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作者于1927年写的。它是一篇日记体裁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五四”运动后几年北京城里的几个青年的生活。作者用大胆的毫不遮掩的笔触，细腻真实地刻划出女方角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同时明确地表露出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者的反抗带来的悲剧结果。莎菲这种女性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她追求真正的爱情，追求自己，希望人们真正地了解她，她要同旧势力决裂，但新东西又找不到。她的不满是对着当时的社会的。
丁玲在20年代时就以其大胆的女性意识、敏锐的文学感觉和细腻的叙述风格闻名文坛，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反映了当时知识少女的苦闷与追求，成为文坛不朽之作，写于40年代中后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她创作生涯的高峰，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的一种。
丁玲在20年代时就以其大胆的女性意识、敏锐的文学感觉和细腻的叙述风格闻名文坛，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反映了当时知识少女的苦闷与追求，成为文坛不朽之作，写于40年代中后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她创作生涯的高峰，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的一种。
（一）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最最珍贵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阁下！
可以说，我四处追寻您，我最最珍贵的朋友，已经有三天了。因为我有一件极其紧要的事情，要与您商量，却又哪儿也找不到您。昨天我妻子在谢苗·阿列克谢依奇那里顺便给您开了个玩笑，取笑你们夫妇，说您和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是一对屁股坐不住的忙人。结婚不到三个月，就已经不要自己的老家了。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当时是对您们充满真挚的友情的。不过玩笑归玩笑，除开玩笑之外，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您可给我制造了不少麻烦。谢苗·阿列克谢依奇对我说，您或许是去联合协会参加舞会了吧？我让妻子留在谢苗·阿列克谢依奇的夫人处，自己便马上飞身跑到联合协会。真是又可笑又可悲，叫人哭笑不得！请您设想一下我的处境：我去舞场竟是独自一人，没带妻子！伊凡·安得列依奇在门房碰到我，一见我是孤身一人，马上就作出结论（这个坏蛋！），说我对舞会是情有独钟，特别热情，于是夹住我的手，硬把我强行拖进舞厅。还说什么联合协会的地方太窄，年轻人的心没法子得到舒展，由于使用了广藿香香精加木樨草，他的脑袋痛得很厉害。我在那里玩没有找到您，也没有看到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伊凡·安德列依奇赌咒发誓，硬要我相信您肯定在亚历山大剧院里看《智慧的痛苦》①。
--------
①作家格里鲍耶多夫的喜剧，过去译为《聪明误》。
我飞身赶到剧院，那里也不见您的身影。今天早晨我以为可以在契斯托加诺夫那里找到您，但是那里也是没有。契斯托加诺夫派人去别列巴尔金家找您，结果也是一样。一句话，我被折磨得够呛了！您看我有多忙！现在我只好给您写信了（实在没有办法！）。我的事情完全与文学无关（您是能够理解我的）。最好面对面地谈，而且越快越好，因此我请求您和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今天晚上一起来我们家喝茶、聊天。我的安娜·米哈依诺夫娜对你们的来访，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真所谓不胜荣幸之至。
顺便说一句，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既然已经动笔，不妨多写一行）我认为我现在不得不对您有所抱怨，甚至要责备您，我最最可敬的朋友，您显然无意之中干了一件坏事，给我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您是个坏蛋，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上月中旬前后，您将您的一位熟人即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引进了我们家。您给他写了一封友好的介绍信，这对我来说，自然是神圣的。我对此感到无比的高兴，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这个青年人。但与此同时，我却将脑袋套进了绞索里。绞索不绞索且不管，其实那倒是个好东西。现在没时间解释，再说用笔写起来也不好意思，不过我得求求您，我的幸灾乐祸的朋友，您能不能想个法子，客气一点，不要声张，附着他的耳朵，悄悄地对您的年轻人说，首都房子多得很，不只我们一家。老天爷呀，我可支持不下去了呀！正如我们的朋友西莫涅维奇所说的，我快要倒下了。我们见面以后，我把一切都讲给您听。我不是说那个青年人在仪表、品德或者别的什么方面有什么过失，恰恰相反，他甚至是个文质彬彬顶叫人喜爱的青年。但是您暂且先等一等，等见面时再说。不过，您要见到他，定要悄悄地对他说，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一定要说啊，最最尊敬的朋友！我本来自己可以做的，但是您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我做不到，说不出口，仅此而已！是您介绍他来的嘛。不过，还是晚上谈吧，至少可以详细点解释清楚。现在再见吧。
忠实于您的……
又及：我的小孩已经病了快一星期了，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坏。他牙齿痛，正在长牙齿。妻子一直带着他，愁容满面，怪可怜的！您们快来吧！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您一定会使我们感到无比高兴！
（二）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昨天收到您的信，我读着读着，感到莫明其妙。上帝知道您在什么地方找我，其实我就呆在家里。十点以前我在等候伊凡·伊凡内奇·托洛科诺夫，随后就带上妻子，雇了一辆马车，付了车钱，六点半左右到府上找您。您不在家，迎接我们的是您夫人。我等您一直等到十点半，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于是我带上妻子，付了车钱，雇上一辆马车，送她回家，自己便去别列巴尔金家，心想或许在那儿能碰上您，但是我又失算了。回到家里，我整夜都睡不着，老在耽心，早晨我找您三次，九点、十点、十一点各一次，付了三次车钱，雇了三次马车，结果您又让我碰了一鼻子的灰。
我一边看您的信，一边感到吃惊。您提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请求我悄悄地告诉他，但又不说明什么原因。我赞赏您的小心谨慎，但纸与纸是不一样的，我决不会把有用的纸交给妻子卷头发。我不明白您把这一切写信告诉我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既然您要干，为什么要把我牵到这件事里去？我是从不管这类闲事的。您自己可以拒绝他，不过我觉得您我需要更简单明了地、更干净利落地讲清楚，再说时间也很紧。我眼下手头很紧，既然您不尊重说好的条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眼看就要外出，而外出总是要花钱的，加上妻子又吵着要缝制一件时髦的天鹅绒披风，也得要钱。至于说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我得赶紧告诉您：我昨天在帕维尔·谢苗内奇·别列巴尔金家时，抓紧时间，彻底弄清了他的情况。他自己在雅罗斯拉夫省有五百农奴，还有希望从祖母那里得到莫斯科郊外的三百农奴。至于到底多少，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想您最好知道。最后恳求您给我确定见面的地点。您说昨天见到伊凡·安德列依奇，他告诉您我和妻子在亚历山大剧院看戏。我要说他这是在撒谎。在这类事情上，您一点也不能相信他的话，就在前两天，他还骗了他奶奶八百卢布纸币。
有幸忠于您的朋友
又及：我妻子已经怀孕，而且她非常害怕，有时感到忧郁。剧场演出有时鸣枪放炮，而且人为地用机器制造雷鸣。因为怕吓着她，所以我不带妻子进剧院。我本人对剧院演出也没有多大兴趣。
（三）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我最最珍贵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
我错了，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不过我还是要赶紧辩解一下。昨天五点多钟，正在我们怀着真正关切的心情想起您的时候，我姑父斯捷潘·阿列克谢依奇派人送来急信，说姑妈病危。我怕妻子受惊，没对她透露半点风声，只说有别的紧急事，要去姑妈家。我发现姑妈已经半死不活，气息奄奄。五点正她中风昏倒，这已经是两年中的第三次中风了。他们家的医生卡尔·费多雷奇说她可能活不到一夜了。请您想想我的处境吧，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我整夜未曾睡觉，上下奔忙，心情十分悲伤！直到第二天清晨，我已精疲力尽，实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支持不住了，于是就躺在他们家的沙发上睡着了，忘了要他们及时把我叫醒，所以一直睡到十一点半钟才醒来。姑妈病情好转。我便回到妻子身边。她真可怜，为了等我，她受尽了惊吓。我随便吃了点东西，安慰安慰妻子，抱抱孩子，便动身去找您。您不在家。我发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就在您家。于是回到家里，现在拿起笔来给您写信。请您别埋怨我，别生我的气，我真挚的朋友。您打吧，砍下我这有罪人的脑袋吧，不过，千万不要让我失去您的友情！我从您夫人口中了解到，您晚上将到斯拉维亚诺夫家去，我也一定去那里。我怀着极其迫切的心情，等待您大驾光临。
现在仍然忠于您的朋友……
又及：我们家的孩子使我们真正绝望了。卡尔·费多雷奇给他开了药方，让他服大黄汁。但他一直不止，昨天任何人都认不出来了，幸好今天开始认得人了，而且不停地叫着爸爸、妈妈……整个早晨我妻子都是泪流满面。
（四）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我现在在您家里、在您的房间里、在您的写字台上给您写信。而在拿起笔来以前，我等了您两个半小时以上。现在请您允许我，彼得·伊凡内奇，就这一糟糕局面，坦率地说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您最后的一封信中，得知有人在斯拉维亚诺夫家等您，您叫我到那里去，我去了，坐了五个钟头，可是您却没来。怎么，照您的意见，难道我就应该让人嘲笑吗？请问，阁下……今天上午我去找您，满以为可以找到您，所以没采取某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所使用的手法，他们往往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去找人，其实他们可以在任何体面的时间到对方的室里找得到的。但在您家里，却看不见您的踪影。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阻止我现在向您不客气地说出全部。我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您打算背弃前言，不准备承认我们商定好的条件。所以我现在一想起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我就不能不承认，您的诡计多端，实在让我吃惊。我现在清楚地看到，您的不怀好意，是早已有之的。证明我的设想的是您在上个星期就以几乎不能容忍的方式，把您写给我的一封信弄到了手，在那封信里您亲自叙述了您我共同商定有关那件您非常熟悉的事情的全部条件，虽然您说得相当隐晦，含含糊糊。您害怕白纸黑字写成的文件，打算把它们毁掉，而把我当傻瓜玩弄。但是我不允许别人把我当傻瓜玩弄，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是傻瓜，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大家对我的反映，都是很好的。我现在睁开了两眼，看清了一切。您想愚弄我，利用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来蒙蔽我。在这之前，我没有识破您本月七日给我的来信，便带着这封信来找您解释，您却假意约会，自己则躲藏起来。阁下，您不会以为我无力发现这一切吧？我给您效劳，介绍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一点您是很清楚的，而且答应要酬谢我的。但不知怎的，您竟然拿走了我一大笔的钱，又不打收条，而且这事发生并不久，就在上一星期。现在呢，您把钱拿走以后就躲了起来，而且还否认我在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事情上所效的劳。也许，您寄希望于我很快去辛比尔斯克，以为我来不及与您算账。但是我要向您庄严地宣布，并用我的人格担保，如果事情如此发展，我准备特意留下来，在彼得堡再住两个月，一定要把事情办好，既达到目的，也找到您。我们有时候也会故意刁难人的。最后，我向您宣布，如果您今天不向我作出满意的解释，可以先写信，然后面谈，亲自面对面地谈；如果您不在信中把您我之间原先谈妥的主要条件，重述一遍，并彻底讲清楚您对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看法，那么我将不得不采取对您很不利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我自己也是很反感的。
忠实于您的……
（五）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
11月11日我最尊敬、最亲爱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
您的来信深深刺痛了我，使我感到非常伤心。难道您，我亲爱的，然而是不公正的朋友，这样对待您最好的、最关心您的朋友而不觉得良心有愧吗？居然不弄清事情的全部情况，就急于用这种侮辱人的怀疑来伤害我！但是我得急于回答您的指责。您昨天没有碰到我，伊凡·彼得罗维奇，是因为我突然被意外地叫去给弥留之际的姑妈送终。姑妈叶夫菲米亚·尼古拉耶夫娜于昨天晚上午夜十一点去世。全体亲属一致推举我主持丧事。事情很多，所以今天早晨我来不及与您见面，下面匆匆忙忙写几句话告诉您。对于出现在我们之间的误会，我从内心里感到悲哀。我关于叶夫格尼·尼古拉耶维奇的那几句话，是我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是开的一个玩笑，您却从反面加以理解，从而给整个事情赋予了使我深感屈辱的涵义。您提到钱的问题，而且对此深表不安。不过，我并不感到委曲，而且准备满足您的一切愿望和要求，虽然在这里我不能不顺便提醒您一句，那三百五十银卢布是我上星期从您那里根据一定的条件拿走的，并不是贷款。如果是贷款，那肯定是要有借据的。至于您在信中提到的其他各点，我就不予解释了。我看这是一场误会，我在这里看到了您的快速、急躁和直率的性格。我知道您的善良和坦率的性格不容许您心里留下怀疑。最后您肯定会亲自首先向我伸出您的手的。您弄错了，伊凡·彼得罗维奇，您确实大错而特错了！
尽管您的信，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是我今天仍然准备首先登门，向您负荆请罪。不过打从昨天起我就特别忙，忙得我现在已经精疲力尽，完全支持不住了。最糟糕的是我妻子也病倒了，躺在床上，我耽心她生了重病。至于小孩子，谢天谢地，他倒好些了。我不得不就此搁笔……因为许多事情，一大堆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做。
我最最珍贵的朋友，请允许我永远忠于您……
（六）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
11月14日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我等了三天，我想方设法，竭力使这些天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我感到礼貌和客气是每一个人的第一美德。从我写完最后一封信即本月十日以后，我在言论和行动方面都没有向您提到我自己，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您安安静静地对姑妈履行徒的义务，部分原因是为了使我有必要的足够时间去思考我们熟悉的事情。现在我急于坚决、彻底地与您解释清楚。
我向您坦白地承认，在读到您最初的两封信时，我曾经严肃地想过，您不明白我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极想见到您，同您面对面地解释清楚。我耽心我的笔拙，抱怨我自己不善于在纸上明确表达我的思想。您知道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不文雅，但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煊耀华丽的词句，因为我根据痛苦的经验认识到，外表往往容易让人受骗上当，花丛底下往往藏有毒蛇。但是，您是理解我的，您没有给我好好地回信，因为您背信弃义的灵魂，早就决定了您要背叛自己的诺言和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的。您近来对我的卑劣行径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样卑劣的行径，对我的利益非常有害，这是我没有料到，也是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我们认识之初，您聪明的举止、您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到、办事的精明以及从我们共同合作中我所得到的好处，把我俘虏了，我以为找到了一位知心的朋友、莫逆的至交、一位关心我的人。现在我明白了：有许多人在诱人的美丽外表之下，心里却隐藏着毒药。他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却对亲近的人，搞阴谋诡计，进行不能容忍的欺骗，因此他们害怕笔墨与纸张。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把文才用之于为亲人和祖国谋利益，而是用去麻痹和迷惑那些与他们打过交道并订有合约的人。您的背信弃义，阁下，可以明显地从下面的事情中看出：
第一，我在信中用清楚而且明白无误的语言向您，阁下，描绘过我的境况，同时在我的第一封信中主要就您对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某些说法和想法，问过您的用意是什么。但您对其中的大部分问题，竭力避而不答，有一次还用怀疑和猜忌来激怒我，而自己却安然避开正题。后来，在您对我做了许多难以称之为体面的事情之后，竟然写信来说，您非常伤心。请问阁下，这到底该叫做什么呢？后来，在每一分钟对我都是非常珍贵的时候，在您迫使我在整个首都到处追寻您的时候，您在友谊的幌子下，给我写信，故意不谈心事，却大谈特谈一些无关的芝麻小事，比如谈您夫人（在任何情况下我对她都是尊敬的）的病，谈您孩子服了大黄汁以及因此他长出了一颗牙齿等等。您在每一封信中对这一切都一提再提，我觉得非常讨厌、卑劣。当然，亲生儿子的病痛，牵动着父母的心，这一点我是准备同意的。不过，在需要谈另一件更紧要、更有趣的事情时，为什么老提这种事呢？！我没有作声，忍耐住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我认为有义务同您讲清楚。最后，您几次背信弃义，以虚假的约会来欺骗我，迫使我扮演您手中的傻瓜角色，而这是我永远也不想干的。随后您又邀我去您家里，结果又狠狠地骗了我一次，事后通知我说您应召去到了病重的姑妈身边。而且您还不知羞耻地硬说您姑母在五点整中风的。幸好，阁下，我在这三天里搜集了足够的材料，从中知道您姑母是在七日的前夕，午夜前不久中风的。由此可以看出您在利用神圣的亲属关系，来欺骗外人。最后，您在最后一封信中谈到您姑妈的死，似乎恰恰发生在我要与您商谈您我熟悉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您卑劣的心计和虚构，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因为根据我有幸搜集到的可靠情报，我知道您姑妈去世的时间，比您在信中所说的时间，整整晚了一昼夜。如果要把您对我背信弃义的行为全部都讲出来，那我就没法停笔了。您在每一封信中，都称我是您的真诚朋友，对我使用尊敬、客气的称呼。照我看来，您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麻痹我的良心，这一点即使是局外的旁观者也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现在让我谈谈您对我进行的主要欺骗活动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吧。您近来不断地闭口不谈有关我们共同利益的一切，不谈肆无忌惮地窃取一封信的事，在那封信里您解释过我们双方谈妥的条件和签订的协议，虽然谈得很含糊，我不完全明白。您野蛮地强行从我手里借去三百五十银卢布，没有收据借口我是您的合伙人。最后您卑劣地污蔑我们共同的朋友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我现在清楚地看到，您想向我证明，从他这头山羊身上（恕我不客气地说）捞不到任何油水，既捞不到羊奶，也捞不到羊毛，他这个人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不三不四，不伦不类，非驴非马，非鱼非肉，因此在本月六日的信中，您尽说他的缺点。我是了解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他是一位谦虚、行为高尚的青年。唯其如此，他才能立足于上流社会，得到人们的赏识和尊重。我也知道在两个星期之中，您每天晚上都邀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打牌，把几十，有时甚至是上百银卢布，装进自己的腰包。现在您对这一切都矢口否认，不仅不同意答谢我的努力，甚至把我自己的钱，也据为己有。您事先用合伙人的资格来引诱我，继而又许以各种好处来我上钩。现在您用极其非法的方式将我和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钱，都据为己有，回避给我报酬，并且为此大肆造谣，丧心病狂地污蔑我竭尽全力引进您家的那个人。据朋友们所说，您背地里的作法，恰恰与此相反。您至今仍然和他搞得很亲热，差点没同他黏在一起了，而且在整个上流社会面前，把他当成是您最要好的朋友，尽管上流社会没有一个傻瓜猜不透您的用心所在，您的所谓友好的朋友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来告诉您吧，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欺骗、背信弃义、不顾礼仪和，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是为人们所不齿的罪过。我自己就是一个例证。我有哪一点对不起您？为什么您对我如此肆无忌惮地无礼？
我就要结束这封信了。我的说明已经讲完，现在让我来归纳一下：如果您，阁下，在接到此信以后的最短时间内不如数归还给我：第一，我借给您的三百五十银卢布；第二，如不付清您答应给我的全部款项，我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甚至公开使用暴力，强迫您归还；第三，我将寻求法律保护。最后，我向您宣布，我手头握有某些证据。这些落在您忠实的奴仆和崇拜者手中的证据，足以使您在整个上流社会面前，名誉扫地，永无出头之日。
请允许我仍然忠实于您……
（七）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
11月15日伊凡·彼得罗维奇！
收到您粗鲁的、同时又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来信之后，在最初的一煞那间，我本想将它撕成碎片，但后来改度，将它作为宝贝留下来了。不过，对于产生于我们之间的误会和不快，我由衷地表示遗憾。本来我是不想回信的，但又觉得非回信不可。于是写几句话告诉您，要是什么时候在我家里看到您，我将感到十分不快，我的妻子也同样如此：她身体虚弱，闻不得香烟的焦油臭味。
您夫人留在我们这里的、拉曼契斯基翻译的《唐·吉诃德》，我妻子将怀着感激的心情，予以归还。至于您的套鞋（好像是您最后一次造访时，忘了拿，留在我们这里的），我遗憾地通知您，哪里也没找到。现在仍在寻找。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我将给您买一双新的。
有幸忠于您的……
（八）
11月16日彼得·伊凡内奇从市邮局收到署有他的名字的两封信。拆开第一封，他抽出一张叠得很巧妙、写在一张粉红色小纸片上的字条。这是他妻子的字迹，是11月2日写给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信封里没有发现别的东西。彼得·伊凡诺维奇念道：“亲爱的叶夫格尼！
昨天无论如何不行。丈夫整夜都在家。明天11点，你一定要来！十点半丈夫乘车去皇村，半夜返回。我整夜生气。谢谢你寄来的消息和信件。多大的一堆纸啊！难道这都是她写的？不过，从字体上看，都是她的。谢谢你！我发现，你是爱我的。别为昨天的事生我的气，看在上帝的面上，你明天来吧！
安。”
“彼得·伊凡内奇拆开第二封信。
“彼得·伊凡内奇！
您不说，我的脚也永远不会跨进您的家门的。您白白地糟蹋了纸张。
下星期我将驱车去辛比尔斯克。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仍然是您最珍贵和最亲爱的朋友。我祝您成功。至于套鞋，您尽可不必耽心。”
（九）
11月17日伊凡·彼得罗维奇从市邮局收到写给他的两封信。拆开第一封，抽出一张写得仓促、潦草的字条。笔迹是他妻子的，是八月四日写给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信封里面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伊凡·彼得罗维奇念道：
“永别了，永别了，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愿上帝为此保祐您。祝您幸福，不过我的命运可苦啦，真可怕！如果不是姑妈，我早已委身于您了。您千万不要嘲笑我，也不要嘲笑姑妈。明天我们就将完婚，姑妈感到高兴的是，给我找到了一个好人，而且不要嫁妆。今天我第一次注意望了他一眼。看样子他是个善良的人。人们在催我走，再见吧，永别了……我亲爱的！！以后请您记得我，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再见吧！我把这最后的一封信，当作第一封信一样，签下我的名字……您还记得吧？
塔吉雅娜”
第二封信的内容如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明天您会收到一双新套鞋。我不习惯从别人的口袋里掏点什么，也不喜欢沿街搜集破烂。
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近日将乘车去辛比尔斯克，办他爷爷的事，请我帮他找个同伴，您愿意吗？”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最最珍贵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阁下！
可以说，我四处追寻您，我最最珍贵的朋友，已经有三天了。因为我有一件极其紧要的事情，要与您商量，却又哪儿也找不到您。昨天我妻子在谢苗·阿列克谢依奇那里顺便给您开了个玩笑，取笑你们夫妇，说您和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是一对屁股坐不住的忙人。结婚不到三个月，就已经不要自己的老家了。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当时是对您们充满真挚的友情的。不过玩笑归玩笑，除开玩笑之外，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您可给我制造了不少麻烦。谢苗·阿列克谢依奇对我说，您或许是去联合协会参加舞会了吧？我让妻子留在谢苗·阿列克谢依奇的夫人处，自己便马上飞身跑到联合协会。真是又可笑又可悲，叫人哭笑不得！请您设想一下我的处境：我去舞场竟是独自一人，没带妻子！伊凡·安得列依奇在门房碰到我，一见我是孤身一人，马上就作出结论（这个坏蛋！），说我对舞会是情有独钟，特别热情，于是夹住我的手，硬把我强行拖进舞厅。还说什么联合协会的地方太窄，年轻人的心没法子得到舒展，由于使用了广藿香香精加木樨草，他的脑袋痛得很厉害。我在那里玩没有找到您，也没有看到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伊凡·安德列依奇赌咒发誓，硬要我相信您肯定在亚历山大剧院里看《智慧的痛苦》①。
--------
①作家格里鲍耶多夫的喜剧，过去译为《聪明误》。
我飞身赶到剧院，那里也不见您的身影。今天早晨我以为可以在契斯托加诺夫那里找到您，但是那里也是没有。契斯托加诺夫派人去别列巴尔金家找您，结果也是一样。一句话，我被折磨得够呛了！您看我有多忙！现在我只好给您写信了（实在没有办法！）。我的事情完全与文学无关（您是能够理解我的）。最好面对面地谈，而且越快越好，因此我请求您和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今天晚上一起来我们家喝茶、聊天。我的安娜·米哈依诺夫娜对你们的来访，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真所谓不胜荣幸之至。
顺便说一句，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既然已经动笔，不妨多写一行）我认为我现在不得不对您有所抱怨，甚至要责备您，我最最可敬的朋友，您显然无意之中干了一件坏事，给我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您是个坏蛋，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上月中旬前后，您将您的一位熟人即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引进了我们家。您给他写了一封友好的介绍信，这对我来说，自然是神圣的。我对此感到无比的高兴，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这个青年人。但与此同时，我却将脑袋套进了绞索里。绞索不绞索且不管，其实那倒是个好东西。现在没时间解释，再说用笔写起来也不好意思，不过我得求求您，我的幸灾乐祸的朋友，您能不能想个法子，客气一点，不要声张，附着他的耳朵，悄悄地对您的年轻人说，首都房子多得很，不只我们一家。老天爷呀，我可支持不下去了呀！正如我们的朋友西莫涅维奇所说的，我快要倒下了。我们见面以后，我把一切都讲给您听。我不是说那个青年人在仪表、品德或者别的什么方面有什么过失，恰恰相反，他甚至是个文质彬彬顶叫人喜爱的青年。但是您暂且先等一等，等见面时再说。不过，您要见到他，定要悄悄地对他说，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一定要说啊，最最尊敬的朋友！我本来自己可以做的，但是您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我做不到，说不出口，仅此而已！是您介绍他来的嘛。不过，还是晚上谈吧，至少可以详细点解释清楚。现在再见吧。
忠实于您的……
又及：我的小孩已经病了快一星期了，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坏。他牙齿痛，正在长牙齿。妻子一直带着他，愁容满面，怪可怜的！您们快来吧！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您一定会使我们感到无比高兴！
（二）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昨天收到您的信，我读着读着，感到莫明其妙。上帝知道您在什么地方找我，其实我就呆在家里。十点以前我在等候伊凡·伊凡内奇·托洛科诺夫，随后就带上妻子，雇了一辆马车，付了车钱，六点半左右到府上找您。您不在家，迎接我们的是您夫人。我等您一直等到十点半，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于是我带上妻子，付了车钱，雇上一辆马车，送她回家，自己便去别列巴尔金家，心想或许在那儿能碰上您，但是我又失算了。回到家里，我整夜都睡不着，老在耽心，早晨我找您三次，九点、十点、十一点各一次，付了三次车钱，雇了三次马车，结果您又让我碰了一鼻子的灰。
我一边看您的信，一边感到吃惊。您提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请求我悄悄地告诉他，但又不说明什么原因。我赞赏您的小心谨慎，但纸与纸是不一样的，我决不会把有用的纸交给妻子卷头发。我不明白您把这一切写信告诉我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既然您要干，为什么要把我牵到这件事里去？我是从不管这类闲事的。您自己可以拒绝他，不过我觉得您我需要更简单明了地、更干净利落地讲清楚，再说时间也很紧。我眼下手头很紧，既然您不尊重说好的条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眼看就要外出，而外出总是要花钱的，加上妻子又吵着要缝制一件时髦的天鹅绒披风，也得要钱。至于说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我得赶紧告诉您：我昨天在帕维尔·谢苗内奇·别列巴尔金家时，抓紧时间，彻底弄清了他的情况。他自己在雅罗斯拉夫省有五百农奴，还有希望从祖母那里得到莫斯科郊外的三百农奴。至于到底多少，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想您最好知道。最后恳求您给我确定见面的地点。您说昨天见到伊凡·安德列依奇，他告诉您我和妻子在亚历山大剧院看戏。我要说他这是在撒谎。在这类事情上，您一点也不能相信他的话，就在前两天，他还骗了他奶奶八百卢布纸币。
有幸忠于您的朋友
又及：我妻子已经怀孕，而且她非常害怕，有时感到忧郁。剧场演出有时鸣枪放炮，而且人为地用机器制造雷鸣。因为怕吓着她，所以我不带妻子进剧院。我本人对剧院演出也没有多大兴趣。
（三）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我最最珍贵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
我错了，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不过我还是要赶紧辩解一下。昨天五点多钟，正在我们怀着真正关切的心情想起您的时候，我姑父斯捷潘·阿列克谢依奇派人送来急信，说姑妈病危。我怕妻子受惊，没对她透露半点风声，只说有别的紧急事，要去姑妈家。我发现姑妈已经半死不活，气息奄奄。五点正她中风昏倒，这已经是两年中的第三次中风了。他们家的医生卡尔·费多雷奇说她可能活不到一夜了。请您想想我的处境吧，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我整夜未曾睡觉，上下奔忙，心情十分悲伤！直到第二天清晨，我已精疲力尽，实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支持不住了，于是就躺在他们家的沙发上睡着了，忘了要他们及时把我叫醒，所以一直睡到十一点半钟才醒来。姑妈病情好转。我便回到妻子身边。她真可怜，为了等我，她受尽了惊吓。我随便吃了点东西，安慰安慰妻子，抱抱孩子，便动身去找您。您不在家。我发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就在您家。于是回到家里，现在拿起笔来给您写信。请您别埋怨我，别生我的气，我真挚的朋友。您打吧，砍下我这有罪人的脑袋吧，不过，千万不要让我失去您的友情！我从您夫人口中了解到，您晚上将到斯拉维亚诺夫家去，我也一定去那里。我怀着极其迫切的心情，等待您大驾光临。
现在仍然忠于您的朋友……
又及：我们家的孩子使我们真正绝望了。卡尔·费多雷奇给他开了药方，让他服大黄汁。但他一直不止，昨天任何人都认不出来了，幸好今天开始认得人了，而且不停地叫着爸爸、妈妈……整个早晨我妻子都是泪流满面。
（四）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我现在在您家里、在您的房间里、在您的写字台上给您写信。而在拿起笔来以前，我等了您两个半小时以上。现在请您允许我，彼得·伊凡内奇，就这一糟糕局面，坦率地说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您最后的一封信中，得知有人在斯拉维亚诺夫家等您，您叫我到那里去，我去了，坐了五个钟头，可是您却没来。怎么，照您的意见，难道我就应该让人嘲笑吗？请问，阁下……今天上午我去找您，满以为可以找到您，所以没采取某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所使用的手法，他们往往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去找人，其实他们可以在任何体面的时间到对方的室里找得到的。但在您家里，却看不见您的踪影。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阻止我现在向您不客气地说出全部。我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您打算背弃前言，不准备承认我们商定好的条件。所以我现在一想起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我就不能不承认，您的诡计多端，实在让我吃惊。我现在清楚地看到，您的不怀好意，是早已有之的。证明我的设想的是您在上个星期就以几乎不能容忍的方式，把您写给我的一封信弄到了手，在那封信里您亲自叙述了您我共同商定有关那件您非常熟悉的事情的全部条件，虽然您说得相当隐晦，含含糊糊。您害怕白纸黑字写成的文件，打算把它们毁掉，而把我当傻瓜玩弄。但是我不允许别人把我当傻瓜玩弄，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是傻瓜，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大家对我的反映，都是很好的。我现在睁开了两眼，看清了一切。您想愚弄我，利用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来蒙蔽我。在这之前，我没有识破您本月七日给我的来信，便带着这封信来找您解释，您却假意约会，自己则躲藏起来。阁下，您不会以为我无力发现这一切吧？我给您效劳，介绍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一点您是很清楚的，而且答应要酬谢我的。但不知怎的，您竟然拿走了我一大笔的钱，又不打收条，而且这事发生并不久，就在上一星期。现在呢，您把钱拿走以后就躲了起来，而且还否认我在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事情上所效的劳。也许，您寄希望于我很快去辛比尔斯克，以为我来不及与您算账。但是我要向您庄严地宣布，并用我的人格担保，如果事情如此发展，我准备特意留下来，在彼得堡再住两个月，一定要把事情办好，既达到目的，也找到您。我们有时候也会故意刁难人的。最后，我向您宣布，如果您今天不向我作出满意的解释，可以先写信，然后面谈，亲自面对面地谈；如果您不在信中把您我之间原先谈妥的主要条件，重述一遍，并彻底讲清楚您对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看法，那么我将不得不采取对您很不利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我自己也是很反感的。
忠实于您的……
（五）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
11月11日我最尊敬、最亲爱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
您的来信深深刺痛了我，使我感到非常伤心。难道您，我亲爱的，然而是不公正的朋友，这样对待您最好的、最关心您的朋友而不觉得良心有愧吗？居然不弄清事情的全部情况，就急于用这种侮辱人的怀疑来伤害我！但是我得急于回答您的指责。您昨天没有碰到我，伊凡·彼得罗维奇，是因为我突然被意外地叫去给弥留之际的姑妈送终。姑妈叶夫菲米亚·尼古拉耶夫娜于昨天晚上午夜十一点去世。全体亲属一致推举我主持丧事。事情很多，所以今天早晨我来不及与您见面，下面匆匆忙忙写几句话告诉您。对于出现在我们之间的误会，我从内心里感到悲哀。我关于叶夫格尼·尼古拉耶维奇的那几句话，是我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是开的一个玩笑，您却从反面加以理解，从而给整个事情赋予了使我深感屈辱的涵义。您提到钱的问题，而且对此深表不安。不过，我并不感到委曲，而且准备满足您的一切愿望和要求，虽然在这里我不能不顺便提醒您一句，那三百五十银卢布是我上星期从您那里根据一定的条件拿走的，并不是贷款。如果是贷款，那肯定是要有借据的。至于您在信中提到的其他各点，我就不予解释了。我看这是一场误会，我在这里看到了您的快速、急躁和直率的性格。我知道您的善良和坦率的性格不容许您心里留下怀疑。最后您肯定会亲自首先向我伸出您的手的。您弄错了，伊凡·彼得罗维奇，您确实大错而特错了！
尽管您的信，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是我今天仍然准备首先登门，向您负荆请罪。不过打从昨天起我就特别忙，忙得我现在已经精疲力尽，完全支持不住了。最糟糕的是我妻子也病倒了，躺在床上，我耽心她生了重病。至于小孩子，谢天谢地，他倒好些了。我不得不就此搁笔……因为许多事情，一大堆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做。
我最最珍贵的朋友，请允许我永远忠于您……
（六）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
11月14日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我等了三天，我想方设法，竭力使这些天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我感到礼貌和客气是每一个人的第一美德。从我写完最后一封信即本月十日以后，我在言论和行动方面都没有向您提到我自己，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您安安静静地对姑妈履行徒的义务，部分原因是为了使我有必要的足够时间去思考我们熟悉的事情。现在我急于坚决、彻底地与您解释清楚。
我向您坦白地承认，在读到您最初的两封信时，我曾经严肃地想过，您不明白我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极想见到您，同您面对面地解释清楚。我耽心我的笔拙，抱怨我自己不善于在纸上明确表达我的思想。您知道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不文雅，但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煊耀华丽的词句，因为我根据痛苦的经验认识到，外表往往容易让人受骗上当，花丛底下往往藏有毒蛇。但是，您是理解我的，您没有给我好好地回信，因为您背信弃义的灵魂，早就决定了您要背叛自己的诺言和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的。您近来对我的卑劣行径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样卑劣的行径，对我的利益非常有害，这是我没有料到，也是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我们认识之初，您聪明的举止、您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到、办事的精明以及从我们共同合作中我所得到的好处，把我俘虏了，我以为找到了一位知心的朋友、莫逆的至交、一位关心我的人。现在我明白了：有许多人在诱人的美丽外表之下，心里却隐藏着毒药。他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却对亲近的人，搞阴谋诡计，进行不能容忍的欺骗，因此他们害怕笔墨与纸张。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把文才用之于为亲人和祖国谋利益，而是用去麻痹和迷惑那些与他们打过交道并订有合约的人。您的背信弃义，阁下，可以明显地从下面的事情中看出：
第一，我在信中用清楚而且明白无误的语言向您，阁下，描绘过我的境况，同时在我的第一封信中主要就您对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某些说法和想法，问过您的用意是什么。但您对其中的大部分问题，竭力避而不答，有一次还用怀疑和猜忌来激怒我，而自己却安然避开正题。后来，在您对我做了许多难以称之为体面的事情之后，竟然写信来说，您非常伤心。请问阁下，这到底该叫做什么呢？后来，在每一分钟对我都是非常珍贵的时候，在您迫使我在整个首都到处追寻您的时候，您在友谊的幌子下，给我写信，故意不谈心事，却大谈特谈一些无关的芝麻小事，比如谈您夫人（在任何情况下我对她都是尊敬的）的病，谈您孩子服了大黄汁以及因此他长出了一颗牙齿等等。您在每一封信中对这一切都一提再提，我觉得非常讨厌、卑劣。当然，亲生儿子的病痛，牵动着父母的心，这一点我是准备同意的。不过，在需要谈另一件更紧要、更有趣的事情时，为什么老提这种事呢？！我没有作声，忍耐住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我认为有义务同您讲清楚。最后，您几次背信弃义，以虚假的约会来欺骗我，迫使我扮演您手中的傻瓜角色，而这是我永远也不想干的。随后您又邀我去您家里，结果又狠狠地骗了我一次，事后通知我说您应召去到了病重的姑妈身边。而且您还不知羞耻地硬说您姑母在五点整中风的。幸好，阁下，我在这三天里搜集了足够的材料，从中知道您姑母是在七日的前夕，午夜前不久中风的。由此可以看出您在利用神圣的亲属关系，来欺骗外人。最后，您在最后一封信中谈到您姑妈的死，似乎恰恰发生在我要与您商谈您我熟悉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您卑劣的心计和虚构，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因为根据我有幸搜集到的可靠情报，我知道您姑妈去世的时间，比您在信中所说的时间，整整晚了一昼夜。如果要把您对我背信弃义的行为全部都讲出来，那我就没法停笔了。您在每一封信中，都称我是您的真诚朋友，对我使用尊敬、客气的称呼。照我看来，您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麻痹我的良心，这一点即使是局外的旁观者也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现在让我谈谈您对我进行的主要欺骗活动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吧。您近来不断地闭口不谈有关我们共同利益的一切，不谈肆无忌惮地窃取一封信的事，在那封信里您解释过我们双方谈妥的条件和签订的协议，虽然谈得很含糊，我不完全明白。您野蛮地强行从我手里借去三百五十银卢布，没有收据借口我是您的合伙人。最后您卑劣地污蔑我们共同的朋友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我现在清楚地看到，您想向我证明，从他这头山羊身上（恕我不客气地说）捞不到任何油水，既捞不到羊奶，也捞不到羊毛，他这个人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不三不四，不伦不类，非驴非马，非鱼非肉，因此在本月六日的信中，您尽说他的缺点。我是了解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他是一位谦虚、行为高尚的青年。唯其如此，他才能立足于上流社会，得到人们的赏识和尊重。我也知道在两个星期之中，您每天晚上都邀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打牌，把几十，有时甚至是上百银卢布，装进自己的腰包。现在您对这一切都矢口否认，不仅不同意答谢我的努力，甚至把我自己的钱，也据为己有。您事先用合伙人的资格来引诱我，继而又许以各种好处来我上钩。现在您用极其非法的方式将我和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钱，都据为己有，回避给我报酬，并且为此大肆造谣，丧心病狂地污蔑我竭尽全力引进您家的那个人。据朋友们所说，您背地里的作法，恰恰与此相反。您至今仍然和他搞得很亲热，差点没同他黏在一起了，而且在整个上流社会面前，把他当成是您最要好的朋友，尽管上流社会没有一个傻瓜猜不透您的用心所在，您的所谓友好的朋友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来告诉您吧，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欺骗、背信弃义、不顾礼仪和，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是为人们所不齿的罪过。我自己就是一个例证。我有哪一点对不起您？为什么您对我如此肆无忌惮地无礼？
我就要结束这封信了。我的说明已经讲完，现在让我来归纳一下：如果您，阁下，在接到此信以后的最短时间内不如数归还给我：第一，我借给您的三百五十银卢布；第二，如不付清您答应给我的全部款项，我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甚至公开使用暴力，强迫您归还；第三，我将寻求法律保护。最后，我向您宣布，我手头握有某些证据。这些落在您忠实的奴仆和崇拜者手中的证据，足以使您在整个上流社会面前，名誉扫地，永无出头之日。
请允许我仍然忠实于您……
（七）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
11月15日伊凡·彼得罗维奇！
收到您粗鲁的、同时又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来信之后，在最初的一煞那间，我本想将它撕成碎片，但后来改度，将它作为宝贝留下来了。不过，对于产生于我们之间的误会和不快，我由衷地表示遗憾。本来我是不想回信的，但又觉得非回信不可。于是写几句话告诉您，要是什么时候在我家里看到您，我将感到十分不快，我的妻子也同样如此：她身体虚弱，闻不得香烟的焦油臭味。
您夫人留在我们这里的、拉曼契斯基翻译的《唐·吉诃德》，我妻子将怀着感激的心情，予以归还。至于您的套鞋（好像是您最后一次造访时，忘了拿，留在我们这里的），我遗憾地通知您，哪里也没找到。现在仍在寻找。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我将给您买一双新的。
有幸忠于您的……
（八）
11月16日彼得·伊凡内奇从市邮局收到署有他的名字的两封信。拆开第一封，他抽出一张叠得很巧妙、写在一张粉红色小纸片上的字条。这是他妻子的字迹，是11月2日写给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信封里没有发现别的东西。彼得·伊凡诺维奇念道：“亲爱的叶夫格尼！
昨天无论如何不行。丈夫整夜都在家。明天11点，你一定要来！十点半丈夫乘车去皇村，半夜返回。我整夜生气。谢谢你寄来的消息和信件。多大的一堆纸啊！难道这都是她写的？不过，从字体上看，都是她的。谢谢你！我发现，你是爱我的。别为昨天的事生我的气，看在上帝的面上，你明天来吧！
安。”
“彼得·伊凡内奇拆开第二封信。
“彼得·伊凡内奇！
您不说，我的脚也永远不会跨进您的家门的。您白白地糟蹋了纸张。
下星期我将驱车去辛比尔斯克。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仍然是您最珍贵和最亲爱的朋友。我祝您成功。至于套鞋，您尽可不必耽心。”
（九）
11月17日伊凡·彼得罗维奇从市邮局收到写给他的两封信。拆开第一封，抽出一张写得仓促、潦草的字条。笔迹是他妻子的，是八月四日写给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信封里面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伊凡·彼得罗维奇念道：
“永别了，永别了，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愿上帝为此保祐您。祝您幸福，不过我的命运可苦啦，真可怕！如果不是姑妈，我早已委身于您了。您千万不要嘲笑我，也不要嘲笑姑妈。明天我们就将完婚，姑妈感到高兴的是，给我找到了一个好人，而且不要嫁妆。今天我第一次注意望了他一眼。看样子他是个善良的人。人们在催我走，再见吧，永别了……我亲爱的！！以后请您记得我，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再见吧！我把这最后的一封信，当作第一封信一样，签下我的名字……您还记得吧？
塔吉雅娜”
第二封信的内容如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明天您会收到一双新套鞋。我不习惯从别人的口袋里掏点什么，也不喜欢沿街搜集破烂。
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近日将乘车去辛比尔斯克，办他爷爷的事，请我帮他找个同伴，您愿意吗？”
所有这些professionsdefoi①读起来我都感到兴味索然，所以我就来说件趣事，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趣事，只是一件遥远往事的追忆罢了。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就我论平民的文章搁笔的此时此地来说那件事。那时我不过才九岁……不，最好从我二十九岁时的事儿说起吧。
--------
①法语：传道的文章。
那是复活节的第二天。天气晴朗，天空湛蓝，阳光高照，“暖暖和和”，明明丽丽的，但我心底一片抑郁。我在牢房的后面徘徊踯躅，边看边数围着坚固木栅的林间空地上的牢房。其实我不是想数，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动作而已。监牢里“过节”已经两天。苦役囚犯们不用去干活，许多人喝得烂醉，叫骂声、争吵声到处不绝于耳；有的人唱着低级庸俗的小调，躲在板床下玩牌赌博；有几个人由于太蛮横被同监人打得半死，盖着皮袄躺在板床上，直到苏醒过来。有几次他们竟动起刀子来。“过节”这两天里所发生的一切使我痛苦至极。我从不赞同不加节制的群饮狂醉，而在这种地方我尤其反对。这两天，监狱官没有来巡查，也不来搜寻白酒；他们明了，一年中也该给这些受歧视的人宽松一下，否则，牢里的情况会更糟。我胸中终于燃起一股愤恨。犯中有个叫米——斯基的波兰人碰到我。他神色忧郁地望了我一眼，两眼一闪，双唇颤动，咬牙切齿地小声对我说道：“jehaiscesbrigands！”①然后擦身而过。我回到牢房，虽然一刻钟前我发疯似地从屋里跑出去，当时有六个壮实的农夫一齐扑向醉汉鞑靼人加津，想要他而动起手来。他们乱打乱揍，照这么打下去，骆驼也会被打死的，但他们知道，这个大力士难得被打死，所以下起手来毫无顾虑。现在回到屋里后，我发现加津躺在牢房尽头一个角落的板床上不省人事，生命垂危。他盖着皮袄，大家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绕过，虽然都深信他明早会苏醒过来，“可是照这么打，说不定会送命的”。我回到床上，对着装有铁栅栏的窗户迎面躺下，把手枕在脑后，闭上眼睛。我喜欢这么躺着，因为人们不会去打搅一个入睡的人，而这时我就可以去幻想，去思考。但是那一次我没有幻想，我的心平静不下来，耳边老响着米——斯基的话：“jehaiscesbrigaands！”其实，为什么要去描述那些印象呢？现在我有时在夜间也梦见那情景，没有做过比那更痛苦的梦了。人们也许会发现，时至今日我几乎从未在刊物上谈过我在狱中的生活情况。《死屋手记》写于十五年前，我是以一个虚拟的杀妻犯的口吻写的。顺便补充一句，从那时起许多人都以为，甚至现在还断言，我之所以被流放是因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
①法语：我恨透这些暴徒了。
我渐渐地真的想得出了神，并且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回忆中了。在服苦役的四年中我都不断地回忆我的整个过去，似乎在回忆中我又重新经历我那昔日的全部生活。这些回忆都是自然地显现出来，我很少按自己的意愿去回想，常常是从一点一线开始，——有时是很难觉察到的，而后一点一点地扩大为一个完整的画面，形成一个鲜明的、完整的印象。我对这些印象进行分析，使往事具有新的特点，而重要的还在于对往事进行修正，不断地修正。我的全部消遣就在于此。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童年时（我那时才九岁）一个极平常的瞬间——它似乎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回忆我的童年。回忆中，我们乡村八月的情景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个干爽、晴朗的日子，但有几分凉意，微风习习。夏天在消逝，不久我就要去莫斯科学习法语了，整整一个冬天，又该腻烦死了。真舍不得离开这乡村。我穿过打谷场，下到山沟里，再往上走到洛斯克——我们这儿这样称呼山沟那面伸展到小树林的那片茂密的灌木林。我钻进灌木林，听到不远处——约莫三十步远，有个农夫在林中旷地上耕作。我知道，在陡坡上耕地，马儿是很吃力的，所以我有时可听到农夫的一声声吆喝：“驾——驾！”这里的农夫我差不多都认识，但现在是哪一个在耕作我不清楚。对我来说反正是一回事。我正专心致志自己的事儿哩，我也一样忙不迭：折胡桃树枝鞭打青蛙；榛树枝儿好看可不结实，比桦树条差远了。我也很迷恋小昆虫和小甲虫，并进行采集。它们真是漂亮极了。我也很喜欢动作敏捷带黑斑的红黄色小蜥蜴，但我惧怕蛇，不过比起蜥蜴来蛇要少得多。这儿很少有蘑菇，采蘑菇要到桦树林里去，我正准备要去哩。平生没有什么比森林更让我喜爱的了，那里有蘑菇、野果、昆虫、小鸟、刺猬、松鼠，以及我非常爱闻的枯枝败叶的潮湿气味。甚至现在写到这儿时，我也闻到了我们乡村里桦树的芳香，因为它给我的印象终生难忘。在一片静寂中，我忽然十分清晰地听到一声喊叫：“狼来了！”我吓得魂飞魄散，也大叫起来，然后边喊边跑向林中旷地，直奔正在耕地的农夫。
原来是我们村的农夫马列伊。我不知道他是否叫这个名字，但是大家都叫他马列伊，——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夫，结实、魁梧的身材，又宽又密的一把深褐色胡子里间杂着一绺绺的银须。我认识他，但至今从未有机会同他说话。他听到我的叫声，就让马儿停下来，我飞快地跑上去，一手抓住他的犁，另一手抓住他的衣袖。他看出我惊吓不已的样子。
“狼来了！”我气喘喘地叫着。
他抬起头，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一时竟也相信了我的话。
“狼在哪儿？”
“有人喊……刚才有人喊‘狼来了’……”我嘟嘟哝哝说道。
“哪里，哪里，哪有什么狼？是你的幻觉吧。你看，这哪儿有狼呢？”他喃喃地鼓励我说。但我浑身打颤，死死地抓着他的上衣，我的脸色想必一定刷白。他怀着不安的微笑看着我，显然在为我担惊受怕。
“瞧你，吓成这样，哎呀呀！”他摇着头说。“得啦，亲爱的。瞧你这小鬼，哎呀！”
他伸出一只手突然在我的脸上摸了摸。
“喂，得啦，愿上帝保佑你，画十字吧。”但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颤动着，这好像使他格外吃惊。他轻轻地伸出一个指甲乌黑、沾着泥土的粗大手指，又轻轻地碰了一下我打颤的嘴唇。
“瞧你，哎呀！”他久久地对我现出慈母般的微笑，“天哪，这是怎么的，哎呀呀！”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狼，我听到“狼来了”的喊声是我的一种幻觉。虽然喊声是那么清晰，但这样的喊声（不只是关于狼的）我以前也听到过一两回，都是我的幻觉。这种现象我是知道的（后来这些幻觉伴随着童年一起泯灭了）。
“好吧，那我走了。”我迟疑地、羞涩地望着他说。
“好的，你走吧，我会目送你，一定不会让狼伤害你的！”他补充说，依旧慈母般地对我微笑，“嗯，愿上帝保佑你，走吧。”他给我画了个十字，也给自己画了个十字。我走了，差不多每走十步就回头望望。我走的时候，马列伊和那匹马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我，我每次回头，他都对我点头。说实在的，我怕成那样，在他面前感到有几分惭愧哩。然而，我一边走还一边怕狼，直到爬上沟谷的斜坡到达第一个窝棚时，我害怕的心情才完全消除。我家的护院狗沃尔乔克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到我的跟前。有沃尔乔克在，我精神大振，最后一次转过身来回望马列伊，他的脸庞已模糊莫辨，但我感到他依然在向我亲切微笑和频频点头。我向他挥了挥手，他也对我挥挥手，就策马向前走去。
“驾——驾！”又听到他在远处的吆喝声，马儿拉着木犁又开始走起来。
所有这一切我都一下子回想起来了，并且不知为什么还那么确切、详尽。蓦地，我清醒过来，从板床上坐起来，我记得，脸颊上还留有回忆时的浅笑。我又继续想了一会儿。
当时，从马列伊那儿回家后，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起过我的这次“险遇”，况且，这又算得了什么险遇呢？那时，我很快就把马列伊忘了。后来同他偶尔相遇，我也从没有同他攀谈，不论是关于狼的还是别的什么。而今相隔二十年后，在西伯利亚，我却突然想起了那次相遇，是如此清晰，如此入微。就是说，那次相遇是不知不觉地铭刻在我心上，是自然而然地不以我的意愿为转移地被记忆下来了，而一旦需要，它就会马上浮现出来。我回忆起了一个穷苦农奴温柔的慈母般的微笑以及他画十字、点头的情景：“瞧你，小鬼，受惊了吧！”尤其是他那沾有泥土的粗大手指，他用它轻柔地、羞怯地碰了碰我颤动的嘴唇。当然，任何人都能给小孩鼓励，但是，那单独相遇时所发生的事情却似乎迥然不同，即使我是他的亲生骨肉，他也不可能用更圣洁的爱怜眼光待我了。是谁叫他这么做呢？他是我家的农奴，而我还是他的少爷，谁也不知道他给过我爱抚，也不会因此而赏赐他什么。他是不是很爱孩子呢？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是在荒郊野外单独相遇的，也许只有天上的上帝才能看得见。一个粗野、不识字，而且无所期待、对自身自由也无所奢望的农奴，他的心底却充满着文明人类多么博大的感情，充满着多么细腻、近乎女性的温柔！请问，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①在谈到我国人民的高度教养时，他所指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吗？
--------
①阿克萨科夫（一八一七—一八六○）：历史学家，诗人。
我记得，我从床上下来环视四周后，我突然觉得，对这些不幸的人我是用绝然不同的目光看待的。我胸中的一切憎恨和愤懑须臾间神奇般地烟消云散了。我往前走去，端详着迎面而来的一张张面孔。这个被剃光头发、脸上留有印记的农夫喝醉了酒，在大声嘶哑地唱着醉歌。他也许就是那个马列伊，因为我还未能看清他的内心深处。当天晚上，我再次碰到米——斯基，一个不幸的人！他的脑子里已经不可能有关于马列伊一类人的任何回忆，除了“jehaiscesbrigands！”那一句话外，对他们这些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看法。不，这些波兰人所经受的苦难比我们多多了！
--------
①法语：传道的文章。
那是复活节的第二天。天气晴朗，天空湛蓝，阳光高照，“暖暖和和”，明明丽丽的，但我心底一片抑郁。我在牢房的后面徘徊踯躅，边看边数围着坚固木栅的林间空地上的牢房。其实我不是想数，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动作而已。监牢里“过节”已经两天。苦役囚犯们不用去干活，许多人喝得烂醉，叫骂声、争吵声到处不绝于耳；有的人唱着低级庸俗的小调，躲在板床下玩牌赌博；有几个人由于太蛮横被同监人打得半死，盖着皮袄躺在板床上，直到苏醒过来。有几次他们竟动起刀子来。“过节”这两天里所发生的一切使我痛苦至极。我从不赞同不加节制的群饮狂醉，而在这种地方我尤其反对。这两天，监狱官没有来巡查，也不来搜寻白酒；他们明了，一年中也该给这些受歧视的人宽松一下，否则，牢里的情况会更糟。我胸中终于燃起一股愤恨。犯中有个叫米——斯基的波兰人碰到我。他神色忧郁地望了我一眼，两眼一闪，双唇颤动，咬牙切齿地小声对我说道：“jehaiscesbrigands！”①然后擦身而过。我回到牢房，虽然一刻钟前我发疯似地从屋里跑出去，当时有六个壮实的农夫一齐扑向醉汉鞑靼人加津，想要他而动起手来。他们乱打乱揍，照这么打下去，骆驼也会被打死的，但他们知道，这个大力士难得被打死，所以下起手来毫无顾虑。现在回到屋里后，我发现加津躺在牢房尽头一个角落的板床上不省人事，生命垂危。他盖着皮袄，大家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绕过，虽然都深信他明早会苏醒过来，“可是照这么打，说不定会送命的”。我回到床上，对着装有铁栅栏的窗户迎面躺下，把手枕在脑后，闭上眼睛。我喜欢这么躺着，因为人们不会去打搅一个入睡的人，而这时我就可以去幻想，去思考。但是那一次我没有幻想，我的心平静不下来，耳边老响着米——斯基的话：“jehaiscesbrigaands！”其实，为什么要去描述那些印象呢？现在我有时在夜间也梦见那情景，没有做过比那更痛苦的梦了。人们也许会发现，时至今日我几乎从未在刊物上谈过我在狱中的生活情况。《死屋手记》写于十五年前，我是以一个虚拟的杀妻犯的口吻写的。顺便补充一句，从那时起许多人都以为，甚至现在还断言，我之所以被流放是因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
①法语：我恨透这些暴徒了。
我渐渐地真的想得出了神，并且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回忆中了。在服苦役的四年中我都不断地回忆我的整个过去，似乎在回忆中我又重新经历我那昔日的全部生活。这些回忆都是自然地显现出来，我很少按自己的意愿去回想，常常是从一点一线开始，——有时是很难觉察到的，而后一点一点地扩大为一个完整的画面，形成一个鲜明的、完整的印象。我对这些印象进行分析，使往事具有新的特点，而重要的还在于对往事进行修正，不断地修正。我的全部消遣就在于此。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童年时（我那时才九岁）一个极平常的瞬间——它似乎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回忆我的童年。回忆中，我们乡村八月的情景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个干爽、晴朗的日子，但有几分凉意，微风习习。夏天在消逝，不久我就要去莫斯科学习法语了，整整一个冬天，又该腻烦死了。真舍不得离开这乡村。我穿过打谷场，下到山沟里，再往上走到洛斯克——我们这儿这样称呼山沟那面伸展到小树林的那片茂密的灌木林。我钻进灌木林，听到不远处——约莫三十步远，有个农夫在林中旷地上耕作。我知道，在陡坡上耕地，马儿是很吃力的，所以我有时可听到农夫的一声声吆喝：“驾——驾！”这里的农夫我差不多都认识，但现在是哪一个在耕作我不清楚。对我来说反正是一回事。我正专心致志自己的事儿哩，我也一样忙不迭：折胡桃树枝鞭打青蛙；榛树枝儿好看可不结实，比桦树条差远了。我也很迷恋小昆虫和小甲虫，并进行采集。它们真是漂亮极了。我也很喜欢动作敏捷带黑斑的红黄色小蜥蜴，但我惧怕蛇，不过比起蜥蜴来蛇要少得多。这儿很少有蘑菇，采蘑菇要到桦树林里去，我正准备要去哩。平生没有什么比森林更让我喜爱的了，那里有蘑菇、野果、昆虫、小鸟、刺猬、松鼠，以及我非常爱闻的枯枝败叶的潮湿气味。甚至现在写到这儿时，我也闻到了我们乡村里桦树的芳香，因为它给我的印象终生难忘。在一片静寂中，我忽然十分清晰地听到一声喊叫：“狼来了！”我吓得魂飞魄散，也大叫起来，然后边喊边跑向林中旷地，直奔正在耕地的农夫。
原来是我们村的农夫马列伊。我不知道他是否叫这个名字，但是大家都叫他马列伊，——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夫，结实、魁梧的身材，又宽又密的一把深褐色胡子里间杂着一绺绺的银须。我认识他，但至今从未有机会同他说话。他听到我的叫声，就让马儿停下来，我飞快地跑上去，一手抓住他的犁，另一手抓住他的衣袖。他看出我惊吓不已的样子。
“狼来了！”我气喘喘地叫着。
他抬起头，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一时竟也相信了我的话。
“狼在哪儿？”
“有人喊……刚才有人喊‘狼来了’……”我嘟嘟哝哝说道。
“哪里，哪里，哪有什么狼？是你的幻觉吧。你看，这哪儿有狼呢？”他喃喃地鼓励我说。但我浑身打颤，死死地抓着他的上衣，我的脸色想必一定刷白。他怀着不安的微笑看着我，显然在为我担惊受怕。
“瞧你，吓成这样，哎呀呀！”他摇着头说。“得啦，亲爱的。瞧你这小鬼，哎呀！”
他伸出一只手突然在我的脸上摸了摸。
“喂，得啦，愿上帝保佑你，画十字吧。”但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颤动着，这好像使他格外吃惊。他轻轻地伸出一个指甲乌黑、沾着泥土的粗大手指，又轻轻地碰了一下我打颤的嘴唇。
“瞧你，哎呀！”他久久地对我现出慈母般的微笑，“天哪，这是怎么的，哎呀呀！”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狼，我听到“狼来了”的喊声是我的一种幻觉。虽然喊声是那么清晰，但这样的喊声（不只是关于狼的）我以前也听到过一两回，都是我的幻觉。这种现象我是知道的（后来这些幻觉伴随着童年一起泯灭了）。
“好吧，那我走了。”我迟疑地、羞涩地望着他说。
“好的，你走吧，我会目送你，一定不会让狼伤害你的！”他补充说，依旧慈母般地对我微笑，“嗯，愿上帝保佑你，走吧。”他给我画了个十字，也给自己画了个十字。我走了，差不多每走十步就回头望望。我走的时候，马列伊和那匹马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我，我每次回头，他都对我点头。说实在的，我怕成那样，在他面前感到有几分惭愧哩。然而，我一边走还一边怕狼，直到爬上沟谷的斜坡到达第一个窝棚时，我害怕的心情才完全消除。我家的护院狗沃尔乔克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到我的跟前。有沃尔乔克在，我精神大振，最后一次转过身来回望马列伊，他的脸庞已模糊莫辨，但我感到他依然在向我亲切微笑和频频点头。我向他挥了挥手，他也对我挥挥手，就策马向前走去。
“驾——驾！”又听到他在远处的吆喝声，马儿拉着木犁又开始走起来。
所有这一切我都一下子回想起来了，并且不知为什么还那么确切、详尽。蓦地，我清醒过来，从板床上坐起来，我记得，脸颊上还留有回忆时的浅笑。我又继续想了一会儿。
当时，从马列伊那儿回家后，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起过我的这次“险遇”，况且，这又算得了什么险遇呢？那时，我很快就把马列伊忘了。后来同他偶尔相遇，我也从没有同他攀谈，不论是关于狼的还是别的什么。而今相隔二十年后，在西伯利亚，我却突然想起了那次相遇，是如此清晰，如此入微。就是说，那次相遇是不知不觉地铭刻在我心上，是自然而然地不以我的意愿为转移地被记忆下来了，而一旦需要，它就会马上浮现出来。我回忆起了一个穷苦农奴温柔的慈母般的微笑以及他画十字、点头的情景：“瞧你，小鬼，受惊了吧！”尤其是他那沾有泥土的粗大手指，他用它轻柔地、羞怯地碰了碰我颤动的嘴唇。当然，任何人都能给小孩鼓励，但是，那单独相遇时所发生的事情却似乎迥然不同，即使我是他的亲生骨肉，他也不可能用更圣洁的爱怜眼光待我了。是谁叫他这么做呢？他是我家的农奴，而我还是他的少爷，谁也不知道他给过我爱抚，也不会因此而赏赐他什么。他是不是很爱孩子呢？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是在荒郊野外单独相遇的，也许只有天上的上帝才能看得见。一个粗野、不识字，而且无所期待、对自身自由也无所奢望的农奴，他的心底却充满着文明人类多么博大的感情，充满着多么细腻、近乎女性的温柔！请问，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①在谈到我国人民的高度教养时，他所指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吗？
--------
①阿克萨科夫（一八一七—一八六○）：历史学家，诗人。
我记得，我从床上下来环视四周后，我突然觉得，对这些不幸的人我是用绝然不同的目光看待的。我胸中的一切憎恨和愤懑须臾间神奇般地烟消云散了。我往前走去，端详着迎面而来的一张张面孔。这个被剃光头发、脸上留有印记的农夫喝醉了酒，在大声嘶哑地唱着醉歌。他也许就是那个马列伊，因为我还未能看清他的内心深处。当天晚上，我再次碰到米——斯基，一个不幸的人！他的脑子里已经不可能有关于马列伊一类人的任何回忆，除了“jehaiscesbrigands！”那一句话外，对他们这些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看法。不，这些波兰人所经受的苦难比我们多多了！
别人家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1）
“劳驾，先生，请允我向您打听……”
一个过路的行人浑身一抖，有点吃惊地望了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一眼。这位先生开门见山，向他提问，时间是傍晚七点多，地点是在大街的中间。大家都知道，要是一位彼得堡的先生在大街之上，同另一位完全陌生的先生谈点什么的话，那另一位先生肯定会吓一大跳的。
这位过路人正是如此：他浑身一抖，有点害怕。
“请原谅我惊动您了，”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开口说道，“不过，我……我，确实不知道……您一定要原谅我，您看，我的心绪有点不佳……”
穿一件腰部带褶子的旧式大衣的青年人这才发现，那位穿熊皮大衣的先生的确情绪不好。他满布皱纹的脸庞，相当灰白，声音不断地颤抖，显然，思想纷乱，前言不搭后语。看得出来，说出这一恳切的要求，他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的，因为对方在官阶和地位方面都比他低，而对方却又不得不向他有所要求。再说，这种要求，从一位穿着这么昂贵的大衣，这么深绿色的考究的燕尾服，衣上还戴着五颜六色的装饰物的先生方面来说，这种要求，至少是不体面的、不合身份的、甚至是反常的。很明显，所有这一切使得穿熊皮大衣的先生感到尴尬，最后，这位心绪不佳的先生终于克制不住了，决心压住自己的激动，体面地掩饰他自己造成的令人不快的场面。
“请您一定要原谅我，我心境不好。不过，您确实不了解我……打扰您了，请原谅！我改变主意了。”
这时，他出于礼貌，把帽子稍稍抬起，然后就朝前跑去。
“不过，请允许我……您请便！”
但是，那个矮个子在黑暗中消失了，让穿腰部带褶子的大衣的那位先生站在那里目瞪口呆。
“这人真怪！”穿腰部带褶子的大衣的先生想道。后来，他在着实大吃一惊以后，终于摆脱了麻木状态，想起了自己的事情，开始来回徘徊，同时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栋楼层无数多的楼房大门。烟雾开始消散，青年人有点高兴了，否则，他在雾中漫步更加看不清楚，尽管有一位整天站在那里失望的马车夫可能看见他。
“请原谅！”
过路人又浑身一抖：原来又是那个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站在他的面前。
“对不起，我又……”他开口说道，“不过，您，您肯定是一位高尚的人！请您不要把我当作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看，其实我语无伦次，不过，一定要请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
先生，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个非常有求于您的人……”
“到底是什么事？如果我能办到……”
“您或许以为我向您要钱吧！”这位神秘的先生歪着嘴巴，歇斯底里地笑着，但面色惨白。
“哪能呢，先生！”
“不，我看得出来，我给您添麻烦了！请原谅，我无法克制自己。就算您认为我神经错乱，几乎发疯了也好，但您千万不要作出什么结论……”
“还是谈正事吧，谈正事吧！”青年人作了回答，鼓励性地但很不耐烦地点了一下头。
“啊！原来是这样！您，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居然提醒我谈正经事，好像我是一个多么不懂事的小孩子！我真糊涂到了极点！我的自贱，您是怎么看的，请您坦率地告诉我？”
青年人感到很不自在，没有说话。
“请允许我坦率地问您：您是否见到过一位太太？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终于果断地说了出来。
“太太？”
“是的，先生，是一位太太。”
“我见过的……不过，老实说，从我身旁走过去的太太很多……”
“正是如此，先生，”神秘人带着苦笑回答道。“我言语混乱，我要问的不是这个，请您原谅我。我想要说的是您见没见过一位穿狐皮外衣，披着黑色天鹅绒斗篷、戴着黑面纱的太太？”
“不，这样的没见过……不，好像没有发现过。”
“噢！既然如此，那么请您原谅，先生！”
年轻人想要问点什么，但穿熊皮大衣的先生又已经消失了，又把自己耐心的听者呆呆的扔在那里。
“他一定是见了鬼了！”穿带褶子大衣的年轻人想道。他显然已经不耐烦了。
他懊丧地竖起海龙皮衣领，又开始走来走去，同时小心翼翼地从楼层很多的大楼门前走过去。他生气了。
“她怎么还不出来呢？”他想道，“都快到八点钟了！”
钟楼上响了八下。
“啊呀！您到底见鬼啦！”
“对不起，先生！……”
“请您原谅我这么把您……不过，您这么悄悄地走到我跟前，使我吓了一大跳。”过路人一边说，一边皱眉头，同时表示歉意。
“我又找您来了，先生！当然，我一定使您觉得我是一个不安份的怪人吧，先生！”
“请您行行好，别绕圈子，快点说清楚。我还不知道，您到底要求什么？……”
“您有事吧？看得出来的，先生！我把一切都坦白告诉您，不说废话！有什么办法呢？！环境有时会把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硬拉在一起……不过，我看得出来，您很不耐烦，青年人……您看是这样的……不过，我还不知道怎么说呢？我在找一位太太，先生！（我已下定决心，把一切都说出来）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位太太到哪儿去了？至于她是谁？我想您不必知道她的名字，青年人！”
“嗯，嗯，继续讲下去。”
“讲下去！这是您同我讲话的口气！对不起，也许我叫您年轻人，伤害了您，不过，我丝毫没有……总而言之，如果您乐意帮我一个大忙的话，是这么回事，先生，一位太太，先生，也就是我想说的是一位正派的女人，出自高贵人家，是我的一位熟人……我受人之托……您看见了吧，我本人还没有成家……”
“嗯。”
“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看，青年人，（唉，我又说错啦！真对不起您，先生，我老是叫您青年人！）每分每秒都很珍贵……您想想吧，这位太太……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人住在这幢房子里？”
“这……这里住的人很多。”
“对，就是说，您说的完全正确，”着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回答道，他为了挽回面子，淡淡地笑了起来。“我觉得我是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不过，您说话干吗用那种口气呢？您看，我是诚心诚意承认我言语混乱的，如果您是一位高傲的人，您一定看够了我的自我作贱……我说，一位太太，行为高尚，也就是举止轻浮，对不起，我的思路混乱不堪，好像在说一部什么文学作品。比方说，您以为是在说波尔·德①柯克内容轻佻的作品，而这位作家的全部可悲之处就在……这里……”
--------
①波尔·德·科克（一七九四——一八七一）法国浪漫派作家。
年轻人怀着遗憾的心情望了望穿熊皮大衣的先生。这位先生看来思路已经彻底混乱，他沉默下来，直望着年青人，毫无意义地微笑着，同时无缘无故地用颤抖的一只手，去抓青年人的大衣翻领。
“您问什么人住在这里吗？”年轻人稍稍后退了一步，问道。
“对，您说过，有许多人住在这里。”
“这里嘛……我知道，索菲娅·奥斯塔菲耶夫娜也住在这里。”年轻人悄悄地说道，甚至带有一点同情的味道。
“唔，您看，您看！您一定知道点什么，年轻人，是吗？”
“我向您保证，不，我一无所知……我是根据您心烦意乱的神态来判断的。”
“我刚才从厨娘口里打听到，她常来这里。不过，您没说对，也就是说她不是来找索菲娅·奥斯塔菲耶夫娜的……他们俩互相并不认识……”
“不认识？唔，那就请您原谅了，先生……”
“看来，您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年轻人，”古怪的先生带着辛辣的嘲讽口气说道。
“您听我说，”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道，“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造成您心绪不佳的原因，大概是有人对您背信弃义吧，请您直率地说出来，行吗？”
年轻人赞许地微微一笑。
“我们起码能做到相互理解，”他补充了这么一句，随即他的身子就非常宽容地表露出他想微微鞠躬的愿望。
“您可要了我的命啦！不过，（我向您坦白承认）事情正是这样……但谁不出事呢……您的关切深深地感动了我……您一定会同意，在青年人之间……我虽然不算年轻，但是，您知道，习惯、单身汉的生活，单身汉之间，大家都知道……”
“好，都知道，都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帮您呢？”
“这样吧，先生！您是同意去拜访索菲娅·奥斯塔菲耶夫娜的……我现在还不确切知道这位太太到哪里去了，我只知道她在这栋房子里。看到您在这儿踱步（我自己也在那边散步），我就想……您是否看出我在等这位太太呢？……我知道她在这里，我很希望碰到她，向她解释解释，什么是不体面和卑劣……总而言之，您是理解我的……”
“唔，嗯！”
“我这样做，也不是为了自己，您不要以为……这是旁人的妻子！丈夫站在那里，站在沃兹涅申斯基桥上。他想捉奸，但他还下不了这个狠心。他还不相信，也像任何一个丈夫一样……（这时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想笑一笑）我是他的朋友。您一定会同意，我是一位颇为受人尊敬的人，我不可能是您所想象的那种坏人。”
“那当然，先生！嗯！……”
“就这样，我老是在捉她，我受人之托嘛，先生（一个倒霉的丈夫！）！但是我知道，这位年轻的太太很狡猾（枕头底下老是藏着波尔·德·科克的言情小说）。我相信她会人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溜掉。我坦白承认，是厨娘告诉我的：她经常来这里。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发疯似的跑来了。我想捉住她，我早就对她有怀疑，所以我才问您，您在这里来回走动……您——您——我不知道……”
“说吧，说吧，您到底要什么？”
“对，先生！……我不曾有过荣幸认识您；现在也不敢动问您尊姓、大名……至少，让我们认识认识吧，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机会！……”
浑身颤抖的先生热烈地摇撼着青年人的一只手。
“这应该是我一开始就要做的事，”他补加了这么一句，“但是我忘了所有的礼仪！”
说话的时候，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无法站立在原地，老是心神不定地向两旁张望，不时倒换着两只脚，像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一样，一手牢牢地抓着年轻人。
“您看见了吧，先生！”他继续说道，“我想和您交个朋友……请原谅我的放肆……我想求您走到那一边去，然后从后门的小巷那边再走回来，就这么来来回回地，画一个冂字形。我呢，就到大门口附近去徘徊，这么一来，我们就不会让人溜过去了。我老是耽心一个人是堵不住的，而我是不放她过去的。您一见到她，就把她拦住，然后对我大叫……不过，我是疯子！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建议是何等的荒唐与无礼！”
“不，您说到哪里去了！请便吧！”
“请您不必原谅我，我心情烦乱，不知所措，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好像我要上法庭受审判似的！我甚至要向您坦白承认，我将光明磊落，和您开诚相见，青年人，我刚才甚至把您当成了情夫！”
“简单点讲，也就是说您想知道，我在这儿干什么？”
“高尚的人，亲爱的先生！我原来想过您就是他。我不希望用这种想法来玷污您，不过……不过，您要向我保证，您不是那个情夫，行吗？”
“好！我来发誓，我是情夫，不过不是您妻子的情夫，否则我就不会呆在大街上，而是现在和她呆在一起了！”
“妻子的情夫？谁告诉过您我有妻子，青年人？我是单身汉，也就是说，我本人也是一个情夫……”
“您说过，有一个丈夫在……沃兹涅申斯基桥上……”
“那是，那当然是的，是我说走了嘴，说错了。不过，也有别的关系！青年人，您一定会同意：性格上的某种轻率，也就是说……”
“嗯，嗯！好，好！”
“也就是说，我压根儿就不是丈夫……”
“我非常相信，先生！不过，我对您坦白地说，现在我在劝说您的同时，也要自己安慰自己，因此我才对您开诚相见，谈心里话，您不仅使我心烦，而且正在妨碍我。所以我恳请您给我让出位子，请您走开！我自己也是在等人呢！”
“遵命，遵命，先生！我就走开，我尊重您热烈的焦躁不安的心情。这一点我理解，青年人。啊，现在我多么理解您啊！”
“好，好……”
“再见……不过，请您原谅，青年人，我又要找您……我不知道，怎么说好……请您再一次向我发誓保证：您不是情夫！”
“哎呀，上帝，我的主啊！”
“还有一个问题，最后的一个问题：您知道那个……丈夫的姓名吗？就是您的那个对象的丈夫罗。”
“当然知道。反正不是您的姓名就是，完了吧！”
“您怎么知道我的姓名呢？”
“您听我说，您快走！您在浪费时间；这样她已经走掉一千回啦……唔，您到底要干什么呢？您的妻子穿狐皮大衣，戴斗篷，我的是披格子花披风，戴天蓝色天鹅绒帽子……喂，您还要说什么呢？到底您还要干什么？”
“戴天蓝色天鹅绒帽子！她是有一件格子花披风的，也有一顶天蓝色的帽子，”纠缠不休的人突然从原路走回来，大声叫了起来。
“啊呀，真见鬼！对，这种事是完全可能的……对呀，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人并不到那里去呀！”
“她，您的那个她在哪儿？”
“这一点您很想知道，您到底要干什么？”
“我承认，我老是说的那个事……”
“呸，我的天啦！您真是厚颜无耻！唔，我的那位在这里有熟人，住在三楼，临街。您还怎么样？要我把他们的名字都说出来吗？”
“我的上帝！我也有熟人住在三楼，窗户也是对着大街的！……是一位将军……
“将军？！”
“是一位将军。我告诉您是哪位将军吧，好，是波罗维津将军。”
“这就巧啦！不，这不是他老人家！（哎呀，真是活见鬼啦，活见鬼啦！）”
“不是他老人家？”
“不是他老人家。”
两人默默不语，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
“喂，您干吗这么望着我？”青年人叫了起来，恼火地摆脱自己身上的麻木与沉思。
先生开始焦躁不安了。
“我，我，我承认……”
“不，对不起，对不起，现在让我们理智一点说话。事情是我们共同的。请您向我解释一下……谁住在那里？……”
“是熟人吗？”
“对，是熟人……”
“您看，您看见了吧！我凭您的一双眼睛，就看出我猜着了！”
“真是见鬼了！不，不，真是活见鬼了！您是瞎子不是？我不是站在您面前，我不是没同她在一起吗？咳，真叫人丧气！不过，您说也好，不说也好，我反正无所谓！”
青年人无比愤怒，两次踩着鞋后跟转过身来，把手一挥。
“我倒没有什么，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我什么都会告诉您，首先她是一个人到这儿来的，他们是亲戚，所以我就没有怀疑。昨天我碰见那位大人先生，他说他从这儿搬走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搬到另一套房子里去了，可是……也就是说，不是我的而是旁人的妻子（他站在沃兹涅申斯基桥上），这位太太说，前天她还来过这里，也就是去过那套住宅。可厨娘告诉我，那位大人先生的住房已经被一个叫鲍贝尼津的青年人租下了……”
“哎呀，活见鬼了！真是活见鬼了！……”
“先生，我胆战心惊，快吓死啦！”
“咳，见鬼去吧！您胆战心惊、快吓死啦，与我有什么相干？哎呀，一会儿就会好的，您瞧……”
“在哪里？在哪里？您只要叫一声：伊凡·安德列依奇，我就会跑来的……”
“好，好，哎呀，又见鬼啦，真是活见鬼！伊凡·安德列依奇！！”
“我在这里，”返回来的伊凡·安德列依奇嚷叫起来，他已气喘吁吁了。“唔，什么？什么？在哪里？”
“不，我不过这么……我想知道，那位太太叫什么名字？”
“叫格拉芙……”
“格拉菲拉吗？”
“不，不完全是格拉菲拉……对不起，我不能把她的名字告诉您。”说这话的时候，那位可敬的先生的面色，已经苍白得像一块白手帕。
“对，当然不是格拉菲拉，我自己知道，不是格拉菲拉，不过她同谁在一起呢？”
“在哪里？”
“在那里！哎呀，见鬼啦，真是活见鬼啦！”（青年人已经气得在原地站不住了。）
“啊，您看呀！为什么您知道她叫格拉菲拉？”
“唔，到底硬是见鬼啦！您又捣鬼啦！您不是说过她不叫格拉菲拉吗？……”
“先生，您这是什么口气！”
“去您的，顾不上口气啦！怎么，她是您的妻子吗？”
“不，也就是说，我没有结婚，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对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诉说不幸，而这个人我不说值得任何人尊敬，至少是一位有教养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到处骂粗话。可您却老是口口声声说：活见鬼！活见鬼！”
“对，是活见鬼！还是对您说的呢，您明白吗？”
“愤怒弄瞎了您的眼睛，所以我不开口说话啦。我的天哪，那是谁呀？”
“在哪儿？”
响起一阵喧哗和哈哈大笑声。长得还算好看的两个姑娘，从台阶上走下来，朝他们那边奔去。
“哎呀多漂亮的人哪！您们怎么啦？”
“你们慌里慌张的，往哪儿跑呀？”
“不是他们！”
“怎么，没碰上他们！是马车夫！”
“您要上哪儿去，小姐？”
“去波克罗夫家，安奴什卡，坐上去，我送您到家。”
“喂，我从那边上，走啦！你要注意点，快点拉车……”
马车夫赶着车子走了。
“这是从哪儿来的？”
“天啦，我的天啦！但是，要不要到那儿去呢？”
“去哪儿？”
“去鲍贝尼津家呀。”
“不，先生，不行……”
“为什么？”
“当然，要是我，就会去的。不过，那时她肯定会说出另一种话来。她……会变，我了解她！她会说她是故意来捉我和什么人的奸的，于是嫁祸于人，把倒霉的事硬栽在我的身上！”
“说不定她还真在那里呢！至于您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还是去找将军吧……”
“他不是早搬走了吗？”
“反正一样，您明白吗？她不是去了吗？那好，您也去，明白吗？您装作好像您不知道将军已经搬走，您好像是去接您妻子的，好，就这么干。”
“往后呢？”
“往后，您在鲍贝尼津家愿意捉谁就捉谁，呸，你这个鬼怎么这么笨呀！……”
“唔，我捉谁不捉谁与您有什么相干？您看，您看哪！……”
“什么，什么，老兄？什么？又是为前面的那个事吗？哎呀，你，我的天哪！您真丢脸，您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人，您是一个糊涂透顶的大笨蛋！”
“嗯，您为什么这么感兴趣？您是想打听……”
“打听什么？什么？唔，真是活见鬼！现在我可顾不上您了！我一个人也去，您给我走开，您滚。到那里好好守候着，就在那里来回跑，好吗？！”
“先生，您几乎已经忘乎所以啦！”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绝望地叫了起来。
“怎么啦？到底怎么啦，我忘乎所以？”青年人咬紧牙根说完，就疯狂地靠近穿熊皮大衣的先生，“唔，怎么啦？我在谁的面前忘乎所以呀？！”他握紧拳头吼道。
“但是，先生，请您……”
“您是什么人？我在谁的面前忘乎所以？您姓什么？”
“我不知道您这是为什么，青年人？您干吗要打听我的姓名？……我不能说……我最好是与您一起走。我们一起走，我决不落后，我作好了一切准备……但是，请您相信，我应该得到更加有礼貌的语言！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丧失精神，即便您心情烦乱（我猜得到您心烦意乱的原因），那至少也不必忘乎所以……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人！……”
“您年纪老与我有什么关系？真是稀罕！您给我滚开，您怎么在这儿跑来跑去！……”
“为什么我老？我算什么老人？当然，论资历，我是老人，不过，我没有跑来跑去呀……”
“这是一看就清楚的！您快滚开吧……”
“不，我和您在一起，您不能禁止我，这样做我也是与此事有关连的人，我和您在一起……”
“好，那就轻声一点嘛，声音放低一些，闭嘴！……”
他们俩人一起登上台阶，沿着楼梯登上三楼。里面黑漆漆的。
“站住！您有火柴吗？”
“火柴？什么火柴？”
“您会抽烟吗？”
“是的！有，有，在这里，这就是。您看，等一等……”
穿熊皮大衣的先生手忙脚乱。
“呸，多笨的家伙……见鬼啦！好像，这个门……”
“这……这……这……”
“这……这……这……您嚷什么呀？声音放低一点！……”
“先生，我在克制着呢……您胆子大，正是这样！……”
火光闪了一下。
“唔，正是这样，您瞧，铜牌！这就是鲍贝尼津家。您看见没有：鲍贝尼津？……”
“看见啦，看见啦！”
“轻——点！怎么，火灭啦？”
“灭啦。”
“要叩门吗？”
“对，要叩门。”穿浣熊皮大衣的人回答道。
“您敲吧！”
“不，为什么要我敲呢？您开始，您先敲吧……”
“胆小鬼！”
“您自己才是胆小鬼呢！”
“给我……滚……开！”
“我真后悔，不该把秘密告诉您，您是……”
“我？我怎么哪，嗯？”
“您利用了我的心情烦乱！您看到了我心情烦乱……”
“够啦！我不过是觉得可笑罢了！”
“您为什么在这里？”
“您又为什么呢？”
“您的道德真高！”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怀着满腔愤怒说道“唔，您怎么说起道德来了？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才是不讲道德呢！”
“什么？！”
“是的，照您的意思，每一个受屈辱的丈夫都是草包罗！”
“难道您是丈夫？丈夫不是在沃兹涅申斯基桥上吗？您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缠住我不放？”
“因为我觉得您就是情夫！……”
“您听着，如果您继续这样对我说话，那我就要肯定，您就是草包，您知道我是说什么人吗？”
“您想说我就是丈夫！”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说完，好像被开水烫了似地，不断后退。
“嘘！闭嘴！您听……”
“这是她。”
“不！”
“呸！多黑呀！”
一切都静下来了。鲍贝尼津家里传出一阵喧哗声。
“我们干吗要吵架呢，先生？”着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悄悄说道。
“真是活见鬼，是您自己生气的嘛！”
“但是，是您使我受不了才生气的。”
“闭嘴！”
“您得同意，您还非常年轻……”
“您给我闭嘴呀！”
“当然，我同意您的想法，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丈夫，是草包。”
“您能不说话吗？啊！……”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凶狠地追查倒霉的丈夫呢？……”
“这是她！”
但响声这时又没有了。
“她？”
“是她！是她！她！可您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四处张罗呢？
又不是您的不幸！”
“先生，先生！”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喃喃说道，他面色惨白，不断哽咽。“当然，我心情烦乱……您已经看够了我的自卑自贱，不过现在是黑夜，当然，明天……明天肯定是不会见面的，虽然我并不害怕与您相见。她丈夫不是我，而是我的朋友，他在沃兹涅申斯基桥上，确实是他！那是他的妻子，旁人的妻子！他是一个倒霉的人！我向您保证！我和他熟得很，您等一等，我把全部情况讲给您听。我和他，正如您所见到的，是朋友。要不然，我现在就不会为他而焦急心碎了。这情形您是看见的。我几次对他说过：你干吗要结婚呢？我的朋友！你有地位，你有吃有穿，你是一位体体面面的人物，干吗要拿这一切去换取一个女人的撒娇、任性和卖弄风情呢！你要同意啊！可是他说，不，我要结婚，要家庭的幸福……好啦，现在看你的家庭幸福吧！起初，他自己欺骗别人的丈夫，现在轮到他喝苦酒了……请您原谅，我这么解释，是出于不得已！……他是个倒霉的人，正在受苦，您瞧！……”这时，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狠狠地抽泣了一下，仿佛要痛哭嚎啕一番似的。
“让他们都见鬼去吧！天底下傻瓜还少吗！？您到底是什么人？”
青年人非常愤怒把牙齿咬得格格发响。
“嗯，此后您会同意的……我对您是光明磊落、坦诚相见的……您这是什么口气啊！”
“不，请等一等，您一定要原谅我……您贵姓？”
“不，干吗要您知道我的姓呢？！”
“啊！！”
“我不能把姓名告诉您……”
“沙布林您认识吗？”青年人迅速说道。
“沙布林！！！”
“是的，沙布林！！！啊！！！（穿腰部带褶子大衣的先生在这里有点故意挑逗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您明白了吗？”
“不明白，先生，是哪一个沙布林？”穿熊皮大衣的先生木然回答，“根本不是沙布林！他是一位可敬的人物！您嫉火中烧，我可以原谅您的无礼。”
“他是个骗子，出卖灵魂，贪污受贿，盗窃，是个大坏蛋，很快就会上法庭受审的！”
“请原谅，”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吓得面色苍白，说道，“您不了解他，我看您对他一无所知！”
“是的，我没见过他的面，而是从与他很接近的人口中了解到的。”
“什么人，先生？您看，我心烦意乱，神情不安，您看见……”
“傻瓜！醋罐子！一个老婆都看不住！既然您高兴知道，那他就是这样的人！”
“对不起，您大错特错了，青年人……”
“哎呀！”
“哎呀！”
鲍贝尼津家的房里又传出响声。有人开了门，响起了说话的声音。
“哎呀，这不是她，不是她！我熟悉她的声音。现在我全知道了，这不是她！”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说完，脸色惨白，像一块白手帕。
“住嘴！”
青年人贴在墙上。
“先生，我跑啦，这不是她，我感到很高兴。”
“好，您走吧，您快走！”
“可您怎么还站着？”
“可您怎么办呢？”
门开了，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忍不住了，像箭似的，从楼梯上迅速滚了下去。
一男一女从青年人的身旁走了过去，他的心紧张得停止了跳动……传来的是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随后就是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男子的哑嗓子。
“没关系，我吩咐派雪橇来，”哑嗓子说道。
“啊呀！好，好，我同意，您就吩咐吧……”
“雪橇在那里，我去去就来。”
太太单独留了下来。
“格拉菲拉，你的誓言哪里去了？”穿腰部带褶子大衣的青年人抓住那女人的手，大声叫了起来。
“哎，这是谁呀？这是您，特沃罗戈夫？我的天哪，您在干什么？”
“您刚才和谁在这里？”
“那是我丈夫，快走，快走开，他马上就会从那里出来……从鲍罗维津那儿出来，您快走，看在上帝的面上，您快走开。”
“鲍罗维津一家搬走已经三个星期了！我全知道！”
“哎呀！”那位太太跑上台阶，青年人赶上了她。
“谁告诉您的？”太太问道。
“是您丈夫，夫人，伊凡·安德列依奇。他在这里，就在您前面，夫人……”
伊凡·安德列依奇确实站在台阶旁。
“哎呀，这是您？”身穿浣熊皮大氅的先生叫了起来。
“啊，c′est vous？①”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叫了起来，带着毫不做作的欢喜心情向他扑了过去。“天哪，我出了什么事啦？我在鲍罗维津家里，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你知道，他们家现在在伊兹迈依洛夫桥边，我同您说过的，你记得吗？我在那里要来了雪橇。拉雪橇的马发了疯，拚命快跑，把雪橇摔碎了。我从那里被摔出了一百来步远。车夫被抓住了。我失去了知觉。幸好，monsie－un②特沃罗戈夫……”
“怎么？”
--------
①法语，“这是您？”
②法语，“先生”。
特沃罗戈夫先生这时已经不像特沃罗戈夫先生，而是像一块石头了。
“特沃罗戈夫先生看见我在这里，就自告奋勇护送我。不过，既然现在你们在这里，那我就只有向您，伊凡·伊里奇表示我最热烈的感谢了……”
太太朝木然的伊凡·伊里奇伸去一只手，她没有握他的手，而是拧了他一把。
“特沃罗戈夫先生，我的熟人，在斯科尔鲁波夫家的舞会上，我有幸结识的。我好像对你说过吧？难道你不记得啦，科科？”
“啊呀，当然，当然！啊呀，我记起来啦！”那个被叫做科科的、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说了起来，“很高兴，很高兴！”
随即他就热烈地握了握特沃罗戈夫的手。
“这是同谁呀？这是什么意思？我在等……”传来了一个嘶哑的声音。
一位个子很高的先生站在众人的面前。他取出长柄眼镜，注意看了看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
“啊呀，monsiur鲍贝尼津！”女人叽叽喳喳说了起来，“打哪儿来？真是巧遇呀！您看我刚才被马摔倒……这是我丈夫！jean！①鲍贝尼津先生，在卡尔波夫家的舞会上……
--------
①法语，让。
“哎呀，非常、非常、非常高兴！……我马上去叫马车，我的朋友。”
“去吧，jean，去吧，我吓死啦，全身发抖，甚至吓出病来了……今天在假面舞会上，”她对着特沃罗戈夫耳语了一阵……“再见，再见，鲍贝尼津先生！明天在卡尔波夫家的舞会上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不，对不起，我明天不会去。既然现在不去……明天我也不会去……”鲍贝尼津还透过牙缝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话，然后皮靴咔嚓一响，坐上自己的雪橇就走了。
一辆轻便马车开过来，那女人便坐了上去。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停下脚步，好像他已无力去做任何动作，毫无意义地望着穿腰部带褶子的大衣的先生，而这位先生则傻乎乎地微笑着。
“我不知道……”
“请原谅，很高兴认识您，”青年人作了回答，同时怀着好奇和愧疚的心情，弯腰鞠躬。
“非常、非常高兴……”
“好像您丢了一只套鞋……”
“我？对了！谢谢，谢谢！我老想弄一双橡皮的……”
“穿橡皮的似乎有点出汗，先生。”青年人说完，显然带着无限的同情。
“jean！你快好了吗？”
“正是脚出汗。我就来，马上就来，我的心肝宝贝，我们正谈得有趣呢！正如您所指出的，正是脚出汗……不过，请原谅，我……”
“您请便！”
“非常、非常、非常高兴和您认识……”
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坐上了车，车子就开动了。那年轻人还站在原地，惊讶地目送着马车开走。
（2）
第二天傍晚，意大利歌剧团正在上演一个什么歌剧。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像一颗炸弹一样，冲进剧场大厅。从来没有人发现他对音乐竟是那么furore①，那么狂热。不过起码有不少人知道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在意大利歌剧团演出时，特别喜欢打鼾，而且一打就是一两小时。他甚至几次说过，打鼾很愉快，甜蜜蜜的。“女演员像一只小白猫，给你咪咪的哼摇篮曲。”他多次对朋友这么说道。不过，这是很久以前说的，那还是上一个演出季节。可现在完全改变了！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就是在家里也夜夜睡不着。然而他还是冲进观众坐得满满的演出大厅，像扔进一颗炸弹一样。连验票员都似乎有点怀疑地望了他一眼，然后马上用一只眼睛瞟了一下他一侧的口袋，满以为可以发现藏在里面以防万一的匕首柄。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观众分为两大派，每派都为自己的女演员捧场。一派叫什么分子，另一派则自称是什么主义者②，两派都对音乐十分狂热，所以检票员非常担心：歌迷们对自己的崇拜对象，往往有所偏爱，而这种偏爱可能产生意外的后果。
--------
①意大利语：狂热。
②一八四七年十月至一八四八年二月一个意大利歌剧团在彼得堡演出，其中有两位演员很受欢迎，一个叫波尔季，另一个叫弗列卓里尼。
因此，在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不完全是白发苍苍，而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秃顶者，外表相当体面）居然带着青年人的干劲，冲进剧场时，检票员情不自禁地想起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崇高的言语：
老年既然如此可怕
青年又当如何呢？……①
--------
①引文与原文有出入。
于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他斜眼望了一下燕尾服的侧边口袋，希望发现藏在里面的匕首，但那里面除了一个钱包之外，一无所有。
飞快跑进剧院以后，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一眨眼功夫就把第二层的全部包厢都看完了，啊呀，真要命！连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原来她在这里！她坐在包厢里！这里还有鲍洛维津将军和他的夫人与小姨子。将军的副官，一个极其灵活的青年人也在这里，还有一位文职官员……伊凡·安德列耶维奇集中注意力和锐利的目光望着，啊呀，真要命！那个文职官员偏偏藏到副官的身后，留在暗处看不见了。
她分明在这里，但她却说她绝对不会来这里！
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这种两面手法，从某个时期以来，就处处表现出来，害得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好苦。现在这个年轻的的文职官员又使他感到完全绝望。他完全被吓坏了，一屁股坐到了围椅里。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种情况很一般，已经习以为常了。……
需要指出的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围椅正是靠近楼下一侧的厢座，而且二楼那个该死的包厢正好就在围椅头顶上，使他感到很不愉快的是他头顶上在干什么，他根本看不见。因此他生气，发烧，就像烧开的茶炊一样。整个的第一幕对他来说，是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也就是说，他一个音符也没听。人们常说，音乐的好处在于使不同感觉的人留下不同的印象。高兴的人可以在音乐中找到欢欣，悲伤的人可以找到悲伤。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两耳之中则是暴风雨的呼号、咆哮。最糟糕的是前后左右都是一些可怕的声音在喊叫，弄得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心脏都快炸开了。这一幕终于结束了。但就在幕布徐徐下落的这一时刻，我们的英雄发生了一起任何笔墨也难以描述出来的惊险事件。
有时候，从顶层包厢里飞下一张海报。在演出枯燥乏味、观众纷纷打哈欠的时候，对于观众来说，这是真正的惊险事件。他们特别关切地注视着那张极其柔软的纸片从最高层慢慢地飘落下来，弯弯曲曲地落到围椅上，然后粘在某个对此毫无准备的观众头上，从中得到一点愉快。确实，看到这人脑袋的怪相，真是有趣（因为，这人的脑袋一定会露出怪相来的），我也常常为太太们的望远镜提心吊胆，因为这些望远镜常常放在包厢一侧的边缘上，我总是觉得，眼看就要掉下来，落在某个对此毫无准备的观众头上。不过，我发现我作这样的悲惨设想是不恰当的，因此决定写成小品文寄给报社。那些报纸经常提醒人们不要受骗上当，还要注意蟑螂，如果您家有这种动物的话。为此它们还向您推荐著名的普林契普先生，他是世界上所有蟑螂的死敌，不仅俄罗斯的蟑螂怕他，甚至外国的，比如普鲁士及其他等等国家的，都对他怕得要死。
不过，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还是出了一件迄今还没在任何地方描述过的奇事。他的脑袋（前面已经说过，相当秃的）上飞来了一张纸片，但不是海报。老实说，我甚至不忍心说出飞到他头上的是什么。因为公开说落到嫉火中烧、十分激怒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那颗令人起敬的、光秃秃的（也就是部分秃顶）头上的，是一个不道德的东西，比如一张洒过香水的情书，确实于心不忍。至少，可怜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对这种无法预见的不像样的丑事，毫无准备，他浑身抖动了一下，好像在自己的头上捉住了一只老鼠或者别的什么动物。
至于说纸条的内容是谈情说爱的，那是勿庸置疑的。字写在一张浸透过香水的小纸片上，与言情小说里写的字条一模一样，而且折叠成很小的样子，可以藏在女人的手套下面。它大概是在传递的时候，比如说询问海报的时候，小纸条被迅速卷进海报里，然后交到某人的手里，但是眨眼之间，也许是副官无意的一推（副官正在极其灵活地解释自己的笨拙），于是纸片便从颤抖的小手中抖落出来，而那个年轻的文职官员已经迫不及待地伸出手来，但他接到的却不是字条，而是一张海报，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快的奇怪事件！事实的的确确，您一定会同意，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感到更加不快。
“prédestine①”他悄悄地说道，两手紧紧捏着纸条，浑身直冒冷汗。“prédestine！子弹一定会找到有罪的人的！”他的脑子突然闪出这一想法。“不，这不对！我有什么罪！哦，对了，这儿还有另一条谚语：子弹找到了倒霉的马卡尔”②，如此等等。
--------
①法文：命中注定。
②这条谚语的全文是：“倒霉的马卡尔连松果都往他头上落”，意即处处倒霉。
受到如此突然事件的震动，脑海中嗡嗡作响，开始出现各种各样想法的情况，难道还少吗！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僵硬地呆坐在椅子上，正所谓半死不活。他相信，他遇到的惊险场面已经被四面八方的人们发现，虽然就在这时剧场里一片紊乱，纷纷有人要女歌星再来一次表演。他尴尬地坐着，满脸通红，不敢抬起眼皮，好像他出了一件意外的不快事件，似乎在这美好的大庭广众之中干出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他最后终于狠下决心，把眼皮抬了起来。
“唱得真好啊，先生！”他对坐在他左手边上的一个说道。
那位正在狂热之中，不停地拍手叫好，主要的是两只脚也不停地走动，他迅速而漫不经心地瞟了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一眼，然后两手放在嘴前，做了一个使声音集中的姿势，大声喊叫一个女歌星的名字。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以前从未听到过这种高声的喊叫，竟然欣喜若狂。“他什么也没发现！”他这么一想以后，马上转身向后。但坐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先生此时正背对着他，用长柄望远镜察看所有的包厢。“也没问题！”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想道。前面的当然什么也没看到。他胆怯地，同时又怀着高兴的希望斜眼瞥了一下他座椅旁边的一楼池座，一种最令人不快的感觉，顿时使他的身子抖动了一下。原来那里坐着一位漂亮的女人，用手帕捂着嘴巴，趴在围椅背上，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如同发疯似的。
“哎呀，我就怕这些女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悄悄说道，随即就从观众的腿脚之间挤过去走到门口。
现在我向我的读者建议，请他们来决断一下，看我和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谁对谁非。难道他此刻的言行是对的吗？大家知道，一所大剧院本身就包括四层包厢，第五层是楼座。为什么一定要认定这纸条是从一个包厢里掉下来的，而且正是这个包厢，而不是别的包厢，比方说五楼，那里不是也有女士吗？但是，往往是有排他性的，而忌妒则是世界上最具排他性的一种。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跑到休息室，站在一盏灯前，拆去铅封，读道：
“今天散戏以后，立即去×街，××胡同拐角处，k先生家，三楼，楼梯的右边。从大门进。您就呆在那里，sans faute①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别弄错了。”
--------
①法语：毫无差错。
谁的笔迹，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没有认出来，但有一点却是毫无疑义的：私订约会。“要抓，要捉住，一开始就把罪恶消灭掉。”这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第一个想法。他头脑里想到的是现在就揭露，马上就地解决。但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甚至跑进了第二层包厢，但及时退了出来。他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跑，由于无所事事，他朝另一个方向跑去，通过另一个包厢敞开的房门，朝对面看了看。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沿垂直方向所有五层的包厢里，坐的都是青年男女。字条可能从所有这五层包厢中飞落下来，因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怀疑所有这些楼层都参与了反对他的阴谋。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看法，任何表面现象他也不信。整个第二幕演出期间，他都在各条走廊上跑来跑去，哪儿也找不到心灵的平静。他本想溜进售票室，希望从售票员的口中打听到所有四层包厢里看客的姓名，但售票室的房门已经上锁。最后，疯狂的欢呼声和掌声响起来了，演出已经结束。开始呼唤演员谢幕，有两个声音从最高层传来，叫得特别响亮，那是两派的头头。但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没有时间管他们了。他的脑子里已经闪出下一步行动的想法。他穿上大衣就去k街，以便碰上他们、逮住他们，加以揭露，总之，要采取比昨天更有力的行动。他很快就找到了房子，刚要进大门，好像在他的手下面，突然闪出一个穿大衣的的身影，赶在他前面沿着楼梯登上了三楼。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觉得，这就是那个，尽管当时他没能看清他的面孔。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已经赶在他前面两级楼梯，接着就听到三楼的房门打开了，但没有响声，好像有人在专门等着来人似的。青年人一闪身就进了房内。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走到三楼时，这扇房门还没来得及关上。他本想在门前站一站，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行动，先是有点胆怯，后来就下决心采取某种非常果断的行动。但是，就在这一时刻，一辆轻便马车辚辚地在大门口响起，车门轰地一开，一个人迈着沉重的脚步和咳嗽声，通通通地登上三楼。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站不住了。他打开房门，迅速出现在房内，满脸露出一个受到侮辱的丈夫的庄严表情。一个满怀激动的小丫头迎着他跑来，随后又出现了一个人，但要拦住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他像炸弹一样，飞进内室，走过两个漆黑的房间，突然出现在卧室里，站在一位年轻、美丽的太太眼前。这位年青的太太吓得浑身发抖，极其惊恐地望着他，好像不明白她身旁出了什么事。就在这时，隔壁房里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原来有人迳直朝卧室走来，那是刚才上楼那样的脚步声。
“天哪！那是我丈夫！”太太两手一拍，大叫一声，脸色白得比身上穿着的白罩衫还要白。
伊凡·安得列耶维奇觉得他走错了房间，做了一件小孩子做的蠢事，没有好好考虑自己的行动，没有在楼梯上好好静下心来，但已经无法可想了。房门已经打开，沉重的丈夫（如果只根据他沉重的脚步来判断的话）已经走进房内……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把自己当成了什么人！也不知道是什么考虑使他不直接迎着丈夫走去，说清楚他是误入房门，承认自己无意地做出了不礼貌的事，请求原谅，然后悄然退出——当然这样做也不很光彩，当然也不大体面，不过至少可以光明正大地走掉。但是不，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又像小孩子一样，采取了幼稚的做法，好像他把自己看成了唐·璜或者洛维拉斯！①起初他躲在床边，用帐幔遮着，后来觉得自己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于是趴在地上，毫无意义地爬到了床底下。惊恐对他的理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所以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一个受到损害的丈夫（至少他自认如此），不敢与另一个丈夫见面，也许他害怕自己的存在会伤害那个丈夫吧。不管是否如此，反正他躲到了床底下，根本不知道这样干是为了什么。但是，更奇怪的是那位太太居然没加任何反对。她看到一个极其古怪的、上了年纪的先生在她的卧室里寻找避身之所时，没有叫喊。她的确是吓晕了，大概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了。
--------
①英国小说家理查逊（一六——一七六一）笔下的色鬼。
丈夫走进门来，又是喘气，又是咳嗽，用最苍老的声音和妻子打了个招呼，然后一屁股跌坐在围椅里，好像他刚刚背回家一捆柴火似的，一阵低沉而持久的咳嗽声响起了。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由一只狂怒的老鬼变成了一头绵羊，胆怯而恭顺，就像一只小老鼠见了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虽然，根据自身的经验，他也知道，并不是所有受到伤害的丈夫会咬人。但此时，他的脑袋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或者是由于思考不够，或者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他开始小心翼翼地、轻手轻脚地、摸索着朝床底下爬去，好让身子舒服一点。当他用手摸到一个东西时，他的那个惊讶神情哟！简直无法形容。使他最最惊讶的是：那家伙动了动并且同时抓住了他的一只手！原来床底下还藏着另一个人！……
“您是什么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悄声说道。
“唔，我是什么人，刚才对您说过的！”奇怪的陌生男子悄声回答。“既然您走错了门，您就快躺下别作声！”
“然而……”
“住嘴！”
于是，这个不相干的人（因为床底下只够容纳一个人），这个不相干的人把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一只手使劲捏在自己的拳头中，痛得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差点叫了起来。
“先生……”
“嘘！”
“您别这么用劲捏我，我会叫喊的。”
“好呀，您叫啊！试试看！”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羞得满脸通红。那个陌生男子既严厉，又是怒气冲冲的。也许此人不止一次地经受过命运的考验，不止一次地落到过这么狭窄的境遇，但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却是生手，狭窄的处境使他喘不过气来。血液直往头部上涌。然而又实在没有办法，需要俯卧着。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只好忍着，不再作声了。
“我，宝贝，在，”丈夫开始说话了，“宝贝，我在帕维尔·伊凡雷奇家里。我们坐下来玩纸牌，就这么，咳，咳，咳！（他开始咳起来了）这么……咳！这么背……咳！去她的！……咳！咳！咳！”
随后，小老头就一直咳过不停。
“背……”他终于说出话来了，但眼里全是泪水，“背痛得很厉害……该死的痔疮！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坐不得！咳，咳，咳！……”
似乎又开始的咳嗽注定要比咳嗽的主人，这个小老头活的时间更长。老头儿在咳嗽的间隙之间好像在转动舌头，说点什么，但是怎么也叫人听不清楚他说的意思。
“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挪一挪！”倒霉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低声说道。
“往哪挪？没有地方呀！”
“但是，您自己肯定会同意，我这样实在不行。我还是第一次处于这种糟糕透顶的尴尬境地呢。”
“我却是第一次同一个很不令人愉快的人呆在一起。”
“但是，青年人……”
“闭嘴！”
“闭嘴？您的行为太放肆，是极其无礼的，青年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您还非常年轻，我年纪比您大。”
“住嘴！”
“先生，您太放肆了！您不知道您是在同谁讲话！”
“同一个躺在床底下的先生……”
“但是，我是被一件意外的事而弄到这里来的，是一个错误，而您，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则是道德败坏……”
“您的错误恰恰也在这一方面。”
“先生，我比您年纪大，我对您说……”
“先生，您知道吗，我们是坐在一块木板上。我求求您别抓我的脸！”
“先生，我什么也不明白。您要原谅我，实在没有地方了。”
“您为什么这么胖呢？”
“天哪！我从来没有处于这么低声下气的地位。”
“是的，再低就没法子躺下了。”
“先生，先生！我不知道，您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明白，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不过，我是一个误会，我不是像您想象的那种人……”
“如果您不挤我，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您。您快闭嘴嘛！”
“先生！如果您不动，我就会中风。您得对我的死亡负责……我请您相信……我是受人尊敬的人，一家之主。我不能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这是您自己爬进来的。好，您动一动吧，这块地方给您，再多就不行啦！”
“高尚的青年人！先生！我发现我错看您了。”伊凡·安德列耶维奇高兴地说道。他感激青年人给他挪出了一点地方，放松了他麻木的四肢。“我理解您被挤的遭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看，您把我想得很坏。请允许我提高我在您心目中的威望；请允许我告诉您，我是什么人；我来这里是违背我自己的意愿的。这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来的目的，不是您所想象的……我是极端地，极端地害怕！”
“您还不住嘴吗？您不明白，要是被人听见，我们就会糟糕吗？嘘……他在说话。”确实，小老头的咳嗽看来开始停止了。
“是这么回事，宝贝，”他哑着嗓子说话，好像是哭似的。
“是这么回事，宝贝，咳！……咳！哎呀，真不幸！菲多谢·伊凡诺维奇说：您该试试喝点千叶草熬的汤，您听见没有，宝贝？”
“我听见啦，我的朋友！”
“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您最好试一试喝千叶草煎的汤。我说我贴过医蛭。可他对我说；不，亚历山大·杰明雅诺维奇，千叶草汤好些。我要告诉您这东西开……咳！咳！啊呀，我的天哪！你看怎么样，宝贝？咳，咳！啊呀，我的老天爷呀！咳，咳！……这么说还是千叶草汤好罗？……咳，咳，咳！啊呀！咳！”
“我认为，试一试这种汤药，不会坏事。”夫人回答道。
“对，不会坏事！他说，您得的大概是肺病，咳！咳！可我说是胃痛，咳，咳！他依然对我说，可能是肺病，你看，咳，咳！你看是肺病吗，宝贝？”
“啊呀，我的天哪，您在说什么呀？”
“是的，是肺病！你现在该脱去衣服、躺下睡觉啦，咳！咳！我今天，咳！有点伤风流鼻涕啦。”
“喂！”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说道，“看在上帝的面上，您挪过去一点吧！”
“我真是对您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您出了什么事。喂，您不能安安静静躺着吗？……”
“您对我太冷酷无情了，青年人！您想伤害我，这一点我看得出来。您大概是这位太太的情夫吧？”
“住口！”
“我不会住口！我不允许您对我发号施令！您肯定是情夫，对吗？如果您被发现，我一点责任也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您不保持沉默，”青年人牙齿咬得格格响，说道，“我就说我是您拉来的，我要说您是我叔叔，把财产全部挥霍光了。到那时，人们至少不会认为我是这位太太的情夫了。”
“先生！您在嘲笑我，您在耗尽我的全部耐性。”
“嘘！难道要我强迫您住口吗？您简直是我的灾星！喂，您说说，您在这里干什么？没有您，我好呆可以躺到明天早晨，而到了那时，我肯定是可以出去的。”
“但是，我不能在这里躺到明天早晨。我是一个很懂道理的人；我当然联系广泛……您怎么看呢？难道他会在这里过夜吗？”
“谁呀？”
“那个老头。”
“他当然会的。并不是所有的丈夫都像您。也有在家里过夜的。”
“先生，先生！”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吓得全身冒冷汗，大声叫了起来。“您要相信我也是在家里过夜的，现在这种情况是第一次，不过，我的天哪，我发现您是认识我的。您到底是什么人，青年人？请您马上告诉我，您是什么人？我从无私的友谊出发求求您啦！”
“您听着！我要使用暴力了……”
“但是，您等一等，请允许我来告诉您，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解释这件糟糕事情的全部……”
“什么解释我都不听，什么事情我也不想知道。您是住嘴还是不……”
“但是，我不能嘛……”
于是，床底下展开了一场小小的较量，随即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就没再说话了。
“宝贝！好像有几只猫在这儿说悄悄话，是吗？”
“什么猫？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显然，太太不知道同自己的丈夫说什么好。她曾经吓得要死，还没有好好清醒过来。现在她身子抖动了一下，随即就竖起耳朵来用心倾听。
“什么猫？”
“是猫呢，宝贝！我近来一回家，瓦西卡就蹲在我书房里咪、咪、咪地尖叫！而且还悄悄地说话。我对它说：你怎么啦，瓦西卡？可是它又咪、咪、咪地叫了起来！随后又好像总在悄悄地说什么。我就想：哎呀，我的天啦！莫非它是在诅咒我死么？”
“您今天尽说蠢话！您不觉得害臊吗？”
“唔，没关系，你别生气，宝贝。我发现我死了你会感到不高兴的，你别生气，我不过这么说说而已。您该快点脱衣，宝贝，快躺下来睡觉，我在这儿再坐一坐，等你睡下再睡。”
“看在上帝的面上，够啦，以后……”
“好，你别生气，别生气！只是这里好像确实有老鼠。”
“瞧您，一会儿猫，一会儿老鼠的！我真不知道您到底出什么毛病啦！”
“唔，我倒没有什么，我一点……咳！我什么……咳、咳、咳、咳！啊呀，我的天啦！咳！”
“您听着，您这么动来动去，他会听见的，”青年人悄悄地说道。
“但是，您要是知道我的情况就好了：我的鼻孔出血啦！”
“让它流出来，别说话。您等一等，他会走的。”
“青年人，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吧。我还不知道我是同什么人躺在一起呢！”
“难道您知道就会好过一点吗？我就对了解您的姓名不感兴趣。喂，您贵姓呀？”
“不，我的姓干吗要告诉您……我关心的只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解释……”
“嘘……他又说话了。”
“真的，宝贝，猫儿们又在说悄悄话啦。”
“不是的，那是您耳朵里的棉花没有塞好。”
“啊呀，真是棉花没塞好的原故！你知道吗，这楼上……咳……咳！楼上咳……咳，咳，咳！等等。”
“在楼上面！”青年人悄悄说道，“啊呀，见鬼！我还以为这是最后一层呢，难道这是二楼吗？”
“青年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战战兢兢地说道，“您在说什么？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为什么对这有兴趣呢？我也以为这是最后一层。难道这儿还有一层？……”
“真的是有人在说话，”老头儿说完，终于停止咳嗽了。……”
“嘘！您听！”青年人悄悄地说道，使劲压着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两手。
“先生，您太用力压着我的两手了，请您快点松开！”
“嘘！……”
接下去就是一场小小的搏斗，后来又出现了沉默。
“我今天碰上了一个漂亮的……”老头儿开始说话了。
“漂亮的什么？”妻子打断他的话。
“是这样的……以前我说过我在楼梯上碰到过一位漂亮的太太，也许我让她过去了？您知道，我的记性坏得很。这个金丝桃……咳！”
“什么？”
“应该喝金丝桃汁，都说喝了好……咳，咳，咳！会好些的！”
“这是您打断了他的话，”青年人又把牙齿咬得格格发响，说道。
“你说过今天你碰见过一位什么漂亮的太太吗？”妻子问道。
“啊？”
“你碰见过一位漂亮太太？”
“谁呀？”
“是你吗？”
“我？什么时候！对了！……”
“到底想起来啦！这个木乃依！”青年人心中暗暗地催促着健忘的老头儿，悄悄地说道。
“先生，我吓得发抖啦！我的天哪！我听见了什么呀？这与昨天一模一样，完全与昨天一个样！……”
“嘘。”
“对，对，对！想起来了，一个十分狡猾的女骗子！两只贼溜溜的眼睛……戴一顶天蓝色的帽子……”
“天蓝色的帽子！哎呀呀！”
“那是她！她有一顶天蓝色的帽子，我的天哪！”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叫了起来……
“她？她是什么人？”青年人紧紧地握着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两手，悄悄说道。
“嘘！”这一次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说的，他说：
“哎呀，我的天啦！我的天啦！”
“唔，不过，谁家没有天蓝色的帽子呢！……唔！”
“真是这么一个大骗子！”老头儿继续说下去，“她是来找什么熟人的，老是眉来眼去的。而那个熟人也有一些熟人来找……”
“呸！这有多枯燥！”太太打断他的话，“您说说，您怎么对她那么感兴趣？”
“唔，好啦，算啦！你别生气！”小老头拉长声音反驳，“好，既然你不愿意听，我就不讲了。你今天好像有点心情不佳？……”
“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青年人开始说话了。
“您看，您看！现在您对这个感兴趣了，可刚才您还不想听呢！”
“唔，您知道，我对这个反正是无所谓的。您不说也好！哎呀，真见鬼，碰上这样的倒霉事！”
“青年人，别生气！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没有什么，我只是想说，您参与这件事，大概不无道理……但是，您到底是什么人呢？我看您是个陌生男子，但是您，一个陌生的男子，究竟是什么人呢？天哪，我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喂，去您的吧！”青年人打断他的话，似乎在认真思考什么。
“但是，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什么都讲给您听。您也许会想，我不会告诉您，因为我恨您。不！这儿是我伸出的一只手！我只是精神沮丧而已。不过，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从头至尾把一切都说出来：您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了什么？至于我嘛，我没有生气，真的没有生气，这是我向您伸出的手。只是这里有灰，我手上沾了点，不过，这对表达崇高的感情，并无妨碍！”
“唉，带着您的手一起见鬼去吧？这儿翻身的地方都没有，你还伸什么手呢！”
“但是，先生！请您允许我说一句，您对待我，好像对待一个旧鞋底一样，”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用极其可怜的绝望声音说道，那声音简直就是哀求。“请您对我客气一点，那怕是稍微客气一点也好。我会把全部情况讲给您听的！我们应该相互友好，我甚至准备请您去我家吃饭。坦白地说，我们这么一起躺着实在不行。您会迷失方向的，青年人！您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碰到她的呢？”青年人嘟嘟哝哝地说道，很明显，他极度激动。“她也许现在还在等我！……我坚决要从这里走出去！”
“她？她是谁？我的天哪！您在说谁呀，青年人？您以为，楼上那里……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呢？”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试着翻过身来，仰卧着，露出绝望的神情。
“您干吗要知道她是谁呢？啊，见鬼啦！不管她来没来，反正我要爬出去！……”
“先生！您怎么啦？那我呢，我怎么办？”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悄悄说道。他由于感到绝望而拚命抓住自己邻人的燕尾服。
“我怎么办呢？唔，您一个人留下来嘛！您如果不愿意，那我就说您是我叔叔，挥霍光了自己的家产，不能让老头儿说我是他妻子的情夫。”
“但是，青年人，这是不可能的！说我是您叔叔，这很不自然！谁也不会相信您的话！连三岁小孩子都不会相信！”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绝望地悄悄说道。
“好，那您就别叽哩哇喇乱说话，给我安安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今晚您在这里过夜，明天再想办法爬出去。谁也不会发觉您的。既然我已经爬出去，肯定不会有人想到这里还藏着另一个人的。难道还能藏一打人不成？！不过，您一人足能抵得上一打。您把身子挪一挪，我好出去！”
“您在嘲笑我，青年人……万一我要咳嗽，怎么办？一切都得预见到才行！”
“嘘！……”
“这是什么？好像我又听到楼上有响动，”小老头说道，这时他好像已经打完了一个盹。
“楼上吗？”
“您听，青年人，楼上！”
“唔，我听着呢！”
“我的天哪！青年人，我一定要出去！”
“我可不出去！我反正无所谓！既然事已如此，也就无所谓了！您知道我怀疑什么吗？您就是一个受骗的丈夫，就是这么回事！……”
“天哪，多么厚颜无耻！……难道说您真的怀疑这个吗？为什么恰恰怀疑我是一个丈夫呢……我没有结过婚。”
“怎么没结婚？胡说！”
“也许我自己是个情夫呢！”
“好一个情夫！”
“先生，先生！唔，好，我把一切都讲给您听。请您理解我的绝望心情！那不是我，我没有结过婚。我像您一样，是个单身汉。那是我的一位朋友，儿时的伙伴……而我是一个情夫……他常对我说：‘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我正在受苦受难，我怀疑我自己的妻子。’我理智地对他说：‘你干吗怀疑她呢？’您没有听我讲话。您听听吧，请您好好听着！‘忌妒是很可笑的，’我说，‘忌妒是罪过……’他说，‘不，我是个不幸的人，我正在受苦……也就是说我在怀疑她。’我说，‘你是我的朋衣，是我儿时的伙伴，我们一起采摘过欢快的花朵，在绒毛褥子里，共同享受过欢乐。’天啦，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您老是笑，青年人！您会使我变成疯子的。”
“您现在就是疯子！……”
“是这样！对，我早就料到您会这么说的……料到您会说我是疯子的。笑吧，您笑吧，青年人！我当年也有过自己的辉煌时代，我也曾勾引过女人。啊呀！我的脑子快发烧啦！”
“宝贝，这是怎么啦？好像我们这里有人在打喷嚏，”小老头像唱歌似的说道，“宝贝，是您在打喷嚏，对吗？”
“啊，我的天啦！”太太说道。
“嘘！”这是床底下传出的声音。
“大概是楼上有人在敲什么东西。”太太吓得要死，急忙说道，因为床底下确实已经响声很大了。
“是的，是楼上！”丈夫说道，“是楼上！我对你说过，我碰见过一个，咳！咳！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咳！咳！啊呀，我的上帝！我的背！……刚才我碰见一个留有小胡子的！”
“有胡子！我的天啦，那一定是您！”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悄悄说道。
“我的上帝！您这个人真是！我不是在这里，和您一起躺在这儿吗？！他怎么能碰见我呢？您别抓我的脸！”
“天哪，我马上就要晕过去了。”
这时楼上确实响起了嘈杂声。
“那里一定出什么事了！”青年人悄悄地说道。
“先生，先生！我吓坏了，我吓得要命啦。快帮帮我呀！”
“嘘！”
“宝贝，确实有响声，闹哄哄的，还就在你的卧房上面呢。要不要派人去看一看呢……”
“唔，不！您瞎想些什么呀！”
“好，我不说啦。真的，你今天怎么这么容易生气！……”
“啊，我的天哪！您该回房睡觉啦！”
“丽莎，你根本不爱我。”
“啊呀，我爱你！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实在太疲倦啦。”
“好，好！我就走。”
“哎呀，不，不！您别走！”妻子喊了起来，“不，您还是走吧，快走吧！”
“你到底要我走还是不走，一会儿说您走，一会儿又说您别走！咳！咳！我真的睡觉去啦……咳，咳！巴拉菲丁家的小姑娘……咳……咳！小姑娘……咳！我在姑娘那里见过一个纽伦堡的洋娃娃，咳，咳……”
“好啦，现在又谈洋娃娃了！”
“咳，咳！一只很好的洋娃娃，咳，咳！”
“他告别啦，”青年人说道，“他要是走了，我们马上就走。您听见没有？您高兴吧！”
“哦，愿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这是给您上的一课……”
“青年人，干吗说上课呢？我对此已经感觉到了……但是您还很年轻，您不能给我上什么课。”
“不过，我还是要上，您听着……”
“天啦！我要打喷嚏了！……”
“嘘！您敢！”
“但是，我怎么办呢？这里有一股老鼠子味，我受不了啦，看在上帝的面上，给我从我的口袋里掏块手帕来，我没法子动弹……啊，天哪，天哪！为什么这么惩罚我呢？”
“给您手帕！至于您为什么受惩罚，我马上告诉您。您太爱吃醋了！天知道您根据什么，像发疯似的，到处乱跑，居然跑进别人家的住宅，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
“青年人，我并没有捣乱呀。”
“住嘴！
“青年人，您不能给我上道德课，我比您更讲道德。”
“闭嘴！”
“啊，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您制造混乱，您吓唬一位年轻的太太，一位胆子小的女人，她现在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好。很可能她会吓出病来。你扰得一位可敬的老人不能安宁，而他正为痔疮所苦，需要的首先是安宁。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您胡思乱想，并且带着这些毫无根据的想法四处乱钻，连大小胡同都跑遍了！您明白吗，您明白吗，您现在的处境非常糟糕？您是否对此有所感觉呢？”
“先生，好！我感觉到了，但是，您没有权利……”
“您给我闭嘴！这里还谈什么权利？您明白吗，这事的结局可能很悲惨！您是否明白，一个很爱自己妻子的老头子，看到您从她的床底下爬出来，是可能发疯的呢！不过，不，您没有能力制造这样的悲剧！我倒是认为，如果您爬出去，任何人看到都会哈哈大笑的。我倒是希望在萤火虫般的灯光下见到您，肯定您的模样是会十分可笑的！”
“您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的模样也会是很可笑的。我也希望看一看您的模样！”
“您敢！”
“青年人，您的身上一定留有道德败坏的印记！”
“啊！您要谈论道德！您怎么知道我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我在这里是一个错误，我上错了楼层。鬼知道为什么放我进来了！肯定她真的在等一个什么人（当然，不是等您）。一听到您蠢笨的脚步声，看到太太吓得要死的模样，我就躲到了床底下，加上当时黑漆漆的，我怎么向您辩解呢？先生，您是一个可笑的、好吃醋的老头儿。我为什么不出去呢？也许您以为我害怕走出去吧？不，先生，我本来早就要出去的，只是出于对您的同情才坐在这里。唔，要是没有我，您呆在这儿靠谁呢？您会像木墩一样站立在他们面前，您知道您不会临急应变……”
“不，为什么像木墩呢？为什么把我比做这个东西？难道您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作比吗，青年人？为什么我不会临急应变？不，我能找到对付的办法的。”
“啊，我的天哪！这条小狗叫得多厉害呀！”
“嘘！啊呀，真的……这是因为您老在絮絮叨叨，说过不停。您看见了吧，是您把小狗惊醒的。我们现在要倒霉了。”
确实，女主人的一条小狗，本来一直躺在屋子角落里的一只枕头上睡觉，突然被惊醒了。它嗅到了生人的气味，便汪汪地叫着跑到了床底下。
“啊，我的天哪！多愚蠢的小狗！”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悄悄地说道，“它一定会出卖我们的。它会把我们暴露出来的。您看，这又是对我们的一次惩罚！”
“您这么胆小，那是一定会受惩罚的！”
“阿米，阿米，到这儿来！”女主人叫了起来，“ici，ici①！”
--------
①法语，“到这里来”的意思。
但是，那小狗不听叫唤，对着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往床底下爬。
“宝贝，为什么阿米西卡老是叫个不停？”小老头说话了，“一定是那里有老鼠，要不就是老猫瓦西卡蹲在那里。所以我听到它老是在打喷嚏……瓦西卡今天不是感冒了吗？”
“老老实实躺着别动！”青年人悄声说道，“别老是翻身！它或许就不再往里爬了。”
“先生，先生！您放开我的两手！为什么您老捏着不放呢？”
“嘘！别出声！”
“您可怜可怜我吧，青年人！它咬我的鼻子啦！您希望我丢掉鼻子吗？”
接着就是搏斗，后来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抽出了自己的手。小狗汪汪地直叫唤。突然，它停止了叫声，紧接着发出一声尖嚎。
“哎呀！”太太喊叫起来。
“坏东西！您在干什么？”青年人悄悄地说道，“您想把我们两个人一起害死吗？您为什么去抓它？我的天哪，你会把小狗掐死的！别掐它，放开它！混蛋！您不知道做了这种事以后那女人的心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您掐死了她的小狗，那么她一定会把我们两个都出卖掉的。”
但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已经捉住小狗，出于自卫，他掐住了小狗的喉咙，小狗惨叫一声，就咽了气。
“我们糟了！”青年人悄悄说道。
“阿米什卡！阿米什卡！”太太叫起来了。“我的天哪！他们把我的阿米什卡搞成什么样子啦！阿米什卡！阿米什卡！ici（快来）！强盗！野蛮的家伙！天哪，我要死啦！”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小老头从围椅上跳起来叫道，“您怎么啦，我的宝贝！阿米什卡在这里呢！阿米什卡，阿米什卡，阿米什卡！”小老头狂叫着，同时用手指打着榧子，咂着嘴巴，想把小狗从床底下叫出来。“阿米什卡！来，这儿来！总不可能瓦西卡在那里把它吃了吧。应该揍瓦西卡一下，我的朋友！它这个骗子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挨揍了。你看行么？明天我去和普拉斯科维亚·扎哈里耶夫娜商量。我的天哪，我的朋友，你出什么事啦？哎呀，你的脸色惨白！啊呀，来人哪！来人哪！”
于是小老头在房里跑了起来。
“坏蛋！强盗！”太太大叫着跌到了长沙发上。
“谁？谁？是什么人？”老头儿叫喊着。
“那里有人，是外人！……在那里，在床底下！啊，我的上帝！阿米什卡，阿米什卡！他们把你怎么样了？……”
“哎呀，我的天啦，主呀！这是些什么人呀！阿米什卡……不，来人哪，快来人哪！谁在那里？”老头儿叫着，抓起一支烛，弯着身子朝床底下望去。“是什么人？来人哪，快来人哪！……”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要死不活地躺在阿米什卡的尸体旁。不过，青年人却在捕捉小老头的每一个动作。突然，老头子从另一方，靠着墙弯来了。就在这一眨眼之间，青年人从床底下爬出来，拔腿就跑。那时老头子正在双人床的另一边寻找不速之客。
“天哪！”太太望着青年人悄悄说道，“您到底是什么人？我还以为……”
“那个强盗还没出来，”青年人悄悄说道，“他是弄死阿米什卡的罪犯！”
“哎呀！”太太惊叫了一声。
但是，青年人已经从房里消失了。
“哎呀！这里有人。这里是谁的一只靴子！”老头子抓住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一条腿大声叫了起来。
“凶手！凶手！”太太连连叫道，“啊，阿米！阿米！”
“快爬出来，快爬出来！”老头儿一边叫喊，一边用两只脚在地毯上乱跺。“快爬出来，您到底是什么人？快说，您是什么人。天啦！一个多么奇怪的人哪！”
“这是一批强盗！……”
“看在上帝的面上，看在上帝的面上！”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一边往外爬，一边喊叫。“看在上帝的面上，先生，不要喊人！先生，不要喊人！这完全是多余的！您不能赶我出去！……我不是那种人！我自己……先生，这事情是一场误会！我马上向您解释，先生，”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痛哭流涕地说道，“这都是妻子，就是说不是我的妻子而是别人家的妻子，我没有结过婚，我这么……这是我的朋友，儿时的伙伴……”
“什么儿时的伙伴！”老头子一边跺脚一边叫喊。“您是小偷，是来偷东西的……不是儿时的伙伴……”
“不，不是小偷，先生。我的确是儿时的伙伴……我是无意之间犯下的错误，从另一个大门进来的。”
“对，我看见了，先生，我看您是从那个大门爬出来的！”
“先生，我不是那样的人。您误会了。我说您是完全误会了，先生。您仔细瞧瞧我吧，好好看一看，您会从某些特征和标记上看到，我不可能是小偷。先生！大人先生！”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交叉着两手叫着，同时转向年轻的太太。“您，太太，请您理解我……阿米什卡是我掐死的……不过，罪责不在我身上，我没有责任……责任都得由妻子来负。我是个不幸的人，我在喝苦酒，活受罪！”
“对不起，您吃苦受罪，与我有什么关系？也许您还不止吃一次苦头呢。从您的情况来看，这是很显然的。但是，您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先生？”老头子大声叫道，他激动得浑身颤抖，但从某些特征和表现来看，他又确实相信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不可能是小偷。“我来问您，您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
您像强盗一样……”
“我不是强盗，先生！我只是从另一个大门进来的，我确确实实不是强盗！这一切都是我爱吃醋造成的。我把事情的全告诉您，先生，坦坦白白地讲，像讲给自己的生身父亲一样，因为您年纪这么大，我完全可以把您当成我父亲。”
“怎么年纪大？”
“先生！我莫非伤害了您？确实，这么年轻的太太……和您的年纪……大人先生，看到这样一对夫妇，真叫人高兴，真叫人感到愉快……在这风华正茂，青春鼎盛的年纪……不过，请您别叫人来。……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叫人来……来人只会发笑的……我了解他们……也就是说。我不愿意告诉他们，我和一些仆役认识，我也是有仆从的，大人，而且他们老是嘲笑……蠢驴！大人……我大概没有弄错，我是在与一位公爵谈话吧……”
“不，我不是公爵，先生，我就是我。请您不必用大人的称呼来讨好我。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先生？”
“大人，先生……请原谅，我以为您是大人，我仔细打量过……我认真思考过，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您很像科罗特科乌霍夫公爵，我曾经在我的朋友普吉列夫先生家有幸见过的……您看，我也认识一些公爵，也在我的熟人家见过其中的一位，您不能把我看作是您所想象的那种人。我不是小偷。大人，您千万别叫人来。如果您叫人来，结果会怎样呢？”
“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太太大声说道，“您到底是什么人？”
“对，您是什么人？”老头子接着说道，“宝贝，我还以为是瓦西卡在我们床底下蹲着打喷嚏呢。原来却是他。哎呀，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您到底是什么人？快说呀！”
于是小老头又在地毯上开始跺脚了。
“我不能说，大人！我在等您把话说完……我在恭听您开俏皮的玩笑。至于说到我，那可是一段好笑的故事，大人！我全讲给您听。这可能不用讲，也会很清楚的。也就是说，我想告诉您，您不用叫人来，大人！您对我的态度要好一点。至于我呆在床底下，那倒没有什么……我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尊严。这是一场喜剧，大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尖叫起来，同时带着哀求的神情转向太太，“特别是您，阁下，一定会笑话的！你们经常见过舞台上吃醋的丈夫。你们看，我在自我作贱，我是自愿作贱自己的。当然，我弄死了阿米什卡，但是……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您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利用夜间的黑暗，大人，利用这种黑暗……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大人！我低三下四地请求宽恕！我只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丈夫，仅此而已！您不要以为我是情人、奸夫，大人！我不是情人，不是奸夫！您的夫人是非常慈善的，让我斗胆说一句吧：她是清白的、无辜的！”
“什么？什么？您敢说什么呀？”老头子大叫起来，又开始跺脚了。“您发疯了还是怎么的？您怎么敢说我妻子？”
“这个坏蛋，杀死阿米什卡的凶手！”太太眼泪汪汪地叫道。“他还胆敢说这样的话！”
“大人，大人！我只是胡说八道，”尴尬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大声说道，“我只是胡说八道，别无他意！你们就当我神经不正常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们就当我神经不正常吧……我用我的名誉向您发誓：你们给了我特别大的面子。我本该向你们伸手，但是我不敢把它伸出来……，我不是一个人，我是叔叔……也就是说，我想说不能把我当成情夫……天哪！我又胡说八道了……您别生气，大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对着夫人大声叫道。“您是女人，您懂得什么是爱情，那是一种很细腻的感情！……我说什么啦！我又胡说八道了！也就是我想说，我是一个老人，哦，不是老头子而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不可能成为您的情夫，情夫是理查逊①，也就是洛维拉斯那样的色鬼……我胡说八道了。但是，您可以看到，大人，我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我熟悉文学。您笑吧，大人！我高兴，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引起了您们的笑声，大人！啊，我能引起你们发笑有多高兴啊！”
“我的天哪！一个多可笑的人哪！”太太嚷道。她哈哈大笑，几乎笑破了肚皮。
“对，是很可笑，而且身上沾了多少灰尘啊，”老头子也说起来了，妻子发笑，他很高兴。“宝贝，他不可能是贼。但是他怎么进来的呢？”
“确实很奇怪，的确很奇怪，大人！简直像一部传奇小说！怎么不呢？在万籁俱静的三更半夜里，在京城首都，一个人居然藏到床脚底下！实在可笑，的确奇怪！简直是李纳尔多·李纳尔第尼②再世！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大人！我把一切情况都讲给您听……而且，大人，我会还您一条新的哈巴狗……一只了不起的哈巴狗！那个毛啊，老长老长的，四条小腿又特别的短小，两三步路都不会走，一跑起来，就会被自己的毛缠住，马上就会绊倒。只要给它喂点糖就行。我一定给您送来，大人，我一定把它送来！”
--------
①理查逊（一六—一七六一），英国作家。他在小说《克莱丽莎·哈娄》中把男主人公洛维拉斯刻画成一名色鬼，使洛维拉斯成了色鬼的代名词。
②李纳尔多·李纳尔第尼是德国作家伍尔比乌斯（一七六二——一八二七）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此书一八○二——一八○四年译成俄语，流传很广。
“哈、哈、哈、哈、哈！”太太坐在沙发上笑得左摇右摆。
“我的天哪！我要发歇斯底里啦！啊呀，真是好笑！”
“对，对！哈、哈、哈！咳、咳、咳！可笑，还那么脏，咳、咳、咳！”
“大人，大人，我现在非常幸福！我本该向您伸出我的手来，但是，我不敢，大人！我觉得我迷失了方向，但是，现在我睁开了眼睛。我相信，我的妻子也是清白无辜的！我不该对她怀疑……”
“妻子，他的妻子！”太太大声嚷道，笑得流出了眼泪。
“他有妻子，真的吗？我可怎么也想不到呢！”老头儿接着说道。
“大人，是我妻子，这事情全得怪她，也可以说是我的责任。我疑心她有外遇。我知道他们在这里幽会，就在这楼上。我曾经截获过一张字条，但是错记了一个楼层，于是就躺在床底下了……”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最后也笑起来了。“啊，我多么幸福啊！看到我们大家这么和谐、这么幸福叫人多高兴啊！我妻子也是完全无辜的！对此我几乎已经完全相信了。不是一定会如此吗，大人？”
“哈、哈、哈！咳、咳！宝贝，你知道，这是谁吗？”老头儿终于停止大笑，开口说了起来。
“谁呢？哈、哈、哈！是谁？”
“就是那个长得漂漂亮亮，同一个眉来眼去的那一位。就是她！我敢打赌，那是他的妻子！”
“不，大人，我深信，那个女人不是她！我完全相信。”
“我的天哪！您要抓紧时间，”太太停止哈哈大笑，高声嚷叫。“您快跑，上楼去！或许，您正好可以撞见他们呢……”
“真的，我得飞着去，大人。不过，我不会碰上任何人，大人。那不是她，我早已深信不疑了。她现在在家里！而在这里的是我！我只是爱吃醋而已，别无他意……您以为我到那里一定会碰上他们吗，大人？”
“哈、哈、哈！”
“嘻、嘻、嘻！咳、咳！”
“您快去吧，快去吧，回来时，再来讲给我们听吧，“太太嚷道，“要不别来了，最好明天早上来，把她也带来，我想和她认识认识。”
“再见吧，大人，再见！我一定带她来，我很高兴认识你们。一切结束得这么出人意外，而且结局这么好，真让我感到幸福与高兴！”
“哈巴狗也带来！您千万别忘了，首先要把哈巴狗带来。”
“我会带来的，大人，我一定会带来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接着说道，他又跑进房间，因为他本来已经躬身道别，走出去了的。“我一定带来。那条狗长得多漂亮啊！好像是糖果点心糕点师用白糖制成的。那模样是这样的：一走路就被自己的毛发缠住、绊倒。真是这样的！我还对妻子说过：‘怎么，宝贝，它老是跌倒吗？’她说：‘是呀，多可爱呀！’大人，它是用糖做成的，确实是用糖做的！再见啦，大人，非常、非常高兴认识你们，非常、非常高兴！”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连连鞠躬，然后走了出去。
“喂，您呀！先生！请等一等，再回来一次吧！”小老头望着离去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背影叫喊。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第三次转身回来。
“公猫瓦西卡我老是找不到。您呆在床底下时有没有见过它呢？”
“不，我没碰见过，大人！不过，我很高兴认识您。我认为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它现在正在患感冒，老是打喷嚏，不停地打喷嚏！应该揍它一顿狠的！”
“对，大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于家畜，改正错误的惩罚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什么？”
“我说，以改正错误为目的惩罚，大人，对于驯服家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啊！……好，去吧，去吧，我只谈这一件事。”
走到外面以后，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站了好久，好像他在等待他马上就会中风似的。他取下帽子，擦干额头上的汗水，眯缝起眼睛，想了想什么，然后回家去了。
一到家，他打听到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已经从剧院回来，而且早就牙齿痛了起来，于是派人请医生，买治牙痛的水蛭，她现在正躺在床上，等待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回家。当时他那种惊讶的神态，简直难以形容！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先是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然后吩咐下人给他倒水洗脸、擦身，最后才下决心进妻子的卧室。
“您这段时间是在哪里消磨的？您看看，您像什么人啦！您的脸色好难看！您到底到哪里去了？先生，您说说看，妻子都快死了，可是全城都找不到您！您在哪里？莫非又是去捉我了，想打断我根本不知道跟谁订的约会吗？真叫人害臊啊，先生！您是什么丈夫！很快就会有人用手指戮您的脊梁骨的！”
“宝贝！”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说了这一句作为回答。
但是这时他感到很不好意思，不得不伸手去口袋里找手帕并把刚刚开始的谈话打断，因为他既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思想准备来继续把话说完……当阿米什卡的尸体和手帕一起从口袋里拖出来的时候，他有多么吃惊、担心和害怕啊！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没有发觉，在感到绝望的冲动下，他从床脚底下爬出来，在莫名其妙的恐惧之中，把阿米什卡塞进了口袋内，希望因此而消灭自己的犯罪痕迹，隐藏犯罪的证据，从而逃避应得的惩罚。
“这是什么？”太太嚷叫起来，“一条死狗！天哪！从哪里……您这是干什么？……您到哪里去了？快说，您刚才到哪里去了？……”
“宝贝！”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回答道。他的样子看起来比阿米什卡更像死者。“宝贝呀……”
我们将把我们的主人公留下，留到下一次再说，因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新的惊险故事即将在这里开始。诸位先生，所有这些灾难和命中注定的折磨故事，我们将来是一定要讲完的。但是，你们大家一定会同意：嫉妒是一种不可原谅的，不仅如此，它甚至就是不幸！……
The Brothers Karamazov (Russian: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Brat'ya Karamazovy, pronounced [ˈbratʲjə karəˈmazəvɨ]) is the final novel by the Russian author Fyodor Dostoyevsky. Dostoyevsky spent nearly two years writing The Brothers Karamazov, which was published as a serial in The Russian Messenger and completed in November 1880. Dostoyevsky intended it to be the first part in an epic story titled 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 but he died fewer than four months after its publicatio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is a passionate philosophical novel that explores deep into the ethical debates of God, free will, and morality. It is a spiritual drama of moral struggles concerning faith, doubt, reason, and modern Russia. Dostoyevsky composed much of the novel in Staraya Russa, which is also the main setting of the novel. Since its publication, it has been acclaimed all over the world by thinkers as diverse as Sigmund Freud, Albert Einstein,, Ludwig Wittgenstein, Martin Heidegger, and Pope Benedict XVI as one of the supreme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Context and background
Dostoyevsky's notes for Chapter 5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Dostoyevsky began his first notes for The Brothers Karamazov in April 1878. Several influences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very early stages of the novel's genesis. The first involved the profound effect the Russian philosopher and thinker Nikolai Fyodorovich Fyodorov had on Dostoevsky at this time of his life. Fyodorov advocated a Christianity in which human redemption and resurrection could occur on earth through sons redeeming the sins of their fathers to create human unity through a universal family. The tragedy of patricide in this novel becomes much more poignant as a result because it is a complete inversion of this ideology. The brothers in the story do not resurrect their father but instead are complicit in his murder, which in itself represents complete human disunity for Dostoyevsky.
Though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profoundly influenced Dostoyevsky in his life and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 much more personal tragedy altered the course of this work. In May 1878, Dostoyevsky's novel was interrupted by the death of his three-year-old son Alyosha. As tragic as this would b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lyosha's death was especially devastating for Dostoyevsky because the child died of epilepsy, a condition he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The novelist's grief for his young son is readily apparent throughout the book; Dostoyevsky made Alyosha the name of the stated hero of the novel, as well as imbuing him with all of the qualities he himself most admired and sought after. This heartbreak also appears in the novel as the story of Captain Snegiryov and his young son Ilyusha.
A very personal experience also influenced Dostoevsky's choice for a patricide to dominate the external action of the novel. In the 1850s, while serving his katorga (forced labor) sentence in Siberia for circulating politically subversive texts, Dostoevsky encountered the young man Ilyinsky who had been convicted of killing his father to acquire an inheritance. Nearly ten years after this encounter Dostoevsky learned that Ilyinsky had been falsely convicted and later exonerated when the actual murderer confessed to the crime. The effect of this encounter on the author is readily apparent in the novel, as it serves as much of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plot. Many of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 Dmitri Karamazov are closely paralleled to those of Ilyinsky.
Structure
Although it was writte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displays a number of modern elements. Dostoevsky composed the book with a variety of literary techniques that led many of his critics to characterize his work as "slipshod". The most pertinent example that comes across to the reader is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Though he is privy to many of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the protagonists, he is a self-proclaimed writer, and characterizes his own mannerisms so often throughout the novel that he becomes a character himself. Through his descriptions the narrator's voice merges imperceptibly into the tone of the people he is describing. Thus, there is no voice of authority in the story (see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yevsky’s Art: Polyphony and Unfinalizability" for mo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stoevsky and his characters). This technique enhances the theme of truth, making the tale itself completely subjective.
Speech is another technique that Dostoevsky employs uniquely in this work. Every character has a unique manner of speaking which expresses much of the inner personality of each person. For example, the attorney Fetyukov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alapropisms (e.g. 'robbed' for 'stolen', and at one point declares five possible suspects in the murder 'irresponsible' rather than innocent). Several plot digressions provide insight into other, apparently minor characters. For example, the narrative in Book Six is almost entirely devoted to the story of Zosima's biography, which in itself contains a confession from a man Zosima met many years before who seems to have nothing at all to do with the events chronicled in the main plot.
Translation
Pevear & Volokhonsky translation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he diverse array of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distinct voices in the novel makes its translation particularly difficult. The Brothers Karamazov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Russian into a number of languages. In English, the translation by Constance Garnett probably continues to be the most widely read. However, some have criticized Garnett for taking too much liberty with Dostoevsky's text while translating the novel in a Victorian manner.[who?] A case in point is that in Garnett's translation the lower class characters speak in Cockney English. Another popular translation is the one made by Julius Katzer, published by Progress Publishers in 1981 and later re-printed by Raduga Publishers Moscow.
In 1958, Manuel Komroff released a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published by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 In 1976, Ralph Matlaw made a thorough revision of Garnett's work the basis of his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volume, which became the basis for Victor Terras' influential A Karamazov Companion. In 1990 Richard Pevear and Larissa Volokhonsky released a new translation which won a PEN/Book-of-the-Month Club Translation Prize in 1991 and garnered positive reviews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nd the Dostoevsky scholar Joseph Frank, who praised it for being the most faithful to Dostoevsky's original Russian. The translation by Andrew R. MacAndrew is also highly regarded .
Major characters
Fyodor Pavlovich Karamazov
The father, Fyodor Pavlovich, is a 55-year-old "sponger" and buffoon who had sired three sons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 two marriages. He is also rumored to have fathered an illegitimate son, Pavel Smerdyakov whom he employed as his servant. Fyodor took no interest in any of his sons. As a result, they were all raised apart from each other and their father. The murder of Fyodor and the ensuing implication of his oldest son provides much of the plot in the novel.
Dmitri Fyodorovich Karamazov
Dmitri (Mitya, Mitka, Mitenka, Mitri) is 28 years old, Fyodor's eldest son and the only offspring of his first marriage. Dmitri is a sensualist much like his father, and the two men's personalities often clash. Dmitri spends large amounts of money on debauchery-filled nights with plenty of champagne, women, and whatever entertainment and stimulation money can buy, soon exhausting any source of cash he comes across. This leads to further conflict with his father, who he believes is withholding his rightful inheritance, and his lack of money will cast suspicion upon him in the murder investigation. He finally comes to the brink of murdering his father when they begin fighting over the same woman, Grushenka. He is close to Alyosha, referring to him as his "cherub".
Ivan Fyodorovich Karamazov
Variously called Vanya, Vanka, and Vanechka, Ivan is the middle son and first by Fyodor's second marriage. He is a 24-year-old fervent rationalist, disturbed especially by the apparently senseless suffering in the world, depicted as intelligent to the point of giftedness. As he says to Alyosha in the chapter "Rebellion" (Bk. 5, Ch. 4), "It's not God that I don't accept, Alyosha, only I most respectfully return him the ticket."
From an early age, Ivan is sullen and isolated from everyone around him. He carries a hatred for his father that is not openly expressed but which leads to his own moral guilt over Fyodor's murder and contributes to his later mental illness. His father tells Alyosha that he feared Ivan more than Dmitri. Some of the most memorable and acclaimed passages of the novel involve Ivan, including the chapter "Rebellion," his "poem" "The Grand Inquisitor" immediately following, and his nightmare of the devil (Bk. 11, Ch. 9).
After the murder of Fyodor Pavlovich, Ivan becomes convinced, part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merdyakov, that he was responsible for his father's death. By the end of the book, Ivan has become mentally unstable. However, some passages in the book imply that he later recovers.
Aleksey Fyodorovich Karamazov
Main article: Alyosha Karamazov
Variously referred to as Alyosha, Alyoshka, Alyoshenka, Alyoshechka, Alexeichik, Lyosha, and Lyoshenka, Aleksey is the youngest of the Karamazov brothers at 20 years of age. He is proclaimed as the hero of the novel by the narrator in the opening chapter (as well as the author in his preface) and is described as immensely likable and ungrudged.
At the outset of the events chronicled in the story Alyosha is a novice in the local monastery. In this way Alyosha's beliefs act as a counterbalance to his brother Ivan's atheism. He is sent out into the world by his Elder and subsequently becomes embroiled in the sordid details of his family's dysfunction. Alyosha is also involved in a secondary plotline in which he befriends a group of school boys whose fate adds a hopeful message to the conclusion of an otherwise tragic novel. Alyosha's place in the novel is usually that of a messenger or witness to the actions of his brothers and others. He is very close to Dmitri.
Pavel Fyodorovich Smerdyakov
Smerdyakov was born of "Stinking Lizaveta", a mute woman of the street, from which his name came—"Son of the 'reeking one'". He is widely rumored to be the illegitimate son of Fyodor Karamazov. When the novel begins, Smerdyakov is Fyodor's lackey and cook. He is morose and sullen, and, like Dostoevsky himself, epileptic. As a child he would collect stray cats so he could hang and later bury them. Smerdyakov is aloof with most people but holds a special admiration for Ivan and shares his atheistic ideology. He later confesses to Ivan that he, and not Dmitri, was the murderer of Fyodor and claims to have acted with Ivan's blessing. However, Dmitri's defense attorney pointed out that in speaking with Smerdyakov, he found him to be "falsely naive" and able to tell people what they want to hear in order to subtly foist ideas on them.
Agrafena Alexandrovna Svetlova
Variously called Grushenka, Grusha, and Grushka, Agrafena Alexandrovna, a beautiful 22-year-old, is the local Jezebel and has an uncanny charm among men. She was jilted by a Polish officer in her youth and cam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 tyrannical miser. Grushenka inspires complete admiration and lust in both Fyodor and Dmitri Karamazov. Their rivalry for her affe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damaging circumstances that leads to Dmitri's conviction for his father's murder. She seeks to torment and then deride both Dmitri and Fyodor as a wicked amusement, a way to inflict upon others the pain she has felt at the hands of her ‘former and indisputable one’. However, after she begins a friendship with Alyosha, and as the book progresses, she begins to tread a path of spiritual redemption through which emerges hidden qualities of gentleness and generosity, though her fiery temper and pride are still within her. As her jealous rejection of Katerina's request for forgiveness indicates, she is not yet fully redeemed, but she was still beginning to change spiritually.
Katerina Ivanovna Verkhovtseva
Called Katya, Katka, and Katenka, Katerina Ivanovna is Dmitri's beautiful fiancée, despite his very open forays with Grushenka. She became engaged to Dmitri after he bailed her father out of a debt. Katerina produces a further love triangle among the Karamazov brothers as Ivan falls in love with her. Katerina is extremely proud, and attempts to put herself into the position of a noble martyr suffering as a stark reminder of everyone's guilt. Because of this, she cannot bring herself to act on her love for Ivan, and constantly creates moral barriers between him and herself. At the trial of Mitya, at first she sacrifices her reputation for him and presents him in the light of a passionate, but noble man; however, when she thinks that Ivan is in danger, her feelings suddenly overpower her, and she hysterically abandons herself to the sweet taste of revenge, "betraying" Mitya by frantically attempting to prove his guilt. When the trial is over, she takes Ivan, who is very ill, to her own house to nurse him - a striking first step towards rational happiness. She, too, begins a real and sincere spiritual redemption, as seen in the epilogue, when she asks Mitya and Grushenka to forgive her. She cannot subdue her pride when Grushenka rejects her request for forgiveness, and her eyes flash with a wild hatred, but it is clear that her spiritual redemption, like Grushenka, has begun.
Father Zosima, the Elder
See also: Saint Ambrose of Optina
Father Zosìma is an Elder and more importantly starets in the town monastery and Alyosha's teacher. He is something of a celebrity among the townspeople for his reputed prophetic and healing abilities. His popularity inspires both admiration and jealousy amidst his fellow monks. Zosima provides a refutation to Ivan's atheistic arguments and helps to explain Alyosha’s character. Zosima’s teachings shape the way Alyosha deals with the young boys he meets in the Ilyusha storyline.
The character of Father Zosima was to some extent inspired by that of Saint Tikhon of Zadonsk.
Ilyusha
Ilyusha, Ilyushechka, or simply Ilusha in some translations, is one of the local schoolboys, and the central figure of a crucial subplot in the novel. His father, Captain Snegiryov, is an impoverished officer who is insulted by Dmitri after Fyodor hires him to threaten the latter over his debts, and the Snegiryov family is brought to shame as a result. The reader is led to believe that it is partly because of this that Ilyusha falls ill, and eventually dies (his funeral is the concluding chapter of the novel), possibly to illustrate the theme that even minor actions can touch heavily on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that we are "all responsible for one another".
Synopsis
Book One: A Nice Little Family
The opening of the novel introduces the Karamazov family and relates the story of their distant and recent past. The details of Fyodor's two marriages as well as his indifference to the upbringing of his three children is chronicled. The narrator also establishes the widely varying personalities of the three brothers and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led to their return to Fyodor's town. The first book concludes by describing the mysterious religious order of Elders to which Alyosha has become devoted.
Book Two: An Inappropriate Gathering
Book Two begins as the Karamazov family arrives at the local monastery so that the Elder Zosima can act as a mediator between Dmitri and his father Fyodor in their dispute over Dmitri's inheritance. It was the father's idea apparently as a joke to have the meeting take place in such a holy plac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famous Elder. Dmitri, in appropriate fashion for him, arrives late and the gathering soon degenerates and only exacerbates the feud between Dmitri and Fyodor. This book also contains a scene in which the Elder Zosima consoles a woman mourning the death of her three-year-old son. The poor woman's grief parallels Dostoevsky's own tragedy at the loss of his young son Alyosha.
An original page of book 3, chapter 3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ook Three: Sensualists
The third book provides more details of the love triangle that has erupted between Fyodor, his son Dmitri, and Grushenka. Dmitri's personality is explored in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him and Alyosha as Dmitri hides near his father's home to see if Grushenka will arrive. Later that evening, Dmitri bursts into his father's house and assaults him while threatening to come back and kill him in the future. This book also introduces Smerdyakov and his origins, as well as the story of his mother, Stinking Lizaveta.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book, Alyosha is witness to Grushenka's bitter humiliation of Dmitri's betrothed Katerina, resulting in terrible embarrassment and scandal for this proud woman.
Book Four: Lacerations
This section introduces a side story which resurfaces in more detail later in the novel. It begins with Alyosha observing a group of schoolboys throwing rocks at one of their sickly peers named Ilyusha. When Alyosha admonishes the boys and tries to help, Ilyusha bites Alyosha's finger. It is later learned that Ilyusha's father, a former staff-captain named Snegiryov, was assaulted by Dmitri, who dragged him by the beard out of a bar. Alyosha soon learns of the further hardships present in the Snegiryov household and offers the former staff captain money as an apology for his brother and to help Snegiryov's ailing wife and children. After initially accepting the money with joy, Snegiryov throws the money back at Alyosha out of pride and runs back into his home.
Stand-alone copy of the chapter "The Grand Inquisitor".
Book Five: Pro and Contra
Here, the rationalist and nihilistic ideology that permeated Russia at this time is defended and espoused passionately by Ivan Karamazov while meeting his brother Alyosha at a restaurant. In the chapter titled "Rebellion", Ivan proclaims that he rejects the world that God has created because it is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suffering. In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chapter in the novel, "The Grand Inquisitor", Ivan narrates to Alyosha his imagined poem that describes a leader from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nd his encounter with Jesus, who has made his return to earth. Here, Jesus is rejected by the Inquisitor who puts him in jail and then says, "Why hast thou come now to hinder us? For Thou hast come to hinder us, and Thou knowest that.. We are working not with Thee but with him [Satan]... We took from him what thou didst reject with scorn, that last gift he offered Thee, showing Thee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earth. We took from him Rome and the sword of Caesar, and proclaimed ourselves sole rulers of the earth... We shall triumph and shall be Caesars, and then we shall plan the universal happiness of man". The Grand Inquisitor says that Jesus should not have given humans the "burden" of free will. At the end of all these arguments, Jesus silently steps forward and kisses the old man on his lips. The Grand Inquisitor, stunned and moved, tells him he must never come there again, and lets him out. Alyosha, after hearing this story, goes to Ivan and kisses him softly, with an unexplainable emotion perhaps deeper than all the logic and reasoning of Ivan and the Grand Inquisitor, on the lips. Ivan shouts with delight, because Alyosha's gesture is taken directly from his poem. The brothers then part.
Book Six: The Russian Monk
The sixth book relates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e Elder Zosima as he lies near death in his cell. Zosima explains he found his faith in his rebellious youth, in the middle of a duel, consequently deciding to become a monk. Zosima preaches people must forgive others by acknowledging their own sins and guilt before others. He explains that no sin is isolated, making everyone responsible for their neighbor's sins. Zosima represents a philosophy that responds to Ivan's, which had challenged God's creation in the previous book.
Book Seven: Alyosha
The book begin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death of Zosima. It is a commonly held perception in the town, and the monastery as well, that true holy men's bodies do not succumb to putrefaction. Thus, the expectation concerning the Elder Zosima is that his deceased body will not decompose. It comes as a great shock to the entire town that Zosima's body not only decays, but begins the process almost immediately following his death. Within the first day, the smell of Zosima's body is already unbearable. For many this calls into question their previous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Zosima. Alyosha is particularly devastated by the sullying of Zosima's name due to nothing more than the corruption of his dead body. One of Alyosha's companions in the monastery named Rakitin uses Alyosha's vulnerability to set up a meeting between him and Grushenka. However, instead of Alyosha becoming corrupted, he is able to earn fresh faith and hope from Grushenka, while Grushenka's troubled mind begins the path of spiritual redemption through his influence: they become close friends. The book ends with the spiritual regeneration of Alyosha as he embraces, kisses the earth outside the monastery (echoing, perhaps, Zosima's last earthly act before his death) and cries convulsively until finally going back out into the world, as Zosima instructed, renewed.
Book Eight: Mitya
This section deals primarily with Dmitri's wild and distraught pursuit of money so he can run away with Grushenka. Dmitri owes money to his fiancée Katerina and will believe himself to be a thief if he does not find the money to pay her back before embarking on his quest for Grushenka. This mad dash for money takes Dmitri from Grushenka's benefactor to a neighboring town on a fabricated promise of a business deal. All the while Dmitri is petrified that Grushenka may go to his father Fyodor and marry him because he already has the monetary means to satisfy her. When Dmitri returns from his failed dealing in the neighboring town, he escorts Grushenka to her benefactor's home, but quickly discovers she deceived him and left early. Furious, he runs to his father's home with a brass pestle in his hand, and spies on him from the window. He takes the pestle from his pocket. Then, there is a discontinuity in the action, and Dmitri is suddenly running away off his father's property, knocking the servant Gregory in the head with the pestle with apparently fatal results.
Dmitri is next seen in a daze on the street, covered in blood, with thousands of rubles in his hand. He soon learns that Grushenka's former betrothed has returned and taken her to a lodge near where Dmitri just was. Upon learning this, Dmitri loads a cart full of food and wine and pays for a huge orgy to finally confront Grushenka in the presence of her old flame, intending all the while to kill himself at dawn. The "first and rightful lover", however, is a boorish Pole who cheats the party at a game of cards. When his deception is revealed, he flees, and Grushenka soon reveals to Dmitri that she really is in love with him. The party rages on, and just as Dmitri and Grushenka are about to consummate their love, the police enter the lodge and inform Dmitri that he is under arrest for the murder of his father.
Book Nine: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Book Nine introduces the details of Fyodor's murder and describes the interrogation of Dmitri as he is questioned for the crime he maintains he did not commit. The alleged motive for the crime is robbery. Dmitri was known to have been completely destitute earlier that evening, but is suddenly seen on the street with thousands of rubles shortly after his father's murder. Meanwhile, the three thousand rubles that Fyodor Karamazov had set aside for Grushenka has disappeared. Dmitri explains that the money he spent that evening came from three thousand rubles Katerina gave him to send to her sister. He spent half that at his first meeting with Grushenka—another drunken orgy—and sewed up the rest in a cloth, intending to give it back to Katerina in the name of honor, he says. The lawyers are not convinced by this. All of the evidence points against Dmitri; the only other person in the house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was Smerdyakov, who was incapacitated due to an epileptic seizure he apparently suffered the day before. As a result of the overwhelming evidence against him, Dmitri is formally charged with the patricide and taken away to prison to await trial.
Book Ten: Boys
Boys continues the story of the schoolboys and Ilyusha last referred to in Book Four. The book begi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young boy Kolya Krasotkin. Kolya is a brilliant boy who proclaims his atheism, socialism, and beliefs in the ideas of Europe. He seems destined to follow in the spiritual footsteps of Ivan Karamazov; Dostoevsky uses Kolya's beliefs especially in a conversation with Alyosha to pick fun at his Westernizer critics by putting their beliefs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young boy who doesn't exactly know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Kolya is bored with life and constantly torments his mother by putting himself in danger. As part of a prank Kolya lies between railroad tracks as a train passes over and becomes something of a legend for the feat. All the other boys look up to Kolya, especially Ilyusha. Since the narrative left Ilyusha in Book Four, his illness has progressively worsened and the doctor states that he will not recover. Kolya and Ilyusha had a falling out over Ilyusha's maltreatment of a dog: Ilyusha had fed it bread in which there was a pin on Smerdyakov's suggestion. But thanks to Alyosha's intervention the other schoolboys have gradually reconciled with Ilyusha, and Kolya soon joins them at his bedside. It is here that Kolya first meets Alyosha and begins to reassess his nihilist beliefs.
Book Eleven: Brother Ivan Fyodorovich
Book Eleven chronicles Ivan Karamazov's destructive influence on those around him and his descent into madness. It is in this book that Ivan meets three times with Smerdyakov, the final meeting culminating in Smerdyakov's dramatic confession that he had faked the fit, murdered Fyodor Karamazov, and stolen the money, which he presents to Ivan. Smerdyakov expresses disbelief at Ivan's professed ignorance and surprise. Smerdyakov claims that Ivan was complicit in the murder by telling Smerdyakov when he would be leaving Fyodor's house, and more importantly by instilling in Smerdyakov the belief that in a world without God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The book ends with Ivan having a hallucination in which he is visited by the devil, who torments Ivan by mocking his beliefs. Alyosha finds Ivan raving and informs him that Smerdyakov killed himself shortly after their final meeting.
Book Twelve: A Judicial Error
This book details the trial of Dmitri Karamazov for the murder of his father Fyodor. The courtroom drama is sharply satirized by Dostoevsky. The men in the crowd are presented as resentful and spiteful, and the women are irrationally drawn to the romanticism of Dmitri's love triangle between himself, Katerina, and Grushenka. Ivan's madness takes its final hold over him and he is carried away from the courtroom after recounting his final meeting with Smerdyakov and the aforementioned confession.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trial is Katerina's damning testimony against Dmitri. Impassioned by Ivan's illness which she believes is a result of her assumed love for Dmitri, she produces a letter drunkenly written by Dmitri saying that he would kill Fyodor. The section concludes with the impassioned closing remark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se, and the verdict that Dmitri is guilty.
Epilogue
The final section opens with discussion of a plan developed for Dmitri's escape from his sentence of twenty years of hard labor in Siberia. The plan is never fully described, but it seems to involve Ivan and Katerina bribing some guards. Dmitri and Katerina meet while Dmitri is in the hospital, recovering from an illness before he is due to be taken away. They agree to love each other for that one moment, and say they will love each other forever, even though both now love other people. The novel concludes at Ilyusha's funeral, where Ilyusha's schoolboy friends listen to Alyosha's "Speech by the Stone." Alyosha promises to remember Kolya, Ilyusha, and all the boys and keep them close in his heart, even though he will have to leave them and may not see them again until many years have passed. He implores them to love each other and to always remember Ilyusha, and to keep his memory alive in their hearts, and to remember this moment at the stone when they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ey all loved each other. In tears, the twelve boys promise Alyosha that they will keep each other in their memories forever, join hands, and return to the Snegiryov household for the funeral dinner, chanting, "Hurrah for Karamazov!"
Influence
The Brothers Karamazov has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many writers and philosophers that followed it. Sigmund Freud called it "The most magnificent novel ever written" and was fascinated with the book for its Oedipal themes. In 1928 Freud published a paper titled "Dostoevsky and Parricide" in which he investigated Dostoevsky's own neuroses. Freud claimed that Dostoevsky's epilepsy was not a natural condition but instead a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author's hidden guilt over his father's death. According to Freud, Dostoevsky (and all sons for that matter) wished for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because of latent desire for his mother; and as evidence Freud cites the fact that Dostoevsky's epileptic fits did not begin until he turned 18, the year his father died. The themes of patricide and guilt, especially in the form of moral guilt illustrated by Ivan Karamazov, would then obviously follow for Freud as literary evidence of this theory. However, scholars have since discredited Freud's connection because of evidence showing that Dostoevsky's children inherited his epileptic condition, making the cause biological, rather than psychological.Franz Kafka is another writer who felt immensely indebted to Dostoevsky and The Brothers Karamazov for influencing his own work. Kafka called himself and Dostoevsky "blood relatives," perhaps because of Dostoevsky's existential motifs. Another interesting parallel between the two authors was their strained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fathers. Kafka felt immensely drawn to the hatred Fyodor's sons demonstrate toward their father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nd dealt with the theme of fathers and sons himself in many of his works, most explicitly in his short story "The Judgment".James Joyce noted that, "[Leo] Tolstoy admired him but he thought that he had little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or mind. Yet, as he said, 'he admired his heart', a criticism which contains a great deal of truth, for though his characters do act extravagantly, madly, almost, still their basis is firm enough underneath... The Brothers Karamazov...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me... he created some unforgettable scenes [detail]... Madness you may call it, but therein may be the secret of his genius... I prefer the word exaltation, exaltation which can merge into madness, perhaps. In fact all great men have had that vein in them; it was the source of their greatness; the reasonable man achieves nothing."
In Kurt Vonnegut's novel Slaughterhouse-Five, the eccentric Eliot Rosewater, a science-fiction savant, says that "everything there was to know about life was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y Feodor Dostoevsky". David James Duncan's 1992 novel, The Brothers K, takes many ideas from Dostoevsky's story, including the patriarch with four sons, the theme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uncertainty, and even some character traits of the sons, as well as the eldest son's exile. Duncan was two years into the writing of The Brothers K when he reread Dostoevsky's novel. The "K" of Duncan's title refers to the box-score mark in baseball that indicates a strikeout. Dinaw Mengestu's 2007 novel, The Beautiful Things That Heaven Bears, uses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s a tool to bond its central characters. One of the novel's themes is als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The Brothers Karamazov is a passionate philosophical novel that explores deep into the ethical debates of God, free will, and morality. It is a spiritual drama of moral struggles concerning faith, doubt, reason, and modern Russia. Dostoyevsky composed much of the novel in Staraya Russa, which is also the main setting of the novel. Since its publication, it has been acclaimed all over the world by thinkers as diverse as Sigmund Freud, Albert Einstein,, Ludwig Wittgenstein, Martin Heidegger, and Pope Benedict XVI as one of the supreme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Context and background
Dostoyevsky's notes for Chapter 5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Dostoyevsky began his first notes for The Brothers Karamazov in April 1878. Several influences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very early stages of the novel's genesis. The first involved the profound effect the Russian philosopher and thinker Nikolai Fyodorovich Fyodorov had on Dostoevsky at this time of his life. Fyodorov advocated a Christianity in which human redemption and resurrection could occur on earth through sons redeeming the sins of their fathers to create human unity through a universal family. The tragedy of patricide in this novel becomes much more poignant as a result because it is a complete inversion of this ideology. The brothers in the story do not resurrect their father but instead are complicit in his murder, which in itself represents complete human disunity for Dostoyevsky.
Though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profoundly influenced Dostoyevsky in his life and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 much more personal tragedy altered the course of this work. In May 1878, Dostoyevsky's novel was interrupted by the death of his three-year-old son Alyosha. As tragic as this would b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lyosha's death was especially devastating for Dostoyevsky because the child died of epilepsy, a condition he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The novelist's grief for his young son is readily apparent throughout the book; Dostoyevsky made Alyosha the name of the stated hero of the novel, as well as imbuing him with all of the qualities he himself most admired and sought after. This heartbreak also appears in the novel as the story of Captain Snegiryov and his young son Ilyusha.
A very personal experience also influenced Dostoevsky's choice for a patricide to dominate the external action of the novel. In the 1850s, while serving his katorga (forced labor) sentence in Siberia for circulating politically subversive texts, Dostoevsky encountered the young man Ilyinsky who had been convicted of killing his father to acquire an inheritance. Nearly ten years after this encounter Dostoevsky learned that Ilyinsky had been falsely convicted and later exonerated when the actual murderer confessed to the crime. The effect of this encounter on the author is readily apparent in the novel, as it serves as much of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plot. Many of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 Dmitri Karamazov are closely paralleled to those of Ilyinsky.
Structure
Although it was writte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displays a number of modern elements. Dostoevsky composed the book with a variety of literary techniques that led many of his critics to characterize his work as "slipshod". The most pertinent example that comes across to the reader is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Though he is privy to many of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the protagonists, he is a self-proclaimed writer, and characterizes his own mannerisms so often throughout the novel that he becomes a character himself. Through his descriptions the narrator's voice merges imperceptibly into the tone of the people he is describing. Thus, there is no voice of authority in the story (see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yevsky’s Art: Polyphony and Unfinalizability" for mo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stoevsky and his characters). This technique enhances the theme of truth, making the tale itself completely subjective.
Speech is another technique that Dostoevsky employs uniquely in this work. Every character has a unique manner of speaking which expresses much of the inner personality of each person. For example, the attorney Fetyukov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alapropisms (e.g. 'robbed' for 'stolen', and at one point declares five possible suspects in the murder 'irresponsible' rather than innocent). Several plot digressions provide insight into other, apparently minor characters. For example, the narrative in Book Six is almost entirely devoted to the story of Zosima's biography, which in itself contains a confession from a man Zosima met many years before who seems to have nothing at all to do with the events chronicled in the main plot.
Translation
Pevear & Volokhonsky translation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he diverse array of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distinct voices in the novel makes its translation particularly difficult. The Brothers Karamazov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Russian into a number of languages. In English, the translation by Constance Garnett probably continues to be the most widely read. However, some have criticized Garnett for taking too much liberty with Dostoevsky's text while translating the novel in a Victorian manner.[who?] A case in point is that in Garnett's translation the lower class characters speak in Cockney English. Another popular translation is the one made by Julius Katzer, published by Progress Publishers in 1981 and later re-printed by Raduga Publishers Moscow.
In 1958, Manuel Komroff released a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published by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 In 1976, Ralph Matlaw made a thorough revision of Garnett's work the basis of his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volume, which became the basis for Victor Terras' influential A Karamazov Companion. In 1990 Richard Pevear and Larissa Volokhonsky released a new translation which won a PEN/Book-of-the-Month Club Translation Prize in 1991 and garnered positive reviews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nd the Dostoevsky scholar Joseph Frank, who praised it for being the most faithful to Dostoevsky's original Russian. The translation by Andrew R. MacAndrew is also highly regarded .
Major characters
Fyodor Pavlovich Karamazov
The father, Fyodor Pavlovich, is a 55-year-old "sponger" and buffoon who had sired three sons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 two marriages. He is also rumored to have fathered an illegitimate son, Pavel Smerdyakov whom he employed as his servant. Fyodor took no interest in any of his sons. As a result, they were all raised apart from each other and their father. The murder of Fyodor and the ensuing implication of his oldest son provides much of the plot in the novel.
Dmitri Fyodorovich Karamazov
Dmitri (Mitya, Mitka, Mitenka, Mitri) is 28 years old, Fyodor's eldest son and the only offspring of his first marriage. Dmitri is a sensualist much like his father, and the two men's personalities often clash. Dmitri spends large amounts of money on debauchery-filled nights with plenty of champagne, women, and whatever entertainment and stimulation money can buy, soon exhausting any source of cash he comes across. This leads to further conflict with his father, who he believes is withholding his rightful inheritance, and his lack of money will cast suspicion upon him in the murder investigation. He finally comes to the brink of murdering his father when they begin fighting over the same woman, Grushenka. He is close to Alyosha, referring to him as his "cherub".
Ivan Fyodorovich Karamazov
Variously called Vanya, Vanka, and Vanechka, Ivan is the middle son and first by Fyodor's second marriage. He is a 24-year-old fervent rationalist, disturbed especially by the apparently senseless suffering in the world, depicted as intelligent to the point of giftedness. As he says to Alyosha in the chapter "Rebellion" (Bk. 5, Ch. 4), "It's not God that I don't accept, Alyosha, only I most respectfully return him the ticket."
From an early age, Ivan is sullen and isolated from everyone around him. He carries a hatred for his father that is not openly expressed but which leads to his own moral guilt over Fyodor's murder and contributes to his later mental illness. His father tells Alyosha that he feared Ivan more than Dmitri. Some of the most memorable and acclaimed passages of the novel involve Ivan, including the chapter "Rebellion," his "poem" "The Grand Inquisitor" immediately following, and his nightmare of the devil (Bk. 11, Ch. 9).
After the murder of Fyodor Pavlovich, Ivan becomes convinced, part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merdyakov, that he was responsible for his father's death. By the end of the book, Ivan has become mentally unstable. However, some passages in the book imply that he later recovers.
Aleksey Fyodorovich Karamazov
Main article: Alyosha Karamazov
Variously referred to as Alyosha, Alyoshka, Alyoshenka, Alyoshechka, Alexeichik, Lyosha, and Lyoshenka, Aleksey is the youngest of the Karamazov brothers at 20 years of age. He is proclaimed as the hero of the novel by the narrator in the opening chapter (as well as the author in his preface) and is described as immensely likable and ungrudged.
At the outset of the events chronicled in the story Alyosha is a novice in the local monastery. In this way Alyosha's beliefs act as a counterbalance to his brother Ivan's atheism. He is sent out into the world by his Elder and subsequently becomes embroiled in the sordid details of his family's dysfunction. Alyosha is also involved in a secondary plotline in which he befriends a group of school boys whose fate adds a hopeful message to the conclusion of an otherwise tragic novel. Alyosha's place in the novel is usually that of a messenger or witness to the actions of his brothers and others. He is very close to Dmitri.
Pavel Fyodorovich Smerdyakov
Smerdyakov was born of "Stinking Lizaveta", a mute woman of the street, from which his name came—"Son of the 'reeking one'". He is widely rumored to be the illegitimate son of Fyodor Karamazov. When the novel begins, Smerdyakov is Fyodor's lackey and cook. He is morose and sullen, and, like Dostoevsky himself, epileptic. As a child he would collect stray cats so he could hang and later bury them. Smerdyakov is aloof with most people but holds a special admiration for Ivan and shares his atheistic ideology. He later confesses to Ivan that he, and not Dmitri, was the murderer of Fyodor and claims to have acted with Ivan's blessing. However, Dmitri's defense attorney pointed out that in speaking with Smerdyakov, he found him to be "falsely naive" and able to tell people what they want to hear in order to subtly foist ideas on them.
Agrafena Alexandrovna Svetlova
Variously called Grushenka, Grusha, and Grushka, Agrafena Alexandrovna, a beautiful 22-year-old, is the local Jezebel and has an uncanny charm among men. She was jilted by a Polish officer in her youth and cam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 tyrannical miser. Grushenka inspires complete admiration and lust in both Fyodor and Dmitri Karamazov. Their rivalry for her affe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damaging circumstances that leads to Dmitri's conviction for his father's murder. She seeks to torment and then deride both Dmitri and Fyodor as a wicked amusement, a way to inflict upon others the pain she has felt at the hands of her ‘former and indisputable one’. However, after she begins a friendship with Alyosha, and as the book progresses, she begins to tread a path of spiritual redemption through which emerges hidden qualities of gentleness and generosity, though her fiery temper and pride are still within her. As her jealous rejection of Katerina's request for forgiveness indicates, she is not yet fully redeemed, but she was still beginning to change spiritually.
Katerina Ivanovna Verkhovtseva
Called Katya, Katka, and Katenka, Katerina Ivanovna is Dmitri's beautiful fiancée, despite his very open forays with Grushenka. She became engaged to Dmitri after he bailed her father out of a debt. Katerina produces a further love triangle among the Karamazov brothers as Ivan falls in love with her. Katerina is extremely proud, and attempts to put herself into the position of a noble martyr suffering as a stark reminder of everyone's guilt. Because of this, she cannot bring herself to act on her love for Ivan, and constantly creates moral barriers between him and herself. At the trial of Mitya, at first she sacrifices her reputation for him and presents him in the light of a passionate, but noble man; however, when she thinks that Ivan is in danger, her feelings suddenly overpower her, and she hysterically abandons herself to the sweet taste of revenge, "betraying" Mitya by frantically attempting to prove his guilt. When the trial is over, she takes Ivan, who is very ill, to her own house to nurse him - a striking first step towards rational happiness. She, too, begins a real and sincere spiritual redemption, as seen in the epilogue, when she asks Mitya and Grushenka to forgive her. She cannot subdue her pride when Grushenka rejects her request for forgiveness, and her eyes flash with a wild hatred, but it is clear that her spiritual redemption, like Grushenka, has begun.
Father Zosima, the Elder
See also: Saint Ambrose of Optina
Father Zosìma is an Elder and more importantly starets in the town monastery and Alyosha's teacher. He is something of a celebrity among the townspeople for his reputed prophetic and healing abilities. His popularity inspires both admiration and jealousy amidst his fellow monks. Zosima provides a refutation to Ivan's atheistic arguments and helps to explain Alyosha’s character. Zosima’s teachings shape the way Alyosha deals with the young boys he meets in the Ilyusha storyline.
The character of Father Zosima was to some extent inspired by that of Saint Tikhon of Zadonsk.
Ilyusha
Ilyusha, Ilyushechka, or simply Ilusha in some translations, is one of the local schoolboys, and the central figure of a crucial subplot in the novel. His father, Captain Snegiryov, is an impoverished officer who is insulted by Dmitri after Fyodor hires him to threaten the latter over his debts, and the Snegiryov family is brought to shame as a result. The reader is led to believe that it is partly because of this that Ilyusha falls ill, and eventually dies (his funeral is the concluding chapter of the novel), possibly to illustrate the theme that even minor actions can touch heavily on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that we are "all responsible for one another".
Synopsis
Book One: A Nice Little Family
The opening of the novel introduces the Karamazov family and relates the story of their distant and recent past. The details of Fyodor's two marriages as well as his indifference to the upbringing of his three children is chronicled. The narrator also establishes the widely varying personalities of the three brothers and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led to their return to Fyodor's town. The first book concludes by describing the mysterious religious order of Elders to which Alyosha has become devoted.
Book Two: An Inappropriate Gathering
Book Two begins as the Karamazov family arrives at the local monastery so that the Elder Zosima can act as a mediator between Dmitri and his father Fyodor in their dispute over Dmitri's inheritance. It was the father's idea apparently as a joke to have the meeting take place in such a holy plac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famous Elder. Dmitri, in appropriate fashion for him, arrives late and the gathering soon degenerates and only exacerbates the feud between Dmitri and Fyodor. This book also contains a scene in which the Elder Zosima consoles a woman mourning the death of her three-year-old son. The poor woman's grief parallels Dostoevsky's own tragedy at the loss of his young son Alyosha.
An original page of book 3, chapter 3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ook Three: Sensualists
The third book provides more details of the love triangle that has erupted between Fyodor, his son Dmitri, and Grushenka. Dmitri's personality is explored in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him and Alyosha as Dmitri hides near his father's home to see if Grushenka will arrive. Later that evening, Dmitri bursts into his father's house and assaults him while threatening to come back and kill him in the future. This book also introduces Smerdyakov and his origins, as well as the story of his mother, Stinking Lizaveta.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book, Alyosha is witness to Grushenka's bitter humiliation of Dmitri's betrothed Katerina, resulting in terrible embarrassment and scandal for this proud woman.
Book Four: Lacerations
This section introduces a side story which resurfaces in more detail later in the novel. It begins with Alyosha observing a group of schoolboys throwing rocks at one of their sickly peers named Ilyusha. When Alyosha admonishes the boys and tries to help, Ilyusha bites Alyosha's finger. It is later learned that Ilyusha's father, a former staff-captain named Snegiryov, was assaulted by Dmitri, who dragged him by the beard out of a bar. Alyosha soon learns of the further hardships present in the Snegiryov household and offers the former staff captain money as an apology for his brother and to help Snegiryov's ailing wife and children. After initially accepting the money with joy, Snegiryov throws the money back at Alyosha out of pride and runs back into his home.
Stand-alone copy of the chapter "The Grand Inquisitor".
Book Five: Pro and Contra
Here, the rationalist and nihilistic ideology that permeated Russia at this time is defended and espoused passionately by Ivan Karamazov while meeting his brother Alyosha at a restaurant. In the chapter titled "Rebellion", Ivan proclaims that he rejects the world that God has created because it is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suffering. In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chapter in the novel, "The Grand Inquisitor", Ivan narrates to Alyosha his imagined poem that describes a leader from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nd his encounter with Jesus, who has made his return to earth. Here, Jesus is rejected by the Inquisitor who puts him in jail and then says, "Why hast thou come now to hinder us? For Thou hast come to hinder us, and Thou knowest that.. We are working not with Thee but with him [Satan]... We took from him what thou didst reject with scorn, that last gift he offered Thee, showing Thee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earth. We took from him Rome and the sword of Caesar, and proclaimed ourselves sole rulers of the earth... We shall triumph and shall be Caesars, and then we shall plan the universal happiness of man". The Grand Inquisitor says that Jesus should not have given humans the "burden" of free will. At the end of all these arguments, Jesus silently steps forward and kisses the old man on his lips. The Grand Inquisitor, stunned and moved, tells him he must never come there again, and lets him out. Alyosha, after hearing this story, goes to Ivan and kisses him softly, with an unexplainable emotion perhaps deeper than all the logic and reasoning of Ivan and the Grand Inquisitor, on the lips. Ivan shouts with delight, because Alyosha's gesture is taken directly from his poem. The brothers then part.
Book Six: The Russian Monk
The sixth book relates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e Elder Zosima as he lies near death in his cell. Zosima explains he found his faith in his rebellious youth, in the middle of a duel, consequently deciding to become a monk. Zosima preaches people must forgive others by acknowledging their own sins and guilt before others. He explains that no sin is isolated, making everyone responsible for their neighbor's sins. Zosima represents a philosophy that responds to Ivan's, which had challenged God's creation in the previous book.
Book Seven: Alyosha
The book begin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death of Zosima. It is a commonly held perception in the town, and the monastery as well, that true holy men's bodies do not succumb to putrefaction. Thus, the expectation concerning the Elder Zosima is that his deceased body will not decompose. It comes as a great shock to the entire town that Zosima's body not only decays, but begins the process almost immediately following his death. Within the first day, the smell of Zosima's body is already unbearable. For many this calls into question their previous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Zosima. Alyosha is particularly devastated by the sullying of Zosima's name due to nothing more than the corruption of his dead body. One of Alyosha's companions in the monastery named Rakitin uses Alyosha's vulnerability to set up a meeting between him and Grushenka. However, instead of Alyosha becoming corrupted, he is able to earn fresh faith and hope from Grushenka, while Grushenka's troubled mind begins the path of spiritual redemption through his influence: they become close friends. The book ends with the spiritual regeneration of Alyosha as he embraces, kisses the earth outside the monastery (echoing, perhaps, Zosima's last earthly act before his death) and cries convulsively until finally going back out into the world, as Zosima instructed, renewed.
Book Eight: Mitya
This section deals primarily with Dmitri's wild and distraught pursuit of money so he can run away with Grushenka. Dmitri owes money to his fiancée Katerina and will believe himself to be a thief if he does not find the money to pay her back before embarking on his quest for Grushenka. This mad dash for money takes Dmitri from Grushenka's benefactor to a neighboring town on a fabricated promise of a business deal. All the while Dmitri is petrified that Grushenka may go to his father Fyodor and marry him because he already has the monetary means to satisfy her. When Dmitri returns from his failed dealing in the neighboring town, he escorts Grushenka to her benefactor's home, but quickly discovers she deceived him and left early. Furious, he runs to his father's home with a brass pestle in his hand, and spies on him from the window. He takes the pestle from his pocket. Then, there is a discontinuity in the action, and Dmitri is suddenly running away off his father's property, knocking the servant Gregory in the head with the pestle with apparently fatal results.
Dmitri is next seen in a daze on the street, covered in blood, with thousands of rubles in his hand. He soon learns that Grushenka's former betrothed has returned and taken her to a lodge near where Dmitri just was. Upon learning this, Dmitri loads a cart full of food and wine and pays for a huge orgy to finally confront Grushenka in the presence of her old flame, intending all the while to kill himself at dawn. The "first and rightful lover", however, is a boorish Pole who cheats the party at a game of cards. When his deception is revealed, he flees, and Grushenka soon reveals to Dmitri that she really is in love with him. The party rages on, and just as Dmitri and Grushenka are about to consummate their love, the police enter the lodge and inform Dmitri that he is under arrest for the murder of his father.
Book Nine: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Book Nine introduces the details of Fyodor's murder and describes the interrogation of Dmitri as he is questioned for the crime he maintains he did not commit. The alleged motive for the crime is robbery. Dmitri was known to have been completely destitute earlier that evening, but is suddenly seen on the street with thousands of rubles shortly after his father's murder. Meanwhile, the three thousand rubles that Fyodor Karamazov had set aside for Grushenka has disappeared. Dmitri explains that the money he spent that evening came from three thousand rubles Katerina gave him to send to her sister. He spent half that at his first meeting with Grushenka—another drunken orgy—and sewed up the rest in a cloth, intending to give it back to Katerina in the name of honor, he says. The lawyers are not convinced by this. All of the evidence points against Dmitri; the only other person in the house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was Smerdyakov, who was incapacitated due to an epileptic seizure he apparently suffered the day before. As a result of the overwhelming evidence against him, Dmitri is formally charged with the patricide and taken away to prison to await trial.
Book Ten: Boys
Boys continues the story of the schoolboys and Ilyusha last referred to in Book Four. The book begi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young boy Kolya Krasotkin. Kolya is a brilliant boy who proclaims his atheism, socialism, and beliefs in the ideas of Europe. He seems destined to follow in the spiritual footsteps of Ivan Karamazov; Dostoevsky uses Kolya's beliefs especially in a conversation with Alyosha to pick fun at his Westernizer critics by putting their beliefs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young boy who doesn't exactly know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Kolya is bored with life and constantly torments his mother by putting himself in danger. As part of a prank Kolya lies between railroad tracks as a train passes over and becomes something of a legend for the feat. All the other boys look up to Kolya, especially Ilyusha. Since the narrative left Ilyusha in Book Four, his illness has progressively worsened and the doctor states that he will not recover. Kolya and Ilyusha had a falling out over Ilyusha's maltreatment of a dog: Ilyusha had fed it bread in which there was a pin on Smerdyakov's suggestion. But thanks to Alyosha's intervention the other schoolboys have gradually reconciled with Ilyusha, and Kolya soon joins them at his bedside. It is here that Kolya first meets Alyosha and begins to reassess his nihilist beliefs.
Book Eleven: Brother Ivan Fyodorovich
Book Eleven chronicles Ivan Karamazov's destructive influence on those around him and his descent into madness. It is in this book that Ivan meets three times with Smerdyakov, the final meeting culminating in Smerdyakov's dramatic confession that he had faked the fit, murdered Fyodor Karamazov, and stolen the money, which he presents to Ivan. Smerdyakov expresses disbelief at Ivan's professed ignorance and surprise. Smerdyakov claims that Ivan was complicit in the murder by telling Smerdyakov when he would be leaving Fyodor's house, and more importantly by instilling in Smerdyakov the belief that in a world without God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The book ends with Ivan having a hallucination in which he is visited by the devil, who torments Ivan by mocking his beliefs. Alyosha finds Ivan raving and informs him that Smerdyakov killed himself shortly after their final meeting.
Book Twelve: A Judicial Error
This book details the trial of Dmitri Karamazov for the murder of his father Fyodor. The courtroom drama is sharply satirized by Dostoevsky. The men in the crowd are presented as resentful and spiteful, and the women are irrationally drawn to the romanticism of Dmitri's love triangle between himself, Katerina, and Grushenka. Ivan's madness takes its final hold over him and he is carried away from the courtroom after recounting his final meeting with Smerdyakov and the aforementioned confession.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trial is Katerina's damning testimony against Dmitri. Impassioned by Ivan's illness which she believes is a result of her assumed love for Dmitri, she produces a letter drunkenly written by Dmitri saying that he would kill Fyodor. The section concludes with the impassioned closing remark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se, and the verdict that Dmitri is guilty.
Epilogue
The final section opens with discussion of a plan developed for Dmitri's escape from his sentence of twenty years of hard labor in Siberia. The plan is never fully described, but it seems to involve Ivan and Katerina bribing some guards. Dmitri and Katerina meet while Dmitri is in the hospital, recovering from an illness before he is due to be taken away. They agree to love each other for that one moment, and say they will love each other forever, even though both now love other people. The novel concludes at Ilyusha's funeral, where Ilyusha's schoolboy friends listen to Alyosha's "Speech by the Stone." Alyosha promises to remember Kolya, Ilyusha, and all the boys and keep them close in his heart, even though he will have to leave them and may not see them again until many years have passed. He implores them to love each other and to always remember Ilyusha, and to keep his memory alive in their hearts, and to remember this moment at the stone when they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ey all loved each other. In tears, the twelve boys promise Alyosha that they will keep each other in their memories forever, join hands, and return to the Snegiryov household for the funeral dinner, chanting, "Hurrah for Karamazov!"
Influence
The Brothers Karamazov has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many writers and philosophers that followed it. Sigmund Freud called it "The most magnificent novel ever written" and was fascinated with the book for its Oedipal themes. In 1928 Freud published a paper titled "Dostoevsky and Parricide" in which he investigated Dostoevsky's own neuroses. Freud claimed that Dostoevsky's epilepsy was not a natural condition but instead a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author's hidden guilt over his father's death. According to Freud, Dostoevsky (and all sons for that matter) wished for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because of latent desire for his mother; and as evidence Freud cites the fact that Dostoevsky's epileptic fits did not begin until he turned 18, the year his father died. The themes of patricide and guilt, especially in the form of moral guilt illustrated by Ivan Karamazov, would then obviously follow for Freud as literary evidence of this theory. However, scholars have since discredited Freud's connection because of evidence showing that Dostoevsky's children inherited his epileptic condition, making the cause biological, rather than psychological.Franz Kafka is another writer who felt immensely indebted to Dostoevsky and The Brothers Karamazov for influencing his own work. Kafka called himself and Dostoevsky "blood relatives," perhaps because of Dostoevsky's existential motifs. Another interesting parallel between the two authors was their strained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fathers. Kafka felt immensely drawn to the hatred Fyodor's sons demonstrate toward their father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nd dealt with the theme of fathers and sons himself in many of his works, most explicitly in his short story "The Judgment".James Joyce noted that, "[Leo] Tolstoy admired him but he thought that he had little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or mind. Yet, as he said, 'he admired his heart', a criticism which contains a great deal of truth, for though his characters do act extravagantly, madly, almost, still their basis is firm enough underneath... The Brothers Karamazov...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me... he created some unforgettable scenes [detail]... Madness you may call it, but therein may be the secret of his genius... I prefer the word exaltation, exaltation which can merge into madness, perhaps. In fact all great men have had that vein in them; it was the source of their greatness; the reasonable man achieves nothing."
In Kurt Vonnegut's novel Slaughterhouse-Five, the eccentric Eliot Rosewater, a science-fiction savant, says that "everything there was to know about life was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y Feodor Dostoevsky". David James Duncan's 1992 novel, The Brothers K, takes many ideas from Dostoevsky's story, including the patriarch with four sons, the theme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uncertainty, and even some character traits of the sons, as well as the eldest son's exile. Duncan was two years into the writing of The Brothers K when he reread Dostoevsky's novel. The "K" of Duncan's title refers to the box-score mark in baseball that indicates a strikeout. Dinaw Mengestu's 2007 novel, The Beautiful Things That Heaven Bears, uses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s a tool to bond its central characters. One of the novel's themes is als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1 “带着一只小把手”的男孩
小孩子是一批奇怪的人。人们经常在梦中隐隐约约地见到他们。圣诞节前，圣诞晚会前和圣诞晚会中，我总是在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见到一个小男孩，最多不过七八岁吧。在可怕的严寒中，他几乎穿着夏天的衣服，不过他脖子上缠着一块旧布。这就是说他还是被人准备好送出来的。他“带着一只小把手”走来走去。这是一个专门术语，意思是行乞。这个术语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像他这样的男孩子很多很多，他们在道路上转来转去，而且怪声怪气地喊着他们学到的一些什么话。不过，这个男孩子并不怪声怪气地喊叫，说话似乎相当天真而且不很习惯和信任地望着我的眼睛——这说明他可能是才开始干这个行当的。经过我的仔细盘问，他说他有个生病的姐姐，失业在家。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不过我后来打听到，这样的男孩多得不知其数。尽管天气冷得要命，他们还是“带着小把手”被派出来，而且如果什么也要不到的话，那就一定得挨打。乞讨到几个戈比以后，小男孩就带着一双冻得红红的、僵硬的小手回到某个地下室里。一群懒汉往往在那里酗酒。这些懒汉“从星期六到星期天在工厂里罢工，最早要到星期三晚上才回厂干活”。他们饥饿、挨打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在地下室里喝酒，他们吃奶的孩子在这里饿得嗷嗷尖叫。他们酗酒、、干坏事，最主要的是酗酒。他们派那个男孩带着讨来的钱，马上去酒馆，于是他又弄来了酒。有时候，为了逗乐，他们往他口里倒进半瓶酒。当他呼吸中断，倒到地板上差点失去知觉时，他们哈哈大笑。
……你无情地往我口内
倒进劣酒一杯……
他一长大，就被送到某个工厂里，但他必须把他挣得的工钱，全部送给那些懒汉，懒汉们一拿到钱又去把它喝光。这些孩子在进工厂前就成了百分之百的罪犯。他们在城里流浪，而且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容身，哪些地下室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过夜。其中的一个居然在一个打扫院子的工人的篮筐里，一连过了几夜，那工人却没有发觉。当然，他们成了一批小偷。连八岁的孩子都行窃成癖，有时甚至根本不知他们的行为是犯罪。最后他们仅仅为了自由而承受一切——饥饿、寒冷、殴打，然后逃离那些懒汉，到处流浪，这些野蛮的孩子有时什么也不懂，既不知道他们住在何处，也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民族，更不知道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皇帝；甚至有一些人把他们干的事情转述出来，叫人听了无法相信，然而那又都是事实。
2 圣诞晚会上身旁的小男孩
但是，我是小说家，好像我亲手编造过一则“故事”。为什么我写“好像”呢？因为我自己确切知道是我编造的，但又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事是在某时某地发生过的，恰好发生在圣诞节的前夜，发生在一个大城市里，当时天气冷得要命。
我依稀记得，地下室里有一个男孩，年纪还很小，六七岁吧，甚至可能还不到。这个小男孩早晨在寒冷、潮湿的地下室里醒来了。他穿一件长罩衫，冷得瑟瑟发抖。他呼出的气像一团白雾。他坐在角落里的一口箱子上，由于闲得无聊，故意从口中呼出一团团的气体，自娱自乐，看着气体飞出去觉得好笑。不过，他很想吃点东西。打从清早起几次走到他有病的母亲躺着的几块木板前，他妈妈躺在一张像馅饼一样的薄薄的垫子上，一个包袱放在脑袋底下当枕头。她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呢？一定是她带着小男孩从另一个城市来到这里，突然染上了疾病。这里的女主人两天前被抓进了局；快过节了，原有的住户都已走散，而剩下的一个懒汉，没等到过节就整天整夜醉得死死的。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一个曾经给人家当过褓姆的八十岁的老太婆，身患风湿症，正痛得不止，现在她已气息奄奄，行将孤单单地死去。她不断叹息，对着小男孩口中喃喃自语，吓得小男孩不敢走到她所在的角落里去。他在过厅里的什么地方虽然弄到了水，但哪里也找不到面包，只好第十次去叫醒自己的妈妈。他终于在黑暗中感到害怕起来了：傍晚早已降临，但灯光还没点燃。他摸到母亲的脸庞时，大吃一惊，原来她完全没有动弹，而且周身冰冷，像一堵墙壁。“这里实在太冷”，他想了一想，站了一会儿，下意识地忘了自己的手放在死者的肩上，然后他对着手吹了吹气，想使手指暖和暖和。他忽然在床板上摸到了自己的破帽子，于是悄悄地摸着走出了地下室。他本该早一点出去的，但他老是害怕楼梯上的一条大狗，因为这条狗整天站在隔壁人家的房门旁汪汪地叫个不停。但是现在狗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突然走到了外面。
天哪，多大的一座城市啊！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他的那座城市，每到夜里都是黑漆漆的，整个大街上只亮着一盏灯。低矮的木头房子，房门用护板紧关着。街上天一黑就一个人也没有了，大家全都关在家里，只有一整群一整群的狗（数以百计）在通宵达旦地狂吠。不过那里天气暖和，而且有人给吃的。可这里，天哪，却没有吃的！这里到处是敲敲打打、轰轰隆隆的响声。灯光多亮，行人多多，马拉轿车多多，天气有多么冷啊！从被赶着奔跑的马匹身上冒出的热气，气喘吁吁的马嘴里呼出的热气，已经冰结；马蹄踩着稀松的积雪，落在石板路上，发出得得的响声，车马拥挤不堪。天哪，真想吃点东西，那怕是一小片面包也好！而且突然手指痛得要命！一个警官从旁边走了过去，他把头一扭，免得发现那个小男孩。
现在又是一条街道——啊，多宽广啊！一不留神在这里就肯定会被人踩死的，人们老是喊喊叫叫，熙来攘往，跑跑颠颠，可那灯光啊，真亮！这是什么东西？啊呀，一块大玻璃，玻璃后面是一个房间，房里有一株树，直顶天花板。那是一棵枞树，树上挂着许多灯、许多金纸银纸和苹果，周围摆放着一些洋娃娃和小马。孩子们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一身干干净净，都在笑呀、玩呀，吃着、喝着什么东西。你看这个小姑娘和一个男孩子在翩翩起舞，多漂亮的小姑娘啊！这里乐声悠扬，透过窗户，可以听到。小男孩望着这一切，大吃一惊，但也跟着笑了，可他的手指、脚指已经发痛，手指已经红肿，不能弯曲，一动就痛。这男孩一想起自己的手指痛，就不禁哭着往前跑去，于是透过另一块玻璃，他又见到了另一个房间，那里又是有树，但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饼干：桃红色的、绯红色的、黄色的。旁边坐着四个阔小姐，谁一进来，她们就给他送点心，而房门隔一会儿就打开，从外面走进去许多老爷。小男孩悄悄地走到门边，突然把房门打开，走了进去。哎呀，马上有人对着他喊叫，招手！一位小姐很快走到他身边，把一个戈比塞进他的手中，然后亲自开门，让他出去。他吓得要死！戈比马上滚了出来，掉在阶梯上叮噹作响：他通红的手指，弯曲不得，拿不住那个戈比。小男孩跑出来以后，越跑越快，但往哪里跑，他并不知道。他又想哭，但他感到害怕，于是拚命跑呀，一边跑一边对着手指吹气。他开始烦恼起来，因为他突然变得那么孤单，那么难受，而且是忽然之间啊，主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呀？人们一群群地站着，脸上露着惊讶的表情：原来是玻璃里面的窗口上，摆着三个洋娃娃，小小的个子，穿着大红大绿的连衣裙，与活人一模一样，真是栩栩如生！一个小老头坐着，好像是在拉大提琴；另外两个人也站在那里拉小提琴，和着节拍，摇头晃脑，相互对望着。他们的嘴唇还在一翕一翕地动弹，是在说话吧！完全是在说话，只是隔着玻璃，听不见就是了。小男孩起初以为他们是活人，可后来一想，他们也是洋娃娃，于是突然放声大笑。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洋娃娃，也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逼真的洋娃娃！于是他想哭，但望着洋娃娃又觉得可笑，太可笑了。忽然间，他觉得身后有人在抓他的衣衫：一个凶恶的大男孩站在他身旁，突然扬起手来，打他的脑袋，而且用脚踢他的。小男孩被在地，他马上大声喊叫起来，随即失去了知觉。后来他突然爬起来就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跑好。结果他跑到了一个门洞里，跑进了一家陌生的院子，然后坐在一堆木柴后面：“这里没人找得到，而且很黑。”
他坐下来，曲卷着身子，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忽然间，真的是忽然间，他觉得很舒服了！手脚突然不再疼痛，而且全身发热，像睡在热炕上一样。他全身一抖，啊呀，原来他睡着了！睡在这里有多好啊！“我在这儿坐一坐，然后又去看洋娃娃。”小男孩一想起洋娃娃就禁不住发笑，“完全像活人一样！……”接着他忽然听到他妈妈在他身边唱歌。“妈妈，我睡觉啦，哎呀，这里睡觉有多舒服啊！”
“孩子，我们参加圣诞晚会去吧！”突然一个平静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他本来以为是他妈妈说的，但是不，不是她。到底是谁在叫他呢？他没看见，但确实有人在对着他弯子，在黑暗中把他抱住，他把手向那人伸去……突然间，啊，多光亮啊！啊，多好的一颗枞树啊！这也不是枞树，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一切都金光闪闪，光芒四射，而且都是男女小孩，只是他们都是那么亮，他们都在他身旁旋转、飞翔，他们都吻他、拉他、和他一起飞，他自己也在飞。于是他看到：他母亲在望他，对着他高兴地笑。
“妈妈，妈妈！哎呀，这里有多好啊，妈妈！”小男孩对着她喊叫，又同孩子们亲吻。他很想把玻璃后面那些洋娃娃，尽快讲给他们听。“你们是什么人，男孩子们？你们是谁，女孩子们？”他笑着问他们，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爱。
“这是‘的圣诞树’，”他们回答他说，“在这一天，那里总要为没有圣诞树的孩子，安排一棵圣诞树……”于是他知道了，这些男男女女都像他一样，还是孩子。不过，他们有的被人们抛弃在彼得堡达官贵人房门的楼梯上，冻死在柳条篮里；有的死在孤儿里；有的在萨马拉大饥荒时饿死在自己母亲干瘪的怀里；有的染上瘟疫，病死在三等车厢里。他们现在都来到了这里，都在这里，作为天使。他本人也在其中，他向他们伸出手去，祝福他们和他们有罪的母亲……可这些孩子的母亲们仍然站在这里的一旁哭泣；每一位都认得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儿女们飞到母亲的身边，吻她们，用自己的手给她们擦眼泪，求她们不要哭，因为他们在这里很快活……
第二天早晨，打扫院子的工人在楼下发现一具小小的尸体，那是一个跑来冻死在柴堆后面的男孩的尸体；他们也找到了他的妈妈……妈妈还比他先死；他们两个在天上，在上帝的身旁相会了。
为什么我编造了这么一则故事，而且不写进一般的、合情合理的日记里，而且我还是个作家呢？因为我早就答应过，要写几篇专门反映现实生活事件的小说。但是问题是我总是觉得，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一切都是可能实际发生的，也就是说，发生在地下室和柴堆后面的事是真实的，至于的圣诞树，怎么对您说呢，它到底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作为小说作家，当然是要有所虚构的。
小孩子是一批奇怪的人。人们经常在梦中隐隐约约地见到他们。圣诞节前，圣诞晚会前和圣诞晚会中，我总是在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见到一个小男孩，最多不过七八岁吧。在可怕的严寒中，他几乎穿着夏天的衣服，不过他脖子上缠着一块旧布。这就是说他还是被人准备好送出来的。他“带着一只小把手”走来走去。这是一个专门术语，意思是行乞。这个术语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像他这样的男孩子很多很多，他们在道路上转来转去，而且怪声怪气地喊着他们学到的一些什么话。不过，这个男孩子并不怪声怪气地喊叫，说话似乎相当天真而且不很习惯和信任地望着我的眼睛——这说明他可能是才开始干这个行当的。经过我的仔细盘问，他说他有个生病的姐姐，失业在家。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不过我后来打听到，这样的男孩多得不知其数。尽管天气冷得要命，他们还是“带着小把手”被派出来，而且如果什么也要不到的话，那就一定得挨打。乞讨到几个戈比以后，小男孩就带着一双冻得红红的、僵硬的小手回到某个地下室里。一群懒汉往往在那里酗酒。这些懒汉“从星期六到星期天在工厂里罢工，最早要到星期三晚上才回厂干活”。他们饥饿、挨打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在地下室里喝酒，他们吃奶的孩子在这里饿得嗷嗷尖叫。他们酗酒、、干坏事，最主要的是酗酒。他们派那个男孩带着讨来的钱，马上去酒馆，于是他又弄来了酒。有时候，为了逗乐，他们往他口里倒进半瓶酒。当他呼吸中断，倒到地板上差点失去知觉时，他们哈哈大笑。
……你无情地往我口内
倒进劣酒一杯……
他一长大，就被送到某个工厂里，但他必须把他挣得的工钱，全部送给那些懒汉，懒汉们一拿到钱又去把它喝光。这些孩子在进工厂前就成了百分之百的罪犯。他们在城里流浪，而且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容身，哪些地下室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过夜。其中的一个居然在一个打扫院子的工人的篮筐里，一连过了几夜，那工人却没有发觉。当然，他们成了一批小偷。连八岁的孩子都行窃成癖，有时甚至根本不知他们的行为是犯罪。最后他们仅仅为了自由而承受一切——饥饿、寒冷、殴打，然后逃离那些懒汉，到处流浪，这些野蛮的孩子有时什么也不懂，既不知道他们住在何处，也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民族，更不知道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皇帝；甚至有一些人把他们干的事情转述出来，叫人听了无法相信，然而那又都是事实。
2 圣诞晚会上身旁的小男孩
但是，我是小说家，好像我亲手编造过一则“故事”。为什么我写“好像”呢？因为我自己确切知道是我编造的，但又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事是在某时某地发生过的，恰好发生在圣诞节的前夜，发生在一个大城市里，当时天气冷得要命。
我依稀记得，地下室里有一个男孩，年纪还很小，六七岁吧，甚至可能还不到。这个小男孩早晨在寒冷、潮湿的地下室里醒来了。他穿一件长罩衫，冷得瑟瑟发抖。他呼出的气像一团白雾。他坐在角落里的一口箱子上，由于闲得无聊，故意从口中呼出一团团的气体，自娱自乐，看着气体飞出去觉得好笑。不过，他很想吃点东西。打从清早起几次走到他有病的母亲躺着的几块木板前，他妈妈躺在一张像馅饼一样的薄薄的垫子上，一个包袱放在脑袋底下当枕头。她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呢？一定是她带着小男孩从另一个城市来到这里，突然染上了疾病。这里的女主人两天前被抓进了局；快过节了，原有的住户都已走散，而剩下的一个懒汉，没等到过节就整天整夜醉得死死的。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一个曾经给人家当过褓姆的八十岁的老太婆，身患风湿症，正痛得不止，现在她已气息奄奄，行将孤单单地死去。她不断叹息，对着小男孩口中喃喃自语，吓得小男孩不敢走到她所在的角落里去。他在过厅里的什么地方虽然弄到了水，但哪里也找不到面包，只好第十次去叫醒自己的妈妈。他终于在黑暗中感到害怕起来了：傍晚早已降临，但灯光还没点燃。他摸到母亲的脸庞时，大吃一惊，原来她完全没有动弹，而且周身冰冷，像一堵墙壁。“这里实在太冷”，他想了一想，站了一会儿，下意识地忘了自己的手放在死者的肩上，然后他对着手吹了吹气，想使手指暖和暖和。他忽然在床板上摸到了自己的破帽子，于是悄悄地摸着走出了地下室。他本该早一点出去的，但他老是害怕楼梯上的一条大狗，因为这条狗整天站在隔壁人家的房门旁汪汪地叫个不停。但是现在狗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突然走到了外面。
天哪，多大的一座城市啊！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他的那座城市，每到夜里都是黑漆漆的，整个大街上只亮着一盏灯。低矮的木头房子，房门用护板紧关着。街上天一黑就一个人也没有了，大家全都关在家里，只有一整群一整群的狗（数以百计）在通宵达旦地狂吠。不过那里天气暖和，而且有人给吃的。可这里，天哪，却没有吃的！这里到处是敲敲打打、轰轰隆隆的响声。灯光多亮，行人多多，马拉轿车多多，天气有多么冷啊！从被赶着奔跑的马匹身上冒出的热气，气喘吁吁的马嘴里呼出的热气，已经冰结；马蹄踩着稀松的积雪，落在石板路上，发出得得的响声，车马拥挤不堪。天哪，真想吃点东西，那怕是一小片面包也好！而且突然手指痛得要命！一个警官从旁边走了过去，他把头一扭，免得发现那个小男孩。
现在又是一条街道——啊，多宽广啊！一不留神在这里就肯定会被人踩死的，人们老是喊喊叫叫，熙来攘往，跑跑颠颠，可那灯光啊，真亮！这是什么东西？啊呀，一块大玻璃，玻璃后面是一个房间，房里有一株树，直顶天花板。那是一棵枞树，树上挂着许多灯、许多金纸银纸和苹果，周围摆放着一些洋娃娃和小马。孩子们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一身干干净净，都在笑呀、玩呀，吃着、喝着什么东西。你看这个小姑娘和一个男孩子在翩翩起舞，多漂亮的小姑娘啊！这里乐声悠扬，透过窗户，可以听到。小男孩望着这一切，大吃一惊，但也跟着笑了，可他的手指、脚指已经发痛，手指已经红肿，不能弯曲，一动就痛。这男孩一想起自己的手指痛，就不禁哭着往前跑去，于是透过另一块玻璃，他又见到了另一个房间，那里又是有树，但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饼干：桃红色的、绯红色的、黄色的。旁边坐着四个阔小姐，谁一进来，她们就给他送点心，而房门隔一会儿就打开，从外面走进去许多老爷。小男孩悄悄地走到门边，突然把房门打开，走了进去。哎呀，马上有人对着他喊叫，招手！一位小姐很快走到他身边，把一个戈比塞进他的手中，然后亲自开门，让他出去。他吓得要死！戈比马上滚了出来，掉在阶梯上叮噹作响：他通红的手指，弯曲不得，拿不住那个戈比。小男孩跑出来以后，越跑越快，但往哪里跑，他并不知道。他又想哭，但他感到害怕，于是拚命跑呀，一边跑一边对着手指吹气。他开始烦恼起来，因为他突然变得那么孤单，那么难受，而且是忽然之间啊，主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呀？人们一群群地站着，脸上露着惊讶的表情：原来是玻璃里面的窗口上，摆着三个洋娃娃，小小的个子，穿着大红大绿的连衣裙，与活人一模一样，真是栩栩如生！一个小老头坐着，好像是在拉大提琴；另外两个人也站在那里拉小提琴，和着节拍，摇头晃脑，相互对望着。他们的嘴唇还在一翕一翕地动弹，是在说话吧！完全是在说话，只是隔着玻璃，听不见就是了。小男孩起初以为他们是活人，可后来一想，他们也是洋娃娃，于是突然放声大笑。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洋娃娃，也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逼真的洋娃娃！于是他想哭，但望着洋娃娃又觉得可笑，太可笑了。忽然间，他觉得身后有人在抓他的衣衫：一个凶恶的大男孩站在他身旁，突然扬起手来，打他的脑袋，而且用脚踢他的。小男孩被在地，他马上大声喊叫起来，随即失去了知觉。后来他突然爬起来就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跑好。结果他跑到了一个门洞里，跑进了一家陌生的院子，然后坐在一堆木柴后面：“这里没人找得到，而且很黑。”
他坐下来，曲卷着身子，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忽然间，真的是忽然间，他觉得很舒服了！手脚突然不再疼痛，而且全身发热，像睡在热炕上一样。他全身一抖，啊呀，原来他睡着了！睡在这里有多好啊！“我在这儿坐一坐，然后又去看洋娃娃。”小男孩一想起洋娃娃就禁不住发笑，“完全像活人一样！……”接着他忽然听到他妈妈在他身边唱歌。“妈妈，我睡觉啦，哎呀，这里睡觉有多舒服啊！”
“孩子，我们参加圣诞晚会去吧！”突然一个平静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他本来以为是他妈妈说的，但是不，不是她。到底是谁在叫他呢？他没看见，但确实有人在对着他弯子，在黑暗中把他抱住，他把手向那人伸去……突然间，啊，多光亮啊！啊，多好的一颗枞树啊！这也不是枞树，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一切都金光闪闪，光芒四射，而且都是男女小孩，只是他们都是那么亮，他们都在他身旁旋转、飞翔，他们都吻他、拉他、和他一起飞，他自己也在飞。于是他看到：他母亲在望他，对着他高兴地笑。
“妈妈，妈妈！哎呀，这里有多好啊，妈妈！”小男孩对着她喊叫，又同孩子们亲吻。他很想把玻璃后面那些洋娃娃，尽快讲给他们听。“你们是什么人，男孩子们？你们是谁，女孩子们？”他笑着问他们，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爱。
“这是‘的圣诞树’，”他们回答他说，“在这一天，那里总要为没有圣诞树的孩子，安排一棵圣诞树……”于是他知道了，这些男男女女都像他一样，还是孩子。不过，他们有的被人们抛弃在彼得堡达官贵人房门的楼梯上，冻死在柳条篮里；有的死在孤儿里；有的在萨马拉大饥荒时饿死在自己母亲干瘪的怀里；有的染上瘟疫，病死在三等车厢里。他们现在都来到了这里，都在这里，作为天使。他本人也在其中，他向他们伸出手去，祝福他们和他们有罪的母亲……可这些孩子的母亲们仍然站在这里的一旁哭泣；每一位都认得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儿女们飞到母亲的身边，吻她们，用自己的手给她们擦眼泪，求她们不要哭，因为他们在这里很快活……
第二天早晨，打扫院子的工人在楼下发现一具小小的尸体，那是一个跑来冻死在柴堆后面的男孩的尸体；他们也找到了他的妈妈……妈妈还比他先死；他们两个在天上，在上帝的身旁相会了。
为什么我编造了这么一则故事，而且不写进一般的、合情合理的日记里，而且我还是个作家呢？因为我早就答应过，要写几篇专门反映现实生活事件的小说。但是问题是我总是觉得，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一切都是可能实际发生的，也就是说，发生在地下室和柴堆后面的事是真实的，至于的圣诞树，怎么对您说呢，它到底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作为小说作家，当然是要有所虚构的。
——摘自一位不知名者的笔记
前些日子我见过一次婚礼……但是，不！我最好给您讲讲圣诞晚会吧，婚礼办得不错，我很喜欢，但是那次晚会却更好。不知道为什么，我望着这场婚礼，就想起那次圣诞晚会。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正好是五年前的除夕，我应邀去参加一次儿童舞会。邀请我的人是一位著名的实业家，他交游广、熟人多、手腕高明，所以可以说，这个儿童舞会不过是个借口，目的是让那些父母亲们聚集起来，无拘无束地顺便谈谈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是一个局外人，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谈，因此我相当轻松地度过了一个晚上。这儿还有一位先生，好像也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但却像我一样，偶然碰上了这一家庭聚会……他比所有的人更早注意到我。这是一位个子高、身材瘦的男子，他神情十分严肃，穿着非常讲究。但是看得出来，他对家庭幸福好像根本没有兴趣。除了主人之外，参加舞会的来客中，他没有一个熟人。看得出来，他非常寂寞，但他却很勇敢，一直坚持到晚会结束，始终装做一个非常快活而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先生来自外省，他在首都有一件伤脑筋的事情要办。他给我们的主人带来一封介绍信，主人对此毫无con amore①，但出于礼貌，还是请他参加了儿童舞会。没人请他玩牌，没人给他敬烟，甚至没有任何人同他交谈。也许人们老远就根据羽毛认出这是一只什么鸟了，弄得我的这位先生手足无措，简直不知道手往哪儿搁好，只好整个晚上摆弄自己的络腮胡子。他的络腮胡子确实长得非常漂亮。但是，他摸胡子的用心程度，简直让人望着他觉得是先长出这些胡子，后来才出现摸胡子的这位先生的。
--------
①意大利语！热情。
积极举办晚会的主人有五个长得很好的男孩。除了主人和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之外，我还喜欢一位先生。但这位先生与前面的那一位完全不同。这是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贵客。他对待主人的态度，与主人对待那位老摸自己的络腮胡子的先生的态度，一模一样。男女主人对他说了无数的客气话，给他倒茶敬烟，照料得无微不至。他们把其他的客人引到他这里，向他作介绍，但却不引他去见任何别的客人。当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谈到这次晚会，说他很少有机会这么愉快地度过时光的时候，我发现男主人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有这位大人物在场，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感到害怕，因此，在对孩子们作了一番欣赏之后，我便走进那个空无一人的小客厅，坐在几乎占去整整半个房间的女主人的花亭里。
所有的孩子都可爱得出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尽管做妈妈的和家庭女老师一再训诫，他们却坚决不愿意学那些大人的样。一眨眼功夫，他们就抢光了圣诞树上的糖果，一颗也不剩下。他们在没有弄清哪件玩具归谁之前，就把一半的玩具弄坏了。一个黑眼睛的男孩，生着一头卷发，老想用自己的木制手枪对着我射击。他的长相特别漂亮。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姐姐，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非常美丽，活像一尊小爱神；她非常文静，善于沉思，脸色苍白，鼓着一对沉思的大眼睛。好像她受到了孩子们的欺侮，因此她来到了我坐的那个客厅，躲在角落里，玩她的洋娃娃。客人们怀着敬意纷纷指着她的父亲，一个很有钱的承包商，不知是谁在悄声指出，他已经给小姑娘存了三十万卢布当陪嫁。我转过身来，朝那些对这事很感兴趣的人们，看了一眼。我的目光落到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身上。他把一双手抄在背后，头向一侧稍稍偏着，好像在极其注意地倾听这些先生们的节日祝福。后来，我对男女主人在分赠孩子们的礼物时所表现出来的心计，不能不感到惊讶。那个已经有了三十万卢布陪嫁的小姑娘得到的是一个打扮得最漂亮，穿着最华贵的洋娃娃。所有幸福的儿童都得到了礼物，但随着孩子们父母亲地位的降低，礼物的份量也相应下降。最后得到礼物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他个子又小又瘦，脸上有几粒雀斑，长着一头红发。他得到的只是一本讲自然界的伟大，讲感动的眼泪的故事书，没有插图，连卷首、章篇首尾的小花饰也没有。他是主人家为孩子们请来的家庭女老师、一个可怜的寡妇的儿子。这孩子受尽折磨，变得非常胆小。他穿一件旧土布做成的小加克衫。领到那本小书以后，他在其他的玩具周围徘徊了好久。他很想同其他的孩子们玩，但他又不敢。看得出来：他已经感觉出并且明白自己的处境。我非常喜欢观察孩子。对他们在生活中最初的独立表现，觉得非常有趣。我发现别的孩子得到的价值昂贵的玩具，对这个红头发孩子，具有很大的力，特别是演戏，他很希望演上一角，所以他决计低声下气地去接近别的孩子。他脸上堆起微笑，和其他的孩子玩了起来。他把自己的一个苹果，给了一个脸庞浮肿的男孩。那男孩的手帕里包得满满的，尽是好吃的糖果点心。红头发男孩甚至决心把一个男孩背起来，为的是不被从演戏的人员中赶出来。但是一分钟以后，一个顽皮的孩子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红头发孩子不敢哭。这时候，他的妈妈、家庭女教师来了，她嘱咐孩子不要妨碍别的孩子们玩耍。于是这孩子走进了小姑娘所在的那个客厅。小姑娘让他走到自己身边。于是两人一起非常热情地着手为那只贵重的洋娃娃进行打扮。
我在那座爬满常春藤的凉亭里，已经坐了半个来小时，一边仔细倾听红头发孩子和有着三十万陪嫁的小美人的细声交谈，一边打起瞌睡来了。他们正在为洋娃娃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突然走进了屋里。他是利用孩子们吵架的时机，悄悄地从大厅里走出来的。我发现，一分来钟以前，他还在与未来的有钱媳妇的爸爸、热烈地谈话。他们虽然刚刚认识，却在争论哪一种差事比哪一种差事优越。现在他正站着沉思，好像在扳着指头计算着什么。
“三十万……三十万，”他悄悄说道，“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再过五年，就是一十六岁啦！我们假定年利率百分之四，一年就是一万二千，五年就是六万，再拿这六万……好吧，我们就假定五年以后总共是四十万，对了！这……总不能只给年利百分之四吧，骗子！也许要利息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呢。好，五十万，就算是五十万吧，这至少是满有把握可以得到的。嗯，此外还会有许多衣服之类的嫁装的……”
他盘算完毕，擤了擤鼻子，本想从屋里退出去，却突然朝小姑娘望了一眼，然后就停住不动了。我站在几盆花的后面，他没看见。我觉得他极其激动。不是这一番盘算，就是别的什么，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搓搓两手，在原地站不住了。当他停下脚步，向未来的未婚妻又坚决投过去一瞥时，这种激动已经达到了极限。他本该往前走去，但他先环顾四周，然后踮着脚尖，朝小女孩的身旁走去，好像觉得自己有点抱愧似的。他带着微笑走近来，弯子，吻了一下小姑娘的脑袋。小姑娘没料到他这一着，吓得惊叫一声。
“您在这儿干什么呢，可爱的小女孩？”他悄声问道，同时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拧小姑娘的面颊。
“我们在玩……”
“啊？和他玩吗？”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斜着眼睛望了一下小男孩。
“宝贝，你该到客厅里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对那小男孩说道。
小男孩没有吭气，一双眼睛盯着他望。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又望了望四周，于是又对着小姑娘俯子。
“可爱的孩子，您这是什么，是洋娃娃吗？”他问道。
“是洋娃娃，”小姑娘皱着眉头回答。她有点害怕。
“洋娃娃……可爱的孩子，您知不知道，您的洋娃娃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不知道……”小姑娘悄悄地回答，完全把脑袋垂下去了。
“宝贝，是用破布做成的。小男孩，你该到大厅里去，找你自己的伙伴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说完，严厉地瞪了小男孩一眼。小姑娘和小男孩皱起眉头，互相抱在一起。他们不想分开。
“您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洋娃娃送给您呢？！”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把声音降得越来越低，问道。
“我不知道。”
“因为您在这一星期内表现很好，令人可爱。”
这时，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已经激动得不能再激动，他四下张望，把声音降得越来越低，最后用几乎让激动和焦急的心情弄得叫人听不见的声音问道：
“如果我将来去您父母家做客，您会喜欢我吗，可爱的小姑娘？”
说完这句话以后，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想再一次吻吻可爱的小姑娘，但是红头发小男孩看到小姑娘马上就要哭起来的时候，马上拉着她的两手，由于对小姑娘充满同情，他自己也呜呜地哭泣起来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为此大发雷霆。
“去，离开这里，走开！”他对小男孩说道，“到大厅里去，到你的伙伴们那里去！”
“不，不要走，不要走！您快走开吧，”小姑娘说道，“留下他，让他留下！”她说着，几乎放声哭了起来。
不知是谁在门里发出响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赶紧抬起他魁梧的身子，吓了一跳。但红头发的小男孩比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吓得更厉害。他抛下小姑娘，悄悄地靠着墙根，从客厅溜进饭厅。为了不致引起怀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也走进了饭厅。他满脸通红，像只醉虾，朝镜子里一瞧，似乎有点感到尴尬。他也许是在为自己的急躁、缺乏耐心而感到不快。也许，扳着手指计算的结果使他先是感到吃惊，后来又使他受到与鼓舞，以致于他不顾自己的体面和庄重，决心像小孩子一样，直接向自己的对象，发起进攻，虽然这个对象至少要五年以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对象。我跟在这位可敬的先生后面，走进饭厅，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尤利安·马尔科维奇又恼又恨，满脸胀得通红，拚命吓唬红头发小男孩。那孩子离开他越来越远，吓得不知道往哪里跑好。
“去，你在这里干什么？快去，不中用的家伙，快去！你在这儿偷水果吃，是吗？你在这儿偷水果吃？去，不中用的家伙，鼻涕虫，快走，到你的伙伴那里去！”
吓坏了的小男孩，采取最后的一着，试着爬到了桌子底下。当时要赶他走的人，已经气到了极点，掏出他的一块长长的麻纱手绢，开始抽打趴在桌子底下一声不吭的孩子。应当指出：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身子有点胖。这是一个保养得不错的人，面色红润，相当结实，挺着个大肚子，还有两条粗壮的大腿，一句话，是个壮实的小子，圆得像颗核桃。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脸红得可怕。最后他的愤怒，也许还有忌妒（谁知道呢？）达到了极点，他简直是怒火中烧了。我放声哈哈大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回转身来，虽然他名声显赫，这时却已万分尴尬了。这时候，男主人从对面门里走了出来。小男孩也从桌底下爬出来，擦擦自己的膝盖和手肘。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急忙将手中握着一角的手帕送到鼻子边上。
主人望望我们三个，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他作为一个精通世故而又办事严肃认真的人，马上抓住了这个与客人单独见面的机会。
“这孩子就是，”他指着红头发男孩说道，“就是我荣幸地向您恳求……”。
“啊？”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回答着，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常态。
“是教我孩子的家庭女老师的儿子，”男主人继续用恳求的语气继续说道，“一个可怜的女人，一个寡妇，丈夫原是一名忠实的公务员，因此……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如果可能的话……”
“啊呀，不，不，”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急急忙忙叫了起来，“不，请您原谅，菲里普·阿列克塞叶维奇，怎么也不行。我问过了，没有空缺，即使有一个，那也会早有十个人去补缺了，而且他们比他更有权……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确实遗憾，”男主人重复说道，“不过，这孩子很谦虚，文文静静……”
“我发现他是个顽皮鬼，”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歇斯底里地歪着嘴巴。回答道：“去，小鬼，你站着干吗？快去找你的伙伴！”他转身对着孩子说道。
好像他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用一只眼睛瞟了我一眼。我也忍不住了，直对着他哈哈大笑起来。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马上转过身去，向主人问这个奇怪的青年人是什么人？显然是指我说的。他们开始悄悄耳语，从房里走了出去。我随后看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边听男主人说话，一边露出不相信的神情，连连摇头。
我笑够以后，回到了大厅里。那位大人物在那里受到孩子们的父母和男女主人的包围，正在同刚刚向他引见的一位妇女，热烈地交谈。那位妇女牵着一个小姑娘的手。十分钟以前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同她在客厅里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现在他满口称赞这位可爱的小姑娘长相漂亮，才华横溢、姿态优美、富有教养。他显然是在小姑娘的妈妈面前献殷勤。母亲听着他的奉承话，高兴得差点掉下泪来。小姑娘父亲的嘴边也露出了笑容。男主人对这皆大欢喜的场面，也感到高兴。所有的客人都深表同情，连孩子们的游戏也停了下来，免得妨碍大家谈话。整个空气都充满仰慕之情。长相漂亮的小姑娘的母亲，内心深处都受到感动，我后来听到她用精心挑选的词汇，邀请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大驾光临他们家，成为他们高贵的客人。她认为这将是给予他们家的特殊荣耀。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怀着真诚的喜悦心情接受了这一邀请。后来，客人们按照礼节的要求，纷纷散开，我听到他们彼此用十分动人的语言，赞扬承包商夫妇和他们的小姑娘，特别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
“这位先生结婚了吗？”我几乎是大声地问我的一位熟人，他站的地方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比谁都近。
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恶狠狠地向我投过来审视的一瞥。
“没有！”我的熟人作了回答。他对我故意这样不知趣地提问，打心底里感到不快……
前不久，我从某某教堂走过。那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使我大吃一惊。周围的人们都在谈论这盛大的婚礼。那是一个阴天，而且开始下起濛濛细雨来了。我跟着人流，走进教堂，于是我看见了新郎。那是一个个子矮小、衣着极其讲究的圆脸小子，大腹便便，身体保养得很好。他跑来跑去，忙忙碌碌，不停地发号施令。最后，有人说新娘坐车来了。我拚命挤进人群，看到了一位绝妙佳人，她大概才进入妙龄的第一个春天。但是这位美人的面色却是苍白的，心情是忧郁的。她心不在焉地望着。我甚至觉得，她的眼睛因为前不久流过泪，而显得红肿。她脸部每一根线条的古典式的严谨，都使她的美具有某种庄严肃穆的神态。透过这种庄严肃穆的神态，透过这种忧郁的心情，仍然可以看出她最初的、稚气未退的天真无邪的容颜。某种天真到不能再天真的、尚未定型的、年青的东西，不断表现出来，似乎在默默无言地为自己哀求怜惜。
有人说，她刚满十六岁。我注意看看新郎，突然发现他正是我整整三年不见的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我又望了望新娘……我的天哪！我赶快挤出教堂。人群中有人说新娘很有钱，有陪嫁五十万，还有许多衣衫……
“他这算盘真打得精明！”我这么一想，就挤到外面去了……
前些日子我见过一次婚礼……但是，不！我最好给您讲讲圣诞晚会吧，婚礼办得不错，我很喜欢，但是那次晚会却更好。不知道为什么，我望着这场婚礼，就想起那次圣诞晚会。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正好是五年前的除夕，我应邀去参加一次儿童舞会。邀请我的人是一位著名的实业家，他交游广、熟人多、手腕高明，所以可以说，这个儿童舞会不过是个借口，目的是让那些父母亲们聚集起来，无拘无束地顺便谈谈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是一个局外人，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谈，因此我相当轻松地度过了一个晚上。这儿还有一位先生，好像也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但却像我一样，偶然碰上了这一家庭聚会……他比所有的人更早注意到我。这是一位个子高、身材瘦的男子，他神情十分严肃，穿着非常讲究。但是看得出来，他对家庭幸福好像根本没有兴趣。除了主人之外，参加舞会的来客中，他没有一个熟人。看得出来，他非常寂寞，但他却很勇敢，一直坚持到晚会结束，始终装做一个非常快活而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先生来自外省，他在首都有一件伤脑筋的事情要办。他给我们的主人带来一封介绍信，主人对此毫无con amore①，但出于礼貌，还是请他参加了儿童舞会。没人请他玩牌，没人给他敬烟，甚至没有任何人同他交谈。也许人们老远就根据羽毛认出这是一只什么鸟了，弄得我的这位先生手足无措，简直不知道手往哪儿搁好，只好整个晚上摆弄自己的络腮胡子。他的络腮胡子确实长得非常漂亮。但是，他摸胡子的用心程度，简直让人望着他觉得是先长出这些胡子，后来才出现摸胡子的这位先生的。
--------
①意大利语！热情。
积极举办晚会的主人有五个长得很好的男孩。除了主人和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之外，我还喜欢一位先生。但这位先生与前面的那一位完全不同。这是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贵客。他对待主人的态度，与主人对待那位老摸自己的络腮胡子的先生的态度，一模一样。男女主人对他说了无数的客气话，给他倒茶敬烟，照料得无微不至。他们把其他的客人引到他这里，向他作介绍，但却不引他去见任何别的客人。当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谈到这次晚会，说他很少有机会这么愉快地度过时光的时候，我发现男主人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有这位大人物在场，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感到害怕，因此，在对孩子们作了一番欣赏之后，我便走进那个空无一人的小客厅，坐在几乎占去整整半个房间的女主人的花亭里。
所有的孩子都可爱得出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尽管做妈妈的和家庭女老师一再训诫，他们却坚决不愿意学那些大人的样。一眨眼功夫，他们就抢光了圣诞树上的糖果，一颗也不剩下。他们在没有弄清哪件玩具归谁之前，就把一半的玩具弄坏了。一个黑眼睛的男孩，生着一头卷发，老想用自己的木制手枪对着我射击。他的长相特别漂亮。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姐姐，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非常美丽，活像一尊小爱神；她非常文静，善于沉思，脸色苍白，鼓着一对沉思的大眼睛。好像她受到了孩子们的欺侮，因此她来到了我坐的那个客厅，躲在角落里，玩她的洋娃娃。客人们怀着敬意纷纷指着她的父亲，一个很有钱的承包商，不知是谁在悄声指出，他已经给小姑娘存了三十万卢布当陪嫁。我转过身来，朝那些对这事很感兴趣的人们，看了一眼。我的目光落到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身上。他把一双手抄在背后，头向一侧稍稍偏着，好像在极其注意地倾听这些先生们的节日祝福。后来，我对男女主人在分赠孩子们的礼物时所表现出来的心计，不能不感到惊讶。那个已经有了三十万卢布陪嫁的小姑娘得到的是一个打扮得最漂亮，穿着最华贵的洋娃娃。所有幸福的儿童都得到了礼物，但随着孩子们父母亲地位的降低，礼物的份量也相应下降。最后得到礼物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他个子又小又瘦，脸上有几粒雀斑，长着一头红发。他得到的只是一本讲自然界的伟大，讲感动的眼泪的故事书，没有插图，连卷首、章篇首尾的小花饰也没有。他是主人家为孩子们请来的家庭女老师、一个可怜的寡妇的儿子。这孩子受尽折磨，变得非常胆小。他穿一件旧土布做成的小加克衫。领到那本小书以后，他在其他的玩具周围徘徊了好久。他很想同其他的孩子们玩，但他又不敢。看得出来：他已经感觉出并且明白自己的处境。我非常喜欢观察孩子。对他们在生活中最初的独立表现，觉得非常有趣。我发现别的孩子得到的价值昂贵的玩具，对这个红头发孩子，具有很大的力，特别是演戏，他很希望演上一角，所以他决计低声下气地去接近别的孩子。他脸上堆起微笑，和其他的孩子玩了起来。他把自己的一个苹果，给了一个脸庞浮肿的男孩。那男孩的手帕里包得满满的，尽是好吃的糖果点心。红头发男孩甚至决心把一个男孩背起来，为的是不被从演戏的人员中赶出来。但是一分钟以后，一个顽皮的孩子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红头发孩子不敢哭。这时候，他的妈妈、家庭女教师来了，她嘱咐孩子不要妨碍别的孩子们玩耍。于是这孩子走进了小姑娘所在的那个客厅。小姑娘让他走到自己身边。于是两人一起非常热情地着手为那只贵重的洋娃娃进行打扮。
我在那座爬满常春藤的凉亭里，已经坐了半个来小时，一边仔细倾听红头发孩子和有着三十万陪嫁的小美人的细声交谈，一边打起瞌睡来了。他们正在为洋娃娃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突然走进了屋里。他是利用孩子们吵架的时机，悄悄地从大厅里走出来的。我发现，一分来钟以前，他还在与未来的有钱媳妇的爸爸、热烈地谈话。他们虽然刚刚认识，却在争论哪一种差事比哪一种差事优越。现在他正站着沉思，好像在扳着指头计算着什么。
“三十万……三十万，”他悄悄说道，“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再过五年，就是一十六岁啦！我们假定年利率百分之四，一年就是一万二千，五年就是六万，再拿这六万……好吧，我们就假定五年以后总共是四十万，对了！这……总不能只给年利百分之四吧，骗子！也许要利息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呢。好，五十万，就算是五十万吧，这至少是满有把握可以得到的。嗯，此外还会有许多衣服之类的嫁装的……”
他盘算完毕，擤了擤鼻子，本想从屋里退出去，却突然朝小姑娘望了一眼，然后就停住不动了。我站在几盆花的后面，他没看见。我觉得他极其激动。不是这一番盘算，就是别的什么，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搓搓两手，在原地站不住了。当他停下脚步，向未来的未婚妻又坚决投过去一瞥时，这种激动已经达到了极限。他本该往前走去，但他先环顾四周，然后踮着脚尖，朝小女孩的身旁走去，好像觉得自己有点抱愧似的。他带着微笑走近来，弯子，吻了一下小姑娘的脑袋。小姑娘没料到他这一着，吓得惊叫一声。
“您在这儿干什么呢，可爱的小女孩？”他悄声问道，同时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拧小姑娘的面颊。
“我们在玩……”
“啊？和他玩吗？”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斜着眼睛望了一下小男孩。
“宝贝，你该到客厅里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对那小男孩说道。
小男孩没有吭气，一双眼睛盯着他望。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又望了望四周，于是又对着小姑娘俯子。
“可爱的孩子，您这是什么，是洋娃娃吗？”他问道。
“是洋娃娃，”小姑娘皱着眉头回答。她有点害怕。
“洋娃娃……可爱的孩子，您知不知道，您的洋娃娃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不知道……”小姑娘悄悄地回答，完全把脑袋垂下去了。
“宝贝，是用破布做成的。小男孩，你该到大厅里去，找你自己的伙伴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说完，严厉地瞪了小男孩一眼。小姑娘和小男孩皱起眉头，互相抱在一起。他们不想分开。
“您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洋娃娃送给您呢？！”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把声音降得越来越低，问道。
“我不知道。”
“因为您在这一星期内表现很好，令人可爱。”
这时，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已经激动得不能再激动，他四下张望，把声音降得越来越低，最后用几乎让激动和焦急的心情弄得叫人听不见的声音问道：
“如果我将来去您父母家做客，您会喜欢我吗，可爱的小姑娘？”
说完这句话以后，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想再一次吻吻可爱的小姑娘，但是红头发小男孩看到小姑娘马上就要哭起来的时候，马上拉着她的两手，由于对小姑娘充满同情，他自己也呜呜地哭泣起来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为此大发雷霆。
“去，离开这里，走开！”他对小男孩说道，“到大厅里去，到你的伙伴们那里去！”
“不，不要走，不要走！您快走开吧，”小姑娘说道，“留下他，让他留下！”她说着，几乎放声哭了起来。
不知是谁在门里发出响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赶紧抬起他魁梧的身子，吓了一跳。但红头发的小男孩比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吓得更厉害。他抛下小姑娘，悄悄地靠着墙根，从客厅溜进饭厅。为了不致引起怀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也走进了饭厅。他满脸通红，像只醉虾，朝镜子里一瞧，似乎有点感到尴尬。他也许是在为自己的急躁、缺乏耐心而感到不快。也许，扳着手指计算的结果使他先是感到吃惊，后来又使他受到与鼓舞，以致于他不顾自己的体面和庄重，决心像小孩子一样，直接向自己的对象，发起进攻，虽然这个对象至少要五年以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对象。我跟在这位可敬的先生后面，走进饭厅，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尤利安·马尔科维奇又恼又恨，满脸胀得通红，拚命吓唬红头发小男孩。那孩子离开他越来越远，吓得不知道往哪里跑好。
“去，你在这里干什么？快去，不中用的家伙，快去！你在这儿偷水果吃，是吗？你在这儿偷水果吃？去，不中用的家伙，鼻涕虫，快走，到你的伙伴那里去！”
吓坏了的小男孩，采取最后的一着，试着爬到了桌子底下。当时要赶他走的人，已经气到了极点，掏出他的一块长长的麻纱手绢，开始抽打趴在桌子底下一声不吭的孩子。应当指出：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身子有点胖。这是一个保养得不错的人，面色红润，相当结实，挺着个大肚子，还有两条粗壮的大腿，一句话，是个壮实的小子，圆得像颗核桃。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脸红得可怕。最后他的愤怒，也许还有忌妒（谁知道呢？）达到了极点，他简直是怒火中烧了。我放声哈哈大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回转身来，虽然他名声显赫，这时却已万分尴尬了。这时候，男主人从对面门里走了出来。小男孩也从桌底下爬出来，擦擦自己的膝盖和手肘。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急忙将手中握着一角的手帕送到鼻子边上。
主人望望我们三个，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他作为一个精通世故而又办事严肃认真的人，马上抓住了这个与客人单独见面的机会。
“这孩子就是，”他指着红头发男孩说道，“就是我荣幸地向您恳求……”。
“啊？”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回答着，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常态。
“是教我孩子的家庭女老师的儿子，”男主人继续用恳求的语气继续说道，“一个可怜的女人，一个寡妇，丈夫原是一名忠实的公务员，因此……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如果可能的话……”
“啊呀，不，不，”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急急忙忙叫了起来，“不，请您原谅，菲里普·阿列克塞叶维奇，怎么也不行。我问过了，没有空缺，即使有一个，那也会早有十个人去补缺了，而且他们比他更有权……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确实遗憾，”男主人重复说道，“不过，这孩子很谦虚，文文静静……”
“我发现他是个顽皮鬼，”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歇斯底里地歪着嘴巴。回答道：“去，小鬼，你站着干吗？快去找你的伙伴！”他转身对着孩子说道。
好像他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用一只眼睛瞟了我一眼。我也忍不住了，直对着他哈哈大笑起来。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马上转过身去，向主人问这个奇怪的青年人是什么人？显然是指我说的。他们开始悄悄耳语，从房里走了出去。我随后看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边听男主人说话，一边露出不相信的神情，连连摇头。
我笑够以后，回到了大厅里。那位大人物在那里受到孩子们的父母和男女主人的包围，正在同刚刚向他引见的一位妇女，热烈地交谈。那位妇女牵着一个小姑娘的手。十分钟以前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同她在客厅里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现在他满口称赞这位可爱的小姑娘长相漂亮，才华横溢、姿态优美、富有教养。他显然是在小姑娘的妈妈面前献殷勤。母亲听着他的奉承话，高兴得差点掉下泪来。小姑娘父亲的嘴边也露出了笑容。男主人对这皆大欢喜的场面，也感到高兴。所有的客人都深表同情，连孩子们的游戏也停了下来，免得妨碍大家谈话。整个空气都充满仰慕之情。长相漂亮的小姑娘的母亲，内心深处都受到感动，我后来听到她用精心挑选的词汇，邀请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大驾光临他们家，成为他们高贵的客人。她认为这将是给予他们家的特殊荣耀。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怀着真诚的喜悦心情接受了这一邀请。后来，客人们按照礼节的要求，纷纷散开，我听到他们彼此用十分动人的语言，赞扬承包商夫妇和他们的小姑娘，特别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
“这位先生结婚了吗？”我几乎是大声地问我的一位熟人，他站的地方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比谁都近。
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恶狠狠地向我投过来审视的一瞥。
“没有！”我的熟人作了回答。他对我故意这样不知趣地提问，打心底里感到不快……
前不久，我从某某教堂走过。那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使我大吃一惊。周围的人们都在谈论这盛大的婚礼。那是一个阴天，而且开始下起濛濛细雨来了。我跟着人流，走进教堂，于是我看见了新郎。那是一个个子矮小、衣着极其讲究的圆脸小子，大腹便便，身体保养得很好。他跑来跑去，忙忙碌碌，不停地发号施令。最后，有人说新娘坐车来了。我拚命挤进人群，看到了一位绝妙佳人，她大概才进入妙龄的第一个春天。但是这位美人的面色却是苍白的，心情是忧郁的。她心不在焉地望着。我甚至觉得，她的眼睛因为前不久流过泪，而显得红肿。她脸部每一根线条的古典式的严谨，都使她的美具有某种庄严肃穆的神态。透过这种庄严肃穆的神态，透过这种忧郁的心情，仍然可以看出她最初的、稚气未退的天真无邪的容颜。某种天真到不能再天真的、尚未定型的、年青的东西，不断表现出来，似乎在默默无言地为自己哀求怜惜。
有人说，她刚满十六岁。我注意看看新郎，突然发现他正是我整整三年不见的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我又望了望新娘……我的天哪！我赶快挤出教堂。人群中有人说新娘很有钱，有陪嫁五十万，还有许多衣衫……
“他这算盘真打得精明！”我这么一想，就挤到外面去了……
前几天有位太太对我说：“那天早上，我迟迟才动身，走出家门时差不多是中午时分了。我是故意弄得诸事缠身似的，正好到尼古拉耶夫斯基大街两个相隔不远的地方去。先上事务所去，在那大门边可以见到那位老大娘。她给我的印象是那样老态龙钟，弯腰驼背，拄根拐杖，只是我还是猜不出她的年岁多大。她来到大门边，就在门旁的一个角落里坐在打扫院子人的长凳上休息。其实，我从她身旁走过，她在我眼前只是闪了一下罢了。
“约莫十分钟后，我从事务所里出来，走过两座房子就是一家商店，上星期我在那里给索尼娅订购了一双皮鞋，于是就便去把它取回去。我一眼望去，发现那老大娘现在已经来到了商店旁边，也是坐在大门边的长凳上。她坐在那里而且朝我看，我报以微微一笑。我进商店去取皮鞋。哟，三、四分钟后，当我继续向涅夫斯基大街走去时，却看见老大娘已经来到了第三座房子旁，也在大门边，只是没有坐在长登上，而是靠在墙壁的凸出部位上。这大门边没有长凳子。我不由自主地忽然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心想：她为什么要在每个房子前坐下来呢？
“‘老太娘，你累啦？’我问。
“‘累了，亲爱的，我老是觉得很累。我看今天天气很暖和，太阳又很好，所以我就上孙女们家吃饭去。’
“‘老大娘，你这是去吃饭？’
‘亲爱的，是去吃饭，是去吃饭。’
‘你这样会走不到吧？’
‘不，走得到的。瞧，我就这样走一阵，休息一会，然后又起身走。’
我打量老大娘，心里感到十分惊异。老大娘身材矮小，一身干干净净，衣着破旧，想必是小市民出身。她拄根拐杖，脸色苍白，皮肤腊黄，双唇毫无血色，活像一具干尸。她坐着，微笑着，阳光浴满她全身。
‘老大娘，你年纪大概很大了吧？’我随口问。
‘一百零四，亲爱的，我一百零四岁，只不过是（她这是开一开玩笑）……你上哪儿去呀？’
她望着我，高高兴兴地笑着。难道她是想和谁说说话？百岁老人还如此关心我上哪儿去，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似乎她真的想知道哩。
‘是这样的，老大娘，’我也笑起来说，‘我给女儿在商店买了双皮鞋，现在带回家去。’
‘咦，小小的皮鞋，你有小女儿？你真有福气，还有其他孩子吗？’
她又望着我笑。她两眼失神，几乎不见生气，但那里面却仿佛放射着亲切的光焰。
‘老大娘，你愿意的话，从我这儿拿五个戈比去给自己买个白面包吧，’说着我就给了她五戈比。
‘你干吗给我呢？也好，那我就拿着你的了，谢谢。’
‘拿去吧，老大娘，请别介意，’她收下了。显然，她不是乞讨，她还没到那种地步。她是漫不经心地拿去的，根本没有把它当成施舍物，仿佛她这么做是出于礼貌或者出于一片好意。不过，也许她也很喜欢，因为有谁和她这个老太婆交谈呢？不只是交谈，而且还怀着一片爱心去关怀她呢？
‘好吧，再见，老大娘。’我说‘祝你一路平安。’
‘会走得到的，亲爱的，到得了的，我会到得了的。你上你孙女那儿去吧。’老大娘弄错了。她忘了我的是女儿，而不是孙女，大概她以为我和她都有了孙女。我向前走去，最后一次回过头来，望见她缓慢而艰难地站起身，用拐杖戳一下地，拖着步子沿着街道蹒跚走去。也许她在路上还要休息上十次，才能到达‘吃饭’的地方。她经常上哪儿去吃饭呢？这么一个怪怪的老大娘。”
这个故事我是那天早上听到的。其实，那不算什么故事，而是与一个百岁老人相遇留下的一个印象而已（实际上，你什么时候能遇上百岁老人，而且是一个精神上充满活力的百岁老人呢？），因此，我把它全忘了。夜深了，我看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就把杂志放在一旁，突然想起了那位老大娘，而且不知为什么我又驱使自己继续去想象：她是怎样走到孙女家吃饭的呢？我的眼前浮现出另一幅，可能是十分逼真的小画面。
她的孙女们，也许包括她的外曾孙女们，她已经把她们一并叫做孙女了，大概是某个同一行业的人，自然也就是同一家的人了，要不她怎么会上她们家吃饭呢。她们住地下室，大概承租了一间理发铺。她们当然是穷苦人，但是她们依然要糊口，而且还得循规蹈矩。老大娘到达孙女家时大约是下午一点多了。她们没有想到她会来，但可能十分亲切地迎接她。
“是你啊，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请进，请进，欢迎你，上帝的奴隶！”
老大娘喜笑颜开地往里走，门铃还在久久地发出刺耳的尖细响声。她的一个孙女，想必就是那个理发匠的妻子吧。理发匠本人年龄还不大，约莫三十五岁的样子，可是按职业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位老了。虽然这种手艺并不复杂，但工作服却像煎饼那样油渍斑斑。是不是由于使用化妆香膏的缘故，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理发匠”，仿佛他们工作服的衣领总是沾满着灰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立即跑到了外曾祖母的跟前。通常，这么一大把年纪的老大娘不知为什么总是和小孩子们相处得非常好：她们自己在心理上已经变得十分像孩子了，有时甚至同他们毫厘不差。老大娘坐下来；男主人不知道是在接待客人还是忙于别的什么事。他的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熟人正准备离开。他的外甥，他姐姐的儿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也来做客，他想进一家印刷厂工作。老大娘画了个十字坐着，望着客人。
“哎哟，好累！你们这儿来的是谁呀？”
“是我呀！”客人笑着回答说，“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您难道认不出来啦？前年，大家和您一块儿到树林里去采过蘑菇哩。”
“啊，是你呀，我认得，一个好开玩笑的人。我记得你，只是想不起你叫什么名字了，你是哪一个呢？哦，记起来了。
哎哟，我有点儿累了。”
“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您是一位年高望重的老人，为什么一点儿也不见老，那我想问问你，”客人开玩笑说。
“那你就说吧！”看起来老大娘像在开玩笑，不过，她心里确实很高兴。
“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我可是个好心人呢。”
“和你这个好心人聊聊很有趣哩。哎哟，我都要憋死啦，妈呀。谢廖任卡的大衣看样子做好了吧？”
她指着那个外甥说。
那个外甥是个壮健的胖小子，这时正满脸堆笑地把身子挪过来；他上身穿着簇新的灰大衣。新大衣穿在身上使他喜不自禁，大概要一个星期后心里才能平静下来。现在他在不停地看看翻袖口，瞧瞧翻衣领，在镜子里面全身上下看个遍，自觉格外满意。
“喂，走过来，转个身，”理发匠的妻子连珠炮似地说起来，“马克西莫芙娜，你瞧瞧，这大衣做得有多漂亮，花了整整六个卢布，算便宜的哩。普多霍雷奇那儿说，现在不止这个数呢。还说这价钱以后是买不到了，而且这衣服经久耐穿。你瞧这料子吧！喂，转过身来！这衬里有多好，真结实，真结实。喂，你再转个身来看看！钱就是这么花的，马克西莫芙娜，我们的钱全用光啦。”
“哎，妈呀，如今物价这么高，有什么办法呢，你最好别跟我说这些，免得我心里不好过。”马克西莫芙娜动情地说，心情仍然不能平静。
“好了，别再说啦，”男主人说道，“该吃点东西了吧，怎么样啊？我看你大概太累了，马克西莫芙娜。”
“哎哟，聪明人，我是累了。今天天气暖和，太阳又好，心里一想，我就来看你们了……真想躺下来。啊，我在路上碰到一位可爱的太太，她很年轻，给孩子买皮鞋，她对我说：‘喂，老大娘，你怎么，累了吧？呶，给你五戈比，给自己买个白面包……’你知道吗，我接下了那五戈比……”
“奶奶，你还是先休息休息一会，你今天怎么这样喘不上气来呢？”男主人忽然特别关切地说。
大家全都望着老大娘，见她霎时脸色大变，双唇发白。她也望着大家，但两眼有点失神。
“呶，我想……给孩子们买点蜜糖饼干……五个戈比……”
她又停了说话，又喘了一口气。大家忽然都沉默起来，这样差不多过了五秒钟。
“怎么啦，奶奶？”男主人对她弯子说。
但是老大娘没有回答；又是一阵沉默，又有五秒钟久。老大娘的脸色似乎变得更白，脸庞似乎也显得更加消瘦了。两眼呆呆地不动，嘴角上凝固着一丝丝微笑；她直愣愣地瞅着，似乎没有了视觉。
“快去请牧师来！……”那个客人忽然从后面急急地小声说。
“对……不……是不是来不及了……”男主人嘟哝说。
“奶奶呀，奶奶？”理发匠的妻子呼喊着老大娘，顿时惊慌起来；但是奶奶一动也不动，只是脑袋歪斜着，搁在桌子上的那只右手里握着那五戈比，而左手还停放在约六岁的最大的外曾孙米沙的肩膀上。米沙一动不动地站着，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凝望着外曾祖母。
“她走了！”男主人叹息一声，一字一顿地郑重地说，并在自己身上轻轻地画着十字。
“瞧！我看她真的不行了，”客人断断续续无限感慨地说；
他万分惊讶地环视所有在场的人。
“哎，天哪！你看现在怎么办呢？马卡雷奇。是不是把她送到那里去？”女主人心急如火、不知所措地唧唧喳喳地说。
“那里是什么地方啊？”男主人不急不慢地说，“丧事我们就在这儿办吧，难道你不是她的亲属？应当去报个丧。”
“啊，一百零四岁！”客人没有走，他愈来愈受感动，甚至惭愧得脸红起来。
“是啊，最近几年她连性命都不顾了，”男主人庄重地说。
他感到非常自豪，于是一边寻找帽子，一边取下大衣来。
“可不是，刚才她还喜笑颜开、很开心嘛！你瞧，她手里还拿着那五戈比！还说要买蜜糖饼干，啊呀呀，咱们的老大娘！”
“呶，我们是不是走吧？彼得·斯捷潘内奇，”男主人打断客人的话说。于是俩人往外走去。对这位老人的去世，人们自然没有哭泣。一百零四岁了，“无疾而终并且无所羞愧”。女主人上邻居家去求助，他们几乎是高兴地听了这消息就马上跑了来，叹息着，喊叫着。不用说，第一件事是把茶炊生好。孩子们惊异地躲到角落里，远远地望着去世的外曾祖母。不论活多久，米沙都会记得他的外曾祖母，记得她死时把一只手忘在了他的肩上。而待他去世时，世上就不会有人记起和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老大娘活了一百零四岁。她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也没有人知道了。为什么要记住呢，要知道，反正都是一样的嘛。千百万的人也都是这么离开的：无声无息地活着，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些百岁老人也许只有在临终时，仿佛才有点动人而平常的东西，甚至重大而无奇的东西，因为迄今为止，一百岁才给人一点点惊奇的东西。愿上帝保佑善良百姓的生与死吧！
然而，这不过是垂手可得没有一定情节的描述罢了。说实在的，你尽可以从一个月前听到的故事中，说点更引人入胜的东西。怎样着手呢？说的或者恰好不是那件事，或者与那件事本身无关的，或者“不全是你所知道的那件事，”然而，最终依然会留下一些只是最没有情节的东西……
“约莫十分钟后，我从事务所里出来，走过两座房子就是一家商店，上星期我在那里给索尼娅订购了一双皮鞋，于是就便去把它取回去。我一眼望去，发现那老大娘现在已经来到了商店旁边，也是坐在大门边的长凳上。她坐在那里而且朝我看，我报以微微一笑。我进商店去取皮鞋。哟，三、四分钟后，当我继续向涅夫斯基大街走去时，却看见老大娘已经来到了第三座房子旁，也在大门边，只是没有坐在长登上，而是靠在墙壁的凸出部位上。这大门边没有长凳子。我不由自主地忽然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心想：她为什么要在每个房子前坐下来呢？
“‘老太娘，你累啦？’我问。
“‘累了，亲爱的，我老是觉得很累。我看今天天气很暖和，太阳又很好，所以我就上孙女们家吃饭去。’
“‘老大娘，你这是去吃饭？’
‘亲爱的，是去吃饭，是去吃饭。’
‘你这样会走不到吧？’
‘不，走得到的。瞧，我就这样走一阵，休息一会，然后又起身走。’
我打量老大娘，心里感到十分惊异。老大娘身材矮小，一身干干净净，衣着破旧，想必是小市民出身。她拄根拐杖，脸色苍白，皮肤腊黄，双唇毫无血色，活像一具干尸。她坐着，微笑着，阳光浴满她全身。
‘老大娘，你年纪大概很大了吧？’我随口问。
‘一百零四，亲爱的，我一百零四岁，只不过是（她这是开一开玩笑）……你上哪儿去呀？’
她望着我，高高兴兴地笑着。难道她是想和谁说说话？百岁老人还如此关心我上哪儿去，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似乎她真的想知道哩。
‘是这样的，老大娘，’我也笑起来说，‘我给女儿在商店买了双皮鞋，现在带回家去。’
‘咦，小小的皮鞋，你有小女儿？你真有福气，还有其他孩子吗？’
她又望着我笑。她两眼失神，几乎不见生气，但那里面却仿佛放射着亲切的光焰。
‘老大娘，你愿意的话，从我这儿拿五个戈比去给自己买个白面包吧，’说着我就给了她五戈比。
‘你干吗给我呢？也好，那我就拿着你的了，谢谢。’
‘拿去吧，老大娘，请别介意，’她收下了。显然，她不是乞讨，她还没到那种地步。她是漫不经心地拿去的，根本没有把它当成施舍物，仿佛她这么做是出于礼貌或者出于一片好意。不过，也许她也很喜欢，因为有谁和她这个老太婆交谈呢？不只是交谈，而且还怀着一片爱心去关怀她呢？
‘好吧，再见，老大娘。’我说‘祝你一路平安。’
‘会走得到的，亲爱的，到得了的，我会到得了的。你上你孙女那儿去吧。’老大娘弄错了。她忘了我的是女儿，而不是孙女，大概她以为我和她都有了孙女。我向前走去，最后一次回过头来，望见她缓慢而艰难地站起身，用拐杖戳一下地，拖着步子沿着街道蹒跚走去。也许她在路上还要休息上十次，才能到达‘吃饭’的地方。她经常上哪儿去吃饭呢？这么一个怪怪的老大娘。”
这个故事我是那天早上听到的。其实，那不算什么故事，而是与一个百岁老人相遇留下的一个印象而已（实际上，你什么时候能遇上百岁老人，而且是一个精神上充满活力的百岁老人呢？），因此，我把它全忘了。夜深了，我看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就把杂志放在一旁，突然想起了那位老大娘，而且不知为什么我又驱使自己继续去想象：她是怎样走到孙女家吃饭的呢？我的眼前浮现出另一幅，可能是十分逼真的小画面。
她的孙女们，也许包括她的外曾孙女们，她已经把她们一并叫做孙女了，大概是某个同一行业的人，自然也就是同一家的人了，要不她怎么会上她们家吃饭呢。她们住地下室，大概承租了一间理发铺。她们当然是穷苦人，但是她们依然要糊口，而且还得循规蹈矩。老大娘到达孙女家时大约是下午一点多了。她们没有想到她会来，但可能十分亲切地迎接她。
“是你啊，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请进，请进，欢迎你，上帝的奴隶！”
老大娘喜笑颜开地往里走，门铃还在久久地发出刺耳的尖细响声。她的一个孙女，想必就是那个理发匠的妻子吧。理发匠本人年龄还不大，约莫三十五岁的样子，可是按职业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位老了。虽然这种手艺并不复杂，但工作服却像煎饼那样油渍斑斑。是不是由于使用化妆香膏的缘故，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理发匠”，仿佛他们工作服的衣领总是沾满着灰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立即跑到了外曾祖母的跟前。通常，这么一大把年纪的老大娘不知为什么总是和小孩子们相处得非常好：她们自己在心理上已经变得十分像孩子了，有时甚至同他们毫厘不差。老大娘坐下来；男主人不知道是在接待客人还是忙于别的什么事。他的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熟人正准备离开。他的外甥，他姐姐的儿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也来做客，他想进一家印刷厂工作。老大娘画了个十字坐着，望着客人。
“哎哟，好累！你们这儿来的是谁呀？”
“是我呀！”客人笑着回答说，“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您难道认不出来啦？前年，大家和您一块儿到树林里去采过蘑菇哩。”
“啊，是你呀，我认得，一个好开玩笑的人。我记得你，只是想不起你叫什么名字了，你是哪一个呢？哦，记起来了。
哎哟，我有点儿累了。”
“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您是一位年高望重的老人，为什么一点儿也不见老，那我想问问你，”客人开玩笑说。
“那你就说吧！”看起来老大娘像在开玩笑，不过，她心里确实很高兴。
“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我可是个好心人呢。”
“和你这个好心人聊聊很有趣哩。哎哟，我都要憋死啦，妈呀。谢廖任卡的大衣看样子做好了吧？”
她指着那个外甥说。
那个外甥是个壮健的胖小子，这时正满脸堆笑地把身子挪过来；他上身穿着簇新的灰大衣。新大衣穿在身上使他喜不自禁，大概要一个星期后心里才能平静下来。现在他在不停地看看翻袖口，瞧瞧翻衣领，在镜子里面全身上下看个遍，自觉格外满意。
“喂，走过来，转个身，”理发匠的妻子连珠炮似地说起来，“马克西莫芙娜，你瞧瞧，这大衣做得有多漂亮，花了整整六个卢布，算便宜的哩。普多霍雷奇那儿说，现在不止这个数呢。还说这价钱以后是买不到了，而且这衣服经久耐穿。你瞧这料子吧！喂，转过身来！这衬里有多好，真结实，真结实。喂，你再转个身来看看！钱就是这么花的，马克西莫芙娜，我们的钱全用光啦。”
“哎，妈呀，如今物价这么高，有什么办法呢，你最好别跟我说这些，免得我心里不好过。”马克西莫芙娜动情地说，心情仍然不能平静。
“好了，别再说啦，”男主人说道，“该吃点东西了吧，怎么样啊？我看你大概太累了，马克西莫芙娜。”
“哎哟，聪明人，我是累了。今天天气暖和，太阳又好，心里一想，我就来看你们了……真想躺下来。啊，我在路上碰到一位可爱的太太，她很年轻，给孩子买皮鞋，她对我说：‘喂，老大娘，你怎么，累了吧？呶，给你五戈比，给自己买个白面包……’你知道吗，我接下了那五戈比……”
“奶奶，你还是先休息休息一会，你今天怎么这样喘不上气来呢？”男主人忽然特别关切地说。
大家全都望着老大娘，见她霎时脸色大变，双唇发白。她也望着大家，但两眼有点失神。
“呶，我想……给孩子们买点蜜糖饼干……五个戈比……”
她又停了说话，又喘了一口气。大家忽然都沉默起来，这样差不多过了五秒钟。
“怎么啦，奶奶？”男主人对她弯子说。
但是老大娘没有回答；又是一阵沉默，又有五秒钟久。老大娘的脸色似乎变得更白，脸庞似乎也显得更加消瘦了。两眼呆呆地不动，嘴角上凝固着一丝丝微笑；她直愣愣地瞅着，似乎没有了视觉。
“快去请牧师来！……”那个客人忽然从后面急急地小声说。
“对……不……是不是来不及了……”男主人嘟哝说。
“奶奶呀，奶奶？”理发匠的妻子呼喊着老大娘，顿时惊慌起来；但是奶奶一动也不动，只是脑袋歪斜着，搁在桌子上的那只右手里握着那五戈比，而左手还停放在约六岁的最大的外曾孙米沙的肩膀上。米沙一动不动地站着，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凝望着外曾祖母。
“她走了！”男主人叹息一声，一字一顿地郑重地说，并在自己身上轻轻地画着十字。
“瞧！我看她真的不行了，”客人断断续续无限感慨地说；
他万分惊讶地环视所有在场的人。
“哎，天哪！你看现在怎么办呢？马卡雷奇。是不是把她送到那里去？”女主人心急如火、不知所措地唧唧喳喳地说。
“那里是什么地方啊？”男主人不急不慢地说，“丧事我们就在这儿办吧，难道你不是她的亲属？应当去报个丧。”
“啊，一百零四岁！”客人没有走，他愈来愈受感动，甚至惭愧得脸红起来。
“是啊，最近几年她连性命都不顾了，”男主人庄重地说。
他感到非常自豪，于是一边寻找帽子，一边取下大衣来。
“可不是，刚才她还喜笑颜开、很开心嘛！你瞧，她手里还拿着那五戈比！还说要买蜜糖饼干，啊呀呀，咱们的老大娘！”
“呶，我们是不是走吧？彼得·斯捷潘内奇，”男主人打断客人的话说。于是俩人往外走去。对这位老人的去世，人们自然没有哭泣。一百零四岁了，“无疾而终并且无所羞愧”。女主人上邻居家去求助，他们几乎是高兴地听了这消息就马上跑了来，叹息着，喊叫着。不用说，第一件事是把茶炊生好。孩子们惊异地躲到角落里，远远地望着去世的外曾祖母。不论活多久，米沙都会记得他的外曾祖母，记得她死时把一只手忘在了他的肩上。而待他去世时，世上就不会有人记起和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老大娘活了一百零四岁。她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也没有人知道了。为什么要记住呢，要知道，反正都是一样的嘛。千百万的人也都是这么离开的：无声无息地活着，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些百岁老人也许只有在临终时，仿佛才有点动人而平常的东西，甚至重大而无奇的东西，因为迄今为止，一百岁才给人一点点惊奇的东西。愿上帝保佑善良百姓的生与死吧！
然而，这不过是垂手可得没有一定情节的描述罢了。说实在的，你尽可以从一个月前听到的故事中，说点更引人入胜的东西。怎样着手呢？说的或者恰好不是那件事，或者与那件事本身无关的，或者“不全是你所知道的那件事，”然而，最终依然会留下一些只是最没有情节的东西……
——摘自一位不知名者的笔记
有一天早晨，我已作好充分准备，动身去上班时，阿格拉菲娜走进我的房里。她是我雇佣的厨娘，兼管家务和洗衣。
使我吃惊的是，她居然与我聊起天来了。
她本来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人，一向寡言少语，除了每天说一两句准备什么饭菜之类的话外，五六年来，几乎没说过任何别的话，至少我没听到过。
“先生，我找您有事，”她突然开口说话了，“您该把小间租出去。”
“哪一个小间？”
“就是厨房旁边那个小间，谁都知道嘛。”
“为什么？”
“为什么！为了让人住进来嘛，这还不清楚吗？”
“有谁来租呢？”
“谁来租！住户来租嘛，这还不清楚？”
“我的妈呀，那里连张床都放不下，挤得要命。谁能到那里去住呢？”
“干吗在那里住呀！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嘛。而且他可以住在窗户上。”
“哪个窗户？”
“不就是那扇窗户嘛，好像不知道似的！就是前厅里的那扇窗户。他可以在那儿坐啦、缝衣服啦，或者做别的事情。他还可以坐在椅子上嘛。他有把椅子，还有一张桌子，什么都有。”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好人，一个饱经风霜的人。我会给他做吃的东西。
房租和伙食加在一起，我准备收他三个银卢布……”
最后，我作了长时间的努力，才打听到，原来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服了阿格拉菲娜，或者说是怂恿她让他住进厨房，当搭伙的房客。阿格拉菲娜脑子想到的事，那是非办成不可的。否则，我知道，她是不会让我安宁的。要是有什么事情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就开始沉思默想，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而且这种闷闷不乐的状态，可以持续两三星期之久。这时，饭菜便做得不合口味，内衣换洗记不清，地板也擦不干净，总而言之，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不快。我早就发现，这个言语不多的女人不可能作出什么决定，因为她并没有自己的主见。但是，如果她简单的头脑里偶然形成了一个什么类似思想的东西，你就得照她的办，否则，在好长的时间里，她会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万分。所以，虽然我最爱安静，还是立即表示同意。
“他起码总得有个证明吧，比如说护照或者别的什么？”
“那还用说！当然有啦。一个好人，一个饱经风霜的人。答应过给三个卢布。”
就在第二天，我那所简单朴素的单身住宅里，出现了一位新房客。不过，我并不生气，甚至暗暗地感到高兴。一般地说，我是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简直像个遁世的隐士。我几乎没有熟人，很少外出。十年来我过着这种生活，当然也就习惯于离群索居了。但是，十年，十五年以后，或许更加深居简出，还是同这个阿格拉菲娜在一起，还是住在这套单身住宅里，当然，那前景一定会相当暗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个老实平和的人作伴，简直是上天的恩赐！
阿格拉菲娜没有撒谎。我的房客是一位饱经风霜的人。从护照看，他是一名退伍的士兵，其实不看护照，仅凭他的脸庞，我就一眼看出来了。这一点看出来很容易。我的房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在他们的同伴之中，是一位好人。我们相处很好。但是，最好的一点是：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有时爱讲他一生中的各种遭遇。由于我的生活总是枯燥乏味，有这么一位讲故事的能手作伴，不啻是一大享受。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则这样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但是，这则故事到底是怎么讲起来的呢？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留在住宅里：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也好，阿格拉菲娜也好，都分头办事去了。突然我听到第二间房里有响声，走进来一个人，我觉得他相貌陌生，我走出去一看，前厅里确实站着一个陌生人，他个子矮小，虽然已是寒冷的秋天，却只穿一件单薄的常礼服。
“你有什么事？”
“我找公务员亚历山大罗夫，他住在这里吗？”
“没有这样的人，老弟，再见吧！”
“守院子的人怎么说他在这儿呢？”来访者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朝门口溜去。
“快走，快走吧，老弟，快走！”
第二天午饭以后，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正在给我试穿一件经他改过的常礼服时，又有一个什么人走进了前厅。我把门打开了一条小缝。
昨天来过的那位先生居然当着我的面，大摇大摆地从衣架上，取下我的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夹在腋下，随后就从屋里走了出去。阿格拉菲娜一直望着，惊奇得直张着大口，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保护大衣。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跟着跑去追赶那个骗子，十分钟后他回来时气喘吁吁，两手空空。那个人已经走得无踪无影！
“咳，真不走运，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好在外套还留给了我们！要不然那就更糟糕了，好一个骗子！”
但是，这发生的一切却使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大为震惊，我望着他的模样，甚至把被窃一事都给忘了。他怎么也恢复不了常态，时不时地丢下手中正在干着的活计，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说他当时正站在那里，就在他的眼前两步远的地方，被人拿走了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而且这事干得那么快，叫你怎么也捉不住那个偷衣的傢伙。后来他坐下来继续干活，但过了一会儿又把活放下，如此反复多次。最后，我看见他去找守院子的人，责备他不负责任，竟然让自己管辖的院子里出这种事。回来后又开始骂格拉菲娜。后来他又坐下来干活，但还自言自语，嘟哝了好久，说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说他当时站在这儿，我站在那里，就在眼皮底下，两步远的地方，被人偷走了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等等。总而言之，虽然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很会干活，却是一个乐于助人的细心人。
“你我都受骗上当了，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晚上我对他说道，同时给他递过去一杯茶，因为寂寞无聊，希望他再讲一次大衣失窃的故事。这故事由于多次重复，再加上讲述者非常动情，已经变得非常滑稽可笑了。
“是的，我们都被愚弄了！简直连旁观者也感到恼火、生气，虽然丢失的不是我的衣服。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坏东西比小偷更坏了。有的人虽然也好占别人的便宜，但这个傢伙却偷你的劳动、你劳动时流出的汗水，你的时光……真可恶，呸！我说都不想说了，一说就气！先生，您对自己的财物被偷怎么不可惜呢？”
“对，怎么不可惜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就是东西烧掉，也比小偷偷去强嘛！眼看着小偷作案真气人，真不愿意！”
“谁愿意看到这种场面呢？当然，小偷与小偷，也不一样……先生，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我碰到过一个诚实的小偷。”
“怎么能碰到诚实的小偷呢？难道小偷也有诚实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先生，这确是事实！哪个小偷诚实呢，也不可能有诚实的小偷。我想说的只是：他为人似乎诚实，但却行窃。简直令人惋息！”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先生，这事发生在两年前。当时，我差不多有一年没有找到差事，还是住在老地方，于是结识了一个穷愁潦倒的人。他是个寄生虫，既好酒，又贪色，以前在什么地方当过差，但因为终日酗酒，早就被开除出去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体面的人！天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有时你会这么想：他大衣底下到底有没有穿衬衫呢？不论什么东西一到手，就全喝光。不过，他并不惹是生非。性格随和，善良亲切，从不求人施舍，老是羞惭满面。唉，你看到他那可怜的模样，就巴不得给他送上一杯！我就是这样同他认识的，也可以说，是他缠上了我……这对我来说，倒也无所谓。可他是个什么人啊！像条小狗一样缠着你，你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而我们仅仅是一面之交，真是个窝囊废！首先是要求过夜，没法子，答应他了。我发现他身份证也有，人也不错！后来，也就是第二天，又让他进来过了一夜。第三天一来，就整天坐在窗口上，也留下来过了一夜。我想，好啦，他算是缠上我了：要给他吃，让他喝，还得留他过夜。一个穷光蛋，还得养上一个吃白食的食客。在此以前，他也像缠我一样，缠住过一个小职员，经常上他家，和他一起吃喝。后来那职员成了酒鬼，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气死了。而这个人叫叶麦里亚，叶麦里亚·伊里奇。我想呀，想呀，反复琢磨：我拿他怎么办呢？把他赶走吧，良心上过不去，怪可怜的！我的天哪，这个穷愁潦倒的人，确实可怜！他不言不语，老是在一旁坐着，只是像条小狗一样，盯着你的眼睛看。你看，酗酒可以把人糟蹋成什么样子！我心中暗暗想道：你给我走开吧叶麦里亚努什卡，快走！你在我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找错了人；我自己很快就要断炊了，我怎么能用自己那一点可怜的面包来养活你呢？我坐着又想：我怎么对他说这些话？他听了以后又会怎么办呢？唔，我自己可以想象得出：他一听到我的话，就会久久地望着我，就会久久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什么话也听不明白，后来听懂了，他就从窗户上爬下来，一把抓起他的小包袱（现在我才发现那是一个格子花布做成的，已经穿了不少孔眼的红包袱，天知道他往里面塞了些什么，他时时处处都把它带在身边，整了整他的破大衣，好让人看到他穿得既体面，又暖和，而且一个洞眼也看不见（好一个文雅的人啊！），然后把房门打开，流着眼泪，走到楼梯口。咳，这个人还没有完全堕落……怪可怜的！这时我又想：我自己的处境又怎么样呢！我暗自思量：你等一等，叶麦里亚努什卡，你在我这里吃喝的时间不久了，我不久就会搬走，你就找不着我了。不，先生，我们会相见的。亚历山大·菲里莫诺维奇老爷（他已成故人，愿他进入天国）当时就说过：我对你非常满意，阿斯塔菲，我们都会从乡下回来的，我们不会忘记你，又会雇你的。我在他老人家家里当过管家，老爷为人善良，就在那年死去了。我们把他老人家一送走，我就带上自己的积蓄，一点点钱，我想安安静静过些日子，于是就去找一个老太婆，在她家里租下一个小小的屋角。她也只有一个屋角是没住人的。她当时也是在什么地方给人家当保姆，现在可阔起来了，一个人过日子，经常可以领点养老金。我心想，现在再见吧，叶麦里亚努什卡，我的亲人！你再也找不到我了！先生，您想怎么样？我晚上回家（我去看了一位熟人），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叶麦里亚努什卡，他坐在我的一只箱子上，花格子包袱放在身旁，穿着那件旧大衣坐着，等我回来……为了解闷，他还向房东老太太借了一本宗教书，正倒着头拿着呢。我们到底又见着了！我的两手垂了下来。我想，咳，没法子，为什么最初不把他赶走呢？于是我就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带身份证没有，叶麦里亚？’
“先生，我这时就坐下来，开始思考：他，一个四处漂泊的流浪汉，会给我制造许多麻烦吗？考虑的结果是：出点麻烦也没多大关系。我想，他饭是要吃的。唔，早晨得给他一块面包，如果要吃得有味一些，还得加点佐料，这就得买根葱。中午当然也得给他面包和葱。晚上也得给他葱和葛瓦斯饮料，如果他想吃，还得给点面包。要是弄点什么汤的话，我们两个就会吃得饱饱的了。我东西吃得不太多，大家知道，一个喝酒的人，是不吃什么东西的。有酒就行了。我想，他酗酒会致我于死地的，不过，先生，我脑子里又出现了另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老是缠着我。如果叶麦里亚就是这样走掉，那我一辈子都不会有高兴的日子过。于是我决定当他的恩人，把好事做到底。我想，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免遭悲惨的死亡，我要让他戒酒！我想：‘你等一等，好吧，叶麦里亚，你就留下来，不过你在我这里呆着，一定要听我的吩咐！’
“我还想过：我现在就着手教他学会干点什么，当然不能搞突然袭击，让他马上开始。让他先玩一玩，而我就在这段时间注意观察，得找他能干的工作，不过，叶麦里亚，你得发现自己的能力。因为，先生，一个人干任何工作，首先得要有能力。于是我暗暗地对他进行考察。我发现，他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叶麦里亚努什卡！先生，我起先从说好话开始：我对他说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叶麦里亚·伊里奇，你该看看你自己这副模样，好好振作起来才行。
“‘玩够啦！你看看吧，你一身破破烂烂，你的那件破大衣，原谅我不客气地说一句，简直可以当筛子用啦，实在不好看嘛！总该要讲点面子吧！’我的叶麦里亚努什卡，低着脑袋坐着，听我数落他。有什么办法呢，先生！他已经落到了那个田地：被酒醉得连舌头都不听使唤了，一句像样的话都不会说。你说东他答西，你说黄瓜他答豆子！他一直听着我说他，听了好久，后来就长叹了一声。”
“‘我问你，叶麦里亚·伊里奇，你为什么叹气？’
“‘我是这样的，没什么，阿斯塔菲·伊凡内奇，请您放心！今天有两个乡下妇女在街上打架，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无意之中一个把另一个的一筐红苕台子碰倒了。’
“‘唔，后来呢？’”
“‘另一个就故意把她的一筐也碰倒，还用脚踩了一下。’
“‘那又怎么样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没怎么样，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过这么说说而已。’
“没怎么样，不过这么说说而已！我心想，唉！叶麦里亚，叶麦留什卡呀！你又是游游荡荡，又是酗酒，把脑袋全给搞昏啦！……”
“‘有个老爷不知是在豌豆街还是花园街，不小心把一张钞票掉在地上。有个农民见了，说：这是我的福气好。可是另一个农民这时也看见了，他说：这是我的福气！我比你先看见……’”
“‘唔，叶麦里亚·伊里奇！’
“‘随后两个农民就打起来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一个走过来，捡起那张票子，把它交还给老爷，他还威胁说要将那两个农民送去坐牢。’
“‘呶，那又有什么呢？这有什么重大意义吗，叶麦里亚努什卡？……’”
“‘我倒没有什么。围观的人都笑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唉！叶麦里亚努什卡！围观的人算得了什么呢！一个铜板你就把自己的灵魂给出卖了。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叶麦里亚·伊里奇？’
“‘说什么呀，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找个什么活干干，真的得找找。我已经对你说过一百次啦，你找找吧，可怜可怜你自己吧！’
“‘我有什么活可干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我甚至不知道我找什么活干好，而且谁也不会催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你之所以被开除，叶麦里亚，就是因为你好喝酒！’
“‘可是今天有人把店伙计弗拉斯叫到账房里去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为什么叫他去的，叶麦里亚努什卡？’
“‘这我就不知道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这就是说那里需要，所以才叫他去罗……’
“‘唉，’我心里想道，‘我们两个都要倒霉了，叶麦里亚努什卡！因为我们有罪过，上帝一定会惩罚我们的！’唉，你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先生？
“不过，这小子可狡猾呢！他听着听着，后来就厌烦了。刚刚看到我在生气，抓起那件破大衣就开溜，溜得无踪无影！白天在外面游荡，傍晚喝得醉醺醺地回来。谁给他喝的，酒钱是从哪儿拿的，只有上帝知道！这可不是我的错！……
“‘不，’我说，‘叶麦里亚，你非把老命送掉不可！别喝啦，你听见吗，别再喝啦！下一次如果再醉着回来，你就在楼梯上睡觉吧，我决不放你进屋里来！……’
“听完我的嘱咐，我的叶麦里亚在家坐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他又溜了。我左等右等，还是不见他回来。应该说，是我把他吓破了胆，于是我开始可怜起他来了。我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是我把他吓跑的。唉，现在他这个苦命人走到哪里去了呢？我的主呀，他大概会失踪的！到了深夜，他还没回来。第二天早晨，我走到过道里一看，原来他住在过道里。脑袋放在小台阶上，躺着，冷得全身都快冻僵了。
‘你怎么啦，叶麦里亚？愿上帝与你在一起！你到哪里去了？’
‘您，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前些天您生气，心情不好，要我睡在过道里，所以我没敢进房里来，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就睡在这过道里……’
“我真是又气恼，对他又可怜！
“我说，‘叶麦里亚，你随便找个活干不是很好吗，何必在这儿擦楼梯呢！……’
“‘我找得到什么活儿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我又怒火上身了！），‘你这个倒霉的家伙，那怕是，那怕是学学裁缝手艺也好嘛。你看你的大衣破成了什么样子！全是窟窿且不说，你还拿它擦楼梯！你拿颗针，把那些窟窿补起来也好嘛，面子上总会好看一点吧。唉，你这个酒鬼！’
“你说怎么着，先生！他真的拿起了一颗针，其实我是说着玩的，可他不好意思，便拿起针来了。他披上破大衣，开始穿针引线。我望着他，不用说，他两眼红肿，几乎快要流脓了。双手颤抖不已，穿呀，穿呀，总是穿不进针眼。他一会儿咬咬线头，一会儿又搓搓，穿来穿去，还是不行！于是他放下针线，直勾勾地望着我……
“‘喂，叶麦里亚，你饶了我吧！要是当着众人的面，那就太丢人啦！其实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随便责备你两句罢了……快别作孽啦，愿上帝同你在一起！你就这么坐着，别干丢人现眼的事，别再在楼梯上过夜，别再丢我的脸啦！……’
“‘那我到底干什么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老是酒醉醺醺，什么用也没有！……只是让您，我的……恩人，白操心了……’
“这时，他发青的嘴唇突然抖动起来，一颗泪珠滚到他灰白的面颊上，挂在他那没有刮去的胡子上面，开始抖动，我的叶麦里亚突然放声大哭，接着就泪如泉涌……天啦！简直像是一把刀子插在我的心坎上。
“‘唉，你还是个多情善感的人呢，这一点我可根本没有想到！不过，谁又能想到，谁又能猜到呢？……我想，不，叶麦里亚，如果我完全不管你，你会像一团破布，被人抛弃掉！……’
“哎，先生，这事说来话还长呢！其实这是小事一桩，空洞无聊，不值一谈。先生，你大概会说，你为它连两个破铜板都不会给，我可不同，如果有钱，我会拿出许多许多的，为的是希望这种事不再重演！先生，我以前有过一条裤，真该死，裤子很好，兰色的，带格子，是一个地主让给我的，他常来这里，本来是他订做，后来他不要了，说太小，所以这条裤子就落到了我的手里。我心想，这可是件珍贵的东西啊！拿到托尔库契大街上，大概可以卖整整五个卢布，如果不卖，我拿来可以给彼得堡的老爷们改做两条衬裤，剩下的布还可以给我做一件坎肩。对于我们的穷兄弟来说，这一切可是来得正好！而叶麦里亚努什卡当时正是严峻、忧郁的时刻。我看他一天不喝，第二天也没喝，第三天也是滴酒不沾，完全失去了精神，所以显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闷闷不乐地坐着。我心想，你小子要不是没钱，要不就是真的听从了别人的劝告，自己走上了改邪归正的路。先生，事情正是如此，当时正好碰上一个大节日，我去参加彻夜祈祷，回来时发现我的叶麦里亚坐在小窗口上醉醺醺的，身子一摇一晃。哎，我心想：你小子还是这样！我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去开箱子，打开一看，那条好裤子不见了……我东寻西找，还是踪影全无！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了，还是没有，使得我心烦意乱！我跑去找老太婆，先是骂了她一通，但后来觉得骂错了。却根本没有想到叶麦里亚会偷，虽然有证据证明他醉醺醺地坐在那里！‘不，’老太婆说道，‘先生，愿上帝与你同在，我要裤子干什么？我能穿得出去吗？前不久我的一条裙子，还被你的一个好兄弟拿走了呢……对了，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她是这么说着。我说‘谁在这儿，谁来过？’她说：‘先生，没有任何人来过。我一直呆在这里。叶麦里亚·伊里奇出去过一趟，后来又回来了。你瞧，他在坐着呢！你问问他去。’我说：‘叶麦里亚，你没拿我的那条新裤子吧，你还记得吧，就是给地主订做的那一条罗？’他说：‘没有，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也就是说，我没拿。’
“这就是怪事了！于是我又开始寻找，找来找去，还是没有！叶麦里亚呢，照样坐在那里，身子一摇一晃地。我就蹲在他面前，对着箱子，突然用一只眼睛斜了他一眼……嘿，我想，眼看着我的心快在胸腔里燃烧起来啦，脸也红起来了。突然，叶麦里亚也看了看我。
“‘不，’他说道。‘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没拿您的裤子……您可能以为是我拿了，可是我没拿，先生。’
“‘那它又跑到哪里去了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不，’他说着，‘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根本没有见过。’
“‘这么说，叶麦里亚·伊里奇，裤子自己会跑罗？’
“‘也许是这样吧，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就这么听他把话说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点上油灯，坐下来缝制衣服。我正在给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位公务员改做坎肩。可我自己忧火如焚，胸口闷得慌。要是我把挂衣柜里的全部衣服拿来生炉子，心里一定会轻松得多。现在叶麦里亚发觉我真的怒火中烧了。先生，一个人作了坏事，大概他老早就会预感到灾难的到来，如同天上的飞鸟在大雷雨前的表现一样。
“‘是这样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叶麦里亚努什卡开口说道（他细小的声音在发抖）‘今天医士安季普·普罗霍雷奇同前些日子死去的马车夫的老婆结婚了……’
“我望了他一眼，你知道，是恶狠狠地望了他一眼。……叶麦里亚明白了我的眼神。我发现他站起身来，走到床前，开始在床边搜摸什么。我在等着看。他摸了好久，同时不停地叨念：‘没有就是没有，这鬼东西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我等着他还干什么。我看到他跪着往床底下爬去。最后我忍不住了，说道：
“‘叶麦里亚·伊里奇，您干吗跪在地下爬呀？’
“‘看看有没有裤子，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是想看看它是否掉在里面。’
“我说：‘先生（我一气开始对他以“您”相称了），您何必为一个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穷汉费心劳神，白白地磨破您的膝盖呢！’
“‘这是哪里的话，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没有什么，先生……也许，找一找就会找到呢。’
“‘唔！……’我说：‘你听听吧，叶麦里亚·伊里奇！’
“他说：‘听什么，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难道不是你从我这里把它偷去的？你是小偷，你是骗子，我好好地待你，你竟如此对我！’也就是说，他跪在我面前，在地下爬来爬去，使我非常气愤。
“‘不，先生……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可他自己还是趴在床底下，躺了好久，后来爬出来了。我一看：他脸色惨白，像块白床单。他稍稍站起身来，坐在我身边的窗户上，就这么坐了十来分钟之久。
“他说：‘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他突然站起来，走到我的跟前，样子非常可怕，如同发生在现在一样。
“他说‘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的裤子我没拿……’
“他浑身颤抖，用抖动的手指指着胸脯，他细小的声音不断地抖动，先生，使我自己都有点胆怯了，身子好像和窗户长在一起了。
“我说：‘好吧，叶麦里亚·伊里奇，就照您说的，请原谅！就算我是个蠢人，错怪了您。至于裤子嘛，丢了就丢了，没有裤子我们也能活。我们有双手，谢天谢地，可是偷窃我们不干……就是向别的穷哥儿们，我们也不伸手，我们自己可以挣钱餬口……’
“我发现他听完我的话后，在我的面前站了站，后来就坐了下来，一坐就是一整晚，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就是我睡觉去了，叶麦里亚仍然坐在原地不动。直到第二天清晨，我起来一看，他还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弯着身子，盖着他自己那件破大衣。他感到痛心，所以没到床上去睡觉。先生，从这时起，我就不喜欢他了，或者说，在最初的几天，我就开始恨他了。打个比方说吧，这就像我亲生的儿子偷了我的东西，使我伤心极了。我心想：‘哎呀，叶麦里亚，叶麦里亚！’先生，打这以后，叶麦里亚大概一连两个星期都不停地喝酒，也就是说他喝得晕头晕脑的，完全喝醉了。一清早就出去，深夜才回来。两个星期里，我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也就是说，很可能他当时内心痛苦极了，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想折磨自己。后来他突然停止喝酒了，大概他知道，什么都喝光了，于是又坐在窗户上。我记得，他一连默默地坐了三昼夜，后来我看见他在哭！先生，这就是说，他是坐在那里哭呢！他简直像是一口枯井，好像察觉不到他在簌簌地流泪。先生，看到一个大人，而且还是像叶麦里亚这样的老人，伤心落泪，心情确实沉重。
“我说：‘你怎么啦，叶麦里亚？’
“他浑身哆嗦，我也身子抖了一下。从那时候起，我是第一次对他说话。
“‘没什么……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愿上帝同你在一起，叶麦里亚，让一切过去算了。你为什么像只猫头鹰一样老是坐着呢？’我开始对他可怜起来了。
“‘对，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是为那个事伤心。我想找个什么活干，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找个什么活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随便什么工作都行。也许我找一个像以前一样的差事干干。我已经去求过菲多谢·伊凡内奇了……我惹您生气很不好，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也许会找到一个差事，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到时候我就报答您，加倍交还我的伙食费。’
“‘算了吧，叶麦里亚，算了。即使过去有那么点过错，也过去了。真该死！让我们照老样生活下去吧！’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也许还有点……，不过，您的裤子我确实没拿……’
“‘算了，就照你说的吧，愿上帝与你同在，叶麦里努什卡！’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不再住在您这里了，请您原谅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愿上帝与你在一起，叶麦里亚·伊里奇，是谁生你的气，赶你走呢，是我不是？’
“‘不，我再住在您这里就不好意思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最好是走……’
“他真是生气了，所以老是叨念着那件事。我望着他，他真的站起身来，把他的破大衣往肩上一披。
“‘你这是打算到哪里去呢，叶麦里亚·伊里奇？你听着，你是怎么啦？你到哪里去呢’
“‘不，您我再见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别留我了（他自己又哭了起来）。我要离开犯罪的地方，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现在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
“‘与过去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个样子嘛！可你却像个小孩子，不懂事，你一个人会倒霉吃亏的，叶麦里亚·伊里奇。’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以后出门，别忘了给箱子上锁。我现在，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现在一见到箱子就想哭……不，您最好放我走，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在我们共同生活中我给您添的一切麻烦，请您原谅！’
“先生，你想怎么着？他真的走了。我等了一天，心想晚上他会回来，可是没有！第二天，第三天都没回来。我吓慌了，整天发愁：不吃、不喝、不睡觉。这人真把我搅乱了！第四天我出去找，我寻遍了各个茶楼酒馆，四处张望、打听，都毫无所得，叶麦里亚努什卡消失不见了！我心想：‘莫非你已抛下你那胜利的头颅？也许你酒醉醺醺，死在别人的篱笆之下，现在像一块朽木，横躺在那里。’我回到家里，已经半死不活。第二天我又去四处寻找。我埋怨我自己，为什么当时让一个蠢人自行离我而去。可是我发现：第三天（恰恰是节日）天刚亮，房门就吱吱作响，我定睛一看，是叶麦里亚进来了。他脸色发青，头发上全是脏物，好像是睡在大街上，骨瘦如柴，脱下破大衣，面对着我坐在箱子上，望着我。我高兴起来，但心里的痛苦却比以前更厉害了。先生，事情就是这样。说老实话，如果我犯了这样的错误，我要说，我宁肯像条狗一样死去，也不愿活着回来！然而叶麦里亚却回来了！当然罗，看到一个人处境如此，心情是很沉重的。于是我开始亲切地安慰他。我说，‘好啦，叶麦里亚努什卡，我高兴你回来。要是你再晚一点回来，我今天又要到酒馆里找你去了。你吃过饭了没有？’
“‘吃过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没吃吧？老兄，这里还剩下一点昨天没喝完的汤，是牛肉炖的，不是清汤。瞧，这里还有葱和面包。我说吃吧，这些东西对身体不是没有用的。’
“于是我端给了他。哎呀，我发现他那胃口真好，一个人三整天没吃没喝，吃起来真能狼吞虎咽。这就是说，是饥饿把他赶到我这里来的。我望着他心肠软了，一般怜惜之情，油然而生。心想我得去小酒店跑一趟，打点酒来，让他解解闷，掏点心里话。‘算啦！我对你不再有怨恨了，叶麦里努什卡！我打来了酒。我说，叶麦里亚·伊里奇，让我们为节日干杯吧。你想喝吗？这酒不赖。’
“他伸出一只手来，显出一副很想喝的样子，手已经抓住了酒杯，但他停下来，稍稍等了等。我一看，他抓起酒杯往嘴边送，酒洒到了他的衣袖上。不，他把酒送到了嘴边，但马上又把它放回到桌上。
“‘你怎么啦，叶麦里亚努什卡？’
“‘没什么，我那个……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不喝还是怎么的？’
“‘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再喝酒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你是打算彻底戒酒，还是只有今天不喝呢，叶麦里亚努什卡？’
“他默默不语。我发现，一分钟以后，他把头枕到了手上。
“‘你怎么啦，是不是病了，叶麦里亚？’
“‘是的，我觉得不舒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把他扶到床上。一看他确实不好：他头发烧，浑身打颤，像患虐疾似的。我坐在他身边守了一天。到夜里他情况更坏。我给他把克瓦斯饮料里拌了点油和葱，还加上一点面包。我说：‘你吃下去，一定会好些的！’他连连摇头。他说：‘不，我今天不吃，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又给他准备了茶，把老太婆也忙坏了，但他一点也没好转。我心想，这下可糟了！第三天清早我就去找医生。早先我在波索米亚金老爷家干活那会儿就认识一个医生，他姓科斯托普拉沃夫，就住这儿。他给我治过病。医生来了，看了看他说：‘不，情况确实不妙，没必要找我了。随便给他点药粉吃吃吧。’我没给他吃药粉。我心想是医生随便说的，这一拖就是第五天了。
“先生，他躺在我面前，快要死去了。我坐在窗台上，手里拿着没干完的活计。老太婆在生炉子。我们都没说话。先生，我的心却在为他这个放荡的人难过，似乎我将要埋葬我亲生的儿子。我知道，叶麦里亚现在正望着我，打从大清早起，我就看见他硬撑着，想对我说什么，看得出来，他又不敢说。最后，我望了他一眼，发现这个可怜人的眼睛里，流露出满心的愁苦，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可是发现我在看他的时候，他马上又把眼皮垂了下来。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什么事，叶麦里亚努什卡？’
“‘比方说，如果我把我的大衣拿到托尔库契大街上去卖，人家会出很多钱吗，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不知道，也许会卖得起价钱吧。大概能卖三卢布，叶麦里亚·伊里奇。’
“要是真的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不但人家一个子不给，还会当着你的面，笑掉大牙呢！这样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拿来卖！刚才我那么说，不过是我了解这个人的脾性，随便说说，安慰安慰他罢了。
“‘可我觉得，阿斯塔菲·伊凡内奇，那件大衣三个银卢布是卖得出的，它是呢子做的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既然是呢子的，怎么只值三个卢布呢？’
“我说：‘不知道，叶麦里亚·伊里奇；既然你想拿去卖，那就拿去吧，当然，起码也得卖三卢布才行。’
“叶麦里亚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把我喊住。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问：‘什么事呀，叶麦里亚努什卡？’
“‘您把我的大衣卖掉，我快死了，您不要把大衣和我一起埋掉。我就这么躺着行，可大衣是呢子做的，顶值钱的，您也用得着。’
“先生，这时我心如刀绞，痛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发现他临终前的痛苦，已经到来。我们又默默不语了。这样默默地过了一小时。我又看了看他：他老是望着我，但一碰到我的目光，他就又垂下眼皮。
“我说：‘您要不要喝点水呀，叶麦里亚·伊里奇？’
“‘给点吧，愿上帝和您在一起，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给他送上一杯水，他喝了。
“他说：‘谢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还要不要别的什么，叶麦里亚努什卡？’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什么也不要了，可是我……’
“‘什么事？’
“‘这个……’
“‘这个什么呀，叶麦里亚努什卡？’
“‘那条……裤子……当时是我从您这里拿去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算啦！上帝会饶恕你的’叶麦里亚努什卡，你的命好苦啊！你安息吧……’先生，说着说着，我的心里也难受极了，泪水不住地从眼睛里往外涌出。我转身背过去好一会。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转身一看，叶麦里亚还想对我说什么，他稍稍抬起身子，使尽力气，嘴唇翕动着……突然他满脸绯红，望着我……我忽然又看到：他的脸色又变白了，越变越白，煞那间，就完全失去了血色，他头向后一仰，吁了一口气，于是马上就把灵魂交给了上帝……”
有一天早晨，我已作好充分准备，动身去上班时，阿格拉菲娜走进我的房里。她是我雇佣的厨娘，兼管家务和洗衣。
使我吃惊的是，她居然与我聊起天来了。
她本来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人，一向寡言少语，除了每天说一两句准备什么饭菜之类的话外，五六年来，几乎没说过任何别的话，至少我没听到过。
“先生，我找您有事，”她突然开口说话了，“您该把小间租出去。”
“哪一个小间？”
“就是厨房旁边那个小间，谁都知道嘛。”
“为什么？”
“为什么！为了让人住进来嘛，这还不清楚吗？”
“有谁来租呢？”
“谁来租！住户来租嘛，这还不清楚？”
“我的妈呀，那里连张床都放不下，挤得要命。谁能到那里去住呢？”
“干吗在那里住呀！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嘛。而且他可以住在窗户上。”
“哪个窗户？”
“不就是那扇窗户嘛，好像不知道似的！就是前厅里的那扇窗户。他可以在那儿坐啦、缝衣服啦，或者做别的事情。他还可以坐在椅子上嘛。他有把椅子，还有一张桌子，什么都有。”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好人，一个饱经风霜的人。我会给他做吃的东西。
房租和伙食加在一起，我准备收他三个银卢布……”
最后，我作了长时间的努力，才打听到，原来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服了阿格拉菲娜，或者说是怂恿她让他住进厨房，当搭伙的房客。阿格拉菲娜脑子想到的事，那是非办成不可的。否则，我知道，她是不会让我安宁的。要是有什么事情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就开始沉思默想，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而且这种闷闷不乐的状态，可以持续两三星期之久。这时，饭菜便做得不合口味，内衣换洗记不清，地板也擦不干净，总而言之，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不快。我早就发现，这个言语不多的女人不可能作出什么决定，因为她并没有自己的主见。但是，如果她简单的头脑里偶然形成了一个什么类似思想的东西，你就得照她的办，否则，在好长的时间里，她会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万分。所以，虽然我最爱安静，还是立即表示同意。
“他起码总得有个证明吧，比如说护照或者别的什么？”
“那还用说！当然有啦。一个好人，一个饱经风霜的人。答应过给三个卢布。”
就在第二天，我那所简单朴素的单身住宅里，出现了一位新房客。不过，我并不生气，甚至暗暗地感到高兴。一般地说，我是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简直像个遁世的隐士。我几乎没有熟人，很少外出。十年来我过着这种生活，当然也就习惯于离群索居了。但是，十年，十五年以后，或许更加深居简出，还是同这个阿格拉菲娜在一起，还是住在这套单身住宅里，当然，那前景一定会相当暗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个老实平和的人作伴，简直是上天的恩赐！
阿格拉菲娜没有撒谎。我的房客是一位饱经风霜的人。从护照看，他是一名退伍的士兵，其实不看护照，仅凭他的脸庞，我就一眼看出来了。这一点看出来很容易。我的房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在他们的同伴之中，是一位好人。我们相处很好。但是，最好的一点是：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有时爱讲他一生中的各种遭遇。由于我的生活总是枯燥乏味，有这么一位讲故事的能手作伴，不啻是一大享受。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则这样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但是，这则故事到底是怎么讲起来的呢？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留在住宅里：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也好，阿格拉菲娜也好，都分头办事去了。突然我听到第二间房里有响声，走进来一个人，我觉得他相貌陌生，我走出去一看，前厅里确实站着一个陌生人，他个子矮小，虽然已是寒冷的秋天，却只穿一件单薄的常礼服。
“你有什么事？”
“我找公务员亚历山大罗夫，他住在这里吗？”
“没有这样的人，老弟，再见吧！”
“守院子的人怎么说他在这儿呢？”来访者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朝门口溜去。
“快走，快走吧，老弟，快走！”
第二天午饭以后，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正在给我试穿一件经他改过的常礼服时，又有一个什么人走进了前厅。我把门打开了一条小缝。
昨天来过的那位先生居然当着我的面，大摇大摆地从衣架上，取下我的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夹在腋下，随后就从屋里走了出去。阿格拉菲娜一直望着，惊奇得直张着大口，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保护大衣。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跟着跑去追赶那个骗子，十分钟后他回来时气喘吁吁，两手空空。那个人已经走得无踪无影！
“咳，真不走运，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好在外套还留给了我们！要不然那就更糟糕了，好一个骗子！”
但是，这发生的一切却使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大为震惊，我望着他的模样，甚至把被窃一事都给忘了。他怎么也恢复不了常态，时不时地丢下手中正在干着的活计，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说他当时正站在那里，就在他的眼前两步远的地方，被人拿走了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而且这事干得那么快，叫你怎么也捉不住那个偷衣的傢伙。后来他坐下来继续干活，但过了一会儿又把活放下，如此反复多次。最后，我看见他去找守院子的人，责备他不负责任，竟然让自己管辖的院子里出这种事。回来后又开始骂格拉菲娜。后来他又坐下来干活，但还自言自语，嘟哝了好久，说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说他当时站在这儿，我站在那里，就在眼皮底下，两步远的地方，被人偷走了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等等。总而言之，虽然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很会干活，却是一个乐于助人的细心人。
“你我都受骗上当了，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晚上我对他说道，同时给他递过去一杯茶，因为寂寞无聊，希望他再讲一次大衣失窃的故事。这故事由于多次重复，再加上讲述者非常动情，已经变得非常滑稽可笑了。
“是的，我们都被愚弄了！简直连旁观者也感到恼火、生气，虽然丢失的不是我的衣服。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坏东西比小偷更坏了。有的人虽然也好占别人的便宜，但这个傢伙却偷你的劳动、你劳动时流出的汗水，你的时光……真可恶，呸！我说都不想说了，一说就气！先生，您对自己的财物被偷怎么不可惜呢？”
“对，怎么不可惜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就是东西烧掉，也比小偷偷去强嘛！眼看着小偷作案真气人，真不愿意！”
“谁愿意看到这种场面呢？当然，小偷与小偷，也不一样……先生，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我碰到过一个诚实的小偷。”
“怎么能碰到诚实的小偷呢？难道小偷也有诚实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先生，这确是事实！哪个小偷诚实呢，也不可能有诚实的小偷。我想说的只是：他为人似乎诚实，但却行窃。简直令人惋息！”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先生，这事发生在两年前。当时，我差不多有一年没有找到差事，还是住在老地方，于是结识了一个穷愁潦倒的人。他是个寄生虫，既好酒，又贪色，以前在什么地方当过差，但因为终日酗酒，早就被开除出去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体面的人！天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有时你会这么想：他大衣底下到底有没有穿衬衫呢？不论什么东西一到手，就全喝光。不过，他并不惹是生非。性格随和，善良亲切，从不求人施舍，老是羞惭满面。唉，你看到他那可怜的模样，就巴不得给他送上一杯！我就是这样同他认识的，也可以说，是他缠上了我……这对我来说，倒也无所谓。可他是个什么人啊！像条小狗一样缠着你，你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而我们仅仅是一面之交，真是个窝囊废！首先是要求过夜，没法子，答应他了。我发现他身份证也有，人也不错！后来，也就是第二天，又让他进来过了一夜。第三天一来，就整天坐在窗口上，也留下来过了一夜。我想，好啦，他算是缠上我了：要给他吃，让他喝，还得留他过夜。一个穷光蛋，还得养上一个吃白食的食客。在此以前，他也像缠我一样，缠住过一个小职员，经常上他家，和他一起吃喝。后来那职员成了酒鬼，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气死了。而这个人叫叶麦里亚，叶麦里亚·伊里奇。我想呀，想呀，反复琢磨：我拿他怎么办呢？把他赶走吧，良心上过不去，怪可怜的！我的天哪，这个穷愁潦倒的人，确实可怜！他不言不语，老是在一旁坐着，只是像条小狗一样，盯着你的眼睛看。你看，酗酒可以把人糟蹋成什么样子！我心中暗暗想道：你给我走开吧叶麦里亚努什卡，快走！你在我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找错了人；我自己很快就要断炊了，我怎么能用自己那一点可怜的面包来养活你呢？我坐着又想：我怎么对他说这些话？他听了以后又会怎么办呢？唔，我自己可以想象得出：他一听到我的话，就会久久地望着我，就会久久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什么话也听不明白，后来听懂了，他就从窗户上爬下来，一把抓起他的小包袱（现在我才发现那是一个格子花布做成的，已经穿了不少孔眼的红包袱，天知道他往里面塞了些什么，他时时处处都把它带在身边，整了整他的破大衣，好让人看到他穿得既体面，又暖和，而且一个洞眼也看不见（好一个文雅的人啊！），然后把房门打开，流着眼泪，走到楼梯口。咳，这个人还没有完全堕落……怪可怜的！这时我又想：我自己的处境又怎么样呢！我暗自思量：你等一等，叶麦里亚努什卡，你在我这里吃喝的时间不久了，我不久就会搬走，你就找不着我了。不，先生，我们会相见的。亚历山大·菲里莫诺维奇老爷（他已成故人，愿他进入天国）当时就说过：我对你非常满意，阿斯塔菲，我们都会从乡下回来的，我们不会忘记你，又会雇你的。我在他老人家家里当过管家，老爷为人善良，就在那年死去了。我们把他老人家一送走，我就带上自己的积蓄，一点点钱，我想安安静静过些日子，于是就去找一个老太婆，在她家里租下一个小小的屋角。她也只有一个屋角是没住人的。她当时也是在什么地方给人家当保姆，现在可阔起来了，一个人过日子，经常可以领点养老金。我心想，现在再见吧，叶麦里亚努什卡，我的亲人！你再也找不到我了！先生，您想怎么样？我晚上回家（我去看了一位熟人），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叶麦里亚努什卡，他坐在我的一只箱子上，花格子包袱放在身旁，穿着那件旧大衣坐着，等我回来……为了解闷，他还向房东老太太借了一本宗教书，正倒着头拿着呢。我们到底又见着了！我的两手垂了下来。我想，咳，没法子，为什么最初不把他赶走呢？于是我就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带身份证没有，叶麦里亚？’
“先生，我这时就坐下来，开始思考：他，一个四处漂泊的流浪汉，会给我制造许多麻烦吗？考虑的结果是：出点麻烦也没多大关系。我想，他饭是要吃的。唔，早晨得给他一块面包，如果要吃得有味一些，还得加点佐料，这就得买根葱。中午当然也得给他面包和葱。晚上也得给他葱和葛瓦斯饮料，如果他想吃，还得给点面包。要是弄点什么汤的话，我们两个就会吃得饱饱的了。我东西吃得不太多，大家知道，一个喝酒的人，是不吃什么东西的。有酒就行了。我想，他酗酒会致我于死地的，不过，先生，我脑子里又出现了另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老是缠着我。如果叶麦里亚就是这样走掉，那我一辈子都不会有高兴的日子过。于是我决定当他的恩人，把好事做到底。我想，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免遭悲惨的死亡，我要让他戒酒！我想：‘你等一等，好吧，叶麦里亚，你就留下来，不过你在我这里呆着，一定要听我的吩咐！’
“我还想过：我现在就着手教他学会干点什么，当然不能搞突然袭击，让他马上开始。让他先玩一玩，而我就在这段时间注意观察，得找他能干的工作，不过，叶麦里亚，你得发现自己的能力。因为，先生，一个人干任何工作，首先得要有能力。于是我暗暗地对他进行考察。我发现，他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叶麦里亚努什卡！先生，我起先从说好话开始：我对他说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叶麦里亚·伊里奇，你该看看你自己这副模样，好好振作起来才行。
“‘玩够啦！你看看吧，你一身破破烂烂，你的那件破大衣，原谅我不客气地说一句，简直可以当筛子用啦，实在不好看嘛！总该要讲点面子吧！’我的叶麦里亚努什卡，低着脑袋坐着，听我数落他。有什么办法呢，先生！他已经落到了那个田地：被酒醉得连舌头都不听使唤了，一句像样的话都不会说。你说东他答西，你说黄瓜他答豆子！他一直听着我说他，听了好久，后来就长叹了一声。”
“‘我问你，叶麦里亚·伊里奇，你为什么叹气？’
“‘我是这样的，没什么，阿斯塔菲·伊凡内奇，请您放心！今天有两个乡下妇女在街上打架，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无意之中一个把另一个的一筐红苕台子碰倒了。’
“‘唔，后来呢？’”
“‘另一个就故意把她的一筐也碰倒，还用脚踩了一下。’
“‘那又怎么样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没怎么样，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过这么说说而已。’
“没怎么样，不过这么说说而已！我心想，唉！叶麦里亚，叶麦留什卡呀！你又是游游荡荡，又是酗酒，把脑袋全给搞昏啦！……”
“‘有个老爷不知是在豌豆街还是花园街，不小心把一张钞票掉在地上。有个农民见了，说：这是我的福气好。可是另一个农民这时也看见了，他说：这是我的福气！我比你先看见……’”
“‘唔，叶麦里亚·伊里奇！’
“‘随后两个农民就打起来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一个走过来，捡起那张票子，把它交还给老爷，他还威胁说要将那两个农民送去坐牢。’
“‘呶，那又有什么呢？这有什么重大意义吗，叶麦里亚努什卡？……’”
“‘我倒没有什么。围观的人都笑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唉！叶麦里亚努什卡！围观的人算得了什么呢！一个铜板你就把自己的灵魂给出卖了。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叶麦里亚·伊里奇？’
“‘说什么呀，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找个什么活干干，真的得找找。我已经对你说过一百次啦，你找找吧，可怜可怜你自己吧！’
“‘我有什么活可干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我甚至不知道我找什么活干好，而且谁也不会催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你之所以被开除，叶麦里亚，就是因为你好喝酒！’
“‘可是今天有人把店伙计弗拉斯叫到账房里去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为什么叫他去的，叶麦里亚努什卡？’
“‘这我就不知道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这就是说那里需要，所以才叫他去罗……’
“‘唉，’我心里想道，‘我们两个都要倒霉了，叶麦里亚努什卡！因为我们有罪过，上帝一定会惩罚我们的！’唉，你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先生？
“不过，这小子可狡猾呢！他听着听着，后来就厌烦了。刚刚看到我在生气，抓起那件破大衣就开溜，溜得无踪无影！白天在外面游荡，傍晚喝得醉醺醺地回来。谁给他喝的，酒钱是从哪儿拿的，只有上帝知道！这可不是我的错！……
“‘不，’我说，‘叶麦里亚，你非把老命送掉不可！别喝啦，你听见吗，别再喝啦！下一次如果再醉着回来，你就在楼梯上睡觉吧，我决不放你进屋里来！……’
“听完我的嘱咐，我的叶麦里亚在家坐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他又溜了。我左等右等，还是不见他回来。应该说，是我把他吓破了胆，于是我开始可怜起他来了。我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是我把他吓跑的。唉，现在他这个苦命人走到哪里去了呢？我的主呀，他大概会失踪的！到了深夜，他还没回来。第二天早晨，我走到过道里一看，原来他住在过道里。脑袋放在小台阶上，躺着，冷得全身都快冻僵了。
‘你怎么啦，叶麦里亚？愿上帝与你在一起！你到哪里去了？’
‘您，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前些天您生气，心情不好，要我睡在过道里，所以我没敢进房里来，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就睡在这过道里……’
“我真是又气恼，对他又可怜！
“我说，‘叶麦里亚，你随便找个活干不是很好吗，何必在这儿擦楼梯呢！……’
“‘我找得到什么活儿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我又怒火上身了！），‘你这个倒霉的家伙，那怕是，那怕是学学裁缝手艺也好嘛。你看你的大衣破成了什么样子！全是窟窿且不说，你还拿它擦楼梯！你拿颗针，把那些窟窿补起来也好嘛，面子上总会好看一点吧。唉，你这个酒鬼！’
“你说怎么着，先生！他真的拿起了一颗针，其实我是说着玩的，可他不好意思，便拿起针来了。他披上破大衣，开始穿针引线。我望着他，不用说，他两眼红肿，几乎快要流脓了。双手颤抖不已，穿呀，穿呀，总是穿不进针眼。他一会儿咬咬线头，一会儿又搓搓，穿来穿去，还是不行！于是他放下针线，直勾勾地望着我……
“‘喂，叶麦里亚，你饶了我吧！要是当着众人的面，那就太丢人啦！其实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随便责备你两句罢了……快别作孽啦，愿上帝同你在一起！你就这么坐着，别干丢人现眼的事，别再在楼梯上过夜，别再丢我的脸啦！……’
“‘那我到底干什么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老是酒醉醺醺，什么用也没有！……只是让您，我的……恩人，白操心了……’
“这时，他发青的嘴唇突然抖动起来，一颗泪珠滚到他灰白的面颊上，挂在他那没有刮去的胡子上面，开始抖动，我的叶麦里亚突然放声大哭，接着就泪如泉涌……天啦！简直像是一把刀子插在我的心坎上。
“‘唉，你还是个多情善感的人呢，这一点我可根本没有想到！不过，谁又能想到，谁又能猜到呢？……我想，不，叶麦里亚，如果我完全不管你，你会像一团破布，被人抛弃掉！……’
“哎，先生，这事说来话还长呢！其实这是小事一桩，空洞无聊，不值一谈。先生，你大概会说，你为它连两个破铜板都不会给，我可不同，如果有钱，我会拿出许多许多的，为的是希望这种事不再重演！先生，我以前有过一条裤，真该死，裤子很好，兰色的，带格子，是一个地主让给我的，他常来这里，本来是他订做，后来他不要了，说太小，所以这条裤子就落到了我的手里。我心想，这可是件珍贵的东西啊！拿到托尔库契大街上，大概可以卖整整五个卢布，如果不卖，我拿来可以给彼得堡的老爷们改做两条衬裤，剩下的布还可以给我做一件坎肩。对于我们的穷兄弟来说，这一切可是来得正好！而叶麦里亚努什卡当时正是严峻、忧郁的时刻。我看他一天不喝，第二天也没喝，第三天也是滴酒不沾，完全失去了精神，所以显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闷闷不乐地坐着。我心想，你小子要不是没钱，要不就是真的听从了别人的劝告，自己走上了改邪归正的路。先生，事情正是如此，当时正好碰上一个大节日，我去参加彻夜祈祷，回来时发现我的叶麦里亚坐在小窗口上醉醺醺的，身子一摇一晃。哎，我心想：你小子还是这样！我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去开箱子，打开一看，那条好裤子不见了……我东寻西找，还是踪影全无！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了，还是没有，使得我心烦意乱！我跑去找老太婆，先是骂了她一通，但后来觉得骂错了。却根本没有想到叶麦里亚会偷，虽然有证据证明他醉醺醺地坐在那里！‘不，’老太婆说道，‘先生，愿上帝与你同在，我要裤子干什么？我能穿得出去吗？前不久我的一条裙子，还被你的一个好兄弟拿走了呢……对了，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她是这么说着。我说‘谁在这儿，谁来过？’她说：‘先生，没有任何人来过。我一直呆在这里。叶麦里亚·伊里奇出去过一趟，后来又回来了。你瞧，他在坐着呢！你问问他去。’我说：‘叶麦里亚，你没拿我的那条新裤子吧，你还记得吧，就是给地主订做的那一条罗？’他说：‘没有，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也就是说，我没拿。’
“这就是怪事了！于是我又开始寻找，找来找去，还是没有！叶麦里亚呢，照样坐在那里，身子一摇一晃地。我就蹲在他面前，对着箱子，突然用一只眼睛斜了他一眼……嘿，我想，眼看着我的心快在胸腔里燃烧起来啦，脸也红起来了。突然，叶麦里亚也看了看我。
“‘不，’他说道。‘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没拿您的裤子……您可能以为是我拿了，可是我没拿，先生。’
“‘那它又跑到哪里去了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不，’他说着，‘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根本没有见过。’
“‘这么说，叶麦里亚·伊里奇，裤子自己会跑罗？’
“‘也许是这样吧，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就这么听他把话说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点上油灯，坐下来缝制衣服。我正在给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位公务员改做坎肩。可我自己忧火如焚，胸口闷得慌。要是我把挂衣柜里的全部衣服拿来生炉子，心里一定会轻松得多。现在叶麦里亚发觉我真的怒火中烧了。先生，一个人作了坏事，大概他老早就会预感到灾难的到来，如同天上的飞鸟在大雷雨前的表现一样。
“‘是这样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叶麦里亚努什卡开口说道（他细小的声音在发抖）‘今天医士安季普·普罗霍雷奇同前些日子死去的马车夫的老婆结婚了……’
“我望了他一眼，你知道，是恶狠狠地望了他一眼。……叶麦里亚明白了我的眼神。我发现他站起身来，走到床前，开始在床边搜摸什么。我在等着看。他摸了好久，同时不停地叨念：‘没有就是没有，这鬼东西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我等着他还干什么。我看到他跪着往床底下爬去。最后我忍不住了，说道：
“‘叶麦里亚·伊里奇，您干吗跪在地下爬呀？’
“‘看看有没有裤子，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是想看看它是否掉在里面。’
“我说：‘先生（我一气开始对他以“您”相称了），您何必为一个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穷汉费心劳神，白白地磨破您的膝盖呢！’
“‘这是哪里的话，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没有什么，先生……也许，找一找就会找到呢。’
“‘唔！……’我说：‘你听听吧，叶麦里亚·伊里奇！’
“他说：‘听什么，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难道不是你从我这里把它偷去的？你是小偷，你是骗子，我好好地待你，你竟如此对我！’也就是说，他跪在我面前，在地下爬来爬去，使我非常气愤。
“‘不，先生……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可他自己还是趴在床底下，躺了好久，后来爬出来了。我一看：他脸色惨白，像块白床单。他稍稍站起身来，坐在我身边的窗户上，就这么坐了十来分钟之久。
“他说：‘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他突然站起来，走到我的跟前，样子非常可怕，如同发生在现在一样。
“他说‘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的裤子我没拿……’
“他浑身颤抖，用抖动的手指指着胸脯，他细小的声音不断地抖动，先生，使我自己都有点胆怯了，身子好像和窗户长在一起了。
“我说：‘好吧，叶麦里亚·伊里奇，就照您说的，请原谅！就算我是个蠢人，错怪了您。至于裤子嘛，丢了就丢了，没有裤子我们也能活。我们有双手，谢天谢地，可是偷窃我们不干……就是向别的穷哥儿们，我们也不伸手，我们自己可以挣钱餬口……’
“我发现他听完我的话后，在我的面前站了站，后来就坐了下来，一坐就是一整晚，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就是我睡觉去了，叶麦里亚仍然坐在原地不动。直到第二天清晨，我起来一看，他还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弯着身子，盖着他自己那件破大衣。他感到痛心，所以没到床上去睡觉。先生，从这时起，我就不喜欢他了，或者说，在最初的几天，我就开始恨他了。打个比方说吧，这就像我亲生的儿子偷了我的东西，使我伤心极了。我心想：‘哎呀，叶麦里亚，叶麦里亚！’先生，打这以后，叶麦里亚大概一连两个星期都不停地喝酒，也就是说他喝得晕头晕脑的，完全喝醉了。一清早就出去，深夜才回来。两个星期里，我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也就是说，很可能他当时内心痛苦极了，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想折磨自己。后来他突然停止喝酒了，大概他知道，什么都喝光了，于是又坐在窗户上。我记得，他一连默默地坐了三昼夜，后来我看见他在哭！先生，这就是说，他是坐在那里哭呢！他简直像是一口枯井，好像察觉不到他在簌簌地流泪。先生，看到一个大人，而且还是像叶麦里亚这样的老人，伤心落泪，心情确实沉重。
“我说：‘你怎么啦，叶麦里亚？’
“他浑身哆嗦，我也身子抖了一下。从那时候起，我是第一次对他说话。
“‘没什么……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愿上帝同你在一起，叶麦里亚，让一切过去算了。你为什么像只猫头鹰一样老是坐着呢？’我开始对他可怜起来了。
“‘对，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是为那个事伤心。我想找个什么活干，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找个什么活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随便什么工作都行。也许我找一个像以前一样的差事干干。我已经去求过菲多谢·伊凡内奇了……我惹您生气很不好，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也许会找到一个差事，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到时候我就报答您，加倍交还我的伙食费。’
“‘算了吧，叶麦里亚，算了。即使过去有那么点过错，也过去了。真该死！让我们照老样生活下去吧！’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也许还有点……，不过，您的裤子我确实没拿……’
“‘算了，就照你说的吧，愿上帝与你同在，叶麦里努什卡！’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不再住在您这里了，请您原谅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愿上帝与你在一起，叶麦里亚·伊里奇，是谁生你的气，赶你走呢，是我不是？’
“‘不，我再住在您这里就不好意思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最好是走……’
“他真是生气了，所以老是叨念着那件事。我望着他，他真的站起身来，把他的破大衣往肩上一披。
“‘你这是打算到哪里去呢，叶麦里亚·伊里奇？你听着，你是怎么啦？你到哪里去呢’
“‘不，您我再见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别留我了（他自己又哭了起来）。我要离开犯罪的地方，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现在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
“‘与过去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个样子嘛！可你却像个小孩子，不懂事，你一个人会倒霉吃亏的，叶麦里亚·伊里奇。’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以后出门，别忘了给箱子上锁。我现在，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现在一见到箱子就想哭……不，您最好放我走，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在我们共同生活中我给您添的一切麻烦，请您原谅！’
“先生，你想怎么着？他真的走了。我等了一天，心想晚上他会回来，可是没有！第二天，第三天都没回来。我吓慌了，整天发愁：不吃、不喝、不睡觉。这人真把我搅乱了！第四天我出去找，我寻遍了各个茶楼酒馆，四处张望、打听，都毫无所得，叶麦里亚努什卡消失不见了！我心想：‘莫非你已抛下你那胜利的头颅？也许你酒醉醺醺，死在别人的篱笆之下，现在像一块朽木，横躺在那里。’我回到家里，已经半死不活。第二天我又去四处寻找。我埋怨我自己，为什么当时让一个蠢人自行离我而去。可是我发现：第三天（恰恰是节日）天刚亮，房门就吱吱作响，我定睛一看，是叶麦里亚进来了。他脸色发青，头发上全是脏物，好像是睡在大街上，骨瘦如柴，脱下破大衣，面对着我坐在箱子上，望着我。我高兴起来，但心里的痛苦却比以前更厉害了。先生，事情就是这样。说老实话，如果我犯了这样的错误，我要说，我宁肯像条狗一样死去，也不愿活着回来！然而叶麦里亚却回来了！当然罗，看到一个人处境如此，心情是很沉重的。于是我开始亲切地安慰他。我说，‘好啦，叶麦里亚努什卡，我高兴你回来。要是你再晚一点回来，我今天又要到酒馆里找你去了。你吃过饭了没有？’
“‘吃过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没吃吧？老兄，这里还剩下一点昨天没喝完的汤，是牛肉炖的，不是清汤。瞧，这里还有葱和面包。我说吃吧，这些东西对身体不是没有用的。’
“于是我端给了他。哎呀，我发现他那胃口真好，一个人三整天没吃没喝，吃起来真能狼吞虎咽。这就是说，是饥饿把他赶到我这里来的。我望着他心肠软了，一般怜惜之情，油然而生。心想我得去小酒店跑一趟，打点酒来，让他解解闷，掏点心里话。‘算啦！我对你不再有怨恨了，叶麦里努什卡！我打来了酒。我说，叶麦里亚·伊里奇，让我们为节日干杯吧。你想喝吗？这酒不赖。’
“他伸出一只手来，显出一副很想喝的样子，手已经抓住了酒杯，但他停下来，稍稍等了等。我一看，他抓起酒杯往嘴边送，酒洒到了他的衣袖上。不，他把酒送到了嘴边，但马上又把它放回到桌上。
“‘你怎么啦，叶麦里亚努什卡？’
“‘没什么，我那个……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不喝还是怎么的？’
“‘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再喝酒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你是打算彻底戒酒，还是只有今天不喝呢，叶麦里亚努什卡？’
“他默默不语。我发现，一分钟以后，他把头枕到了手上。
“‘你怎么啦，是不是病了，叶麦里亚？’
“‘是的，我觉得不舒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把他扶到床上。一看他确实不好：他头发烧，浑身打颤，像患虐疾似的。我坐在他身边守了一天。到夜里他情况更坏。我给他把克瓦斯饮料里拌了点油和葱，还加上一点面包。我说：‘你吃下去，一定会好些的！’他连连摇头。他说：‘不，我今天不吃，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又给他准备了茶，把老太婆也忙坏了，但他一点也没好转。我心想，这下可糟了！第三天清早我就去找医生。早先我在波索米亚金老爷家干活那会儿就认识一个医生，他姓科斯托普拉沃夫，就住这儿。他给我治过病。医生来了，看了看他说：‘不，情况确实不妙，没必要找我了。随便给他点药粉吃吃吧。’我没给他吃药粉。我心想是医生随便说的，这一拖就是第五天了。
“先生，他躺在我面前，快要死去了。我坐在窗台上，手里拿着没干完的活计。老太婆在生炉子。我们都没说话。先生，我的心却在为他这个放荡的人难过，似乎我将要埋葬我亲生的儿子。我知道，叶麦里亚现在正望着我，打从大清早起，我就看见他硬撑着，想对我说什么，看得出来，他又不敢说。最后，我望了他一眼，发现这个可怜人的眼睛里，流露出满心的愁苦，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可是发现我在看他的时候，他马上又把眼皮垂了下来。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什么事，叶麦里亚努什卡？’
“‘比方说，如果我把我的大衣拿到托尔库契大街上去卖，人家会出很多钱吗，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不知道，也许会卖得起价钱吧。大概能卖三卢布，叶麦里亚·伊里奇。’
“要是真的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不但人家一个子不给，还会当着你的面，笑掉大牙呢！这样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拿来卖！刚才我那么说，不过是我了解这个人的脾性，随便说说，安慰安慰他罢了。
“‘可我觉得，阿斯塔菲·伊凡内奇，那件大衣三个银卢布是卖得出的，它是呢子做的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既然是呢子的，怎么只值三个卢布呢？’
“我说：‘不知道，叶麦里亚·伊里奇；既然你想拿去卖，那就拿去吧，当然，起码也得卖三卢布才行。’
“叶麦里亚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把我喊住。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问：‘什么事呀，叶麦里亚努什卡？’
“‘您把我的大衣卖掉，我快死了，您不要把大衣和我一起埋掉。我就这么躺着行，可大衣是呢子做的，顶值钱的，您也用得着。’
“先生，这时我心如刀绞，痛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发现他临终前的痛苦，已经到来。我们又默默不语了。这样默默地过了一小时。我又看了看他：他老是望着我，但一碰到我的目光，他就又垂下眼皮。
“我说：‘您要不要喝点水呀，叶麦里亚·伊里奇？’
“‘给点吧，愿上帝和您在一起，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给他送上一杯水，他喝了。
“他说：‘谢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还要不要别的什么，叶麦里亚努什卡？’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什么也不要了，可是我……’
“‘什么事？’
“‘这个……’
“‘这个什么呀，叶麦里亚努什卡？’
“‘那条……裤子……当时是我从您这里拿去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算啦！上帝会饶恕你的’叶麦里亚努什卡，你的命好苦啊！你安息吧……’先生，说着说着，我的心里也难受极了，泪水不住地从眼睛里往外涌出。我转身背过去好一会。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转身一看，叶麦里亚还想对我说什么，他稍稍抬起身子，使尽力气，嘴唇翕动着……突然他满脸绯红，望着我……我忽然又看到：他的脸色又变白了，越变越白，煞那间，就完全失去了血色，他头向后一仰，吁了一口气，于是马上就把灵魂交给了上帝……”
已经十六岁。在这个年龄上，我的行为举动还是像一个孩子。那是从西贡回国，同中国情人分别以后，乘夜车，从波尔多开出的列车，在1930年。我是和我一家人在一起，我的两个哥哥，还有我母亲。在三等车有八个坐位单间车厢时，我想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坐在我的对面，他在看我。他大概有三十岁。那应该是在夏季。我一直是穿着在殖民地时穿的浅色裙衫，光脚穿一双凉鞋。我没有睡。那个男人问起我家庭情况，于是我就讲殖民地生活，下雨，炎热，游廊，与法国的不同之处，去森林远足，我还要通过这一学年学士学位考试这一类事，无非火车上成了惯例的那种闲谈，这是只要把自己的故事，家里的事照直说就是了。后来，突然发现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哥哥车一开出波尔多很快就睡着了。我说话声音很低，不要吵醒他们。如果他们听到我讲家里的事，他们会吼叫、威胁我不许开口。轻声和那个男人谈话，车厢里另外那三、四个人也睡去了。这样就只有那个男人和我醒着没有睡。就这样，突然一下，开始了，就在同一时刻，转眼之间，千真万确，而且方式粗野。在那个时候，这类事是决不说的，特别是在那种场合，这一来我们也就不可能继续谈话了。彼此也不可能再看谁。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被击倒了。是我，大概说必须睡一睡明天一早到巴黎不要太疲劳。他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他把灯关了。在他和我之间有一点空隙。我伸直躺在长椅上，把腿攀起，合上眼。我听见他打开车厢门。他出去了，回来拿着车上的一条盖被，他把被盖在我身上，我张开眼睛，对他笑笑，说谢谢。他说：“夜里火车上他们把暖气关掉，早晨很冷。”我就睡了。我被他伸到我腿上热热软软的手受弄醒，他的手轻轻把我的腿分开，试着往我身上伸来，我微微张开眼睛。我看见他在看车厢里的人，他在注意察看，他害怕。我把我的身体一点点慢慢往他那边伸过去。我把我的脚抵在他的身上。我把脚给他。他抓住我的脚。我闭着眼睛顺应着他的动作。开始动得很慢，后来越来越慢；始终是克制着，最后达到快感，不动了，要是他叫出声来，那就无法忍受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火车震动响声以外别无动静。车开得更快了，响声震耳欲聋。随后火车声又低下来，变得又可以忍受了。他的手摸到我身上。手显得惊慌不定，依然热热的，它害怕，我拿它我在我的手里。后来我又放开，随它怎么动。
列车响声又震响起来。他的手缩回，有很长一段时间躲开我，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一定是睡着了。
它又来了。
它抚摩全身，抚摩，腹，腰下，带有欲望再升温情激起那种情味。有时它突然又停下来。它摸到那个地方，在发抖，像是要啮咬，滚烫滚烫。然后，又开始移动。它给自己设置一种理智，又温柔又知理，让自己亲切可爱地向这个孩子告别。在手的周围，是火车的喧闹声。在火车四周，一片黑夜。在火车的喧声之中，是车上通道中沉寂。火车停站，把人吵醒。他在夜里下车。到了巴黎，我张开眼睛一看，他的位子空在那里。
有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火车震动响声以外别无动静。车开得更快了，响声震耳欲聋。随后火车声又低下来，变得又可以忍受了。他的手摸到我身上。手显得惊慌不定，依然热热的，它害怕，我拿它我在我的手里。后来我又放开，随它怎么动。
列车响声又震响起来。他的手缩回，有很长一段时间躲开我，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一定是睡着了。
它又来了。
它抚摩全身，抚摩，腹，腰下，带有欲望再升温情激起那种情味。有时它突然又停下来。它摸到那个地方，在发抖，像是要啮咬，滚烫滚烫。然后，又开始移动。它给自己设置一种理智，又温柔又知理，让自己亲切可爱地向这个孩子告别。在手的周围，是火车的喧闹声。在火车四周，一片黑夜。在火车的喧声之中，是车上通道中沉寂。火车停站，把人吵醒。他在夜里下车。到了巴黎，我张开眼睛一看，他的位子空在那里。
『译者按：英国近代著名小说家毛姆于１９２０年游历中国，并乘舢板千里迢迢逆长江而上，到重庆拜访当时中国最大的儒家辜鸿铭。在１９２２年所著的＜＜中国游记＞＞一书中，毛姆以“哲学家”为题记载了他和这位哲学家的会面。』
真想象不出这么大的一座城市会出现在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当夕阳西下的时侯，登上城门上远远望去，你可以看到喜马拉亚那白雪皑皑的山脉。这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你只有走在城墙上才不会觉得拥挤；这是一座占地广阔的城市，你就是走得再快，绕城走上一圈也要花上三个小时。距这座城市方园一千公里以内见不到一条铁路，顺城而下的河流很浅，只有载重很轻的船只才可以通行。坐舢板从杨子江下游到达这里要花上五天的时间。在这种环境里有时你难免会扪心自问：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依赖的火车和蒸气船是不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在这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在这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创造著财富，创造著艺术，创造著思想。
而且在这里还住著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前去拜会这位哲学家是我这次可算是艰苦跋涉的旅途的目的之一。他是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据说他的英文和德文说得都很流利。他曾做过皇太后著名总督之一的秘书多年，但是现在已经退休。然而，在一年四季，每周固定的日子里，他的门总是向那些渴求知识的人们打开著。他有一群，但人数并不是很多。他的学生们大都喜欢他那简朴的住宅和他对外国大学奢侈的建筑及野蛮人实用科学的深刻批判：同他谈论这些题目只会遭到嘲讽。通过这些传闻我断定他是一位满有个性的人。
当我表示想去拜会这位著名的绅士时，我的主人马上答应这我安排这次会面；可是很多天过去了，我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我终于忍不住向主人询问，他耸了耸肩，说道：“我早就派人送了张便条给他，让他到这里来一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他这个人很不通情理。”
我不认为用如此傲慢的态度去接近一个哲学家是合适的；他不理会这样随随便便的呼召丝毫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我用我能够找到的最谦卑的言辞写了封信给他，向他询问是否可以允许我拜访他。信送出还不到两个小时，我就接到了他的回信，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见面。
我是坐著轿子去的。前去拜访他的路似乎很长。我们穿过的街道有的拥挤不堪，有的却不见人影。最后我们来到了一条寂静、空旷的街道，在一面长长的白色墙壁上有一扇小门，轿夫在那里把我放了下来。一个轿夫前去叩门，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门上的监视孔打开了，我们看到一双黑色的眼睛在向外张望。经过简短的交涉，我得到了进去的许可。一位衣著破旧、面色苍白而又乾枯的年轻人示意我跟著他进去。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仆人还是这位哲学家的第子。我穿过一个破旧的院子，被领著进入了一个又低又长的房间。房间里仅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一张美国式的带盖的桌子，几把黑檀木做的椅子和两张茶几。靠墙摆著的是书架，书架上摆满子各种各样的书籍：毫无疑问，最多的是中国书籍，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与科学书籍。此外还有数以百计尚未装订的学术书籍杂志。在书架与书架的空格处，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法条幅，我猜想条幅上写的定是孔子的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没有装饰、十分不舒服的房间。桌子上一只长长的花瓶里所插的黄色菊花是这个毫无格调的房间里的唯一点缀。
我坐在这个房间里等了一会儿，那位领我进来的年轻人摆上来一壶茶、两只茶杯和一包弗吉尼亚产的香烟。他刚出去，那位哲学家跟著就进来了。我马上站起来对他给我这个机会拜访他表示感谢。他指给我一把椅子，给我倒上了一杯茶。
“你想来见我真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他说，“你们英国人只与苦力和买办打交道；所以你们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不是苦力定是买办。”
我想表示。但是我还没有弄明白他讲这番话的真正意图。他靠在椅子里，用嘲弄的目光看著我。
“你们认为只要随便召唤我们就得随叫随到。”
这时我才弄明白他对我朋友以那种方式与他联络仍耿耿与怀。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得随口说了几句恭维的话。
他是一位老人，个子很高，留著一条灰色的细长辨子，大而明亮的眼睛下面已长出很重的眼袋。他的牙齿已参差不齐，也不再洁白。他出奇的瘦，两只手又细又小，苍白没有血色，看起来象鹰爪。我听说他抽大烟。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黑色长袍，头戴一顶黑色的帽子，长袍和帽子都是穿了很多年，业已褪色。一条长裤在脚裸处扎了起来。他在观察我。他还没有搞清楚应该用什么方式待我，你可以看出他保持著一种警戒的态度。而我则可以说是有备而来的，我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同哲学家打交道。在那些关心灵界诸事的人们心目中，哲学家拥有至荣的地位。我们自己的哲学家本杰明。迪斯累里早就讲过应该把哲人奉为神明。我说了很多恭维的话。我注意到他开始有些放松下来。他坐在那里象准备好让人家拍照一样摆好了姿式，等到听到快门的响声后立即放松下来恢复了原本的样子。他指给我看他的著作。
“你知道我是在柏林拿的哲学博士，”他说，“那儿以后我又在牛津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但是英国人对哲学实在是没有很大的胃口，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
虽然他是用略表歉意的语调来发表这些评论的，但是很明显一点点不同的表示都会引起他的不悦。
“可是我们也有过对人类社会思想界多少产生过影响的哲学家呀，”我提醒道。
“你是说休谟和柏克莱？可是我在牛津的时侯那里的哲学家们更为关心的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不冒犯他们的神学同事。如果他们思考所得出的逻辑结果可能会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里的地位的话，他们宁愿放弃。”
“您研究过当代哲学在美国的发展吗？”我问道。
“你是说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那些相信不可信之物的人们的最后避难所。比起美国的哲学来，我还是更喜欢他们的石油。”
他的评论很是尖酸刻薄。我们又坐了下来喝了一杯茶。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说著一口多少有些拘泥形式但却是道地的英语，时不时地夹杂著一些德文。如些看来，他这个性格顽固，难以被影响的人还是被德国影响了。德国人的行为方式以及德国人的勤奋刻苦在他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当一位勤奋的德国教授在一份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位哲学家的著作的论文时，他也看到了德国人哲学的敏锐。
“我发表过二十本著作，”他说，“而这是整个欧洲出版界对我的成果所施予的唯一关注。”
但是他研究西方哲学的唯一目地就是为了佐证他的一贯观点：即儒家学说已经囊括了所有的智慧。他对儒家哲学深信不疑。儒家哲学已经满足了他所有的精神需求，这就使得所有的西方学问变得毫无价值可言。我对这一点十分感兴趣，因为它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哲学与其说是关于逻辑的学说还不如说是关于性情的学说：哲学家所信仰的并不是证据，而是他们自己的性情；他们相信自己的本能，本能认为是对的就是正确的，他们的哲学思考不过就是使已经确定下来的“真理”合理化而已。孔子学说所以能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当中，不过是因为它解释并表达了中国人的性情而已。其它学派则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的主人点燃了一支烟。开始时他讲话的声音很细，也显得很疲惫无力；可是随著他对所讲的题目性趣增大，他的声音也变得宏亮起来。他满有地讲著。此时的哲学家已不再有那哲人特有的宁静。他成了一个善辩者和斗士。他对当代关于自由主义的呼声深恶痛决。对他来讲社会是一个团体，而家庭则是这个团体的根基。他捍卫古老的中国，古老的学说，传统的帝制，和孔教严格的教条。当他谈到那些刚刚从国外大学学成归来的人们用他们满是亵渎的双手在无情在撕毁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时，他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眼里充满了悲愤。
“可是你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他愤愤地说道，“你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你们的东西就比我们的好？你们在艺术或文学上超过了我们吗？我们的思想家没有你们的博大精深吗？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完整，全面，优秀吗？当你们还在居山洞，穿兽皮，过著茹毛饮血的生活时，我们就已经是文明开化的民族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曾进行过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後的实验？我们曾寻求用智慧，而不是武力来治理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且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是成功了的。可是你们白种人为什么瞧不起我们黄种人？需要我来告诉你吗？就是因为你们发明了机关枪。这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个不设防的民族，你们可以靠武力把我们这个种族灭绝。我们的哲学家曾有过用法律和秩序治理国家的梦想，你们却用枪炮把这一梦想打得粉碎。现在你们又来向我们的青年人传输你们的经验。你们将你们的发明强加给我们。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著天赋的民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拥有四万万世界上最讲实效，最为勤奋的人们吗？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学会你们的技术吗？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会剩下什么优势吗？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是到最终你们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
就是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走进来，偎依在老人的身旁。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我。老人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女儿。老人把女儿揽在怀里，边与她轻声谈话边亲吻她。小女孩穿著一件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刚刚长及脚裸，一条长长的辨子坠在脑后。小女孩是有辛亥的当天出生的。那场成功地废黜了皇帝。
“我想她的出生预示了一个新时代春天的到来，”他说，“她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秋天里的最后一只花朵。”
从他书桌的抽屉里老人拿出一些零用钱递给小女孩，打发她出去了。
“你看我留著一条辨子，”他把一边用手缕著辨子，一边说道，”它是一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
接著他用更为平和的语调同我谈起很久以前的哲学家。那时他们同周游列国，向可以教化的人们宣传自己的学说。各国的国王很是善待他们，或是邀请他们出将入相，或是任命他们主治一方。他学识渊博，谈锋犀利，讲起他这个国家的历史事件来绘声绘色，娓娓动听。我禁不住想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可是却不再有皇帝能够任用他；他觉得自己才高八斗，有能力施教诲之责，他渴望人们会成群地追随他，更渴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可是前来听讲的却寥寥无几，而且还都是些穷困潦倒，食不果腹，呆头笨脑的乡下人。
有那么一二刻直觉告诉我该是告辞的时侯了，可是他却没有要我走的意思。最后我不得不向他告辞。我站起来，拉住了我的手。
“你来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该送你点什么留作记念才是。可是我是一个穷人，我不知道送点什么值得你接受的东西。”
我连忙说什么都不用送，这次拜访的记忆本身就是最好的记念。他笑了。
“在这个堕落的年代里，人们的记忆都变得短暂了，我还是应该送给你一件有形的东西。我想送给你一本我的拙作，可是你又不能读中文。”
他带著困惑但友善的神情望著我。突然间我有了一个主意。
“能不能给我一份您的书法作品？”我问道。
“你喜欢书法作品？”他笑了。“我年轻时侯的书法在人们的眼里还远不是一无是处呢。”
他在书桌边坐了下来，他拿出一张宣纸，展放在桌上。他在砚台上滴了几滴水，拿起墨在上面研好了墨，然后便拿起笔开始写了起来。我站在一旁边看他写字，边想著关于他的一些不大风光的传闻。据传这位老先生，无论何时只要手头积攒一点钱，总是要挥霍在烟花巷里。他的大儿子是这个城市里一个颇有身份的人。对其父的行为感到恼火，觉得受了屈辱，若不是由于这种父子关系的存在，他早就会对这种浪当行为大张挞伐了。在我看来，这种不检点的行为对于其子来说是一件满难于启齿的丑事，但是对于研究人类本性的学者们来说则是一件需以平常心来对待的事情。哲学家们个个都极善于在研究中阐明自己的理论，并根据别人的生活经验得出结论；可是在我看来，哲学们若能够亲身经历人生的各种事情，他们所写的著作会更有价值。对于我自己，我是能以宽容的心来对待这位老人背地里所过的放荡生活。或许他只是在寻求去阐述人类幻想里最不可思义的事情。
他写完了。为了使墨能尽快些干涸他撒了些灰在纸上面，然后伸手递给我。
“你写的什么？”我问道。
我看到他的眼里飘过一丝幸灾乐祸的神情。
“我冒昧送给你自己作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您还是一位诗人。”
“当中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的时候，”他挖苦道，“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就能够写出优美的诗句了。”
我拿起纸来看了看上面的中国字。唯一能看明白的就是上面的字是相当有序地排列著的。
“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上面写的是什么？”
“对不起，我不能，”他回答道，“你不能指望我背叛自己。还是请你的英国朋友帮这个忙吧。那些自以为了解中国的人实际上什么也不了解，但我想你至少会找到人向你解释一下这两首诗的大概意思。”
我向他道了别，他则非常客气地一直送我上轿。后来我有机会遇到一位从事汉学研究的朋友，我请他把这两道诗翻译了出来。我不得不承认，每当我读到这两首诗，就不免想起和那位哲学家的会面。
第一首诗
当初你不爱我
你的声音是那么甜美
你的眼里充满了笑意
你的双手纤细温柔
后来你爱上了我
你的声音变得苦涩
你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你的双手僵硬乾涸
这是多么的令人悲伤
因为爱使你变得
不再可爱
第二首诗
我曾乞求岁月匆匆
带走你明亮的双眼
你如桃花般娇嫩的皮肤
和你迷人的青春朝气
那样我就可以独自爱你
你也会在乎我的爱
岁月真的匆匆过了
带走了你明亮的眼睛
你如桃花般娇嫩的皮肤
和你迷人的青春朝气
可是我却不再爱你
也不再在乎你的爱
真想象不出这么大的一座城市会出现在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当夕阳西下的时侯，登上城门上远远望去，你可以看到喜马拉亚那白雪皑皑的山脉。这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你只有走在城墙上才不会觉得拥挤；这是一座占地广阔的城市，你就是走得再快，绕城走上一圈也要花上三个小时。距这座城市方园一千公里以内见不到一条铁路，顺城而下的河流很浅，只有载重很轻的船只才可以通行。坐舢板从杨子江下游到达这里要花上五天的时间。在这种环境里有时你难免会扪心自问：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依赖的火车和蒸气船是不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在这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在这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创造著财富，创造著艺术，创造著思想。
而且在这里还住著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前去拜会这位哲学家是我这次可算是艰苦跋涉的旅途的目的之一。他是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据说他的英文和德文说得都很流利。他曾做过皇太后著名总督之一的秘书多年，但是现在已经退休。然而，在一年四季，每周固定的日子里，他的门总是向那些渴求知识的人们打开著。他有一群，但人数并不是很多。他的学生们大都喜欢他那简朴的住宅和他对外国大学奢侈的建筑及野蛮人实用科学的深刻批判：同他谈论这些题目只会遭到嘲讽。通过这些传闻我断定他是一位满有个性的人。
当我表示想去拜会这位著名的绅士时，我的主人马上答应这我安排这次会面；可是很多天过去了，我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我终于忍不住向主人询问，他耸了耸肩，说道：“我早就派人送了张便条给他，让他到这里来一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他这个人很不通情理。”
我不认为用如此傲慢的态度去接近一个哲学家是合适的；他不理会这样随随便便的呼召丝毫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我用我能够找到的最谦卑的言辞写了封信给他，向他询问是否可以允许我拜访他。信送出还不到两个小时，我就接到了他的回信，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见面。
我是坐著轿子去的。前去拜访他的路似乎很长。我们穿过的街道有的拥挤不堪，有的却不见人影。最后我们来到了一条寂静、空旷的街道，在一面长长的白色墙壁上有一扇小门，轿夫在那里把我放了下来。一个轿夫前去叩门，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门上的监视孔打开了，我们看到一双黑色的眼睛在向外张望。经过简短的交涉，我得到了进去的许可。一位衣著破旧、面色苍白而又乾枯的年轻人示意我跟著他进去。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仆人还是这位哲学家的第子。我穿过一个破旧的院子，被领著进入了一个又低又长的房间。房间里仅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一张美国式的带盖的桌子，几把黑檀木做的椅子和两张茶几。靠墙摆著的是书架，书架上摆满子各种各样的书籍：毫无疑问，最多的是中国书籍，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与科学书籍。此外还有数以百计尚未装订的学术书籍杂志。在书架与书架的空格处，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法条幅，我猜想条幅上写的定是孔子的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没有装饰、十分不舒服的房间。桌子上一只长长的花瓶里所插的黄色菊花是这个毫无格调的房间里的唯一点缀。
我坐在这个房间里等了一会儿，那位领我进来的年轻人摆上来一壶茶、两只茶杯和一包弗吉尼亚产的香烟。他刚出去，那位哲学家跟著就进来了。我马上站起来对他给我这个机会拜访他表示感谢。他指给我一把椅子，给我倒上了一杯茶。
“你想来见我真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他说，“你们英国人只与苦力和买办打交道；所以你们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不是苦力定是买办。”
我想表示。但是我还没有弄明白他讲这番话的真正意图。他靠在椅子里，用嘲弄的目光看著我。
“你们认为只要随便召唤我们就得随叫随到。”
这时我才弄明白他对我朋友以那种方式与他联络仍耿耿与怀。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得随口说了几句恭维的话。
他是一位老人，个子很高，留著一条灰色的细长辨子，大而明亮的眼睛下面已长出很重的眼袋。他的牙齿已参差不齐，也不再洁白。他出奇的瘦，两只手又细又小，苍白没有血色，看起来象鹰爪。我听说他抽大烟。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黑色长袍，头戴一顶黑色的帽子，长袍和帽子都是穿了很多年，业已褪色。一条长裤在脚裸处扎了起来。他在观察我。他还没有搞清楚应该用什么方式待我，你可以看出他保持著一种警戒的态度。而我则可以说是有备而来的，我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同哲学家打交道。在那些关心灵界诸事的人们心目中，哲学家拥有至荣的地位。我们自己的哲学家本杰明。迪斯累里早就讲过应该把哲人奉为神明。我说了很多恭维的话。我注意到他开始有些放松下来。他坐在那里象准备好让人家拍照一样摆好了姿式，等到听到快门的响声后立即放松下来恢复了原本的样子。他指给我看他的著作。
“你知道我是在柏林拿的哲学博士，”他说，“那儿以后我又在牛津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但是英国人对哲学实在是没有很大的胃口，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
虽然他是用略表歉意的语调来发表这些评论的，但是很明显一点点不同的表示都会引起他的不悦。
“可是我们也有过对人类社会思想界多少产生过影响的哲学家呀，”我提醒道。
“你是说休谟和柏克莱？可是我在牛津的时侯那里的哲学家们更为关心的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不冒犯他们的神学同事。如果他们思考所得出的逻辑结果可能会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里的地位的话，他们宁愿放弃。”
“您研究过当代哲学在美国的发展吗？”我问道。
“你是说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那些相信不可信之物的人们的最后避难所。比起美国的哲学来，我还是更喜欢他们的石油。”
他的评论很是尖酸刻薄。我们又坐了下来喝了一杯茶。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说著一口多少有些拘泥形式但却是道地的英语，时不时地夹杂著一些德文。如些看来，他这个性格顽固，难以被影响的人还是被德国影响了。德国人的行为方式以及德国人的勤奋刻苦在他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当一位勤奋的德国教授在一份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位哲学家的著作的论文时，他也看到了德国人哲学的敏锐。
“我发表过二十本著作，”他说，“而这是整个欧洲出版界对我的成果所施予的唯一关注。”
但是他研究西方哲学的唯一目地就是为了佐证他的一贯观点：即儒家学说已经囊括了所有的智慧。他对儒家哲学深信不疑。儒家哲学已经满足了他所有的精神需求，这就使得所有的西方学问变得毫无价值可言。我对这一点十分感兴趣，因为它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哲学与其说是关于逻辑的学说还不如说是关于性情的学说：哲学家所信仰的并不是证据，而是他们自己的性情；他们相信自己的本能，本能认为是对的就是正确的，他们的哲学思考不过就是使已经确定下来的“真理”合理化而已。孔子学说所以能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当中，不过是因为它解释并表达了中国人的性情而已。其它学派则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的主人点燃了一支烟。开始时他讲话的声音很细，也显得很疲惫无力；可是随著他对所讲的题目性趣增大，他的声音也变得宏亮起来。他满有地讲著。此时的哲学家已不再有那哲人特有的宁静。他成了一个善辩者和斗士。他对当代关于自由主义的呼声深恶痛决。对他来讲社会是一个团体，而家庭则是这个团体的根基。他捍卫古老的中国，古老的学说，传统的帝制，和孔教严格的教条。当他谈到那些刚刚从国外大学学成归来的人们用他们满是亵渎的双手在无情在撕毁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时，他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眼里充满了悲愤。
“可是你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他愤愤地说道，“你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你们的东西就比我们的好？你们在艺术或文学上超过了我们吗？我们的思想家没有你们的博大精深吗？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完整，全面，优秀吗？当你们还在居山洞，穿兽皮，过著茹毛饮血的生活时，我们就已经是文明开化的民族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曾进行过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後的实验？我们曾寻求用智慧，而不是武力来治理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且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是成功了的。可是你们白种人为什么瞧不起我们黄种人？需要我来告诉你吗？就是因为你们发明了机关枪。这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个不设防的民族，你们可以靠武力把我们这个种族灭绝。我们的哲学家曾有过用法律和秩序治理国家的梦想，你们却用枪炮把这一梦想打得粉碎。现在你们又来向我们的青年人传输你们的经验。你们将你们的发明强加给我们。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著天赋的民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拥有四万万世界上最讲实效，最为勤奋的人们吗？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学会你们的技术吗？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会剩下什么优势吗？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是到最终你们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
就是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走进来，偎依在老人的身旁。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我。老人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女儿。老人把女儿揽在怀里，边与她轻声谈话边亲吻她。小女孩穿著一件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刚刚长及脚裸，一条长长的辨子坠在脑后。小女孩是有辛亥的当天出生的。那场成功地废黜了皇帝。
“我想她的出生预示了一个新时代春天的到来，”他说，“她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秋天里的最后一只花朵。”
从他书桌的抽屉里老人拿出一些零用钱递给小女孩，打发她出去了。
“你看我留著一条辨子，”他把一边用手缕著辨子，一边说道，”它是一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
接著他用更为平和的语调同我谈起很久以前的哲学家。那时他们同周游列国，向可以教化的人们宣传自己的学说。各国的国王很是善待他们，或是邀请他们出将入相，或是任命他们主治一方。他学识渊博，谈锋犀利，讲起他这个国家的历史事件来绘声绘色，娓娓动听。我禁不住想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可是却不再有皇帝能够任用他；他觉得自己才高八斗，有能力施教诲之责，他渴望人们会成群地追随他，更渴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可是前来听讲的却寥寥无几，而且还都是些穷困潦倒，食不果腹，呆头笨脑的乡下人。
有那么一二刻直觉告诉我该是告辞的时侯了，可是他却没有要我走的意思。最后我不得不向他告辞。我站起来，拉住了我的手。
“你来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该送你点什么留作记念才是。可是我是一个穷人，我不知道送点什么值得你接受的东西。”
我连忙说什么都不用送，这次拜访的记忆本身就是最好的记念。他笑了。
“在这个堕落的年代里，人们的记忆都变得短暂了，我还是应该送给你一件有形的东西。我想送给你一本我的拙作，可是你又不能读中文。”
他带著困惑但友善的神情望著我。突然间我有了一个主意。
“能不能给我一份您的书法作品？”我问道。
“你喜欢书法作品？”他笑了。“我年轻时侯的书法在人们的眼里还远不是一无是处呢。”
他在书桌边坐了下来，他拿出一张宣纸，展放在桌上。他在砚台上滴了几滴水，拿起墨在上面研好了墨，然后便拿起笔开始写了起来。我站在一旁边看他写字，边想著关于他的一些不大风光的传闻。据传这位老先生，无论何时只要手头积攒一点钱，总是要挥霍在烟花巷里。他的大儿子是这个城市里一个颇有身份的人。对其父的行为感到恼火，觉得受了屈辱，若不是由于这种父子关系的存在，他早就会对这种浪当行为大张挞伐了。在我看来，这种不检点的行为对于其子来说是一件满难于启齿的丑事，但是对于研究人类本性的学者们来说则是一件需以平常心来对待的事情。哲学家们个个都极善于在研究中阐明自己的理论，并根据别人的生活经验得出结论；可是在我看来，哲学们若能够亲身经历人生的各种事情，他们所写的著作会更有价值。对于我自己，我是能以宽容的心来对待这位老人背地里所过的放荡生活。或许他只是在寻求去阐述人类幻想里最不可思义的事情。
他写完了。为了使墨能尽快些干涸他撒了些灰在纸上面，然后伸手递给我。
“你写的什么？”我问道。
我看到他的眼里飘过一丝幸灾乐祸的神情。
“我冒昧送给你自己作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您还是一位诗人。”
“当中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的时候，”他挖苦道，“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就能够写出优美的诗句了。”
我拿起纸来看了看上面的中国字。唯一能看明白的就是上面的字是相当有序地排列著的。
“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上面写的是什么？”
“对不起，我不能，”他回答道，“你不能指望我背叛自己。还是请你的英国朋友帮这个忙吧。那些自以为了解中国的人实际上什么也不了解，但我想你至少会找到人向你解释一下这两首诗的大概意思。”
我向他道了别，他则非常客气地一直送我上轿。后来我有机会遇到一位从事汉学研究的朋友，我请他把这两道诗翻译了出来。我不得不承认，每当我读到这两首诗，就不免想起和那位哲学家的会面。
第一首诗
当初你不爱我
你的声音是那么甜美
你的眼里充满了笑意
你的双手纤细温柔
后来你爱上了我
你的声音变得苦涩
你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你的双手僵硬乾涸
这是多么的令人悲伤
因为爱使你变得
不再可爱
第二首诗
我曾乞求岁月匆匆
带走你明亮的双眼
你如桃花般娇嫩的皮肤
和你迷人的青春朝气
那样我就可以独自爱你
你也会在乎我的爱
岁月真的匆匆过了
带走了你明亮的眼睛
你如桃花般娇嫩的皮肤
和你迷人的青春朝气
可是我却不再爱你
也不再在乎你的爱
Ninety-Three (Quatrevingt-treize) is the last novel by the French writer Victor Hugo. Published in 1874, shortly after the bloody upheaval of the Paris Commune, the novel concerns the Revolt in the Vendée and Chouannerie —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olts in 1793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but not chronologically; each part tells a different story, offering a different view of historical general events.
Plot
The action mainly takes place in western France, and in Pari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at sea off the Channel Islands, where Hugo latterly lived.
The year is 1793. In Brittany during the Royalist insurrection of the Chouannerie, a troop of “Blues”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public) encounter Michelle Fléchard, a peasant woman, and her three young children, who are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She explains that her husband and parents have been killed. The troop’s commander, Sergeant Radoub, convinces them to look after the family.
Meanwhile, at sea, a group of Royalist “Whites” are planning to land the Marquis de Lantenac, a Breton aristocrat whose leadership could transform the fortunes of the rebellion. Their corvette is spotted by ships of the Republic. Lantenac slips away in a boat with one supporter, and the corvette distracts the Republican ships by provoking a battle it cannot win. The corvette is destroyed, but Lantenac lands safely in Brittany.
Lantenac is hunted by the Blues, but is protected by a local beggar, to whom he gave alms in the past. He meets up with his supporters, and they immediately launch an attack on the Blues. Part of the troop with the family is captured. Lantenac orders them all to be shot, including Michelle. He takes the children with him as hostages. The beggar finds the bodies, and discovers that Michelle is still alive. He nurses her back to health.
Lantenac’s ruthless methods have turned the revolt into a major threat to the Republic. In Paris, Danton, Robespierre and Marat argue about the threat, while also sniping at each other. They promulgate a decree that all rebels and anyone who helps them will be executed. Cimourdain,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and former priest, is deputed to carry out their orders in Brittany. He is also told to keep an eye on Gauvain, the commander of the Republican troops there, who is related to Lantenac and thought to be too lenient to rebels. Unknown to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Cimourdain was Gauvain’s childhood tutor, and thinks of him as a son.
Lantenac has taken control of Dol-de-Bretagne, in order to secure a landing place for British troops to be sent to support the Royalists. Gauvain launches a surprise attack and uses deception to dislodge and disperse them. Forced to retreat, Lantenac is constantly kept from the coast by Gauvain. With British troops unavailable his supporters melt away. Eventually he and a last few fanatical followers are trapped in his castle.
Meanwhile Michelle has recovered and goes in search of her children. She wanders aimlessly, but eventually hears that they are being held hostage in Lantenac’s castle. At the castle Sergeant Radoub, fighting with the besiegers, spots the children. He persuades Gauvain to let him lead an assault. He manages to break through the defences and kill several rebels, but Lantenac and a few survivors escape through a secret passage after setting fire to the building. As the fire takes hold, Michelle arrives, and sees that her children are trapped. Her hysterical cries of despair are heard by Lantenac. Struck with guilt, he returns through the passage to the castle and rescues the children, helped by Radoub. He then gives himself up.
Gauvain knows that Cimourdain will guillotine Lantenac after a show trial. He visits him in prison, where Lantenac expresses his uncompromising conservative vision of society ordered by hierarchy, deference and duty. Gauvain insists that humane values transcend tradition. To prove it, he allows Lantenac to escape and then gives himself up to the tribunal that was convened to try him. Gauvain is tried for treason. The tribunal comprises Cimourdain, Radoub and Gauvain’s deputy, Guéchamp. Radoub votes to acquit, but the others vote to condemn Gauvain to be executed. Visited by Cimourdain in prison, Gauvain outlines his own libertarian vision of a future society with minimal government, no tax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exual equality. The following morning he is executed by guillotine. At the same moment, Cimourdain shoots himself.
Writing and reception
Hugo makes clear where he himself stands—in favor of the revolutionaries—in several explicit comments and remarks made by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Nevertheless, the Royalist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re in no way villainous or despicable. Quite the contrary: Republicans and Royalists alike are depicted as idealistic and high-minded, completely devoted to their respective antagonistic causes (though, to be sure, ready to perform sundry cruel and ruthless acts perceived as necessary in the ongoing titanic struggle). Among the considerable cast of characters, there is hardly any on either side depicted as opportunistic, mercenary or cynical.
However, while being fair to both Republicans and Monarchists, Hugo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his portrayal of the Bretons, whom he describes as "savages" and as speaking "a dead language". A sympathetic portrait is however made of Michelle Flechard, the young Breton mother, who is originally loyal to the king, but is "adopted" by a revolutionary battalion. Her children are later saved by the French royalist leader. Michelle Flechard is a classical "civilian caught between parties".
The former priest who is considered by some to be the novel's villain, Cimourdain, purportedly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a young Georgian seminarian named Dzhugashvili, who was confined to his cell for reading Ninety-Three and later changed his name to Stalin", according to a biographer of Hugo.
Ayn Rand greatly praised this book (and Hugo's writing in general), acknowledged it a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even wrote an introduction to one of its English-language editions. Its influence can be especially discernible in the passages describing the Russian Civil War in Rand's "We the Living"—where, highly uncharacteristic for this staunchly anti-Communist writer, "Reds" as well as "Whites" are given the courage of their convictions and presented as courageous and heroic.
Plot
The action mainly takes place in western France, and in Pari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at sea off the Channel Islands, where Hugo latterly lived.
The year is 1793. In Brittany during the Royalist insurrection of the Chouannerie, a troop of “Blues”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public) encounter Michelle Fléchard, a peasant woman, and her three young children, who are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She explains that her husband and parents have been killed. The troop’s commander, Sergeant Radoub, convinces them to look after the family.
Meanwhile, at sea, a group of Royalist “Whites” are planning to land the Marquis de Lantenac, a Breton aristocrat whose leadership could transform the fortunes of the rebellion. Their corvette is spotted by ships of the Republic. Lantenac slips away in a boat with one supporter, and the corvette distracts the Republican ships by provoking a battle it cannot win. The corvette is destroyed, but Lantenac lands safely in Brittany.
Lantenac is hunted by the Blues, but is protected by a local beggar, to whom he gave alms in the past. He meets up with his supporters, and they immediately launch an attack on the Blues. Part of the troop with the family is captured. Lantenac orders them all to be shot, including Michelle. He takes the children with him as hostages. The beggar finds the bodies, and discovers that Michelle is still alive. He nurses her back to health.
Lantenac’s ruthless methods have turned the revolt into a major threat to the Republic. In Paris, Danton, Robespierre and Marat argue about the threat, while also sniping at each other. They promulgate a decree that all rebels and anyone who helps them will be executed. Cimourdain,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and former priest, is deputed to carry out their orders in Brittany. He is also told to keep an eye on Gauvain, the commander of the Republican troops there, who is related to Lantenac and thought to be too lenient to rebels. Unknown to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Cimourdain was Gauvain’s childhood tutor, and thinks of him as a son.
Lantenac has taken control of Dol-de-Bretagne, in order to secure a landing place for British troops to be sent to support the Royalists. Gauvain launches a surprise attack and uses deception to dislodge and disperse them. Forced to retreat, Lantenac is constantly kept from the coast by Gauvain. With British troops unavailable his supporters melt away. Eventually he and a last few fanatical followers are trapped in his castle.
Meanwhile Michelle has recovered and goes in search of her children. She wanders aimlessly, but eventually hears that they are being held hostage in Lantenac’s castle. At the castle Sergeant Radoub, fighting with the besiegers, spots the children. He persuades Gauvain to let him lead an assault. He manages to break through the defences and kill several rebels, but Lantenac and a few survivors escape through a secret passage after setting fire to the building. As the fire takes hold, Michelle arrives, and sees that her children are trapped. Her hysterical cries of despair are heard by Lantenac. Struck with guilt, he returns through the passage to the castle and rescues the children, helped by Radoub. He then gives himself up.
Gauvain knows that Cimourdain will guillotine Lantenac after a show trial. He visits him in prison, where Lantenac expresses his uncompromising conservative vision of society ordered by hierarchy, deference and duty. Gauvain insists that humane values transcend tradition. To prove it, he allows Lantenac to escape and then gives himself up to the tribunal that was convened to try him. Gauvain is tried for treason. The tribunal comprises Cimourdain, Radoub and Gauvain’s deputy, Guéchamp. Radoub votes to acquit, but the others vote to condemn Gauvain to be executed. Visited by Cimourdain in prison, Gauvain outlines his own libertarian vision of a future society with minimal government, no tax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exual equality. The following morning he is executed by guillotine. At the same moment, Cimourdain shoots himself.
Writing and reception
Hugo makes clear where he himself stands—in favor of the revolutionaries—in several explicit comments and remarks made by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Nevertheless, the Royalist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re in no way villainous or despicable. Quite the contrary: Republicans and Royalists alike are depicted as idealistic and high-minded, completely devoted to their respective antagonistic causes (though, to be sure, ready to perform sundry cruel and ruthless acts perceived as necessary in the ongoing titanic struggle). Among the considerable cast of characters, there is hardly any on either side depicted as opportunistic, mercenary or cynical.
However, while being fair to both Republicans and Monarchists, Hugo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his portrayal of the Bretons, whom he describes as "savages" and as speaking "a dead language". A sympathetic portrait is however made of Michelle Flechard, the young Breton mother, who is originally loyal to the king, but is "adopted" by a revolutionary battalion. Her children are later saved by the French royalist leader. Michelle Flechard is a classical "civilian caught between parties".
The former priest who is considered by some to be the novel's villain, Cimourdain, purportedly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a young Georgian seminarian named Dzhugashvili, who was confined to his cell for reading Ninety-Three and later changed his name to Stalin", according to a biographer of Hugo.
Ayn Rand greatly praised this book (and Hugo's writing in general), acknowledged it a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even wrote an introduction to one of its English-language editions. Its influence can be especially discernible in the passages describing the Russian Civil War in Rand's "We the Living"—where, highly uncharacteristic for this staunchly anti-Communist writer, "Reds" as well as "Whites" are given the courage of their convictions and presented as courageous and heroic.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的百科全书”。堪称“红色经典”中的经典。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作家社此次出版的纪念珍藏版汇集1937年英文初版、1938年中译本初版、1939年英文修订版三个早期不同版本中的珍贵图片。
安妮日记
作者:安妮.弗兰克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第45章
第46章
第47章
第48章
第49章
第50章
作者:安妮.弗兰克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第45章
第46章
第47章
第48章
第49章
第50章
这部书，图文并茂，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人类历史上几十类死刑行刑的方式和无数行刑的事件和细节，可谓闻所未闻，更见所未见，比任何一本光用文字记叙的图书都更能撼动人心。作者是一位严肃的人类史学家，编撰这部书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给人以惊骇，更不是只为了迎合人们浅薄的好奇心。其可贵之处，在于以非凡的努力按集到一系列十分罕见的珍贵实证，系统地演示人类如何穷极想像力和创造力去翻新死刑形式之历史沿革，引发读者作一些深入的思考。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学家的使命。特别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经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学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１）于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除开陈胜、吴广、黄巢等几个造反想当皇帝没有当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过了几天皇帝瘾又被赶下台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剩下几个好人。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无数人饿死后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是后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此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２）“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３）“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４）“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５）
可是好景不长，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刚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氛围里，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李秀成既是叛徒，苏州拙政园门口高悬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军事会议情景的画也就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记而被摘掉。（６）
对这种“一律骂倒”的“史学革命”，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戚本禹“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的人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了。”（７）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８）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话剧《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会后，中宣部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９）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这“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在“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的口号下，除开几位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动派。比如王阳明（公元１４７２－１５２８）是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他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１０）
这“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１１）
这“史学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厦将倾的王朝末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总是少数。两袖清风的官员代代都有。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任内粗茶淡饭，离职回京时不带土特产。船出广州，发现妻子带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后人将他投沉香处命名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明代于谦，以兵部侍郎巡抚河南，还京时不持一物。人传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回族官员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带着棺材上朝，对皇帝直言面谏的事迹最为人称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是一个，大学者段玉裁也是一个。段氏告病辞官，从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乡江苏金坛，带回七十二个箱子，除了书还是书。他死后，儿子不得不变卖家产才将其《说文解字注》刊刻问世。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县，“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则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檩遵勿违。”（１２）林的清廉，共产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林则徐既是清廷的官员，就属剥削阶级成员：“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１３）用这“阶级观点”一套，贪官污吏是剥削者，林则徐也是“剥削者”，清官贪官没有区别。
于是，奉“毛泽东思想”为皋圭的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证“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１４）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骗性。“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也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历史学家吴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持的就是上述论调：“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１５）
吴晗在《论海瑞》中所说本是历史事实：“海瑞在当时，是得到人民爱戴，为人民所歌颂的。……他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赞扬，被画像礼拜，被讴歌传颂，死后送葬的百里不绝。他的事迹……一直到今天，还流传在广大人民中。”（１６）可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将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坝种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丈量田亩，“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垦荒移民，目的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他荡平山寨、诱杀绿林大王，所以是“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修过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也成了海瑞是个“反动派”的佐证。“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结论则如其标题所言：《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１７）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毫无学术气味，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却大获毛泽东青睐，两次称赞戚本禹，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１８）
戚本禹学问虽少，口气却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中共中央办的《红旗》杂志刊登，宣称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１９）此时，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已经径自行动起来。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属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的晋祠的牌匾和塑像砸烂后，作家慕湘与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闻讯赶去，只从厨房柴薪堆里救出一座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２０）
英裔学者戴乃迭（中国学者杨宪益的夫人，二人是《红楼梦》的英译者）奉命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译成英文。她见《纪要》将中外文化遗产全部一棍子打倒，翻译完毕交稿时，夹进了一个条子：“你们要挖自己祖先的祖坟，你们挖去。你们不能挖外国人祖先的坟墓。”（２１）的确，洋鬼子暂时还不能横扫，中国大地的祖坟却任由我们挖。
中共自执政起，眼中就不再有祖先。司马迁《史记》载，中国独特的方块汉字为黄帝史官仓颉所造。仓颉墓在山东寿光县，历代都作修葺。可是中共寿光县当局却认为它“解放”了寿光，那是开天辟地的伟绩，仓颉何足道哉。他们在仓颉墓院内建了个“解放寿光纪念亭”，将仓颉墓院改成了不伦不类的“烈士陵园”。一九六○年“烈士陵园”迁出，墓院被挪作它用，完全平毁。刻有“仓颉之墓”的石碑不可寻。（２２）山西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就被改成了一所中学，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汉武帝四次祭祀、在那里写下名篇《秋风辞》的山西万荣县后土庙，也破天荒地被中学占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指挥“全民炼钢”，扒毁无数古迹之余，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各地毁坏的古墓不知凡几。譬如山东益都县历史上出过宋代王曾之和明代赵秉忠两名宰相，两人的墓均在一九五八年被拆毁。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的刨古坟还多少有点经济动机的话，一九六六年的“挖祖坟”运动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民族文化的大扫荡。
当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一切牛鬼蛇神”（２３）的新名词后，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心领神会，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六月一日发布全国。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地平线上升腾。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说：“五千年祖国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淹没了！”（２４）
十几年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成果是自幼起被灌输“阶级斗争观点”的一代人。一九六六年时的大学生、中学生，对历史的一星半点知识，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工农兵”和“帝王将相”。他们砸祖坟的根据仅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正如当年十一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女头头谭厚兰等在山东曲阜砸孔子坟前，就孔府、孔庙、孔林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给国务院的“抗议信”中所说：“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２５）
这批文化革命的闯将，唯一的专长便是贴阶级标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口号激励下，他们把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物全都当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标，成为毁坏民族文物的尖兵、挖祖坟的主力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文物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片古老的土地有过洪水，有过地震，有过天火，有过兵燹。可是无一能与“文化革命”同日而语。在一个层层控制了社会的党的号令下，全国同时展开的大清扫，其毁坏力之大，破坏之彻底，使两千年来任何一场兵燹都不可与之相比，几十场兵燹加起来也不能破坏得那样彻底。让我们由远及近，从中华民族的始祖说起罢。
中国人一向自称“炎黄子孙”。据史料记载，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晚年巡视天下时在今湖南酃县病逝。公元九六七年，宋人在酃县鹿元坡建殿奉祀炎帝，自此香火不断。中共执政后五年，主殿被焚，未再修复。文革初，“炎帝陵被全部破坏。”（２６）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一九八一年修复）（２７）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２８）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２９）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３０）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３１）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后来说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３２）的话，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３３）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２３２－前２０２）与刘邦逐鹿中原，项羽被刘邦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项羽突围至和县乌江畔自尽。刘邦成王，不以为败者项羽成寇，降旨在乌江畔项羽自刎处修筑有九十九间半屋（因没当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间）的霸王庙。虞姬死处亦建了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为反动派，“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西汉时，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频频入侵、劫掠我中原农业地区，我人民生命财产时在铁蹄威胁之下。青年大将霍去病（公元前１４０－前１１７）屡次领兵击退入侵者，为国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要为他营建府第时他的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千年来一直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的座右铭。他二十四岁病故后，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绝。老百姓以为到他墓前烧香，疾病就会霍然而去。要说这是迷信，与霍大将军并不相干。可是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东汉名医张仲景（生卒不详）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近两千年来一直受国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如今医生也算牛鬼蛇神，“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随后，好象“医圣祠”已不复存在，当局将祠院所属的大片土地也占用、瓜分了。
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１８１－２３４）“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共产党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年轻人，却只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头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份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的名言。（３４）于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３５）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的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后，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其亮节高风不输当今中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３６）
书圣王羲之（３０３？－３７９）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后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３７）（一九八五年，王墓重修。）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６１７－６５０）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６８０），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后，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如今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９９９－１０６２）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们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后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３８）
八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曾经镇压过江西农民的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几百年来香火不曾断过的岳庙，如今自然是头号扫荡对象。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汤阴县中学生，不以岳飞为荣，反以为耻。他们开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３９）
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所以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当今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飞当做阶级敌人，不仅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一九七九年重修）（题外话：一九七三年笔者从岳庙后面的破墙溜进去，对满是荒草的岳坟的坟坑举起像机时，管园子的工人大声制止：“同志，不准照像！”）
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建立蒙古国，西侵欧陆，涂毒生灵，与中国本不相干。他死时，国号并不叫“元”，中国更不是那帝国的一部分。他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国无关。红卫兵只知道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内蒙古人民每年祭祀成吉思汗，不晓得中共也曾奉为“中华民族英雄”，一九四○年在延安公祭成吉思汗时，曾将他的像悬挂在中央，马、恩、列、斯、毛的像反而挂在两旁。既然成吉思汗也是帝王将相，便将他的陵园砸了个稀烂。
明太祖朱元璋（１５９２－１５４９）本是江苏人，因幼时随父逃荒到安徽凤阳，遂自认为凤阳人，并在凤阳建了皇城。明末陕西人李自成杀到凤阳，烧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坟。但他只有大刀长矛，破坏得不够干净。毛泽东时代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药，可以把石人石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４０）这才算彻底革了朱皇帝的命。
海瑞（１５１４－１５８７）早被《人民日报》批倒批臭。红卫兵不远千里赶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任内改革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应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荣。如今江陵的红卫兵只认革命不认祖宗，砸毁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帝以通敌罪冤杀、弃尸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佘姓部属冒死收殓其尸骨，并嘱后人世代为其守墓。十四年后，明朝覆亡，清军入关。清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佘姓将官的后人继续为袁守墓，并代代相嘱，一传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加以保护。那时毛泽东曾批复“应予保护”（４１），但如今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横扫，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桢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称帝，号弘光，御史何腾蛟（１５９２－１６４９）总督河南等五省军务。清军渔人得利，俘获弘光。隆武在福州登基，何总理军政，集明军及李自成余部，继续抵抗清军。隆武被俘处死后，何又辅佐永历帝抗清。一六四七年，清军打到贵州，攻陷何的老家黎平，将何氏家族四十余人押往汉阳为人质，企图胁迫何投降。何答以“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为名节者不顾其身。”两年后，何被俘，回答劝降者：“吾头可断，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绝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缢。二十六年后，清廷表彰何氏“忠诚”，将其遗骸迁至黎平故里安葬，并为他建了祠。弹指三百年过去，头脑里满是毛主席语录的黎平中学生，不仅将山里古庙中的佛像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４２）
中国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１５１０－１５８１）的诞生地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４３）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山东人蒲松龄（１６３０－１７１５）留下的《聊斋志异》五百篇，只讲神鬼狐仙，不讲阶级斗争，足证其反动透顶。可惜红卫兵掘开他的坟才明白，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亏得一位旁观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４４）
安徽全椒县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的故乡。《儒林外史》专为“反动封建文人”树碑立传，作者吴敬梓也属反动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也被革了命。（４５）当来客向该县革委会主任打听吴敬梓旧居的情况时，那主任竟瞪着眼睛反问道：“吴敬梓？吴敬梓是哪个公社的？”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早年丧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后继续行乞，终生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当地人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国，毛泽东登台不久就发动批判运动，将他骂得一钱不值，并派江青领队，兴师动众地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宣布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后长大的中学生，除听说武训是个“反动派”外，对他一无所知。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算是彻底打倒了武训。（４６）
清朝末代丞相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生前用慈禧太后赏赐的钱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办了一所中学。如今该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张之洞的后代、焚烧张家书画之余，又决定刨张氏的坟。他们手执皮带，驱使“黑五类”刨开了张氏的坟。不料，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遂命令“黑五类”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４７）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监，其中以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最为豪华、壮观。附近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被学生赶去，凿开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师们费了几天才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历史学家从此又添了个疑案。（４８）
各地在“破四旧”中还有许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广为知晓的古坟被砸毁。例如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４９）不在此一一赘举。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得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５０）远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是康有为撰写的，也同时被砸烂。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１８６１－１９１９）去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后，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卖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后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后，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执政后，只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斫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当然反动。南京的革命便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开始。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后，连夜拆除铜像。但拆迁过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销毁，不让迁走。市委书记声明按周恩来指示办事、迁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运走密藏。九月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说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后，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５１）
宋庆龄因而无恙，但她父母是资本家，还是牛鬼蛇神，他们在上海的墓被砸。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情况告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后，周指示重修，上海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园。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耍了个小动作，新立墓碑时没照原来的墓碑重刻。原来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除宋氏陵墓外，整个公墓的土地都被翻耕，成了农田。
孙中山不久，握有兵权的袁世凯逼孙让位，自己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帝制，给自己加冕，在国人一片反对声中当过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后归葬老家河南安阳。因为是反动派的头子，他墓前的石人石马被推倒，墓则被炸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举义旗，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勋。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时，他因病滞留在汉，被日本人发现，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开，破土曝尸，只因他是国民党。（今已重修的吴墓在武昌首义公园。）
辛亥炮响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１８５３－１９２７）病故后，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５２）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石达开纪念馆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５３）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一九四六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干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后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冢。（５４）
原国民党师长张辉瓒一九三一年在江西被红军生俘后处死，遗体后被运回家乡湖南，埋在长沙岳麓山。蒋介石题墓碑“魂兮归来”。中共执政后在墓前钉一木板，写明其反动经历。但红卫兵认为张某太反动，留作反面教材也不妥，砸烂了他的墓。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虽因此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５５）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后仍坚守岗位，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后，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有毛泽东签名的“烈属证”。现在，血衣冢被荡平，碑石砸断后不知去向。
国民党军人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同年十二月他的遗体运回中国时，毛泽东送了挽诗，周恩来送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正副总司令合送了挽联。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戴氏墓园就被砸了。（５６）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５７）
资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公元１８７４－１９６１）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近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５８）
地主份子更逃不脱。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祖父杨定九是四川潼南县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国平坟时，他的墓受杨尚昆荫庇而逃过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杨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长”。他那地主祖父的坟也就被家乡的红卫兵挖开平毁了。红卫兵战绩辉煌，掘出了“金银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５９）
近代“反动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诗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县东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当地名胜之一。中共进城后，徐即被指为“鸳鸯蝴蝶派”、反动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园当然被革了命。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费时月余才在一块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断了的墓碑。（６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发表一个《告全国国民书》，让军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内交卷。郭把这事交给了名画家傅抱石。所以，全国人民读到的那份蒋介石“抗战文告”，其实出自傅抱石之手：“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６１）傅氏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一年后，他的墓被红卫兵彻底扫荡。
几年前去世的名画家齐白石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江青对红卫兵咒骂他之后，公墓附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镐头、铁锹砸毁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名画家徐悲鸿并未被批判攻击，他的墓是红卫兵在情况不明的混乱中连带着砸毁的。周恩来说是“被坏人捣毁”，（６２）实在是冤枉了红卫兵。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一九五九年，安葬在万国公墓。为肃清其流毒，红卫兵刨开他的坟，抛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来。同为上海作家的巴金叹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后，什么都没有了。”（６３）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了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６４）六月七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时说：“我们农口（即农、林、牧、渔业各部门，丁注）有许多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扫除他们的毒害。……大家都要积极投入这个斗争。”（６５）农口的“反动学术权威”便成横扫对象。原苏北农学院院长冯焕文一生从事畜牧学、果树栽培研究，著述三十余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后，归葬老家江苏宜兴。今被追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掘坟、砸碑、焚尸之灾。（６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位死去不久的副所长，命运与冯焕文一样。他的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取出，当着许多学者的面，砸碎后浇上汽油焚烧。
中共早期领导人、原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高君宇（１８９６－１９２５），生前与女作家石评梅热恋。一九二八年石氏病逝后，朋友按其遗愿，将二人合葬于京郊陶然亭。五十年代初，中共兴建陶然亭公园，迁建高、石之合葬墓。红卫兵认为那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举砸毁。（一九八四年重修）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的中共红军突围长征前，曾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下台干部”瞿秋白（１８９９－１９３５）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动。可是当时他已在党内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数人不同意带他走。党的负责人张闻天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留下。（６７）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被瞿严词拒绝。但他有感于党内斗争之残酷，情绪不高。他集唐人诗句书写了一阕《浣溪沙》赠送狱中的军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６８）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写了一篇长文《多余的话》，动机是“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６９）六月十八日，他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走到一块草地，说“此地很好”，然后面对行刑者的枪口就义。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提及瞿秋白，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７０）言外之意，瞿氏是个“叛徒”。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瞿秋白的墓碑，本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毛泽东既给瞿氏定性，他便跟风转向，在政治局作报告说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叛变了革命。红卫兵得知周恩来报告的内容，便到八宝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紧表态：“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７１）
第二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再登八宝山，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７２）
至此，中国历史名人的墓差不多全被扫了一遍。但这时在毛泽东眼里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红卫兵渐失斗志，没劲再革古人的命。砸坟运动也就打上了休止符。
殓尸造坟本是“四旧”。可十年后毛泽东死去，中共却把他的僵尸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占据了原来广场上仅有的一块供人休闲的绿地。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历史讽刺吗？
注 释
（１）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９２页。
（２）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３）《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４）同（２）。
（５）同（３）。
（６）《钟山》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一三四页。
（７）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刊印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录》第七十八页。
（８）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新北大》报。
（９）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六十年代的大批判》第一六六页；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三一○页。
（１０）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一页。
（１１）摘自《四川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括弧内为引者所加。
（１２）转引自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１３）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记录，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五十页。
（１４）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
（１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
（１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１７）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１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与康生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第二○四、二二七页。
（１９）《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
（２０）《钟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第七十七页。
（２１）《文汇》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九页。
（２２）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２３）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刊印的《学习资料》（续一）第三六九页。
（２４）《历史在这里沉思（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记实）》第二卷第１２页。
（２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讨孔战报》。
（２６）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２７）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２８）一九八六年群众出版社《历史的审判》（续集）第二十二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等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以下简称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９、１２-１０页。
（２９）同（２５）。
（３０）同上。
（３１）《新观察》一九八四年第十八期第十二页。
（３２）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的谈话，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四七○页。
（３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９页。
（３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的谈话，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４２页。
（３５）一九八九年版《南阳市志》第７３１页。
（３６）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６２８页。
（３７）一九八九年版《嵊县志》第４６１，４６３页。
（３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北美《世界日报》。
（３９）一九八七年版《汤阴县志》第三十七页。
（４０）《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十八页。
（４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集第四四八页。
（４２）一九八九年版《黎平县志》第３８页。
（４３）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４４）《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４５）《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六十页。
（４６）袁永松、王均伟编著《左倾二十年（１９５７～１９７６）》第二八六页。
（４７）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４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美洲《世界日报》。
（４９）一九九○年版《安阳县志》第八十九页；《黑龙江四十年》第３７６页。（５０）江苏《乐园》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５１）北化《参考资料》第三册第９－３页。
（５２）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３）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美洲《世界周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５４）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５）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５６）《了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二期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页。
（５７）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８）香港《镜报》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六十页。
（５９）一九六七年十月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杨战斗队编印的《三反分子杨尚昆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第一至二页。
（６０）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今晚报》。
（６１）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６２）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集第１３０页。
（６３）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６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第三十四页。
（６５）一九六七年三月北京大学《新北大》编印的《打倒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第六十三页。
（６６）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第八四二页。
（６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二十五页。
（６８）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一○一页。
（６９）《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二十页。
（７０）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等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三页。
（７１）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的谈话。
（７２）同（７０），第一二八页。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无数人饿死后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是后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此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２）“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３）“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４）“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５）
可是好景不长，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刚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氛围里，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李秀成既是叛徒，苏州拙政园门口高悬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军事会议情景的画也就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记而被摘掉。（６）
对这种“一律骂倒”的“史学革命”，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戚本禹“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的人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了。”（７）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８）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话剧《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会后，中宣部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９）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这“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在“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的口号下，除开几位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动派。比如王阳明（公元１４７２－１５２８）是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他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１０）
这“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１１）
这“史学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厦将倾的王朝末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总是少数。两袖清风的官员代代都有。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任内粗茶淡饭，离职回京时不带土特产。船出广州，发现妻子带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后人将他投沉香处命名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明代于谦，以兵部侍郎巡抚河南，还京时不持一物。人传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回族官员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带着棺材上朝，对皇帝直言面谏的事迹最为人称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是一个，大学者段玉裁也是一个。段氏告病辞官，从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乡江苏金坛，带回七十二个箱子，除了书还是书。他死后，儿子不得不变卖家产才将其《说文解字注》刊刻问世。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县，“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则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檩遵勿违。”（１２）林的清廉，共产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林则徐既是清廷的官员，就属剥削阶级成员：“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１３）用这“阶级观点”一套，贪官污吏是剥削者，林则徐也是“剥削者”，清官贪官没有区别。
于是，奉“毛泽东思想”为皋圭的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证“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１４）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骗性。“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也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历史学家吴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持的就是上述论调：“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１５）
吴晗在《论海瑞》中所说本是历史事实：“海瑞在当时，是得到人民爱戴，为人民所歌颂的。……他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赞扬，被画像礼拜，被讴歌传颂，死后送葬的百里不绝。他的事迹……一直到今天，还流传在广大人民中。”（１６）可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将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坝种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丈量田亩，“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垦荒移民，目的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他荡平山寨、诱杀绿林大王，所以是“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修过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也成了海瑞是个“反动派”的佐证。“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结论则如其标题所言：《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１７）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毫无学术气味，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却大获毛泽东青睐，两次称赞戚本禹，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１８）
戚本禹学问虽少，口气却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中共中央办的《红旗》杂志刊登，宣称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１９）此时，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已经径自行动起来。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属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的晋祠的牌匾和塑像砸烂后，作家慕湘与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闻讯赶去，只从厨房柴薪堆里救出一座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２０）
英裔学者戴乃迭（中国学者杨宪益的夫人，二人是《红楼梦》的英译者）奉命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译成英文。她见《纪要》将中外文化遗产全部一棍子打倒，翻译完毕交稿时，夹进了一个条子：“你们要挖自己祖先的祖坟，你们挖去。你们不能挖外国人祖先的坟墓。”（２１）的确，洋鬼子暂时还不能横扫，中国大地的祖坟却任由我们挖。
中共自执政起，眼中就不再有祖先。司马迁《史记》载，中国独特的方块汉字为黄帝史官仓颉所造。仓颉墓在山东寿光县，历代都作修葺。可是中共寿光县当局却认为它“解放”了寿光，那是开天辟地的伟绩，仓颉何足道哉。他们在仓颉墓院内建了个“解放寿光纪念亭”，将仓颉墓院改成了不伦不类的“烈士陵园”。一九六○年“烈士陵园”迁出，墓院被挪作它用，完全平毁。刻有“仓颉之墓”的石碑不可寻。（２２）山西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就被改成了一所中学，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汉武帝四次祭祀、在那里写下名篇《秋风辞》的山西万荣县后土庙，也破天荒地被中学占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指挥“全民炼钢”，扒毁无数古迹之余，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各地毁坏的古墓不知凡几。譬如山东益都县历史上出过宋代王曾之和明代赵秉忠两名宰相，两人的墓均在一九五八年被拆毁。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的刨古坟还多少有点经济动机的话，一九六六年的“挖祖坟”运动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民族文化的大扫荡。
当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一切牛鬼蛇神”（２３）的新名词后，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心领神会，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六月一日发布全国。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地平线上升腾。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说：“五千年祖国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淹没了！”（２４）
十几年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成果是自幼起被灌输“阶级斗争观点”的一代人。一九六六年时的大学生、中学生，对历史的一星半点知识，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工农兵”和“帝王将相”。他们砸祖坟的根据仅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正如当年十一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女头头谭厚兰等在山东曲阜砸孔子坟前，就孔府、孔庙、孔林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给国务院的“抗议信”中所说：“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２５）
这批文化革命的闯将，唯一的专长便是贴阶级标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口号激励下，他们把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物全都当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标，成为毁坏民族文物的尖兵、挖祖坟的主力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文物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片古老的土地有过洪水，有过地震，有过天火，有过兵燹。可是无一能与“文化革命”同日而语。在一个层层控制了社会的党的号令下，全国同时展开的大清扫，其毁坏力之大，破坏之彻底，使两千年来任何一场兵燹都不可与之相比，几十场兵燹加起来也不能破坏得那样彻底。让我们由远及近，从中华民族的始祖说起罢。
中国人一向自称“炎黄子孙”。据史料记载，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晚年巡视天下时在今湖南酃县病逝。公元九六七年，宋人在酃县鹿元坡建殿奉祀炎帝，自此香火不断。中共执政后五年，主殿被焚，未再修复。文革初，“炎帝陵被全部破坏。”（２６）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一九八一年修复）（２７）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２８）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２９）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３０）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３１）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后来说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３２）的话，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３３）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２３２－前２０２）与刘邦逐鹿中原，项羽被刘邦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项羽突围至和县乌江畔自尽。刘邦成王，不以为败者项羽成寇，降旨在乌江畔项羽自刎处修筑有九十九间半屋（因没当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间）的霸王庙。虞姬死处亦建了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为反动派，“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西汉时，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频频入侵、劫掠我中原农业地区，我人民生命财产时在铁蹄威胁之下。青年大将霍去病（公元前１４０－前１１７）屡次领兵击退入侵者，为国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要为他营建府第时他的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千年来一直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的座右铭。他二十四岁病故后，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绝。老百姓以为到他墓前烧香，疾病就会霍然而去。要说这是迷信，与霍大将军并不相干。可是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东汉名医张仲景（生卒不详）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近两千年来一直受国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如今医生也算牛鬼蛇神，“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随后，好象“医圣祠”已不复存在，当局将祠院所属的大片土地也占用、瓜分了。
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１８１－２３４）“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共产党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年轻人，却只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头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份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的名言。（３４）于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３５）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的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后，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其亮节高风不输当今中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３６）
书圣王羲之（３０３？－３７９）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后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３７）（一九八五年，王墓重修。）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６１７－６５０）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６８０），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后，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如今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９９９－１０６２）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们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后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３８）
八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曾经镇压过江西农民的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几百年来香火不曾断过的岳庙，如今自然是头号扫荡对象。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汤阴县中学生，不以岳飞为荣，反以为耻。他们开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３９）
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所以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当今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飞当做阶级敌人，不仅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一九七九年重修）（题外话：一九七三年笔者从岳庙后面的破墙溜进去，对满是荒草的岳坟的坟坑举起像机时，管园子的工人大声制止：“同志，不准照像！”）
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建立蒙古国，西侵欧陆，涂毒生灵，与中国本不相干。他死时，国号并不叫“元”，中国更不是那帝国的一部分。他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国无关。红卫兵只知道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内蒙古人民每年祭祀成吉思汗，不晓得中共也曾奉为“中华民族英雄”，一九四○年在延安公祭成吉思汗时，曾将他的像悬挂在中央，马、恩、列、斯、毛的像反而挂在两旁。既然成吉思汗也是帝王将相，便将他的陵园砸了个稀烂。
明太祖朱元璋（１５９２－１５４９）本是江苏人，因幼时随父逃荒到安徽凤阳，遂自认为凤阳人，并在凤阳建了皇城。明末陕西人李自成杀到凤阳，烧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坟。但他只有大刀长矛，破坏得不够干净。毛泽东时代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药，可以把石人石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４０）这才算彻底革了朱皇帝的命。
海瑞（１５１４－１５８７）早被《人民日报》批倒批臭。红卫兵不远千里赶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任内改革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应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荣。如今江陵的红卫兵只认革命不认祖宗，砸毁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帝以通敌罪冤杀、弃尸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佘姓部属冒死收殓其尸骨，并嘱后人世代为其守墓。十四年后，明朝覆亡，清军入关。清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佘姓将官的后人继续为袁守墓，并代代相嘱，一传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加以保护。那时毛泽东曾批复“应予保护”（４１），但如今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横扫，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桢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称帝，号弘光，御史何腾蛟（１５９２－１６４９）总督河南等五省军务。清军渔人得利，俘获弘光。隆武在福州登基，何总理军政，集明军及李自成余部，继续抵抗清军。隆武被俘处死后，何又辅佐永历帝抗清。一六四七年，清军打到贵州，攻陷何的老家黎平，将何氏家族四十余人押往汉阳为人质，企图胁迫何投降。何答以“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为名节者不顾其身。”两年后，何被俘，回答劝降者：“吾头可断，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绝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缢。二十六年后，清廷表彰何氏“忠诚”，将其遗骸迁至黎平故里安葬，并为他建了祠。弹指三百年过去，头脑里满是毛主席语录的黎平中学生，不仅将山里古庙中的佛像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４２）
中国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１５１０－１５８１）的诞生地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４３）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山东人蒲松龄（１６３０－１７１５）留下的《聊斋志异》五百篇，只讲神鬼狐仙，不讲阶级斗争，足证其反动透顶。可惜红卫兵掘开他的坟才明白，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亏得一位旁观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４４）
安徽全椒县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的故乡。《儒林外史》专为“反动封建文人”树碑立传，作者吴敬梓也属反动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也被革了命。（４５）当来客向该县革委会主任打听吴敬梓旧居的情况时，那主任竟瞪着眼睛反问道：“吴敬梓？吴敬梓是哪个公社的？”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早年丧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后继续行乞，终生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当地人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国，毛泽东登台不久就发动批判运动，将他骂得一钱不值，并派江青领队，兴师动众地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宣布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后长大的中学生，除听说武训是个“反动派”外，对他一无所知。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算是彻底打倒了武训。（４６）
清朝末代丞相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生前用慈禧太后赏赐的钱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办了一所中学。如今该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张之洞的后代、焚烧张家书画之余，又决定刨张氏的坟。他们手执皮带，驱使“黑五类”刨开了张氏的坟。不料，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遂命令“黑五类”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４７）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监，其中以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最为豪华、壮观。附近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被学生赶去，凿开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师们费了几天才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历史学家从此又添了个疑案。（４８）
各地在“破四旧”中还有许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广为知晓的古坟被砸毁。例如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４９）不在此一一赘举。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得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５０）远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是康有为撰写的，也同时被砸烂。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１８６１－１９１９）去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后，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卖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后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后，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执政后，只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斫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当然反动。南京的革命便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开始。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后，连夜拆除铜像。但拆迁过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销毁，不让迁走。市委书记声明按周恩来指示办事、迁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运走密藏。九月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说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后，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５１）
宋庆龄因而无恙，但她父母是资本家，还是牛鬼蛇神，他们在上海的墓被砸。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情况告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后，周指示重修，上海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园。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耍了个小动作，新立墓碑时没照原来的墓碑重刻。原来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除宋氏陵墓外，整个公墓的土地都被翻耕，成了农田。
孙中山不久，握有兵权的袁世凯逼孙让位，自己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帝制，给自己加冕，在国人一片反对声中当过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后归葬老家河南安阳。因为是反动派的头子，他墓前的石人石马被推倒，墓则被炸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举义旗，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勋。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时，他因病滞留在汉，被日本人发现，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开，破土曝尸，只因他是国民党。（今已重修的吴墓在武昌首义公园。）
辛亥炮响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１８５３－１９２７）病故后，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５２）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石达开纪念馆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５３）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一九四六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干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后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冢。（５４）
原国民党师长张辉瓒一九三一年在江西被红军生俘后处死，遗体后被运回家乡湖南，埋在长沙岳麓山。蒋介石题墓碑“魂兮归来”。中共执政后在墓前钉一木板，写明其反动经历。但红卫兵认为张某太反动，留作反面教材也不妥，砸烂了他的墓。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虽因此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５５）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后仍坚守岗位，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后，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有毛泽东签名的“烈属证”。现在，血衣冢被荡平，碑石砸断后不知去向。
国民党军人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同年十二月他的遗体运回中国时，毛泽东送了挽诗，周恩来送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正副总司令合送了挽联。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戴氏墓园就被砸了。（５６）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５７）
资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公元１８７４－１９６１）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近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５８）
地主份子更逃不脱。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祖父杨定九是四川潼南县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国平坟时，他的墓受杨尚昆荫庇而逃过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杨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长”。他那地主祖父的坟也就被家乡的红卫兵挖开平毁了。红卫兵战绩辉煌，掘出了“金银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５９）
近代“反动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诗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县东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当地名胜之一。中共进城后，徐即被指为“鸳鸯蝴蝶派”、反动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园当然被革了命。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费时月余才在一块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断了的墓碑。（６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发表一个《告全国国民书》，让军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内交卷。郭把这事交给了名画家傅抱石。所以，全国人民读到的那份蒋介石“抗战文告”，其实出自傅抱石之手：“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６１）傅氏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一年后，他的墓被红卫兵彻底扫荡。
几年前去世的名画家齐白石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江青对红卫兵咒骂他之后，公墓附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镐头、铁锹砸毁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名画家徐悲鸿并未被批判攻击，他的墓是红卫兵在情况不明的混乱中连带着砸毁的。周恩来说是“被坏人捣毁”，（６２）实在是冤枉了红卫兵。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一九五九年，安葬在万国公墓。为肃清其流毒，红卫兵刨开他的坟，抛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来。同为上海作家的巴金叹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后，什么都没有了。”（６３）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了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６４）六月七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时说：“我们农口（即农、林、牧、渔业各部门，丁注）有许多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扫除他们的毒害。……大家都要积极投入这个斗争。”（６５）农口的“反动学术权威”便成横扫对象。原苏北农学院院长冯焕文一生从事畜牧学、果树栽培研究，著述三十余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后，归葬老家江苏宜兴。今被追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掘坟、砸碑、焚尸之灾。（６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位死去不久的副所长，命运与冯焕文一样。他的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取出，当着许多学者的面，砸碎后浇上汽油焚烧。
中共早期领导人、原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高君宇（１８９６－１９２５），生前与女作家石评梅热恋。一九二八年石氏病逝后，朋友按其遗愿，将二人合葬于京郊陶然亭。五十年代初，中共兴建陶然亭公园，迁建高、石之合葬墓。红卫兵认为那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举砸毁。（一九八四年重修）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的中共红军突围长征前，曾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下台干部”瞿秋白（１８９９－１９３５）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动。可是当时他已在党内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数人不同意带他走。党的负责人张闻天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留下。（６７）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被瞿严词拒绝。但他有感于党内斗争之残酷，情绪不高。他集唐人诗句书写了一阕《浣溪沙》赠送狱中的军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６８）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写了一篇长文《多余的话》，动机是“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６９）六月十八日，他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走到一块草地，说“此地很好”，然后面对行刑者的枪口就义。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提及瞿秋白，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７０）言外之意，瞿氏是个“叛徒”。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瞿秋白的墓碑，本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毛泽东既给瞿氏定性，他便跟风转向，在政治局作报告说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叛变了革命。红卫兵得知周恩来报告的内容，便到八宝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紧表态：“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７１）
第二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再登八宝山，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７２）
至此，中国历史名人的墓差不多全被扫了一遍。但这时在毛泽东眼里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红卫兵渐失斗志，没劲再革古人的命。砸坟运动也就打上了休止符。
殓尸造坟本是“四旧”。可十年后毛泽东死去，中共却把他的僵尸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占据了原来广场上仅有的一块供人休闲的绿地。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历史讽刺吗？
注 释
（１）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９２页。
（２）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３）《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４）同（２）。
（５）同（３）。
（６）《钟山》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一三四页。
（７）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刊印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录》第七十八页。
（８）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新北大》报。
（９）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六十年代的大批判》第一六六页；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三一○页。
（１０）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一页。
（１１）摘自《四川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括弧内为引者所加。
（１２）转引自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１３）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记录，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五十页。
（１４）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
（１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
（１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１７）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１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与康生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第二○四、二二七页。
（１９）《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
（２０）《钟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第七十七页。
（２１）《文汇》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九页。
（２２）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２３）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刊印的《学习资料》（续一）第三六九页。
（２４）《历史在这里沉思（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记实）》第二卷第１２页。
（２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讨孔战报》。
（２６）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２７）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２８）一九八六年群众出版社《历史的审判》（续集）第二十二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等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以下简称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９、１２-１０页。
（２９）同（２５）。
（３０）同上。
（３１）《新观察》一九八四年第十八期第十二页。
（３２）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的谈话，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四七○页。
（３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９页。
（３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的谈话，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４２页。
（３５）一九八九年版《南阳市志》第７３１页。
（３６）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６２８页。
（３７）一九八九年版《嵊县志》第４６１，４６３页。
（３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北美《世界日报》。
（３９）一九八七年版《汤阴县志》第三十七页。
（４０）《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十八页。
（４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集第四四八页。
（４２）一九八九年版《黎平县志》第３８页。
（４３）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４４）《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４５）《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六十页。
（４６）袁永松、王均伟编著《左倾二十年（１９５７～１９７６）》第二八六页。
（４７）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４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美洲《世界日报》。
（４９）一九九○年版《安阳县志》第八十九页；《黑龙江四十年》第３７６页。（５０）江苏《乐园》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５１）北化《参考资料》第三册第９－３页。
（５２）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３）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美洲《世界周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５４）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５）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５６）《了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二期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页。
（５７）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８）香港《镜报》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六十页。
（５９）一九六七年十月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杨战斗队编印的《三反分子杨尚昆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第一至二页。
（６０）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今晚报》。
（６１）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６２）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集第１３０页。
（６３）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６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第三十四页。
（６５）一九六七年三月北京大学《新北大》编印的《打倒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第六十三页。
（６６）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第八四二页。
（６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二十五页。
（６８）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一○一页。
（６９）《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二十页。
（７０）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等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三页。
（７１）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的谈话。
（７２）同（７０），第一二八页。
１９６６年５月，随着对北京市委的公开批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了由４４人组成的华北局、公安部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３１３人。
６月５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５０００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军代表进驻公安局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１０名正副局长、１１７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１０００多坏人”。
紧接着，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３１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又组织起从３００多人逐渐增加到２０００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主要档案７７万余卷，零散材料１０５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８６２３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１５３３７４件，并将其中８５３４４件编印成１２２册，转发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严重失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更为滑稽的是，刘传新一伙竟然轻信曾在汪伪时期充任开封六路军中将副司令、远东国际民主联盟中央总局常务理事兼机要理事的宋××的谎言，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３９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还有教授、干部、职工等３００余人是日伪“华北兴亚民主同盟”的潜伏特务。这份假材料转发全国各地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受此案牵连的就有１０５人，其中９１人长期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３人被逼迫而自杀身死。
在康生、谢富治的亲自授意下，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１２２７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１０９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１３４９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５６８９件”……一句话，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康生、谢富治等阴谋家对刘传新提供的材料如获至宝。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谢富治则煽动说：“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７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８０００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２４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
８月２３日，刘传新将８１４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８月２９日，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７０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地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公安局有问题的，定了１０８０人，还有４５９人待定案处理。”
风雨飘摇。北京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根基在一阵阵腥风血雨中抖动、摇晃……
毛泽东主席有所察觉。
周恩来总理忧心如焚。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１０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１０００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斥责谢富治、刘传新的行动“是剜心战术”。
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为他撑腰，极力想维护他在公安局夺权后所窃取的统治地位，他不仅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而且对周恩来的指示极为反感。在市公安局传达、贯彻第１５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时，刘传新继续坚持说前１７年的公安工作执行的是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黑线”，“有人想借一分为二恢复老一套”。
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刘传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社会上流传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１９７５年底到１９７６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谣言”１０００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刘传新的这一系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帮”对他的信任。他有幸作为亲信提前从“四人帮”那里领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邓”口号也比社会上早喊出了两个多月。还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传新便在市委常委会上以《“多纲论”的反动实质》为题发言，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紧接着，他又先后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干部会议上借题发挥，宣称邓小平“纠集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邓小平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新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组织者、策划者、煽动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活圣母”。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使亿万中国人民悲痛欲绝。但是，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为了压制群众对周总理的无限哀思，竟下达了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写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还在为周总理治丧期间，他们便别有用心地炮制出了阴阳怪气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强奸民意，蹂躏党心。紧接着，又公开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直指刚刚着手拨乱反正、整顿国民经济的邓小平同志。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卑劣伎俩，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强烈义愤。４月２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４月４日是清明节，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出现了更为壮烈的场面。就在这天，“四人帮”下达了镇压的指令。于是，他们在公安部门的党羽亲自带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牌号，拍照诗词，还派人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公安局长刘传新特地布置“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子夜时分，一队队民兵开进广场，纪念碑东西两侧穿棉大衣的人群渐渐拉开了阵势。广场东侧突然杀出一彪人马，迅猛地冲向纪念碑，等候多时的民兵和警察趁机一齐扑了上去，几个朗诵诗文的人很快被抓了。当一辆警车开过来，几名警察冲向那个正在朗诵《请收下》的青年时，他们一边不无揶揄地叫喊：“收下吧，收下吧，把你也收下！”一边疯狂地揪下那个青年，把他扔进警车里。
紧接着，２００辆卡车开进广场，２０００多个花圈被洗劫一空。
第二天凌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各处的干部和群众紧急集合，接受处领导传达市局的命令：根据上级指示，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昨天夜间，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全部搬走。大家现在到广场去的任务，是劝阻群众不要再送花圈，不要再搞悼念活动，各自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人们没有被吓退。９点以后，广场上至少群集有十几万人，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推翻市公安局的广播车，点燃了“联合指挥部”的汽车。
就在天安门广场热血沸腾的时刻，“四人帮”及其爪牙也在策划“反击”。
他们在中山公园成立了新的民兵指挥点，在２８中学设立了公安局的西部指挥部。出动民兵５万人，警察３千人、卫戍部队５个营，分别驻扎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２８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处待命。
晚８点左右，临时设在历史博物馆内的“联合指挥部”通过电话落实各路队伍的集合情况。
９点２９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队一齐出动，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广场西侧的数百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一时间，木棒、皮带雨点般地落在手无寸铁的群众头上、身上。纪念碑周围，呼喊声、怒骂声、追打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一阵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２００多名被抓的群众一个个被推进吉普车，开往关押的地方。
在刘传新的指使下，清明节期间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１１５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８０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身上。公安局还搜集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原件５８３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６．６万多份，照片１０．８万多张。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６００余件，总计立案追查的１９８４件，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３８８人。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审查的１５人，受到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６００余人。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３０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同志。
刘传新因为“双追”有功，颇受“四人帮”的赏识，江青夸奖他“干得好”。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纂党夺权的部署，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他曾多次提出要注意“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要警惕“能调动车、马、炮的人搞武装暴乱”。毛主席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３３００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２４００多支，棍棒１０５０根，机动车２７０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真可谓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积怨的火山总有一天要爆发。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声霹雳，炸开了中国上空漫天的云雾。
１９７７年初，随着社会上要求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楼里也爆出了公开向刘传新宣战的火花。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有人贴出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四人帮”的刽子手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７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一贯神气十足的刘传新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他毫不隐晦地发出了伤感：“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的确，在“四人帮”的庇护下，刘传新曾风光多时，不可一世。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每句话都落地有声，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他场合。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５月１８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５月１９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都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人们不时地向主席台方向翘首观望，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１９７７年７月，经党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９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１１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７９３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从此，北京市公安局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历史。
〖摘自《书摘》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原载《传纪文学》〗
６月５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５０００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军代表进驻公安局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１０名正副局长、１１７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１０００多坏人”。
紧接着，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３１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又组织起从３００多人逐渐增加到２０００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主要档案７７万余卷，零散材料１０５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８６２３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１５３３７４件，并将其中８５３４４件编印成１２２册，转发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严重失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更为滑稽的是，刘传新一伙竟然轻信曾在汪伪时期充任开封六路军中将副司令、远东国际民主联盟中央总局常务理事兼机要理事的宋××的谎言，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３９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还有教授、干部、职工等３００余人是日伪“华北兴亚民主同盟”的潜伏特务。这份假材料转发全国各地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受此案牵连的就有１０５人，其中９１人长期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３人被逼迫而自杀身死。
在康生、谢富治的亲自授意下，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１２２７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１０９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１３４９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５６８９件”……一句话，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康生、谢富治等阴谋家对刘传新提供的材料如获至宝。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谢富治则煽动说：“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７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８０００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２４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
８月２３日，刘传新将８１４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８月２９日，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７０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地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公安局有问题的，定了１０８０人，还有４５９人待定案处理。”
风雨飘摇。北京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根基在一阵阵腥风血雨中抖动、摇晃……
毛泽东主席有所察觉。
周恩来总理忧心如焚。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１０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１０００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斥责谢富治、刘传新的行动“是剜心战术”。
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为他撑腰，极力想维护他在公安局夺权后所窃取的统治地位，他不仅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而且对周恩来的指示极为反感。在市公安局传达、贯彻第１５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时，刘传新继续坚持说前１７年的公安工作执行的是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黑线”，“有人想借一分为二恢复老一套”。
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刘传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社会上流传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１９７５年底到１９７６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谣言”１０００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刘传新的这一系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帮”对他的信任。他有幸作为亲信提前从“四人帮”那里领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邓”口号也比社会上早喊出了两个多月。还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传新便在市委常委会上以《“多纲论”的反动实质》为题发言，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紧接着，他又先后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干部会议上借题发挥，宣称邓小平“纠集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邓小平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新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组织者、策划者、煽动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活圣母”。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使亿万中国人民悲痛欲绝。但是，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为了压制群众对周总理的无限哀思，竟下达了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写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还在为周总理治丧期间，他们便别有用心地炮制出了阴阳怪气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强奸民意，蹂躏党心。紧接着，又公开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直指刚刚着手拨乱反正、整顿国民经济的邓小平同志。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卑劣伎俩，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强烈义愤。４月２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４月４日是清明节，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出现了更为壮烈的场面。就在这天，“四人帮”下达了镇压的指令。于是，他们在公安部门的党羽亲自带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牌号，拍照诗词，还派人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公安局长刘传新特地布置“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子夜时分，一队队民兵开进广场，纪念碑东西两侧穿棉大衣的人群渐渐拉开了阵势。广场东侧突然杀出一彪人马，迅猛地冲向纪念碑，等候多时的民兵和警察趁机一齐扑了上去，几个朗诵诗文的人很快被抓了。当一辆警车开过来，几名警察冲向那个正在朗诵《请收下》的青年时，他们一边不无揶揄地叫喊：“收下吧，收下吧，把你也收下！”一边疯狂地揪下那个青年，把他扔进警车里。
紧接着，２００辆卡车开进广场，２０００多个花圈被洗劫一空。
第二天凌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各处的干部和群众紧急集合，接受处领导传达市局的命令：根据上级指示，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昨天夜间，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全部搬走。大家现在到广场去的任务，是劝阻群众不要再送花圈，不要再搞悼念活动，各自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人们没有被吓退。９点以后，广场上至少群集有十几万人，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推翻市公安局的广播车，点燃了“联合指挥部”的汽车。
就在天安门广场热血沸腾的时刻，“四人帮”及其爪牙也在策划“反击”。
他们在中山公园成立了新的民兵指挥点，在２８中学设立了公安局的西部指挥部。出动民兵５万人，警察３千人、卫戍部队５个营，分别驻扎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２８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处待命。
晚８点左右，临时设在历史博物馆内的“联合指挥部”通过电话落实各路队伍的集合情况。
９点２９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队一齐出动，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广场西侧的数百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一时间，木棒、皮带雨点般地落在手无寸铁的群众头上、身上。纪念碑周围，呼喊声、怒骂声、追打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一阵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２００多名被抓的群众一个个被推进吉普车，开往关押的地方。
在刘传新的指使下，清明节期间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１１５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８０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身上。公安局还搜集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原件５８３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６．６万多份，照片１０．８万多张。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６００余件，总计立案追查的１９８４件，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３８８人。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审查的１５人，受到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６００余人。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３０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同志。
刘传新因为“双追”有功，颇受“四人帮”的赏识，江青夸奖他“干得好”。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纂党夺权的部署，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他曾多次提出要注意“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要警惕“能调动车、马、炮的人搞武装暴乱”。毛主席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３３００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２４００多支，棍棒１０５０根，机动车２７０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真可谓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积怨的火山总有一天要爆发。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声霹雳，炸开了中国上空漫天的云雾。
１９７７年初，随着社会上要求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楼里也爆出了公开向刘传新宣战的火花。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有人贴出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四人帮”的刽子手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７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一贯神气十足的刘传新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他毫不隐晦地发出了伤感：“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的确，在“四人帮”的庇护下，刘传新曾风光多时，不可一世。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每句话都落地有声，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他场合。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５月１８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５月１９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都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人们不时地向主席台方向翘首观望，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１９７７年７月，经党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９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１１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７９３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从此，北京市公安局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历史。
〖摘自《书摘》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原载《传纪文学》〗
全景式《红卫兵档案》
内容提要
《红卫兵档案》是一部全景式作品，全书共26万字。
1966年，人类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拉开了帷幕──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依然让人寒心凉齿的“文革”浩劫。“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
当年，他们只有十七八岁，盲目地卷入“文革”，把自己的一切狂热地奉献给了某种宗教般的信仰。谁知道这批圣徒们所朝拜的圣殿却是血与火
的炼狱，红卫兵们亲眼目睹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图画，在摧残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灵魂也一次次经受着鞭挞、拷打和撕裂。内科每一个
红卫兵都是从“文革”浩劫中爬着出来的。他们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目光中流露出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象一组雕塑群，象征着永恒的苦
难与风流。
《红卫兵档案》一书叙述了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该书从一群红卫兵的发起者们着手写起，以翔实的资料、悲凉的文字，写出了整个红卫兵
运动的诞生、成长以及消亡的历史。
*写在前面*
第一章：风起云涌
1—1、出事了！
地火在运行
乌托邦的理想
山雨欲来风满楼
1—2、红卫兵出世
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狼烟四起
北京大学爆炸了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炮打司令部”
1—4、红海洋
进攻！再进攻！
神圣大检阅
几个红卫兵的回顾与反思
第二章：大串连与破四旧
2—1、大串连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
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揪出黑后台
2—2、破四旧
红祸弥漫
砸！砸他个稀巴烂！
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红色恐怖万岁！”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第三章：惨痛的历史图像
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
“炮打九级司令部！”
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
3—2、“血统论”与《出身论》
“鬼见愁”对联
“血统论”的骁将谭力夫
一个带血的声音在呐喊
3—3、老红卫兵失宠
“联动”诞生前后
“红卫兵监狱”
痛苦的涅磐
第四章：动荡的中南海
4—1、共和国主席一家的沉沦
刘少奇痛苦不堪
“智擒王光美”
清华园30万人的批斗会
刘少奇的灭顶之祸
4—2、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十二月黑风
中央党校“失火”
第五章：天下大乱
5—1、“7?20事件”
毛泽东南巡
“反革命兵变”真相
“揪军内一小撮”
5—2、武斗遍及全国城乡
全国武斗掠影
广西武斗日志摘录
第六章：盖棺难定论
6—1、“5?16兵团”始末
“炮轰周恩来！”
文革波及海外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揪“5?16”风靡全国
6—2、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毛泽东一锤定音
尾 声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内容提要
《红卫兵档案》是一部全景式作品，全书共26万字。
1966年，人类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拉开了帷幕──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依然让人寒心凉齿的“文革”浩劫。“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
当年，他们只有十七八岁，盲目地卷入“文革”，把自己的一切狂热地奉献给了某种宗教般的信仰。谁知道这批圣徒们所朝拜的圣殿却是血与火
的炼狱，红卫兵们亲眼目睹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图画，在摧残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灵魂也一次次经受着鞭挞、拷打和撕裂。内科每一个
红卫兵都是从“文革”浩劫中爬着出来的。他们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目光中流露出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象一组雕塑群，象征着永恒的苦
难与风流。
《红卫兵档案》一书叙述了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该书从一群红卫兵的发起者们着手写起，以翔实的资料、悲凉的文字，写出了整个红卫兵
运动的诞生、成长以及消亡的历史。
*写在前面*
第一章：风起云涌
1—1、出事了！
地火在运行
乌托邦的理想
山雨欲来风满楼
1—2、红卫兵出世
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狼烟四起
北京大学爆炸了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炮打司令部”
1—4、红海洋
进攻！再进攻！
神圣大检阅
几个红卫兵的回顾与反思
第二章：大串连与破四旧
2—1、大串连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
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揪出黑后台
2—2、破四旧
红祸弥漫
砸！砸他个稀巴烂！
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红色恐怖万岁！”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第三章：惨痛的历史图像
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
“炮打九级司令部！”
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
3—2、“血统论”与《出身论》
“鬼见愁”对联
“血统论”的骁将谭力夫
一个带血的声音在呐喊
3—3、老红卫兵失宠
“联动”诞生前后
“红卫兵监狱”
痛苦的涅磐
第四章：动荡的中南海
4—1、共和国主席一家的沉沦
刘少奇痛苦不堪
“智擒王光美”
清华园30万人的批斗会
刘少奇的灭顶之祸
4—2、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十二月黑风
中央党校“失火”
第五章：天下大乱
5—1、“7?20事件”
毛泽东南巡
“反革命兵变”真相
“揪军内一小撮”
5—2、武斗遍及全国城乡
全国武斗掠影
广西武斗日志摘录
第六章：盖棺难定论
6—1、“5?16兵团”始末
“炮轰周恩来！”
文革波及海外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揪“5?16”风靡全国
6—2、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毛泽东一锤定音
尾 声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这是一群幸运又不那么幸运的中国人。作为勇敢的先行者，他们赶上了国家大发展的年代，赶上了求才若渴的用人之秋。他们因而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机会。他们当中许多人被待为上宾和委以重任，许多人捷足先登地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但又因为是少数先行者，他们的影响还非常有限，还会有曲高和寡的孤独。
他们必须做一番艰苦的拓荒，甚至冒着有种无收的风险。
这是一群奋斗着的中国人。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奋斗”二字对他们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在国外，他们无所依傍，唯有奋斗，一天不奋斗，他们就可能沦落到社会最低层。带着这种严酷的生活加倍强化了的奋斗的天性，他们选择了比轿车、洋房更为博大的奋斗目标，追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实业、以科技、以革命报国的几代留学生的足迹，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整个民族奋斗的史诗。
历史将会记住这些奋斗者，这些以青春作伴，在九十年代踏着归国的潮头、以涓涓之流推涌着祖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留学生。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十年的旅日生涯，使她浑身透着一种日本式的教养。第一次见面，她穿了一身大红的绒线套装，淡妆的脸上带着矜持的微笑，双手前垂，微微鞠了一躬，这便是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上海创办玉垒环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冯坤范。
我到过她的公司，很有几分悲壮的色彩。三年了，公司不仅没有利润，每年数万元人民币的开销全靠冯坤范在日本的奖学金支撑。包括公司最初的投入，三年来冯坤范已花去了三千余万日元(约280万元人民币)。她在日本的学业还没有最后结束，公司的日常工作由两位副经理打理，她自己则在日本的冲绳和中国的上海之间飞来飞去。两位副总经理一位是她的表妹冯小姐，一位是她丈夫在农场插队时的插兄张久蔚。出于对她的支持，尽管步履维艰仍在勉力维持。张先生比较乐观，说我们是志同道合，舍命陪君子。冯小姐看不到公司的前途，不禁抱怨：她何必急着回来争这口气？
张先生安排我们在一家红茶坊见面。
冯坤范说张久蔚已经是她的第六任副总经理，前面五位都辞了职，说不定不要到明年此时，他也会离我而去。她笑着看了一眼张久蔚，我发现她的眼里闪着泪光。此后的谈话中，她常常会笑着，却泪光闪闪。
十年多前冯坤范是上海中山医院一个护士。二十来岁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小提琴、国画、电影配音、谈心所，什么都学，还自学了日语和中医。不知是哪一天，她突然留心起病房的病人，特别是患白血病的孩子。他们一个个被送进来，又一个个因不治而抬出去。看着不堪丧子之痛的父母，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一下子知道了自己该干点什么。
1988年她和丈夫钱小明双双自费到日本留学。她执意要学医，准备了半年就以在上海读夜大的基础考上了日本红十字医学院。在日本毫无根基，经济来源显然难以支持两个人同时求学，更何况冯坤范上的是学费昂贵的医学院校。丈夫钱小明默默放弃了自己喜爱的金融管理专业，找了一份建筑工地的苦工，为的是每天有一万日元的收入。冯坤范当然不能靠在丈夫身上，自己也要打工挣钱。从此刻起，冯坤范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她在向我回忆这段经历时甚至说：如果我当时不选择出国，也许这辈子要轻松得多。
在日本，不少穷困的女性都去酒吧做陪酒女，因为这类工种比较省力，来钱快，但是往往要付出代价。就冯坤范的性格，她无论如何也不去做这份工作的，这样，她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多打几份挣钱不多的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天的课余时间连打三份工。她在酒吧托儿所看孩子。这些孩子的妈妈深夜还在酒吧陪酒，孩子就寄放在酒吧外面的这个临时托儿所里。她夜夜陪着这些陪酒女的孩子，体味着在日本做一个女人的艰难。
三年，她读完了医学学士学位，又考上了日本国立琉球大学医学研究科，攻读“环境生态免疫”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便是漫长的七年学程。
在这里她有了足够支持学业的奖学金，但让她缺乏思想准备的是，在沉重的课业负担之外，她还必须体验中国女人在日本求学的艰难和屈辱。
她就读的专业有一位傲慢的日本人，38岁就当上了教授，自恃甚高，尤其看不起中国女生。
他经常晚上喝酒，每次喝酒都让中国女生陪着，趁着酒兴撒野，还满嘴污言秽语，说“女人不就是一匹任人骑的马吗？”。他有恃无恐，因为这些中国女生的命运就拿在他的手上，每年的奖学金都需要有他的签字和评语。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冯坤范被动地保护着自己，心中有说不出的压抑。这些苦楚她也不能向丈夫诉说，他的负担已经够重，一切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过去爱唱爱笑的她变得不愿说话，精神极度忧郁。每每得不到排解时，她便独自驾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把车开到海边，向着大海痛哭一场。
带着这样的精神压力，冯坤范咬牙进行着自己的学业，经常通宵达旦地守在实验室，三岁的女儿带在自己身边，困了，就让她和衣睡在实验室的沙发上……
1998年3月，冯坤范终于出色地完成了需经十二个国家的医学教授联合审批的博士论文，戴上了日本琉球大学的医学博士帽。在日本学医不易，女性学医更难，苦读十年学成女博士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她的学成引起了琉球大学的重视，校方“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三次提出请她留校工作并邀请她一家三口“归化”日本籍，但均被冯坤范婉拒。
为了挽留冯坤范，日方提出将她的留学签证从3月25日延长到9月，给她留出时间在日本各地观光——也是一种无声的挽留。这一从不给予中国留学生的厚待，却被冯坤范拒绝了。
她不是不知道归化日本籍有多少人求之不得，也深知留在琉球大学的职位意味着收入的丰厚和生活的稳定。但十年的日本求学生涯，使冯坤范饱受了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自己将成为“日本人”这个事实。当时，丈夫钱小明已开办了一家经营大理石的公司，并拿到了经营签证。冯坤范把快要到期的留学签证转成了家属签证，彻底放弃了留校和入籍的机会。
此时，她早已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玉垒”公司。玉垒，取意冰清玉洁的志向，取意宁为玉碎的刚烈和执着。它的诞生，是一个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
冯坤范在报考研究生时，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学科方向。她在医学领域钻研得越深，就越追根溯源地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许多疾病的高发，都与环境息息相关。她放弃了继续攻读临床医学这个被认为最有职业保障的专业，而转向环境免疫学。
直接导致她创办环保企业的，却是两次与专业无关的刺激。在一次研究生的聚会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的导师当众让她把剩下来的食品带回去明天吃。在日本，熟食是从来不过夜的，日本人也是绝对不吃过期食品的。冯坤范很礼貌地谢绝了。这位导师却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地说：“上海黄浦江、苏州河那么脏，你们不也喝了吗？你们上海人有特殊的免疫力，不会生病的。”
冯坤范虽有满腔愤怒却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她陪同导师到上海访问。那位傲慢的日本导师提出要去钱小明的家。
当时上海的城市改造刚刚起步，还有许多破旧的街区。钱小明的家就住在卢湾区一条小弄堂里。出于礼貌，冯坤范难以拒绝。导师仿佛寻找什么似的一个劲地往前走，一进弄堂迎面而来的就是臭气阵阵的垃圾桶和小便池。导师没有说话，却早已是满脸鄙夷。
冯坤范下了决心，这辈子就做一件事：亲身投入上海的水源和环境治理。
这成了她在日本留学后几年的一个情结。她成天想的就是寻找日本最好的环保技术和产品，把它带到中国去。经过反复检索、考察，找到了一种已经在日本广泛使用、被认为是最好的环保生物制品——“东江放线菌”。
“东江放线菌”是日本一位叫东江幸信的生物学家开发的一种微生物技术，广泛用于水处理、垃圾处理、粪便处理、油污处理等环境工程，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成功地处理了波斯湾的大面积石油污染而名声大振。它用于垃圾处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机垃圾“消化”为水和二氧化碳，用于河流治理，可以迅速“吞噬”淤积在河底的有机污泥。
用于饲料添加和粪便处理，既可以做到畜粪的“零排放”，又可以消除恶臭改善养殖环境……
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冯坤范去拜望了这位东江先生，提出希望将东江先生的微生物技术引进到中国。她提到了她的母亲河黄浦江，提到了原本美丽却因为工业污染变得黑臭不堪的苏州河，提到了她今生的愿望和志向……一向对中国友好的东江先生被这位中国姑娘打动了，同意用最低廉的价格向冯坤范出让十种微生物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权。开价是1500万日元。这的确是最低的价格了。两年后，香港一家公司意欲买断东江菌在香港的代理权，东江先生代理商的开价是3亿日元！但这1500万日元对于一个靠奖学金和打工收入维持生计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足够把天捅一个窟隆！
钱小明先生也是一个有强烈情绪的人，如同当年自己退学成全妻子上学一样，此次他也毫不犹豫地将七、八年的辛苦积蓄倾囊相助。加上冯坤范的奖学金，加上亲朋好友的帮忙，冯坤范凑足了这笔巨款，千金一掷地和东江先生成交了。
1500万日元，相当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冯坤范把自己的身家和未来全部押上了。
她必须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她的“玉垒”设在上海农学院，第一笔“业务”就是治理农学院门前的一条污水河。她非常清楚，这种高科技的、在普通人看来过于神奇的微生物产品，非通过实例难以让人信服。
仅仅一个来月，这条180米长的河段由黑变绿、由绿变清，与未经治理的河段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时间，报纸、电台、电视台争相报道，市政府、市人大环保方面的官员纷纷亲临视察。冯坤范成了新闻人物，玉垒成为颇有知名度的留学生企业。
不喜欢热闹的冯坤范也开始热衷于这种宣传，她太懂得环保这种特殊的产业多么有赖于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政府的推动力，多么需要借助媒体来提高公众的信任感。好几次，只要有领导出面，哪怕她远在东京，哪怕她手中的事情再紧急，她也会立即买上往返机票，飞赴上海。
这对她来说无论时间还是金钱都绝不轻松，但她得珍惜这个称得上红红火火的开端。
然而，最初的热闹过去，玉垒并未能进入良性运转。漫长的三年，冯坤范和她的同仁们记不清做了多少次应用性实验，开过多少次现场推广会，进行过多少次有始无终的洽淡。为了让权威部门对东江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她们甚至邀请东江老先生到上海讲学，邀请上海方面的有关人士去日本冲绳考察……该做的工作他们都做了，该得到的重视和关心似乎也应有尽有。然而东江菌的推广至今仍停留在周而复始的实验上，除了玉垒自己没完没了地投入实验费用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买主。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究竟障碍在哪里？
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当年给玉垒以实质性承诺的一位副市长已调离了上海，几位经手玉垒的项目、并专程去日本考察的主任处长大部分已经退休！也就是说，玉垒所有的前期宣传工作都因为这些实权人物的离任而化为乌有，他们满心指望的政府推动已经投报无门！
当然，玉垒不顺利也还可以找出一些其他的原因，如玉垒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科研经费和贷款都没有渠道，市场资信度也大受影响。公司只能用低薪聘用亲戚朋友，他(她)们凭着一腔热情与冯坤范同甘共苦，赤手空拳，四出游说，既没有足够的公关费用，更没有可资提高信任度的社会背景。一些公司看中他们的技术，却看不起他们的公司……
冯坤范承认她的公司太小，要想在市场上站住脚还得假以时日；她也承认她的工作对象首先看中的是经济效益，要想说服他们关心环境、而且拿出钱来治理环境确非易事；她还知道一些政府的环保项目首先会考虑一些大的研究单位而不会看重她这样一个小小的留学生企业；有些实权部门宁可相信一个有钱的外国人，却不肯相信一个穷留学生，哪怕是拿到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这些，虽然是她回国以前始料不及，但她能面对现实。
让她怎么也想不通的是，那几位让她倾尽心力、给过她莫大希望的实权人士，怎么能就这样轻飘飘地一走了之，不留任何痕迹？而玉垒公司的命运怎么不是取决于它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几个人？
冯坤范只能接受张先生和冯小姐对她的评价和分析。他们说她太不功利，太不世俗，想法也过于简单，简直就是唐吉诃德式的热情和勇敢。十年学府苦读，社会全然不知。对人对事太单纯，太透明，有时也太偏激，边缘切割得太清楚，非此即彼，没有模糊学。
她说她知道现在要做成一件事公关很重要，但自己回到上海整个一个小老太婆，张先生带她出去开“洋晕”，她只觉得眼花缭乱，不会跳舞，不会卡拉ok，连上餐馆吃饭点菜都不会。她适应了国外线条简单的生活和思维，她也说不清自己是进步了还是落伍了。
说到这里，她又是那副含泪带笑的表情。她说：“或许随着时间推移情形会有所改变，但时间太长了，我怕我会失去了耐心。今年我博士学业完成后奖学金就没有了，公？”
驹僖膊荒芸？”
我来维持了。最近东江先生将技术卖给了船井公司，船井公司又在和一家香港公司谈代理权的问题。我担心香港这家公司一旦谈成，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有可能很快打进内地市场，这样我的心血真的就完全白费了。真到了这一天，我只能把公司拆掉。钱我看得很淡，大不了权当这么多钱都丢进了黄浦江。我对自己做了这么一件事不后悔，不管成与不成都不后悔。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我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一位新华社记者以《不要让报国的学子凉了心》为题，将冯坤范的情况写成内部材料，受到当时国务委员宋健的重视，把材料批到了国家环保局。冯坤范的事业出现了转机。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不知应该说是他选择了生活，还是生活选择了他。同是留日博士，陈刚走的简直是一条超理想状态的“绿色通道”。他1997年8月28日回国，9月1日到上海浦东新机场指挥部上班。步入办公室，一纸《任命书》赫然在目：“任命陈刚同志自1997年9月1日起担任浦东国际机场指挥部副总工程师。”
这个任命连陈刚自己也没有料到。
浦东是长江的“龙头”。浦东国际机场，则是带动这个龙头起飞的双翼。
机场候机楼的主体设计就是一只巨大无朋的白色海鸟。整个机场占地32平方公里，相当于解放初整个上海城区的面积。以其特定的地位，这个机场可能是本世纪末中国在建的规模最大的国际航空港，首期投资高达130亿元人民币。
陈刚的副总工程师职务意味着什么呢？机场130亿元的投资中，三分之一是设备和材料的投资，光是外汇采购部分的金额就是400亿日元。陈刚便是全部设备的引进、采购、制造、安装等庞大组织工作的第一协调人，由他直接向工程总指挥负责。
而陈刚，此时不过是一个刚刚回国、年仅35岁的“毛头小子”！
电话里就听出一股青春勃发、血气方刚的气息，一见面，果然年轻，似乎未脱学生气。说到他的来龙去脉，他用了一个很调皮也很学生气的比喻，他说：我曾经是个“伪军”，或者说是伪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陈刚1987年去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学习海洋船舶学。硕士读完后又读博士，1993年博士毕业，由日本文部省提供机会，又做了一年博士后。以后在日本的一家大公司就职，一方面积累工作经验，一方面选择了自己的方向。
1996年，浦东国际机场开始启动。这是一个日元贷款项目，按照惯例，应由日本政府提供技术援助，派遗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合作设计。机会不期而至。这年5月，陈刚所在的公司受日本政府的委托组织专家团前往浦东，陈刚是上海人，很自然地成了这个专家团的成员之一。“日军”中的中国人，陈刚便有了一个“伪军”的身份。
其实，更“伪”的是，从打进入这个专家团，陈刚就开始谋划着离开它，谋划着真正以主人的身份正式投入浦东机场的建设。当时的工作是与中方合作设计机场的飞行区。
整整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陈刚在工作中充分显示着自己的才华和敬业精神，同时和中方负责人建立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和信任。当下，他就向吴祥明总指挥——一位非常有决断又爱才若渴的将军似的人物——表达了向往回国参加机场建设的志愿。
然而，真正到了转变身份“投奔八路”时，下决心却非易事。
陈刚夫妇双双赴日，在日本已有了十个年头。妻子是工程硕士，先于陈刚毕业，在日本的土木设计公司搞桥梁设计，虽然才三十出头，却参与设计过十多座桥梁，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工程师。陈刚在公司的前程也是很明朗的。离开日本，意味着放弃多年奋斗的基础和十多万美元的年薪！
然而陈刚就是陈刚，他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思想和他的选择。他一向非常幸运，好机会都赶上了。文革以后的第一届经过考试进入重点高中，又顺利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入党，毕业留校，23岁成为全院最年轻的系党总支副书记。然后又是出国留学，拿政府奖学金，甚至没吃过打工的苦头。他的人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完全重叠，自认是最直接、最充分的受惠者。日本对高学历的人才在入籍上网开一面，陈刚的机会唾手可得，但是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反哺，回报，这是他最基本的准则。
到日本后，他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和发展，大量阅读着、慷慨激昂地交流着各类有关中国动态的资料。他读到美国一家著名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说“看到现在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百年以前德国的崛起，现在轮到中国崛起了”。
这类历史性的预言一次次地在他心里点燃着一种激情。八十年代初，他是在“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氛围中进入青年时代的，至今想起这些口号他还会热血奔涌。他想，他陈刚不能做果实的坐享其成者，他不能想象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他陈刚的参与。而且，作为一个工程师，在日本固然可以做一些技术工作，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工程给自己做。有的工程师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等到像浦东新机场这样辉煌的工程，和这相比，十几万美元算什么！
使陈刚向往浦东新机场工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知遇之恩。尽管他并不知道吴总指挥会在他成为机场指挥部职工的第一天就委以重任，但凭他对留学生的那份理解就让陈刚动容。
吴总说：对留学生来说，生活待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最大限度施展才华的舞台。因为留学生若是奔物质享受就不会回到国内来！
拿着不到日本十分之一、甚至都说不清具体数目的工薪，陈刚却强烈地感到一种当家做主的豪迈和忘我工作的快感。和他相处不过两个多小时，我也受到了这种风风火火的情绪感染。
他一边啃着因为不及去饭堂吃饭、让设备处的小刘给他拿来的花卷，一边和几位早已等在办公室的客户打招呼：“不礼貌了，因为早饭也没有吃，只好边吃边谈了。”十分钟以后。他又拿起电话，用日语和对方谈了好一阵子。原来他明天要去东京出差，却刚发现多次出国的签证已经到期，必须找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先生通融。然后他说去处理两件事，让我等他一同乘车去市区，他必须亲自去拿签证。我问他明天要去东京，今天就不回浦东了吧？
他说不行，办公室还有好几件工作没处理完，而且晚上还有一个700万美元的合同要签。东京也是明天去后天回，去看一套2000万美元的关键设备。他说：为了这套设备，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细了，对方的设备也非常好，但还要最后去看一次。就我一个去，去了最后拍板。你看，吴总真敢用人，也不怕外商收买我。
吴总真敢用人。陈刚为此再次成为让多少同龄人羡慕的幸运者。为机场设备引进的第一份合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吴总主签，他是做为技术负责人辅签。自此以后，吴总就放手了，把签署合同的职责全权授予了陈刚。“副总工程师陈刚”的签名，意味着独立地对几百上千万美元的购货合同负责。当然，这种负责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完善的运行体系上的，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是严密而规范的。但是他得对各个关节点有充分的把握，他必须非常老练、周全、胸有成竹。
然而，在所有谈判对手眼中这位有决断权的年轻人，在此之前并没有搞过工程，甚至也不是学工程或学设备出身！吴总对他钟爱与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为优秀高级人才的综合素质的直觉。
设备副总工程师的工作头绪让人听起来头皮发麻。
造空港就像造一座城市，城市有的设备机场几乎都得有，而机场有的设备城市却不一定有。
如灯光系统，导航系统，航站楼，行李寄运系统，能源中心，冷通设备，供电设备……光是电梯，候机楼的加上工程配套用的要突破两百五十部！
和制造商打交道，大家都在算计，这就要看你维护国家和业主利益的洞察力，要有强硬的制裁措施。但这又必须非常慎重，稍有差错他就要投诉你。投诉就得调查，这倒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时间赔不起。上海市政府要求1999年底第一架飞机要在新空港起飞。像这样的大型机场的建设，国外一般都要七、八年，国内花个五、六年时间也是正常的。但陈刚他们只有四年不到的时间。搞工程的人都知道，土建可以拼出来，设备却是赶不出来的，弄不好就拉整个工程的后腿。
设备造出来就要按期到货，按期安装。不能货到了在码头上躺着吧，这得付多少仓储费！而吴总要求的是无仓储管理，什么时候需要安装时什么时候到货，安装单位把设备直接运到工地。这在我国的建设史上也是少有的。陈刚这儿都是白领，没有扛活的，没有吊车，没有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合同管理得天衣无缝，稍有脱节就撂在那儿了。
所有这些是一个极其庞大而严密的“系统工程”。于是，海洋船舶系的陈刚就有了优势。造船就是造一座应有尽有而且能在海上流动的城市。而船舶工程、海洋工程根本就是系统工程。感谢这种专业长期以来建立的一种系统工程的概念和思维方式，陈刚如鱼得水。他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协调，他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和大学教师的经历又帮了他的大忙。他的工作对象大多是日商。十年的日本生涯，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对他们在什么情况会做出什么判断，陈刚基本有数。当然有很多新的东西要熟悉，如设备本身、市场变化等，这样大型设备的采购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陈刚渴望挑战，惟其挑战，更能激发人的智慧、潜能和创造欲。
最大的挑战是日元贷款的采购招标。设定的什么样的条件大有讲究，太宽，不良厂商可能入围；太严，入围的厂商太少，价钱会抬得很高。要确保多少家厂商入围，不同的项目也有不同的尺度，真是大费周折。合同和评标报告要经货款方审批。这里面常常会涉及非常微妙和复杂的利益关系，往往表面是卡在这里，而骨子里问题却出在那里，明里暗里的周旋，完全是斗智斗勇。
在谈判最紧张的时候，陈刚的位置在前线指挥部的“掩体”里，通过协调各路大军的专家——土木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控制工程师、建筑师——掌握着谈判的节奏，控制着谈判的局面：这件事可以让步，那件事要逼到底，这件事交给商务谈，那件事情必须先把技术方案敲死……除非有重大问题向总指挥报告，大部分问题就由陈刚现场决断。陈刚一般不在谈判桌上出现，在外方眼里他是有决策权的，直接面对谈判对手就没有了回旋余地。而一旦在谈判桌上出现，就是向对方施加压力，就是拍板。
1997年4月，机场设备的第一批合同即将签署。指挥部计划搞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一方面为机场作宣传，一方面出于外交配合上的考虑，给日方抛一个绣球。当时有一个大项目的技术问题还没有谈下来，对方是日本的三菱电梯公司。这个技术问题有一定的难度，三菱总部的决策已拖延了一个多月，谈判也延宕了一个多月。指挥部决定逼他一下。于是，陈刚亲自出阵。
陈刚对三菱的谈判代表说：第一批合同的仪式马上就要举行。这个仪式要请日本的总领事出场，所有相关的日商代表也要出席，还要邀请上海、日本的媒介。三菱能不能成为这次俱乐部活动的嘉宾，就取决于你了。上海是中国的门户，浦东是上海的门户，机场是浦东的门户，电梯又是机场的门户。这个合作对我们双方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明天敲定所有的技术方案，你们干不干。
三菱当然要干，而且确实也把价格定很低了。但从价格和技术性能比上还没有达到中方的要求，必须再作让步。陈刚了解，这样的较量是很残酷的，对当事人心理压力极大，按日本人的性格若谈不下来自杀的也有。于是他控制好分寸，既摆出步步进逼的态势，也和对方共同寻找出路。
三菱代表说，你们监控系统的技术要求太高。陈刚说，你这不是真正的原因。都说要看日本最好的电梯到新宿去看，到横浜的地标大厦去看，那可都是三菱的电梯。你们的技术水平我了解，我们这个电梯你做得了。如果说自动扶梯和人行过道的监控系统有问题，我给你一个解决办法。日本关西机场的监控系统不亚于我这个要求，是日本的富士达做的，他做得很成功。我倒不是想伤你三菱的自尊心，如果你认为你的不如他，可以向他买。
三菱代表不得不说，技术方案可以接受，工期无法完成。陈刚说，这是托词，你们加班加点地干，干得出来，无非是加班费。日本的法定加班费比工资高25%，说到底是成本问题。这样吧，我可以帮助你解决成本问题。你去找上海三菱帮忙。上海三菱有非常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可以做出不亚于日本的软件。软件成本就是人工成本，你知道，我们目前经济能力有限，工程师的工资水平还很低，你找上海三菱做，既可以满足技术要求，又可以满足合同金额的要求。
三菱的代表沉吟不语。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他犹豫着要不要把这部分业务分出去。陈刚绕了一个弯子：当然，你如果实在不干，我可以在日本给你找两家软件公司。你是要找富士通还是找ntt，我有很多同学就在这些公司工作。我可以去跟他们联系。
陈刚拿准了三菱代表的心理，他绝不会到日本去找富士通，ntt，虽然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但毕竟还是三菱。果然对方再也无话可说，接受了陈刚的方案。陈刚一石三鸟，既解决了技术问题，又打破了谈判僵局，还为上海三菱揽到一笔大业务。
人们会说，花钱还不容易吗？采购还不容易吗？给你钱让你去买东西，这不是太自在了吗？而且，谁不知道搞工程招标，搞设备采购是一个肥差呢？陈刚太明白人们的这种心理了。厂商成天围着转，对自己视若神明，不就是因为自己挥笔就是钱吗？
花钱苦呀，真苦。有钱去扛一台电视机回家这很容易，说现在给你钱到商店去买两千台电视机回来，做得到吗？你还得给他订货，进行商务谈判，能不能便宜，特殊要求能否满足，怎么到货，问题就来了，和个人消费完全是两码事。更何况国际金融贷款，看上去是日元，用的却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若干年后是要用子孙后代的钱来偿还的！
在国外，留学生们习惯了规范化、法律化的行事方式，对国内的人事关系、腐败的社会风气常有微词。陈刚没想到自己一回来就成了掌管如此重要权限的官员，他感到责任之外的另一份沉重。
他想起了和吴总指挥的一次争论。吴总是刚卸任的上海市建委主任，主管过很多大型工程。一次陈刚和他一起去北京，在飞机上聊起城市交通问题。陈刚书生意气，说上海的交通出路在于消灭自行车。他头头是道地分析：道路就像一根管道，自行车就像流动的水，速度慢占用的空间就大，所以自行车绝对不适合特大型城市的大型交通。吴总说你说的那些理论我全懂，但我必须更正你的一个说法，消灭自行车不是出路，而是结果。要消灭自行车首先要发展轨道交通，要造地铁。但造地铁容易吗？一公里六亿元人民币！
陈刚思考着这场争论的深意：要批判一件事容易，但仅仅提出问题是不负责任的。
作为一个工程师或研究工程问题的学者，你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问题，而且在于解决问题。你的言论必须是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的。
眼下的建设性就是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净化自己的工作环境。指挥部有关廉政的规定，在他这儿成了铁的纪律：全过程控制，不接受厂商任何形式的宴请。
一个舍弃十几万美元年薪奔事业而来的人，在这方面的素质是一种天赋。
十几万美元年薪，陈刚的妻子占了一半，但她却远没有陈刚那么如意。她回本校教书，海外六年工程师的实绩打了水漂，中级职称还要重新来过，只能拿不足千元的助教工资。学校搞学术研讨会，她临时被拉去担任日语翻译，不仅翻得贴切，技术问题还能讨论。系主任说不知道捡了一个宝。但事后却依旧弃之不用……怀着对妻子的歉疚，陈刚更加感念浦东新机场指挥部和吴总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中国的人才还远不能依靠市场找到自己的位置时，碰上一位什么样的上司，有时往往能决定你的一生。
但愿飘泊海外的学子，都能遇上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吴总”。
新一代实业兴国梦
张启华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动员太太回国来了。整整三年的苦熬，他的捷华通讯电子有限公司已经像模像样地在上海立起来了，而且显示的前景不错。他倒不是要太太回来帮他，她早就有言在先，决不给他“打工”。他只是想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太太也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就像当年人家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一样。
当年他决定只身回来创业时，是为了他的一个梦想，严格地说，是他张启华的梦想。他和妻子按照西方人的方式，相互约定，尊重对方的想法。妻子不责怪他贸然辞去了在加拿大一家跨国公司任技术主管的工作，他也不强求妻子和他一道回国创业。再说，当时他的事业从零开始，他也不能要求家人共同来承担风险。
权当两地分居吧。只是没想到一分就这么久远。张启华呆在上海的时间越拉越长，开始是一次三个月，以后便是六个月，九个月……一家两国，每月电话费开销就是五、六百美元……妻子在加拿大管理一家超市，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她的这份收入。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张启华还不得不让妻子做自己的经济后援。
但他已经顾不得了，他的这个“捷华”梦已经做得太久太久了。
启华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海军。几十年来转战在祖国的万里海疆，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海港军营，一个在连云港，一个在青岛，张启华出生在威海，那个拥有承载着民族光荣和民族耻辱的刘公岛的威海。跟着父母在军营中度过童年和少年，“国家”是他幼小心灵中的第一个崇高的名词；父母一直给他们灌输知识报国的思想，使他从小就崇拜科学家，一部《第二次握手》是他少年时代最倾心的作品，常常读得热泪盈眶。
循着他那些科学家偶像们的人生轨迹，八十年代中期，他大学毕业不久，便怀揣着几十美元和一个并不很明晰、却无形中推拥着他的梦，去海外求学。199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拿到了工程硕士的学位。
在海外，他每天必读四张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同时在互联网上与朋友交流着国内的情况和信息。九十年代初，“科教兴国”、“科技产业化”、“信息产业化”的词句频频出现在报端，他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暗示，他的梦想越来越清晰。
九十年代初，正赶上加拿大经济萧条，房地产不景气，正是购置不动产的好时机。在加的亲友纷纷筹划买房产，而已经拥有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张启华夫妇却不见动静。他要办一件大事，家里的资金要随时可以动用。
1991年，张启华在蒙特里尔注册了一家叫“j.h.”的通讯技术公司，着手开发一种语言信息综合处理系统。这是一种把程控电话与计算机软件技术联结起来的系统，又称“智能电话”，可以大大提高电话的使用效率，如提供24小时电话自动转接，如跨地区跟踪，将留言自动送达主人预选的电话机……当时这种产品在加拿大已经有相当的普及率，但张启华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和差不多四十万美元的开发投资，因为他不仅要搞出自己的产品——他把它命名为“泰立”，还要准备各种语言的版本，尤其是绝对汉化的中文版本。
1993年，张启华的大事终于启动了。他要把他的“泰立”推到中国去。他做过市场调查，这类产品在北美国家使用率达60%，欧洲达40%，日本达20%，港台达15%，而中国内地基本上是空白。虽然这个技术在北美国家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在中国可能有一定的超前量，但张启华从国内对于信息产业的重视，从这几年寻呼机、移动电话的神速发展，认准了“泰立”的潜在市场。
九十年代初不少先期回国的留学生选择贸易中介或投资咨询的方式进入，因为这种行当只需要关系和头脑，不需要太大的投资。万一不成功，抽身折返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也有一些选择做外商代表，凭借他们既了解中国文化，又了解外国惯例的优势，帮助外商在国内建点，在没有风险的前提下为自己积累资本和管理经验。这些或许都是进入中国市场比较便捷安全的途径。
张启华的心很急，他不想绕弯子，甚至还有一些偏激和自负。他说，他不想在中国再给外国老板打工，他觉得这样做很尴尬，因为从职业道德上讲必须代表外方老板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不甘心老是屈就在人家的天下。华人有聪明才智，为什么做实业成功的不多，是不是只配给别人打工？张启华要试一试自己的能力。他要建一个厂，要办一个实体型的公司，要把国际上通行的技术开发模式、市场模式、公司模式带到中国去。他没想给自己留后路，他对太太说：“不成功，就算重新来过。”办加拿大的永久性居留权，也不是为了留一条后路，而是更加方便跟踪国外高新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生命周期很短，若不是随时可以出国，他担心自己对新技术发展的感受会变得迟钝。
张启华做的是几代海外华人实业救国兴国之梦——“j.h.”，就是“捷华”的英文缩写。
捷，快捷，捷报，大捷，从在加拿大注册“j.h.”始，他就为他的公司、为他的中华赋予了这种悠悠赤子的祈祝。
张启华从来不掩饰他的中华情结，他说，爱国绝不是狭隘、保守和虚伪的情感。不爱自己国家的人，走到哪里也会被人看不起。相反，那些民族英雄，往往在人格上受到对手的钦佩。在加拿大的家中，他和妻子绝不讲英语和法语，也让孩子跟着他们讲中国话。
他担心孩子从小受西方的教育，日后会徒有中国人的面孔。当然，他也很欣赏西方的教育，孩子上学很轻松，课程涉猎却十分广泛，像环保、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连张启华自己也感到新鲜。
课余活动很丰富，冰球、棒球，野营……但孩子毕竟是黄皮肤，他必须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家。
第一次他带孩子回上海，外公外婆特意粉刷房子，装上新的热水器。没想到孩子一进家门就嚷：“外公家怎么这么破？”张启华正色地告诉他：“你的妈妈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里就是你的家。”孩子在加拿大居住的蒙特利尔市才百万人口，国庆游行时街上也不过七、八万人。第一次带他逛上海的马路，见人群熙来攘去，他大惊失色：“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张启华说：“这样不好吗？热热闹闹，每天都在过节。”孩子对自己的家太陌生了。
张启华每年暑假都让孩子在上海过一两个月，一方面补习中文，一方面认识自己？”
募遥煜ぷ？”
己的国家和城市。
张启华的身上明显地有着几代海外华人的印记，但作为新一代的实业家，比起他们的先辈，优势和劣势同样鲜明。老一代华侨不少是富豪、富绅。早年为了谋生，他们漂流海外，靠开餐馆、开洗衣店起家，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用一辈子的血汗积起一份家业。他们与当地社会相对隔离，依旧生活在地道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氛围中。新一代移民走的另外一条路。他们一般在国内读完大学，文化水平的起点高，出国的目的不再是谋生而是要开阔眼界，学习更多的东西。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华人圈子里按旧的轨道生活，而是千方百计地融入当地社会，自觉地接受非中国文化的熏染，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西化。他们头脑里现代的东西很多，在知道时代占有头脑的优势，但经济实力却远不如老一代华侨雄厚。
“捷华”要启动了。在移往中国之前，张启华已经为它投入了近四十万美金，几乎是倾其所有了。注册新公司最多能再凑个七、八万美元。就在此时，张启华得到一个信息，上海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创办了好几处留学生园区。而且他们看出新一代留学生资金不雄厚，因此注册资金的起点只有一万美元(后为二万五千美元)。张启华心领神会：一万美元能干什么事？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抛给海外学子的绣球：只要你带回技术，只要你有心干事，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于是，上海捷华通讯电子有限公司成为首家在嘉定留学生创业园区落户的留学生企业，张启华开始了比地道的中国企业家要艰难得多的创业。
为了节省公司的开支，创业初期的三年，张启华在离嘉定城5公里的农村租用了一间农民房，用作自己的生活起居。这三年，张启华足足把自己的生活往回拉了二十年。没有电话，没有家用电器，更没有专车。每天骑五公里自行车上下班，还创造了连吃五个月速泡面的纪录！公司的员工想不到他们身为洋硕士的总经理能吃这样的苦。他却释然：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不见得出了国就变成贵族了。
要在市场上新推一个产品谈何容易？张启华从在报上写科普推介文章开始，让大家认识泰立。公司十七名员工，全是在上海招聘的大学生。张启华让他们去一家一家电话总机造访。他给员工们的信念是，只要我们对自己产品有信心，市场一年不接受，两年、三年总要接受。做一个企业要熬得住，大家认识了这个产品，就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这时，一位朋友告诉张启华，有家美国公司在上海开了一个同类产品的公司，并不成功。张启华一惊，立即前去探访。他发现它起点不高，而且一个致命的缺陷是没有汉化，没有区别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电话的习惯。这反而显出了捷华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所有留学生的企业一样，它比纯粹的外国人企业要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的使用习惯。泰立不仅是文化的，而且是中英双语系统，不仅具有留言追踪功能，而且能追踪中国人几乎人手一机的寻呼机，不仅可以自动转接，同时也与人工兼容。中国的许多企业虽然不吝啬人力，但双休日是一个机遇，电话值班员可以按例休息；还有一个能让用户动心的是，电话服务准确到位，能改善公司的对外形象……用中国人的心理和习惯指导着产品的开发和推介，终于，“泰立”智能电话走进了上海莘松高速公路指挥部，走进了上海石化股份公司……市场接受的难关基本上闯过来了。
国内有一个意识很不利于“泰立”的生存，那就是对知识产品即软件价值的认同。他曾听说上海市内环线监控系统，业主单位买硬件可以出价一千万元，但软件却只出到6千元，只有千分之零点六。而泰立的软件开发成本占到总成本的一半以上！按照这样悬殊的概念，张启华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一次与客户的洽谈却使他大喜过望：客户谈到这套软件的价格，认为他可以到三万元。虽然实际价值比这要高，国内的进步要比他想象的快得多。他分明听见知识经济的春水已经在坚冰下湍流。
张启华的“捷华”跨过重重路障，终于迅捷地壮大起来。“泰立”三年中派生出四个系列，1995年销售额60万元，1997年400万元。这年春天，第七届国际通讯展在北京举行，张启华把“泰立”带到了国际性的大展台上，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除获得次年数百万元的加工订单以外，竟有几家海外的大公司向张启华表示合作或收购捷华的意向。
这些大公司的鼻子很灵。在当今国际市场，这种电话与计算机的结合(cti)是一门正在兴起的技术和行当，股票行情看涨！张启华并不打算出让他的捷华，但他想知道上海捷华在这些公司的眼里价值多少。一家加拿大的大公司说他正准备进入中国市场，打算投？”
？”500万美元，如果捷华同意合作，公司资产可以作价15%。500万的15%是75万美元，615万元人民币，这就是说，张启华当年8万美元的投资，至少已经增值了近十倍！
张启华不知怎么突然想到刚出国的时候，他靠奖学金度日，当时想如果有5千美元就够了，现在早已不是这个数了，他却没有任何满足感。他经常做梦，梦见他成为这个行当领头的中坚企业，梦见一提起“泰立”像大哥大的摩托罗拉，尽人皆知……那种欣慰是一亿元的身家都换不来的。下一个世纪是环太平洋世纪，无论对生产商还是发展商，在中国这个市场得到承认，这才是梦寐以求的。
张启华的企业在国内出了名，登了报。太太来电话开玩笑说，搞得像真的一样，人家还不晓得你靠老婆养活！他想到应该回去一趟了。他怠慢家人太久了。有一次，孩子只身从加拿大来上海，他竟抽不开身去机场，只得让公司的同事代劳，儿子一肚子的委曲。
就像每次回加拿大一样，他的家里又围满了亲朋好友，有些还从纽约赶来。与其说他们想知道捷华的发展，还不如说想从启华的身上获得一些对国内情况的真实感受。张启华很客观，也很动情。他说，在国内，生活的舒适性肯定是不及这里的，但人的一辈子总还是要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叶落归根，不一定要叶落时才归根吧！”
精神的自由飞翔是从希望到希望
最早让我对苏珊和宋学孟发生兴趣的，是他(她)们那年近乎异想天开的计划——开发长兴岛。那是个著名的桔乡，又是上海一片难得的净水净土净天。
他们颇有眼力地要在那里搞一个8平方公里的大型石沙旅游渡假区，请了十二个国家的旅游专家来考察，规划书都作好了。而且，听说他们把各自在澳洲积攒的钱一分不剩地从银行里取了出来，足足向这个未来的旅游区投进了500万元人民币，弄到连房租和电话费都付不出的地步。
何止是理想主义，简直就是浪漫得可以。但是当我终于找到两位的踪迹时，他们的公司已经更名为“世华国际金融顾问有限公司”，并迁离了原先在淮海路的办公大楼。从旅游跳到了国际金融，又是匪夷所思！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叩开了地处外滩的光明大厦22层“世华”公司的大门。
这一天是周日，办公室里有几位年轻人正在考试，苏珊说总经理宋学孟出差了，她正利用假日招聘公司职员。我扫了一眼宽大敞亮的写字间，说你们能租到这样的办公楼真是很有气派。说到办公楼，苏珊一下来了兴致，她把我领到高大的玻璃窗前，俯瞰大上海最繁华的外滩，比划着环绕大楼的黄浦江，抑制不住的得意。她说：有一年我到上海，从外白渡桥上一眼就看到了这座大楼，这是外滩唯一的现代化高层建筑。当时就想，有朝一日，我要在这座大楼里办一间我自己的公司。一个意外的机会果然让我们如愿以偿。这间办公室是最好的，三面环窗，视野极开阔。国外的大公司很讲究这一点，宁愿办公条件差一点，但窗外一定要有风景。
这种议论似乎有点玄妙，我猜测她可能是因为事业受挫，开始寄情于某种神秘的力量。我有意绕开长兴岛，问起她世华公司的业务。没想到她开宗明义，说他们之所以转向，源头就是长兴岛。
长兴岛的开发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但是它需要的资金是5亿美金。这么巨大的投资只有依靠国际融资。当时这项工作已经启动，但是因为内外的环境因素没有成功。长兴岛一时搁浅，他们也曾伤心：国内最缺的不是好的项目，而是开发项目的资金，是获得这种资金的渠道和手段。痛定思痛，他们索性单刀直入，转向金融服务，操起他们在国外学习过的投资银行专业。
我打开了一本深蓝色的文件夹，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美国资本市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开放的资本市场，它随时对每一个具有良好经营业绩、管理能力，有心在美国市场上融资成为国际性企业的公司敞开大门。即便如此，如何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怎样在美国资本市场上融到企业发展所需求的资金呢？这就是我们的业务。
“公司董事长程万琦先生，世界华人联合会主席。出生于金融世家，为当代香港金融家、社会活动家。
“公司执行总经理宋学孟先生，副研究员。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悉尼温莎金融学院，金融问题专家。
“公司有员工20人。主要业务骨干由毕业于国外高等学府、又具有相当海外工作经验的归国留学人员组成。他们不但熟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深谙中国现行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脉络，而且他们熟知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程度和国际惯例。”
从一片荒岛到国际金融市场，从最具体的开发到最抽象的运作，从追求自然浪漫到跻身现代经济最前沿的领域，这两位可真是天马行空，敢想敢为。
他们都是颇有人生阅历的中年人。宋学孟在北大荒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以生活的丰厚馈赠而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曾以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在震惊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现场转辗采访过40天，出国前曾任《东北文学》副主编。苏珊在军营中长大，当过通讯兵，受过极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后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历从事记者职业，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地采访。两人都是在九十年代初才各自留学到了澳洲，因为是文人而志趣相投，在澳洲合办过一家名为《雪梨书屋》的华文出版社。
两个文化人半路出家地干起了金融，而且自立门户地开展海外融资业务，仍然让我难在二者中找到某种联系。就在第二次造访世华公司见到总经理宋学孟，他作了一番独到的阐绎——金融是现代经济最敏感的中枢神经，是经济的核心。从这里头可以看到每个部位的反应，包括政治上的牵动，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投资银行这个专业，和文学创作有一种血脉的相通。
第一它非常浪漫。货币把实物抽象化了，股票又把货币虚拟化了，三个投资银行家坐在一起，一杯咖啡，一杯清茶就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第二它极具设计性和创造性。这有点像贝聿铭盖中银大厦，对选址的地形，对使用的材料，对周围的环境和背景都要作出充分和具有想象力的思考，才能有现在这个独特的设计。资本如何运作，很多时候是出于对企业的判断，对于相关知识的掌握，对这个产业的了解和理解，这需要一种悟性，一种文化的天赋。
中国文化与国际资本运作，在这里形成一种绝妙的组合。就在宋总经理办公室里，半墙精装大部头的国际金融书刊旁边，挂着一幅行书的《冶光寺弥勒槛联》：
“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来笑去笑自己原本无知无识观事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观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运筹金钱，却虚怀若谷；生杀予夺，却笑观世界。
苏珊的思维似乎更跳跃，更感性。她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干这么大的事情。
自从出了国门就觉得世界小了，在唐人街上就能碰到自己的中国同学和战友。在美国直接给总统写信也不算什么。世界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她特别感慨于她亲身经历过的一次美国坎培拉市政厅的聚会。那是一些事业成功者每年介绍自己成功之道的场所。这些人无论经历、教育、智商，各方面并不高多少，为什么他们能成功而中国人就不行呢？中国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缺少某种教育。美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意识：我在20岁时要拥有什么？在30岁时应该达到什么水平？贪欲固然不好，但成功的欲望是生命的奋斗之源。有时候最荒唐和最轻率的希望会导致非凡的成功。
她说过去我们曾经豪情万丈，壮怀激烈。当然那里面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但现在呢，又太低调、太现实了。中国人不妨有一些“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气。
这种太泼墨似的写意真是淋漓尽致，但资本运作本身却是极其严谨、繁复甚至枯燥的。在这里，浪漫与豪情只能是思想和智慧的催化剂，真正的事业还要一步一步地走，一笔一笔业务地做。
宋总、苏副总，还有他们用严格得让一些博士和硕士也交了白卷的考试招进来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其实是很辛苦、很劳累的。他们的项目分布在辽宁、四川、山东、海南、浙江，他们十多个人成年累月地东走西奔，成年累月呆在基层企业，与成千上万的数据、摞起来像小山似的报表打交道。
他们是在做一个巨大的无形工程，他们要开通一条渠道，一条让中国企业通向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中国的资金短缺就像干旱的土地，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却涝得发愁。美国一个老人基金会就有2740亿美金寻求投资。一个拥有6万亿美元的基金，早把中国列为第一位的投资国。美国向国际开放的证券交易所有十家，金融品种更是达百种之多。但这中间千重万复。最初始的，它需要用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和投资者看得懂的标准，对中国的企业进行梳理和表述。我在世华见过一套他们做成的资料，光是财务可行性报告，就是密密麻麻的一千一百多页，其中包括未来十年的资金流量表。
事情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
他们眼下正在做一个项目，是鞍山市政府提供的一家镁矿公司。这是一家农民？”
窗斓南缯蚱？”
业。虽然它有很多的利润，但拿到国际市场上，它的卖点在哪里？用什么去打动投资者的心？
专家们扒拉了一个多月，一、二、三几个亮点，让公司的领导层自己也琢磨了半天：它拥有资源的开采权，不受矿石价格波动的影响；它控制了高品位的资源，为产品升挡提供了原料优势；它五个管理人员加在一起有一百年这个行当的管理经验，大大超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要求年限。
光有这个概念远远不够，还要让它在管理上拔高。这项工作极其浩繁，该建帐的建帐，该折旧的折旧，该抵销的抵销，帐目做了一尺多厚。光是清理它的家当，六个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还要调整企业的机构设置，培训电脑财务人员，销售人员，等于一次全方位的企业素质升级！
连鞍山市体改委的同志都看不懂了：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性的机构为企业做这么多基础工作！但世华清楚，国际资本市场的钱是不好拿的，任何一项工作不到位，都将前功尽弃。而且，融资还仅仅是找到“血源”，要让企业真正健康起来，他们的责任还没有完。
为了这，他们只要接手包装一个企业，他们就要成为这个企业的常年财务顾问，一直对这个企业跟踪下去，直至它真正强壮起来。
中国的企业不是太需要这样的顾问了吗？宋学孟和苏珊简直就是一镐挖到了一个大泉眼：四川省拿出了三百多家化工企业请他们策划、包装；辽宁省则划出一百亿国有资产请他们运作。目前他们手头正在运作的是七个大项目，涉及的资产已是数以十亿计了。
在国际上，操作这种资本运作的企业，它自己的资本增值常常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神话。
美国投资银行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俄亥俄州发大水，把一个城市冲跑了。
美国政府为了救灾，组织了一个救灾委员会到全国进行募捐。但募捐情况不好。这时有一位投资银行家出面了，他请了一些城市规划专家，对这个城市进行重新规划，完整地作出一大本可行性报告，然后把规划搞成电影，搞成模型，花了几百万元。他靠这些资料发行灾区债券，不到一个月，把一个城市的资金、几百亿美金全部募集到手，然后开始建设这个城市。按照这个规划，十年还本付息，还本以后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投资银行家赢得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产权是他的了！
宋、苏的世华当然没有如此大的手笔。这个行业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初生的幼芽。
他们惨淡经营，公司从去年八月开始运转，当年获利三百万元，1998年的利润计划是一千万元。而他们是一个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
对他们来说，发财从来就不是目的。对于干投资银行这一行的人来说，钱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钱，而是一种运作的工具，是一种金融商品。对于宋、苏来说，资本积累带给他们的是选择这个行当的自信，意味着他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真正为国家做一些事。苏珊那股浪漫劲儿又上来了。她说，彼得大帝拥有整个欧洲大地，但他临死时嘱人在他的棺材上掏了两个洞，把手从洞里伸出，掌心朝天，表示他是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
由于出国，他们感到自己比出国前更像个纯粹中国人了。这不单是个感情问题，而是非常理性地认识了这个民族。对许多过去会怒形于色的事情，现在反而能用客观的心态去理解。美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因为铁路赚钱，投资商一轰而上都搞铁路，造成铁路过剩，最后只得把铁路拆掉。连这样的荒唐事也干过！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间差异那么大，文化背景这么复杂，走一些弯路是很正常的。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连他都认为，料理十三亿人的吃喝拉撒需要重量级天才。宋学孟和苏珊由衷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对一些轻飘飘的议论、指责他们很反感：“这些人为什么不问问，自己都为中国做了什么？“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使他们更为自己的选择而骄傲。资本运营是一场不见硝烟却充满血腥的战争。东南亚的几个受到冲击的国家等于是在前面给他们趟了地雷，让中国得以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开放之路。但是这场战争毕竟已经打到家门口来了，我们不能连对手是怎么回事都茫然无知！
他们重新制订了公司的发展计划，既有更稳健的一面，也有更积极的一面。他们正着手在华尔街筹办分公司。他们希望今后在美国的业务可以直接由自己在华尔街的分公司来运作。而且，全世界的资金市场华尔街占了67%，作为投资银行不进华尔街，等于主权国家不进联合国！
在宋学孟的书架上，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英国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家族史——《摩根集团》。这本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银行家在其业务经营中必然要表现出超乎人性的传统的体面。而终身从事这种活动却使他们成为最为浪漫并且最不现实的人。”
在宋和苏这里，我看到了一种人类精神的自由飞翔，它不是从快乐到快乐，而是从希望到希望。
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缔造者
苏琬女士四十多岁的生活中，有三件引为自豪的事情。一件是初中没毕业，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东北师范学院；第二件是不懂英文，而且囊中羞涩，却只身闯进美国，拿到了美国的心理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第三件就是她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事业——以美国太平洋研究院中国部主任和上海蒂比尔国际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在中国推广美国心理学教授路.泰斯的《对卓越的投资》教程。
这天，她身着浅驼色西服套裙，庄重而高雅。在已经布置好的蒂比尔“《对卓越的投资》高级研究会”会场上，她仔细查看一遍放相机和幻灯机，整理好讲义，静静地等待她的学员。三十多名学员都是丹麦英特尔食品上海公司的白领。此前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学习。在课前每个人半分钟的口述自我小结中，他们显得兴趣盎然，各有所得，“潜能”、“信念”、“修养”等心理学术语应用娴熟。
电视展幕上出现了路.泰斯教授。课程最精采的部分——教授的讲演开始了。他娓娓道来，隽语连珠，把个哲学和心理学课程讲得轻松幽默，不时地引起会心的笑声。上海著名男演员野芒流畅而富有磁性的配音，更增加了讲演的感染力……
路.泰斯是国际上知名的教育家、演说家和作家，被称为“以戏剧风格来阐绎现代心理学概念”的人。他创立的《对卓越的投资》教程和他的太平洋研究院，以传授实用心理技巧、提高个人和组织效力而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迄今已发展到使用11种语言，推广到四十多个国家，每年进入太平洋研究院及其分支机构接受培训的达二百万人。在它的培养对象中，有像福特、丰田这样著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有教育家、管教人员、军人、牧师、行政官员、政治家、甚至包括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国家领导人。在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500家最成功的企业中，70%的公司是太平洋研究院的客户。
苏琬与路.泰斯的缘分，是出于苏琬对于路.泰斯这套学说的领悟与共鸣，还是路.泰斯的哲学恰好契合了苏琬的人生道路？
1991年夏天，苏琬怀揣着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心理学硕士的文凭开始求职。这又是一位不安分的女性。当时她已经成家，进入了一个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她或许可以找一份公司职员的工作平稳安逸地度日。但她不。由于阅历和年龄，她觉得自己具备了相当的理解能力，又由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美国的知识结构，她冥冥中总觉得有一项事业在等待着她。
先生欣赏他的想法，给了她一个建议：有一个帮助人们提高心理素质的课程很被称道，说不定对你有用。
这种短期培训的方式在美国很流行，有些版本的录像带在街上就能买到。苏琬一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让人们认识自己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去开发自己的潜能，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诱惑力和挑战性的命题啊。有一位哲人曾经断言：“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每一个人，即使他是做出了辉煌创造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他自己的大脑潜能还不到百亿分之一。”
美国富尔顿大学甚至要让人相信这样一个事实：“编撰二十世纪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写：
我们最大的悲剧不是恐怖的地震，不是连年的战争，甚至不是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而是：千千万万的人们生活着然后死去，却从未意识到存在于他们身体的巨大潜力。如此众多的吾辈，尚未经历足月的心理发育，却已经衰老和死亡。”
苏琬太欣赏这种观点了。她潜意识里的很多东西突然唤醒她回忆自己一生的道路，大凡成功便都是遵循着某种逻辑：只要下决心做的事都能做成；对自己能力的评估比自己的实际能力更重要。她是三十多岁才想到出国留学的，当时她既不懂外语，专业又没有优势，还是女性，论条件几乎没有可能。她办成签证的时候，只剩了70元钱，向朋友借钱买机票上了飞机。
在美国最初的日子，为了挣学费，她圣诞夜还骑着车送外卖。一次摔在雪地上，大街上空无一人，连拉一把的援手都没有。她没有沮丧，爬起来推着车往回走，15分钟的路程，足足走了两小时。她能走到了今天，这使她相信她有能力缔造自己的命运。
有一个意象对她的刺激很深：马戏团的大象从小被绳子系住了腿，一直到长成了大象，它从来不想到能挣脱腿上的绳子，它不认为自己能挣脱它。从小的束缚使它形成了自己能力的错误的概念。她想起在中国的一些朋友和亲人，他们的能力不比自己低，但太多的人仍然受到这种无形的心理束缚。这些年她跑遍了四大洲，到过很多国家。她觉得中国人与其他国家人相比，除了肤色不同以外，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要说有什么距离，就是这种心灵的解放。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开发人类潜能的世纪。她看清了是什么工作在召唤着她。
苏琬鼓足勇气拨通了太平洋研究院国际部总裁贾克.菲特勒的电话，向他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把《对卓越的投资》推介到中国去。她谈到了自己对这个教程的理解和它对中国的意义，她说并不打算做太平洋研究院的雇员，而是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双方建立一个承诺。总裁先生欣赏她的领悟力，也赞赏她开拓中国市场的想法。按例，购买教程的版权需要100万美金。总裁先生给了她一个特例：在没有盈利以前免费提供。
满心喜悦的苏琬，却没想到她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一百万字的教材，十多种录像资料，全部要由她自己翻译成中文。熟话说，听话听音，她的英语听力还没有纯熟到这种程度，同样一句话，别人笑，她却莫名其妙，她理解不了，更加无法把路.泰斯那精采的讲演从录像中直接笔译下来。她只能请人先把录音整理出来，再逐字逐句的笔译为中文。更吃劲的是，因为她与太平洋研究院不是雇佣关系，对方没有报酬给她，一切要自掏腰包，包括她自己还得接受太平洋研究院严格的“辅导员”培训。什么时候能有回报，则是遥遥无期。
这种困窘倒让她觉得这件事非她莫属了。她目前面包问题无虞，尚有一定的经济支持。换了别人是无论如何等不及的。
整整三年艰苦奋斗，全套中文版的《对卓越的投资》问世了。苏婉在每一册教材的扉页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中国曾向全世界显示过自己卓越的创造天才，有过几千年领先的文明历史。如果我们今天也能摆脱自己的心理障碍，发扬中国人的优秀传统，中国仍然可以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我相信《对卓越的投资》能为大家提供这种变化的哲学、气候、工具和先导。所以我决定把翻译传播这一课程作为我最好的礼物献给抚育过我成长的祖国，献给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献给海内外的中国同胞。”
1993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心态？经商，炒股，搞房地产赚大钱……对卓越的投资？
卓越是什么？能有多少回报？苏琬的副业似乎是云中仙子，没有知音，只能悬在空中。她依靠亲友小打小闹地办了一些班。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国家人事部的干部听说了苏琬的培训班。他听了一个阶段的课程，大感兴趣，这不是和他们培养企业干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工作完全吻合吗？1993年的中国，是个到处都需要人才、人人都寻求成功的年代。苏琬的《对卓越的投资》弹动了社会最响的那根弦。在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科学研究所的支持下，苏琬的培训班一下子升格为全国范围的人才培训班。首期两个公共班。培训一批大企业的人事部经理，大获成功。这些经理们散开去，苏琬的名字和她的教程在许多地方传播开来，她始料不及地拥有了众多知音：四通，大众，庄臣，中信，at&t，……国家安全局的官员闻讯前来查询，检查课程内容，苏琬请他们听课，竟也成了她的知音和朋友。
似乎越是素质高、越是有活力的公司，越能与她产生共鸣。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领导层全部是二十多岁高学历的年轻人，他们领导着2700人的高科技企业，生龙活虎，每天的课程总是欲罢不能。而四通公司，则一气连续办了四个班。教程中有一个“跳出舒适区”的概念，激励人们战胜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开掘新的自我，迎接新的挑战。这一理念竟帮助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顺利地完成了一次中层干部的大调整。
天津市第二中学的校长刘玉岭已经是第五次前来听课了。他觉得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他把这种以现代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程于他的育人工作，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境界。
他在学校创造了一门“学法课”，启发学生“自我谈话”，这种谈话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不能对自己讲消极的话，必须是给自己一个正面的“断言”，哪怕自己一时还没做到这样的人。比如断言“我是一个有计划、有成效、遇到事情有办法的人”，天天对自己讲，弹过去，再弹回来，反复提高自我形象，并按这个形象敞开，吸收相关的信息，使这种图象内化，产生能量，创造性地符合这个形象。这种自我谈话让许多自卑的同学变得自信，羞怯的同学变得大方……
苏琬忙起来了。好几位像刘校长这样高水准的学员成了她的助手，她聘请他们为美国太平洋研究院中国部的辅导员、研究员或高级辅导员，其中便有国家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研究所的副所长宋桂选教授。苏琬的蒂比尔公司也开始运转起来。
按国内的费用标准，“对卓越的投资”培训价格不菲。蒂比尔公司和众多经营性公司一样，出卖的是一种商品，一种价格昂贵的商品。出卖衣服让你装扮自己，出卖食物让你得到营养。而蒂比尔的这种商品是让你的头脑发生某种变化，让你的潜能潜力得到发挥，让普通人走向成功，让卓越的人更加卓越。
但事实上苏琬离收回投资、获得回报还相去甚远。她深感在国内知音难求，她的定价远远低于美国的定价，也大大低于太平洋研究院在东南亚国家的定价。按照这样的收费，有时一期培训班仅够苏琬一张飞美国的机票。
她的小女儿只有三岁，有两次孩子过生日她都不在身边。听到女儿在电话里的哭闹，她就要问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
苏琬读过一本书，叫《寻找意义》，书中有一段文字描写一群关在集中营等死的犹太人，仍在关心需要安慰的人，还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人。书中的一句话让她刻骨铭心：
“人类最后一个自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她欣赏这种人生的哲学。路.泰斯的教程中也有一个“幸福”的原则。人的幸福是有层次的，动机越有深度，幸福的层次越深，生活质量也就越高。如果把她的事业定位在一个“钱”字上，她是不会有幸福感的。
1994年8月5日，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会议厅，太平洋研究院一年一度的国际研究会议在这里举行。中国部主任苏琬作了十分钟发言，她谈到她在中国的知音，谈到大洋彼岸那些朋友对路.泰斯独到的领悟，谈到她为自己国家的付出和她的幸福感。当她发言完毕，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三天的国际会议中，全场自动起立为发言者鼓掌仅有两次，一次是为一位美国的将军，这另一次，就是为来自中国的苏琬。
苏琬热泪盈眶。她不止为太平洋研究院的专家们对自己工作的赞赏而欣慰，更为她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一种极大的报偿。她有过另一次热泪盈眶。那是在1991年，她和丈夫一起去音乐厅听交响乐。那天正值美国独立节，指挥在开场之前要求全场听众起立唱美国国歌。顿时，几千名互不相识的人化为一体，雄壮的国歌在交响乐的伴奏下响彻整个豪华的三层楼音乐大厅。她是那片人海中唯一的中国人。她深深地被这种人类庄严的气氛、民族团结的精神以及国歌特有的音乐效果感染了。她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是谁？我的国歌在哪里？！”……
身在异国他乡的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失落。今天她终于被作为一位中国的成功女性得到认同，她的失落得到了补偿，她的伤感中有了一种全新的充实。一种为自己国家尽力的巨大的幸福感包裹了她的全身。
永远别忘记你为什么而归
我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副总经理办公室见到胡钅宏亮，这是在我所有接触的留学生中最不像留学生的一位。他的装束，他的做派，他的言谈，仍然完完全全是中国式的。
在他的大办公桌旁，人们通常在豪华办公室可见的“老板椅”被搁置在一旁，换上了一把中国式硬木直背靠椅，他似乎连这一点都依旧保留着他学生时代的习惯。
他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国外，德国、美国、加拿大……工作了学习，学习了工作，期间还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了三年。就在他结束领馆工作回国复命时，组织上还要把他派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这一次他讲了“价钱”，他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他得伺俸她老人家多病的晚年。
其实更让他焦虑的是他自己已近天命之年，他有一腔报效祖国的宏愿，再不回国就来不及了。他觉得他这么多年就像一块浸饱了水份的毛巾，希望回到祖国能把它绞干了，滋润一块生他养他的土地。谁能把他“绞”干了，他就投奔谁，感激谁。他最怕的就是把他搁在一边“捂”着，让“毛巾”里的水发干、发臭。
和他谈话会让你心中回荡起一股浩然之气。他的骨子里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的色彩，也浓缩着众多海外学子的情怀。他不只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国留学生，而且还在海外和国家教育部门做过很长时间的留学生工作。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生政策的见证人。
十多年中，胡钅宏亮已经是三度回国了。三度回国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留学生的回归史。
他是1981年第一批由国家选派的出国留学人员。学习期满，他和所有留学人员一样，义无反顾地准时回国，而且把当时国内还非常稀罕的电器大件全数上交。那时国家还很穷，出国人员也不多，他认为这样很应该，很正常。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和原单位很融洽，没有矛盾。
八十年代后期，国家开始成批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待遇也提高了。当他再次出国又回国，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他们这批留学人员似乎又镀金又发财，差距与国内的同事明显拉开。那时的中国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还缺乏承受能力，幸运儿立时变成了众矢之的。他原来所在的实验室、研究组，都没有了他的位置。他说，这么大一套设备呀，我做的实验还不行吗！就是不行，做实验也不缺我。他曾经是这些部门的负责人。越是负责人越不好安排。这一次，他竟然无所事事地在实验室忍受了一年冷板凳！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烙印。在他后来被调到国家教委负责留学生工作时，他便深深理解为什么有些留学生回来后又会“二进宫”——这种冷遇不是人人都忍得下去的！
第三次回国是在1996年。从八十年代后期，出国已经不是一种特权和恩赐，只要有决心又有经济能力，谁都可以走出国门。留学生回国的环境大为改善了，队伍也日益庞大起来。？br>欢？毕竟有了不同的阅历，要重新融入这个环境也并非易事。
对留学生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和谐地适应中国的现实。他们在国外习惯了那种简单的条理，老板，雇员，工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金钱、法律，办事很讲效率。中国虽然也在走向市场化，法制化，但尚处在艰难的蜕变过程，事情显然就要复杂得多。
因为这，造成众多归国留学生的不同际遇。一位应聘到上海做了处长的留学生，对这种无形的不和谐缺乏心理准备，在回国第4年时写诗抒怀：“四载远辞黄鹤楼，江轮入海任沉浮。机关茶道品难尽，热土文章写还休。但看群楼拥地起，谁怜经纬自空投。
暂将浩气存胸臆，终将长风荡晚秋。”满纸失落与不甘。
第三次回到国内的胡钅宏亮，工作舞台不错：新区。一张白纸，又定位在高科技的层次上，使他的专业和工作经历大有施展的天地。他竭尽全力地拓展他的工作局面，却也时时感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和谐。他急着干事，人们却往往从另一个角度把问题搞得很细腻，把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变得遥不可及。
有了前两次回国经历的心理基础，胡钅宏亮绝不为这种不快灰心沮丧。他有他的一整套哲学。
中国的老话是入乡随俗。很多人习惯了自我为中心，他们不愿意入俗，入不了俗，认为人家太俗，这就把自己陷入不伦不类。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穷困是个基本现象。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什么事情用钱，用法律解决，实际上就是这样它也没解决好，何况中国还这么穷。留学人员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做一点事情，必须要入俗，重新入俗。不要有这种奢想，我来改变环境。改造社会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一个人改造不了社会。只有和周围的人彻底融在一起，然后才有可能用优秀的东西渗透到环境中去。
胡钅宏亮很看重哲学这个东西，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心理素质的最高境界。
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之所以高级，就是他的悟性比较好，悟性好就是哲学好，哲学好就是人生观世界观要透彻，这很要紧。有些人你看他怎么那么着急，情绪怎么那么波动，好事弄弄就弄坏了。这里面内因是主要的，就是悟性不够，哲学功夫不到家。
曾经有公司看中胡钅宏亮经历丰富、国内外朋友从多的“无形资产”，开价25万年薪聘他。只可惜这家公司识他的身价却太不识他心气。
他说，他到退休还有十年工作可干，他绝不会把自己这十年最宝贵、最具含金量的精力交给外国老板而去换取什么高薪。一个人如果基本生活无忧的话，个人的物质追求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人的消费是有限的，不能说有钱一天吃十顿饭，睡十尺大床。他学了那么多，见识了那么多，又经历了那么多，现在是把这一切还给社会的时候了。他的追求就是在这最后工作的十年，为培养自己一生的国家干成一些事情，在生他养他的大地上留下一些痕迹，写下自己的人生答卷。
说到底，留学生要熬得住，不论遇到什么不平、什么折腾、什么不快都能熬得住，最重要的是要想清楚自己是为什么回来，而且永远记住自己为什么要回来。
张江是上海浦东起步较晚的一个开发区，加之对引进项目的技术要求高，远不如陆家嘴？br>⒔？桥那样红火，偌大开发区的土地正袒露着胸怀等待着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光顾。
胡钅宏亮使劲绞着自己这块大毛巾。他到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一年，一周七天、一天十几个小时，接待、介绍、谈判、签约，恨不能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他和美国san公司谈java的引进；与美国奥罗浦公司合作开办远程教育、软件学院和网络数据库，创办奥罗浦的研究开发中心；和迈克马肯公司谈创建浦东软件园和信息中心先行区，和贝尔谈带有革命性的英芙罗网络操作系统，与美国第二大软件公司谈全方位的合作……每个项目都是亿字号的大投资。他办公室访客不断，电话铃声此伏彼起，人气大旺。他千方百计利用他在国外工作的“无形资产”，一手拽着美国大公司的衣襟，一手拉着国内同行的手，就想着能尽快地站到国外同行的肩膀上去。
他的胃口很大。他说中国十二亿人口，将来软件的天下就是中国的。但必须有正确的策略，那就是在软件产业上要跟美国全方位高水平地合作。要快一点站到美国人的肩上去再往前走。你今天不跟他合作，你就永远超不过他，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就永远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他把美国的工作效率引入到他的工作环境。去年五月份开始筹建“浦东java应用研究开发中心”——一个由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与美国sunmicrosystems公司携手建立的国内java计算技术的权威机构——他自己任中心主任，带着两位博士一共九个人，连同布线、安装、调试，仅仅两个月建成了国内同类中心第一流的水平。sun公司对这种效率大加赞赏，当即无偿提供两个工作平台和五十多万美元资助。1997年末，张江中层干部评价本年度的工作实绩，三十九人投票，唯一获得全票的项目就是java中心。
胡钅宏亮还想在张江校高等教育——这是高科技产业的原动力。他知道，著名的硅谷就是依托斯坦福大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惠普计算机就是在大学旁边的一个汽车库里做起来的。那些斯坦福的学子毕业后，就在学校周围办起自己的公司，他们在大学进进出出。科研教学，人员培训，做做实验又研讨研讨，方便得很。张江就缺少这样一个氛围，一个输送人才的基地。
胡钅宏亮想到了自己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他们也想走清华大学在深圳办高级研究院的路子，在沿海开办自己的窗口。这对张江真是天赐良机。胡钅宏[ht5”ss”亮立即有了一个动议，由浦东出钱建校舍，中科大出人、出头脑、出设备、出牌子，建中国科技大学浦东高级研究院。有了这样一个高等研究院，不仅教育基地解决了，还会激励其他高等院校为浦东的发展做些事情。人就是这样，谁也不来干，人家不当你一回事，穷乡僻壤，路途遥远。有一家来，尤其是层次高、牌子响的第一家，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
胡钅宏亮还是浦东引资领导小组组长。引资先要引人，他想到了海外一大批已经和正在成才的留学生。
新年伊始，胡钅宏亮和浦东新区人事部门的同志奔赴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为浦东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工作站——美国普林斯顿浦东信息咨询公司揭牌。这也是胡宏亮的一个创意。
在海外建站过去国家教委也有过，但所费不菲，买楼派人，每年光维持的费用就不下几十万美元。其实，海外留学生有很多专业性的组织，在当地留学生中很有影响和号召力。
如中国留美学者经济学会，政治国际关系学会，历史学会，商学会，还有社会学、新闻学、能源、信息和图书馆等专业性网络。这些学术团体被称为“中国留美学者的历史创造”。为什么不借助这个强有力的网络，来联系海外留学生呢？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模式：在留学人员集中的地区，以优秀的留学人员组织为主体，加上领事馆的配合，建立一种既服务、双经营的咨询公司，为留学生和国内的人才机构搭起一座桥梁。
普林斯顿毗领四个州，纽约、新泽西，宾西法利亚，是美国医疗、生物医药、微电子信息最集中的地区，有一个四州华人科技协会，有一批非常能干又热心的留学生。胡钅宏亮亲自去张罗，组织，第一个咨询公司应运而生。接下来就是波斯顿，硅谷……这种模式一铺开就不止是建一个点，而是建起一个人才的网络。
从吸引留学生回国，胡钅宏亮又想到了一个机制的问题。留学人员的课题通常不会很大，但很有意义。他们最缺的是资金，常常会有一些很好的项目因为资金问题，连第一步也迈不出去。这里缺少一个重要的机制，那就是“风险投资”。
其实美国一些公司在创办之初也没有钱，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呢？这就是“风险投资机制”的功力。有那么一批风险投资集团，他们投十个项目也许有七个八个是失败的，但只要有一个成功，他的风险就释放了。一个项目最多投4、5百万美元，一个成功的项目上市，股票就可能是十倍二十倍的增值，他收回来的就是几千万、上亿美元。因此他不怕失败，能承担这个风险。美国就是靠这个机制，帮助成千上万家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起步，从而成就了硅谷，成就了一大批世界级的计算机巨头。
胡钅宏亮到处鼓吹风险投资机制，在浦东获得了一大批赞同者，而且也确有财团在跃跃欲试。胡钅宏亮希望在自己在职期间能促成这样一个机制，这也可能是对他的那些留学生朋友最大的帮助。其实，受惠的又何止是留学生呢？
胡钅宏亮的想法太多了，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太庞大了。他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地工作。有些东西他也许想得有些超前，有些理想化，但是先进国家早已是这样做了，不迎头赶上去，中国将如何迎战未来世纪的竞争？
胡钅宏亮发现上海的领导、浦东的领导绝对的棒，眼光、思维方式非常现代，处理问题也非常务实。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自己就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但是在基层他总感到有一种有时他会觉得自己孤掌难鸣。他真希望那些优秀的留学生能大量地充实到一些重要的技术部门和行政部门，只有这样的人多起来了，而且用他们的成就来说明问题，形成一个潮流，就能真正帮助我们的国家。
胡宏亮在java中心有一位叫张建峰的助手，他至今对他怀着一种深深的歉疚。以张建峰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又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的学历，以他在法国著名跨国公司埃尔夫工作的经历，他一度是好几家外国大公司争相邀聘的对象。美国惠尔浦上海公司甚至开出了十七万元的年薪。但胡钅宏亮硬是把张建峰留在了张江。他给不出什么高薪，也做不出什么许诺，他只是用那一个一个具有跨世纪意义的高科技项目，向他展示在张江工作的前途。
张建峰就是让这样一个极富诱惑力的格局留在了张江。他再也没有左顾右盼，并全身心地投入java中心十分艰苦的创建工作，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仅有一次，他很歉意地向胡总述说了一点生活安排的难处。因为尽管浦东人事部门已经非常努力，却一时未能找到合适的单位，因而他的爱人已经在家“待业”了将近一年……
胡钅宏亮心里直发热，多么好的年轻人啊，他真怕对他有什么闪失而辜负了他的一片赤诚。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你尽可以发牢骚。(春节后张建峰特意打电话告诉我，他的爱人已经安排好了，工作很如意。)他想起过去参加人大政协会，每年都有很多提案，质询花那么多钱送留学生出国，到底有什么意义？二十年留学浪潮是还是非？
让更多的中国人去了解世界，去亲历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践，这种人才的培养，是光靠国内教育所难以完成的飞跃。到今天，七十年代出国的成才了，八十年代的快成才了，九十年代的正在培养。这些人当中的精华能不能为我所用，便是检验我们学生政策成功与失败的试金石。
胡钅宏亮看好当今中国对海外学子的吸引力。市场经济本身就构成留学生回国活动的大舞台，自由，宽松，你有能力你就闯。如果再有一些如风险投资这样的机制，那么搞高新技术的留学人员就能更方便地进入新兴的、机会最多的、发展最快的这个——中国市场。
青春作伴好还乡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再往下写，更精采、更辉煌的故事也正在演绎之中。在上海，这支八十年代出洋、又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回到上海的“新移民”已超过16000人之众，占到这个阶段全国各地回国人员的六分之一；而如侯鸟似飞去飞回或心向往之却正在等侯时机的更是难以数计。在科研所大学政府机关，在大公司大企业大医院，在文艺界司法界学术界，在开发区重点建设工地近郊农村的现代化园艺场，在留学生创业园区或繁华地带的写字楼，已经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或他们的公司。有时随便谈到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企业，不期然会得知，这是一批留学生办起来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人才的流动，留学生的走向，有时会折射出某种世界经济的态势。有资料分析，如果说冷战时期东西方是在全面对抗、相互封锁的条件下角逐的话，那么后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在相互依存、跨国流动条件下的竞争。其中人力资本的流动和国际化，则反映出世界各国对高层次人才的激烈竞争。从发展中国家出去的留学生，大多是已经有了较高学历和工作经验的科技人员，是已经成熟只待收获的人才。欧美等国之所以对各国留学生采取宽容的态度，网开一面，并给予居留权或就业权，就是看中了这笔巨大的人才资源。有统计说，仅留学生一项，美国就可以以每年12至14万人的速度，用各国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持续地为自己补充高级人力资源的新鲜血液。
但是，由于竞争的激烈性和各自优势的此消彼长，人才流动的趋势并非一成不变。近年来，一个动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了人才回流的端倪？
台湾地区自九十年代以来每年回归的人数超过了6千人。当今个人电脑和集成电路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的台湾新竹科技园区，园内193家公司中，有81家为海外学人所创，园内雇佣的5万人中，有半数是从海外归来的学者。
香港移民局统计，1991年至1995年五年间，香港每年专业人员迁居他国2万人，但向外来专业人员发出的就业签证却有4万。换言之，近五年来香港专业人员流出入相抵有不下10万的“入超”。
印度近年来的人才“东流热”则提供了另一类引人注目的例子。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研究报告，印度留美学生数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许多印度留学生开始选择到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留学，然后前往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香港等地工作。……
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似乎是一个神话，上海更是神话中的神话。1996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到上海访问，称“上海是当今世界最富活力的城市之一。”这是一个极精确的评价，它并非指上海现有的繁华水平——离真正的发达与先进，它还有着相当长的距离——而是就其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以及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1997年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3000美元，达到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到本世纪末这个显示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数据将达到5000美元，初步进入中等发达水平。
从3000美元到5000美元，这里面包涵着多少资金投入，多少技术含量，多少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歌德说：“任何有活力的事物都会构成它自己的氛围。”活力会产生一种磁场。上海每年吸引前来寻求发展和投资的人何止数百万？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从来就不甘平庸的海外新移民。
一位留学人员吐露这样一种心声：移民是为了发展，回归也是为了发展。
已经出国的人不会仅仅为了爱国而回国，或是为了绿卡而留在他乡。真正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不是别的，而是发展的机会。
当代留学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浪潮，是伴随着中国的振兴、也意味着中国的更加振兴。这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移民近20年来达到70万人，其中留学生(包括他们家属)有40万人。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结构，又亲身感受了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高速发展，他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在许多学科领域里崭露头角，有的甚至创造了跻身世界前列的辉煌业绩。
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最有价值的是，这当中的优秀人物，通过对世界的闯荡，对中国更加忠诚和热爱，心更加纯。他们对国家忠心耿耿的劲头，恰恰是在国外十几年锤炼出来的。他们真正的知己知彼，他们把国外的长短看得很透，也思考着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沟通世界，他的品牌足够。这些人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是我们未来的栋梁。
上海的领导人对当代留学生的价值有着充分的估价，也非常了解上海集聚这批人才的独特优势，因此他们声称要建立适应上海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人才高地”，并把它作为一个大的战略在加紧实施。而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参与上海的建设，便是这个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在一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上，上海的高层领导人透露：他们考虑今后上海的趋势是城市户籍人口减少，机动人口增加，而增加部分就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家、文化人，高层次、高学历的科技人才和留学生。上海的大门要向这些人敞开，让他们进得来出得去。
就像在美国，干得好留下来，呆不下去走也顺理成章。国际化大都市就是要有这样的胸襟气度。
在八十年代初期，上海，其实是中国许多地方都曾经干过这样的傻事，留学人员要回国定居，必须把护照或绿卡上交。一条死板的政策，使多少留学生望而却步，又把多少有心报国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出国历尽坎坷，回国也并非轻而易举：每个人都有他们自身的情况，都面临着种种复杂的因素。他们在国外缺少精神依托，但有一分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基业；举目无亲的固然孤独，但回国也难免没有不被接受的困窘；寻找发展机会不易，不能不考虎留下后路……一位已经回国的留学生说：“不要怪他们患得患失，我也整整犹豫了一年。毕竟对国内的情况已经陌生，而舍弃的又是许多人孜孜以求而不得的东西。”
他们的这种心态终于得到了理解。历史伟人邓小平在那次著名的南方视察中对留学生有一段殷切而随和的谈话：
“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根据这样的基调，国家教委对留学生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明确“来去自由”，“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并重”。简单单的几个字，对留学生来说就像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解开了一个大结。
于是，留学生可以从容地、务实地做出选择。到了该回来的时候，多回来走走，多交交朋友，多做一些探讨，尽量寻找一个比较和谐的结合点。一时没有适当的位置，也可以保留在国外的工作，定期回来讲学、交流或做一些短期的工作。有了在国外居留权的，也尽可以拿着绿卡在中国的大地上办厂开业。中国大地就是留学生的家，让他们在一个宽松和愉快的环境下，以更加成熟和理性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国家和事业。
而更多的先行者，或许早已体会过这样的人世沧桑。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用人是要讲实效的。二十来岁年轻力壮，三十岁正当年华，最棒的时候，你可能处处逢源，倍受青睐。
但到了四、五十岁，在某些岗位上你的脑力、体力都逐渐走向衰老，头上的“玻璃屋顶”就离得很近了。一些更高的位置，你看得见，却到不了。叶落归根，真正到了叶黄枝枯的时候，你就错过了枝繁叶茂的大好风景。更何况，美国是老年人的地狱。本国的老年人尚且视为地狱，遑论他乡异客？
写到这里，中国唐代著名诗圣杜甫的诗行涌向笔端：
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借用杜老先生一生诗作中感情最奔放、节奏最明快的这一首，寄语海外的亲人和年轻的朋友——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他们必须做一番艰苦的拓荒，甚至冒着有种无收的风险。
这是一群奋斗着的中国人。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奋斗”二字对他们来说都是沉甸甸的。
在国外，他们无所依傍，唯有奋斗，一天不奋斗，他们就可能沦落到社会最低层。带着这种严酷的生活加倍强化了的奋斗的天性，他们选择了比轿车、洋房更为博大的奋斗目标，追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实业、以科技、以革命报国的几代留学生的足迹，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整个民族奋斗的史诗。
历史将会记住这些奋斗者，这些以青春作伴，在九十年代踏着归国的潮头、以涓涓之流推涌着祖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留学生。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十年的旅日生涯，使她浑身透着一种日本式的教养。第一次见面，她穿了一身大红的绒线套装，淡妆的脸上带着矜持的微笑，双手前垂，微微鞠了一躬，这便是在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上海创办玉垒环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冯坤范。
我到过她的公司，很有几分悲壮的色彩。三年了，公司不仅没有利润，每年数万元人民币的开销全靠冯坤范在日本的奖学金支撑。包括公司最初的投入，三年来冯坤范已花去了三千余万日元(约280万元人民币)。她在日本的学业还没有最后结束，公司的日常工作由两位副经理打理，她自己则在日本的冲绳和中国的上海之间飞来飞去。两位副总经理一位是她的表妹冯小姐，一位是她丈夫在农场插队时的插兄张久蔚。出于对她的支持，尽管步履维艰仍在勉力维持。张先生比较乐观，说我们是志同道合，舍命陪君子。冯小姐看不到公司的前途，不禁抱怨：她何必急着回来争这口气？
张先生安排我们在一家红茶坊见面。
冯坤范说张久蔚已经是她的第六任副总经理，前面五位都辞了职，说不定不要到明年此时，他也会离我而去。她笑着看了一眼张久蔚，我发现她的眼里闪着泪光。此后的谈话中，她常常会笑着，却泪光闪闪。
十年多前冯坤范是上海中山医院一个护士。二十来岁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小提琴、国画、电影配音、谈心所，什么都学，还自学了日语和中医。不知是哪一天，她突然留心起病房的病人，特别是患白血病的孩子。他们一个个被送进来，又一个个因不治而抬出去。看着不堪丧子之痛的父母，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一下子知道了自己该干点什么。
1988年她和丈夫钱小明双双自费到日本留学。她执意要学医，准备了半年就以在上海读夜大的基础考上了日本红十字医学院。在日本毫无根基，经济来源显然难以支持两个人同时求学，更何况冯坤范上的是学费昂贵的医学院校。丈夫钱小明默默放弃了自己喜爱的金融管理专业，找了一份建筑工地的苦工，为的是每天有一万日元的收入。冯坤范当然不能靠在丈夫身上，自己也要打工挣钱。从此刻起，冯坤范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她在向我回忆这段经历时甚至说：如果我当时不选择出国，也许这辈子要轻松得多。
在日本，不少穷困的女性都去酒吧做陪酒女，因为这类工种比较省力，来钱快，但是往往要付出代价。就冯坤范的性格，她无论如何也不去做这份工作的，这样，她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多打几份挣钱不多的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天的课余时间连打三份工。她在酒吧托儿所看孩子。这些孩子的妈妈深夜还在酒吧陪酒，孩子就寄放在酒吧外面的这个临时托儿所里。她夜夜陪着这些陪酒女的孩子，体味着在日本做一个女人的艰难。
三年，她读完了医学学士学位，又考上了日本国立琉球大学医学研究科，攻读“环境生态免疫”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便是漫长的七年学程。
在这里她有了足够支持学业的奖学金，但让她缺乏思想准备的是，在沉重的课业负担之外，她还必须体验中国女人在日本求学的艰难和屈辱。
她就读的专业有一位傲慢的日本人，38岁就当上了教授，自恃甚高，尤其看不起中国女生。
他经常晚上喝酒，每次喝酒都让中国女生陪着，趁着酒兴撒野，还满嘴污言秽语，说“女人不就是一匹任人骑的马吗？”。他有恃无恐，因为这些中国女生的命运就拿在他的手上，每年的奖学金都需要有他的签字和评语。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冯坤范被动地保护着自己，心中有说不出的压抑。这些苦楚她也不能向丈夫诉说，他的负担已经够重，一切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过去爱唱爱笑的她变得不愿说话，精神极度忧郁。每每得不到排解时，她便独自驾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把车开到海边，向着大海痛哭一场。
带着这样的精神压力，冯坤范咬牙进行着自己的学业，经常通宵达旦地守在实验室，三岁的女儿带在自己身边，困了，就让她和衣睡在实验室的沙发上……
1998年3月，冯坤范终于出色地完成了需经十二个国家的医学教授联合审批的博士论文，戴上了日本琉球大学的医学博士帽。在日本学医不易，女性学医更难，苦读十年学成女博士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她的学成引起了琉球大学的重视，校方“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三次提出请她留校工作并邀请她一家三口“归化”日本籍，但均被冯坤范婉拒。
为了挽留冯坤范，日方提出将她的留学签证从3月25日延长到9月，给她留出时间在日本各地观光——也是一种无声的挽留。这一从不给予中国留学生的厚待，却被冯坤范拒绝了。
她不是不知道归化日本籍有多少人求之不得，也深知留在琉球大学的职位意味着收入的丰厚和生活的稳定。但十年的日本求学生涯，使冯坤范饱受了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自己将成为“日本人”这个事实。当时，丈夫钱小明已开办了一家经营大理石的公司，并拿到了经营签证。冯坤范把快要到期的留学签证转成了家属签证，彻底放弃了留校和入籍的机会。
此时，她早已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玉垒”公司。玉垒，取意冰清玉洁的志向，取意宁为玉碎的刚烈和执着。它的诞生，是一个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
冯坤范在报考研究生时，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学科方向。她在医学领域钻研得越深，就越追根溯源地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许多疾病的高发，都与环境息息相关。她放弃了继续攻读临床医学这个被认为最有职业保障的专业，而转向环境免疫学。
直接导致她创办环保企业的，却是两次与专业无关的刺激。在一次研究生的聚会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的导师当众让她把剩下来的食品带回去明天吃。在日本，熟食是从来不过夜的，日本人也是绝对不吃过期食品的。冯坤范很礼貌地谢绝了。这位导师却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地说：“上海黄浦江、苏州河那么脏，你们不也喝了吗？你们上海人有特殊的免疫力，不会生病的。”
冯坤范虽有满腔愤怒却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她陪同导师到上海访问。那位傲慢的日本导师提出要去钱小明的家。
当时上海的城市改造刚刚起步，还有许多破旧的街区。钱小明的家就住在卢湾区一条小弄堂里。出于礼貌，冯坤范难以拒绝。导师仿佛寻找什么似的一个劲地往前走，一进弄堂迎面而来的就是臭气阵阵的垃圾桶和小便池。导师没有说话，却早已是满脸鄙夷。
冯坤范下了决心，这辈子就做一件事：亲身投入上海的水源和环境治理。
这成了她在日本留学后几年的一个情结。她成天想的就是寻找日本最好的环保技术和产品，把它带到中国去。经过反复检索、考察，找到了一种已经在日本广泛使用、被认为是最好的环保生物制品——“东江放线菌”。
“东江放线菌”是日本一位叫东江幸信的生物学家开发的一种微生物技术，广泛用于水处理、垃圾处理、粪便处理、油污处理等环境工程，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成功地处理了波斯湾的大面积石油污染而名声大振。它用于垃圾处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机垃圾“消化”为水和二氧化碳，用于河流治理，可以迅速“吞噬”淤积在河底的有机污泥。
用于饲料添加和粪便处理，既可以做到畜粪的“零排放”，又可以消除恶臭改善养殖环境……
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冯坤范去拜望了这位东江先生，提出希望将东江先生的微生物技术引进到中国。她提到了她的母亲河黄浦江，提到了原本美丽却因为工业污染变得黑臭不堪的苏州河，提到了她今生的愿望和志向……一向对中国友好的东江先生被这位中国姑娘打动了，同意用最低廉的价格向冯坤范出让十种微生物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权。开价是1500万日元。这的确是最低的价格了。两年后，香港一家公司意欲买断东江菌在香港的代理权，东江先生代理商的开价是3亿日元！但这1500万日元对于一个靠奖学金和打工收入维持生计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足够把天捅一个窟隆！
钱小明先生也是一个有强烈情绪的人，如同当年自己退学成全妻子上学一样，此次他也毫不犹豫地将七、八年的辛苦积蓄倾囊相助。加上冯坤范的奖学金，加上亲朋好友的帮忙，冯坤范凑足了这笔巨款，千金一掷地和东江先生成交了。
1500万日元，相当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冯坤范把自己的身家和未来全部押上了。
她必须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她的“玉垒”设在上海农学院，第一笔“业务”就是治理农学院门前的一条污水河。她非常清楚，这种高科技的、在普通人看来过于神奇的微生物产品，非通过实例难以让人信服。
仅仅一个来月，这条180米长的河段由黑变绿、由绿变清，与未经治理的河段形成鲜明的对照。一时间，报纸、电台、电视台争相报道，市政府、市人大环保方面的官员纷纷亲临视察。冯坤范成了新闻人物，玉垒成为颇有知名度的留学生企业。
不喜欢热闹的冯坤范也开始热衷于这种宣传，她太懂得环保这种特殊的产业多么有赖于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政府的推动力，多么需要借助媒体来提高公众的信任感。好几次，只要有领导出面，哪怕她远在东京，哪怕她手中的事情再紧急，她也会立即买上往返机票，飞赴上海。
这对她来说无论时间还是金钱都绝不轻松，但她得珍惜这个称得上红红火火的开端。
然而，最初的热闹过去，玉垒并未能进入良性运转。漫长的三年，冯坤范和她的同仁们记不清做了多少次应用性实验，开过多少次现场推广会，进行过多少次有始无终的洽淡。为了让权威部门对东江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她们甚至邀请东江老先生到上海讲学，邀请上海方面的有关人士去日本冲绳考察……该做的工作他们都做了，该得到的重视和关心似乎也应有尽有。然而东江菌的推广至今仍停留在周而复始的实验上，除了玉垒自己没完没了地投入实验费用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买主。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究竟障碍在哪里？
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当年给玉垒以实质性承诺的一位副市长已调离了上海，几位经手玉垒的项目、并专程去日本考察的主任处长大部分已经退休！也就是说，玉垒所有的前期宣传工作都因为这些实权人物的离任而化为乌有，他们满心指望的政府推动已经投报无门！
当然，玉垒不顺利也还可以找出一些其他的原因，如玉垒作为一个民营小企业，科研经费和贷款都没有渠道，市场资信度也大受影响。公司只能用低薪聘用亲戚朋友，他(她)们凭着一腔热情与冯坤范同甘共苦，赤手空拳，四出游说，既没有足够的公关费用，更没有可资提高信任度的社会背景。一些公司看中他们的技术，却看不起他们的公司……
冯坤范承认她的公司太小，要想在市场上站住脚还得假以时日；她也承认她的工作对象首先看中的是经济效益，要想说服他们关心环境、而且拿出钱来治理环境确非易事；她还知道一些政府的环保项目首先会考虑一些大的研究单位而不会看重她这样一个小小的留学生企业；有些实权部门宁可相信一个有钱的外国人，却不肯相信一个穷留学生，哪怕是拿到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这些，虽然是她回国以前始料不及，但她能面对现实。
让她怎么也想不通的是，那几位让她倾尽心力、给过她莫大希望的实权人士，怎么能就这样轻飘飘地一走了之，不留任何痕迹？而玉垒公司的命运怎么不是取决于它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几个人？
冯坤范只能接受张先生和冯小姐对她的评价和分析。他们说她太不功利，太不世俗，想法也过于简单，简直就是唐吉诃德式的热情和勇敢。十年学府苦读，社会全然不知。对人对事太单纯，太透明，有时也太偏激，边缘切割得太清楚，非此即彼，没有模糊学。
她说她知道现在要做成一件事公关很重要，但自己回到上海整个一个小老太婆，张先生带她出去开“洋晕”，她只觉得眼花缭乱，不会跳舞，不会卡拉ok，连上餐馆吃饭点菜都不会。她适应了国外线条简单的生活和思维，她也说不清自己是进步了还是落伍了。
说到这里，她又是那副含泪带笑的表情。她说：“或许随着时间推移情形会有所改变，但时间太长了，我怕我会失去了耐心。今年我博士学业完成后奖学金就没有了，公？”
驹僖膊荒芸？”
我来维持了。最近东江先生将技术卖给了船井公司，船井公司又在和一家香港公司谈代理权的问题。我担心香港这家公司一旦谈成，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有可能很快打进内地市场，这样我的心血真的就完全白费了。真到了这一天，我只能把公司拆掉。钱我看得很淡，大不了权当这么多钱都丢进了黄浦江。我对自己做了这么一件事不后悔，不管成与不成都不后悔。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我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一位新华社记者以《不要让报国的学子凉了心》为题，将冯坤范的情况写成内部材料，受到当时国务委员宋健的重视，把材料批到了国家环保局。冯坤范的事业出现了转机。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不知应该说是他选择了生活，还是生活选择了他。同是留日博士，陈刚走的简直是一条超理想状态的“绿色通道”。他1997年8月28日回国，9月1日到上海浦东新机场指挥部上班。步入办公室，一纸《任命书》赫然在目：“任命陈刚同志自1997年9月1日起担任浦东国际机场指挥部副总工程师。”
这个任命连陈刚自己也没有料到。
浦东是长江的“龙头”。浦东国际机场，则是带动这个龙头起飞的双翼。
机场候机楼的主体设计就是一只巨大无朋的白色海鸟。整个机场占地32平方公里，相当于解放初整个上海城区的面积。以其特定的地位，这个机场可能是本世纪末中国在建的规模最大的国际航空港，首期投资高达130亿元人民币。
陈刚的副总工程师职务意味着什么呢？机场130亿元的投资中，三分之一是设备和材料的投资，光是外汇采购部分的金额就是400亿日元。陈刚便是全部设备的引进、采购、制造、安装等庞大组织工作的第一协调人，由他直接向工程总指挥负责。
而陈刚，此时不过是一个刚刚回国、年仅35岁的“毛头小子”！
电话里就听出一股青春勃发、血气方刚的气息，一见面，果然年轻，似乎未脱学生气。说到他的来龙去脉，他用了一个很调皮也很学生气的比喻，他说：我曾经是个“伪军”，或者说是伪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陈刚1987年去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学习海洋船舶学。硕士读完后又读博士，1993年博士毕业，由日本文部省提供机会，又做了一年博士后。以后在日本的一家大公司就职，一方面积累工作经验，一方面选择了自己的方向。
1996年，浦东国际机场开始启动。这是一个日元贷款项目，按照惯例，应由日本政府提供技术援助，派遗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合作设计。机会不期而至。这年5月，陈刚所在的公司受日本政府的委托组织专家团前往浦东，陈刚是上海人，很自然地成了这个专家团的成员之一。“日军”中的中国人，陈刚便有了一个“伪军”的身份。
其实，更“伪”的是，从打进入这个专家团，陈刚就开始谋划着离开它，谋划着真正以主人的身份正式投入浦东机场的建设。当时的工作是与中方合作设计机场的飞行区。
整整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陈刚在工作中充分显示着自己的才华和敬业精神，同时和中方负责人建立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和信任。当下，他就向吴祥明总指挥——一位非常有决断又爱才若渴的将军似的人物——表达了向往回国参加机场建设的志愿。
然而，真正到了转变身份“投奔八路”时，下决心却非易事。
陈刚夫妇双双赴日，在日本已有了十个年头。妻子是工程硕士，先于陈刚毕业，在日本的土木设计公司搞桥梁设计，虽然才三十出头，却参与设计过十多座桥梁，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工程师。陈刚在公司的前程也是很明朗的。离开日本，意味着放弃多年奋斗的基础和十多万美元的年薪！
然而陈刚就是陈刚，他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思想和他的选择。他一向非常幸运，好机会都赶上了。文革以后的第一届经过考试进入重点高中，又顺利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入党，毕业留校，23岁成为全院最年轻的系党总支副书记。然后又是出国留学，拿政府奖学金，甚至没吃过打工的苦头。他的人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完全重叠，自认是最直接、最充分的受惠者。日本对高学历的人才在入籍上网开一面，陈刚的机会唾手可得，但是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反哺，回报，这是他最基本的准则。
到日本后，他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和发展，大量阅读着、慷慨激昂地交流着各类有关中国动态的资料。他读到美国一家著名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说“看到现在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百年以前德国的崛起，现在轮到中国崛起了”。
这类历史性的预言一次次地在他心里点燃着一种激情。八十年代初，他是在“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氛围中进入青年时代的，至今想起这些口号他还会热血奔涌。他想，他陈刚不能做果实的坐享其成者，他不能想象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他陈刚的参与。而且，作为一个工程师，在日本固然可以做一些技术工作，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工程给自己做。有的工程师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等到像浦东新机场这样辉煌的工程，和这相比，十几万美元算什么！
使陈刚向往浦东新机场工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知遇之恩。尽管他并不知道吴总指挥会在他成为机场指挥部职工的第一天就委以重任，但凭他对留学生的那份理解就让陈刚动容。
吴总说：对留学生来说，生活待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最大限度施展才华的舞台。因为留学生若是奔物质享受就不会回到国内来！
拿着不到日本十分之一、甚至都说不清具体数目的工薪，陈刚却强烈地感到一种当家做主的豪迈和忘我工作的快感。和他相处不过两个多小时，我也受到了这种风风火火的情绪感染。
他一边啃着因为不及去饭堂吃饭、让设备处的小刘给他拿来的花卷，一边和几位早已等在办公室的客户打招呼：“不礼貌了，因为早饭也没有吃，只好边吃边谈了。”十分钟以后。他又拿起电话，用日语和对方谈了好一阵子。原来他明天要去东京出差，却刚发现多次出国的签证已经到期，必须找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先生通融。然后他说去处理两件事，让我等他一同乘车去市区，他必须亲自去拿签证。我问他明天要去东京，今天就不回浦东了吧？
他说不行，办公室还有好几件工作没处理完，而且晚上还有一个700万美元的合同要签。东京也是明天去后天回，去看一套2000万美元的关键设备。他说：为了这套设备，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细了，对方的设备也非常好，但还要最后去看一次。就我一个去，去了最后拍板。你看，吴总真敢用人，也不怕外商收买我。
吴总真敢用人。陈刚为此再次成为让多少同龄人羡慕的幸运者。为机场设备引进的第一份合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吴总主签，他是做为技术负责人辅签。自此以后，吴总就放手了，把签署合同的职责全权授予了陈刚。“副总工程师陈刚”的签名，意味着独立地对几百上千万美元的购货合同负责。当然，这种负责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完善的运行体系上的，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是严密而规范的。但是他得对各个关节点有充分的把握，他必须非常老练、周全、胸有成竹。
然而，在所有谈判对手眼中这位有决断权的年轻人，在此之前并没有搞过工程，甚至也不是学工程或学设备出身！吴总对他钟爱与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为优秀高级人才的综合素质的直觉。
设备副总工程师的工作头绪让人听起来头皮发麻。
造空港就像造一座城市，城市有的设备机场几乎都得有，而机场有的设备城市却不一定有。
如灯光系统，导航系统，航站楼，行李寄运系统，能源中心，冷通设备，供电设备……光是电梯，候机楼的加上工程配套用的要突破两百五十部！
和制造商打交道，大家都在算计，这就要看你维护国家和业主利益的洞察力，要有强硬的制裁措施。但这又必须非常慎重，稍有差错他就要投诉你。投诉就得调查，这倒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时间赔不起。上海市政府要求1999年底第一架飞机要在新空港起飞。像这样的大型机场的建设，国外一般都要七、八年，国内花个五、六年时间也是正常的。但陈刚他们只有四年不到的时间。搞工程的人都知道，土建可以拼出来，设备却是赶不出来的，弄不好就拉整个工程的后腿。
设备造出来就要按期到货，按期安装。不能货到了在码头上躺着吧，这得付多少仓储费！而吴总要求的是无仓储管理，什么时候需要安装时什么时候到货，安装单位把设备直接运到工地。这在我国的建设史上也是少有的。陈刚这儿都是白领，没有扛活的，没有吊车，没有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合同管理得天衣无缝，稍有脱节就撂在那儿了。
所有这些是一个极其庞大而严密的“系统工程”。于是，海洋船舶系的陈刚就有了优势。造船就是造一座应有尽有而且能在海上流动的城市。而船舶工程、海洋工程根本就是系统工程。感谢这种专业长期以来建立的一种系统工程的概念和思维方式，陈刚如鱼得水。他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协调，他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和大学教师的经历又帮了他的大忙。他的工作对象大多是日商。十年的日本生涯，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对他们在什么情况会做出什么判断，陈刚基本有数。当然有很多新的东西要熟悉，如设备本身、市场变化等，这样大型设备的采购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陈刚渴望挑战，惟其挑战，更能激发人的智慧、潜能和创造欲。
最大的挑战是日元贷款的采购招标。设定的什么样的条件大有讲究，太宽，不良厂商可能入围；太严，入围的厂商太少，价钱会抬得很高。要确保多少家厂商入围，不同的项目也有不同的尺度，真是大费周折。合同和评标报告要经货款方审批。这里面常常会涉及非常微妙和复杂的利益关系，往往表面是卡在这里，而骨子里问题却出在那里，明里暗里的周旋，完全是斗智斗勇。
在谈判最紧张的时候，陈刚的位置在前线指挥部的“掩体”里，通过协调各路大军的专家——土木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控制工程师、建筑师——掌握着谈判的节奏，控制着谈判的局面：这件事可以让步，那件事要逼到底，这件事交给商务谈，那件事情必须先把技术方案敲死……除非有重大问题向总指挥报告，大部分问题就由陈刚现场决断。陈刚一般不在谈判桌上出现，在外方眼里他是有决策权的，直接面对谈判对手就没有了回旋余地。而一旦在谈判桌上出现，就是向对方施加压力，就是拍板。
1997年4月，机场设备的第一批合同即将签署。指挥部计划搞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一方面为机场作宣传，一方面出于外交配合上的考虑，给日方抛一个绣球。当时有一个大项目的技术问题还没有谈下来，对方是日本的三菱电梯公司。这个技术问题有一定的难度，三菱总部的决策已拖延了一个多月，谈判也延宕了一个多月。指挥部决定逼他一下。于是，陈刚亲自出阵。
陈刚对三菱的谈判代表说：第一批合同的仪式马上就要举行。这个仪式要请日本的总领事出场，所有相关的日商代表也要出席，还要邀请上海、日本的媒介。三菱能不能成为这次俱乐部活动的嘉宾，就取决于你了。上海是中国的门户，浦东是上海的门户，机场是浦东的门户，电梯又是机场的门户。这个合作对我们双方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明天敲定所有的技术方案，你们干不干。
三菱当然要干，而且确实也把价格定很低了。但从价格和技术性能比上还没有达到中方的要求，必须再作让步。陈刚了解，这样的较量是很残酷的，对当事人心理压力极大，按日本人的性格若谈不下来自杀的也有。于是他控制好分寸，既摆出步步进逼的态势，也和对方共同寻找出路。
三菱代表说，你们监控系统的技术要求太高。陈刚说，你这不是真正的原因。都说要看日本最好的电梯到新宿去看，到横浜的地标大厦去看，那可都是三菱的电梯。你们的技术水平我了解，我们这个电梯你做得了。如果说自动扶梯和人行过道的监控系统有问题，我给你一个解决办法。日本关西机场的监控系统不亚于我这个要求，是日本的富士达做的，他做得很成功。我倒不是想伤你三菱的自尊心，如果你认为你的不如他，可以向他买。
三菱代表不得不说，技术方案可以接受，工期无法完成。陈刚说，这是托词，你们加班加点地干，干得出来，无非是加班费。日本的法定加班费比工资高25%，说到底是成本问题。这样吧，我可以帮助你解决成本问题。你去找上海三菱帮忙。上海三菱有非常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可以做出不亚于日本的软件。软件成本就是人工成本，你知道，我们目前经济能力有限，工程师的工资水平还很低，你找上海三菱做，既可以满足技术要求，又可以满足合同金额的要求。
三菱的代表沉吟不语。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他犹豫着要不要把这部分业务分出去。陈刚绕了一个弯子：当然，你如果实在不干，我可以在日本给你找两家软件公司。你是要找富士通还是找ntt，我有很多同学就在这些公司工作。我可以去跟他们联系。
陈刚拿准了三菱代表的心理，他绝不会到日本去找富士通，ntt，虽然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但毕竟还是三菱。果然对方再也无话可说，接受了陈刚的方案。陈刚一石三鸟，既解决了技术问题，又打破了谈判僵局，还为上海三菱揽到一笔大业务。
人们会说，花钱还不容易吗？采购还不容易吗？给你钱让你去买东西，这不是太自在了吗？而且，谁不知道搞工程招标，搞设备采购是一个肥差呢？陈刚太明白人们的这种心理了。厂商成天围着转，对自己视若神明，不就是因为自己挥笔就是钱吗？
花钱苦呀，真苦。有钱去扛一台电视机回家这很容易，说现在给你钱到商店去买两千台电视机回来，做得到吗？你还得给他订货，进行商务谈判，能不能便宜，特殊要求能否满足，怎么到货，问题就来了，和个人消费完全是两码事。更何况国际金融贷款，看上去是日元，用的却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若干年后是要用子孙后代的钱来偿还的！
在国外，留学生们习惯了规范化、法律化的行事方式，对国内的人事关系、腐败的社会风气常有微词。陈刚没想到自己一回来就成了掌管如此重要权限的官员，他感到责任之外的另一份沉重。
他想起了和吴总指挥的一次争论。吴总是刚卸任的上海市建委主任，主管过很多大型工程。一次陈刚和他一起去北京，在飞机上聊起城市交通问题。陈刚书生意气，说上海的交通出路在于消灭自行车。他头头是道地分析：道路就像一根管道，自行车就像流动的水，速度慢占用的空间就大，所以自行车绝对不适合特大型城市的大型交通。吴总说你说的那些理论我全懂，但我必须更正你的一个说法，消灭自行车不是出路，而是结果。要消灭自行车首先要发展轨道交通，要造地铁。但造地铁容易吗？一公里六亿元人民币！
陈刚思考着这场争论的深意：要批判一件事容易，但仅仅提出问题是不负责任的。
作为一个工程师或研究工程问题的学者，你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问题，而且在于解决问题。你的言论必须是建设性而不是批判性的。
眼下的建设性就是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净化自己的工作环境。指挥部有关廉政的规定，在他这儿成了铁的纪律：全过程控制，不接受厂商任何形式的宴请。
一个舍弃十几万美元年薪奔事业而来的人，在这方面的素质是一种天赋。
十几万美元年薪，陈刚的妻子占了一半，但她却远没有陈刚那么如意。她回本校教书，海外六年工程师的实绩打了水漂，中级职称还要重新来过，只能拿不足千元的助教工资。学校搞学术研讨会，她临时被拉去担任日语翻译，不仅翻得贴切，技术问题还能讨论。系主任说不知道捡了一个宝。但事后却依旧弃之不用……怀着对妻子的歉疚，陈刚更加感念浦东新机场指挥部和吴总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中国的人才还远不能依靠市场找到自己的位置时，碰上一位什么样的上司，有时往往能决定你的一生。
但愿飘泊海外的学子，都能遇上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吴总”。
新一代实业兴国梦
张启华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动员太太回国来了。整整三年的苦熬，他的捷华通讯电子有限公司已经像模像样地在上海立起来了，而且显示的前景不错。他倒不是要太太回来帮他，她早就有言在先，决不给他“打工”。他只是想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太太也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就像当年人家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一样。
当年他决定只身回来创业时，是为了他的一个梦想，严格地说，是他张启华的梦想。他和妻子按照西方人的方式，相互约定，尊重对方的想法。妻子不责怪他贸然辞去了在加拿大一家跨国公司任技术主管的工作，他也不强求妻子和他一道回国创业。再说，当时他的事业从零开始，他也不能要求家人共同来承担风险。
权当两地分居吧。只是没想到一分就这么久远。张启华呆在上海的时间越拉越长，开始是一次三个月，以后便是六个月，九个月……一家两国，每月电话费开销就是五、六百美元……妻子在加拿大管理一家超市，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她的这份收入。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张启华还不得不让妻子做自己的经济后援。
但他已经顾不得了，他的这个“捷华”梦已经做得太久太久了。
启华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海军。几十年来转战在祖国的万里海疆，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海港军营，一个在连云港，一个在青岛，张启华出生在威海，那个拥有承载着民族光荣和民族耻辱的刘公岛的威海。跟着父母在军营中度过童年和少年，“国家”是他幼小心灵中的第一个崇高的名词；父母一直给他们灌输知识报国的思想，使他从小就崇拜科学家，一部《第二次握手》是他少年时代最倾心的作品，常常读得热泪盈眶。
循着他那些科学家偶像们的人生轨迹，八十年代中期，他大学毕业不久，便怀揣着几十美元和一个并不很明晰、却无形中推拥着他的梦，去海外求学。199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拿到了工程硕士的学位。
在海外，他每天必读四张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同时在互联网上与朋友交流着国内的情况和信息。九十年代初，“科教兴国”、“科技产业化”、“信息产业化”的词句频频出现在报端，他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暗示，他的梦想越来越清晰。
九十年代初，正赶上加拿大经济萧条，房地产不景气，正是购置不动产的好时机。在加的亲友纷纷筹划买房产，而已经拥有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张启华夫妇却不见动静。他要办一件大事，家里的资金要随时可以动用。
1991年，张启华在蒙特里尔注册了一家叫“j.h.”的通讯技术公司，着手开发一种语言信息综合处理系统。这是一种把程控电话与计算机软件技术联结起来的系统，又称“智能电话”，可以大大提高电话的使用效率，如提供24小时电话自动转接，如跨地区跟踪，将留言自动送达主人预选的电话机……当时这种产品在加拿大已经有相当的普及率，但张启华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和差不多四十万美元的开发投资，因为他不仅要搞出自己的产品——他把它命名为“泰立”，还要准备各种语言的版本，尤其是绝对汉化的中文版本。
1993年，张启华的大事终于启动了。他要把他的“泰立”推到中国去。他做过市场调查，这类产品在北美国家使用率达60%，欧洲达40%，日本达20%，港台达15%，而中国内地基本上是空白。虽然这个技术在北美国家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在中国可能有一定的超前量，但张启华从国内对于信息产业的重视，从这几年寻呼机、移动电话的神速发展，认准了“泰立”的潜在市场。
九十年代初不少先期回国的留学生选择贸易中介或投资咨询的方式进入，因为这种行当只需要关系和头脑，不需要太大的投资。万一不成功，抽身折返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也有一些选择做外商代表，凭借他们既了解中国文化，又了解外国惯例的优势，帮助外商在国内建点，在没有风险的前提下为自己积累资本和管理经验。这些或许都是进入中国市场比较便捷安全的途径。
张启华的心很急，他不想绕弯子，甚至还有一些偏激和自负。他说，他不想在中国再给外国老板打工，他觉得这样做很尴尬，因为从职业道德上讲必须代表外方老板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不甘心老是屈就在人家的天下。华人有聪明才智，为什么做实业成功的不多，是不是只配给别人打工？张启华要试一试自己的能力。他要建一个厂，要办一个实体型的公司，要把国际上通行的技术开发模式、市场模式、公司模式带到中国去。他没想给自己留后路，他对太太说：“不成功，就算重新来过。”办加拿大的永久性居留权，也不是为了留一条后路，而是更加方便跟踪国外高新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生命周期很短，若不是随时可以出国，他担心自己对新技术发展的感受会变得迟钝。
张启华做的是几代海外华人实业救国兴国之梦——“j.h.”，就是“捷华”的英文缩写。
捷，快捷，捷报，大捷，从在加拿大注册“j.h.”始，他就为他的公司、为他的中华赋予了这种悠悠赤子的祈祝。
张启华从来不掩饰他的中华情结，他说，爱国绝不是狭隘、保守和虚伪的情感。不爱自己国家的人，走到哪里也会被人看不起。相反，那些民族英雄，往往在人格上受到对手的钦佩。在加拿大的家中，他和妻子绝不讲英语和法语，也让孩子跟着他们讲中国话。
他担心孩子从小受西方的教育，日后会徒有中国人的面孔。当然，他也很欣赏西方的教育，孩子上学很轻松，课程涉猎却十分广泛，像环保、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连张启华自己也感到新鲜。
课余活动很丰富，冰球、棒球，野营……但孩子毕竟是黄皮肤，他必须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家。
第一次他带孩子回上海，外公外婆特意粉刷房子，装上新的热水器。没想到孩子一进家门就嚷：“外公家怎么这么破？”张启华正色地告诉他：“你的妈妈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里就是你的家。”孩子在加拿大居住的蒙特利尔市才百万人口，国庆游行时街上也不过七、八万人。第一次带他逛上海的马路，见人群熙来攘去，他大惊失色：“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张启华说：“这样不好吗？热热闹闹，每天都在过节。”孩子对自己的家太陌生了。
张启华每年暑假都让孩子在上海过一两个月，一方面补习中文，一方面认识自己？”
募遥煜ぷ？”
己的国家和城市。
张启华的身上明显地有着几代海外华人的印记，但作为新一代的实业家，比起他们的先辈，优势和劣势同样鲜明。老一代华侨不少是富豪、富绅。早年为了谋生，他们漂流海外，靠开餐馆、开洗衣店起家，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用一辈子的血汗积起一份家业。他们与当地社会相对隔离，依旧生活在地道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氛围中。新一代移民走的另外一条路。他们一般在国内读完大学，文化水平的起点高，出国的目的不再是谋生而是要开阔眼界，学习更多的东西。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华人圈子里按旧的轨道生活，而是千方百计地融入当地社会，自觉地接受非中国文化的熏染，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西化。他们头脑里现代的东西很多，在知道时代占有头脑的优势，但经济实力却远不如老一代华侨雄厚。
“捷华”要启动了。在移往中国之前，张启华已经为它投入了近四十万美金，几乎是倾其所有了。注册新公司最多能再凑个七、八万美元。就在此时，张启华得到一个信息，上海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创办了好几处留学生园区。而且他们看出新一代留学生资金不雄厚，因此注册资金的起点只有一万美元(后为二万五千美元)。张启华心领神会：一万美元能干什么事？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抛给海外学子的绣球：只要你带回技术，只要你有心干事，不在乎你有多少钱。
于是，上海捷华通讯电子有限公司成为首家在嘉定留学生创业园区落户的留学生企业，张启华开始了比地道的中国企业家要艰难得多的创业。
为了节省公司的开支，创业初期的三年，张启华在离嘉定城5公里的农村租用了一间农民房，用作自己的生活起居。这三年，张启华足足把自己的生活往回拉了二十年。没有电话，没有家用电器，更没有专车。每天骑五公里自行车上下班，还创造了连吃五个月速泡面的纪录！公司的员工想不到他们身为洋硕士的总经理能吃这样的苦。他却释然：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不见得出了国就变成贵族了。
要在市场上新推一个产品谈何容易？张启华从在报上写科普推介文章开始，让大家认识泰立。公司十七名员工，全是在上海招聘的大学生。张启华让他们去一家一家电话总机造访。他给员工们的信念是，只要我们对自己产品有信心，市场一年不接受，两年、三年总要接受。做一个企业要熬得住，大家认识了这个产品，就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这时，一位朋友告诉张启华，有家美国公司在上海开了一个同类产品的公司，并不成功。张启华一惊，立即前去探访。他发现它起点不高，而且一个致命的缺陷是没有汉化，没有区别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电话的习惯。这反而显出了捷华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所有留学生的企业一样，它比纯粹的外国人企业要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的使用习惯。泰立不仅是文化的，而且是中英双语系统，不仅具有留言追踪功能，而且能追踪中国人几乎人手一机的寻呼机，不仅可以自动转接，同时也与人工兼容。中国的许多企业虽然不吝啬人力，但双休日是一个机遇，电话值班员可以按例休息；还有一个能让用户动心的是，电话服务准确到位，能改善公司的对外形象……用中国人的心理和习惯指导着产品的开发和推介，终于，“泰立”智能电话走进了上海莘松高速公路指挥部，走进了上海石化股份公司……市场接受的难关基本上闯过来了。
国内有一个意识很不利于“泰立”的生存，那就是对知识产品即软件价值的认同。他曾听说上海市内环线监控系统，业主单位买硬件可以出价一千万元，但软件却只出到6千元，只有千分之零点六。而泰立的软件开发成本占到总成本的一半以上！按照这样悬殊的概念，张启华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一次与客户的洽谈却使他大喜过望：客户谈到这套软件的价格，认为他可以到三万元。虽然实际价值比这要高，国内的进步要比他想象的快得多。他分明听见知识经济的春水已经在坚冰下湍流。
张启华的“捷华”跨过重重路障，终于迅捷地壮大起来。“泰立”三年中派生出四个系列，1995年销售额60万元，1997年400万元。这年春天，第七届国际通讯展在北京举行，张启华把“泰立”带到了国际性的大展台上，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除获得次年数百万元的加工订单以外，竟有几家海外的大公司向张启华表示合作或收购捷华的意向。
这些大公司的鼻子很灵。在当今国际市场，这种电话与计算机的结合(cti)是一门正在兴起的技术和行当，股票行情看涨！张启华并不打算出让他的捷华，但他想知道上海捷华在这些公司的眼里价值多少。一家加拿大的大公司说他正准备进入中国市场，打算投？”
？”500万美元，如果捷华同意合作，公司资产可以作价15%。500万的15%是75万美元，615万元人民币，这就是说，张启华当年8万美元的投资，至少已经增值了近十倍！
张启华不知怎么突然想到刚出国的时候，他靠奖学金度日，当时想如果有5千美元就够了，现在早已不是这个数了，他却没有任何满足感。他经常做梦，梦见他成为这个行当领头的中坚企业，梦见一提起“泰立”像大哥大的摩托罗拉，尽人皆知……那种欣慰是一亿元的身家都换不来的。下一个世纪是环太平洋世纪，无论对生产商还是发展商，在中国这个市场得到承认，这才是梦寐以求的。
张启华的企业在国内出了名，登了报。太太来电话开玩笑说，搞得像真的一样，人家还不晓得你靠老婆养活！他想到应该回去一趟了。他怠慢家人太久了。有一次，孩子只身从加拿大来上海，他竟抽不开身去机场，只得让公司的同事代劳，儿子一肚子的委曲。
就像每次回加拿大一样，他的家里又围满了亲朋好友，有些还从纽约赶来。与其说他们想知道捷华的发展，还不如说想从启华的身上获得一些对国内情况的真实感受。张启华很客观，也很动情。他说，在国内，生活的舒适性肯定是不及这里的，但人的一辈子总还是要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叶落归根，不一定要叶落时才归根吧！”
精神的自由飞翔是从希望到希望
最早让我对苏珊和宋学孟发生兴趣的，是他(她)们那年近乎异想天开的计划——开发长兴岛。那是个著名的桔乡，又是上海一片难得的净水净土净天。
他们颇有眼力地要在那里搞一个8平方公里的大型石沙旅游渡假区，请了十二个国家的旅游专家来考察，规划书都作好了。而且，听说他们把各自在澳洲积攒的钱一分不剩地从银行里取了出来，足足向这个未来的旅游区投进了500万元人民币，弄到连房租和电话费都付不出的地步。
何止是理想主义，简直就是浪漫得可以。但是当我终于找到两位的踪迹时，他们的公司已经更名为“世华国际金融顾问有限公司”，并迁离了原先在淮海路的办公大楼。从旅游跳到了国际金融，又是匪夷所思！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叩开了地处外滩的光明大厦22层“世华”公司的大门。
这一天是周日，办公室里有几位年轻人正在考试，苏珊说总经理宋学孟出差了，她正利用假日招聘公司职员。我扫了一眼宽大敞亮的写字间，说你们能租到这样的办公楼真是很有气派。说到办公楼，苏珊一下来了兴致，她把我领到高大的玻璃窗前，俯瞰大上海最繁华的外滩，比划着环绕大楼的黄浦江，抑制不住的得意。她说：有一年我到上海，从外白渡桥上一眼就看到了这座大楼，这是外滩唯一的现代化高层建筑。当时就想，有朝一日，我要在这座大楼里办一间我自己的公司。一个意外的机会果然让我们如愿以偿。这间办公室是最好的，三面环窗，视野极开阔。国外的大公司很讲究这一点，宁愿办公条件差一点，但窗外一定要有风景。
这种议论似乎有点玄妙，我猜测她可能是因为事业受挫，开始寄情于某种神秘的力量。我有意绕开长兴岛，问起她世华公司的业务。没想到她开宗明义，说他们之所以转向，源头就是长兴岛。
长兴岛的开发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但是它需要的资金是5亿美金。这么巨大的投资只有依靠国际融资。当时这项工作已经启动，但是因为内外的环境因素没有成功。长兴岛一时搁浅，他们也曾伤心：国内最缺的不是好的项目，而是开发项目的资金，是获得这种资金的渠道和手段。痛定思痛，他们索性单刀直入，转向金融服务，操起他们在国外学习过的投资银行专业。
我打开了一本深蓝色的文件夹，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美国资本市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开放的资本市场，它随时对每一个具有良好经营业绩、管理能力，有心在美国市场上融资成为国际性企业的公司敞开大门。即便如此，如何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怎样在美国资本市场上融到企业发展所需求的资金呢？这就是我们的业务。
“公司董事长程万琦先生，世界华人联合会主席。出生于金融世家，为当代香港金融家、社会活动家。
“公司执行总经理宋学孟先生，副研究员。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悉尼温莎金融学院，金融问题专家。
“公司有员工20人。主要业务骨干由毕业于国外高等学府、又具有相当海外工作经验的归国留学人员组成。他们不但熟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深谙中国现行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脉络，而且他们熟知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程度和国际惯例。”
从一片荒岛到国际金融市场，从最具体的开发到最抽象的运作，从追求自然浪漫到跻身现代经济最前沿的领域，这两位可真是天马行空，敢想敢为。
他们都是颇有人生阅历的中年人。宋学孟在北大荒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以生活的丰厚馈赠而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曾以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在震惊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现场转辗采访过40天，出国前曾任《东北文学》副主编。苏珊在军营中长大，当过通讯兵，受过极严格的军事训练，以后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历从事记者职业，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地采访。两人都是在九十年代初才各自留学到了澳洲，因为是文人而志趣相投，在澳洲合办过一家名为《雪梨书屋》的华文出版社。
两个文化人半路出家地干起了金融，而且自立门户地开展海外融资业务，仍然让我难在二者中找到某种联系。就在第二次造访世华公司见到总经理宋学孟，他作了一番独到的阐绎——金融是现代经济最敏感的中枢神经，是经济的核心。从这里头可以看到每个部位的反应，包括政治上的牵动，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投资银行这个专业，和文学创作有一种血脉的相通。
第一它非常浪漫。货币把实物抽象化了，股票又把货币虚拟化了，三个投资银行家坐在一起，一杯咖啡，一杯清茶就决定一个企业的命运。第二它极具设计性和创造性。这有点像贝聿铭盖中银大厦，对选址的地形，对使用的材料，对周围的环境和背景都要作出充分和具有想象力的思考，才能有现在这个独特的设计。资本如何运作，很多时候是出于对企业的判断，对于相关知识的掌握，对这个产业的了解和理解，这需要一种悟性，一种文化的天赋。
中国文化与国际资本运作，在这里形成一种绝妙的组合。就在宋总经理办公室里，半墙精装大部头的国际金融书刊旁边，挂着一幅行书的《冶光寺弥勒槛联》：
“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来笑去笑自己原本无知无识观事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观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运筹金钱，却虚怀若谷；生杀予夺，却笑观世界。
苏珊的思维似乎更跳跃，更感性。她说：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干这么大的事情。
自从出了国门就觉得世界小了，在唐人街上就能碰到自己的中国同学和战友。在美国直接给总统写信也不算什么。世界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她特别感慨于她亲身经历过的一次美国坎培拉市政厅的聚会。那是一些事业成功者每年介绍自己成功之道的场所。这些人无论经历、教育、智商，各方面并不高多少，为什么他们能成功而中国人就不行呢？中国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缺少某种教育。美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意识：我在20岁时要拥有什么？在30岁时应该达到什么水平？贪欲固然不好，但成功的欲望是生命的奋斗之源。有时候最荒唐和最轻率的希望会导致非凡的成功。
她说过去我们曾经豪情万丈，壮怀激烈。当然那里面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但现在呢，又太低调、太现实了。中国人不妨有一些“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气。
这种太泼墨似的写意真是淋漓尽致，但资本运作本身却是极其严谨、繁复甚至枯燥的。在这里，浪漫与豪情只能是思想和智慧的催化剂，真正的事业还要一步一步地走，一笔一笔业务地做。
宋总、苏副总，还有他们用严格得让一些博士和硕士也交了白卷的考试招进来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其实是很辛苦、很劳累的。他们的项目分布在辽宁、四川、山东、海南、浙江，他们十多个人成年累月地东走西奔，成年累月呆在基层企业，与成千上万的数据、摞起来像小山似的报表打交道。
他们是在做一个巨大的无形工程，他们要开通一条渠道，一条让中国企业通向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中国的资金短缺就像干旱的土地，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却涝得发愁。美国一个老人基金会就有2740亿美金寻求投资。一个拥有6万亿美元的基金，早把中国列为第一位的投资国。美国向国际开放的证券交易所有十家，金融品种更是达百种之多。但这中间千重万复。最初始的，它需要用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和投资者看得懂的标准，对中国的企业进行梳理和表述。我在世华见过一套他们做成的资料，光是财务可行性报告，就是密密麻麻的一千一百多页，其中包括未来十年的资金流量表。
事情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
他们眼下正在做一个项目，是鞍山市政府提供的一家镁矿公司。这是一家农民？”
窗斓南缯蚱？”
业。虽然它有很多的利润，但拿到国际市场上，它的卖点在哪里？用什么去打动投资者的心？
专家们扒拉了一个多月，一、二、三几个亮点，让公司的领导层自己也琢磨了半天：它拥有资源的开采权，不受矿石价格波动的影响；它控制了高品位的资源，为产品升挡提供了原料优势；它五个管理人员加在一起有一百年这个行当的管理经验，大大超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要求年限。
光有这个概念远远不够，还要让它在管理上拔高。这项工作极其浩繁，该建帐的建帐，该折旧的折旧，该抵销的抵销，帐目做了一尺多厚。光是清理它的家当，六个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还要调整企业的机构设置，培训电脑财务人员，销售人员，等于一次全方位的企业素质升级！
连鞍山市体改委的同志都看不懂了：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性的机构为企业做这么多基础工作！但世华清楚，国际资本市场的钱是不好拿的，任何一项工作不到位，都将前功尽弃。而且，融资还仅仅是找到“血源”，要让企业真正健康起来，他们的责任还没有完。
为了这，他们只要接手包装一个企业，他们就要成为这个企业的常年财务顾问，一直对这个企业跟踪下去，直至它真正强壮起来。
中国的企业不是太需要这样的顾问了吗？宋学孟和苏珊简直就是一镐挖到了一个大泉眼：四川省拿出了三百多家化工企业请他们策划、包装；辽宁省则划出一百亿国有资产请他们运作。目前他们手头正在运作的是七个大项目，涉及的资产已是数以十亿计了。
在国际上，操作这种资本运作的企业，它自己的资本增值常常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神话。
美国投资银行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俄亥俄州发大水，把一个城市冲跑了。
美国政府为了救灾，组织了一个救灾委员会到全国进行募捐。但募捐情况不好。这时有一位投资银行家出面了，他请了一些城市规划专家，对这个城市进行重新规划，完整地作出一大本可行性报告，然后把规划搞成电影，搞成模型，花了几百万元。他靠这些资料发行灾区债券，不到一个月，把一个城市的资金、几百亿美金全部募集到手，然后开始建设这个城市。按照这个规划，十年还本付息，还本以后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投资银行家赢得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产权是他的了！
宋、苏的世华当然没有如此大的手笔。这个行业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初生的幼芽。
他们惨淡经营，公司从去年八月开始运转，当年获利三百万元，1998年的利润计划是一千万元。而他们是一个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
对他们来说，发财从来就不是目的。对于干投资银行这一行的人来说，钱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钱，而是一种运作的工具，是一种金融商品。对于宋、苏来说，资本积累带给他们的是选择这个行当的自信，意味着他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真正为国家做一些事。苏珊那股浪漫劲儿又上来了。她说，彼得大帝拥有整个欧洲大地，但他临死时嘱人在他的棺材上掏了两个洞，把手从洞里伸出，掌心朝天，表示他是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
由于出国，他们感到自己比出国前更像个纯粹中国人了。这不单是个感情问题，而是非常理性地认识了这个民族。对许多过去会怒形于色的事情，现在反而能用客观的心态去理解。美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因为铁路赚钱，投资商一轰而上都搞铁路，造成铁路过剩，最后只得把铁路拆掉。连这样的荒唐事也干过！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间差异那么大，文化背景这么复杂，走一些弯路是很正常的。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连他都认为，料理十三亿人的吃喝拉撒需要重量级天才。宋学孟和苏珊由衷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对一些轻飘飘的议论、指责他们很反感：“这些人为什么不问问，自己都为中国做了什么？“东南亚的金融风波，使他们更为自己的选择而骄傲。资本运营是一场不见硝烟却充满血腥的战争。东南亚的几个受到冲击的国家等于是在前面给他们趟了地雷，让中国得以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开放之路。但是这场战争毕竟已经打到家门口来了，我们不能连对手是怎么回事都茫然无知！
他们重新制订了公司的发展计划，既有更稳健的一面，也有更积极的一面。他们正着手在华尔街筹办分公司。他们希望今后在美国的业务可以直接由自己在华尔街的分公司来运作。而且，全世界的资金市场华尔街占了67%，作为投资银行不进华尔街，等于主权国家不进联合国！
在宋学孟的书架上，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英国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家族史——《摩根集团》。这本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银行家在其业务经营中必然要表现出超乎人性的传统的体面。而终身从事这种活动却使他们成为最为浪漫并且最不现实的人。”
在宋和苏这里，我看到了一种人类精神的自由飞翔，它不是从快乐到快乐，而是从希望到希望。
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缔造者
苏琬女士四十多岁的生活中，有三件引为自豪的事情。一件是初中没毕业，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东北师范学院；第二件是不懂英文，而且囊中羞涩，却只身闯进美国，拿到了美国的心理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第三件就是她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事业——以美国太平洋研究院中国部主任和上海蒂比尔国际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在中国推广美国心理学教授路.泰斯的《对卓越的投资》教程。
这天，她身着浅驼色西服套裙，庄重而高雅。在已经布置好的蒂比尔“《对卓越的投资》高级研究会”会场上，她仔细查看一遍放相机和幻灯机，整理好讲义，静静地等待她的学员。三十多名学员都是丹麦英特尔食品上海公司的白领。此前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学习。在课前每个人半分钟的口述自我小结中，他们显得兴趣盎然，各有所得，“潜能”、“信念”、“修养”等心理学术语应用娴熟。
电视展幕上出现了路.泰斯教授。课程最精采的部分——教授的讲演开始了。他娓娓道来，隽语连珠，把个哲学和心理学课程讲得轻松幽默，不时地引起会心的笑声。上海著名男演员野芒流畅而富有磁性的配音，更增加了讲演的感染力……
路.泰斯是国际上知名的教育家、演说家和作家，被称为“以戏剧风格来阐绎现代心理学概念”的人。他创立的《对卓越的投资》教程和他的太平洋研究院，以传授实用心理技巧、提高个人和组织效力而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迄今已发展到使用11种语言，推广到四十多个国家，每年进入太平洋研究院及其分支机构接受培训的达二百万人。在它的培养对象中，有像福特、丰田这样著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有教育家、管教人员、军人、牧师、行政官员、政治家、甚至包括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国家领导人。在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500家最成功的企业中，70%的公司是太平洋研究院的客户。
苏琬与路.泰斯的缘分，是出于苏琬对于路.泰斯这套学说的领悟与共鸣，还是路.泰斯的哲学恰好契合了苏琬的人生道路？
1991年夏天，苏琬怀揣着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心理学硕士的文凭开始求职。这又是一位不安分的女性。当时她已经成家，进入了一个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她或许可以找一份公司职员的工作平稳安逸地度日。但她不。由于阅历和年龄，她觉得自己具备了相当的理解能力，又由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美国的知识结构，她冥冥中总觉得有一项事业在等待着她。
先生欣赏他的想法，给了她一个建议：有一个帮助人们提高心理素质的课程很被称道，说不定对你有用。
这种短期培训的方式在美国很流行，有些版本的录像带在街上就能买到。苏琬一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让人们认识自己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去开发自己的潜能，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诱惑力和挑战性的命题啊。有一位哲人曾经断言：“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每一个人，即使他是做出了辉煌创造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他自己的大脑潜能还不到百亿分之一。”
美国富尔顿大学甚至要让人相信这样一个事实：“编撰二十世纪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写：
我们最大的悲剧不是恐怖的地震，不是连年的战争，甚至不是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而是：千千万万的人们生活着然后死去，却从未意识到存在于他们身体的巨大潜力。如此众多的吾辈，尚未经历足月的心理发育，却已经衰老和死亡。”
苏琬太欣赏这种观点了。她潜意识里的很多东西突然唤醒她回忆自己一生的道路，大凡成功便都是遵循着某种逻辑：只要下决心做的事都能做成；对自己能力的评估比自己的实际能力更重要。她是三十多岁才想到出国留学的，当时她既不懂外语，专业又没有优势，还是女性，论条件几乎没有可能。她办成签证的时候，只剩了70元钱，向朋友借钱买机票上了飞机。
在美国最初的日子，为了挣学费，她圣诞夜还骑着车送外卖。一次摔在雪地上，大街上空无一人，连拉一把的援手都没有。她没有沮丧，爬起来推着车往回走，15分钟的路程，足足走了两小时。她能走到了今天，这使她相信她有能力缔造自己的命运。
有一个意象对她的刺激很深：马戏团的大象从小被绳子系住了腿，一直到长成了大象，它从来不想到能挣脱腿上的绳子，它不认为自己能挣脱它。从小的束缚使它形成了自己能力的错误的概念。她想起在中国的一些朋友和亲人，他们的能力不比自己低，但太多的人仍然受到这种无形的心理束缚。这些年她跑遍了四大洲，到过很多国家。她觉得中国人与其他国家人相比，除了肤色不同以外，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要说有什么距离，就是这种心灵的解放。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开发人类潜能的世纪。她看清了是什么工作在召唤着她。
苏琬鼓足勇气拨通了太平洋研究院国际部总裁贾克.菲特勒的电话，向他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把《对卓越的投资》推介到中国去。她谈到了自己对这个教程的理解和它对中国的意义，她说并不打算做太平洋研究院的雇员，而是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双方建立一个承诺。总裁先生欣赏她的领悟力，也赞赏她开拓中国市场的想法。按例，购买教程的版权需要100万美金。总裁先生给了她一个特例：在没有盈利以前免费提供。
满心喜悦的苏琬，却没想到她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一百万字的教材，十多种录像资料，全部要由她自己翻译成中文。熟话说，听话听音，她的英语听力还没有纯熟到这种程度，同样一句话，别人笑，她却莫名其妙，她理解不了，更加无法把路.泰斯那精采的讲演从录像中直接笔译下来。她只能请人先把录音整理出来，再逐字逐句的笔译为中文。更吃劲的是，因为她与太平洋研究院不是雇佣关系，对方没有报酬给她，一切要自掏腰包，包括她自己还得接受太平洋研究院严格的“辅导员”培训。什么时候能有回报，则是遥遥无期。
这种困窘倒让她觉得这件事非她莫属了。她目前面包问题无虞，尚有一定的经济支持。换了别人是无论如何等不及的。
整整三年艰苦奋斗，全套中文版的《对卓越的投资》问世了。苏婉在每一册教材的扉页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中国曾向全世界显示过自己卓越的创造天才，有过几千年领先的文明历史。如果我们今天也能摆脱自己的心理障碍，发扬中国人的优秀传统，中国仍然可以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我相信《对卓越的投资》能为大家提供这种变化的哲学、气候、工具和先导。所以我决定把翻译传播这一课程作为我最好的礼物献给抚育过我成长的祖国，献给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献给海内外的中国同胞。”
1993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心态？经商，炒股，搞房地产赚大钱……对卓越的投资？
卓越是什么？能有多少回报？苏琬的副业似乎是云中仙子，没有知音，只能悬在空中。她依靠亲友小打小闹地办了一些班。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国家人事部的干部听说了苏琬的培训班。他听了一个阶段的课程，大感兴趣，这不是和他们培养企业干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工作完全吻合吗？1993年的中国，是个到处都需要人才、人人都寻求成功的年代。苏琬的《对卓越的投资》弹动了社会最响的那根弦。在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科学研究所的支持下，苏琬的培训班一下子升格为全国范围的人才培训班。首期两个公共班。培训一批大企业的人事部经理，大获成功。这些经理们散开去，苏琬的名字和她的教程在许多地方传播开来，她始料不及地拥有了众多知音：四通，大众，庄臣，中信，at&t，……国家安全局的官员闻讯前来查询，检查课程内容，苏琬请他们听课，竟也成了她的知音和朋友。
似乎越是素质高、越是有活力的公司，越能与她产生共鸣。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领导层全部是二十多岁高学历的年轻人，他们领导着2700人的高科技企业，生龙活虎，每天的课程总是欲罢不能。而四通公司，则一气连续办了四个班。教程中有一个“跳出舒适区”的概念，激励人们战胜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开掘新的自我，迎接新的挑战。这一理念竟帮助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顺利地完成了一次中层干部的大调整。
天津市第二中学的校长刘玉岭已经是第五次前来听课了。他觉得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他把这种以现代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程于他的育人工作，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境界。
他在学校创造了一门“学法课”，启发学生“自我谈话”，这种谈话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不能对自己讲消极的话，必须是给自己一个正面的“断言”，哪怕自己一时还没做到这样的人。比如断言“我是一个有计划、有成效、遇到事情有办法的人”，天天对自己讲，弹过去，再弹回来，反复提高自我形象，并按这个形象敞开，吸收相关的信息，使这种图象内化，产生能量，创造性地符合这个形象。这种自我谈话让许多自卑的同学变得自信，羞怯的同学变得大方……
苏琬忙起来了。好几位像刘校长这样高水准的学员成了她的助手，她聘请他们为美国太平洋研究院中国部的辅导员、研究员或高级辅导员，其中便有国家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研究所的副所长宋桂选教授。苏琬的蒂比尔公司也开始运转起来。
按国内的费用标准，“对卓越的投资”培训价格不菲。蒂比尔公司和众多经营性公司一样，出卖的是一种商品，一种价格昂贵的商品。出卖衣服让你装扮自己，出卖食物让你得到营养。而蒂比尔的这种商品是让你的头脑发生某种变化，让你的潜能潜力得到发挥，让普通人走向成功，让卓越的人更加卓越。
但事实上苏琬离收回投资、获得回报还相去甚远。她深感在国内知音难求，她的定价远远低于美国的定价，也大大低于太平洋研究院在东南亚国家的定价。按照这样的收费，有时一期培训班仅够苏琬一张飞美国的机票。
她的小女儿只有三岁，有两次孩子过生日她都不在身边。听到女儿在电话里的哭闹，她就要问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
苏琬读过一本书，叫《寻找意义》，书中有一段文字描写一群关在集中营等死的犹太人，仍在关心需要安慰的人，还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人。书中的一句话让她刻骨铭心：
“人类最后一个自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她欣赏这种人生的哲学。路.泰斯的教程中也有一个“幸福”的原则。人的幸福是有层次的，动机越有深度，幸福的层次越深，生活质量也就越高。如果把她的事业定位在一个“钱”字上，她是不会有幸福感的。
1994年8月5日，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会议厅，太平洋研究院一年一度的国际研究会议在这里举行。中国部主任苏琬作了十分钟发言，她谈到她在中国的知音，谈到大洋彼岸那些朋友对路.泰斯独到的领悟，谈到她为自己国家的付出和她的幸福感。当她发言完毕，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三天的国际会议中，全场自动起立为发言者鼓掌仅有两次，一次是为一位美国的将军，这另一次，就是为来自中国的苏琬。
苏琬热泪盈眶。她不止为太平洋研究院的专家们对自己工作的赞赏而欣慰，更为她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一种极大的报偿。她有过另一次热泪盈眶。那是在1991年，她和丈夫一起去音乐厅听交响乐。那天正值美国独立节，指挥在开场之前要求全场听众起立唱美国国歌。顿时，几千名互不相识的人化为一体，雄壮的国歌在交响乐的伴奏下响彻整个豪华的三层楼音乐大厅。她是那片人海中唯一的中国人。她深深地被这种人类庄严的气氛、民族团结的精神以及国歌特有的音乐效果感染了。她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是谁？我的国歌在哪里？！”……
身在异国他乡的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失落。今天她终于被作为一位中国的成功女性得到认同，她的失落得到了补偿，她的伤感中有了一种全新的充实。一种为自己国家尽力的巨大的幸福感包裹了她的全身。
永远别忘记你为什么而归
我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副总经理办公室见到胡钅宏亮，这是在我所有接触的留学生中最不像留学生的一位。他的装束，他的做派，他的言谈，仍然完完全全是中国式的。
在他的大办公桌旁，人们通常在豪华办公室可见的“老板椅”被搁置在一旁，换上了一把中国式硬木直背靠椅，他似乎连这一点都依旧保留着他学生时代的习惯。
他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国外，德国、美国、加拿大……工作了学习，学习了工作，期间还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了三年。就在他结束领馆工作回国复命时，组织上还要把他派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这一次他讲了“价钱”，他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他得伺俸她老人家多病的晚年。
其实更让他焦虑的是他自己已近天命之年，他有一腔报效祖国的宏愿，再不回国就来不及了。他觉得他这么多年就像一块浸饱了水份的毛巾，希望回到祖国能把它绞干了，滋润一块生他养他的土地。谁能把他“绞”干了，他就投奔谁，感激谁。他最怕的就是把他搁在一边“捂”着，让“毛巾”里的水发干、发臭。
和他谈话会让你心中回荡起一股浩然之气。他的骨子里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的色彩，也浓缩着众多海外学子的情怀。他不只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国留学生，而且还在海外和国家教育部门做过很长时间的留学生工作。他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生政策的见证人。
十多年中，胡钅宏亮已经是三度回国了。三度回国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留学生的回归史。
他是1981年第一批由国家选派的出国留学人员。学习期满，他和所有留学人员一样，义无反顾地准时回国，而且把当时国内还非常稀罕的电器大件全数上交。那时国家还很穷，出国人员也不多，他认为这样很应该，很正常。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和原单位很融洽，没有矛盾。
八十年代后期，国家开始成批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待遇也提高了。当他再次出国又回国，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他们这批留学人员似乎又镀金又发财，差距与国内的同事明显拉开。那时的中国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还缺乏承受能力，幸运儿立时变成了众矢之的。他原来所在的实验室、研究组，都没有了他的位置。他说，这么大一套设备呀，我做的实验还不行吗！就是不行，做实验也不缺我。他曾经是这些部门的负责人。越是负责人越不好安排。这一次，他竟然无所事事地在实验室忍受了一年冷板凳！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烙印。在他后来被调到国家教委负责留学生工作时，他便深深理解为什么有些留学生回来后又会“二进宫”——这种冷遇不是人人都忍得下去的！
第三次回国是在1996年。从八十年代后期，出国已经不是一种特权和恩赐，只要有决心又有经济能力，谁都可以走出国门。留学生回国的环境大为改善了，队伍也日益庞大起来。？br>欢？毕竟有了不同的阅历，要重新融入这个环境也并非易事。
对留学生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和谐地适应中国的现实。他们在国外习惯了那种简单的条理，老板，雇员，工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金钱、法律，办事很讲效率。中国虽然也在走向市场化，法制化，但尚处在艰难的蜕变过程，事情显然就要复杂得多。
因为这，造成众多归国留学生的不同际遇。一位应聘到上海做了处长的留学生，对这种无形的不和谐缺乏心理准备，在回国第4年时写诗抒怀：“四载远辞黄鹤楼，江轮入海任沉浮。机关茶道品难尽，热土文章写还休。但看群楼拥地起，谁怜经纬自空投。
暂将浩气存胸臆，终将长风荡晚秋。”满纸失落与不甘。
第三次回到国内的胡钅宏亮，工作舞台不错：新区。一张白纸，又定位在高科技的层次上，使他的专业和工作经历大有施展的天地。他竭尽全力地拓展他的工作局面，却也时时感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和谐。他急着干事，人们却往往从另一个角度把问题搞得很细腻，把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变得遥不可及。
有了前两次回国经历的心理基础，胡钅宏亮绝不为这种不快灰心沮丧。他有他的一整套哲学。
中国的老话是入乡随俗。很多人习惯了自我为中心，他们不愿意入俗，入不了俗，认为人家太俗，这就把自己陷入不伦不类。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穷困是个基本现象。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什么事情用钱，用法律解决，实际上就是这样它也没解决好，何况中国还这么穷。留学人员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做一点事情，必须要入俗，重新入俗。不要有这种奢想，我来改变环境。改造社会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一个人改造不了社会。只有和周围的人彻底融在一起，然后才有可能用优秀的东西渗透到环境中去。
胡钅宏亮很看重哲学这个东西，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心理素质的最高境界。
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之所以高级，就是他的悟性比较好，悟性好就是哲学好，哲学好就是人生观世界观要透彻，这很要紧。有些人你看他怎么那么着急，情绪怎么那么波动，好事弄弄就弄坏了。这里面内因是主要的，就是悟性不够，哲学功夫不到家。
曾经有公司看中胡钅宏亮经历丰富、国内外朋友从多的“无形资产”，开价25万年薪聘他。只可惜这家公司识他的身价却太不识他心气。
他说，他到退休还有十年工作可干，他绝不会把自己这十年最宝贵、最具含金量的精力交给外国老板而去换取什么高薪。一个人如果基本生活无忧的话，个人的物质追求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人的消费是有限的，不能说有钱一天吃十顿饭，睡十尺大床。他学了那么多，见识了那么多，又经历了那么多，现在是把这一切还给社会的时候了。他的追求就是在这最后工作的十年，为培养自己一生的国家干成一些事情，在生他养他的大地上留下一些痕迹，写下自己的人生答卷。
说到底，留学生要熬得住，不论遇到什么不平、什么折腾、什么不快都能熬得住，最重要的是要想清楚自己是为什么回来，而且永远记住自己为什么要回来。
张江是上海浦东起步较晚的一个开发区，加之对引进项目的技术要求高，远不如陆家嘴？br>⒔？桥那样红火，偌大开发区的土地正袒露着胸怀等待着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光顾。
胡钅宏亮使劲绞着自己这块大毛巾。他到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一年，一周七天、一天十几个小时，接待、介绍、谈判、签约，恨不能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他和美国san公司谈java的引进；与美国奥罗浦公司合作开办远程教育、软件学院和网络数据库，创办奥罗浦的研究开发中心；和迈克马肯公司谈创建浦东软件园和信息中心先行区，和贝尔谈带有革命性的英芙罗网络操作系统，与美国第二大软件公司谈全方位的合作……每个项目都是亿字号的大投资。他办公室访客不断，电话铃声此伏彼起，人气大旺。他千方百计利用他在国外工作的“无形资产”，一手拽着美国大公司的衣襟，一手拉着国内同行的手，就想着能尽快地站到国外同行的肩膀上去。
他的胃口很大。他说中国十二亿人口，将来软件的天下就是中国的。但必须有正确的策略，那就是在软件产业上要跟美国全方位高水平地合作。要快一点站到美国人的肩上去再往前走。你今天不跟他合作，你就永远超不过他，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就永远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他把美国的工作效率引入到他的工作环境。去年五月份开始筹建“浦东java应用研究开发中心”——一个由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与美国sunmicrosystems公司携手建立的国内java计算技术的权威机构——他自己任中心主任，带着两位博士一共九个人，连同布线、安装、调试，仅仅两个月建成了国内同类中心第一流的水平。sun公司对这种效率大加赞赏，当即无偿提供两个工作平台和五十多万美元资助。1997年末，张江中层干部评价本年度的工作实绩，三十九人投票，唯一获得全票的项目就是java中心。
胡钅宏亮还想在张江校高等教育——这是高科技产业的原动力。他知道，著名的硅谷就是依托斯坦福大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惠普计算机就是在大学旁边的一个汽车库里做起来的。那些斯坦福的学子毕业后，就在学校周围办起自己的公司，他们在大学进进出出。科研教学，人员培训，做做实验又研讨研讨，方便得很。张江就缺少这样一个氛围，一个输送人才的基地。
胡钅宏亮想到了自己的母校——中国科技大学，他们也想走清华大学在深圳办高级研究院的路子，在沿海开办自己的窗口。这对张江真是天赐良机。胡钅宏[ht5”ss”亮立即有了一个动议，由浦东出钱建校舍，中科大出人、出头脑、出设备、出牌子，建中国科技大学浦东高级研究院。有了这样一个高等研究院，不仅教育基地解决了，还会激励其他高等院校为浦东的发展做些事情。人就是这样，谁也不来干，人家不当你一回事，穷乡僻壤，路途遥远。有一家来，尤其是层次高、牌子响的第一家，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
胡钅宏亮还是浦东引资领导小组组长。引资先要引人，他想到了海外一大批已经和正在成才的留学生。
新年伊始，胡钅宏亮和浦东新区人事部门的同志奔赴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为浦东第一个海外留学生工作站——美国普林斯顿浦东信息咨询公司揭牌。这也是胡宏亮的一个创意。
在海外建站过去国家教委也有过，但所费不菲，买楼派人，每年光维持的费用就不下几十万美元。其实，海外留学生有很多专业性的组织，在当地留学生中很有影响和号召力。
如中国留美学者经济学会，政治国际关系学会，历史学会，商学会，还有社会学、新闻学、能源、信息和图书馆等专业性网络。这些学术团体被称为“中国留美学者的历史创造”。为什么不借助这个强有力的网络，来联系海外留学生呢？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模式：在留学人员集中的地区，以优秀的留学人员组织为主体，加上领事馆的配合，建立一种既服务、双经营的咨询公司，为留学生和国内的人才机构搭起一座桥梁。
普林斯顿毗领四个州，纽约、新泽西，宾西法利亚，是美国医疗、生物医药、微电子信息最集中的地区，有一个四州华人科技协会，有一批非常能干又热心的留学生。胡钅宏亮亲自去张罗，组织，第一个咨询公司应运而生。接下来就是波斯顿，硅谷……这种模式一铺开就不止是建一个点，而是建起一个人才的网络。
从吸引留学生回国，胡钅宏亮又想到了一个机制的问题。留学人员的课题通常不会很大，但很有意义。他们最缺的是资金，常常会有一些很好的项目因为资金问题，连第一步也迈不出去。这里缺少一个重要的机制，那就是“风险投资”。
其实美国一些公司在创办之初也没有钱，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呢？这就是“风险投资机制”的功力。有那么一批风险投资集团，他们投十个项目也许有七个八个是失败的，但只要有一个成功，他的风险就释放了。一个项目最多投4、5百万美元，一个成功的项目上市，股票就可能是十倍二十倍的增值，他收回来的就是几千万、上亿美元。因此他不怕失败，能承担这个风险。美国就是靠这个机制，帮助成千上万家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起步，从而成就了硅谷，成就了一大批世界级的计算机巨头。
胡钅宏亮到处鼓吹风险投资机制，在浦东获得了一大批赞同者，而且也确有财团在跃跃欲试。胡钅宏亮希望在自己在职期间能促成这样一个机制，这也可能是对他的那些留学生朋友最大的帮助。其实，受惠的又何止是留学生呢？
胡钅宏亮的想法太多了，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太庞大了。他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地工作。有些东西他也许想得有些超前，有些理想化，但是先进国家早已是这样做了，不迎头赶上去，中国将如何迎战未来世纪的竞争？
胡钅宏亮发现上海的领导、浦东的领导绝对的棒，眼光、思维方式非常现代，处理问题也非常务实。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自己就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但是在基层他总感到有一种有时他会觉得自己孤掌难鸣。他真希望那些优秀的留学生能大量地充实到一些重要的技术部门和行政部门，只有这样的人多起来了，而且用他们的成就来说明问题，形成一个潮流，就能真正帮助我们的国家。
胡宏亮在java中心有一位叫张建峰的助手，他至今对他怀着一种深深的歉疚。以张建峰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又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的学历，以他在法国著名跨国公司埃尔夫工作的经历，他一度是好几家外国大公司争相邀聘的对象。美国惠尔浦上海公司甚至开出了十七万元的年薪。但胡钅宏亮硬是把张建峰留在了张江。他给不出什么高薪，也做不出什么许诺，他只是用那一个一个具有跨世纪意义的高科技项目，向他展示在张江工作的前途。
张建峰就是让这样一个极富诱惑力的格局留在了张江。他再也没有左顾右盼，并全身心地投入java中心十分艰苦的创建工作，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仅有一次，他很歉意地向胡总述说了一点生活安排的难处。因为尽管浦东人事部门已经非常努力，却一时未能找到合适的单位，因而他的爱人已经在家“待业”了将近一年……
胡钅宏亮心里直发热，多么好的年轻人啊，他真怕对他有什么闪失而辜负了他的一片赤诚。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你尽可以发牢骚。(春节后张建峰特意打电话告诉我，他的爱人已经安排好了，工作很如意。)他想起过去参加人大政协会，每年都有很多提案，质询花那么多钱送留学生出国，到底有什么意义？二十年留学浪潮是还是非？
让更多的中国人去了解世界，去亲历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践，这种人才的培养，是光靠国内教育所难以完成的飞跃。到今天，七十年代出国的成才了，八十年代的快成才了，九十年代的正在培养。这些人当中的精华能不能为我所用，便是检验我们学生政策成功与失败的试金石。
胡钅宏亮看好当今中国对海外学子的吸引力。市场经济本身就构成留学生回国活动的大舞台，自由，宽松，你有能力你就闯。如果再有一些如风险投资这样的机制，那么搞高新技术的留学人员就能更方便地进入新兴的、机会最多的、发展最快的这个——中国市场。
青春作伴好还乡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再往下写，更精采、更辉煌的故事也正在演绎之中。在上海，这支八十年代出洋、又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回到上海的“新移民”已超过16000人之众，占到这个阶段全国各地回国人员的六分之一；而如侯鸟似飞去飞回或心向往之却正在等侯时机的更是难以数计。在科研所大学政府机关，在大公司大企业大医院，在文艺界司法界学术界，在开发区重点建设工地近郊农村的现代化园艺场，在留学生创业园区或繁华地带的写字楼，已经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或他们的公司。有时随便谈到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企业，不期然会得知，这是一批留学生办起来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人才的流动，留学生的走向，有时会折射出某种世界经济的态势。有资料分析，如果说冷战时期东西方是在全面对抗、相互封锁的条件下角逐的话，那么后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在相互依存、跨国流动条件下的竞争。其中人力资本的流动和国际化，则反映出世界各国对高层次人才的激烈竞争。从发展中国家出去的留学生，大多是已经有了较高学历和工作经验的科技人员，是已经成熟只待收获的人才。欧美等国之所以对各国留学生采取宽容的态度，网开一面，并给予居留权或就业权，就是看中了这笔巨大的人才资源。有统计说，仅留学生一项，美国就可以以每年12至14万人的速度，用各国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持续地为自己补充高级人力资源的新鲜血液。
但是，由于竞争的激烈性和各自优势的此消彼长，人才流动的趋势并非一成不变。近年来，一个动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了人才回流的端倪？
台湾地区自九十年代以来每年回归的人数超过了6千人。当今个人电脑和集成电路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的台湾新竹科技园区，园内193家公司中，有81家为海外学人所创，园内雇佣的5万人中，有半数是从海外归来的学者。
香港移民局统计，1991年至1995年五年间，香港每年专业人员迁居他国2万人，但向外来专业人员发出的就业签证却有4万。换言之，近五年来香港专业人员流出入相抵有不下10万的“入超”。
印度近年来的人才“东流热”则提供了另一类引人注目的例子。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研究报告，印度留美学生数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许多印度留学生开始选择到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留学，然后前往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香港等地工作。……
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似乎是一个神话，上海更是神话中的神话。1996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到上海访问，称“上海是当今世界最富活力的城市之一。”这是一个极精确的评价，它并非指上海现有的繁华水平——离真正的发达与先进，它还有着相当长的距离——而是就其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以及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1997年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3000美元，达到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到本世纪末这个显示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数据将达到5000美元，初步进入中等发达水平。
从3000美元到5000美元，这里面包涵着多少资金投入，多少技术含量，多少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歌德说：“任何有活力的事物都会构成它自己的氛围。”活力会产生一种磁场。上海每年吸引前来寻求发展和投资的人何止数百万？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从来就不甘平庸的海外新移民。
一位留学人员吐露这样一种心声：移民是为了发展，回归也是为了发展。
已经出国的人不会仅仅为了爱国而回国，或是为了绿卡而留在他乡。真正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不是别的，而是发展的机会。
当代留学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浪潮，是伴随着中国的振兴、也意味着中国的更加振兴。这批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移民近20年来达到70万人，其中留学生(包括他们家属)有40万人。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结构，又亲身感受了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高速发展，他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在许多学科领域里崭露头角，有的甚至创造了跻身世界前列的辉煌业绩。
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最有价值的是，这当中的优秀人物，通过对世界的闯荡，对中国更加忠诚和热爱，心更加纯。他们对国家忠心耿耿的劲头，恰恰是在国外十几年锤炼出来的。他们真正的知己知彼，他们把国外的长短看得很透，也思考着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沟通世界，他的品牌足够。这些人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是我们未来的栋梁。
上海的领导人对当代留学生的价值有着充分的估价，也非常了解上海集聚这批人才的独特优势，因此他们声称要建立适应上海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人才高地”，并把它作为一个大的战略在加紧实施。而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参与上海的建设，便是这个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在一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上，上海的高层领导人透露：他们考虑今后上海的趋势是城市户籍人口减少，机动人口增加，而增加部分就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家、文化人，高层次、高学历的科技人才和留学生。上海的大门要向这些人敞开，让他们进得来出得去。
就像在美国，干得好留下来，呆不下去走也顺理成章。国际化大都市就是要有这样的胸襟气度。
在八十年代初期，上海，其实是中国许多地方都曾经干过这样的傻事，留学人员要回国定居，必须把护照或绿卡上交。一条死板的政策，使多少留学生望而却步，又把多少有心报国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出国历尽坎坷，回国也并非轻而易举：每个人都有他们自身的情况，都面临着种种复杂的因素。他们在国外缺少精神依托，但有一分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基业；举目无亲的固然孤独，但回国也难免没有不被接受的困窘；寻找发展机会不易，不能不考虎留下后路……一位已经回国的留学生说：“不要怪他们患得患失，我也整整犹豫了一年。毕竟对国内的情况已经陌生，而舍弃的又是许多人孜孜以求而不得的东西。”
他们的这种心态终于得到了理解。历史伟人邓小平在那次著名的南方视察中对留学生有一段殷切而随和的谈话：
“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根据这样的基调，国家教委对留学生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明确“来去自由”，“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并重”。简单单的几个字，对留学生来说就像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解开了一个大结。
于是，留学生可以从容地、务实地做出选择。到了该回来的时候，多回来走走，多交交朋友，多做一些探讨，尽量寻找一个比较和谐的结合点。一时没有适当的位置，也可以保留在国外的工作，定期回来讲学、交流或做一些短期的工作。有了在国外居留权的，也尽可以拿着绿卡在中国的大地上办厂开业。中国大地就是留学生的家，让他们在一个宽松和愉快的环境下，以更加成熟和理性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国家和事业。
而更多的先行者，或许早已体会过这样的人世沧桑。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用人是要讲实效的。二十来岁年轻力壮，三十岁正当年华，最棒的时候，你可能处处逢源，倍受青睐。
但到了四、五十岁，在某些岗位上你的脑力、体力都逐渐走向衰老，头上的“玻璃屋顶”就离得很近了。一些更高的位置，你看得见，却到不了。叶落归根，真正到了叶黄枝枯的时候，你就错过了枝繁叶茂的大好风景。更何况，美国是老年人的地狱。本国的老年人尚且视为地狱，遑论他乡异客？
写到这里，中国唐代著名诗圣杜甫的诗行涌向笔端：
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借用杜老先生一生诗作中感情最奔放、节奏最明快的这一首，寄语海外的亲人和年轻的朋友——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分享尼克松
烫手的权利
平庸与卓越
尼克松巅峰
碰碰运气
总统的脾气
“厨房辩论”和“沉默的多数”
大家都以为他完了
引言
第一章 头脑、爱心和胆量
第二章 1992年总统选举
第三章 尼克松的第三届任期
烫手的权利
平庸与卓越
尼克松巅峰
碰碰运气
总统的脾气
“厨房辩论”和“沉默的多数”
大家都以为他完了
引言
第一章 头脑、爱心和胆量
第二章 1992年总统选举
第三章 尼克松的第三届任期
自序
第一章 遥远大巴山
第二章 风声雨声读书声
第三章 烽火晋东南
第四章 “身在曹营心在汉”
第五章 当一个共产党员不容易
第六章 外事工作之始
第七章 进军西藏
第八章 睦邻外交谈判
第九章 中印边界问题
第十章 尼赫鲁眼中的西藏
第十一章 中印官员会晤
第十二章 我所知道的达赖喇嘛
第十三章 繁忙的亚洲司
第十四章 在劫难逃：文革中的中国外交
第十五章 “旅游外交”
第十六章 三任大使，三种经历
第十七章 重返燕园总结外交工作
第一章 遥远大巴山
第二章 风声雨声读书声
第三章 烽火晋东南
第四章 “身在曹营心在汉”
第五章 当一个共产党员不容易
第六章 外事工作之始
第七章 进军西藏
第八章 睦邻外交谈判
第九章 中印边界问题
第十章 尼赫鲁眼中的西藏
第十一章 中印官员会晤
第十二章 我所知道的达赖喇嘛
第十三章 繁忙的亚洲司
第十四章 在劫难逃：文革中的中国外交
第十五章 “旅游外交”
第十六章 三任大使，三种经历
第十七章 重返燕园总结外交工作
序
《往事悠悠》自序
人生的启蒙老师
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
朦胧的秘密
两年没见到张艺谋
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他的小屋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
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
我当上了户主
“锅净饱”笑论芭蕾
爱情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我家的成份不好”
“大春”打破了僵局
从小白狗到大黄狗
水是那样的甜
插队生活结束了
张艺谋的家世
21分的邮票
他简直就像故事中的长笛手
他爱上了摄影
我又一次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地震成全了我俩的姻缘
投考电影学院
我做了一件大事
我不知不觉失去了自己
十年还乡泥泞路
短暂的幸福时光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女儿出世
他越来越自信
三色气球
在甘家口的日子里
他的才华被大家认可了
发现《红高粱》
看过《老井》样片之后
希望我理解他的一切心理
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一夜没有合眼
我眼中的一切都成了虚幻
时间会证实一切
《往事悠悠》自序
人生的启蒙老师
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
朦胧的秘密
两年没见到张艺谋
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他的小屋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
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
我当上了户主
“锅净饱”笑论芭蕾
爱情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我家的成份不好”
“大春”打破了僵局
从小白狗到大黄狗
水是那样的甜
插队生活结束了
张艺谋的家世
21分的邮票
他简直就像故事中的长笛手
他爱上了摄影
我又一次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地震成全了我俩的姻缘
投考电影学院
我做了一件大事
我不知不觉失去了自己
十年还乡泥泞路
短暂的幸福时光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女儿出世
他越来越自信
三色气球
在甘家口的日子里
他的才华被大家认可了
发现《红高粱》
看过《老井》样片之后
希望我理解他的一切心理
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一夜没有合眼
我眼中的一切都成了虚幻
时间会证实一切
引子 雕花婚床
第一章 三次离婚浪潮
第二章 高天上流云
第三章 真实的谎言
第四章 金币的两面
第五章 婚姻：消费与“克隆”
第六章 萍聚
第七章 找不回的世界
第八章 一个人的车站
第九章 一路平安
第一章 三次离婚浪潮
第二章 高天上流云
第三章 真实的谎言
第四章 金币的两面
第五章 婚姻：消费与“克隆”
第六章 萍聚
第七章 找不回的世界
第八章 一个人的车站
第九章 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