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捲，原為抄本，舊題昆山顧炎武輯。因其書記福王、唐王及桂王事，而又稱清曰虜，在清代當為禁書。清季文網漸弛，遂有印本行世。茲即據陳漢光先生所見示之光緒戊申（三十四年）上海石印本鈔錄，並加標點，列為臺灣文獻叢刊之一。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
《日知錄》書名取之於《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捲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其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采銅於山”。現在，人們仍然常常用顧炎武“采銅於山”的比喻，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日知錄》的思想也超越了當時大多數學者，其中尤以區分“保國"與"保天下”為最.“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捲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 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新有密切的聯繫。潘耒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四庫全書總目》則分作十五類，即經義、政事、世風、禮製、科舉、藝文、名義、古事真妄、史法、註書、雜事、兵及外國事、天象術數、地理、雜考證。這兩種劃分都有其價值。前者重視了《日知錄》的經世意義，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並說這書衹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采用其說，會大有益於“世道人心”，如果僅嘆服其考據的精闢，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後者則偏重其學術意義，劃分雖更為細緻卻不免得其體而遺其神，評價也與前者相左，盛稱顧氏考據之學而貶低其經世思想，認為“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關於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他說：“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捲。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撰寫《日知錄》，“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這說明，《日知錄》是寄托作者經世思想的一部書，內容大體分為三類：經術、治道、博聞，而核心則是“治道 ”。
《日知錄》中的經世思想是豐富的。顧氏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决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並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傢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産，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製，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姦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
顧炎武看到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對於君主的地位，君主與臣下的關係，顧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釋。在《周室班爵祿》條中，他說，天子、公、侯、伯、子、男，並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管理國傢事物，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祿”是他們為老百姓工作，取之於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不應該肆虐於上以自尊，不應該厚取於民以自奉。他列舉出大量的歷史上“稱臣下為父母”、“人臣稱人君”、“ 人臣稱萬歲”的例子，以淡化至高無上的君權，為建立新型的君臣關係提供歷史根據，表現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歷史人物一樣，顧炎武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較濃厚的封建正統意識和狹隘的民族觀念；他提出的“寓封建於郡縣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帶有不少宗法色彩。這些在《日知錄》都有所反映。汲取精華、剔除糟粕，是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對待《日知錄》，也應如此。
《日知錄》書名取之於《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捲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其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采銅於山”。現在，人們仍然常常用顧炎武“采銅於山”的比喻，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日知錄》的思想也超越了當時大多數學者，其中尤以區分“保國"與"保天下”為最.“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捲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 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新有密切的聯繫。潘耒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四庫全書總目》則分作十五類，即經義、政事、世風、禮製、科舉、藝文、名義、古事真妄、史法、註書、雜事、兵及外國事、天象術數、地理、雜考證。這兩種劃分都有其價值。前者重視了《日知錄》的經世意義，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並說這書衹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采用其說，會大有益於“世道人心”，如果僅嘆服其考據的精闢，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後者則偏重其學術意義，劃分雖更為細緻卻不免得其體而遺其神，評價也與前者相左，盛稱顧氏考據之學而貶低其經世思想，認為“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關於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他說：“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捲。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撰寫《日知錄》，“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這說明，《日知錄》是寄托作者經世思想的一部書，內容大體分為三類：經術、治道、博聞，而核心則是“治道 ”。
《日知錄》中的經世思想是豐富的。顧氏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决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並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傢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産，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製，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姦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
顧炎武看到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對於君主的地位，君主與臣下的關係，顧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釋。在《周室班爵祿》條中，他說，天子、公、侯、伯、子、男，並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管理國傢事物，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祿”是他們為老百姓工作，取之於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不應該肆虐於上以自尊，不應該厚取於民以自奉。他列舉出大量的歷史上“稱臣下為父母”、“人臣稱人君”、“ 人臣稱萬歲”的例子，以淡化至高無上的君權，為建立新型的君臣關係提供歷史根據，表現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歷史人物一樣，顧炎武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較濃厚的封建正統意識和狹隘的民族觀念；他提出的“寓封建於郡縣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帶有不少宗法色彩。這些在《日知錄》都有所反映。汲取精華、剔除糟粕，是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對待《日知錄》，也應如此。
京師九門，其西北曰德勝門，元之健德門也。洪武元年九月，大將軍徐達改今名。
出門八裏為土城，元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己未，也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捨人趙榮為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於土城，即此地也。
出門八裏為土城，元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己未，也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捨人趙榮為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於土城，即此地也。
京師九門，其西北曰德勝門，元之健德門也。洪武元年九月，大將軍徐達改今名。
出門八裏為土城，元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己未，也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捨人趙榮為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於土城，即此地也。
出門八裏為土城，元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己未，也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參議王復為右通政，中書捨人趙榮為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於土城，即此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