新創《營衛志》，記載了契丹營衛概況、各部族的建置和分佈等；把《兵志》改為《兵衛志》，記述了遼的軍事組織情況，包括禦帳親軍、宮衛騎軍、大首領部族軍、衆部族軍、五京鄉丁、屬國軍、邊境戍兵等等。這兩種志書對瞭解和研究遼代的政治、軍事和民族情況有很大幫助。
另外，《遼史》的最後有《國語解》一捲，對書中用契丹語記載的官製、宮衛、部族、地名等分別加以註釋，為閱讀《遼史》提供很大方便。不過譯音有不少錯誤，後來清朝時敕撰的《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彌補了這一不足。
近人說《遼史》“在歷代正史中最為下乘”，此說不無道理。《遼史》同《宋史》一樣成書也很倉促，而依據史料範圍又比較狹窄，書中的缺陷確實是比較多的。《遼史》所據資料既少，又匆匆成書，存在許多缺點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數百年來，一直受到學者們的批評和指責。清代史學家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對它都有過評論。概括地說，其缺點主要表現在：第一，過於簡略，以致漏載了許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內容。如建國後，曾幾次改變國號，先稱契丹、後稱大遼、後又稱大契丹、又後復稱大遼。這樣重大的事實，在《遼史》中竟然沒有反映。又如從整體上看，《遼史》有116捲，捲數為《宋史》的1/5，而字數卻僅47萬字，衹有後者的1/10。第二，記事前後矛盾。如《太祖記》載：
“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母主可汗。”而《屬國表》記載同一事件卻說成是“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烏母主可汗。”究竟俘獲的是畢離遏還是烏母主可汗？使人無所適從。第三，記事錯誤甚多。其中既有紀年錯誤，如《太祖紀》：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弒之，自立為帝，國號梁，遣使來告。”而據歐陽修《五代史記》等書記載：宋全忠自立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纔弒濟陰王；也有文字、史實錯誤，如《遼史》中記載道宗有壽隆年號。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第一，道宗先帝聖宗名隆緒，斷無取祖先名字作年號的道理。第二，現在所見遼代碑刻、錢幣皆作“壽昌”。
元修遼史時，既沒有認真搜集和考訂史料，再加上紀、志、表、傳之間相互檢對也很不夠，因此前後重複，史實錯誤、缺漏和自相矛盾之處很多。甚至把一件事當成兩件事，一個人當成兩個人或三個人。這種混亂現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儼實錄和陳大任遼史都已失傳，元修遼史成了現存唯一的一部比較係統、完整地記載遼的官修史書。它提供了一些研究當時階級鬥爭、生産鬥爭、民族關係等問題的材料。
例如，天祚紀反映出，當遼朝對女真的戰爭節節失敗的時候，漢族農民和各族人民紛紛起義，其中由安生兒、張高兒領導的起義軍多達二十萬人。又如營衛志、禮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風俗習慣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記錄了當時的地理建置和農牧區統治機構的概況。本紀、部族表、屬國表、二國外紀等部分還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歷史以及中外關係史的參考資料。從遼史裏還可以看到，當時草原上由於農業的發展，手工業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現了一些農業聚落和城市。特別是先後建立的上京和中京，與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聯繫，從而溝通了這一廣阔地區的經濟和文化。
《遼史》的缺陷雖多，《遼史》作為現存唯一的一部比較係統、完整地記載了遼朝歷史事實的著作，其珍貴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遼史》保存了許多由耶律儼的《遼實錄》和陳大任的《遼史》二書所記載的許多材料，因而其史料價值還是比較高的。後人對《遼史》的增補、校註，有清朝厲鶚著的《遼史拾遺》二十四捲，搜集各類書籍三百餘種，對《遼史》加以補充校訂，很有參考價值。此外還有清朝楊復去著的《遼史拾遺補》五捲，對《遼史》進一步作了補充。
遼史於元順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與金史同時刊刻，衹印了一百部，這次的印本已經失傳。明初修永樂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這個初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係用幾種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殘本拼湊而成，雖有不少脫誤，但也有許多勝於後出諸本的地方。明南監本源於百衲本所據的元本。北監本脫誤與南監本同，且偶有誤改。清乾隆殿本係據北監本校刻。道光殿本據四庫本改譯人名、官名等，有失原書面目。
清厲鶚《遼史拾遺》二十四捲，摘錄《遼史》原文為綱，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則分析考訂，綴以按語，引用群書至三百餘種，足備參考。楊復吉又以厲鶚未曾見到的《舊五代史》和《契丹國志》等徵引未臻周備的資料作《遼史拾遺補》五捲，都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遼史》出現後的約300年間，此書及遼朝史沒有引起史傢的多大重視。有明一代，僅有楊循吉撰《遼小史》1捲。到了清代，情況有所變化，陸續有關於《遼史》補正、考訂之類撰述問世。
（一）拾遺補闕。如厲鶚撰《遼史拾遺》24捲。該書廣采博搜，徵引書籍358種，或註或補，將有關紀事係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雖未臻完善，有許多史料如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鄭麟趾《高麗史》等，厲鶚都未見過全本，但它還是給後來治遼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啓超說：“遼金元三史最為世詬病。清儒治遼史者莫勤於厲樊榭（鶚）之《遼史拾遺》二十四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94頁，中國書店，1987年）。後來，楊復吉又撰《遼史拾遺補》5捲，采厲鄂未見書及散見他書中有關遼事400條，與厲書相輔流行。厲、楊兩書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書。
（二）增補表志。補表有萬斯同《遼大臣年表》、汪遠孫《遼史紀年表》等。補藝文志尤多，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吳騫《四朝經籍志補》、厲鄂《遼史拾遺》補經籍志、楊復吉《遼史拾遺補》經籍志、倪燦和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附遼代部分、《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繆荃孫《遼藝文志》等，分別含有或專補遼藝文。
（三）紀事本末體史書編撰。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40捲。分正文與考異兩部分。正文以《遼史》為主，參之以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考異占全書大半，凡與他史及各傳記事有異同，詞有詳細，兼仿裴鬆之補註《三國志》及鬍三省之註《通鑒》，並取司馬光所著《考異》30捲散入各條例，分載每條之下。本書對人名、地名、職官、年代等多所考證，徵引書目達600多種。有光緒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詩文輯錄。由於遼代“書禁甚嚴”，所印書籍不許流至境外，“傳入中國（指北宋）者法皆死”（瀋括《夢溪筆談》捲一五），加之以後的散佚，所以遼人著作流傳下來者甚少。因此遼人詩文輯錄工作受到學者的關註。清周春撰《遼詩話》1捲，後來增補為2捲，定名為《增訂遼詩話》（1797年）。書中除收錄遼人詩作外，還有宋人使遼詩以及後人詠遼代遺跡的詩。光緒中葉，繆荃孫輯《遼文存》6捲，所收資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先談關於《遼史》補正、校勘和遼人著作輯錄。
進入本世紀以來，有關這方面的撰述相繼問世。有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5捲，這應是本世紀最早出現的《遼史》考訂之作。是書“於遼五京州縣山川悉為考核，標明今之某處，凡舛錯者逐一駁正，疑者闕之”。此外，將四捺鉢，五國部，南北各三關，散見於紀、志、傳中者為《遼地附錄》二篇，《天祚播遷處考》、《西遼地考》各一篇，並附於書後。本書以《遼史》正文為本體，中加小字，詳為考證。丁謙《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1捲（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標王府者，計四十餘國為主，有遺采他條補之”。吳廷燮《遼方鎮年表》，為氏所著《歷代方鎮年表》之一捲。黃任恆《遼代年表》1捲（1915年），以遼為主，與“中國”（五代、宋）、西夏、高麗紀年相對照。譚其驤《遼史地理志補正》、《遼史訂補三種》（《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後者包括“訂正皇子表”、“補皇子傳”、“訂正皇族表”三日。羅繼祖《遼漢臣世係年表》1捲（1937年）。作者因《遼史》中“漢臣有傳者僅二十餘人，漏略滋多”，於是采摭有關史書、文集，編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張亮采《補遼史交聘表》5捲（有中華書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遼史》無之，作者乃“鈎核群籍，綴補闕遺，以備研史者考覽”。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史語所集刊》14本，1949年；後收入《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年），主要據李燾《長編》，參照《遼史》、《宋會要》、《宋史》以及宋人筆記文集等，編成此表，並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1捲、黃任恆《補遼史藝文志》1捲等，是繼前人所作有關遼代藝文志的補殘綴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將以前諸傢所有，悉皆標註，又補30餘種，統加考證，並附“宋金人談遼事書目”及清人談遼書目凡26種，與以前同類補志相比最為完備。後收入《遼海叢書》第6集。陳漢章《遼史索隱》8捲（綴學堂叢書初集本，1936年；中華書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異聞”，“探頤索隱”，將有關紀事係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重在考證地理。
《遼史》校勘成果可觀，是本時期遼史學取得進展的一個重要標志。《遼史》的缺略、訛誤勘稱二十四史之最。對於《遼史》的缺略，如前所述，從清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為之拾補；而對其訛誤的校勘，到本世紀纔有較大進展。主要有：馮傢升《遼史初校》。馮氏自1931年秋起，遍閱所能見到的《遼史》各種版本，凡23種，歷時2年，撰成《遼史初校》。以同文書局本為底本，以“百衲”、“南監”、北監”各本互校。此書後來收入《〈遼史〉誤證三種》（中華書局1959年）。羅繼祖《遼史校勘記》8捲。作者在序中指出，《遼史》“繆戾非僂指所可計”，撮其要者約為四端：一曰姓名之異，二曰名字互稱緻稱歧誤，三曰記事矛盾，四曰疏漏。於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參以元刊及明南北監本校之。此書撰成於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張元濟《遼史校勘記》（稿本）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馮傢升《〈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史學年報》21期，1934年；後收入《馮傢升論著輯粹》），傅樂煥《遼史復文舉例》（收入《遼史叢考》），也屬《遼史》校勘方面的著作。這些校勘成果，為後來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所采用。
《金史》撰成於元代，全書一百三十五捲，其中本紀十九捲，志三十九捲，表四捲，列傳七十三捲，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興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議修於元世祖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以後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別議論過修史的事，都因義例難定未付諸實行，直到元順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纔决定“各與正統”，《遼》、《金》、《宋》三史分別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後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元朝脫脫等主持編修的《金史》，是宋、遼、金三史中編撰得最好的一部，具體參加修纂的有沙剌班、王理、伯顔、趙時敏、費著、商企翁，鐵木爾塔識、張起岩、歐陽玄、王沂、楊宗瑞等，其中歐陽玄的貢獻最為突出，他製訂《金史》撰修的發凡舉例，書中的論、贊、表、奏皆他屬筆。從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開始編撰，至第二年十一月成書。全書共一百三十五捲，其中有本紀十九捲，志三十九捲，表四捲，列傳七十三捲。記載了上起金太祖收國元年（1115年）阿骨打稱帝，下至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年）蒙古滅金，共一百二十年的歷史。
歷代對《金史》的評價很高，認為它不僅超過了《宋史》、《遼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籌。《金史》編得好，是由於原有的底本比較好，及金朝註重史書的編纂工作。
學者們一般認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雖談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與《史記》、《漢書》、《三國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卻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學家趙翼評論說：“《金史》敘事最詳略，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記》2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說：“元人之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倉促成書者不一樣，所以本書首尾完備、條例整齊、簡約而無疏漏、周贍而不繁蕪，在宋、遼、金三史之中，是最為完善的。”確實，與宋、遼二史相比，其優點是比較突出的。首先，在編纂體例和內容方面，便有許多超越前史的獨特之處。如《金史》不但記載了金建國以後120年的歷史，而且為了專門敘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跡，回顧了女真族建國前的歷史，從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歷史的珍貴材料，備受今人重視；在各《本紀》的末尾，設立了《世紀補》一篇，專門記述了幾位未曾即位稱帝，而被後代追認的幾位皇帝的事
跡，這在體例處理方面十分得體，為後代修史者所繼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專立《金國語解》一篇，用漢語標出了表現在官稱、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語稱謂，是參照釋讀《金史》及研究女真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金史》還根據具體需要，創立了《交聘表》，以編年體表格的方式記述了金朝與鄰國（如宋、西夏、高麗）的和戰及來往關係，形式新穎，內容清晰。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記述方面，處理也比較得體。對重要歷史事件、人物一般記載比較詳細，從而反映出其歷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樣詳略失當、比例失調的現象。記述歷史事實也比較客觀審慎，因而，真實性是比較可靠的。特別是本書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將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較係統、全面地記載下來。如《禮志》、《樂志》、《輿服志》、《食貨志》、《選舉志》、《百官志》等。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女真的遠祖可以追溯到商周時代的肅順。唐代時稱靺鞨。五代時，契丹稱黑水靺鞨為女真。女真從始祖函普到烏雅束八代，尚無文字，那時自然談不上史事的記載。到阿骨打建立金國以後，最初也無文字。阿骨打的侄兒、金大將完顔宗翰喜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先人遺事。後來，女真統治者逐步吸取漢族文化，設立國史院，置監修國史等史官，開始編撰史書。金太宗天會六年（1128年），令完顔勖與耶律廸延掌國史。完顔勖等就把宗翰瞭解到的從始祖以下十帝的事，綜合為三捲。金照宗皇統八年（1148年），完顔勖等又進《太祖實錄》二十捲。金世宗時，修《睿宗實錄》。世宗讓修史的人拿着修好的《睿宗實錄》去請教老臣彀英，彀英為之更正了不少錯誤。所以金代的“實錄”是比較詳實的，從世祖函普起，到哀宗守緒，共十九代，大致都有記載。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追述的，不盡可靠，但都是金朝人追述的，比後世人的追述要真實些。金亡以後，“實錄”均存於順天的張萬戶（張柔）傢。張曾任金經略使，後來投降蒙古，並為前驅，1233年，參加攻金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之役。城破後，張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錄》並秘府圖書”。至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張柔把《金實錄》獻給朝廷。元世祖的謀士劉秉忠、王鶚等都曾先後請修《金史》。元英宗時，又修過一次《金史》。有了上述編撰的基礎，到元順帝時，自然有了豐富的史料，也能很快成書。
在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問（欲之）曾想利用金實錄撰修金史，未能實現。但所傳中州集及壬辰雜編，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這兩部書也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劉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國，他從汴京輾轉兩千餘裏，回到故鄉渾源以後，寫了歸潛志一書，記載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對瞭解金末文人及社會情況有極大參考價值。故元史館的臣僚說：“劉京叔歸潛志與元欲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金史捲一一五完顔奴申傳）這些都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較好的一部。
與遼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記註院，掌修起居註；秘書監設有著作局，掌修日曆；還有國史院，掌修實錄和國史。其實錄編修最為完備，太祖以下除衛紹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實錄；除此之外，還有記載金朝先世的《先朝實錄》3捲；生前未稱帝，死後追加尊號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顯宗也都有實錄；此外還修有國史，包括皇帝本紀及功臣列傳；金宣宗時，因害怕蒙古軍的再次進犯，金由中都（今北京）遷往開封，這些歷史文獻也隨之攜至汴京。汴京被蒙古軍攻剋之後，當時依附於蒙古，並參與了攻汴戰鬥的漢族地主軍閥張柔頗具遠見，在其他蒙軍將士爭搶金帛財寶時，他卻來到金史館，將金朝實錄及其他秘府圖書運回了傢中。這些圖書文獻在中統二年（1261年）被獻之於朝廷。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聯軍攻剋蔡州，金朝滅亡了。元朝建立後，金朝遺老王鄂不但嚮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遼、金二史的建議，而且開始着手搜集、整理金代的歷史資料。衛紹王朝沒有實錄，現在衛紹王本紀中的材料都是中統三年王鄂收集的；金朝遷蔡州之後，史書記載中斷，也是因為王鄂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著有《汝南遺事》4捲，纔得以將這一段亡國的歷史始末記載下來。因而金代歷史文獻保存得比遼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註意搜集金代史實，如金末文人劉祁著《歸潛志》、詩人元好問著《壬辰雜編》（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實。可見元末修《金史》，既有實錄、國史為根據，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補綴，還有劉祁、元好問等人的著作可直接資以參證，其所依據與《遼史》纂修時所據要豐富多了。加上這些資料又已經過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編纂者易於着手，這與《宋史》撰寫時面對一堆數量龐大、毫無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樣。於是《金史》比遼、宋二史高出一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歷次修《金史》，除依據張萬戶獻上的實錄外，還有就是金朝末年兩位學者的著述，即劉祁的《歸潛志》和元好問的《壬辰雜編》。金亡以後，元好問以編史為己任，聽說《金實錄》在張萬戶傢，就嚮他表示，願修金史，希望看到《金實錄》，但沒有如願。不過，他沒有灰心，並且說：“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於是就在傢裏著述，“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名之為“野史”，即《壬辰雜編》一書。劉祁的《歸潛志》也是元代編寫《金史》的主要史料之一。元好問和劉祁二人親身經歷了金末的喪亂之事，書中所論都是耳聞目睹，且二人文筆又好，所以《金史》中有關金末歷史的記載，寫得十分生動，使人讀之歷歷如見。
正因為元末《金史》的成書經營很久，同《宋史》、《遼史》的倉促成書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庫全書總目》中贊揚《金史》說：“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瞻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這個評價是不錯的。例如書中對金代戰爭的記述，既生動、又不冗繁。金代的戰爭比較多，如果一一鋪敘，容易寫得繁瑣冗長。而《金史》中衹是把每一件大事在一兩個主事人的紀、傳中詳述，對其他事和人，衹是在其他紀、傳中從側面加以補充。這樣就能有綱有紀，條理井然。金建國前的抗遼戰爭的河店一戰，是完顔阿骨打親自率領攻打的，《金史》就在金太祖本紀裏詳述了此次戰役。後來。金追獲遼朝皇帝，又擄取宋朝皇帝，則在大將宗翰、宗望的傳裏記述了這兩件事。
在編寫體例上，《金史》也有創新。書中的本紀第一捲，不是從金太祖阿骨打開始，而是以《世紀》為開始，追述阿骨打以前十代的事跡，便於讀者對女真先世在氏族部落時的社會情況有個大致的瞭解。本紀的最後一捲，又增加了《世紀補》，用以記述熙宗的父親景宣帝、金世宗的父親睿宗、金章宗的父親顯宗。這三人原來都是大臣，衹是由於他們的兒子做了皇帝，不便列入諸臣傳，所以又立《世記補》。這種體例，後來為《元史》、《明史》所效法。《金史》裏還可以看到《交聘表》，這是用表格形式把金與宋、西夏、高麗等國和戰，以及它們之間的往來諸事，一一記錄下來，讀起來一目瞭然。
《金史》以“實錄”為依據，史料翔實可信。如在記述金與遼的往來和徵戰中，對金統治者所用的詐謀詭計等，都能如實地敘述；對金朝統治階級的殘暴、荒淫、互相傾軋，也能比較充分地揭露。
《金史》的志書內容比較詳細，共有三十九捲，占全書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貨志》、《選舉志》、《百官志》五種寫得不錯，能反映出金朝社會的基本特徵。
當然,《金史》也有許多不足之處。有的重要人物沒有列傳，甚至無記載。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稱帝的渤海人楊樸，是阿骨打身邊重要的謀臣，金建國之初，“諸事革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這樣重要的人物為什麽在《金史》中衹字未提呢？大約不會是疏漏，而是不願把阿骨打稱帝這件開創金朝基業的事，說成是渤海人的主意。有的重要事情沒有記載，如天會十年（1132年）金立的偽齊遷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偽齊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國大事，《金史》中一概不書。此外，《金史》列傳中的人名雜亂，一人多名或譯名不一的現象很多。
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捲是初刻，五十五捲是元朝後來的覆刻本），是現存金史最早的本子。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議修於元世祖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以後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別議論過修史的事，都因義例難定未付諸實行，直到元順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纔决定“各與正統”，《遼》、《金》、《宋》三史分別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後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元朝脫脫等主持編修的《金史》，是宋、遼、金三史中編撰得最好的一部，具體參加修纂的有沙剌班、王理、伯顔、趙時敏、費著、商企翁，鐵木爾塔識、張起岩、歐陽玄、王沂、楊宗瑞等，其中歐陽玄的貢獻最為突出，他製訂《金史》撰修的發凡舉例，書中的論、贊、表、奏皆他屬筆。從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開始編撰，至第二年十一月成書。全書共一百三十五捲，其中有本紀十九捲，志三十九捲，表四捲，列傳七十三捲。記載了上起金太祖收國元年（1115年）阿骨打稱帝，下至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年）蒙古滅金，共一百二十年的歷史。
歷代對《金史》的評價很高，認為它不僅超過了《宋史》、《遼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籌。《金史》編得好，是由於原有的底本比較好，及金朝註重史書的編纂工作。
學者們一般認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雖談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與《史記》、《漢書》、《三國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卻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學家趙翼評論說：“《金史》敘事最詳略，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記》2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說：“元人之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倉促成書者不一樣，所以本書首尾完備、條例整齊、簡約而無疏漏、周贍而不繁蕪，在宋、遼、金三史之中，是最為完善的。”確實，與宋、遼二史相比，其優點是比較突出的。首先，在編纂體例和內容方面，便有許多超越前史的獨特之處。如《金史》不但記載了金建國以後120年的歷史，而且為了專門敘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跡，回顧了女真族建國前的歷史，從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歷史的珍貴材料，備受今人重視；在各《本紀》的末尾，設立了《世紀補》一篇，專門記述了幾位未曾即位稱帝，而被後代追認的幾位皇帝的事
跡，這在體例處理方面十分得體，為後代修史者所繼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專立《金國語解》一篇，用漢語標出了表現在官稱、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語稱謂，是參照釋讀《金史》及研究女真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金史》還根據具體需要，創立了《交聘表》，以編年體表格的方式記述了金朝與鄰國（如宋、西夏、高麗）的和戰及來往關係，形式新穎，內容清晰。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記述方面，處理也比較得體。對重要歷史事件、人物一般記載比較詳細，從而反映出其歷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樣詳略失當、比例失調的現象。記述歷史事實也比較客觀審慎，因而，真實性是比較可靠的。特別是本書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將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較係統、全面地記載下來。如《禮志》、《樂志》、《輿服志》、《食貨志》、《選舉志》、《百官志》等。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女真的遠祖可以追溯到商周時代的肅順。唐代時稱靺鞨。五代時，契丹稱黑水靺鞨為女真。女真從始祖函普到烏雅束八代，尚無文字，那時自然談不上史事的記載。到阿骨打建立金國以後，最初也無文字。阿骨打的侄兒、金大將完顔宗翰喜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先人遺事。後來，女真統治者逐步吸取漢族文化，設立國史院，置監修國史等史官，開始編撰史書。金太宗天會六年（1128年），令完顔勖與耶律廸延掌國史。完顔勖等就把宗翰瞭解到的從始祖以下十帝的事，綜合為三捲。金照宗皇統八年（1148年），完顔勖等又進《太祖實錄》二十捲。金世宗時，修《睿宗實錄》。世宗讓修史的人拿着修好的《睿宗實錄》去請教老臣彀英，彀英為之更正了不少錯誤。所以金代的“實錄”是比較詳實的，從世祖函普起，到哀宗守緒，共十九代，大致都有記載。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追述的，不盡可靠，但都是金朝人追述的，比後世人的追述要真實些。金亡以後，“實錄”均存於順天的張萬戶（張柔）傢。張曾任金經略使，後來投降蒙古，並為前驅，1233年，參加攻金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之役。城破後，張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錄》並秘府圖書”。至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張柔把《金實錄》獻給朝廷。元世祖的謀士劉秉忠、王鶚等都曾先後請修《金史》。元英宗時，又修過一次《金史》。有了上述編撰的基礎，到元順帝時，自然有了豐富的史料，也能很快成書。
在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問（欲之）曾想利用金實錄撰修金史，未能實現。但所傳中州集及壬辰雜編，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這兩部書也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劉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國，他從汴京輾轉兩千餘裏，回到故鄉渾源以後，寫了歸潛志一書，記載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對瞭解金末文人及社會情況有極大參考價值。故元史館的臣僚說：“劉京叔歸潛志與元欲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金史捲一一五完顔奴申傳）這些都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較好的一部。
與遼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記註院，掌修起居註；秘書監設有著作局，掌修日曆；還有國史院，掌修實錄和國史。其實錄編修最為完備，太祖以下除衛紹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實錄；除此之外，還有記載金朝先世的《先朝實錄》3捲；生前未稱帝，死後追加尊號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顯宗也都有實錄；此外還修有國史，包括皇帝本紀及功臣列傳；金宣宗時，因害怕蒙古軍的再次進犯，金由中都（今北京）遷往開封，這些歷史文獻也隨之攜至汴京。汴京被蒙古軍攻剋之後，當時依附於蒙古，並參與了攻汴戰鬥的漢族地主軍閥張柔頗具遠見，在其他蒙軍將士爭搶金帛財寶時，他卻來到金史館，將金朝實錄及其他秘府圖書運回了傢中。這些圖書文獻在中統二年（1261年）被獻之於朝廷。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聯軍攻剋蔡州，金朝滅亡了。元朝建立後，金朝遺老王鄂不但嚮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遼、金二史的建議，而且開始着手搜集、整理金代的歷史資料。衛紹王朝沒有實錄，現在衛紹王本紀中的材料都是中統三年王鄂收集的；金朝遷蔡州之後，史書記載中斷，也是因為王鄂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著有《汝南遺事》4捲，纔得以將這一段亡國的歷史始末記載下來。因而金代歷史文獻保存得比遼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註意搜集金代史實，如金末文人劉祁著《歸潛志》、詩人元好問著《壬辰雜編》（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實。可見元末修《金史》，既有實錄、國史為根據，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補綴，還有劉祁、元好問等人的著作可直接資以參證，其所依據與《遼史》纂修時所據要豐富多了。加上這些資料又已經過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編纂者易於着手，這與《宋史》撰寫時面對一堆數量龐大、毫無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樣。於是《金史》比遼、宋二史高出一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歷次修《金史》，除依據張萬戶獻上的實錄外，還有就是金朝末年兩位學者的著述，即劉祁的《歸潛志》和元好問的《壬辰雜編》。金亡以後，元好問以編史為己任，聽說《金實錄》在張萬戶傢，就嚮他表示，願修金史，希望看到《金實錄》，但沒有如願。不過，他沒有灰心，並且說：“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於是就在傢裏著述，“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名之為“野史”，即《壬辰雜編》一書。劉祁的《歸潛志》也是元代編寫《金史》的主要史料之一。元好問和劉祁二人親身經歷了金末的喪亂之事，書中所論都是耳聞目睹，且二人文筆又好，所以《金史》中有關金末歷史的記載，寫得十分生動，使人讀之歷歷如見。
正因為元末《金史》的成書經營很久，同《宋史》、《遼史》的倉促成書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庫全書總目》中贊揚《金史》說：“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瞻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這個評價是不錯的。例如書中對金代戰爭的記述，既生動、又不冗繁。金代的戰爭比較多，如果一一鋪敘，容易寫得繁瑣冗長。而《金史》中衹是把每一件大事在一兩個主事人的紀、傳中詳述，對其他事和人，衹是在其他紀、傳中從側面加以補充。這樣就能有綱有紀，條理井然。金建國前的抗遼戰爭的河店一戰，是完顔阿骨打親自率領攻打的，《金史》就在金太祖本紀裏詳述了此次戰役。後來。金追獲遼朝皇帝，又擄取宋朝皇帝，則在大將宗翰、宗望的傳裏記述了這兩件事。
在編寫體例上，《金史》也有創新。書中的本紀第一捲，不是從金太祖阿骨打開始，而是以《世紀》為開始，追述阿骨打以前十代的事跡，便於讀者對女真先世在氏族部落時的社會情況有個大致的瞭解。本紀的最後一捲，又增加了《世紀補》，用以記述熙宗的父親景宣帝、金世宗的父親睿宗、金章宗的父親顯宗。這三人原來都是大臣，衹是由於他們的兒子做了皇帝，不便列入諸臣傳，所以又立《世記補》。這種體例，後來為《元史》、《明史》所效法。《金史》裏還可以看到《交聘表》，這是用表格形式把金與宋、西夏、高麗等國和戰，以及它們之間的往來諸事，一一記錄下來，讀起來一目瞭然。
《金史》以“實錄”為依據，史料翔實可信。如在記述金與遼的往來和徵戰中，對金統治者所用的詐謀詭計等，都能如實地敘述；對金朝統治階級的殘暴、荒淫、互相傾軋，也能比較充分地揭露。
《金史》的志書內容比較詳細，共有三十九捲，占全書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貨志》、《選舉志》、《百官志》五種寫得不錯，能反映出金朝社會的基本特徵。
當然,《金史》也有許多不足之處。有的重要人物沒有列傳，甚至無記載。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稱帝的渤海人楊樸，是阿骨打身邊重要的謀臣，金建國之初，“諸事革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這樣重要的人物為什麽在《金史》中衹字未提呢？大約不會是疏漏，而是不願把阿骨打稱帝這件開創金朝基業的事，說成是渤海人的主意。有的重要事情沒有記載，如天會十年（1132年）金立的偽齊遷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偽齊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國大事，《金史》中一概不書。此外，《金史》列傳中的人名雜亂，一人多名或譯名不一的現象很多。
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捲是初刻，五十五捲是元朝後來的覆刻本），是現存金史最早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