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阳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又到桂林依瞿式耜，后目睹明王朝已腐败不可救药，遂愤而隐伏深山，刻苦研究，勤奋著述者垂四十余年。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在知行关系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在美学观点上多独到见解，如主张“神会”、“心意为主”、“鉴古酌今”，强调情景不可相离等。善诗文，也工词曲。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李慈铭△读永历实录
王夫之而农所著《永历实录》。凡二十六卷，纪一卷，题曰大行皇帝（郑成功在台湾上谥号曰昭宗匡皇帝，王氏远隔楚南，故未知也。）传二十五卷。首以瞿严两公，终以叛臣列传，为刘承允陈邦傅（基云陈邦傅字霖寰，浙江绍兴人，为他书所未见。王氏所极推重者，瞿忠宣与严忠节。忠节为山阴人，是录乃以越人为终始，亦足刷乡邦之耻矣。）两人。其第二十四卷为《佞幸》，则马吉翔严云从（江西分宜人，严世蕃之曾孙。）侯性（河南归德人，侯恂之弟。）三人。二十五卷为宦者，则李国辅王坤庞天寿夏国祥四人。而农当永历时，以忠宣荐官行人，尝请忠节力救五虎之狱。及忠节被弹，而农三上疏纠阁臣王化澄，因此遂归，故于永历入滇以后事多不详。如极贬吴贞毓，而不知其后有十八先生之狱；马吉翔实死于缅甸祝水之祸，而以为降我朝见杀；其余舛缪，亦多不免。又甚不满于何中湘，而极称金堡，尤是明季门户习气，失是非之公。至叮楚因降李成栋见杀。而谓其据岑溪与我兵战，不胜而死；郭之奇吴炳皆死节，而以为皆降而死；杨畏知始以兵拒孙可望被执，后终大骂而死，而以为被胁为用。郭之奇及鲁可藻虽心地未纯，皆可节取，而极贬之侪于程源万翱之列，此皆舛戾不足为定评。又谓朱天麟欲逐严起恒杀金堡，乃与陈邦傅谋通款于孙可望，吴贞毓亦密启称臣，皆疑非实。惟自永历居梧以前，而农身仕其朝，见闻较著，固有他书所不及详者。如谓桂端王薨后，安仁王由棱承国事，未几暴薨。永历即位，追尊为桂恭王，可订诸书或称端王为恭王者之讹。（叮楚传，谓魁楚故怨恭王，又受思文密旨侦桂邸动静，遂欲因事中王。一日就王饮，刺其言以奏，未浃月，王暴薨。或曰魁楚奉密旨为之。此事疑近诬。）谓永历初立，即上嫡母王氏为慈圣皇太后，生母马氏为慈甯皇太后，可诸书或言王太后崩后始尊马太后者之误。（慈圣为神宗生母李太后徽号，不应相袭，当从瞿忠宣集作宁圣昭圣。）何腾蛟子文瑞以荫至兵部侍郎，居桂林，广西陷遇害。（张同敞传言何文瑞以故督子仍督滇军。）诸书言文瑞官止愈都御史，且不详其所终。刘湘客擢翰林侍请学士，朱天麟王化澄言其非科目，不当入内制，湘客不自安，请外除，遂改命都御史协理院事，旋构梧州之狱。诸书称湘客官，或曰侍读，或曰少詹事，或曰礼部侍郎，或曰副都御史者，皆非。侯伟时于崇祯末已官吏部验封司郎中，永历时诏拜吏部右侍郎，代尚书李若星管部事，殉难后赠礼部尚书。《明史》诸书言伟时官吏部主事者，大误。何中湘谥文忠，诸书或作忠烈，或作文烈，或作文节，（见瞿忠宣集。）以中湘资望论之，当以文忠为是。其他所载，如姜曰广赠进贤伯，谥文忠；（纪作文愍，疑当从传。所载姜曰广江西反正时，加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再晋少师建极殿大学士，亦他书所未详。）章旷赠华亭伯，谥文简，旷兄简，隆武中赠郎中，谥节愍；侯伟时谥忠靖；王得仁谥忠壮；（传作武烈。）亦诸书所未见。晏清字元洲，刘远生本名广允，以字行，（湘客之兄。）刘季钅广字安世，（同升之子。）袁彭年字介眉，（它书皆言彭年为宏道之子，此独石中道之子，中道字小修，中郎之弟也。）郭之奇字菽子，万翱字九皋，程源字金一，王化澄字登水，了时魁字斗生，曹志建字光宇，杨国栋字瑞宇，马进忠字葵宇，皮熊字玉山，李成栋字廷玉，子元允字元伯，皆足补霸史之阙。李定国它书称其字鸿远，此书作甯宇，因名推义，疑此为得。至焦琏之字，他书作国器，此作瑞庭；金声桓之字，他书作虎臣，此作虎符；则未知孰是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二月初四日
王夫之而农所著《永历实录》。凡二十六卷，纪一卷，题曰大行皇帝（郑成功在台湾上谥号曰昭宗匡皇帝，王氏远隔楚南，故未知也。）传二十五卷。首以瞿严两公，终以叛臣列传，为刘承允陈邦傅（基云陈邦傅字霖寰，浙江绍兴人，为他书所未见。王氏所极推重者，瞿忠宣与严忠节。忠节为山阴人，是录乃以越人为终始，亦足刷乡邦之耻矣。）两人。其第二十四卷为《佞幸》，则马吉翔严云从（江西分宜人，严世蕃之曾孙。）侯性（河南归德人，侯恂之弟。）三人。二十五卷为宦者，则李国辅王坤庞天寿夏国祥四人。而农当永历时，以忠宣荐官行人，尝请忠节力救五虎之狱。及忠节被弹，而农三上疏纠阁臣王化澄，因此遂归，故于永历入滇以后事多不详。如极贬吴贞毓，而不知其后有十八先生之狱；马吉翔实死于缅甸祝水之祸，而以为降我朝见杀；其余舛缪，亦多不免。又甚不满于何中湘，而极称金堡，尤是明季门户习气，失是非之公。至叮楚因降李成栋见杀。而谓其据岑溪与我兵战，不胜而死；郭之奇吴炳皆死节，而以为皆降而死；杨畏知始以兵拒孙可望被执，后终大骂而死，而以为被胁为用。郭之奇及鲁可藻虽心地未纯，皆可节取，而极贬之侪于程源万翱之列，此皆舛戾不足为定评。又谓朱天麟欲逐严起恒杀金堡，乃与陈邦傅谋通款于孙可望，吴贞毓亦密启称臣，皆疑非实。惟自永历居梧以前，而农身仕其朝，见闻较著，固有他书所不及详者。如谓桂端王薨后，安仁王由棱承国事，未几暴薨。永历即位，追尊为桂恭王，可订诸书或称端王为恭王者之讹。（叮楚传，谓魁楚故怨恭王，又受思文密旨侦桂邸动静，遂欲因事中王。一日就王饮，刺其言以奏，未浃月，王暴薨。或曰魁楚奉密旨为之。此事疑近诬。）谓永历初立，即上嫡母王氏为慈圣皇太后，生母马氏为慈甯皇太后，可诸书或言王太后崩后始尊马太后者之误。（慈圣为神宗生母李太后徽号，不应相袭，当从瞿忠宣集作宁圣昭圣。）何腾蛟子文瑞以荫至兵部侍郎，居桂林，广西陷遇害。（张同敞传言何文瑞以故督子仍督滇军。）诸书言文瑞官止愈都御史，且不详其所终。刘湘客擢翰林侍请学士，朱天麟王化澄言其非科目，不当入内制，湘客不自安，请外除，遂改命都御史协理院事，旋构梧州之狱。诸书称湘客官，或曰侍读，或曰少詹事，或曰礼部侍郎，或曰副都御史者，皆非。侯伟时于崇祯末已官吏部验封司郎中，永历时诏拜吏部右侍郎，代尚书李若星管部事，殉难后赠礼部尚书。《明史》诸书言伟时官吏部主事者，大误。何中湘谥文忠，诸书或作忠烈，或作文烈，或作文节，（见瞿忠宣集。）以中湘资望论之，当以文忠为是。其他所载，如姜曰广赠进贤伯，谥文忠；（纪作文愍，疑当从传。所载姜曰广江西反正时，加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再晋少师建极殿大学士，亦他书所未详。）章旷赠华亭伯，谥文简，旷兄简，隆武中赠郎中，谥节愍；侯伟时谥忠靖；王得仁谥忠壮；（传作武烈。）亦诸书所未见。晏清字元洲，刘远生本名广允，以字行，（湘客之兄。）刘季钅广字安世，（同升之子。）袁彭年字介眉，（它书皆言彭年为宏道之子，此独石中道之子，中道字小修，中郎之弟也。）郭之奇字菽子，万翱字九皋，程源字金一，王化澄字登水，了时魁字斗生，曹志建字光宇，杨国栋字瑞宇，马进忠字葵宇，皮熊字玉山，李成栋字廷玉，子元允字元伯，皆足补霸史之阙。李定国它书称其字鸿远，此书作甯宇，因名推义，疑此为得。至焦琏之字，他书作国器，此作瑞庭；金声桓之字，他书作虎臣，此作虎符；则未知孰是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二月初四日
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的哲学著作。共有 9卷。《正蒙》是北宋张载的主要哲学著作，阐发易理，论证了 “太虚即气则无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 “一物两体”、“动非自外”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晚年对张载思想十分推崇，通过注解《正蒙》，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哲学思想，对佛、道和宋明道学的唯心主义作了深刻批判。
书中对“气”范畴作了更明确的哲学规定，完善了唯物主义的本体学说，认为宇宙间除了“弥沦无涯”、“通一而无二”的物质性的“气”以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对“气”的普遍无限性作出了新规定。他指出，“气”只有聚散而没有生灭，“散入无形而适得气之体，聚为有形而不失气之常”，并以一些实例论证物质不灭的思想。
书中肯定了物质和运动的统一，而物质运动变化的源泉是其内在矛盾。认为“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
本书还深化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的发生，需要“形”（感觉器官）、“神”（思维活动）、“物”(客观对象)三者的结合；而作为认识对象之“物”，还需是主体作用的对象，“不然，物各自物，而非我所得用，非物矣”。至于已获得的认识，还需要“实践之”，只有“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才能证明认识的真理性。
本书于王夫之逝世后10余年由王敔初刊，后收入曾刻本《船山遗书》，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75年中华书局以金陵《船山遗书》刻本为底本，参以别本，重新校勘、标点，出版了新的排印本。
书中对“气”范畴作了更明确的哲学规定，完善了唯物主义的本体学说，认为宇宙间除了“弥沦无涯”、“通一而无二”的物质性的“气”以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对“气”的普遍无限性作出了新规定。他指出，“气”只有聚散而没有生灭，“散入无形而适得气之体，聚为有形而不失气之常”，并以一些实例论证物质不灭的思想。
书中肯定了物质和运动的统一，而物质运动变化的源泉是其内在矛盾。认为“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
本书还深化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的发生，需要“形”（感觉器官）、“神”（思维活动）、“物”(客观对象)三者的结合；而作为认识对象之“物”，还需是主体作用的对象，“不然，物各自物，而非我所得用，非物矣”。至于已获得的认识，还需要“实践之”，只有“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才能证明认识的真理性。
本书于王夫之逝世后10余年由王敔初刊，后收入曾刻本《船山遗书》，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75年中华书局以金陵《船山遗书》刻本为底本，参以别本，重新校勘、标点，出版了新的排印本。
（顺治十二年）八月，王夫之撰完《老子衍》。他摒弃了过去注释《老子》者的陈言，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方法研究《老子》，既对其中的“道”在“物 ”先、“有”生于“无”的唯心论和把矛盾转化看作是循环往复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又改造和吸取了其中某些关于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观念，用来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此外，王夫之认为《老子》主张统治者行“无为而治”，可以“节取”，因为统治者于人民困敝之际，“使测老子之几，以俟其自复，则有瘥也 ”。
《宋论》是王夫之的史学名著,前人曾给予极高评价。但它也含有不少相对保守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实践主张消极,财政思想落后,法治观念陈旧,对言论建策反感,而且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十分严重。从王夫之晚年的这些思想来看,他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一部史论。它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泰至玉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哀得失，褒队物，总结经验，引才鉴今．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寻求民族复兴的大免全书约60余万字，分为50卷，每卷之中，以朝代为别；每代之中，以帝王之号为目，共船目，目下又分作一个个专题；另在“卷末”附有“叙论”四篇。该书文采飞扬，议论纵横，新见选出，论点精到，堪称传统史论中最系统、最精彩的杰作，同时也全面地反映了王夫之进步的历史现和政治思想倾向。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一个进步。
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当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在阅读《读通鉴论》时，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
书评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在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读通鉴论》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一个进步。
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当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在阅读《读通鉴论》时，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
书评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系统的史论代表作之一。作者认真研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有感而发，随事阐述自己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认识。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全书约六十余万字，按朝代分为三十卷，卷末又附有《叙论》，没有篇题。
全书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了作者发展进化的历史观。他痕恨明王朝的腐败政治，主张改革；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还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对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道学进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识地把评史与论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读古人之书”必须“揣当今之争”，才能“为治之资”。因此王夫之的史论著作不仅贯穿着他的史学思想理论，也渗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论。
在对宋、明理学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称三代以下“人欲横流”、主张“法先王”的复古倒退思想进行批判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而三代则是“国少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秸面鸠刑，衣能结而食草木”，社会落后生活艰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读通鉴论》卷二十。“世益降，物益备”《读通鉴论》卷十九，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生活才日益丰富起来，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古代的办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于今天，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法令和治国之道，必须“趋时更新”，“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读通鉴论》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卷二十四国家的治乱存亡与人的生死寿夭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律，并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认识和掌握的。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作者认为秦始皇废除分封行郡县，是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代以下，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卷一，被分封行郡县变革的成功是顺应了“势之所趋”，符合“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作者还进一步带证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卷一，秦始皇是出于“私天下”的动机而实行郡县制的，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过秦始皇主观动机这一偶然性体现出来的。
此外《读通鉴论》一书在分析评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多有独到见解和中肯意见，又能一一例举，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农民的疾苦，痛恨反动统治的腐败，主张改革，但其认识还局限于对原有制度的改良，没有认识到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
王子曰：岳为峰七十二，莲居其一。为岳西偏，为郡东北，为邑西为上湘东侧，又南为中湘南址。地从岳而去者，渐上三十里级嵩。从函口发者，以次上八十里。萦一宿河源上者，直登二十里。二道稍夷，顾游者从峻级者，多略二道。至其千壑万嶂，两脉坟聚，奔乎莲之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