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诗训》，原为吕本中《童蒙训》之一部分。《童蒙训》系吕所著家塾训课之本，言理学则折衷二程，论诗文则取法苏、黄。后因朱学盛行，时多诋毁东坡之论，《童蒙训》之论诗文语因而遭到删削，失而不存。后乃有人专录是书被刊除部分，辑以为《童蒙诗训》。
　　
　　《童蒙诗训》，不知卷数。明《菉竹堂书目)卷四、《文渊阁书目》卷十均予著录。原书久佚，郭绍虞曾辑其佚文，得七十五条。
　　
　　是书出于吕氏家塾训课之本，遗闻轶事在所不录，而以论学诗为主，述论切实，确有一些精粹之语。
　　
　　吕本中强调对前人遗产的学习，他对于自《诗经》以后丰富的诗歌遗产、自魏晋至本朝众多的杰出诗人，殊多推许、评论，时有精当之见。是书训导学诗者对古人佳篇应“常自涵养，自然下笔不同”；又“不可循习陈言，只规摹旧作也”，强调“老杜诗云：‘诗清立意新’，最是作诗用力处”。在学习前人这个方面来说，这些见解是相当中肯的。
　　
　　强调独创，是作者论诗的一大特色。他虽极推重苏、黄，以为苏、黄“当永以为法”，但他所赞许的正是二人能“广备众体，出奇无穷”，“包括众作，本以新意”。他以黄庭坚“随人作诗终后人”，“文章切忌随人后”等语为诗歌创作的警策，强调诗应“出新意”，应“自成一家”。他认为写诗当“遇事因感”，有所为而发，“不可凿空强作出于牵强”，这也体现出他对“新意”的强调。
　　
　　吕本中批判“齐梁间绮靡气味”，并说“初学作诗，宁失之野，不可失之靡丽；失之野不害气质，失之靡丽不可复整顿”。可见是强调内容，反对形式主义风气的。他认为作诗应“先立大意”，使诗能“说尽情意”，“事理明白”，并称许“置心平易始知诗”的道理，而不可“有意于言语之间”，雕章凿句，“失之绮靡而无高古气味”，也是申论应注重内容的主张。他还指出，古诗十九首和曹子建诗“思深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特加赞许。这是值得重视的诗论见解。
　　
　　哈哈儿据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繁体横排本《宋诗话辑佚》录校制作。

　　《官箴》一卷，宋吕本中撰。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按：此说误，详后）’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今检吕氏《官箴》，全书共三十三条，其首条开头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与《四库提要》所说相合。王士禛，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罢官归里，康熙五十年去世。《古夫于亭杂录》是他罢官后所作。该书卷一说，“清、慎、勤三大字，士禛二十年前亦蒙赐。”由此可知，他所说的“上尝御书”之“上”，当是指康熙皇帝。这说明清代把清、慎、勤三字当作钦定的官箴是始于康熙。四库馆臣称赞此三字“千古不可易，固有官者之龟鉴”，而《四库提要》乃是乾隆钦定之书，这又说明在乾隆时期仍然是遵行祖宗旧制，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的。赵翼是位乾嘉学者，他在《陔于丛考》卷二十七《清慎勤匾》条中说：“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这更是一条有利的证据。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不仅行之于康、乾之世，而且通之于有清一代，所以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中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四库提要》：“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

　　《童蒙训》三卷，宋吕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录。是书其家塾训课之本也。本中北宋故家，及见元祐遗老，师友传授，具有渊源。故其所记多正论格言，大抵皆根本经训，务切实用。於立身从政之道，深有所裨。中间如申颜、李潜、田腴、张琪、侯无可诸人，其事迹史多失传，赖此犹可以考见大略。固不仅为幼学启迪之资矣。考朱子《答吕祖谦书》，有舍人丈所著《童蒙训》极论诗文必以苏黄为法之语，此本无之。其他书所引论诗诸说，亦皆不见於书内。故何焯跋疑其但节录要语而成，已非原本。然删削旧文，不过简其精华，除其枝蔓，何以近语录者全存，近诗话者全汰？以意推求，殆洛、蜀之党既分，传是书者轻词章而重道学，不欲以眉山绪论错杂其间，遂刊除其论文之语，定为此本欤。其书初刊於长沙，又刊於龙溪，讹舛颇甚。嘉定乙亥，婺州守邱寿隽重校刊之，有楼昉所为跋。後绍定己丑，眉山李埴守郡，得本於提刑吕祖烈，复锓木於玉山堂。今所传本，即明人依宋椠翻雕。行款字画，一仍其旧，最为善本。今亦悉从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