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风云际会，既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乱臣贼子”，也诞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庄子乃其中之一。作为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一颗璀璨的巨星，庄子及其所著《庄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对象。
《庄子》一书犹如一泓池水，可供众多的学者和《庄子》追随者畅游于其间。《庄子》一书同先秦诸子百家作品一样，不是庄子一人所作，而是庄子学派著作总集，其中有的出自庄子手笔，有的是其弟子根据庄子的日常谈话整理而成，还有的是庄子的后学所撰写。
《庄子》一书以其怪诞神异的人物形象、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恣肆汪洋的行文风格和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赢得了无数文人雅士的交口称赞，可以说，《庄子》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是晋代郭象的注本，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 “内篇”七篇，“外篇”九篇，“杂篇”八篇，共三十三篇。从思想内容和文章风格等方面来看，“内篇”主要是庄子本人之作，而“外篇”和“杂篇”则多出自庄周弟子或其后学之手。
《庄子》一书犹如一泓池水，可供众多的学者和《庄子》追随者畅游于其间。《庄子》一书同先秦诸子百家作品一样，不是庄子一人所作，而是庄子学派著作总集，其中有的出自庄子手笔，有的是其弟子根据庄子的日常谈话整理而成，还有的是庄子的后学所撰写。
《庄子》一书以其怪诞神异的人物形象、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恣肆汪洋的行文风格和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赢得了无数文人雅士的交口称赞，可以说，《庄子》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是晋代郭象的注本，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其中 “内篇”七篇，“外篇”九篇，“杂篇”八篇，共三十三篇。从思想内容和文章风格等方面来看，“内篇”主要是庄子本人之作，而“外篇”和“杂篇”则多出自庄周弟子或其后学之手。
列子著作为《列子》（包括他的弟子参加编写），有旧本二十篇，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去其重复，存者八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有“刘向说......列子八篇。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句，应该是刘向、刘歆父子，或同时代其他人整理的八篇。但不知何时已佚失。
今本《列子》版本不下几十种，书前大多存有刘向所撰的《序》或张湛（东晋时人）所作的《序》，各版本内容相差不远，有大量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书中旨意大致归同于老、庄。今人杨伯竣先生的《列子集释》，征引了历代主要注疏，又附录了《张湛事迹辑略》及刘向、张湛卢重玄、陈景元等的序文，和柳宗元、朱熹、高似孙、叶大庆、陈三立、梁启超、马叙伦、武义内雄、杨伯峻等的考校辨伪文字。
冥纸灰认为列子成书大体经历三个阶段：1、列子稍后，门人据其活动与言论编撰而成，不止八篇。2、汉人在此基础上补充整理，而成《汉书.艺文志》上著录的八篇之数。3、张湛据其先人藏书，及在战乱后收集到残卷，“参校有无，始得完备”。并依照《汉书.艺文志》所记八篇，编撰成今本《列子》。由于在编撰过程中，为疏通文字，连缀篇章，必然加进张湛本人的一些思想与他编的一些内容，所以，今本《列子》杂进一些魏晋人的思想内容、语言文字是可以理解的。历三时而成书的《列子》，杂就难免了，说见张清华先生《道经精华.列子.前言》。
今本《列子》版本不下几十种，书前大多存有刘向所撰的《序》或张湛（东晋时人）所作的《序》，各版本内容相差不远，有大量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书中旨意大致归同于老、庄。今人杨伯竣先生的《列子集释》，征引了历代主要注疏，又附录了《张湛事迹辑略》及刘向、张湛卢重玄、陈景元等的序文，和柳宗元、朱熹、高似孙、叶大庆、陈三立、梁启超、马叙伦、武义内雄、杨伯峻等的考校辨伪文字。
冥纸灰认为列子成书大体经历三个阶段：1、列子稍后，门人据其活动与言论编撰而成，不止八篇。2、汉人在此基础上补充整理，而成《汉书.艺文志》上著录的八篇之数。3、张湛据其先人藏书，及在战乱后收集到残卷，“参校有无，始得完备”。并依照《汉书.艺文志》所记八篇，编撰成今本《列子》。由于在编撰过程中，为疏通文字，连缀篇章，必然加进张湛本人的一些思想与他编的一些内容，所以，今本《列子》杂进一些魏晋人的思想内容、语言文字是可以理解的。历三时而成书的《列子》，杂就难免了，说见张清华先生《道经精华.列子.前言》。
文子缵义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杜道坚撰。道坚字南谷，当涂人。武康计筹山升元观道士也。其始末无考。是书诸家书目亦罕著於录，惟考牟巘《陵阳集》有为道坚所作序。又别有计筹真率录序，称同微先生常主升元观席，德寿宫锡之宝翰，至今岁某甲道坚实来。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内禅居德寿宫时，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则道坚当为理宗时人，而李道纯《久和集》序乃道坚所作，题大德丙午，则入元久矣。《文子》一书，自北魏以来，有李暹、徐灵府、朱元三家注，惟灵府注仅存，亦大半阙佚。道坚因所居计筹山有文子故迹，因注其书。凡自为说者题曰缵义，其馀裒辑众解，但总标曰旧说，不著姓名，颇嫌掠美。然杜预《左传集解》先有此例，朱子注四书已用之，亦无责於道坚也。自元以来，传本颇稀，独《永乐大典》尚载其文。其精诚、符言、上德、下德、微明、自然、上义七篇，首尾完备，惟道原、九守、道德、上仁、上礼五篇，原本失载。或修《永乐大典》之时已散佚不完欤？今检校原目次第，排录成帙，所阙之五篇，亦仍载其原文。厘为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旧数。书中字句与世传明代道潜堂刊本多所同异，其间文义两通者不可胜举。其显然讹脱者，如符言篇求为而宁，求为而治句，明刊本作无为，与上下文义全反；又知言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四句，明刊本无言字，於义难通；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字作足；又内在已者得句，明刊本内字作则；又夫气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又微明篇圣人见福於重关之内句，明刊本见字作先；又微言篇奇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天长；均讹误不可解。当以此本为正。又符言篇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惟圣者能之二句，明刊本脱下一句；又能成王者必德胜者也句，明刊本脱德字；又上义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类甚多，皆可以证传刻之误。盖道坚生当宋季，犹见诸家善本，故所载原文，皆可正後来讹误，不但注文明畅，足以宣通疑滞也。
----出《四库总目提要》
元杜道坚撰。道坚字南谷，当涂人。武康计筹山升元观道士也。其始末无考。是书诸家书目亦罕著於录，惟考牟巘《陵阳集》有为道坚所作序。又别有计筹真率录序，称同微先生常主升元观席，德寿宫锡之宝翰，至今岁某甲道坚实来。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内禅居德寿宫时，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则道坚当为理宗时人，而李道纯《久和集》序乃道坚所作，题大德丙午，则入元久矣。《文子》一书，自北魏以来，有李暹、徐灵府、朱元三家注，惟灵府注仅存，亦大半阙佚。道坚因所居计筹山有文子故迹，因注其书。凡自为说者题曰缵义，其馀裒辑众解，但总标曰旧说，不著姓名，颇嫌掠美。然杜预《左传集解》先有此例，朱子注四书已用之，亦无责於道坚也。自元以来，传本颇稀，独《永乐大典》尚载其文。其精诚、符言、上德、下德、微明、自然、上义七篇，首尾完备，惟道原、九守、道德、上仁、上礼五篇，原本失载。或修《永乐大典》之时已散佚不完欤？今检校原目次第，排录成帙，所阙之五篇，亦仍载其原文。厘为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旧数。书中字句与世传明代道潜堂刊本多所同异，其间文义两通者不可胜举。其显然讹脱者，如符言篇求为而宁，求为而治句，明刊本作无为，与上下文义全反；又知言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四句，明刊本无言字，於义难通；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字作足；又内在已者得句，明刊本内字作则；又夫气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又微明篇圣人见福於重关之内句，明刊本见字作先；又微言篇奇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天长；均讹误不可解。当以此本为正。又符言篇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惟圣者能之二句，明刊本脱下一句；又能成王者必德胜者也句，明刊本脱德字；又上义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类甚多，皆可以证传刻之误。盖道坚生当宋季，犹见诸家善本，故所载原文，皆可正後来讹误，不但注文明畅，足以宣通疑滞也。
----出《四库总目提要》
《阴符经》，全称《黄帝阴符经》或《轩辕黄帝阴符经》，也称《黄帝天机经》，总共只有300多字，作者无法考证。据说《阴符经》是唐朝著名道士李筌在河南省境内的洛阳嵩山少室虎口岩石壁中发现的，此后才传抄流行于世。根据李筌对本经典的解释著作《黄帝阴符经疏》，可以把它的内容概括为两个部分：首先讲述观察自然界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所以，天性运行为自然规律，人心则顺应自然规律；其次阐明了天、地、人生杀的变化情况，人的生杀之气的和收，应与自然同步，才能把握好事物成功的机遇。然后，阐明人后天禀性巧拙的生成和耳目口鼻的正确运用，主要效法自然五行相生原则，修炼自身。
《洞灵真经》即《庚桑子》，或称《亢仓子》《亢桑子》。唐玄宗于天宝元年（742）诏封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尊《庚桑子》一书为《洞灵真经》。道教奉为“四子”真经之一。
关于庚桑子其人，《庄子·庚桑楚》称庚桑子，为老聃之弟子，“偏得老聃之道”。《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谓：庚桑子，陈人，得老君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居畏垒之山，其臣去之，其妾远之，居三年，畏垒大穰。后游吴，隐毗陵盂峰，道成仙去。
《亢桑子》一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皆不载。《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王士元《亢桑子》二卷，注云：天宝元年诏封四子真经，求《亢桑子》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因以《庄子·庚桑楚》篇为基础，取诸子文义相类者编造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然士元亦文士，故其书虽杂剽《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刘向《说苑》《新序》之词，而联络贯通，亦殊亹亹有理致，非他伪书之比，其多作古文奇字，与卫元嵩元包（经）相类。”
《亢桑子》全书，以论道为中心，分为《全道》《用道》《政道》《君道》《臣道》《贤道》《训道》《农道》《兵道》九篇。多方发挥老子思想。《全道》篇论养性全神之道，曰：“物也者，所以养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是故圣人之于声也，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捐之，此全性之道也。”又称“故圣人之制万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全矣。神全之人，不虑而通，不谋而当，精照无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为全道之人”。《用道》篇称高士之道为“咽气谷神，宰思损虑，超遥轻举，日精炼仙。”称人主之道为“清心省念，察验近习，务求才良，以安百姓”。《政道》篇谓：“政烦苛则人奸伪，政省一则人醇朴。”皆与《老子》之旨相合，故为道教一并崇奉。注本有何璨注三卷，收载《正统道藏》。
关于庚桑子其人，《庄子·庚桑楚》称庚桑子，为老聃之弟子，“偏得老聃之道”。《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谓：庚桑子，陈人，得老君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居畏垒之山，其臣去之，其妾远之，居三年，畏垒大穰。后游吴，隐毗陵盂峰，道成仙去。
《亢桑子》一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皆不载。《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王士元《亢桑子》二卷，注云：天宝元年诏封四子真经，求《亢桑子》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因以《庄子·庚桑楚》篇为基础，取诸子文义相类者编造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然士元亦文士，故其书虽杂剽《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刘向《说苑》《新序》之词，而联络贯通，亦殊亹亹有理致，非他伪书之比，其多作古文奇字，与卫元嵩元包（经）相类。”
《亢桑子》全书，以论道为中心，分为《全道》《用道》《政道》《君道》《臣道》《贤道》《训道》《农道》《兵道》九篇。多方发挥老子思想。《全道》篇论养性全神之道，曰：“物也者，所以养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是故圣人之于声也，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捐之，此全性之道也。”又称“故圣人之制万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全矣。神全之人，不虑而通，不谋而当，精照无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为全道之人”。《用道》篇称高士之道为“咽气谷神，宰思损虑，超遥轻举，日精炼仙。”称人主之道为“清心省念，察验近习，务求才良，以安百姓”。《政道》篇谓：“政烦苛则人奸伪，政省一则人醇朴。”皆与《老子》之旨相合，故为道教一并崇奉。注本有何璨注三卷，收载《正统道藏》。
今见之《关尹子》，乃是唐宋间人托名之作，系伪书。他的思想片断，保留在《吕氏春秋》、《庄子》中，其主要思想：提出了“常无”“常有”，将“太一”（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作为万物的根本；以濡弱谦下作为外在的行为准则，内心空灵虚静，与万物和谐相处；顺应自然，，因势利导，静处平静不杂；不为人先，与老子 “不敢为天下先”相似。
《太玄经》，汉扬雄撰，也称《扬子太玄经》，其书模仿《周易》，以天地人三才为本，著重阐发宇宙生成、天地运行及人事变化之哲理，具有辩证法因素。该书对东汉以来天文象数学发展影响甚大，但其文辞艰深晦涩，故历代学者为之注释训诂者颇多。
在李白的诗作《侠客行》中，末有“白首太玄经”之句。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中，侠客岛有二十四个石室，每个石室内均有石壁，石壁上记载有二十四个图谱，内藏绝世武学。当中第二十四个石壁以太玄经为主旨，其上刻有内功图谱。侠客岛龙岛主、木岛主以为图谱乃蝌蚪文，为此耗尽心血。最终由目不识丁的石破天破解，因而练成神功。
侠客一道，是中国文化自远古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的作用是，对于体制的强权保持一种个人的挑战，无论是真正武力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使得体制的强权无法控制一切，使得这个文化不会完全丧失活力。到了宋代之后，在长期的王权的压制下，这个基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休眠了；而到了近代，更是又来了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压制，中国人吃饭、穿衣、一举手、一投足、一动念，都变得要想一想是否符合西方人的规范，是否有“绅士风度”。因此，侠客一道的文化基因在现代中国也是离死不远了。现今的中国人还是非常喜欢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但如果你真仔细想想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里的侠客，你会发觉那都只不过是一些可爱的小男人和小女人。作为消闲，可爱固然是可爱，但与李白诗中的那种豪侠境界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承平世界，一切都已经由别人安排好了，管理好了，自己消闲就够了；但如果我在前面所说的新的极权世界果真降临，我们恐怕就更需要唤醒远古的基因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就算是某一种“眼花耳热后”的梦话吧！
在李白的诗作《侠客行》中，末有“白首太玄经”之句。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中，侠客岛有二十四个石室，每个石室内均有石壁，石壁上记载有二十四个图谱，内藏绝世武学。当中第二十四个石壁以太玄经为主旨，其上刻有内功图谱。侠客岛龙岛主、木岛主以为图谱乃蝌蚪文，为此耗尽心血。最终由目不识丁的石破天破解，因而练成神功。
侠客一道，是中国文化自远古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的作用是，对于体制的强权保持一种个人的挑战，无论是真正武力上的，还是思想上的，使得体制的强权无法控制一切，使得这个文化不会完全丧失活力。到了宋代之后，在长期的王权的压制下，这个基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休眠了；而到了近代，更是又来了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压制，中国人吃饭、穿衣、一举手、一投足、一动念，都变得要想一想是否符合西方人的规范，是否有“绅士风度”。因此，侠客一道的文化基因在现代中国也是离死不远了。现今的中国人还是非常喜欢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但如果你真仔细想想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里的侠客，你会发觉那都只不过是一些可爱的小男人和小女人。作为消闲，可爱固然是可爱，但与李白诗中的那种豪侠境界却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承平世界，一切都已经由别人安排好了，管理好了，自己消闲就够了；但如果我在前面所说的新的极权世界果真降临，我们恐怕就更需要唤醒远古的基因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就算是某一种“眼花耳热后”的梦话吧！
《清静经》，全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一卷。作者不详。道教称老君西游龟台之时，为西王母说常清静经。①后经仙人转传，为葛玄所得，笔录而传之于世。即葛玄曰：“吾昔受之于东华帝君，东华帝君受之于金阙帝君，金阙帝君受之于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传，不记文字，吾今于世书而录之。”因而《清静经》被认为是三国时葛 玄依托之作。确否，待考。
《清静经》仅四百零一字。篇幅虽短，内容却很丰富，是道教炼养术重要资料之一。它首先阐释无形、无情、无名的大道，具有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功能；而道有清、浊、动、静，“清者浊之源，静者动之基”，清、静是浊、动的根源。因此， “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接着说明，人神要常清静，必须遣欲澄心，去掉一切贪求、妄想与烦恼，实现“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唯见于空”的常寂真静境界。最后指出，“如此清静，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所以《清静经》，是教人遣欲入静的修炼要领，是道门日常讽诵修持的重要功课之一。道教徒认为：“常清静设教，导俗辅正，扶宗务化，民以归根，使含真而抱一，体洽玄元，炼神合道，羽化飞仙，不为乖谬……乃至千真万圣咸不出于此矣。”②《清静经》有杜光庭、王道渊、侯善渊、王元晖、白玉蟾、无名氏、李道纯 以及默然子等多种注本，均收入《正统道藏》。
《清静经》仅四百零一字。篇幅虽短，内容却很丰富，是道教炼养术重要资料之一。它首先阐释无形、无情、无名的大道，具有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功能；而道有清、浊、动、静，“清者浊之源，静者动之基”，清、静是浊、动的根源。因此， “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接着说明，人神要常清静，必须遣欲澄心，去掉一切贪求、妄想与烦恼，实现“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唯见于空”的常寂真静境界。最后指出，“如此清静，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所以《清静经》，是教人遣欲入静的修炼要领，是道门日常讽诵修持的重要功课之一。道教徒认为：“常清静设教，导俗辅正，扶宗务化，民以归根，使含真而抱一，体洽玄元，炼神合道，羽化飞仙，不为乖谬……乃至千真万圣咸不出于此矣。”②《清静经》有杜光庭、王道渊、侯善渊、王元晖、白玉蟾、无名氏、李道纯 以及默然子等多种注本，均收入《正统道藏》。
（顺治十二年）八月，王夫之撰完《老子衍》。他摒弃了过去注释《老子》者的陈言，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方法研究《老子》，既对其中的“道”在“物 ”先、“有”生于“无”的唯心论和把矛盾转化看作是循环往复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又改造和吸取了其中某些关于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观念，用来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此外，王夫之认为《老子》主张统治者行“无为而治”，可以“节取”，因为统治者于人民困敝之际，“使测老子之几，以俟其自复，则有瘥也 ”。
《汉书。艺文志》有《黄帝铭》六篇，今已亡。《金文铭》据学者考证，即为《黄帝铭》六篇之一（王应鳞《〈汉书。艺文志〉考》）。《金文铭》载刘向《说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左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名其背曰”云云，《孔子家语。观周》所载与此大致相同，很可能就抄自《说苑》。刘向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２６年）以光禄大夫之职受诏校经传诸子诗赋，遍览皇室藏书，所著《说苑》保存了大量先秦史料。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先秦古籍《儒家者言》，许多内容见于《说苑》，足以说明《说苑》之真实可信。道家向来被称为黄老之术，以《金人铭》对照《老子》，亦可知其为《老子》的思想源头。
《庄子注》，西晋郭象著。郭象，字子玄，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生于公元252年，死于312年。他早年家居，“州郡辟召，不就。”后来被召为司徒掾，不久又升为黄门郎。由于受到东海王司马越的赏识，被引为太傅主簿。郭象善于名理，口才极佳。当时人反映，“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晋书·郭象传》）。
关于《庄子注》的作者，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向秀先作《庄子注》，郭象在向秀的基础上“述而广之”，加以发展。如是这样，现在流传的《庄子注》虽然吸收了向秀的一些成果，但主要的著作权应该属于郭象。另一种是向秀基本上完成了《庄子注》，只剩下《秋水》、《至乐》两篇没有注完就死了。郭象窃为己有，补了《秋水》、《至乐》两篇注，又改写了《马蹄注》，其余的各篇只作了文字上的加工。这样，《庄子注》的著作权应该主要属于向秀，郭象是次要作者。这两种说法一直并存，没有定见。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多取前者而不取后者。《庄子注》名为注《庄子》，实际上是郭象用《庄子》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因此，与其说此书是为《庄子》作注，还不如说是一部独立的理论著作。因此，它有着自己独立而完整的思想体系。
在世界如何生成和存在的问题上，郭象继承了何晏、王弼的“有生于无”、“以无为本”的思想及裴反对贵无，主张崇有，没有派生万物的“至无”，万物都是自生，自生必须依赖有，一旦有消失了，万物便无法存在的观点，将这二者综合，提出了“独化”这一范畴。什么是“独化”呢？就是万物都是自生自足的，没有造物者，也不依赖造物者而存在。“无则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齐物论注》）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有中生无，那么，物从何而生呢？乃自然而生，自生自灭。因而就提出了“自然”说。物产生之后，它又是怎样存在的呢？
郭象认为，万物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独生而无所资借”。这就是说，万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不必依赖造物主，也不相互依赖，各物之间没有关系。郭象在《齐物论注》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今罔两之因景，犹云俱生而非待也，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故罔两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莫不自尔。”所谓罔两，就是影子外边单薄的阴影，即影子的影子。按照一般的说法，罔两的存在依赖于影，影的存在依赖于形，形的存在依赖于造物主。但郭象却认为，罔两并不受影所制约，影也不受形所指使，形也不是无所化生。万物虽然聚集在一起总名为天，但却孤立地表现出来，其间没有相互依存的关系。郭象甚至认为，生与生也没有内存的依存关系。“夫死者独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独化而生耳。独化而是，死与生各自成体”。（《知北游注》）总之，万物独化，万物自生，万物自尔，既不依赖于造物主，也无待于它物，它的生成、存在是没有原因的，是互不关联的。
郭象认为万物生而具有各自的本性，又叫天性。这就叫“物各有性，性各有极”。（《逍遥游注》）如大鹏能够高飞，斥只能低飞，椿木长寿，朝菌短命，这些都是本性的表现。而个体的本性各有各的分限，即“本性之分”，简称“性分”，万物的“性分”都是自然生成的。人的性分也各有等差，具体表现在认识、才能、财富的占有、职业、社会职务等方面的差别。在“性分”面前，人们是无能为力的，这就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因此，人们必须“各安其所分”，只有“各安其分”，才能获得自由，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否则，便不得自由，陷入无穷的忧愁。例如野鸭腿短，这是它的“性分 ”，而“续之则忧”；鹤腿很长，这是它的“性分”，而“断之则悲”。所以，“知其性分，非所断续而任之，则无所去忧而忧自去也。”（《骈拇注》）了解了各自的“性分”，任其自然，不强行改变，就无忧愁了。
为了使人安于“性分”，排除一切的非分奢望，郭象又提出了“自足其性”的问题。所谓“自足其性”，即各自以其“性分”为满足，不必向外求索。“自足其性”可以消除事物之间的差别，而正因为事物各有差别，所以就更应该“自足其性”。他说：“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足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若性足者为非大，则虽大山亦可称小矣。故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大山为小，则天下无大矣。秋毫为大，则天下无小也。无小无大，无寿无夭，是以蟪蛄不羡大椿而欣然自得，斥不贵天池，而荣愿以足。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齐物论注》如果仅从形体来看，大山无疑要比秋毫大得多。但是，因为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性分”，谁大谁小的比较就没有意义了。没有了比较，就可以自得其乐。
在认识论上，郭象强调“冥然自合”。冥，即暗昧，泯灭差别。所谓“冥然自合”，就是消除一切差别，达到物我合一。
郭象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孤立的绝对存在，万物“未有不独化于玄冥之境者也。”（《齐物论注》）所谓“玄冥之境”，就是混沌不分的境界，万物没有不是在混沌不分的境界中独化、存在。因此，世界是不可认识的。“若待蛇■蜩翼，则无特操之所由，未为难识也。今所以不识，正由于不待斯类而独化故耳。”（《齐物论注》）这就是说，如果蛇依赖腹鳞爬行，蝉依赖羽翼飞行，没有自己独特的本性，那也不难认识。现在所以不能认识，正由于它们不依赖这类东西，而自己独化的缘故。简单地说，如果事物互相依存，就不难认识；如果孤立自存，就不能认识。人所能认识的仅仅是“性分”之内，而“性分”之外的则不能知，不可知。“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于所知之内而至也。”（《齐物论注》）
他严格地划分出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反对人们去实行由不知到知的转化。以为一旦超越性分之内去求知，只会失去本性之知。“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比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齐物论注》）追求性外之知，就好像让圆的学方，让鱼学鸟飞，越学越丧失自己的本性，最后连自己性分之内的知也会丢掉。他反对人们逾越性分去外求的另一理由，是认为性分之内是有限的，而性分之外是无限的，“以有限之性寻无极之知，安得不困。 ”（《养身主注》）所以，人们的认识活动应该“足性而止”。只有不去追求无涯的性分这外，安于性分之内，这样才能使知与不知统一起来。“所以不以无涯自困，则一体之中，知与不知，相与会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养所不知者也。”（《大宗师注》）这样，知与不知在认识主体中达到了统一。
郭象认为，人生之所以有无穷的忧愁，不能自由。就在于人们主观上把世界一分为二，区分为贫富、贵贱、生死、寿夭、大小、苦乐等，如果消除了差别，万物齐一，就自然消除了忧愁，获得自由。怎样消除差别呢？关键在于“无心”。所谓“无心”，即取消一切主观活动，包括主观认识活动和主观的欲求。“夫使耳目闭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将任性直通，无往而不冥。”（《人间世注》）取消感性认识，又取消理性思维，就可以任性而行，无所不通，无往而不冥合了。“ 皆冥之，故无二也”。“都无，乃冥合。”没有了自我意识，自然也就没有事物的差别。“死生变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夫始失吾，吾何忧哉！”（《大宗师注》）死生变化，我都把它们看作是我，生也是我，死也是我，新也是我，旧也是我，这还有什么忧愁呢？人一有思想情感，就会患得患失，贪生怕死，就会有所“滞碍”，不能“与变化为体”，不能做到“无不通”。所以，只有做到彻底忘掉自己，才能“与变化为体”，“无不通”。这样就获得了绝对自由。
郭象主张“无为”、“逍遥”的政治历史观。他以性分论作为他的政治历史观的理论出发点。他认为，当人们的性分决定人的现实活动，或者说人的现实活动充分体现人们的性分的时候，也就实现了“无为”的原则，这时的社会生活是最合理的，人们也是最自由（逍遥）的。如果人们的现实活动超越了各自的性分，就会破坏等级秩序，产生争乱。郭象认为人的本性有共同的东西，具体表现在道德规范方面，例如“仁义者，人之性也。”（《天运注》）而在更多的方面差异是很大的，这种相互区别的性分不能变更。在社会政治方面，各种人性分的差别，在才能、财富、职务、职业等等方面表现出来。老百姓的性分就是求衣食。他说：“夫民…… 性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不可废者，耕织也。”（《马蹄注》）
男耕女织是农民食衣之性的体现。用斧是工匠性分的体现。做臣妾的，在于他们具有“臣妾之才”。做君王大臣的，也无不由性分所定，“夫时之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齐物论注》）“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一切都合性分，都是合理的。对财富的需求也有性分之别，“质小者所资不得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认为按各人的性分来分配财物，“各使分定”，就可以做到“货财弗争”。但是，如果人们迷失本性，“上下相冒”，就会产生各种矛盾。人们由于私心，往往妄想突破自己性分的界限，“强相希求”。他说：“若开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丧其真，人忘其本，则毁誉之间，俯仰失错也。”（《齐物论注》）人忘记了自己的性命本分，有非分之想，就会以下犯上，毁与誉，尊与卑颠倒错乱。因此，郭象认为，社会等级秩序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志过其分”，是迷失了本性导致的。只要做到“足性而止，无吞夷之欲，故物全”。（《马蹄注》）人们只要满足于各自的性分之内，而没有占有别的东西的欲望，万物就会得到保全。
为了使人们不产生“志过其分”的念头，安于“足性而止”，郭象一方面告诫人们“大小之殊，各有定分，非羡欲所及”（《逍遥游注》），“以小求大，理终不得”。（《秋水注》）而且非分之物只能伤害自己的本性，“外物加之虽小，而伤性己大矣。”（《天运注》）所以，人们应该安于自己的性分，不能有非分之想，“任其所受之分，则性命安矣。”（《在宥注》）另一方面，郭象提出自足其性（即逍遥）；的理论，试图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导致“上下相冒”的原因。他承认人们都为不平等现象担心的事实，“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怎样才能解决这种“不夷（平）”的现象呢？就是要自足其性，“夫大小虽殊，而放之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这样，人的职务、地位、贫富、贤愚、贵贱之间的差别就不重要了，社会秩序也就稳定了。
怎样实现君臣、百姓“事称其能，各当其分”呢？郭象认为，君王实行无为而治是关键。君王的无为，“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在宥注》）就是使冢宰、百官、万民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不越俎代庖，做到“人安其分，将力受任”。正如郭象所说的：“天下何所不为哉？故主上不为冢宰之任，则伊、吕静而司尹矣。冢宰不为百官之所执，则百官静而御事矣。百官不为万民之所务，则万民静而安其业矣。万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则天下之彼静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虫，孰能有为而成哉？是故弥无为而弥尊。”（《天道注》）从皇帝到庶人，各安其分，互不相扰，各司其职，这就是无为。做到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
郭象不通过圣人的形象，提出名教与自然统一的理想政治。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崇尚自然应该体现在精神境界上，而在实际事务中必须坚守名教，克服了贵无论鄙视日常事务削弱政治的弊端。
《庄子注》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高峰，但同时又是一种退化。它认为万物本来就存在，用不着为世界寻找一个最终根源的观点，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它又为万物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宣扬蒙昧主义，这又是它的糟粕。
关于《庄子注》的作者，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向秀先作《庄子注》，郭象在向秀的基础上“述而广之”，加以发展。如是这样，现在流传的《庄子注》虽然吸收了向秀的一些成果，但主要的著作权应该属于郭象。另一种是向秀基本上完成了《庄子注》，只剩下《秋水》、《至乐》两篇没有注完就死了。郭象窃为己有，补了《秋水》、《至乐》两篇注，又改写了《马蹄注》，其余的各篇只作了文字上的加工。这样，《庄子注》的著作权应该主要属于向秀，郭象是次要作者。这两种说法一直并存，没有定见。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多取前者而不取后者。《庄子注》名为注《庄子》，实际上是郭象用《庄子》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因此，与其说此书是为《庄子》作注，还不如说是一部独立的理论著作。因此，它有着自己独立而完整的思想体系。
在世界如何生成和存在的问题上，郭象继承了何晏、王弼的“有生于无”、“以无为本”的思想及裴反对贵无，主张崇有，没有派生万物的“至无”，万物都是自生，自生必须依赖有，一旦有消失了，万物便无法存在的观点，将这二者综合，提出了“独化”这一范畴。什么是“独化”呢？就是万物都是自生自足的，没有造物者，也不依赖造物者而存在。“无则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齐物论注》）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有中生无，那么，物从何而生呢？乃自然而生，自生自灭。因而就提出了“自然”说。物产生之后，它又是怎样存在的呢？
郭象认为，万物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独生而无所资借”。这就是说，万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不必依赖造物主，也不相互依赖，各物之间没有关系。郭象在《齐物论注》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今罔两之因景，犹云俱生而非待也，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故罔两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莫不自尔。”所谓罔两，就是影子外边单薄的阴影，即影子的影子。按照一般的说法，罔两的存在依赖于影，影的存在依赖于形，形的存在依赖于造物主。但郭象却认为，罔两并不受影所制约，影也不受形所指使，形也不是无所化生。万物虽然聚集在一起总名为天，但却孤立地表现出来，其间没有相互依存的关系。郭象甚至认为，生与生也没有内存的依存关系。“夫死者独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独化而生耳。独化而是，死与生各自成体”。（《知北游注》）总之，万物独化，万物自生，万物自尔，既不依赖于造物主，也无待于它物，它的生成、存在是没有原因的，是互不关联的。
郭象认为万物生而具有各自的本性，又叫天性。这就叫“物各有性，性各有极”。（《逍遥游注》）如大鹏能够高飞，斥只能低飞，椿木长寿，朝菌短命，这些都是本性的表现。而个体的本性各有各的分限，即“本性之分”，简称“性分”，万物的“性分”都是自然生成的。人的性分也各有等差，具体表现在认识、才能、财富的占有、职业、社会职务等方面的差别。在“性分”面前，人们是无能为力的，这就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因此，人们必须“各安其所分”，只有“各安其分”，才能获得自由，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否则，便不得自由，陷入无穷的忧愁。例如野鸭腿短，这是它的“性分 ”，而“续之则忧”；鹤腿很长，这是它的“性分”，而“断之则悲”。所以，“知其性分，非所断续而任之，则无所去忧而忧自去也。”（《骈拇注》）了解了各自的“性分”，任其自然，不强行改变，就无忧愁了。
为了使人安于“性分”，排除一切的非分奢望，郭象又提出了“自足其性”的问题。所谓“自足其性”，即各自以其“性分”为满足，不必向外求索。“自足其性”可以消除事物之间的差别，而正因为事物各有差别，所以就更应该“自足其性”。他说：“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足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若性足者为非大，则虽大山亦可称小矣。故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大山为小，则天下无大矣。秋毫为大，则天下无小也。无小无大，无寿无夭，是以蟪蛄不羡大椿而欣然自得，斥不贵天池，而荣愿以足。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齐物论注》如果仅从形体来看，大山无疑要比秋毫大得多。但是，因为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性分”，谁大谁小的比较就没有意义了。没有了比较，就可以自得其乐。
在认识论上，郭象强调“冥然自合”。冥，即暗昧，泯灭差别。所谓“冥然自合”，就是消除一切差别，达到物我合一。
郭象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孤立的绝对存在，万物“未有不独化于玄冥之境者也。”（《齐物论注》）所谓“玄冥之境”，就是混沌不分的境界，万物没有不是在混沌不分的境界中独化、存在。因此，世界是不可认识的。“若待蛇■蜩翼，则无特操之所由，未为难识也。今所以不识，正由于不待斯类而独化故耳。”（《齐物论注》）这就是说，如果蛇依赖腹鳞爬行，蝉依赖羽翼飞行，没有自己独特的本性，那也不难认识。现在所以不能认识，正由于它们不依赖这类东西，而自己独化的缘故。简单地说，如果事物互相依存，就不难认识；如果孤立自存，就不能认识。人所能认识的仅仅是“性分”之内，而“性分”之外的则不能知，不可知。“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于所知之内而至也。”（《齐物论注》）
他严格地划分出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反对人们去实行由不知到知的转化。以为一旦超越性分之内去求知，只会失去本性之知。“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比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齐物论注》）追求性外之知，就好像让圆的学方，让鱼学鸟飞，越学越丧失自己的本性，最后连自己性分之内的知也会丢掉。他反对人们逾越性分去外求的另一理由，是认为性分之内是有限的，而性分之外是无限的，“以有限之性寻无极之知，安得不困。 ”（《养身主注》）所以，人们的认识活动应该“足性而止”。只有不去追求无涯的性分这外，安于性分之内，这样才能使知与不知统一起来。“所以不以无涯自困，则一体之中，知与不知，相与会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养所不知者也。”（《大宗师注》）这样，知与不知在认识主体中达到了统一。
郭象认为，人生之所以有无穷的忧愁，不能自由。就在于人们主观上把世界一分为二，区分为贫富、贵贱、生死、寿夭、大小、苦乐等，如果消除了差别，万物齐一，就自然消除了忧愁，获得自由。怎样消除差别呢？关键在于“无心”。所谓“无心”，即取消一切主观活动，包括主观认识活动和主观的欲求。“夫使耳目闭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将任性直通，无往而不冥。”（《人间世注》）取消感性认识，又取消理性思维，就可以任性而行，无所不通，无往而不冥合了。“ 皆冥之，故无二也”。“都无，乃冥合。”没有了自我意识，自然也就没有事物的差别。“死生变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夫始失吾，吾何忧哉！”（《大宗师注》）死生变化，我都把它们看作是我，生也是我，死也是我，新也是我，旧也是我，这还有什么忧愁呢？人一有思想情感，就会患得患失，贪生怕死，就会有所“滞碍”，不能“与变化为体”，不能做到“无不通”。所以，只有做到彻底忘掉自己，才能“与变化为体”，“无不通”。这样就获得了绝对自由。
郭象主张“无为”、“逍遥”的政治历史观。他以性分论作为他的政治历史观的理论出发点。他认为，当人们的性分决定人的现实活动，或者说人的现实活动充分体现人们的性分的时候，也就实现了“无为”的原则，这时的社会生活是最合理的，人们也是最自由（逍遥）的。如果人们的现实活动超越了各自的性分，就会破坏等级秩序，产生争乱。郭象认为人的本性有共同的东西，具体表现在道德规范方面，例如“仁义者，人之性也。”（《天运注》）而在更多的方面差异是很大的，这种相互区别的性分不能变更。在社会政治方面，各种人性分的差别，在才能、财富、职务、职业等等方面表现出来。老百姓的性分就是求衣食。他说：“夫民…… 性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不可废者，耕织也。”（《马蹄注》）
男耕女织是农民食衣之性的体现。用斧是工匠性分的体现。做臣妾的，在于他们具有“臣妾之才”。做君王大臣的，也无不由性分所定，“夫时之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齐物论注》）“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一切都合性分，都是合理的。对财富的需求也有性分之别，“质小者所资不得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认为按各人的性分来分配财物，“各使分定”，就可以做到“货财弗争”。但是，如果人们迷失本性，“上下相冒”，就会产生各种矛盾。人们由于私心，往往妄想突破自己性分的界限，“强相希求”。他说：“若开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丧其真，人忘其本，则毁誉之间，俯仰失错也。”（《齐物论注》）人忘记了自己的性命本分，有非分之想，就会以下犯上，毁与誉，尊与卑颠倒错乱。因此，郭象认为，社会等级秩序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志过其分”，是迷失了本性导致的。只要做到“足性而止，无吞夷之欲，故物全”。（《马蹄注》）人们只要满足于各自的性分之内，而没有占有别的东西的欲望，万物就会得到保全。
为了使人们不产生“志过其分”的念头，安于“足性而止”，郭象一方面告诫人们“大小之殊，各有定分，非羡欲所及”（《逍遥游注》），“以小求大，理终不得”。（《秋水注》）而且非分之物只能伤害自己的本性，“外物加之虽小，而伤性己大矣。”（《天运注》）所以，人们应该安于自己的性分，不能有非分之想，“任其所受之分，则性命安矣。”（《在宥注》）另一方面，郭象提出自足其性（即逍遥）；的理论，试图从思想上根本解决导致“上下相冒”的原因。他承认人们都为不平等现象担心的事实，“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怎样才能解决这种“不夷（平）”的现象呢？就是要自足其性，“夫大小虽殊，而放之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这样，人的职务、地位、贫富、贤愚、贵贱之间的差别就不重要了，社会秩序也就稳定了。
怎样实现君臣、百姓“事称其能，各当其分”呢？郭象认为，君王实行无为而治是关键。君王的无为，“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在宥注》）就是使冢宰、百官、万民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不越俎代庖，做到“人安其分，将力受任”。正如郭象所说的：“天下何所不为哉？故主上不为冢宰之任，则伊、吕静而司尹矣。冢宰不为百官之所执，则百官静而御事矣。百官不为万民之所务，则万民静而安其业矣。万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则天下之彼静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虫，孰能有为而成哉？是故弥无为而弥尊。”（《天道注》）从皇帝到庶人，各安其分，互不相扰，各司其职，这就是无为。做到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
郭象不通过圣人的形象，提出名教与自然统一的理想政治。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崇尚自然应该体现在精神境界上，而在实际事务中必须坚守名教，克服了贵无论鄙视日常事务削弱政治的弊端。
《庄子注》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高峰，但同时又是一种退化。它认为万物本来就存在，用不着为世界寻找一个最终根源的观点，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它又为万物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宣扬蒙昧主义，这又是它的糟粕。
《老子》这本书，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对它的解释可以说的汗牛充栋。仅仅这个现象就说明这是一本“有趣”的书。
但本文力图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结合政治学的角度重新认识这部古老的作品。作者对于这个挑战当然是有充分的认识。但作者同时也知道，非如此不能系统地理解古代哲学家的风采。
而这么做的收获同时也是丰富的。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老子》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所集中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认识。
对于该书在哲学史的地位的认识。
关于一般政治原则的教益。这甚至对于当前的政治实践也是有启迪作用的。
但本文力图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结合政治学的角度重新认识这部古老的作品。作者对于这个挑战当然是有充分的认识。但作者同时也知道，非如此不能系统地理解古代哲学家的风采。
而这么做的收获同时也是丰富的。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老子》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所集中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认识。
对于该书在哲学史的地位的认识。
关于一般政治原则的教益。这甚至对于当前的政治实践也是有启迪作用的。
《通玄真经》即《文子》。唐玄宗崇道，於天宝元年（742）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尊称其书为《通玄真经》。刘向《七略》存《文子》九篇，《汉书·艺文志》录九卷。梁阮孝绪《七录》作十卷，《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为十二卷。过去历来被认作伪书。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文子》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处有六章，有学者据此认为其并非伪书，而是部先秦古籍，但经後人窜乱。《文子》解说老子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道」的学说，又杂揉名、法、儒、墨诸家，宋濂《诸子辨》称其为《道德经》的义疏。现存唐徐灵府《通玄真经注》十二卷，宋朱弁《通玄真经注》七卷，元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十二卷，皆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今人李定生、徐慧君撰《文子要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通行於世。
《老子校释》以唐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文为主，参考石本、敦煌本、旧钞本、佚本、正统道藏本诸刻本共一百余种，从事校勘，并引用了王念孙、俞樾、洪颐煊等以迄近人研究所得，加以考订、阐释，还以江有诰陨读为主。
《庄子》是先秦诸子代表作品之一，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精华。自从它产生以来，便受到历代文人的重视。
《庄子》的注本很多，竟达数十种。《庄子集解》是其集大成者。作者王先谦是清朝人，一生着力于庄子研究，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许多见解，很有价值。
此次整理，我们以诸子集成本为底本，参校其它流生本，择优而从。为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参考，除将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特意将原本的字名夹注改为段后集中注，原文与注文分开。另外，王中州先生特意为之配画30余幅，希望它能够为读者所接受。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庄子》的注本很多，竟达数十种。《庄子集解》是其集大成者。作者王先谦是清朝人，一生着力于庄子研究，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许多见解，很有价值。
此次整理，我们以诸子集成本为底本，参校其它流生本，择优而从。为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参考，除将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特意将原本的字名夹注改为段后集中注，原文与注文分开。另外，王中州先生特意为之配画30余幅，希望它能够为读者所接受。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齐楚当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大抵万寓言，归之于理，不可案文责也。
清代学术最为昌盛。清儒提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庄子集释》是清代关于《庄子》的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将之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
清代学术最为昌盛。清儒提出来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庄子集释》是清代关于《庄子》的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将之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
《新编诸子集成》是建国后对诸子著作的系统清理，相对于民国时期出版的《诸子集成》来说，后出转精，是目前最好的古代哲学资料。
《列子》是魏晋时代出现的一部重要子书。这本《集释》采集历代各家之注，对《列子》详加校勘、训释，并附张湛事迹辑略、重要序论汇录、辨伪文字辑略等，是了解和研究《列子》的优秀读本。
本书为繁体竖排版。
《列子》是魏晋时代出现的一部重要子书。这本《集释》采集历代各家之注，对《列子》详加校勘、训释，并附张湛事迹辑略、重要序论汇录、辨伪文字辑略等，是了解和研究《列子》的优秀读本。
本书为繁体竖排版。
《阴符经》，全称《黄帝阴符经》或《轩辕黄帝阴符经》，也称《黄帝天机经》，总共只有300多字，作者无法考证。
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高24.2厘米.此书有甲乙两种写本,甲本卷后和乙本卷前各附古佚书4篇。甲本用半幅帛抄写,字体在篆隶之间,存l70行共4200余字。乙本用整幅帛抄写,字为隶书,存l52行共5000余字。甲乙两种写本的内容大体相同,和传世的今本《老子》相对照,出入不少。上下篇次序与今本相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帛书的章次、文字,与今本也有不同。帛书抄成于西汉初年,是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重要典籍。
本书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乙本的校注本。对老子帛书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历史学的角度，一是先秦文献训诂。
本书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乙本的校注本。对老子帛书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历史学的角度，一是先秦文献训诂。
作者:不详
《黄庭内景经》卷，清，郭尚先书，纸本，楷书，纵36cm，横268.5cm。
款署：“道光四年六月十四日录奉，笛生四兄同年省览，莆田郭尚先。”下钤“兰石”印。鉴藏印钤“宋李心赏”、“古欢室藏”、“銕杲真赏”、“吉林宋李子古欢室收藏金石图书之印”等。
《黄庭经》是魏晋年间道士养生之书，分《内景经》和《外景经》。郭尚先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书录此《黄庭内景经》，时年41岁。此幅书法以颜真卿为根底，又融“馆阁体”姿韵，结体宽博秀雅，笔力雄浑坚实，为郭尚先晚期精心之作。
《黄庭内景经》卷，清，郭尚先书，纸本，楷书，纵36cm，横268.5cm。
款署：“道光四年六月十四日录奉，笛生四兄同年省览，莆田郭尚先。”下钤“兰石”印。鉴藏印钤“宋李心赏”、“古欢室藏”、“銕杲真赏”、“吉林宋李子古欢室收藏金石图书之印”等。
《黄庭经》是魏晋年间道士养生之书，分《内景经》和《外景经》。郭尚先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书录此《黄庭内景经》，时年41岁。此幅书法以颜真卿为根底，又融“馆阁体”姿韵，结体宽博秀雅，笔力雄浑坚实，为郭尚先晚期精心之作。
《抱朴子内篇》是魏晋神仙道教的代表作，也是集魏晋道教理论、方术之大成的重要典籍。晋葛洪著。葛号抱朴子，因以名书。西晋光熙元年（306），葛洪避兵南土，羁留广州，开始着手写作《抱朴子》，于东晋建武元年（317）成书。清人孙星衍有校刊本行世，今人王明有《抱朴子内篇校释》一书刊行。
全书二十卷，每卷一篇，皆有题目。葛洪自称“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
全书二十卷，每卷一篇，皆有题目。葛洪自称“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
《老子想尔注》是老子《道德经》的注释本，道教早期教派五斗米道的经典。关于作者，历来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张陵著，如唐玄宗御制的《道德真经疏外传》、五代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以及中唐僧人法琳《辨正论》等，都认为张陵曾注《道德经》，是《想尔注》的作者，所世道书多沿此说。另一说认为该书作者是张陵之孙张鲁。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认为《想尔注》作者可能是张鲁，也可能是汉末荆州牧刘表，不能确定。而明代《正统道藏》中《传授经戒仪注诀》明确认为，《想尔注》是张鲁托名想尔而作的。元代列大彬《茅山志》卷九《道山册》引用陶弘景《登真隐诀》，说明的有关张鲁所注的五千文本的具体情况，正好与今敦煌《想尔注》残卷情形完全相合，由此可证，《想尔注》确是张鲁所著。
《老子想尔注》早已散失，《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都未记载，《道藏》中也没收进去。清末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本典籍中，有《老子道经想尔注》残本，全本共五百八十行。注与经文连写，字体不分大小，章次不分，过章不另起一行。据考证，它是六朝钞本。此残卷在一九零五年失窃，现收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编号为斯氏（斯坦因）六八二五。该残卷始自《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终至第三十章“无欲以静，天地自止（正）”，大致反映了《想尔注》的基本思想内容，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珍贵资料。今人饶宗颐据《河上公注本》，分章排列。
《想尔注》在写法上有两大突出之处。一是用删、增、改字的方法，对《老子》原文进行一些有意修改，以树立自己的意思。如《老子》第十六章原文是“公乃王，王乃大”，而在《想尔注》中，将“王”改为“生”，认为“能行道公正，故常生”。改变文字以便说明其长生之，。这类例子在《想尔注》中甚多。另一写法，就是通过注释，将哲学著作《道德经》改造成真正的道教经典。将《道德经》中作为哲学范畴的“道”人格化，神格化、解释为第一人称的“吾”、“我”，使抽象的“道”具体为有欲有言，有喜怒哀乐，对人有教导、遣使、诫禁、主人生死，赏善惩恶，镇邪制顽的人格神。《想尔注》将“道”等同于“一”，认为：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化，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今布道诫教人，守诫不违，即为守一矣；不行其诫，即为夫一也。”这样，道或一，既是宇宙本源，又是太上老君，哲学家老子就成为五斗米道所信奉的神。
《想尔注》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守道诫。《想尔注》认为“道”是专一、真诚、清静自然、好生乐善的，只要人们谨守道诫，就可以延年增寿，除灾得福。所谓“守道诫”，就是遵守“道”所规定的戒律。“道”是绝对的“一”，道气无气不在，那种以为守身中五脏即是“守一”的观点是不对的，甚至也不赞同《老子河上公注》中以为“专守精气”就是“守一”的看法，《想尔注》认为真正的“守一”就是“守道诫”。道诫的内容大体指道贵中和、真诚，道乐清静等。“道诫”是贯穿注文的重要的线索，“诫为渊，道犹水，人犹鱼。鱼失渊去水则死，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
二是关于长生之法。《想尔注》认为善保精气就可以实现仙寿。主张和五脏五行之气，“和则相生，战则相克”；阐述房中术要领：“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认为得此要领，也可长生不死。为了自守，就要求做到无思欲、无为无名、不贪荣求宠、不争强好胜、不为恶事等。“奉道诫，积着成功，积精成神，成神仙寿，以此为身宝矣”，这就是《想尔注》成仙之纲领。三是关于帝王行道问题。《想尔注》认为行道，不只是道士的事，帝王也应行之，“道之为化，自高而降，指谓王者，故贵一人，制无二君，是以君王常当行道，然后乃及吏民，非独道士可行，王者弃捐也。”而且上圣君王都是师道行道，用以教化天下，故能实现太平之治，后世帝王渐渐失道，“虽有良臣，常难致治。一旦帝王失道过度，天命难违心将降祸以戒。相反，若帝王行道就可以至诚感天，于是“五星顺轨，客逆不曜，疾疫之气，都悉止矣”。所以，“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佑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怀慕，则易治矣。”君臣行道，太平之世可以实现，民众安顺。这里的“道”，指生道，也就是清静寡欲，乐善好生之道；而战争是杀生的，故“兵不合道”，帝王应守生道，少起战事。这些帝王行道思想正是五斗道政权的施政纲领。张鲁在汉中政教合一，以宗教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推行这些施政纲领，遵行诚信、廉明、乐善重生、归朴等教义，在当时动荡不守、军阀草菅人命的社会形势下，这些教义、行为有着积极的意义，故“民、夷信向之”。
《想尔注》的思想内容虽然与《道德经》不尽相同、甚至有所违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众的良好政治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研究道家哲学如何转变为道教神学的重要的材料。
《想尔注》与其他道经，在北周武帝时均受禁。以后，《想尔注》长期失传被埋没，这大概与它夹杂房中术有关，也与它“注语颇浅鄙，复多异解，辄与老子本旨乖韦”有关。
《老子想尔注》早已散失，《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都未记载，《道藏》中也没收进去。清末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本典籍中，有《老子道经想尔注》残本，全本共五百八十行。注与经文连写，字体不分大小，章次不分，过章不另起一行。据考证，它是六朝钞本。此残卷在一九零五年失窃，现收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编号为斯氏（斯坦因）六八二五。该残卷始自《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终至第三十章“无欲以静，天地自止（正）”，大致反映了《想尔注》的基本思想内容，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珍贵资料。今人饶宗颐据《河上公注本》，分章排列。
《想尔注》在写法上有两大突出之处。一是用删、增、改字的方法，对《老子》原文进行一些有意修改，以树立自己的意思。如《老子》第十六章原文是“公乃王，王乃大”，而在《想尔注》中，将“王”改为“生”，认为“能行道公正，故常生”。改变文字以便说明其长生之，。这类例子在《想尔注》中甚多。另一写法，就是通过注释，将哲学著作《道德经》改造成真正的道教经典。将《道德经》中作为哲学范畴的“道”人格化，神格化、解释为第一人称的“吾”、“我”，使抽象的“道”具体为有欲有言，有喜怒哀乐，对人有教导、遣使、诫禁、主人生死，赏善惩恶，镇邪制顽的人格神。《想尔注》将“道”等同于“一”，认为：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化，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今布道诫教人，守诫不违，即为守一矣；不行其诫，即为夫一也。”这样，道或一，既是宇宙本源，又是太上老君，哲学家老子就成为五斗米道所信奉的神。
《想尔注》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守道诫。《想尔注》认为“道”是专一、真诚、清静自然、好生乐善的，只要人们谨守道诫，就可以延年增寿，除灾得福。所谓“守道诫”，就是遵守“道”所规定的戒律。“道”是绝对的“一”，道气无气不在，那种以为守身中五脏即是“守一”的观点是不对的，甚至也不赞同《老子河上公注》中以为“专守精气”就是“守一”的看法，《想尔注》认为真正的“守一”就是“守道诫”。道诫的内容大体指道贵中和、真诚，道乐清静等。“道诫”是贯穿注文的重要的线索，“诫为渊，道犹水，人犹鱼。鱼失渊去水则死，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
二是关于长生之法。《想尔注》认为善保精气就可以实现仙寿。主张和五脏五行之气，“和则相生，战则相克”；阐述房中术要领：“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认为得此要领，也可长生不死。为了自守，就要求做到无思欲、无为无名、不贪荣求宠、不争强好胜、不为恶事等。“奉道诫，积着成功，积精成神，成神仙寿，以此为身宝矣”，这就是《想尔注》成仙之纲领。三是关于帝王行道问题。《想尔注》认为行道，不只是道士的事，帝王也应行之，“道之为化，自高而降，指谓王者，故贵一人，制无二君，是以君王常当行道，然后乃及吏民，非独道士可行，王者弃捐也。”而且上圣君王都是师道行道，用以教化天下，故能实现太平之治，后世帝王渐渐失道，“虽有良臣，常难致治。一旦帝王失道过度，天命难违心将降祸以戒。相反，若帝王行道就可以至诚感天，于是“五星顺轨，客逆不曜，疾疫之气，都悉止矣”。所以，“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佑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怀慕，则易治矣。”君臣行道，太平之世可以实现，民众安顺。这里的“道”，指生道，也就是清静寡欲，乐善好生之道；而战争是杀生的，故“兵不合道”，帝王应守生道，少起战事。这些帝王行道思想正是五斗道政权的施政纲领。张鲁在汉中政教合一，以宗教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推行这些施政纲领，遵行诚信、廉明、乐善重生、归朴等教义，在当时动荡不守、军阀草菅人命的社会形势下，这些教义、行为有着积极的意义，故“民、夷信向之”。
《想尔注》的思想内容虽然与《道德经》不尽相同、甚至有所违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众的良好政治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研究道家哲学如何转变为道教神学的重要的材料。
《想尔注》与其他道经，在北周武帝时均受禁。以后，《想尔注》长期失传被埋没，这大概与它夹杂房中术有关，也与它“注语颇浅鄙，复多异解，辄与老子本旨乖韦”有关。
《太上感应篇》系道教善书，托名为太上老君所述。全书共1274字。
1、《太上感应篇》的成书年代
关于《太上感应篇》成书年代，该书和其他书籍均无明确记载。历史上，有人说该书为老子所著，有人说周秦古籍，有人说是汉世道戒，有人说为葛洪所撰，有人说即晋慕容皝所撰《太上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考《太上感应篇》内容，与《抱朴子》所述《玉钤经》、《易内戒》诸书相近。则《感应篇》之内容由于已久，后人乃增添敷衍造作成书。
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子类·道家》著录：“《太上感应篇》一卷”。《正统道藏》收有李昌龄传、郑清之赞的传赞本《太上感应篇》30卷，书内第7卷有《虚静天师颂》。虚静亦作虚靖，系道教正一派第30代天师张继先于宋微宗崇宁四年（1105）所受赐号，继先卒于钦宗靖康二年（1127）。胡莹微《进太上感应篇表》称该篇出自《宝藏》（表，第一）。《宝藏》即《琼章宝藏》，乃抄录《政和万寿道藏》而成。据此《太上感篇》正式成书当不迟于北宋。造作者不详。
2、《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问世以后，最初流传民间。自真德秀始，该篇始获上层统治者的注意，以后一直受到官方重视，经常由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亲自提倡。真德秀是南宋著名理学家，理宗时曾任宰辅这职，门生故吏遍天下。他为《太上感应篇》写了第一篇热情洋溢的《序》，影响很大。后来他又写了一篇《跋》。太一宫道士胡莹策刊该篇，理宗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称《御题太上感应篇》。执政右相、著名学者郑清之为该篇评赞。
《道藏》本《太上感应篇》有繁简两种注本，今北京图书馆藏明刻1卷本、元刻8卷本和明刻8卷本。《道藏》本3卷，乃由8郑本析卷而成。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和董康《太上感应篇集传》序称，二人皆目睹宋版8卷本，与《道藏》本合。胡莹微刊刻时，即8卷。
3、《太上感应篇》的注本
《道藏》本《太上感应篇》为李昌龄注，李昌龄是《太上感应篇》的第一个作注者。《宋史·史文志》神仙类载：“李昌龄《感应篇》1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神仙类有：“《太上感应篇》8卷。”谓“汉嘉夹江隐者李昌龄所编也。”传文中出现策宗庙号及绍兴、乾道等南宋年号，传文盖撰于南宋前期。有人以为该李昌龄系经北宋御史中丞，有人以为系南宋初期《乐善录》的作者李石，皆不足据。
李昌龄之后，为《太上感应篇》作注者代不乏人。较著名者有无陈坚，明金杭、昌起宗，清惠栋、俞樾、黄正元、姚学 、于觉世、任命岳、泉日丰、陶宁祚、罗衍、鲍继培、王仁俊等。至于作序、刊刻、施送之人更是难以胜计。
4、《太上感应篇》内容大要
《太上感应篇》通篇以：太上老君“的口吻宣教，全篇宣扬天人感应，抑恶扬善之义。大义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天在有司过之神，三台北斗神君三尸神、灶神等录人善恶，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并言积善多者，可成神仙。文中详列诸善与众恶条文，后人计之善事凡26，恶事凡170。
5《太上感应篇》之影响
《太上感应篇》将道教思想与世俗生活结合起来，将善恶与神仙修养合为一体，使人们不必从事宗教活动也可信教，不必从事炼养方述也可修仙，较为适合一般民众的需要，因而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清人王砚堂综述，明世宗序《太上感应篇》，清世神令人刊刻该篇，颁赐群臣，至举贡监生皆得遍及，并曾诏领词翰诸臣注释刊布，顺治皇帝御制序言，清儒群起为之作注。《太上感应篇》甚至被鼓吹成为人们得道成仙的法宝。黄正元辑《太上感应篇》声称：“人能依经而行，则心之精诚发为英华，经文字字皆现宝光“，大丹可成而白日上升。
在《太上感应篇》的影响下，《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功过格》等道教善书陆续出现，在民间流传范围愈来愈广。《太上感应篇》后来还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国外亦为之作注。清代并译为满文。
《感应篇》
道教书名。全名《太上感应篇》。一卷。作者不详。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搜罗北宋亡书，子类道家著录：“《太上感应篇》一卷”。《感应篇》千余字，宣扬天人感应，劝善惩恶。大意谓天地有司过之神，三台北斗星君、三尸神、灶神等录人善恶，行善必降之福，为恶必降之祸，依所犯轻重夺人算纪，按立善多少为各等神仙。其详列诸恶与众善，皆符合儒家伦理。后人计之，善事凡博引三教典籍，历述灵验故事，谓感应灵验，天神难欺，并融宋儒理学于其中。郑清之为理宗名相，博引《四书》、《五经》，其赞极称《感应篇》句句不虚。《续道藏》之《水镜录》中辑录本文。三十卷。宋李昌龄传、郑清之赞。卷七内有《虚静天师颂》。“虚静”亦作虚靖，系正一道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于徽宗崇宁四年（1150）所受赐号。继先卒于钦宗靖康二年（1127）。胡莹微《进太上感应篇表》称该篇出自《宝藏》（表节一）。《宝藏》即《琼章宝藏》，乃抄录《政和万寿道藏》而成。是书为李昌龄注。《宋史•艺文志》神仙类载：“李昌龄《感应篇》一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神仙类有：“《太上感应篇》八卷”。谓“夹江隐者李昌龄所编也”。传文中出现徽宗庙号及绍兴干道等南宋年号。传文盖撰于南宋前期。一卷与八卷，盖为简繁两种注本。
今北京图书馆藏明刻一卷本和元刻八卷本、明刻八卷两种，可为印证。《道藏》太清部收三十卷本，乃由八卷本析卷而成。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和董康《太上感应篇集传》序称，二人曾目睹宋版八卷本，与《道藏》本合。胡莹微刊刻是传时，即八卷。《感应篇》版本很多，流传甚广。除李昌龄注外，历代均有注释，较著名者有元陈坚、清惠栋、俞越、黄正元、于觉世、鲍继培、王仁俊等。该篇尚流传于朝鲜、日本等国，国外亦为之作注。清代并译成满文流传。对后世影响颇大。
1、《太上感应篇》的成书年代
关于《太上感应篇》成书年代，该书和其他书籍均无明确记载。历史上，有人说该书为老子所著，有人说周秦古籍，有人说是汉世道戒，有人说为葛洪所撰，有人说即晋慕容皝所撰《太上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考《太上感应篇》内容，与《抱朴子》所述《玉钤经》、《易内戒》诸书相近。则《感应篇》之内容由于已久，后人乃增添敷衍造作成书。
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子类·道家》著录：“《太上感应篇》一卷”。《正统道藏》收有李昌龄传、郑清之赞的传赞本《太上感应篇》30卷，书内第7卷有《虚静天师颂》。虚静亦作虚靖，系道教正一派第30代天师张继先于宋微宗崇宁四年（1105）所受赐号，继先卒于钦宗靖康二年（1127）。胡莹微《进太上感应篇表》称该篇出自《宝藏》（表，第一）。《宝藏》即《琼章宝藏》，乃抄录《政和万寿道藏》而成。据此《太上感篇》正式成书当不迟于北宋。造作者不详。
2、《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问世以后，最初流传民间。自真德秀始，该篇始获上层统治者的注意，以后一直受到官方重视，经常由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亲自提倡。真德秀是南宋著名理学家，理宗时曾任宰辅这职，门生故吏遍天下。他为《太上感应篇》写了第一篇热情洋溢的《序》，影响很大。后来他又写了一篇《跋》。太一宫道士胡莹策刊该篇，理宗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称《御题太上感应篇》。执政右相、著名学者郑清之为该篇评赞。
《道藏》本《太上感应篇》有繁简两种注本，今北京图书馆藏明刻1卷本、元刻8卷本和明刻8卷本。《道藏》本3卷，乃由8郑本析卷而成。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和董康《太上感应篇集传》序称，二人皆目睹宋版8卷本，与《道藏》本合。胡莹微刊刻时，即8卷。
3、《太上感应篇》的注本
《道藏》本《太上感应篇》为李昌龄注，李昌龄是《太上感应篇》的第一个作注者。《宋史·史文志》神仙类载：“李昌龄《感应篇》1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神仙类有：“《太上感应篇》8卷。”谓“汉嘉夹江隐者李昌龄所编也。”传文中出现策宗庙号及绍兴、乾道等南宋年号，传文盖撰于南宋前期。有人以为该李昌龄系经北宋御史中丞，有人以为系南宋初期《乐善录》的作者李石，皆不足据。
李昌龄之后，为《太上感应篇》作注者代不乏人。较著名者有无陈坚，明金杭、昌起宗，清惠栋、俞樾、黄正元、姚学 、于觉世、任命岳、泉日丰、陶宁祚、罗衍、鲍继培、王仁俊等。至于作序、刊刻、施送之人更是难以胜计。
4、《太上感应篇》内容大要
《太上感应篇》通篇以：太上老君“的口吻宣教，全篇宣扬天人感应，抑恶扬善之义。大义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天在有司过之神，三台北斗神君三尸神、灶神等录人善恶，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并言积善多者，可成神仙。文中详列诸善与众恶条文，后人计之善事凡26，恶事凡170。
5《太上感应篇》之影响
《太上感应篇》将道教思想与世俗生活结合起来，将善恶与神仙修养合为一体，使人们不必从事宗教活动也可信教，不必从事炼养方述也可修仙，较为适合一般民众的需要，因而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清人王砚堂综述，明世宗序《太上感应篇》，清世神令人刊刻该篇，颁赐群臣，至举贡监生皆得遍及，并曾诏领词翰诸臣注释刊布，顺治皇帝御制序言，清儒群起为之作注。《太上感应篇》甚至被鼓吹成为人们得道成仙的法宝。黄正元辑《太上感应篇》声称：“人能依经而行，则心之精诚发为英华，经文字字皆现宝光“，大丹可成而白日上升。
在《太上感应篇》的影响下，《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功过格》等道教善书陆续出现，在民间流传范围愈来愈广。《太上感应篇》后来还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国外亦为之作注。清代并译为满文。
《感应篇》
道教书名。全名《太上感应篇》。一卷。作者不详。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搜罗北宋亡书，子类道家著录：“《太上感应篇》一卷”。《感应篇》千余字，宣扬天人感应，劝善惩恶。大意谓天地有司过之神，三台北斗星君、三尸神、灶神等录人善恶，行善必降之福，为恶必降之祸，依所犯轻重夺人算纪，按立善多少为各等神仙。其详列诸恶与众善，皆符合儒家伦理。后人计之，善事凡博引三教典籍，历述灵验故事，谓感应灵验，天神难欺，并融宋儒理学于其中。郑清之为理宗名相，博引《四书》、《五经》，其赞极称《感应篇》句句不虚。《续道藏》之《水镜录》中辑录本文。三十卷。宋李昌龄传、郑清之赞。卷七内有《虚静天师颂》。“虚静”亦作虚靖，系正一道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于徽宗崇宁四年（1150）所受赐号。继先卒于钦宗靖康二年（1127）。胡莹微《进太上感应篇表》称该篇出自《宝藏》（表节一）。《宝藏》即《琼章宝藏》，乃抄录《政和万寿道藏》而成。是书为李昌龄注。《宋史•艺文志》神仙类载：“李昌龄《感应篇》一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神仙类有：“《太上感应篇》八卷”。谓“夹江隐者李昌龄所编也”。传文中出现徽宗庙号及绍兴干道等南宋年号。传文盖撰于南宋前期。一卷与八卷，盖为简繁两种注本。
今北京图书馆藏明刻一卷本和元刻八卷本、明刻八卷两种，可为印证。《道藏》太清部收三十卷本，乃由八卷本析卷而成。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和董康《太上感应篇集传》序称，二人曾目睹宋版八卷本，与《道藏》本合。胡莹微刊刻是传时，即八卷。《感应篇》版本很多，流传甚广。除李昌龄注外，历代均有注释，较著名者有元陈坚、清惠栋、俞越、黄正元、于觉世、鲍继培、王仁俊等。该篇尚流传于朝鲜、日本等国，国外亦为之作注。清代并译成满文流传。对后世影响颇大。
今人王明以《正统道藏》本《太平经》残卷为底本，辑录《太平经钞》《太平经圣君秘旨》及其他二十六种书之引文，编成《太平经合校》，大体上恢复了《太平经》十部，一百七十卷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