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最最珍贵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阁下！
可以说，我四处追寻您，我最最珍贵的朋友，已经有三天了。因为我有一件极其紧要的事情，要与您商量，却又哪儿也找不到您。昨天我妻子在谢苗·阿列克谢依奇那里顺便给您开了个玩笑，取笑你们夫妇，说您和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是一对屁股坐不住的忙人。结婚不到三个月，就已经不要自己的老家了。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当时是对您们充满真挚的友情的。不过玩笑归玩笑，除开玩笑之外，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您可给我制造了不少麻烦。谢苗·阿列克谢依奇对我说，您或许是去联合协会参加舞会了吧？我让妻子留在谢苗·阿列克谢依奇的夫人处，自己便马上飞身跑到联合协会。真是又可笑又可悲，叫人哭笑不得！请您设想一下我的处境：我去舞场竟是独自一人，没带妻子！伊凡·安得列依奇在门房碰到我，一见我是孤身一人，马上就作出结论（这个坏蛋！），说我对舞会是情有独钟，特别热情，于是夹住我的手，硬把我强行拖进舞厅。还说什么联合协会的地方太窄，年轻人的心没法子得到舒展，由于使用了广藿香香精加木樨草，他的脑袋痛得很厉害。我在那里玩没有找到您，也没有看到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伊凡·安德列依奇赌咒发誓，硬要我相信您肯定在亚历山大剧院里看《智慧的痛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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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家格里鲍耶多夫的喜剧，过去译为《聪明误》。
我飞身赶到剧院，那里也不见您的身影。今天早晨我以为可以在契斯托加诺夫那里找到您，但是那里也是没有。契斯托加诺夫派人去别列巴尔金家找您，结果也是一样。一句话，我被折磨得够呛了！您看我有多忙！现在我只好给您写信了（实在没有办法！）。我的事情完全与文学无关（您是能够理解我的）。最好面对面地谈，而且越快越好，因此我请求您和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今天晚上一起来我们家喝茶、聊天。我的安娜·米哈依诺夫娜对你们的来访，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真所谓不胜荣幸之至。
顺便说一句，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既然已经动笔，不妨多写一行）我认为我现在不得不对您有所抱怨，甚至要责备您，我最最可敬的朋友，您显然无意之中干了一件坏事，给我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您是个坏蛋，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上月中旬前后，您将您的一位熟人即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引进了我们家。您给他写了一封友好的介绍信，这对我来说，自然是神圣的。我对此感到无比的高兴，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这个青年人。但与此同时，我却将脑袋套进了绞索里。绞索不绞索且不管，其实那倒是个好东西。现在没时间解释，再说用笔写起来也不好意思，不过我得求求您，我的幸灾乐祸的朋友，您能不能想个法子，客气一点，不要声张，附着他的耳朵，悄悄地对您的年轻人说，首都房子多得很，不只我们一家。老天爷呀，我可支持不下去了呀！正如我们的朋友西莫涅维奇所说的，我快要倒下了。我们见面以后，我把一切都讲给您听。我不是说那个青年人在仪表、品德或者别的什么方面有什么过失，恰恰相反，他甚至是个文质彬彬顶叫人喜爱的青年。但是您暂且先等一等，等见面时再说。不过，您要见到他，定要悄悄地对他说，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一定要说啊，最最尊敬的朋友！我本来自己可以做的，但是您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我做不到，说不出口，仅此而已！是您介绍他来的嘛。不过，还是晚上谈吧，至少可以详细点解释清楚。现在再见吧。
忠实于您的……
又及：我的小孩已经病了快一星期了，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坏。他牙齿痛，正在长牙齿。妻子一直带着他，愁容满面，怪可怜的！您们快来吧！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您一定会使我们感到无比高兴！
（二）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昨天收到您的信，我读着读着，感到莫明其妙。上帝知道您在什么地方找我，其实我就呆在家里。十点以前我在等候伊凡·伊凡内奇·托洛科诺夫，随后就带上妻子，雇了一辆马车，付了车钱，六点半左右到府上找您。您不在家，迎接我们的是您夫人。我等您一直等到十点半，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于是我带上妻子，付了车钱，雇上一辆马车，送她回家，自己便去别列巴尔金家，心想或许在那儿能碰上您，但是我又失算了。回到家里，我整夜都睡不着，老在耽心，早晨我找您三次，九点、十点、十一点各一次，付了三次车钱，雇了三次马车，结果您又让我碰了一鼻子的灰。
我一边看您的信，一边感到吃惊。您提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请求我悄悄地告诉他，但又不说明什么原因。我赞赏您的小心谨慎，但纸与纸是不一样的，我决不会把有用的纸交给妻子卷头发。我不明白您把这一切写信告诉我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既然您要干，为什么要把我牵到这件事里去？我是从不管这类闲事的。您自己可以拒绝他，不过我觉得您我需要更简单明了地、更干净利落地讲清楚，再说时间也很紧。我眼下手头很紧，既然您不尊重说好的条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眼看就要外出，而外出总是要花钱的，加上妻子又吵着要缝制一件时髦的天鹅绒披风，也得要钱。至于说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我得赶紧告诉您：我昨天在帕维尔·谢苗内奇·别列巴尔金家时，抓紧时间，彻底弄清了他的情况。他自己在雅罗斯拉夫省有五百农奴，还有希望从祖母那里得到莫斯科郊外的三百农奴。至于到底多少，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想您最好知道。最后恳求您给我确定见面的地点。您说昨天见到伊凡·安德列依奇，他告诉您我和妻子在亚历山大剧院看戏。我要说他这是在撒谎。在这类事情上，您一点也不能相信他的话，就在前两天，他还骗了他奶奶八百卢布纸币。
有幸忠于您的朋友
又及：我妻子已经怀孕，而且她非常害怕，有时感到忧郁。剧场演出有时鸣枪放炮，而且人为地用机器制造雷鸣。因为怕吓着她，所以我不带妻子进剧院。我本人对剧院演出也没有多大兴趣。
（三）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我最最珍贵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
我错了，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不过我还是要赶紧辩解一下。昨天五点多钟，正在我们怀着真正关切的心情想起您的时候，我姑父斯捷潘·阿列克谢依奇派人送来急信，说姑妈病危。我怕妻子受惊，没对她透露半点风声，只说有别的紧急事，要去姑妈家。我发现姑妈已经半死不活，气息奄奄。五点正她中风昏倒，这已经是两年中的第三次中风了。他们家的医生卡尔·费多雷奇说她可能活不到一夜了。请您想想我的处境吧，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我整夜未曾睡觉，上下奔忙，心情十分悲伤！直到第二天清晨，我已精疲力尽，实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支持不住了，于是就躺在他们家的沙发上睡着了，忘了要他们及时把我叫醒，所以一直睡到十一点半钟才醒来。姑妈病情好转。我便回到妻子身边。她真可怜，为了等我，她受尽了惊吓。我随便吃了点东西，安慰安慰妻子，抱抱孩子，便动身去找您。您不在家。我发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就在您家。于是回到家里，现在拿起笔来给您写信。请您别埋怨我，别生我的气，我真挚的朋友。您打吧，砍下我这有罪人的脑袋吧，不过，千万不要让我失去您的友情！我从您夫人口中了解到，您晚上将到斯拉维亚诺夫家去，我也一定去那里。我怀着极其迫切的心情，等待您大驾光临。
现在仍然忠于您的朋友……
又及：我们家的孩子使我们真正绝望了。卡尔·费多雷奇给他开了药方，让他服大黄汁。但他一直不止，昨天任何人都认不出来了，幸好今天开始认得人了，而且不停地叫着爸爸、妈妈……整个早晨我妻子都是泪流满面。
（四）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我现在在您家里、在您的房间里、在您的写字台上给您写信。而在拿起笔来以前，我等了您两个半小时以上。现在请您允许我，彼得·伊凡内奇，就这一糟糕局面，坦率地说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您最后的一封信中，得知有人在斯拉维亚诺夫家等您，您叫我到那里去，我去了，坐了五个钟头，可是您却没来。怎么，照您的意见，难道我就应该让人嘲笑吗？请问，阁下……今天上午我去找您，满以为可以找到您，所以没采取某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所使用的手法，他们往往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去找人，其实他们可以在任何体面的时间到对方的室里找得到的。但在您家里，却看不见您的踪影。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阻止我现在向您不客气地说出全部。我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您打算背弃前言，不准备承认我们商定好的条件。所以我现在一想起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我就不能不承认，您的诡计多端，实在让我吃惊。我现在清楚地看到，您的不怀好意，是早已有之的。证明我的设想的是您在上个星期就以几乎不能容忍的方式，把您写给我的一封信弄到了手，在那封信里您亲自叙述了您我共同商定有关那件您非常熟悉的事情的全部条件，虽然您说得相当隐晦，含含糊糊。您害怕白纸黑字写成的文件，打算把它们毁掉，而把我当傻瓜玩弄。但是我不允许别人把我当傻瓜玩弄，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是傻瓜，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大家对我的反映，都是很好的。我现在睁开了两眼，看清了一切。您想愚弄我，利用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来蒙蔽我。在这之前，我没有识破您本月七日给我的来信，便带着这封信来找您解释，您却假意约会，自己则躲藏起来。阁下，您不会以为我无力发现这一切吧？我给您效劳，介绍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一点您是很清楚的，而且答应要酬谢我的。但不知怎的，您竟然拿走了我一大笔的钱，又不打收条，而且这事发生并不久，就在上一星期。现在呢，您把钱拿走以后就躲了起来，而且还否认我在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事情上所效的劳。也许，您寄希望于我很快去辛比尔斯克，以为我来不及与您算账。但是我要向您庄严地宣布，并用我的人格担保，如果事情如此发展，我准备特意留下来，在彼得堡再住两个月，一定要把事情办好，既达到目的，也找到您。我们有时候也会故意刁难人的。最后，我向您宣布，如果您今天不向我作出满意的解释，可以先写信，然后面谈，亲自面对面地谈；如果您不在信中把您我之间原先谈妥的主要条件，重述一遍，并彻底讲清楚您对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看法，那么我将不得不采取对您很不利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我自己也是很反感的。
忠实于您的……
（五）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
11月11日我最尊敬、最亲爱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
您的来信深深刺痛了我，使我感到非常伤心。难道您，我亲爱的，然而是不公正的朋友，这样对待您最好的、最关心您的朋友而不觉得良心有愧吗？居然不弄清事情的全部情况，就急于用这种侮辱人的怀疑来伤害我！但是我得急于回答您的指责。您昨天没有碰到我，伊凡·彼得罗维奇，是因为我突然被意外地叫去给弥留之际的姑妈送终。姑妈叶夫菲米亚·尼古拉耶夫娜于昨天晚上午夜十一点去世。全体亲属一致推举我主持丧事。事情很多，所以今天早晨我来不及与您见面，下面匆匆忙忙写几句话告诉您。对于出现在我们之间的误会，我从内心里感到悲哀。我关于叶夫格尼·尼古拉耶维奇的那几句话，是我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是开的一个玩笑，您却从反面加以理解，从而给整个事情赋予了使我深感屈辱的涵义。您提到钱的问题，而且对此深表不安。不过，我并不感到委曲，而且准备满足您的一切愿望和要求，虽然在这里我不能不顺便提醒您一句，那三百五十银卢布是我上星期从您那里根据一定的条件拿走的，并不是贷款。如果是贷款，那肯定是要有借据的。至于您在信中提到的其他各点，我就不予解释了。我看这是一场误会，我在这里看到了您的快速、急躁和直率的性格。我知道您的善良和坦率的性格不容许您心里留下怀疑。最后您肯定会亲自首先向我伸出您的手的。您弄错了，伊凡·彼得罗维奇，您确实大错而特错了！
尽管您的信，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是我今天仍然准备首先登门，向您负荆请罪。不过打从昨天起我就特别忙，忙得我现在已经精疲力尽，完全支持不住了。最糟糕的是我妻子也病倒了，躺在床上，我耽心她生了重病。至于小孩子，谢天谢地，他倒好些了。我不得不就此搁笔……因为许多事情，一大堆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做。
我最最珍贵的朋友，请允许我永远忠于您……
（六）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
11月14日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我等了三天，我想方设法，竭力使这些天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我感到礼貌和客气是每一个人的第一美德。从我写完最后一封信即本月十日以后，我在言论和行动方面都没有向您提到我自己，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您安安静静地对姑妈履行徒的义务，部分原因是为了使我有必要的足够时间去思考我们熟悉的事情。现在我急于坚决、彻底地与您解释清楚。
我向您坦白地承认，在读到您最初的两封信时，我曾经严肃地想过，您不明白我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极想见到您，同您面对面地解释清楚。我耽心我的笔拙，抱怨我自己不善于在纸上明确表达我的思想。您知道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不文雅，但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煊耀华丽的词句，因为我根据痛苦的经验认识到，外表往往容易让人受骗上当，花丛底下往往藏有毒蛇。但是，您是理解我的，您没有给我好好地回信，因为您背信弃义的灵魂，早就决定了您要背叛自己的诺言和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的。您近来对我的卑劣行径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样卑劣的行径，对我的利益非常有害，这是我没有料到，也是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我们认识之初，您聪明的举止、您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到、办事的精明以及从我们共同合作中我所得到的好处，把我俘虏了，我以为找到了一位知心的朋友、莫逆的至交、一位关心我的人。现在我明白了：有许多人在诱人的美丽外表之下，心里却隐藏着毒药。他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却对亲近的人，搞阴谋诡计，进行不能容忍的欺骗，因此他们害怕笔墨与纸张。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把文才用之于为亲人和祖国谋利益，而是用去麻痹和迷惑那些与他们打过交道并订有合约的人。您的背信弃义，阁下，可以明显地从下面的事情中看出：
第一，我在信中用清楚而且明白无误的语言向您，阁下，描绘过我的境况，同时在我的第一封信中主要就您对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某些说法和想法，问过您的用意是什么。但您对其中的大部分问题，竭力避而不答，有一次还用怀疑和猜忌来激怒我，而自己却安然避开正题。后来，在您对我做了许多难以称之为体面的事情之后，竟然写信来说，您非常伤心。请问阁下，这到底该叫做什么呢？后来，在每一分钟对我都是非常珍贵的时候，在您迫使我在整个首都到处追寻您的时候，您在友谊的幌子下，给我写信，故意不谈心事，却大谈特谈一些无关的芝麻小事，比如谈您夫人（在任何情况下我对她都是尊敬的）的病，谈您孩子服了大黄汁以及因此他长出了一颗牙齿等等。您在每一封信中对这一切都一提再提，我觉得非常讨厌、卑劣。当然，亲生儿子的病痛，牵动着父母的心，这一点我是准备同意的。不过，在需要谈另一件更紧要、更有趣的事情时，为什么老提这种事呢？！我没有作声，忍耐住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我认为有义务同您讲清楚。最后，您几次背信弃义，以虚假的约会来欺骗我，迫使我扮演您手中的傻瓜角色，而这是我永远也不想干的。随后您又邀我去您家里，结果又狠狠地骗了我一次，事后通知我说您应召去到了病重的姑妈身边。而且您还不知羞耻地硬说您姑母在五点整中风的。幸好，阁下，我在这三天里搜集了足够的材料，从中知道您姑母是在七日的前夕，午夜前不久中风的。由此可以看出您在利用神圣的亲属关系，来欺骗外人。最后，您在最后一封信中谈到您姑妈的死，似乎恰恰发生在我要与您商谈您我熟悉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您卑劣的心计和虚构，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因为根据我有幸搜集到的可靠情报，我知道您姑妈去世的时间，比您在信中所说的时间，整整晚了一昼夜。如果要把您对我背信弃义的行为全部都讲出来，那我就没法停笔了。您在每一封信中，都称我是您的真诚朋友，对我使用尊敬、客气的称呼。照我看来，您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麻痹我的良心，这一点即使是局外的旁观者也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现在让我谈谈您对我进行的主要欺骗活动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吧。您近来不断地闭口不谈有关我们共同利益的一切，不谈肆无忌惮地窃取一封信的事，在那封信里您解释过我们双方谈妥的条件和签订的协议，虽然谈得很含糊，我不完全明白。您野蛮地强行从我手里借去三百五十银卢布，没有收据借口我是您的合伙人。最后您卑劣地污蔑我们共同的朋友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我现在清楚地看到，您想向我证明，从他这头山羊身上（恕我不客气地说）捞不到任何油水，既捞不到羊奶，也捞不到羊毛，他这个人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不三不四，不伦不类，非驴非马，非鱼非肉，因此在本月六日的信中，您尽说他的缺点。我是了解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他是一位谦虚、行为高尚的青年。唯其如此，他才能立足于上流社会，得到人们的赏识和尊重。我也知道在两个星期之中，您每天晚上都邀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打牌，把几十，有时甚至是上百银卢布，装进自己的腰包。现在您对这一切都矢口否认，不仅不同意答谢我的努力，甚至把我自己的钱，也据为己有。您事先用合伙人的资格来引诱我，继而又许以各种好处来我上钩。现在您用极其非法的方式将我和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钱，都据为己有，回避给我报酬，并且为此大肆造谣，丧心病狂地污蔑我竭尽全力引进您家的那个人。据朋友们所说，您背地里的作法，恰恰与此相反。您至今仍然和他搞得很亲热，差点没同他黏在一起了，而且在整个上流社会面前，把他当成是您最要好的朋友，尽管上流社会没有一个傻瓜猜不透您的用心所在，您的所谓友好的朋友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来告诉您吧，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欺骗、背信弃义、不顾礼仪和，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是为人们所不齿的罪过。我自己就是一个例证。我有哪一点对不起您？为什么您对我如此肆无忌惮地无礼？
我就要结束这封信了。我的说明已经讲完，现在让我来归纳一下：如果您，阁下，在接到此信以后的最短时间内不如数归还给我：第一，我借给您的三百五十银卢布；第二，如不付清您答应给我的全部款项，我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甚至公开使用暴力，强迫您归还；第三，我将寻求法律保护。最后，我向您宣布，我手头握有某些证据。这些落在您忠实的奴仆和崇拜者手中的证据，足以使您在整个上流社会面前，名誉扫地，永无出头之日。
请允许我仍然忠实于您……
（七）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
11月15日伊凡·彼得罗维奇！
收到您粗鲁的、同时又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来信之后，在最初的一煞那间，我本想将它撕成碎片，但后来改度，将它作为宝贝留下来了。不过，对于产生于我们之间的误会和不快，我由衷地表示遗憾。本来我是不想回信的，但又觉得非回信不可。于是写几句话告诉您，要是什么时候在我家里看到您，我将感到十分不快，我的妻子也同样如此：她身体虚弱，闻不得香烟的焦油臭味。
您夫人留在我们这里的、拉曼契斯基翻译的《唐·吉诃德》，我妻子将怀着感激的心情，予以归还。至于您的套鞋（好像是您最后一次造访时，忘了拿，留在我们这里的），我遗憾地通知您，哪里也没找到。现在仍在寻找。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我将给您买一双新的。
有幸忠于您的……
（八）
11月16日彼得·伊凡内奇从市邮局收到署有他的名字的两封信。拆开第一封，他抽出一张叠得很巧妙、写在一张粉红色小纸片上的字条。这是他妻子的字迹，是11月2日写给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信封里没有发现别的东西。彼得·伊凡诺维奇念道：“亲爱的叶夫格尼！
昨天无论如何不行。丈夫整夜都在家。明天11点，你一定要来！十点半丈夫乘车去皇村，半夜返回。我整夜生气。谢谢你寄来的消息和信件。多大的一堆纸啊！难道这都是她写的？不过，从字体上看，都是她的。谢谢你！我发现，你是爱我的。别为昨天的事生我的气，看在上帝的面上，你明天来吧！
安。”
“彼得·伊凡内奇拆开第二封信。
“彼得·伊凡内奇！
您不说，我的脚也永远不会跨进您的家门的。您白白地糟蹋了纸张。
下星期我将驱车去辛比尔斯克。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仍然是您最珍贵和最亲爱的朋友。我祝您成功。至于套鞋，您尽可不必耽心。”
（九）
11月17日伊凡·彼得罗维奇从市邮局收到写给他的两封信。拆开第一封，抽出一张写得仓促、潦草的字条。笔迹是他妻子的，是八月四日写给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信封里面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伊凡·彼得罗维奇念道：
“永别了，永别了，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愿上帝为此保祐您。祝您幸福，不过我的命运可苦啦，真可怕！如果不是姑妈，我早已委身于您了。您千万不要嘲笑我，也不要嘲笑姑妈。明天我们就将完婚，姑妈感到高兴的是，给我找到了一个好人，而且不要嫁妆。今天我第一次注意望了他一眼。看样子他是个善良的人。人们在催我走，再见吧，永别了……我亲爱的！！以后请您记得我，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再见吧！我把这最后的一封信，当作第一封信一样，签下我的名字……您还记得吧？
塔吉雅娜”
第二封信的内容如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明天您会收到一双新套鞋。我不习惯从别人的口袋里掏点什么，也不喜欢沿街搜集破烂。
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近日将乘车去辛比尔斯克，办他爷爷的事，请我帮他找个同伴，您愿意吗？”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最最珍贵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阁下！
可以说，我四处追寻您，我最最珍贵的朋友，已经有三天了。因为我有一件极其紧要的事情，要与您商量，却又哪儿也找不到您。昨天我妻子在谢苗·阿列克谢依奇那里顺便给您开了个玩笑，取笑你们夫妇，说您和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是一对屁股坐不住的忙人。结婚不到三个月，就已经不要自己的老家了。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当时是对您们充满真挚的友情的。不过玩笑归玩笑，除开玩笑之外，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您可给我制造了不少麻烦。谢苗·阿列克谢依奇对我说，您或许是去联合协会参加舞会了吧？我让妻子留在谢苗·阿列克谢依奇的夫人处，自己便马上飞身跑到联合协会。真是又可笑又可悲，叫人哭笑不得！请您设想一下我的处境：我去舞场竟是独自一人，没带妻子！伊凡·安得列依奇在门房碰到我，一见我是孤身一人，马上就作出结论（这个坏蛋！），说我对舞会是情有独钟，特别热情，于是夹住我的手，硬把我强行拖进舞厅。还说什么联合协会的地方太窄，年轻人的心没法子得到舒展，由于使用了广藿香香精加木樨草，他的脑袋痛得很厉害。我在那里玩没有找到您，也没有看到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伊凡·安德列依奇赌咒发誓，硬要我相信您肯定在亚历山大剧院里看《智慧的痛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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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家格里鲍耶多夫的喜剧，过去译为《聪明误》。
我飞身赶到剧院，那里也不见您的身影。今天早晨我以为可以在契斯托加诺夫那里找到您，但是那里也是没有。契斯托加诺夫派人去别列巴尔金家找您，结果也是一样。一句话，我被折磨得够呛了！您看我有多忙！现在我只好给您写信了（实在没有办法！）。我的事情完全与文学无关（您是能够理解我的）。最好面对面地谈，而且越快越好，因此我请求您和塔吉雅娜·彼得罗夫娜今天晚上一起来我们家喝茶、聊天。我的安娜·米哈依诺夫娜对你们的来访，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真所谓不胜荣幸之至。
顺便说一句，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既然已经动笔，不妨多写一行）我认为我现在不得不对您有所抱怨，甚至要责备您，我最最可敬的朋友，您显然无意之中干了一件坏事，给我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您是个坏蛋，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上月中旬前后，您将您的一位熟人即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引进了我们家。您给他写了一封友好的介绍信，这对我来说，自然是神圣的。我对此感到无比的高兴，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这个青年人。但与此同时，我却将脑袋套进了绞索里。绞索不绞索且不管，其实那倒是个好东西。现在没时间解释，再说用笔写起来也不好意思，不过我得求求您，我的幸灾乐祸的朋友，您能不能想个法子，客气一点，不要声张，附着他的耳朵，悄悄地对您的年轻人说，首都房子多得很，不只我们一家。老天爷呀，我可支持不下去了呀！正如我们的朋友西莫涅维奇所说的，我快要倒下了。我们见面以后，我把一切都讲给您听。我不是说那个青年人在仪表、品德或者别的什么方面有什么过失，恰恰相反，他甚至是个文质彬彬顶叫人喜爱的青年。但是您暂且先等一等，等见面时再说。不过，您要见到他，定要悄悄地对他说，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一定要说啊，最最尊敬的朋友！我本来自己可以做的，但是您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我做不到，说不出口，仅此而已！是您介绍他来的嘛。不过，还是晚上谈吧，至少可以详细点解释清楚。现在再见吧。
忠实于您的……
又及：我的小孩已经病了快一星期了，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坏。他牙齿痛，正在长牙齿。妻子一直带着他，愁容满面，怪可怜的！您们快来吧！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您一定会使我们感到无比高兴！
（二）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昨天收到您的信，我读着读着，感到莫明其妙。上帝知道您在什么地方找我，其实我就呆在家里。十点以前我在等候伊凡·伊凡内奇·托洛科诺夫，随后就带上妻子，雇了一辆马车，付了车钱，六点半左右到府上找您。您不在家，迎接我们的是您夫人。我等您一直等到十点半，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于是我带上妻子，付了车钱，雇上一辆马车，送她回家，自己便去别列巴尔金家，心想或许在那儿能碰上您，但是我又失算了。回到家里，我整夜都睡不着，老在耽心，早晨我找您三次，九点、十点、十一点各一次，付了三次车钱，雇了三次马车，结果您又让我碰了一鼻子的灰。
我一边看您的信，一边感到吃惊。您提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请求我悄悄地告诉他，但又不说明什么原因。我赞赏您的小心谨慎，但纸与纸是不一样的，我决不会把有用的纸交给妻子卷头发。我不明白您把这一切写信告诉我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既然您要干，为什么要把我牵到这件事里去？我是从不管这类闲事的。您自己可以拒绝他，不过我觉得您我需要更简单明了地、更干净利落地讲清楚，再说时间也很紧。我眼下手头很紧，既然您不尊重说好的条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眼看就要外出，而外出总是要花钱的，加上妻子又吵着要缝制一件时髦的天鹅绒披风，也得要钱。至于说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我得赶紧告诉您：我昨天在帕维尔·谢苗内奇·别列巴尔金家时，抓紧时间，彻底弄清了他的情况。他自己在雅罗斯拉夫省有五百农奴，还有希望从祖母那里得到莫斯科郊外的三百农奴。至于到底多少，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想您最好知道。最后恳求您给我确定见面的地点。您说昨天见到伊凡·安德列依奇，他告诉您我和妻子在亚历山大剧院看戏。我要说他这是在撒谎。在这类事情上，您一点也不能相信他的话，就在前两天，他还骗了他奶奶八百卢布纸币。
有幸忠于您的朋友
又及：我妻子已经怀孕，而且她非常害怕，有时感到忧郁。剧场演出有时鸣枪放炮，而且人为地用机器制造雷鸣。因为怕吓着她，所以我不带妻子进剧院。我本人对剧院演出也没有多大兴趣。
（三）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我最最珍贵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
我错了，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不过我还是要赶紧辩解一下。昨天五点多钟，正在我们怀着真正关切的心情想起您的时候，我姑父斯捷潘·阿列克谢依奇派人送来急信，说姑妈病危。我怕妻子受惊，没对她透露半点风声，只说有别的紧急事，要去姑妈家。我发现姑妈已经半死不活，气息奄奄。五点正她中风昏倒，这已经是两年中的第三次中风了。他们家的医生卡尔·费多雷奇说她可能活不到一夜了。请您想想我的处境吧，我最最珍贵的朋友，我整夜未曾睡觉，上下奔忙，心情十分悲伤！直到第二天清晨，我已精疲力尽，实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支持不住了，于是就躺在他们家的沙发上睡着了，忘了要他们及时把我叫醒，所以一直睡到十一点半钟才醒来。姑妈病情好转。我便回到妻子身边。她真可怜，为了等我，她受尽了惊吓。我随便吃了点东西，安慰安慰妻子，抱抱孩子，便动身去找您。您不在家。我发现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就在您家。于是回到家里，现在拿起笔来给您写信。请您别埋怨我，别生我的气，我真挚的朋友。您打吧，砍下我这有罪人的脑袋吧，不过，千万不要让我失去您的友情！我从您夫人口中了解到，您晚上将到斯拉维亚诺夫家去，我也一定去那里。我怀着极其迫切的心情，等待您大驾光临。
现在仍然忠于您的朋友……
又及：我们家的孩子使我们真正绝望了。卡尔·费多雷奇给他开了药方，让他服大黄汁。但他一直不止，昨天任何人都认不出来了，幸好今天开始认得人了，而且不停地叫着爸爸、妈妈……整个早晨我妻子都是泪流满面。
（四）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我现在在您家里、在您的房间里、在您的写字台上给您写信。而在拿起笔来以前，我等了您两个半小时以上。现在请您允许我，彼得·伊凡内奇，就这一糟糕局面，坦率地说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您最后的一封信中，得知有人在斯拉维亚诺夫家等您，您叫我到那里去，我去了，坐了五个钟头，可是您却没来。怎么，照您的意见，难道我就应该让人嘲笑吗？请问，阁下……今天上午我去找您，满以为可以找到您，所以没采取某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所使用的手法，他们往往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去找人，其实他们可以在任何体面的时间到对方的室里找得到的。但在您家里，却看不见您的踪影。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阻止我现在向您不客气地说出全部。我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您打算背弃前言，不准备承认我们商定好的条件。所以我现在一想起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我就不能不承认，您的诡计多端，实在让我吃惊。我现在清楚地看到，您的不怀好意，是早已有之的。证明我的设想的是您在上个星期就以几乎不能容忍的方式，把您写给我的一封信弄到了手，在那封信里您亲自叙述了您我共同商定有关那件您非常熟悉的事情的全部条件，虽然您说得相当隐晦，含含糊糊。您害怕白纸黑字写成的文件，打算把它们毁掉，而把我当傻瓜玩弄。但是我不允许别人把我当傻瓜玩弄，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是傻瓜，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大家对我的反映，都是很好的。我现在睁开了两眼，看清了一切。您想愚弄我，利用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来蒙蔽我。在这之前，我没有识破您本月七日给我的来信，便带着这封信来找您解释，您却假意约会，自己则躲藏起来。阁下，您不会以为我无力发现这一切吧？我给您效劳，介绍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一点您是很清楚的，而且答应要酬谢我的。但不知怎的，您竟然拿走了我一大笔的钱，又不打收条，而且这事发生并不久，就在上一星期。现在呢，您把钱拿走以后就躲了起来，而且还否认我在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事情上所效的劳。也许，您寄希望于我很快去辛比尔斯克，以为我来不及与您算账。但是我要向您庄严地宣布，并用我的人格担保，如果事情如此发展，我准备特意留下来，在彼得堡再住两个月，一定要把事情办好，既达到目的，也找到您。我们有时候也会故意刁难人的。最后，我向您宣布，如果您今天不向我作出满意的解释，可以先写信，然后面谈，亲自面对面地谈；如果您不在信中把您我之间原先谈妥的主要条件，重述一遍，并彻底讲清楚您对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看法，那么我将不得不采取对您很不利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我自己也是很反感的。
忠实于您的……
（五）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
11月11日我最尊敬、最亲爱的朋友伊凡·彼得罗维奇！
您的来信深深刺痛了我，使我感到非常伤心。难道您，我亲爱的，然而是不公正的朋友，这样对待您最好的、最关心您的朋友而不觉得良心有愧吗？居然不弄清事情的全部情况，就急于用这种侮辱人的怀疑来伤害我！但是我得急于回答您的指责。您昨天没有碰到我，伊凡·彼得罗维奇，是因为我突然被意外地叫去给弥留之际的姑妈送终。姑妈叶夫菲米亚·尼古拉耶夫娜于昨天晚上午夜十一点去世。全体亲属一致推举我主持丧事。事情很多，所以今天早晨我来不及与您见面，下面匆匆忙忙写几句话告诉您。对于出现在我们之间的误会，我从内心里感到悲哀。我关于叶夫格尼·尼古拉耶维奇的那几句话，是我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是开的一个玩笑，您却从反面加以理解，从而给整个事情赋予了使我深感屈辱的涵义。您提到钱的问题，而且对此深表不安。不过，我并不感到委曲，而且准备满足您的一切愿望和要求，虽然在这里我不能不顺便提醒您一句，那三百五十银卢布是我上星期从您那里根据一定的条件拿走的，并不是贷款。如果是贷款，那肯定是要有借据的。至于您在信中提到的其他各点，我就不予解释了。我看这是一场误会，我在这里看到了您的快速、急躁和直率的性格。我知道您的善良和坦率的性格不容许您心里留下怀疑。最后您肯定会亲自首先向我伸出您的手的。您弄错了，伊凡·彼得罗维奇，您确实大错而特错了！
尽管您的信，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是我今天仍然准备首先登门，向您负荆请罪。不过打从昨天起我就特别忙，忙得我现在已经精疲力尽，完全支持不住了。最糟糕的是我妻子也病倒了，躺在床上，我耽心她生了重病。至于小孩子，谢天谢地，他倒好些了。我不得不就此搁笔……因为许多事情，一大堆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做。
我最最珍贵的朋友，请允许我永远忠于您……
（六）
（伊凡·彼得罗维奇致彼得·伊凡内奇）
11月14日彼得·伊凡内奇阁下！
我等了三天，我想方设法，竭力使这些天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我感到礼貌和客气是每一个人的第一美德。从我写完最后一封信即本月十日以后，我在言论和行动方面都没有向您提到我自己，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您安安静静地对姑妈履行徒的义务，部分原因是为了使我有必要的足够时间去思考我们熟悉的事情。现在我急于坚决、彻底地与您解释清楚。
我向您坦白地承认，在读到您最初的两封信时，我曾经严肃地想过，您不明白我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极想见到您，同您面对面地解释清楚。我耽心我的笔拙，抱怨我自己不善于在纸上明确表达我的思想。您知道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不文雅，但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煊耀华丽的词句，因为我根据痛苦的经验认识到，外表往往容易让人受骗上当，花丛底下往往藏有毒蛇。但是，您是理解我的，您没有给我好好地回信，因为您背信弃义的灵魂，早就决定了您要背叛自己的诺言和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的。您近来对我的卑劣行径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样卑劣的行径，对我的利益非常有害，这是我没有料到，也是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我们认识之初，您聪明的举止、您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到、办事的精明以及从我们共同合作中我所得到的好处，把我俘虏了，我以为找到了一位知心的朋友、莫逆的至交、一位关心我的人。现在我明白了：有许多人在诱人的美丽外表之下，心里却隐藏着毒药。他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却对亲近的人，搞阴谋诡计，进行不能容忍的欺骗，因此他们害怕笔墨与纸张。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把文才用之于为亲人和祖国谋利益，而是用去麻痹和迷惑那些与他们打过交道并订有合约的人。您的背信弃义，阁下，可以明显地从下面的事情中看出：
第一，我在信中用清楚而且明白无误的语言向您，阁下，描绘过我的境况，同时在我的第一封信中主要就您对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某些说法和想法，问过您的用意是什么。但您对其中的大部分问题，竭力避而不答，有一次还用怀疑和猜忌来激怒我，而自己却安然避开正题。后来，在您对我做了许多难以称之为体面的事情之后，竟然写信来说，您非常伤心。请问阁下，这到底该叫做什么呢？后来，在每一分钟对我都是非常珍贵的时候，在您迫使我在整个首都到处追寻您的时候，您在友谊的幌子下，给我写信，故意不谈心事，却大谈特谈一些无关的芝麻小事，比如谈您夫人（在任何情况下我对她都是尊敬的）的病，谈您孩子服了大黄汁以及因此他长出了一颗牙齿等等。您在每一封信中对这一切都一提再提，我觉得非常讨厌、卑劣。当然，亲生儿子的病痛，牵动着父母的心，这一点我是准备同意的。不过，在需要谈另一件更紧要、更有趣的事情时，为什么老提这种事呢？！我没有作声，忍耐住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我认为有义务同您讲清楚。最后，您几次背信弃义，以虚假的约会来欺骗我，迫使我扮演您手中的傻瓜角色，而这是我永远也不想干的。随后您又邀我去您家里，结果又狠狠地骗了我一次，事后通知我说您应召去到了病重的姑妈身边。而且您还不知羞耻地硬说您姑母在五点整中风的。幸好，阁下，我在这三天里搜集了足够的材料，从中知道您姑母是在七日的前夕，午夜前不久中风的。由此可以看出您在利用神圣的亲属关系，来欺骗外人。最后，您在最后一封信中谈到您姑妈的死，似乎恰恰发生在我要与您商谈您我熟悉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您卑劣的心计和虚构，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因为根据我有幸搜集到的可靠情报，我知道您姑妈去世的时间，比您在信中所说的时间，整整晚了一昼夜。如果要把您对我背信弃义的行为全部都讲出来，那我就没法停笔了。您在每一封信中，都称我是您的真诚朋友，对我使用尊敬、客气的称呼。照我看来，您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麻痹我的良心，这一点即使是局外的旁观者也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现在让我谈谈您对我进行的主要欺骗活动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吧。您近来不断地闭口不谈有关我们共同利益的一切，不谈肆无忌惮地窃取一封信的事，在那封信里您解释过我们双方谈妥的条件和签订的协议，虽然谈得很含糊，我不完全明白。您野蛮地强行从我手里借去三百五十银卢布，没有收据借口我是您的合伙人。最后您卑劣地污蔑我们共同的朋友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我现在清楚地看到，您想向我证明，从他这头山羊身上（恕我不客气地说）捞不到任何油水，既捞不到羊奶，也捞不到羊毛，他这个人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不三不四，不伦不类，非驴非马，非鱼非肉，因此在本月六日的信中，您尽说他的缺点。我是了解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他是一位谦虚、行为高尚的青年。唯其如此，他才能立足于上流社会，得到人们的赏识和尊重。我也知道在两个星期之中，您每天晚上都邀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打牌，把几十，有时甚至是上百银卢布，装进自己的腰包。现在您对这一切都矢口否认，不仅不同意答谢我的努力，甚至把我自己的钱，也据为己有。您事先用合伙人的资格来引诱我，继而又许以各种好处来我上钩。现在您用极其非法的方式将我和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钱，都据为己有，回避给我报酬，并且为此大肆造谣，丧心病狂地污蔑我竭尽全力引进您家的那个人。据朋友们所说，您背地里的作法，恰恰与此相反。您至今仍然和他搞得很亲热，差点没同他黏在一起了，而且在整个上流社会面前，把他当成是您最要好的朋友，尽管上流社会没有一个傻瓜猜不透您的用心所在，您的所谓友好的朋友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来告诉您吧，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欺骗、背信弃义、不顾礼仪和，是违反上帝的旨意的，是为人们所不齿的罪过。我自己就是一个例证。我有哪一点对不起您？为什么您对我如此肆无忌惮地无礼？
我就要结束这封信了。我的说明已经讲完，现在让我来归纳一下：如果您，阁下，在接到此信以后的最短时间内不如数归还给我：第一，我借给您的三百五十银卢布；第二，如不付清您答应给我的全部款项，我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甚至公开使用暴力，强迫您归还；第三，我将寻求法律保护。最后，我向您宣布，我手头握有某些证据。这些落在您忠实的奴仆和崇拜者手中的证据，足以使您在整个上流社会面前，名誉扫地，永无出头之日。
请允许我仍然忠实于您……
（七）
（彼得·伊凡内奇致伊凡·彼得罗维奇）
11月15日伊凡·彼得罗维奇！
收到您粗鲁的、同时又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来信之后，在最初的一煞那间，我本想将它撕成碎片，但后来改度，将它作为宝贝留下来了。不过，对于产生于我们之间的误会和不快，我由衷地表示遗憾。本来我是不想回信的，但又觉得非回信不可。于是写几句话告诉您，要是什么时候在我家里看到您，我将感到十分不快，我的妻子也同样如此：她身体虚弱，闻不得香烟的焦油臭味。
您夫人留在我们这里的、拉曼契斯基翻译的《唐·吉诃德》，我妻子将怀着感激的心情，予以归还。至于您的套鞋（好像是您最后一次造访时，忘了拿，留在我们这里的），我遗憾地通知您，哪里也没找到。现在仍在寻找。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我将给您买一双新的。
有幸忠于您的……
（八）
11月16日彼得·伊凡内奇从市邮局收到署有他的名字的两封信。拆开第一封，他抽出一张叠得很巧妙、写在一张粉红色小纸片上的字条。这是他妻子的字迹，是11月2日写给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信封里没有发现别的东西。彼得·伊凡诺维奇念道：“亲爱的叶夫格尼！
昨天无论如何不行。丈夫整夜都在家。明天11点，你一定要来！十点半丈夫乘车去皇村，半夜返回。我整夜生气。谢谢你寄来的消息和信件。多大的一堆纸啊！难道这都是她写的？不过，从字体上看，都是她的。谢谢你！我发现，你是爱我的。别为昨天的事生我的气，看在上帝的面上，你明天来吧！
安。”
“彼得·伊凡内奇拆开第二封信。
“彼得·伊凡内奇！
您不说，我的脚也永远不会跨进您的家门的。您白白地糟蹋了纸张。
下星期我将驱车去辛比尔斯克。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仍然是您最珍贵和最亲爱的朋友。我祝您成功。至于套鞋，您尽可不必耽心。”
（九）
11月17日伊凡·彼得罗维奇从市邮局收到写给他的两封信。拆开第一封，抽出一张写得仓促、潦草的字条。笔迹是他妻子的，是八月四日写给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的。信封里面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伊凡·彼得罗维奇念道：
“永别了，永别了，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愿上帝为此保祐您。祝您幸福，不过我的命运可苦啦，真可怕！如果不是姑妈，我早已委身于您了。您千万不要嘲笑我，也不要嘲笑姑妈。明天我们就将完婚，姑妈感到高兴的是，给我找到了一个好人，而且不要嫁妆。今天我第一次注意望了他一眼。看样子他是个善良的人。人们在催我走，再见吧，永别了……我亲爱的！！以后请您记得我，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再见吧！我把这最后的一封信，当作第一封信一样，签下我的名字……您还记得吧？
塔吉雅娜”
第二封信的内容如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明天您会收到一双新套鞋。我不习惯从别人的口袋里掏点什么，也不喜欢沿街搜集破烂。
叶夫格尼·尼古拉依奇近日将乘车去辛比尔斯克，办他爷爷的事，请我帮他找个同伴，您愿意吗？”
所有这些professionsdefoi①读起来我都感到兴味索然，所以我就来说件趣事，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趣事，只是一件遥远往事的追忆罢了。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就我论平民的文章搁笔的此时此地来说那件事。那时我不过才九岁……不，最好从我二十九岁时的事儿说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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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传道的文章。
那是复活节的第二天。天气晴朗，天空湛蓝，阳光高照，“暖暖和和”，明明丽丽的，但我心底一片抑郁。我在牢房的后面徘徊踯躅，边看边数围着坚固木栅的林间空地上的牢房。其实我不是想数，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动作而已。监牢里“过节”已经两天。苦役囚犯们不用去干活，许多人喝得烂醉，叫骂声、争吵声到处不绝于耳；有的人唱着低级庸俗的小调，躲在板床下玩牌赌博；有几个人由于太蛮横被同监人打得半死，盖着皮袄躺在板床上，直到苏醒过来。有几次他们竟动起刀子来。“过节”这两天里所发生的一切使我痛苦至极。我从不赞同不加节制的群饮狂醉，而在这种地方我尤其反对。这两天，监狱官没有来巡查，也不来搜寻白酒；他们明了，一年中也该给这些受歧视的人宽松一下，否则，牢里的情况会更糟。我胸中终于燃起一股愤恨。犯中有个叫米——斯基的波兰人碰到我。他神色忧郁地望了我一眼，两眼一闪，双唇颤动，咬牙切齿地小声对我说道：“jehaiscesbrigands！”①然后擦身而过。我回到牢房，虽然一刻钟前我发疯似地从屋里跑出去，当时有六个壮实的农夫一齐扑向醉汉鞑靼人加津，想要他而动起手来。他们乱打乱揍，照这么打下去，骆驼也会被打死的，但他们知道，这个大力士难得被打死，所以下起手来毫无顾虑。现在回到屋里后，我发现加津躺在牢房尽头一个角落的板床上不省人事，生命垂危。他盖着皮袄，大家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绕过，虽然都深信他明早会苏醒过来，“可是照这么打，说不定会送命的”。我回到床上，对着装有铁栅栏的窗户迎面躺下，把手枕在脑后，闭上眼睛。我喜欢这么躺着，因为人们不会去打搅一个入睡的人，而这时我就可以去幻想，去思考。但是那一次我没有幻想，我的心平静不下来，耳边老响着米——斯基的话：“jehaiscesbrigaands！”其实，为什么要去描述那些印象呢？现在我有时在夜间也梦见那情景，没有做过比那更痛苦的梦了。人们也许会发现，时至今日我几乎从未在刊物上谈过我在狱中的生活情况。《死屋手记》写于十五年前，我是以一个虚拟的杀妻犯的口吻写的。顺便补充一句，从那时起许多人都以为，甚至现在还断言，我之所以被流放是因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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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我恨透这些暴徒了。
我渐渐地真的想得出了神，并且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回忆中了。在服苦役的四年中我都不断地回忆我的整个过去，似乎在回忆中我又重新经历我那昔日的全部生活。这些回忆都是自然地显现出来，我很少按自己的意愿去回想，常常是从一点一线开始，——有时是很难觉察到的，而后一点一点地扩大为一个完整的画面，形成一个鲜明的、完整的印象。我对这些印象进行分析，使往事具有新的特点，而重要的还在于对往事进行修正，不断地修正。我的全部消遣就在于此。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童年时（我那时才九岁）一个极平常的瞬间——它似乎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回忆我的童年。回忆中，我们乡村八月的情景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个干爽、晴朗的日子，但有几分凉意，微风习习。夏天在消逝，不久我就要去莫斯科学习法语了，整整一个冬天，又该腻烦死了。真舍不得离开这乡村。我穿过打谷场，下到山沟里，再往上走到洛斯克——我们这儿这样称呼山沟那面伸展到小树林的那片茂密的灌木林。我钻进灌木林，听到不远处——约莫三十步远，有个农夫在林中旷地上耕作。我知道，在陡坡上耕地，马儿是很吃力的，所以我有时可听到农夫的一声声吆喝：“驾——驾！”这里的农夫我差不多都认识，但现在是哪一个在耕作我不清楚。对我来说反正是一回事。我正专心致志自己的事儿哩，我也一样忙不迭：折胡桃树枝鞭打青蛙；榛树枝儿好看可不结实，比桦树条差远了。我也很迷恋小昆虫和小甲虫，并进行采集。它们真是漂亮极了。我也很喜欢动作敏捷带黑斑的红黄色小蜥蜴，但我惧怕蛇，不过比起蜥蜴来蛇要少得多。这儿很少有蘑菇，采蘑菇要到桦树林里去，我正准备要去哩。平生没有什么比森林更让我喜爱的了，那里有蘑菇、野果、昆虫、小鸟、刺猬、松鼠，以及我非常爱闻的枯枝败叶的潮湿气味。甚至现在写到这儿时，我也闻到了我们乡村里桦树的芳香，因为它给我的印象终生难忘。在一片静寂中，我忽然十分清晰地听到一声喊叫：“狼来了！”我吓得魂飞魄散，也大叫起来，然后边喊边跑向林中旷地，直奔正在耕地的农夫。
原来是我们村的农夫马列伊。我不知道他是否叫这个名字，但是大家都叫他马列伊，——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夫，结实、魁梧的身材，又宽又密的一把深褐色胡子里间杂着一绺绺的银须。我认识他，但至今从未有机会同他说话。他听到我的叫声，就让马儿停下来，我飞快地跑上去，一手抓住他的犁，另一手抓住他的衣袖。他看出我惊吓不已的样子。
“狼来了！”我气喘喘地叫着。
他抬起头，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一时竟也相信了我的话。
“狼在哪儿？”
“有人喊……刚才有人喊‘狼来了’……”我嘟嘟哝哝说道。
“哪里，哪里，哪有什么狼？是你的幻觉吧。你看，这哪儿有狼呢？”他喃喃地鼓励我说。但我浑身打颤，死死地抓着他的上衣，我的脸色想必一定刷白。他怀着不安的微笑看着我，显然在为我担惊受怕。
“瞧你，吓成这样，哎呀呀！”他摇着头说。“得啦，亲爱的。瞧你这小鬼，哎呀！”
他伸出一只手突然在我的脸上摸了摸。
“喂，得啦，愿上帝保佑你，画十字吧。”但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颤动着，这好像使他格外吃惊。他轻轻地伸出一个指甲乌黑、沾着泥土的粗大手指，又轻轻地碰了一下我打颤的嘴唇。
“瞧你，哎呀！”他久久地对我现出慈母般的微笑，“天哪，这是怎么的，哎呀呀！”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狼，我听到“狼来了”的喊声是我的一种幻觉。虽然喊声是那么清晰，但这样的喊声（不只是关于狼的）我以前也听到过一两回，都是我的幻觉。这种现象我是知道的（后来这些幻觉伴随着童年一起泯灭了）。
“好吧，那我走了。”我迟疑地、羞涩地望着他说。
“好的，你走吧，我会目送你，一定不会让狼伤害你的！”他补充说，依旧慈母般地对我微笑，“嗯，愿上帝保佑你，走吧。”他给我画了个十字，也给自己画了个十字。我走了，差不多每走十步就回头望望。我走的时候，马列伊和那匹马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我，我每次回头，他都对我点头。说实在的，我怕成那样，在他面前感到有几分惭愧哩。然而，我一边走还一边怕狼，直到爬上沟谷的斜坡到达第一个窝棚时，我害怕的心情才完全消除。我家的护院狗沃尔乔克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到我的跟前。有沃尔乔克在，我精神大振，最后一次转过身来回望马列伊，他的脸庞已模糊莫辨，但我感到他依然在向我亲切微笑和频频点头。我向他挥了挥手，他也对我挥挥手，就策马向前走去。
“驾——驾！”又听到他在远处的吆喝声，马儿拉着木犁又开始走起来。
所有这一切我都一下子回想起来了，并且不知为什么还那么确切、详尽。蓦地，我清醒过来，从板床上坐起来，我记得，脸颊上还留有回忆时的浅笑。我又继续想了一会儿。
当时，从马列伊那儿回家后，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起过我的这次“险遇”，况且，这又算得了什么险遇呢？那时，我很快就把马列伊忘了。后来同他偶尔相遇，我也从没有同他攀谈，不论是关于狼的还是别的什么。而今相隔二十年后，在西伯利亚，我却突然想起了那次相遇，是如此清晰，如此入微。就是说，那次相遇是不知不觉地铭刻在我心上，是自然而然地不以我的意愿为转移地被记忆下来了，而一旦需要，它就会马上浮现出来。我回忆起了一个穷苦农奴温柔的慈母般的微笑以及他画十字、点头的情景：“瞧你，小鬼，受惊了吧！”尤其是他那沾有泥土的粗大手指，他用它轻柔地、羞怯地碰了碰我颤动的嘴唇。当然，任何人都能给小孩鼓励，但是，那单独相遇时所发生的事情却似乎迥然不同，即使我是他的亲生骨肉，他也不可能用更圣洁的爱怜眼光待我了。是谁叫他这么做呢？他是我家的农奴，而我还是他的少爷，谁也不知道他给过我爱抚，也不会因此而赏赐他什么。他是不是很爱孩子呢？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是在荒郊野外单独相遇的，也许只有天上的上帝才能看得见。一个粗野、不识字，而且无所期待、对自身自由也无所奢望的农奴，他的心底却充满着文明人类多么博大的感情，充满着多么细腻、近乎女性的温柔！请问，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①在谈到我国人民的高度教养时，他所指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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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克萨科夫（一八一七—一八六○）：历史学家，诗人。
我记得，我从床上下来环视四周后，我突然觉得，对这些不幸的人我是用绝然不同的目光看待的。我胸中的一切憎恨和愤懑须臾间神奇般地烟消云散了。我往前走去，端详着迎面而来的一张张面孔。这个被剃光头发、脸上留有印记的农夫喝醉了酒，在大声嘶哑地唱着醉歌。他也许就是那个马列伊，因为我还未能看清他的内心深处。当天晚上，我再次碰到米——斯基，一个不幸的人！他的脑子里已经不可能有关于马列伊一类人的任何回忆，除了“jehaiscesbrigands！”那一句话外，对他们这些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看法。不，这些波兰人所经受的苦难比我们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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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传道的文章。
那是复活节的第二天。天气晴朗，天空湛蓝，阳光高照，“暖暖和和”，明明丽丽的，但我心底一片抑郁。我在牢房的后面徘徊踯躅，边看边数围着坚固木栅的林间空地上的牢房。其实我不是想数，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动作而已。监牢里“过节”已经两天。苦役囚犯们不用去干活，许多人喝得烂醉，叫骂声、争吵声到处不绝于耳；有的人唱着低级庸俗的小调，躲在板床下玩牌赌博；有几个人由于太蛮横被同监人打得半死，盖着皮袄躺在板床上，直到苏醒过来。有几次他们竟动起刀子来。“过节”这两天里所发生的一切使我痛苦至极。我从不赞同不加节制的群饮狂醉，而在这种地方我尤其反对。这两天，监狱官没有来巡查，也不来搜寻白酒；他们明了，一年中也该给这些受歧视的人宽松一下，否则，牢里的情况会更糟。我胸中终于燃起一股愤恨。犯中有个叫米——斯基的波兰人碰到我。他神色忧郁地望了我一眼，两眼一闪，双唇颤动，咬牙切齿地小声对我说道：“jehaiscesbrigands！”①然后擦身而过。我回到牢房，虽然一刻钟前我发疯似地从屋里跑出去，当时有六个壮实的农夫一齐扑向醉汉鞑靼人加津，想要他而动起手来。他们乱打乱揍，照这么打下去，骆驼也会被打死的，但他们知道，这个大力士难得被打死，所以下起手来毫无顾虑。现在回到屋里后，我发现加津躺在牢房尽头一个角落的板床上不省人事，生命垂危。他盖着皮袄，大家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绕过，虽然都深信他明早会苏醒过来，“可是照这么打，说不定会送命的”。我回到床上，对着装有铁栅栏的窗户迎面躺下，把手枕在脑后，闭上眼睛。我喜欢这么躺着，因为人们不会去打搅一个入睡的人，而这时我就可以去幻想，去思考。但是那一次我没有幻想，我的心平静不下来，耳边老响着米——斯基的话：“jehaiscesbrigaands！”其实，为什么要去描述那些印象呢？现在我有时在夜间也梦见那情景，没有做过比那更痛苦的梦了。人们也许会发现，时至今日我几乎从未在刊物上谈过我在狱中的生活情况。《死屋手记》写于十五年前，我是以一个虚拟的杀妻犯的口吻写的。顺便补充一句，从那时起许多人都以为，甚至现在还断言，我之所以被流放是因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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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我恨透这些暴徒了。
我渐渐地真的想得出了神，并且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回忆中了。在服苦役的四年中我都不断地回忆我的整个过去，似乎在回忆中我又重新经历我那昔日的全部生活。这些回忆都是自然地显现出来，我很少按自己的意愿去回想，常常是从一点一线开始，——有时是很难觉察到的，而后一点一点地扩大为一个完整的画面，形成一个鲜明的、完整的印象。我对这些印象进行分析，使往事具有新的特点，而重要的还在于对往事进行修正，不断地修正。我的全部消遣就在于此。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童年时（我那时才九岁）一个极平常的瞬间——它似乎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回忆我的童年。回忆中，我们乡村八月的情景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个干爽、晴朗的日子，但有几分凉意，微风习习。夏天在消逝，不久我就要去莫斯科学习法语了，整整一个冬天，又该腻烦死了。真舍不得离开这乡村。我穿过打谷场，下到山沟里，再往上走到洛斯克——我们这儿这样称呼山沟那面伸展到小树林的那片茂密的灌木林。我钻进灌木林，听到不远处——约莫三十步远，有个农夫在林中旷地上耕作。我知道，在陡坡上耕地，马儿是很吃力的，所以我有时可听到农夫的一声声吆喝：“驾——驾！”这里的农夫我差不多都认识，但现在是哪一个在耕作我不清楚。对我来说反正是一回事。我正专心致志自己的事儿哩，我也一样忙不迭：折胡桃树枝鞭打青蛙；榛树枝儿好看可不结实，比桦树条差远了。我也很迷恋小昆虫和小甲虫，并进行采集。它们真是漂亮极了。我也很喜欢动作敏捷带黑斑的红黄色小蜥蜴，但我惧怕蛇，不过比起蜥蜴来蛇要少得多。这儿很少有蘑菇，采蘑菇要到桦树林里去，我正准备要去哩。平生没有什么比森林更让我喜爱的了，那里有蘑菇、野果、昆虫、小鸟、刺猬、松鼠，以及我非常爱闻的枯枝败叶的潮湿气味。甚至现在写到这儿时，我也闻到了我们乡村里桦树的芳香，因为它给我的印象终生难忘。在一片静寂中，我忽然十分清晰地听到一声喊叫：“狼来了！”我吓得魂飞魄散，也大叫起来，然后边喊边跑向林中旷地，直奔正在耕地的农夫。
原来是我们村的农夫马列伊。我不知道他是否叫这个名字，但是大家都叫他马列伊，——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夫，结实、魁梧的身材，又宽又密的一把深褐色胡子里间杂着一绺绺的银须。我认识他，但至今从未有机会同他说话。他听到我的叫声，就让马儿停下来，我飞快地跑上去，一手抓住他的犁，另一手抓住他的衣袖。他看出我惊吓不已的样子。
“狼来了！”我气喘喘地叫着。
他抬起头，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一时竟也相信了我的话。
“狼在哪儿？”
“有人喊……刚才有人喊‘狼来了’……”我嘟嘟哝哝说道。
“哪里，哪里，哪有什么狼？是你的幻觉吧。你看，这哪儿有狼呢？”他喃喃地鼓励我说。但我浑身打颤，死死地抓着他的上衣，我的脸色想必一定刷白。他怀着不安的微笑看着我，显然在为我担惊受怕。
“瞧你，吓成这样，哎呀呀！”他摇着头说。“得啦，亲爱的。瞧你这小鬼，哎呀！”
他伸出一只手突然在我的脸上摸了摸。
“喂，得啦，愿上帝保佑你，画十字吧。”但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颤动着，这好像使他格外吃惊。他轻轻地伸出一个指甲乌黑、沾着泥土的粗大手指，又轻轻地碰了一下我打颤的嘴唇。
“瞧你，哎呀！”他久久地对我现出慈母般的微笑，“天哪，这是怎么的，哎呀呀！”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狼，我听到“狼来了”的喊声是我的一种幻觉。虽然喊声是那么清晰，但这样的喊声（不只是关于狼的）我以前也听到过一两回，都是我的幻觉。这种现象我是知道的（后来这些幻觉伴随着童年一起泯灭了）。
“好吧，那我走了。”我迟疑地、羞涩地望着他说。
“好的，你走吧，我会目送你，一定不会让狼伤害你的！”他补充说，依旧慈母般地对我微笑，“嗯，愿上帝保佑你，走吧。”他给我画了个十字，也给自己画了个十字。我走了，差不多每走十步就回头望望。我走的时候，马列伊和那匹马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我，我每次回头，他都对我点头。说实在的，我怕成那样，在他面前感到有几分惭愧哩。然而，我一边走还一边怕狼，直到爬上沟谷的斜坡到达第一个窝棚时，我害怕的心情才完全消除。我家的护院狗沃尔乔克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到我的跟前。有沃尔乔克在，我精神大振，最后一次转过身来回望马列伊，他的脸庞已模糊莫辨，但我感到他依然在向我亲切微笑和频频点头。我向他挥了挥手，他也对我挥挥手，就策马向前走去。
“驾——驾！”又听到他在远处的吆喝声，马儿拉着木犁又开始走起来。
所有这一切我都一下子回想起来了，并且不知为什么还那么确切、详尽。蓦地，我清醒过来，从板床上坐起来，我记得，脸颊上还留有回忆时的浅笑。我又继续想了一会儿。
当时，从马列伊那儿回家后，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起过我的这次“险遇”，况且，这又算得了什么险遇呢？那时，我很快就把马列伊忘了。后来同他偶尔相遇，我也从没有同他攀谈，不论是关于狼的还是别的什么。而今相隔二十年后，在西伯利亚，我却突然想起了那次相遇，是如此清晰，如此入微。就是说，那次相遇是不知不觉地铭刻在我心上，是自然而然地不以我的意愿为转移地被记忆下来了，而一旦需要，它就会马上浮现出来。我回忆起了一个穷苦农奴温柔的慈母般的微笑以及他画十字、点头的情景：“瞧你，小鬼，受惊了吧！”尤其是他那沾有泥土的粗大手指，他用它轻柔地、羞怯地碰了碰我颤动的嘴唇。当然，任何人都能给小孩鼓励，但是，那单独相遇时所发生的事情却似乎迥然不同，即使我是他的亲生骨肉，他也不可能用更圣洁的爱怜眼光待我了。是谁叫他这么做呢？他是我家的农奴，而我还是他的少爷，谁也不知道他给过我爱抚，也不会因此而赏赐他什么。他是不是很爱孩子呢？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是在荒郊野外单独相遇的，也许只有天上的上帝才能看得见。一个粗野、不识字，而且无所期待、对自身自由也无所奢望的农奴，他的心底却充满着文明人类多么博大的感情，充满着多么细腻、近乎女性的温柔！请问，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①在谈到我国人民的高度教养时，他所指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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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克萨科夫（一八一七—一八六○）：历史学家，诗人。
我记得，我从床上下来环视四周后，我突然觉得，对这些不幸的人我是用绝然不同的目光看待的。我胸中的一切憎恨和愤懑须臾间神奇般地烟消云散了。我往前走去，端详着迎面而来的一张张面孔。这个被剃光头发、脸上留有印记的农夫喝醉了酒，在大声嘶哑地唱着醉歌。他也许就是那个马列伊，因为我还未能看清他的内心深处。当天晚上，我再次碰到米——斯基，一个不幸的人！他的脑子里已经不可能有关于马列伊一类人的任何回忆，除了“jehaiscesbrigands！”那一句话外，对他们这些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看法。不，这些波兰人所经受的苦难比我们多多了！
别人家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1）
“劳驾，先生，请允我向您打听……”
一个过路的行人浑身一抖，有点吃惊地望了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一眼。这位先生开门见山，向他提问，时间是傍晚七点多，地点是在大街的中间。大家都知道，要是一位彼得堡的先生在大街之上，同另一位完全陌生的先生谈点什么的话，那另一位先生肯定会吓一大跳的。
这位过路人正是如此：他浑身一抖，有点害怕。
“请原谅我惊动您了，”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开口说道，“不过，我……我，确实不知道……您一定要原谅我，您看，我的心绪有点不佳……”
穿一件腰部带褶子的旧式大衣的青年人这才发现，那位穿熊皮大衣的先生的确情绪不好。他满布皱纹的脸庞，相当灰白，声音不断地颤抖，显然，思想纷乱，前言不搭后语。看得出来，说出这一恳切的要求，他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的，因为对方在官阶和地位方面都比他低，而对方却又不得不向他有所要求。再说，这种要求，从一位穿着这么昂贵的大衣，这么深绿色的考究的燕尾服，衣上还戴着五颜六色的装饰物的先生方面来说，这种要求，至少是不体面的、不合身份的、甚至是反常的。很明显，所有这一切使得穿熊皮大衣的先生感到尴尬，最后，这位心绪不佳的先生终于克制不住了，决心压住自己的激动，体面地掩饰他自己造成的令人不快的场面。
“请您一定要原谅我，我心境不好。不过，您确实不了解我……打扰您了，请原谅！我改变主意了。”
这时，他出于礼貌，把帽子稍稍抬起，然后就朝前跑去。
“不过，请允许我……您请便！”
但是，那个矮个子在黑暗中消失了，让穿腰部带褶子的大衣的那位先生站在那里目瞪口呆。
“这人真怪！”穿腰部带褶子的大衣的先生想道。后来，他在着实大吃一惊以后，终于摆脱了麻木状态，想起了自己的事情，开始来回徘徊，同时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栋楼层无数多的楼房大门。烟雾开始消散，青年人有点高兴了，否则，他在雾中漫步更加看不清楚，尽管有一位整天站在那里失望的马车夫可能看见他。
“请原谅！”
过路人又浑身一抖：原来又是那个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站在他的面前。
“对不起，我又……”他开口说道，“不过，您，您肯定是一位高尚的人！请您不要把我当作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看，其实我语无伦次，不过，一定要请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
先生，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个非常有求于您的人……”
“到底是什么事？如果我能办到……”
“您或许以为我向您要钱吧！”这位神秘的先生歪着嘴巴，歇斯底里地笑着，但面色惨白。
“哪能呢，先生！”
“不，我看得出来，我给您添麻烦了！请原谅，我无法克制自己。就算您认为我神经错乱，几乎发疯了也好，但您千万不要作出什么结论……”
“还是谈正事吧，谈正事吧！”青年人作了回答，鼓励性地但很不耐烦地点了一下头。
“啊！原来是这样！您，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居然提醒我谈正经事，好像我是一个多么不懂事的小孩子！我真糊涂到了极点！我的自贱，您是怎么看的，请您坦率地告诉我？”
青年人感到很不自在，没有说话。
“请允许我坦率地问您：您是否见到过一位太太？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终于果断地说了出来。
“太太？”
“是的，先生，是一位太太。”
“我见过的……不过，老实说，从我身旁走过去的太太很多……”
“正是如此，先生，”神秘人带着苦笑回答道。“我言语混乱，我要问的不是这个，请您原谅我。我想要说的是您见没见过一位穿狐皮外衣，披着黑色天鹅绒斗篷、戴着黑面纱的太太？”
“不，这样的没见过……不，好像没有发现过。”
“噢！既然如此，那么请您原谅，先生！”
年轻人想要问点什么，但穿熊皮大衣的先生又已经消失了，又把自己耐心的听者呆呆的扔在那里。
“他一定是见了鬼了！”穿带褶子大衣的年轻人想道。他显然已经不耐烦了。
他懊丧地竖起海龙皮衣领，又开始走来走去，同时小心翼翼地从楼层很多的大楼门前走过去。他生气了。
“她怎么还不出来呢？”他想道，“都快到八点钟了！”
钟楼上响了八下。
“啊呀！您到底见鬼啦！”
“对不起，先生！……”
“请您原谅我这么把您……不过，您这么悄悄地走到我跟前，使我吓了一大跳。”过路人一边说，一边皱眉头，同时表示歉意。
“我又找您来了，先生！当然，我一定使您觉得我是一个不安份的怪人吧，先生！”
“请您行行好，别绕圈子，快点说清楚。我还不知道，您到底要求什么？……”
“您有事吧？看得出来的，先生！我把一切都坦白告诉您，不说废话！有什么办法呢？！环境有时会把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硬拉在一起……不过，我看得出来，您很不耐烦，青年人……您看是这样的……不过，我还不知道怎么说呢？我在找一位太太，先生！（我已下定决心，把一切都说出来）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位太太到哪儿去了？至于她是谁？我想您不必知道她的名字，青年人！”
“嗯，嗯，继续讲下去。”
“讲下去！这是您同我讲话的口气！对不起，也许我叫您年轻人，伤害了您，不过，我丝毫没有……总而言之，如果您乐意帮我一个大忙的话，是这么回事，先生，一位太太，先生，也就是我想说的是一位正派的女人，出自高贵人家，是我的一位熟人……我受人之托……您看见了吧，我本人还没有成家……”
“嗯。”
“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看，青年人，（唉，我又说错啦！真对不起您，先生，我老是叫您青年人！）每分每秒都很珍贵……您想想吧，这位太太……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人住在这幢房子里？”
“这……这里住的人很多。”
“对，就是说，您说的完全正确，”着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回答道，他为了挽回面子，淡淡地笑了起来。“我觉得我是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不过，您说话干吗用那种口气呢？您看，我是诚心诚意承认我言语混乱的，如果您是一位高傲的人，您一定看够了我的自我作贱……我说，一位太太，行为高尚，也就是举止轻浮，对不起，我的思路混乱不堪，好像在说一部什么文学作品。比方说，您以为是在说波尔·德①柯克内容轻佻的作品，而这位作家的全部可悲之处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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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尔·德·科克（一七九四——一八七一）法国浪漫派作家。
年轻人怀着遗憾的心情望了望穿熊皮大衣的先生。这位先生看来思路已经彻底混乱，他沉默下来，直望着年青人，毫无意义地微笑着，同时无缘无故地用颤抖的一只手，去抓青年人的大衣翻领。
“您问什么人住在这里吗？”年轻人稍稍后退了一步，问道。
“对，您说过，有许多人住在这里。”
“这里嘛……我知道，索菲娅·奥斯塔菲耶夫娜也住在这里。”年轻人悄悄地说道，甚至带有一点同情的味道。
“唔，您看，您看！您一定知道点什么，年轻人，是吗？”
“我向您保证，不，我一无所知……我是根据您心烦意乱的神态来判断的。”
“我刚才从厨娘口里打听到，她常来这里。不过，您没说对，也就是说她不是来找索菲娅·奥斯塔菲耶夫娜的……他们俩互相并不认识……”
“不认识？唔，那就请您原谅了，先生……”
“看来，您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年轻人，”古怪的先生带着辛辣的嘲讽口气说道。
“您听我说，”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道，“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造成您心绪不佳的原因，大概是有人对您背信弃义吧，请您直率地说出来，行吗？”
年轻人赞许地微微一笑。
“我们起码能做到相互理解，”他补充了这么一句，随即他的身子就非常宽容地表露出他想微微鞠躬的愿望。
“您可要了我的命啦！不过，（我向您坦白承认）事情正是这样……但谁不出事呢……您的关切深深地感动了我……您一定会同意，在青年人之间……我虽然不算年轻，但是，您知道，习惯、单身汉的生活，单身汉之间，大家都知道……”
“好，都知道，都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帮您呢？”
“这样吧，先生！您是同意去拜访索菲娅·奥斯塔菲耶夫娜的……我现在还不确切知道这位太太到哪里去了，我只知道她在这栋房子里。看到您在这儿踱步（我自己也在那边散步），我就想……您是否看出我在等这位太太呢？……我知道她在这里，我很希望碰到她，向她解释解释，什么是不体面和卑劣……总而言之，您是理解我的……”
“唔，嗯！”
“我这样做，也不是为了自己，您不要以为……这是旁人的妻子！丈夫站在那里，站在沃兹涅申斯基桥上。他想捉奸，但他还下不了这个狠心。他还不相信，也像任何一个丈夫一样……（这时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想笑一笑）我是他的朋友。您一定会同意，我是一位颇为受人尊敬的人，我不可能是您所想象的那种坏人。”
“那当然，先生！嗯！……”
“就这样，我老是在捉她，我受人之托嘛，先生（一个倒霉的丈夫！）！但是我知道，这位年轻的太太很狡猾（枕头底下老是藏着波尔·德·科克的言情小说）。我相信她会人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溜掉。我坦白承认，是厨娘告诉我的：她经常来这里。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发疯似的跑来了。我想捉住她，我早就对她有怀疑，所以我才问您，您在这里来回走动……您——您——我不知道……”
“说吧，说吧，您到底要什么？”
“对，先生！……我不曾有过荣幸认识您；现在也不敢动问您尊姓、大名……至少，让我们认识认识吧，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机会！……”
浑身颤抖的先生热烈地摇撼着青年人的一只手。
“这应该是我一开始就要做的事，”他补加了这么一句，“但是我忘了所有的礼仪！”
说话的时候，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无法站立在原地，老是心神不定地向两旁张望，不时倒换着两只脚，像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一样，一手牢牢地抓着年轻人。
“您看见了吧，先生！”他继续说道，“我想和您交个朋友……请原谅我的放肆……我想求您走到那一边去，然后从后门的小巷那边再走回来，就这么来来回回地，画一个冂字形。我呢，就到大门口附近去徘徊，这么一来，我们就不会让人溜过去了。我老是耽心一个人是堵不住的，而我是不放她过去的。您一见到她，就把她拦住，然后对我大叫……不过，我是疯子！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建议是何等的荒唐与无礼！”
“不，您说到哪里去了！请便吧！”
“请您不必原谅我，我心情烦乱，不知所措，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好像我要上法庭受审判似的！我甚至要向您坦白承认，我将光明磊落，和您开诚相见，青年人，我刚才甚至把您当成了情夫！”
“简单点讲，也就是说您想知道，我在这儿干什么？”
“高尚的人，亲爱的先生！我原来想过您就是他。我不希望用这种想法来玷污您，不过……不过，您要向我保证，您不是那个情夫，行吗？”
“好！我来发誓，我是情夫，不过不是您妻子的情夫，否则我就不会呆在大街上，而是现在和她呆在一起了！”
“妻子的情夫？谁告诉过您我有妻子，青年人？我是单身汉，也就是说，我本人也是一个情夫……”
“您说过，有一个丈夫在……沃兹涅申斯基桥上……”
“那是，那当然是的，是我说走了嘴，说错了。不过，也有别的关系！青年人，您一定会同意：性格上的某种轻率，也就是说……”
“嗯，嗯！好，好！”
“也就是说，我压根儿就不是丈夫……”
“我非常相信，先生！不过，我对您坦白地说，现在我在劝说您的同时，也要自己安慰自己，因此我才对您开诚相见，谈心里话，您不仅使我心烦，而且正在妨碍我。所以我恳请您给我让出位子，请您走开！我自己也是在等人呢！”
“遵命，遵命，先生！我就走开，我尊重您热烈的焦躁不安的心情。这一点我理解，青年人。啊，现在我多么理解您啊！”
“好，好……”
“再见……不过，请您原谅，青年人，我又要找您……我不知道，怎么说好……请您再一次向我发誓保证：您不是情夫！”
“哎呀，上帝，我的主啊！”
“还有一个问题，最后的一个问题：您知道那个……丈夫的姓名吗？就是您的那个对象的丈夫罗。”
“当然知道。反正不是您的姓名就是，完了吧！”
“您怎么知道我的姓名呢？”
“您听我说，您快走！您在浪费时间；这样她已经走掉一千回啦……唔，您到底要干什么呢？您的妻子穿狐皮大衣，戴斗篷，我的是披格子花披风，戴天蓝色天鹅绒帽子……喂，您还要说什么呢？到底您还要干什么？”
“戴天蓝色天鹅绒帽子！她是有一件格子花披风的，也有一顶天蓝色的帽子，”纠缠不休的人突然从原路走回来，大声叫了起来。
“啊呀，真见鬼！对，这种事是完全可能的……对呀，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人并不到那里去呀！”
“她，您的那个她在哪儿？”
“这一点您很想知道，您到底要干什么？”
“我承认，我老是说的那个事……”
“呸，我的天啦！您真是厚颜无耻！唔，我的那位在这里有熟人，住在三楼，临街。您还怎么样？要我把他们的名字都说出来吗？”
“我的上帝！我也有熟人住在三楼，窗户也是对着大街的！……是一位将军……
“将军？！”
“是一位将军。我告诉您是哪位将军吧，好，是波罗维津将军。”
“这就巧啦！不，这不是他老人家！（哎呀，真是活见鬼啦，活见鬼啦！）”
“不是他老人家？”
“不是他老人家。”
两人默默不语，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
“喂，您干吗这么望着我？”青年人叫了起来，恼火地摆脱自己身上的麻木与沉思。
先生开始焦躁不安了。
“我，我，我承认……”
“不，对不起，对不起，现在让我们理智一点说话。事情是我们共同的。请您向我解释一下……谁住在那里？……”
“是熟人吗？”
“对，是熟人……”
“您看，您看见了吧！我凭您的一双眼睛，就看出我猜着了！”
“真是见鬼了！不，不，真是活见鬼了！您是瞎子不是？我不是站在您面前，我不是没同她在一起吗？咳，真叫人丧气！不过，您说也好，不说也好，我反正无所谓！”
青年人无比愤怒，两次踩着鞋后跟转过身来，把手一挥。
“我倒没有什么，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我什么都会告诉您，首先她是一个人到这儿来的，他们是亲戚，所以我就没有怀疑。昨天我碰见那位大人先生，他说他从这儿搬走已经有三个星期了，搬到另一套房子里去了，可是……也就是说，不是我的而是旁人的妻子（他站在沃兹涅申斯基桥上），这位太太说，前天她还来过这里，也就是去过那套住宅。可厨娘告诉我，那位大人先生的住房已经被一个叫鲍贝尼津的青年人租下了……”
“哎呀，活见鬼了！真是活见鬼了！……”
“先生，我胆战心惊，快吓死啦！”
“咳，见鬼去吧！您胆战心惊、快吓死啦，与我有什么相干？哎呀，一会儿就会好的，您瞧……”
“在哪里？在哪里？您只要叫一声：伊凡·安德列依奇，我就会跑来的……”
“好，好，哎呀，又见鬼啦，真是活见鬼！伊凡·安德列依奇！！”
“我在这里，”返回来的伊凡·安德列依奇嚷叫起来，他已气喘吁吁了。“唔，什么？什么？在哪里？”
“不，我不过这么……我想知道，那位太太叫什么名字？”
“叫格拉芙……”
“格拉菲拉吗？”
“不，不完全是格拉菲拉……对不起，我不能把她的名字告诉您。”说这话的时候，那位可敬的先生的面色，已经苍白得像一块白手帕。
“对，当然不是格拉菲拉，我自己知道，不是格拉菲拉，不过她同谁在一起呢？”
“在哪里？”
“在那里！哎呀，见鬼啦，真是活见鬼啦！”（青年人已经气得在原地站不住了。）
“啊，您看呀！为什么您知道她叫格拉菲拉？”
“唔，到底硬是见鬼啦！您又捣鬼啦！您不是说过她不叫格拉菲拉吗？……”
“先生，您这是什么口气！”
“去您的，顾不上口气啦！怎么，她是您的妻子吗？”
“不，也就是说，我没有结婚，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对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诉说不幸，而这个人我不说值得任何人尊敬，至少是一位有教养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到处骂粗话。可您却老是口口声声说：活见鬼！活见鬼！”
“对，是活见鬼！还是对您说的呢，您明白吗？”
“愤怒弄瞎了您的眼睛，所以我不开口说话啦。我的天哪，那是谁呀？”
“在哪儿？”
响起一阵喧哗和哈哈大笑声。长得还算好看的两个姑娘，从台阶上走下来，朝他们那边奔去。
“哎呀多漂亮的人哪！您们怎么啦？”
“你们慌里慌张的，往哪儿跑呀？”
“不是他们！”
“怎么，没碰上他们！是马车夫！”
“您要上哪儿去，小姐？”
“去波克罗夫家，安奴什卡，坐上去，我送您到家。”
“喂，我从那边上，走啦！你要注意点，快点拉车……”
马车夫赶着车子走了。
“这是从哪儿来的？”
“天啦，我的天啦！但是，要不要到那儿去呢？”
“去哪儿？”
“去鲍贝尼津家呀。”
“不，先生，不行……”
“为什么？”
“当然，要是我，就会去的。不过，那时她肯定会说出另一种话来。她……会变，我了解她！她会说她是故意来捉我和什么人的奸的，于是嫁祸于人，把倒霉的事硬栽在我的身上！”
“说不定她还真在那里呢！至于您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还是去找将军吧……”
“他不是早搬走了吗？”
“反正一样，您明白吗？她不是去了吗？那好，您也去，明白吗？您装作好像您不知道将军已经搬走，您好像是去接您妻子的，好，就这么干。”
“往后呢？”
“往后，您在鲍贝尼津家愿意捉谁就捉谁，呸，你这个鬼怎么这么笨呀！……”
“唔，我捉谁不捉谁与您有什么相干？您看，您看哪！……”
“什么，什么，老兄？什么？又是为前面的那个事吗？哎呀，你，我的天哪！您真丢脸，您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人，您是一个糊涂透顶的大笨蛋！”
“嗯，您为什么这么感兴趣？您是想打听……”
“打听什么？什么？唔，真是活见鬼！现在我可顾不上您了！我一个人也去，您给我走开，您滚。到那里好好守候着，就在那里来回跑，好吗？！”
“先生，您几乎已经忘乎所以啦！”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绝望地叫了起来。
“怎么啦？到底怎么啦，我忘乎所以？”青年人咬紧牙根说完，就疯狂地靠近穿熊皮大衣的先生，“唔，怎么啦？我在谁的面前忘乎所以呀？！”他握紧拳头吼道。
“但是，先生，请您……”
“您是什么人？我在谁的面前忘乎所以？您姓什么？”
“我不知道您这是为什么，青年人？您干吗要打听我的姓名？……我不能说……我最好是与您一起走。我们一起走，我决不落后，我作好了一切准备……但是，请您相信，我应该得到更加有礼貌的语言！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丧失精神，即便您心情烦乱（我猜得到您心烦意乱的原因），那至少也不必忘乎所以……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人！……”
“您年纪老与我有什么关系？真是稀罕！您给我滚开，您怎么在这儿跑来跑去！……”
“为什么我老？我算什么老人？当然，论资历，我是老人，不过，我没有跑来跑去呀……”
“这是一看就清楚的！您快滚开吧……”
“不，我和您在一起，您不能禁止我，这样做我也是与此事有关连的人，我和您在一起……”
“好，那就轻声一点嘛，声音放低一些，闭嘴！……”
他们俩人一起登上台阶，沿着楼梯登上三楼。里面黑漆漆的。
“站住！您有火柴吗？”
“火柴？什么火柴？”
“您会抽烟吗？”
“是的！有，有，在这里，这就是。您看，等一等……”
穿熊皮大衣的先生手忙脚乱。
“呸，多笨的家伙……见鬼啦！好像，这个门……”
“这……这……这……”
“这……这……这……您嚷什么呀？声音放低一点！……”
“先生，我在克制着呢……您胆子大，正是这样！……”
火光闪了一下。
“唔，正是这样，您瞧，铜牌！这就是鲍贝尼津家。您看见没有：鲍贝尼津？……”
“看见啦，看见啦！”
“轻——点！怎么，火灭啦？”
“灭啦。”
“要叩门吗？”
“对，要叩门。”穿浣熊皮大衣的人回答道。
“您敲吧！”
“不，为什么要我敲呢？您开始，您先敲吧……”
“胆小鬼！”
“您自己才是胆小鬼呢！”
“给我……滚……开！”
“我真后悔，不该把秘密告诉您，您是……”
“我？我怎么哪，嗯？”
“您利用了我的心情烦乱！您看到了我心情烦乱……”
“够啦！我不过是觉得可笑罢了！”
“您为什么在这里？”
“您又为什么呢？”
“您的道德真高！”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怀着满腔愤怒说道“唔，您怎么说起道德来了？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才是不讲道德呢！”
“什么？！”
“是的，照您的意思，每一个受屈辱的丈夫都是草包罗！”
“难道您是丈夫？丈夫不是在沃兹涅申斯基桥上吗？您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缠住我不放？”
“因为我觉得您就是情夫！……”
“您听着，如果您继续这样对我说话，那我就要肯定，您就是草包，您知道我是说什么人吗？”
“您想说我就是丈夫！”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说完，好像被开水烫了似地，不断后退。
“嘘！闭嘴！您听……”
“这是她。”
“不！”
“呸！多黑呀！”
一切都静下来了。鲍贝尼津家里传出一阵喧哗声。
“我们干吗要吵架呢，先生？”着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悄悄说道。
“真是活见鬼，是您自己生气的嘛！”
“但是，是您使我受不了才生气的。”
“闭嘴！”
“您得同意，您还非常年轻……”
“您给我闭嘴呀！”
“当然，我同意您的想法，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丈夫，是草包。”
“您能不说话吗？啊！……”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凶狠地追查倒霉的丈夫呢？……”
“这是她！”
但响声这时又没有了。
“她？”
“是她！是她！她！可您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四处张罗呢？
又不是您的不幸！”
“先生，先生！”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喃喃说道，他面色惨白，不断哽咽。“当然，我心情烦乱……您已经看够了我的自卑自贱，不过现在是黑夜，当然，明天……明天肯定是不会见面的，虽然我并不害怕与您相见。她丈夫不是我，而是我的朋友，他在沃兹涅申斯基桥上，确实是他！那是他的妻子，旁人的妻子！他是一个倒霉的人！我向您保证！我和他熟得很，您等一等，我把全部情况讲给您听。我和他，正如您所见到的，是朋友。要不然，我现在就不会为他而焦急心碎了。这情形您是看见的。我几次对他说过：你干吗要结婚呢？我的朋友！你有地位，你有吃有穿，你是一位体体面面的人物，干吗要拿这一切去换取一个女人的撒娇、任性和卖弄风情呢！你要同意啊！可是他说，不，我要结婚，要家庭的幸福……好啦，现在看你的家庭幸福吧！起初，他自己欺骗别人的丈夫，现在轮到他喝苦酒了……请您原谅，我这么解释，是出于不得已！……他是个倒霉的人，正在受苦，您瞧！……”这时，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狠狠地抽泣了一下，仿佛要痛哭嚎啕一番似的。
“让他们都见鬼去吧！天底下傻瓜还少吗！？您到底是什么人？”
青年人非常愤怒把牙齿咬得格格发响。
“嗯，此后您会同意的……我对您是光明磊落、坦诚相见的……您这是什么口气啊！”
“不，请等一等，您一定要原谅我……您贵姓？”
“不，干吗要您知道我的姓呢？！”
“啊！！”
“我不能把姓名告诉您……”
“沙布林您认识吗？”青年人迅速说道。
“沙布林！！！”
“是的，沙布林！！！啊！！！（穿腰部带褶子大衣的先生在这里有点故意挑逗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您明白了吗？”
“不明白，先生，是哪一个沙布林？”穿熊皮大衣的先生木然回答，“根本不是沙布林！他是一位可敬的人物！您嫉火中烧，我可以原谅您的无礼。”
“他是个骗子，出卖灵魂，贪污受贿，盗窃，是个大坏蛋，很快就会上法庭受审的！”
“请原谅，”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吓得面色苍白，说道，“您不了解他，我看您对他一无所知！”
“是的，我没见过他的面，而是从与他很接近的人口中了解到的。”
“什么人，先生？您看，我心烦意乱，神情不安，您看见……”
“傻瓜！醋罐子！一个老婆都看不住！既然您高兴知道，那他就是这样的人！”
“对不起，您大错特错了，青年人……”
“哎呀！”
“哎呀！”
鲍贝尼津家的房里又传出响声。有人开了门，响起了说话的声音。
“哎呀，这不是她，不是她！我熟悉她的声音。现在我全知道了，这不是她！”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说完，脸色惨白，像一块白手帕。
“住嘴！”
青年人贴在墙上。
“先生，我跑啦，这不是她，我感到很高兴。”
“好，您走吧，您快走！”
“可您怎么还站着？”
“可您怎么办呢？”
门开了，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忍不住了，像箭似的，从楼梯上迅速滚了下去。
一男一女从青年人的身旁走了过去，他的心紧张得停止了跳动……传来的是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随后就是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男子的哑嗓子。
“没关系，我吩咐派雪橇来，”哑嗓子说道。
“啊呀！好，好，我同意，您就吩咐吧……”
“雪橇在那里，我去去就来。”
太太单独留了下来。
“格拉菲拉，你的誓言哪里去了？”穿腰部带褶子大衣的青年人抓住那女人的手，大声叫了起来。
“哎，这是谁呀？这是您，特沃罗戈夫？我的天哪，您在干什么？”
“您刚才和谁在这里？”
“那是我丈夫，快走，快走开，他马上就会从那里出来……从鲍罗维津那儿出来，您快走，看在上帝的面上，您快走开。”
“鲍罗维津一家搬走已经三个星期了！我全知道！”
“哎呀！”那位太太跑上台阶，青年人赶上了她。
“谁告诉您的？”太太问道。
“是您丈夫，夫人，伊凡·安德列依奇。他在这里，就在您前面，夫人……”
伊凡·安德列依奇确实站在台阶旁。
“哎呀，这是您？”身穿浣熊皮大氅的先生叫了起来。
“啊，c′est vous？①”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叫了起来，带着毫不做作的欢喜心情向他扑了过去。“天哪，我出了什么事啦？我在鲍罗维津家里，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你知道，他们家现在在伊兹迈依洛夫桥边，我同您说过的，你记得吗？我在那里要来了雪橇。拉雪橇的马发了疯，拚命快跑，把雪橇摔碎了。我从那里被摔出了一百来步远。车夫被抓住了。我失去了知觉。幸好，monsie－un②特沃罗戈夫……”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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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这是您？”
②法语，“先生”。
特沃罗戈夫先生这时已经不像特沃罗戈夫先生，而是像一块石头了。
“特沃罗戈夫先生看见我在这里，就自告奋勇护送我。不过，既然现在你们在这里，那我就只有向您，伊凡·伊里奇表示我最热烈的感谢了……”
太太朝木然的伊凡·伊里奇伸去一只手，她没有握他的手，而是拧了他一把。
“特沃罗戈夫先生，我的熟人，在斯科尔鲁波夫家的舞会上，我有幸结识的。我好像对你说过吧？难道你不记得啦，科科？”
“啊呀，当然，当然！啊呀，我记起来啦！”那个被叫做科科的、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说了起来，“很高兴，很高兴！”
随即他就热烈地握了握特沃罗戈夫的手。
“这是同谁呀？这是什么意思？我在等……”传来了一个嘶哑的声音。
一位个子很高的先生站在众人的面前。他取出长柄眼镜，注意看了看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
“啊呀，monsiur鲍贝尼津！”女人叽叽喳喳说了起来，“打哪儿来？真是巧遇呀！您看我刚才被马摔倒……这是我丈夫！jean！①鲍贝尼津先生，在卡尔波夫家的舞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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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让。
“哎呀，非常、非常、非常高兴！……我马上去叫马车，我的朋友。”
“去吧，jean，去吧，我吓死啦，全身发抖，甚至吓出病来了……今天在假面舞会上，”她对着特沃罗戈夫耳语了一阵……“再见，再见，鲍贝尼津先生！明天在卡尔波夫家的舞会上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不，对不起，我明天不会去。既然现在不去……明天我也不会去……”鲍贝尼津还透过牙缝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话，然后皮靴咔嚓一响，坐上自己的雪橇就走了。
一辆轻便马车开过来，那女人便坐了上去。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停下脚步，好像他已无力去做任何动作，毫无意义地望着穿腰部带褶子的大衣的先生，而这位先生则傻乎乎地微笑着。
“我不知道……”
“请原谅，很高兴认识您，”青年人作了回答，同时怀着好奇和愧疚的心情，弯腰鞠躬。
“非常、非常高兴……”
“好像您丢了一只套鞋……”
“我？对了！谢谢，谢谢！我老想弄一双橡皮的……”
“穿橡皮的似乎有点出汗，先生。”青年人说完，显然带着无限的同情。
“jean！你快好了吗？”
“正是脚出汗。我就来，马上就来，我的心肝宝贝，我们正谈得有趣呢！正如您所指出的，正是脚出汗……不过，请原谅，我……”
“您请便！”
“非常、非常、非常高兴和您认识……”
穿浣熊皮大衣的先生坐上了车，车子就开动了。那年轻人还站在原地，惊讶地目送着马车开走。
（2）
第二天傍晚，意大利歌剧团正在上演一个什么歌剧。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像一颗炸弹一样，冲进剧场大厅。从来没有人发现他对音乐竟是那么furore①，那么狂热。不过起码有不少人知道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在意大利歌剧团演出时，特别喜欢打鼾，而且一打就是一两小时。他甚至几次说过，打鼾很愉快，甜蜜蜜的。“女演员像一只小白猫，给你咪咪的哼摇篮曲。”他多次对朋友这么说道。不过，这是很久以前说的，那还是上一个演出季节。可现在完全改变了！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就是在家里也夜夜睡不着。然而他还是冲进观众坐得满满的演出大厅，像扔进一颗炸弹一样。连验票员都似乎有点怀疑地望了他一眼，然后马上用一只眼睛瞟了一下他一侧的口袋，满以为可以发现藏在里面以防万一的匕首柄。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观众分为两大派，每派都为自己的女演员捧场。一派叫什么分子，另一派则自称是什么主义者②，两派都对音乐十分狂热，所以检票员非常担心：歌迷们对自己的崇拜对象，往往有所偏爱，而这种偏爱可能产生意外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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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语：狂热。
②一八四七年十月至一八四八年二月一个意大利歌剧团在彼得堡演出，其中有两位演员很受欢迎，一个叫波尔季，另一个叫弗列卓里尼。
因此，在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不完全是白发苍苍，而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秃顶者，外表相当体面）居然带着青年人的干劲，冲进剧场时，检票员情不自禁地想起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崇高的言语：
老年既然如此可怕
青年又当如何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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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文与原文有出入。
于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他斜眼望了一下燕尾服的侧边口袋，希望发现藏在里面的匕首，但那里面除了一个钱包之外，一无所有。
飞快跑进剧院以后，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一眨眼功夫就把第二层的全部包厢都看完了，啊呀，真要命！连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原来她在这里！她坐在包厢里！这里还有鲍洛维津将军和他的夫人与小姨子。将军的副官，一个极其灵活的青年人也在这里，还有一位文职官员……伊凡·安德列耶维奇集中注意力和锐利的目光望着，啊呀，真要命！那个文职官员偏偏藏到副官的身后，留在暗处看不见了。
她分明在这里，但她却说她绝对不会来这里！
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这种两面手法，从某个时期以来，就处处表现出来，害得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好苦。现在这个年轻的的文职官员又使他感到完全绝望。他完全被吓坏了，一屁股坐到了围椅里。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种情况很一般，已经习以为常了。……
需要指出的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围椅正是靠近楼下一侧的厢座，而且二楼那个该死的包厢正好就在围椅头顶上，使他感到很不愉快的是他头顶上在干什么，他根本看不见。因此他生气，发烧，就像烧开的茶炊一样。整个的第一幕对他来说，是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也就是说，他一个音符也没听。人们常说，音乐的好处在于使不同感觉的人留下不同的印象。高兴的人可以在音乐中找到欢欣，悲伤的人可以找到悲伤。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两耳之中则是暴风雨的呼号、咆哮。最糟糕的是前后左右都是一些可怕的声音在喊叫，弄得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心脏都快炸开了。这一幕终于结束了。但就在幕布徐徐下落的这一时刻，我们的英雄发生了一起任何笔墨也难以描述出来的惊险事件。
有时候，从顶层包厢里飞下一张海报。在演出枯燥乏味、观众纷纷打哈欠的时候，对于观众来说，这是真正的惊险事件。他们特别关切地注视着那张极其柔软的纸片从最高层慢慢地飘落下来，弯弯曲曲地落到围椅上，然后粘在某个对此毫无准备的观众头上，从中得到一点愉快。确实，看到这人脑袋的怪相，真是有趣（因为，这人的脑袋一定会露出怪相来的），我也常常为太太们的望远镜提心吊胆，因为这些望远镜常常放在包厢一侧的边缘上，我总是觉得，眼看就要掉下来，落在某个对此毫无准备的观众头上。不过，我发现我作这样的悲惨设想是不恰当的，因此决定写成小品文寄给报社。那些报纸经常提醒人们不要受骗上当，还要注意蟑螂，如果您家有这种动物的话。为此它们还向您推荐著名的普林契普先生，他是世界上所有蟑螂的死敌，不仅俄罗斯的蟑螂怕他，甚至外国的，比如普鲁士及其他等等国家的，都对他怕得要死。
不过，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还是出了一件迄今还没在任何地方描述过的奇事。他的脑袋（前面已经说过，相当秃的）上飞来了一张纸片，但不是海报。老实说，我甚至不忍心说出飞到他头上的是什么。因为公开说落到嫉火中烧、十分激怒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那颗令人起敬的、光秃秃的（也就是部分秃顶）头上的，是一个不道德的东西，比如一张洒过香水的情书，确实于心不忍。至少，可怜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对这种无法预见的不像样的丑事，毫无准备，他浑身抖动了一下，好像在自己的头上捉住了一只老鼠或者别的什么动物。
至于说纸条的内容是谈情说爱的，那是勿庸置疑的。字写在一张浸透过香水的小纸片上，与言情小说里写的字条一模一样，而且折叠成很小的样子，可以藏在女人的手套下面。它大概是在传递的时候，比如说询问海报的时候，小纸条被迅速卷进海报里，然后交到某人的手里，但是眨眼之间，也许是副官无意的一推（副官正在极其灵活地解释自己的笨拙），于是纸片便从颤抖的小手中抖落出来，而那个年轻的文职官员已经迫不及待地伸出手来，但他接到的却不是字条，而是一张海报，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这真是一件令人不快的奇怪事件！事实的的确确，您一定会同意，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感到更加不快。
“prédestine①”他悄悄地说道，两手紧紧捏着纸条，浑身直冒冷汗。“prédestine！子弹一定会找到有罪的人的！”他的脑子突然闪出这一想法。“不，这不对！我有什么罪！哦，对了，这儿还有另一条谚语：子弹找到了倒霉的马卡尔”②，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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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命中注定。
②这条谚语的全文是：“倒霉的马卡尔连松果都往他头上落”，意即处处倒霉。
受到如此突然事件的震动，脑海中嗡嗡作响，开始出现各种各样想法的情况，难道还少吗！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僵硬地呆坐在椅子上，正所谓半死不活。他相信，他遇到的惊险场面已经被四面八方的人们发现，虽然就在这时剧场里一片紊乱，纷纷有人要女歌星再来一次表演。他尴尬地坐着，满脸通红，不敢抬起眼皮，好像他出了一件意外的不快事件，似乎在这美好的大庭广众之中干出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他最后终于狠下决心，把眼皮抬了起来。
“唱得真好啊，先生！”他对坐在他左手边上的一个说道。
那位正在狂热之中，不停地拍手叫好，主要的是两只脚也不停地走动，他迅速而漫不经心地瞟了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一眼，然后两手放在嘴前，做了一个使声音集中的姿势，大声喊叫一个女歌星的名字。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以前从未听到过这种高声的喊叫，竟然欣喜若狂。“他什么也没发现！”他这么一想以后，马上转身向后。但坐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先生此时正背对着他，用长柄望远镜察看所有的包厢。“也没问题！”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想道。前面的当然什么也没看到。他胆怯地，同时又怀着高兴的希望斜眼瞥了一下他座椅旁边的一楼池座，一种最令人不快的感觉，顿时使他的身子抖动了一下。原来那里坐着一位漂亮的女人，用手帕捂着嘴巴，趴在围椅背上，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如同发疯似的。
“哎呀，我就怕这些女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悄悄说道，随即就从观众的腿脚之间挤过去走到门口。
现在我向我的读者建议，请他们来决断一下，看我和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谁对谁非。难道他此刻的言行是对的吗？大家知道，一所大剧院本身就包括四层包厢，第五层是楼座。为什么一定要认定这纸条是从一个包厢里掉下来的，而且正是这个包厢，而不是别的包厢，比方说五楼，那里不是也有女士吗？但是，往往是有排他性的，而忌妒则是世界上最具排他性的一种。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跑到休息室，站在一盏灯前，拆去铅封，读道：
“今天散戏以后，立即去×街，××胡同拐角处，k先生家，三楼，楼梯的右边。从大门进。您就呆在那里，sans faute①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别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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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毫无差错。
谁的笔迹，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没有认出来，但有一点却是毫无疑义的：私订约会。“要抓，要捉住，一开始就把罪恶消灭掉。”这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第一个想法。他头脑里想到的是现在就揭露，马上就地解决。但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甚至跑进了第二层包厢，但及时退了出来。他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跑，由于无所事事，他朝另一个方向跑去，通过另一个包厢敞开的房门，朝对面看了看。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沿垂直方向所有五层的包厢里，坐的都是青年男女。字条可能从所有这五层包厢中飞落下来，因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怀疑所有这些楼层都参与了反对他的阴谋。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看法，任何表面现象他也不信。整个第二幕演出期间，他都在各条走廊上跑来跑去，哪儿也找不到心灵的平静。他本想溜进售票室，希望从售票员的口中打听到所有四层包厢里看客的姓名，但售票室的房门已经上锁。最后，疯狂的欢呼声和掌声响起来了，演出已经结束。开始呼唤演员谢幕，有两个声音从最高层传来，叫得特别响亮，那是两派的头头。但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没有时间管他们了。他的脑子里已经闪出下一步行动的想法。他穿上大衣就去k街，以便碰上他们、逮住他们，加以揭露，总之，要采取比昨天更有力的行动。他很快就找到了房子，刚要进大门，好像在他的手下面，突然闪出一个穿大衣的的身影，赶在他前面沿着楼梯登上了三楼。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觉得，这就是那个，尽管当时他没能看清他的面孔。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已经赶在他前面两级楼梯，接着就听到三楼的房门打开了，但没有响声，好像有人在专门等着来人似的。青年人一闪身就进了房内。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走到三楼时，这扇房门还没来得及关上。他本想在门前站一站，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行动，先是有点胆怯，后来就下决心采取某种非常果断的行动。但是，就在这一时刻，一辆轻便马车辚辚地在大门口响起，车门轰地一开，一个人迈着沉重的脚步和咳嗽声，通通通地登上三楼。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站不住了。他打开房门，迅速出现在房内，满脸露出一个受到侮辱的丈夫的庄严表情。一个满怀激动的小丫头迎着他跑来，随后又出现了一个人，但要拦住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他像炸弹一样，飞进内室，走过两个漆黑的房间，突然出现在卧室里，站在一位年轻、美丽的太太眼前。这位年青的太太吓得浑身发抖，极其惊恐地望着他，好像不明白她身旁出了什么事。就在这时，隔壁房里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原来有人迳直朝卧室走来，那是刚才上楼那样的脚步声。
“天哪！那是我丈夫！”太太两手一拍，大叫一声，脸色白得比身上穿着的白罩衫还要白。
伊凡·安得列耶维奇觉得他走错了房间，做了一件小孩子做的蠢事，没有好好考虑自己的行动，没有在楼梯上好好静下心来，但已经无法可想了。房门已经打开，沉重的丈夫（如果只根据他沉重的脚步来判断的话）已经走进房内……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把自己当成了什么人！也不知道是什么考虑使他不直接迎着丈夫走去，说清楚他是误入房门，承认自己无意地做出了不礼貌的事，请求原谅，然后悄然退出——当然这样做也不很光彩，当然也不大体面，不过至少可以光明正大地走掉。但是不，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又像小孩子一样，采取了幼稚的做法，好像他把自己看成了唐·璜或者洛维拉斯！①起初他躲在床边，用帐幔遮着，后来觉得自己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于是趴在地上，毫无意义地爬到了床底下。惊恐对他的理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所以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一个受到损害的丈夫（至少他自认如此），不敢与另一个丈夫见面，也许他害怕自己的存在会伤害那个丈夫吧。不管是否如此，反正他躲到了床底下，根本不知道这样干是为了什么。但是，更奇怪的是那位太太居然没加任何反对。她看到一个极其古怪的、上了年纪的先生在她的卧室里寻找避身之所时，没有叫喊。她的确是吓晕了，大概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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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小说家理查逊（一六——一七六一）笔下的色鬼。
丈夫走进门来，又是喘气，又是咳嗽，用最苍老的声音和妻子打了个招呼，然后一屁股跌坐在围椅里，好像他刚刚背回家一捆柴火似的，一阵低沉而持久的咳嗽声响起了。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由一只狂怒的老鬼变成了一头绵羊，胆怯而恭顺，就像一只小老鼠见了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虽然，根据自身的经验，他也知道，并不是所有受到伤害的丈夫会咬人。但此时，他的脑袋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或者是由于思考不够，或者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他开始小心翼翼地、轻手轻脚地、摸索着朝床底下爬去，好让身子舒服一点。当他用手摸到一个东西时，他的那个惊讶神情哟！简直无法形容。使他最最惊讶的是：那家伙动了动并且同时抓住了他的一只手！原来床底下还藏着另一个人！……
“您是什么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悄声说道。
“唔，我是什么人，刚才对您说过的！”奇怪的陌生男子悄声回答。“既然您走错了门，您就快躺下别作声！”
“然而……”
“住嘴！”
于是，这个不相干的人（因为床底下只够容纳一个人），这个不相干的人把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一只手使劲捏在自己的拳头中，痛得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差点叫了起来。
“先生……”
“嘘！”
“您别这么用劲捏我，我会叫喊的。”
“好呀，您叫啊！试试看！”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羞得满脸通红。那个陌生男子既严厉，又是怒气冲冲的。也许此人不止一次地经受过命运的考验，不止一次地落到过这么狭窄的境遇，但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却是生手，狭窄的处境使他喘不过气来。血液直往头部上涌。然而又实在没有办法，需要俯卧着。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只好忍着，不再作声了。
“我，宝贝，在，”丈夫开始说话了，“宝贝，我在帕维尔·伊凡雷奇家里。我们坐下来玩纸牌，就这么，咳，咳，咳！（他开始咳起来了）这么……咳！这么背……咳！去她的！……咳！咳！咳！”
随后，小老头就一直咳过不停。
“背……”他终于说出话来了，但眼里全是泪水，“背痛得很厉害……该死的痔疮！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坐不得！咳，咳，咳！……”
似乎又开始的咳嗽注定要比咳嗽的主人，这个小老头活的时间更长。老头儿在咳嗽的间隙之间好像在转动舌头，说点什么，但是怎么也叫人听不清楚他说的意思。
“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挪一挪！”倒霉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低声说道。
“往哪挪？没有地方呀！”
“但是，您自己肯定会同意，我这样实在不行。我还是第一次处于这种糟糕透顶的尴尬境地呢。”
“我却是第一次同一个很不令人愉快的人呆在一起。”
“但是，青年人……”
“闭嘴！”
“闭嘴？您的行为太放肆，是极其无礼的，青年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您还非常年轻，我年纪比您大。”
“住嘴！”
“先生，您太放肆了！您不知道您是在同谁讲话！”
“同一个躺在床底下的先生……”
“但是，我是被一件意外的事而弄到这里来的，是一个错误，而您，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则是道德败坏……”
“您的错误恰恰也在这一方面。”
“先生，我比您年纪大，我对您说……”
“先生，您知道吗，我们是坐在一块木板上。我求求您别抓我的脸！”
“先生，我什么也不明白。您要原谅我，实在没有地方了。”
“您为什么这么胖呢？”
“天哪！我从来没有处于这么低声下气的地位。”
“是的，再低就没法子躺下了。”
“先生，先生！我不知道，您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明白，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不过，我是一个误会，我不是像您想象的那种人……”
“如果您不挤我，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您。您快闭嘴嘛！”
“先生！如果您不动，我就会中风。您得对我的死亡负责……我请您相信……我是受人尊敬的人，一家之主。我不能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这是您自己爬进来的。好，您动一动吧，这块地方给您，再多就不行啦！”
“高尚的青年人！先生！我发现我错看您了。”伊凡·安德列耶维奇高兴地说道。他感激青年人给他挪出了一点地方，放松了他麻木的四肢。“我理解您被挤的遭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看，您把我想得很坏。请允许我提高我在您心目中的威望；请允许我告诉您，我是什么人；我来这里是违背我自己的意愿的。这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来的目的，不是您所想象的……我是极端地，极端地害怕！”
“您还不住嘴吗？您不明白，要是被人听见，我们就会糟糕吗？嘘……他在说话。”确实，小老头的咳嗽看来开始停止了。
“是这么回事，宝贝，”他哑着嗓子说话，好像是哭似的。
“是这么回事，宝贝，咳！……咳！哎呀，真不幸！菲多谢·伊凡诺维奇说：您该试试喝点千叶草熬的汤，您听见没有，宝贝？”
“我听见啦，我的朋友！”
“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您最好试一试喝千叶草煎的汤。我说我贴过医蛭。可他对我说；不，亚历山大·杰明雅诺维奇，千叶草汤好些。我要告诉您这东西开……咳！咳！啊呀，我的天哪！你看怎么样，宝贝？咳，咳！啊呀，我的老天爷呀！咳，咳！……这么说还是千叶草汤好罗？……咳，咳，咳！啊呀！咳！”
“我认为，试一试这种汤药，不会坏事。”夫人回答道。
“对，不会坏事！他说，您得的大概是肺病，咳！咳！可我说是胃痛，咳，咳！他依然对我说，可能是肺病，你看，咳，咳！你看是肺病吗，宝贝？”
“啊呀，我的天哪，您在说什么呀？”
“是的，是肺病！你现在该脱去衣服、躺下睡觉啦，咳！咳！我今天，咳！有点伤风流鼻涕啦。”
“喂！”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说道，“看在上帝的面上，您挪过去一点吧！”
“我真是对您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您出了什么事。喂，您不能安安静静躺着吗？……”
“您对我太冷酷无情了，青年人！您想伤害我，这一点我看得出来。您大概是这位太太的情夫吧？”
“住口！”
“我不会住口！我不允许您对我发号施令！您肯定是情夫，对吗？如果您被发现，我一点责任也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您不保持沉默，”青年人牙齿咬得格格响，说道，“我就说我是您拉来的，我要说您是我叔叔，把财产全部挥霍光了。到那时，人们至少不会认为我是这位太太的情夫了。”
“先生！您在嘲笑我，您在耗尽我的全部耐性。”
“嘘！难道要我强迫您住口吗？您简直是我的灾星！喂，您说说，您在这里干什么？没有您，我好呆可以躺到明天早晨，而到了那时，我肯定是可以出去的。”
“但是，我不能在这里躺到明天早晨。我是一个很懂道理的人；我当然联系广泛……您怎么看呢？难道他会在这里过夜吗？”
“谁呀？”
“那个老头。”
“他当然会的。并不是所有的丈夫都像您。也有在家里过夜的。”
“先生，先生！”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吓得全身冒冷汗，大声叫了起来。“您要相信我也是在家里过夜的，现在这种情况是第一次，不过，我的天哪，我发现您是认识我的。您到底是什么人，青年人？请您马上告诉我，您是什么人？我从无私的友谊出发求求您啦！”
“您听着！我要使用暴力了……”
“但是，您等一等，请允许我来告诉您，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解释这件糟糕事情的全部……”
“什么解释我都不听，什么事情我也不想知道。您是住嘴还是不……”
“但是，我不能嘛……”
于是，床底下展开了一场小小的较量，随即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就没再说话了。
“宝贝！好像有几只猫在这儿说悄悄话，是吗？”
“什么猫？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显然，太太不知道同自己的丈夫说什么好。她曾经吓得要死，还没有好好清醒过来。现在她身子抖动了一下，随即就竖起耳朵来用心倾听。
“什么猫？”
“是猫呢，宝贝！我近来一回家，瓦西卡就蹲在我书房里咪、咪、咪地尖叫！而且还悄悄地说话。我对它说：你怎么啦，瓦西卡？可是它又咪、咪、咪地叫了起来！随后又好像总在悄悄地说什么。我就想：哎呀，我的天啦！莫非它是在诅咒我死么？”
“您今天尽说蠢话！您不觉得害臊吗？”
“唔，没关系，你别生气，宝贝。我发现我死了你会感到不高兴的，你别生气，我不过这么说说而已。您该快点脱衣，宝贝，快躺下来睡觉，我在这儿再坐一坐，等你睡下再睡。”
“看在上帝的面上，够啦，以后……”
“好，你别生气，别生气！只是这里好像确实有老鼠。”
“瞧您，一会儿猫，一会儿老鼠的！我真不知道您到底出什么毛病啦！”
“唔，我倒没有什么，我一点……咳！我什么……咳、咳、咳、咳！啊呀，我的天啦！咳！”
“您听着，您这么动来动去，他会听见的，”青年人悄悄地说道。
“但是，您要是知道我的情况就好了：我的鼻孔出血啦！”
“让它流出来，别说话。您等一等，他会走的。”
“青年人，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吧。我还不知道我是同什么人躺在一起呢！”
“难道您知道就会好过一点吗？我就对了解您的姓名不感兴趣。喂，您贵姓呀？”
“不，我的姓干吗要告诉您……我关心的只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解释……”
“嘘……他又说话了。”
“真的，宝贝，猫儿们又在说悄悄话啦。”
“不是的，那是您耳朵里的棉花没有塞好。”
“啊呀，真是棉花没塞好的原故！你知道吗，这楼上……咳……咳！楼上咳……咳，咳，咳！等等。”
“在楼上面！”青年人悄悄说道，“啊呀，见鬼！我还以为这是最后一层呢，难道这是二楼吗？”
“青年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战战兢兢地说道，“您在说什么？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为什么对这有兴趣呢？我也以为这是最后一层。难道这儿还有一层？……”
“真的是有人在说话，”老头儿说完，终于停止咳嗽了。……”
“嘘！您听！”青年人悄悄地说道，使劲压着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两手。
“先生，您太用力压着我的两手了，请您快点松开！”
“嘘！……”
接下去就是一场小小的搏斗，后来又出现了沉默。
“我今天碰上了一个漂亮的……”老头儿开始说话了。
“漂亮的什么？”妻子打断他的话。
“是这样的……以前我说过我在楼梯上碰到过一位漂亮的太太，也许我让她过去了？您知道，我的记性坏得很。这个金丝桃……咳！”
“什么？”
“应该喝金丝桃汁，都说喝了好……咳，咳，咳！会好些的！”
“这是您打断了他的话，”青年人又把牙齿咬得格格发响，说道。
“你说过今天你碰见过一位什么漂亮的太太吗？”妻子问道。
“啊？”
“你碰见过一位漂亮太太？”
“谁呀？”
“是你吗？”
“我？什么时候！对了！……”
“到底想起来啦！这个木乃依！”青年人心中暗暗地催促着健忘的老头儿，悄悄地说道。
“先生，我吓得发抖啦！我的天哪！我听见了什么呀？这与昨天一模一样，完全与昨天一个样！……”
“嘘。”
“对，对，对！想起来了，一个十分狡猾的女骗子！两只贼溜溜的眼睛……戴一顶天蓝色的帽子……”
“天蓝色的帽子！哎呀呀！”
“那是她！她有一顶天蓝色的帽子，我的天哪！”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叫了起来……
“她？她是什么人？”青年人紧紧地握着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两手，悄悄说道。
“嘘！”这一次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说的，他说：
“哎呀，我的天啦！我的天啦！”
“唔，不过，谁家没有天蓝色的帽子呢！……唔！”
“真是这么一个大骗子！”老头儿继续说下去，“她是来找什么熟人的，老是眉来眼去的。而那个熟人也有一些熟人来找……”
“呸！这有多枯燥！”太太打断他的话，“您说说，您怎么对她那么感兴趣？”
“唔，好啦，算啦！你别生气！”小老头拉长声音反驳，“好，既然你不愿意听，我就不讲了。你今天好像有点心情不佳？……”
“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青年人开始说话了。
“您看，您看！现在您对这个感兴趣了，可刚才您还不想听呢！”
“唔，您知道，我对这个反正是无所谓的。您不说也好！哎呀，真见鬼，碰上这样的倒霉事！”
“青年人，别生气！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没有什么，我只是想说，您参与这件事，大概不无道理……但是，您到底是什么人呢？我看您是个陌生男子，但是您，一个陌生的男子，究竟是什么人呢？天哪，我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喂，去您的吧！”青年人打断他的话，似乎在认真思考什么。
“但是，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什么都讲给您听。您也许会想，我不会告诉您，因为我恨您。不！这儿是我伸出的一只手！我只是精神沮丧而已。不过，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从头至尾把一切都说出来：您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了什么？至于我嘛，我没有生气，真的没有生气，这是我向您伸出的手。只是这里有灰，我手上沾了点，不过，这对表达崇高的感情，并无妨碍！”
“唉，带着您的手一起见鬼去吧？这儿翻身的地方都没有，你还伸什么手呢！”
“但是，先生！请您允许我说一句，您对待我，好像对待一个旧鞋底一样，”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用极其可怜的绝望声音说道，那声音简直就是哀求。“请您对我客气一点，那怕是稍微客气一点也好。我会把全部情况讲给您听的！我们应该相互友好，我甚至准备请您去我家吃饭。坦白地说，我们这么一起躺着实在不行。您会迷失方向的，青年人！您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碰到她的呢？”青年人嘟嘟哝哝地说道，很明显，他极度激动。“她也许现在还在等我！……我坚决要从这里走出去！”
“她？她是谁？我的天哪！您在说谁呀，青年人？您以为，楼上那里……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呢？”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试着翻过身来，仰卧着，露出绝望的神情。
“您干吗要知道她是谁呢？啊，见鬼啦！不管她来没来，反正我要爬出去！……”
“先生！您怎么啦？那我呢，我怎么办？”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悄悄说道。他由于感到绝望而拚命抓住自己邻人的燕尾服。
“我怎么办呢？唔，您一个人留下来嘛！您如果不愿意，那我就说您是我叔叔，挥霍光了自己的家产，不能让老头儿说我是他妻子的情夫。”
“但是，青年人，这是不可能的！说我是您叔叔，这很不自然！谁也不会相信您的话！连三岁小孩子都不会相信！”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绝望地悄悄说道。
“好，那您就别叽哩哇喇乱说话，给我安安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今晚您在这里过夜，明天再想办法爬出去。谁也不会发觉您的。既然我已经爬出去，肯定不会有人想到这里还藏着另一个人的。难道还能藏一打人不成？！不过，您一人足能抵得上一打。您把身子挪一挪，我好出去！”
“您在嘲笑我，青年人……万一我要咳嗽，怎么办？一切都得预见到才行！”
“嘘！……”
“这是什么？好像我又听到楼上有响动，”小老头说道，这时他好像已经打完了一个盹。
“楼上吗？”
“您听，青年人，楼上！”
“唔，我听着呢！”
“我的天哪！青年人，我一定要出去！”
“我可不出去！我反正无所谓！既然事已如此，也就无所谓了！您知道我怀疑什么吗？您就是一个受骗的丈夫，就是这么回事！……”
“天哪，多么厚颜无耻！……难道说您真的怀疑这个吗？为什么恰恰怀疑我是一个丈夫呢……我没有结过婚。”
“怎么没结婚？胡说！”
“也许我自己是个情夫呢！”
“好一个情夫！”
“先生，先生！唔，好，我把一切都讲给您听。请您理解我的绝望心情！那不是我，我没有结过婚。我像您一样，是个单身汉。那是我的一位朋友，儿时的伙伴……而我是一个情夫……他常对我说：‘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我正在受苦受难，我怀疑我自己的妻子。’我理智地对他说：‘你干吗怀疑她呢？’您没有听我讲话。您听听吧，请您好好听着！‘忌妒是很可笑的，’我说，‘忌妒是罪过……’他说，‘不，我是个不幸的人，我正在受苦……也就是说我在怀疑她。’我说，‘你是我的朋衣，是我儿时的伙伴，我们一起采摘过欢快的花朵，在绒毛褥子里，共同享受过欢乐。’天啦，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您老是笑，青年人！您会使我变成疯子的。”
“您现在就是疯子！……”
“是这样！对，我早就料到您会这么说的……料到您会说我是疯子的。笑吧，您笑吧，青年人！我当年也有过自己的辉煌时代，我也曾勾引过女人。啊呀！我的脑子快发烧啦！”
“宝贝，这是怎么啦？好像我们这里有人在打喷嚏，”小老头像唱歌似的说道，“宝贝，是您在打喷嚏，对吗？”
“啊，我的天啦！”太太说道。
“嘘！”这是床底下传出的声音。
“大概是楼上有人在敲什么东西。”太太吓得要死，急忙说道，因为床底下确实已经响声很大了。
“是的，是楼上！”丈夫说道，“是楼上！我对你说过，我碰见过一个，咳！咳！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咳！咳！啊呀，我的上帝！我的背！……刚才我碰见一个留有小胡子的！”
“有胡子！我的天啦，那一定是您！”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悄悄说道。
“我的上帝！您这个人真是！我不是在这里，和您一起躺在这儿吗？！他怎么能碰见我呢？您别抓我的脸！”
“天哪，我马上就要晕过去了。”
这时楼上确实响起了嘈杂声。
“那里一定出什么事了！”青年人悄悄地说道。
“先生，先生！我吓坏了，我吓得要命啦。快帮帮我呀！”
“嘘！”
“宝贝，确实有响声，闹哄哄的，还就在你的卧房上面呢。要不要派人去看一看呢……”
“唔，不！您瞎想些什么呀！”
“好，我不说啦。真的，你今天怎么这么容易生气！……”
“啊，我的天哪！您该回房睡觉啦！”
“丽莎，你根本不爱我。”
“啊呀，我爱你！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实在太疲倦啦。”
“好，好！我就走。”
“哎呀，不，不！您别走！”妻子喊了起来，“不，您还是走吧，快走吧！”
“你到底要我走还是不走，一会儿说您走，一会儿又说您别走！咳！咳！我真的睡觉去啦……咳，咳！巴拉菲丁家的小姑娘……咳……咳！小姑娘……咳！我在姑娘那里见过一个纽伦堡的洋娃娃，咳，咳……”
“好啦，现在又谈洋娃娃了！”
“咳，咳！一只很好的洋娃娃，咳，咳！”
“他告别啦，”青年人说道，“他要是走了，我们马上就走。您听见没有？您高兴吧！”
“哦，愿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这是给您上的一课……”
“青年人，干吗说上课呢？我对此已经感觉到了……但是您还很年轻，您不能给我上什么课。”
“不过，我还是要上，您听着……”
“天啦！我要打喷嚏了！……”
“嘘！您敢！”
“但是，我怎么办呢？这里有一股老鼠子味，我受不了啦，看在上帝的面上，给我从我的口袋里掏块手帕来，我没法子动弹……啊，天哪，天哪！为什么这么惩罚我呢？”
“给您手帕！至于您为什么受惩罚，我马上告诉您。您太爱吃醋了！天知道您根据什么，像发疯似的，到处乱跑，居然跑进别人家的住宅，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
“青年人，我并没有捣乱呀。”
“住嘴！
“青年人，您不能给我上道德课，我比您更讲道德。”
“闭嘴！”
“啊，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您制造混乱，您吓唬一位年轻的太太，一位胆子小的女人，她现在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好。很可能她会吓出病来。你扰得一位可敬的老人不能安宁，而他正为痔疮所苦，需要的首先是安宁。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您胡思乱想，并且带着这些毫无根据的想法四处乱钻，连大小胡同都跑遍了！您明白吗，您明白吗，您现在的处境非常糟糕？您是否对此有所感觉呢？”
“先生，好！我感觉到了，但是，您没有权利……”
“您给我闭嘴！这里还谈什么权利？您明白吗，这事的结局可能很悲惨！您是否明白，一个很爱自己妻子的老头子，看到您从她的床底下爬出来，是可能发疯的呢！不过，不，您没有能力制造这样的悲剧！我倒是认为，如果您爬出去，任何人看到都会哈哈大笑的。我倒是希望在萤火虫般的灯光下见到您，肯定您的模样是会十分可笑的！”
“您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的模样也会是很可笑的。我也希望看一看您的模样！”
“您敢！”
“青年人，您的身上一定留有道德败坏的印记！”
“啊！您要谈论道德！您怎么知道我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我在这里是一个错误，我上错了楼层。鬼知道为什么放我进来了！肯定她真的在等一个什么人（当然，不是等您）。一听到您蠢笨的脚步声，看到太太吓得要死的模样，我就躲到了床底下，加上当时黑漆漆的，我怎么向您辩解呢？先生，您是一个可笑的、好吃醋的老头儿。我为什么不出去呢？也许您以为我害怕走出去吧？不，先生，我本来早就要出去的，只是出于对您的同情才坐在这里。唔，要是没有我，您呆在这儿靠谁呢？您会像木墩一样站立在他们面前，您知道您不会临急应变……”
“不，为什么像木墩呢？为什么把我比做这个东西？难道您不能拿别的什么东西来作比吗，青年人？为什么我不会临急应变？不，我能找到对付的办法的。”
“啊，我的天哪！这条小狗叫得多厉害呀！”
“嘘！啊呀，真的……这是因为您老在絮絮叨叨，说过不停。您看见了吧，是您把小狗惊醒的。我们现在要倒霉了。”
确实，女主人的一条小狗，本来一直躺在屋子角落里的一只枕头上睡觉，突然被惊醒了。它嗅到了生人的气味，便汪汪地叫着跑到了床底下。
“啊，我的天哪！多愚蠢的小狗！”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悄悄地说道，“它一定会出卖我们的。它会把我们暴露出来的。您看，这又是对我们的一次惩罚！”
“您这么胆小，那是一定会受惩罚的！”
“阿米，阿米，到这儿来！”女主人叫了起来，“ici，ici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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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到这里来”的意思。
但是，那小狗不听叫唤，对着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往床底下爬。
“宝贝，为什么阿米西卡老是叫个不停？”小老头说话了，“一定是那里有老鼠，要不就是老猫瓦西卡蹲在那里。所以我听到它老是在打喷嚏……瓦西卡今天不是感冒了吗？”
“老老实实躺着别动！”青年人悄声说道，“别老是翻身！它或许就不再往里爬了。”
“先生，先生！您放开我的两手！为什么您老捏着不放呢？”
“嘘！别出声！”
“您可怜可怜我吧，青年人！它咬我的鼻子啦！您希望我丢掉鼻子吗？”
接着就是搏斗，后来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抽出了自己的手。小狗汪汪地直叫唤。突然，它停止了叫声，紧接着发出一声尖嚎。
“哎呀！”太太喊叫起来。
“坏东西！您在干什么？”青年人悄悄地说道，“您想把我们两个人一起害死吗？您为什么去抓它？我的天哪，你会把小狗掐死的！别掐它，放开它！混蛋！您不知道做了这种事以后那女人的心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您掐死了她的小狗，那么她一定会把我们两个都出卖掉的。”
但是，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已经捉住小狗，出于自卫，他掐住了小狗的喉咙，小狗惨叫一声，就咽了气。
“我们糟了！”青年人悄悄说道。
“阿米什卡！阿米什卡！”太太叫起来了。“我的天哪！他们把我的阿米什卡搞成什么样子啦！阿米什卡！阿米什卡！ici（快来）！强盗！野蛮的家伙！天哪，我要死啦！”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小老头从围椅上跳起来叫道，“您怎么啦，我的宝贝！阿米什卡在这里呢！阿米什卡，阿米什卡，阿米什卡！”小老头狂叫着，同时用手指打着榧子，咂着嘴巴，想把小狗从床底下叫出来。“阿米什卡！来，这儿来！总不可能瓦西卡在那里把它吃了吧。应该揍瓦西卡一下，我的朋友！它这个骗子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挨揍了。你看行么？明天我去和普拉斯科维亚·扎哈里耶夫娜商量。我的天哪，我的朋友，你出什么事啦？哎呀，你的脸色惨白！啊呀，来人哪！来人哪！”
于是小老头在房里跑了起来。
“坏蛋！强盗！”太太大叫着跌到了长沙发上。
“谁？谁？是什么人？”老头儿叫喊着。
“那里有人，是外人！……在那里，在床底下！啊，我的上帝！阿米什卡，阿米什卡！他们把你怎么样了？……”
“哎呀，我的天啦，主呀！这是些什么人呀！阿米什卡……不，来人哪，快来人哪！谁在那里？”老头儿叫着，抓起一支烛，弯着身子朝床底下望去。“是什么人？来人哪，快来人哪！……”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要死不活地躺在阿米什卡的尸体旁。不过，青年人却在捕捉小老头的每一个动作。突然，老头子从另一方，靠着墙弯来了。就在这一眨眼之间，青年人从床底下爬出来，拔腿就跑。那时老头子正在双人床的另一边寻找不速之客。
“天哪！”太太望着青年人悄悄说道，“您到底是什么人？我还以为……”
“那个强盗还没出来，”青年人悄悄说道，“他是弄死阿米什卡的罪犯！”
“哎呀！”太太惊叫了一声。
但是，青年人已经从房里消失了。
“哎呀！这里有人。这里是谁的一只靴子！”老头子抓住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一条腿大声叫了起来。
“凶手！凶手！”太太连连叫道，“啊，阿米！阿米！”
“快爬出来，快爬出来！”老头儿一边叫喊，一边用两只脚在地毯上乱跺。“快爬出来，您到底是什么人？快说，您是什么人。天啦！一个多么奇怪的人哪！”
“这是一批强盗！……”
“看在上帝的面上，看在上帝的面上！”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一边往外爬，一边喊叫。“看在上帝的面上，先生，不要喊人！先生，不要喊人！这完全是多余的！您不能赶我出去！……我不是那种人！我自己……先生，这事情是一场误会！我马上向您解释，先生，”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痛哭流涕地说道，“这都是妻子，就是说不是我的妻子而是别人家的妻子，我没有结过婚，我这么……这是我的朋友，儿时的伙伴……”
“什么儿时的伙伴！”老头子一边跺脚一边叫喊。“您是小偷，是来偷东西的……不是儿时的伙伴……”
“不，不是小偷，先生。我的确是儿时的伙伴……我是无意之间犯下的错误，从另一个大门进来的。”
“对，我看见了，先生，我看您是从那个大门爬出来的！”
“先生，我不是那样的人。您误会了。我说您是完全误会了，先生。您仔细瞧瞧我吧，好好看一看，您会从某些特征和标记上看到，我不可能是小偷。先生！大人先生！”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交叉着两手叫着，同时转向年轻的太太。“您，太太，请您理解我……阿米什卡是我掐死的……不过，罪责不在我身上，我没有责任……责任都得由妻子来负。我是个不幸的人，我在喝苦酒，活受罪！”
“对不起，您吃苦受罪，与我有什么关系？也许您还不止吃一次苦头呢。从您的情况来看，这是很显然的。但是，您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先生？”老头子大声叫道，他激动得浑身颤抖，但从某些特征和表现来看，他又确实相信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不可能是小偷。“我来问您，您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
您像强盗一样……”
“我不是强盗，先生！我只是从另一个大门进来的，我确确实实不是强盗！这一切都是我爱吃醋造成的。我把事情的全告诉您，先生，坦坦白白地讲，像讲给自己的生身父亲一样，因为您年纪这么大，我完全可以把您当成我父亲。”
“怎么年纪大？”
“先生！我莫非伤害了您？确实，这么年轻的太太……和您的年纪……大人先生，看到这样一对夫妇，真叫人高兴，真叫人感到愉快……在这风华正茂，青春鼎盛的年纪……不过，请您别叫人来。……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叫人来……来人只会发笑的……我了解他们……也就是说。我不愿意告诉他们，我和一些仆役认识，我也是有仆从的，大人，而且他们老是嘲笑……蠢驴！大人……我大概没有弄错，我是在与一位公爵谈话吧……”
“不，我不是公爵，先生，我就是我。请您不必用大人的称呼来讨好我。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先生？”
“大人，先生……请原谅，我以为您是大人，我仔细打量过……我认真思考过，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您很像科罗特科乌霍夫公爵，我曾经在我的朋友普吉列夫先生家有幸见过的……您看，我也认识一些公爵，也在我的熟人家见过其中的一位，您不能把我看作是您所想象的那种人。我不是小偷。大人，您千万别叫人来。如果您叫人来，结果会怎样呢？”
“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太太大声说道，“您到底是什么人？”
“对，您是什么人？”老头子接着说道，“宝贝，我还以为是瓦西卡在我们床底下蹲着打喷嚏呢。原来却是他。哎呀，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您到底是什么人？快说呀！”
于是小老头又在地毯上开始跺脚了。
“我不能说，大人！我在等您把话说完……我在恭听您开俏皮的玩笑。至于说到我，那可是一段好笑的故事，大人！我全讲给您听。这可能不用讲，也会很清楚的。也就是说，我想告诉您，您不用叫人来，大人！您对我的态度要好一点。至于我呆在床底下，那倒没有什么……我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尊严。这是一场喜剧，大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尖叫起来，同时带着哀求的神情转向太太，“特别是您，阁下，一定会笑话的！你们经常见过舞台上吃醋的丈夫。你们看，我在自我作贱，我是自愿作贱自己的。当然，我弄死了阿米什卡，但是……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您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利用夜间的黑暗，大人，利用这种黑暗……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大人！我低三下四地请求宽恕！我只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丈夫，仅此而已！您不要以为我是情人、奸夫，大人！我不是情人，不是奸夫！您的夫人是非常慈善的，让我斗胆说一句吧：她是清白的、无辜的！”
“什么？什么？您敢说什么呀？”老头子大叫起来，又开始跺脚了。“您发疯了还是怎么的？您怎么敢说我妻子？”
“这个坏蛋，杀死阿米什卡的凶手！”太太眼泪汪汪地叫道。“他还胆敢说这样的话！”
“大人，大人！我只是胡说八道，”尴尬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大声说道，“我只是胡说八道，别无他意！你们就当我神经不正常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们就当我神经不正常吧……我用我的名誉向您发誓：你们给了我特别大的面子。我本该向你们伸手，但是我不敢把它伸出来……，我不是一个人，我是叔叔……也就是说，我想说不能把我当成情夫……天哪！我又胡说八道了……您别生气，大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对着夫人大声叫道。“您是女人，您懂得什么是爱情，那是一种很细腻的感情！……我说什么啦！我又胡说八道了！也就是我想说，我是一个老人，哦，不是老头子而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不可能成为您的情夫，情夫是理查逊①，也就是洛维拉斯那样的色鬼……我胡说八道了。但是，您可以看到，大人，我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我熟悉文学。您笑吧，大人！我高兴，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引起了您们的笑声，大人！啊，我能引起你们发笑有多高兴啊！”
“我的天哪！一个多可笑的人哪！”太太嚷道。她哈哈大笑，几乎笑破了肚皮。
“对，是很可笑，而且身上沾了多少灰尘啊，”老头子也说起来了，妻子发笑，他很高兴。“宝贝，他不可能是贼。但是他怎么进来的呢？”
“确实很奇怪，的确很奇怪，大人！简直像一部传奇小说！怎么不呢？在万籁俱静的三更半夜里，在京城首都，一个人居然藏到床脚底下！实在可笑，的确奇怪！简直是李纳尔多·李纳尔第尼②再世！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大人！我把一切情况都讲给您听……而且，大人，我会还您一条新的哈巴狗……一只了不起的哈巴狗！那个毛啊，老长老长的，四条小腿又特别的短小，两三步路都不会走，一跑起来，就会被自己的毛缠住，马上就会绊倒。只要给它喂点糖就行。我一定给您送来，大人，我一定把它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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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理查逊（一六—一七六一），英国作家。他在小说《克莱丽莎·哈娄》中把男主人公洛维拉斯刻画成一名色鬼，使洛维拉斯成了色鬼的代名词。
②李纳尔多·李纳尔第尼是德国作家伍尔比乌斯（一七六二——一八二七）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此书一八○二——一八○四年译成俄语，流传很广。
“哈、哈、哈、哈、哈！”太太坐在沙发上笑得左摇右摆。
“我的天哪！我要发歇斯底里啦！啊呀，真是好笑！”
“对，对！哈、哈、哈！咳、咳、咳！可笑，还那么脏，咳、咳、咳！”
“大人，大人，我现在非常幸福！我本该向您伸出我的手来，但是，我不敢，大人！我觉得我迷失了方向，但是，现在我睁开了眼睛。我相信，我的妻子也是清白无辜的！我不该对她怀疑……”
“妻子，他的妻子！”太太大声嚷道，笑得流出了眼泪。
“他有妻子，真的吗？我可怎么也想不到呢！”老头儿接着说道。
“大人，是我妻子，这事情全得怪她，也可以说是我的责任。我疑心她有外遇。我知道他们在这里幽会，就在这楼上。我曾经截获过一张字条，但是错记了一个楼层，于是就躺在床底下了……”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最后也笑起来了。“啊，我多么幸福啊！看到我们大家这么和谐、这么幸福叫人多高兴啊！我妻子也是完全无辜的！对此我几乎已经完全相信了。不是一定会如此吗，大人？”
“哈、哈、哈！咳、咳！宝贝，你知道，这是谁吗？”老头儿终于停止大笑，开口说了起来。
“谁呢？哈、哈、哈！是谁？”
“就是那个长得漂漂亮亮，同一个眉来眼去的那一位。就是她！我敢打赌，那是他的妻子！”
“不，大人，我深信，那个女人不是她！我完全相信。”
“我的天哪！您要抓紧时间，”太太停止哈哈大笑，高声嚷叫。“您快跑，上楼去！或许，您正好可以撞见他们呢……”
“真的，我得飞着去，大人。不过，我不会碰上任何人，大人。那不是她，我早已深信不疑了。她现在在家里！而在这里的是我！我只是爱吃醋而已，别无他意……您以为我到那里一定会碰上他们吗，大人？”
“哈、哈、哈！”
“嘻、嘻、嘻！咳、咳！”
“您快去吧，快去吧，回来时，再来讲给我们听吧，“太太嚷道，“要不别来了，最好明天早上来，把她也带来，我想和她认识认识。”
“再见吧，大人，再见！我一定带她来，我很高兴认识你们。一切结束得这么出人意外，而且结局这么好，真让我感到幸福与高兴！”
“哈巴狗也带来！您千万别忘了，首先要把哈巴狗带来。”
“我会带来的，大人，我一定会带来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接着说道，他又跑进房间，因为他本来已经躬身道别，走出去了的。“我一定带来。那条狗长得多漂亮啊！好像是糖果点心糕点师用白糖制成的。那模样是这样的：一走路就被自己的毛发缠住、绊倒。真是这样的！我还对妻子说过：‘怎么，宝贝，它老是跌倒吗？’她说：‘是呀，多可爱呀！’大人，它是用糖做成的，确实是用糖做的！再见啦，大人，非常、非常高兴认识你们，非常、非常高兴！”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连连鞠躬，然后走了出去。
“喂，您呀！先生！请等一等，再回来一次吧！”小老头望着离去的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背影叫喊。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第三次转身回来。
“公猫瓦西卡我老是找不到。您呆在床底下时有没有见过它呢？”
“不，我没碰见过，大人！不过，我很高兴认识您。我认为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它现在正在患感冒，老是打喷嚏，不停地打喷嚏！应该揍它一顿狠的！”
“对，大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于家畜，改正错误的惩罚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什么？”
“我说，以改正错误为目的惩罚，大人，对于驯服家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啊！……好，去吧，去吧，我只谈这一件事。”
走到外面以后，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站了好久，好像他在等待他马上就会中风似的。他取下帽子，擦干额头上的汗水，眯缝起眼睛，想了想什么，然后回家去了。
一到家，他打听到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已经从剧院回来，而且早就牙齿痛了起来，于是派人请医生，买治牙痛的水蛭，她现在正躺在床上，等待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回家。当时他那种惊讶的神态，简直难以形容！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先是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然后吩咐下人给他倒水洗脸、擦身，最后才下决心进妻子的卧室。
“您这段时间是在哪里消磨的？您看看，您像什么人啦！您的脸色好难看！您到底到哪里去了？先生，您说说看，妻子都快死了，可是全城都找不到您！您在哪里？莫非又是去捉我了，想打断我根本不知道跟谁订的约会吗？真叫人害臊啊，先生！您是什么丈夫！很快就会有人用手指戮您的脊梁骨的！”
“宝贝！”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说了这一句作为回答。
但是这时他感到很不好意思，不得不伸手去口袋里找手帕并把刚刚开始的谈话打断，因为他既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思想准备来继续把话说完……当阿米什卡的尸体和手帕一起从口袋里拖出来的时候，他有多么吃惊、担心和害怕啊！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没有发觉，在感到绝望的冲动下，他从床脚底下爬出来，在莫名其妙的恐惧之中，把阿米什卡塞进了口袋内，希望因此而消灭自己的犯罪痕迹，隐藏犯罪的证据，从而逃避应得的惩罚。
“这是什么？”太太嚷叫起来，“一条死狗！天哪！从哪里……您这是干什么？……您到哪里去了？快说，您刚才到哪里去了？……”
“宝贝！”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回答道。他的样子看起来比阿米什卡更像死者。“宝贝呀……”
我们将把我们的主人公留下，留到下一次再说，因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新的惊险故事即将在这里开始。诸位先生，所有这些灾难和命中注定的折磨故事，我们将来是一定要讲完的。但是，你们大家一定会同意：嫉妒是一种不可原谅的，不仅如此，它甚至就是不幸！……
老卡拉马佐夫贪婪好色，独占妻子留给儿子们的遗产，并与长子德米特里为一个风流女子争风吃醋。一天黑夜，德米特里疑心自己的情人去跟老头儿幽会，便闯入家园，一怒之下，差点把老头儿砸死。他仓皇逃离后，躲在暗中装病的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悄然杀死老爷，造成了一桩震惊全俄的扑朔迷离的血案，从而引发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作品展示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矛盾和人性悲剧，体现了作家一生的最高艺术成就。
The Brothers Karamazov is a passionate philosophical novel that explores deep into the ethical debates of God, free will, and morality. It is a spiritual drama of moral struggles concerning faith, doubt, reason, and modern Russia. Dostoyevsky composed much of the novel in Staraya Russa, which is also the main setting of the novel. Since its publication, it has been acclaimed all over the world by thinkers as diverse as Sigmund Freud, Albert Einstein,, Ludwig Wittgenstein, Martin Heidegger, and Pope Benedict XVI as one of the supreme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Context and background
Dostoyevsky's notes for Chapter 5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Dostoyevsky began his first notes for The Brothers Karamazov in April 1878. Several influences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very early stages of the novel's genesis. The first involved the profound effect the Russian philosopher and thinker Nikolai Fyodorovich Fyodorov had on Dostoevsky at this time of his life. Fyodorov advocated a Christianity in which human redemption and resurrection could occur on earth through sons redeeming the sins of their fathers to create human unity through a universal family. The tragedy of patricide in this novel becomes much more poignant as a result because it is a complete inversion of this ideology. The brothers in the story do not resurrect their father but instead are complicit in his murder, which in itself represents complete human disunity for Dostoyevsky.
Though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profoundly influenced Dostoyevsky in his life and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 much more personal tragedy altered the course of this work. In May 1878, Dostoyevsky's novel was interrupted by the death of his three-year-old son Alyosha. As tragic as this would b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lyosha's death was especially devastating for Dostoyevsky because the child died of epilepsy, a condition he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The novelist's grief for his young son is readily apparent throughout the book; Dostoyevsky made Alyosha the name of the stated hero of the novel, as well as imbuing him with all of the qualities he himself most admired and sought after. This heartbreak also appears in the novel as the story of Captain Snegiryov and his young son Ilyusha.
A very personal experience also influenced Dostoevsky's choice for a patricide to dominate the external action of the novel. In the 1850s, while serving his katorga (forced labor) sentence in Siberia for circulating politically subversive texts, Dostoevsky encountered the young man Ilyinsky who had been convicted of killing his father to acquire an inheritance. Nearly ten years after this encounter Dostoevsky learned that Ilyinsky had been falsely convicted and later exonerated when the actual murderer confessed to the crime. The effect of this encounter on the author is readily apparent in the novel, as it serves as much of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plot. Many of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 Dmitri Karamazov are closely paralleled to those of Ilyinsky.
Structure
Although it was writte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displays a number of modern elements. Dostoevsky composed the book with a variety of literary techniques that led many of his critics to characterize his work as "slipshod". The most pertinent example that comes across to the reader is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Though he is privy to many of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the protagonists, he is a self-proclaimed writer, and characterizes his own mannerisms so often throughout the novel that he becomes a character himself. Through his descriptions the narrator's voice merges imperceptibly into the tone of the people he is describing. Thus, there is no voice of authority in the story (see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yevsky’s Art: Polyphony and Unfinalizability" for mo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stoevsky and his characters). This technique enhances the theme of truth, making the tale itself completely subjective.
Speech is another technique that Dostoevsky employs uniquely in this work. Every character has a unique manner of speaking which expresses much of the inner personality of each person. For example, the attorney Fetyukov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alapropisms (e.g. 'robbed' for 'stolen', and at one point declares five possible suspects in the murder 'irresponsible' rather than innocent). Several plot digressions provide insight into other, apparently minor characters. For example, the narrative in Book Six is almost entirely devoted to the story of Zosima's biography, which in itself contains a confession from a man Zosima met many years before who seems to have nothing at all to do with the events chronicled in the main plot.
Translation
Pevear & Volokhonsky translation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he diverse array of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distinct voices in the novel makes its translation particularly difficult. The Brothers Karamazov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Russian into a number of languages. In English, the translation by Constance Garnett probably continues to be the most widely read. However, some have criticized Garnett for taking too much liberty with Dostoevsky's text while translating the novel in a Victorian manner.[who?] A case in point is that in Garnett's translation the lower class characters speak in Cockney English. Another popular translation is the one made by Julius Katzer, published by Progress Publishers in 1981 and later re-printed by Raduga Publishers Moscow.
In 1958, Manuel Komroff released a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published by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 In 1976, Ralph Matlaw made a thorough revision of Garnett's work the basis of his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volume, which became the basis for Victor Terras' influential A Karamazov Companion. In 1990 Richard Pevear and Larissa Volokhonsky released a new translation which won a PEN/Book-of-the-Month Club Translation Prize in 1991 and garnered positive reviews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nd the Dostoevsky scholar Joseph Frank, who praised it for being the most faithful to Dostoevsky's original Russian. The translation by Andrew R. MacAndrew is also highly regarded .
Major characters
Fyodor Pavlovich Karamazov
The father, Fyodor Pavlovich, is a 55-year-old "sponger" and buffoon who had sired three sons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 two marriages. He is also rumored to have fathered an illegitimate son, Pavel Smerdyakov whom he employed as his servant. Fyodor took no interest in any of his sons. As a result, they were all raised apart from each other and their father. The murder of Fyodor and the ensuing implication of his oldest son provides much of the plot in the novel.
Dmitri Fyodorovich Karamazov
Dmitri (Mitya, Mitka, Mitenka, Mitri) is 28 years old, Fyodor's eldest son and the only offspring of his first marriage. Dmitri is a sensualist much like his father, and the two men's personalities often clash. Dmitri spends large amounts of money on debauchery-filled nights with plenty of champagne, women, and whatever entertainment and stimulation money can buy, soon exhausting any source of cash he comes across. This leads to further conflict with his father, who he believes is withholding his rightful inheritance, and his lack of money will cast suspicion upon him in the murder investigation. He finally comes to the brink of murdering his father when they begin fighting over the same woman, Grushenka. He is close to Alyosha, referring to him as his "cherub".
Ivan Fyodorovich Karamazov
Variously called Vanya, Vanka, and Vanechka, Ivan is the middle son and first by Fyodor's second marriage. He is a 24-year-old fervent rationalist, disturbed especially by the apparently senseless suffering in the world, depicted as intelligent to the point of giftedness. As he says to Alyosha in the chapter "Rebellion" (Bk. 5, Ch. 4), "It's not God that I don't accept, Alyosha, only I most respectfully return him the ticket."
From an early age, Ivan is sullen and isolated from everyone around him. He carries a hatred for his father that is not openly expressed but which leads to his own moral guilt over Fyodor's murder and contributes to his later mental illness. His father tells Alyosha that he feared Ivan more than Dmitri. Some of the most memorable and acclaimed passages of the novel involve Ivan, including the chapter "Rebellion," his "poem" "The Grand Inquisitor" immediately following, and his nightmare of the devil (Bk. 11, Ch. 9).
After the murder of Fyodor Pavlovich, Ivan becomes convinced, part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merdyakov, that he was responsible for his father's death. By the end of the book, Ivan has become mentally unstable. However, some passages in the book imply that he later recovers.
Aleksey Fyodorovich Karamazov
Main article: Alyosha Karamazov
Variously referred to as Alyosha, Alyoshka, Alyoshenka, Alyoshechka, Alexeichik, Lyosha, and Lyoshenka, Aleksey is the youngest of the Karamazov brothers at 20 years of age. He is proclaimed as the hero of the novel by the narrator in the opening chapter (as well as the author in his preface) and is described as immensely likable and ungrudged.
At the outset of the events chronicled in the story Alyosha is a novice in the local monastery. In this way Alyosha's beliefs act as a counterbalance to his brother Ivan's atheism. He is sent out into the world by his Elder and subsequently becomes embroiled in the sordid details of his family's dysfunction. Alyosha is also involved in a secondary plotline in which he befriends a group of school boys whose fate adds a hopeful message to the conclusion of an otherwise tragic novel. Alyosha's place in the novel is usually that of a messenger or witness to the actions of his brothers and others. He is very close to Dmitri.
Pavel Fyodorovich Smerdyakov
Smerdyakov was born of "Stinking Lizaveta", a mute woman of the street, from which his name came—"Son of the 'reeking one'". He is widely rumored to be the illegitimate son of Fyodor Karamazov. When the novel begins, Smerdyakov is Fyodor's lackey and cook. He is morose and sullen, and, like Dostoevsky himself, epileptic. As a child he would collect stray cats so he could hang and later bury them. Smerdyakov is aloof with most people but holds a special admiration for Ivan and shares his atheistic ideology. He later confesses to Ivan that he, and not Dmitri, was the murderer of Fyodor and claims to have acted with Ivan's blessing. However, Dmitri's defense attorney pointed out that in speaking with Smerdyakov, he found him to be "falsely naive" and able to tell people what they want to hear in order to subtly foist ideas on them.
Agrafena Alexandrovna Svetlova
Variously called Grushenka, Grusha, and Grushka, Agrafena Alexandrovna, a beautiful 22-year-old, is the local Jezebel and has an uncanny charm among men. She was jilted by a Polish officer in her youth and cam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 tyrannical miser. Grushenka inspires complete admiration and lust in both Fyodor and Dmitri Karamazov. Their rivalry for her affe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damaging circumstances that leads to Dmitri's conviction for his father's murder. She seeks to torment and then deride both Dmitri and Fyodor as a wicked amusement, a way to inflict upon others the pain she has felt at the hands of her ‘former and indisputable one’. However, after she begins a friendship with Alyosha, and as the book progresses, she begins to tread a path of spiritual redemption through which emerges hidden qualities of gentleness and generosity, though her fiery temper and pride are still within her. As her jealous rejection of Katerina's request for forgiveness indicates, she is not yet fully redeemed, but she was still beginning to change spiritually.
Katerina Ivanovna Verkhovtseva
Called Katya, Katka, and Katenka, Katerina Ivanovna is Dmitri's beautiful fiancée, despite his very open forays with Grushenka. She became engaged to Dmitri after he bailed her father out of a debt. Katerina produces a further love triangle among the Karamazov brothers as Ivan falls in love with her. Katerina is extremely proud, and attempts to put herself into the position of a noble martyr suffering as a stark reminder of everyone's guilt. Because of this, she cannot bring herself to act on her love for Ivan, and constantly creates moral barriers between him and herself. At the trial of Mitya, at first she sacrifices her reputation for him and presents him in the light of a passionate, but noble man; however, when she thinks that Ivan is in danger, her feelings suddenly overpower her, and she hysterically abandons herself to the sweet taste of revenge, "betraying" Mitya by frantically attempting to prove his guilt. When the trial is over, she takes Ivan, who is very ill, to her own house to nurse him - a striking first step towards rational happiness. She, too, begins a real and sincere spiritual redemption, as seen in the epilogue, when she asks Mitya and Grushenka to forgive her. She cannot subdue her pride when Grushenka rejects her request for forgiveness, and her eyes flash with a wild hatred, but it is clear that her spiritual redemption, like Grushenka, has begun.
Father Zosima, the Elder
See also: Saint Ambrose of Optina
Father Zosìma is an Elder and more importantly starets in the town monastery and Alyosha's teacher. He is something of a celebrity among the townspeople for his reputed prophetic and healing abilities. His popularity inspires both admiration and jealousy amidst his fellow monks. Zosima provides a refutation to Ivan's atheistic arguments and helps to explain Alyosha’s character. Zosima’s teachings shape the way Alyosha deals with the young boys he meets in the Ilyusha storyline.
The character of Father Zosima was to some extent inspired by that of Saint Tikhon of Zadonsk.
Ilyusha
Ilyusha, Ilyushechka, or simply Ilusha in some translations, is one of the local schoolboys, and the central figure of a crucial subplot in the novel. His father, Captain Snegiryov, is an impoverished officer who is insulted by Dmitri after Fyodor hires him to threaten the latter over his debts, and the Snegiryov family is brought to shame as a result. The reader is led to believe that it is partly because of this that Ilyusha falls ill, and eventually dies (his funeral is the concluding chapter of the novel), possibly to illustrate the theme that even minor actions can touch heavily on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that we are "all responsible for one another".
Synopsis
Book One: A Nice Little Family
The opening of the novel introduces the Karamazov family and relates the story of their distant and recent past. The details of Fyodor's two marriages as well as his indifference to the upbringing of his three children is chronicled. The narrator also establishes the widely varying personalities of the three brothers and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led to their return to Fyodor's town. The first book concludes by describing the mysterious religious order of Elders to which Alyosha has become devoted.
Book Two: An Inappropriate Gathering
Book Two begins as the Karamazov family arrives at the local monastery so that the Elder Zosima can act as a mediator between Dmitri and his father Fyodor in their dispute over Dmitri's inheritance. It was the father's idea apparently as a joke to have the meeting take place in such a holy plac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famous Elder. Dmitri, in appropriate fashion for him, arrives late and the gathering soon degenerates and only exacerbates the feud between Dmitri and Fyodor. This book also contains a scene in which the Elder Zosima consoles a woman mourning the death of her three-year-old son. The poor woman's grief parallels Dostoevsky's own tragedy at the loss of his young son Alyosha.
An original page of book 3, chapter 3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ook Three: Sensualists
The third book provides more details of the love triangle that has erupted between Fyodor, his son Dmitri, and Grushenka. Dmitri's personality is explored in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him and Alyosha as Dmitri hides near his father's home to see if Grushenka will arrive. Later that evening, Dmitri bursts into his father's house and assaults him while threatening to come back and kill him in the future. This book also introduces Smerdyakov and his origins, as well as the story of his mother, Stinking Lizaveta.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book, Alyosha is witness to Grushenka's bitter humiliation of Dmitri's betrothed Katerina, resulting in terrible embarrassment and scandal for this proud woman.
Book Four: Lacerations
This section introduces a side story which resurfaces in more detail later in the novel. It begins with Alyosha observing a group of schoolboys throwing rocks at one of their sickly peers named Ilyusha. When Alyosha admonishes the boys and tries to help, Ilyusha bites Alyosha's finger. It is later learned that Ilyusha's father, a former staff-captain named Snegiryov, was assaulted by Dmitri, who dragged him by the beard out of a bar. Alyosha soon learns of the further hardships present in the Snegiryov household and offers the former staff captain money as an apology for his brother and to help Snegiryov's ailing wife and children. After initially accepting the money with joy, Snegiryov throws the money back at Alyosha out of pride and runs back into his home.
Stand-alone copy of the chapter "The Grand Inquisitor".
Book Five: Pro and Contra
Here, the rationalist and nihilistic ideology that permeated Russia at this time is defended and espoused passionately by Ivan Karamazov while meeting his brother Alyosha at a restaurant. In the chapter titled "Rebellion", Ivan proclaims that he rejects the world that God has created because it is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suffering. In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chapter in the novel, "The Grand Inquisitor", Ivan narrates to Alyosha his imagined poem that describes a leader from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nd his encounter with Jesus, who has made his return to earth. Here, Jesus is rejected by the Inquisitor who puts him in jail and then says, "Why hast thou come now to hinder us? For Thou hast come to hinder us, and Thou knowest that.. We are working not with Thee but with him [Satan]... We took from him what thou didst reject with scorn, that last gift he offered Thee, showing Thee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earth. We took from him Rome and the sword of Caesar, and proclaimed ourselves sole rulers of the earth... We shall triumph and shall be Caesars, and then we shall plan the universal happiness of man". The Grand Inquisitor says that Jesus should not have given humans the "burden" of free will. At the end of all these arguments, Jesus silently steps forward and kisses the old man on his lips. The Grand Inquisitor, stunned and moved, tells him he must never come there again, and lets him out. Alyosha, after hearing this story, goes to Ivan and kisses him softly, with an unexplainable emotion perhaps deeper than all the logic and reasoning of Ivan and the Grand Inquisitor, on the lips. Ivan shouts with delight, because Alyosha's gesture is taken directly from his poem. The brothers then part.
Book Six: The Russian Monk
The sixth book relates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e Elder Zosima as he lies near death in his cell. Zosima explains he found his faith in his rebellious youth, in the middle of a duel, consequently deciding to become a monk. Zosima preaches people must forgive others by acknowledging their own sins and guilt before others. He explains that no sin is isolated, making everyone responsible for their neighbor's sins. Zosima represents a philosophy that responds to Ivan's, which had challenged God's creation in the previous book.
Book Seven: Alyosha
The book begin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death of Zosima. It is a commonly held perception in the town, and the monastery as well, that true holy men's bodies do not succumb to putrefaction. Thus, the expectation concerning the Elder Zosima is that his deceased body will not decompose. It comes as a great shock to the entire town that Zosima's body not only decays, but begins the process almost immediately following his death. Within the first day, the smell of Zosima's body is already unbearable. For many this calls into question their previous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Zosima. Alyosha is particularly devastated by the sullying of Zosima's name due to nothing more than the corruption of his dead body. One of Alyosha's companions in the monastery named Rakitin uses Alyosha's vulnerability to set up a meeting between him and Grushenka. However, instead of Alyosha becoming corrupted, he is able to earn fresh faith and hope from Grushenka, while Grushenka's troubled mind begins the path of spiritual redemption through his influence: they become close friends. The book ends with the spiritual regeneration of Alyosha as he embraces, kisses the earth outside the monastery (echoing, perhaps, Zosima's last earthly act before his death) and cries convulsively until finally going back out into the world, as Zosima instructed, renewed.
Book Eight: Mitya
This section deals primarily with Dmitri's wild and distraught pursuit of money so he can run away with Grushenka. Dmitri owes money to his fiancée Katerina and will believe himself to be a thief if he does not find the money to pay her back before embarking on his quest for Grushenka. This mad dash for money takes Dmitri from Grushenka's benefactor to a neighboring town on a fabricated promise of a business deal. All the while Dmitri is petrified that Grushenka may go to his father Fyodor and marry him because he already has the monetary means to satisfy her. When Dmitri returns from his failed dealing in the neighboring town, he escorts Grushenka to her benefactor's home, but quickly discovers she deceived him and left early. Furious, he runs to his father's home with a brass pestle in his hand, and spies on him from the window. He takes the pestle from his pocket. Then, there is a discontinuity in the action, and Dmitri is suddenly running away off his father's property, knocking the servant Gregory in the head with the pestle with apparently fatal results.
Dmitri is next seen in a daze on the street, covered in blood, with thousands of rubles in his hand. He soon learns that Grushenka's former betrothed has returned and taken her to a lodge near where Dmitri just was. Upon learning this, Dmitri loads a cart full of food and wine and pays for a huge orgy to finally confront Grushenka in the presence of her old flame, intending all the while to kill himself at dawn. The "first and rightful lover", however, is a boorish Pole who cheats the party at a game of cards. When his deception is revealed, he flees, and Grushenka soon reveals to Dmitri that she really is in love with him. The party rages on, and just as Dmitri and Grushenka are about to consummate their love, the police enter the lodge and inform Dmitri that he is under arrest for the murder of his father.
Book Nine: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Book Nine introduces the details of Fyodor's murder and describes the interrogation of Dmitri as he is questioned for the crime he maintains he did not commit. The alleged motive for the crime is robbery. Dmitri was known to have been completely destitute earlier that evening, but is suddenly seen on the street with thousands of rubles shortly after his father's murder. Meanwhile, the three thousand rubles that Fyodor Karamazov had set aside for Grushenka has disappeared. Dmitri explains that the money he spent that evening came from three thousand rubles Katerina gave him to send to her sister. He spent half that at his first meeting with Grushenka—another drunken orgy—and sewed up the rest in a cloth, intending to give it back to Katerina in the name of honor, he says. The lawyers are not convinced by this. All of the evidence points against Dmitri; the only other person in the house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was Smerdyakov, who was incapacitated due to an epileptic seizure he apparently suffered the day before. As a result of the overwhelming evidence against him, Dmitri is formally charged with the patricide and taken away to prison to await trial.
Book Ten: Boys
Boys continues the story of the schoolboys and Ilyusha last referred to in Book Four. The book begi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young boy Kolya Krasotkin. Kolya is a brilliant boy who proclaims his atheism, socialism, and beliefs in the ideas of Europe. He seems destined to follow in the spiritual footsteps of Ivan Karamazov; Dostoevsky uses Kolya's beliefs especially in a conversation with Alyosha to pick fun at his Westernizer critics by putting their beliefs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young boy who doesn't exactly know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Kolya is bored with life and constantly torments his mother by putting himself in danger. As part of a prank Kolya lies between railroad tracks as a train passes over and becomes something of a legend for the feat. All the other boys look up to Kolya, especially Ilyusha. Since the narrative left Ilyusha in Book Four, his illness has progressively worsened and the doctor states that he will not recover. Kolya and Ilyusha had a falling out over Ilyusha's maltreatment of a dog: Ilyusha had fed it bread in which there was a pin on Smerdyakov's suggestion. But thanks to Alyosha's intervention the other schoolboys have gradually reconciled with Ilyusha, and Kolya soon joins them at his bedside. It is here that Kolya first meets Alyosha and begins to reassess his nihilist beliefs.
Book Eleven: Brother Ivan Fyodorovich
Book Eleven chronicles Ivan Karamazov's destructive influence on those around him and his descent into madness. It is in this book that Ivan meets three times with Smerdyakov, the final meeting culminating in Smerdyakov's dramatic confession that he had faked the fit, murdered Fyodor Karamazov, and stolen the money, which he presents to Ivan. Smerdyakov expresses disbelief at Ivan's professed ignorance and surprise. Smerdyakov claims that Ivan was complicit in the murder by telling Smerdyakov when he would be leaving Fyodor's house, and more importantly by instilling in Smerdyakov the belief that in a world without God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The book ends with Ivan having a hallucination in which he is visited by the devil, who torments Ivan by mocking his beliefs. Alyosha finds Ivan raving and informs him that Smerdyakov killed himself shortly after their final meeting.
Book Twelve: A Judicial Error
This book details the trial of Dmitri Karamazov for the murder of his father Fyodor. The courtroom drama is sharply satirized by Dostoevsky. The men in the crowd are presented as resentful and spiteful, and the women are irrationally drawn to the romanticism of Dmitri's love triangle between himself, Katerina, and Grushenka. Ivan's madness takes its final hold over him and he is carried away from the courtroom after recounting his final meeting with Smerdyakov and the aforementioned confession.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trial is Katerina's damning testimony against Dmitri. Impassioned by Ivan's illness which she believes is a result of her assumed love for Dmitri, she produces a letter drunkenly written by Dmitri saying that he would kill Fyodor. The section concludes with the impassioned closing remark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se, and the verdict that Dmitri is guilty.
Epilogue
The final section opens with discussion of a plan developed for Dmitri's escape from his sentence of twenty years of hard labor in Siberia. The plan is never fully described, but it seems to involve Ivan and Katerina bribing some guards. Dmitri and Katerina meet while Dmitri is in the hospital, recovering from an illness before he is due to be taken away. They agree to love each other for that one moment, and say they will love each other forever, even though both now love other people. The novel concludes at Ilyusha's funeral, where Ilyusha's schoolboy friends listen to Alyosha's "Speech by the Stone." Alyosha promises to remember Kolya, Ilyusha, and all the boys and keep them close in his heart, even though he will have to leave them and may not see them again until many years have passed. He implores them to love each other and to always remember Ilyusha, and to keep his memory alive in their hearts, and to remember this moment at the stone when they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ey all loved each other. In tears, the twelve boys promise Alyosha that they will keep each other in their memories forever, join hands, and return to the Snegiryov household for the funeral dinner, chanting, "Hurrah for Karamazov!"
Influence
The Brothers Karamazov has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many writers and philosophers that followed it. Sigmund Freud called it "The most magnificent novel ever written" and was fascinated with the book for its Oedipal themes. In 1928 Freud published a paper titled "Dostoevsky and Parricide" in which he investigated Dostoevsky's own neuroses. Freud claimed that Dostoevsky's epilepsy was not a natural condition but instead a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author's hidden guilt over his father's death. According to Freud, Dostoevsky (and all sons for that matter) wished for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because of latent desire for his mother; and as evidence Freud cites the fact that Dostoevsky's epileptic fits did not begin until he turned 18, the year his father died. The themes of patricide and guilt, especially in the form of moral guilt illustrated by Ivan Karamazov, would then obviously follow for Freud as literary evidence of this theory. However, scholars have since discredited Freud's connection because of evidence showing that Dostoevsky's children inherited his epileptic condition, making the cause biological, rather than psychological.Franz Kafka is another writer who felt immensely indebted to Dostoevsky and The Brothers Karamazov for influencing his own work. Kafka called himself and Dostoevsky "blood relatives," perhaps because of Dostoevsky's existential motifs. Another interesting parallel between the two authors was their strained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fathers. Kafka felt immensely drawn to the hatred Fyodor's sons demonstrate toward their father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nd dealt with the theme of fathers and sons himself in many of his works, most explicitly in his short story "The Judgment".James Joyce noted that, "[Leo] Tolstoy admired him but he thought that he had little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or mind. Yet, as he said, 'he admired his heart', a criticism which contains a great deal of truth, for though his characters do act extravagantly, madly, almost, still their basis is firm enough underneath... The Brothers Karamazov...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me... he created some unforgettable scenes [detail]... Madness you may call it, but therein may be the secret of his genius... I prefer the word exaltation, exaltation which can merge into madness, perhaps. In fact all great men have had that vein in them; it was the source of their greatness; the reasonable man achieves nothing."
In Kurt Vonnegut's novel Slaughterhouse-Five, the eccentric Eliot Rosewater, a science-fiction savant, says that "everything there was to know about life was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y Feodor Dostoevsky". David James Duncan's 1992 novel, The Brothers K, takes many ideas from Dostoevsky's story, including the patriarch with four sons, the theme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uncertainty, and even some character traits of the sons, as well as the eldest son's exile. Duncan was two years into the writing of The Brothers K when he reread Dostoevsky's novel. The "K" of Duncan's title refers to the box-score mark in baseball that indicates a strikeout. Dinaw Mengestu's 2007 novel, The Beautiful Things That Heaven Bears, uses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s a tool to bond its central characters. One of the novel's themes is als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The Brothers Karamazov is a passionate philosophical novel that explores deep into the ethical debates of God, free will, and morality. It is a spiritual drama of moral struggles concerning faith, doubt, reason, and modern Russia. Dostoyevsky composed much of the novel in Staraya Russa, which is also the main setting of the novel. Since its publication, it has been acclaimed all over the world by thinkers as diverse as Sigmund Freud, Albert Einstein,, Ludwig Wittgenstein, Martin Heidegger, and Pope Benedict XVI as one of the supreme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Context and background
Dostoyevsky's notes for Chapter 5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Dostoyevsky began his first notes for The Brothers Karamazov in April 1878. Several influences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very early stages of the novel's genesis. The first involved the profound effect the Russian philosopher and thinker Nikolai Fyodorovich Fyodorov had on Dostoevsky at this time of his life. Fyodorov advocated a Christianity in which human redemption and resurrection could occur on earth through sons redeeming the sins of their fathers to create human unity through a universal family. The tragedy of patricide in this novel becomes much more poignant as a result because it is a complete inversion of this ideology. The brothers in the story do not resurrect their father but instead are complicit in his murder, which in itself represents complete human disunity for Dostoyevsky.
Though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profoundly influenced Dostoyevsky in his life and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 much more personal tragedy altered the course of this work. In May 1878, Dostoyevsky's novel was interrupted by the death of his three-year-old son Alyosha. As tragic as this would b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lyosha's death was especially devastating for Dostoyevsky because the child died of epilepsy, a condition he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The novelist's grief for his young son is readily apparent throughout the book; Dostoyevsky made Alyosha the name of the stated hero of the novel, as well as imbuing him with all of the qualities he himself most admired and sought after. This heartbreak also appears in the novel as the story of Captain Snegiryov and his young son Ilyusha.
A very personal experience also influenced Dostoevsky's choice for a patricide to dominate the external action of the novel. In the 1850s, while serving his katorga (forced labor) sentence in Siberia for circulating politically subversive texts, Dostoevsky encountered the young man Ilyinsky who had been convicted of killing his father to acquire an inheritance. Nearly ten years after this encounter Dostoevsky learned that Ilyinsky had been falsely convicted and later exonerated when the actual murderer confessed to the crime. The effect of this encounter on the author is readily apparent in the novel, as it serves as much of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plot. Many of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 Dmitri Karamazov are closely paralleled to those of Ilyinsky.
Structure
Although it was writte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displays a number of modern elements. Dostoevsky composed the book with a variety of literary techniques that led many of his critics to characterize his work as "slipshod". The most pertinent example that comes across to the reader is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Though he is privy to many of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the protagonists, he is a self-proclaimed writer, and characterizes his own mannerisms so often throughout the novel that he becomes a character himself. Through his descriptions the narrator's voice merges imperceptibly into the tone of the people he is describing. Thus, there is no voice of authority in the story (see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yevsky’s Art: Polyphony and Unfinalizability" for mo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stoevsky and his characters). This technique enhances the theme of truth, making the tale itself completely subjective.
Speech is another technique that Dostoevsky employs uniquely in this work. Every character has a unique manner of speaking which expresses much of the inner personality of each person. For example, the attorney Fetyukov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alapropisms (e.g. 'robbed' for 'stolen', and at one point declares five possible suspects in the murder 'irresponsible' rather than innocent). Several plot digressions provide insight into other, apparently minor characters. For example, the narrative in Book Six is almost entirely devoted to the story of Zosima's biography, which in itself contains a confession from a man Zosima met many years before who seems to have nothing at all to do with the events chronicled in the main plot.
Translation
Pevear & Volokhonsky translation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he diverse array of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distinct voices in the novel makes its translation particularly difficult. The Brothers Karamazov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Russian into a number of languages. In English, the translation by Constance Garnett probably continues to be the most widely read. However, some have criticized Garnett for taking too much liberty with Dostoevsky's text while translating the novel in a Victorian manner.[who?] A case in point is that in Garnett's translation the lower class characters speak in Cockney English. Another popular translation is the one made by Julius Katzer, published by Progress Publishers in 1981 and later re-printed by Raduga Publishers Moscow.
In 1958, Manuel Komroff released a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published by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 In 1976, Ralph Matlaw made a thorough revision of Garnett's work the basis of his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volume, which became the basis for Victor Terras' influential A Karamazov Companion. In 1990 Richard Pevear and Larissa Volokhonsky released a new translation which won a PEN/Book-of-the-Month Club Translation Prize in 1991 and garnered positive reviews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nd the Dostoevsky scholar Joseph Frank, who praised it for being the most faithful to Dostoevsky's original Russian. The translation by Andrew R. MacAndrew is also highly regarded .
Major characters
Fyodor Pavlovich Karamazov
The father, Fyodor Pavlovich, is a 55-year-old "sponger" and buffoon who had sired three sons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 two marriages. He is also rumored to have fathered an illegitimate son, Pavel Smerdyakov whom he employed as his servant. Fyodor took no interest in any of his sons. As a result, they were all raised apart from each other and their father. The murder of Fyodor and the ensuing implication of his oldest son provides much of the plot in the novel.
Dmitri Fyodorovich Karamazov
Dmitri (Mitya, Mitka, Mitenka, Mitri) is 28 years old, Fyodor's eldest son and the only offspring of his first marriage. Dmitri is a sensualist much like his father, and the two men's personalities often clash. Dmitri spends large amounts of money on debauchery-filled nights with plenty of champagne, women, and whatever entertainment and stimulation money can buy, soon exhausting any source of cash he comes across. This leads to further conflict with his father, who he believes is withholding his rightful inheritance, and his lack of money will cast suspicion upon him in the murder investigation. He finally comes to the brink of murdering his father when they begin fighting over the same woman, Grushenka. He is close to Alyosha, referring to him as his "cherub".
Ivan Fyodorovich Karamazov
Variously called Vanya, Vanka, and Vanechka, Ivan is the middle son and first by Fyodor's second marriage. He is a 24-year-old fervent rationalist, disturbed especially by the apparently senseless suffering in the world, depicted as intelligent to the point of giftedness. As he says to Alyosha in the chapter "Rebellion" (Bk. 5, Ch. 4), "It's not God that I don't accept, Alyosha, only I most respectfully return him the ticket."
From an early age, Ivan is sullen and isolated from everyone around him. He carries a hatred for his father that is not openly expressed but which leads to his own moral guilt over Fyodor's murder and contributes to his later mental illness. His father tells Alyosha that he feared Ivan more than Dmitri. Some of the most memorable and acclaimed passages of the novel involve Ivan, including the chapter "Rebellion," his "poem" "The Grand Inquisitor" immediately following, and his nightmare of the devil (Bk. 11, Ch. 9).
After the murder of Fyodor Pavlovich, Ivan becomes convinced, part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merdyakov, that he was responsible for his father's death. By the end of the book, Ivan has become mentally unstable. However, some passages in the book imply that he later recovers.
Aleksey Fyodorovich Karamazov
Main article: Alyosha Karamazov
Variously referred to as Alyosha, Alyoshka, Alyoshenka, Alyoshechka, Alexeichik, Lyosha, and Lyoshenka, Aleksey is the youngest of the Karamazov brothers at 20 years of age. He is proclaimed as the hero of the novel by the narrator in the opening chapter (as well as the author in his preface) and is described as immensely likable and ungrudged.
At the outset of the events chronicled in the story Alyosha is a novice in the local monastery. In this way Alyosha's beliefs act as a counterbalance to his brother Ivan's atheism. He is sent out into the world by his Elder and subsequently becomes embroiled in the sordid details of his family's dysfunction. Alyosha is also involved in a secondary plotline in which he befriends a group of school boys whose fate adds a hopeful message to the conclusion of an otherwise tragic novel. Alyosha's place in the novel is usually that of a messenger or witness to the actions of his brothers and others. He is very close to Dmitri.
Pavel Fyodorovich Smerdyakov
Smerdyakov was born of "Stinking Lizaveta", a mute woman of the street, from which his name came—"Son of the 'reeking one'". He is widely rumored to be the illegitimate son of Fyodor Karamazov. When the novel begins, Smerdyakov is Fyodor's lackey and cook. He is morose and sullen, and, like Dostoevsky himself, epileptic. As a child he would collect stray cats so he could hang and later bury them. Smerdyakov is aloof with most people but holds a special admiration for Ivan and shares his atheistic ideology. He later confesses to Ivan that he, and not Dmitri, was the murderer of Fyodor and claims to have acted with Ivan's blessing. However, Dmitri's defense attorney pointed out that in speaking with Smerdyakov, he found him to be "falsely naive" and able to tell people what they want to hear in order to subtly foist ideas on them.
Agrafena Alexandrovna Svetlova
Variously called Grushenka, Grusha, and Grushka, Agrafena Alexandrovna, a beautiful 22-year-old, is the local Jezebel and has an uncanny charm among men. She was jilted by a Polish officer in her youth and cam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 tyrannical miser. Grushenka inspires complete admiration and lust in both Fyodor and Dmitri Karamazov. Their rivalry for her affe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damaging circumstances that leads to Dmitri's conviction for his father's murder. She seeks to torment and then deride both Dmitri and Fyodor as a wicked amusement, a way to inflict upon others the pain she has felt at the hands of her ‘former and indisputable one’. However, after she begins a friendship with Alyosha, and as the book progresses, she begins to tread a path of spiritual redemption through which emerges hidden qualities of gentleness and generosity, though her fiery temper and pride are still within her. As her jealous rejection of Katerina's request for forgiveness indicates, she is not yet fully redeemed, but she was still beginning to change spiritually.
Katerina Ivanovna Verkhovtseva
Called Katya, Katka, and Katenka, Katerina Ivanovna is Dmitri's beautiful fiancée, despite his very open forays with Grushenka. She became engaged to Dmitri after he bailed her father out of a debt. Katerina produces a further love triangle among the Karamazov brothers as Ivan falls in love with her. Katerina is extremely proud, and attempts to put herself into the position of a noble martyr suffering as a stark reminder of everyone's guilt. Because of this, she cannot bring herself to act on her love for Ivan, and constantly creates moral barriers between him and herself. At the trial of Mitya, at first she sacrifices her reputation for him and presents him in the light of a passionate, but noble man; however, when she thinks that Ivan is in danger, her feelings suddenly overpower her, and she hysterically abandons herself to the sweet taste of revenge, "betraying" Mitya by frantically attempting to prove his guilt. When the trial is over, she takes Ivan, who is very ill, to her own house to nurse him - a striking first step towards rational happiness. She, too, begins a real and sincere spiritual redemption, as seen in the epilogue, when she asks Mitya and Grushenka to forgive her. She cannot subdue her pride when Grushenka rejects her request for forgiveness, and her eyes flash with a wild hatred, but it is clear that her spiritual redemption, like Grushenka, has begun.
Father Zosima, the Elder
See also: Saint Ambrose of Optina
Father Zosìma is an Elder and more importantly starets in the town monastery and Alyosha's teacher. He is something of a celebrity among the townspeople for his reputed prophetic and healing abilities. His popularity inspires both admiration and jealousy amidst his fellow monks. Zosima provides a refutation to Ivan's atheistic arguments and helps to explain Alyosha’s character. Zosima’s teachings shape the way Alyosha deals with the young boys he meets in the Ilyusha storyline.
The character of Father Zosima was to some extent inspired by that of Saint Tikhon of Zadonsk.
Ilyusha
Ilyusha, Ilyushechka, or simply Ilusha in some translations, is one of the local schoolboys, and the central figure of a crucial subplot in the novel. His father, Captain Snegiryov, is an impoverished officer who is insulted by Dmitri after Fyodor hires him to threaten the latter over his debts, and the Snegiryov family is brought to shame as a result. The reader is led to believe that it is partly because of this that Ilyusha falls ill, and eventually dies (his funeral is the concluding chapter of the novel), possibly to illustrate the theme that even minor actions can touch heavily on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that we are "all responsible for one another".
Synopsis
Book One: A Nice Little Family
The opening of the novel introduces the Karamazov family and relates the story of their distant and recent past. The details of Fyodor's two marriages as well as his indifference to the upbringing of his three children is chronicled. The narrator also establishes the widely varying personalities of the three brothers and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led to their return to Fyodor's town. The first book concludes by describing the mysterious religious order of Elders to which Alyosha has become devoted.
Book Two: An Inappropriate Gathering
Book Two begins as the Karamazov family arrives at the local monastery so that the Elder Zosima can act as a mediator between Dmitri and his father Fyodor in their dispute over Dmitri's inheritance. It was the father's idea apparently as a joke to have the meeting take place in such a holy plac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famous Elder. Dmitri, in appropriate fashion for him, arrives late and the gathering soon degenerates and only exacerbates the feud between Dmitri and Fyodor. This book also contains a scene in which the Elder Zosima consoles a woman mourning the death of her three-year-old son. The poor woman's grief parallels Dostoevsky's own tragedy at the loss of his young son Alyosha.
An original page of book 3, chapter 3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ook Three: Sensualists
The third book provides more details of the love triangle that has erupted between Fyodor, his son Dmitri, and Grushenka. Dmitri's personality is explored in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him and Alyosha as Dmitri hides near his father's home to see if Grushenka will arrive. Later that evening, Dmitri bursts into his father's house and assaults him while threatening to come back and kill him in the future. This book also introduces Smerdyakov and his origins, as well as the story of his mother, Stinking Lizaveta.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book, Alyosha is witness to Grushenka's bitter humiliation of Dmitri's betrothed Katerina, resulting in terrible embarrassment and scandal for this proud woman.
Book Four: Lacerations
This section introduces a side story which resurfaces in more detail later in the novel. It begins with Alyosha observing a group of schoolboys throwing rocks at one of their sickly peers named Ilyusha. When Alyosha admonishes the boys and tries to help, Ilyusha bites Alyosha's finger. It is later learned that Ilyusha's father, a former staff-captain named Snegiryov, was assaulted by Dmitri, who dragged him by the beard out of a bar. Alyosha soon learns of the further hardships present in the Snegiryov household and offers the former staff captain money as an apology for his brother and to help Snegiryov's ailing wife and children. After initially accepting the money with joy, Snegiryov throws the money back at Alyosha out of pride and runs back into his home.
Stand-alone copy of the chapter "The Grand Inquisitor".
Book Five: Pro and Contra
Here, the rationalist and nihilistic ideology that permeated Russia at this time is defended and espoused passionately by Ivan Karamazov while meeting his brother Alyosha at a restaurant. In the chapter titled "Rebellion", Ivan proclaims that he rejects the world that God has created because it is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suffering. In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chapter in the novel, "The Grand Inquisitor", Ivan narrates to Alyosha his imagined poem that describes a leader from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nd his encounter with Jesus, who has made his return to earth. Here, Jesus is rejected by the Inquisitor who puts him in jail and then says, "Why hast thou come now to hinder us? For Thou hast come to hinder us, and Thou knowest that.. We are working not with Thee but with him [Satan]... We took from him what thou didst reject with scorn, that last gift he offered Thee, showing Thee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earth. We took from him Rome and the sword of Caesar, and proclaimed ourselves sole rulers of the earth... We shall triumph and shall be Caesars, and then we shall plan the universal happiness of man". The Grand Inquisitor says that Jesus should not have given humans the "burden" of free will. At the end of all these arguments, Jesus silently steps forward and kisses the old man on his lips. The Grand Inquisitor, stunned and moved, tells him he must never come there again, and lets him out. Alyosha, after hearing this story, goes to Ivan and kisses him softly, with an unexplainable emotion perhaps deeper than all the logic and reasoning of Ivan and the Grand Inquisitor, on the lips. Ivan shouts with delight, because Alyosha's gesture is taken directly from his poem. The brothers then part.
Book Six: The Russian Monk
The sixth book relates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e Elder Zosima as he lies near death in his cell. Zosima explains he found his faith in his rebellious youth, in the middle of a duel, consequently deciding to become a monk. Zosima preaches people must forgive others by acknowledging their own sins and guilt before others. He explains that no sin is isolated, making everyone responsible for their neighbor's sins. Zosima represents a philosophy that responds to Ivan's, which had challenged God's creation in the previous book.
Book Seven: Alyosha
The book begin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death of Zosima. It is a commonly held perception in the town, and the monastery as well, that true holy men's bodies do not succumb to putrefaction. Thus, the expectation concerning the Elder Zosima is that his deceased body will not decompose. It comes as a great shock to the entire town that Zosima's body not only decays, but begins the process almost immediately following his death. Within the first day, the smell of Zosima's body is already unbearable. For many this calls into question their previous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or Zosima. Alyosha is particularly devastated by the sullying of Zosima's name due to nothing more than the corruption of his dead body. One of Alyosha's companions in the monastery named Rakitin uses Alyosha's vulnerability to set up a meeting between him and Grushenka. However, instead of Alyosha becoming corrupted, he is able to earn fresh faith and hope from Grushenka, while Grushenka's troubled mind begins the path of spiritual redemption through his influence: they become close friends. The book ends with the spiritual regeneration of Alyosha as he embraces, kisses the earth outside the monastery (echoing, perhaps, Zosima's last earthly act before his death) and cries convulsively until finally going back out into the world, as Zosima instructed, renewed.
Book Eight: Mitya
This section deals primarily with Dmitri's wild and distraught pursuit of money so he can run away with Grushenka. Dmitri owes money to his fiancée Katerina and will believe himself to be a thief if he does not find the money to pay her back before embarking on his quest for Grushenka. This mad dash for money takes Dmitri from Grushenka's benefactor to a neighboring town on a fabricated promise of a business deal. All the while Dmitri is petrified that Grushenka may go to his father Fyodor and marry him because he already has the monetary means to satisfy her. When Dmitri returns from his failed dealing in the neighboring town, he escorts Grushenka to her benefactor's home, but quickly discovers she deceived him and left early. Furious, he runs to his father's home with a brass pestle in his hand, and spies on him from the window. He takes the pestle from his pocket. Then, there is a discontinuity in the action, and Dmitri is suddenly running away off his father's property, knocking the servant Gregory in the head with the pestle with apparently fatal results.
Dmitri is next seen in a daze on the street, covered in blood, with thousands of rubles in his hand. He soon learns that Grushenka's former betrothed has returned and taken her to a lodge near where Dmitri just was. Upon learning this, Dmitri loads a cart full of food and wine and pays for a huge orgy to finally confront Grushenka in the presence of her old flame, intending all the while to kill himself at dawn. The "first and rightful lover", however, is a boorish Pole who cheats the party at a game of cards. When his deception is revealed, he flees, and Grushenka soon reveals to Dmitri that she really is in love with him. The party rages on, and just as Dmitri and Grushenka are about to consummate their love, the police enter the lodge and inform Dmitri that he is under arrest for the murder of his father.
Book Nine: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Book Nine introduces the details of Fyodor's murder and describes the interrogation of Dmitri as he is questioned for the crime he maintains he did not commit. The alleged motive for the crime is robbery. Dmitri was known to have been completely destitute earlier that evening, but is suddenly seen on the street with thousands of rubles shortly after his father's murder. Meanwhile, the three thousand rubles that Fyodor Karamazov had set aside for Grushenka has disappeared. Dmitri explains that the money he spent that evening came from three thousand rubles Katerina gave him to send to her sister. He spent half that at his first meeting with Grushenka—another drunken orgy—and sewed up the rest in a cloth, intending to give it back to Katerina in the name of honor, he says. The lawyers are not convinced by this. All of the evidence points against Dmitri; the only other person in the house at the time of the murder was Smerdyakov, who was incapacitated due to an epileptic seizure he apparently suffered the day before. As a result of the overwhelming evidence against him, Dmitri is formally charged with the patricide and taken away to prison to await trial.
Book Ten: Boys
Boys continues the story of the schoolboys and Ilyusha last referred to in Book Four. The book begi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young boy Kolya Krasotkin. Kolya is a brilliant boy who proclaims his atheism, socialism, and beliefs in the ideas of Europe. He seems destined to follow in the spiritual footsteps of Ivan Karamazov; Dostoevsky uses Kolya's beliefs especially in a conversation with Alyosha to pick fun at his Westernizer critics by putting their beliefs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young boy who doesn't exactly know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Kolya is bored with life and constantly torments his mother by putting himself in danger. As part of a prank Kolya lies between railroad tracks as a train passes over and becomes something of a legend for the feat. All the other boys look up to Kolya, especially Ilyusha. Since the narrative left Ilyusha in Book Four, his illness has progressively worsened and the doctor states that he will not recover. Kolya and Ilyusha had a falling out over Ilyusha's maltreatment of a dog: Ilyusha had fed it bread in which there was a pin on Smerdyakov's suggestion. But thanks to Alyosha's intervention the other schoolboys have gradually reconciled with Ilyusha, and Kolya soon joins them at his bedside. It is here that Kolya first meets Alyosha and begins to reassess his nihilist beliefs.
Book Eleven: Brother Ivan Fyodorovich
Book Eleven chronicles Ivan Karamazov's destructive influence on those around him and his descent into madness. It is in this book that Ivan meets three times with Smerdyakov, the final meeting culminating in Smerdyakov's dramatic confession that he had faked the fit, murdered Fyodor Karamazov, and stolen the money, which he presents to Ivan. Smerdyakov expresses disbelief at Ivan's professed ignorance and surprise. Smerdyakov claims that Ivan was complicit in the murder by telling Smerdyakov when he would be leaving Fyodor's house, and more importantly by instilling in Smerdyakov the belief that in a world without God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The book ends with Ivan having a hallucination in which he is visited by the devil, who torments Ivan by mocking his beliefs. Alyosha finds Ivan raving and informs him that Smerdyakov killed himself shortly after their final meeting.
Book Twelve: A Judicial Error
This book details the trial of Dmitri Karamazov for the murder of his father Fyodor. The courtroom drama is sharply satirized by Dostoevsky. The men in the crowd are presented as resentful and spiteful, and the women are irrationally drawn to the romanticism of Dmitri's love triangle between himself, Katerina, and Grushenka. Ivan's madness takes its final hold over him and he is carried away from the courtroom after recounting his final meeting with Smerdyakov and the aforementioned confession.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trial is Katerina's damning testimony against Dmitri. Impassioned by Ivan's illness which she believes is a result of her assumed love for Dmitri, she produces a letter drunkenly written by Dmitri saying that he would kill Fyodor. The section concludes with the impassioned closing remarks of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se, and the verdict that Dmitri is guilty.
Epilogue
The final section opens with discussion of a plan developed for Dmitri's escape from his sentence of twenty years of hard labor in Siberia. The plan is never fully described, but it seems to involve Ivan and Katerina bribing some guards. Dmitri and Katerina meet while Dmitri is in the hospital, recovering from an illness before he is due to be taken away. They agree to love each other for that one moment, and say they will love each other forever, even though both now love other people. The novel concludes at Ilyusha's funeral, where Ilyusha's schoolboy friends listen to Alyosha's "Speech by the Stone." Alyosha promises to remember Kolya, Ilyusha, and all the boys and keep them close in his heart, even though he will have to leave them and may not see them again until many years have passed. He implores them to love each other and to always remember Ilyusha, and to keep his memory alive in their hearts, and to remember this moment at the stone when they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ey all loved each other. In tears, the twelve boys promise Alyosha that they will keep each other in their memories forever, join hands, and return to the Snegiryov household for the funeral dinner, chanting, "Hurrah for Karamazov!"
Influence
The Brothers Karamazov has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many writers and philosophers that followed it. Sigmund Freud called it "The most magnificent novel ever written" and was fascinated with the book for its Oedipal themes. In 1928 Freud published a paper titled "Dostoevsky and Parricide" in which he investigated Dostoevsky's own neuroses. Freud claimed that Dostoevsky's epilepsy was not a natural condition but instead a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author's hidden guilt over his father's death. According to Freud, Dostoevsky (and all sons for that matter) wished for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because of latent desire for his mother; and as evidence Freud cites the fact that Dostoevsky's epileptic fits did not begin until he turned 18, the year his father died. The themes of patricide and guilt, especially in the form of moral guilt illustrated by Ivan Karamazov, would then obviously follow for Freud as literary evidence of this theory. However, scholars have since discredited Freud's connection because of evidence showing that Dostoevsky's children inherited his epileptic condition, making the cause biological, rather than psychological.Franz Kafka is another writer who felt immensely indebted to Dostoevsky and The Brothers Karamazov for influencing his own work. Kafka called himself and Dostoevsky "blood relatives," perhaps because of Dostoevsky's existential motifs. Another interesting parallel between the two authors was their strained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fathers. Kafka felt immensely drawn to the hatred Fyodor's sons demonstrate toward their father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nd dealt with the theme of fathers and sons himself in many of his works, most explicitly in his short story "The Judgment".James Joyce noted that, "[Leo] Tolstoy admired him but he thought that he had little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or mind. Yet, as he said, 'he admired his heart', a criticism which contains a great deal of truth, for though his characters do act extravagantly, madly, almost, still their basis is firm enough underneath... The Brothers Karamazov...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me... he created some unforgettable scenes [detail]... Madness you may call it, but therein may be the secret of his genius... I prefer the word exaltation, exaltation which can merge into madness, perhaps. In fact all great men have had that vein in them; it was the source of their greatness; the reasonable man achieves nothing."
In Kurt Vonnegut's novel Slaughterhouse-Five, the eccentric Eliot Rosewater, a science-fiction savant, says that "everything there was to know about life was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y Feodor Dostoevsky". David James Duncan's 1992 novel, The Brothers K, takes many ideas from Dostoevsky's story, including the patriarch with four sons, the theme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uncertainty, and even some character traits of the sons, as well as the eldest son's exile. Duncan was two years into the writing of The Brothers K when he reread Dostoevsky's novel. The "K" of Duncan's title refers to the box-score mark in baseball that indicates a strikeout. Dinaw Mengestu's 2007 novel, The Beautiful Things That Heaven Bears, uses The Brothers Karamazov as a tool to bond its central characters. One of the novel's themes is als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1 “带着一只小把手”的男孩
小孩子是一批奇怪的人。人们经常在梦中隐隐约约地见到他们。圣诞节前，圣诞晚会前和圣诞晚会中，我总是在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见到一个小男孩，最多不过七八岁吧。在可怕的严寒中，他几乎穿着夏天的衣服，不过他脖子上缠着一块旧布。这就是说他还是被人准备好送出来的。他“带着一只小把手”走来走去。这是一个专门术语，意思是行乞。这个术语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像他这样的男孩子很多很多，他们在道路上转来转去，而且怪声怪气地喊着他们学到的一些什么话。不过，这个男孩子并不怪声怪气地喊叫，说话似乎相当天真而且不很习惯和信任地望着我的眼睛——这说明他可能是才开始干这个行当的。经过我的仔细盘问，他说他有个生病的姐姐，失业在家。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不过我后来打听到，这样的男孩多得不知其数。尽管天气冷得要命，他们还是“带着小把手”被派出来，而且如果什么也要不到的话，那就一定得挨打。乞讨到几个戈比以后，小男孩就带着一双冻得红红的、僵硬的小手回到某个地下室里。一群懒汉往往在那里酗酒。这些懒汉“从星期六到星期天在工厂里罢工，最早要到星期三晚上才回厂干活”。他们饥饿、挨打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在地下室里喝酒，他们吃奶的孩子在这里饿得嗷嗷尖叫。他们酗酒、、干坏事，最主要的是酗酒。他们派那个男孩带着讨来的钱，马上去酒馆，于是他又弄来了酒。有时候，为了逗乐，他们往他口里倒进半瓶酒。当他呼吸中断，倒到地板上差点失去知觉时，他们哈哈大笑。
……你无情地往我口内
倒进劣酒一杯……
他一长大，就被送到某个工厂里，但他必须把他挣得的工钱，全部送给那些懒汉，懒汉们一拿到钱又去把它喝光。这些孩子在进工厂前就成了百分之百的罪犯。他们在城里流浪，而且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容身，哪些地下室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过夜。其中的一个居然在一个打扫院子的工人的篮筐里，一连过了几夜，那工人却没有发觉。当然，他们成了一批小偷。连八岁的孩子都行窃成癖，有时甚至根本不知他们的行为是犯罪。最后他们仅仅为了自由而承受一切——饥饿、寒冷、殴打，然后逃离那些懒汉，到处流浪，这些野蛮的孩子有时什么也不懂，既不知道他们住在何处，也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民族，更不知道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皇帝；甚至有一些人把他们干的事情转述出来，叫人听了无法相信，然而那又都是事实。
2 圣诞晚会上身旁的小男孩
但是，我是小说家，好像我亲手编造过一则“故事”。为什么我写“好像”呢？因为我自己确切知道是我编造的，但又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事是在某时某地发生过的，恰好发生在圣诞节的前夜，发生在一个大城市里，当时天气冷得要命。
我依稀记得，地下室里有一个男孩，年纪还很小，六七岁吧，甚至可能还不到。这个小男孩早晨在寒冷、潮湿的地下室里醒来了。他穿一件长罩衫，冷得瑟瑟发抖。他呼出的气像一团白雾。他坐在角落里的一口箱子上，由于闲得无聊，故意从口中呼出一团团的气体，自娱自乐，看着气体飞出去觉得好笑。不过，他很想吃点东西。打从清早起几次走到他有病的母亲躺着的几块木板前，他妈妈躺在一张像馅饼一样的薄薄的垫子上，一个包袱放在脑袋底下当枕头。她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呢？一定是她带着小男孩从另一个城市来到这里，突然染上了疾病。这里的女主人两天前被抓进了局；快过节了，原有的住户都已走散，而剩下的一个懒汉，没等到过节就整天整夜醉得死死的。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一个曾经给人家当过褓姆的八十岁的老太婆，身患风湿症，正痛得不止，现在她已气息奄奄，行将孤单单地死去。她不断叹息，对着小男孩口中喃喃自语，吓得小男孩不敢走到她所在的角落里去。他在过厅里的什么地方虽然弄到了水，但哪里也找不到面包，只好第十次去叫醒自己的妈妈。他终于在黑暗中感到害怕起来了：傍晚早已降临，但灯光还没点燃。他摸到母亲的脸庞时，大吃一惊，原来她完全没有动弹，而且周身冰冷，像一堵墙壁。“这里实在太冷”，他想了一想，站了一会儿，下意识地忘了自己的手放在死者的肩上，然后他对着手吹了吹气，想使手指暖和暖和。他忽然在床板上摸到了自己的破帽子，于是悄悄地摸着走出了地下室。他本该早一点出去的，但他老是害怕楼梯上的一条大狗，因为这条狗整天站在隔壁人家的房门旁汪汪地叫个不停。但是现在狗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突然走到了外面。
天哪，多大的一座城市啊！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他的那座城市，每到夜里都是黑漆漆的，整个大街上只亮着一盏灯。低矮的木头房子，房门用护板紧关着。街上天一黑就一个人也没有了，大家全都关在家里，只有一整群一整群的狗（数以百计）在通宵达旦地狂吠。不过那里天气暖和，而且有人给吃的。可这里，天哪，却没有吃的！这里到处是敲敲打打、轰轰隆隆的响声。灯光多亮，行人多多，马拉轿车多多，天气有多么冷啊！从被赶着奔跑的马匹身上冒出的热气，气喘吁吁的马嘴里呼出的热气，已经冰结；马蹄踩着稀松的积雪，落在石板路上，发出得得的响声，车马拥挤不堪。天哪，真想吃点东西，那怕是一小片面包也好！而且突然手指痛得要命！一个警官从旁边走了过去，他把头一扭，免得发现那个小男孩。
现在又是一条街道——啊，多宽广啊！一不留神在这里就肯定会被人踩死的，人们老是喊喊叫叫，熙来攘往，跑跑颠颠，可那灯光啊，真亮！这是什么东西？啊呀，一块大玻璃，玻璃后面是一个房间，房里有一株树，直顶天花板。那是一棵枞树，树上挂着许多灯、许多金纸银纸和苹果，周围摆放着一些洋娃娃和小马。孩子们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一身干干净净，都在笑呀、玩呀，吃着、喝着什么东西。你看这个小姑娘和一个男孩子在翩翩起舞，多漂亮的小姑娘啊！这里乐声悠扬，透过窗户，可以听到。小男孩望着这一切，大吃一惊，但也跟着笑了，可他的手指、脚指已经发痛，手指已经红肿，不能弯曲，一动就痛。这男孩一想起自己的手指痛，就不禁哭着往前跑去，于是透过另一块玻璃，他又见到了另一个房间，那里又是有树，但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饼干：桃红色的、绯红色的、黄色的。旁边坐着四个阔小姐，谁一进来，她们就给他送点心，而房门隔一会儿就打开，从外面走进去许多老爷。小男孩悄悄地走到门边，突然把房门打开，走了进去。哎呀，马上有人对着他喊叫，招手！一位小姐很快走到他身边，把一个戈比塞进他的手中，然后亲自开门，让他出去。他吓得要死！戈比马上滚了出来，掉在阶梯上叮噹作响：他通红的手指，弯曲不得，拿不住那个戈比。小男孩跑出来以后，越跑越快，但往哪里跑，他并不知道。他又想哭，但他感到害怕，于是拚命跑呀，一边跑一边对着手指吹气。他开始烦恼起来，因为他突然变得那么孤单，那么难受，而且是忽然之间啊，主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呀？人们一群群地站着，脸上露着惊讶的表情：原来是玻璃里面的窗口上，摆着三个洋娃娃，小小的个子，穿着大红大绿的连衣裙，与活人一模一样，真是栩栩如生！一个小老头坐着，好像是在拉大提琴；另外两个人也站在那里拉小提琴，和着节拍，摇头晃脑，相互对望着。他们的嘴唇还在一翕一翕地动弹，是在说话吧！完全是在说话，只是隔着玻璃，听不见就是了。小男孩起初以为他们是活人，可后来一想，他们也是洋娃娃，于是突然放声大笑。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洋娃娃，也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逼真的洋娃娃！于是他想哭，但望着洋娃娃又觉得可笑，太可笑了。忽然间，他觉得身后有人在抓他的衣衫：一个凶恶的大男孩站在他身旁，突然扬起手来，打他的脑袋，而且用脚踢他的。小男孩被在地，他马上大声喊叫起来，随即失去了知觉。后来他突然爬起来就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跑好。结果他跑到了一个门洞里，跑进了一家陌生的院子，然后坐在一堆木柴后面：“这里没人找得到，而且很黑。”
他坐下来，曲卷着身子，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忽然间，真的是忽然间，他觉得很舒服了！手脚突然不再疼痛，而且全身发热，像睡在热炕上一样。他全身一抖，啊呀，原来他睡着了！睡在这里有多好啊！“我在这儿坐一坐，然后又去看洋娃娃。”小男孩一想起洋娃娃就禁不住发笑，“完全像活人一样！……”接着他忽然听到他妈妈在他身边唱歌。“妈妈，我睡觉啦，哎呀，这里睡觉有多舒服啊！”
“孩子，我们参加圣诞晚会去吧！”突然一个平静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他本来以为是他妈妈说的，但是不，不是她。到底是谁在叫他呢？他没看见，但确实有人在对着他弯子，在黑暗中把他抱住，他把手向那人伸去……突然间，啊，多光亮啊！啊，多好的一颗枞树啊！这也不是枞树，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一切都金光闪闪，光芒四射，而且都是男女小孩，只是他们都是那么亮，他们都在他身旁旋转、飞翔，他们都吻他、拉他、和他一起飞，他自己也在飞。于是他看到：他母亲在望他，对着他高兴地笑。
“妈妈，妈妈！哎呀，这里有多好啊，妈妈！”小男孩对着她喊叫，又同孩子们亲吻。他很想把玻璃后面那些洋娃娃，尽快讲给他们听。“你们是什么人，男孩子们？你们是谁，女孩子们？”他笑着问他们，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爱。
“这是‘的圣诞树’，”他们回答他说，“在这一天，那里总要为没有圣诞树的孩子，安排一棵圣诞树……”于是他知道了，这些男男女女都像他一样，还是孩子。不过，他们有的被人们抛弃在彼得堡达官贵人房门的楼梯上，冻死在柳条篮里；有的死在孤儿里；有的在萨马拉大饥荒时饿死在自己母亲干瘪的怀里；有的染上瘟疫，病死在三等车厢里。他们现在都来到了这里，都在这里，作为天使。他本人也在其中，他向他们伸出手去，祝福他们和他们有罪的母亲……可这些孩子的母亲们仍然站在这里的一旁哭泣；每一位都认得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儿女们飞到母亲的身边，吻她们，用自己的手给她们擦眼泪，求她们不要哭，因为他们在这里很快活……
第二天早晨，打扫院子的工人在楼下发现一具小小的尸体，那是一个跑来冻死在柴堆后面的男孩的尸体；他们也找到了他的妈妈……妈妈还比他先死；他们两个在天上，在上帝的身旁相会了。
为什么我编造了这么一则故事，而且不写进一般的、合情合理的日记里，而且我还是个作家呢？因为我早就答应过，要写几篇专门反映现实生活事件的小说。但是问题是我总是觉得，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一切都是可能实际发生的，也就是说，发生在地下室和柴堆后面的事是真实的，至于的圣诞树，怎么对您说呢，它到底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作为小说作家，当然是要有所虚构的。
小孩子是一批奇怪的人。人们经常在梦中隐隐约约地见到他们。圣诞节前，圣诞晚会前和圣诞晚会中，我总是在大街上的某个角落里，见到一个小男孩，最多不过七八岁吧。在可怕的严寒中，他几乎穿着夏天的衣服，不过他脖子上缠着一块旧布。这就是说他还是被人准备好送出来的。他“带着一只小把手”走来走去。这是一个专门术语，意思是行乞。这个术语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像他这样的男孩子很多很多，他们在道路上转来转去，而且怪声怪气地喊着他们学到的一些什么话。不过，这个男孩子并不怪声怪气地喊叫，说话似乎相当天真而且不很习惯和信任地望着我的眼睛——这说明他可能是才开始干这个行当的。经过我的仔细盘问，他说他有个生病的姐姐，失业在家。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不过我后来打听到，这样的男孩多得不知其数。尽管天气冷得要命，他们还是“带着小把手”被派出来，而且如果什么也要不到的话，那就一定得挨打。乞讨到几个戈比以后，小男孩就带着一双冻得红红的、僵硬的小手回到某个地下室里。一群懒汉往往在那里酗酒。这些懒汉“从星期六到星期天在工厂里罢工，最早要到星期三晚上才回厂干活”。他们饥饿、挨打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在地下室里喝酒，他们吃奶的孩子在这里饿得嗷嗷尖叫。他们酗酒、、干坏事，最主要的是酗酒。他们派那个男孩带着讨来的钱，马上去酒馆，于是他又弄来了酒。有时候，为了逗乐，他们往他口里倒进半瓶酒。当他呼吸中断，倒到地板上差点失去知觉时，他们哈哈大笑。
……你无情地往我口内
倒进劣酒一杯……
他一长大，就被送到某个工厂里，但他必须把他挣得的工钱，全部送给那些懒汉，懒汉们一拿到钱又去把它喝光。这些孩子在进工厂前就成了百分之百的罪犯。他们在城里流浪，而且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容身，哪些地下室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过夜。其中的一个居然在一个打扫院子的工人的篮筐里，一连过了几夜，那工人却没有发觉。当然，他们成了一批小偷。连八岁的孩子都行窃成癖，有时甚至根本不知他们的行为是犯罪。最后他们仅仅为了自由而承受一切——饥饿、寒冷、殴打，然后逃离那些懒汉，到处流浪，这些野蛮的孩子有时什么也不懂，既不知道他们住在何处，也不知道他们属于什么民族，更不知道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皇帝；甚至有一些人把他们干的事情转述出来，叫人听了无法相信，然而那又都是事实。
2 圣诞晚会上身旁的小男孩
但是，我是小说家，好像我亲手编造过一则“故事”。为什么我写“好像”呢？因为我自己确切知道是我编造的，但又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事是在某时某地发生过的，恰好发生在圣诞节的前夜，发生在一个大城市里，当时天气冷得要命。
我依稀记得，地下室里有一个男孩，年纪还很小，六七岁吧，甚至可能还不到。这个小男孩早晨在寒冷、潮湿的地下室里醒来了。他穿一件长罩衫，冷得瑟瑟发抖。他呼出的气像一团白雾。他坐在角落里的一口箱子上，由于闲得无聊，故意从口中呼出一团团的气体，自娱自乐，看着气体飞出去觉得好笑。不过，他很想吃点东西。打从清早起几次走到他有病的母亲躺着的几块木板前，他妈妈躺在一张像馅饼一样的薄薄的垫子上，一个包袱放在脑袋底下当枕头。她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呢？一定是她带着小男孩从另一个城市来到这里，突然染上了疾病。这里的女主人两天前被抓进了局；快过节了，原有的住户都已走散，而剩下的一个懒汉，没等到过节就整天整夜醉得死死的。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一个曾经给人家当过褓姆的八十岁的老太婆，身患风湿症，正痛得不止，现在她已气息奄奄，行将孤单单地死去。她不断叹息，对着小男孩口中喃喃自语，吓得小男孩不敢走到她所在的角落里去。他在过厅里的什么地方虽然弄到了水，但哪里也找不到面包，只好第十次去叫醒自己的妈妈。他终于在黑暗中感到害怕起来了：傍晚早已降临，但灯光还没点燃。他摸到母亲的脸庞时，大吃一惊，原来她完全没有动弹，而且周身冰冷，像一堵墙壁。“这里实在太冷”，他想了一想，站了一会儿，下意识地忘了自己的手放在死者的肩上，然后他对着手吹了吹气，想使手指暖和暖和。他忽然在床板上摸到了自己的破帽子，于是悄悄地摸着走出了地下室。他本该早一点出去的，但他老是害怕楼梯上的一条大狗，因为这条狗整天站在隔壁人家的房门旁汪汪地叫个不停。但是现在狗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突然走到了外面。
天哪，多大的一座城市啊！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他的那座城市，每到夜里都是黑漆漆的，整个大街上只亮着一盏灯。低矮的木头房子，房门用护板紧关着。街上天一黑就一个人也没有了，大家全都关在家里，只有一整群一整群的狗（数以百计）在通宵达旦地狂吠。不过那里天气暖和，而且有人给吃的。可这里，天哪，却没有吃的！这里到处是敲敲打打、轰轰隆隆的响声。灯光多亮，行人多多，马拉轿车多多，天气有多么冷啊！从被赶着奔跑的马匹身上冒出的热气，气喘吁吁的马嘴里呼出的热气，已经冰结；马蹄踩着稀松的积雪，落在石板路上，发出得得的响声，车马拥挤不堪。天哪，真想吃点东西，那怕是一小片面包也好！而且突然手指痛得要命！一个警官从旁边走了过去，他把头一扭，免得发现那个小男孩。
现在又是一条街道——啊，多宽广啊！一不留神在这里就肯定会被人踩死的，人们老是喊喊叫叫，熙来攘往，跑跑颠颠，可那灯光啊，真亮！这是什么东西？啊呀，一块大玻璃，玻璃后面是一个房间，房里有一株树，直顶天花板。那是一棵枞树，树上挂着许多灯、许多金纸银纸和苹果，周围摆放着一些洋娃娃和小马。孩子们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一身干干净净，都在笑呀、玩呀，吃着、喝着什么东西。你看这个小姑娘和一个男孩子在翩翩起舞，多漂亮的小姑娘啊！这里乐声悠扬，透过窗户，可以听到。小男孩望着这一切，大吃一惊，但也跟着笑了，可他的手指、脚指已经发痛，手指已经红肿，不能弯曲，一动就痛。这男孩一想起自己的手指痛，就不禁哭着往前跑去，于是透过另一块玻璃，他又见到了另一个房间，那里又是有树，但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饼干：桃红色的、绯红色的、黄色的。旁边坐着四个阔小姐，谁一进来，她们就给他送点心，而房门隔一会儿就打开，从外面走进去许多老爷。小男孩悄悄地走到门边，突然把房门打开，走了进去。哎呀，马上有人对着他喊叫，招手！一位小姐很快走到他身边，把一个戈比塞进他的手中，然后亲自开门，让他出去。他吓得要死！戈比马上滚了出来，掉在阶梯上叮噹作响：他通红的手指，弯曲不得，拿不住那个戈比。小男孩跑出来以后，越跑越快，但往哪里跑，他并不知道。他又想哭，但他感到害怕，于是拚命跑呀，一边跑一边对着手指吹气。他开始烦恼起来，因为他突然变得那么孤单，那么难受，而且是忽然之间啊，主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呀？人们一群群地站着，脸上露着惊讶的表情：原来是玻璃里面的窗口上，摆着三个洋娃娃，小小的个子，穿着大红大绿的连衣裙，与活人一模一样，真是栩栩如生！一个小老头坐着，好像是在拉大提琴；另外两个人也站在那里拉小提琴，和着节拍，摇头晃脑，相互对望着。他们的嘴唇还在一翕一翕地动弹，是在说话吧！完全是在说话，只是隔着玻璃，听不见就是了。小男孩起初以为他们是活人，可后来一想，他们也是洋娃娃，于是突然放声大笑。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洋娃娃，也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逼真的洋娃娃！于是他想哭，但望着洋娃娃又觉得可笑，太可笑了。忽然间，他觉得身后有人在抓他的衣衫：一个凶恶的大男孩站在他身旁，突然扬起手来，打他的脑袋，而且用脚踢他的。小男孩被在地，他马上大声喊叫起来，随即失去了知觉。后来他突然爬起来就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跑好。结果他跑到了一个门洞里，跑进了一家陌生的院子，然后坐在一堆木柴后面：“这里没人找得到，而且很黑。”
他坐下来，曲卷着身子，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忽然间，真的是忽然间，他觉得很舒服了！手脚突然不再疼痛，而且全身发热，像睡在热炕上一样。他全身一抖，啊呀，原来他睡着了！睡在这里有多好啊！“我在这儿坐一坐，然后又去看洋娃娃。”小男孩一想起洋娃娃就禁不住发笑，“完全像活人一样！……”接着他忽然听到他妈妈在他身边唱歌。“妈妈，我睡觉啦，哎呀，这里睡觉有多舒服啊！”
“孩子，我们参加圣诞晚会去吧！”突然一个平静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他本来以为是他妈妈说的，但是不，不是她。到底是谁在叫他呢？他没看见，但确实有人在对着他弯子，在黑暗中把他抱住，他把手向那人伸去……突然间，啊，多光亮啊！啊，多好的一颗枞树啊！这也不是枞树，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一切都金光闪闪，光芒四射，而且都是男女小孩，只是他们都是那么亮，他们都在他身旁旋转、飞翔，他们都吻他、拉他、和他一起飞，他自己也在飞。于是他看到：他母亲在望他，对着他高兴地笑。
“妈妈，妈妈！哎呀，这里有多好啊，妈妈！”小男孩对着她喊叫，又同孩子们亲吻。他很想把玻璃后面那些洋娃娃，尽快讲给他们听。“你们是什么人，男孩子们？你们是谁，女孩子们？”他笑着问他们，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爱。
“这是‘的圣诞树’，”他们回答他说，“在这一天，那里总要为没有圣诞树的孩子，安排一棵圣诞树……”于是他知道了，这些男男女女都像他一样，还是孩子。不过，他们有的被人们抛弃在彼得堡达官贵人房门的楼梯上，冻死在柳条篮里；有的死在孤儿里；有的在萨马拉大饥荒时饿死在自己母亲干瘪的怀里；有的染上瘟疫，病死在三等车厢里。他们现在都来到了这里，都在这里，作为天使。他本人也在其中，他向他们伸出手去，祝福他们和他们有罪的母亲……可这些孩子的母亲们仍然站在这里的一旁哭泣；每一位都认得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儿女们飞到母亲的身边，吻她们，用自己的手给她们擦眼泪，求她们不要哭，因为他们在这里很快活……
第二天早晨，打扫院子的工人在楼下发现一具小小的尸体，那是一个跑来冻死在柴堆后面的男孩的尸体；他们也找到了他的妈妈……妈妈还比他先死；他们两个在天上，在上帝的身旁相会了。
为什么我编造了这么一则故事，而且不写进一般的、合情合理的日记里，而且我还是个作家呢？因为我早就答应过，要写几篇专门反映现实生活事件的小说。但是问题是我总是觉得，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一切都是可能实际发生的，也就是说，发生在地下室和柴堆后面的事是真实的，至于的圣诞树，怎么对您说呢，它到底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作为小说作家，当然是要有所虚构的。
——摘自一位不知名者的笔记
前些日子我见过一次婚礼……但是，不！我最好给您讲讲圣诞晚会吧，婚礼办得不错，我很喜欢，但是那次晚会却更好。不知道为什么，我望着这场婚礼，就想起那次圣诞晚会。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正好是五年前的除夕，我应邀去参加一次儿童舞会。邀请我的人是一位著名的实业家，他交游广、熟人多、手腕高明，所以可以说，这个儿童舞会不过是个借口，目的是让那些父母亲们聚集起来，无拘无束地顺便谈谈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是一个局外人，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谈，因此我相当轻松地度过了一个晚上。这儿还有一位先生，好像也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但却像我一样，偶然碰上了这一家庭聚会……他比所有的人更早注意到我。这是一位个子高、身材瘦的男子，他神情十分严肃，穿着非常讲究。但是看得出来，他对家庭幸福好像根本没有兴趣。除了主人之外，参加舞会的来客中，他没有一个熟人。看得出来，他非常寂寞，但他却很勇敢，一直坚持到晚会结束，始终装做一个非常快活而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先生来自外省，他在首都有一件伤脑筋的事情要办。他给我们的主人带来一封介绍信，主人对此毫无con amore①，但出于礼貌，还是请他参加了儿童舞会。没人请他玩牌，没人给他敬烟，甚至没有任何人同他交谈。也许人们老远就根据羽毛认出这是一只什么鸟了，弄得我的这位先生手足无措，简直不知道手往哪儿搁好，只好整个晚上摆弄自己的络腮胡子。他的络腮胡子确实长得非常漂亮。但是，他摸胡子的用心程度，简直让人望着他觉得是先长出这些胡子，后来才出现摸胡子的这位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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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语！热情。
积极举办晚会的主人有五个长得很好的男孩。除了主人和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之外，我还喜欢一位先生。但这位先生与前面的那一位完全不同。这是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贵客。他对待主人的态度，与主人对待那位老摸自己的络腮胡子的先生的态度，一模一样。男女主人对他说了无数的客气话，给他倒茶敬烟，照料得无微不至。他们把其他的客人引到他这里，向他作介绍，但却不引他去见任何别的客人。当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谈到这次晚会，说他很少有机会这么愉快地度过时光的时候，我发现男主人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有这位大人物在场，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感到害怕，因此，在对孩子们作了一番欣赏之后，我便走进那个空无一人的小客厅，坐在几乎占去整整半个房间的女主人的花亭里。
所有的孩子都可爱得出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尽管做妈妈的和家庭女老师一再训诫，他们却坚决不愿意学那些大人的样。一眨眼功夫，他们就抢光了圣诞树上的糖果，一颗也不剩下。他们在没有弄清哪件玩具归谁之前，就把一半的玩具弄坏了。一个黑眼睛的男孩，生着一头卷发，老想用自己的木制手枪对着我射击。他的长相特别漂亮。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姐姐，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非常美丽，活像一尊小爱神；她非常文静，善于沉思，脸色苍白，鼓着一对沉思的大眼睛。好像她受到了孩子们的欺侮，因此她来到了我坐的那个客厅，躲在角落里，玩她的洋娃娃。客人们怀着敬意纷纷指着她的父亲，一个很有钱的承包商，不知是谁在悄声指出，他已经给小姑娘存了三十万卢布当陪嫁。我转过身来，朝那些对这事很感兴趣的人们，看了一眼。我的目光落到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身上。他把一双手抄在背后，头向一侧稍稍偏着，好像在极其注意地倾听这些先生们的节日祝福。后来，我对男女主人在分赠孩子们的礼物时所表现出来的心计，不能不感到惊讶。那个已经有了三十万卢布陪嫁的小姑娘得到的是一个打扮得最漂亮，穿着最华贵的洋娃娃。所有幸福的儿童都得到了礼物，但随着孩子们父母亲地位的降低，礼物的份量也相应下降。最后得到礼物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他个子又小又瘦，脸上有几粒雀斑，长着一头红发。他得到的只是一本讲自然界的伟大，讲感动的眼泪的故事书，没有插图，连卷首、章篇首尾的小花饰也没有。他是主人家为孩子们请来的家庭女老师、一个可怜的寡妇的儿子。这孩子受尽折磨，变得非常胆小。他穿一件旧土布做成的小加克衫。领到那本小书以后，他在其他的玩具周围徘徊了好久。他很想同其他的孩子们玩，但他又不敢。看得出来：他已经感觉出并且明白自己的处境。我非常喜欢观察孩子。对他们在生活中最初的独立表现，觉得非常有趣。我发现别的孩子得到的价值昂贵的玩具，对这个红头发孩子，具有很大的力，特别是演戏，他很希望演上一角，所以他决计低声下气地去接近别的孩子。他脸上堆起微笑，和其他的孩子玩了起来。他把自己的一个苹果，给了一个脸庞浮肿的男孩。那男孩的手帕里包得满满的，尽是好吃的糖果点心。红头发男孩甚至决心把一个男孩背起来，为的是不被从演戏的人员中赶出来。但是一分钟以后，一个顽皮的孩子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红头发孩子不敢哭。这时候，他的妈妈、家庭女教师来了，她嘱咐孩子不要妨碍别的孩子们玩耍。于是这孩子走进了小姑娘所在的那个客厅。小姑娘让他走到自己身边。于是两人一起非常热情地着手为那只贵重的洋娃娃进行打扮。
我在那座爬满常春藤的凉亭里，已经坐了半个来小时，一边仔细倾听红头发孩子和有着三十万陪嫁的小美人的细声交谈，一边打起瞌睡来了。他们正在为洋娃娃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突然走进了屋里。他是利用孩子们吵架的时机，悄悄地从大厅里走出来的。我发现，一分来钟以前，他还在与未来的有钱媳妇的爸爸、热烈地谈话。他们虽然刚刚认识，却在争论哪一种差事比哪一种差事优越。现在他正站着沉思，好像在扳着指头计算着什么。
“三十万……三十万，”他悄悄说道，“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再过五年，就是一十六岁啦！我们假定年利率百分之四，一年就是一万二千，五年就是六万，再拿这六万……好吧，我们就假定五年以后总共是四十万，对了！这……总不能只给年利百分之四吧，骗子！也许要利息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呢。好，五十万，就算是五十万吧，这至少是满有把握可以得到的。嗯，此外还会有许多衣服之类的嫁装的……”
他盘算完毕，擤了擤鼻子，本想从屋里退出去，却突然朝小姑娘望了一眼，然后就停住不动了。我站在几盆花的后面，他没看见。我觉得他极其激动。不是这一番盘算，就是别的什么，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搓搓两手，在原地站不住了。当他停下脚步，向未来的未婚妻又坚决投过去一瞥时，这种激动已经达到了极限。他本该往前走去，但他先环顾四周，然后踮着脚尖，朝小女孩的身旁走去，好像觉得自己有点抱愧似的。他带着微笑走近来，弯子，吻了一下小姑娘的脑袋。小姑娘没料到他这一着，吓得惊叫一声。
“您在这儿干什么呢，可爱的小女孩？”他悄声问道，同时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拧小姑娘的面颊。
“我们在玩……”
“啊？和他玩吗？”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斜着眼睛望了一下小男孩。
“宝贝，你该到客厅里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对那小男孩说道。
小男孩没有吭气，一双眼睛盯着他望。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又望了望四周，于是又对着小姑娘俯子。
“可爱的孩子，您这是什么，是洋娃娃吗？”他问道。
“是洋娃娃，”小姑娘皱着眉头回答。她有点害怕。
“洋娃娃……可爱的孩子，您知不知道，您的洋娃娃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不知道……”小姑娘悄悄地回答，完全把脑袋垂下去了。
“宝贝，是用破布做成的。小男孩，你该到大厅里去，找你自己的伙伴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说完，严厉地瞪了小男孩一眼。小姑娘和小男孩皱起眉头，互相抱在一起。他们不想分开。
“您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洋娃娃送给您呢？！”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把声音降得越来越低，问道。
“我不知道。”
“因为您在这一星期内表现很好，令人可爱。”
这时，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已经激动得不能再激动，他四下张望，把声音降得越来越低，最后用几乎让激动和焦急的心情弄得叫人听不见的声音问道：
“如果我将来去您父母家做客，您会喜欢我吗，可爱的小姑娘？”
说完这句话以后，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想再一次吻吻可爱的小姑娘，但是红头发小男孩看到小姑娘马上就要哭起来的时候，马上拉着她的两手，由于对小姑娘充满同情，他自己也呜呜地哭泣起来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为此大发雷霆。
“去，离开这里，走开！”他对小男孩说道，“到大厅里去，到你的伙伴们那里去！”
“不，不要走，不要走！您快走开吧，”小姑娘说道，“留下他，让他留下！”她说着，几乎放声哭了起来。
不知是谁在门里发出响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赶紧抬起他魁梧的身子，吓了一跳。但红头发的小男孩比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吓得更厉害。他抛下小姑娘，悄悄地靠着墙根，从客厅溜进饭厅。为了不致引起怀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也走进了饭厅。他满脸通红，像只醉虾，朝镜子里一瞧，似乎有点感到尴尬。他也许是在为自己的急躁、缺乏耐心而感到不快。也许，扳着手指计算的结果使他先是感到吃惊，后来又使他受到与鼓舞，以致于他不顾自己的体面和庄重，决心像小孩子一样，直接向自己的对象，发起进攻，虽然这个对象至少要五年以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对象。我跟在这位可敬的先生后面，走进饭厅，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尤利安·马尔科维奇又恼又恨，满脸胀得通红，拚命吓唬红头发小男孩。那孩子离开他越来越远，吓得不知道往哪里跑好。
“去，你在这里干什么？快去，不中用的家伙，快去！你在这儿偷水果吃，是吗？你在这儿偷水果吃？去，不中用的家伙，鼻涕虫，快走，到你的伙伴那里去！”
吓坏了的小男孩，采取最后的一着，试着爬到了桌子底下。当时要赶他走的人，已经气到了极点，掏出他的一块长长的麻纱手绢，开始抽打趴在桌子底下一声不吭的孩子。应当指出：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身子有点胖。这是一个保养得不错的人，面色红润，相当结实，挺着个大肚子，还有两条粗壮的大腿，一句话，是个壮实的小子，圆得像颗核桃。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脸红得可怕。最后他的愤怒，也许还有忌妒（谁知道呢？）达到了极点，他简直是怒火中烧了。我放声哈哈大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回转身来，虽然他名声显赫，这时却已万分尴尬了。这时候，男主人从对面门里走了出来。小男孩也从桌底下爬出来，擦擦自己的膝盖和手肘。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急忙将手中握着一角的手帕送到鼻子边上。
主人望望我们三个，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他作为一个精通世故而又办事严肃认真的人，马上抓住了这个与客人单独见面的机会。
“这孩子就是，”他指着红头发男孩说道，“就是我荣幸地向您恳求……”。
“啊？”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回答着，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常态。
“是教我孩子的家庭女老师的儿子，”男主人继续用恳求的语气继续说道，“一个可怜的女人，一个寡妇，丈夫原是一名忠实的公务员，因此……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如果可能的话……”
“啊呀，不，不，”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急急忙忙叫了起来，“不，请您原谅，菲里普·阿列克塞叶维奇，怎么也不行。我问过了，没有空缺，即使有一个，那也会早有十个人去补缺了，而且他们比他更有权……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确实遗憾，”男主人重复说道，“不过，这孩子很谦虚，文文静静……”
“我发现他是个顽皮鬼，”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歇斯底里地歪着嘴巴。回答道：“去，小鬼，你站着干吗？快去找你的伙伴！”他转身对着孩子说道。
好像他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用一只眼睛瞟了我一眼。我也忍不住了，直对着他哈哈大笑起来。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马上转过身去，向主人问这个奇怪的青年人是什么人？显然是指我说的。他们开始悄悄耳语，从房里走了出去。我随后看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边听男主人说话，一边露出不相信的神情，连连摇头。
我笑够以后，回到了大厅里。那位大人物在那里受到孩子们的父母和男女主人的包围，正在同刚刚向他引见的一位妇女，热烈地交谈。那位妇女牵着一个小姑娘的手。十分钟以前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同她在客厅里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现在他满口称赞这位可爱的小姑娘长相漂亮，才华横溢、姿态优美、富有教养。他显然是在小姑娘的妈妈面前献殷勤。母亲听着他的奉承话，高兴得差点掉下泪来。小姑娘父亲的嘴边也露出了笑容。男主人对这皆大欢喜的场面，也感到高兴。所有的客人都深表同情，连孩子们的游戏也停了下来，免得妨碍大家谈话。整个空气都充满仰慕之情。长相漂亮的小姑娘的母亲，内心深处都受到感动，我后来听到她用精心挑选的词汇，邀请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大驾光临他们家，成为他们高贵的客人。她认为这将是给予他们家的特殊荣耀。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怀着真诚的喜悦心情接受了这一邀请。后来，客人们按照礼节的要求，纷纷散开，我听到他们彼此用十分动人的语言，赞扬承包商夫妇和他们的小姑娘，特别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
“这位先生结婚了吗？”我几乎是大声地问我的一位熟人，他站的地方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比谁都近。
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恶狠狠地向我投过来审视的一瞥。
“没有！”我的熟人作了回答。他对我故意这样不知趣地提问，打心底里感到不快……
前不久，我从某某教堂走过。那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使我大吃一惊。周围的人们都在谈论这盛大的婚礼。那是一个阴天，而且开始下起濛濛细雨来了。我跟着人流，走进教堂，于是我看见了新郎。那是一个个子矮小、衣着极其讲究的圆脸小子，大腹便便，身体保养得很好。他跑来跑去，忙忙碌碌，不停地发号施令。最后，有人说新娘坐车来了。我拚命挤进人群，看到了一位绝妙佳人，她大概才进入妙龄的第一个春天。但是这位美人的面色却是苍白的，心情是忧郁的。她心不在焉地望着。我甚至觉得，她的眼睛因为前不久流过泪，而显得红肿。她脸部每一根线条的古典式的严谨，都使她的美具有某种庄严肃穆的神态。透过这种庄严肃穆的神态，透过这种忧郁的心情，仍然可以看出她最初的、稚气未退的天真无邪的容颜。某种天真到不能再天真的、尚未定型的、年青的东西，不断表现出来，似乎在默默无言地为自己哀求怜惜。
有人说，她刚满十六岁。我注意看看新郎，突然发现他正是我整整三年不见的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我又望了望新娘……我的天哪！我赶快挤出教堂。人群中有人说新娘很有钱，有陪嫁五十万，还有许多衣衫……
“他这算盘真打得精明！”我这么一想，就挤到外面去了……
前些日子我见过一次婚礼……但是，不！我最好给您讲讲圣诞晚会吧，婚礼办得不错，我很喜欢，但是那次晚会却更好。不知道为什么，我望着这场婚礼，就想起那次圣诞晚会。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正好是五年前的除夕，我应邀去参加一次儿童舞会。邀请我的人是一位著名的实业家，他交游广、熟人多、手腕高明，所以可以说，这个儿童舞会不过是个借口，目的是让那些父母亲们聚集起来，无拘无束地顺便谈谈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是一个局外人，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谈，因此我相当轻松地度过了一个晚上。这儿还有一位先生，好像也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但却像我一样，偶然碰上了这一家庭聚会……他比所有的人更早注意到我。这是一位个子高、身材瘦的男子，他神情十分严肃，穿着非常讲究。但是看得出来，他对家庭幸福好像根本没有兴趣。除了主人之外，参加舞会的来客中，他没有一个熟人。看得出来，他非常寂寞，但他却很勇敢，一直坚持到晚会结束，始终装做一个非常快活而幸福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先生来自外省，他在首都有一件伤脑筋的事情要办。他给我们的主人带来一封介绍信，主人对此毫无con amore①，但出于礼貌，还是请他参加了儿童舞会。没人请他玩牌，没人给他敬烟，甚至没有任何人同他交谈。也许人们老远就根据羽毛认出这是一只什么鸟了，弄得我的这位先生手足无措，简直不知道手往哪儿搁好，只好整个晚上摆弄自己的络腮胡子。他的络腮胡子确实长得非常漂亮。但是，他摸胡子的用心程度，简直让人望着他觉得是先长出这些胡子，后来才出现摸胡子的这位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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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语！热情。
积极举办晚会的主人有五个长得很好的男孩。除了主人和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之外，我还喜欢一位先生。但这位先生与前面的那一位完全不同。这是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贵客。他对待主人的态度，与主人对待那位老摸自己的络腮胡子的先生的态度，一模一样。男女主人对他说了无数的客气话，给他倒茶敬烟，照料得无微不至。他们把其他的客人引到他这里，向他作介绍，但却不引他去见任何别的客人。当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谈到这次晚会，说他很少有机会这么愉快地度过时光的时候，我发现男主人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有这位大人物在场，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感到害怕，因此，在对孩子们作了一番欣赏之后，我便走进那个空无一人的小客厅，坐在几乎占去整整半个房间的女主人的花亭里。
所有的孩子都可爱得出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尽管做妈妈的和家庭女老师一再训诫，他们却坚决不愿意学那些大人的样。一眨眼功夫，他们就抢光了圣诞树上的糖果，一颗也不剩下。他们在没有弄清哪件玩具归谁之前，就把一半的玩具弄坏了。一个黑眼睛的男孩，生着一头卷发，老想用自己的木制手枪对着我射击。他的长相特别漂亮。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姐姐，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非常美丽，活像一尊小爱神；她非常文静，善于沉思，脸色苍白，鼓着一对沉思的大眼睛。好像她受到了孩子们的欺侮，因此她来到了我坐的那个客厅，躲在角落里，玩她的洋娃娃。客人们怀着敬意纷纷指着她的父亲，一个很有钱的承包商，不知是谁在悄声指出，他已经给小姑娘存了三十万卢布当陪嫁。我转过身来，朝那些对这事很感兴趣的人们，看了一眼。我的目光落到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身上。他把一双手抄在背后，头向一侧稍稍偏着，好像在极其注意地倾听这些先生们的节日祝福。后来，我对男女主人在分赠孩子们的礼物时所表现出来的心计，不能不感到惊讶。那个已经有了三十万卢布陪嫁的小姑娘得到的是一个打扮得最漂亮，穿着最华贵的洋娃娃。所有幸福的儿童都得到了礼物，但随着孩子们父母亲地位的降低，礼物的份量也相应下降。最后得到礼物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他个子又小又瘦，脸上有几粒雀斑，长着一头红发。他得到的只是一本讲自然界的伟大，讲感动的眼泪的故事书，没有插图，连卷首、章篇首尾的小花饰也没有。他是主人家为孩子们请来的家庭女老师、一个可怜的寡妇的儿子。这孩子受尽折磨，变得非常胆小。他穿一件旧土布做成的小加克衫。领到那本小书以后，他在其他的玩具周围徘徊了好久。他很想同其他的孩子们玩，但他又不敢。看得出来：他已经感觉出并且明白自己的处境。我非常喜欢观察孩子。对他们在生活中最初的独立表现，觉得非常有趣。我发现别的孩子得到的价值昂贵的玩具，对这个红头发孩子，具有很大的力，特别是演戏，他很希望演上一角，所以他决计低声下气地去接近别的孩子。他脸上堆起微笑，和其他的孩子玩了起来。他把自己的一个苹果，给了一个脸庞浮肿的男孩。那男孩的手帕里包得满满的，尽是好吃的糖果点心。红头发男孩甚至决心把一个男孩背起来，为的是不被从演戏的人员中赶出来。但是一分钟以后，一个顽皮的孩子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红头发孩子不敢哭。这时候，他的妈妈、家庭女教师来了，她嘱咐孩子不要妨碍别的孩子们玩耍。于是这孩子走进了小姑娘所在的那个客厅。小姑娘让他走到自己身边。于是两人一起非常热情地着手为那只贵重的洋娃娃进行打扮。
我在那座爬满常春藤的凉亭里，已经坐了半个来小时，一边仔细倾听红头发孩子和有着三十万陪嫁的小美人的细声交谈，一边打起瞌睡来了。他们正在为洋娃娃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突然走进了屋里。他是利用孩子们吵架的时机，悄悄地从大厅里走出来的。我发现，一分来钟以前，他还在与未来的有钱媳妇的爸爸、热烈地谈话。他们虽然刚刚认识，却在争论哪一种差事比哪一种差事优越。现在他正站着沉思，好像在扳着指头计算着什么。
“三十万……三十万，”他悄悄说道，“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再过五年，就是一十六岁啦！我们假定年利率百分之四，一年就是一万二千，五年就是六万，再拿这六万……好吧，我们就假定五年以后总共是四十万，对了！这……总不能只给年利百分之四吧，骗子！也许要利息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呢。好，五十万，就算是五十万吧，这至少是满有把握可以得到的。嗯，此外还会有许多衣服之类的嫁装的……”
他盘算完毕，擤了擤鼻子，本想从屋里退出去，却突然朝小姑娘望了一眼，然后就停住不动了。我站在几盆花的后面，他没看见。我觉得他极其激动。不是这一番盘算，就是别的什么，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搓搓两手，在原地站不住了。当他停下脚步，向未来的未婚妻又坚决投过去一瞥时，这种激动已经达到了极限。他本该往前走去，但他先环顾四周，然后踮着脚尖，朝小女孩的身旁走去，好像觉得自己有点抱愧似的。他带着微笑走近来，弯子，吻了一下小姑娘的脑袋。小姑娘没料到他这一着，吓得惊叫一声。
“您在这儿干什么呢，可爱的小女孩？”他悄声问道，同时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拧小姑娘的面颊。
“我们在玩……”
“啊？和他玩吗？”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斜着眼睛望了一下小男孩。
“宝贝，你该到客厅里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对那小男孩说道。
小男孩没有吭气，一双眼睛盯着他望。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又望了望四周，于是又对着小姑娘俯子。
“可爱的孩子，您这是什么，是洋娃娃吗？”他问道。
“是洋娃娃，”小姑娘皱着眉头回答。她有点害怕。
“洋娃娃……可爱的孩子，您知不知道，您的洋娃娃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不知道……”小姑娘悄悄地回答，完全把脑袋垂下去了。
“宝贝，是用破布做成的。小男孩，你该到大厅里去，找你自己的伙伴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说完，严厉地瞪了小男孩一眼。小姑娘和小男孩皱起眉头，互相抱在一起。他们不想分开。
“您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洋娃娃送给您呢？！”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把声音降得越来越低，问道。
“我不知道。”
“因为您在这一星期内表现很好，令人可爱。”
这时，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已经激动得不能再激动，他四下张望，把声音降得越来越低，最后用几乎让激动和焦急的心情弄得叫人听不见的声音问道：
“如果我将来去您父母家做客，您会喜欢我吗，可爱的小姑娘？”
说完这句话以后，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想再一次吻吻可爱的小姑娘，但是红头发小男孩看到小姑娘马上就要哭起来的时候，马上拉着她的两手，由于对小姑娘充满同情，他自己也呜呜地哭泣起来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为此大发雷霆。
“去，离开这里，走开！”他对小男孩说道，“到大厅里去，到你的伙伴们那里去！”
“不，不要走，不要走！您快走开吧，”小姑娘说道，“留下他，让他留下！”她说着，几乎放声哭了起来。
不知是谁在门里发出响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赶紧抬起他魁梧的身子，吓了一跳。但红头发的小男孩比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吓得更厉害。他抛下小姑娘，悄悄地靠着墙根，从客厅溜进饭厅。为了不致引起怀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也走进了饭厅。他满脸通红，像只醉虾，朝镜子里一瞧，似乎有点感到尴尬。他也许是在为自己的急躁、缺乏耐心而感到不快。也许，扳着手指计算的结果使他先是感到吃惊，后来又使他受到与鼓舞，以致于他不顾自己的体面和庄重，决心像小孩子一样，直接向自己的对象，发起进攻，虽然这个对象至少要五年以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对象。我跟在这位可敬的先生后面，走进饭厅，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尤利安·马尔科维奇又恼又恨，满脸胀得通红，拚命吓唬红头发小男孩。那孩子离开他越来越远，吓得不知道往哪里跑好。
“去，你在这里干什么？快去，不中用的家伙，快去！你在这儿偷水果吃，是吗？你在这儿偷水果吃？去，不中用的家伙，鼻涕虫，快走，到你的伙伴那里去！”
吓坏了的小男孩，采取最后的一着，试着爬到了桌子底下。当时要赶他走的人，已经气到了极点，掏出他的一块长长的麻纱手绢，开始抽打趴在桌子底下一声不吭的孩子。应当指出：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身子有点胖。这是一个保养得不错的人，面色红润，相当结实，挺着个大肚子，还有两条粗壮的大腿，一句话，是个壮实的小子，圆得像颗核桃。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脸红得可怕。最后他的愤怒，也许还有忌妒（谁知道呢？）达到了极点，他简直是怒火中烧了。我放声哈哈大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回转身来，虽然他名声显赫，这时却已万分尴尬了。这时候，男主人从对面门里走了出来。小男孩也从桌底下爬出来，擦擦自己的膝盖和手肘。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急忙将手中握着一角的手帕送到鼻子边上。
主人望望我们三个，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他作为一个精通世故而又办事严肃认真的人，马上抓住了这个与客人单独见面的机会。
“这孩子就是，”他指着红头发男孩说道，“就是我荣幸地向您恳求……”。
“啊？”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回答着，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常态。
“是教我孩子的家庭女老师的儿子，”男主人继续用恳求的语气继续说道，“一个可怜的女人，一个寡妇，丈夫原是一名忠实的公务员，因此……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如果可能的话……”
“啊呀，不，不，”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急急忙忙叫了起来，“不，请您原谅，菲里普·阿列克塞叶维奇，怎么也不行。我问过了，没有空缺，即使有一个，那也会早有十个人去补缺了，而且他们比他更有权……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确实遗憾，”男主人重复说道，“不过，这孩子很谦虚，文文静静……”
“我发现他是个顽皮鬼，”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歇斯底里地歪着嘴巴。回答道：“去，小鬼，你站着干吗？快去找你的伙伴！”他转身对着孩子说道。
好像他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用一只眼睛瞟了我一眼。我也忍不住了，直对着他哈哈大笑起来。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马上转过身去，向主人问这个奇怪的青年人是什么人？显然是指我说的。他们开始悄悄耳语，从房里走了出去。我随后看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边听男主人说话，一边露出不相信的神情，连连摇头。
我笑够以后，回到了大厅里。那位大人物在那里受到孩子们的父母和男女主人的包围，正在同刚刚向他引见的一位妇女，热烈地交谈。那位妇女牵着一个小姑娘的手。十分钟以前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同她在客厅里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现在他满口称赞这位可爱的小姑娘长相漂亮，才华横溢、姿态优美、富有教养。他显然是在小姑娘的妈妈面前献殷勤。母亲听着他的奉承话，高兴得差点掉下泪来。小姑娘父亲的嘴边也露出了笑容。男主人对这皆大欢喜的场面，也感到高兴。所有的客人都深表同情，连孩子们的游戏也停了下来，免得妨碍大家谈话。整个空气都充满仰慕之情。长相漂亮的小姑娘的母亲，内心深处都受到感动，我后来听到她用精心挑选的词汇，邀请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大驾光临他们家，成为他们高贵的客人。她认为这将是给予他们家的特殊荣耀。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怀着真诚的喜悦心情接受了这一邀请。后来，客人们按照礼节的要求，纷纷散开，我听到他们彼此用十分动人的语言，赞扬承包商夫妇和他们的小姑娘，特别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
“这位先生结婚了吗？”我几乎是大声地问我的一位熟人，他站的地方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比谁都近。
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恶狠狠地向我投过来审视的一瞥。
“没有！”我的熟人作了回答。他对我故意这样不知趣地提问，打心底里感到不快……
前不久，我从某某教堂走过。那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使我大吃一惊。周围的人们都在谈论这盛大的婚礼。那是一个阴天，而且开始下起濛濛细雨来了。我跟着人流，走进教堂，于是我看见了新郎。那是一个个子矮小、衣着极其讲究的圆脸小子，大腹便便，身体保养得很好。他跑来跑去，忙忙碌碌，不停地发号施令。最后，有人说新娘坐车来了。我拚命挤进人群，看到了一位绝妙佳人，她大概才进入妙龄的第一个春天。但是这位美人的面色却是苍白的，心情是忧郁的。她心不在焉地望着。我甚至觉得，她的眼睛因为前不久流过泪，而显得红肿。她脸部每一根线条的古典式的严谨，都使她的美具有某种庄严肃穆的神态。透过这种庄严肃穆的神态，透过这种忧郁的心情，仍然可以看出她最初的、稚气未退的天真无邪的容颜。某种天真到不能再天真的、尚未定型的、年青的东西，不断表现出来，似乎在默默无言地为自己哀求怜惜。
有人说，她刚满十六岁。我注意看看新郎，突然发现他正是我整整三年不见的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我又望了望新娘……我的天哪！我赶快挤出教堂。人群中有人说新娘很有钱，有陪嫁五十万，还有许多衣衫……
“他这算盘真打得精明！”我这么一想，就挤到外面去了……
那里面的主人公“小英雄”，是一个罕见的明朗与和谐的形象，也只有这一篇作品充满了异乎寻常的乐观主义。
作者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普罗哈尔钦先生》中的普罗哈尔钦，《脆弱的心》中的舒姆科夫，《荒唐人的梦》、《拙劣的笑话》、《性格温和的女人》以及《白夜》中的主人公，都是“反常”的怪人。作者似乎想通过人物的乖张行为、幻想、作梦、昏迷、发疯等等来反映现实，造成别具一格的真实，因为他认为“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来表现现实是不可能的”。也许，这一点正是作者艺术的独特处。
作者笔下的人物，虽然地位低微，行为反常，荒唐可笑，但内心里却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些高尚的品质，比如《波尔袒科夫》中的主人公波尔袒科夫虽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受苦受难者”，但却“心地善良”，是“世界上最最诚实、最最高尚的一个，”“甚至敢于舍己救人”，“有时他还甘冒风险，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几乎有点英雄气概”。就是“爱财如命”的普罗哈尔钦先生“虽然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为人却忠实可靠”，而且还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好人”。作者虽然写了他们不少荒唐可笑的行为，但却没有将他们丑化，所以这些苦命人的形象在读者心中激起的不是对他们的蔑视，而是深深的同情。对他们荒唐可笑的行为，我们可能禁不住发笑，但笑后一想，又往往觉得想哭，甚至情不自禁地洒下同情之泪。我以为这是作者艺术表现力的高明处。
作者笔下的人物，虽然地位低微，行为反常，荒唐可笑，但内心里却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些高尚的品质，比如《波尔袒科夫》中的主人公波尔袒科夫虽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受苦受难者”，但却“心地善良”，是“世界上最最诚实、最最高尚的一个，”“甚至敢于舍己救人”，“有时他还甘冒风险，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几乎有点英雄气概”。就是“爱财如命”的普罗哈尔钦先生“虽然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为人却忠实可靠”，而且还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好人”。作者虽然写了他们不少荒唐可笑的行为，但却没有将他们丑化，所以这些苦命人的形象在读者心中激起的不是对他们的蔑视，而是深深的同情。对他们荒唐可笑的行为，我们可能禁不住发笑，但笑后一想，又往往觉得想哭，甚至情不自禁地洒下同情之泪。我以为这是作者艺术表现力的高明处。
研究的世界――十九世纪俄国大城市里的贫民窟，引进了文学。他是第一个展示这个奇怪角落的作家。这是一个阴暗的角落，“普照彼得堡所有的人的那个太阳，似乎不肯光顾这些地方，而照耀这些地方的，好像是专门为这些地方定做的另一个太阳”（《白夜》）。而在这些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生活着一群群的流浪汉、乞丐、小偷、妓女……这是一群被社会抛进底层的人们，他们受尽苦难，折磨，彷徨苦闷、得不到人间的温暖，只能靠幻想过日子！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他们，理解他们的苦难处境，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把他们的问题作为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不是贵族生活的歌手，也不是“多余人”的创造者，而是同情弱小，揭露社会黑暗、愚昧、无权、压迫、剥削的作家。
在作者所有的这些短小的作品中，情节都不太复杂，但气氛紧张，冲突尖锐，充满了意想不到的灾祸，结局往往叫人撕心裂肺，惨不忍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歇斯底里的气氛。他的主人公总是处在惊慌不安之中，惶惶不可终日。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不满。他们极端孤独、苦闷，看不到希望，走投无路，其中不少人处于疯狂的边缘，或者成为疯子，或者自杀。他作品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病态的，被扭曲了的，反常的。他的作品几乎都有一种悲观绝望的阴暗情调。读他的作品，我们常常有一种压抑感，有时甚至感到简直透不过气来。在我们所译的这些作品中，大概只有《小英雄》算是一个例外。那里面的主人公“小英雄”，是一个罕见的明朗与和谐的形象，也只有这一篇作品充满了异乎寻常的乐观主义。
是的，作者的笔下，没有怒不可遏的反抗人物，他的人物都是温顺的，发疯的发疯，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但很少有反抗的，最多只有一点点口头上的抗议，像波尔袒科夫那样，“他的每一次抗议，都是极其宽容的”（《波尔袒科夫》）。这自然是作家思想的反映，他服苦役归来后，就是抱的这种思想。他是反对展开斗争的。
作者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普罗哈尔钦先生》中的普罗哈尔钦，《脆弱的心》中的舒姆科夫，《荒唐人的梦》、《拙劣的笑话》、《性格温和的女人》以及《白夜》中的主人公，都是“反常”的怪人。作者似乎想通过人物的乖张行为、幻想、作梦、昏迷、发疯等等来反映现实，造成别具一格的真实，因为他认为“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来表现现实是不可能的”。也许，这一点正是作者艺术的独特处。
作者笔下的人物，虽然地位低微，行为反常，荒唐可笑，但内心里却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些高尚的品质，比如《波尔袒科夫》中的主人公波尔袒科夫虽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受苦受难者”，但却“心地善良”，是“世界上最最诚实、最最高尚的一个，”“甚至敢于舍己救人”，“有时他还甘冒风险，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几乎有点英雄气概”。就是“爱财如命”的普罗哈尔钦先生“虽然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为人却忠实可靠”，而且还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好人”。作者虽然写了他们不少荒唐可笑的行为，但却没有将他们丑化，所以这些苦命人的形象在读者心中激起的不是对他们的蔑视，而是深深的同情。对他们荒唐可笑的行为，我们可能禁不住发笑，但笑后一想，又往往觉得想哭，甚至情不自禁地洒下同情之泪。我以为这是作者艺术表现力的高明处。
当然，作者所写的短篇，与他的长篇一样，并不是篇篇都是珍珠，像《白夜》那样诗意盎然的佳作，毕竟是少数。这与他的创作条件不无关系。他疾病缠身且不说，单是生活的贫困就对他的创作发生过很大的消极影响。因为穷，他无法做到对自己的作品反复修改、细心润色、精雕细刻。这种消极影响，在他的长篇创作中，特别突出。因此有人责备他的小说过于庞杂，艺术形式不成功，脉络不清，有时把几篇小说硬拉成一部长篇，结果弄得几条线索重重叠叠，许多情节有头无尾……等等。总之，他的作品不如屠格涅夫等人的精致、优美。但是，如果考虑到他的穷和病，我们似乎大可不必对他求全责备，何况即便是他的短篇，也是瑕不掩玉呢？
李鹤龄
写于长沙岳麓山
一九九五年五月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他们，理解他们的苦难处境，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把他们的问题作为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不是贵族生活的歌手，也不是“多余人”的创造者，而是同情弱小，揭露社会黑暗、愚昧、无权、压迫、剥削的作家。
在作者所有的这些短小的作品中，情节都不太复杂，但气氛紧张，冲突尖锐，充满了意想不到的灾祸，结局往往叫人撕心裂肺，惨不忍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歇斯底里的气氛。他的主人公总是处在惊慌不安之中，惶惶不可终日。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不满。他们极端孤独、苦闷，看不到希望，走投无路，其中不少人处于疯狂的边缘，或者成为疯子，或者自杀。他作品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病态的，被扭曲了的，反常的。他的作品几乎都有一种悲观绝望的阴暗情调。读他的作品，我们常常有一种压抑感，有时甚至感到简直透不过气来。在我们所译的这些作品中，大概只有《小英雄》算是一个例外。那里面的主人公“小英雄”，是一个罕见的明朗与和谐的形象，也只有这一篇作品充满了异乎寻常的乐观主义。
是的，作者的笔下，没有怒不可遏的反抗人物，他的人物都是温顺的，发疯的发疯，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但很少有反抗的，最多只有一点点口头上的抗议，像波尔袒科夫那样，“他的每一次抗议，都是极其宽容的”（《波尔袒科夫》）。这自然是作家思想的反映，他服苦役归来后，就是抱的这种思想。他是反对展开斗争的。
作者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普罗哈尔钦先生》中的普罗哈尔钦，《脆弱的心》中的舒姆科夫，《荒唐人的梦》、《拙劣的笑话》、《性格温和的女人》以及《白夜》中的主人公，都是“反常”的怪人。作者似乎想通过人物的乖张行为、幻想、作梦、昏迷、发疯等等来反映现实，造成别具一格的真实，因为他认为“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来表现现实是不可能的”。也许，这一点正是作者艺术的独特处。
作者笔下的人物，虽然地位低微，行为反常，荒唐可笑，但内心里却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些高尚的品质，比如《波尔袒科夫》中的主人公波尔袒科夫虽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受苦受难者”，但却“心地善良”，是“世界上最最诚实、最最高尚的一个，”“甚至敢于舍己救人”，“有时他还甘冒风险，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几乎有点英雄气概”。就是“爱财如命”的普罗哈尔钦先生“虽然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为人却忠实可靠”，而且还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好人”。作者虽然写了他们不少荒唐可笑的行为，但却没有将他们丑化，所以这些苦命人的形象在读者心中激起的不是对他们的蔑视，而是深深的同情。对他们荒唐可笑的行为，我们可能禁不住发笑，但笑后一想，又往往觉得想哭，甚至情不自禁地洒下同情之泪。我以为这是作者艺术表现力的高明处。
当然，作者所写的短篇，与他的长篇一样，并不是篇篇都是珍珠，像《白夜》那样诗意盎然的佳作，毕竟是少数。这与他的创作条件不无关系。他疾病缠身且不说，单是生活的贫困就对他的创作发生过很大的消极影响。因为穷，他无法做到对自己的作品反复修改、细心润色、精雕细刻。这种消极影响，在他的长篇创作中，特别突出。因此有人责备他的小说过于庞杂，艺术形式不成功，脉络不清，有时把几篇小说硬拉成一部长篇，结果弄得几条线索重重叠叠，许多情节有头无尾……等等。总之，他的作品不如屠格涅夫等人的精致、优美。但是，如果考虑到他的穷和病，我们似乎大可不必对他求全责备，何况即便是他的短篇，也是瑕不掩玉呢？
李鹤龄
写于长沙岳麓山
一九九五年五月
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他一生受穷，对穷人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写出的第一部作品，就取名《穷人》。在我们译出的这些短篇作品中，主人公无一例外的，都是穷人，都是受尽欺凌与侮辱的“小人物”，就是他写的儿童，也是一些完全丧失童年生活的受苦受难者，这里有惨死的小职员普罗哈尔钦先生（《普罗哈尔钦先生》）、发疯的文书舒姆科夫（《脆弱的心》）、活活地饿死的小偷叶麦里亚（《诚实的小偷》）、冻死在柴堆旁的小男孩（《基督圣诞树旁的小男孩》）、“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让人取笑逗乐的小丑”波尔袒科夫（《波尔袒科夫》）、一贫如洗的幻想家（《白夜》的男主人公）……
我开始仔细观察这个人。甚至他的外貌都有点特殊。不论您多么心不在焉，都会情不自禁地盯着他看。而且还会抑止不住地放声大笑。我的情况就是如此。应当指出的是，这位矮个子先生的一对细小眼睛总在不停地转动，或者说，他这个人的整个身子，对于投向他的目光，特别敏感。他几乎总能本能地感觉出有人在对他进行观察，于是他马上转过身来，面对自己的观察者，然后抱着忑忐不安的心情，分析投射过来的目光。两只眼睛老是不停地梭来梭去，身子不断地左右转动，使他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活动的风标。说来真奇怪！他似乎害怕别人嘲笑。其实他几乎就是一个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让人取笑逗乐的小丑。他常常乖乖地伸出自己的脑袋，让大家戏弄，不仅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甘愿忍受别人的戏弄。当然这要看他是与什么人在一起罗。心甘情愿自动当丑角的人，是不值得可怜的。但是，我发现这人是一个怪物，这个可笑的人根本不是职业小丑。他身上还残存着某些高贵的品质。他忐忑不安的心情、他总是为自己而感到担惊受怕的病态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我觉得他总想为别人效劳的愿望与其说是为了捞到物质上的好处，不如说是出于他的一颗善良的心。他很高兴别人当着他的面、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对他进行嘲笑。但与此同时，一想到他的听众冷酷无情、以怨报德（这一点我可以发誓），他心里就感到非常痛苦。因为这些听众不是嘲笑他的举动，而是他这个人本身，包括他的心、他的头脑、他的外貌、他的全部血肉之躯。我相信此时此刻他会感觉出自身的处境是何等的狼狈，但是他的却又很快地在他的心中消失，其实他每次的都是极其宽容的。我深信这一切的一切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完全是出于他的心地善良，根本不是因为他没有借到钱而被人赶了出来的缘故。这位先生是经常要借钱的，也就是说他用这种借的方式向人乞讨。每当他做完各种各样的鬼脸、让人笑够了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多少争得了一点点权利，可以向人开口借钱了。但是，我的天哪！那里是什么借钱啊！他开口借钱时又是一副什么样的模样啊！我实在无法想象，在那么小的空间，也就是说在这位矮小个子的布满皱纹、颧骨高耸的脸上，能够同时容纳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鬼相，那么多各种不同性质的感受，那么多极其深刻的印象！那里面什么没有啊！真是百感交集：有难言的羞愧，有假装的厚颜无耻，有懊丧，有愤懑，有突然的脸红，有对失败的耽心，有因胆敢打扰别人而要求宽恕的表情、有个人的尊严感，也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渺小无用的自卑——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全都像闪电一样，在他的脸上一闪而过。他以这样的方式，已经在人世间闯荡了整整六年，可至今还没有弄清楚，在借债的微妙时刻，究竟应该采取何种表情！当然，要做到完全冷酷无情、卑鄙无耻，他这个人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他的心太善良、太热情了！我甚至要更进一步说，在我看来，这是世界上最最诚实、最最高尚的一个，不过他有一个小小的弱点：只要能够讨好别人，你一声令下，他什么卑鄙的事情都可以去干，而且心甘情愿，毫不考虑自己。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人们通常所说的窝囊废。最最令人可笑的是他的衣着。他几乎穿得与大家一模一样，既不比人家好，也不比人家坏，一身干干净净，甚至有点过分讲究，而且想通过衣着，暗暗地显示出他自己的体面和尊严。这种外表上的平等与内心里的不平等，他经常为自己的耽心，同时又不停地自我作践——所有这一切的一切，便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人觉得他既可笑又可怜！如果他真正从心灵深处相信，他的听众是世界上最最善良的人（尽管他的亲身经验告诉他并非如此，但他仍然持这种看法），他们嘲笑的只是他的那些可笑的举动，而不是他这个苦命的人，那么，他就会高高兴兴地脱下燕尾服，反穿着走到大街上，去迎合别人开心的愿望，自己也从中得到乐趣，反正只要能使自己的衣食父母发笑，只要能给他们带来愉快就行。但是，不论他使用何种办法，还是永远也无法得到平等。他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怪人的自尊心很强。只要没有什么危险，他冲动起来，甚至敢于舍己救人。对于那些弄得他愤怒已极、忍无可忍的庇护者，他善于巧妙对付。有时他甘冒风险，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几乎有点英雄的气慨呢！但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往往只是几分钟的行为……总而言之，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受苦受难者，而且是一个最最没有用的、因而也是最最滑稽可笑的受苦受难者。
客人们掀起了一场人人参与的争吵。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这位怪人一下子跳到一把椅子上。他扯起嗓子拚命喊叫，要求别人让他一个人单独发言。
“您去听听吧，”主人悄悄地对我说道，“他往往能讲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来……您觉得他很有趣吗？”
我点了点头，就挤进了人群之中。
确实，那位穿着相当体面的先生跳到了一张椅子上，拼命大喊大叫，引起了大家普遍的注意。许多不认识这位怪人的人，相互疑惑不解地使使眼色，另外一些人则放开喉咙，哈哈大笑。
“我认识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我应该比所有的人都更了解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怪人从自己站着的高台上叫道，”先生们，请你们让我来讲吧。有关菲多谢·尼古拉依奇的事，我一定会讲得好的！我知道他的一件事，那简直是一件天下奇闻，妙极了！……”
“那您就快讲吧，奥西普·米哈依内奇，您快讲吧！”
“您快点讲吧！”
“你们好好听嘛！”
“大家好好听着，好好听着！！！”
“好，我就开始讲起来，不过，先生们，这件事有点特殊……”
“好啊，好啊！”
“这件事挺好笑的。”
“很好，太妙了，真是妙不可言！——您倒是快点言归正传呀！”
“这件事是我、你们最最卑贱的仆人，个人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
“那您为什么一再宣称您要讲的那件事非常可笑呢？”
“甚至还有点可悲呢！”
“啊！！！”
“总而言之，先生们，你们现在将要听到我讲的那件事是这样的，它使我结识了一伙非常有趣的人物。”
“别绕弯子，快些讲吧！”
“那事件嘛……”
“您怎么老是说那件事那件事的，您倒是快点把那个值得一讲的寓言故事讲出来嘛！”一位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留有一口胡子的年轻先生，用嘶哑的嗓音说道。他一手插进自己的裤口袋里，本想掏出手帕，结果却无意之中把钱包掏了出来。
“那件事嘛，我的先生们哪，我希望在我讲完以后，能够看到你们中的许多人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最后还有一点需要交待，就是因为出了这件事，我才没有结成婚。”
“您结过婚！……有老婆！……波尔祖科夫想过结婚！！”
“老实说吧，我倒真想现在就能看到一位波尔祖科夫madam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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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夫人。
“请问您以前的那位波尔祖科夫太太的芳名叫什么？”一个年轻人挤到故事讲述者的身边，尖着嗓子问题。
“先生们，故事的头一章是这样的：
“那是整整六年前的春天，具体点说，就是三月三十一日。先生们，请注意这个数字，它是四月的前一天……”
“是四月一号的前一天！”长着一绺鬈发的年轻人大声叫喊起来。
“先生，您真会猜！那是一个傍晚。n县城的上空，暮色越来越浓，月亮正想从苍茫的暮色中爬出来……总而言之，那里的一切都非常好。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暮色朦胧的时候，我与我那已故的、与世隔绝的祖母告别以后，便偷偷地从我的寒舍之中溜了出来。请原谅，先生们，我使用了一个很时髦的用语与世隔绝？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尼古拉。尼古拉依奇那里听来的。不过，我祖母的确是与世间隔绝的：她又瞎、又聋、又哑、又蠢，反正你怎么说她糟都行！……我坦白承认，我当时胆战心惊，正打算去干一件大事，我的心在怦怦地跳个不停，就像小猫的脖子让一只瘦骨棱棱的爪子紧紧地抓住了似的。”
“请您等一等，波尔祖科夫monsieur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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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先生。
“您有什么吩咐？”
“请您讲简单一点，请您别费那么大的劲兜圈子！”
“我遵命，先生！”奥西普·米哈依内奇有点尴尬地说道。
“我走进了菲多谢·尼古拉依奇的那幢小房子（这是他光明正大化钱买下的）。大家都知道，菲多谢·尼古拉依奇不是我一般的同事，而是我的顶头上司。仆人向他禀报以后，便马上将我引进他的书房。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那间屋子里一团漆黑，连一支蜡烛也没点。我抬头一看，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正走进来。随后我们两人便都留在黑暗之中……”
“你们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一位军官问道。
“您看呢，先生？”波尔祖科夫问完以后，赶紧把微微痉挛着的脸庞，转向长着一头鬈发的年轻人。
“是这样的，先生们！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其实呢，也算不上什么奇怪，只不过发生了一件所谓常见的生活小事而已。我很随便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他也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卷纸，不过是国家发行的……”
“钞票吗？”
“是钞票，先生！接着我们就进行了交换。”
“我敢打赌，这里散发着一股行贿的味道，”一位衣着体面、头发理得短短的青年先生说道。
“是有一点行贿的味道，先生！”波尔祖科夫紧接着他的话说下去，“唉，
就算我是自由主义者
这样的人我也见过不少！
如果说你们今后会有机会去外省当差，那就请你们千万不要……在自己的家门口伸手……免得被烫伤了……因为有个文学家说过：
就是祖国的炊烟，
我们也觉得愉快和香甜！①
——我们的祖国啊，是我们的母亲，先生们，是生我养我的亲娘！我们都是她的儿子，是靠吃她的乳汁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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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文学家格里鲍耶多夫的爱国主义名句，见之于他的代表作《智慧的痛苦》
全场马上响起一片笑声。
“不过，信不信由你们，先生们，我可从来没有收受过贿赂。”他说完以后，将信将疑地把全场扫视了一遍。
一场经久不息的哄堂大笑。像一阵排炮的轰鸣，把波尔祖科夫说话的声音，完全淹没了。
“对，的确是这样的，先生们！……”
他马上把话头停住，继续环视大家，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也许——谁知道呢？——也许他此刻突然想起，他比这一伙老实人中的大多数都老实呢……所以，直到大家的笑声结束，他脸庞上的严肃表情还没有消失。
“是这样的，”等到大家都安静下来以后，波尔祖科夫开始说道：“虽然我从来没有收受过贿赂，但这一次我却是有罪的：我从一名贪官手里……接过贿赂……把它塞进了口袋里……也就是说，我当时手中掌握着一些文件，如果我把这些文件交给某一个人，那么，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就要倒大霉。”
“这么说来，他就是这样把那些文件收买了？”
“是收买下来了。先生！”
“给了您很多钱吧？”
“给我的钱嘛，就是眼下一个人出卖自己的良心所得的那么多……如果有人愿意给的话。不过，当我把钱塞进口袋里的时候，我的脑袋上好像浇了一瓢开水，非常难忍。我确实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老是那么一副模样，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我当时半死半活的，上下两片嘴唇，不停地翕动，腿脚瑟瑟发抖。是的，我有错，我有罪，我感到羞愧万分，无地自容。我简直罪该万死！我打算向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请求宽恕……”
“怎么样，他宽恕您了吗？”
“我还没去请求呢，先生！……我不过是说说而已，其实当时是应该这么做的。因为我有一颗火热的心。我看到他直勾勾地望着我的眼睛，于是便说道：
“您是连上帝也不怕的了，奥西普·米哈依雷奇！”
“你们看，我该怎么办呢？出于礼貌我只好两手一摊，把脑袋扭到一边去。我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害怕上帝呢！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其实我这么说，也是出于礼貌……我自己简直恨不得钻进地里去呢。
“‘很久以来你就是我们家的朋友，甚至可以说，你已经成了我们家的儿子。——谁知道这是不是上天的安排呢，奥西普·米哈依雷奇！可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想起来要告密，而且是现在就打算去告密！……你这样做，叫我今后还要不要相信人呢，奥西普·米哈依雷奇？’
“先生们，你们看吧，他就是这样对我发表了一大通训诫的话！他还说：‘不，请您告诉我，今后我还要不要相信人，奥西普·米哈依雷奇？’我心想，您相信不相信人与我何干！您知道，我当时喉咙怪痒痒的，声音也发起抖来了，而且已经预感到我的坏脾气马上就要发作，于是我赶紧抓起帽子就走……
“‘您到哪里去呀，奥西普·米哈依雷奇？难道在节日前夕……难道您现在还在记我的仇，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了您？……’
“我急得连连直叫：‘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菲多谢·尼古拉依奇！’
“唔，这就是说，我被他的话软化了，就像白砂糖遇到了水，一下子就融化了，先生们！这还不算呢！连装在口袋里的那一大包钞票也好像在大声喊叫：‘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该死的强盗！’——而且那包钞票好像竟有五普特①那么重……（要是真有五普特重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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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
“‘我发现，’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说道，‘我发现您在后悔……您知道，明天就是……’
“‘就是埃及玛丽亚节（即愚人节），先生……’
“‘好啦，不要难过，’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说道，‘够啦，犯了错误，悔改了就好嘛！我们走吧！也许，’菲多谢·尼古拉依奇继续说道，‘也许我还能把你拉回到真正的道路上来……也许我那些不大起眼的家神（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个强盗正是用的‘家神’这个词）会把您的那颗已经变得僵硬了的（我不想使用“铁石的’这个字眼）、深深地误入迷途的心温暖过来……’
“他随即拉起我的手，先生们，把我带到他的家人那里。我觉得背部透过一股冷气，于是浑身瑟瑟发抖！我当时心想，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人呢？……你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反正后来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情况！
“莫非是波尔祖科夫太太来了吗？”
“正是玛丽亚·菲多谢耶夫娜，先生！不过，你们知道，她命中注定不能成为你们所说的波尔祖科夫太太。她没有得到这份荣誉的福气！你们看，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说他们家几乎把我当儿子对待，这话倒是不假。半年以前，一个名叫米哈依洛·马克西梅奇·德维加依洛夫的退职士官生当时还没死，那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后来，他听从了上帝的召唤，上西天去了。据说他留下过一份什么遗嘱，可找来找去，哪儿也没有。后来查明，他根本就没有立下什么遗嘱……
“‘嘿！！！’”
“唔，这事嘛，也没有什么关系。真没办法，先生们，我说漏了嘴，扯得太远了，请原谅！本来嘛，爱说几句语义双关的俏皮话。固然不好，不过说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更糟糕的是我的前程从此也就完蛋了。因为那位士官生已经退职，他连他的家门都不让我进（他的生活可阔气啦，因为他手长，会捞钱）。如果我说他被他们家当亲儿子对待，也许是不错的。
“‘啊哈！！！’”
“是的，正是这样，先生！于是从此以后，我就经常在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家里露面。我一再发现问题，但是我都忍着没说。也是活该我倒霉（也许是我走运！），一名马匹采购员突然来到我们这座小城。这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的工作流动性很强，也很轻松，全是与骑兵有关的。他一来就牢牢地扎在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身边，就像一尊大炮安放在那里一动不动一样！我的坏脾气一发作，就旁敲侧击地说：‘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您为什么要欺侮我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已经成了您的儿子。我一直等着您像父亲那样对待我……’他开始对我作出回答，可他那是什么样的回答啊，我的乖乖！好吧，这就是说，他总算开口说话了。他像朗诵一整首长篇叙事诗似的，不顾一切地念下去。你只能乖乖地听着。他的甜言蜜语叫你听得直咽口水，摊开两手！可是他说的意思，你却怎么也听不明白，无法理解，于是你只好像傻瓜一样，呆呆地站着。他把我的脑子搞得迷迷糊糊的，就像一条滑溜溜的泥鳅，扭来扭去，叫你怎么也捉摸不住。唔，天才，他简直就是天才。他那张嘴真叫人听了胆战心惊！我就吓得魂不附体、坐立不安，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我扯起嗓子唱情歌，又是送糖果、又是说语义双关的俏皮话，还时不时地唉声叹气！我说我痛苦极了，我是为爱情而感到痛苦的。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悄悄地作解释，表心迹！可我这人真蠢！我竟然没有去找教堂执事打听打听，我已经年近三十……这怎么行呢？我却臆想天开，竟然想要耍花招！不！我的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周围全是一片对我的嘲笑声，——嗯，我也火起来了，气得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于是一走了之，从此不再跨进他的家门。我左思右想，最后决定马上去告密！是的，我是想去干卑鄙的事，我想出卖朋友。老实说吧，告密的材料多的是，而且都是很有份量的材料，拿出去可以卖个大价钱的。这可是一桩大买卖啊！我把这些材料和告密信拿出去，准可以换回一千五百银卢布！”
“‘啊！这可是贿赂呀！”
“对，先生，这正是贿赂，是一名贪赃枉法的官员付给我的！（其实这也算不得是什么罪过，真的算不上！）好啦，现在就让我来继续讲下去吧。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他是把我拖进客厅的，当时我已半死不活。他们家的人都在那里迎接我：似乎他们都受到了委曲，或者说不但是受了委曲，而且是伤透了心，简直是……唔，这么说吧，他们一个个面如死灰，几乎就像死人一样。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脸上都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表情，目光中流露出庄重的神色，类似一种亲切的，慈父般的表情……好像我是回头浪子，回到了他们身边。你看，事情竟然弄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让我坐下来喝茶，可我哪有心思喝茶呢！我自己的胸膛里好象烧开了一壶水，全身都在沸腾，可两条腿却越来越冷，冷得像块冰。我全身缩成一团，害怕起来了！他的夫人、七等文官太太（现在已经是六等文官太太了）玛丽亚·福明尼什娜，一开口就对我以你相称，她说道：‘大少爷呀，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啦？！’我回答她说：‘没什么，我有点病，玛丽亚·福明尼什娜……’可是我说话的声音却在发抖！她这个阴险毒辣的女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无原无故地放肆数落起我来了。她说：‘看得出来，是良心叫你心里感到过意不去了吧，奥西普·米哈依雷奇，我的亲爷老子！在我们家吃的面包和盐把你的良心叫醒了吧！我们带血的眼泪让你回心转意了吧！我的天哪，她就是这么昧着良心说话，真是一个可怕的婆娘！她就这么坐着，不断地给我沏茶。我心想：你到市场上去看看吧，我的好官太太，哪一个女人比得上你厉害！我们的官太太就是这么一个厉害的婆娘！这时，活该我要倒霉了：她女儿玛丽亚·菲多谢耶夫娜走出来了，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脸色有点苍白，一对小眼睛红通通的，好像刚才哭过。我一见她就傻了，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就像死人一样。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在为马匹采购员的离去而伤心落泪的。那小子脚底涂油，溜了。他很知趣，趁着还没出事就走了。实际上他也该走了（现在顺便说说罢了），他出差的期限已经过去，其实他也算不上是出公差！他这一走……这一对恩爱的父母亲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虽然知道了全部情况，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偷偷地掩盖起来算了——家丑不可外扬嘛！……咳，真没办法，我望了她一眼，觉得一切都完了，简直不能再呆下去了！我斜眼望了望我的帽子，想抓起就走，而且越快越好！可是不行了：我的帽子被他们叫人拿走了……说老实话，没有帽子我也想走——唔，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已经走不成了，他们把门闩上了。他们开始同我友好地说说笑笑，又是丢媚眼，又是逗我嬉笑，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结果胡说了一大通求爱的话。她呢，我的那个心上人，马上坐到钢琴边上，用满怀委曲的声调，唱了一首关于依着马刀站立的骠骑兵的歌——简直把我的魂都唱出窍了。‘好啦，’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说道，‘现在一切都已过去，忘了它吧！来，快过来……让我来拥抱你！’我当时马上就跪在地上，把脸庞紧紧地贴在他的坎肩上。‘我的恩人哪，你真是我的生身父亲！’我边说边流泪，简直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我的主啊，当时出现的是什么场面啊！他哭了，他老婆哭，玛申卡①也哭，大家全都哭作一团……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淡黄头发的女人，就连她也哭了……更有甚者，孩子们从各个角落里爬了出来（上帝赐给他一大群孩子），他们也哇哩哇啦地大声哭了起来……不知道到底流了多少泪，不过那是感激的泪，那是高兴的泪，因为浪子终于回来了，就像士兵凯旋还乡一样！于是又是上点心，又是做游戏，忙得不亦乐乎！唉哟，我好痛啊！什么地方痛！心痛！想谁呢？我亲爱的人儿呀，她胀红了脸！我和老头子一起干了一杯甜酒。总而言之，他们把我服侍得好好的，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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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玛丽亚的爱称。
“后来我回到了祖母身边。到回家里以后，我在我的小房间里来回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我把祖母叫醒来，把我的喜事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她。‘钱都给你了吗！这个强盗？’‘给了，奶奶，给了，全给了，我的亲奶奶！我们家走鸿运啦，快开门呀！’‘好啊，现在你就结婚吧，正是时候，你快结婚吧！’老太太对我说道，‘你知道吗，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随后我把索夫龙叫了醒来。我说：‘索夫龙，快点帮我把靴子脱下！’索夫龙给我脱下了靴子。‘好啦，索夫龙，你现在给我道喜吧，吻吻我吧，我就要结婚啦！老弟，我真的要结婚啦。你明天来个一醉方休，然后就去散散心，我告诉你吧，你老爷我就要结婚啦！’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本该开始睡觉的，可是不行，睡不着！我又爬起来，坐着想呀想呀，忽然间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明天不是四月一日吗？那可是个开朗、快活的日子呀！怎么有这么巧啊？你瞧我想得多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先生们！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点上蜡烛，就这样穿着睡衣坐在写字台前。也就是说我完全忘乎所以了。先生们哪，你们知道，一个人一旦着了迷，他就一定会忘乎所以的！他甚至会一头扎进污泥里！也就是说，有的人竟然有这样的怪脾气：人家要他的这个，他马上就给了他们，还说，给，你把那个也拿上吧！人家要打他的耳光，他不仅送上面颊，而且还高高兴兴地把整个背脊都送上去。过后他们又拿白面包来引诱你，把你当狗耍。而你呢，却一心一意地用你的笨爪子去拥抱他们，还同他们亲嘴！先生们，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你们在笑，你们在交头接耳说悄悄话，我全都看见啦！等我把全部真实情况一五一十都讲出来以后，你们就会一起来笑话我，就会来捉弄我，可是我现在却一直在对你们说呀，说呀，说个不停。是呀，谁在叫我说呢？又是什么人在捉弄我呢？谁站我背后老是嘀嘀咕咕催我：‘说呀，说呀，你快讲嘛！’可是，我不是一直在说吗，讲吗，给你们掏心里话吗？打个比方说吧，我把你们都当成了自家的亲兄弟，我的至亲密友啦……嘿！！！’”
从四面八方发出来的哈哈笑声，逐渐汇集起来，终于完全淹没了故事讲述者的声音。但讲述者却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把话头停住，两只眼睛滴溜溜地扫视整个会场，足足有好几分钟之久。他好像受到某种的冲动，把手一挥，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了，似乎他真的发现了自己处境的可笑。随后他又继续往下讲去：
“那天夜里，先生们，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整夜都在纸上划划写写。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我竟然想出了一个新花样！唉，先生们哪！这事一想起来就觉得良心上过不去！这种事要是夜里干的，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当时睡眼朦胧，头脑一时糊涂，信口开河，说一大通胡话，也不怎么要紧。可是不！第二天早晨天不亮我就醒来了，总共才睡一两小时，马上又接着往下写！我穿好衣服、洗完脸、卷好发，还抹了点发蜡，然后套上一件新燕尾服，就迳直走到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家里去贺节。写好的纸条则放在帽子里面。迎接我的是菲多谢·尼古拉依奇，他张开双臂，又要我投进他父亲般的怀抱中，贴在他的坎肩上！这时我却拉起架子来了。昨天想好的一套还在脑子里盘桓！我往后退了一步。我说：‘不，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如果您乐意的话，请您马上看看我写的字条！’说完我就把纸条递给了他。你们知道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吗？上面写的内容是这样的：鉴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奥西普·米哈依雷奇必须申请辞职，而且在辞职请求书上，全体官员都匆匆忙忙签过名的！这就是我想出的新花招。主啊！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今天是四月一日愚人节，所以我就做出一副还在生他们的气的样子，给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我说经过一夜的考虑，我的想法改变了。不但改变了想法，而且觉得灰心丧气了，比以前觉得更加委曲了。我还说，你们看吧，我的救命恩人哪，我根本没有把您和您的女儿放在眼里，至于钱嘛，昨天我已把它装进口袋里，今后生活有了保障，所以我就给您递上辞职报告。我不想在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这种人领导下工作！我希望到别的部门去干活，到那时你就等着瞧好看的吧！我要去告您！我装成这样一个卑鄙的家伙，想吓唬吓唬他们一下！还想好了吓唬他们的办法呢！啊？先生们，你们觉得办法想得好不好？这都是因为昨天我在他们家里受到了亲热的接待，因此我想开个小小的玩笑，取笑一下菲多谢·尼古拉依奇那颗慈父般的心……
“他刚一拿起我的报告，将它展开来，我就发现他的整个面部都在颤动。他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奥西普·米哈依雷奇？’我却像傻子一样，说：‘今天是四月一日，我给您贺节来了，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这就是说，我完全像个顽皮的孩子，悄悄地躲在奶奶的围椅后面，突然放开喉咙，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叫，想吓她一大跳！是呀……简直讲起来都不好意思，先生们！不，我不能再讲下去了！”
“不行，您讲下去，以后怎么样呢？”
“‘不，不，您得讲下去！不行，您一定要讲下去！”四面八方都在齐声叫嚷。
“我的先生们哪，随后就是闲聊，天南海北地任意议论，还加上唉声叹气！他们说我是个跳皮鬼，又好开玩笑，简直把他们吓得要死！还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把我说得都害起羞来了。我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心想：怎么可以让我这样有罪的人占据这样神圣的位置呢？这时，那位官太太尖着嗓子说话了：‘唔，你是我的亲人，刚才可把我吓坏了，到现在我的两条腿还在打颤，连站都站不住呢！吓得我像疯子一样，跑去找玛莎。我说：‘玛申卡，我们出事啦！你去看看吧，你的那一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自己造的孽，亲爱的，你就原谅我这个老太婆吧，是我粗心大意，给你找错了人！唔，我想是这样的：他昨天很晚才离开我们回家，他可能以为，也许他觉得我们昨天是故意讨他的好，给他上圈套呢！我这么一想，就吓懵了！得了吧，玛申卡，你不用给我使眼色啦。奥西普·米哈依雷奇对我们来说，又不是外人，我是你的亲妈，决不会说你的坏话的！谢天谢地，我活在世上可不是二十年，而是整整四十五年呀！……”
“唔，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先生们！我当时差点卜通一声跪在她的脚前！于是又是痛哭流泪，又是拥抱亲吻，接下来又开始开玩笑！因为四月一日是愚人节，所以菲多谢·尼古拉依奇也开起玩笑来了。他说飞来了一只火鸟，它的嘴是金刚石做成的，嘴里还衔着一封信呢！他也想愚弄别人，于是掀起了一场哄堂大笑！那场面真是感人！呸！连讲起来都觉得丢人呢！
“好了，我的先生们，现在整个故事就快要完了。我们在他们家住了一天、两天、三天，一连住了一个星期。我已经完全成了他们家的未婚女婿！这还用说吗？结婚的戒指已经订好，结婚的日子也确定了。只是他们在钦差大臣到来之前，不愿宣布罢了。他们正在等待钦差大臣到来。我等钦差大臣更是心急火燎，因为他不来，我的喜事就办不成。我心想应该早点把他打发走掉才好。可是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却在高高兴兴的喧嚣声中，把所有的工作都推到了我的头上：结帐啦，写报告啦，核对帐目啦，做总结啦——我一看，真是乱得要命，什么都是乱糟糟的，到处都有问题！心想我总该为老丈人出把力吧！可他老是生病，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怎么办？我自己一连几天几夜没睡觉，身子瘦得像根火柴。我耽心我也会病倒！不过，后来总算把一切事情都办好了，而且是在限期以前完成的！突然，他们家派人来找我，来人说：‘快，菲多谢·尼古拉依奇的情况很不妙！’我马上拚命跑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到那里一看，看到我的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坐在那里，身上裹着被子，额头上敷着醋，皱着眉头，口里哎哟、哎哟地叫个不停！他一见我就说：‘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喜爱的孩子！我快要死啦！我的那些小鸟们哪，我把你们托付给谁来抚养呢？’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抱成一团，哭得个死去活来，玛申卡也泪流满面。唉，我也跟着哭了起来！他接着说：‘不，上帝是非常仁慈的，他不会因为我有罪而惩罚你们的！’说完他就把所有的人都支使开。等到他们一走，他就吩咐把房门锁上，于是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我有一件事求你？’‘什么事？’‘是这样的，小老弟，我临死都不得安宁，我很需要钱！’‘怎么会这样呢？’我满脸胀得通红，话都急得说不出来了。‘事情是这样的，小兄弟，我得掏自己的钱去还。为了大家的利益，我是不惜一切的，就是搭出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一些造谣生事的家伙在你面前往我身上泼污水……使你误入了歧途，害得我从那时候起就白了头！眼看钦差大臣就要到来，可马特维耶夫还差七千卢布不对数！可是我得负责呀……我不负责谁来负责呢？！老弟，上面肯定会要惩罚我的，你看怎么办呢？从马特维耶夫那里你是一个子儿都拿不到的！现在他已经够受的了，我怎么好忍心让他这个苦命人去担风险呢？’我心想：圣人哪，他可真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君子啊！这才真是一颗善良的心啊！他还继续往下说道：‘我女儿的陪嫁钱，我是决不动用的，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自己也确实有一点钱，不过都借给人家了。现在哪能一下子收得回来呢？’我马上就卜通一声跪在他面前大叫：‘你是我的恩人，我侮辱了你，使你受了委曲，那些造谣生事之徒写了告你的状子，你不用难过，把你给我的钱拿回去就是了！’他望着我眼泪双流，说：‘这正是我希望你做的！我的儿呀，快快起来！以前我为女儿的眼泪原谅过你，现在我是打心眼里原谅你了！你治好了我的创伤！我要世世代代为你祝福！’就这样，他刚刚祝福完，我就一口气跑到家，把钱全部拿来交还给了他。我对他说？‘老爷子，拿去吧，全在这里，我只用去了五十个卢布！’他说：‘没关系。不过现在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时间很紧。你抓紧时间写个报告，报告的日期往前填写，就说你急着要钱用，所以要提前支取薪水五十卢布。我把报告拿去交给上司，说提前给你发了薪水……’好啦，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先生们！你们怎么看呢？
我可是连报告都写好了啊！”
“喂，以后到底怎么样呢？这事到底怎么结束呢？”
“我的报告刚刚写完，我的先生们哪，事情就结束了。第二天，也就是过了一天以后，一大早我就收到一封盖有公章的信。我拆开一看，你说是什么？一份退职书！还说什么叫我赶紧办理遗交手续、结清各项帐目，另谋高就云云！
“‘怎么能这样呢？’”
“我当时拚命叫喊：怎么能这样呢？！先生们哪！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我原以为是无意造成的差错，可是不，钦差大臣已经进城来了。我的心不禁为之一抖！唔，我转念一想，根本不是无意造成的差错！我便像往常一样，迳直去找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我问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什么事呀？‘就是这份退职书呀！’‘什么退职书？’‘你看这是什么？’‘哦，这个么？是退职书！’‘难道我要求过退职吗？’‘您自己不是打过辞职报告吗？您四月一日交的呀！’（我当时没把那张纸条要回来！）‘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我耳朵里听到的是您说的话吗？我眼睛里看到的是您这个人吗？’‘当然是我，难道还有别人吗？’‘主呀！我的上帝！’‘先生，我感到遗憾，很遗憾！您这么早就想退职。先生，您脑子里好像有问题！至于退职证明，您尽可以放心，我一定给您办好。您一向表现还是很好的嘛！’‘您知道我当时不过是开个小玩笑嘛，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其实我并不想辞职，我之所以把那张纸条交给您，只是为了让你们，我的父母亲，开开心而已……’‘你这就不对了！先生，这种事怎么可以开玩笑呢？难道可以拿报告开玩笑吗？开这种玩笑，是可以把你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现在再见吧！我没有时间，钦差大臣还在我们这里，我首先得工作。您无事可做，可以游手好闲，我们可得工作。至于您的退职证明，我会给您办好的。还有一点应该告诉您：我已经买下马特维耶夫的房子，近日就要搬家，希望我在乔迁之喜的时候不要见到您。祝您一路平安！’我拚命跑回家去，告诉奶奶：‘奶奶，我们完啦！’可怜的奶奶也跟着痛哭嚎啕起来。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小厮从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家里跑来，手里拿着一张字条和一只鸟笼。笼子里面关着一只椋鸟。那只会说人话的小鸟是我在热恋中送给她的礼物。可纸条上只写着四月一日几个字，别的什么也没有。先生们，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们想到了没有？！
“唔，那么以后怎么样了呢？！”
“后来怎么样！我有一次迂到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想当着这个卑鄙家伙的面说他几句……”
“好啊！”
“可不知怎的，先生们，我竟没有说出口来！”
客人们掀起了一场人人参与的争吵。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这位怪人一下子跳到一把椅子上。他扯起嗓子拚命喊叫，要求别人让他一个人单独发言。
“您去听听吧，”主人悄悄地对我说道，“他往往能讲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来……您觉得他很有趣吗？”
我点了点头，就挤进了人群之中。
确实，那位穿着相当体面的先生跳到了一张椅子上，拼命大喊大叫，引起了大家普遍的注意。许多不认识这位怪人的人，相互疑惑不解地使使眼色，另外一些人则放开喉咙，哈哈大笑。
“我认识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我应该比所有的人都更了解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怪人从自己站着的高台上叫道，”先生们，请你们让我来讲吧。有关菲多谢·尼古拉依奇的事，我一定会讲得好的！我知道他的一件事，那简直是一件天下奇闻，妙极了！……”
“那您就快讲吧，奥西普·米哈依内奇，您快讲吧！”
“您快点讲吧！”
“你们好好听嘛！”
“大家好好听着，好好听着！！！”
“好，我就开始讲起来，不过，先生们，这件事有点特殊……”
“好啊，好啊！”
“这件事挺好笑的。”
“很好，太妙了，真是妙不可言！——您倒是快点言归正传呀！”
“这件事是我、你们最最卑贱的仆人，个人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
“那您为什么一再宣称您要讲的那件事非常可笑呢？”
“甚至还有点可悲呢！”
“啊！！！”
“总而言之，先生们，你们现在将要听到我讲的那件事是这样的，它使我结识了一伙非常有趣的人物。”
“别绕弯子，快些讲吧！”
“那事件嘛……”
“您怎么老是说那件事那件事的，您倒是快点把那个值得一讲的寓言故事讲出来嘛！”一位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留有一口胡子的年轻先生，用嘶哑的嗓音说道。他一手插进自己的裤口袋里，本想掏出手帕，结果却无意之中把钱包掏了出来。
“那件事嘛，我的先生们哪，我希望在我讲完以后，能够看到你们中的许多人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最后还有一点需要交待，就是因为出了这件事，我才没有结成婚。”
“您结过婚！……有老婆！……波尔祖科夫想过结婚！！”
“老实说吧，我倒真想现在就能看到一位波尔祖科夫madam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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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夫人。
“请问您以前的那位波尔祖科夫太太的芳名叫什么？”一个年轻人挤到故事讲述者的身边，尖着嗓子问题。
“先生们，故事的头一章是这样的：
“那是整整六年前的春天，具体点说，就是三月三十一日。先生们，请注意这个数字，它是四月的前一天……”
“是四月一号的前一天！”长着一绺鬈发的年轻人大声叫喊起来。
“先生，您真会猜！那是一个傍晚。n县城的上空，暮色越来越浓，月亮正想从苍茫的暮色中爬出来……总而言之，那里的一切都非常好。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暮色朦胧的时候，我与我那已故的、与世隔绝的祖母告别以后，便偷偷地从我的寒舍之中溜了出来。请原谅，先生们，我使用了一个很时髦的用语与世隔绝？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尼古拉。尼古拉依奇那里听来的。不过，我祖母的确是与世间隔绝的：她又瞎、又聋、又哑、又蠢，反正你怎么说她糟都行！……我坦白承认，我当时胆战心惊，正打算去干一件大事，我的心在怦怦地跳个不停，就像小猫的脖子让一只瘦骨棱棱的爪子紧紧地抓住了似的。”
“请您等一等，波尔祖科夫monsieur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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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先生。
“您有什么吩咐？”
“请您讲简单一点，请您别费那么大的劲兜圈子！”
“我遵命，先生！”奥西普·米哈依内奇有点尴尬地说道。
“我走进了菲多谢·尼古拉依奇的那幢小房子（这是他光明正大化钱买下的）。大家都知道，菲多谢·尼古拉依奇不是我一般的同事，而是我的顶头上司。仆人向他禀报以后，便马上将我引进他的书房。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那间屋子里一团漆黑，连一支蜡烛也没点。我抬头一看，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正走进来。随后我们两人便都留在黑暗之中……”
“你们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一位军官问道。
“您看呢，先生？”波尔祖科夫问完以后，赶紧把微微痉挛着的脸庞，转向长着一头鬈发的年轻人。
“是这样的，先生们！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其实呢，也算不上什么奇怪，只不过发生了一件所谓常见的生活小事而已。我很随便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他也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卷纸，不过是国家发行的……”
“钞票吗？”
“是钞票，先生！接着我们就进行了交换。”
“我敢打赌，这里散发着一股行贿的味道，”一位衣着体面、头发理得短短的青年先生说道。
“是有一点行贿的味道，先生！”波尔祖科夫紧接着他的话说下去，“唉，
就算我是自由主义者
这样的人我也见过不少！
如果说你们今后会有机会去外省当差，那就请你们千万不要……在自己的家门口伸手……免得被烫伤了……因为有个文学家说过：
就是祖国的炊烟，
我们也觉得愉快和香甜！①
——我们的祖国啊，是我们的母亲，先生们，是生我养我的亲娘！我们都是她的儿子，是靠吃她的乳汁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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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文学家格里鲍耶多夫的爱国主义名句，见之于他的代表作《智慧的痛苦》
全场马上响起一片笑声。
“不过，信不信由你们，先生们，我可从来没有收受过贿赂。”他说完以后，将信将疑地把全场扫视了一遍。
一场经久不息的哄堂大笑。像一阵排炮的轰鸣，把波尔祖科夫说话的声音，完全淹没了。
“对，的确是这样的，先生们！……”
他马上把话头停住，继续环视大家，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也许——谁知道呢？——也许他此刻突然想起，他比这一伙老实人中的大多数都老实呢……所以，直到大家的笑声结束，他脸庞上的严肃表情还没有消失。
“是这样的，”等到大家都安静下来以后，波尔祖科夫开始说道：“虽然我从来没有收受过贿赂，但这一次我却是有罪的：我从一名贪官手里……接过贿赂……把它塞进了口袋里……也就是说，我当时手中掌握着一些文件，如果我把这些文件交给某一个人，那么，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就要倒大霉。”
“这么说来，他就是这样把那些文件收买了？”
“是收买下来了。先生！”
“给了您很多钱吧？”
“给我的钱嘛，就是眼下一个人出卖自己的良心所得的那么多……如果有人愿意给的话。不过，当我把钱塞进口袋里的时候，我的脑袋上好像浇了一瓢开水，非常难忍。我确实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老是那么一副模样，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我当时半死半活的，上下两片嘴唇，不停地翕动，腿脚瑟瑟发抖。是的，我有错，我有罪，我感到羞愧万分，无地自容。我简直罪该万死！我打算向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请求宽恕……”
“怎么样，他宽恕您了吗？”
“我还没去请求呢，先生！……我不过是说说而已，其实当时是应该这么做的。因为我有一颗火热的心。我看到他直勾勾地望着我的眼睛，于是便说道：
“您是连上帝也不怕的了，奥西普·米哈依雷奇！”
“你们看，我该怎么办呢？出于礼貌我只好两手一摊，把脑袋扭到一边去。我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害怕上帝呢！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其实我这么说，也是出于礼貌……我自己简直恨不得钻进地里去呢。
“‘很久以来你就是我们家的朋友，甚至可以说，你已经成了我们家的儿子。——谁知道这是不是上天的安排呢，奥西普·米哈依雷奇！可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想起来要告密，而且是现在就打算去告密！……你这样做，叫我今后还要不要相信人呢，奥西普·米哈依雷奇？’
“先生们，你们看吧，他就是这样对我发表了一大通训诫的话！他还说：‘不，请您告诉我，今后我还要不要相信人，奥西普·米哈依雷奇？’我心想，您相信不相信人与我何干！您知道，我当时喉咙怪痒痒的，声音也发起抖来了，而且已经预感到我的坏脾气马上就要发作，于是我赶紧抓起帽子就走……
“‘您到哪里去呀，奥西普·米哈依雷奇？难道在节日前夕……难道您现在还在记我的仇，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了您？……’
“我急得连连直叫：‘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菲多谢·尼古拉依奇！’
“唔，这就是说，我被他的话软化了，就像白砂糖遇到了水，一下子就融化了，先生们！这还不算呢！连装在口袋里的那一大包钞票也好像在大声喊叫：‘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该死的强盗！’——而且那包钞票好像竟有五普特①那么重……（要是真有五普特重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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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
“‘我发现，’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说道，‘我发现您在后悔……您知道，明天就是……’
“‘就是埃及玛丽亚节（即愚人节），先生……’
“‘好啦，不要难过，’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说道，‘够啦，犯了错误，悔改了就好嘛！我们走吧！也许，’菲多谢·尼古拉依奇继续说道，‘也许我还能把你拉回到真正的道路上来……也许我那些不大起眼的家神（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个强盗正是用的‘家神’这个词）会把您的那颗已经变得僵硬了的（我不想使用“铁石的’这个字眼）、深深地误入迷途的心温暖过来……’
“他随即拉起我的手，先生们，把我带到他的家人那里。我觉得背部透过一股冷气，于是浑身瑟瑟发抖！我当时心想，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人呢？……你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反正后来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情况！
“莫非是波尔祖科夫太太来了吗？”
“正是玛丽亚·菲多谢耶夫娜，先生！不过，你们知道，她命中注定不能成为你们所说的波尔祖科夫太太。她没有得到这份荣誉的福气！你们看，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说他们家几乎把我当儿子对待，这话倒是不假。半年以前，一个名叫米哈依洛·马克西梅奇·德维加依洛夫的退职士官生当时还没死，那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后来，他听从了上帝的召唤，上西天去了。据说他留下过一份什么遗嘱，可找来找去，哪儿也没有。后来查明，他根本就没有立下什么遗嘱……
“‘嘿！！！’”
“唔，这事嘛，也没有什么关系。真没办法，先生们，我说漏了嘴，扯得太远了，请原谅！本来嘛，爱说几句语义双关的俏皮话。固然不好，不过说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更糟糕的是我的前程从此也就完蛋了。因为那位士官生已经退职，他连他的家门都不让我进（他的生活可阔气啦，因为他手长，会捞钱）。如果我说他被他们家当亲儿子对待，也许是不错的。
“‘啊哈！！！’”
“是的，正是这样，先生！于是从此以后，我就经常在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家里露面。我一再发现问题，但是我都忍着没说。也是活该我倒霉（也许是我走运！），一名马匹采购员突然来到我们这座小城。这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的工作流动性很强，也很轻松，全是与骑兵有关的。他一来就牢牢地扎在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身边，就像一尊大炮安放在那里一动不动一样！我的坏脾气一发作，就旁敲侧击地说：‘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您为什么要欺侮我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已经成了您的儿子。我一直等着您像父亲那样对待我……’他开始对我作出回答，可他那是什么样的回答啊，我的乖乖！好吧，这就是说，他总算开口说话了。他像朗诵一整首长篇叙事诗似的，不顾一切地念下去。你只能乖乖地听着。他的甜言蜜语叫你听得直咽口水，摊开两手！可是他说的意思，你却怎么也听不明白，无法理解，于是你只好像傻瓜一样，呆呆地站着。他把我的脑子搞得迷迷糊糊的，就像一条滑溜溜的泥鳅，扭来扭去，叫你怎么也捉摸不住。唔，天才，他简直就是天才。他那张嘴真叫人听了胆战心惊！我就吓得魂不附体、坐立不安，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我扯起嗓子唱情歌，又是送糖果、又是说语义双关的俏皮话，还时不时地唉声叹气！我说我痛苦极了，我是为爱情而感到痛苦的。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悄悄地作解释，表心迹！可我这人真蠢！我竟然没有去找教堂执事打听打听，我已经年近三十……这怎么行呢？我却臆想天开，竟然想要耍花招！不！我的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周围全是一片对我的嘲笑声，——嗯，我也火起来了，气得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于是一走了之，从此不再跨进他的家门。我左思右想，最后决定马上去告密！是的，我是想去干卑鄙的事，我想出卖朋友。老实说吧，告密的材料多的是，而且都是很有份量的材料，拿出去可以卖个大价钱的。这可是一桩大买卖啊！我把这些材料和告密信拿出去，准可以换回一千五百银卢布！”
“‘啊！这可是贿赂呀！”
“对，先生，这正是贿赂，是一名贪赃枉法的官员付给我的！（其实这也算不得是什么罪过，真的算不上！）好啦，现在就让我来继续讲下去吧。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他是把我拖进客厅的，当时我已半死不活。他们家的人都在那里迎接我：似乎他们都受到了委曲，或者说不但是受了委曲，而且是伤透了心，简直是……唔，这么说吧，他们一个个面如死灰，几乎就像死人一样。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脸上都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表情，目光中流露出庄重的神色，类似一种亲切的，慈父般的表情……好像我是回头浪子，回到了他们身边。你看，事情竟然弄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让我坐下来喝茶，可我哪有心思喝茶呢！我自己的胸膛里好象烧开了一壶水，全身都在沸腾，可两条腿却越来越冷，冷得像块冰。我全身缩成一团，害怕起来了！他的夫人、七等文官太太（现在已经是六等文官太太了）玛丽亚·福明尼什娜，一开口就对我以你相称，她说道：‘大少爷呀，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啦？！’我回答她说：‘没什么，我有点病，玛丽亚·福明尼什娜……’可是我说话的声音却在发抖！她这个阴险毒辣的女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无原无故地放肆数落起我来了。她说：‘看得出来，是良心叫你心里感到过意不去了吧，奥西普·米哈依雷奇，我的亲爷老子！在我们家吃的面包和盐把你的良心叫醒了吧！我们带血的眼泪让你回心转意了吧！我的天哪，她就是这么昧着良心说话，真是一个可怕的婆娘！她就这么坐着，不断地给我沏茶。我心想：你到市场上去看看吧，我的好官太太，哪一个女人比得上你厉害！我们的官太太就是这么一个厉害的婆娘！这时，活该我要倒霉了：她女儿玛丽亚·菲多谢耶夫娜走出来了，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脸色有点苍白，一对小眼睛红通通的，好像刚才哭过。我一见她就傻了，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就像死人一样。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在为马匹采购员的离去而伤心落泪的。那小子脚底涂油，溜了。他很知趣，趁着还没出事就走了。实际上他也该走了（现在顺便说说罢了），他出差的期限已经过去，其实他也算不上是出公差！他这一走……这一对恩爱的父母亲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虽然知道了全部情况，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偷偷地掩盖起来算了——家丑不可外扬嘛！……咳，真没办法，我望了她一眼，觉得一切都完了，简直不能再呆下去了！我斜眼望了望我的帽子，想抓起就走，而且越快越好！可是不行了：我的帽子被他们叫人拿走了……说老实话，没有帽子我也想走——唔，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已经走不成了，他们把门闩上了。他们开始同我友好地说说笑笑，又是丢媚眼，又是逗我嬉笑，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结果胡说了一大通求爱的话。她呢，我的那个心上人，马上坐到钢琴边上，用满怀委曲的声调，唱了一首关于依着马刀站立的骠骑兵的歌——简直把我的魂都唱出窍了。‘好啦，’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说道，‘现在一切都已过去，忘了它吧！来，快过来……让我来拥抱你！’我当时马上就跪在地上，把脸庞紧紧地贴在他的坎肩上。‘我的恩人哪，你真是我的生身父亲！’我边说边流泪，简直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我的主啊，当时出现的是什么场面啊！他哭了，他老婆哭，玛申卡①也哭，大家全都哭作一团……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淡黄头发的女人，就连她也哭了……更有甚者，孩子们从各个角落里爬了出来（上帝赐给他一大群孩子），他们也哇哩哇啦地大声哭了起来……不知道到底流了多少泪，不过那是感激的泪，那是高兴的泪，因为浪子终于回来了，就像士兵凯旋还乡一样！于是又是上点心，又是做游戏，忙得不亦乐乎！唉哟，我好痛啊！什么地方痛！心痛！想谁呢？我亲爱的人儿呀，她胀红了脸！我和老头子一起干了一杯甜酒。总而言之，他们把我服侍得好好的，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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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玛丽亚的爱称。
“后来我回到了祖母身边。到回家里以后，我在我的小房间里来回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我把祖母叫醒来，把我的喜事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她。‘钱都给你了吗！这个强盗？’‘给了，奶奶，给了，全给了，我的亲奶奶！我们家走鸿运啦，快开门呀！’‘好啊，现在你就结婚吧，正是时候，你快结婚吧！’老太太对我说道，‘你知道吗，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随后我把索夫龙叫了醒来。我说：‘索夫龙，快点帮我把靴子脱下！’索夫龙给我脱下了靴子。‘好啦，索夫龙，你现在给我道喜吧，吻吻我吧，我就要结婚啦！老弟，我真的要结婚啦。你明天来个一醉方休，然后就去散散心，我告诉你吧，你老爷我就要结婚啦！’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本该开始睡觉的，可是不行，睡不着！我又爬起来，坐着想呀想呀，忽然间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明天不是四月一日吗？那可是个开朗、快活的日子呀！怎么有这么巧啊？你瞧我想得多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先生们！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点上蜡烛，就这样穿着睡衣坐在写字台前。也就是说我完全忘乎所以了。先生们哪，你们知道，一个人一旦着了迷，他就一定会忘乎所以的！他甚至会一头扎进污泥里！也就是说，有的人竟然有这样的怪脾气：人家要他的这个，他马上就给了他们，还说，给，你把那个也拿上吧！人家要打他的耳光，他不仅送上面颊，而且还高高兴兴地把整个背脊都送上去。过后他们又拿白面包来引诱你，把你当狗耍。而你呢，却一心一意地用你的笨爪子去拥抱他们，还同他们亲嘴！先生们，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你们在笑，你们在交头接耳说悄悄话，我全都看见啦！等我把全部真实情况一五一十都讲出来以后，你们就会一起来笑话我，就会来捉弄我，可是我现在却一直在对你们说呀，说呀，说个不停。是呀，谁在叫我说呢？又是什么人在捉弄我呢？谁站我背后老是嘀嘀咕咕催我：‘说呀，说呀，你快讲嘛！’可是，我不是一直在说吗，讲吗，给你们掏心里话吗？打个比方说吧，我把你们都当成了自家的亲兄弟，我的至亲密友啦……嘿！！！’”
从四面八方发出来的哈哈笑声，逐渐汇集起来，终于完全淹没了故事讲述者的声音。但讲述者却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把话头停住，两只眼睛滴溜溜地扫视整个会场，足足有好几分钟之久。他好像受到某种的冲动，把手一挥，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了，似乎他真的发现了自己处境的可笑。随后他又继续往下讲去：
“那天夜里，先生们，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整夜都在纸上划划写写。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我竟然想出了一个新花样！唉，先生们哪！这事一想起来就觉得良心上过不去！这种事要是夜里干的，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当时睡眼朦胧，头脑一时糊涂，信口开河，说一大通胡话，也不怎么要紧。可是不！第二天早晨天不亮我就醒来了，总共才睡一两小时，马上又接着往下写！我穿好衣服、洗完脸、卷好发，还抹了点发蜡，然后套上一件新燕尾服，就迳直走到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家里去贺节。写好的纸条则放在帽子里面。迎接我的是菲多谢·尼古拉依奇，他张开双臂，又要我投进他父亲般的怀抱中，贴在他的坎肩上！这时我却拉起架子来了。昨天想好的一套还在脑子里盘桓！我往后退了一步。我说：‘不，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如果您乐意的话，请您马上看看我写的字条！’说完我就把纸条递给了他。你们知道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吗？上面写的内容是这样的：鉴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奥西普·米哈依雷奇必须申请辞职，而且在辞职请求书上，全体官员都匆匆忙忙签过名的！这就是我想出的新花招。主啊！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今天是四月一日愚人节，所以我就做出一副还在生他们的气的样子，给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我说经过一夜的考虑，我的想法改变了。不但改变了想法，而且觉得灰心丧气了，比以前觉得更加委曲了。我还说，你们看吧，我的救命恩人哪，我根本没有把您和您的女儿放在眼里，至于钱嘛，昨天我已把它装进口袋里，今后生活有了保障，所以我就给您递上辞职报告。我不想在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这种人领导下工作！我希望到别的部门去干活，到那时你就等着瞧好看的吧！我要去告您！我装成这样一个卑鄙的家伙，想吓唬吓唬他们一下！还想好了吓唬他们的办法呢！啊？先生们，你们觉得办法想得好不好？这都是因为昨天我在他们家里受到了亲热的接待，因此我想开个小小的玩笑，取笑一下菲多谢·尼古拉依奇那颗慈父般的心……
“他刚一拿起我的报告，将它展开来，我就发现他的整个面部都在颤动。他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奥西普·米哈依雷奇？’我却像傻子一样，说：‘今天是四月一日，我给您贺节来了，菲多谢·尼古拉依奇！’这就是说，我完全像个顽皮的孩子，悄悄地躲在奶奶的围椅后面，突然放开喉咙，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叫，想吓她一大跳！是呀……简直讲起来都不好意思，先生们！不，我不能再讲下去了！”
“不行，您讲下去，以后怎么样呢？”
“‘不，不，您得讲下去！不行，您一定要讲下去！”四面八方都在齐声叫嚷。
“我的先生们哪，随后就是闲聊，天南海北地任意议论，还加上唉声叹气！他们说我是个跳皮鬼，又好开玩笑，简直把他们吓得要死！还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把我说得都害起羞来了。我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心想：怎么可以让我这样有罪的人占据这样神圣的位置呢？这时，那位官太太尖着嗓子说话了：‘唔，你是我的亲人，刚才可把我吓坏了，到现在我的两条腿还在打颤，连站都站不住呢！吓得我像疯子一样，跑去找玛莎。我说：‘玛申卡，我们出事啦！你去看看吧，你的那一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自己造的孽，亲爱的，你就原谅我这个老太婆吧，是我粗心大意，给你找错了人！唔，我想是这样的：他昨天很晚才离开我们回家，他可能以为，也许他觉得我们昨天是故意讨他的好，给他上圈套呢！我这么一想，就吓懵了！得了吧，玛申卡，你不用给我使眼色啦。奥西普·米哈依雷奇对我们来说，又不是外人，我是你的亲妈，决不会说你的坏话的！谢天谢地，我活在世上可不是二十年，而是整整四十五年呀！……”
“唔，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先生们！我当时差点卜通一声跪在她的脚前！于是又是痛哭流泪，又是拥抱亲吻，接下来又开始开玩笑！因为四月一日是愚人节，所以菲多谢·尼古拉依奇也开起玩笑来了。他说飞来了一只火鸟，它的嘴是金刚石做成的，嘴里还衔着一封信呢！他也想愚弄别人，于是掀起了一场哄堂大笑！那场面真是感人！呸！连讲起来都觉得丢人呢！
“好了，我的先生们，现在整个故事就快要完了。我们在他们家住了一天、两天、三天，一连住了一个星期。我已经完全成了他们家的未婚女婿！这还用说吗？结婚的戒指已经订好，结婚的日子也确定了。只是他们在钦差大臣到来之前，不愿宣布罢了。他们正在等待钦差大臣到来。我等钦差大臣更是心急火燎，因为他不来，我的喜事就办不成。我心想应该早点把他打发走掉才好。可是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却在高高兴兴的喧嚣声中，把所有的工作都推到了我的头上：结帐啦，写报告啦，核对帐目啦，做总结啦——我一看，真是乱得要命，什么都是乱糟糟的，到处都有问题！心想我总该为老丈人出把力吧！可他老是生病，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怎么办？我自己一连几天几夜没睡觉，身子瘦得像根火柴。我耽心我也会病倒！不过，后来总算把一切事情都办好了，而且是在限期以前完成的！突然，他们家派人来找我，来人说：‘快，菲多谢·尼古拉依奇的情况很不妙！’我马上拚命跑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到那里一看，看到我的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坐在那里，身上裹着被子，额头上敷着醋，皱着眉头，口里哎哟、哎哟地叫个不停！他一见我就说：‘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喜爱的孩子！我快要死啦！我的那些小鸟们哪，我把你们托付给谁来抚养呢？’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抱成一团，哭得个死去活来，玛申卡也泪流满面。唉，我也跟着哭了起来！他接着说：‘不，上帝是非常仁慈的，他不会因为我有罪而惩罚你们的！’说完他就把所有的人都支使开。等到他们一走，他就吩咐把房门锁上，于是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我有一件事求你？’‘什么事？’‘是这样的，小老弟，我临死都不得安宁，我很需要钱！’‘怎么会这样呢？’我满脸胀得通红，话都急得说不出来了。‘事情是这样的，小兄弟，我得掏自己的钱去还。为了大家的利益，我是不惜一切的，就是搭出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一些造谣生事的家伙在你面前往我身上泼污水……使你误入了歧途，害得我从那时候起就白了头！眼看钦差大臣就要到来，可马特维耶夫还差七千卢布不对数！可是我得负责呀……我不负责谁来负责呢？！老弟，上面肯定会要惩罚我的，你看怎么办呢？从马特维耶夫那里你是一个子儿都拿不到的！现在他已经够受的了，我怎么好忍心让他这个苦命人去担风险呢？’我心想：圣人哪，他可真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君子啊！这才真是一颗善良的心啊！他还继续往下说道：‘我女儿的陪嫁钱，我是决不动用的，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自己也确实有一点钱，不过都借给人家了。现在哪能一下子收得回来呢？’我马上就卜通一声跪在他面前大叫：‘你是我的恩人，我侮辱了你，使你受了委曲，那些造谣生事之徒写了告你的状子，你不用难过，把你给我的钱拿回去就是了！’他望着我眼泪双流，说：‘这正是我希望你做的！我的儿呀，快快起来！以前我为女儿的眼泪原谅过你，现在我是打心眼里原谅你了！你治好了我的创伤！我要世世代代为你祝福！’就这样，他刚刚祝福完，我就一口气跑到家，把钱全部拿来交还给了他。我对他说？‘老爷子，拿去吧，全在这里，我只用去了五十个卢布！’他说：‘没关系。不过现在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时间很紧。你抓紧时间写个报告，报告的日期往前填写，就说你急着要钱用，所以要提前支取薪水五十卢布。我把报告拿去交给上司，说提前给你发了薪水……’好啦，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先生们！你们怎么看呢？
我可是连报告都写好了啊！”
“喂，以后到底怎么样呢？这事到底怎么结束呢？”
“我的报告刚刚写完，我的先生们哪，事情就结束了。第二天，也就是过了一天以后，一大早我就收到一封盖有公章的信。我拆开一看，你说是什么？一份退职书！还说什么叫我赶紧办理遗交手续、结清各项帐目，另谋高就云云！
“‘怎么能这样呢？’”
“我当时拚命叫喊：怎么能这样呢？！先生们哪！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我原以为是无意造成的差错，可是不，钦差大臣已经进城来了。我的心不禁为之一抖！唔，我转念一想，根本不是无意造成的差错！我便像往常一样，迳直去找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我问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什么事呀？‘就是这份退职书呀！’‘什么退职书？’‘你看这是什么？’‘哦，这个么？是退职书！’‘难道我要求过退职吗？’‘您自己不是打过辞职报告吗？您四月一日交的呀！’（我当时没把那张纸条要回来！）‘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我耳朵里听到的是您说的话吗？我眼睛里看到的是您这个人吗？’‘当然是我，难道还有别人吗？’‘主呀！我的上帝！’‘先生，我感到遗憾，很遗憾！您这么早就想退职。先生，您脑子里好像有问题！至于退职证明，您尽可以放心，我一定给您办好。您一向表现还是很好的嘛！’‘您知道我当时不过是开个小玩笑嘛，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其实我并不想辞职，我之所以把那张纸条交给您，只是为了让你们，我的父母亲，开开心而已……’‘你这就不对了！先生，这种事怎么可以开玩笑呢？难道可以拿报告开玩笑吗？开这种玩笑，是可以把你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现在再见吧！我没有时间，钦差大臣还在我们这里，我首先得工作。您无事可做，可以游手好闲，我们可得工作。至于您的退职证明，我会给您办好的。还有一点应该告诉您：我已经买下马特维耶夫的房子，近日就要搬家，希望我在乔迁之喜的时候不要见到您。祝您一路平安！’我拚命跑回家去，告诉奶奶：‘奶奶，我们完啦！’可怜的奶奶也跟着痛哭嚎啕起来。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小厮从菲多谢·尼古拉依奇家里跑来，手里拿着一张字条和一只鸟笼。笼子里面关着一只椋鸟。那只会说人话的小鸟是我在热恋中送给她的礼物。可纸条上只写着四月一日几个字，别的什么也没有。先生们，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们想到了没有？！
“唔，那么以后怎么样了呢？！”
“后来怎么样！我有一次迂到菲多谢·尼古拉依奇，想当着这个卑鄙家伙的面说他几句……”
“好啊！”
“可不知怎的，先生们，我竟没有说出口来！”
写小人物，在俄国文学史上，并不是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都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深化和扩大了这一主题。他把一个不曾受到人们注意和研究的世界——十九世纪俄国大城市里的贫民窟，引进了文学。他是第一个展示这个奇怪角落的作家。这是一个阴暗的角落，“普照彼得堡所有的人的那个太阳，似乎不肯光顾这些地方，而照耀这些地方的，好像是专门为这些地方定做的另一个太阳”（《白夜》）。而在这些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生活着一群群的流浪汉、乞丐、小偷、妓女……这是一群被社会抛进底层的人们，他们受尽苦难，折磨，彷徨苦闷、得不到人间的温暖，只能靠幻想过日子！
本书系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描写19世纪60年代出身贵族家庭的绝色女子娜斯塔霞常年受地主托茨基蹂躏，后托茨基愿出一大笔钱要把她嫁给卑鄙无耻的加尼亚。就在女主人公的生日晚会上，被人们视为白痴的年轻公爵梅诗金突然出现，愿无条件娶娜斯塔霞为妻，这使她深受感动。在与公爵即将举行婚礼的那天，她尽管深爱着公爵，但还是跟花花公子罗果仁跑了。最后遭罗果仁杀害。小说对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上层社会作了广泛的描绘，涉及复杂的心理和道德问题。善良、宽容的梅什金公爵无力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也不能为他们造福，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的努力是徒劳的，表明作者企图以信仰和爱来拯救世界的幻想的破灭。
Plot
27-year-old Prince Lev Nikolayevich Myshkin returns to Russia after spending several years at a Swiss sanatorium. Scorned by the society of St. Petersburgh for his Idiocy as being too generous and innocent, he finds himself at the center of a struggle between a rich, kept woman and a gorgeous, virtuous girl who both wish to win his affection. Unfortunately, Myshkin's very goodness seems to bring disaster to all he meets, leading to a climax that tragically reveals how, in a world obsessed with money, power, and sexual conquest, a sanatorium is the only place for a saint.
Major themes
An imperfectly perfect man, for although physically flawed and as gullible as a babe, Dostoevsky's Myshkin possesses all of the qualities which affirm Man's greatness, and the ultimate assurance of doom when placed in a frivolous, and unjust environment; a transcending Christ.
—T. Reid
Dostoyevsky's motives for writing The Idiot stem from his desire to depict the "positively good man". This man is naturally likened to Christ in many ways. Dostoyevsky uses Myshkin's introduction to the Petersburg society as a way to contrast the nature of Russian society at the time and the isolation and innocence of this good man. This is highlighted by his conflicts and relationship with Rogozhin. Indeed, Myshkin and Rogozhin are contrasted from the outset. Myshkin is associated with light, Rogozhin with dark. For example, in their initial descriptions on the train, Myshkin is described as having light hair and blue eyes, while Rogozhin has "dark features". Rogozhin's house is submerged in darkness, with iron bars on the windows. He is not only an embodiment of darkness, but surrounded by it. The two characters are clearly antithetical. If Myshkin should be seen as Christ, Rogozhin could easily be seen as the Devil. "Rog", in Russian, means horn, adding credence to such an assertion, although the primary association of his name is with rogozha ("bast"), possibly hinting at his humble origins.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 they are both after Nastasya Filippovna—good and bad (and mediocre, in the image of Ganya) strive for the same thing. Love itself is shown in various manifestations, spurred by various motives. While vain Ganya wishes to marry Nastasya in order that he might, through acquisition of a large dowry, spark some of the individuality which he senses he lacks, Rogozhin loves Nastasya with a deep passion. Myshkin, however, loves her out of pity, out of Christian love. This love for her supersedes even the romantic love he has for Aglaia.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glaia developed a great appreciation for Myshkin's purity of heart and capacity for empathic love, even that he felt for Nastasya. Aglaia and her sisters came to identify Myshkin with the protagonist of a famous Russian poem by Pushkin, "The Poor Knight", because of the Prince's quixotic, tragic quest to defend the honor of Nastasya in the face of the ridicule, and at times contempt, he faced from all his acquaintances. And she grew to love him not in spite of this, but even more so because of it. At a gathering at the Prince's home that included her family and several of the Prince's friends, Aglaia flushes hotly when Kolya enigmatically and ironically declares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the Poor Knight!" Though the comment is partially mocking him, in the depths of Aglaia's heart she agrees with this fully. In the end, though, Aglaia cannot completely eradicate her jealousy of Nastasya, and cannot measure up to the heights of the Prince's sympathetic love when he apparently scorns her in a final effort to save Nastasya.
There is a parallel between Rogozhin and the Russian upper-class society. The materialistic society which praises the values Myshkin represents and professes itself to be "good", cannot accommodate Prince Myshkin; Rogozhin, though he truly loves Nastasya, commits murder in the end. Nastasya herself has been corrupted by a depraved society. Her beauty and initial innocence have led Totsky (perhaps the most repugnant of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o keep her as a concubine and she falls into a quasi-madness.
Adaptations and tributes
* Several filmmakers have produced adaptations of the novel, among them L'idiot (Georges Lampin 1946), a 1951 version by Akira Kurosawa, a 1958 version by Russian director Ivan Pyryev, and Mani Kaul's 1992 Hindi version
* In 2001, Down House, a tongue-in-cheek modern adaptation/parody of the novel, was filmed by Russian director Roman Kachanov, using the late 1990s Moscow underworld of mafia and drug addicts as the setting; it featured Fyodor Bondarchuk as the Prince and the co-writer of the script, Ivan Okhlobystin as Rogozhin.
* Christian Bale's character in The Machinist is seen reading The Idiot in the opening minutes of the film
* In 2003 Russian State Television produced an 10-part, 8-hour mini-series of the work, which is available with English subtitles.
* In 1999 Czech director Saša Gedeon produced a modern cinematic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Idiot entitled The Return of the Idiot (Návrat idiota).
* The Polish director Andrzej Wajda adapted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Idiot as the feature film Nastasja in 1994.
* The Russian composer Nikolai Myaskovsky planned an opera on The Idiot during World War I, but did not complete it.
* The Harlan Ellison short story Prince Myshkin and Hold the Relish features a friendly debate on Dostoevsky and The Idiot between the narrator and a vendor at Pink's Hot Dogs in Los Angeles.
* In 2008, the theatre director Katie Mitchell premiered "...some trace of her", a multimedia exploration of the novel's central themes.
* The famous Russian director Andrei Tarkovsky planned an adaptation after The Idiot, but had died before it was realized.
* The German novelist Hermann Hesse wrote in 1919 a short piece about the book called Thoughts on The Idiot of Dostoevsky, later released in a compilation of essays called My Belief: Essays on Life and Art.
* In Act 1, Scene 2 of Mel Brooks' musical The Producers, Max Bialystock jokingly addresses Leo Bloom as "Prince Miskin." This also occurs in the original film.
* In the 1998 pilot episode of T.V. show "Seven Days," Frank Parker (played by Jonathan LaPaglia) has a copy of The Idiot on his desk inside the insane asylum.
* In 2009 Lithuanian theatre director Eimuntas Nekrošius directed "Idiotas", performance in 4 parts.
* In 1985, Polish director Andrzej Zulawski directed the feature film "L'Amour Braque" (Limpet Love), as an homage to Dostoevsky's "The Idiot". Its end credits state that "The film is inspired by Dostoyevsky's "The Idiot" and intended as a homage to the great writer". It stars Sophie Marceau as what most likely is the part of Nastasja Philipovna.
* BBC Radio 7 broadcast a 4-episode adaptation of "The Idiot" entitled "Fyodor Dostoevsky's The Idiot," in June 2010. It starred Paul Rhys as Prince Myshkin.
Translations to English
Since The Idio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Russian,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translations to English over the years, including those by:
* Frederick Whishaw (1887)
* Constance Garnett (1913)
o Revised by Anna Brailovsky (2003)
* Eva Martin (1915)
* David Magarshack (1955)
* Henry and Olga Carlisle (1980)
* Alan Myers (1992)
* Richard Pevear and Larissa Volokhonsky (2002)
* David McDuff (2004)
* John W. Strahan (1965)
The Constance Garnett translation has for many years been accepted as the definitive English translation, but more recently it has come under criticism for being dated. The Garnett translation, however, still remains widely available because it is now in the public domain. Some writers, such as Anna Brailouvsky, have based their translations on Garnett's. Since the 1990s new English translations have appeared that have made the novel more accessible to English readers. The Oxford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2000) states that the Alan Myers version is the best currently available, though since then, new translations by David McDuff and Pevear & Volokhonsky have also been well received.
Plot
27-year-old Prince Lev Nikolayevich Myshkin returns to Russia after spending several years at a Swiss sanatorium. Scorned by the society of St. Petersburgh for his Idiocy as being too generous and innocent, he finds himself at the center of a struggle between a rich, kept woman and a gorgeous, virtuous girl who both wish to win his affection. Unfortunately, Myshkin's very goodness seems to bring disaster to all he meets, leading to a climax that tragically reveals how, in a world obsessed with money, power, and sexual conquest, a sanatorium is the only place for a saint.
Major themes
An imperfectly perfect man, for although physically flawed and as gullible as a babe, Dostoevsky's Myshkin possesses all of the qualities which affirm Man's greatness, and the ultimate assurance of doom when placed in a frivolous, and unjust environment; a transcending Christ.
—T. Reid
Dostoyevsky's motives for writing The Idiot stem from his desire to depict the "positively good man". This man is naturally likened to Christ in many ways. Dostoyevsky uses Myshkin's introduction to the Petersburg society as a way to contrast the nature of Russian society at the time and the isolation and innocence of this good man. This is highlighted by his conflicts and relationship with Rogozhin. Indeed, Myshkin and Rogozhin are contrasted from the outset. Myshkin is associated with light, Rogozhin with dark. For example, in their initial descriptions on the train, Myshkin is described as having light hair and blue eyes, while Rogozhin has "dark features". Rogozhin's house is submerged in darkness, with iron bars on the windows. He is not only an embodiment of darkness, but surrounded by it. The two characters are clearly antithetical. If Myshkin should be seen as Christ, Rogozhin could easily be seen as the Devil. "Rog", in Russian, means horn, adding credence to such an assertion, although the primary association of his name is with rogozha ("bast"), possibly hinting at his humble origins.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 they are both after Nastasya Filippovna—good and bad (and mediocre, in the image of Ganya) strive for the same thing. Love itself is shown in various manifestations, spurred by various motives. While vain Ganya wishes to marry Nastasya in order that he might, through acquisition of a large dowry, spark some of the individuality which he senses he lacks, Rogozhin loves Nastasya with a deep passion. Myshkin, however, loves her out of pity, out of Christian love. This love for her supersedes even the romantic love he has for Aglaia.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glaia developed a great appreciation for Myshkin's purity of heart and capacity for empathic love, even that he felt for Nastasya. Aglaia and her sisters came to identify Myshkin with the protagonist of a famous Russian poem by Pushkin, "The Poor Knight", because of the Prince's quixotic, tragic quest to defend the honor of Nastasya in the face of the ridicule, and at times contempt, he faced from all his acquaintances. And she grew to love him not in spite of this, but even more so because of it. At a gathering at the Prince's home that included her family and several of the Prince's friends, Aglaia flushes hotly when Kolya enigmatically and ironically declares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the Poor Knight!" Though the comment is partially mocking him, in the depths of Aglaia's heart she agrees with this fully. In the end, though, Aglaia cannot completely eradicate her jealousy of Nastasya, and cannot measure up to the heights of the Prince's sympathetic love when he apparently scorns her in a final effort to save Nastasya.
There is a parallel between Rogozhin and the Russian upper-class society. The materialistic society which praises the values Myshkin represents and professes itself to be "good", cannot accommodate Prince Myshkin; Rogozhin, though he truly loves Nastasya, commits murder in the end. Nastasya herself has been corrupted by a depraved society. Her beauty and initial innocence have led Totsky (perhaps the most repugnant of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o keep her as a concubine and she falls into a quasi-madness.
Adaptations and tributes
* Several filmmakers have produced adaptations of the novel, among them L'idiot (Georges Lampin 1946), a 1951 version by Akira Kurosawa, a 1958 version by Russian director Ivan Pyryev, and Mani Kaul's 1992 Hindi version
* In 2001, Down House, a tongue-in-cheek modern adaptation/parody of the novel, was filmed by Russian director Roman Kachanov, using the late 1990s Moscow underworld of mafia and drug addicts as the setting; it featured Fyodor Bondarchuk as the Prince and the co-writer of the script, Ivan Okhlobystin as Rogozhin.
* Christian Bale's character in The Machinist is seen reading The Idiot in the opening minutes of the film
* In 2003 Russian State Television produced an 10-part, 8-hour mini-series of the work, which is available with English subtitles.
* In 1999 Czech director Saša Gedeon produced a modern cinematic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Idiot entitled The Return of the Idiot (Návrat idiota).
* The Polish director Andrzej Wajda adapted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Idiot as the feature film Nastasja in 1994.
* The Russian composer Nikolai Myaskovsky planned an opera on The Idiot during World War I, but did not complete it.
* The Harlan Ellison short story Prince Myshkin and Hold the Relish features a friendly debate on Dostoevsky and The Idiot between the narrator and a vendor at Pink's Hot Dogs in Los Angeles.
* In 2008, the theatre director Katie Mitchell premiered "...some trace of her", a multimedia exploration of the novel's central themes.
* The famous Russian director Andrei Tarkovsky planned an adaptation after The Idiot, but had died before it was realized.
* The German novelist Hermann Hesse wrote in 1919 a short piece about the book called Thoughts on The Idiot of Dostoevsky, later released in a compilation of essays called My Belief: Essays on Life and Art.
* In Act 1, Scene 2 of Mel Brooks' musical The Producers, Max Bialystock jokingly addresses Leo Bloom as "Prince Miskin." This also occurs in the original film.
* In the 1998 pilot episode of T.V. show "Seven Days," Frank Parker (played by Jonathan LaPaglia) has a copy of The Idiot on his desk inside the insane asylum.
* In 2009 Lithuanian theatre director Eimuntas Nekrošius directed "Idiotas", performance in 4 parts.
* In 1985, Polish director Andrzej Zulawski directed the feature film "L'Amour Braque" (Limpet Love), as an homage to Dostoevsky's "The Idiot". Its end credits state that "The film is inspired by Dostoyevsky's "The Idiot" and intended as a homage to the great writer". It stars Sophie Marceau as what most likely is the part of Nastasja Philipovna.
* BBC Radio 7 broadcast a 4-episode adaptation of "The Idiot" entitled "Fyodor Dostoevsky's The Idiot," in June 2010. It starred Paul Rhys as Prince Myshkin.
Translations to English
Since The Idio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Russian,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translations to English over the years, including those by:
* Frederick Whishaw (1887)
* Constance Garnett (1913)
o Revised by Anna Brailovsky (2003)
* Eva Martin (1915)
* David Magarshack (1955)
* Henry and Olga Carlisle (1980)
* Alan Myers (1992)
* Richard Pevear and Larissa Volokhonsky (2002)
* David McDuff (2004)
* John W. Strahan (1965)
The Constance Garnett translation has for many years been accepted as the definitive English translation, but more recently it has come under criticism for being dated. The Garnett translation, however, still remains widely available because it is now in the public domain. Some writers, such as Anna Brailouvsky, have based their translations on Garnett's. Since the 1990s new English translations have appeared that have made the novel more accessible to English readers. The Oxford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2000) states that the Alan Myers version is the best currently available, though since then, new translations by David McDuff and Pevear & Volokhonsky have also been well received.
前几天有位太太对我说：“那天早上，我迟迟才动身，走出家门时差不多是中午时分了。我是故意弄得诸事缠身似的，正好到尼古拉耶夫斯基大街两个相隔不远的地方去。先上事务所去，在那大门边可以见到那位老大娘。她给我的印象是那样老态龙钟，弯腰驼背，拄根拐杖，只是我还是猜不出她的年岁多大。她来到大门边，就在门旁的一个角落里坐在打扫院子人的长凳上休息。其实，我从她身旁走过，她在我眼前只是闪了一下罢了。
“约莫十分钟后，我从事务所里出来，走过两座房子就是一家商店，上星期我在那里给索尼娅订购了一双皮鞋，于是就便去把它取回去。我一眼望去，发现那老大娘现在已经来到了商店旁边，也是坐在大门边的长凳上。她坐在那里而且朝我看，我报以微微一笑。我进商店去取皮鞋。哟，三、四分钟后，当我继续向涅夫斯基大街走去时，却看见老大娘已经来到了第三座房子旁，也在大门边，只是没有坐在长登上，而是靠在墙壁的凸出部位上。这大门边没有长凳子。我不由自主地忽然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心想：她为什么要在每个房子前坐下来呢？
“‘老太娘，你累啦？’我问。
“‘累了，亲爱的，我老是觉得很累。我看今天天气很暖和，太阳又很好，所以我就上孙女们家吃饭去。’
“‘老大娘，你这是去吃饭？’
‘亲爱的，是去吃饭，是去吃饭。’
‘你这样会走不到吧？’
‘不，走得到的。瞧，我就这样走一阵，休息一会，然后又起身走。’
我打量老大娘，心里感到十分惊异。老大娘身材矮小，一身干干净净，衣着破旧，想必是小市民出身。她拄根拐杖，脸色苍白，皮肤腊黄，双唇毫无血色，活像一具干尸。她坐着，微笑着，阳光浴满她全身。
‘老大娘，你年纪大概很大了吧？’我随口问。
‘一百零四，亲爱的，我一百零四岁，只不过是（她这是开一开玩笑）……你上哪儿去呀？’
她望着我，高高兴兴地笑着。难道她是想和谁说说话？百岁老人还如此关心我上哪儿去，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似乎她真的想知道哩。
‘是这样的，老大娘，’我也笑起来说，‘我给女儿在商店买了双皮鞋，现在带回家去。’
‘咦，小小的皮鞋，你有小女儿？你真有福气，还有其他孩子吗？’
她又望着我笑。她两眼失神，几乎不见生气，但那里面却仿佛放射着亲切的光焰。
‘老大娘，你愿意的话，从我这儿拿五个戈比去给自己买个白面包吧，’说着我就给了她五戈比。
‘你干吗给我呢？也好，那我就拿着你的了，谢谢。’
‘拿去吧，老大娘，请别介意，’她收下了。显然，她不是乞讨，她还没到那种地步。她是漫不经心地拿去的，根本没有把它当成施舍物，仿佛她这么做是出于礼貌或者出于一片好意。不过，也许她也很喜欢，因为有谁和她这个老太婆交谈呢？不只是交谈，而且还怀着一片爱心去关怀她呢？
‘好吧，再见，老大娘。’我说‘祝你一路平安。’
‘会走得到的，亲爱的，到得了的，我会到得了的。你上你孙女那儿去吧。’老大娘弄错了。她忘了我的是女儿，而不是孙女，大概她以为我和她都有了孙女。我向前走去，最后一次回过头来，望见她缓慢而艰难地站起身，用拐杖戳一下地，拖着步子沿着街道蹒跚走去。也许她在路上还要休息上十次，才能到达‘吃饭’的地方。她经常上哪儿去吃饭呢？这么一个怪怪的老大娘。”
这个故事我是那天早上听到的。其实，那不算什么故事，而是与一个百岁老人相遇留下的一个印象而已（实际上，你什么时候能遇上百岁老人，而且是一个精神上充满活力的百岁老人呢？），因此，我把它全忘了。夜深了，我看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就把杂志放在一旁，突然想起了那位老大娘，而且不知为什么我又驱使自己继续去想象：她是怎样走到孙女家吃饭的呢？我的眼前浮现出另一幅，可能是十分逼真的小画面。
她的孙女们，也许包括她的外曾孙女们，她已经把她们一并叫做孙女了，大概是某个同一行业的人，自然也就是同一家的人了，要不她怎么会上她们家吃饭呢。她们住地下室，大概承租了一间理发铺。她们当然是穷苦人，但是她们依然要糊口，而且还得循规蹈矩。老大娘到达孙女家时大约是下午一点多了。她们没有想到她会来，但可能十分亲切地迎接她。
“是你啊，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请进，请进，欢迎你，上帝的奴隶！”
老大娘喜笑颜开地往里走，门铃还在久久地发出刺耳的尖细响声。她的一个孙女，想必就是那个理发匠的妻子吧。理发匠本人年龄还不大，约莫三十五岁的样子，可是按职业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位老了。虽然这种手艺并不复杂，但工作服却像煎饼那样油渍斑斑。是不是由于使用化妆香膏的缘故，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理发匠”，仿佛他们工作服的衣领总是沾满着灰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立即跑到了外曾祖母的跟前。通常，这么一大把年纪的老大娘不知为什么总是和小孩子们相处得非常好：她们自己在心理上已经变得十分像孩子了，有时甚至同他们毫厘不差。老大娘坐下来；男主人不知道是在接待客人还是忙于别的什么事。他的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熟人正准备离开。他的外甥，他姐姐的儿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也来做客，他想进一家印刷厂工作。老大娘画了个十字坐着，望着客人。
“哎哟，好累！你们这儿来的是谁呀？”
“是我呀！”客人笑着回答说，“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您难道认不出来啦？前年，大家和您一块儿到树林里去采过蘑菇哩。”
“啊，是你呀，我认得，一个好开玩笑的人。我记得你，只是想不起你叫什么名字了，你是哪一个呢？哦，记起来了。
哎哟，我有点儿累了。”
“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您是一位年高望重的老人，为什么一点儿也不见老，那我想问问你，”客人开玩笑说。
“那你就说吧！”看起来老大娘像在开玩笑，不过，她心里确实很高兴。
“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我可是个好心人呢。”
“和你这个好心人聊聊很有趣哩。哎哟，我都要憋死啦，妈呀。谢廖任卡的大衣看样子做好了吧？”
她指着那个外甥说。
那个外甥是个壮健的胖小子，这时正满脸堆笑地把身子挪过来；他上身穿着簇新的灰大衣。新大衣穿在身上使他喜不自禁，大概要一个星期后心里才能平静下来。现在他在不停地看看翻袖口，瞧瞧翻衣领，在镜子里面全身上下看个遍，自觉格外满意。
“喂，走过来，转个身，”理发匠的妻子连珠炮似地说起来，“马克西莫芙娜，你瞧瞧，这大衣做得有多漂亮，花了整整六个卢布，算便宜的哩。普多霍雷奇那儿说，现在不止这个数呢。还说这价钱以后是买不到了，而且这衣服经久耐穿。你瞧这料子吧！喂，转过身来！这衬里有多好，真结实，真结实。喂，你再转个身来看看！钱就是这么花的，马克西莫芙娜，我们的钱全用光啦。”
“哎，妈呀，如今物价这么高，有什么办法呢，你最好别跟我说这些，免得我心里不好过。”马克西莫芙娜动情地说，心情仍然不能平静。
“好了，别再说啦，”男主人说道，“该吃点东西了吧，怎么样啊？我看你大概太累了，马克西莫芙娜。”
“哎哟，聪明人，我是累了。今天天气暖和，太阳又好，心里一想，我就来看你们了……真想躺下来。啊，我在路上碰到一位可爱的太太，她很年轻，给孩子买皮鞋，她对我说：‘喂，老大娘，你怎么，累了吧？呶，给你五戈比，给自己买个白面包……’你知道吗，我接下了那五戈比……”
“奶奶，你还是先休息休息一会，你今天怎么这样喘不上气来呢？”男主人忽然特别关切地说。
大家全都望着老大娘，见她霎时脸色大变，双唇发白。她也望着大家，但两眼有点失神。
“呶，我想……给孩子们买点蜜糖饼干……五个戈比……”
她又停了说话，又喘了一口气。大家忽然都沉默起来，这样差不多过了五秒钟。
“怎么啦，奶奶？”男主人对她弯子说。
但是老大娘没有回答；又是一阵沉默，又有五秒钟久。老大娘的脸色似乎变得更白，脸庞似乎也显得更加消瘦了。两眼呆呆地不动，嘴角上凝固着一丝丝微笑；她直愣愣地瞅着，似乎没有了视觉。
“快去请牧师来！……”那个客人忽然从后面急急地小声说。
“对……不……是不是来不及了……”男主人嘟哝说。
“奶奶呀，奶奶？”理发匠的妻子呼喊着老大娘，顿时惊慌起来；但是奶奶一动也不动，只是脑袋歪斜着，搁在桌子上的那只右手里握着那五戈比，而左手还停放在约六岁的最大的外曾孙米沙的肩膀上。米沙一动不动地站着，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凝望着外曾祖母。
“她走了！”男主人叹息一声，一字一顿地郑重地说，并在自己身上轻轻地画着十字。
“瞧！我看她真的不行了，”客人断断续续无限感慨地说；
他万分惊讶地环视所有在场的人。
“哎，天哪！你看现在怎么办呢？马卡雷奇。是不是把她送到那里去？”女主人心急如火、不知所措地唧唧喳喳地说。
“那里是什么地方啊？”男主人不急不慢地说，“丧事我们就在这儿办吧，难道你不是她的亲属？应当去报个丧。”
“啊，一百零四岁！”客人没有走，他愈来愈受感动，甚至惭愧得脸红起来。
“是啊，最近几年她连性命都不顾了，”男主人庄重地说。
他感到非常自豪，于是一边寻找帽子，一边取下大衣来。
“可不是，刚才她还喜笑颜开、很开心嘛！你瞧，她手里还拿着那五戈比！还说要买蜜糖饼干，啊呀呀，咱们的老大娘！”
“呶，我们是不是走吧？彼得·斯捷潘内奇，”男主人打断客人的话说。于是俩人往外走去。对这位老人的去世，人们自然没有哭泣。一百零四岁了，“无疾而终并且无所羞愧”。女主人上邻居家去求助，他们几乎是高兴地听了这消息就马上跑了来，叹息着，喊叫着。不用说，第一件事是把茶炊生好。孩子们惊异地躲到角落里，远远地望着去世的外曾祖母。不论活多久，米沙都会记得他的外曾祖母，记得她死时把一只手忘在了他的肩上。而待他去世时，世上就不会有人记起和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老大娘活了一百零四岁。她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也没有人知道了。为什么要记住呢，要知道，反正都是一样的嘛。千百万的人也都是这么离开的：无声无息地活着，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些百岁老人也许只有在临终时，仿佛才有点动人而平常的东西，甚至重大而无奇的东西，因为迄今为止，一百岁才给人一点点惊奇的东西。愿上帝保佑善良百姓的生与死吧！
然而，这不过是垂手可得没有一定情节的描述罢了。说实在的，你尽可以从一个月前听到的故事中，说点更引人入胜的东西。怎样着手呢？说的或者恰好不是那件事，或者与那件事本身无关的，或者“不全是你所知道的那件事，”然而，最终依然会留下一些只是最没有情节的东西……
“约莫十分钟后，我从事务所里出来，走过两座房子就是一家商店，上星期我在那里给索尼娅订购了一双皮鞋，于是就便去把它取回去。我一眼望去，发现那老大娘现在已经来到了商店旁边，也是坐在大门边的长凳上。她坐在那里而且朝我看，我报以微微一笑。我进商店去取皮鞋。哟，三、四分钟后，当我继续向涅夫斯基大街走去时，却看见老大娘已经来到了第三座房子旁，也在大门边，只是没有坐在长登上，而是靠在墙壁的凸出部位上。这大门边没有长凳子。我不由自主地忽然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心想：她为什么要在每个房子前坐下来呢？
“‘老太娘，你累啦？’我问。
“‘累了，亲爱的，我老是觉得很累。我看今天天气很暖和，太阳又很好，所以我就上孙女们家吃饭去。’
“‘老大娘，你这是去吃饭？’
‘亲爱的，是去吃饭，是去吃饭。’
‘你这样会走不到吧？’
‘不，走得到的。瞧，我就这样走一阵，休息一会，然后又起身走。’
我打量老大娘，心里感到十分惊异。老大娘身材矮小，一身干干净净，衣着破旧，想必是小市民出身。她拄根拐杖，脸色苍白，皮肤腊黄，双唇毫无血色，活像一具干尸。她坐着，微笑着，阳光浴满她全身。
‘老大娘，你年纪大概很大了吧？’我随口问。
‘一百零四，亲爱的，我一百零四岁，只不过是（她这是开一开玩笑）……你上哪儿去呀？’
她望着我，高高兴兴地笑着。难道她是想和谁说说话？百岁老人还如此关心我上哪儿去，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似乎她真的想知道哩。
‘是这样的，老大娘，’我也笑起来说，‘我给女儿在商店买了双皮鞋，现在带回家去。’
‘咦，小小的皮鞋，你有小女儿？你真有福气，还有其他孩子吗？’
她又望着我笑。她两眼失神，几乎不见生气，但那里面却仿佛放射着亲切的光焰。
‘老大娘，你愿意的话，从我这儿拿五个戈比去给自己买个白面包吧，’说着我就给了她五戈比。
‘你干吗给我呢？也好，那我就拿着你的了，谢谢。’
‘拿去吧，老大娘，请别介意，’她收下了。显然，她不是乞讨，她还没到那种地步。她是漫不经心地拿去的，根本没有把它当成施舍物，仿佛她这么做是出于礼貌或者出于一片好意。不过，也许她也很喜欢，因为有谁和她这个老太婆交谈呢？不只是交谈，而且还怀着一片爱心去关怀她呢？
‘好吧，再见，老大娘。’我说‘祝你一路平安。’
‘会走得到的，亲爱的，到得了的，我会到得了的。你上你孙女那儿去吧。’老大娘弄错了。她忘了我的是女儿，而不是孙女，大概她以为我和她都有了孙女。我向前走去，最后一次回过头来，望见她缓慢而艰难地站起身，用拐杖戳一下地，拖着步子沿着街道蹒跚走去。也许她在路上还要休息上十次，才能到达‘吃饭’的地方。她经常上哪儿去吃饭呢？这么一个怪怪的老大娘。”
这个故事我是那天早上听到的。其实，那不算什么故事，而是与一个百岁老人相遇留下的一个印象而已（实际上，你什么时候能遇上百岁老人，而且是一个精神上充满活力的百岁老人呢？），因此，我把它全忘了。夜深了，我看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就把杂志放在一旁，突然想起了那位老大娘，而且不知为什么我又驱使自己继续去想象：她是怎样走到孙女家吃饭的呢？我的眼前浮现出另一幅，可能是十分逼真的小画面。
她的孙女们，也许包括她的外曾孙女们，她已经把她们一并叫做孙女了，大概是某个同一行业的人，自然也就是同一家的人了，要不她怎么会上她们家吃饭呢。她们住地下室，大概承租了一间理发铺。她们当然是穷苦人，但是她们依然要糊口，而且还得循规蹈矩。老大娘到达孙女家时大约是下午一点多了。她们没有想到她会来，但可能十分亲切地迎接她。
“是你啊，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请进，请进，欢迎你，上帝的奴隶！”
老大娘喜笑颜开地往里走，门铃还在久久地发出刺耳的尖细响声。她的一个孙女，想必就是那个理发匠的妻子吧。理发匠本人年龄还不大，约莫三十五岁的样子，可是按职业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位老了。虽然这种手艺并不复杂，但工作服却像煎饼那样油渍斑斑。是不是由于使用化妆香膏的缘故，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理发匠”，仿佛他们工作服的衣领总是沾满着灰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立即跑到了外曾祖母的跟前。通常，这么一大把年纪的老大娘不知为什么总是和小孩子们相处得非常好：她们自己在心理上已经变得十分像孩子了，有时甚至同他们毫厘不差。老大娘坐下来；男主人不知道是在接待客人还是忙于别的什么事。他的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熟人正准备离开。他的外甥，他姐姐的儿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也来做客，他想进一家印刷厂工作。老大娘画了个十字坐着，望着客人。
“哎哟，好累！你们这儿来的是谁呀？”
“是我呀！”客人笑着回答说，“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您难道认不出来啦？前年，大家和您一块儿到树林里去采过蘑菇哩。”
“啊，是你呀，我认得，一个好开玩笑的人。我记得你，只是想不起你叫什么名字了，你是哪一个呢？哦，记起来了。
哎哟，我有点儿累了。”
“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您是一位年高望重的老人，为什么一点儿也不见老，那我想问问你，”客人开玩笑说。
“那你就说吧！”看起来老大娘像在开玩笑，不过，她心里确实很高兴。
“玛丽亚·马克西莫芙娜，我可是个好心人呢。”
“和你这个好心人聊聊很有趣哩。哎哟，我都要憋死啦，妈呀。谢廖任卡的大衣看样子做好了吧？”
她指着那个外甥说。
那个外甥是个壮健的胖小子，这时正满脸堆笑地把身子挪过来；他上身穿着簇新的灰大衣。新大衣穿在身上使他喜不自禁，大概要一个星期后心里才能平静下来。现在他在不停地看看翻袖口，瞧瞧翻衣领，在镜子里面全身上下看个遍，自觉格外满意。
“喂，走过来，转个身，”理发匠的妻子连珠炮似地说起来，“马克西莫芙娜，你瞧瞧，这大衣做得有多漂亮，花了整整六个卢布，算便宜的哩。普多霍雷奇那儿说，现在不止这个数呢。还说这价钱以后是买不到了，而且这衣服经久耐穿。你瞧这料子吧！喂，转过身来！这衬里有多好，真结实，真结实。喂，你再转个身来看看！钱就是这么花的，马克西莫芙娜，我们的钱全用光啦。”
“哎，妈呀，如今物价这么高，有什么办法呢，你最好别跟我说这些，免得我心里不好过。”马克西莫芙娜动情地说，心情仍然不能平静。
“好了，别再说啦，”男主人说道，“该吃点东西了吧，怎么样啊？我看你大概太累了，马克西莫芙娜。”
“哎哟，聪明人，我是累了。今天天气暖和，太阳又好，心里一想，我就来看你们了……真想躺下来。啊，我在路上碰到一位可爱的太太，她很年轻，给孩子买皮鞋，她对我说：‘喂，老大娘，你怎么，累了吧？呶，给你五戈比，给自己买个白面包……’你知道吗，我接下了那五戈比……”
“奶奶，你还是先休息休息一会，你今天怎么这样喘不上气来呢？”男主人忽然特别关切地说。
大家全都望着老大娘，见她霎时脸色大变，双唇发白。她也望着大家，但两眼有点失神。
“呶，我想……给孩子们买点蜜糖饼干……五个戈比……”
她又停了说话，又喘了一口气。大家忽然都沉默起来，这样差不多过了五秒钟。
“怎么啦，奶奶？”男主人对她弯子说。
但是老大娘没有回答；又是一阵沉默，又有五秒钟久。老大娘的脸色似乎变得更白，脸庞似乎也显得更加消瘦了。两眼呆呆地不动，嘴角上凝固着一丝丝微笑；她直愣愣地瞅着，似乎没有了视觉。
“快去请牧师来！……”那个客人忽然从后面急急地小声说。
“对……不……是不是来不及了……”男主人嘟哝说。
“奶奶呀，奶奶？”理发匠的妻子呼喊着老大娘，顿时惊慌起来；但是奶奶一动也不动，只是脑袋歪斜着，搁在桌子上的那只右手里握着那五戈比，而左手还停放在约六岁的最大的外曾孙米沙的肩膀上。米沙一动不动地站着，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凝望着外曾祖母。
“她走了！”男主人叹息一声，一字一顿地郑重地说，并在自己身上轻轻地画着十字。
“瞧！我看她真的不行了，”客人断断续续无限感慨地说；
他万分惊讶地环视所有在场的人。
“哎，天哪！你看现在怎么办呢？马卡雷奇。是不是把她送到那里去？”女主人心急如火、不知所措地唧唧喳喳地说。
“那里是什么地方啊？”男主人不急不慢地说，“丧事我们就在这儿办吧，难道你不是她的亲属？应当去报个丧。”
“啊，一百零四岁！”客人没有走，他愈来愈受感动，甚至惭愧得脸红起来。
“是啊，最近几年她连性命都不顾了，”男主人庄重地说。
他感到非常自豪，于是一边寻找帽子，一边取下大衣来。
“可不是，刚才她还喜笑颜开、很开心嘛！你瞧，她手里还拿着那五戈比！还说要买蜜糖饼干，啊呀呀，咱们的老大娘！”
“呶，我们是不是走吧？彼得·斯捷潘内奇，”男主人打断客人的话说。于是俩人往外走去。对这位老人的去世，人们自然没有哭泣。一百零四岁了，“无疾而终并且无所羞愧”。女主人上邻居家去求助，他们几乎是高兴地听了这消息就马上跑了来，叹息着，喊叫着。不用说，第一件事是把茶炊生好。孩子们惊异地躲到角落里，远远地望着去世的外曾祖母。不论活多久，米沙都会记得他的外曾祖母，记得她死时把一只手忘在了他的肩上。而待他去世时，世上就不会有人记起和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老大娘活了一百零四岁。她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也没有人知道了。为什么要记住呢，要知道，反正都是一样的嘛。千百万的人也都是这么离开的：无声无息地活着，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些百岁老人也许只有在临终时，仿佛才有点动人而平常的东西，甚至重大而无奇的东西，因为迄今为止，一百岁才给人一点点惊奇的东西。愿上帝保佑善良百姓的生与死吧！
然而，这不过是垂手可得没有一定情节的描述罢了。说实在的，你尽可以从一个月前听到的故事中，说点更引人入胜的东西。怎样着手呢？说的或者恰好不是那件事，或者与那件事本身无关的，或者“不全是你所知道的那件事，”然而，最终依然会留下一些只是最没有情节的东西……
在彼得堡贫民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斗室里，住着一个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他正在经历着一场痛苦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要确定自己是属于可以为所欲为的不平凡的人，还是只配做不平凡的人的工具的普通人。他原在法律系就学，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现在靠母亲和妹妹从拮据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维持生活。他已经很久没有交房租了。近来，房东太太不仅停止供给他伙食，而且催租甚紧。这时他遇见了小公务员马尔美拉陀夫。马尔美拉陀夫因失业而陷入绝境，长女索尼娅被迫当了街头妓女。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愿像马尔美拉陀夫那样任人宰割，他打算用“实验”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离他住处不远有家当铺，老板娘是个高利贷者，心狠手辣。一天晚上，拉斯柯尔尼科夫乘她一人在家，闯入室内，把她杀死。此时老板娘的异母妹妹外出返回，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慌乱中又杀死了她。次日清晨，他收到警察局的传票，惊恐万分，后知是为追交欠款时才松了口气。他在离开时无意中听到警官谈论昨晚凶杀案，紧张得昏厥过去，引起一警官注意。他清醒后回到家里就卧床不起，几天不省人事，后来病情有所好转，但内心却处于更痛苦的矛盾冲突中。
几天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偶然见到因车祸而生命垂危的马尔美拉陀夫。他要求警察将伤者送回家中，马尔美拉陀夫到家后就死去。拉斯柯尔尼科夫同情孤儿寡母的不幸，拿出母亲刚寄来的25卢布接济她们。律师卢仁想用欺骗手段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娅，由于遭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极力反对而告吹。卢仁怀恨在心，企图以诬陷索尼娅偷他的钱来证明拉斯柯尔尼科夫行为不端——将母亲的血汗钱送给坏女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当众揭穿了卢仁的无耻行为，索尼姬十分感激他。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尽管没露痕迹，但是却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他感到自己原先的一切美好的感情都随之泯灭了，这是比法律惩罚更严厉的良心惩罚。他意识到自己的“实验”失败了。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索尼娅处，受到索尼娅宗教思想的感召，向她说出了犯罪的真相与动机。在索尼娅的劝说下，他向警方投案自首。
拉斯柯尔尼科夫被判处8年苦役，来到了西伯利亚。不久，索尼娅也来到了那里。一天清晨，两人在河边相遇。他们决心虔信上帝，以忏悔的心情承受一切苦难，获取精神上的新生。
《罪与罚》是一部卓越的社会心理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
小说以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惩罚为主线，广泛地描写了俄国城市贫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作者笔下的京城彼得堡是一派暗无天日的景象：草市场上聚集着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被马车撞倒在街头，发疯的女人带着孩子沿街乞讨……与此同时，高利贷老太婆瞪大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小人物”，以达到利己的目的，而荒淫无度的贵族地主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作者怀着真切的同情和满腔的激愤，将19世纪60年代沙俄京城的黑暗、赤贫、绝望和污浊一起无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一个有天赋、有正义感的青年，但同时他的性格阴郁、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下平凡的人”，竟然去行凶杀人，“在他身上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变化”。正是这双重人格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主人公不断地动摇在对自己的“理论”（即关于“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的观点）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如果甘愿做逆来顺受的“平凡的人”，那么等待他的是马尔美拉陀夫的悲惨结局，如果去做一个不顾一切道德准则的“人类主宰者”，那就会与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同流合污。他的人格中的主导面终于在白热化的搏斗中占了优势，并推动他最后否定自己的“理论”，向索尼娅靠拢。小说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原则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毒害，有力地批判了这一原则的反人道主义的实质，并且从客观上否定了建立在“超人”哲学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因为这种反抗决不可能给被压迫者带来新生活的转机。
然而，作者作出的上述揭露和批判仅仅是从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思想出发的。作者认为一切以暴力抗恶的作法都不足取，因为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作者还力图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归结为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所致。用索尼娅的话来说，是因为“您离开了上帝，上帝惩罚了您，把您交给了魔鬼！”作者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安排的一条“新生”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与黑暗现实妥协的道路，也就是所谓“索尼娅的道路”。作者把索尼娅看作人类苦难的象征，并在她身上体现了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过痛苦净化灵魂的思想，作为一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一个受压迫最深的女性，索尼娅的形象有着不可低估的典型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人物，这一形象却显得十分苍白。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宣扬的这些宗教思想，与整部作品所显示的强大批判力量是不相协调的：这里充分表现出作者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罪与罚》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小说比较全面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的特点。作者始终让人物处在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通过人物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揭示人物性格，同时作者对幻觉、梦魇和变态心理的刻画也极为出色。小说中，由于作者着力拓宽人物的心理结构，情节结构相对地处于从属地位。尽管作品中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的遭遇令人同情，凶杀事件扣人心弦，但它们都只是“一份犯罪的心理报告”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这部小说场面转换快，场景推移迅速，主要情节过程只用了几天时间，在浓缩的时空中容纳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小说的时代色彩和政论色彩十分鲜明。
Crime and Punishment focuses on the mental anguish and moral dilemmas of Rodion Romanovich Raskolnikov, an impoverished ex-student from St. Petersburg who formulates and executes a plan to kill an unscrupulous pawnbroker for her money. Raskolnikov argues that with the pawnbroker's money he can perform good deeds to counterbalance the crime, while ridding the world of a worthless parasite. This murder he also commits to test Raskolnikov's hypothesis that some people are naturally able to and also have the right to murder. Several times throughout the novel, Raskolnikov also justifies his actions by connecting himself mentally with Napoleon Bonaparte, believing that murder is permissible in pursuit of a higher purpose.
Creation
Dostoevsky conceived the idea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summer of 1865, having gambled away much of his fortune, unable to pay his bill or afford proper meals. At the time the author owed large sums of money to creditors, and was trying to help the family of his brother Mikhail, who had died in early 1864. Projected under the title The Drunkards, it was to deal "with the present question of drunkness ... [in] all its ramifications, especially the picture of a family and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 in these circumstance, etc., etc." Once Dostoevsky conceived Raskolnikov and his crime, now inspired by the case of Pierre François Lacenaire, this theme became ancillary, centering on the story of the Marmeladov family.
Dostoevsky offered his story or novella (at the time Dostoevsky was not thinking of a novel) to the publisher Mikhail Katkov. His monthly journal, The Russian Messenger, was a prestigious publication of its kind, and the outlet for both Ivan Turgenev and Leo Tolstoy, but Dostoevsky, having carried on quite bruising polemics with Katkov in early 1860s, had never published anything in its pages. Dostoevsky turned as a last resort to Katkov, and asked for an advance on a proposed contribution after all other appeals elsewhere failed. In a letter to Katkov written in September 1865, Dostoevsky explained to him that the work was to be about a young man who yields to "certain strange, 'unfinished' ideas, yes floating in the air"; he had thus embarked on his plan to explore the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dangers of the "radical" ideology. In letters written in November 1865 an important conceptual change occurred: the "story" has become a "novel", and from here on all references to Crime and Punishment are to a novel.
Dostoevsky had to race against time, in order to finish on time both The Gambler and Crime and Punishment. Anna Snitkina, a stenographer who would soon become his second wife, was a great help for Dostoevsky during this difficult task. The first part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appeared in the January 1866 issue of The Russian Messenger, and the last one was published in December 1866.
“ At the end of November much had been written and was ready; I burned it all; I can confess that now. I didn't like it myself. A new form, a new plan excited me, and I started all over again. ”
— Dostoevsky's letter to his friend Alexander Wrangel in February 1886
In the complete edition of Dostoevsky's writings published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editors reassembled and printed the notebooks that the writer kept while working o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 sequence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the various stages of composition. Because of these labors, there is now a fragmentary working draft of the story, or novella, as initially conceived, as well as two other versions of the text. These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as the Wiesbaden edition, the Petersburg edition, and the final plan, involving the shift from a first-person narrator to the indigenous variety of third-person form invented by Dostoevsky. The Wiesbaden edition concentrates entirely on the moral/physic reactions of the narrator after the murder. It coincides roughly with the story that Dostoevsky described in his letter to Katkov, and written in a form of a diary or journal, corresponds to what eventually became part II.
“ I wrote [this chapter] with genuine inspiration, but perhaps it is no good; but for them the question is not its literary worth, they are worried about its morality. Here I was in the right—nothing was against morality, and even quite the contrary, but they saw otherwise and, what's more, saw traces of nihilism ... I took it back, and this revision of a large chapter cost me at least three new chapters of work, judging by the effort and the weariness; but I corrected it and gave it back. ”
— Dostoevsky's letter to A.P. Milyukov
Why Dostoevsky abandoned his initial version remains a matter of speculation. According to Joseph Frank,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his protagonist began to develop beyond the boundaries in which he had first been conceived". The notebooks indicate that Dostoevsky was aware of the emergence of new aspects of Raskolnikov's character as the plot action proceeded, and he structured the novel in conformity with this "metamorphosis," Frank says. Dostoevsky thus decided to fuse the story with his previous idea for a novel called The Drunkards. The final version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came to birth only when, in November 1865, Dostoevsky decided to recast his novel in the third person. This shift was the culmination of a long struggle, present through all the early stages of composition. Once having decided, Dostoevsky began to rewrite from scratch, and was able to easily integrate sections of the early manuscript into the final text—Frank says that he did not, as he told Wrangel, burn everything he had written earlier.
The final draft went smoothly, except for a clash with the editors of The Russian Messenger, about which very little is known. Since the manuscript Dostoevsky turned in to Katkov was lost, it is unclear what the editors had objected to in the original. In 1889, the editors of the journal commented that "it was not easy for him [Dostoevsky] to give up his intentionally exaggerated idealization of Sonya as a woman who carried self-sacrifice to the point of sacrificing her body". It seems that Dostoevsky had initially given Sonya a much more affirmative role in the scene, in which she reads the Gospel story of the raising of Lazarus to Raskolnikov.
Plot
Raskolnikov, a mentally unstable drop-out student, lives in a tiny, rented room in Saint Petersburg. He refuses all help, even from his friend Razumikhin, and devises a plan to murder and to rob an unpleasant elderly pawn-broker and money-lender, Alyona Ivanovna. His motivation, whether personal or ideological, remains at this point unclear. While still considering the plan, Raskolnikov makes the acquaintance of Semyon Zakharovich Marmeladov, a drunkard who recently squandered his family's little wealth. He also receives a letter from his sister and mother, speaking of their coming visit to St. Petersberg, and his sister's sudden marriage plans which they plan on discussing upon their arrival.
After much deliberation, Raskolnikov sneaks into Alyona Ivanovna's apartment where he murders her with an ax. He also kills her half-sister, Lizaveta, who happens to stumble upon the scene of the crime. Shaken by his actions, Raskolnikov manages to only steal a handful of items and a small purse, leaving much of the pawn-broker's wealth untouched. Raskolnikov then flees and manages to leave miraculously unseen and undetected.
After the bungled murder, Raskolnikov falls into a feverish state and begins to worry obsessively over the murder. He hides the stolen items and purse under a rock, and tries desperately to clean his clothing of any blood or evidence. He falls into a fever later that day, though not before calling briefly on his old friend Razumikhin. As the fever comes and goes in the following days, Raskolnikov behaves as though he wishes to betray himself. He shows strange reactions to whosoever mentions the murder of the pawn-broker, which is now known about and talked of in the city. In his delirium, Raskolnikov wanders Petersberg, draw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himself and his relation to the crime. In one of walks through the city, he sees Marmeladov being struck mortally by a carriage in the streets. Rushing to help him, Raskolnikov gives the remainder of his money to the man's family, which includes his teenage daughter, Sonia, who has been forced to become a prostitute to support her family.
In the meantime, Raskolnikov's mother, Pulkheria Alexandrovna, and his sister, Avdotya Romanovna (or Dunya) have arrived in town. Avdotya had been working as a governess for the Svidrigailov family until this point, but was forced out of the position by the head of the family, Arkady Ivanovich Svidrigaïlov. Svidrigailov, a married man, was attracted to Avdotya's physical beauty and her stunning spiritual qualities, and offered her riches and elopement. Avdotya, having none of this, fled the family and lost her source of income, only to meet Pyotr Petrovich Luzhin, a man of modest income and rank. Luzhin proposes to marry Avdotya, thereby securing her and her mother's financial safety, provided she accept him quickly and without question. It is for these very reasons that the two of them come to St. Petersberg, both to meet Luzhin there and to attain Raskolnikov's approval. Luzhin, however, calls on Raskolnikov while he is in a delirious state and presents himself as a foolish, self-righteous and presuming man. Raskolnikov dismisses him immediately as a potential husband for his sister, and realizes that she only accepted him to help her family.
As the novel progresses, Raskolnikov is introduced to the detective Porfiry, who begins to suspect him for the murder purely on psychological grounds. At the same time, a chaste relationship develops between Raskolnikov and Sonya. Sonya, though a prostitute, is full of Christian virtue and is only driven into the profession by her family's poverty. Meanwhile, Razumikhin and Raskolnikov manage to keep Avdotya from continuing her relationship with Luzhin, whose true character is exposed to be conniving and base. At this point, Svidrigailov appears on the scene, having come from the province to Petersberg, almost solely to seek out Avdotya. He reveals that his wife is dead, and that he is willing to pay Avdotya a vast sum of money in exchange for nothing. She, upon hearing the news, refuses flat out, suspecting him of treachery.
As Raskolnikov and Porfiry continue to meet, Raskolnikov's motives for the crime become exposed. Porfiry becomes increasingly certain of the man's guilt, but has no concrete evidence or witnesses with which to back this suspicion up. Raskolnikov's nerves begin to wear thin, and he is constantly struggling with the the idea of confessing, though he knows that he can never be truly convicted. He turns to Sonya for support, and confesses his crime to her. By coincidence, Svidrigailov has taken up residence in a room next to Sonya's and overhears the entire confession. When the two men meet face to face, Svidrigailov acknowledges this fact, and suggests that he may use it against him, should he need to. Svidrigailov also speaks of his own past, in which he reveals that he has committed murder and most recently killed his wife.
Raskolnikov is at this point completely torn; he is urged by Sonya to confess, and Svidrigailov's testimony could potentially convict him. Meantime, Svidrigailov attempts to seduce and then rape Avdotya, who convinces him not to. He then spends a night in confusion, and in the morning shoots himself. This same morning, Raskolnikov goes again to Sonya, who again urges him to confess and to clear his conscience. He makes his way to the police station, where he is met by the news of Svidrigailov's suicide. He hesitates a moment, thinking again that he might get away with a perfect crime, but is persuaded by Sonya to confess.
The epilogue tells of how Raskolnikov is sentenced to penal servitude in Siberia, where Sonya follows him. Avdotya and Razumikhin marry and are left in a happy position by the end of the novel. Raskolnikov, however, struggles in Siberia. It is only after some time serving that his redemption and moral regeneration begin under Sonya's loving influence.
Characters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Dostoevsky succeeds in fusing the personality of his main character, Rodion Romanovich Raskolnikov (Russian: Родион Роман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with his new anti-radical ideological themes. The main plot involves a murder as the result of "ideological intoxication," and depicts all the disastrous moral and psychical consequences that result from the murderer. Raskolnikov's psychology is placed at the center, and carefully interwoven with the ideas behind his transgression; every other feature of the novel illuminates the agonizing dilemma in which Raskolnikov is caught.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e novel's plot is another variation of a conventional nineteenth-century theme: an innocent young provincial comes to seek his fortune in the capital, where he succumbs to corruption, and loses all traces of his former freshness and purity. However, as Gary Rosenshield points out, "Raskolnikov succumbs not to the temptations of high society as Honoré de Balzac's Rastignac or Stendhal's Julien Sorel, but to those of rationalistic Petersburg".
Raskolnikov is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action is focalized primarily from his perspective. Despite its name, the novel does not so much deal with the crime and its formal punishment, as with Raskolnikov's internal struggl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does not do justice to the plot, however, in Russia, the title means 'transgression' over a border, which is what Raskolnikov emotionally does).[citation needed] The book shows that his punishment results more from his conscience than from the law. He committed murder with the belief that he possessed enough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fortitude to deal with the ramifications, [based on his paper/thesis, "On Crime", that he is a Napoleon], but his sense of guilt soon overwhelms him. It is only in the epilogue that he realizes his formal punishment, having decided to confess and end his alienation.
Sofia Semyonovna Marmeladova (Russian: Софья Семёновна Мармеладова), variously called Sonia and Sonechka, is the daughter of a drunk, Semyon Zakharovich Marmeladov, whom Raskolnikov meets in a taver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 and who, Raskolnikov discerns, shares the same feelings of shame and alienation as he does. She becomes the first person to whom Raskolnikov confesses his crime, and she supports him even though she was friends with one of the victims (Lizaveta). For most of the novel, Sonya serves as the spiritual guide for Raskolnikov. After his confession she follows him to Siberia where she lives in the same town as the prison.
Other characters of the novel are:
* Porfiry Petrovich (Порфирий Петрович) – The detective in charge of solving the murders of Lizaveta and Alyona Ivanovna, who, along with Sonya, guides Raskolnikov towards confession. Unlike Sonya, however, Porfiry does this through psychological games. Despite the lack of evidence, he becomes certain Raskolnikov is the murderer following several conversations with him, but gives him the chance to confess voluntarily. He attempts to confuse and to provoke the unstable Raskolnikov in an attempt to coerce him to confess.
* Avdotya Romanovna Raskolnikova (Авдотья Романовна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а) – Raskolnikov's strong willed and self-sacrificial sister, called Dunya, Dounia or Dunechka for short. She initially plans to marry the wealthy, yet smug and self-possessed, Luzhin, to save the family from financial destitution. She has a habit of pacing across the room while thinking. She is followed to Saint Petersburg by the disturbed Svidrigailov, who seeks to win her back through blackmail. She rejects both men in favour of Raskolnikov's loyal friend, Razumikhin.
* Arkady Ivanovich Svidrigaïlov (Арк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видригайлов) – Sensual, depraved, and wealthy former employer and current pursuer of Dunya, Svidrigaïlov is suspected of multiple acts of murder, and overhears Raskolnikov's confessions to Sonya. With this knowledge he torments both Dunya and Raskolnikov but does not inform the police. When Dunya tells him she could never love him (after attempting to shoot him) he lets her go and commits suicide. Whereas Sonya represents the path to salvation, Svidrigaïlov represents the other path towards suicide. Despite his apparent malevolence, Svidrigaïlov is similar to Raskolnikov in regard to his random acts of charity. He fronts the money for the Marmeladov children to enter an orphanage (after both their parents die), gives Sonya five percent bank notes totalling three thousand rubles, and leaves the rest of his money to his juvenile fiancée.
* Marfa Petrovna Svidrigailova (Марфа Петровна Свидригайлова) – Arkady Svidrigaïlov's deceased wife, whom he is suspected of having murdered, and who he claims has visited him as a ghost. Her bequest of 3,000 rubles to Dunya allows Dunya to reject Luzhin as a suitor.
* Dmitri Prokofich Razumikhin (Дмитрий Прокофьич Разумихин) – Raskolnikov's loyal friend. In terms of Razumikhin's contribution to Dostoevsky's anti-radical thematics, he is intended to represent something of a reconciliation of the pervasive thematic conflict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The fact that his name means reason shows Dostoevsky's desire to employ this faculty as a foundational basis for his Christian faith in God.
* Katerina Ivanovna Marmeladova (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Мармеладова) – Semyon Marmeladov's consumptive and ill-tempered second wife, stepmother to Sonya. She drives Sonya into prostitution in a fit of rage, but later regrets it, and beats her children mercilessly, but works ferociously to improve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She is obsessed with demonstrating that slum life is far below her station. Following Marmeladov's death, she uses Raskolnikov's money to hold a funeral.
* Semyon Zakharovich Marmeladov (Семён Захарович Мармеладов) – Hopeless drunk who indulges in his own suffering, and father of Sonya. Marmeladov could be seen as a Russian equivalent of the character of Micawber in Charles Dickens' novel, David Copperfield.[citation needed]
* Pulkheria Alexandrovna Raskolnikova (Пульхе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а) – Raskolnikov's relatively clueless, hopeful and loving mother. Following Raskolnikov's sentence, she falls ill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and eventually dies. She hints in her dying stages that she is slightly more aware of her son's fate, which was hidden from her by Dunya and Razumikhin.
* Pyotr Petrovich Luzhin (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Лужин) – A well-off lawyer who is engaged to Raskolnikov's sister Duny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 His motives for the marriage is rather despicable, as he states more or less that he chose her since she will be completely beholden to him financially.
* Andrey Semyenovich Lebezyatnikov (Андр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Лебезятников) – Luzhin's utopian socialist roommate who witnesses his attempt to frame Sonya and subsequently exposes him.
* Alyona Ivanovna (Алёна Ивановна) – Suspicious old pawnbroker who hoards money and is merciless to her patrons. She is Raskolnikov's intended target.
* Lizaveta Ivanovna (Лизавета Ивановна) – Alyona's simple and innocent sister. Raskolnikov murders her when she walks in immediately after Raskolnikov had killed Alyona. Lizaveta was a friend of Sonya's.
* Zosimov (Зосимов) – A friend of Razumikhin and a doctor who cared for Raskolnikov.
* Nastasya Petrovna (Настасья Петровна) – Raskolnikov's landlady's servant and a friend of Raskolnikov.
* Nikodim Fomich (Никодим Фомич)– The amiable Chief of Police.
* Ilya "Gunpowder" Petrovich (Илья Петрович) – A police official and Fomich's assistant.
* Alexander Grigorievich Zamyotov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Заметов) – Head clerk at the police station and friend to Razumikhin. Raskolnikov arouses Zamyotov's suspicions by explaining how he, Raskolnikov, would have committed various crimes, although Zamyotov later apologizes, believing, much to Raskolnikov's amusement, that it was all a farce to expose how ridiculous the suspicions were. This scene illustrates the argument of Raskolnikov's belief in his own superiority as Übermensch.[citation needed]
* Nikolai Dementiev (Николай Дементьев) – A painter and sectarian who admits to the murder, since his sect holds it to be supremely virtuous to suffer for another person's crime.
* Polina Mikhailovna Marmeladova (Поли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Мармеладова) – Ten-year-old adopted daughter of Semyon Zakharovich Marmeladov and younger stepsister to Sonya, sometimes known as Polechka.
Name Word Meaning (in Russian)
Rodion Romanovich Raskolnikov raskol a schism, or split; "raskolnik" is "one who splits" or "dissenter"; the verb raskalyvat' means "to cleave", "to chop","to crack","to split" or "to break"
Pyotr Petrovich Luzhin luzha a puddle
Dmitri Prokofich Razumikhin razum reason, intelligence
Alexander Grigorievich Zamyotov zametit to notice, to realize
Andrey Semyenovich Lebezyatnikov lebezit to fawn on somebody, to cringe
Semyon Zakharovich Marmeladov marmelad marmalade/jam
Arkady Ivanovich Svidrigailov Svidrigailo a Lithuanian duk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Structure
Crime and Punishment has a distinct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The novel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with an epilogue. The notion of "intrinsic duality"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has been commented upon, with the suggestion that there is a degree of symmetry to the book. Edward Wasiolek who has argued that Dostoevsky was a skilled craftsman, highly conscious of the formal pattern in his art, has likened the structure of Crime & Punishment to a "flattened X", saying:
Parts I-III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present the predominantly rational and proud Raskolnikov: Parts IV-VI, the emerging "irrational" and humble Raskolnikov. The first half of the novel shows the progressive death of the first ruling principle of his character; the last half, the progressive birth of the new ruling principle. The point of change comes in the very middle of the novel.
This compositional balance is achieved by means of the 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certain key episodes throughout the novel's six parts. The recurrence of these episodes in the two halves of the novel, as David Bethea has argued, is organized according to a mirror-like principle, whereby the "left" half of the novel reflects the "right" half. For her part, Margaret Church discerns a contrapuntal structuring: parts I, III and V deal largely with the main hero's relationship to his family (mother, sister and mother surrogates), while parts II, IV and VI deal with his relationship to the authorities of the state "and to various father figures".
The seventh part of the novel, the Epilogu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controversy. Some of Dostoevsky's critics have criticized the novel's final pages as superfluous, anti-climactic, unworthy of the rest of the work, while others have rushed to the defense of the Epilogue, offering various ingenious schemes which conclusively prove its inevitability and necessity. Steven Cassedy argues that Crime and Punishment "is formally two distinct but closely related, things, namely a particular type of tragedy in the classical Greek mold and a Christian resurrection tale". Cassedy concludes that "the logical demands of the tragic model as such are satisfied without the Epilogue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 At the same time, this tragedy contains a Christian component, and the logical demands of this element are met only by the resurrection promised in the Epilogue".
Crime and Punishment is written from a third-person omniscient perspective. It is focalized primari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askolnikov; however, it does at times switch to the perspective of Svidrigailov, Razumikhin, Peter Petrovich, or Dunya. This narrative technique, which fuses the narrator very closely with the consciousness and point of view of the central characters of the plot, was original for its period. Franks notes that his identification, through Dostoevsky's use of the time shifts of memory and his manipulation of temporal sequence, begins to approach the later experiments of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Virginia Woolf, and James Joyce. A late nineteenth-century reader was, however, accustomed to more orderly and linear types of expository narration. This led to the persistence of the legend that Dostoevsky was an untidy and negligent craftsman, and to critical observations like the following by Melchior de Vogüé:
"A word ... one does not even notice, a small fact that takes up only a line, have their reverberations fifty pages later ... [so that] the continuity becomes unintelligible if one skips a couple of pages."
Dostoevsky uses different speech mannerisms and sentences of different length for different characters. Those who use artificial language—Luzhin, for example—are identified as unattractive people. Mrs. Marmeladov's disintegrating mind is reflected in her language, too. In the original Russian text, the names of the major characters have something of a double meaning, but in translation the subtlety of the language is sometimes lost. There is even a play with the Russian word for crime ("prestuplenie"), which is literally translated as a stepping across or a transgression. The physical image of crime as a crossing over a barrier or a boundary is lost in translation. So is the religious implication of transgression, which in English refers to a sin rather than a crime.
Symbolism
The Dreams
Raskolnikov's dreams always have a symbolic meaning, which suggests a psychological view. In the dream about the horse, the mare has to sacrifice itself for the men who are too much in a rush to wait. This could be symbolic of women sacrificing themselves for men, just like Raskolnikov's belief that Dunya is sacrificing herself for Rodya by marrying Luzhin. Some critics have suggested this dream is the fullest single expression of the whole novel, containing the nihilistic destruction of an innocent creature and Rodion's suppressed sympathy for it (although the young Rodion in the dream runs to the horse, he still murders the pawnbroker soon after waking). The dream is also mentioned when Raskolnikov talks to Marmeladov. He states that his daughter, Sonya, has to sell her body to earn a living for their family. The dream is also a blatant warning for the impending murder.
In the final pages, Raskolnikov, who at this point is in the prison infirmary, has a feverish dream about a plague of nihilism, that enters Russia and Europe from the east and which spreads senseless dissent (Raskolnikov's name alludes to "raskol", dissent) and fanatic dedication to "new ideas": it finally engulfs all of mankind. Though we don't learn anything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se ideas they clearly disrupt society forever and are seen as exclusively critical assaults on ordinary thinking: it is clear that Dostoevsky was envisaging the new, 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 nihilist ideas which were entering Russia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is watershed decade, and with which Dostoevsky would be in debate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cp. Chernyshevsky's What Is to Be Done?, Dobrolyubov's abrasive journalism, Turgenev's Fathers and Sons and Dostoevsky's own The Possessed). Just like the novel demonstrates and argues Dostoevsky's conviction that "if God doesn't exist (or is not recognized) then anything is permissible" the dream sums up his fear that if men won't check their thinking against the realities of life and nature, and if they are unwilling to listen to reason or authority, then no ideas or cultural institutions will last and only brute barbarism can be the result. Janko Lavrin, who took part i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WWI era, knew Lenin and Trotsky and many others, and later would spend years writing and researching on Dostoevsky and other Russian classics, called this final dream "prophetic in its symbolism".
The Cross
Sonya gives Rodya a cross when he goes to turn himself in. He takes his pain upon him by carrying the cross through town, like Jesus; he falls to his knees in the town square on the way to his confession. Sonya carried the cross up until then, which indicates that, as literally mentioned in the book, she suffers for him, in a semi-Christ-like manner. Sonya and Lizaveta had exchanged crosses and become spiritual sisters, originally the cross was Lizaveta's — so Sonya carries Lizaveta's cross, the cross of Rodya's innocent victim, whom he didn't intend to kill.
Saint Petersburg
“ On an exceptionally hot evening early in July a young man came out of the garret in which he lodged in S. Place and walked slowly, as though in hesitation, towards K. bridge. ”
— Fyodor 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I, I
The above opening sentence of the novel has a symbolic function: Russian critic Vadim K. Kozhinov argues that the reference to the "exceptionally hot evening" establishes not only the suffocating atmosphere of Saint Petersburg in midsummer but also "the infernal ambience of the crime itself". Dostoevsky was among the first to recognize the symbolic possibilities of city life and imagery drawn from the city. I. F. I. Evnin regards Crime and Punishment as the first great Russian novel "in which the climactic moments of the action are played out in dirty taverns, on the street, in the sordid black rooms of the poor".
Dostoevsky's Petersburg is the city of unrelieved poverty; "magnificence has no place in it, because magnificence is external, formal abstract, cold". Dostoevsky connects the city's problems to Raskolnikov's thoughts and subsequent actions. The crowded streets and squares, the shabby houses and taverns, the noise and stench, all are transformed by Dostoevsky into a rich store of metaphors for states of mind. Donald Fanger asserts that "the real city [...] rendered with a striking concreteness, is also a city of the mind in the way that its atmosphere answers Raskolnikov's spiritual condition and almost symbolizes it. It is crowded, stifling, and parched."
Themes
Dostoevsky's letter to Katkov reveals his immediate inspiration, to which he remained faithful even after his original plan evolved into a much more ambitious creation: a desire to counteract what he regarded as nefarious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the doctrines of Russian nihilism. In the novel, Dostoevsky pinpointed the dangers of both utilitarianism and rationalism, the main ideas of which inspired the radicals, continuing a fierce criticism he had already started with his Notes from Underground. A Slavophile religious believer, Dostoevsky utilized the characters, dialogue and narrative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to articulate an argument against westernizing ideas in general. He thus attacked a peculiar Russian blend of French utopian socialism and Benthamite utilitarianism, which had led to what revolutionaries, such as Nikolai Chernyshevsky, called "rational egoism".
The radicals refused, however, to recognize themselves in the novel's pages (Dimitri Pisarev ridiculed the notion that Raskolnikov's ideas could be identified with those of the radicals of his time), since Dostoevsky portrayed nihilistic ideas to their most extreme consequences. The aim of these ideas was altruistic and humanitarian, but these aims were to be achieved by relying on reason and suppressing entirely the spontaneous outflow of Christian pity and compassion. Chernyshevsky's utilitarian ethic proposed that thought and will in man were subject to the laws of physical science. Dostoevsky believed that such ideas limited man to a product of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negating spontaneous emotional responses. In its latest variety of Bazarovism, Russian nihilism encouraged the creation of an élite of superior individuals to whom the hopes of the future were to be entrusted.
Raskolnikov exemplifies all the potentially disastrous hazards contained in such an ideal. Frank notes that "the moral-psychological traits of his character incorporate this antinomy between instinctive kindness, sympathy, and pity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a proud and idealistic egoism that has become perverted into a contemptuous disdain for the submissive herd". Raskolnikov's inner conflict in the opening section of the novel results in a utilitarian-altruistic justification for the proposed crime: why not kill a wretched and "useless" old moneylender to alleviate the human misery? Dostoevsky wants to show that this utilitarian type of reasoning and its conclusions had become widespread and commonplace; they were by no means the solitary invention of Raskolnikov's tormented and disordered mind. Such radical and utilitarian ideas act to reinforce the innate egoism of Raskolnikov's character, and to turn him into a hater rather than a lover of his fellow humans. He even becomes fascinated with the majestic image of a Napoleonic personality who, in the interests of a higher social good, believes that he possesses a moral right to kill. Indeed, his "Napoleon-like" plan drags him to a well-calculated murder, the ultimate conclusion of his self-deception with utilitarianism.
In his depiction of the Petersburg background, Dostoevsky accentuates the squalor and human wretchedness that pass before Raskolnikov's eyes. He also uses Raskolnikov's encounter with Marmeladov to present both the heartlessness of Raskolnikov's convictions and the alternative set of values to be set against them. Dostoevsky believes that the "freedom" propounded by the aforementioned ideas is a dreadful freedom "that is contained by no values, because it is before values". The product of this "freedom", Raskolnikov, is in perpetual revolt against society, himself, and God. He thinks that he is self-sufficient and self-contained, but at the end "his boundless self-confidence must disappear in the face of what is greater than himself, and his self-fabricated justification must humble itself before the higher justice of God". Dostoevsky calls for the regener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sick" Russian society through the re-discovering of their country, their religion, and their roots.
Reception
The first part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published in the January and February issues of The Russian Messenger met with public success. Although the remaining parts of the novel had still to be written, an anonymous reviewer wrote that "the novel promises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the author of The House of the Dead". In his memoirs, the conservative belletrist Nikolay Strakhov recalled that in Russia Crime and Punishment was the literary sensation of 1866.
The novel soon attracted the criticism of the liberal and radical critics. G.Z. Yeliseyev sprang to the defense of the Russian student corporations, and wondered, "Has there ever been a case of a student committing murder for the sake of robbery?" Pisarev, aware of the novel's artistic value attempted in 1867 another approach: he argued that Raskolnikov was a product of his environment, and explained that the main theme of the work was poverty and its results. He measured the novel's excellence by the accuracy and understanding with which Dostoevsky portraye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y, and focused on what he regarded as inconsistencies in the novel's plot. Strakhov rejected Pisarev's contention that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was essential to the novel, and pointed out that Dostoevsky's attitude towards his hero was sympathetic: "This is not mockery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neither a reproach nor an accusation—it is a lament over it."
English translations
* Frederick Whishaw (1885)
* Constance Garnett (1914)
* David Magarshack (1951)
* Princess Alexandra Kropotkin (1953)
* Jessie Coulson (1953)
* Sidney Monas (1968)
* David McDuff (1991)
* Richard Pevear & Larissa Volokhonsky (1992)
* Julius Katzer
* Michael Scammell
Film adaptations
Main article: Film adaptation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re have been over 25 film adaptation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y include:
* Raskolnikow (aka Crime and Punishment) (1923, directed by Robert Wiene)
* Crime and Punishment (1935, starring Peter Lorre, Edward Arnold and Marian Marsh)
* Eigoban Tsumi to Batsu (1953, manga by Tezuka Osamu, under his interpretation)
* Crime and Punishment (1970 film) (Soviet film, 1970, starring Georgi Taratorkin, Tatyana Bedova, Vladimir Basov, Victoria Fyodorova) dir. Lev Kulidzhanov
* Rikos ja Rangaistus (1983;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 first movie by the Finnish director Aki Kaurismäki, with Markku Toikka in the lead role. The story has been transplanted to modern-day Helsinki, Finland.
*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Suburbia (2000, an adaptation set in modern America and "loosely based" on the novel)
* Columbo (1971 - 78, and intermittently otherwise, starring the American actor Peter Falk) According to the creator of "Columbo", William Link, the American detective "Columbo", is based in part upon Porfiry Petrovich.
离他住处不远有家当铺，老板娘是个高利贷者，心狠手辣。一天晚上，拉斯柯尔尼科夫乘她一人在家，闯入室内，把她杀死。此时老板娘的异母妹妹外出返回，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慌乱中又杀死了她。次日清晨，他收到警察局的传票，惊恐万分，后知是为追交欠款时才松了口气。他在离开时无意中听到警官谈论昨晚凶杀案，紧张得昏厥过去，引起一警官注意。他清醒后回到家里就卧床不起，几天不省人事，后来病情有所好转，但内心却处于更痛苦的矛盾冲突中。
几天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偶然见到因车祸而生命垂危的马尔美拉陀夫。他要求警察将伤者送回家中，马尔美拉陀夫到家后就死去。拉斯柯尔尼科夫同情孤儿寡母的不幸，拿出母亲刚寄来的25卢布接济她们。律师卢仁想用欺骗手段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娅，由于遭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极力反对而告吹。卢仁怀恨在心，企图以诬陷索尼娅偷他的钱来证明拉斯柯尔尼科夫行为不端——将母亲的血汗钱送给坏女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当众揭穿了卢仁的无耻行为，索尼姬十分感激他。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尽管没露痕迹，但是却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他感到自己原先的一切美好的感情都随之泯灭了，这是比法律惩罚更严厉的良心惩罚。他意识到自己的“实验”失败了。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索尼娅处，受到索尼娅宗教思想的感召，向她说出了犯罪的真相与动机。在索尼娅的劝说下，他向警方投案自首。
拉斯柯尔尼科夫被判处8年苦役，来到了西伯利亚。不久，索尼娅也来到了那里。一天清晨，两人在河边相遇。他们决心虔信上帝，以忏悔的心情承受一切苦难，获取精神上的新生。
《罪与罚》是一部卓越的社会心理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
小说以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惩罚为主线，广泛地描写了俄国城市贫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作者笔下的京城彼得堡是一派暗无天日的景象：草市场上聚集着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被马车撞倒在街头，发疯的女人带着孩子沿街乞讨……与此同时，高利贷老太婆瞪大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小人物”，以达到利己的目的，而荒淫无度的贵族地主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作者怀着真切的同情和满腔的激愤，将19世纪60年代沙俄京城的黑暗、赤贫、绝望和污浊一起无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一个有天赋、有正义感的青年，但同时他的性格阴郁、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下平凡的人”，竟然去行凶杀人，“在他身上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变化”。正是这双重人格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主人公不断地动摇在对自己的“理论”（即关于“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的观点）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如果甘愿做逆来顺受的“平凡的人”，那么等待他的是马尔美拉陀夫的悲惨结局，如果去做一个不顾一切道德准则的“人类主宰者”，那就会与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同流合污。他的人格中的主导面终于在白热化的搏斗中占了优势，并推动他最后否定自己的“理论”，向索尼娅靠拢。小说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原则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毒害，有力地批判了这一原则的反人道主义的实质，并且从客观上否定了建立在“超人”哲学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因为这种反抗决不可能给被压迫者带来新生活的转机。
然而，作者作出的上述揭露和批判仅仅是从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思想出发的。作者认为一切以暴力抗恶的作法都不足取，因为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作者还力图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归结为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所致。用索尼娅的话来说，是因为“您离开了上帝，上帝惩罚了您，把您交给了魔鬼！”作者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安排的一条“新生”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与黑暗现实妥协的道路，也就是所谓“索尼娅的道路”。作者把索尼娅看作人类苦难的象征，并在她身上体现了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过痛苦净化灵魂的思想，作为一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一个受压迫最深的女性，索尼娅的形象有着不可低估的典型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人物，这一形象却显得十分苍白。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宣扬的这些宗教思想，与整部作品所显示的强大批判力量是不相协调的：这里充分表现出作者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罪与罚》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小说比较全面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的特点。作者始终让人物处在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通过人物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揭示人物性格，同时作者对幻觉、梦魇和变态心理的刻画也极为出色。小说中，由于作者着力拓宽人物的心理结构，情节结构相对地处于从属地位。尽管作品中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的遭遇令人同情，凶杀事件扣人心弦，但它们都只是“一份犯罪的心理报告”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这部小说场面转换快，场景推移迅速，主要情节过程只用了几天时间，在浓缩的时空中容纳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小说的时代色彩和政论色彩十分鲜明。
Crime and Punishment focuses on the mental anguish and moral dilemmas of Rodion Romanovich Raskolnikov, an impoverished ex-student from St. Petersburg who formulates and executes a plan to kill an unscrupulous pawnbroker for her money. Raskolnikov argues that with the pawnbroker's money he can perform good deeds to counterbalance the crime, while ridding the world of a worthless parasite. This murder he also commits to test Raskolnikov's hypothesis that some people are naturally able to and also have the right to murder. Several times throughout the novel, Raskolnikov also justifies his actions by connecting himself mentally with Napoleon Bonaparte, believing that murder is permissible in pursuit of a higher purpose.
Creation
Dostoevsky conceived the idea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summer of 1865, having gambled away much of his fortune, unable to pay his bill or afford proper meals. At the time the author owed large sums of money to creditors, and was trying to help the family of his brother Mikhail, who had died in early 1864. Projected under the title The Drunkards, it was to deal "with the present question of drunkness ... [in] all its ramifications, especially the picture of a family and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 in these circumstance, etc., etc." Once Dostoevsky conceived Raskolnikov and his crime, now inspired by the case of Pierre François Lacenaire, this theme became ancillary, centering on the story of the Marmeladov family.
Dostoevsky offered his story or novella (at the time Dostoevsky was not thinking of a novel) to the publisher Mikhail Katkov. His monthly journal, The Russian Messenger, was a prestigious publication of its kind, and the outlet for both Ivan Turgenev and Leo Tolstoy, but Dostoevsky, having carried on quite bruising polemics with Katkov in early 1860s, had never published anything in its pages. Dostoevsky turned as a last resort to Katkov, and asked for an advance on a proposed contribution after all other appeals elsewhere failed. In a letter to Katkov written in September 1865, Dostoevsky explained to him that the work was to be about a young man who yields to "certain strange, 'unfinished' ideas, yes floating in the air"; he had thus embarked on his plan to explore the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dangers of the "radical" ideology. In letters written in November 1865 an important conceptual change occurred: the "story" has become a "novel", and from here on all references to Crime and Punishment are to a novel.
Dostoevsky had to race against time, in order to finish on time both The Gambler and Crime and Punishment. Anna Snitkina, a stenographer who would soon become his second wife, was a great help for Dostoevsky during this difficult task. The first part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appeared in the January 1866 issue of The Russian Messenger, and the last one was published in December 1866.
“ At the end of November much had been written and was ready; I burned it all; I can confess that now. I didn't like it myself. A new form, a new plan excited me, and I started all over again. ”
— Dostoevsky's letter to his friend Alexander Wrangel in February 1886
In the complete edition of Dostoevsky's writings published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editors reassembled and printed the notebooks that the writer kept while working on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 sequence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the various stages of composition. Because of these labors, there is now a fragmentary working draft of the story, or novella, as initially conceived, as well as two other versions of the text. These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as the Wiesbaden edition, the Petersburg edition, and the final plan, involving the shift from a first-person narrator to the indigenous variety of third-person form invented by Dostoevsky. The Wiesbaden edition concentrates entirely on the moral/physic reactions of the narrator after the murder. It coincides roughly with the story that Dostoevsky described in his letter to Katkov, and written in a form of a diary or journal, corresponds to what eventually became part II.
“ I wrote [this chapter] with genuine inspiration, but perhaps it is no good; but for them the question is not its literary worth, they are worried about its morality. Here I was in the right—nothing was against morality, and even quite the contrary, but they saw otherwise and, what's more, saw traces of nihilism ... I took it back, and this revision of a large chapter cost me at least three new chapters of work, judging by the effort and the weariness; but I corrected it and gave it back. ”
— Dostoevsky's letter to A.P. Milyukov
Why Dostoevsky abandoned his initial version remains a matter of speculation. According to Joseph Frank,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his protagonist began to develop beyond the boundaries in which he had first been conceived". The notebooks indicate that Dostoevsky was aware of the emergence of new aspects of Raskolnikov's character as the plot action proceeded, and he structured the novel in conformity with this "metamorphosis," Frank says. Dostoevsky thus decided to fuse the story with his previous idea for a novel called The Drunkards. The final version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came to birth only when, in November 1865, Dostoevsky decided to recast his novel in the third person. This shift was the culmination of a long struggle, present through all the early stages of composition. Once having decided, Dostoevsky began to rewrite from scratch, and was able to easily integrate sections of the early manuscript into the final text—Frank says that he did not, as he told Wrangel, burn everything he had written earlier.
The final draft went smoothly, except for a clash with the editors of The Russian Messenger, about which very little is known. Since the manuscript Dostoevsky turned in to Katkov was lost, it is unclear what the editors had objected to in the original. In 1889, the editors of the journal commented that "it was not easy for him [Dostoevsky] to give up his intentionally exaggerated idealization of Sonya as a woman who carried self-sacrifice to the point of sacrificing her body". It seems that Dostoevsky had initially given Sonya a much more affirmative role in the scene, in which she reads the Gospel story of the raising of Lazarus to Raskolnikov.
Plot
Raskolnikov, a mentally unstable drop-out student, lives in a tiny, rented room in Saint Petersburg. He refuses all help, even from his friend Razumikhin, and devises a plan to murder and to rob an unpleasant elderly pawn-broker and money-lender, Alyona Ivanovna. His motivation, whether personal or ideological, remains at this point unclear. While still considering the plan, Raskolnikov makes the acquaintance of Semyon Zakharovich Marmeladov, a drunkard who recently squandered his family's little wealth. He also receives a letter from his sister and mother, speaking of their coming visit to St. Petersberg, and his sister's sudden marriage plans which they plan on discussing upon their arrival.
After much deliberation, Raskolnikov sneaks into Alyona Ivanovna's apartment where he murders her with an ax. He also kills her half-sister, Lizaveta, who happens to stumble upon the scene of the crime. Shaken by his actions, Raskolnikov manages to only steal a handful of items and a small purse, leaving much of the pawn-broker's wealth untouched. Raskolnikov then flees and manages to leave miraculously unseen and undetected.
After the bungled murder, Raskolnikov falls into a feverish state and begins to worry obsessively over the murder. He hides the stolen items and purse under a rock, and tries desperately to clean his clothing of any blood or evidence. He falls into a fever later that day, though not before calling briefly on his old friend Razumikhin. As the fever comes and goes in the following days, Raskolnikov behaves as though he wishes to betray himself. He shows strange reactions to whosoever mentions the murder of the pawn-broker, which is now known about and talked of in the city. In his delirium, Raskolnikov wanders Petersberg, draw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himself and his relation to the crime. In one of walks through the city, he sees Marmeladov being struck mortally by a carriage in the streets. Rushing to help him, Raskolnikov gives the remainder of his money to the man's family, which includes his teenage daughter, Sonia, who has been forced to become a prostitute to support her family.
In the meantime, Raskolnikov's mother, Pulkheria Alexandrovna, and his sister, Avdotya Romanovna (or Dunya) have arrived in town. Avdotya had been working as a governess for the Svidrigailov family until this point, but was forced out of the position by the head of the family, Arkady Ivanovich Svidrigaïlov. Svidrigailov, a married man, was attracted to Avdotya's physical beauty and her stunning spiritual qualities, and offered her riches and elopement. Avdotya, having none of this, fled the family and lost her source of income, only to meet Pyotr Petrovich Luzhin, a man of modest income and rank. Luzhin proposes to marry Avdotya, thereby securing her and her mother's financial safety, provided she accept him quickly and without question. It is for these very reasons that the two of them come to St. Petersberg, both to meet Luzhin there and to attain Raskolnikov's approval. Luzhin, however, calls on Raskolnikov while he is in a delirious state and presents himself as a foolish, self-righteous and presuming man. Raskolnikov dismisses him immediately as a potential husband for his sister, and realizes that she only accepted him to help her family.
As the novel progresses, Raskolnikov is introduced to the detective Porfiry, who begins to suspect him for the murder purely on psychological grounds. At the same time, a chaste relationship develops between Raskolnikov and Sonya. Sonya, though a prostitute, is full of Christian virtue and is only driven into the profession by her family's poverty. Meanwhile, Razumikhin and Raskolnikov manage to keep Avdotya from continuing her relationship with Luzhin, whose true character is exposed to be conniving and base. At this point, Svidrigailov appears on the scene, having come from the province to Petersberg, almost solely to seek out Avdotya. He reveals that his wife is dead, and that he is willing to pay Avdotya a vast sum of money in exchange for nothing. She, upon hearing the news, refuses flat out, suspecting him of treachery.
As Raskolnikov and Porfiry continue to meet, Raskolnikov's motives for the crime become exposed. Porfiry becomes increasingly certain of the man's guilt, but has no concrete evidence or witnesses with which to back this suspicion up. Raskolnikov's nerves begin to wear thin, and he is constantly struggling with the the idea of confessing, though he knows that he can never be truly convicted. He turns to Sonya for support, and confesses his crime to her. By coincidence, Svidrigailov has taken up residence in a room next to Sonya's and overhears the entire confession. When the two men meet face to face, Svidrigailov acknowledges this fact, and suggests that he may use it against him, should he need to. Svidrigailov also speaks of his own past, in which he reveals that he has committed murder and most recently killed his wife.
Raskolnikov is at this point completely torn; he is urged by Sonya to confess, and Svidrigailov's testimony could potentially convict him. Meantime, Svidrigailov attempts to seduce and then rape Avdotya, who convinces him not to. He then spends a night in confusion, and in the morning shoots himself. This same morning, Raskolnikov goes again to Sonya, who again urges him to confess and to clear his conscience. He makes his way to the police station, where he is met by the news of Svidrigailov's suicide. He hesitates a moment, thinking again that he might get away with a perfect crime, but is persuaded by Sonya to confess.
The epilogue tells of how Raskolnikov is sentenced to penal servitude in Siberia, where Sonya follows him. Avdotya and Razumikhin marry and are left in a happy position by the end of the novel. Raskolnikov, however, struggles in Siberia. It is only after some time serving that his redemption and moral regeneration begin under Sonya's loving influence.
Characters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Dostoevsky succeeds in fusing the personality of his main character, Rodion Romanovich Raskolnikov (Russian: Родион Роман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with his new anti-radical ideological themes. The main plot involves a murder as the result of "ideological intoxication," and depicts all the disastrous moral and psychical consequences that result from the murderer. Raskolnikov's psychology is placed at the center, and carefully interwoven with the ideas behind his transgression; every other feature of the novel illuminates the agonizing dilemma in which Raskolnikov is caught.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e novel's plot is another variation of a conventional nineteenth-century theme: an innocent young provincial comes to seek his fortune in the capital, where he succumbs to corruption, and loses all traces of his former freshness and purity. However, as Gary Rosenshield points out, "Raskolnikov succumbs not to the temptations of high society as Honoré de Balzac's Rastignac or Stendhal's Julien Sorel, but to those of rationalistic Petersburg".
Raskolnikov is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action is focalized primarily from his perspective. Despite its name, the novel does not so much deal with the crime and its formal punishment, as with Raskolnikov's internal struggl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does not do justice to the plot, however, in Russia, the title means 'transgression' over a border, which is what Raskolnikov emotionally does).[citation needed] The book shows that his punishment results more from his conscience than from the law. He committed murder with the belief that he possessed enough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fortitude to deal with the ramifications, [based on his paper/thesis, "On Crime", that he is a Napoleon], but his sense of guilt soon overwhelms him. It is only in the epilogue that he realizes his formal punishment, having decided to confess and end his alienation.
Sofia Semyonovna Marmeladova (Russian: Софья Семёновна Мармеладова), variously called Sonia and Sonechka, is the daughter of a drunk, Semyon Zakharovich Marmeladov, whom Raskolnikov meets in a taver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 and who, Raskolnikov discerns, shares the same feelings of shame and alienation as he does. She becomes the first person to whom Raskolnikov confesses his crime, and she supports him even though she was friends with one of the victims (Lizaveta). For most of the novel, Sonya serves as the spiritual guide for Raskolnikov. After his confession she follows him to Siberia where she lives in the same town as the prison.
Other characters of the novel are:
* Porfiry Petrovich (Порфирий Петрович) – The detective in charge of solving the murders of Lizaveta and Alyona Ivanovna, who, along with Sonya, guides Raskolnikov towards confession. Unlike Sonya, however, Porfiry does this through psychological games. Despite the lack of evidence, he becomes certain Raskolnikov is the murderer following several conversations with him, but gives him the chance to confess voluntarily. He attempts to confuse and to provoke the unstable Raskolnikov in an attempt to coerce him to confess.
* Avdotya Romanovna Raskolnikova (Авдотья Романовна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а) – Raskolnikov's strong willed and self-sacrificial sister, called Dunya, Dounia or Dunechka for short. She initially plans to marry the wealthy, yet smug and self-possessed, Luzhin, to save the family from financial destitution. She has a habit of pacing across the room while thinking. She is followed to Saint Petersburg by the disturbed Svidrigailov, who seeks to win her back through blackmail. She rejects both men in favour of Raskolnikov's loyal friend, Razumikhin.
* Arkady Ivanovich Svidrigaïlov (Арк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видригайлов) – Sensual, depraved, and wealthy former employer and current pursuer of Dunya, Svidrigaïlov is suspected of multiple acts of murder, and overhears Raskolnikov's confessions to Sonya. With this knowledge he torments both Dunya and Raskolnikov but does not inform the police. When Dunya tells him she could never love him (after attempting to shoot him) he lets her go and commits suicide. Whereas Sonya represents the path to salvation, Svidrigaïlov represents the other path towards suicide. Despite his apparent malevolence, Svidrigaïlov is similar to Raskolnikov in regard to his random acts of charity. He fronts the money for the Marmeladov children to enter an orphanage (after both their parents die), gives Sonya five percent bank notes totalling three thousand rubles, and leaves the rest of his money to his juvenile fiancée.
* Marfa Petrovna Svidrigailova (Марфа Петровна Свидригайлова) – Arkady Svidrigaïlov's deceased wife, whom he is suspected of having murdered, and who he claims has visited him as a ghost. Her bequest of 3,000 rubles to Dunya allows Dunya to reject Luzhin as a suitor.
* Dmitri Prokofich Razumikhin (Дмитрий Прокофьич Разумихин) – Raskolnikov's loyal friend. In terms of Razumikhin's contribution to Dostoevsky's anti-radical thematics, he is intended to represent something of a reconciliation of the pervasive thematic conflict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The fact that his name means reason shows Dostoevsky's desire to employ this faculty as a foundational basis for his Christian faith in God.
* Katerina Ivanovna Marmeladova (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Мармеладова) – Semyon Marmeladov's consumptive and ill-tempered second wife, stepmother to Sonya. She drives Sonya into prostitution in a fit of rage, but later regrets it, and beats her children mercilessly, but works ferociously to improve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She is obsessed with demonstrating that slum life is far below her station. Following Marmeladov's death, she uses Raskolnikov's money to hold a funeral.
* Semyon Zakharovich Marmeladov (Семён Захарович Мармеладов) – Hopeless drunk who indulges in his own suffering, and father of Sonya. Marmeladov could be seen as a Russian equivalent of the character of Micawber in Charles Dickens' novel, David Copperfield.[citation needed]
* Pulkheria Alexandrovna Raskolnikova (Пульхе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а) – Raskolnikov's relatively clueless, hopeful and loving mother. Following Raskolnikov's sentence, she falls ill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and eventually dies. She hints in her dying stages that she is slightly more aware of her son's fate, which was hidden from her by Dunya and Razumikhin.
* Pyotr Petrovich Luzhin (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Лужин) – A well-off lawyer who is engaged to Raskolnikov's sister Duny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 His motives for the marriage is rather despicable, as he states more or less that he chose her since she will be completely beholden to him financially.
* Andrey Semyenovich Lebezyatnikov (Андр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Лебезятников) – Luzhin's utopian socialist roommate who witnesses his attempt to frame Sonya and subsequently exposes him.
* Alyona Ivanovna (Алёна Ивановна) – Suspicious old pawnbroker who hoards money and is merciless to her patrons. She is Raskolnikov's intended target.
* Lizaveta Ivanovna (Лизавета Ивановна) – Alyona's simple and innocent sister. Raskolnikov murders her when she walks in immediately after Raskolnikov had killed Alyona. Lizaveta was a friend of Sonya's.
* Zosimov (Зосимов) – A friend of Razumikhin and a doctor who cared for Raskolnikov.
* Nastasya Petrovna (Настасья Петровна) – Raskolnikov's landlady's servant and a friend of Raskolnikov.
* Nikodim Fomich (Никодим Фомич)– The amiable Chief of Police.
* Ilya "Gunpowder" Petrovich (Илья Петрович) – A police official and Fomich's assistant.
* Alexander Grigorievich Zamyotov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Заметов) – Head clerk at the police station and friend to Razumikhin. Raskolnikov arouses Zamyotov's suspicions by explaining how he, Raskolnikov, would have committed various crimes, although Zamyotov later apologizes, believing, much to Raskolnikov's amusement, that it was all a farce to expose how ridiculous the suspicions were. This scene illustrates the argument of Raskolnikov's belief in his own superiority as Übermensch.[citation needed]
* Nikolai Dementiev (Николай Дементьев) – A painter and sectarian who admits to the murder, since his sect holds it to be supremely virtuous to suffer for another person's crime.
* Polina Mikhailovna Marmeladova (Поли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Мармеладова) – Ten-year-old adopted daughter of Semyon Zakharovich Marmeladov and younger stepsister to Sonya, sometimes known as Polechka.
Name Word Meaning (in Russian)
Rodion Romanovich Raskolnikov raskol a schism, or split; "raskolnik" is "one who splits" or "dissenter"; the verb raskalyvat' means "to cleave", "to chop","to crack","to split" or "to break"
Pyotr Petrovich Luzhin luzha a puddle
Dmitri Prokofich Razumikhin razum reason, intelligence
Alexander Grigorievich Zamyotov zametit to notice, to realize
Andrey Semyenovich Lebezyatnikov lebezit to fawn on somebody, to cringe
Semyon Zakharovich Marmeladov marmelad marmalade/jam
Arkady Ivanovich Svidrigailov Svidrigailo a Lithuanian duk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Structure
Crime and Punishment has a distinct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The novel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with an epilogue. The notion of "intrinsic duality"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has been commented upon, with the suggestion that there is a degree of symmetry to the book. Edward Wasiolek who has argued that Dostoevsky was a skilled craftsman, highly conscious of the formal pattern in his art, has likened the structure of Crime & Punishment to a "flattened X", saying:
Parts I-III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present the predominantly rational and proud Raskolnikov: Parts IV-VI, the emerging "irrational" and humble Raskolnikov. The first half of the novel shows the progressive death of the first ruling principle of his character; the last half, the progressive birth of the new ruling principle. The point of change comes in the very middle of the novel.
This compositional balance is achieved by means of the 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certain key episodes throughout the novel's six parts. The recurrence of these episodes in the two halves of the novel, as David Bethea has argued, is organized according to a mirror-like principle, whereby the "left" half of the novel reflects the "right" half. For her part, Margaret Church discerns a contrapuntal structuring: parts I, III and V deal largely with the main hero's relationship to his family (mother, sister and mother surrogates), while parts II, IV and VI deal with his relationship to the authorities of the state "and to various father figures".
The seventh part of the novel, the Epilogu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controversy. Some of Dostoevsky's critics have criticized the novel's final pages as superfluous, anti-climactic, unworthy of the rest of the work, while others have rushed to the defense of the Epilogue, offering various ingenious schemes which conclusively prove its inevitability and necessity. Steven Cassedy argues that Crime and Punishment "is formally two distinct but closely related, things, namely a particular type of tragedy in the classical Greek mold and a Christian resurrection tale". Cassedy concludes that "the logical demands of the tragic model as such are satisfied without the Epilogue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 At the same time, this tragedy contains a Christian component, and the logical demands of this element are met only by the resurrection promised in the Epilogue".
Crime and Punishment is written from a third-person omniscient perspective. It is focalized primari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askolnikov; however, it does at times switch to the perspective of Svidrigailov, Razumikhin, Peter Petrovich, or Dunya. This narrative technique, which fuses the narrator very closely with the consciousness and point of view of the central characters of the plot, was original for its period. Franks notes that his identification, through Dostoevsky's use of the time shifts of memory and his manipulation of temporal sequence, begins to approach the later experiments of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Virginia Woolf, and James Joyce. A late nineteenth-century reader was, however, accustomed to more orderly and linear types of expository narration. This led to the persistence of the legend that Dostoevsky was an untidy and negligent craftsman, and to critical observations like the following by Melchior de Vogüé:
"A word ... one does not even notice, a small fact that takes up only a line, have their reverberations fifty pages later ... [so that] the continuity becomes unintelligible if one skips a couple of pages."
Dostoevsky uses different speech mannerisms and sentences of different length for different characters. Those who use artificial language—Luzhin, for example—are identified as unattractive people. Mrs. Marmeladov's disintegrating mind is reflected in her language, too. In the original Russian text, the names of the major characters have something of a double meaning, but in translation the subtlety of the language is sometimes lost. There is even a play with the Russian word for crime ("prestuplenie"), which is literally translated as a stepping across or a transgression. The physical image of crime as a crossing over a barrier or a boundary is lost in translation. So is the religious implication of transgression, which in English refers to a sin rather than a crime.
Symbolism
The Dreams
Raskolnikov's dreams always have a symbolic meaning, which suggests a psychological view. In the dream about the horse, the mare has to sacrifice itself for the men who are too much in a rush to wait. This could be symbolic of women sacrificing themselves for men, just like Raskolnikov's belief that Dunya is sacrificing herself for Rodya by marrying Luzhin. Some critics have suggested this dream is the fullest single expression of the whole novel, containing the nihilistic destruction of an innocent creature and Rodion's suppressed sympathy for it (although the young Rodion in the dream runs to the horse, he still murders the pawnbroker soon after waking). The dream is also mentioned when Raskolnikov talks to Marmeladov. He states that his daughter, Sonya, has to sell her body to earn a living for their family. The dream is also a blatant warning for the impending murder.
In the final pages, Raskolnikov, who at this point is in the prison infirmary, has a feverish dream about a plague of nihilism, that enters Russia and Europe from the east and which spreads senseless dissent (Raskolnikov's name alludes to "raskol", dissent) and fanatic dedication to "new ideas": it finally engulfs all of mankind. Though we don't learn anything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se ideas they clearly disrupt society forever and are seen as exclusively critical assaults on ordinary thinking: it is clear that Dostoevsky was envisaging the new, 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 nihilist ideas which were entering Russia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is watershed decade, and with which Dostoevsky would be in debate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cp. Chernyshevsky's What Is to Be Done?, Dobrolyubov's abrasive journalism, Turgenev's Fathers and Sons and Dostoevsky's own The Possessed). Just like the novel demonstrates and argues Dostoevsky's conviction that "if God doesn't exist (or is not recognized) then anything is permissible" the dream sums up his fear that if men won't check their thinking against the realities of life and nature, and if they are unwilling to listen to reason or authority, then no ideas or cultural institutions will last and only brute barbarism can be the result. Janko Lavrin, who took part i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WWI era, knew Lenin and Trotsky and many others, and later would spend years writing and researching on Dostoevsky and other Russian classics, called this final dream "prophetic in its symbolism".
The Cross
Sonya gives Rodya a cross when he goes to turn himself in. He takes his pain upon him by carrying the cross through town, like Jesus; he falls to his knees in the town square on the way to his confession. Sonya carried the cross up until then, which indicates that, as literally mentioned in the book, she suffers for him, in a semi-Christ-like manner. Sonya and Lizaveta had exchanged crosses and become spiritual sisters, originally the cross was Lizaveta's — so Sonya carries Lizaveta's cross, the cross of Rodya's innocent victim, whom he didn't intend to kill.
Saint Petersburg
“ On an exceptionally hot evening early in July a young man came out of the garret in which he lodged in S. Place and walked slowly, as though in hesitation, towards K. bridge. ”
— Fyodor 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I, I
The above opening sentence of the novel has a symbolic function: Russian critic Vadim K. Kozhinov argues that the reference to the "exceptionally hot evening" establishes not only the suffocating atmosphere of Saint Petersburg in midsummer but also "the infernal ambience of the crime itself". Dostoevsky was among the first to recognize the symbolic possibilities of city life and imagery drawn from the city. I. F. I. Evnin regards Crime and Punishment as the first great Russian novel "in which the climactic moments of the action are played out in dirty taverns, on the street, in the sordid black rooms of the poor".
Dostoevsky's Petersburg is the city of unrelieved poverty; "magnificence has no place in it, because magnificence is external, formal abstract, cold". Dostoevsky connects the city's problems to Raskolnikov's thoughts and subsequent actions. The crowded streets and squares, the shabby houses and taverns, the noise and stench, all are transformed by Dostoevsky into a rich store of metaphors for states of mind. Donald Fanger asserts that "the real city [...] rendered with a striking concreteness, is also a city of the mind in the way that its atmosphere answers Raskolnikov's spiritual condition and almost symbolizes it. It is crowded, stifling, and parched."
Themes
Dostoevsky's letter to Katkov reveals his immediate inspiration, to which he remained faithful even after his original plan evolved into a much more ambitious creation: a desire to counteract what he regarded as nefarious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the doctrines of Russian nihilism. In the novel, Dostoevsky pinpointed the dangers of both utilitarianism and rationalism, the main ideas of which inspired the radicals, continuing a fierce criticism he had already started with his Notes from Underground. A Slavophile religious believer, Dostoevsky utilized the characters, dialogue and narrative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to articulate an argument against westernizing ideas in general. He thus attacked a peculiar Russian blend of French utopian socialism and Benthamite utilitarianism, which had led to what revolutionaries, such as Nikolai Chernyshevsky, called "rational egoism".
The radicals refused, however, to recognize themselves in the novel's pages (Dimitri Pisarev ridiculed the notion that Raskolnikov's ideas could be identified with those of the radicals of his time), since Dostoevsky portrayed nihilistic ideas to their most extreme consequences. The aim of these ideas was altruistic and humanitarian, but these aims were to be achieved by relying on reason and suppressing entirely the spontaneous outflow of Christian pity and compassion. Chernyshevsky's utilitarian ethic proposed that thought and will in man were subject to the laws of physical science. Dostoevsky believed that such ideas limited man to a product of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negating spontaneous emotional responses. In its latest variety of Bazarovism, Russian nihilism encouraged the creation of an élite of superior individuals to whom the hopes of the future were to be entrusted.
Raskolnikov exemplifies all the potentially disastrous hazards contained in such an ideal. Frank notes that "the moral-psychological traits of his character incorporate this antinomy between instinctive kindness, sympathy, and pity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a proud and idealistic egoism that has become perverted into a contemptuous disdain for the submissive herd". Raskolnikov's inner conflict in the opening section of the novel results in a utilitarian-altruistic justification for the proposed crime: why not kill a wretched and "useless" old moneylender to alleviate the human misery? Dostoevsky wants to show that this utilitarian type of reasoning and its conclusions had become widespread and commonplace; they were by no means the solitary invention of Raskolnikov's tormented and disordered mind. Such radical and utilitarian ideas act to reinforce the innate egoism of Raskolnikov's character, and to turn him into a hater rather than a lover of his fellow humans. He even becomes fascinated with the majestic image of a Napoleonic personality who, in the interests of a higher social good, believes that he possesses a moral right to kill. Indeed, his "Napoleon-like" plan drags him to a well-calculated murder, the ultimate conclusion of his self-deception with utilitarianism.
In his depiction of the Petersburg background, Dostoevsky accentuates the squalor and human wretchedness that pass before Raskolnikov's eyes. He also uses Raskolnikov's encounter with Marmeladov to present both the heartlessness of Raskolnikov's convictions and the alternative set of values to be set against them. Dostoevsky believes that the "freedom" propounded by the aforementioned ideas is a dreadful freedom "that is contained by no values, because it is before values". The product of this "freedom", Raskolnikov, is in perpetual revolt against society, himself, and God. He thinks that he is self-sufficient and self-contained, but at the end "his boundless self-confidence must disappear in the face of what is greater than himself, and his self-fabricated justification must humble itself before the higher justice of God". Dostoevsky calls for the regener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sick" Russian society through the re-discovering of their country, their religion, and their roots.
Reception
The first part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published in the January and February issues of The Russian Messenger met with public success. Although the remaining parts of the novel had still to be written, an anonymous reviewer wrote that "the novel promises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the author of The House of the Dead". In his memoirs, the conservative belletrist Nikolay Strakhov recalled that in Russia Crime and Punishment was the literary sensation of 1866.
The novel soon attracted the criticism of the liberal and radical critics. G.Z. Yeliseyev sprang to the defense of the Russian student corporations, and wondered, "Has there ever been a case of a student committing murder for the sake of robbery?" Pisarev, aware of the novel's artistic value attempted in 1867 another approach: he argued that Raskolnikov was a product of his environment, and explained that the main theme of the work was poverty and its results. He measured the novel's excellence by the accuracy and understanding with which Dostoevsky portraye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y, and focused on what he regarded as inconsistencies in the novel's plot. Strakhov rejected Pisarev's contention that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was essential to the novel, and pointed out that Dostoevsky's attitude towards his hero was sympathetic: "This is not mockery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neither a reproach nor an accusation—it is a lament over it."
English translations
* Frederick Whishaw (1885)
* Constance Garnett (1914)
* David Magarshack (1951)
* Princess Alexandra Kropotkin (1953)
* Jessie Coulson (1953)
* Sidney Monas (1968)
* David McDuff (1991)
* Richard Pevear & Larissa Volokhonsky (1992)
* Julius Katzer
* Michael Scammell
Film adaptations
Main article: Film adaptation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re have been over 25 film adaptation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y include:
* Raskolnikow (aka Crime and Punishment) (1923, directed by Robert Wiene)
* Crime and Punishment (1935, starring Peter Lorre, Edward Arnold and Marian Marsh)
* Eigoban Tsumi to Batsu (1953, manga by Tezuka Osamu, under his interpretation)
* Crime and Punishment (1970 film) (Soviet film, 1970, starring Georgi Taratorkin, Tatyana Bedova, Vladimir Basov, Victoria Fyodorova) dir. Lev Kulidzhanov
* Rikos ja Rangaistus (1983; Crime and Punishment), the first movie by the Finnish director Aki Kaurismäki, with Markku Toikka in the lead role. The story has been transplanted to modern-day Helsinki, Finland.
*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Suburbia (2000, an adaptation set in modern America and "loosely based" on the novel)
* Columbo (1971 - 78, and intermittently otherwise, starring the American actor Peter Falk) According to the creator of "Columbo", William Link, the American detective "Columbo", is based in part upon Porfiry Petrovich.
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同一套住房之中，同一个四屋楼上，住着两个年轻的同事：一个叫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涅菲杰维奇，另一个叫瓦夏·舒姆科夫……当然，作者觉得有必要向读者交代清楚，为什么一个主人公用全称，姓、名和父称一点不缺，而另一个却以小名称呼，目的无非是不让人以为这种写法不严肃，过份亲热、随便。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需要事先交代人物的身份、年龄、官衔和职务，甚至要描述他们的性格。许多作家都是这么做的。但本小说作者为了避免雷同（可能，某些人会认为这是出于狂妄），决定直接从人物的行动写起，说完这点开场白，作者就开始讲起来了。
（幻想小说）
一
我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人。现在他们叫我疯子。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依然不像先前那样荒唐的话，那么这一称呼倒是升了一级。不过，我现在已经不生气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全都很可爱，甚至当他们嘲笑我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他们特别可爱。假若望着他们我心里不是那么忧伤的话，我会同他们一道笑的，——不是笑我自己，而是由于喜欢他们。我之所以感到忧伤，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真理，而我却懂。唉，一个人懂得真理有多么难啊！但是这一点他们是理解不到的。
不，他们是不会理解的。
过去我感到非常伤心的，是因为我好像很荒唐可笑。不是好像，而是确实荒唐。我一向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这一点也许我一生下来就是如此。也许是七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个荒唐的人了。后来我上中学，进大学，结果呢——学得越多，越觉得自己荒唐。因此，对于我来说，大学里学到的全部知识仿佛只是最终向我证实和说明：我学习越深入越荒唐。学习如此，生活也是如此。时间一年年过去，我认识到我在各方面都很荒唐，这个认识在我身上也与年俱增。所有的人总是嘲笑我，但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如果说人世间有个什么人最了解我是荒唐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使我遗憾不过的正是他们不明了这一点。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自个儿有错：我老是那么高傲，从不愿意向任何人承认自己荒唐。我身上的这种傲慢在与年俱增，倘若我让自己向任何人承认自己荒唐，那么当晚我就会用手枪打碎自己的脑袋。啊，我小时候有多痛苦，生怕忍耐不住而突然向伙伴们坦白承认。然而，当我成长为青年后，虽然对自己很坏的品性一年比一年有更深的认识，但不知为什么心情却反而变得平静多了。的确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至今还不能断定其原因。这原因也许是由于某种极大地影响我的情况，使我心头积聚着极度的苦闷，这就使我萌发了一种信念：世界上到处都是·无·所·谓。我早就预感到了这一点，但是，完整的信念似乎是最近一年突然出现的。我忽然感到，世界的有无，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开始感到并且真正地感到，·我·身·边·空·无·一·物。起初，我总以为，许多东西过去是有的，但是后来我才悟出来，过去也是一无所有，只是不知因为什么才仿佛那样。我逐渐确信，将来也永远是一无所有。于是，我马上就不再对别人生气，也几乎不再对别人留意。说实在的，这种变化甚至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会表现出来。比如，有时候我在街上走着走着就撞着了人家。这不是由于沉思的缘故，我有什么要沉思的呢，我当时就根本没有想什么，因为我对什么都无所谓。我要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有多好，唉，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而有多少问题要解决啊？可是，我一想到·全·无·所·谓，一切问题便不复存在了。
就在那之后我弄清了。我是去年十一月，确切地说是去年十一月三日弄清的。打那以后我的每一瞬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事发生在一个漆黑漆黑的夜晚，恐怕只有这个夜晚才这么黑。当时是十点多钟，我正回家去。记得，我正在想着没有比这更阴暗的时候，甚至在肉体上也感觉得到。倾盆大雨下了一整天，那是一场最寒冷、最阴郁甚至叫人可怕的大雨。我记得，这雨甚至还对人怀着一种公然的敌意。而在十点多钟它却骤然停了，散发出一股令人觉得可怕的潮气，比下雨时还要潮湿，还要寒冷。街道路面上的每一块石板，每一条胡同，处处都在散发着雾气。如果从街上往胡同里望去，那里面也是雾气腾腾的。我突发奇想，如果街灯全部熄灭，会使人愉快些，因为它把什么都照得通明透亮，反而令人感到忧伤。这一天我几乎没有吃东西，晚上早早地到了一位工程师家，当时在坐的还有他的两位朋友。我一直默不作声，似乎很叫他们生厌。他们谈看吸引人的什么事情，甚至突然发起火来。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全无所谓，他们激动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我忽然把我的这一想法对他们说了出来：“先生们，我说你们本来是无所谓的嘛。”他们听了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我来。这是因我的话并无责备意味，而只是我觉得全都无所谓而已。他们看出我这全无所谓之后也就快活起来了。
当我走在大街上想着街灯的时候，我不时望望天空。天空黑得可怕，不过还能清晰地分辨出被撕碎的云块，云块之间是一个个无底的黑斑。在一个黑斑上，我突然发现一颗小星星，于是就仔细地观察起来。这是因为那颗小星星提示我：我决定在今夜自杀。早在两个月前我就果断地下了这一决心，尽管我很穷，还是买了一支漂亮的手枪，并且在当天就装上了子弹。但是，两个月已经过去，手枪依旧放在抽屉里。可我无所谓地想最后找一个不那么无所谓的时机，为什么要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因此，这两个月来，我每晚回家都想自杀。我一直在等待那个机会。而现在这颗小星星提示了我，我决定今晚·一·定自杀。那颗小星星为什么要提示我呢，我也不明白。
我正在仰望夜空，突然有个小女孩一把抓住我的衣袖。街道上已是空落落的，几乎不见人影。远处有个车夫在轻便马车里睡觉。小女孩约莫八岁，裹着头巾，穿件短外衣，浑身湿淋淋的。但我特别记得的是她那双湿漉漉的破皮鞋，而且现在也还记得。她那双鞋子格外引我注目。她骤然扯住我的衣袖叫喊。她没有哭，但似乎在断断续续地喊着什么，由于冷得全身打战，未能把话说清楚。她被什么事儿吓坏了，绝望地叫着：“好妈妈！好妈妈！”我向她扭过头去，不过什么也没有说又继续走路，但她跑上来把我拉住。她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小孩受了极度惊吓的绝望心情。我熟悉这种声音。尽管她没有把话说完，但我明白，或者是她母亲在什么地方快要死去，或者是她们在那里出了什么事，所以她跑出来叫人，想找点什么，去帮助她母亲。可是，我没有跟着她去，相反，却陡然起了赶走她的念头。起先，我要她去找，她却松开手，呜呜咽咽，气喘吁吁，老跟在我身边跑，不肯离开。于是，我冲她跺脚，吼一声。她只是喊着：“老爷！老爷！……”她突然离开了我，飞快地横过街去：街那边来了一个行人。看来，她不再跟着我，而去找那个行人了。
我登上五楼我的住处。我没有和东家住在一起，我有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小而简陋，有一个阁楼上常有的那种半圆形窗户。屋里有一个漆皮面沙发，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书，两把椅子，还有一把舒适的安乐椅，虽然十分陈旧，但却是一把伏尔泰式的高背深座椅。我坐下来，点燃蜡烛，开始思考。隔壁房里一片嘈杂吵闹声，近三天来都是如此。那里住着一个退伍大尉军官，他邀来一大群客人——五、六个酒肉朋友，正在喝酒、玩牌赌博。昨晚上他们竟然打起来了，我知道，他们有两人互相揪住对方的头发久久不放。女房东想数说他们，但惧怕那大尉。住在我们这儿的还有另一家房客：一位身材瘦小的团长太太，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他们住进来后小孩都病倒了。太太和孩子们都害怕大尉，怕得昏厥过去，整夜打哆嗦，画十字，她的幼子被吓得患了癫痫病。我确切知道，大尉有时候在涅瓦大街上拦路乞讨。他没有找到职业，但奇怪的是（我正要说此事），他住进来整整一个月都没有给我制造过麻烦。自然罗，从一开始我就回避同他结识，而他对我从一开头也不感兴趣。不过，他们在一墙之隔的那边，不论怎么喊叫，也不论他们是几个人——我一直都不在乎。我整夜坐着，确实没有听到他们争吵、打架——甚至把他们忘了。我每晚彻夜不眠，这样已经有一年了。我通夜坐在桌旁安乐椅里什么事也不做，只在白天读读书。我这样坐着什么也不去思考，若是有什么念头在脑子里闪现，我也听其自然。每晚要点完一支蜡烛。我静静地在桌旁坐下，把手枪拿出来放在面前。当我放下手枪时，我记得问过自己：“是这样吗？”接着就斩钉截铁地回答自己：“是这样的。”也就是自杀。我知道，我今晚一定会自杀，而在这桌旁还要坐多久——我也说不上。要不是那个小女孩出现，我肯定早已自杀了。
二
您要知道：我虽然全无所谓，但要是拿疼痛来说我还是感觉得出来的。如果有人打了我，我就会感觉得痛的。精神上也是这样：如果发生了什么可怜的事，我就会觉得可怜的，就像过去生活上我还没有对任何事都觉得无所谓时那样。对那个小女孩我也有过怜悯心：我一定要去帮助她。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去帮呢？是因为当时产生了一个念头：当她拉住我，呼喊我的时候，我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疑问，而且无法加以解决。问题很无聊，但我很生气。我生气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结论：我既然已经决定今夜自杀，那么，我现在对世间的一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无所谓了。我为什么突然感到我不是全无所谓，而去可怜一个小女孩呢？我记得，我十分同情她，甚至于有过一种奇怪的心疼感，在我这种处境下，这种感觉甚至令人难以相信。的确，我无法更好地把我当时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转述出来，不过，这个感觉直至我回到家在桌旁坐下来仍未消逝，以至我非常生气，这是很久以来不曾有过的。推论一个个纷至沓来。很显然，既然我是人，而不是子虚，暂时也没有化为乌有，那么我就还活着，因此就会有苦恼，有愤怒，有为自己的举止而感到羞耻的心。就算是这样吧。但是，既然我将自杀，比方说，再有两个小时我就要死去了，那么小女孩于我有什么相干呢？羞耻心、世间的一切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我行将化为乌有，彻底消亡。我知道，我即将·完·全消失，因而一切也将不复存在，那么，这种认识对于我对小女孩的爱怜之心，对于做了卑鄙事以后的羞耻心，不能没有丝毫影响吧？须知，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对不幸的小女孩跺脚，向她粗野地吼叫，好像在说，“我不仅没有同情心，而且如果要我去干毫无人性的丑行，现在我都可以去干的，因为两个小时之后一切都将逝去了。”您能相信吗？这就是我对她吼叫的原因。对这一点我现在几乎深信不疑。十分显然，生命和世界现在仿佛都要取决于我，甚至可以这么说，现在这世界仿佛也是为我一个人而创造的：我自杀了，世界也就不再有了，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如此。我的知觉一旦消失，整个世界也就随即消亡，就像幽灵一样，就像依附于我的知觉一样，因为这整个世界和全人类也许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至于我死后，对任何人来说也许真的什么都不再存在了，这一点已不必去谈了。我记得，我坐在那儿反反复复地思考着所有这些接踵而来的新问题，甚至生出异念，异想天开起来。比方，我突发奇想，假如我以前生活在月球上或火星上，在那里做了最无耻的事情并且遭到斥责和羞辱，这除非有时在梦境中或在噩梦中才能感觉和想象得到；又假如，我后来来到了地球上，而又记得自己在别的星球上的所作所为，此外，还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到月球上，那么，当我从地球上仰望月球时，——是否会觉得·无·所·谓呢？是否会为自己的丑行而感到羞愧呢？思考这些问题是无益的、多余的，因为手枪已摆在我的面前，我的整个身心也感觉到了·这·事必将发生。但是，这些问题刺激着我，使我愤怒。不先把问题弄明白，我似乎暂时还不能死去。总之，这个小女孩救了我，由于这些问题我迟延了自杀。这时，大尉房里的嘈杂声开始平息下来：他们玩过牌后在准备睡觉，不过暂时还有人在嘟嘟囔囔说胡话，懒洋洋地轻声叫骂。就在这时，我坐在桌旁安乐椅里忽然睡着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睡着的。大家知道，梦是一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有的十分清晰，细节都似珠宝饰物那样精美；有的你会觉得一晃而过，仿佛超越了时空全无感觉。引起梦境的似乎不是理智，而是愿望，不是大脑，而是心灵；然而，我的理智在梦中有时有多巧妙，而且会生出一些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例如，我哥哥去世已经五年，我有时还梦见他：他帮我做事，我们互相关心，而我在梦中一直十分清楚和记得，我哥哥已经死了，埋了。他虽然是死人，仍在我身边为我忙碌，为什么我的理智会完全容忍发生这一切呢？好，不谈这个，说说我的那个梦吧。是的，我当时做了一个梦，就是十一月三日的那个梦！他们现在还在耍笑我，说那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不过，既然那个梦能告诉我真理，是梦不是梦难道不是都无所谓吗？你要是发现和认清了真理，那么，不论你是睡着还是醒着的时候都知道，这就是真理，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真理了。好吧，就算这是做梦，就算这样，但是，被你们说得天花乱坠的那种生活，我却要用自杀来结束它了，而我的梦，我的梦——啊，则给我展示了一种崭新的光辉灿烂、焕然一新、充满活力的生活！
请听我继续说吧。
三
我说过，我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仿佛还在思考着那些问题。我忽然梦见，我坐在那里拿起手枪来直对着心脏——是心脏，不是脑袋；以前我是打算一定对准脑袋，正对右太阳穴开枪的。我对准胸膛等了一、二秒钟，忽然房里的蜡烛、桌子和墙壁全都在我眼前晃动、旋转起来。我连忙开了一枪。
您有时会梦见从高处掉下来，或是被人砍杀，但是您从不会感到疼痛，除非您自己真的撞在了床上，才会感到痛，并且往往会痛得醒过来。我这次做梦时也是这样：我不感到痛，但觉得一枪把全身都震撼了，一切都顿时消失，四周一团漆黑。我仿佛又瞎又聋，僵直地仰卧在一件硬邦邦的东西上，什么也看不见，一动也不能动。人们在我旁边走来走去，叫着喊着，大尉在低声说话，女房东在尖声叫嚷，——突然间喧嚣声停息下来，原来他们在用一口紧闭的棺材抬着我走。我感到棺材在晃动，寻思着原因，顿时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已经死了，真的死了。我明白了，毫不怀疑，我看不见，也动不了，然而还有感觉，也能思维。不过，我马上就听其自然，像往常做梦那样，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个现实。
于是，他们把我埋入土中。他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我不能活动。过去不是在梦中时，我常想我会怎样被埋入坟墓，由坟墓联想到的不过是潮湿和寒冷而已，眼下我可真的感到了寒冷，尤其是脚趾尖，不过再没有别的什么感觉了。我躺着，奇怪的是无所期待，心平气和地承认死人是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了。可就是感到潮湿。我不知躺了多久，——一个小时，或者几天，也许有好多天了。但忽然间，从棺盖上渗进来一滴水落到我闭着的左眼上，一分钟后又一滴，又一分钟后第三滴，就这样连连不断，每分钟落下来一滴。一股无比的愤懑从我心底升起，我感到心底一阵疼痛。“这是伤口”，我想了想。“是枪伤，里面还有一粒子弹……”水还在滴落，每分钟一滴，径直掉到我那只闭着的眼睛上。我突然祈求起来，但不是用声音，因为我是不能动弹的，而是用我的整个身心，向着使我变成这样的主宰者祈求：
“不管你是什么人，但如果有你在，如果有比眼下发生的更合乎情理的事，那么你就让它也在这儿出现吧。而如果因为我缺乏理智而自杀，你要报复我，让我往后的日子过得难堪、荒唐，那么就请注意，我在任何时候所遭受的任何苦难都将无法与我要默默地承受的那种羞愧相比，哪怕那苦难要绵延千百万年！……”
我祈求之后不再说话，深深的沉默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分钟。又掉下一滴水，但我知道，而且深知和确信，一切都将马上发生变化。这不，我的坟墓真的突然裂开了。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坟墓到底是被打开的还是被掘开的，不过，我被一个没有见过的黑怪物抓住，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天空中。我蓦地发现：这是一个深夜，一个前所未有的漆黑漆黑的夜晚！我们在远离地球的太空中疾飞。我对抓我的怪物什么也不问，我在等待着，我非常高傲。我深信自己不会害怕，而且一想到不会害怕时，我便兴奋不已。我记不起飞行了多长时间，而且也想象不出来，因为一切都像平常做梦时一样，当你跨越时空，超越存在和理智的规律时，你就只会在心灵的憧憬点上停下来。我记得，我在漆黑中忽然看见一颗小星星。“这是天狼星吧？”我骤然忍不住问道，因为我本来是什么也不想打听的。“不，这就是你回家时从云层间看到的那颗星星。”那个抓我的怪物答道。这时我才看到，这怪物有一张仿佛与人一样的面孔。奇怪的是，我却不喜欢这怪物，甚至对它感到十分厌恶。我所期待的是彻底的虚无，正因为如此，我才对着自己的心脏开枪。而今我落在了怪物的手中，它当然不是人，但它是·存·在·着·的，是活着的：“啊，原来坟墓的外面也还有生命哩！”我像做梦似的胡思乱想，不过我的心底依然如故。“如果·复·生，”我想，“重又生活在某人的旨意下，那么，我是不会去接受别人的控制与的！”“你知道我害怕你，所以你看不起我。”我忽然不顾体面地对我的旅伴提出问题说，这问题含有自我表白的意味，因而我的心底像被针刺一样感到屈辱。他没有回答我，但我马上觉得，并没有人鄙视我，耻笑我，也没有人可怜我，同时也发觉，我们旅行的目的不清楚而且神秘莫测，不过只与我一人有关。一种恐惧感在我心中慢慢升起。默不作声的旅伴身上的一种东西在无声地但却痛苦地感染着我，仿佛在我身上涌动。我们在昏暗而神秘的太空中急飞。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那些熟悉的星星了。我知道，太空中有些星星的光要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才能到达地球上，我们也许已经飞过了这一个距离。在极度揪心的苦闷中我似乎在期待着某种东西。刹那间，一种熟悉的扣人心弦的感觉使我震荡：我忽然看见了我们的太阳。我知道，这不可能是那个养育过我们地球的太阳，我们距离我们的太阳无限的远，但不知为什么，我的整个身心却感到，这个太阳和我们的那个太阳一模一样，是我们太阳的复制品，是我们太阳的孪生兄弟。动人心弦的甜美感在我心底激起一阵欣慰：给我生命的亲切的阳光的威力在我心中回荡，使我心灵复苏，我被埋进坟墓后，第一次感到有了生机，原先的那种生机。
“而如果这就是太阳，如果这确实就是我们的那个太阳，”我高呼起来，“那么，地球又在哪儿呢？”旅伴就把一颗小星星指给我看，那小星星在黑暗中闪烁着绿光。我们径直朝它飞去。
“宇宙中莫非真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大自然的规律果真是这样？……如果这是另一个地球，那么它难道和我们的地球完全一样……和我们那个不幸的、可怜的，但又宝贵、永远可爱的地球，和我们那个即使在最忘恩负义的儿女心中也能唤起对它苦爱的地球完全一样吗？……”我无比激动地呼喊起来，对被我离开的原先的那个地球有着难以抑制的眷恋。那个被我拒绝的可怜的小女孩的身影在我面前一闪而过。
“一切你都会看到的，”我的旅伴回答说。听得出来，他的话中夹带着忧伤。我们在迅速地靠近那颗行星，行星在我眼中越变越大，我已经分辨出了海洋和欧洲的轮廓，一种奇特的伟大而纯洁的妒意突然在我心间涌起：“怎么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呢？而且又为了什么呢？我爱，只能爱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向心房开枪结束生命时，我的血就洒在了那上面。但是任何时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中断过我对那个地球的爱，就是在离开它的那个晚上，我也许比任何时候都爱得更苦。在这新的地球上也有痛苦吗？在我们那个地球上，我们的确只能怀着痛苦去爱，并且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去爱它。为了爱，我甘愿受苦。我愿意，我渴望就在此刻含着热泪去亲吻我离去的那一个地球，我不愿意，也不接受在任何别的地球上复生！……”
可是，我的旅伴已经把我扔下。我好像毫无感觉地霎时间就来到了另一个地球上——一个晴天丽日下的人间天堂。我好像站在我们地球上希腊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上，又好像是与这些岛屿毗连的大陆沿海的某个地方。啊，一切的一切都完全像我们地球上一样，可就是这儿似乎到处是一派节日的气氛，洋溢着伟大、圣洁、最后胜利的欢乐。温柔、碧绿的大海轻轻地拍打着堤岸，环抱着毫不掩饰的几乎是属意专一的爱恋亲吻着海岸。树木参天，娟秀葱茏，片片绿叶轻柔、亲昵地沙沙响，我感觉它们像是在诉说情话迎接我的到来。茂密的野草开满鲜花，馨香四溢。一群群的鸟儿在天空中飞过，毫不畏惧地落在我的肩上、手上，抖动着可爱的小翅膀，喜滋滋地拍打我。我终于见到和认识了这片乐土上的人们。他们主动地走过来，拥着我，亲吻我。他们是太阳的儿女，自己那个太阳的儿女，——啊，他们长得多么俊美！在我们地球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人有这么美。也许只有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在他们的孩提时代，才能找到这种美的久远的虽然是模糊的痕迹。这些幸福的人们眼睛放射着明亮的光芒，他们的脸上闪现着智慧的光彩和泰然自若的神色，而人人都满面春风；他们的话语和声音充溢着天真烂漫的愉悦。啊，扫视他们一眼，一切一切我马上就一目了然！这是没有被恶行玷污的一方净土，生息在它上面的是一些清清白白的人，他们生活在这天堂里，据祖辈相传，这也是我们获罪的先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这儿处处是天堂。人们欢笑着，涌向我，对我亲亲热热，把我领到家去，个个都给予我安抚。啊，他们什么也不问我，但他们似乎什么都知道，我觉得他们想的是尽快驱走我脸上的痛苦。
四
然而，您要知道，唉，这只是一场梦！但是，这些纯洁、美丽的人们的盛情给我的感受，已永远留在我的心间，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盛情至今仍在不断地感染着我。我亲身见到他们，了解他们并且相信他们。我喜欢他们，后来还为他们蒙受过苦难。啊，甚至在当时我马上就明白过来，在很多方面我并不完全了解他们；我作为当代进步人士及卑微的彼得堡人似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即他们没有受过我们那样的教育却懂得那么多的事情。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知识的充实与吸收，用的是另一种与我们地球上不同的方法，而且他们的追求也完全不同。他们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竭力去寻求生活，因为他们生活得很充实。可是，他们的知识要比我们的高深得多，因为我们的知识力图说明生活是什么，力图去认识生活，以便去教会别人生活；他们呢，他们不学科学就懂得该如何生活。这一点我明白，但我不懂得他们的知识。他们指点我观赏他们的树木，我却不能体会他们欣赏树木时的那份情素：他们仿佛同类相通，心心相印。您可知道，如果我说他们能同树木交谈，大概我没有说错吧！是的，他们找到了树木的语言，我也确信，树木也懂他们的话语。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整个大自然包括动物的。动物同他们和平相处，不向他们发起进攻，而且喜欢他们，为他们的爱心所驯服。他们指引我观看星星，并同我谈星星的事儿，我听不明白，但我相信，他们像是有某种方法同天上的星辰进行交往，不只是思想上的，而是有一种生动活泼的途径。啊，这些人没有强求我了解他们，我不了解，他们也还是爱我，但是我知道，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我的，因此，我几乎不跟他们谈我们地球上的事。在他们面前我只是频频亲吻他们生息的土地，以表达对他们无言的崇敬。他们见了，任凭我去表示，不因我的崇敬而羞愧，因为他们自己也很尊崇。我有时满脸泪痕地去吻他们的脚，他们没有因为我而难过，当我知道他们将用多么炽热的爱来回报我时，我心头有多兴奋！我有时惊奇地自问：他们怎么始终不去欺凌我这样的人，一次也没有激起像我这样的人的醋意和嫉妒呢？我多次自问：我这个爱吹牛说谎的人，怎么能不对他们说说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这些事情他们当然是一无所知的，怎么能不想以此使他们震惊，或者哪怕只是出于对他们的爱慕呢？他们都像孩子们那样欢蹦乱跳、兴高采烈。他们在自己美丽的园林中和树林里漫游，唱着自己优美的歌儿，食用容易消化的食物、自己树上的果实、自己森林里的蜂蜜，以及那些喜欢他们的动物的乳汁。他们只需从事轻微的劳动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自身的衣食问题。他们男欢女爱，生儿育女，但我从未发现他们·贪·淫·好·色。在我们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人都难逃的劫数，淫欲是人类万恶之源。他们为新生命的降临而欢天喜地，这是他们幸福乐园的新人。他们相互间没有争吵，没有妒忌，甚至不知道争吵与嫉妒为何物。他们的孩子是大家的，因为大家组成一个家庭。他们差不多完全没有疾病，虽然也有死亡；他们的老人死得安详，好像睡着了似的，人们围在身旁为他送终，他含笑地向人们祝福，人们也报以愉悦的微笑送别。此时，我没有看见人们悲伤、流泪，有的只是加倍的恍若狂喜的爱，但却是一种泰然、充实、沉静的狂喜。可以认为，他们和逝者之间，甚至在他死后仍然互相交往，死亡也割不断彼此的尘世联系。当我问及他们有无永恒的生命时，他们近乎不懂我的意思，但很显然，他们坚信不疑，对他们而言这不成为问题。他们这里没有寺庙，但他们与整个宇宙有着休戚相关、生气勃勃、分割不开的联系；他们不信宗教，但他们确信，当人间的欢乐达到尘世的极限时，那么，对他们——生者和死者来说，同整个宇宙更为广泛的交往就会到来。他们兴味盎然地盼望着这一时刻，不慌不忙，无忧无虑，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互通信息。每晚睡觉以前，他们都爱同声合唱和谐悦耳的歌曲。他们用这些歌曲表达一天的种种感受，讴歌和告别即将逝去的一天。他们赞美大自然，赞美大地，赞美海洋，赞美森林。他们喜好创作描写对方的歌曲，像小孩那样互相夸赞；这是一些质朴无华的歌，但它们发自内心，感人肺腑。不只在歌曲中，看来也在度过整个一生中，他们都是互相赞赏的。这是无所不包、普普通通的一种爱慕。另有一些歌曲庄严奔放，我差不多全听不懂。我认识歌词，但老是品味不出其中的全部含义。我的脑子似乎难于理解，但我的心灵却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愈来愈领悟得到。我常常对他们说，这一切我过去早有预感，所有这些欢乐和赞歌在我们地球上对我来说却是无边的忧烦，有时竟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当我的心灵进入梦幻，脑海中出现憧憬时，我就预感到会有他们这些人，会有他们的赞歌；在我们地球上，面对西斜的残阳我常常热泪涔涔……我恨我们地球上的人，但恨中总包含着苦闷：我为什么恨他们而又不能不爱他们呢？我为什么不能不宽恕他们呢？我爱他们，但爱中也总是有着苦闷：我为什么爱他们又同时要恨他们呢？看得出来，这里的人听了之后，不理解我说的什么，但我不会因为我同他们说过一席话而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他们理解我无限思念我别离的那些人。是啊，当他们用充盈爱抚的亲切目光瞧着我的时候，当我在他们面前，感到我的心灵也逐渐变得像他们的一样纯洁、诚实的时候，我就不再因为不理解他们而有所遗憾了。生活竟是如此充实、丰满。身临其境的一番感受使我精神激奋，于是我默默地祝福他们。
啊，所有的人现在都当面嘲笑我，一口咬定说，梦里的东西不可能像我现在所描述的那样细致入微，我在梦中的所见或感受不过是梦境产生的幻象，而那些细节是我梦醒后自己杜撰出来的。当我向他们坦言，说实际上也许是如此时——天啊，他们当着我的面笑得有多欢，他们有多快活啊！是啊，真的如此，我完全被梦幻的感受陶醉了，而且只有这种感受才完整地保留在我备受创伤的心中：可是，梦中真实的形体和真实的形态，即梦境中实际所见的那些形象，丰满得如此和谐，如此美妙，如此生动，以致我梦醒后自然无法用我们贫乏的语言去表达出来，因而它们在我的脑海里必然变得淡漠起来，于是在后来，我也许真的不自觉地编造出一些细节，尤其在情急之下想一吐为快，失实之事自然难免了。不过，我怎能不相信这都是实有的呢？事实也许比我说的还要完美、清晰和兴味千倍呢？就算这是一场梦，然而，这一切不可能是没有的。您听我说个秘密吧：也许所有这一切根本就不是梦呢！因为当时发生的事逼真得如此惊人，梦中是不能构想出来的。暂且说，这梦是我心里想成的，但是，我的心难道能虚构出后来遇到的那种惊心动魄的真理吗？我自个儿在心里怎么可能臆造或幻想出那种真理呢？我那渺小的心脏和空虚、多变的头脑，怎么能达到那真理的灵感呢！啊，您自己评评吧。我一直隐瞒到现在，但如今我要把这真理和盘托出来。问题是我……把他们全都教坏啦！
五
是啊，是啊，结果是我把他们全教坏啦！这怎么会发生的——我不明白，但我记得清清楚楚。梦境穿越数千年，在我心里仅仅留下整体的感受。我只知道，他们堕落的原因是我。我像一条可憎的毛虫，又像传染了许多国家的鼠疫杆菌，把这块我来之前没有罪恶的乐土全玷污了。他们学会了撒谎，爱上了虚伪，尝到了谎言的甜头。唉，起初他们也许·本·无·邪·念，只是出于戏谑、卖弄、好玩，也许真有点儿动心，可是这一动心竟深入心底，正合他们的心意。随后就出现了淫欲，淫欲滋生忌妒，忌妒导致残暴……唉，我不明白，也记不起了，但很快就发生了第一次流血：他们惊讶、恐惧，开始出现分歧，随后就分道扬镳。派别出现了，他们互相敌视，漫骂、指责。他们尝到了羞辱的滋味，并将它视为一种美德。有了荣誉的观念，各派自立旗号。他们开始动物，动物躲避他们逃入森林，并成了他们的仇敌。为了拉山头，立门户，争名夺利，互相斗殴。他们势不两立，视对方若寇仇。他们品尝了灾难，并且爱上了灾难。他们渴望苦难，说只有经过苦难才会赢来真理。这时，他们发明了学问。他们恶贯满盈时，却说什么手足亲情、人道主义，而且很了解这些字眼的含义。他们罪行累累时，却想出什么正义来，并且制定一套套的法典维护正义，而为了法典的执行架起了断头台。他们对往事已经记忆模糊，甚至不愿相信自己曾经是纯洁、幸福的，连过去是否幸福也一笑置之，说那是梦幻罢了。他们甚至无法想象出幸福的模样，而奇怪的是：他们绝不相信往日有过幸福，认为那是一种神话。他们渴望重新做个纯洁、幸福者，像孩童那样心系愿望，把它奉若神明，修建神庙，为自己的理想和“希望”祈祷，同时又深知好梦难圆，希望无法实现，却又眼泪汪汪地对它顶礼膜拜，敬若神明。可是，倘若他们能够回到他们失去的那块纯洁无瑕的福地去，倘若有人突然把这地方重新展现给他们，问他们是否愿意返回故土，那他们一定会予以拒绝。他们回答说：“即使我们虚伪、凶恶、行为不轨，这一点我们·清·楚，并为此而痛哭、苦恼、自我折磨、自我惩罚，其程度也许更甚于尚不知姓氏的仁慈法官将要对我们的审判。但我们有学问，学问将使我们重新找到真理，我们会自觉接受真理，认识重于感觉，对生活的了解重于生活本身。学问将给我们聪慧，聪慧将发现规律，而认识幸福的规律重于幸福。”他们就是这么说，说过之后更是只顾自己，再说，他们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每个人都死抱私利，挖空心思去损害和减少别人的利益，认为生存就是如此。于是，出现了奴役，甚至是自愿的奴役：弱者甘心屈服于强者，以便强者帮助他们去压迫更弱者。出现了贤达之士。贤达挥泪进谏，——数说他们妄自尊大、肆无忌惮、失却和谐以及寡廉鲜耻。贤达遭到嘲讽和打击，他们的鲜血洒在圣殿的门上。可是，出现了另一些人，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把所有的人重新联合起来，让每个人照旧只顾自己，同时又不妨碍他人，从而使大家如同生活在一个友好的社会中。为了这一理想，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所有参战者这时都坚信，学问、智慧和自我保全意识，最终必将使人们联结成为一个和睦共处、有理性的社会，而眼下为了加快事业的进程，“智者”在竭力尽快把“愚人”和不了解他们理想的人全都消灭，以免妨碍理想的实现。但是，自我保全意识开始迅速减弱，出现了骄横者和贪淫者，他们公然要求占有一切或抛弃一切。为了占有一切，他们为非作歹，如若不能得逞——便自杀身亡。出现了各种宗教，崇拜虚无和自戕，以期在虚无缥缈中求取永恒的安息。这些人在徒劳中终于疲惫不堪，满脸苦相，而他们还宣称受苦是一种享受，因为在受苦中才有思想。他们编撰歌曲颂扬苦难。我痛心疾首地来到他们中间，为他们惋惜，不过，我也许比过去更爱他们，那时他们的脸上还没有痛苦，他们还是纯洁、美丽的。他们的这块土地原本是天堂，而今被他们玷污了，有了灾难，我才更爱它。唉，我老是喜欢灾难和痛苦，但只是为了自我担待，而对于他们我怜悯得痛哭流涕。我祈求他们原谅，我无限自责、自咒和自我鄙薄。我对他们说，这一切都是我干的，是我一个人干的；是我给他们带来了伤风败俗、道德沦丧与弄虚作假，我恳求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教他们做十字架。我不能，也无力自杀，但我情愿接受他们的折磨，我渴望痛苦，渴望在痛苦中洒尽我最后的一滴血。可是，他们只是嘲笑我，最后竟把我看作疯子。他们不认为我有罪，表示只接受符合他们意愿的事，整个现状则不能改变。最后，他们向我宣布，我对他们构成了危害，如果我不闭上嘴的话，就要把我关进疯人院。当时我心如刀割，痛不欲生，觉得快要死了，这时……正在这时我醒过来了。
此时已是清晨，也就是天色尚未破晓，但也有五点钟左右了。我是坐在安乐椅里醒过来的，蜡烛已经燃完，大尉房里的人都已进入梦乡，四周静悄悄的，我们住宅里很少是这样。首先，我异常吃惊地跳将起来；过去，我从未发生类似的情况，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比如，我就从来没有在安乐椅里这样睡着过。突然间，
当我站着慢慢清醒过来时，——那支子弹上了膛准备好的手枪倏地扑入我的眼帘，可我一把将它推开了！啊，我现在要活下去，活下去！我举起双手疾呼永恒的真理；不是疾呼，而是哭泣；我浑身充满狂热，无比的狂热。对，活下去，就——传道去！此刻我决心去传道，而且始终不渝！我要去传道，去传道——传什么道？传播真理，因为我看到了真理，我亲眼看见真理的光华四射！
于是，从那时起我就传起道来了！还有——我爱所有嘲笑我的人，胜似其他所有的人。为什么是这样——我不明白，也无法解释清楚，不过，就让它这样吧。他们都说我糊涂了，就是说，要是眼下都这么糊涂，那么往后可怎么办呢？事实的确如此：我是糊涂了，往后也许更糟。无疑，当我要搞清怎样去传道时，也就是该说些什么话，该做些什么事的时候，我一定会有很多错，因为传道这件事是很难做好的。瞧，我现在把一切都弄清楚了，不过，请听我说：谁能不出错呢！然而要知道，上至圣贤，下至盗匪，大家起码都朝着同一方向，奔向同一目标，只是各人的路子不同而已。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不过，这里也有新情况：我不可能完全糊涂，因为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出并且知道，人是会变得美丽、幸福，不会丧失生存能力的。我不愿意也不会相信，是人类的常态。你知道，他们大家嘲笑的正是我的这种信念。可我怎么能没有这个信念呢：我看到了真理，——那不是我脑子里臆造出来的，而是我看到的，看到的，它那栩栩如生的形象永远充溢我心间。我看到的真理是如此的完美，以致我不可能相信人类会没有真理。总之，我怎么会糊涂呢？当然啦，发生偏差，甚至可能好多次，也还可能说出一些见外的话，但这不会为时太久，因为我所看到的活生生的形象将永远与我同在，并永远匡正我，指引我。啊，我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向前，向前，哪怕走他一千年。您知道，我把他们全教坏了，起初我甚至想隐瞒，但这是错误的——是我的第一个错误！不过，真理对我耳语，说我在撒谎，却又护卫我，引导我。可是，天堂是如何建造起来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善于用言辞去描述。梦醒后我遗忘了许多，至少把一些主要的、重要的词语给忘了。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要去说，不停地说，因为毕竟是我亲眼所见，哪怕我不善于描绘我的所见所闻。然而嘲笑我的人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说：“你见到的是梦幻、幻觉、幻象，”嗨！难道这是什么聪明透顶？他们竟是那么自鸣得意！梦？什么是梦呢？我们的一生不就是一场梦吗？我要再说一遍：哪怕这梦永远不能实现，哪怕不会有什么天堂（这一点我已经明了！）——可我还是要去传道。其实，这很简单：只消一天，·一·个·小·时，一切便会一蹴而就的！重要的是你要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这是关键所在，这也就是一切，别的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你马上就会知道如何建立起天堂了。其实，这不过是个古老的真理，被人们重复、背诵过不知多少遍，可它却没有生存下来！所谓“对生活的了解重于生活本身，认识幸福的规律重于幸福”——必须与之进行斗争！我将参加斗争。只要大家有此心愿，那么便会马到成功！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小女孩……我这就去！就去！
一
我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人。现在他们叫我疯子。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依然不像先前那样荒唐的话，那么这一称呼倒是升了一级。不过，我现在已经不生气了，现在我觉得他们全都很可爱，甚至当他们嘲笑我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他们特别可爱。假若望着他们我心里不是那么忧伤的话，我会同他们一道笑的，——不是笑我自己，而是由于喜欢他们。我之所以感到忧伤，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真理，而我却懂。唉，一个人懂得真理有多么难啊！但是这一点他们是理解不到的。
不，他们是不会理解的。
过去我感到非常伤心的，是因为我好像很荒唐可笑。不是好像，而是确实荒唐。我一向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这一点也许我一生下来就是如此。也许是七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个荒唐的人了。后来我上中学，进大学，结果呢——学得越多，越觉得自己荒唐。因此，对于我来说，大学里学到的全部知识仿佛只是最终向我证实和说明：我学习越深入越荒唐。学习如此，生活也是如此。时间一年年过去，我认识到我在各方面都很荒唐，这个认识在我身上也与年俱增。所有的人总是嘲笑我，但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如果说人世间有个什么人最了解我是荒唐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自己。使我遗憾不过的正是他们不明了这一点。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自个儿有错：我老是那么高傲，从不愿意向任何人承认自己荒唐。我身上的这种傲慢在与年俱增，倘若我让自己向任何人承认自己荒唐，那么当晚我就会用手枪打碎自己的脑袋。啊，我小时候有多痛苦，生怕忍耐不住而突然向伙伴们坦白承认。然而，当我成长为青年后，虽然对自己很坏的品性一年比一年有更深的认识，但不知为什么心情却反而变得平静多了。的确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至今还不能断定其原因。这原因也许是由于某种极大地影响我的情况，使我心头积聚着极度的苦闷，这就使我萌发了一种信念：世界上到处都是·无·所·谓。我早就预感到了这一点，但是，完整的信念似乎是最近一年突然出现的。我忽然感到，世界的有无，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开始感到并且真正地感到，·我·身·边·空·无·一·物。起初，我总以为，许多东西过去是有的，但是后来我才悟出来，过去也是一无所有，只是不知因为什么才仿佛那样。我逐渐确信，将来也永远是一无所有。于是，我马上就不再对别人生气，也几乎不再对别人留意。说实在的，这种变化甚至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会表现出来。比如，有时候我在街上走着走着就撞着了人家。这不是由于沉思的缘故，我有什么要沉思的呢，我当时就根本没有想什么，因为我对什么都无所谓。我要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有多好，唉，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而有多少问题要解决啊？可是，我一想到·全·无·所·谓，一切问题便不复存在了。
就在那之后我弄清了。我是去年十一月，确切地说是去年十一月三日弄清的。打那以后我的每一瞬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事发生在一个漆黑漆黑的夜晚，恐怕只有这个夜晚才这么黑。当时是十点多钟，我正回家去。记得，我正在想着没有比这更阴暗的时候，甚至在肉体上也感觉得到。倾盆大雨下了一整天，那是一场最寒冷、最阴郁甚至叫人可怕的大雨。我记得，这雨甚至还对人怀着一种公然的敌意。而在十点多钟它却骤然停了，散发出一股令人觉得可怕的潮气，比下雨时还要潮湿，还要寒冷。街道路面上的每一块石板，每一条胡同，处处都在散发着雾气。如果从街上往胡同里望去，那里面也是雾气腾腾的。我突发奇想，如果街灯全部熄灭，会使人愉快些，因为它把什么都照得通明透亮，反而令人感到忧伤。这一天我几乎没有吃东西，晚上早早地到了一位工程师家，当时在坐的还有他的两位朋友。我一直默不作声，似乎很叫他们生厌。他们谈看吸引人的什么事情，甚至突然发起火来。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全无所谓，他们激动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我忽然把我的这一想法对他们说了出来：“先生们，我说你们本来是无所谓的嘛。”他们听了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我来。这是因我的话并无责备意味，而只是我觉得全都无所谓而已。他们看出我这全无所谓之后也就快活起来了。
当我走在大街上想着街灯的时候，我不时望望天空。天空黑得可怕，不过还能清晰地分辨出被撕碎的云块，云块之间是一个个无底的黑斑。在一个黑斑上，我突然发现一颗小星星，于是就仔细地观察起来。这是因为那颗小星星提示我：我决定在今夜自杀。早在两个月前我就果断地下了这一决心，尽管我很穷，还是买了一支漂亮的手枪，并且在当天就装上了子弹。但是，两个月已经过去，手枪依旧放在抽屉里。可我无所谓地想最后找一个不那么无所谓的时机，为什么要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因此，这两个月来，我每晚回家都想自杀。我一直在等待那个机会。而现在这颗小星星提示了我，我决定今晚·一·定自杀。那颗小星星为什么要提示我呢，我也不明白。
我正在仰望夜空，突然有个小女孩一把抓住我的衣袖。街道上已是空落落的，几乎不见人影。远处有个车夫在轻便马车里睡觉。小女孩约莫八岁，裹着头巾，穿件短外衣，浑身湿淋淋的。但我特别记得的是她那双湿漉漉的破皮鞋，而且现在也还记得。她那双鞋子格外引我注目。她骤然扯住我的衣袖叫喊。她没有哭，但似乎在断断续续地喊着什么，由于冷得全身打战，未能把话说清楚。她被什么事儿吓坏了，绝望地叫着：“好妈妈！好妈妈！”我向她扭过头去，不过什么也没有说又继续走路，但她跑上来把我拉住。她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小孩受了极度惊吓的绝望心情。我熟悉这种声音。尽管她没有把话说完，但我明白，或者是她母亲在什么地方快要死去，或者是她们在那里出了什么事，所以她跑出来叫人，想找点什么，去帮助她母亲。可是，我没有跟着她去，相反，却陡然起了赶走她的念头。起先，我要她去找，她却松开手，呜呜咽咽，气喘吁吁，老跟在我身边跑，不肯离开。于是，我冲她跺脚，吼一声。她只是喊着：“老爷！老爷！……”她突然离开了我，飞快地横过街去：街那边来了一个行人。看来，她不再跟着我，而去找那个行人了。
我登上五楼我的住处。我没有和东家住在一起，我有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小而简陋，有一个阁楼上常有的那种半圆形窗户。屋里有一个漆皮面沙发，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书，两把椅子，还有一把舒适的安乐椅，虽然十分陈旧，但却是一把伏尔泰式的高背深座椅。我坐下来，点燃蜡烛，开始思考。隔壁房里一片嘈杂吵闹声，近三天来都是如此。那里住着一个退伍大尉军官，他邀来一大群客人——五、六个酒肉朋友，正在喝酒、玩牌赌博。昨晚上他们竟然打起来了，我知道，他们有两人互相揪住对方的头发久久不放。女房东想数说他们，但惧怕那大尉。住在我们这儿的还有另一家房客：一位身材瘦小的团长太太，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他们住进来后小孩都病倒了。太太和孩子们都害怕大尉，怕得昏厥过去，整夜打哆嗦，画十字，她的幼子被吓得患了癫痫病。我确切知道，大尉有时候在涅瓦大街上拦路乞讨。他没有找到职业，但奇怪的是（我正要说此事），他住进来整整一个月都没有给我制造过麻烦。自然罗，从一开始我就回避同他结识，而他对我从一开头也不感兴趣。不过，他们在一墙之隔的那边，不论怎么喊叫，也不论他们是几个人——我一直都不在乎。我整夜坐着，确实没有听到他们争吵、打架——甚至把他们忘了。我每晚彻夜不眠，这样已经有一年了。我通夜坐在桌旁安乐椅里什么事也不做，只在白天读读书。我这样坐着什么也不去思考，若是有什么念头在脑子里闪现，我也听其自然。每晚要点完一支蜡烛。我静静地在桌旁坐下，把手枪拿出来放在面前。当我放下手枪时，我记得问过自己：“是这样吗？”接着就斩钉截铁地回答自己：“是这样的。”也就是自杀。我知道，我今晚一定会自杀，而在这桌旁还要坐多久——我也说不上。要不是那个小女孩出现，我肯定早已自杀了。
二
您要知道：我虽然全无所谓，但要是拿疼痛来说我还是感觉得出来的。如果有人打了我，我就会感觉得痛的。精神上也是这样：如果发生了什么可怜的事，我就会觉得可怜的，就像过去生活上我还没有对任何事都觉得无所谓时那样。对那个小女孩我也有过怜悯心：我一定要去帮助她。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去帮呢？是因为当时产生了一个念头：当她拉住我，呼喊我的时候，我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疑问，而且无法加以解决。问题很无聊，但我很生气。我生气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结论：我既然已经决定今夜自杀，那么，我现在对世间的一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无所谓了。我为什么突然感到我不是全无所谓，而去可怜一个小女孩呢？我记得，我十分同情她，甚至于有过一种奇怪的心疼感，在我这种处境下，这种感觉甚至令人难以相信。的确，我无法更好地把我当时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转述出来，不过，这个感觉直至我回到家在桌旁坐下来仍未消逝，以至我非常生气，这是很久以来不曾有过的。推论一个个纷至沓来。很显然，既然我是人，而不是子虚，暂时也没有化为乌有，那么我就还活着，因此就会有苦恼，有愤怒，有为自己的举止而感到羞耻的心。就算是这样吧。但是，既然我将自杀，比方说，再有两个小时我就要死去了，那么小女孩于我有什么相干呢？羞耻心、世间的一切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我行将化为乌有，彻底消亡。我知道，我即将·完·全消失，因而一切也将不复存在，那么，这种认识对于我对小女孩的爱怜之心，对于做了卑鄙事以后的羞耻心，不能没有丝毫影响吧？须知，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对不幸的小女孩跺脚，向她粗野地吼叫，好像在说，“我不仅没有同情心，而且如果要我去干毫无人性的丑行，现在我都可以去干的，因为两个小时之后一切都将逝去了。”您能相信吗？这就是我对她吼叫的原因。对这一点我现在几乎深信不疑。十分显然，生命和世界现在仿佛都要取决于我，甚至可以这么说，现在这世界仿佛也是为我一个人而创造的：我自杀了，世界也就不再有了，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如此。我的知觉一旦消失，整个世界也就随即消亡，就像幽灵一样，就像依附于我的知觉一样，因为这整个世界和全人类也许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至于我死后，对任何人来说也许真的什么都不再存在了，这一点已不必去谈了。我记得，我坐在那儿反反复复地思考着所有这些接踵而来的新问题，甚至生出异念，异想天开起来。比方，我突发奇想，假如我以前生活在月球上或火星上，在那里做了最无耻的事情并且遭到斥责和羞辱，这除非有时在梦境中或在噩梦中才能感觉和想象得到；又假如，我后来来到了地球上，而又记得自己在别的星球上的所作所为，此外，还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到月球上，那么，当我从地球上仰望月球时，——是否会觉得·无·所·谓呢？是否会为自己的丑行而感到羞愧呢？思考这些问题是无益的、多余的，因为手枪已摆在我的面前，我的整个身心也感觉到了·这·事必将发生。但是，这些问题刺激着我，使我愤怒。不先把问题弄明白，我似乎暂时还不能死去。总之，这个小女孩救了我，由于这些问题我迟延了自杀。这时，大尉房里的嘈杂声开始平息下来：他们玩过牌后在准备睡觉，不过暂时还有人在嘟嘟囔囔说胡话，懒洋洋地轻声叫骂。就在这时，我坐在桌旁安乐椅里忽然睡着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睡着的。大家知道，梦是一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有的十分清晰，细节都似珠宝饰物那样精美；有的你会觉得一晃而过，仿佛超越了时空全无感觉。引起梦境的似乎不是理智，而是愿望，不是大脑，而是心灵；然而，我的理智在梦中有时有多巧妙，而且会生出一些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例如，我哥哥去世已经五年，我有时还梦见他：他帮我做事，我们互相关心，而我在梦中一直十分清楚和记得，我哥哥已经死了，埋了。他虽然是死人，仍在我身边为我忙碌，为什么我的理智会完全容忍发生这一切呢？好，不谈这个，说说我的那个梦吧。是的，我当时做了一个梦，就是十一月三日的那个梦！他们现在还在耍笑我，说那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不过，既然那个梦能告诉我真理，是梦不是梦难道不是都无所谓吗？你要是发现和认清了真理，那么，不论你是睡着还是醒着的时候都知道，这就是真理，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真理了。好吧，就算这是做梦，就算这样，但是，被你们说得天花乱坠的那种生活，我却要用自杀来结束它了，而我的梦，我的梦——啊，则给我展示了一种崭新的光辉灿烂、焕然一新、充满活力的生活！
请听我继续说吧。
三
我说过，我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仿佛还在思考着那些问题。我忽然梦见，我坐在那里拿起手枪来直对着心脏——是心脏，不是脑袋；以前我是打算一定对准脑袋，正对右太阳穴开枪的。我对准胸膛等了一、二秒钟，忽然房里的蜡烛、桌子和墙壁全都在我眼前晃动、旋转起来。我连忙开了一枪。
您有时会梦见从高处掉下来，或是被人砍杀，但是您从不会感到疼痛，除非您自己真的撞在了床上，才会感到痛，并且往往会痛得醒过来。我这次做梦时也是这样：我不感到痛，但觉得一枪把全身都震撼了，一切都顿时消失，四周一团漆黑。我仿佛又瞎又聋，僵直地仰卧在一件硬邦邦的东西上，什么也看不见，一动也不能动。人们在我旁边走来走去，叫着喊着，大尉在低声说话，女房东在尖声叫嚷，——突然间喧嚣声停息下来，原来他们在用一口紧闭的棺材抬着我走。我感到棺材在晃动，寻思着原因，顿时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已经死了，真的死了。我明白了，毫不怀疑，我看不见，也动不了，然而还有感觉，也能思维。不过，我马上就听其自然，像往常做梦那样，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个现实。
于是，他们把我埋入土中。他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我不能活动。过去不是在梦中时，我常想我会怎样被埋入坟墓，由坟墓联想到的不过是潮湿和寒冷而已，眼下我可真的感到了寒冷，尤其是脚趾尖，不过再没有别的什么感觉了。我躺着，奇怪的是无所期待，心平气和地承认死人是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了。可就是感到潮湿。我不知躺了多久，——一个小时，或者几天，也许有好多天了。但忽然间，从棺盖上渗进来一滴水落到我闭着的左眼上，一分钟后又一滴，又一分钟后第三滴，就这样连连不断，每分钟落下来一滴。一股无比的愤懑从我心底升起，我感到心底一阵疼痛。“这是伤口”，我想了想。“是枪伤，里面还有一粒子弹……”水还在滴落，每分钟一滴，径直掉到我那只闭着的眼睛上。我突然祈求起来，但不是用声音，因为我是不能动弹的，而是用我的整个身心，向着使我变成这样的主宰者祈求：
“不管你是什么人，但如果有你在，如果有比眼下发生的更合乎情理的事，那么你就让它也在这儿出现吧。而如果因为我缺乏理智而自杀，你要报复我，让我往后的日子过得难堪、荒唐，那么就请注意，我在任何时候所遭受的任何苦难都将无法与我要默默地承受的那种羞愧相比，哪怕那苦难要绵延千百万年！……”
我祈求之后不再说话，深深的沉默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分钟。又掉下一滴水，但我知道，而且深知和确信，一切都将马上发生变化。这不，我的坟墓真的突然裂开了。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坟墓到底是被打开的还是被掘开的，不过，我被一个没有见过的黑怪物抓住，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天空中。我蓦地发现：这是一个深夜，一个前所未有的漆黑漆黑的夜晚！我们在远离地球的太空中疾飞。我对抓我的怪物什么也不问，我在等待着，我非常高傲。我深信自己不会害怕，而且一想到不会害怕时，我便兴奋不已。我记不起飞行了多长时间，而且也想象不出来，因为一切都像平常做梦时一样，当你跨越时空，超越存在和理智的规律时，你就只会在心灵的憧憬点上停下来。我记得，我在漆黑中忽然看见一颗小星星。“这是天狼星吧？”我骤然忍不住问道，因为我本来是什么也不想打听的。“不，这就是你回家时从云层间看到的那颗星星。”那个抓我的怪物答道。这时我才看到，这怪物有一张仿佛与人一样的面孔。奇怪的是，我却不喜欢这怪物，甚至对它感到十分厌恶。我所期待的是彻底的虚无，正因为如此，我才对着自己的心脏开枪。而今我落在了怪物的手中，它当然不是人，但它是·存·在·着·的，是活着的：“啊，原来坟墓的外面也还有生命哩！”我像做梦似的胡思乱想，不过我的心底依然如故。“如果·复·生，”我想，“重又生活在某人的旨意下，那么，我是不会去接受别人的控制与的！”“你知道我害怕你，所以你看不起我。”我忽然不顾体面地对我的旅伴提出问题说，这问题含有自我表白的意味，因而我的心底像被针刺一样感到屈辱。他没有回答我，但我马上觉得，并没有人鄙视我，耻笑我，也没有人可怜我，同时也发觉，我们旅行的目的不清楚而且神秘莫测，不过只与我一人有关。一种恐惧感在我心中慢慢升起。默不作声的旅伴身上的一种东西在无声地但却痛苦地感染着我，仿佛在我身上涌动。我们在昏暗而神秘的太空中急飞。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那些熟悉的星星了。我知道，太空中有些星星的光要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才能到达地球上，我们也许已经飞过了这一个距离。在极度揪心的苦闷中我似乎在期待着某种东西。刹那间，一种熟悉的扣人心弦的感觉使我震荡：我忽然看见了我们的太阳。我知道，这不可能是那个养育过我们地球的太阳，我们距离我们的太阳无限的远，但不知为什么，我的整个身心却感到，这个太阳和我们的那个太阳一模一样，是我们太阳的复制品，是我们太阳的孪生兄弟。动人心弦的甜美感在我心底激起一阵欣慰：给我生命的亲切的阳光的威力在我心中回荡，使我心灵复苏，我被埋进坟墓后，第一次感到有了生机，原先的那种生机。
“而如果这就是太阳，如果这确实就是我们的那个太阳，”我高呼起来，“那么，地球又在哪儿呢？”旅伴就把一颗小星星指给我看，那小星星在黑暗中闪烁着绿光。我们径直朝它飞去。
“宇宙中莫非真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大自然的规律果真是这样？……如果这是另一个地球，那么它难道和我们的地球完全一样……和我们那个不幸的、可怜的，但又宝贵、永远可爱的地球，和我们那个即使在最忘恩负义的儿女心中也能唤起对它苦爱的地球完全一样吗？……”我无比激动地呼喊起来，对被我离开的原先的那个地球有着难以抑制的眷恋。那个被我拒绝的可怜的小女孩的身影在我面前一闪而过。
“一切你都会看到的，”我的旅伴回答说。听得出来，他的话中夹带着忧伤。我们在迅速地靠近那颗行星，行星在我眼中越变越大，我已经分辨出了海洋和欧洲的轮廓，一种奇特的伟大而纯洁的妒意突然在我心间涌起：“怎么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呢？而且又为了什么呢？我爱，只能爱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向心房开枪结束生命时，我的血就洒在了那上面。但是任何时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中断过我对那个地球的爱，就是在离开它的那个晚上，我也许比任何时候都爱得更苦。在这新的地球上也有痛苦吗？在我们那个地球上，我们的确只能怀着痛苦去爱，并且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去爱它。为了爱，我甘愿受苦。我愿意，我渴望就在此刻含着热泪去亲吻我离去的那一个地球，我不愿意，也不接受在任何别的地球上复生！……”
可是，我的旅伴已经把我扔下。我好像毫无感觉地霎时间就来到了另一个地球上——一个晴天丽日下的人间天堂。我好像站在我们地球上希腊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上，又好像是与这些岛屿毗连的大陆沿海的某个地方。啊，一切的一切都完全像我们地球上一样，可就是这儿似乎到处是一派节日的气氛，洋溢着伟大、圣洁、最后胜利的欢乐。温柔、碧绿的大海轻轻地拍打着堤岸，环抱着毫不掩饰的几乎是属意专一的爱恋亲吻着海岸。树木参天，娟秀葱茏，片片绿叶轻柔、亲昵地沙沙响，我感觉它们像是在诉说情话迎接我的到来。茂密的野草开满鲜花，馨香四溢。一群群的鸟儿在天空中飞过，毫不畏惧地落在我的肩上、手上，抖动着可爱的小翅膀，喜滋滋地拍打我。我终于见到和认识了这片乐土上的人们。他们主动地走过来，拥着我，亲吻我。他们是太阳的儿女，自己那个太阳的儿女，——啊，他们长得多么俊美！在我们地球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人有这么美。也许只有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在他们的孩提时代，才能找到这种美的久远的虽然是模糊的痕迹。这些幸福的人们眼睛放射着明亮的光芒，他们的脸上闪现着智慧的光彩和泰然自若的神色，而人人都满面春风；他们的话语和声音充溢着天真烂漫的愉悦。啊，扫视他们一眼，一切一切我马上就一目了然！这是没有被恶行玷污的一方净土，生息在它上面的是一些清清白白的人，他们生活在这天堂里，据祖辈相传，这也是我们获罪的先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这儿处处是天堂。人们欢笑着，涌向我，对我亲亲热热，把我领到家去，个个都给予我安抚。啊，他们什么也不问我，但他们似乎什么都知道，我觉得他们想的是尽快驱走我脸上的痛苦。
四
然而，您要知道，唉，这只是一场梦！但是，这些纯洁、美丽的人们的盛情给我的感受，已永远留在我的心间，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盛情至今仍在不断地感染着我。我亲身见到他们，了解他们并且相信他们。我喜欢他们，后来还为他们蒙受过苦难。啊，甚至在当时我马上就明白过来，在很多方面我并不完全了解他们；我作为当代进步人士及卑微的彼得堡人似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即他们没有受过我们那样的教育却懂得那么多的事情。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知识的充实与吸收，用的是另一种与我们地球上不同的方法，而且他们的追求也完全不同。他们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竭力去寻求生活，因为他们生活得很充实。可是，他们的知识要比我们的高深得多，因为我们的知识力图说明生活是什么，力图去认识生活，以便去教会别人生活；他们呢，他们不学科学就懂得该如何生活。这一点我明白，但我不懂得他们的知识。他们指点我观赏他们的树木，我却不能体会他们欣赏树木时的那份情素：他们仿佛同类相通，心心相印。您可知道，如果我说他们能同树木交谈，大概我没有说错吧！是的，他们找到了树木的语言，我也确信，树木也懂他们的话语。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整个大自然包括动物的。动物同他们和平相处，不向他们发起进攻，而且喜欢他们，为他们的爱心所驯服。他们指引我观看星星，并同我谈星星的事儿，我听不明白，但我相信，他们像是有某种方法同天上的星辰进行交往，不只是思想上的，而是有一种生动活泼的途径。啊，这些人没有强求我了解他们，我不了解，他们也还是爱我，但是我知道，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我的，因此，我几乎不跟他们谈我们地球上的事。在他们面前我只是频频亲吻他们生息的土地，以表达对他们无言的崇敬。他们见了，任凭我去表示，不因我的崇敬而羞愧，因为他们自己也很尊崇。我有时满脸泪痕地去吻他们的脚，他们没有因为我而难过，当我知道他们将用多么炽热的爱来回报我时，我心头有多兴奋！我有时惊奇地自问：他们怎么始终不去欺凌我这样的人，一次也没有激起像我这样的人的醋意和嫉妒呢？我多次自问：我这个爱吹牛说谎的人，怎么能不对他们说说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这些事情他们当然是一无所知的，怎么能不想以此使他们震惊，或者哪怕只是出于对他们的爱慕呢？他们都像孩子们那样欢蹦乱跳、兴高采烈。他们在自己美丽的园林中和树林里漫游，唱着自己优美的歌儿，食用容易消化的食物、自己树上的果实、自己森林里的蜂蜜，以及那些喜欢他们的动物的乳汁。他们只需从事轻微的劳动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自身的衣食问题。他们男欢女爱，生儿育女，但我从未发现他们·贪·淫·好·色。在我们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人都难逃的劫数，淫欲是人类万恶之源。他们为新生命的降临而欢天喜地，这是他们幸福乐园的新人。他们相互间没有争吵，没有妒忌，甚至不知道争吵与嫉妒为何物。他们的孩子是大家的，因为大家组成一个家庭。他们差不多完全没有疾病，虽然也有死亡；他们的老人死得安详，好像睡着了似的，人们围在身旁为他送终，他含笑地向人们祝福，人们也报以愉悦的微笑送别。此时，我没有看见人们悲伤、流泪，有的只是加倍的恍若狂喜的爱，但却是一种泰然、充实、沉静的狂喜。可以认为，他们和逝者之间，甚至在他死后仍然互相交往，死亡也割不断彼此的尘世联系。当我问及他们有无永恒的生命时，他们近乎不懂我的意思，但很显然，他们坚信不疑，对他们而言这不成为问题。他们这里没有寺庙，但他们与整个宇宙有着休戚相关、生气勃勃、分割不开的联系；他们不信宗教，但他们确信，当人间的欢乐达到尘世的极限时，那么，对他们——生者和死者来说，同整个宇宙更为广泛的交往就会到来。他们兴味盎然地盼望着这一时刻，不慌不忙，无忧无虑，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互通信息。每晚睡觉以前，他们都爱同声合唱和谐悦耳的歌曲。他们用这些歌曲表达一天的种种感受，讴歌和告别即将逝去的一天。他们赞美大自然，赞美大地，赞美海洋，赞美森林。他们喜好创作描写对方的歌曲，像小孩那样互相夸赞；这是一些质朴无华的歌，但它们发自内心，感人肺腑。不只在歌曲中，看来也在度过整个一生中，他们都是互相赞赏的。这是无所不包、普普通通的一种爱慕。另有一些歌曲庄严奔放，我差不多全听不懂。我认识歌词，但老是品味不出其中的全部含义。我的脑子似乎难于理解，但我的心灵却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愈来愈领悟得到。我常常对他们说，这一切我过去早有预感，所有这些欢乐和赞歌在我们地球上对我来说却是无边的忧烦，有时竟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当我的心灵进入梦幻，脑海中出现憧憬时，我就预感到会有他们这些人，会有他们的赞歌；在我们地球上，面对西斜的残阳我常常热泪涔涔……我恨我们地球上的人，但恨中总包含着苦闷：我为什么恨他们而又不能不爱他们呢？我为什么不能不宽恕他们呢？我爱他们，但爱中也总是有着苦闷：我为什么爱他们又同时要恨他们呢？看得出来，这里的人听了之后，不理解我说的什么，但我不会因为我同他们说过一席话而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他们理解我无限思念我别离的那些人。是啊，当他们用充盈爱抚的亲切目光瞧着我的时候，当我在他们面前，感到我的心灵也逐渐变得像他们的一样纯洁、诚实的时候，我就不再因为不理解他们而有所遗憾了。生活竟是如此充实、丰满。身临其境的一番感受使我精神激奋，于是我默默地祝福他们。
啊，所有的人现在都当面嘲笑我，一口咬定说，梦里的东西不可能像我现在所描述的那样细致入微，我在梦中的所见或感受不过是梦境产生的幻象，而那些细节是我梦醒后自己杜撰出来的。当我向他们坦言，说实际上也许是如此时——天啊，他们当着我的面笑得有多欢，他们有多快活啊！是啊，真的如此，我完全被梦幻的感受陶醉了，而且只有这种感受才完整地保留在我备受创伤的心中：可是，梦中真实的形体和真实的形态，即梦境中实际所见的那些形象，丰满得如此和谐，如此美妙，如此生动，以致我梦醒后自然无法用我们贫乏的语言去表达出来，因而它们在我的脑海里必然变得淡漠起来，于是在后来，我也许真的不自觉地编造出一些细节，尤其在情急之下想一吐为快，失实之事自然难免了。不过，我怎能不相信这都是实有的呢？事实也许比我说的还要完美、清晰和兴味千倍呢？就算这是一场梦，然而，这一切不可能是没有的。您听我说个秘密吧：也许所有这一切根本就不是梦呢！因为当时发生的事逼真得如此惊人，梦中是不能构想出来的。暂且说，这梦是我心里想成的，但是，我的心难道能虚构出后来遇到的那种惊心动魄的真理吗？我自个儿在心里怎么可能臆造或幻想出那种真理呢？我那渺小的心脏和空虚、多变的头脑，怎么能达到那真理的灵感呢！啊，您自己评评吧。我一直隐瞒到现在，但如今我要把这真理和盘托出来。问题是我……把他们全都教坏啦！
五
是啊，是啊，结果是我把他们全教坏啦！这怎么会发生的——我不明白，但我记得清清楚楚。梦境穿越数千年，在我心里仅仅留下整体的感受。我只知道，他们堕落的原因是我。我像一条可憎的毛虫，又像传染了许多国家的鼠疫杆菌，把这块我来之前没有罪恶的乐土全玷污了。他们学会了撒谎，爱上了虚伪，尝到了谎言的甜头。唉，起初他们也许·本·无·邪·念，只是出于戏谑、卖弄、好玩，也许真有点儿动心，可是这一动心竟深入心底，正合他们的心意。随后就出现了淫欲，淫欲滋生忌妒，忌妒导致残暴……唉，我不明白，也记不起了，但很快就发生了第一次流血：他们惊讶、恐惧，开始出现分歧，随后就分道扬镳。派别出现了，他们互相敌视，漫骂、指责。他们尝到了羞辱的滋味，并将它视为一种美德。有了荣誉的观念，各派自立旗号。他们开始动物，动物躲避他们逃入森林，并成了他们的仇敌。为了拉山头，立门户，争名夺利，互相斗殴。他们势不两立，视对方若寇仇。他们品尝了灾难，并且爱上了灾难。他们渴望苦难，说只有经过苦难才会赢来真理。这时，他们发明了学问。他们恶贯满盈时，却说什么手足亲情、人道主义，而且很了解这些字眼的含义。他们罪行累累时，却想出什么正义来，并且制定一套套的法典维护正义，而为了法典的执行架起了断头台。他们对往事已经记忆模糊，甚至不愿相信自己曾经是纯洁、幸福的，连过去是否幸福也一笑置之，说那是梦幻罢了。他们甚至无法想象出幸福的模样，而奇怪的是：他们绝不相信往日有过幸福，认为那是一种神话。他们渴望重新做个纯洁、幸福者，像孩童那样心系愿望，把它奉若神明，修建神庙，为自己的理想和“希望”祈祷，同时又深知好梦难圆，希望无法实现，却又眼泪汪汪地对它顶礼膜拜，敬若神明。可是，倘若他们能够回到他们失去的那块纯洁无瑕的福地去，倘若有人突然把这地方重新展现给他们，问他们是否愿意返回故土，那他们一定会予以拒绝。他们回答说：“即使我们虚伪、凶恶、行为不轨，这一点我们·清·楚，并为此而痛哭、苦恼、自我折磨、自我惩罚，其程度也许更甚于尚不知姓氏的仁慈法官将要对我们的审判。但我们有学问，学问将使我们重新找到真理，我们会自觉接受真理，认识重于感觉，对生活的了解重于生活本身。学问将给我们聪慧，聪慧将发现规律，而认识幸福的规律重于幸福。”他们就是这么说，说过之后更是只顾自己，再说，他们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每个人都死抱私利，挖空心思去损害和减少别人的利益，认为生存就是如此。于是，出现了奴役，甚至是自愿的奴役：弱者甘心屈服于强者，以便强者帮助他们去压迫更弱者。出现了贤达之士。贤达挥泪进谏，——数说他们妄自尊大、肆无忌惮、失却和谐以及寡廉鲜耻。贤达遭到嘲讽和打击，他们的鲜血洒在圣殿的门上。可是，出现了另一些人，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把所有的人重新联合起来，让每个人照旧只顾自己，同时又不妨碍他人，从而使大家如同生活在一个友好的社会中。为了这一理想，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所有参战者这时都坚信，学问、智慧和自我保全意识，最终必将使人们联结成为一个和睦共处、有理性的社会，而眼下为了加快事业的进程，“智者”在竭力尽快把“愚人”和不了解他们理想的人全都消灭，以免妨碍理想的实现。但是，自我保全意识开始迅速减弱，出现了骄横者和贪淫者，他们公然要求占有一切或抛弃一切。为了占有一切，他们为非作歹，如若不能得逞——便自杀身亡。出现了各种宗教，崇拜虚无和自戕，以期在虚无缥缈中求取永恒的安息。这些人在徒劳中终于疲惫不堪，满脸苦相，而他们还宣称受苦是一种享受，因为在受苦中才有思想。他们编撰歌曲颂扬苦难。我痛心疾首地来到他们中间，为他们惋惜，不过，我也许比过去更爱他们，那时他们的脸上还没有痛苦，他们还是纯洁、美丽的。他们的这块土地原本是天堂，而今被他们玷污了，有了灾难，我才更爱它。唉，我老是喜欢灾难和痛苦，但只是为了自我担待，而对于他们我怜悯得痛哭流涕。我祈求他们原谅，我无限自责、自咒和自我鄙薄。我对他们说，这一切都是我干的，是我一个人干的；是我给他们带来了伤风败俗、道德沦丧与弄虚作假，我恳求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教他们做十字架。我不能，也无力自杀，但我情愿接受他们的折磨，我渴望痛苦，渴望在痛苦中洒尽我最后的一滴血。可是，他们只是嘲笑我，最后竟把我看作疯子。他们不认为我有罪，表示只接受符合他们意愿的事，整个现状则不能改变。最后，他们向我宣布，我对他们构成了危害，如果我不闭上嘴的话，就要把我关进疯人院。当时我心如刀割，痛不欲生，觉得快要死了，这时……正在这时我醒过来了。
此时已是清晨，也就是天色尚未破晓，但也有五点钟左右了。我是坐在安乐椅里醒过来的，蜡烛已经燃完，大尉房里的人都已进入梦乡，四周静悄悄的，我们住宅里很少是这样。首先，我异常吃惊地跳将起来；过去，我从未发生类似的情况，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比如，我就从来没有在安乐椅里这样睡着过。突然间，
当我站着慢慢清醒过来时，——那支子弹上了膛准备好的手枪倏地扑入我的眼帘，可我一把将它推开了！啊，我现在要活下去，活下去！我举起双手疾呼永恒的真理；不是疾呼，而是哭泣；我浑身充满狂热，无比的狂热。对，活下去，就——传道去！此刻我决心去传道，而且始终不渝！我要去传道，去传道——传什么道？传播真理，因为我看到了真理，我亲眼看见真理的光华四射！
于是，从那时起我就传起道来了！还有——我爱所有嘲笑我的人，胜似其他所有的人。为什么是这样——我不明白，也无法解释清楚，不过，就让它这样吧。他们都说我糊涂了，就是说，要是眼下都这么糊涂，那么往后可怎么办呢？事实的确如此：我是糊涂了，往后也许更糟。无疑，当我要搞清怎样去传道时，也就是该说些什么话，该做些什么事的时候，我一定会有很多错，因为传道这件事是很难做好的。瞧，我现在把一切都弄清楚了，不过，请听我说：谁能不出错呢！然而要知道，上至圣贤，下至盗匪，大家起码都朝着同一方向，奔向同一目标，只是各人的路子不同而已。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不过，这里也有新情况：我不可能完全糊涂，因为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出并且知道，人是会变得美丽、幸福，不会丧失生存能力的。我不愿意也不会相信，是人类的常态。你知道，他们大家嘲笑的正是我的这种信念。可我怎么能没有这个信念呢：我看到了真理，——那不是我脑子里臆造出来的，而是我看到的，看到的，它那栩栩如生的形象永远充溢我心间。我看到的真理是如此的完美，以致我不可能相信人类会没有真理。总之，我怎么会糊涂呢？当然啦，发生偏差，甚至可能好多次，也还可能说出一些见外的话，但这不会为时太久，因为我所看到的活生生的形象将永远与我同在，并永远匡正我，指引我。啊，我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向前，向前，哪怕走他一千年。您知道，我把他们全教坏了，起初我甚至想隐瞒，但这是错误的——是我的第一个错误！不过，真理对我耳语，说我在撒谎，却又护卫我，引导我。可是，天堂是如何建造起来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善于用言辞去描述。梦醒后我遗忘了许多，至少把一些主要的、重要的词语给忘了。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要去说，不停地说，因为毕竟是我亲眼所见，哪怕我不善于描绘我的所见所闻。然而嘲笑我的人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说：“你见到的是梦幻、幻觉、幻象，”嗨！难道这是什么聪明透顶？他们竟是那么自鸣得意！梦？什么是梦呢？我们的一生不就是一场梦吗？我要再说一遍：哪怕这梦永远不能实现，哪怕不会有什么天堂（这一点我已经明了！）——可我还是要去传道。其实，这很简单：只消一天，·一·个·小·时，一切便会一蹴而就的！重要的是你要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这是关键所在，这也就是一切，别的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你马上就会知道如何建立起天堂了。其实，这不过是个古老的真理，被人们重复、背诵过不知多少遍，可它却没有生存下来！所谓“对生活的了解重于生活本身，认识幸福的规律重于幸福”——必须与之进行斗争！我将参加斗争。只要大家有此心愿，那么便会马到成功！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小女孩……我这就去！就去！
本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朽名著，以催人泪下的感人笔触描写了两个悲惨的故事。
工厂主史密斯之女是个美丽纯情的姑娘。她爱上了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公爵是个人面兽心的恶棍。他骗走了老人全部财产，然后又把他的女儿抛弃在国外。父女俩由于贫病交加，相继死去。
公爵的儿子则是个表面上英俊可爱的花花公子。公爵为了阴挠他的儿子与平民之女娜塔莎相爱和结合，不惜无中生有地诬陷她的父亲鲸吞他的款子。他又玩弄诡计让儿子另觅新欢，抛度了娜塔莎。
本书中有一个恶魔似的反面人物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一人物在当时是典型的，是俄国由封建宗法的农奴制向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转型时期的历史产物。这是一个趋炎附势、见钱眼开、荒淫无耻、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以敛财为人生唯一目标的大地主、大资本家。这就加深了对当时俄国社会的开掘。
Plot introduction
Narrated by a young author, Vanya, who has just released his first novel which bears an obvious resemblance to Dostoevsky's own first novel, Poor Folk, it consists of two gradually converging subplots. One deals with Vanya's close friend and former love object, Natasha, who has left her family to live with her new lover, Alyosha. Alyosha is the saintly but dimwitted son of Prince Valkovsky, who hopes to gain financially by marrying Alyosha off to an heiress, Katya. Valkovsky's cruel machinations to break up Alyosha and Natasha make him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predatory types" (a la Stavrogin in The Possessed) that Dostoevsky created. The other branch of the plot deals with the approximately 13-year old orphan Nellie, whom Vanya saves from an abusive household by taking her into his apartment, and whose deceased mother's story in some ways parallels that of Natasha. It's unusual to see a well-developed character as young as Nellie in a Dostoevsky novel, but Nellie may be one of his most moving creations, and she in particular shows the influence of Dickens (whom Dostoevsky is known to have read during the Siberian exile near the end of which this novel was conceiv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throughout Dostoevsky's work is the expiative value of suffering, and The Insulted and Injured, with its tragically moving plot and characters, develops that theme.
Plot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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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ya leaves her parents' home and runs away with Aleyosha (prince Alexey) – the son of Prince Valkovsky who abuses her father. As a result of his pain, her father, Nikolai, curses her. The only friend that remains by Natalya's side is Ivan – her childhood friend who is deeply in love with her. Prince Valkovsky tries to destroy Alyosha's plans to marry Natalya, and wants to make him marry the rich princess Katerina. Alyosha is a childish young man who is easily manipulated by his father. Following his father's plan, Alyosha falls in love with Katerina. Eventually, Alyosha chooses Katerina over Natalya. In the meanwhile, Ivan picks up an orphan girl, Elena, and learns that her mother ran away from her father's (Smith) home with her sweetheart – Alyosha's father. Shortly after Elena was born, Prince Valkovsky abandoned her, took her money and the poor woman and her daughter came back to Smith asking for forgiveness. Elena's mother dies shortly before her father eventually agrees to forgive her. In attempt to make Nikolai (Natalya's father) forgive his daughter, Ivan persuades Nilokai and his wife to adopt Elena. By telling them her life story, Elena makes Nikolai's heart soften and he accepts Natalya. Shortly afterwards, Elena dies from epilepsy.
Characters in "The Insulted and Humiliated"
* Ivan Petrovich – main protagonist
* Nikolai Sergueych Ikhmenev – landlord of Ikhmenevka
* Anna Andreyevna – Nikolai's wife
* Natasha Nikolayevna – Nikolai's daughter
* Mavra – Natasha's maid
* Prince Valkovsky
* Prince Alexey – Prince Valkovsky's son
* Mr Smith
* Elena (Nellie)– Mr Smith's grand daughter
* Filipp Filippych Masloboyev – Ivan Petrovich's old acquaintance
* Alexandra Semionovna – Filipp's wife
* Katerina Fiodorovna – Prince Alexeï's future wife
Film adaptation
Humiliated and Insulted was adapted in 1991 for cinema by soviet director Andrei Eshpaj with Nastassja Kinski as Natasha.
工厂主史密斯之女是个美丽纯情的姑娘。她爱上了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公爵是个人面兽心的恶棍。他骗走了老人全部财产，然后又把他的女儿抛弃在国外。父女俩由于贫病交加，相继死去。
公爵的儿子则是个表面上英俊可爱的花花公子。公爵为了阴挠他的儿子与平民之女娜塔莎相爱和结合，不惜无中生有地诬陷她的父亲鲸吞他的款子。他又玩弄诡计让儿子另觅新欢，抛度了娜塔莎。
本书中有一个恶魔似的反面人物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一人物在当时是典型的，是俄国由封建宗法的农奴制向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转型时期的历史产物。这是一个趋炎附势、见钱眼开、荒淫无耻、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以敛财为人生唯一目标的大地主、大资本家。这就加深了对当时俄国社会的开掘。
Plot introduction
Narrated by a young author, Vanya, who has just released his first novel which bears an obvious resemblance to Dostoevsky's own first novel, Poor Folk, it consists of two gradually converging subplots. One deals with Vanya's close friend and former love object, Natasha, who has left her family to live with her new lover, Alyosha. Alyosha is the saintly but dimwitted son of Prince Valkovsky, who hopes to gain financially by marrying Alyosha off to an heiress, Katya. Valkovsky's cruel machinations to break up Alyosha and Natasha make him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predatory types" (a la Stavrogin in The Possessed) that Dostoevsky created. The other branch of the plot deals with the approximately 13-year old orphan Nellie, whom Vanya saves from an abusive household by taking her into his apartment, and whose deceased mother's story in some ways parallels that of Natasha. It's unusual to see a well-developed character as young as Nellie in a Dostoevsky novel, but Nellie may be one of his most moving creations, and she in particular shows the influence of Dickens (whom Dostoevsky is known to have read during the Siberian exile near the end of which this novel was conceiv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throughout Dostoevsky's work is the expiative value of suffering, and The Insulted and Injured, with its tragically moving plot and characters, develops that theme.
Plot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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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ya leaves her parents' home and runs away with Aleyosha (prince Alexey) – the son of Prince Valkovsky who abuses her father. As a result of his pain, her father, Nikolai, curses her. The only friend that remains by Natalya's side is Ivan – her childhood friend who is deeply in love with her. Prince Valkovsky tries to destroy Alyosha's plans to marry Natalya, and wants to make him marry the rich princess Katerina. Alyosha is a childish young man who is easily manipulated by his father. Following his father's plan, Alyosha falls in love with Katerina. Eventually, Alyosha chooses Katerina over Natalya. In the meanwhile, Ivan picks up an orphan girl, Elena, and learns that her mother ran away from her father's (Smith) home with her sweetheart – Alyosha's father. Shortly after Elena was born, Prince Valkovsky abandoned her, took her money and the poor woman and her daughter came back to Smith asking for forgiveness. Elena's mother dies shortly before her father eventually agrees to forgive her. In attempt to make Nikolai (Natalya's father) forgive his daughter, Ivan persuades Nilokai and his wife to adopt Elena. By telling them her life story, Elena makes Nikolai's heart soften and he accepts Natalya. Shortly afterwards, Elena dies from epilepsy.
Characters in "The Insulted and Humiliated"
* Ivan Petrovich – main protagonist
* Nikolai Sergueych Ikhmenev – landlord of Ikhmenevka
* Anna Andreyevna – Nikolai's wife
* Natasha Nikolayevna – Nikolai's daughter
* Mavra – Natasha's maid
* Prince Valkovsky
* Prince Alexey – Prince Valkovsky's son
* Mr Smith
* Elena (Nellie)– Mr Smith's grand daughter
* Filipp Filippych Masloboyev – Ivan Petrovich's old acquaintance
* Alexandra Semionovna – Filipp's wife
* Katerina Fiodorovna – Prince Alexeï's future wife
Film adaptation
Humiliated and Insulted was adapted in 1991 for cinema by soviet director Andrei Eshpaj with Nastassja Kinski as Natasha.
——摘自一位不知名者的笔记
有一天早晨，我已作好充分准备，动身去上班时，阿格拉菲娜走进我的房里。她是我雇佣的厨娘，兼管家务和洗衣。
使我吃惊的是，她居然与我聊起天来了。
她本来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人，一向寡言少语，除了每天说一两句准备什么饭菜之类的话外，五六年来，几乎没说过任何别的话，至少我没听到过。
“先生，我找您有事，”她突然开口说话了，“您该把小间租出去。”
“哪一个小间？”
“就是厨房旁边那个小间，谁都知道嘛。”
“为什么？”
“为什么！为了让人住进来嘛，这还不清楚吗？”
“有谁来租呢？”
“谁来租！住户来租嘛，这还不清楚？”
“我的妈呀，那里连张床都放不下，挤得要命。谁能到那里去住呢？”
“干吗在那里住呀！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嘛。而且他可以住在窗户上。”
“哪个窗户？”
“不就是那扇窗户嘛，好像不知道似的！就是前厅里的那扇窗户。他可以在那儿坐啦、缝衣服啦，或者做别的事情。他还可以坐在椅子上嘛。他有把椅子，还有一张桌子，什么都有。”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好人，一个饱经风霜的人。我会给他做吃的东西。
房租和伙食加在一起，我准备收他三个银卢布……”
最后，我作了长时间的努力，才打听到，原来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服了阿格拉菲娜，或者说是怂恿她让他住进厨房，当搭伙的房客。阿格拉菲娜脑子想到的事，那是非办成不可的。否则，我知道，她是不会让我安宁的。要是有什么事情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就开始沉思默想，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而且这种闷闷不乐的状态，可以持续两三星期之久。这时，饭菜便做得不合口味，内衣换洗记不清，地板也擦不干净，总而言之，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不快。我早就发现，这个言语不多的女人不可能作出什么决定，因为她并没有自己的主见。但是，如果她简单的头脑里偶然形成了一个什么类似思想的东西，你就得照她的办，否则，在好长的时间里，她会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万分。所以，虽然我最爱安静，还是立即表示同意。
“他起码总得有个证明吧，比如说护照或者别的什么？”
“那还用说！当然有啦。一个好人，一个饱经风霜的人。答应过给三个卢布。”
就在第二天，我那所简单朴素的单身住宅里，出现了一位新房客。不过，我并不生气，甚至暗暗地感到高兴。一般地说，我是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简直像个遁世的隐士。我几乎没有熟人，很少外出。十年来我过着这种生活，当然也就习惯于离群索居了。但是，十年，十五年以后，或许更加深居简出，还是同这个阿格拉菲娜在一起，还是住在这套单身住宅里，当然，那前景一定会相当暗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个老实平和的人作伴，简直是上天的恩赐！
阿格拉菲娜没有撒谎。我的房客是一位饱经风霜的人。从护照看，他是一名退伍的士兵，其实不看护照，仅凭他的脸庞，我就一眼看出来了。这一点看出来很容易。我的房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在他们的同伴之中，是一位好人。我们相处很好。但是，最好的一点是：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有时爱讲他一生中的各种遭遇。由于我的生活总是枯燥乏味，有这么一位讲故事的能手作伴，不啻是一大享受。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则这样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但是，这则故事到底是怎么讲起来的呢？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留在住宅里：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也好，阿格拉菲娜也好，都分头办事去了。突然我听到第二间房里有响声，走进来一个人，我觉得他相貌陌生，我走出去一看，前厅里确实站着一个陌生人，他个子矮小，虽然已是寒冷的秋天，却只穿一件单薄的常礼服。
“你有什么事？”
“我找公务员亚历山大罗夫，他住在这里吗？”
“没有这样的人，老弟，再见吧！”
“守院子的人怎么说他在这儿呢？”来访者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朝门口溜去。
“快走，快走吧，老弟，快走！”
第二天午饭以后，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正在给我试穿一件经他改过的常礼服时，又有一个什么人走进了前厅。我把门打开了一条小缝。
昨天来过的那位先生居然当着我的面，大摇大摆地从衣架上，取下我的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夹在腋下，随后就从屋里走了出去。阿格拉菲娜一直望着，惊奇得直张着大口，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保护大衣。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跟着跑去追赶那个骗子，十分钟后他回来时气喘吁吁，两手空空。那个人已经走得无踪无影！
“咳，真不走运，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好在外套还留给了我们！要不然那就更糟糕了，好一个骗子！”
但是，这发生的一切却使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大为震惊，我望着他的模样，甚至把被窃一事都给忘了。他怎么也恢复不了常态，时不时地丢下手中正在干着的活计，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说他当时正站在那里，就在他的眼前两步远的地方，被人拿走了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而且这事干得那么快，叫你怎么也捉不住那个偷衣的傢伙。后来他坐下来继续干活，但过了一会儿又把活放下，如此反复多次。最后，我看见他去找守院子的人，责备他不负责任，竟然让自己管辖的院子里出这种事。回来后又开始骂格拉菲娜。后来他又坐下来干活，但还自言自语，嘟哝了好久，说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说他当时站在这儿，我站在那里，就在眼皮底下，两步远的地方，被人偷走了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等等。总而言之，虽然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很会干活，却是一个乐于助人的细心人。
“你我都受骗上当了，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晚上我对他说道，同时给他递过去一杯茶，因为寂寞无聊，希望他再讲一次大衣失窃的故事。这故事由于多次重复，再加上讲述者非常动情，已经变得非常滑稽可笑了。
“是的，我们都被愚弄了！简直连旁观者也感到恼火、生气，虽然丢失的不是我的衣服。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坏东西比小偷更坏了。有的人虽然也好占别人的便宜，但这个傢伙却偷你的劳动、你劳动时流出的汗水，你的时光……真可恶，呸！我说都不想说了，一说就气！先生，您对自己的财物被偷怎么不可惜呢？”
“对，怎么不可惜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就是东西烧掉，也比小偷偷去强嘛！眼看着小偷作案真气人，真不愿意！”
“谁愿意看到这种场面呢？当然，小偷与小偷，也不一样……先生，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我碰到过一个诚实的小偷。”
“怎么能碰到诚实的小偷呢？难道小偷也有诚实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先生，这确是事实！哪个小偷诚实呢，也不可能有诚实的小偷。我想说的只是：他为人似乎诚实，但却行窃。简直令人惋息！”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先生，这事发生在两年前。当时，我差不多有一年没有找到差事，还是住在老地方，于是结识了一个穷愁潦倒的人。他是个寄生虫，既好酒，又贪色，以前在什么地方当过差，但因为终日酗酒，早就被开除出去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体面的人！天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有时你会这么想：他大衣底下到底有没有穿衬衫呢？不论什么东西一到手，就全喝光。不过，他并不惹是生非。性格随和，善良亲切，从不求人施舍，老是羞惭满面。唉，你看到他那可怜的模样，就巴不得给他送上一杯！我就是这样同他认识的，也可以说，是他缠上了我……这对我来说，倒也无所谓。可他是个什么人啊！像条小狗一样缠着你，你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而我们仅仅是一面之交，真是个窝囊废！首先是要求过夜，没法子，答应他了。我发现他身份证也有，人也不错！后来，也就是第二天，又让他进来过了一夜。第三天一来，就整天坐在窗口上，也留下来过了一夜。我想，好啦，他算是缠上我了：要给他吃，让他喝，还得留他过夜。一个穷光蛋，还得养上一个吃白食的食客。在此以前，他也像缠我一样，缠住过一个小职员，经常上他家，和他一起吃喝。后来那职员成了酒鬼，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气死了。而这个人叫叶麦里亚，叶麦里亚·伊里奇。我想呀，想呀，反复琢磨：我拿他怎么办呢？把他赶走吧，良心上过不去，怪可怜的！我的天哪，这个穷愁潦倒的人，确实可怜！他不言不语，老是在一旁坐着，只是像条小狗一样，盯着你的眼睛看。你看，酗酒可以把人糟蹋成什么样子！我心中暗暗想道：你给我走开吧叶麦里亚努什卡，快走！你在我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找错了人；我自己很快就要断炊了，我怎么能用自己那一点可怜的面包来养活你呢？我坐着又想：我怎么对他说这些话？他听了以后又会怎么办呢？唔，我自己可以想象得出：他一听到我的话，就会久久地望着我，就会久久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什么话也听不明白，后来听懂了，他就从窗户上爬下来，一把抓起他的小包袱（现在我才发现那是一个格子花布做成的，已经穿了不少孔眼的红包袱，天知道他往里面塞了些什么，他时时处处都把它带在身边，整了整他的破大衣，好让人看到他穿得既体面，又暖和，而且一个洞眼也看不见（好一个文雅的人啊！），然后把房门打开，流着眼泪，走到楼梯口。咳，这个人还没有完全堕落……怪可怜的！这时我又想：我自己的处境又怎么样呢！我暗自思量：你等一等，叶麦里亚努什卡，你在我这里吃喝的时间不久了，我不久就会搬走，你就找不着我了。不，先生，我们会相见的。亚历山大·菲里莫诺维奇老爷（他已成故人，愿他进入天国）当时就说过：我对你非常满意，阿斯塔菲，我们都会从乡下回来的，我们不会忘记你，又会雇你的。我在他老人家家里当过管家，老爷为人善良，就在那年死去了。我们把他老人家一送走，我就带上自己的积蓄，一点点钱，我想安安静静过些日子，于是就去找一个老太婆，在她家里租下一个小小的屋角。她也只有一个屋角是没住人的。她当时也是在什么地方给人家当保姆，现在可阔起来了，一个人过日子，经常可以领点养老金。我心想，现在再见吧，叶麦里亚努什卡，我的亲人！你再也找不到我了！先生，您想怎么样？我晚上回家（我去看了一位熟人），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叶麦里亚努什卡，他坐在我的一只箱子上，花格子包袱放在身旁，穿着那件旧大衣坐着，等我回来……为了解闷，他还向房东老太太借了一本宗教书，正倒着头拿着呢。我们到底又见着了！我的两手垂了下来。我想，咳，没法子，为什么最初不把他赶走呢？于是我就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带身份证没有，叶麦里亚？’
“先生，我这时就坐下来，开始思考：他，一个四处漂泊的流浪汉，会给我制造许多麻烦吗？考虑的结果是：出点麻烦也没多大关系。我想，他饭是要吃的。唔，早晨得给他一块面包，如果要吃得有味一些，还得加点佐料，这就得买根葱。中午当然也得给他面包和葱。晚上也得给他葱和葛瓦斯饮料，如果他想吃，还得给点面包。要是弄点什么汤的话，我们两个就会吃得饱饱的了。我东西吃得不太多，大家知道，一个喝酒的人，是不吃什么东西的。有酒就行了。我想，他酗酒会致我于死地的，不过，先生，我脑子里又出现了另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老是缠着我。如果叶麦里亚就是这样走掉，那我一辈子都不会有高兴的日子过。于是我决定当他的恩人，把好事做到底。我想，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免遭悲惨的死亡，我要让他戒酒！我想：‘你等一等，好吧，叶麦里亚，你就留下来，不过你在我这里呆着，一定要听我的吩咐！’
“我还想过：我现在就着手教他学会干点什么，当然不能搞突然袭击，让他马上开始。让他先玩一玩，而我就在这段时间注意观察，得找他能干的工作，不过，叶麦里亚，你得发现自己的能力。因为，先生，一个人干任何工作，首先得要有能力。于是我暗暗地对他进行考察。我发现，他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叶麦里亚努什卡！先生，我起先从说好话开始：我对他说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叶麦里亚·伊里奇，你该看看你自己这副模样，好好振作起来才行。
“‘玩够啦！你看看吧，你一身破破烂烂，你的那件破大衣，原谅我不客气地说一句，简直可以当筛子用啦，实在不好看嘛！总该要讲点面子吧！’我的叶麦里亚努什卡，低着脑袋坐着，听我数落他。有什么办法呢，先生！他已经落到了那个田地：被酒醉得连舌头都不听使唤了，一句像样的话都不会说。你说东他答西，你说黄瓜他答豆子！他一直听着我说他，听了好久，后来就长叹了一声。”
“‘我问你，叶麦里亚·伊里奇，你为什么叹气？’
“‘我是这样的，没什么，阿斯塔菲·伊凡内奇，请您放心！今天有两个乡下妇女在街上打架，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无意之中一个把另一个的一筐红苕台子碰倒了。’
“‘唔，后来呢？’”
“‘另一个就故意把她的一筐也碰倒，还用脚踩了一下。’
“‘那又怎么样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没怎么样，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过这么说说而已。’
“没怎么样，不过这么说说而已！我心想，唉！叶麦里亚，叶麦留什卡呀！你又是游游荡荡，又是酗酒，把脑袋全给搞昏啦！……”
“‘有个老爷不知是在豌豆街还是花园街，不小心把一张钞票掉在地上。有个农民见了，说：这是我的福气好。可是另一个农民这时也看见了，他说：这是我的福气！我比你先看见……’”
“‘唔，叶麦里亚·伊里奇！’
“‘随后两个农民就打起来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一个走过来，捡起那张票子，把它交还给老爷，他还威胁说要将那两个农民送去坐牢。’
“‘呶，那又有什么呢？这有什么重大意义吗，叶麦里亚努什卡？……’”
“‘我倒没有什么。围观的人都笑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唉！叶麦里亚努什卡！围观的人算得了什么呢！一个铜板你就把自己的灵魂给出卖了。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叶麦里亚·伊里奇？’
“‘说什么呀，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找个什么活干干，真的得找找。我已经对你说过一百次啦，你找找吧，可怜可怜你自己吧！’
“‘我有什么活可干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我甚至不知道我找什么活干好，而且谁也不会催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你之所以被开除，叶麦里亚，就是因为你好喝酒！’
“‘可是今天有人把店伙计弗拉斯叫到账房里去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为什么叫他去的，叶麦里亚努什卡？’
“‘这我就不知道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这就是说那里需要，所以才叫他去罗……’
“‘唉，’我心里想道，‘我们两个都要倒霉了，叶麦里亚努什卡！因为我们有罪过，上帝一定会惩罚我们的！’唉，你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先生？
“不过，这小子可狡猾呢！他听着听着，后来就厌烦了。刚刚看到我在生气，抓起那件破大衣就开溜，溜得无踪无影！白天在外面游荡，傍晚喝得醉醺醺地回来。谁给他喝的，酒钱是从哪儿拿的，只有上帝知道！这可不是我的错！……
“‘不，’我说，‘叶麦里亚，你非把老命送掉不可！别喝啦，你听见吗，别再喝啦！下一次如果再醉着回来，你就在楼梯上睡觉吧，我决不放你进屋里来！……’
“听完我的嘱咐，我的叶麦里亚在家坐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他又溜了。我左等右等，还是不见他回来。应该说，是我把他吓破了胆，于是我开始可怜起他来了。我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是我把他吓跑的。唉，现在他这个苦命人走到哪里去了呢？我的主呀，他大概会失踪的！到了深夜，他还没回来。第二天早晨，我走到过道里一看，原来他住在过道里。脑袋放在小台阶上，躺着，冷得全身都快冻僵了。
‘你怎么啦，叶麦里亚？愿上帝与你在一起！你到哪里去了？’
‘您，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前些天您生气，心情不好，要我睡在过道里，所以我没敢进房里来，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就睡在这过道里……’
“我真是又气恼，对他又可怜！
“我说，‘叶麦里亚，你随便找个活干不是很好吗，何必在这儿擦楼梯呢！……’
“‘我找得到什么活儿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我又怒火上身了！），‘你这个倒霉的家伙，那怕是，那怕是学学裁缝手艺也好嘛。你看你的大衣破成了什么样子！全是窟窿且不说，你还拿它擦楼梯！你拿颗针，把那些窟窿补起来也好嘛，面子上总会好看一点吧。唉，你这个酒鬼！’
“你说怎么着，先生！他真的拿起了一颗针，其实我是说着玩的，可他不好意思，便拿起针来了。他披上破大衣，开始穿针引线。我望着他，不用说，他两眼红肿，几乎快要流脓了。双手颤抖不已，穿呀，穿呀，总是穿不进针眼。他一会儿咬咬线头，一会儿又搓搓，穿来穿去，还是不行！于是他放下针线，直勾勾地望着我……
“‘喂，叶麦里亚，你饶了我吧！要是当着众人的面，那就太丢人啦！其实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随便责备你两句罢了……快别作孽啦，愿上帝同你在一起！你就这么坐着，别干丢人现眼的事，别再在楼梯上过夜，别再丢我的脸啦！……’
“‘那我到底干什么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老是酒醉醺醺，什么用也没有！……只是让您，我的……恩人，白操心了……’
“这时，他发青的嘴唇突然抖动起来，一颗泪珠滚到他灰白的面颊上，挂在他那没有刮去的胡子上面，开始抖动，我的叶麦里亚突然放声大哭，接着就泪如泉涌……天啦！简直像是一把刀子插在我的心坎上。
“‘唉，你还是个多情善感的人呢，这一点我可根本没有想到！不过，谁又能想到，谁又能猜到呢？……我想，不，叶麦里亚，如果我完全不管你，你会像一团破布，被人抛弃掉！……’
“哎，先生，这事说来话还长呢！其实这是小事一桩，空洞无聊，不值一谈。先生，你大概会说，你为它连两个破铜板都不会给，我可不同，如果有钱，我会拿出许多许多的，为的是希望这种事不再重演！先生，我以前有过一条裤，真该死，裤子很好，兰色的，带格子，是一个地主让给我的，他常来这里，本来是他订做，后来他不要了，说太小，所以这条裤子就落到了我的手里。我心想，这可是件珍贵的东西啊！拿到托尔库契大街上，大概可以卖整整五个卢布，如果不卖，我拿来可以给彼得堡的老爷们改做两条衬裤，剩下的布还可以给我做一件坎肩。对于我们的穷兄弟来说，这一切可是来得正好！而叶麦里亚努什卡当时正是严峻、忧郁的时刻。我看他一天不喝，第二天也没喝，第三天也是滴酒不沾，完全失去了精神，所以显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闷闷不乐地坐着。我心想，你小子要不是没钱，要不就是真的听从了别人的劝告，自己走上了改邪归正的路。先生，事情正是如此，当时正好碰上一个大节日，我去参加彻夜祈祷，回来时发现我的叶麦里亚坐在小窗口上醉醺醺的，身子一摇一晃。哎，我心想：你小子还是这样！我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去开箱子，打开一看，那条好裤子不见了……我东寻西找，还是踪影全无！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了，还是没有，使得我心烦意乱！我跑去找老太婆，先是骂了她一通，但后来觉得骂错了。却根本没有想到叶麦里亚会偷，虽然有证据证明他醉醺醺地坐在那里！‘不，’老太婆说道，‘先生，愿上帝与你同在，我要裤子干什么？我能穿得出去吗？前不久我的一条裙子，还被你的一个好兄弟拿走了呢……对了，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她是这么说着。我说‘谁在这儿，谁来过？’她说：‘先生，没有任何人来过。我一直呆在这里。叶麦里亚·伊里奇出去过一趟，后来又回来了。你瞧，他在坐着呢！你问问他去。’我说：‘叶麦里亚，你没拿我的那条新裤子吧，你还记得吧，就是给地主订做的那一条罗？’他说：‘没有，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也就是说，我没拿。’
“这就是怪事了！于是我又开始寻找，找来找去，还是没有！叶麦里亚呢，照样坐在那里，身子一摇一晃地。我就蹲在他面前，对着箱子，突然用一只眼睛斜了他一眼……嘿，我想，眼看着我的心快在胸腔里燃烧起来啦，脸也红起来了。突然，叶麦里亚也看了看我。
“‘不，’他说道。‘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没拿您的裤子……您可能以为是我拿了，可是我没拿，先生。’
“‘那它又跑到哪里去了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不，’他说着，‘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根本没有见过。’
“‘这么说，叶麦里亚·伊里奇，裤子自己会跑罗？’
“‘也许是这样吧，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就这么听他把话说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点上油灯，坐下来缝制衣服。我正在给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位公务员改做坎肩。可我自己忧火如焚，胸口闷得慌。要是我把挂衣柜里的全部衣服拿来生炉子，心里一定会轻松得多。现在叶麦里亚发觉我真的怒火中烧了。先生，一个人作了坏事，大概他老早就会预感到灾难的到来，如同天上的飞鸟在大雷雨前的表现一样。
“‘是这样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叶麦里亚努什卡开口说道（他细小的声音在发抖）‘今天医士安季普·普罗霍雷奇同前些日子死去的马车夫的老婆结婚了……’
“我望了他一眼，你知道，是恶狠狠地望了他一眼。……叶麦里亚明白了我的眼神。我发现他站起身来，走到床前，开始在床边搜摸什么。我在等着看。他摸了好久，同时不停地叨念：‘没有就是没有，这鬼东西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我等着他还干什么。我看到他跪着往床底下爬去。最后我忍不住了，说道：
“‘叶麦里亚·伊里奇，您干吗跪在地下爬呀？’
“‘看看有没有裤子，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是想看看它是否掉在里面。’
“我说：‘先生（我一气开始对他以“您”相称了），您何必为一个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穷汉费心劳神，白白地磨破您的膝盖呢！’
“‘这是哪里的话，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没有什么，先生……也许，找一找就会找到呢。’
“‘唔！……’我说：‘你听听吧，叶麦里亚·伊里奇！’
“他说：‘听什么，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难道不是你从我这里把它偷去的？你是小偷，你是骗子，我好好地待你，你竟如此对我！’也就是说，他跪在我面前，在地下爬来爬去，使我非常气愤。
“‘不，先生……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可他自己还是趴在床底下，躺了好久，后来爬出来了。我一看：他脸色惨白，像块白床单。他稍稍站起身来，坐在我身边的窗户上，就这么坐了十来分钟之久。
“他说：‘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他突然站起来，走到我的跟前，样子非常可怕，如同发生在现在一样。
“他说‘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的裤子我没拿……’
“他浑身颤抖，用抖动的手指指着胸脯，他细小的声音不断地抖动，先生，使我自己都有点胆怯了，身子好像和窗户长在一起了。
“我说：‘好吧，叶麦里亚·伊里奇，就照您说的，请原谅！就算我是个蠢人，错怪了您。至于裤子嘛，丢了就丢了，没有裤子我们也能活。我们有双手，谢天谢地，可是偷窃我们不干……就是向别的穷哥儿们，我们也不伸手，我们自己可以挣钱餬口……’
“我发现他听完我的话后，在我的面前站了站，后来就坐了下来，一坐就是一整晚，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就是我睡觉去了，叶麦里亚仍然坐在原地不动。直到第二天清晨，我起来一看，他还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弯着身子，盖着他自己那件破大衣。他感到痛心，所以没到床上去睡觉。先生，从这时起，我就不喜欢他了，或者说，在最初的几天，我就开始恨他了。打个比方说吧，这就像我亲生的儿子偷了我的东西，使我伤心极了。我心想：‘哎呀，叶麦里亚，叶麦里亚！’先生，打这以后，叶麦里亚大概一连两个星期都不停地喝酒，也就是说他喝得晕头晕脑的，完全喝醉了。一清早就出去，深夜才回来。两个星期里，我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也就是说，很可能他当时内心痛苦极了，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想折磨自己。后来他突然停止喝酒了，大概他知道，什么都喝光了，于是又坐在窗户上。我记得，他一连默默地坐了三昼夜，后来我看见他在哭！先生，这就是说，他是坐在那里哭呢！他简直像是一口枯井，好像察觉不到他在簌簌地流泪。先生，看到一个大人，而且还是像叶麦里亚这样的老人，伤心落泪，心情确实沉重。
“我说：‘你怎么啦，叶麦里亚？’
“他浑身哆嗦，我也身子抖了一下。从那时候起，我是第一次对他说话。
“‘没什么……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愿上帝同你在一起，叶麦里亚，让一切过去算了。你为什么像只猫头鹰一样老是坐着呢？’我开始对他可怜起来了。
“‘对，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是为那个事伤心。我想找个什么活干，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找个什么活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随便什么工作都行。也许我找一个像以前一样的差事干干。我已经去求过菲多谢·伊凡内奇了……我惹您生气很不好，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也许会找到一个差事，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到时候我就报答您，加倍交还我的伙食费。’
“‘算了吧，叶麦里亚，算了。即使过去有那么点过错，也过去了。真该死！让我们照老样生活下去吧！’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也许还有点……，不过，您的裤子我确实没拿……’
“‘算了，就照你说的吧，愿上帝与你同在，叶麦里努什卡！’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不再住在您这里了，请您原谅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愿上帝与你在一起，叶麦里亚·伊里奇，是谁生你的气，赶你走呢，是我不是？’
“‘不，我再住在您这里就不好意思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最好是走……’
“他真是生气了，所以老是叨念着那件事。我望着他，他真的站起身来，把他的破大衣往肩上一披。
“‘你这是打算到哪里去呢，叶麦里亚·伊里奇？你听着，你是怎么啦？你到哪里去呢’
“‘不，您我再见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别留我了（他自己又哭了起来）。我要离开犯罪的地方，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现在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
“‘与过去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个样子嘛！可你却像个小孩子，不懂事，你一个人会倒霉吃亏的，叶麦里亚·伊里奇。’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以后出门，别忘了给箱子上锁。我现在，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现在一见到箱子就想哭……不，您最好放我走，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在我们共同生活中我给您添的一切麻烦，请您原谅！’
“先生，你想怎么着？他真的走了。我等了一天，心想晚上他会回来，可是没有！第二天，第三天都没回来。我吓慌了，整天发愁：不吃、不喝、不睡觉。这人真把我搅乱了！第四天我出去找，我寻遍了各个茶楼酒馆，四处张望、打听，都毫无所得，叶麦里亚努什卡消失不见了！我心想：‘莫非你已抛下你那胜利的头颅？也许你酒醉醺醺，死在别人的篱笆之下，现在像一块朽木，横躺在那里。’我回到家里，已经半死不活。第二天我又去四处寻找。我埋怨我自己，为什么当时让一个蠢人自行离我而去。可是我发现：第三天（恰恰是节日）天刚亮，房门就吱吱作响，我定睛一看，是叶麦里亚进来了。他脸色发青，头发上全是脏物，好像是睡在大街上，骨瘦如柴，脱下破大衣，面对着我坐在箱子上，望着我。我高兴起来，但心里的痛苦却比以前更厉害了。先生，事情就是这样。说老实话，如果我犯了这样的错误，我要说，我宁肯像条狗一样死去，也不愿活着回来！然而叶麦里亚却回来了！当然罗，看到一个人处境如此，心情是很沉重的。于是我开始亲切地安慰他。我说，‘好啦，叶麦里亚努什卡，我高兴你回来。要是你再晚一点回来，我今天又要到酒馆里找你去了。你吃过饭了没有？’
“‘吃过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没吃吧？老兄，这里还剩下一点昨天没喝完的汤，是牛肉炖的，不是清汤。瞧，这里还有葱和面包。我说吃吧，这些东西对身体不是没有用的。’
“于是我端给了他。哎呀，我发现他那胃口真好，一个人三整天没吃没喝，吃起来真能狼吞虎咽。这就是说，是饥饿把他赶到我这里来的。我望着他心肠软了，一般怜惜之情，油然而生。心想我得去小酒店跑一趟，打点酒来，让他解解闷，掏点心里话。‘算啦！我对你不再有怨恨了，叶麦里努什卡！我打来了酒。我说，叶麦里亚·伊里奇，让我们为节日干杯吧。你想喝吗？这酒不赖。’
“他伸出一只手来，显出一副很想喝的样子，手已经抓住了酒杯，但他停下来，稍稍等了等。我一看，他抓起酒杯往嘴边送，酒洒到了他的衣袖上。不，他把酒送到了嘴边，但马上又把它放回到桌上。
“‘你怎么啦，叶麦里亚努什卡？’
“‘没什么，我那个……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不喝还是怎么的？’
“‘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再喝酒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你是打算彻底戒酒，还是只有今天不喝呢，叶麦里亚努什卡？’
“他默默不语。我发现，一分钟以后，他把头枕到了手上。
“‘你怎么啦，是不是病了，叶麦里亚？’
“‘是的，我觉得不舒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把他扶到床上。一看他确实不好：他头发烧，浑身打颤，像患虐疾似的。我坐在他身边守了一天。到夜里他情况更坏。我给他把克瓦斯饮料里拌了点油和葱，还加上一点面包。我说：‘你吃下去，一定会好些的！’他连连摇头。他说：‘不，我今天不吃，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又给他准备了茶，把老太婆也忙坏了，但他一点也没好转。我心想，这下可糟了！第三天清早我就去找医生。早先我在波索米亚金老爷家干活那会儿就认识一个医生，他姓科斯托普拉沃夫，就住这儿。他给我治过病。医生来了，看了看他说：‘不，情况确实不妙，没必要找我了。随便给他点药粉吃吃吧。’我没给他吃药粉。我心想是医生随便说的，这一拖就是第五天了。
“先生，他躺在我面前，快要死去了。我坐在窗台上，手里拿着没干完的活计。老太婆在生炉子。我们都没说话。先生，我的心却在为他这个放荡的人难过，似乎我将要埋葬我亲生的儿子。我知道，叶麦里亚现在正望着我，打从大清早起，我就看见他硬撑着，想对我说什么，看得出来，他又不敢说。最后，我望了他一眼，发现这个可怜人的眼睛里，流露出满心的愁苦，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可是发现我在看他的时候，他马上又把眼皮垂了下来。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什么事，叶麦里亚努什卡？’
“‘比方说，如果我把我的大衣拿到托尔库契大街上去卖，人家会出很多钱吗，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不知道，也许会卖得起价钱吧。大概能卖三卢布，叶麦里亚·伊里奇。’
“要是真的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不但人家一个子不给，还会当着你的面，笑掉大牙呢！这样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拿来卖！刚才我那么说，不过是我了解这个人的脾性，随便说说，安慰安慰他罢了。
“‘可我觉得，阿斯塔菲·伊凡内奇，那件大衣三个银卢布是卖得出的，它是呢子做的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既然是呢子的，怎么只值三个卢布呢？’
“我说：‘不知道，叶麦里亚·伊里奇；既然你想拿去卖，那就拿去吧，当然，起码也得卖三卢布才行。’
“叶麦里亚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把我喊住。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问：‘什么事呀，叶麦里亚努什卡？’
“‘您把我的大衣卖掉，我快死了，您不要把大衣和我一起埋掉。我就这么躺着行，可大衣是呢子做的，顶值钱的，您也用得着。’
“先生，这时我心如刀绞，痛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发现他临终前的痛苦，已经到来。我们又默默不语了。这样默默地过了一小时。我又看了看他：他老是望着我，但一碰到我的目光，他就又垂下眼皮。
“我说：‘您要不要喝点水呀，叶麦里亚·伊里奇？’
“‘给点吧，愿上帝和您在一起，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给他送上一杯水，他喝了。
“他说：‘谢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还要不要别的什么，叶麦里亚努什卡？’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什么也不要了，可是我……’
“‘什么事？’
“‘这个……’
“‘这个什么呀，叶麦里亚努什卡？’
“‘那条……裤子……当时是我从您这里拿去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算啦！上帝会饶恕你的’叶麦里亚努什卡，你的命好苦啊！你安息吧……’先生，说着说着，我的心里也难受极了，泪水不住地从眼睛里往外涌出。我转身背过去好一会。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转身一看，叶麦里亚还想对我说什么，他稍稍抬起身子，使尽力气，嘴唇翕动着……突然他满脸绯红，望着我……我忽然又看到：他的脸色又变白了，越变越白，煞那间，就完全失去了血色，他头向后一仰，吁了一口气，于是马上就把灵魂交给了上帝……”
有一天早晨，我已作好充分准备，动身去上班时，阿格拉菲娜走进我的房里。她是我雇佣的厨娘，兼管家务和洗衣。
使我吃惊的是，她居然与我聊起天来了。
她本来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人，一向寡言少语，除了每天说一两句准备什么饭菜之类的话外，五六年来，几乎没说过任何别的话，至少我没听到过。
“先生，我找您有事，”她突然开口说话了，“您该把小间租出去。”
“哪一个小间？”
“就是厨房旁边那个小间，谁都知道嘛。”
“为什么？”
“为什么！为了让人住进来嘛，这还不清楚吗？”
“有谁来租呢？”
“谁来租！住户来租嘛，这还不清楚？”
“我的妈呀，那里连张床都放不下，挤得要命。谁能到那里去住呢？”
“干吗在那里住呀！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嘛。而且他可以住在窗户上。”
“哪个窗户？”
“不就是那扇窗户嘛，好像不知道似的！就是前厅里的那扇窗户。他可以在那儿坐啦、缝衣服啦，或者做别的事情。他还可以坐在椅子上嘛。他有把椅子，还有一张桌子，什么都有。”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好人，一个饱经风霜的人。我会给他做吃的东西。
房租和伙食加在一起，我准备收他三个银卢布……”
最后，我作了长时间的努力，才打听到，原来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服了阿格拉菲娜，或者说是怂恿她让他住进厨房，当搭伙的房客。阿格拉菲娜脑子想到的事，那是非办成不可的。否则，我知道，她是不会让我安宁的。要是有什么事情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就开始沉思默想，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而且这种闷闷不乐的状态，可以持续两三星期之久。这时，饭菜便做得不合口味，内衣换洗记不清，地板也擦不干净，总而言之，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不快。我早就发现，这个言语不多的女人不可能作出什么决定，因为她并没有自己的主见。但是，如果她简单的头脑里偶然形成了一个什么类似思想的东西，你就得照她的办，否则，在好长的时间里，她会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万分。所以，虽然我最爱安静，还是立即表示同意。
“他起码总得有个证明吧，比如说护照或者别的什么？”
“那还用说！当然有啦。一个好人，一个饱经风霜的人。答应过给三个卢布。”
就在第二天，我那所简单朴素的单身住宅里，出现了一位新房客。不过，我并不生气，甚至暗暗地感到高兴。一般地说，我是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简直像个遁世的隐士。我几乎没有熟人，很少外出。十年来我过着这种生活，当然也就习惯于离群索居了。但是，十年，十五年以后，或许更加深居简出，还是同这个阿格拉菲娜在一起，还是住在这套单身住宅里，当然，那前景一定会相当暗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个老实平和的人作伴，简直是上天的恩赐！
阿格拉菲娜没有撒谎。我的房客是一位饱经风霜的人。从护照看，他是一名退伍的士兵，其实不看护照，仅凭他的脸庞，我就一眼看出来了。这一点看出来很容易。我的房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在他们的同伴之中，是一位好人。我们相处很好。但是，最好的一点是：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有时爱讲他一生中的各种遭遇。由于我的生活总是枯燥乏味，有这么一位讲故事的能手作伴，不啻是一大享受。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则这样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但是，这则故事到底是怎么讲起来的呢？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留在住宅里：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也好，阿格拉菲娜也好，都分头办事去了。突然我听到第二间房里有响声，走进来一个人，我觉得他相貌陌生，我走出去一看，前厅里确实站着一个陌生人，他个子矮小，虽然已是寒冷的秋天，却只穿一件单薄的常礼服。
“你有什么事？”
“我找公务员亚历山大罗夫，他住在这里吗？”
“没有这样的人，老弟，再见吧！”
“守院子的人怎么说他在这儿呢？”来访者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朝门口溜去。
“快走，快走吧，老弟，快走！”
第二天午饭以后，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正在给我试穿一件经他改过的常礼服时，又有一个什么人走进了前厅。我把门打开了一条小缝。
昨天来过的那位先生居然当着我的面，大摇大摆地从衣架上，取下我的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夹在腋下，随后就从屋里走了出去。阿格拉菲娜一直望着，惊奇得直张着大口，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保护大衣。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跟着跑去追赶那个骗子，十分钟后他回来时气喘吁吁，两手空空。那个人已经走得无踪无影！
“咳，真不走运，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好在外套还留给了我们！要不然那就更糟糕了，好一个骗子！”
但是，这发生的一切却使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大为震惊，我望着他的模样，甚至把被窃一事都给忘了。他怎么也恢复不了常态，时不时地丢下手中正在干着的活计，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说他当时正站在那里，就在他的眼前两步远的地方，被人拿走了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而且这事干得那么快，叫你怎么也捉不住那个偷衣的傢伙。后来他坐下来继续干活，但过了一会儿又把活放下，如此反复多次。最后，我看见他去找守院子的人，责备他不负责任，竟然让自己管辖的院子里出这种事。回来后又开始骂格拉菲娜。后来他又坐下来干活，但还自言自语，嘟哝了好久，说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说他当时站在这儿，我站在那里，就在眼皮底下，两步远的地方，被人偷走了一件腰部带褶子的紧身大衣，等等。总而言之，虽然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很会干活，却是一个乐于助人的细心人。
“你我都受骗上当了，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晚上我对他说道，同时给他递过去一杯茶，因为寂寞无聊，希望他再讲一次大衣失窃的故事。这故事由于多次重复，再加上讲述者非常动情，已经变得非常滑稽可笑了。
“是的，我们都被愚弄了！简直连旁观者也感到恼火、生气，虽然丢失的不是我的衣服。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坏东西比小偷更坏了。有的人虽然也好占别人的便宜，但这个傢伙却偷你的劳动、你劳动时流出的汗水，你的时光……真可恶，呸！我说都不想说了，一说就气！先生，您对自己的财物被偷怎么不可惜呢？”
“对，怎么不可惜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就是东西烧掉，也比小偷偷去强嘛！眼看着小偷作案真气人，真不愿意！”
“谁愿意看到这种场面呢？当然，小偷与小偷，也不一样……先生，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我碰到过一个诚实的小偷。”
“怎么能碰到诚实的小偷呢？难道小偷也有诚实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先生，这确是事实！哪个小偷诚实呢，也不可能有诚实的小偷。我想说的只是：他为人似乎诚实，但却行窃。简直令人惋息！”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先生，这事发生在两年前。当时，我差不多有一年没有找到差事，还是住在老地方，于是结识了一个穷愁潦倒的人。他是个寄生虫，既好酒，又贪色，以前在什么地方当过差，但因为终日酗酒，早就被开除出去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体面的人！天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有时你会这么想：他大衣底下到底有没有穿衬衫呢？不论什么东西一到手，就全喝光。不过，他并不惹是生非。性格随和，善良亲切，从不求人施舍，老是羞惭满面。唉，你看到他那可怜的模样，就巴不得给他送上一杯！我就是这样同他认识的，也可以说，是他缠上了我……这对我来说，倒也无所谓。可他是个什么人啊！像条小狗一样缠着你，你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而我们仅仅是一面之交，真是个窝囊废！首先是要求过夜，没法子，答应他了。我发现他身份证也有，人也不错！后来，也就是第二天，又让他进来过了一夜。第三天一来，就整天坐在窗口上，也留下来过了一夜。我想，好啦，他算是缠上我了：要给他吃，让他喝，还得留他过夜。一个穷光蛋，还得养上一个吃白食的食客。在此以前，他也像缠我一样，缠住过一个小职员，经常上他家，和他一起吃喝。后来那职员成了酒鬼，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气死了。而这个人叫叶麦里亚，叶麦里亚·伊里奇。我想呀，想呀，反复琢磨：我拿他怎么办呢？把他赶走吧，良心上过不去，怪可怜的！我的天哪，这个穷愁潦倒的人，确实可怜！他不言不语，老是在一旁坐着，只是像条小狗一样，盯着你的眼睛看。你看，酗酒可以把人糟蹋成什么样子！我心中暗暗想道：你给我走开吧叶麦里亚努什卡，快走！你在我这里没什么事可做；你找错了人；我自己很快就要断炊了，我怎么能用自己那一点可怜的面包来养活你呢？我坐着又想：我怎么对他说这些话？他听了以后又会怎么办呢？唔，我自己可以想象得出：他一听到我的话，就会久久地望着我，就会久久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什么话也听不明白，后来听懂了，他就从窗户上爬下来，一把抓起他的小包袱（现在我才发现那是一个格子花布做成的，已经穿了不少孔眼的红包袱，天知道他往里面塞了些什么，他时时处处都把它带在身边，整了整他的破大衣，好让人看到他穿得既体面，又暖和，而且一个洞眼也看不见（好一个文雅的人啊！），然后把房门打开，流着眼泪，走到楼梯口。咳，这个人还没有完全堕落……怪可怜的！这时我又想：我自己的处境又怎么样呢！我暗自思量：你等一等，叶麦里亚努什卡，你在我这里吃喝的时间不久了，我不久就会搬走，你就找不着我了。不，先生，我们会相见的。亚历山大·菲里莫诺维奇老爷（他已成故人，愿他进入天国）当时就说过：我对你非常满意，阿斯塔菲，我们都会从乡下回来的，我们不会忘记你，又会雇你的。我在他老人家家里当过管家，老爷为人善良，就在那年死去了。我们把他老人家一送走，我就带上自己的积蓄，一点点钱，我想安安静静过些日子，于是就去找一个老太婆，在她家里租下一个小小的屋角。她也只有一个屋角是没住人的。她当时也是在什么地方给人家当保姆，现在可阔起来了，一个人过日子，经常可以领点养老金。我心想，现在再见吧，叶麦里亚努什卡，我的亲人！你再也找不到我了！先生，您想怎么样？我晚上回家（我去看了一位熟人），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叶麦里亚努什卡，他坐在我的一只箱子上，花格子包袱放在身旁，穿着那件旧大衣坐着，等我回来……为了解闷，他还向房东老太太借了一本宗教书，正倒着头拿着呢。我们到底又见着了！我的两手垂了下来。我想，咳，没法子，为什么最初不把他赶走呢？于是我就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带身份证没有，叶麦里亚？’
“先生，我这时就坐下来，开始思考：他，一个四处漂泊的流浪汉，会给我制造许多麻烦吗？考虑的结果是：出点麻烦也没多大关系。我想，他饭是要吃的。唔，早晨得给他一块面包，如果要吃得有味一些，还得加点佐料，这就得买根葱。中午当然也得给他面包和葱。晚上也得给他葱和葛瓦斯饮料，如果他想吃，还得给点面包。要是弄点什么汤的话，我们两个就会吃得饱饱的了。我东西吃得不太多，大家知道，一个喝酒的人，是不吃什么东西的。有酒就行了。我想，他酗酒会致我于死地的，不过，先生，我脑子里又出现了另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老是缠着我。如果叶麦里亚就是这样走掉，那我一辈子都不会有高兴的日子过。于是我决定当他的恩人，把好事做到底。我想，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免遭悲惨的死亡，我要让他戒酒！我想：‘你等一等，好吧，叶麦里亚，你就留下来，不过你在我这里呆着，一定要听我的吩咐！’
“我还想过：我现在就着手教他学会干点什么，当然不能搞突然袭击，让他马上开始。让他先玩一玩，而我就在这段时间注意观察，得找他能干的工作，不过，叶麦里亚，你得发现自己的能力。因为，先生，一个人干任何工作，首先得要有能力。于是我暗暗地对他进行考察。我发现，他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叶麦里亚努什卡！先生，我起先从说好话开始：我对他说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叶麦里亚·伊里奇，你该看看你自己这副模样，好好振作起来才行。
“‘玩够啦！你看看吧，你一身破破烂烂，你的那件破大衣，原谅我不客气地说一句，简直可以当筛子用啦，实在不好看嘛！总该要讲点面子吧！’我的叶麦里亚努什卡，低着脑袋坐着，听我数落他。有什么办法呢，先生！他已经落到了那个田地：被酒醉得连舌头都不听使唤了，一句像样的话都不会说。你说东他答西，你说黄瓜他答豆子！他一直听着我说他，听了好久，后来就长叹了一声。”
“‘我问你，叶麦里亚·伊里奇，你为什么叹气？’
“‘我是这样的，没什么，阿斯塔菲·伊凡内奇，请您放心！今天有两个乡下妇女在街上打架，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无意之中一个把另一个的一筐红苕台子碰倒了。’
“‘唔，后来呢？’”
“‘另一个就故意把她的一筐也碰倒，还用脚踩了一下。’
“‘那又怎么样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没怎么样，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过这么说说而已。’
“没怎么样，不过这么说说而已！我心想，唉！叶麦里亚，叶麦留什卡呀！你又是游游荡荡，又是酗酒，把脑袋全给搞昏啦！……”
“‘有个老爷不知是在豌豆街还是花园街，不小心把一张钞票掉在地上。有个农民见了，说：这是我的福气好。可是另一个农民这时也看见了，他说：这是我的福气！我比你先看见……’”
“‘唔，叶麦里亚·伊里奇！’
“‘随后两个农民就打起来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一个走过来，捡起那张票子，把它交还给老爷，他还威胁说要将那两个农民送去坐牢。’
“‘呶，那又有什么呢？这有什么重大意义吗，叶麦里亚努什卡？……’”
“‘我倒没有什么。围观的人都笑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唉！叶麦里亚努什卡！围观的人算得了什么呢！一个铜板你就把自己的灵魂给出卖了。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叶麦里亚·伊里奇？’
“‘说什么呀，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找个什么活干干，真的得找找。我已经对你说过一百次啦，你找找吧，可怜可怜你自己吧！’
“‘我有什么活可干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我甚至不知道我找什么活干好，而且谁也不会催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你之所以被开除，叶麦里亚，就是因为你好喝酒！’
“‘可是今天有人把店伙计弗拉斯叫到账房里去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为什么叫他去的，叶麦里亚努什卡？’
“‘这我就不知道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这就是说那里需要，所以才叫他去罗……’
“‘唉，’我心里想道，‘我们两个都要倒霉了，叶麦里亚努什卡！因为我们有罪过，上帝一定会惩罚我们的！’唉，你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先生？
“不过，这小子可狡猾呢！他听着听着，后来就厌烦了。刚刚看到我在生气，抓起那件破大衣就开溜，溜得无踪无影！白天在外面游荡，傍晚喝得醉醺醺地回来。谁给他喝的，酒钱是从哪儿拿的，只有上帝知道！这可不是我的错！……
“‘不，’我说，‘叶麦里亚，你非把老命送掉不可！别喝啦，你听见吗，别再喝啦！下一次如果再醉着回来，你就在楼梯上睡觉吧，我决不放你进屋里来！……’
“听完我的嘱咐，我的叶麦里亚在家坐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他又溜了。我左等右等，还是不见他回来。应该说，是我把他吓破了胆，于是我开始可怜起他来了。我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是我把他吓跑的。唉，现在他这个苦命人走到哪里去了呢？我的主呀，他大概会失踪的！到了深夜，他还没回来。第二天早晨，我走到过道里一看，原来他住在过道里。脑袋放在小台阶上，躺着，冷得全身都快冻僵了。
‘你怎么啦，叶麦里亚？愿上帝与你在一起！你到哪里去了？’
‘您，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前些天您生气，心情不好，要我睡在过道里，所以我没敢进房里来，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就睡在这过道里……’
“我真是又气恼，对他又可怜！
“我说，‘叶麦里亚，你随便找个活干不是很好吗，何必在这儿擦楼梯呢！……’
“‘我找得到什么活儿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我又怒火上身了！），‘你这个倒霉的家伙，那怕是，那怕是学学裁缝手艺也好嘛。你看你的大衣破成了什么样子！全是窟窿且不说，你还拿它擦楼梯！你拿颗针，把那些窟窿补起来也好嘛，面子上总会好看一点吧。唉，你这个酒鬼！’
“你说怎么着，先生！他真的拿起了一颗针，其实我是说着玩的，可他不好意思，便拿起针来了。他披上破大衣，开始穿针引线。我望着他，不用说，他两眼红肿，几乎快要流脓了。双手颤抖不已，穿呀，穿呀，总是穿不进针眼。他一会儿咬咬线头，一会儿又搓搓，穿来穿去，还是不行！于是他放下针线，直勾勾地望着我……
“‘喂，叶麦里亚，你饶了我吧！要是当着众人的面，那就太丢人啦！其实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随便责备你两句罢了……快别作孽啦，愿上帝同你在一起！你就这么坐着，别干丢人现眼的事，别再在楼梯上过夜，别再丢我的脸啦！……’
“‘那我到底干什么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老是酒醉醺醺，什么用也没有！……只是让您，我的……恩人，白操心了……’
“这时，他发青的嘴唇突然抖动起来，一颗泪珠滚到他灰白的面颊上，挂在他那没有刮去的胡子上面，开始抖动，我的叶麦里亚突然放声大哭，接着就泪如泉涌……天啦！简直像是一把刀子插在我的心坎上。
“‘唉，你还是个多情善感的人呢，这一点我可根本没有想到！不过，谁又能想到，谁又能猜到呢？……我想，不，叶麦里亚，如果我完全不管你，你会像一团破布，被人抛弃掉！……’
“哎，先生，这事说来话还长呢！其实这是小事一桩，空洞无聊，不值一谈。先生，你大概会说，你为它连两个破铜板都不会给，我可不同，如果有钱，我会拿出许多许多的，为的是希望这种事不再重演！先生，我以前有过一条裤，真该死，裤子很好，兰色的，带格子，是一个地主让给我的，他常来这里，本来是他订做，后来他不要了，说太小，所以这条裤子就落到了我的手里。我心想，这可是件珍贵的东西啊！拿到托尔库契大街上，大概可以卖整整五个卢布，如果不卖，我拿来可以给彼得堡的老爷们改做两条衬裤，剩下的布还可以给我做一件坎肩。对于我们的穷兄弟来说，这一切可是来得正好！而叶麦里亚努什卡当时正是严峻、忧郁的时刻。我看他一天不喝，第二天也没喝，第三天也是滴酒不沾，完全失去了精神，所以显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闷闷不乐地坐着。我心想，你小子要不是没钱，要不就是真的听从了别人的劝告，自己走上了改邪归正的路。先生，事情正是如此，当时正好碰上一个大节日，我去参加彻夜祈祷，回来时发现我的叶麦里亚坐在小窗口上醉醺醺的，身子一摇一晃。哎，我心想：你小子还是这样！我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去开箱子，打开一看，那条好裤子不见了……我东寻西找，还是踪影全无！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了，还是没有，使得我心烦意乱！我跑去找老太婆，先是骂了她一通，但后来觉得骂错了。却根本没有想到叶麦里亚会偷，虽然有证据证明他醉醺醺地坐在那里！‘不，’老太婆说道，‘先生，愿上帝与你同在，我要裤子干什么？我能穿得出去吗？前不久我的一条裙子，还被你的一个好兄弟拿走了呢……对了，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她是这么说着。我说‘谁在这儿，谁来过？’她说：‘先生，没有任何人来过。我一直呆在这里。叶麦里亚·伊里奇出去过一趟，后来又回来了。你瞧，他在坐着呢！你问问他去。’我说：‘叶麦里亚，你没拿我的那条新裤子吧，你还记得吧，就是给地主订做的那一条罗？’他说：‘没有，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也就是说，我没拿。’
“这就是怪事了！于是我又开始寻找，找来找去，还是没有！叶麦里亚呢，照样坐在那里，身子一摇一晃地。我就蹲在他面前，对着箱子，突然用一只眼睛斜了他一眼……嘿，我想，眼看着我的心快在胸腔里燃烧起来啦，脸也红起来了。突然，叶麦里亚也看了看我。
“‘不，’他说道。‘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没拿您的裤子……您可能以为是我拿了，可是我没拿，先生。’
“‘那它又跑到哪里去了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不，’他说着，‘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根本没有见过。’
“‘这么说，叶麦里亚·伊里奇，裤子自己会跑罗？’
“‘也许是这样吧，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就这么听他把话说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点上油灯，坐下来缝制衣服。我正在给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位公务员改做坎肩。可我自己忧火如焚，胸口闷得慌。要是我把挂衣柜里的全部衣服拿来生炉子，心里一定会轻松得多。现在叶麦里亚发觉我真的怒火中烧了。先生，一个人作了坏事，大概他老早就会预感到灾难的到来，如同天上的飞鸟在大雷雨前的表现一样。
“‘是这样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叶麦里亚努什卡开口说道（他细小的声音在发抖）‘今天医士安季普·普罗霍雷奇同前些日子死去的马车夫的老婆结婚了……’
“我望了他一眼，你知道，是恶狠狠地望了他一眼。……叶麦里亚明白了我的眼神。我发现他站起身来，走到床前，开始在床边搜摸什么。我在等着看。他摸了好久，同时不停地叨念：‘没有就是没有，这鬼东西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我等着他还干什么。我看到他跪着往床底下爬去。最后我忍不住了，说道：
“‘叶麦里亚·伊里奇，您干吗跪在地下爬呀？’
“‘看看有没有裤子，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是想看看它是否掉在里面。’
“我说：‘先生（我一气开始对他以“您”相称了），您何必为一个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穷汉费心劳神，白白地磨破您的膝盖呢！’
“‘这是哪里的话，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没有什么，先生……也许，找一找就会找到呢。’
“‘唔！……’我说：‘你听听吧，叶麦里亚·伊里奇！’
“他说：‘听什么，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难道不是你从我这里把它偷去的？你是小偷，你是骗子，我好好地待你，你竟如此对我！’也就是说，他跪在我面前，在地下爬来爬去，使我非常气愤。
“‘不，先生……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可他自己还是趴在床底下，躺了好久，后来爬出来了。我一看：他脸色惨白，像块白床单。他稍稍站起身来，坐在我身边的窗户上，就这么坐了十来分钟之久。
“他说：‘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他突然站起来，走到我的跟前，样子非常可怕，如同发生在现在一样。
“他说‘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的裤子我没拿……’
“他浑身颤抖，用抖动的手指指着胸脯，他细小的声音不断地抖动，先生，使我自己都有点胆怯了，身子好像和窗户长在一起了。
“我说：‘好吧，叶麦里亚·伊里奇，就照您说的，请原谅！就算我是个蠢人，错怪了您。至于裤子嘛，丢了就丢了，没有裤子我们也能活。我们有双手，谢天谢地，可是偷窃我们不干……就是向别的穷哥儿们，我们也不伸手，我们自己可以挣钱餬口……’
“我发现他听完我的话后，在我的面前站了站，后来就坐了下来，一坐就是一整晚，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就是我睡觉去了，叶麦里亚仍然坐在原地不动。直到第二天清晨，我起来一看，他还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弯着身子，盖着他自己那件破大衣。他感到痛心，所以没到床上去睡觉。先生，从这时起，我就不喜欢他了，或者说，在最初的几天，我就开始恨他了。打个比方说吧，这就像我亲生的儿子偷了我的东西，使我伤心极了。我心想：‘哎呀，叶麦里亚，叶麦里亚！’先生，打这以后，叶麦里亚大概一连两个星期都不停地喝酒，也就是说他喝得晕头晕脑的，完全喝醉了。一清早就出去，深夜才回来。两个星期里，我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也就是说，很可能他当时内心痛苦极了，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想折磨自己。后来他突然停止喝酒了，大概他知道，什么都喝光了，于是又坐在窗户上。我记得，他一连默默地坐了三昼夜，后来我看见他在哭！先生，这就是说，他是坐在那里哭呢！他简直像是一口枯井，好像察觉不到他在簌簌地流泪。先生，看到一个大人，而且还是像叶麦里亚这样的老人，伤心落泪，心情确实沉重。
“我说：‘你怎么啦，叶麦里亚？’
“他浑身哆嗦，我也身子抖了一下。从那时候起，我是第一次对他说话。
“‘没什么……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愿上帝同你在一起，叶麦里亚，让一切过去算了。你为什么像只猫头鹰一样老是坐着呢？’我开始对他可怜起来了。
“‘对，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是为那个事伤心。我想找个什么活干，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
“‘找个什么活呢，叶麦里亚·伊里奇？’
“‘随便什么工作都行。也许我找一个像以前一样的差事干干。我已经去求过菲多谢·伊凡内奇了……我惹您生气很不好，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也许会找到一个差事，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到时候我就报答您，加倍交还我的伙食费。’
“‘算了吧，叶麦里亚，算了。即使过去有那么点过错，也过去了。真该死！让我们照老样生活下去吧！’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也许还有点……，不过，您的裤子我确实没拿……’
“‘算了，就照你说的吧，愿上帝与你同在，叶麦里努什卡！’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不再住在您这里了，请您原谅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愿上帝与你在一起，叶麦里亚·伊里奇，是谁生你的气，赶你走呢，是我不是？’
“‘不，我再住在您这里就不好意思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最好是走……’
“他真是生气了，所以老是叨念着那件事。我望着他，他真的站起身来，把他的破大衣往肩上一披。
“‘你这是打算到哪里去呢，叶麦里亚·伊里奇？你听着，你是怎么啦？你到哪里去呢’
“‘不，您我再见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别留我了（他自己又哭了起来）。我要离开犯罪的地方，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现在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
“‘与过去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个样子嘛！可你却像个小孩子，不懂事，你一个人会倒霉吃亏的，叶麦里亚·伊里奇。’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您以后出门，别忘了给箱子上锁。我现在，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现在一见到箱子就想哭……不，您最好放我走，阿斯塔菲·伊凡内奇，在我们共同生活中我给您添的一切麻烦，请您原谅！’
“先生，你想怎么着？他真的走了。我等了一天，心想晚上他会回来，可是没有！第二天，第三天都没回来。我吓慌了，整天发愁：不吃、不喝、不睡觉。这人真把我搅乱了！第四天我出去找，我寻遍了各个茶楼酒馆，四处张望、打听，都毫无所得，叶麦里亚努什卡消失不见了！我心想：‘莫非你已抛下你那胜利的头颅？也许你酒醉醺醺，死在别人的篱笆之下，现在像一块朽木，横躺在那里。’我回到家里，已经半死不活。第二天我又去四处寻找。我埋怨我自己，为什么当时让一个蠢人自行离我而去。可是我发现：第三天（恰恰是节日）天刚亮，房门就吱吱作响，我定睛一看，是叶麦里亚进来了。他脸色发青，头发上全是脏物，好像是睡在大街上，骨瘦如柴，脱下破大衣，面对着我坐在箱子上，望着我。我高兴起来，但心里的痛苦却比以前更厉害了。先生，事情就是这样。说老实话，如果我犯了这样的错误，我要说，我宁肯像条狗一样死去，也不愿活着回来！然而叶麦里亚却回来了！当然罗，看到一个人处境如此，心情是很沉重的。于是我开始亲切地安慰他。我说，‘好啦，叶麦里亚努什卡，我高兴你回来。要是你再晚一点回来，我今天又要到酒馆里找你去了。你吃过饭了没有？’
“‘吃过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没吃吧？老兄，这里还剩下一点昨天没喝完的汤，是牛肉炖的，不是清汤。瞧，这里还有葱和面包。我说吃吧，这些东西对身体不是没有用的。’
“于是我端给了他。哎呀，我发现他那胃口真好，一个人三整天没吃没喝，吃起来真能狼吞虎咽。这就是说，是饥饿把他赶到我这里来的。我望着他心肠软了，一般怜惜之情，油然而生。心想我得去小酒店跑一趟，打点酒来，让他解解闷，掏点心里话。‘算啦！我对你不再有怨恨了，叶麦里努什卡！我打来了酒。我说，叶麦里亚·伊里奇，让我们为节日干杯吧。你想喝吗？这酒不赖。’
“他伸出一只手来，显出一副很想喝的样子，手已经抓住了酒杯，但他停下来，稍稍等了等。我一看，他抓起酒杯往嘴边送，酒洒到了他的衣袖上。不，他把酒送到了嘴边，但马上又把它放回到桌上。
“‘你怎么啦，叶麦里亚努什卡？’
“‘没什么，我那个……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不喝还是怎么的？’
“‘我，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我不再喝酒了，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你是打算彻底戒酒，还是只有今天不喝呢，叶麦里亚努什卡？’
“他默默不语。我发现，一分钟以后，他把头枕到了手上。
“‘你怎么啦，是不是病了，叶麦里亚？’
“‘是的，我觉得不舒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把他扶到床上。一看他确实不好：他头发烧，浑身打颤，像患虐疾似的。我坐在他身边守了一天。到夜里他情况更坏。我给他把克瓦斯饮料里拌了点油和葱，还加上一点面包。我说：‘你吃下去，一定会好些的！’他连连摇头。他说：‘不，我今天不吃，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又给他准备了茶，把老太婆也忙坏了，但他一点也没好转。我心想，这下可糟了！第三天清早我就去找医生。早先我在波索米亚金老爷家干活那会儿就认识一个医生，他姓科斯托普拉沃夫，就住这儿。他给我治过病。医生来了，看了看他说：‘不，情况确实不妙，没必要找我了。随便给他点药粉吃吃吧。’我没给他吃药粉。我心想是医生随便说的，这一拖就是第五天了。
“先生，他躺在我面前，快要死去了。我坐在窗台上，手里拿着没干完的活计。老太婆在生炉子。我们都没说话。先生，我的心却在为他这个放荡的人难过，似乎我将要埋葬我亲生的儿子。我知道，叶麦里亚现在正望着我，打从大清早起，我就看见他硬撑着，想对我说什么，看得出来，他又不敢说。最后，我望了他一眼，发现这个可怜人的眼睛里，流露出满心的愁苦，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可是发现我在看他的时候，他马上又把眼皮垂了下来。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什么事，叶麦里亚努什卡？’
“‘比方说，如果我把我的大衣拿到托尔库契大街上去卖，人家会出很多钱吗，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不知道，也许会卖得起价钱吧。大概能卖三卢布，叶麦里亚·伊里奇。’
“要是真的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不但人家一个子不给，还会当着你的面，笑掉大牙呢！这样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拿来卖！刚才我那么说，不过是我了解这个人的脾性，随便说说，安慰安慰他罢了。
“‘可我觉得，阿斯塔菲·伊凡内奇，那件大衣三个银卢布是卖得出的，它是呢子做的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既然是呢子的，怎么只值三个卢布呢？’
“我说：‘不知道，叶麦里亚·伊里奇；既然你想拿去卖，那就拿去吧，当然，起码也得卖三卢布才行。’
“叶麦里亚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把我喊住。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问：‘什么事呀，叶麦里亚努什卡？’
“‘您把我的大衣卖掉，我快死了，您不要把大衣和我一起埋掉。我就这么躺着行，可大衣是呢子做的，顶值钱的，您也用得着。’
“先生，这时我心如刀绞，痛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发现他临终前的痛苦，已经到来。我们又默默不语了。这样默默地过了一小时。我又看了看他：他老是望着我，但一碰到我的目光，他就又垂下眼皮。
“我说：‘您要不要喝点水呀，叶麦里亚·伊里奇？’
“‘给点吧，愿上帝和您在一起，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给他送上一杯水，他喝了。
“他说：‘谢谢，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还要不要别的什么，叶麦里亚努什卡？’
“‘不，阿斯塔菲·伊凡内奇，什么也不要了，可是我……’
“‘什么事？’
“‘这个……’
“‘这个什么呀，叶麦里亚努什卡？’
“‘那条……裤子……当时是我从您这里拿去的……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说：‘算啦！上帝会饶恕你的’叶麦里亚努什卡，你的命好苦啊！你安息吧……’先生，说着说着，我的心里也难受极了，泪水不住地从眼睛里往外涌出。我转身背过去好一会。
“‘阿斯塔菲·伊凡内奇……’
“我转身一看，叶麦里亚还想对我说什么，他稍稍抬起身子，使尽力气，嘴唇翕动着……突然他满脸绯红，望着我……我忽然又看到：他的脸色又变白了，越变越白，煞那间，就完全失去了血色，他头向后一仰，吁了一口气，于是马上就把灵魂交给了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