腧穴是人体脏腑经络的气血输注于体表的部位，是疾病的反应点及施行针灸治疗的刺激点。腧有输注的涵义，指经气的转输如同水流的转输灌注；穴有孔隙的意思，指经气所居留之处在筋骨肌肉的空隙间。腧穴在《黄帝内经》中又称节、会、气穴、骨空，《针灸甲乙经》称孔穴，《太平圣惠方》称穴道，亦有称穴位。
中文古文中，“腧、输、俞”三字可相通，但使用时各有所指。“腧穴”是指穴位的统称；“输穴”指五腧穴（井荥输经合）中的第三个穴位；“俞穴”是指募俞穴中的背俞穴，即脏腑之气输注于背部的穴位。
中文古文中，“腧、输、俞”三字可相通，但使用时各有所指。“腧穴”是指穴位的统称；“输穴”指五腧穴（井荥输经合）中的第三个穴位；“俞穴”是指募俞穴中的背俞穴，即脏腑之气输注于背部的穴位。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八十一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素者，本也；问者，皇帝问于岐伯也。”岐伯乃上古医学先知，因此就诞生了以皇帝与先知们问答形式撰写的综合性医学文献——《黄帝内经素问》。
《黄帝内经素问》简称《素问》，（英文意译 ），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相传为黄帝创作，实际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原来9卷，古书早已亡佚，后经唐王冰订补，改编为24卷，计81篇，定名为《黄帝内经素问》，所论内容十分丰富，以人与自然统一观、阴阳学说、五行说、脏腑经络学为主线，论述摄生、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治则、药物以及养生防病等各方面的关系，集医理、医论、医方于一体，保存了《五色》、《脉变》、《上经》、《下经》、《太始天元册》等20多种古代医籍，突出阐发了古代的哲学思想，强调了人体内外统一的整体观念，从而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源。
《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之合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中国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国医学发展的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黄帝内经》一直指导着中国医药学的发展。直到今天，《黄帝内经》对于中医药学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黄帝内经》中还记述了大量中国古代天文、气象、物候等学科的知识，为各有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素问》和《灵枢》本是两部独立的著作，两书名(包括《针经》、《九卷》等名)一直分别使用，见于历代正史书目。可是长期以来却被合称为《黄帝内经》。这是晋代皇甫谧在没有史料作证的情况下，只以《素问》九卷与《九卷》(后称《针经》、《灵枢》)合篇，其卷数与《黄帝内经》18卷数目相同，即以为是《黄帝内经》，致使此两书长期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素问》和《灵枢》是否为原本《黄帝内经》，历代都有争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此作了大量的考证，其中考证最全面者，当推赵明山教授。
赵氏认为，“目前我们只能以传世本《素问》和《灵枢》作为考察对象，结合史志、文物等来判断其是否为《黄帝内经》，以及它的成书过程和年代。”赵氏从社会背景、科学技术、语言文字、史志、著作、文物等来进行考证。最后认为“通过以上引述与论证，大体可知《素问》和《灵枢》保存了大量先秦古医经的思想和材料，也汇集了不同医学流派的理论，不同篇章的写作年代也会有先有后，是经过长期积累，最后由一人或几个人进行整理、汇编为《素问》和《九卷》。”
赵氏还将医经与经方篇数作了对比，认为《素问》和《灵枢》含量达162篇之多，肯定篇数多於18卷本的《黄帝内经》。整理修订者完全可能把收集到的原为《黄帝外经》的内容，甚至扁鹊学派的著作《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的内容，编入《素问》和《灵枢》之中，但改换了扁鹊等人的名字。刘澄中经考证，认为两书中确有扁鹊学派的内容。
关于《黄帝内经》是否能独存的问题，赵氏引述了廖育群的质疑。廖氏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医籍，‘凡36家，868卷’，除今人所称《黄帝内经》18卷外，全部荡然无存。何存此书流传至今，且保存得如是完好？”刘澄中则引述余自汉等语：“《方技略》的医经和经方类著作不为东汉末的张仲景，以及西晋王叔和、皇甫谧所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方技略》的医经、经方亡佚於王莽之末，或东汉末年的战火。”据此笔者认为原本《黄帝内经》在战火中能够独存的可能性是极微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素问》和《灵枢》两部书是战国秦汉时代我国医学之集大成者，是历代医学成就的全面总结。它俩的源头包括了以《黄帝内经》为首的七家医经在内，两千年来中国医学就是沿着《素问》和《灵枢》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素问》和《灵枢》是我国最早的两部传世医学经典，这也是两书的历史地位。这样理解，并无损害《黄帝内经》的形象与名誉，何必维护与固守《黄帝内经》空名(无实物存在)呢？最近严季润撰编的《十部医经类编》，是以《素问》和《灵枢》为独立的医经入编。施杞教授主编的中医药系列丛书中由陈农编写的首部即以“医经”命名而不以“内经”命名，可见已有带头人。故笔者提出，应尽快恢复《素问》和《灵枢》应有的历史地位。健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黄帝内经素问》简称《素问》，（英文意译
《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之合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中国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国医学发展的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黄帝内经》一直指导着中国医药学的发展。直到今天，《黄帝内经》对于中医药学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黄帝内经》中还记述了大量中国古代天文、气象、物候等学科的知识，为各有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素问》和《灵枢》本是两部独立的著作，两书名(包括《针经》、《九卷》等名)一直分别使用，见于历代正史书目。可是长期以来却被合称为《黄帝内经》。这是晋代皇甫谧在没有史料作证的情况下，只以《素问》九卷与《九卷》(后称《针经》、《灵枢》)合篇，其卷数与《黄帝内经》18卷数目相同，即以为是《黄帝内经》，致使此两书长期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素问》和《灵枢》是否为原本《黄帝内经》，历代都有争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此作了大量的考证，其中考证最全面者，当推赵明山教授。
赵氏认为，“目前我们只能以传世本《素问》和《灵枢》作为考察对象，结合史志、文物等来判断其是否为《黄帝内经》，以及它的成书过程和年代。”赵氏从社会背景、科学技术、语言文字、史志、著作、文物等来进行考证。最后认为“通过以上引述与论证，大体可知《素问》和《灵枢》保存了大量先秦古医经的思想和材料，也汇集了不同医学流派的理论，不同篇章的写作年代也会有先有后，是经过长期积累，最后由一人或几个人进行整理、汇编为《素问》和《九卷》。”
赵氏还将医经与经方篇数作了对比，认为《素问》和《灵枢》含量达162篇之多，肯定篇数多於18卷本的《黄帝内经》。整理修订者完全可能把收集到的原为《黄帝外经》的内容，甚至扁鹊学派的著作《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的内容，编入《素问》和《灵枢》之中，但改换了扁鹊等人的名字。刘澄中经考证，认为两书中确有扁鹊学派的内容。
关于《黄帝内经》是否能独存的问题，赵氏引述了廖育群的质疑。廖氏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医籍，‘凡36家，868卷’，除今人所称《黄帝内经》18卷外，全部荡然无存。何存此书流传至今，且保存得如是完好？”刘澄中则引述余自汉等语：“《方技略》的医经和经方类著作不为东汉末的张仲景，以及西晋王叔和、皇甫谧所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方技略》的医经、经方亡佚於王莽之末，或东汉末年的战火。”据此笔者认为原本《黄帝内经》在战火中能够独存的可能性是极微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素问》和《灵枢》两部书是战国秦汉时代我国医学之集大成者，是历代医学成就的全面总结。它俩的源头包括了以《黄帝内经》为首的七家医经在内，两千年来中国医学就是沿着《素问》和《灵枢》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素问》和《灵枢》是我国最早的两部传世医学经典，这也是两书的历史地位。这样理解，并无损害《黄帝内经》的形象与名誉，何必维护与固守《黄帝内经》空名(无实物存在)呢？最近严季润撰编的《十部医经类编》，是以《素问》和《灵枢》为独立的医经入编。施杞教授主编的中医药系列丛书中由陈农编写的首部即以“医经”命名而不以“内经”命名，可见已有带头人。故笔者提出，应尽快恢复《素问》和《灵枢》应有的历史地位。健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中医学认为，经络（channel，又译meridian），是人体中联络脏腑与肢体，运行气血的通路，大者为经脉，经脉的分支为络脉。血行脉中，气行脉外。人的生机，靠的是气血的维护与营养。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说明的是人的气血旺盛，平衡，运行通畅。气血的补充靠的是精髓的产生，精亏髓亡，死期可知。精髓的产生又与脏腑的功能相联系。
《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东汉末年张仲景撰于公元200-205。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伤寒论》全书共12卷，22篇，397法。除去重复之外共有药方112个。全书重点论述人体感受风寒之邪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如何进行辩证施治的方法。他把病症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六种，即所谓“六经”。根据人体抗病力的强弱，病势的进退缓急等方面的因素，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症候归纳出症候特点、病变部位、损及何脏何腑，以及寒热趋向、邪正盛衰等作为诊断治疗的依据。
该书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先启时的作用，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他说，他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辩证论治的规范，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为后世医家奉为经典。
《伤寒论》尽管主要是指导临床各科，但其中亦有不少宝贵的养生学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张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正如《伤寒杂病论·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之语所云，仲景之学。是在继承了《内》、《难》学术思想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张仲景便自然地以《内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作为指导思想，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曾指出：“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见《伤寒论·自序》），“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见《金匾要略方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这些生动的描述，就很清楚他说明，人类生活在自然界，并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气候的发展变化，才能得以生存，保持健康。由此可见，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
（2）防病、抗病重视保津液。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首先表现在津液具有固护机体、防御病邪的功能。如仲景在揭示太阳病转入阳明的机理时，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关键条件：“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正是其例。何以亡津液会导致病转阳明？因为律液乃阳明经的主要正气，津液充则阳明固，邪不可干；津液亡则阳明虚，邪气便可轻易陷入。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其次表现在津液能驱逐病邪，削弱病势上。如“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这里的热越，即言热邪发越于外。津液充沛，阳气畅运则汗出越邪，邪越则病顺。故“阳明病，法多汗”，而津亏则无汗，邪不得出，其病为逆。又如温热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热，因为人要通过小便排邪。热邪一除，小便即转清利。“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故临床可视小便断吉凶。“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因小便不仅显示人体津液虚实情况，而且还能反应前阴这条驱邪途径是否正常。
津液所以能防病、抗病，还可体现在津液能调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调并修复损伤。如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这是因为津液得到了补充。若津液郁滞不行，其调和作用也难以顺利发挥。
由上可知，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伤寒论》中有充分反映。人们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须重视保护体内的津液。如张景岳说：“五液充，则形体赖而强壮。”人若津液不充，则筋枯髓减，皮槁毛脆，脏腑虚弱，即易为病邪所害。
（3）重视用饮食防病、治病。
这里的饮食药物系指既可食用，又能防治疾病的动植物及其加工品。据统计，在《伤寒论》112方中，一共使用饮食药物17种，计有大枣、生姜、干姜、香豉、粳米、葱白、蜂蜜、赤小豆、猪胆汁、蜀椒、乌梅、猪肤、鸡子黄、鸡子（去黄）、饴糖、苦酒、清酒。这些饮食药物遍及81个方剂，占全书方剂总数的72．32％。其中还有不少纯以饮食药物命名的方剂，如十枣汤，猪肤汤等6方，加上药食合名的方剂（如干姜附子汤）共24方，占全书的21．43％。由此可见，仲景对食疗是十分重视的，并已使其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时时刻刻注意保胃气。
仲景认为，机体的功能与胃气的充沛与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有赖于胃气的化生，治疗疾病的药物也需中焦受气取汁以发挥疗效。为此，他不仅重视脾胃阳气的一面，也注意到了脾胃阴液的一面。《伤寒论》六经病证的治则，总的说来，不外祛邪与扶正两方面，在具体运用上，实际包括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仲景于八法中，均不忘“保胃气”，如汗法的桂枝汤，用草、枣调补中焦，保护胃气。下法的调胃承气汤，用甘草缓急和中。补法的炙甘草汤，以甘草、大枣补益脾胃。困苦寒清热药易伤人胃气，则加入粳米。甘草调补胃气。
此外，仲景不仅重视以药物“保胃气”，在服药方法上亦强调“保胃气”。如他主张药时宜喝点粥，因为粥有内充谷气的作用，既可助胃气以扶正，又可助药力以祛邪。
还有，仲景继承并发展了《内经》，“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这一理论，注重疾病时期的调理。如他立专篇讨论瘥后劳复问题，指出病愈时，“脾胃气尚弱”，尤需“保胃气”。
（5）重视增强机体免疫力。
《伤寒论》中所用药物非常广泛，以《伤寒论》所用112方与93味药来看，有扶正祛邪免疫作用的人参、黄芪、白术、云苓、当归、甘草、大枣等药物的条文不下上百条。在其所载扶正祛邪药物中，多有增强免疫机能、调理脏腑、补养气血的作用。现举例如下：
人参：能鼓舞正气，增强机体免疫力而增强抗病能力。《本经》用人参的条文68条，如桂枝人参汤用于扶正祛邪，增强机体免疫力。
黄芪：可增强病毒诱生干扰素的能力，并能通过促进细胞体液免疫反应，增强吞噬功能。《本经》用黄芪条文11条，如黄芪桂枝汤，就是增强机体免疫力，扶正祛邪的方剂之一。
甘草：《伤寒论》用甘草69次。实验证明，甘草有抗变态反应作用，能延长移植组织的存活时间，对枯草杆菌“一淀粉酶免疫小鼠的抗体产生有抑制作用，甘草所含的LH作用于T细胞，有促进免疫作用。
大枣：《伤寒论》用大枣40次，也是在《本论》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药物，药理研究其含大量AMP样物质，人口服时末梢血浆及白细胞内的CAMP含量均明显上升。免疫学认为，免疫反应与分子生物学中的CAMP和CGMP有关，故大枣对免疫功能有重要影响。
至于本论中运用较广的其它药物如芍药、附子、桂枝、白术、茯苓、麦冬、猪苓等，均不同程度地显示了促进免疫，从而祛除邪气。
该书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先启时的作用，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他说，他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辩证论治的规范，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为后世医家奉为经典。
《伤寒论》尽管主要是指导临床各科，但其中亦有不少宝贵的养生学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张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正如《伤寒杂病论·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之语所云，仲景之学。是在继承了《内》、《难》学术思想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张仲景便自然地以《内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作为指导思想，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曾指出：“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见《伤寒论·自序》），“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见《金匾要略方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这些生动的描述，就很清楚他说明，人类生活在自然界，并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气候的发展变化，才能得以生存，保持健康。由此可见，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
（2）防病、抗病重视保津液。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首先表现在津液具有固护机体、防御病邪的功能。如仲景在揭示太阳病转入阳明的机理时，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关键条件：“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正是其例。何以亡津液会导致病转阳明？因为律液乃阳明经的主要正气，津液充则阳明固，邪不可干；津液亡则阳明虚，邪气便可轻易陷入。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其次表现在津液能驱逐病邪，削弱病势上。如“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这里的热越，即言热邪发越于外。津液充沛，阳气畅运则汗出越邪，邪越则病顺。故“阳明病，法多汗”，而津亏则无汗，邪不得出，其病为逆。又如温热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热，因为人要通过小便排邪。热邪一除，小便即转清利。“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故临床可视小便断吉凶。“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因小便不仅显示人体津液虚实情况，而且还能反应前阴这条驱邪途径是否正常。
津液所以能防病、抗病，还可体现在津液能调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调并修复损伤。如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这是因为津液得到了补充。若津液郁滞不行，其调和作用也难以顺利发挥。
由上可知，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伤寒论》中有充分反映。人们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须重视保护体内的津液。如张景岳说：“五液充，则形体赖而强壮。”人若津液不充，则筋枯髓减，皮槁毛脆，脏腑虚弱，即易为病邪所害。
（3）重视用饮食防病、治病。
这里的饮食药物系指既可食用，又能防治疾病的动植物及其加工品。据统计，在《伤寒论》112方中，一共使用饮食药物17种，计有大枣、生姜、干姜、香豉、粳米、葱白、蜂蜜、赤小豆、猪胆汁、蜀椒、乌梅、猪肤、鸡子黄、鸡子（去黄）、饴糖、苦酒、清酒。这些饮食药物遍及81个方剂，占全书方剂总数的72．32％。其中还有不少纯以饮食药物命名的方剂，如十枣汤，猪肤汤等6方，加上药食合名的方剂（如干姜附子汤）共24方，占全书的21．43％。由此可见，仲景对食疗是十分重视的，并已使其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时时刻刻注意保胃气。
仲景认为，机体的功能与胃气的充沛与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有赖于胃气的化生，治疗疾病的药物也需中焦受气取汁以发挥疗效。为此，他不仅重视脾胃阳气的一面，也注意到了脾胃阴液的一面。《伤寒论》六经病证的治则，总的说来，不外祛邪与扶正两方面，在具体运用上，实际包括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仲景于八法中，均不忘“保胃气”，如汗法的桂枝汤，用草、枣调补中焦，保护胃气。下法的调胃承气汤，用甘草缓急和中。补法的炙甘草汤，以甘草、大枣补益脾胃。困苦寒清热药易伤人胃气，则加入粳米。甘草调补胃气。
此外，仲景不仅重视以药物“保胃气”，在服药方法上亦强调“保胃气”。如他主张药时宜喝点粥，因为粥有内充谷气的作用，既可助胃气以扶正，又可助药力以祛邪。
还有，仲景继承并发展了《内经》，“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这一理论，注重疾病时期的调理。如他立专篇讨论瘥后劳复问题，指出病愈时，“脾胃气尚弱”，尤需“保胃气”。
（5）重视增强机体免疫力。
《伤寒论》中所用药物非常广泛，以《伤寒论》所用112方与93味药来看，有扶正祛邪免疫作用的人参、黄芪、白术、云苓、当归、甘草、大枣等药物的条文不下上百条。在其所载扶正祛邪药物中，多有增强免疫机能、调理脏腑、补养气血的作用。现举例如下：
人参：能鼓舞正气，增强机体免疫力而增强抗病能力。《本经》用人参的条文68条，如桂枝人参汤用于扶正祛邪，增强机体免疫力。
黄芪：可增强病毒诱生干扰素的能力，并能通过促进细胞体液免疫反应，增强吞噬功能。《本经》用黄芪条文11条，如黄芪桂枝汤，就是增强机体免疫力，扶正祛邪的方剂之一。
甘草：《伤寒论》用甘草69次。实验证明，甘草有抗变态反应作用，能延长移植组织的存活时间，对枯草杆菌“一淀粉酶免疫小鼠的抗体产生有抑制作用，甘草所含的LH作用于T细胞，有促进免疫作用。
大枣：《伤寒论》用大枣40次，也是在《本论》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药物，药理研究其含大量AMP样物质，人口服时末梢血浆及白细胞内的CAMP含量均明显上升。免疫学认为，免疫反应与分子生物学中的CAMP和CGMP有关，故大枣对免疫功能有重要影响。
至于本论中运用较广的其它药物如芍药、附子、桂枝、白术、茯苓、麦冬、猪苓等，均不同程度地显示了促进免疫，从而祛除邪气。
《灵枢经》（ ，英文意译 ），又称《灵枢》、《针经》、《九针》，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共九卷，八十一篇，与《素问》九卷合称《黄帝内经》，在针灸学上有的绝对权威。明代马莳编《灵枢注证发微》，是历史上全注《灵枢》的第一人。
案晁公武《读书志》曰：王冰谓《灵枢》即《汉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之九，或谓好事者於皇甫谧所集《内经·仓公论》中钞出之，名为古书，未知孰是。又李濂《医史》载元吕复《群经古方论》曰：《内经》，《灵枢》，汉、隋、唐志皆不录，隋有《针经》九卷，唐有灵宝注及《黄帝九灵经》十二卷而已。或谓王冰以《九灵》更名为《灵枢》，又谓《九灵》尤详於针，故皇甫谧名之为《针经》。苟一经而二名，不应《唐志》别出《针经》十二卷，是《灵枢》不及《素问》之古，宋、元人已言之矣。近时杭世骏《道古堂集》亦有《灵枢经跋》，曰《七略》、《汉·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篇，皇甫谧以《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合十八篇当之。《隋书·经籍志》、《针经》九卷，《黄帝九灵》十二卷。是《九灵》自《九灵》，《针经》自《针经》，不可合而为一也。王冰以《九灵》名《灵枢》，不知其何所本。余观其文义浅短，与《素问》之言不类，又似籍取《素问》而铺张之。其为王大冰所伪讬可知。後人莫有传其书者。至宋绍兴中，锦官史崧乃云家藏旧本《灵枢》九卷，除已具状经所属申明外，准使府指挥依条申转运司选官详定，其书送秘书省国子监。是此书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经高保衡、林亿等校定也。其中十二经水一篇，黄帝时无此名，冰特据身所见而妄臆度之云云。其考证尤为明晳。然李杲精究医理，而使罗天益作《类经》，兼采《素问》、《灵枢》。吕复亦称善学者，当与《素问》并观其旨义，互相发明。盖其书虽伪，而其言则缀合古经，具有源本。譬之梅赜古文，杂采逸书，联成篇目，虽牴牾罅漏，赝讬显然，而先王遗训，多赖其蒐辑以有传，不可废也。此本前有绍兴乙亥史崧序，称旧本九卷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於卷末。又目录首题鼇峰熊宗立点校重刊，末题原二十四卷，今并为十二卷。是此本为熊氏重刊所并。吕复称史崧并是书为十二卷，以复其旧，殆误以熊本为史本欤？
案晁公武《读书志》曰：王冰谓《灵枢》即《汉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之九，或谓好事者於皇甫谧所集《内经·仓公论》中钞出之，名为古书，未知孰是。又李濂《医史》载元吕复《群经古方论》曰：《内经》，《灵枢》，汉、隋、唐志皆不录，隋有《针经》九卷，唐有灵宝注及《黄帝九灵经》十二卷而已。或谓王冰以《九灵》更名为《灵枢》，又谓《九灵》尤详於针，故皇甫谧名之为《针经》。苟一经而二名，不应《唐志》别出《针经》十二卷，是《灵枢》不及《素问》之古，宋、元人已言之矣。近时杭世骏《道古堂集》亦有《灵枢经跋》，曰《七略》、《汉·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篇，皇甫谧以《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合十八篇当之。《隋书·经籍志》、《针经》九卷，《黄帝九灵》十二卷。是《九灵》自《九灵》，《针经》自《针经》，不可合而为一也。王冰以《九灵》名《灵枢》，不知其何所本。余观其文义浅短，与《素问》之言不类，又似籍取《素问》而铺张之。其为王大冰所伪讬可知。後人莫有传其书者。至宋绍兴中，锦官史崧乃云家藏旧本《灵枢》九卷，除已具状经所属申明外，准使府指挥依条申转运司选官详定，其书送秘书省国子监。是此书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经高保衡、林亿等校定也。其中十二经水一篇，黄帝时无此名，冰特据身所见而妄臆度之云云。其考证尤为明晳。然李杲精究医理，而使罗天益作《类经》，兼采《素问》、《灵枢》。吕复亦称善学者，当与《素问》并观其旨义，互相发明。盖其书虽伪，而其言则缀合古经，具有源本。譬之梅赜古文，杂采逸书，联成篇目，虽牴牾罅漏，赝讬显然，而先王遗训，多赖其蒐辑以有传，不可废也。此本前有绍兴乙亥史崧序，称旧本九卷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於卷末。又目录首题鼇峰熊宗立点校重刊，末题原二十四卷，今并为十二卷。是此本为熊氏重刊所并。吕复称史崧并是书为十二卷，以复其旧，殆误以熊本为史本欤？
儿科著作。书名取小儿初生时颅囟未合之义。又名《师巫颅囟经》。二卷（一作三卷）。托名周穆王时“师巫”所传（一作东汉·卫汛撰）。明代以后原书已佚，今之所存乃辑自《永乐大典》的《四库全书》本已非全帙。内容首论脉法，次论病源、病证，再次为惊痫癫证治、疳痢证治及火丹证治。文字简略，是现存较早的儿科专书。现有《当归草堂医学丛书》本。
「伤寒论」后汉张机所着，发明「内经」奥旨者也。并不引古经一语，皆出心裁，理无不该，法无不备。盖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但世远残阙，多编次传写之误。今博集诸家注释，采其精粹，正其错？，删其驳杂，补其阙漏，发其余蕴，于以行之天下，则大法微言，益昭诸万世矣！
六十四卷 为明代张景岳所著。
张介宾的养生思想，除了主要来源于《内经》外，还兼收了儒、佛、道家的思想。例如：张氏重视养阳的思想。一方面是受《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之论的启发；另一方面又受《周易》“天尊地卑”之说的影响，认为阴与阳这对矛盾中，阳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又如他的治形宝精思想，一方面是受了《素间·上古天真论》：“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之戒的启发；另一方面又是受《庄子》“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 说的影响，从而提出了养生当治形、治形当宝精的主张。张氏在《景岳全书·传忠录·医非小道记》中还指出：“修身心于至诚，实儒家之自治；洗业障于持戒，诚释道之自医。”这也说明了张氏的养生学思想与儒、佛、道家学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概括他说，张氏的养生学思想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养生要以养阳为主。
张氏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认为阳气是人体阴阳矛盾中的主导方面，原因是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人之生长壮老，皆由阳气为之主，精血津液之生成，皆由阳气为之化。基于阳气为主导的思想，张氏又指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从而提出阳气的盛衰，关系着人之寿夭的论点。现代生理学认为，机体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同化、异化的新陈代谢活动，其一切过程的关键都在于“动”和“化”。简单他说也与阳气为主导的认识相似。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生和死的区别在于阳气为主导的运动形式向其他运动形式转化，以阳气为主导，是养生和临床必须遵循而又往往被忽略的问题。张介宾在这方面的详尽论述，是对医学理论的推进与深化。
第二，养生主要在于治形宝精。
张介宾说：“吾之所赖者唯形耳，无形则无吾矣。”从而指出生命之所依赖者，是为形体。所谓养生，实质上就是“治形”，即保养人之形体。
但是，“形”赖精血以养，精血是产生形体和维持形体不衰的物质基础。所以张介宾又说：“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张氏认为治精血之法有二：一是爱惜精血，不使有伤。如他说：“欲不可纵，纵则精竭，精不可竭，竭则真散。盖精能生气，气能生神，营卫一身，莫大乎此”。在这里张氏既指明了精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又指出了节欲保精的必要性。二是滋补精血，使之充盛。如他创制的左归丸功在壮水之主，以培元阴而精血自充，三阴煎治肝脾虚损、精血不足；大营煎治真阴精血亏损；地黄醴治男妇精血不足。营卫不充。在上述培补精血的方剂中，皆重用熟地、山茱萸、枸杞。山药、菟丝子、当归、人参等药。这些药物一般都有补益精血、滋养真阴、培固本元的作用，对于年老体虚之人，尤其适宜。
第三，对人之寿夭的探索。
人之寿夭是人生一大课题。张介宾对此进行了积极、认真的研究和探索，并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见识。他说：“先天强厚者多寿，先天薄弱者多夭；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后天所削者夭者更夭”，“两天俱得其全者，耆艾无疑也”，从而说明了人之寿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之本身是否注意摄养。即先天强者寿，先天弱者夭；后天培养者寿，后天失养者夭；先天强者，后天又慎之以养，则寿者更寿；先天弱者，后天又失之以养，则夭者更夭。为了使天者增寿，寿者更寿，张介宾又指出：“ 先天之强者不可侍，恃则并失其强矣；后天之弱者当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抗老延年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人能胜天”的思想，对于加强后天培养，提高人类寿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强调“中年修理”。
张氏说：“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余强半。”可见，张氏十分强调中年保健，并尤重自身保健，他提出：“所衰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至于养生的具体做法，张氏重视元气的养护，而胃气的充盛又是养护元气的先决条件。所以张氏说：“求复之道，其道何居，在天在人，总在元气。元气无伤，何虞衰败；元气既损，贵在复之而已。”又云：“脾胃为水谷之海，得时天之气也……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后天培养之力，则补天之功亦可居其强半。”
第五，重视房事保健与优生。
在《景岳全书·妇人规》中，于讲到夫妇子嗣和家庭关系时，提出“阴阳之道，合则聚，不合则离；合则成，不合则败”，“合与不合，机有十焉，使能得之，权在我矣”的结论。其中的十机较马王堆出土的古医书中的“合男女必有则”要完善深刻得多。具体他说，他认为夫妇性生活之能否和谐及子嗣之有无，常与男女合机的迟速、畏机的强弱、会机的远近、生机的盈虚、气机的劳逸、情机的怀抱和阳机的两火有关，与女方动机的阖辟、时机的童稚相联系；且亦与男方失机的喑产多所影响。由此可见，夫妇的性和谐与否与男女双方的体质、情欲、动作、生活密切相关（十机中占有七机），而不能断然地将两性生活的失调或无孕育归咎于男或女的某一方。
张景岳以中医的脏象形质理论为指导，进而总结了从优生学观点出发的择偶标准。如他在《妇人规·基址》中提出：“凡唇短嘴小者不堪，此子处之部位也；耳小轮薄者不堪，此肾气之外候也；声细而不振者不堪，形体薄弱者不堪，此藏蓄之宫城也；饮食纤细者不堪，此仓库血海之源也；发焦齿豁者不堪，肝亏血而肾亏精也；睛露臀削者不堪，藏不藏而后无后也；颜色娇艳者不堪，与其华者去其华也；肉肥胜骨者不堪，子宫隘而肾气础也；袅娜柔脆、筋不束骨者不堪，阳不胜阴必多肝脾之滞逆也；脉见紧数弦涩者不堪，必真阴亏弱经候不调而生气杳然者也。”在讨论影响优生的饮食方面，古人多有宜忌等清规戒律，而张景岳则着重指出：“凡饮食之类，则人之脏气各有所宜，似不必过为均执，唯酒多者为不宜。”由此可见，关于妊娠饮食宜忌，张景岳通过实际观察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两个论点：其一是饮食各自于有关脏气的充盛，故进食不必过于均执；其二是忌酒，因为他认为“酒性淫热，非唯乱性，并且乱精……精不充实，则胎元不固”。
第六，提出身心关系理论。
张景岳非常重视身心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大体上可以概括为：神明元气论，神明出于阴阳论，心主神明论，神形统一论和个性先天禀赋论。如他认为，精神从本质上说是元气。他说：“夫神气者元气也，元气完固，由精神昌盛。”坚决反对把精神现象神秘化，为理解七情损伤和它的发病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身心关系上，张氏坚决反对心身二元论，主张形神统一说，神离不开形，神是形的作用，“神自形生”，神支配着形，失去了神，形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张氏还把七情损伤与疾病的关系看作双向性影响，应为因果关系。七情损伤可以致病，疾病也可以导致七情损伤。例如惊就有二证，“有因病而惊者，有因惊而病者 ”。精神变化视具体条件不同，有时看作疾病引起的症状，有时又看作造成疾病的原因。从动态变化过程中考虑二者的相互作用，这就考虑到身心关系的复杂性，为分析精神因素变化的实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此外，张氏根据当时的社会特点提出，不良嗜好的形成和功名利禄的追逐是引起情感振动的主要因素。例如有人对酒“耽而不节”，有人“情怀郁结，或相思之失心，或郁结之尽病”，对于七情损伤，他认为不能“全侍药饵”，“尤当以持心为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氏非常重视心理治疗的作用及心理健康在预防中的作用。他强调养神是预防疾病的首要环节，在具体的养神方法上，主张要善于自我调节，行动中节，而不可使之过，放纵情欲。
由上可知，张介宾的养生思想是很丰富的，究其原因，皆源于张氏对于祖国医学理论的博大精深和对于临床实践的深厚功底，以及对于中医养生学理论的积极探索。此外，张介宾尽力运用多学科知识于医学研究，明确地提出了先进的哲学思想指导的必要性，如《景岳全书》开宗明义第一语便是“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为尤切”。五十岁那年，专作《医易义》详论了皙学对医学的指导意义，介绍了自己将论哲理的《易》与医学结合的体会。
张介宾的养生思想，除了主要来源于《内经》外，还兼收了儒、佛、道家的思想。例如：张氏重视养阳的思想。一方面是受《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之论的启发；另一方面又受《周易》“天尊地卑”之说的影响，认为阴与阳这对矛盾中，阳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又如他的治形宝精思想，一方面是受了《素间·上古天真论》：“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之戒的启发；另一方面又是受《庄子》“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 说的影响，从而提出了养生当治形、治形当宝精的主张。张氏在《景岳全书·传忠录·医非小道记》中还指出：“修身心于至诚，实儒家之自治；洗业障于持戒，诚释道之自医。”这也说明了张氏的养生学思想与儒、佛、道家学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概括他说，张氏的养生学思想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养生要以养阳为主。
张氏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认为阳气是人体阴阳矛盾中的主导方面，原因是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人之生长壮老，皆由阳气为之主，精血津液之生成，皆由阳气为之化。基于阳气为主导的思想，张氏又指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从而提出阳气的盛衰，关系着人之寿夭的论点。现代生理学认为，机体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同化、异化的新陈代谢活动，其一切过程的关键都在于“动”和“化”。简单他说也与阳气为主导的认识相似。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生和死的区别在于阳气为主导的运动形式向其他运动形式转化，以阳气为主导，是养生和临床必须遵循而又往往被忽略的问题。张介宾在这方面的详尽论述，是对医学理论的推进与深化。
第二，养生主要在于治形宝精。
张介宾说：“吾之所赖者唯形耳，无形则无吾矣。”从而指出生命之所依赖者，是为形体。所谓养生，实质上就是“治形”，即保养人之形体。
但是，“形”赖精血以养，精血是产生形体和维持形体不衰的物质基础。所以张介宾又说：“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张氏认为治精血之法有二：一是爱惜精血，不使有伤。如他说：“欲不可纵，纵则精竭，精不可竭，竭则真散。盖精能生气，气能生神，营卫一身，莫大乎此”。在这里张氏既指明了精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又指出了节欲保精的必要性。二是滋补精血，使之充盛。如他创制的左归丸功在壮水之主，以培元阴而精血自充，三阴煎治肝脾虚损、精血不足；大营煎治真阴精血亏损；地黄醴治男妇精血不足。营卫不充。在上述培补精血的方剂中，皆重用熟地、山茱萸、枸杞。山药、菟丝子、当归、人参等药。这些药物一般都有补益精血、滋养真阴、培固本元的作用，对于年老体虚之人，尤其适宜。
第三，对人之寿夭的探索。
人之寿夭是人生一大课题。张介宾对此进行了积极、认真的研究和探索，并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见识。他说：“先天强厚者多寿，先天薄弱者多夭；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后天所削者夭者更夭”，“两天俱得其全者，耆艾无疑也”，从而说明了人之寿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之本身是否注意摄养。即先天强者寿，先天弱者夭；后天培养者寿，后天失养者夭；先天强者，后天又慎之以养，则寿者更寿；先天弱者，后天又失之以养，则夭者更夭。为了使天者增寿，寿者更寿，张介宾又指出：“ 先天之强者不可侍，恃则并失其强矣；后天之弱者当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抗老延年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人能胜天”的思想，对于加强后天培养，提高人类寿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强调“中年修理”。
张氏说：“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余强半。”可见，张氏十分强调中年保健，并尤重自身保健，他提出：“所衰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至于养生的具体做法，张氏重视元气的养护，而胃气的充盛又是养护元气的先决条件。所以张氏说：“求复之道，其道何居，在天在人，总在元气。元气无伤，何虞衰败；元气既损，贵在复之而已。”又云：“脾胃为水谷之海，得时天之气也……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后天培养之力，则补天之功亦可居其强半。”
第五，重视房事保健与优生。
在《景岳全书·妇人规》中，于讲到夫妇子嗣和家庭关系时，提出“阴阳之道，合则聚，不合则离；合则成，不合则败”，“合与不合，机有十焉，使能得之，权在我矣”的结论。其中的十机较马王堆出土的古医书中的“合男女必有则”要完善深刻得多。具体他说，他认为夫妇性生活之能否和谐及子嗣之有无，常与男女合机的迟速、畏机的强弱、会机的远近、生机的盈虚、气机的劳逸、情机的怀抱和阳机的两火有关，与女方动机的阖辟、时机的童稚相联系；且亦与男方失机的喑产多所影响。由此可见，夫妇的性和谐与否与男女双方的体质、情欲、动作、生活密切相关（十机中占有七机），而不能断然地将两性生活的失调或无孕育归咎于男或女的某一方。
张景岳以中医的脏象形质理论为指导，进而总结了从优生学观点出发的择偶标准。如他在《妇人规·基址》中提出：“凡唇短嘴小者不堪，此子处之部位也；耳小轮薄者不堪，此肾气之外候也；声细而不振者不堪，形体薄弱者不堪，此藏蓄之宫城也；饮食纤细者不堪，此仓库血海之源也；发焦齿豁者不堪，肝亏血而肾亏精也；睛露臀削者不堪，藏不藏而后无后也；颜色娇艳者不堪，与其华者去其华也；肉肥胜骨者不堪，子宫隘而肾气础也；袅娜柔脆、筋不束骨者不堪，阳不胜阴必多肝脾之滞逆也；脉见紧数弦涩者不堪，必真阴亏弱经候不调而生气杳然者也。”在讨论影响优生的饮食方面，古人多有宜忌等清规戒律，而张景岳则着重指出：“凡饮食之类，则人之脏气各有所宜，似不必过为均执，唯酒多者为不宜。”由此可见，关于妊娠饮食宜忌，张景岳通过实际观察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两个论点：其一是饮食各自于有关脏气的充盛，故进食不必过于均执；其二是忌酒，因为他认为“酒性淫热，非唯乱性，并且乱精……精不充实，则胎元不固”。
第六，提出身心关系理论。
张景岳非常重视身心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大体上可以概括为：神明元气论，神明出于阴阳论，心主神明论，神形统一论和个性先天禀赋论。如他认为，精神从本质上说是元气。他说：“夫神气者元气也，元气完固，由精神昌盛。”坚决反对把精神现象神秘化，为理解七情损伤和它的发病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身心关系上，张氏坚决反对心身二元论，主张形神统一说，神离不开形，神是形的作用，“神自形生”，神支配着形，失去了神，形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张氏还把七情损伤与疾病的关系看作双向性影响，应为因果关系。七情损伤可以致病，疾病也可以导致七情损伤。例如惊就有二证，“有因病而惊者，有因惊而病者 ”。精神变化视具体条件不同，有时看作疾病引起的症状，有时又看作造成疾病的原因。从动态变化过程中考虑二者的相互作用，这就考虑到身心关系的复杂性，为分析精神因素变化的实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此外，张氏根据当时的社会特点提出，不良嗜好的形成和功名利禄的追逐是引起情感振动的主要因素。例如有人对酒“耽而不节”，有人“情怀郁结，或相思之失心，或郁结之尽病”，对于七情损伤，他认为不能“全侍药饵”，“尤当以持心为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氏非常重视心理治疗的作用及心理健康在预防中的作用。他强调养神是预防疾病的首要环节，在具体的养神方法上，主张要善于自我调节，行动中节，而不可使之过，放纵情欲。
由上可知，张介宾的养生思想是很丰富的，究其原因，皆源于张氏对于祖国医学理论的博大精深和对于临床实践的深厚功底，以及对于中医养生学理论的积极探索。此外，张介宾尽力运用多学科知识于医学研究，明确地提出了先进的哲学思想指导的必要性，如《景岳全书》开宗明义第一语便是“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为尤切”。五十岁那年，专作《医易义》详论了皙学对医学的指导意义，介绍了自己将论哲理的《易》与医学结合的体会。
李时珍感其时代的中医脉学存有缺憾甚至谬误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诊发明>>及历史上其他多家脉论精华,于1564年 (明·嘉靖43年)编著成<<脉诀>>,即《濒湖脉学>>.该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实为中医典坟之作,是李时珍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
针灸著作。又名《针灸问答》。三卷。明·汪机撰。刊于1503年。本书以问答形式阐述了针灸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上、中二卷论述针法；下卷论述灸法及经络腧穴。全书以《内经》、《难经》等书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而对于金、元以后的各种针灸学说则采取批判或否定的态度，并批判了某些不负责任的医疗作风。现存初刻本等。1949年后有排印本。
《褚氏遗书》一卷，旧本题南齐褚澄撰。澄字彦适，阳翟人，褚渊弟也。尚宋文帝女庐江公主，拜驸马都尉。入齐为吴郡太守，官至左民尚书。事迹具《南齐书·本传》。是书分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十篇，大旨发挥人身气血阴阳之奥。《宋史》始著於录。前有後唐清泰二年萧渊序，云黄巢时群盗发冢，得石刻弃之，先人偶见载归，後遗命即以褚石为椁。又有释义堪序，云石刻得之萧氏冢中，凡十有九片，其一即萧渊序也。又有嘉泰元年丁介跋，称此书初得萧氏父子护其石而始全，继得僧义堪笔之纸而始存，今得刘义先锓之木而始传云云。考周密《癸辛杂识》，引其非男非女之身一条，则宋代已有此本，所谓刻於嘉泰中者，殆非虚语。其书於《灵枢》、《素问》之理颇有发明，李时珍、王肯堂俱采用之。其论寡妇僧尼必有异乎妻妾之疗，发前人所未发。而论吐血便血饮寒凉百不一生，尤千古之龟鉴。疑宋时精医理者所著，而伪托澄以传。然其言可采，虽赝本不可废也。中颇论精血化生之理，所以辨病源、戒保啬耳。高儒《百川书志》列之房中类，则其误甚矣。
汉代张仲景著述的《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古籍之一，又名《金匮要略方论》.3卷.东汉张仲景撰于3世纪初.作者原撰伤寒杂病论.经晋王叔和整理后,其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共3卷.后北宋校正医书局根据当时所存的蠹简文字重予编校,取其中以杂病为主的内容,仍厘订为3卷,改名金匮要略方论.全书共25篇,方剂262首,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有部分外科妇产科等病证.
《金匮要略》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是仲景创造辨证理论的代表作。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书名“金匮”，言其重要和珍贵之意，“要略”，言其简明扼要之意，表明本书内容精要，价值珍贵，应当慎重保藏和应用。
《金匮要略》被古今医家赞誉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第一篇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是全书立论基础，主要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阐明各类证候的发生变化及其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别论述痉湿暍病、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疟病、中风历节病、以及妊娠病、产后病、妇人杂病等20余种、类病症。所述病症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病症各有专篇。在病因方面，《金匮要略》明确地划分为三娄，认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对后世病因学说有直接启示。
《金匮要略》妇人三篇，论述妇人妊娠、产后、杂病脉证并治，内容丰富。共有原文45条，载方40首，计260多首方剂。病种包括了经、带、胎、产、杂病。篇中对妇产科病的辩证论治严谨，治法、剂型多样，已具中医妇产科学的雏型，为后世妇产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匮要略方论序
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蠢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辩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它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急治病其有未备。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核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臣奇尝读《魏志•华伦传》云：“出书一卷曰：此书可以活人”。
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之书也。大哉炎农圣法，属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统，抚育元元。颁行方书，拯济疾苦，使和气盈溢，而万物莫不尽和矣。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传上。
版本
《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刻，注本颇多，以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最为著名。据统计，历代注释、发挥、方论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价值
《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在国内历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数百家之多，为历代研究、治疗急性热病的医学家所遵循，成为他们发展、发挥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基础、依据和教育后学的课本。在国外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许多《伤寒论》之珍本，并由日本再传中国而发挥了巨在的影响，而且日本学者研究、注释《伤寒论》的著作，仅就先后传到中国而现存者也有60多家。再如《金匮要略》较好版本也有收藏于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医学家之研究《金匮要略》而有专著流传至中国者，有10余种之多。关于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并作重编、方论者，日本名家之专著流传中国者有近20种，由此可见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日本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日本现代医学昌盛的今天，日本学者仍给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视，许多医学家在临床医疗中，仍然十分重视该书原方之应用，并取得很好效果，运用该书中成方制造的成药，也为日本医界所依赖。
《金匮要略》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杂病学专著，它奠定了杂病的理论基础和临床规范，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所以它属于祖国医学的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被历代推崇为方书之祖和治疗杂病的典范，林亿谓其“施之于人，其效若神。”
《金匮要略》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是仲景创造辨证理论的代表作。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书名“金匮”，言其重要和珍贵之意，“要略”，言其简明扼要之意，表明本书内容精要，价值珍贵，应当慎重保藏和应用。
《金匮要略》被古今医家赞誉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第一篇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是全书立论基础，主要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阐明各类证候的发生变化及其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别论述痉湿暍病、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疟病、中风历节病、以及妊娠病、产后病、妇人杂病等20余种、类病症。所述病症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病症各有专篇。在病因方面，《金匮要略》明确地划分为三娄，认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对后世病因学说有直接启示。
《金匮要略》妇人三篇，论述妇人妊娠、产后、杂病脉证并治，内容丰富。共有原文45条，载方40首，计260多首方剂。病种包括了经、带、胎、产、杂病。篇中对妇产科病的辩证论治严谨，治法、剂型多样，已具中医妇产科学的雏型，为后世妇产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匮要略方论序
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蠢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辩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它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急治病其有未备。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核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臣奇尝读《魏志•华伦传》云：“出书一卷曰：此书可以活人”。
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之书也。大哉炎农圣法，属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统，抚育元元。颁行方书，拯济疾苦，使和气盈溢，而万物莫不尽和矣。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传上。
版本
《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刻，注本颇多，以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最为著名。据统计，历代注释、发挥、方论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价值
《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在国内历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数百家之多，为历代研究、治疗急性热病的医学家所遵循，成为他们发展、发挥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基础、依据和教育后学的课本。在国外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许多《伤寒论》之珍本，并由日本再传中国而发挥了巨在的影响，而且日本学者研究、注释《伤寒论》的著作，仅就先后传到中国而现存者也有60多家。再如《金匮要略》较好版本也有收藏于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医学家之研究《金匮要略》而有专著流传至中国者，有10余种之多。关于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并作重编、方论者，日本名家之专著流传中国者有近20种，由此可见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日本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日本现代医学昌盛的今天，日本学者仍给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视，许多医学家在临床医疗中，仍然十分重视该书原方之应用，并取得很好效果，运用该书中成方制造的成药，也为日本医界所依赖。
《金匮要略》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杂病学专著，它奠定了杂病的理论基础和临床规范，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所以它属于祖国医学的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被历代推崇为方书之祖和治疗杂病的典范，林亿谓其“施之于人，其效若神。”
"洞明医术，遂成其妙"《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专著，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晋皇甫谧（215-282年）编撰于魏甘露四年（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为12卷本。该书集《素问》、《针经》（即《灵枢》古名）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之有关针灸学内容等分类合编而成。原书根据天干编次，内容主要论述医学之理论和针灸之方法技术，故命名为《针灸甲乙经》。皇甫谧本是一位史学家，年近50岁时，因患关节炎，加之耳聋，开始钻研针灸医术，学习上述三书，并将其中"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而成书。人称其"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尽其妙"，或誉之为" 晋朝高秀，洞明医术"。可知其因病习医针灸而成功者。首先，《针灸甲乙经》在中国独具特色的针灸疗法的发展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众所周知，在此期间，中医学典籍《素问》、《灵枢》等虽有关于针灸学理论与技术的阐述，也有若干专门论述针灸经络的小册子，然而或已散落残佚，或只散见而不成系统，《针灸甲乙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针灸经络、腧穴、主治等从理论到临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而成书的。
该书在针灸理论上，除了强调："上工治未病"之病，即要求一位高明的针灸医生要学会运用针灸来达到保健预防疾病之目的。他所指出的"中工刺未成"则是强调仅能做到疾病早期治疗者，也只能算作一位比较好的针灸医生——中工。这表现了该书对预防疾病和提倡早期治疗的重视。然后，他以"下工刺已衰，下工刺方袭"，将不能做到预见和早期诊断治疗的针灸医生则一概称之为下工、下下工，视之为不合格的针灸医生。这一先进思想促成了中国历代针灸医生的勤奋学习和为发展针灸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该书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症、针灸操作方法，以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系统整理考订针灸穴位。该书对针灸穴位之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订，并重新厘定孔穴之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649个。
在此之后穴位数虽每有增减，但该书为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关于穴位的分布，该书采取了分区记述的方法，如头部分正中，两侧再分五条线与脑后各有穴若干；面部、耳部、颈部、肩部各有穴若干；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两侧各线各有穴若干；四肢部分三阳、三阴各有穴若干。虽然未完全按经络叙述穴位，但部位明确，相互关系清楚，有利于学习和临床运用，该法为历代中外学者所沿用。系统论述经络学说。经络学说是一个至今尚未证实其客观存在的系统，但2000多年来其理论学说一直指导着中医学、针灸学之诊断和临床治疗，并每获佳效。这一系统的径路、走行方向、与穴位关系等在针灸学的发展上每有不同观点，《甲乙经》在晋以前医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五络脉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等之内容、生理功能、循行路线、走行规律以及其发病特点等作了传统理论的概括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成为后世对此学说研究论述的依据。关于针灸疗法的适应症。哪些疾病适合运用针灸治疗，这是针灸临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选择治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甲乙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例如该书所分述的热病、头痛、痓、疟、黄胆、寒热病、脾胃病、癫、狂、霍乱、喉痹、耳目口齿病、妇人病等等，也基本上达到了条分缕析，内容比较丰富，使学习者易于掌握的治疗学水平。阐明针灸方法和临床禁忌。该书强调："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提示针灸医生为病人施治时，必须掌握时机，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针刺艾灸的手法和技术。要求选穴适宜，定穴准确，操作严谨，补泻手法适当等等。该书还在选穴治疗方面论述了后世始形成的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甲乙经》专篇阐述了每日时辰不同与选穴、针刺补泻方法的关系，这一时间医学问题至今在临床上还在应用，并为国际学者所注目和研究。
关于针刺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均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例如，持针之姿势和方法，针灸施术必须全神贯注，审示病人接受治疗前后的神态反应，掌握针刺之浅深、方向、轻重以及事故之预防。对留针时间、艾灸壮数、某穴禁针、某穴不能深刺等等，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所有这一切，既具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性，又富有一定的创造性，无论从文献学价值和指导后世针灸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针灸甲乙经》是一部影响中国针灸学发展的划时代著作。远在隋唐时期，就已作为医学教育的必学课本，并视之为经方。不但为唐代伟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列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读《素问》、《甲乙》……等诸部经方"，定为医学生必须学习熟读的基本功。而且在唐代、宋代官方的医学教育中，也明确规定其为医学校学习必修课，并设针博士、针助教、针师等进行授课和据以指导临床实习。
在此之后，不论是宋王唯一创制针灸铜人、著书和刻石以广针灸之正确流传，或是明、清诸针灸学者编撰针灸书籍，几乎无不以之为主要依据。《针灸甲乙经》成书后，为历代医学家、针灸学家所重视，传抄者颇多，自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后始成今之传本。在国内现仅存若干明刊本，日本珍藏有我国宋刊本。现国内所收藏者有明刊本之后历代刊刻出版者计约20种。《针灸甲乙经》对国外发展中国针灸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公元七八世纪，日本、朝鲜在引进中国医学的同时，均在其医学教育中明确规定以《针灸甲乙经》为教材，还明确规定了学习日数。日本的《大同类聚方》等也都较多地引用了《甲乙经》的内容。其后，日本不但收藏中国宋版之《黄帝针灸甲乙经》，并多有中国历代之版本，他们影印了宋版在日本和国际上流传。
欧美学者学习中国针灸虽然较晚，虽然并非始于《针灸甲乙经》，但该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产生影响，为欧美一些大图书馆所收藏，特别在法国影响更大。据知，法国现代学者正在翻译《针灸甲乙经》。
该书在针灸理论上，除了强调："上工治未病"之病，即要求一位高明的针灸医生要学会运用针灸来达到保健预防疾病之目的。他所指出的"中工刺未成"则是强调仅能做到疾病早期治疗者，也只能算作一位比较好的针灸医生——中工。这表现了该书对预防疾病和提倡早期治疗的重视。然后，他以"下工刺已衰，下工刺方袭"，将不能做到预见和早期诊断治疗的针灸医生则一概称之为下工、下下工，视之为不合格的针灸医生。这一先进思想促成了中国历代针灸医生的勤奋学习和为发展针灸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该书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症、针灸操作方法，以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系统整理考订针灸穴位。该书对针灸穴位之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订，并重新厘定孔穴之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649个。
在此之后穴位数虽每有增减，但该书为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关于穴位的分布，该书采取了分区记述的方法，如头部分正中，两侧再分五条线与脑后各有穴若干；面部、耳部、颈部、肩部各有穴若干；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两侧各线各有穴若干；四肢部分三阳、三阴各有穴若干。虽然未完全按经络叙述穴位，但部位明确，相互关系清楚，有利于学习和临床运用，该法为历代中外学者所沿用。系统论述经络学说。经络学说是一个至今尚未证实其客观存在的系统，但2000多年来其理论学说一直指导着中医学、针灸学之诊断和临床治疗，并每获佳效。这一系统的径路、走行方向、与穴位关系等在针灸学的发展上每有不同观点，《甲乙经》在晋以前医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五络脉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等之内容、生理功能、循行路线、走行规律以及其发病特点等作了传统理论的概括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成为后世对此学说研究论述的依据。关于针灸疗法的适应症。哪些疾病适合运用针灸治疗，这是针灸临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选择治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甲乙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例如该书所分述的热病、头痛、痓、疟、黄胆、寒热病、脾胃病、癫、狂、霍乱、喉痹、耳目口齿病、妇人病等等，也基本上达到了条分缕析，内容比较丰富，使学习者易于掌握的治疗学水平。阐明针灸方法和临床禁忌。该书强调："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提示针灸医生为病人施治时，必须掌握时机，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针刺艾灸的手法和技术。要求选穴适宜，定穴准确，操作严谨，补泻手法适当等等。该书还在选穴治疗方面论述了后世始形成的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甲乙经》专篇阐述了每日时辰不同与选穴、针刺补泻方法的关系，这一时间医学问题至今在临床上还在应用，并为国际学者所注目和研究。
关于针刺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均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例如，持针之姿势和方法，针灸施术必须全神贯注，审示病人接受治疗前后的神态反应，掌握针刺之浅深、方向、轻重以及事故之预防。对留针时间、艾灸壮数、某穴禁针、某穴不能深刺等等，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所有这一切，既具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性，又富有一定的创造性，无论从文献学价值和指导后世针灸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针灸甲乙经》是一部影响中国针灸学发展的划时代著作。远在隋唐时期，就已作为医学教育的必学课本，并视之为经方。不但为唐代伟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列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读《素问》、《甲乙》……等诸部经方"，定为医学生必须学习熟读的基本功。而且在唐代、宋代官方的医学教育中，也明确规定其为医学校学习必修课，并设针博士、针助教、针师等进行授课和据以指导临床实习。
在此之后，不论是宋王唯一创制针灸铜人、著书和刻石以广针灸之正确流传，或是明、清诸针灸学者编撰针灸书籍，几乎无不以之为主要依据。《针灸甲乙经》成书后，为历代医学家、针灸学家所重视，传抄者颇多，自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后始成今之传本。在国内现仅存若干明刊本，日本珍藏有我国宋刊本。现国内所收藏者有明刊本之后历代刊刻出版者计约20种。《针灸甲乙经》对国外发展中国针灸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公元七八世纪，日本、朝鲜在引进中国医学的同时，均在其医学教育中明确规定以《针灸甲乙经》为教材，还明确规定了学习日数。日本的《大同类聚方》等也都较多地引用了《甲乙经》的内容。其后，日本不但收藏中国宋版之《黄帝针灸甲乙经》，并多有中国历代之版本，他们影印了宋版在日本和国际上流传。
欧美学者学习中国针灸虽然较晚，虽然并非始于《针灸甲乙经》，但该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产生影响，为欧美一些大图书馆所收藏，特别在法国影响更大。据知，法国现代学者正在翻译《针灸甲乙经》。
《铜人针灸经》,针灸著作。七卷。此书虽冠“铜人”之名，实与“铜人”无涉。系元代书商抄录《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九《针经》的全文，析分为卷一-六，另附针灸禁忌一卷。原书成于唐代，作者已无可考。书中记载了一些常用要穴的针治经验，并附十二幅腧穴图。现存明·清刻本、《四库全书》本等。
《医学源流论》二卷，国朝徐大椿撰。其大纲凡七，曰经络脏腑，曰脉，曰病，曰药，曰治法，曰书论，曰古今。分子目九十有三。持论多精凿有据。如谓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种，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参之。又如病同人异之辨，兼证兼病之别，亡阴亡阳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虽愈必死，又有药误不即死，药性有今古变迁，《内经》司天运气之说不可泥，针灸之法失传。其说皆可取。而人参论一篇，涉猎医书论一篇，尤深切著明。至於有欲救俗医之弊而矫枉过直者，有求胜古人之心而大言失实者，故其论病则自岐黄以外，秦越人亦不免诋排。其论方则自张机《金匮要略》、《伤寒论》之外，孙思邈、刘守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驳诘。於医学中殆同毛奇龄之《说经》。然其切中庸医之弊者，不可废也。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为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历代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对各种药物怎样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更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疗哮喘，大黄可以泻火，常山可以治疗疟疾等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在我国古代，大部分药物是植物药，所以“本草”成了它们的代名词，这部书也以“本草经”命名。汉代托古之风盛行，人们尊古薄今，为了提高该书的地位，增强人们的信任感，它借用神农遍尝百草，发现药物这妇孺皆知的传说，将神农冠于书名之首，定名为《神农本草经》。俨然《内经》冠以黄帝一样，都是出于托名古代圣贤的意图。
简介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撰人不详，“神农”为托名。其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录“神农本草，三卷”，宋《通志•艺文略》录“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明《国史经籍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清史稿•艺文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现存最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神农本经》（1616），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以及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1854）。
内在原则和影响
《本经》依循《内经》提出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也将药物以朝中的君臣地位为例，来表明其主次关系和配伍的法则。《本经》对药物性味也有了详尽的描述，指出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是药物的基本性情，可针对疾病的寒、热、湿、燥性质的不同选择用药。寒病选热药；热病选寒药；湿病选温燥之品；燥病须凉润之流，相互配伍，并参考五行生克的关系，对药物的归经、走势、升降、浮沉都很了解，才能选药组方，配伍用药。
药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药学一大关键，《本经》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药物之间，有的共同使用就能相互辅佐，发挥更大的功效，有的甚至比各自单独使用的效果强上数倍；有的两药相遇则一方会减小另一方的药性，便其难以发挥作用；有的药可以减去另一种药物的毒性，常在炮制毒性药时或者在方中制约一种药的毒性时使用；有的两种药品本身均无毒，但两药相遇则会产生很大的毒性，损害身体等等。这些都是业医者或从事药物学研究的人员必备的基本专业知识，十分重要，甚至操纵着生死之关隘，不可轻忽一分半毫。
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神农本草经》都是医生和药师学习中药学的教科书，或者是作为必读书，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书中对于药物性质的定位和对其功能主治的描述十分准确，其中规定的大部分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规则，到今天，也仍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理论支柱。对于现代的中医临床，《神农本草经》的论述仍旧具有十分稳固的权威性，同时，它也成为了医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相关
《神农本草经》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尚无实证加以确定，但它成书于东汉，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总结、搜集、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此已经是医学史界比较公认的结论。
全书分3(或4)卷，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书中叙述了各种药物的名称、性味、有毒无毒、功效主治、别名、生长环境、采集时节以及部分药物的质量标准、炮炙、真伪鉴别等，所载主治症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170多种，并根据养命、养性、治病三类功效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为君，无毒，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如人参、阿胶；中品12种为臣，无毒或有毒，主养性，具补养及治疗疾病之功效，如鹿茸、红花；下品125种为佐使，多有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主治病，如附子、大黄。书中有200多种药物至今仍常用，其中有158种被收入1977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神农本草经》有序例(或序录)自成l卷，是全书的总论，归纳了13条药学理论，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一直被后世方剂学所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含义已渐渐演变，关于药物的配伍情况，书中概括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七种，称为七情，指出了药物的配伍前提条件，认为有的药物合用，可以相互加强作用或抑制药物的毒性，因而宜配合使用，有的药物合用会使原有的药理作用减弱，或产生猛烈的副作用，这样的药应尽量避免同时使用。书中还指出了剂型对药物疗效的影响，丸、散、汤、膏适用于不同的药物或病症，违背了这些，就会影响药物的疗效。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神农本草经》也存在一些缺陷，为了附会一年365日，书中收载的药物仅365种，而当时人们认识和使用的药物已远远不止这些。这 365种药物被分为上、中、下三品，以应天、地、人三界，既不能反应药性，又不便于临床使用，这些明显地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而且在神仙不死观念的主导下，收入了服石、炼丹、修仙等内容，并把一些剧毒的矿物药如雄黄、水银等列为上品之首，认为长期服用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这显然是荒谬的。此外，《神农本草经》很少涉及药物的具体产地，采收时间，炮制方法，品种鉴定等内容，这一缺陷直到《本草经集注》才得以克服。
尽管如此，《神农本草经》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可低估的，它将东汉以前零散的药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被历代医家所珍视。而且其作为药物学著作的编撰体例也被长期沿用，作为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学专著。其著作年代及作者问题，由于《帝王世纪》有：“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宜药疗疾，著本草四卷”之说，故使人认为《本经》作者是神农。如北齐颜之推《家训》即谓“本草神农所述”。但神农在历史上是传说中的人物，况神农时代，尚未有文字，因此不能认为是神农所著。据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谓：“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系仲景、元化等所记”。宋代掌禹锡在《嘉佑补注本草》序中谓：“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两汉以来名医益众，张机、华伦辈始因古学，附以新说，通为编述，《本经》由是见于经录”。南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谓：“神农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风，史氏不繁，纪录无见。斯实后医工知草木之性，托名炎帝耳”。近代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冲说：“此书在东汉三国间已有之，至宋、齐间则已立规模矣。著者之姓名虽不能确指，著者之年代则不出东汉末讫宋、齐之间”。故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本经》为东汉末年（约公元200年）之作品，非一人之手笔，是集体所创作，而托名于神农。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始能人说”，所以《本经》上冠以神农二字，亦即此故。
《本经》载药365种，其中有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此据顾观光辑本统计之数，其他各本，互有出人）。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一百二十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一百二十五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
《本经》对每味药所记载的内容，有性味、主治、异名及生长环境。如“当归味甘温，主咳逆上气，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金疮，煮饮之。一名干归。生川谷。”这些内容以当时的水平来衡量，是比较切实的。
《本经》不仅记载着365种药的性味、主治等内容，还在其《序录》中简要地提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各随其所宜”等基本理论及用药原则。并总结了“药有君臣佐使”，“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等药物配伍方法。为了保证药物质量，还指出要注意药物的产地，采集药物的时间、方法、真伪。制成各种剂型，要随药性而定。用毒药应从小剂量开始，随病情的发展而递增。服药时间应按病位所在确定在食前、食后或早晨、睡前服药。如此等等，对临床用药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经》是汉以前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所积累的用药经验的总结，它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是中药学按功用分类之始。它所述的药物主治大部分是正确的，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如水银治疥疮，麻黄平喘，常山治疟，黄连治痢，牛膝堕胎，海藻治瘿瘤。不但确有实效，而且有一些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如用水银治皮肤疾病，要比阿拉伯和印度早500－800年。
《本经》的问世，对我国药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本草》，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渊源于《本经》而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未免掺杂了少数荒诞不稽之说。如朴消“炼何服之，轻身神仙”，太一余粮“久服轻身飞行千里神仙”，泽泻 “久服能行水上”，水银“久服神仙不死”等等。这些唯心之说，与当时迷信方士（僻海》1979年版方士条：“中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有一定的关系。对此，当本着去芜取精的精神，批判地继承其正确的内容。
《本经》原本早已散佚。现所见者，大多是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书所引用的《本经》内容而辑成的。由于重辑者的着眼点和取材不同，因而各种辑本的形式和某些内容有一定的差异。常见的辑本有：
1．卢复辑《神农本经》三卷（公元1602~1616年，明万历30－44年）。是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摘出所引的《本经》原文编辑而成。
2．孙星衍、孙冯翼同辑《神农本草经》三卷（公元1799年，清嘉庆4年）。是从《证类本草》上的白字辑出。并在每条正文之后，引用了《吴普本草》、《名医别录》、《淮南子》、《抱朴子》、《太平御览》、《尔雅》、《说文》等古书，详加考证，引证详实，资料丰富，是较好的一种辑本。
3．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四卷（公元1844年，清道光24年）此书分序录、上品、中品、下品四部分。药品次序是依照《本草纲目》卷二所载《神农本草经》目录排列的。经文均依《证类本草》。唐、宋类书所引有出于《证类本草》之外的，也一并辑人。
4．森立之（日本人）辑《神农本草》四卷（公元1854年，日本嘉永7年，清咸丰4年）。依据《千金方》、《医心方》、《唐本草》、《证类本草》、《本草和名》等重辑而成。别作“考异”，附之于后。
5．王阎运辑《神农本草经》三卷（公元1885年，清光绪11年）。是从《证类本草》辑出。王氏对医学和考据学都不是内行，所以此书内容是比较草率的。
6．姜国伊辑《神农本经》一册，未分卷（公元1892年，清光绪18年）。是根据《本草纲目》等辑成。
上述六种辑本，以孙、顾的辑本流行较广。这些辑本经重辑者的研究考证，基本上已接近原来的面目。
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对各种药物怎样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更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疗哮喘，大黄可以泻火，常山可以治疗疟疾等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在我国古代，大部分药物是植物药，所以“本草”成了它们的代名词，这部书也以“本草经”命名。汉代托古之风盛行，人们尊古薄今，为了提高该书的地位，增强人们的信任感，它借用神农遍尝百草，发现药物这妇孺皆知的传说，将神农冠于书名之首，定名为《神农本草经》。俨然《内经》冠以黄帝一样，都是出于托名古代圣贤的意图。
简介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撰人不详，“神农”为托名。其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录“神农本草，三卷”，宋《通志•艺文略》录“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明《国史经籍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清史稿•艺文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现存最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神农本经》（1616），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以及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1854）。
内在原则和影响
《本经》依循《内经》提出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也将药物以朝中的君臣地位为例，来表明其主次关系和配伍的法则。《本经》对药物性味也有了详尽的描述，指出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是药物的基本性情，可针对疾病的寒、热、湿、燥性质的不同选择用药。寒病选热药；热病选寒药；湿病选温燥之品；燥病须凉润之流，相互配伍，并参考五行生克的关系，对药物的归经、走势、升降、浮沉都很了解，才能选药组方，配伍用药。
药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药学一大关键，《本经》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药物之间，有的共同使用就能相互辅佐，发挥更大的功效，有的甚至比各自单独使用的效果强上数倍；有的两药相遇则一方会减小另一方的药性，便其难以发挥作用；有的药可以减去另一种药物的毒性，常在炮制毒性药时或者在方中制约一种药的毒性时使用；有的两种药品本身均无毒，但两药相遇则会产生很大的毒性，损害身体等等。这些都是业医者或从事药物学研究的人员必备的基本专业知识，十分重要，甚至操纵着生死之关隘，不可轻忽一分半毫。
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神农本草经》都是医生和药师学习中药学的教科书，或者是作为必读书，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书中对于药物性质的定位和对其功能主治的描述十分准确，其中规定的大部分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规则，到今天，也仍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理论支柱。对于现代的中医临床，《神农本草经》的论述仍旧具有十分稳固的权威性，同时，它也成为了医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相关
《神农本草经》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尚无实证加以确定，但它成书于东汉，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总结、搜集、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此已经是医学史界比较公认的结论。
全书分3(或4)卷，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书中叙述了各种药物的名称、性味、有毒无毒、功效主治、别名、生长环境、采集时节以及部分药物的质量标准、炮炙、真伪鉴别等，所载主治症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170多种，并根据养命、养性、治病三类功效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为君，无毒，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如人参、阿胶；中品12种为臣，无毒或有毒，主养性，具补养及治疗疾病之功效，如鹿茸、红花；下品125种为佐使，多有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主治病，如附子、大黄。书中有200多种药物至今仍常用，其中有158种被收入1977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神农本草经》有序例(或序录)自成l卷，是全书的总论，归纳了13条药学理论，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一直被后世方剂学所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含义已渐渐演变，关于药物的配伍情况，书中概括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七种，称为七情，指出了药物的配伍前提条件，认为有的药物合用，可以相互加强作用或抑制药物的毒性，因而宜配合使用，有的药物合用会使原有的药理作用减弱，或产生猛烈的副作用，这样的药应尽量避免同时使用。书中还指出了剂型对药物疗效的影响，丸、散、汤、膏适用于不同的药物或病症，违背了这些，就会影响药物的疗效。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神农本草经》也存在一些缺陷，为了附会一年365日，书中收载的药物仅365种，而当时人们认识和使用的药物已远远不止这些。这 365种药物被分为上、中、下三品，以应天、地、人三界，既不能反应药性，又不便于临床使用，这些明显地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而且在神仙不死观念的主导下，收入了服石、炼丹、修仙等内容，并把一些剧毒的矿物药如雄黄、水银等列为上品之首，认为长期服用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这显然是荒谬的。此外，《神农本草经》很少涉及药物的具体产地，采收时间，炮制方法，品种鉴定等内容，这一缺陷直到《本草经集注》才得以克服。
尽管如此，《神农本草经》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可低估的，它将东汉以前零散的药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被历代医家所珍视。而且其作为药物学著作的编撰体例也被长期沿用，作为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学专著。其著作年代及作者问题，由于《帝王世纪》有：“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宜药疗疾，著本草四卷”之说，故使人认为《本经》作者是神农。如北齐颜之推《家训》即谓“本草神农所述”。但神农在历史上是传说中的人物，况神农时代，尚未有文字，因此不能认为是神农所著。据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谓：“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系仲景、元化等所记”。宋代掌禹锡在《嘉佑补注本草》序中谓：“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两汉以来名医益众，张机、华伦辈始因古学，附以新说，通为编述，《本经》由是见于经录”。南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谓：“神农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风，史氏不繁，纪录无见。斯实后医工知草木之性，托名炎帝耳”。近代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冲说：“此书在东汉三国间已有之，至宋、齐间则已立规模矣。著者之姓名虽不能确指，著者之年代则不出东汉末讫宋、齐之间”。故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本经》为东汉末年（约公元200年）之作品，非一人之手笔，是集体所创作，而托名于神农。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始能人说”，所以《本经》上冠以神农二字，亦即此故。
《本经》载药365种，其中有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此据顾观光辑本统计之数，其他各本，互有出人）。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一百二十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一百二十五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
《本经》对每味药所记载的内容，有性味、主治、异名及生长环境。如“当归味甘温，主咳逆上气，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金疮，煮饮之。一名干归。生川谷。”这些内容以当时的水平来衡量，是比较切实的。
《本经》不仅记载着365种药的性味、主治等内容，还在其《序录》中简要地提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各随其所宜”等基本理论及用药原则。并总结了“药有君臣佐使”，“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等药物配伍方法。为了保证药物质量，还指出要注意药物的产地，采集药物的时间、方法、真伪。制成各种剂型，要随药性而定。用毒药应从小剂量开始，随病情的发展而递增。服药时间应按病位所在确定在食前、食后或早晨、睡前服药。如此等等，对临床用药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经》是汉以前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所积累的用药经验的总结，它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是中药学按功用分类之始。它所述的药物主治大部分是正确的，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如水银治疥疮，麻黄平喘，常山治疟，黄连治痢，牛膝堕胎，海藻治瘿瘤。不但确有实效，而且有一些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如用水银治皮肤疾病，要比阿拉伯和印度早500－800年。
《本经》的问世，对我国药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本草》，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渊源于《本经》而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未免掺杂了少数荒诞不稽之说。如朴消“炼何服之，轻身神仙”，太一余粮“久服轻身飞行千里神仙”，泽泻 “久服能行水上”，水银“久服神仙不死”等等。这些唯心之说，与当时迷信方士（僻海》1979年版方士条：“中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有一定的关系。对此，当本着去芜取精的精神，批判地继承其正确的内容。
《本经》原本早已散佚。现所见者，大多是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书所引用的《本经》内容而辑成的。由于重辑者的着眼点和取材不同，因而各种辑本的形式和某些内容有一定的差异。常见的辑本有：
1．卢复辑《神农本经》三卷（公元1602~1616年，明万历30－44年）。是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摘出所引的《本经》原文编辑而成。
2．孙星衍、孙冯翼同辑《神农本草经》三卷（公元1799年，清嘉庆4年）。是从《证类本草》上的白字辑出。并在每条正文之后，引用了《吴普本草》、《名医别录》、《淮南子》、《抱朴子》、《太平御览》、《尔雅》、《说文》等古书，详加考证，引证详实，资料丰富，是较好的一种辑本。
3．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四卷（公元1844年，清道光24年）此书分序录、上品、中品、下品四部分。药品次序是依照《本草纲目》卷二所载《神农本草经》目录排列的。经文均依《证类本草》。唐、宋类书所引有出于《证类本草》之外的，也一并辑人。
4．森立之（日本人）辑《神农本草》四卷（公元1854年，日本嘉永7年，清咸丰4年）。依据《千金方》、《医心方》、《唐本草》、《证类本草》、《本草和名》等重辑而成。别作“考异”，附之于后。
5．王阎运辑《神农本草经》三卷（公元1885年，清光绪11年）。是从《证类本草》辑出。王氏对医学和考据学都不是内行，所以此书内容是比较草率的。
6．姜国伊辑《神农本经》一册，未分卷（公元1892年，清光绪18年）。是根据《本草纲目》等辑成。
上述六种辑本，以孙、顾的辑本流行较广。这些辑本经重辑者的研究考证，基本上已接近原来的面目。
《奇经八脉考》，经脉专书。一卷。明·李时珍撰。刊于1578年。本书论述奇经八脉，考证历代有关文献，对每条奇经的循行和病等，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整理，并提出了作者个人的见解，是一部研究奇经八脉的重要著作。现有清刻本、石印本《四库全书》本及与《濒湖脉学》的合印本。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备急千金要方》是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世简称为《千金方》。唐孙思邈（581—682年）撰于公元652年，共30卷。《道藏》收入时析为 93卷。孙氏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命名。该书撰成后在国内外有着极广泛之影响，现存日本之《真本千金方》可能系未经宋校正医书局校正之传抄本，经宋校正医书局校刊之《备急千金要方》，中、日翻刻影印者达30余次，又有刻石本、节选本、改编本、《道藏》本等刻印者亦数十种。
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并誉之为“人类之至宝”。近年来更为日、美、德以及东南亚各国学者和理论研究者所关注。孙氏撰成《千金要方》后，因感其内容之不足而续编《千金翼方》，30卷，约成书于公元682年。该书的内容和科学价值在于：
第一，发展传染病诊疗技术与学说。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中关于伤寒的学说，到唐代已经历四五百年的实践检验，深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孙氏撰《千金要方》时只见其片断，晚年始得“江南诸师秘仲景（伤寒论）”之书，他结合自己诊疗传染病、流行病之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创造性提出：其要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①。孙氏的大胆革新，从医疗实践中总结新的理论经验，提高医疗水平，减少学习掌握的难度，不泥守仲景繁难的六经辨症体系，自创此三纲论治传染病的新学说，对发展仲景学说和明清医学家研究仲景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提高内科杂病与外科疾病的诊疗水平。孙氏临床研究十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的观察研究，因此，对内、外、妇、儿科疾病的认识，突破了前人在病因、症候等方面着重笼统论述的僵化思想，使许多疾病的认识水平和诊疗效果均获得明显的提高，有的认识达到比较科学的境界，甚至产生出若干富有病因治疗的成就。例如他对消渴（糖尿病）与化脓性感染关系的认识已比较正确。他忠告医生与病家，千万不可为糖尿病患者施行针灸，以防引起化脓而成为不治之症，并强调家属与患者提防不要破伤皮肉，以防化脓之祸，劝告患者要常备防治化脓性感染的药物等，这在唐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孙氏对急性胃肠炎——霍乱病因的认识，科学地强调“皆因食饮，非关鬼神”。他在论述溪毒、射工等病症①注：桂枝指桂枝汤证，麻黄指麻黄汤证，青龙指青龙汤证，以上三者为仲景伤寒论中诊疗传染性、流行性疾病最为重要的方剂症候群代表。
实际上已对现代的血吸虫病的病因、发病季节、流行地域、症状和预后等，均已作出了当代最为正确的认识，有许多结论同今天的认识并不两样。可贵的是他明确强调消灭病源以预防的思想和方法。指出“此虫畏鹅，鹅能食之”，“夏月常备大莓根屑，若入水浴，以方寸匕投水上游，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许投水盆中，即无变毒 ”。又如他对痢疾的分型、治疗等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热痢（急性痢疾）则多加黄连”，至今仍是临床治疗痢疾常用的有效药物。孙氏对麻风病记述尤详，并报告了他经手治疗的600余病例的经验和结果。
孙氏认为麻风病有1/10可以治愈，因而，他被誉为近世麻风病专家之祖。
第三，强调妇人、小儿特点，为妇、儿科分立奠定学术基础。孙氏用两书的1/6篇幅，专论了妇人病、婴幼儿病及体质发展的特点。孙氏在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妇女妊娠及胎儿在母体逐月发展之形态等发育过程后，并出色地强调了初生儿的护理、喂养、乳母、保育员的选择条件等，应该说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例如接生的程序、难产的处理、儿不啼哭的处理方法、沐浴方法、断脐方法、防止婴儿破伤风（脐风）等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强调初生儿、20天、30天、百日乃至3岁到10岁儿童每一阶段所可能多发病的防治，有的方法和要求甚至在现今对产科医生、乳母、母亲等，仍有着参考和学习的价值。
第四，总结对病因有治疗效果的药物，针对疾病病因而进行的治疗是最富有成效的治疗方法。虽然孙氏所处时代对于若干病的真正病因尚不具备确切认识的条件，但他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方药中所用药物却十分符合现代科学所证实的病因认识。例如他强调瘿（地方性甲状腺肿）是因久居常食山区坞水（缺碘）引起的，在治疗上他多用含碘丰富的海藻、昆布以及动物甲状腺等，其疗效自然是十分理想的。又如雀目（夜盲症）是因缺乏甲种维生素引起的，孙氏虽然并不确知其病因，但他多处强调用猪肝、羊肝煮食治疗，众所周知，肝含有极丰富的甲种维生素等营养。又如脚气病的防治，孙氏主张用谷白皮煮水去渣后用以“煮米粥常服防之”，“即不发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这种谷白皮含有丰富的乙种维生素，而脚气病的病因正是饮食长期缺乏乙种维生素引起的。如此等等，说明孙氏在病因治疗上，虽然还是不自觉的，但其成就令人钦佩。
第五，丰富了针灸疗法的理论与技术。关于针灸疗法，必须首先掌握经络、穴位的理论和技术。孙氏指出经络循环腹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因此，他强调“非图莫可”。他在前人绘图的基础上，经过考订、修改，并创造性地以青、黄、赤、白、黑五色彩绘以区别其十二经各条经络之走行方向和孔穴之部位，并以绿色绘制奇经八脉。该图分正、侧、背面三幅，大小取常人之一半为之，使我国针灸经络腧穴之绘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宋代铸造针灸铜人、刻制针灸腧穴石碑等奠定了基础。孙氏的彩绘不但在经络腧穴的规范化和提高教学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提高针灸临床效果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关于针灸临床，他正确指出，选穴要少而精，提倡针灸辨症，主张综合治疗。因此，在论述一位合格的针灸医师时强调“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知药知针，固是良医”。他的这一理论，早已为千百名针灸名家的实践证实是完全符合科学原理的精辟论断。“阿是”穴是历代医师乃至现代针灸医学家所经常用于临床治疗的有效穴位，它以痛为穴，并无固定部位，这是孙氏在针灸治疗学上的创造性发现。
第六，提高疾病诊疗技术水平。孙氏创造的“验透膈法”是确诊胸背部化脓性感染是否穿透胸膜引致脓胸的科学方法，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人类医学发展高水平的诊断技术。其方法是在胸、背或胁部脓疮疮面贴一薄纸或竹内膜，于光亮处观察竹膜是否随着病人呼吸而有同步的呼气则竹内膜内陷，吸气则竹内膜凸出的节律性变化，如是则可诊断为脓肿已穿透胸膜而已成脓胸，否则，尚未穿透胸膜，这在决定有效治疗方法上是极为重要的。再如孙氏在医疗技术方面实际上已创造出有血清疗法性质的技术。其方法是对很难根除疖病病人的治疗，他创造性提出用针刺或小刀在疖肿周围刺令出血，然后以刀取血或渗出之血清与药物内疖疮中；他还叙述了用患者父亲的血与血汁接种患者疖疮中，并强调疗效甚佳，这一创造是十分可贵的，思想是十分先进的，这与人痘接种技术之发明是否有直接关系是值得给予考察与研究的。
此外，孙氏还创造性发明了许多有效的医疗技术。例如经他改进的下颌脱臼手法复位术至今还在临床中使用；他所记述的阴囊撕裂伤睾丸脱出之手术，还纳缝合术，运用葱管导尿术，烧烙止血术，咽喉异物（针、钉、骨刺）剔出术，保留灌肠、压力灌肠术等等，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些医疗技术，虽然后来在器具上有了极大的进步，但其原理仍然沿袭着孙氏的思想。
第七，发展卫生保健学说。两部《千金方》集中体现了孙思邈这位百岁医学家关于延年益寿的思想与实践经验。综观两书，在此问题上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将老庄“吐故纳新”思想指导下的“静功”与华佗等倡导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指导下的“动功”结合起来；二是把一般人的养生保健理论技术与中老年常见病的防治结合起来；三是严厉批判了服五石企图长生的思想，同时强调了服食植物类营养防病方剂的必要性。这些思想和具体技术方法要求，把我国卫生保健、延年益寿的学说推到了时代的高水平。
第八，发展药物、方剂以提高临床防治疾病的效果。《千金方》在地道中药之规范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关于药用植物的野生变家种，以及植物药的采收时节、加工保管和炮制等，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理论和方法要求大都为现代所遵循，或成为临床运用之依据。在这些中药学理论指导下，该书广泛收录了唐以前的医疗方剂。
《千金要方》记有医疗方剂4500余首，《千金翼方》记有医疗方剂2000余首，临床内科、传染病、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小儿科、耳目口齿、咽喉科等等数以百计的各种病症，都选列了多少不定的医方，供作临床处方治疗时之参考。其中有许多前人的医方和孙氏自创的方剂，至今仍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
《备急千金要方》卷首以显著地位论述了《大医精诚》与《大医习业》，突出地强调了作为一位优秀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医疗道德修养和精辟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为此，该书一一作出了医德与医术的严格要求，成为历代临床医生修养的准绳。
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并誉之为“人类之至宝”。近年来更为日、美、德以及东南亚各国学者和理论研究者所关注。孙氏撰成《千金要方》后，因感其内容之不足而续编《千金翼方》，30卷，约成书于公元682年。该书的内容和科学价值在于：
第一，发展传染病诊疗技术与学说。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中关于伤寒的学说，到唐代已经历四五百年的实践检验，深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孙氏撰《千金要方》时只见其片断，晚年始得“江南诸师秘仲景（伤寒论）”之书，他结合自己诊疗传染病、流行病之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创造性提出：其要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①。孙氏的大胆革新，从医疗实践中总结新的理论经验，提高医疗水平，减少学习掌握的难度，不泥守仲景繁难的六经辨症体系，自创此三纲论治传染病的新学说，对发展仲景学说和明清医学家研究仲景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提高内科杂病与外科疾病的诊疗水平。孙氏临床研究十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的观察研究，因此，对内、外、妇、儿科疾病的认识，突破了前人在病因、症候等方面着重笼统论述的僵化思想，使许多疾病的认识水平和诊疗效果均获得明显的提高，有的认识达到比较科学的境界，甚至产生出若干富有病因治疗的成就。例如他对消渴（糖尿病）与化脓性感染关系的认识已比较正确。他忠告医生与病家，千万不可为糖尿病患者施行针灸，以防引起化脓而成为不治之症，并强调家属与患者提防不要破伤皮肉，以防化脓之祸，劝告患者要常备防治化脓性感染的药物等，这在唐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孙氏对急性胃肠炎——霍乱病因的认识，科学地强调“皆因食饮，非关鬼神”。他在论述溪毒、射工等病症①注：桂枝指桂枝汤证，麻黄指麻黄汤证，青龙指青龙汤证，以上三者为仲景伤寒论中诊疗传染性、流行性疾病最为重要的方剂症候群代表。
实际上已对现代的血吸虫病的病因、发病季节、流行地域、症状和预后等，均已作出了当代最为正确的认识，有许多结论同今天的认识并不两样。可贵的是他明确强调消灭病源以预防的思想和方法。指出“此虫畏鹅，鹅能食之”，“夏月常备大莓根屑，若入水浴，以方寸匕投水上游，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许投水盆中，即无变毒 ”。又如他对痢疾的分型、治疗等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热痢（急性痢疾）则多加黄连”，至今仍是临床治疗痢疾常用的有效药物。孙氏对麻风病记述尤详，并报告了他经手治疗的600余病例的经验和结果。
孙氏认为麻风病有1/10可以治愈，因而，他被誉为近世麻风病专家之祖。
第三，强调妇人、小儿特点，为妇、儿科分立奠定学术基础。孙氏用两书的1/6篇幅，专论了妇人病、婴幼儿病及体质发展的特点。孙氏在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妇女妊娠及胎儿在母体逐月发展之形态等发育过程后，并出色地强调了初生儿的护理、喂养、乳母、保育员的选择条件等，应该说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例如接生的程序、难产的处理、儿不啼哭的处理方法、沐浴方法、断脐方法、防止婴儿破伤风（脐风）等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强调初生儿、20天、30天、百日乃至3岁到10岁儿童每一阶段所可能多发病的防治，有的方法和要求甚至在现今对产科医生、乳母、母亲等，仍有着参考和学习的价值。
第四，总结对病因有治疗效果的药物，针对疾病病因而进行的治疗是最富有成效的治疗方法。虽然孙氏所处时代对于若干病的真正病因尚不具备确切认识的条件，但他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方药中所用药物却十分符合现代科学所证实的病因认识。例如他强调瘿（地方性甲状腺肿）是因久居常食山区坞水（缺碘）引起的，在治疗上他多用含碘丰富的海藻、昆布以及动物甲状腺等，其疗效自然是十分理想的。又如雀目（夜盲症）是因缺乏甲种维生素引起的，孙氏虽然并不确知其病因，但他多处强调用猪肝、羊肝煮食治疗，众所周知，肝含有极丰富的甲种维生素等营养。又如脚气病的防治，孙氏主张用谷白皮煮水去渣后用以“煮米粥常服防之”，“即不发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这种谷白皮含有丰富的乙种维生素，而脚气病的病因正是饮食长期缺乏乙种维生素引起的。如此等等，说明孙氏在病因治疗上，虽然还是不自觉的，但其成就令人钦佩。
第五，丰富了针灸疗法的理论与技术。关于针灸疗法，必须首先掌握经络、穴位的理论和技术。孙氏指出经络循环腹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因此，他强调“非图莫可”。他在前人绘图的基础上，经过考订、修改，并创造性地以青、黄、赤、白、黑五色彩绘以区别其十二经各条经络之走行方向和孔穴之部位，并以绿色绘制奇经八脉。该图分正、侧、背面三幅，大小取常人之一半为之，使我国针灸经络腧穴之绘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宋代铸造针灸铜人、刻制针灸腧穴石碑等奠定了基础。孙氏的彩绘不但在经络腧穴的规范化和提高教学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提高针灸临床效果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关于针灸临床，他正确指出，选穴要少而精，提倡针灸辨症，主张综合治疗。因此，在论述一位合格的针灸医师时强调“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知药知针，固是良医”。他的这一理论，早已为千百名针灸名家的实践证实是完全符合科学原理的精辟论断。“阿是”穴是历代医师乃至现代针灸医学家所经常用于临床治疗的有效穴位，它以痛为穴，并无固定部位，这是孙氏在针灸治疗学上的创造性发现。
第六，提高疾病诊疗技术水平。孙氏创造的“验透膈法”是确诊胸背部化脓性感染是否穿透胸膜引致脓胸的科学方法，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人类医学发展高水平的诊断技术。其方法是在胸、背或胁部脓疮疮面贴一薄纸或竹内膜，于光亮处观察竹膜是否随着病人呼吸而有同步的呼气则竹内膜内陷，吸气则竹内膜凸出的节律性变化，如是则可诊断为脓肿已穿透胸膜而已成脓胸，否则，尚未穿透胸膜，这在决定有效治疗方法上是极为重要的。再如孙氏在医疗技术方面实际上已创造出有血清疗法性质的技术。其方法是对很难根除疖病病人的治疗，他创造性提出用针刺或小刀在疖肿周围刺令出血，然后以刀取血或渗出之血清与药物内疖疮中；他还叙述了用患者父亲的血与血汁接种患者疖疮中，并强调疗效甚佳，这一创造是十分可贵的，思想是十分先进的，这与人痘接种技术之发明是否有直接关系是值得给予考察与研究的。
此外，孙氏还创造性发明了许多有效的医疗技术。例如经他改进的下颌脱臼手法复位术至今还在临床中使用；他所记述的阴囊撕裂伤睾丸脱出之手术，还纳缝合术，运用葱管导尿术，烧烙止血术，咽喉异物（针、钉、骨刺）剔出术，保留灌肠、压力灌肠术等等，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些医疗技术，虽然后来在器具上有了极大的进步，但其原理仍然沿袭着孙氏的思想。
第七，发展卫生保健学说。两部《千金方》集中体现了孙思邈这位百岁医学家关于延年益寿的思想与实践经验。综观两书，在此问题上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将老庄“吐故纳新”思想指导下的“静功”与华佗等倡导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指导下的“动功”结合起来；二是把一般人的养生保健理论技术与中老年常见病的防治结合起来；三是严厉批判了服五石企图长生的思想，同时强调了服食植物类营养防病方剂的必要性。这些思想和具体技术方法要求，把我国卫生保健、延年益寿的学说推到了时代的高水平。
第八，发展药物、方剂以提高临床防治疾病的效果。《千金方》在地道中药之规范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关于药用植物的野生变家种，以及植物药的采收时节、加工保管和炮制等，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理论和方法要求大都为现代所遵循，或成为临床运用之依据。在这些中药学理论指导下，该书广泛收录了唐以前的医疗方剂。
《千金要方》记有医疗方剂4500余首，《千金翼方》记有医疗方剂2000余首，临床内科、传染病、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小儿科、耳目口齿、咽喉科等等数以百计的各种病症，都选列了多少不定的医方，供作临床处方治疗时之参考。其中有许多前人的医方和孙氏自创的方剂，至今仍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
《备急千金要方》卷首以显著地位论述了《大医精诚》与《大医习业》，突出地强调了作为一位优秀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医疗道德修养和精辟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为此，该书一一作出了医德与医术的严格要求，成为历代临床医生修养的准绳。
《死亡大辞典》是一本全面而且引人入胜的书。火山、马车、嗜睡所导致的死亡是如此平常却又让人吃惊……这是一本经过充分研究、从历史的视角来观察死亡的读物。——温蒂•诺斯喀特，畅销书《达尔文奖作品集》的作者。
一本关于死亡的百科全书，从A到Z，搜罗有史以来所有的死亡方式，辅以大量的数据和真实发生的事例，对死亡进行剖析。2007年恐怖小说奖之非虚构作品奖
哪一个对寿命更有危险：牙签还是闪电？有多少人死于手语？打嗝已使数千人送命，一匙糖能否挽救你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之外，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但死亡是如何发生的？虽然我们今天能够活得更长，但死的花样也更多了--猥亵的话、放血疗法、空中飞来的牛、冰冷的厕所、打嗝、大笑和人体自燃……在这本让你瞪大眼睛、越读越上瘾的《死亡大辞典》里，各种致人死亡的原因--不管是奇异的还是普通的，难以置信的还是令人扼腕的--都将以字母顺序排列呈现，这中间也包括了真实的死亡案例，不管是名人还是普通人，只要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上路的，在本书中都有迹可寻。经过系统的调查，本书收录了令人瞠目的历史细节，囊括了安葬习俗、名人遗言，以及超过400幅各个时代的医学和历史插图，以有趣和幽默的眼光来看待死亡背后的真相，在结构安排上以字母A到Z位排列顺序，精确地向我们描述了各式各样的死亡路线。这不仅仅是一本信息丰富的资料性读物，更是一幅用文字和数字勾勒的人类命运的画像。
一本关于死亡的百科全书，从A到Z，搜罗有史以来所有的死亡方式，辅以大量的数据和真实发生的事例，对死亡进行剖析。2007年恐怖小说奖之非虚构作品奖
哪一个对寿命更有危险：牙签还是闪电？有多少人死于手语？打嗝已使数千人送命，一匙糖能否挽救你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之外，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但死亡是如何发生的？虽然我们今天能够活得更长，但死的花样也更多了--猥亵的话、放血疗法、空中飞来的牛、冰冷的厕所、打嗝、大笑和人体自燃……在这本让你瞪大眼睛、越读越上瘾的《死亡大辞典》里，各种致人死亡的原因--不管是奇异的还是普通的，难以置信的还是令人扼腕的--都将以字母顺序排列呈现，这中间也包括了真实的死亡案例，不管是名人还是普通人，只要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上路的，在本书中都有迹可寻。经过系统的调查，本书收录了令人瞠目的历史细节，囊括了安葬习俗、名人遗言，以及超过400幅各个时代的医学和历史插图，以有趣和幽默的眼光来看待死亡背后的真相，在结构安排上以字母A到Z位排列顺序，精确地向我们描述了各式各样的死亡路线。这不仅仅是一本信息丰富的资料性读物，更是一幅用文字和数字勾勒的人类命运的画像。
这是作者的又一本札记类作品。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以及《银元时代生活史》不同的是，它是以中国药物的发明这一自然科学论题为主线，在进行中西医比较的基础上，阐述中医在世界医学史上所作的巨大贡献和所处的重要地位。该书秉承了作者一贯的风格，旁征博引，潇洒诙谐，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密切相连，特别是作者独特的职业身份，更是将常人难以触及的丰富的社会层面揭示出来，让人读后回味不已。
《黄帝内经》为中医学奠基之作，中华民族第一部养生宝典，第一部生命百科全书。《黄帝内经》提出了先进的健康理念——“治未病”，告诉人们养生其实很简单！养生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我国至今唯一一位黄帝内经博士后，中医文化养生专家张其成教授倾心解读养生经典，告诉您“怎么不得病”的秘诀，养护人身三宝精气神；轻松辨明自身体质，寻找最合适的养生方法；防治“七情”内伤；十二时辰经络养生；春夏秋冬养生精髓……看完此书，您将学会如何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一个快乐的人生、一个完美的人生。“一部流传千古的养生宝典,告诉您“怎样不得病”的秘诀。”
《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 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朴素主义辨证思想。
《黄帝内经》共分《素问》、《灵枢》两部分，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枢》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
中医学理论的形成直接来源于《黄帝内经》，此书在我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黄帝内经》共分《素问》、《灵枢》两部分，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枢》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
中医学理论的形成直接来源于《黄帝内经》，此书在我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