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格》，唐佚名撰。见敦煌残卷第三○一一号背面。现存较完整者三行乃“七对”名目，此外有诗四句。此断片虽为残文，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七对之名目、顺序与《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前七对完全一致，可证其为时人之通说，亦可为空海“古人同出斯对”之语作一旁证；其二，此三行残文从字迹来看，幼稚拙劣，显然出于学郎所书。而习书以《诗格》为内容，亦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唐代《诗格》类书在民间颇为流行之消息。
关于此文年代，从内容上推断，应该属初、盛唐之间。该卷正面所钞为《论语集解》，卷七前有“戊寅年十一月六日僧马永隆手写《论语》一卷之耳”一行，徐俊拟定“戊寅年”为公元八五八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池田温则拟定为公元九一八年(参看徐慷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页八七四—八七五引)。从书写款式来看，其中有将纸倒转倒书之现象。在敦煌写卷中，此类现象多出现于中唐前，至中唐便少见，唐末张议潮后便绝迹(参看姜亮夫《敦煌碎金·导言》“款式问题”)。此亦有助于判断此文钞写年代不会晚至五代时期。
哈哈儿据张伯伟编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繁体竖排本《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录校制作。
关于此文年代，从内容上推断，应该属初、盛唐之间。该卷正面所钞为《论语集解》，卷七前有“戊寅年十一月六日僧马永隆手写《论语》一卷之耳”一行，徐俊拟定“戊寅年”为公元八五八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池田温则拟定为公元九一八年(参看徐慷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页八七四—八七五引)。从书写款式来看，其中有将纸倒转倒书之现象。在敦煌写卷中，此类现象多出现于中唐前，至中唐便少见，唐末张议潮后便绝迹(参看姜亮夫《敦煌碎金·导言》“款式问题”)。此亦有助于判断此文钞写年代不会晚至五代时期。
哈哈儿据张伯伟编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繁体竖排本《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录校制作。
《文笔式》，作者不详。此书在中国历代书目中未见著录，中土亦未有流传。《日本国见在书目》“小学家”类著录“《文笔式》二卷”，其遗文散见于《文镜秘府论》中。
关于此书产生年代，中外学者有不同意见。罗根泽《文笔式甄微》(载《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一月)根据此书所引及诗无唐代作品，以及称温子升、邢邵、魏收诸人为“近代词人”等线索，推断作者为隋时人。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复据文中引徐陵文有“诚臣”，以为当出作者避隋高祖杨坚之父杨忠讳而改，遂谓“此书盖出隋人之手”(页四百七十五)。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则根据《文笔式》与《笔札华梁》内容近似推论，若是前者引用后者，则其作者当与上官仪同时或稍后，反之，则《文笔式》在《笔札华梁》前。虽无确证可说明其为隋时人，但可以断言其为盛唐前作品(页四二)。
今案：使用“诚臣”一词未必可证其必出于隋人之手。如唐太宗《赐萧瑀》诗亦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全唐诗》卷一)之句，据《旧唐书·萧瑀传》载，此诗乃作于唐贞观年间，即为一证。又《文镜秘府论·文笔十病得失》录《文笔式》云云，其中引及鲍照《河清颂序》，鲍照之“照”各本均作“昭”，显然出于避武后“曌”之讳而改(参见《定本弘法大师全集》第六卷《文镜秘府论》页四二三)。又《七种言句例》自一言句至七言句全录《笔札华梁》，八言至十一言则录《文笔式》，显然是对《笔札华梁》之增补。又《日本国见在书目》大致按作者先后分类排列，《文笔式》乃在杜正伦《文笔要决》之下，元兢《诗髓脑》之前。据《旧唐书·杜正伦传》，杜氏乃卒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六五八年)以后。综上所述，可确认《文笔式》产生时代当稍后于《笔札华梁》，即武后时期。
考今本《文笔式》内容，出于其自创者并下多见，大多雷同于刘善经《四声指归》及上官仪《笔札华梁》，故在辑考中往往不易作十分确切之厘清。如《属对》、《论体》、《定位》、《文卜及《文笔十病得失》诸篇，均根据今人推断结果所作之初步整理。但三家所说，既然宗旨一贯，后出者便不妨既引述袭用，又有所增补附益，此亦古书通例之一(参看余嘉锡《古书通例·辨附益》)。
《文笔式》一书在中土虽未见流传，但托名魏文帝《诗格》，其中部分内容即自《文笔式》中袭取而来。又此书因较早传入日本，遂产生较大影响。如平安时代空海《文镜秘府论》中曾大量引用其文，《本朝文粹》卷七《省试诗论》亦记载当时文人以《文笔式》理论作为讨论声病之依据；镰仓时代释了尊《悉昙轮略图抄》(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四卷)也曾经加以引用，可见此书对日本汉文学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文”“笔”之分始自晋宋，《文心雕龙·总术篇》谓：“别目两名，自近代耳。”《文笔式》对于“文”“笔”之区分，上承刘勰，谓：“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简洁明了。
哈哈儿据张伯伟编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繁体竖排本《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录校制作。
关于此书产生年代，中外学者有不同意见。罗根泽《文笔式甄微》(载《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一月)根据此书所引及诗无唐代作品，以及称温子升、邢邵、魏收诸人为“近代词人”等线索，推断作者为隋时人。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复据文中引徐陵文有“诚臣”，以为当出作者避隋高祖杨坚之父杨忠讳而改，遂谓“此书盖出隋人之手”(页四百七十五)。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则根据《文笔式》与《笔札华梁》内容近似推论，若是前者引用后者，则其作者当与上官仪同时或稍后，反之，则《文笔式》在《笔札华梁》前。虽无确证可说明其为隋时人，但可以断言其为盛唐前作品(页四二)。
今案：使用“诚臣”一词未必可证其必出于隋人之手。如唐太宗《赐萧瑀》诗亦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全唐诗》卷一)之句，据《旧唐书·萧瑀传》载，此诗乃作于唐贞观年间，即为一证。又《文镜秘府论·文笔十病得失》录《文笔式》云云，其中引及鲍照《河清颂序》，鲍照之“照”各本均作“昭”，显然出于避武后“曌”之讳而改(参见《定本弘法大师全集》第六卷《文镜秘府论》页四二三)。又《七种言句例》自一言句至七言句全录《笔札华梁》，八言至十一言则录《文笔式》，显然是对《笔札华梁》之增补。又《日本国见在书目》大致按作者先后分类排列，《文笔式》乃在杜正伦《文笔要决》之下，元兢《诗髓脑》之前。据《旧唐书·杜正伦传》，杜氏乃卒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六五八年)以后。综上所述，可确认《文笔式》产生时代当稍后于《笔札华梁》，即武后时期。
考今本《文笔式》内容，出于其自创者并下多见，大多雷同于刘善经《四声指归》及上官仪《笔札华梁》，故在辑考中往往不易作十分确切之厘清。如《属对》、《论体》、《定位》、《文卜及《文笔十病得失》诸篇，均根据今人推断结果所作之初步整理。但三家所说，既然宗旨一贯，后出者便不妨既引述袭用，又有所增补附益，此亦古书通例之一(参看余嘉锡《古书通例·辨附益》)。
《文笔式》一书在中土虽未见流传，但托名魏文帝《诗格》，其中部分内容即自《文笔式》中袭取而来。又此书因较早传入日本，遂产生较大影响。如平安时代空海《文镜秘府论》中曾大量引用其文，《本朝文粹》卷七《省试诗论》亦记载当时文人以《文笔式》理论作为讨论声病之依据；镰仓时代释了尊《悉昙轮略图抄》(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四卷)也曾经加以引用，可见此书对日本汉文学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文”“笔”之分始自晋宋，《文心雕龙·总术篇》谓：“别目两名，自近代耳。”《文笔式》对于“文”“笔”之区分，上承刘勰，谓：“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简洁明了。
哈哈儿据张伯伟编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繁体竖排本《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录校制作。
敦煌写本。【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斯二一四四】原无标题，亦无作者姓名。王庆菽先生依故事内容拟题，并仔细校录，收录于《敦煌变文集》中。
关于本篇的撰写年代，唐代李延寿《北史》卷六十八《韩雄传》附子擒虎的事迹，与本篇有类似之处，故本篇话本显然采自唐代民间传说故事演化而成。篇内有“会昌既临朝之日”诸字，“会昌”，是唐武宗李炎的年号，时值公元８４１年至８４６年，而本篇所述韩擒虎是隋初人，会昌离隋初已经两百六十年，似因北周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反对佛教的，故而民间说话人对历史年代发生了误会。但是，这一误会正好反映出这一话本产生在唐武宗的时代。
从篇末“画本既终，并无抄略”八字可见，本篇内容是完整的。“画本”似为“话本”之误。
---出《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关于本篇的撰写年代，唐代李延寿《北史》卷六十八《韩雄传》附子擒虎的事迹，与本篇有类似之处，故本篇话本显然采自唐代民间传说故事演化而成。篇内有“会昌既临朝之日”诸字，“会昌”，是唐武宗李炎的年号，时值公元８４１年至８４６年，而本篇所述韩擒虎是隋初人，会昌离隋初已经两百六十年，似因北周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反对佛教的，故而民间说话人对历史年代发生了误会。但是，这一误会正好反映出这一话本产生在唐武宗的时代。
从篇末“画本既终，并无抄略”八字可见，本篇内容是完整的。“画本”似为“话本”之误。
---出《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铜人针灸经》,针灸著作。七卷。此书虽冠“铜人”之名，实与“铜人”无涉。系元代书商抄录《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针经》的全文，析分为卷一-六，另附针灸禁忌一卷。原书成于唐代，作者已无可考。书中记载了一些常用要穴的针治经验，并附十二幅腧穴图。现存明·清刻本、《四库全书》本等。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著录《玉泉子见闻真录》5卷，《通志》"杂史类"著录书名卷数相同，并谓"记唐懿宗至昭宗时事"，与今题《玉泉子》1卷本内容吻合。此书所载内容多为中晚唐故事，怪志不多。以人物纪事为主，涉及中晚唐人物裴度、李德裕、杜悰、白敏中、李石、李讷、温庭筠、王铎、崔铉、刘賁、卢携、杜黄裳、崔湜、李抱真、令狐绹、郑畋、郑光等40余人，多可与史传相参证。书中所记晚唐以钱贿官之风、漕运费用，均是研治中晚唐政治社会史有用的资料。 传世版本除明刊本外，《稗海》、《子书百种》、《唐人说荟》等均收有此书。1958年中华书局据《稗海》本标点印行。
《大唐传载》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记唐初至元和中杂事。唐、宋艺文志俱不载。前有自序，称八年夏，南行岭峤，暇日泷舟传所闻而载之。考穆宗以后，惟太和、大中、咸通乃有八年，此书不著其纪元之号，所云八年者，亦不知其在何时也。所录唐公卿事迹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於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惟称贞元中郑国、韩国二公主加谥为公主追谥之始，而不知高祖女平阳昭公主有谥已在前。又萧颖士逢一老人，谓其似鄱阳王，据《集异记》乃发冢巨盗，而此纪之以为异人。如此之类，与诸书多不合。盖当时流传互异，作者各承所闻而录之，故不免牴牾也。
《大唐传载》一卷 （唐）□□撰明抄本 清顺治四年孙明志抄本（存北图）
《大唐传载》（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唐）佚名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大唐传载》六卷 清初抄本（存北图）
《大唐传载》一卷 （唐）□□撰明抄本 清顺治四年孙明志抄本（存北图）
《大唐传载》（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唐）佚名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五八年排印本
《大唐传载》六卷 清初抄本（存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