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儒傢學派的經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纂而成。它以語錄和對話文體，記錄了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集中反應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通行本《論語》共二十篇。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練,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至理。
《論語》首創語錄之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發源於此。《論語》一書比較忠實地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儒傢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禮”、“義”。
《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論語》成於衆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啓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竜•徵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顔淵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顔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顔淵“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訒”。顔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是名列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首的中國古代思想傢孔子的門人記錄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書於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註》，是為今本《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共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五四運動以後，《論語》作為封建文化的象徵被列為批判否定的對象，爾後雖有新儒學的研究與萌生，但在中國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傢文化在中國並未形成新的氣候。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前進，不能不使人們重新選擇新生的思想文化，這就是馬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誕生與發展。
然而，嚴峻的事實是，一個新型的社會，特別是當它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時候，不能不對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反思，這是任何一個社會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重要環節。特別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們重新認識，重新探索。這使我想到人類的共性與個性，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民族文化的辯證否定本性。同時，也使我感到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事實上，當我們擺脫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真正確立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並用它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就會發現其中的精華，《論語》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認，《論語》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極之處，但它所反映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的社會人生精論，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華民族文明程度的歷史展示。即使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文化發展的時代大潮中，《論語》中的許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藉鑒意義和時代價值。
孔子簡介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稱為孔二,春秋後期魯國人，漢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歷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麯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歷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歲，葬於麯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大約在孔子前幾世就沒落了。孔子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育，相傳收弟子多達三千人，賢人72,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孔子為春秋末期思想傢、教育傢，儒學學派的創始人，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魯，專心執教。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詩》、《書》，定《禮》 、《樂》，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論語”雜談
（一）“論語”命名的意義和來由
《論語》是這樣一部書，它記載着孔子的言語行事，也記載着孔子的著名學生的言語行事。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說：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文選·辨命論註》引《傅子》也說：
“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從這兩段話裏，我們得到兩點概念：（1）“論語”的“論”是“論纂”的意思，“論語”的“語”是“語言”的意思。“論語”就是把“接聞於夫子之語”“論纂”起來的意思。（2）“論語”的名字是當時就有的，不是後來別人給它的。
關於“論語”命名的意義，後來還有些不同的說法，譬如劉熙在《釋名· 釋典·藝》中說：“《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那麽，“論語”的意義便是“有條理地敘述自己的話 ”。說到這裏，誰都不免會問一句：難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別人說的話都不是“有條理的敘述”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麽“論語”這樣的命名有什麽意義呢？可見劉熙這一解釋是很牽強的。（《釋名》的訓詁名物，以音訓為主，其中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還有把“論”解釋為“討論”的，說“論語”是“討論文義”的書，何異孫的《十一經問對》便是如是主張，更是後出的主觀看法了。
關於《論語》命名的來由，也有不同的說法。王充在《論衡·正說篇》便說：“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乎是《論語》之名要到漢武帝時纔由孔安國、扶卿給它的。這一說法不但和劉歆、班固的說法不同，而且也未必與事實相合。《禮記·坊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坊記》的著作年代我們目前雖然還不能確定，但不會在漢武帝以後，是可以斷言的。因之，《論衡》的這一說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論語”這一書名是當日的編纂者給它命名的，意義是語言的論纂。
（二）“論語”的作者和編著年代
《論語》又是若幹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麽道理；就是前後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麽關聯。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絶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卻出現了不少次的重複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於《學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陽貨篇第十七》；“博學於文”一章，先見於《雍也篇第六》，又重出於《顔淵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複衹是詳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衹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個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裏仁篇第四》衹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卻有各種記載的，如《裏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己知，求可為也。”《憲問篇第十四》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學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便是重複四次。這種現象衹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後來纔匯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絶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
那麽，《論語》的作者是一些什麽人呢？其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今天可以窺測得到的有兩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是人名，相傳他姓琴，字子開，又字子張（這一說法最初見於王肅的偽《孔子傢語》，因此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和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都對它懷疑，認為琴牢和琴張是不同的兩個人）。不論這一傳說是否可靠，但這裏不稱姓氏衹稱名，這種記述方式和《論語》的一般體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這樣的推論，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記載，編輯《論語》的人，“直取其所記而載之耳”（日本學者安井息軒《論語集說》中語）。另一章就是《憲問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𠔌；邦無道，𠔌，恥也。’”
“憲”是原憲，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為宰”的原思。這裏也去姓稱名，不稱字，顯然和《論語》的一般體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論，這是原憲自己的筆墨。
《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裏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覆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說是曾參的門弟子的記載。又如《子張篇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雲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這一段又象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獨獨這裏對閔損稱字，不能不啓人疑竇。有人說，這是“孔子述時人之言”，從上下文意來看，這一解釋不可憑信，崔述在《論語餘說》中加以駁斥是正確的。我認為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至於《閔子侍側》一章，不但閔子騫稱“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貢三人之前，都是難以理解的，以年齡而論，子路最長；以仕宦而論，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他憑什麽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於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稱呢？合理的推論是，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於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
《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那麽，著作年代便有先後了。這一點，從詞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了出來，譬如“夫子”一詞，在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當於“他老人傢”，直到戰國，纔普遍用為第二人稱的表敬代詞，相當於“你老人傢”。《論語》的一般用法都是相當於“他老人傢”的，孔子學生當面稱孔子為“子”，背後纔稱“夫子”，別人對孔子也是背面纔稱“夫子”，孔子稱別人也是背面纔稱“夫子”。衹是《陽貨篇第十七》中有兩處例外，言偃對孔子說，“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子路對孔子也說，“昔者由也聞諸於夫子”，都城是當面稱“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傢”，開戰國時運用“夫子”一詞的詞義之端。崔述在《洙泗信錄》據此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固然未免武斷；但《論語》的著筆有先有後，其間相距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窺測得到。
《論語》一書，既然成於很多人之手，而且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那麽，這裏後編定者是誰呢？自唐人柳宗元以來，很多學者都疑心是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論語》不但對曾參無一處不稱“子”，而且記載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較起來為最多。除開和孔子問答之詞以外，單獨記載曾參言行的，還有《學而篇》兩章，《泰伯篇》五章，《顔淵篇》一章，《憲問篇》和孔子的話合併的一章，《子張篇》四章，總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參最年輕，而且有一章還記載着曾參將死之前對孟敬子的一段話。孟敬子是魯國大夫孟武伯的兒子仲孫捷的謚號。假定曾參死在魯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紀元前四三六年。這是依《闕裏文獻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語推定的），則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後，那麽，這一事的敘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後纔著筆的。孟敬子的年歲我們已難考定，但《檀弓》記載着當魯悼公死時，孟敬子對季昭子的一番話，可見當曾子年近七十之時，孟敬子已是魯國的執政大臣之一了。則這一段記載之為曾子弟子所記，毫無可疑。《論語》所敘的人物和事跡，再沒有比這更晚的，那麽，《論語》的編定者或者就是這班曾參的學生。因此，我們說《論語》的著筆當開始於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大概是接近於歷史事實的。
（三）“論語”版本和真偽
《論語》到漢朝，有三種不同的本子：（1）《魯論語》二十篇；（2）《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但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3）《古文論語》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於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魯論》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
《魯論》和《齊論》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候張禹先學習了《魯論》，後來又講習《齊論》，於是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但是篇目以《魯論》為根據，“采獲所安”，號為《張候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為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後漢靈帝時所刻的《嘉平石經》就是用的《張候論》。
《古文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餘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當時並沒有傳授。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並經常引用了孔安國的《註》。但孔安國是否曾為《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偽作，陳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瀋濤的《論語孔註辨偽》認為就是何晏自己的偽造品，丁晏的《論語孔註證偽》由認為出於王肅之手。這一官司我們且不去管它。直到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論語註》以《張候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註》。在殘存的鄭玄《論語註》中我們還可以窺見魯、齊、古三種《論語》本子的異同，然而，我們今天所用的《論語》本子，基本上就是《張候論》。於是懷疑《論語》的人便在這裏抓住它作話柄。張禹這個人實際上夠不上說是一位“經師”，衹是一個無恥的政客，附會王氏，保全富貴，當時便被斥為“佞臣”，所以崔述在《論語源流附考》中竟說：“《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話縱然不為無理，而《論語》的篇章仍然不能說有後人所杜撰的東西在內，頂多衹是說有摻雜着孔門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之中的不同傳說而已。
如果我們要研究孔子，仍然衹能以《論語》為最可信賴的材料。無論如何，《論語》的成書要在《左傳》之前，我很同意劉寶楠在《論語正義》（《公山章》）的主張，我們應該相信論語來補充《左傳》，不應該根據《左傳》來懷疑《論語》。至於崔述於後代的封建道德作為標準，以此來範圍孔子，來測量《論語》的真偽，純駁，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觀的。
（四）略談古今“論語”的註釋書籍
《論語》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註解它。《論語》和《孝經》是漢朝初學者必讀書，一定要先讀這兩部書，纔進而學習“五經”，“五經”就是今天的《詩經》、《尚書》（除去偽古文）、《易經》、《儀禮》和《春秋》。看來，《論語》是漢人的啓蒙書的一種。漢朝人所註釋的《論語》，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殘存的，以鄭玄（127—200，《後漢書》有傳）註為較多，因為敦煌和日本發現了一些唐寫本的殘捲。估計十存六七；其他各傢，在何晏（190—249年）《論語集解》以後，就多半衹存於《論語集解》中。現在《十三經註疏·論語註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傳）的《疏》。至於何晏、邢昺前後還有不少專註《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傳）《經義考》，紀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書》對他的生卒年並沒有明確記載，此由《册府元龜》捲九十七推而估計之）《經典釋文序錄》和吳檢齋（承仕）師的《疏證》。
關於《論語》的書，真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讀者如果認為看了《論語譯註》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幾種書：
（1）《論語註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經註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襲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記》，可以參考，基本文文字出現於《校勘記》的，便在那文字句右側用小圈作標識，便於查考。
（2）《論語集註》——宋朱熹（1130—1200年）從《禮記》中抽出《大學》和《中庸》，合《論語》、《孟子》為《四書》，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註》。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論，朱熹本人也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但一則自明朝以至清末，科舉考試，題目都從《四書》中出，所做文章的義理，也不能違背朱熹的見解，這叫做“代聖人立言”，影響很大。二則朱熹對於《論語》，不但講“義理”，也註意訓詁。所以這書無妨參看。
（3）劉寶楠（1791—1855年）《論語正義》——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滿意於唐、宋人的註疏，所以陳奐（1786—1863年）作《毛詩傳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義》。劉寶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義》之法，作《論語正義》，因病而停筆，由他的兒子劉恭冕（1821—1880年）繼續寫定。所以這書實際是劉寶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徵引廣博，折中大體恰當。衹因學問日益進展，當日的好書，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點，但參考價值仍然不少。
（4）程樹德《論語集釋》。此書在《例言》中已有論述，不再重複。
（5）楊樹達（1885—1956年），《論語疏證》。這書把三國以前所有徵引《論語》或者和《論語》的有關資料都依《論語》原文疏列，有時出己意，加案語。值得參考。
（6）楊伯峻《論語譯註》。楊伯峻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的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楊伯峻先生的學術背景及其傢學淵源，使他在註解《論語》、《孟子》和《春秋左傳》等古籍時顯得遊刃有餘。他的《論語譯註》註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論證周詳、語言流暢，表述清晰準確，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普通讀者瞭解《論語》的一本入門參考書。當然，《論語譯註》在今天來看也是瑕瑜互見的。
論語思想
1、《論語》書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類對自然現象神秘恐懼心理的表現，也是人類對人生命運的一種虛幻寄托。就是在科學發展的今天，當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時有所現，甚至人造神的現象也屢有發生。那麽，鬼神現象是否存在？科學的結論是否定的。那麽當代人為什麽還有鬼神觀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這是社會存在與人心理的復雜性以及人的素質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為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勢力旺盛、自然科學極不發達的時代，孔子是怎樣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主張“敬鬼神而遠之”（《雍也》）。表明孔子對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並未多加評說，也不反對別人對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同時，孔子平時也不談論怪異、暴力、叛亂、鬼神，他認為這些都是對人無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請求代老師禱告。孔子說：“有這回事嗎？”子路回答道：“有的。《誄》文上說：‘為你嚮天神地祗禱告’。”孔子說：“如果是這樣，我早就禱告過了，可為什麽還會生病？”還有一次，季路請教怎樣事奉鬼神，孔子說：“活人我還不能事奉，怎麽能去事奉鬼神？”孔子雖然不反對別人信奉鬼神，但作為他自己對鬼神是抱有懷疑態度的，雖然他不能證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這說明孔子已具有無神論的思想萌芽，體現了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這作為孔子的世界觀，對其思想具有重要影響。
2、關於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價值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傢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藉鑒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衹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衹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幸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鬥。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於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衹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纔有意義。孔子還認為，衹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裏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麽怎樣才能算仁呢？顔淵問仁，子曰：“剋己復禮為仁。一日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顔淵》）也就是說，衹有剋製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贊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修身”、“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 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於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傢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衆。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顔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嚮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述而》）即：志嚮在於道，根據在於德，憑籍在於仁，活動在於六藝（禮、樂、射、禦、書、數），衹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麽孔子為什麽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裏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製約作用，他說：“舉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於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3、關於君子人格的塑造
《論語》許多篇幅談及君子，但這裏的君子是一個廣義概念，重在強調一種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個不同於平凡的人。為實現這一目的，《論語》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標準及道德修養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認為作為君子必須具備多種才能，不能衹像器具一樣，而應“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衛靈公》）也就是說，君子應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來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來完成它，否則就談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視自我修養。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裏仁》）在孔子看來，作為君子就必須重視仁德修養，不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離開仁德。同時曾子認為，君子重視仁德修養還必須註意三個方面的規範：一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二是“正顔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說，君子要嚴肅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臉色，註意自己的言辭。衹有這樣才能使人對你尊敬，信任，溫和。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泰而不驕”（《子路》）；“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衛靈公》）即作為君子應心境安寧而不傲慢，態度莊重而不與人爭吵，能合群而不結黨營私；君子要重視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對社會多做貢獻。衹有這樣才能稱得上君子的修養。
其三，君子要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孔子認為，君子除了自我修養，還要重視用“戒、畏、思”幾項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這些思想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對君子的要求，概括起來有三點：一是要隨時註意戒除個人的欲念；二是處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無忌憚；三是認真處理，隨時嚴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義避利，追求道義。孔子認為，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差別還在於具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裏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裏仁》）也就是說，作為君子衹有重視道義，追求道義，才能與小人區別，才能真正體現君子的精神。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必須言行一致，表裏如一，即所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裏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
其五，君子不黨。孔子認為，君子之見的交往應該做到“周而不比”；《論語·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二不周。同時還要“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一種和諧的共生關係；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4、關於學習的態度、方法和目的
《論語》中關於學習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藉鑒。這些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關於學習的態度。孔子認為，追求學問首先在於愛學、樂學，這是關鍵。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即真正愛好它的人，為它而快樂的人才能真正學好它。孔子贊揚的顔淵就有這種發憤好學的樂觀精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其次，要“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述而》）即學習要有踏踏實實的精神，默默地記住學到的知識，努力學習而不滿足。第三，專心緻志，知難而進。孔子曰：“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裏仁》）讀書的人要立志於追求道義、真理，要專心緻志，不要為 世俗所纍。同時，他還認為追求學問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要敢於知難而進，“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針對冉求在學習問題上認為自己能力不夠的思想，孔子認為所謂能力不夠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來，你現在以能力不夠劃地自限，實際上是沒有堅持到底的緣故。在這裏孔子勉勵冉求要知難而進，衹有這樣才能得道。事實上孔子自己就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虛心求教，不恥下問。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這說明學無常師，作為人應隨時隨地註意嚮他人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孔子提倡和贊揚“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裏仁》）體現了孔子嚴謹的治學態度。
其二，關於學習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談中多處提及學習方法問題，最著名的莫過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為政》）與此同時，孔子還特別強調學思結合，勇於實踐。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衹讀書而不思考就會感到迷惑，衹是空想而不讀書就會精神疲殆。要求人們把學習積纍和鑽研思考相結合，不能偏廢。另外，孔子還非常重視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對一知半解，淺嘗輒止。
其三，關於學習的內容。孔子主張學習要博，要廣，不能偏頗、單一。他提出要用四種東西作為自己的學習綱要，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識，品德修養，忠誠篤厚，堅守信約。這四項內容對於自己和別人都具有重要意義。孔子在重視博學的同時，也強調學習要抓根本的東西，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裏孔子在回答子貢的問題時，說明自己的“多學”是相對的，在多學的基礎上，我是用一個道理來貫穿自己的學說的，這個道理就是學習的根本，學習重在抓住根本。這裏孔子間接地說明了博與精的關係，值得藉鑒。
其四，關於學習的目的。孔子認為，學習必須有明確的目的，但重點在於“學以致用”。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也就是說，熟讀《詩經》三百篇，交給他政治任務，卻辦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國，又不能獨立作主應對；這樣，雖然書讀得很多，又有什麽用處呢？又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也就是說，品德不去修養，學問不去講習，聽到正義的事不能去做，有錯誤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論和實際不能結合，這纔是我們憂慮的。由此可見，讀書的目的，不在於死記書本，而在於應用，在於實踐，在於“舉一反三”地靈活運用知識。關於這一思想，在孔子的學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現出來。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路》）也就是說當官時有餘力就應該學習，學習後有餘力就可以做官。這一思想實質上也體現了學與用的關係，要想當好官必須學習，學習的目的應是更好地當官，體現了學習與應用的關係，也體現了孔子辦私學的目的，即通過教育培養德纔兼備的人才，讓他們直接登上政治舞臺或作教師培養政治人才，當然在孔子看來，學習的目的也在於對道義、真理的追求，“士志於道”，“朝聞道，夕死可矣”（《裏仁》）
5、《論語》書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傢，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許多有才幹的學生，在教育實踐中取得了豐富經驗，《論語》一書對此有較多的概括。
其一，關於教育指導思想。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對象，使教育擴及於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其二，關於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也就是說對於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以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為貫徹這一思想，孔子很註意對自己學生的觀察瞭解，諸如“由也果”、“賜也達 ”、“求也藝”（《雍也》），在此基礎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辦事畏怯，所以要鼓勵他；子路膽大過人，自以為是，所以要故意抑製他。即：“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孔子還重視誘導式的啓發教育，不要求學生死讀書，而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子夏談詩“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從而體會到“禮”應該以忠信仁義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稱贊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與信《詩》已矣。”（《八佾》）能啓發我的人是子夏啊！現在我可以與你談論《詩經》了。顔淵聽老師講學後“亦足以發”（《為政》），子貢也說他“聞一以知十”（《公冶長》），所以孔子特別稱贊顔淵的聰明好學。這正是啓發誘導式教育的必然結果。孔子特別強調“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啓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例舉一個道理而他不能類推出三個道理，我就不再教誨他了。孔子還強調在實行啓發誘導的基礎上，必須註意循序漸進，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纔，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這種使學生竭力鑽研，“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循循善誘啓發教育的寫照，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關於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內容十分廣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貴族學校所用的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由此可見，孔子是以詩、書、禮、樂為普通教材教育學生的。至於“易、春秋”衹是在孔子的晚年纔進行研究並付諸教學的內容，所以孔子說：“五十以學《易》”（《述而》）。也可能因為《易》、《春秋》是比較精深的學科，衹有少數高材生才能學習，所以說“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傢》）。那麽，在這些教學內容中孔子最為重視的是什麽呢？從《論語》的許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詩》、《禮》是孔子教學的主要課程。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佾》）“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這些思想說明，孔子不僅重視《詩》《禮》的教育，而且重視這些內容的總結挖掘與研究，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內容的豐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其四，關於教育的培養目標。在孔子看來，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淨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於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子張》）。正因如此，當季康子問他的弟子仲由、子貢、冉求能否“從政”的時候，孔子滿口答應可以“從政”（《雍也》）。事實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門生中，從政者為數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對參政。這說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養目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相統一的，體現了教育的社會價值。當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體現着階級屬性，但作為社會的人，孔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倡導的許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類共性的成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予以辯證地分析和揚棄。
6、關於務政的思想及其價值
《論語》中關於務政的思想是“學以致用”思想的具體體現，對此，《論語》中對務政的標準也作了具體說明。
其一，關於務政的對象。孔子認為衹要懂禮、有道、正直，並具備一定的從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務政。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也就是說，衹要人具備一定的參政素質，諸如果斷、達理、多藝就可以參政。
其二，關於務政的基本要求和標準。從政者必須勤勉忠誠。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顔淵》）“先之勞之”，“無倦”（《子路》）。也就是說在位不鬆弛懈怠，執行政令要忠心，要帶頭、勤勉，辦事不要鬆懈。從政者必須溫良恭儉讓。陳子禽嚮子貢問道，“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也就是說孔子來到一國就一定會知道這裏的政事，就是因為先生有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五種美德。而這五種美德也間接地說明參與國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談論鄭國賢相子産時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是由於子産的這種莊重、恭敬、恩惠、道義和美德，才能使他處於鄭國的賢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舉止端莊。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衛靈公》）也就是說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張為他人接受，必須心意誠懇，行為端莊，這樣你的主張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遠大，依次而進。子夏當了莒父的縣長，嚮孔子請教怎樣理政。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們處理政務不要圖快，貪圖眼前利益，圖快反而不能達到預期目的，貪圖小利反而辦不成大事。而應眼光放遠，依次而進。另外，孔子還認為在處理政務時應當慎重，要深入實際，多聽多見，瞭解實情，以免犯錯誤。即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為政》）
7、關於治國與安邦的道理
孔子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傢，其有關治國的道理在《論語》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來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其一，治國的根本在於“人倫綱常”。齊景公問孔子怎樣治國，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顔淵》）即要治理好國傢，君主必須像個君主，臣子必須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這一思想雖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倫理觀念，但在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倫理綱常確實起到了治理國傢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在階級社會裏，不論處於什麽時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否則國將不國，政將不政，社會將混亂不堪。那麽孔子為什麽強調以“人倫綱常”治國呢？孔子回答子路的問題時作了說明，子路問孔子：“衛國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當然孔子也認為，重視倫理綱常的作用也不能脫離禮讓。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裏仁》）即用禮讓的精神治理國傢，國傢就不會有什麽問題，人倫綱常的禮才能得以保證。在這裏禮讓成為維係人倫綱常的精神紐帶。
其二，治國的前提在於君子主要嚴於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國傢，必須端正自己本身，嚴於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國政就不會有什麽睏難，如果自己不端正，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就不可能去端正別人，其國傢也無法治理。孔子還以舜為例說明君主嚴於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來，真正能從容安靜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衹有舜吧？那麽他做了些什麽呢？也不過是莊嚴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罷了。這裏舜的莊嚴端正行為正是他實現太平世道的關鍵所在。
當然，孔子還認為君主治國除了行為端莊之外，還應重視才智禮儀仁德的關係，這些都是治國不可偏廢的條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衛靈公》）即靠聰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雖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會失去的。靠聰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嚴肅的態度來治理百姓，那麽百姓就不會尊敬他。靠聰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護它，能用嚴肅的態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禮義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見治理好國傢對君主的要求應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還總結了歷代聖明君主治國的道理，重在寬厚、誠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有功，公則說。”（《堯曰》）
其三，治國的基本方法，“選纔、富國、育人，立法”。孔子認為君主管理國傢大事，要處處從大局着眼，重視選拔優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子路》）同時要重視富國，教育民衆。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給他駕車，孔子說：衛國的人口真多啊！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裏孔子強調在衛國這樣一個衆多人口的國傢，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讓他們富起來，然後使他們再受教育，提高他們的素質。另外，孔子也特別重視法製對國傢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顔淵請教老師怎樣治理國傢，孔子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藉鑒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華，捨其糟粕。在這裏孔子不僅強調了法製對治國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學習。
其四，治國的基本原則，講究信用，愛護人民。孔子認為治理好國傢，君主一定要重視人品、道德，要講究信用，愛護民衆，這是治國的基本原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即治理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傢，就要認真對待政事，並講究信用，取信於民。同時還要節省儉用，愛護人民，役使人民要不違背農時。衹有這這樣才能處理好君主與人民的關係。
總之，《論語》從多種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徵，在學習研究《論語》的過程中，很有必要把《論語》的思想體係化，科學化，更好地理解《論語》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為今用”，就要研究《論語》思想的時代價值，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服務。事實上，作為兩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傢、教育傢，孔子和我們今人有許多共同之處，其中的許多思想是當代人的精神和楷模。這說明古代的思想傢與我們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當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歷史局限性，這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華，而不是簡單地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
《論語》名言
1、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2、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譯文】 孔子說：“花言巧語、滿臉堆笑的，這種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3、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譯文】 曾子說：“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為別人出主意做事，是否忠實？交友是否守信？老師傳授的知識，是否復習了呢？”
4、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譯文】 孔子說：“君子吃不追求飽足，住不追求安逸，做事靈敏，言談謹慎，時時改正自己的錯誤，就算好學了。”
5、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譯文】 孔子說：“不怕沒人瞭解自己，就怕自己不瞭解別人。”
6、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譯文】 孔子說：“《詩經》三百（零五）首，用一句話可以概括，即：‘思想純正，沒有邪惡的東西。’”
7、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譯文】 孔子說：“我十五歲立志於學習，三十歲有所建樹，四十歲不遇事睏惑，五十理解什麽是天命，六十明辨是非，七十隨心所欲，不超過規矩。”
8、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譯文】 孔子說：“溫習舊知識時，能有新收穫，就可以做老師了。”
9、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譯文】 孔子說：“君子團结群衆而不互相勾結，小人互相勾結而不團结群衆。”
10、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譯文】 孔子說：“讀書不深入思考，越學越糊塗；思考不讀書，就危險。”
11、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譯文】 孔子說：“知道的就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的，這種態度是明智的。”
12、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譯文】 孔子說：“人無信譽，不知能幹什麽？
13、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譯文】 孔子說季氏：“他用天子的舞蹈陣容在自己的宗廟裏舞蹈，這樣的事可以容忍，什麽事不能容忍？”
14、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譯文】 孔子說：“《關雎》這篇詩，主題快樂卻不放蕩，憂愁卻不悲傷。”
15、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譯文】 孔子說：“以前的事不要再評說了，做完的事不要再議論了，過去了就不要再追咎。”
16、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譯文】 孔子說：“早晨理解真理，晚上死也值得。”
17、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譯文】 孔子說：“君子通曉道義，小人通曉私利。”
18、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自省也。”
【譯文】 孔子說：“見到賢人，要嚮他看齊；見到不賢的人，要反省自己。”
19、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
【譯文】孔子說：“朽木無法雕琢，糞土的墻壁無法粉刷，我能拿他怎樣？”
20、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譯文】 孔子說：“靈敏又好學，嚮比自己學問差的人請教時，不覺得沒面子，所以稱為‘文’。”
21、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以.”
22、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譯文】 孔子說：“寧武子這人，國傢太平時，就聰明，國傢混亂時，就愚笨。他的聰明可以趕得上，他的愚笨別人趕不上。”
23、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譯文】 孔子說：“一個人的內在質樸勝過外在的文采就會粗野，文采勝過質樸就會浮華。衹有文采和質樸配合恰當，纔是君子。”
24、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譯文】 孔子說：“知道學習不如喜歡學習，喜歡學習不如以學習為快樂。”
25、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
【譯文】 孔子說：“智慧的人喜歡水，仁慈的人喜歡山；明智的人好動，仁慈的人好靜；智慧的人快樂，仁慈的人長壽。”
26、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譯文】 孔子說：“將知識默記在心，學習時，不感到滿足；教人時，不感到疲倦，這三個方面我做到了哪些呢？”
27、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譯文】 孔子說：“不到他苦思冥想時，不去啓發；不到欲說無語時，不去開導。不能舉一例能理解三個類似的問題，就不要再重複教他了。”
28、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譯文】 孔子在齊國聽《韶樂》，好長時間吃肉不覺滋味。他說：“沒想到好音樂這樣迷人。”
29、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
【譯文】 葉公問子路：孔子是怎樣的人，子路不回答。孔子說：“你怎麽不說：他這個人啊，發憤時就忘記吃飯，高興起來就忘記了憂愁，竟然連自己衰老了也不知道，如此而矣。”
30、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譯文】 孔子說：“三人走路，必有可作為我的老師的人。選擇他的優點嚮他學習，藉鑒他的缺點進行自我改正。”
31、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譯文】 孔子教學有四項內容：文獻、品行、忠誠、信實。
32、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譯文】 孔子說：“君子胸懷寬廣，小人憂愁悲傷。”
33、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譯文】曾子說：“鳥將死時，叫聲都很悲哀；人快死時，說話都很善良。”
34、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譯文】 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大剛強而有毅力，因為他責任重大，道路遙遠。把實現仁作為自己的責任，難道還不重大嗎？奮鬥終身，死而後已，難道路程還不遙遠嗎？”
35、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譯文】 孔子說：“不在那個位置上，就不要想那個位置上的事。”
36、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譯文】孔子說：“年輕人是值得敬畏的，怎麽就知道後一代不如前一代呢？”
37、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譯文】 孔子說：“三軍可以剝奪主帥，匹夫不可剝奪志嚮。”
38、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譯文】 孔子說：“明智的人不會迷惑，仁愛的人不會憂愁，勇敢的人不會畏懼。”
39、子曰：“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
【譯文】孔子說：“到了寒冷的季節，纔知道鬆柏是最後凋謝的。”
40、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譯文】 孔子說：“君子幫助人取得成績，不促使人陷入失敗。小人相反。”
《論語》首創語錄之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發源於此。《論語》一書比較忠實地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儒傢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禮”、“義”。
《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論語》成於衆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啓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竜•徵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顔淵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顔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顔淵“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訒”。顔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是名列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首的中國古代思想傢孔子的門人記錄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書於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註》，是為今本《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共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五四運動以後，《論語》作為封建文化的象徵被列為批判否定的對象，爾後雖有新儒學的研究與萌生，但在中國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傢文化在中國並未形成新的氣候。時代的發展，社會的前進，不能不使人們重新選擇新生的思想文化，這就是馬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誕生與發展。
然而，嚴峻的事實是，一個新型的社會，特別是當它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時候，不能不對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反思，這是任何一個社會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重要環節。特別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們重新認識，重新探索。這使我想到人類的共性與個性，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民族文化的辯證否定本性。同時，也使我感到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事實上，當我們擺脫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真正確立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並用它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就會發現其中的精華，《論語》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認，《論語》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極之處，但它所反映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的社會人生精論，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華民族文明程度的歷史展示。即使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文化發展的時代大潮中，《論語》中的許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藉鑒意義和時代價值。
孔子簡介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稱為孔二,春秋後期魯國人，漢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歷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麯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歷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歲，葬於麯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大約在孔子前幾世就沒落了。孔子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育，相傳收弟子多達三千人，賢人72,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孔子為春秋末期思想傢、教育傢，儒學學派的創始人，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魯，專心執教。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詩》、《書》，定《禮》 、《樂》，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論語”雜談
（一）“論語”命名的意義和來由
《論語》是這樣一部書，它記載着孔子的言語行事，也記載着孔子的著名學生的言語行事。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說：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文選·辨命論註》引《傅子》也說：
“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從這兩段話裏，我們得到兩點概念：（1）“論語”的“論”是“論纂”的意思，“論語”的“語”是“語言”的意思。“論語”就是把“接聞於夫子之語”“論纂”起來的意思。（2）“論語”的名字是當時就有的，不是後來別人給它的。
關於“論語”命名的意義，後來還有些不同的說法，譬如劉熙在《釋名· 釋典·藝》中說：“《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那麽，“論語”的意義便是“有條理地敘述自己的話 ”。說到這裏，誰都不免會問一句：難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別人說的話都不是“有條理的敘述”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麽“論語”這樣的命名有什麽意義呢？可見劉熙這一解釋是很牽強的。（《釋名》的訓詁名物，以音訓為主，其中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還有把“論”解釋為“討論”的，說“論語”是“討論文義”的書，何異孫的《十一經問對》便是如是主張，更是後出的主觀看法了。
關於《論語》命名的來由，也有不同的說法。王充在《論衡·正說篇》便說：“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乎是《論語》之名要到漢武帝時纔由孔安國、扶卿給它的。這一說法不但和劉歆、班固的說法不同，而且也未必與事實相合。《禮記·坊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坊記》的著作年代我們目前雖然還不能確定，但不會在漢武帝以後，是可以斷言的。因之，《論衡》的這一說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論語”這一書名是當日的編纂者給它命名的，意義是語言的論纂。
（二）“論語”的作者和編著年代
《論語》又是若幹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麽道理；就是前後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麽關聯。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絶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卻出現了不少次的重複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於《學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陽貨篇第十七》；“博學於文”一章，先見於《雍也篇第六》，又重出於《顔淵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複衹是詳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衹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個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裏仁篇第四》衹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卻有各種記載的，如《裏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己知，求可為也。”《憲問篇第十四》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學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便是重複四次。這種現象衹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後來纔匯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絶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
那麽，《論語》的作者是一些什麽人呢？其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今天可以窺測得到的有兩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是人名，相傳他姓琴，字子開，又字子張（這一說法最初見於王肅的偽《孔子傢語》，因此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和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都對它懷疑，認為琴牢和琴張是不同的兩個人）。不論這一傳說是否可靠，但這裏不稱姓氏衹稱名，這種記述方式和《論語》的一般體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這樣的推論，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記載，編輯《論語》的人，“直取其所記而載之耳”（日本學者安井息軒《論語集說》中語）。另一章就是《憲問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𠔌；邦無道，𠔌，恥也。’”
“憲”是原憲，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為宰”的原思。這裏也去姓稱名，不稱字，顯然和《論語》的一般體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論，這是原憲自己的筆墨。
《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裏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覆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說是曾參的門弟子的記載。又如《子張篇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雲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這一段又象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獨獨這裏對閔損稱字，不能不啓人疑竇。有人說，這是“孔子述時人之言”，從上下文意來看，這一解釋不可憑信，崔述在《論語餘說》中加以駁斥是正確的。我認為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至於《閔子侍側》一章，不但閔子騫稱“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貢三人之前，都是難以理解的，以年齡而論，子路最長；以仕宦而論，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他憑什麽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於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稱呢？合理的推論是，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於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
《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那麽，著作年代便有先後了。這一點，從詞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了出來，譬如“夫子”一詞，在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當於“他老人傢”，直到戰國，纔普遍用為第二人稱的表敬代詞，相當於“你老人傢”。《論語》的一般用法都是相當於“他老人傢”的，孔子學生當面稱孔子為“子”，背後纔稱“夫子”，別人對孔子也是背面纔稱“夫子”，孔子稱別人也是背面纔稱“夫子”。衹是《陽貨篇第十七》中有兩處例外，言偃對孔子說，“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子路對孔子也說，“昔者由也聞諸於夫子”，都城是當面稱“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傢”，開戰國時運用“夫子”一詞的詞義之端。崔述在《洙泗信錄》據此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固然未免武斷；但《論語》的著筆有先有後，其間相距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窺測得到。
《論語》一書，既然成於很多人之手，而且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那麽，這裏後編定者是誰呢？自唐人柳宗元以來，很多學者都疑心是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論語》不但對曾參無一處不稱“子”，而且記載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較起來為最多。除開和孔子問答之詞以外，單獨記載曾參言行的，還有《學而篇》兩章，《泰伯篇》五章，《顔淵篇》一章，《憲問篇》和孔子的話合併的一章，《子張篇》四章，總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參最年輕，而且有一章還記載着曾參將死之前對孟敬子的一段話。孟敬子是魯國大夫孟武伯的兒子仲孫捷的謚號。假定曾參死在魯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紀元前四三六年。這是依《闕裏文獻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語推定的），則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後，那麽，這一事的敘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後纔著筆的。孟敬子的年歲我們已難考定，但《檀弓》記載着當魯悼公死時，孟敬子對季昭子的一番話，可見當曾子年近七十之時，孟敬子已是魯國的執政大臣之一了。則這一段記載之為曾子弟子所記，毫無可疑。《論語》所敘的人物和事跡，再沒有比這更晚的，那麽，《論語》的編定者或者就是這班曾參的學生。因此，我們說《論語》的著筆當開始於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大概是接近於歷史事實的。
（三）“論語”版本和真偽
《論語》到漢朝，有三種不同的本子：（1）《魯論語》二十篇；（2）《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但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3）《古文論語》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於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魯論》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
《魯論》和《齊論》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候張禹先學習了《魯論》，後來又講習《齊論》，於是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但是篇目以《魯論》為根據，“采獲所安”，號為《張候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為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後漢靈帝時所刻的《嘉平石經》就是用的《張候論》。
《古文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餘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當時並沒有傳授。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並經常引用了孔安國的《註》。但孔安國是否曾為《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偽作，陳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瀋濤的《論語孔註辨偽》認為就是何晏自己的偽造品，丁晏的《論語孔註證偽》由認為出於王肅之手。這一官司我們且不去管它。直到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論語註》以《張候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註》。在殘存的鄭玄《論語註》中我們還可以窺見魯、齊、古三種《論語》本子的異同，然而，我們今天所用的《論語》本子，基本上就是《張候論》。於是懷疑《論語》的人便在這裏抓住它作話柄。張禹這個人實際上夠不上說是一位“經師”，衹是一個無恥的政客，附會王氏，保全富貴，當時便被斥為“佞臣”，所以崔述在《論語源流附考》中竟說：“《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話縱然不為無理，而《論語》的篇章仍然不能說有後人所杜撰的東西在內，頂多衹是說有摻雜着孔門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之中的不同傳說而已。
如果我們要研究孔子，仍然衹能以《論語》為最可信賴的材料。無論如何，《論語》的成書要在《左傳》之前，我很同意劉寶楠在《論語正義》（《公山章》）的主張，我們應該相信論語來補充《左傳》，不應該根據《左傳》來懷疑《論語》。至於崔述於後代的封建道德作為標準，以此來範圍孔子，來測量《論語》的真偽，純駁，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觀的。
（四）略談古今“論語”的註釋書籍
《論語》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註解它。《論語》和《孝經》是漢朝初學者必讀書，一定要先讀這兩部書，纔進而學習“五經”，“五經”就是今天的《詩經》、《尚書》（除去偽古文）、《易經》、《儀禮》和《春秋》。看來，《論語》是漢人的啓蒙書的一種。漢朝人所註釋的《論語》，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殘存的，以鄭玄（127—200，《後漢書》有傳）註為較多，因為敦煌和日本發現了一些唐寫本的殘捲。估計十存六七；其他各傢，在何晏（190—249年）《論語集解》以後，就多半衹存於《論語集解》中。現在《十三經註疏·論語註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傳）的《疏》。至於何晏、邢昺前後還有不少專註《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傳）《經義考》，紀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書》對他的生卒年並沒有明確記載，此由《册府元龜》捲九十七推而估計之）《經典釋文序錄》和吳檢齋（承仕）師的《疏證》。
關於《論語》的書，真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讀者如果認為看了《論語譯註》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幾種書：
（1）《論語註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經註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襲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記》，可以參考，基本文文字出現於《校勘記》的，便在那文字句右側用小圈作標識，便於查考。
（2）《論語集註》——宋朱熹（1130—1200年）從《禮記》中抽出《大學》和《中庸》，合《論語》、《孟子》為《四書》，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註》。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論，朱熹本人也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但一則自明朝以至清末，科舉考試，題目都從《四書》中出，所做文章的義理，也不能違背朱熹的見解，這叫做“代聖人立言”，影響很大。二則朱熹對於《論語》，不但講“義理”，也註意訓詁。所以這書無妨參看。
（3）劉寶楠（1791—1855年）《論語正義》——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滿意於唐、宋人的註疏，所以陳奐（1786—1863年）作《毛詩傳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義》。劉寶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義》之法，作《論語正義》，因病而停筆，由他的兒子劉恭冕（1821—1880年）繼續寫定。所以這書實際是劉寶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徵引廣博，折中大體恰當。衹因學問日益進展，當日的好書，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點，但參考價值仍然不少。
（4）程樹德《論語集釋》。此書在《例言》中已有論述，不再重複。
（5）楊樹達（1885—1956年），《論語疏證》。這書把三國以前所有徵引《論語》或者和《論語》的有關資料都依《論語》原文疏列，有時出己意，加案語。值得參考。
（6）楊伯峻《論語譯註》。楊伯峻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的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楊伯峻先生的學術背景及其傢學淵源，使他在註解《論語》、《孟子》和《春秋左傳》等古籍時顯得遊刃有餘。他的《論語譯註》註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論證周詳、語言流暢，表述清晰準確，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普通讀者瞭解《論語》的一本入門參考書。當然，《論語譯註》在今天來看也是瑕瑜互見的。
論語思想
1、《論語》書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類對自然現象神秘恐懼心理的表現，也是人類對人生命運的一種虛幻寄托。就是在科學發展的今天，當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時有所現，甚至人造神的現象也屢有發生。那麽，鬼神現象是否存在？科學的結論是否定的。那麽當代人為什麽還有鬼神觀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這是社會存在與人心理的復雜性以及人的素質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為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勢力旺盛、自然科學極不發達的時代，孔子是怎樣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主張“敬鬼神而遠之”（《雍也》）。表明孔子對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並未多加評說，也不反對別人對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同時，孔子平時也不談論怪異、暴力、叛亂、鬼神，他認為這些都是對人無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請求代老師禱告。孔子說：“有這回事嗎？”子路回答道：“有的。《誄》文上說：‘為你嚮天神地祗禱告’。”孔子說：“如果是這樣，我早就禱告過了，可為什麽還會生病？”還有一次，季路請教怎樣事奉鬼神，孔子說：“活人我還不能事奉，怎麽能去事奉鬼神？”孔子雖然不反對別人信奉鬼神，但作為他自己對鬼神是抱有懷疑態度的，雖然他不能證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這說明孔子已具有無神論的思想萌芽，體現了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這作為孔子的世界觀，對其思想具有重要影響。
2、關於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價值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傢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藉鑒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衹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衹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幸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鬥。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於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衹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纔有意義。孔子還認為，衹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裏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麽怎樣才能算仁呢？顔淵問仁，子曰：“剋己復禮為仁。一日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顔淵》）也就是說，衹有剋製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贊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修身”、“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 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於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傢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衆。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顔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嚮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述而》）即：志嚮在於道，根據在於德，憑籍在於仁，活動在於六藝（禮、樂、射、禦、書、數），衹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麽孔子為什麽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裏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製約作用，他說：“舉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於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3、關於君子人格的塑造
《論語》許多篇幅談及君子，但這裏的君子是一個廣義概念，重在強調一種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個不同於平凡的人。為實現這一目的，《論語》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標準及道德修養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認為作為君子必須具備多種才能，不能衹像器具一樣，而應“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衛靈公》）也就是說，君子應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來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來完成它，否則就談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視自我修養。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裏仁》）在孔子看來，作為君子就必須重視仁德修養，不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離開仁德。同時曾子認為，君子重視仁德修養還必須註意三個方面的規範：一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二是“正顔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說，君子要嚴肅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臉色，註意自己的言辭。衹有這樣才能使人對你尊敬，信任，溫和。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泰而不驕”（《子路》）；“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衛靈公》）即作為君子應心境安寧而不傲慢，態度莊重而不與人爭吵，能合群而不結黨營私；君子要重視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對社會多做貢獻。衹有這樣才能稱得上君子的修養。
其三，君子要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孔子認為，君子除了自我修養，還要重視用“戒、畏、思”幾項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這些思想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對君子的要求，概括起來有三點：一是要隨時註意戒除個人的欲念；二是處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無忌憚；三是認真處理，隨時嚴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義避利，追求道義。孔子認為，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差別還在於具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裏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裏仁》）也就是說，作為君子衹有重視道義，追求道義，才能與小人區別，才能真正體現君子的精神。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必須言行一致，表裏如一，即所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裏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
其五，君子不黨。孔子認為，君子之見的交往應該做到“周而不比”；《論語·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二不周。同時還要“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一種和諧的共生關係；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4、關於學習的態度、方法和目的
《論語》中關於學習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藉鑒。這些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關於學習的態度。孔子認為，追求學問首先在於愛學、樂學，這是關鍵。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即真正愛好它的人，為它而快樂的人才能真正學好它。孔子贊揚的顔淵就有這種發憤好學的樂觀精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其次，要“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述而》）即學習要有踏踏實實的精神，默默地記住學到的知識，努力學習而不滿足。第三，專心緻志，知難而進。孔子曰：“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裏仁》）讀書的人要立志於追求道義、真理，要專心緻志，不要為 世俗所纍。同時，他還認為追求學問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要敢於知難而進，“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針對冉求在學習問題上認為自己能力不夠的思想，孔子認為所謂能力不夠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來，你現在以能力不夠劃地自限，實際上是沒有堅持到底的緣故。在這裏孔子勉勵冉求要知難而進，衹有這樣才能得道。事實上孔子自己就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虛心求教，不恥下問。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這說明學無常師，作為人應隨時隨地註意嚮他人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孔子提倡和贊揚“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裏仁》）體現了孔子嚴謹的治學態度。
其二，關於學習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談中多處提及學習方法問題，最著名的莫過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為政》）與此同時，孔子還特別強調學思結合，勇於實踐。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衹讀書而不思考就會感到迷惑，衹是空想而不讀書就會精神疲殆。要求人們把學習積纍和鑽研思考相結合，不能偏廢。另外，孔子還非常重視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對一知半解，淺嘗輒止。
其三，關於學習的內容。孔子主張學習要博，要廣，不能偏頗、單一。他提出要用四種東西作為自己的學習綱要，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識，品德修養，忠誠篤厚，堅守信約。這四項內容對於自己和別人都具有重要意義。孔子在重視博學的同時，也強調學習要抓根本的東西，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裏孔子在回答子貢的問題時，說明自己的“多學”是相對的，在多學的基礎上，我是用一個道理來貫穿自己的學說的，這個道理就是學習的根本，學習重在抓住根本。這裏孔子間接地說明了博與精的關係，值得藉鑒。
其四，關於學習的目的。孔子認為，學習必須有明確的目的，但重點在於“學以致用”。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也就是說，熟讀《詩經》三百篇，交給他政治任務，卻辦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國，又不能獨立作主應對；這樣，雖然書讀得很多，又有什麽用處呢？又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也就是說，品德不去修養，學問不去講習，聽到正義的事不能去做，有錯誤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論和實際不能結合，這纔是我們憂慮的。由此可見，讀書的目的，不在於死記書本，而在於應用，在於實踐，在於“舉一反三”地靈活運用知識。關於這一思想，在孔子的學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現出來。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路》）也就是說當官時有餘力就應該學習，學習後有餘力就可以做官。這一思想實質上也體現了學與用的關係，要想當好官必須學習，學習的目的應是更好地當官，體現了學習與應用的關係，也體現了孔子辦私學的目的，即通過教育培養德纔兼備的人才，讓他們直接登上政治舞臺或作教師培養政治人才，當然在孔子看來，學習的目的也在於對道義、真理的追求，“士志於道”，“朝聞道，夕死可矣”（《裏仁》）
5、《論語》書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傢，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許多有才幹的學生，在教育實踐中取得了豐富經驗，《論語》一書對此有較多的概括。
其一，關於教育指導思想。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對象，使教育擴及於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其二，關於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也就是說對於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以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為貫徹這一思想，孔子很註意對自己學生的觀察瞭解，諸如“由也果”、“賜也達 ”、“求也藝”（《雍也》），在此基礎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辦事畏怯，所以要鼓勵他；子路膽大過人，自以為是，所以要故意抑製他。即：“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孔子還重視誘導式的啓發教育，不要求學生死讀書，而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子夏談詩“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從而體會到“禮”應該以忠信仁義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稱贊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與信《詩》已矣。”（《八佾》）能啓發我的人是子夏啊！現在我可以與你談論《詩經》了。顔淵聽老師講學後“亦足以發”（《為政》），子貢也說他“聞一以知十”（《公冶長》），所以孔子特別稱贊顔淵的聰明好學。這正是啓發誘導式教育的必然結果。孔子特別強調“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啓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例舉一個道理而他不能類推出三個道理，我就不再教誨他了。孔子還強調在實行啓發誘導的基礎上，必須註意循序漸進，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纔，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這種使學生竭力鑽研，“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循循善誘啓發教育的寫照，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關於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內容十分廣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貴族學校所用的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由此可見，孔子是以詩、書、禮、樂為普通教材教育學生的。至於“易、春秋”衹是在孔子的晚年纔進行研究並付諸教學的內容，所以孔子說：“五十以學《易》”（《述而》）。也可能因為《易》、《春秋》是比較精深的學科，衹有少數高材生才能學習，所以說“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傢》）。那麽，在這些教學內容中孔子最為重視的是什麽呢？從《論語》的許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詩》、《禮》是孔子教學的主要課程。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佾》）“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這些思想說明，孔子不僅重視《詩》《禮》的教育，而且重視這些內容的總結挖掘與研究，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內容的豐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其四，關於教育的培養目標。在孔子看來，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淨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於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子張》）。正因如此，當季康子問他的弟子仲由、子貢、冉求能否“從政”的時候，孔子滿口答應可以“從政”（《雍也》）。事實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門生中，從政者為數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對參政。這說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養目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相統一的，體現了教育的社會價值。當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體現着階級屬性，但作為社會的人，孔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倡導的許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類共性的成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予以辯證地分析和揚棄。
6、關於務政的思想及其價值
《論語》中關於務政的思想是“學以致用”思想的具體體現，對此，《論語》中對務政的標準也作了具體說明。
其一，關於務政的對象。孔子認為衹要懂禮、有道、正直，並具備一定的從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務政。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也就是說，衹要人具備一定的參政素質，諸如果斷、達理、多藝就可以參政。
其二，關於務政的基本要求和標準。從政者必須勤勉忠誠。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顔淵》）“先之勞之”，“無倦”（《子路》）。也就是說在位不鬆弛懈怠，執行政令要忠心，要帶頭、勤勉，辦事不要鬆懈。從政者必須溫良恭儉讓。陳子禽嚮子貢問道，“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也就是說孔子來到一國就一定會知道這裏的政事，就是因為先生有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五種美德。而這五種美德也間接地說明參與國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談論鄭國賢相子産時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是由於子産的這種莊重、恭敬、恩惠、道義和美德，才能使他處於鄭國的賢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舉止端莊。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衛靈公》）也就是說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張為他人接受，必須心意誠懇，行為端莊，這樣你的主張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遠大，依次而進。子夏當了莒父的縣長，嚮孔子請教怎樣理政。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們處理政務不要圖快，貪圖眼前利益，圖快反而不能達到預期目的，貪圖小利反而辦不成大事。而應眼光放遠，依次而進。另外，孔子還認為在處理政務時應當慎重，要深入實際，多聽多見，瞭解實情，以免犯錯誤。即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為政》）
7、關於治國與安邦的道理
孔子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傢，其有關治國的道理在《論語》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來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其一，治國的根本在於“人倫綱常”。齊景公問孔子怎樣治國，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顔淵》）即要治理好國傢，君主必須像個君主，臣子必須像個臣子，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這一思想雖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倫理觀念，但在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倫理綱常確實起到了治理國傢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在階級社會裏，不論處於什麽時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否則國將不國，政將不政，社會將混亂不堪。那麽孔子為什麽強調以“人倫綱常”治國呢？孔子回答子路的問題時作了說明，子路問孔子：“衛國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當然孔子也認為，重視倫理綱常的作用也不能脫離禮讓。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裏仁》）即用禮讓的精神治理國傢，國傢就不會有什麽問題，人倫綱常的禮才能得以保證。在這裏禮讓成為維係人倫綱常的精神紐帶。
其二，治國的前提在於君子主要嚴於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國傢，必須端正自己本身，嚴於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國政就不會有什麽睏難，如果自己不端正，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就不可能去端正別人，其國傢也無法治理。孔子還以舜為例說明君主嚴於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來，真正能從容安靜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衹有舜吧？那麽他做了些什麽呢？也不過是莊嚴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罷了。這裏舜的莊嚴端正行為正是他實現太平世道的關鍵所在。
當然，孔子還認為君主治國除了行為端莊之外，還應重視才智禮儀仁德的關係，這些都是治國不可偏廢的條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衛靈公》）即靠聰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雖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會失去的。靠聰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嚴肅的態度來治理百姓，那麽百姓就不會尊敬他。靠聰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護它，能用嚴肅的態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禮義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見治理好國傢對君主的要求應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還總結了歷代聖明君主治國的道理，重在寬厚、誠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有功，公則說。”（《堯曰》）
其三，治國的基本方法，“選纔、富國、育人，立法”。孔子認為君主管理國傢大事，要處處從大局着眼，重視選拔優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子路》）同時要重視富國，教育民衆。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給他駕車，孔子說：衛國的人口真多啊！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裏孔子強調在衛國這樣一個衆多人口的國傢，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讓他們富起來，然後使他們再受教育，提高他們的素質。另外，孔子也特別重視法製對國傢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顔淵請教老師怎樣治理國傢，孔子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藉鑒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華，捨其糟粕。在這裏孔子不僅強調了法製對治國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學習。
其四，治國的基本原則，講究信用，愛護人民。孔子認為治理好國傢，君主一定要重視人品、道德，要講究信用，愛護民衆，這是治國的基本原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即治理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傢，就要認真對待政事，並講究信用，取信於民。同時還要節省儉用，愛護人民，役使人民要不違背農時。衹有這這樣才能處理好君主與人民的關係。
總之，《論語》從多種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徵，在學習研究《論語》的過程中，很有必要把《論語》的思想體係化，科學化，更好地理解《論語》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為今用”，就要研究《論語》思想的時代價值，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服務。事實上，作為兩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傢、教育傢，孔子和我們今人有許多共同之處，其中的許多思想是當代人的精神和楷模。這說明古代的思想傢與我們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當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歷史局限性，這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華，而不是簡單地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
《論語》名言
1、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2、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譯文】 孔子說：“花言巧語、滿臉堆笑的，這種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3、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譯文】 曾子說：“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為別人出主意做事，是否忠實？交友是否守信？老師傳授的知識，是否復習了呢？”
4、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譯文】 孔子說：“君子吃不追求飽足，住不追求安逸，做事靈敏，言談謹慎，時時改正自己的錯誤，就算好學了。”
5、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譯文】 孔子說：“不怕沒人瞭解自己，就怕自己不瞭解別人。”
6、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譯文】 孔子說：“《詩經》三百（零五）首，用一句話可以概括，即：‘思想純正，沒有邪惡的東西。’”
7、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譯文】 孔子說：“我十五歲立志於學習，三十歲有所建樹，四十歲不遇事睏惑，五十理解什麽是天命，六十明辨是非，七十隨心所欲，不超過規矩。”
8、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譯文】 孔子說：“溫習舊知識時，能有新收穫，就可以做老師了。”
9、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譯文】 孔子說：“君子團结群衆而不互相勾結，小人互相勾結而不團结群衆。”
10、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譯文】 孔子說：“讀書不深入思考，越學越糊塗；思考不讀書，就危險。”
11、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譯文】 孔子說：“知道的就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的，這種態度是明智的。”
12、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譯文】 孔子說：“人無信譽，不知能幹什麽？
13、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譯文】 孔子說季氏：“他用天子的舞蹈陣容在自己的宗廟裏舞蹈，這樣的事可以容忍，什麽事不能容忍？”
14、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譯文】 孔子說：“《關雎》這篇詩，主題快樂卻不放蕩，憂愁卻不悲傷。”
15、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譯文】 孔子說：“以前的事不要再評說了，做完的事不要再議論了，過去了就不要再追咎。”
16、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譯文】 孔子說：“早晨理解真理，晚上死也值得。”
17、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譯文】 孔子說：“君子通曉道義，小人通曉私利。”
18、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自省也。”
【譯文】 孔子說：“見到賢人，要嚮他看齊；見到不賢的人，要反省自己。”
19、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
【譯文】孔子說：“朽木無法雕琢，糞土的墻壁無法粉刷，我能拿他怎樣？”
20、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譯文】 孔子說：“靈敏又好學，嚮比自己學問差的人請教時，不覺得沒面子，所以稱為‘文’。”
21、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以.”
22、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譯文】 孔子說：“寧武子這人，國傢太平時，就聰明，國傢混亂時，就愚笨。他的聰明可以趕得上，他的愚笨別人趕不上。”
23、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譯文】 孔子說：“一個人的內在質樸勝過外在的文采就會粗野，文采勝過質樸就會浮華。衹有文采和質樸配合恰當，纔是君子。”
24、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譯文】 孔子說：“知道學習不如喜歡學習，喜歡學習不如以學習為快樂。”
25、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
【譯文】 孔子說：“智慧的人喜歡水，仁慈的人喜歡山；明智的人好動，仁慈的人好靜；智慧的人快樂，仁慈的人長壽。”
26、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譯文】 孔子說：“將知識默記在心，學習時，不感到滿足；教人時，不感到疲倦，這三個方面我做到了哪些呢？”
27、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譯文】 孔子說：“不到他苦思冥想時，不去啓發；不到欲說無語時，不去開導。不能舉一例能理解三個類似的問題，就不要再重複教他了。”
28、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譯文】 孔子在齊國聽《韶樂》，好長時間吃肉不覺滋味。他說：“沒想到好音樂這樣迷人。”
29、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
【譯文】 葉公問子路：孔子是怎樣的人，子路不回答。孔子說：“你怎麽不說：他這個人啊，發憤時就忘記吃飯，高興起來就忘記了憂愁，竟然連自己衰老了也不知道，如此而矣。”
30、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譯文】 孔子說：“三人走路，必有可作為我的老師的人。選擇他的優點嚮他學習，藉鑒他的缺點進行自我改正。”
31、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譯文】 孔子教學有四項內容：文獻、品行、忠誠、信實。
32、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譯文】 孔子說：“君子胸懷寬廣，小人憂愁悲傷。”
33、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譯文】曾子說：“鳥將死時，叫聲都很悲哀；人快死時，說話都很善良。”
34、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譯文】 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大剛強而有毅力，因為他責任重大，道路遙遠。把實現仁作為自己的責任，難道還不重大嗎？奮鬥終身，死而後已，難道路程還不遙遠嗎？”
35、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譯文】 孔子說：“不在那個位置上，就不要想那個位置上的事。”
36、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譯文】孔子說：“年輕人是值得敬畏的，怎麽就知道後一代不如前一代呢？”
37、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譯文】 孔子說：“三軍可以剝奪主帥，匹夫不可剝奪志嚮。”
38、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譯文】 孔子說：“明智的人不會迷惑，仁愛的人不會憂愁，勇敢的人不會畏懼。”
39、子曰：“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
【譯文】孔子說：“到了寒冷的季節，纔知道鬆柏是最後凋謝的。”
40、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譯文】 孔子說：“君子幫助人取得成績，不促使人陷入失敗。小人相反。”
孟軻撰，由弟子輯錄而成，七篇，十四捲。有漢趙岐註、宋孫奭疏、朱熹集註，與大學 、中庸、論語合稱「四書 」。
孟軻（西元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人，生於周烈王四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受學於子思弟子。提倡王道、重仁義、輕功利、創性善之說，後世尊稱為「亞聖」。着有孟子七篇。亦稱為「孟子」。
孟軻（西元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人，生於周烈王四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受學於子思弟子。提倡王道、重仁義、輕功利、創性善之說，後世尊稱為「亞聖」。着有孟子七篇。亦稱為「孟子」。
《中庸》原是《小戴禮記》中的一篇。舊說《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實是秦漢時儒傢的作品，它也是中國古代討論教育理論的重要論著。
北宋程顥、程頤極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註》，並把《中庸》和《大學》、《論語》、《孟子》並列稱為“四書”。宋、元以後，《中庸》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對古代教育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關於《中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捲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1．主題思想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學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內容並非現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於修養人性。其中包括學習的方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也包括儒傢做人的規範如“五達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達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養的最高境界是至誠或稱至德。
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是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這一主題思想主要體現在《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簡意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這一主題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謂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謂道”是說人們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們的善良的天性辦事情。“修道之謂教”是說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則去進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遠，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自我教育貫穿於人一生之中，人們一刻也離不開自我教育。要將自我教育貫穿於人生的全部過程，就需要有一種強有力的自我約束、自我監督的精神。這種精神就叫做慎獨。也就是說，在自己一人獨處的情況下，別人看不到自己的行為、聽不見自己的言語，自己也能謹慎地進行內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約束、自我監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監督的目標。“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標的重大意義。“緻中心，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歌頌達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標後的無量功德，也就是具備至仁、至善、至誠、至道、至德、至聖的品德後的效應。中和是自我價值的實現，緻中和是社會價值的體現。
宋朝臨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時也對中庸作了極高的評價。他說：“中庸之德至矣，而其義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義；以戒懼謹獨，明執中之道；以中和，明體用之一貫；以位育，明仁誠之極功。”
朱熹對這一章也有極高的評價。他在《中庸章句》中說：“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本要是也。”
當然，他們不可能像我們今天這樣明確地指出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就是自我修養、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監督、自我完善，以求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誠、至仁、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2．理論基礎
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通常人們講天人合一主要是從哲學上講，大都從《孟子》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講起，而忽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更忽視了天人合一的真實含義。天人合一的真實含義是合一於至誠、至善，達到“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的境界。“與天地參”是天人合一。這纔是《中庸》天人合一的真實含義。因而《中庸》始於“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終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這就是聖人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這纔是真正意義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樣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人們自覺修養所達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樣造福於人類和自然理想境界。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天道與人道合一
天道就是誠，人道就是追求誠。這就是原天以啓人，盡人以合天。也就是要求人道與天道相吻合。《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鄭玄說：“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孔穎達說：“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誠之性，是上天之疲乏不為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生殺信著四時，是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復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閑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復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
按照鄭玄和孔穎達的解釋，中庸之道的天道與人道合一為兩種類型：一是聖人的天人合一，二是賢人的天人合一。聖人的天人合一是本能的天人合一。賢人的天人合一是通過學習而達到的天人合一。應該說，還有凡人的天人合一。《中庸》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睏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可以說，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是聖人，學而知之、利而行之的是賢人，睏而知之、勉強而行之的是凡人。不論是聖人、賢人，還是凡人，都能達到至誠、至善的天人合一境界。惟睏而不學者不能緻天人合一之境界也。
（2）天性與人性合一
天道與人道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將天性與人性合一。天性是至善、至誠、至仁、至真的，那人性也應該是至善、至誠、至仁、至真的。衹有使人性達到了那至善、至誠、至仁、至真的天性，才能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天人合一，才能創製天下的大綱，建立天下的大本，才能通曉天地化育萬物的道理，才能達到中庸之道。
（3）理性與情感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還表現在理性與情感的合一。人們的喜怒哀樂是人的自然屬性，是情感的表現，為了追求與天道、天性合一的至誠、至善、至仁、至真的人性，因而需要對情感加以約束和限製，所以《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衹有“緻中和”才能天人合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4）鬼神與聖人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還包括了鬼神與聖人合一。《中庸》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質證於鬼神沒有疑問，就算是懂得認識了天；等到百代以後聖人出來也不會有疑問，就算是認識了人。說明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中的天包括鬼神，人則包括聖人。真正意義上的天人合一含有聖人合一。鬼神是天地和祖先的總稱。所以古人的天的要領裏也包含了死人（祖先）的成分，天字本身就是大人站在天下，頭頂藍天。
（5）外內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還包括外內合一。《中庸》第二十五章揭示了外內合一。其文雲：“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而已也，所在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合外內之道，即外內合一，外內合天誠。所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又合一於誠。這種外內合一又可以視為品德意識與品德行為的合一，或者說成己與成物的合一，或者說是知與行的合一。
因而清朝楊驊《中庸提要》雲：“《中庸》全書，以‘道不遠人’句為宗旨，言人必溯源天天者，《戴記．禮運篇》夫子之言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子思明道，必原天地而兼鬼神以立說者，大抵皆宗此義。天命之謂性，即天地之德。命字已該交會秀氣在內。‘仁者人也’，即天地之心。喜怒哀樂，即五行之端，而慎獨二字，尤示人節欲以踐形而盡性之要旨也。全書中以‘仁者人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兩‘人’字為樞紐。曰‘人莫不飲食也’，曰‘以人治人’，曰‘不可以不知人’，曰‘待其人而後行’，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每段提掇‘人’字，皆以闡‘道不遠人’之旨。書之首以‘天’起，尾以‘天’結，言天、言天道者，不一而足。言知人即言知天，言人之道即言天之道。皆闡天人合一之旨。而鬼神為德，又以闡天人合一之真機也。配天者聖，浩浩其天者聖，而別無所謂道，別無所謂聖也，待其人而後行，聖人亦聖乎人而已。人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所以為人者仁也。人所以能仁者誠也。性為人性，道為人，教者教以為人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子思明道，所以存人也。因其不遠人，而目之曰庸，謂之曰不可離，始於慎獨，極天參贊，祗完得生人本來面目，毫無加損於間焉。子思以中庸名書，‘ 庸德之行庸言之慎’，庸字於道不遠人章點睛，自係全書宗旨。”
3．具體內容
中庸之道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五達道、三達德、九經等。
（1）五達道
五達道主要是運用中庸之道調節五種人際關係。這五種基本人際關係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將君臣關係視為上下關係，這五種人際關係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際關係。《中庸》第十二章詳細論述了夫婦的人際關係，將夫婦關係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其文雲：“君子之遇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年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十三章論述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達道。綜觀斯兩章，五達道備焉。
五達道就是天下通行的五種人際關係。通過正確處理這五種人際關係，達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誠如《禮運》所言：“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傢，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闢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捨禮何以治之？”
（2）三達德
調節這些人際關係靠什麽？靠人們內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達德。三達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來調節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間的關係的。智、仁、勇靠什麽來培植呢？靠誠實、善良的品德意識來培植加固。所以《中庸》第二十章闡明道：“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睏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睏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傢矣。’”
（3）九經
九經就是中庸之道用來治理天下國傢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這九項工作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護親族，敬重大臣，體恤衆臣，愛護百姓，勸勉各種工匠，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安撫諸侯。修養自身，就能夠達到美好的人格；尊重人，就不至於迷惑；愛護親族，叔伯兄弟之間就不會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於糊塗；體恤群臣，士就會盡力予以報答；愛護老百姓，老百姓就會受到勉勵；勸勉各種工匠，財貨就能充足；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四方就會歸順，；安撫諸侯，天下就會敬服。要做好這九項工作，就必須用至誠、至仁、至善的愛心去充分體現中庸的美好人格。做好這九項工作，事實上也就處理調節好了九種人際關係。調節這九種人際關係是使天下國傢達到太平和合理想的重要保證。“九經”的提出，是對《尚書．堯典》的“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太平和合理想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太平和合理想的繼承和發展。
4．主要原則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則有三條：一是慎獨自修，二是忠恕寬容，三是至誠盡性。並分別論述於下。
（1）慎獨自修
這一原則要求人們在自我修養的過程中，堅持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自我約束。《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這一原則。其文雲：“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人們必須嚴格地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尤其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更應該謹慎地進行自我反省、自我約束、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在別人聽不到自己講話的地方也十分謹慎，不說違背道德的話；在別人看不見自己物為的地方，也時刻屬守中庸之道，做到至誠、至仁、至善、至聖，就必須堅持慎獨自修的原則。堅持這一原則，其樂無窮，其用無窮，其功無窮。故《中庸》第三十三章雲：“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雲：‘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年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雲：‘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威於鉞。《詩》曰：‘不顯惟德，百闢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雲：‘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 德??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自。’至矣！”
（2）忠恕寬容
這一原則要求人們將心比心、互相諒解、互相關心、互不損害、忠恕寬容、體仁而行、並行而不相悖。這一原則分別見一《中庸》十三章、三十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雲：伐柯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這一思想源於孔子，曾子將其概括以傳於世。《論語．裏仁》記載孔子告誡曾子的話：“吾道一以貫之。”別的學生問曾參，這是什麽意思。曾參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為仁之方。說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說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為仁、行仁。孔子說恕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能近取譬”就是將心比心，就是忠恕之道的具體實施。
忠恕之道在《大學》裏被稱作“ 矩之道”。《大學》說：“所惡於上，毋（勿）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這謂矩之道。“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不論是忠恕之道還是挈矩之道，其實質都是仁慈博愛，都是要求人們做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冶長》）。
《中庸》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學》的挈矩之道。進一步提出了“以人治人”，要求人們用愛自己的心去愛他人，用責備他人的心來責備自己，用自己的真誠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衹要堅持忠恕之道，人們就會相安無事、和平共處，人們就會達到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所以《中庸》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鍬，行乎夷鍬。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3）至誠盡性
至誠盡性的原則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則。“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衹有堅持至誠原則，才能充分發揮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夠充分發揮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發揮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夠發揮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發揮萬物良天性；能夠充分發揮萬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參與天地化育萬物。便達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達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並列為三了。這就堅持至誠盡性原則所達到的理想境界，達到了這一理想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間的真正位置。
亦澤“中道”，古希臘哲學範疇，畢達歌拉斯學派把現存事物看作是對方之間的“恰如其分的均衡”，柏拉圖開始把這種均衡概念移植到倫理學中，亞裏士多德則把中庸和節制相聯繫，並製定了係統的理論。認為萬物皆有其中庸之道，如“10”這個數“5”居其中；人的心理狀態、情感中欲望過度是荒淫，不及則是禁欲．節制則是適度。中庸有兩種，自然界的中庸是絶對的，人事的中庸則是相對的；在倫理中觀上，人的一切行為都有過度、不及和適度三種狀態．過度和不及都是惡行的特徵，衹有中庸纔是美德的特徵和道德的標準，美德是一種適中，是以居間者為目的。他還把這種中庸原則運用於政治國傢學說。認為由中等階級治理的國傢最好，因為擁有適度的財産是最好的，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則。最不會逃避治國的工作或擁有過分的野心．是國傢最安穩的公民階級，中等階級的公民組成的城邦．是結構個最好的和組織得最好的，因此有希望治理得很好。
關於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傢闡述“中庸之道”，並提出人性修養的教育理論著作。《中庸》鄭玄註：“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
《中庸》強調中庸之道是人們片刻也不能離開的，但要實行“中庸之道”，還必須尊重天賦的本性，通過後天的學習， 《中庸》所說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天命之謂性”，是說人性是由天賦予的。“率性之謂道”,是說循着這種天性而行就合於道,認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於治儒傢之道，所以說“修道之謂教”。實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問題，也是修道的問題，這是發展了孔子“內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之道 就是忠恕之道
《中庸》要人們貫徹孔門相傳的“忠恕之道”，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思想的發揮，要求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上合於“中庸之道”。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須好“三達德”，實行“五達道”，才能達到“中庸”的境界。所謂“五達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處理這五方面關係的準則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達道”的實行,要靠“三達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達德”,達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誠”。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們努力進行主觀心性的養成，以達到“至誠”的境界。
《中庸》還闡述了學習程序，並強調“擇善而固執之”的勤奮不懈精神。它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為學必有的過程。它又說：“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為學程序與頑強的學習精神，至今仍有藉鑒意義。
《中庸》是國學中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儒傢闡述“中庸之道”，並提出人性修養的教育理論著作。《中庸》鄭玄註：“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
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是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是我們民族的古典哲學，曾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也為世界文化寶庫貢獻了輝煌的篇章，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光芒四射，為世人所矚目。
中庸，以“過猶不及”為核心，做人處事追求適量、守度、得當，不偏不倚為宜，越位和缺位都不合適。
中庸，既深奧又通俗，是治國之道又是修身之法。吃飯看胃口，做飯講火候，種莊稼要把握溫度和濕度。治理國傢，既要追求發展速度，又要兼顧社會安寧。要做到恰到好處就該講中庸。把握中庸機製，比如實行宏觀調控使先富幫後富，達到共同富，社會才能和諧。宏觀調控就是一種中庸機製。經濟全球化要健康發展，必須不斷改善國際經濟的秩序，單邊主義不行，恐怖主義又不行，必須實行國際民主化。國際民主就是國際的經濟生活的中庸機製。
中庸，既不是簡單地折中，也不是庸俗的中間路綫。中庸追求的目標是在不同時空環境中，盡善盡美與無可奈何之間的最佳方案。它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現代科學係統論，經濟學中的宏觀調控，政治學中的統一戰綫等都有中庸的部分機理在其中，中庸是古代的軟科學。
“中立而不倚”（《中庸》），獨立自主，不偏不倚，纔是真正的強者。
“過猶不及”（《論語》），過和不及效果都是一樣的。李瑞環主張政協工作要到位。不缺位也不越位，與此完全相合。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這是舜執政的經驗，深入百姓。掌握過與不及 兩端，才能集中正確的意見，製訂合理的政策。
“和而不同”（《論語》）。和諧相處又不盲從。
“君子而時中”（《中庸》），君子隨時執守中庸。
“攻乎異端”（《論語》），批判異端邪說。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各司其職，做好本職工作，在位謀政。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權：秤錘，引申為權衡。這是孟子對中庸的發展。
此外，文質彬彬、言必有中；父慈子孝、君仁忠臣等，都體現了中庸的哲理。
b)、中庸的歷史價值:
中庸是和合文化的哲學升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和合文化的特點就是多樣的包容，矛盾的對立統一和天地間萬物的生生不息。中庸所體現的正是這些過程中的中正、平衡、有序、適度、合律的和諧。
中庸是哲學不是宗教。中庸本於《易經》，強調無地的發展與化育。可見中庸是以人為本的哲學，而不是以神為本的宗教。
中庸、中道是人類認識世界歷史的一個發展階段，與一定的生産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由青銅器嚮鐵器發展時代的哲學。在古希臘被視為最高美德，在佛教中被視為最高真理。而中庸的提出要早於二者一百多年。
中庸在認識理論上，實現了“兩過渡”：由問神嚮問人過度，由直觀經驗嚮邏輯抽象過渡。中庸在社會領域，適應了“三轉變”：傢族製嚮家庭製、分封製嚮集權製、傳親嚮傳賢的轉變；推動了“一結合”：分散的一傢一戶小生産與高度集權封建專製的結合；促進了“兩分離”：思想傢與政治傢、議政與行政的相對分離。從而明朗化了封建中央集權製下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統一。突顯了宰相在調解皇帝與萬民關係中的中庸作用。宰相作用的正確發揮是封建王朝穩定興旺的重要原因之一。千古名相魏徵則是宰相中最傑出的代表。他與唐太宗共同造就了唐初盛世——貞觀之治。
中庸，培養了源源不斷的人才。這就是中庸之所以成為我國傳統法律依據的最高標準，以及盛行兩千多年的根本原因。
“中庸”即中和，不是平庸碌碌無為，而追求的是不虧不盈，可進可退，不急不緩、不過不及、不驕不餒，得人生大智慧與為人處事中較為完美的平衡點。
中庸是修身之法又是治國之道，歷來為先進政治傢所重視。梁啓超、孫中山視為國寶。毛澤東改造中國也從改造中庸入手，曾用“矯枉過正”指導農民運動，又以“過猶不及”領導延安整風。《毛選》開篇第一句就是分清敵我友。友，即是我與敵之中，團结友就是戰勝敵人的法寶之一。
中庸的進步性與局限性都是當時時代生産力發展水平所决定的。而且時代的合理性多於歷史的局限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曾不乏成功的與共産主義信仰對接，而今又以頑強的時空穿透力作用於當今時代而成為普世倫理金律。一國兩製、小康社會、與時俱進、和諧世界；和平與發展、競爭與合作、互利共贏，等等。其中都寓於了中庸的哲理與方略。
孔子文章中宥坐之器其器曰為：虛則傾，中則正，滿則覆 即中庸之意
北宋程顥、程頤極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註》，並把《中庸》和《大學》、《論語》、《孟子》並列稱為“四書”。宋、元以後，《中庸》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對古代教育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關於《中庸》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捲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1．主題思想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學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內容並非現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於修養人性。其中包括學習的方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也包括儒傢做人的規範如“五達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達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養的最高境界是至誠或稱至德。
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是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這一主題思想主要體現在《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簡意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這一主題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謂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謂道”是說人們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們的善良的天性辦事情。“修道之謂教”是說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則去進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遠，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自我教育貫穿於人一生之中，人們一刻也離不開自我教育。要將自我教育貫穿於人生的全部過程，就需要有一種強有力的自我約束、自我監督的精神。這種精神就叫做慎獨。也就是說，在自己一人獨處的情況下，別人看不到自己的行為、聽不見自己的言語，自己也能謹慎地進行內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約束、自我監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監督的目標。“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標的重大意義。“緻中心，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歌頌達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標後的無量功德，也就是具備至仁、至善、至誠、至道、至德、至聖的品德後的效應。中和是自我價值的實現，緻中和是社會價值的體現。
宋朝臨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時也對中庸作了極高的評價。他說：“中庸之德至矣，而其義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義；以戒懼謹獨，明執中之道；以中和，明體用之一貫；以位育，明仁誠之極功。”
朱熹對這一章也有極高的評價。他在《中庸章句》中說：“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本要是也。”
當然，他們不可能像我們今天這樣明確地指出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就是自我修養、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監督、自我完善，以求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誠、至仁、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2．理論基礎
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通常人們講天人合一主要是從哲學上講，大都從《孟子》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講起，而忽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更忽視了天人合一的真實含義。天人合一的真實含義是合一於至誠、至善，達到“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的境界。“與天地參”是天人合一。這纔是《中庸》天人合一的真實含義。因而《中庸》始於“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終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這就是聖人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這纔是真正意義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樣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人們自覺修養所達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樣造福於人類和自然理想境界。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天道與人道合一
天道就是誠，人道就是追求誠。這就是原天以啓人，盡人以合天。也就是要求人道與天道相吻合。《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鄭玄說：“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孔穎達說：“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誠之性，是上天之疲乏不為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生殺信著四時，是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復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閑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復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
按照鄭玄和孔穎達的解釋，中庸之道的天道與人道合一為兩種類型：一是聖人的天人合一，二是賢人的天人合一。聖人的天人合一是本能的天人合一。賢人的天人合一是通過學習而達到的天人合一。應該說，還有凡人的天人合一。《中庸》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睏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可以說，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是聖人，學而知之、利而行之的是賢人，睏而知之、勉強而行之的是凡人。不論是聖人、賢人，還是凡人，都能達到至誠、至善的天人合一境界。惟睏而不學者不能緻天人合一之境界也。
（2）天性與人性合一
天道與人道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將天性與人性合一。天性是至善、至誠、至仁、至真的，那人性也應該是至善、至誠、至仁、至真的。衹有使人性達到了那至善、至誠、至仁、至真的天性，才能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天人合一，才能創製天下的大綱，建立天下的大本，才能通曉天地化育萬物的道理，才能達到中庸之道。
（3）理性與情感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還表現在理性與情感的合一。人們的喜怒哀樂是人的自然屬性，是情感的表現，為了追求與天道、天性合一的至誠、至善、至仁、至真的人性，因而需要對情感加以約束和限製，所以《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衹有“緻中和”才能天人合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4）鬼神與聖人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還包括了鬼神與聖人合一。《中庸》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質證於鬼神沒有疑問，就算是懂得認識了天；等到百代以後聖人出來也不會有疑問，就算是認識了人。說明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中的天包括鬼神，人則包括聖人。真正意義上的天人合一含有聖人合一。鬼神是天地和祖先的總稱。所以古人的天的要領裏也包含了死人（祖先）的成分，天字本身就是大人站在天下，頭頂藍天。
（5）外內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還包括外內合一。《中庸》第二十五章揭示了外內合一。其文雲：“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而已也，所在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合外內之道，即外內合一，外內合天誠。所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又合一於誠。這種外內合一又可以視為品德意識與品德行為的合一，或者說成己與成物的合一，或者說是知與行的合一。
因而清朝楊驊《中庸提要》雲：“《中庸》全書，以‘道不遠人’句為宗旨，言人必溯源天天者，《戴記．禮運篇》夫子之言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子思明道，必原天地而兼鬼神以立說者，大抵皆宗此義。天命之謂性，即天地之德。命字已該交會秀氣在內。‘仁者人也’，即天地之心。喜怒哀樂，即五行之端，而慎獨二字，尤示人節欲以踐形而盡性之要旨也。全書中以‘仁者人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兩‘人’字為樞紐。曰‘人莫不飲食也’，曰‘以人治人’，曰‘不可以不知人’，曰‘待其人而後行’，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每段提掇‘人’字，皆以闡‘道不遠人’之旨。書之首以‘天’起，尾以‘天’結，言天、言天道者，不一而足。言知人即言知天，言人之道即言天之道。皆闡天人合一之旨。而鬼神為德，又以闡天人合一之真機也。配天者聖，浩浩其天者聖，而別無所謂道，別無所謂聖也，待其人而後行，聖人亦聖乎人而已。人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所以為人者仁也。人所以能仁者誠也。性為人性，道為人，教者教以為人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子思明道，所以存人也。因其不遠人，而目之曰庸，謂之曰不可離，始於慎獨，極天參贊，祗完得生人本來面目，毫無加損於間焉。子思以中庸名書，‘ 庸德之行庸言之慎’，庸字於道不遠人章點睛，自係全書宗旨。”
3．具體內容
中庸之道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五達道、三達德、九經等。
（1）五達道
五達道主要是運用中庸之道調節五種人際關係。這五種基本人際關係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將君臣關係視為上下關係，這五種人際關係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際關係。《中庸》第十二章詳細論述了夫婦的人際關係，將夫婦關係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其文雲：“君子之遇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年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十三章論述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達道。綜觀斯兩章，五達道備焉。
五達道就是天下通行的五種人際關係。通過正確處理這五種人際關係，達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誠如《禮運》所言：“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傢，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闢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捨禮何以治之？”
（2）三達德
調節這些人際關係靠什麽？靠人們內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達德。三達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來調節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間的關係的。智、仁、勇靠什麽來培植呢？靠誠實、善良的品德意識來培植加固。所以《中庸》第二十章闡明道：“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睏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睏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傢矣。’”
（3）九經
九經就是中庸之道用來治理天下國傢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這九項工作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護親族，敬重大臣，體恤衆臣，愛護百姓，勸勉各種工匠，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安撫諸侯。修養自身，就能夠達到美好的人格；尊重人，就不至於迷惑；愛護親族，叔伯兄弟之間就不會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於糊塗；體恤群臣，士就會盡力予以報答；愛護老百姓，老百姓就會受到勉勵；勸勉各種工匠，財貨就能充足；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四方就會歸順，；安撫諸侯，天下就會敬服。要做好這九項工作，就必須用至誠、至仁、至善的愛心去充分體現中庸的美好人格。做好這九項工作，事實上也就處理調節好了九種人際關係。調節這九種人際關係是使天下國傢達到太平和合理想的重要保證。“九經”的提出，是對《尚書．堯典》的“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太平和合理想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太平和合理想的繼承和發展。
4．主要原則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則有三條：一是慎獨自修，二是忠恕寬容，三是至誠盡性。並分別論述於下。
（1）慎獨自修
這一原則要求人們在自我修養的過程中，堅持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自我約束。《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這一原則。其文雲：“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人們必須嚴格地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尤其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更應該謹慎地進行自我反省、自我約束、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在別人聽不到自己講話的地方也十分謹慎，不說違背道德的話；在別人看不見自己物為的地方，也時刻屬守中庸之道，做到至誠、至仁、至善、至聖，就必須堅持慎獨自修的原則。堅持這一原則，其樂無窮，其用無窮，其功無窮。故《中庸》第三十三章雲：“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雲：‘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年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雲：‘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威於鉞。《詩》曰：‘不顯惟德，百闢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雲：‘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 德??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自。’至矣！”
（2）忠恕寬容
這一原則要求人們將心比心、互相諒解、互相關心、互不損害、忠恕寬容、體仁而行、並行而不相悖。這一原則分別見一《中庸》十三章、三十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雲：伐柯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這一思想源於孔子，曾子將其概括以傳於世。《論語．裏仁》記載孔子告誡曾子的話：“吾道一以貫之。”別的學生問曾參，這是什麽意思。曾參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為仁之方。說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忠恕之道，也就是說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為仁、行仁。孔子說恕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能近取譬”就是將心比心，就是忠恕之道的具體實施。
忠恕之道在《大學》裏被稱作“ 矩之道”。《大學》說：“所惡於上，毋（勿）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這謂矩之道。“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不論是忠恕之道還是挈矩之道，其實質都是仁慈博愛，都是要求人們做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冶長》）。
《中庸》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學》的挈矩之道。進一步提出了“以人治人”，要求人們用愛自己的心去愛他人，用責備他人的心來責備自己，用自己的真誠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衹要堅持忠恕之道，人們就會相安無事、和平共處，人們就會達到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所以《中庸》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鍬，行乎夷鍬。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3）至誠盡性
至誠盡性的原則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則。“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衹有堅持至誠原則，才能充分發揮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夠充分發揮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發揮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夠發揮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發揮萬物良天性；能夠充分發揮萬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參與天地化育萬物。便達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達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並列為三了。這就堅持至誠盡性原則所達到的理想境界，達到了這一理想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間的真正位置。
亦澤“中道”，古希臘哲學範疇，畢達歌拉斯學派把現存事物看作是對方之間的“恰如其分的均衡”，柏拉圖開始把這種均衡概念移植到倫理學中，亞裏士多德則把中庸和節制相聯繫，並製定了係統的理論。認為萬物皆有其中庸之道，如“10”這個數“5”居其中；人的心理狀態、情感中欲望過度是荒淫，不及則是禁欲．節制則是適度。中庸有兩種，自然界的中庸是絶對的，人事的中庸則是相對的；在倫理中觀上，人的一切行為都有過度、不及和適度三種狀態．過度和不及都是惡行的特徵，衹有中庸纔是美德的特徵和道德的標準，美德是一種適中，是以居間者為目的。他還把這種中庸原則運用於政治國傢學說。認為由中等階級治理的國傢最好，因為擁有適度的財産是最好的，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則。最不會逃避治國的工作或擁有過分的野心．是國傢最安穩的公民階級，中等階級的公民組成的城邦．是結構個最好的和組織得最好的，因此有希望治理得很好。
關於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傢闡述“中庸之道”，並提出人性修養的教育理論著作。《中庸》鄭玄註：“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
《中庸》強調中庸之道是人們片刻也不能離開的，但要實行“中庸之道”，還必須尊重天賦的本性，通過後天的學習， 《中庸》所說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天命之謂性”，是說人性是由天賦予的。“率性之謂道”,是說循着這種天性而行就合於道,認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於治儒傢之道，所以說“修道之謂教”。實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問題，也是修道的問題，這是發展了孔子“內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之道 就是忠恕之道
《中庸》要人們貫徹孔門相傳的“忠恕之道”，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思想的發揮，要求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上合於“中庸之道”。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須好“三達德”，實行“五達道”，才能達到“中庸”的境界。所謂“五達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處理這五方面關係的準則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達道”的實行,要靠“三達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達德”,達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誠”。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們努力進行主觀心性的養成，以達到“至誠”的境界。
《中庸》還闡述了學習程序，並強調“擇善而固執之”的勤奮不懈精神。它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為學必有的過程。它又說：“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為學程序與頑強的學習精神，至今仍有藉鑒意義。
《中庸》是國學中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儒傢闡述“中庸之道”，並提出人性修養的教育理論著作。《中庸》鄭玄註：“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
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是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聖、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是我們民族的古典哲學，曾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也為世界文化寶庫貢獻了輝煌的篇章，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光芒四射，為世人所矚目。
中庸，以“過猶不及”為核心，做人處事追求適量、守度、得當，不偏不倚為宜，越位和缺位都不合適。
中庸，既深奧又通俗，是治國之道又是修身之法。吃飯看胃口，做飯講火候，種莊稼要把握溫度和濕度。治理國傢，既要追求發展速度，又要兼顧社會安寧。要做到恰到好處就該講中庸。把握中庸機製，比如實行宏觀調控使先富幫後富，達到共同富，社會才能和諧。宏觀調控就是一種中庸機製。經濟全球化要健康發展，必須不斷改善國際經濟的秩序，單邊主義不行，恐怖主義又不行，必須實行國際民主化。國際民主就是國際的經濟生活的中庸機製。
中庸，既不是簡單地折中，也不是庸俗的中間路綫。中庸追求的目標是在不同時空環境中，盡善盡美與無可奈何之間的最佳方案。它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現代科學係統論，經濟學中的宏觀調控，政治學中的統一戰綫等都有中庸的部分機理在其中，中庸是古代的軟科學。
“中立而不倚”（《中庸》），獨立自主，不偏不倚，纔是真正的強者。
“過猶不及”（《論語》），過和不及效果都是一樣的。李瑞環主張政協工作要到位。不缺位也不越位，與此完全相合。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這是舜執政的經驗，深入百姓。掌握過與不及 兩端，才能集中正確的意見，製訂合理的政策。
“和而不同”（《論語》）。和諧相處又不盲從。
“君子而時中”（《中庸》），君子隨時執守中庸。
“攻乎異端”（《論語》），批判異端邪說。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各司其職，做好本職工作，在位謀政。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權：秤錘，引申為權衡。這是孟子對中庸的發展。
此外，文質彬彬、言必有中；父慈子孝、君仁忠臣等，都體現了中庸的哲理。
b)、中庸的歷史價值:
中庸是和合文化的哲學升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和合文化的特點就是多樣的包容，矛盾的對立統一和天地間萬物的生生不息。中庸所體現的正是這些過程中的中正、平衡、有序、適度、合律的和諧。
中庸是哲學不是宗教。中庸本於《易經》，強調無地的發展與化育。可見中庸是以人為本的哲學，而不是以神為本的宗教。
中庸、中道是人類認識世界歷史的一個發展階段，與一定的生産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由青銅器嚮鐵器發展時代的哲學。在古希臘被視為最高美德，在佛教中被視為最高真理。而中庸的提出要早於二者一百多年。
中庸在認識理論上，實現了“兩過渡”：由問神嚮問人過度，由直觀經驗嚮邏輯抽象過渡。中庸在社會領域，適應了“三轉變”：傢族製嚮家庭製、分封製嚮集權製、傳親嚮傳賢的轉變；推動了“一結合”：分散的一傢一戶小生産與高度集權封建專製的結合；促進了“兩分離”：思想傢與政治傢、議政與行政的相對分離。從而明朗化了封建中央集權製下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統一。突顯了宰相在調解皇帝與萬民關係中的中庸作用。宰相作用的正確發揮是封建王朝穩定興旺的重要原因之一。千古名相魏徵則是宰相中最傑出的代表。他與唐太宗共同造就了唐初盛世——貞觀之治。
中庸，培養了源源不斷的人才。這就是中庸之所以成為我國傳統法律依據的最高標準，以及盛行兩千多年的根本原因。
“中庸”即中和，不是平庸碌碌無為，而追求的是不虧不盈，可進可退，不急不緩、不過不及、不驕不餒，得人生大智慧與為人處事中較為完美的平衡點。
中庸是修身之法又是治國之道，歷來為先進政治傢所重視。梁啓超、孫中山視為國寶。毛澤東改造中國也從改造中庸入手，曾用“矯枉過正”指導農民運動，又以“過猶不及”領導延安整風。《毛選》開篇第一句就是分清敵我友。友，即是我與敵之中，團结友就是戰勝敵人的法寶之一。
中庸的進步性與局限性都是當時時代生産力發展水平所决定的。而且時代的合理性多於歷史的局限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曾不乏成功的與共産主義信仰對接，而今又以頑強的時空穿透力作用於當今時代而成為普世倫理金律。一國兩製、小康社會、與時俱進、和諧世界；和平與發展、競爭與合作、互利共贏，等等。其中都寓於了中庸的哲理與方略。
孔子文章中宥坐之器其器曰為：虛則傾，中則正，滿則覆 即中庸之意
大学《大學》原為《禮記》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顥、程頤兄弟把它從《禮記》中抽出，編次章句。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編註釋，稱為《四書》，從此《大學》成為儒傢經典。至於《大學》的作者，程顥、程頤認為是“孔氏之遺言也”。朱熹把《大學》重新編排整理，分為“經”一章，“傳”十章。認為，“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就是說，“經”是孔子的話，曾子記錄下來；“傳”是曾子解釋“經”的話，由曾子的學生記錄下來。
《大學》的版本主要有兩個體係：一是經朱熹編排整理，劃分為經、傳的《大學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禮記》中的《大學》原文。以朱熹《大學章句》本，流傳最廣、影響最大，本篇就是采用的《大學章句》本。
“大學”是對“小學”而言，是說它不是講“詳訓詁，明句讀”的“小學”，而是講治國安邦的“大學”。“大學”是大人之學。
《大學》為“初學入德之門也”。經一章提出了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條綱領，又提出了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八個條目是實現三條綱領的途徑。在八個條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條，“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十章分別解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本末、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明明德是指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新民是指讓人們革舊圖新。止於至善是指要達到最好的境界。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格物緻知是指窮究事物的原理來獲得知識。誠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強自身修養，提高自身素質。齊傢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傢族。治國平天下是談治理國傢的事。怎樣治理國傢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討厭的，不加給別人；要得衆、慎得、生財、舉賢。“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見賢能舉，舉而能先。
孔子2000按語：《大學問》者，陽明重要教典也。其中講述“萬物一體之仁”，膾炙人口。以下黑色字是《大學問》原文全文，藍色字是陽明弟子錢德洪在將《大學問》收入陽明《文錄·續編》時所加按語，由此可見《大學問》作為王門教典的重要性。又，錢德洪的議論蓋有所為而發也，曾見有學者據此而疑及《大學問》是錢德洪偽造。實則《大學問》所造之境界，非錢德洪所能至也，偽造何易？且錢德洪編輯《文錄》時，陽明及門弟子多在世，如何偽造？稍提一下，有心者可以作進一步探究。
漢·趙岐註、宋·孫奭疏
论语全解宋陳祥道撰。祥道有《禮書》，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雲：“王介甫《論語註》，子雱《口義》，其徒陳用之《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為當時所重。”又引或人言，謂用之書乃鄒浩所著，托之用之。考《宋史·藝文志》別有鄒浩《論語解義》十捲，則浩所著原自為一書，並未托之祥道，疑或人所言為誤。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題“門人章粹校勘”，而每捲皆標曰“重慶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全解”，未詳其義。豈爾時嘗以是本為經義通用之書，故云然耶？祥道長於三《禮》之學，所作《禮書》，世多稱其精博。故詮釋《論語》，亦於禮製最為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則引《鄉飲酒》之義以明之。解“師冕見”章，則引禮“ 待瞽者如老者”之義以明之。雖未必盡合經義，而旁引麯證，頗為有見。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則雲：“冀多良馬稱驥，瀘水之黑稱盧，蔡出寶龜稱蔡。”於“ 《關雎》之亂”章，則雲：“治汙謂之汙，治弊謂之弊，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此類俱不免創立別解，而連類引伸，亦多有裨於考證。惟其學術本宗信王氏，故往往雜據《莊子》之說以作證佐，殊非解經之體。以其問徵引詳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眚掩焉。
---出《四庫總目提要》
臣等謹案論語拾遺一捲宋蘇轍撰前有自序稱少年為論語略解其兄蘇軾謫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閑居潁川與其孫籀等講論語因取軾說之未安者重為此 書軾書宋志作四捲文獻通考作十捲今未見傳本莫詳孰是其說亦不可復考此書所補凡二十七章其以思無邪為無思以從心不逾矩為無心頗涉禪理以茍志於仁矣無惡也為有 愛而無惡亦寃親平等之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為雖死而不亂尤去來自如之學葢眉山之學本雜出於二氏故也其顯駁軾說者凡三條請討陳恆一章軾以為能剋田氏則三桓自服 孔子欲藉此以張公室轍則以為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子見南子及齊歸女樂二章軾以為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己受命者故不可轍則以為諸侯之如衛靈公者多不可 盡去齊間孔子魯君大夫己受其餌孔子不去則坐受其禍泰伯至徳一章軾以為泰伯不居其名故亂不作魯隱宋宣取其名是以皆受其禍轍則以為魯之禍始於攝宋之禍成於好戰 皆非讓之過也其說皆較軾為長他如以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相證以六蔽章之不好學與入孝出弟章之學文互勘亦頗有所發明歷來着録今亦存備一傢焉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
臣等謹案論語筆解二巻舊本題唐韓愈李翺同撰中閑所註以韓曰李曰為別考張籍集祭韓愈詩有論語未訖註手跡今微茫句邵博聞見後錄遂引為論語註未成之據而李漢作韓 愈集序則稱有論語註十捲與籍詩異王楙野客叢書又引為已成之證晁公武讀書志稱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氏論語十捲筆解兩捲是論語註外別出筆解矣新唐 書藝文志載愈論語註十巻亦無筆解惟鄭樵通志着録二捲與今本同意其書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時人也所作資暇集一條雲論語宰予晝寢梁武讀為寢室之寢晝 作鬍卦反且雲當為畫字言其繪畫寢室今人罕知其由鹹以為韓文公所訓解又一條雲傷人乎不問馬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為否然則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謂為宋人偽撰且晝寢 一條今本有之廄焚一條今本不載使作偽者剽掇此文不應兩條相連摭其一而遺其一又未可謂因此依托也以意推之疑愈註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録翺亦問相討論附書其 間迨書成之後後人得其稿本采註中所未載者別録為二捲行之如程子有易傳而遺書之中又別有論易諸條朱子有詩傳而朱鑒又為詩傳遺說之例題曰筆解明非所自編也其今 本或有或無者則由王存以前世無刋本傳冩或有異同邵博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王楙所見本亦無之則諸本互異之明證矣王存本今未見魏仲舉刻韓文五百傢註以此書附末今 傳本亦稀此本為明範欽從許勃本傳刻又趙希升讀書附志曰其間翺曰者李習之也明舊本愈不著名而翺所說則題名以別之此本改稱韓曰李曰亦非其舊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
戴震是我國十八世紀重要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反對封建專製的進步思想傢。其一生哲學思想有一個從唯心主義理木論到唯物主義氣本論、由信奉程朱理學到激烈的批判程朱理學的轉變與發展過程。而作為這一轉變的標志是:《孟子私淑錄》與《緒言》二書的問世。故弄清二書孰先孰後,對於我們把握戴震哲學思想發展的脈絡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論語》，2500多年前的經典語錄，今天還能啓發我們的心智嗎？還能對我們今天的心靈産生觸動嗎？北京師範大學於丹授緊扣21世紀人類面臨的心靈睏惑，結合其深厚的古典修養，運用女性特有的細膩情感，從中國人的宇宙觀、心靈觀、處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養之道、理想和人生觀等七個方面，從獨特的個性視角出發來解讀《論語》。全書以白話詮釋經典，以經典詮釋智慧，以智慧詮釋人生，以人生詮釋人性，以人性安頓人心。穿越兩千多年的時間隧道，體悟經典的平凡智慧。
《於丹<論語>感悟》是《於丹<論語>心得》的續篇，從孝敬之道、智慧之道、學習之道、誠信之道、治世之道、忠恕之道、仁愛之道等七個方面闡述了《論語》中所藴藏的智慧及其對現代生活的啓示。這七個方面，立足於今天社會需要的核心價值，大到治世，小到家庭和諧、個人成纔，是對傳統經典在當代社會的又一次激活。全書語言保持了於丹一貫的風格，具有哲理詩的特點，流暢親切，感性自然，又多格言警句，深入透徹。
本書為於丹教授日本扶桑行之學術感悟記錄，以及孔健作為孔子第75代直係當主，孔氏思脈與於丹《論語》心得的激烈交鋒。本書不僅有於丹教授在日本演講的《論語》心得，還有孔健的孔子思想的深刻闡述，同時孔健還從不同角度嚮我們講述了儒學做為中國最偉大的文化軟實力的表現，以及孔子對孔學思想、《論語》思想走嚮世界的營銷學成績。於丹和孔健帶領我們解讀經典，在談笑中見趣味，領人生智慧，品生活細微，解心靈睏惑。
丧家狗 《論語》是一部儒傢經典著作，它涵蓋了孔子的政治主張、社會理想、道德觀念、處世原則、修養之道和教育思想，具有極高的文學、史學、哲學價值。今天，本着 “取其精華”、“古為今用”的指導思想，我們重新審視《論語》中所體現的先進思想，對於啓迪人們心靈、指導生活實踐、構建禮儀之邦、實現和諧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