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蔣夢麟的自傳性作品，幾乎囊括了中國1842年至1941年間的所有重大歷史事件。半段是作者“親聞”的，後半段是作者“親歷”的。作者利用抗戰期間躲空襲的“閑暇”，在沒有燈光、沒有桌椅的空洞裏，用隨身攜帶的鉛筆和硬面筆記本，寫成這樣的一部“自傳”。這部書被作者視為“有點像自傳，有點像回憶錄，也有點像近代史”。其中既有作者對於社會和人生的透視，也反映了在中西文化碰撞下，整個社會的激烈動蕩。
〖亂世總是青睞英雄。然而，對教育傢來說，風雨飄搖的年代往往伴隨着無奈與尷尬。蔣夢麟，這個幾被人遺忘的“教育名傢”，不幸便在那樣一個“擾攘不安的歲月”裏生活在北大。蔣夢麟（1886－1964年），浙江余姚人，字兆賢，號孟鄰，1908年赴美留學，入加州大學農學院，後又入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獲教育學博士學位。歸國後，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長，1930年後正式任北大校長長達十五年之久。〗
如果你丟一塊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會從中蕩漾開來，而且愈漾愈遠，愈漾愈大。北京曾為五朝京城，歷時一千餘年，因此成為保守勢力的中心，慈禧太後就在這裏的竜座上統治着全中國。光緒皇帝在一八九八年變法維新，結果有如曇花一現，所留下的唯一痕跡，衹是國立北京大學。當時稱為京師大學堂或直呼為大學堂，維新運動短暫的潮水已經消退而成為歷史陳跡，衹留下一些貝殼，星散在這恬靜的古都裏，供人憑吊。但是在北京大學裏，卻結集着好些藴蓄珍珠的活貝；由於命運之神的擺布，北京大學終於在短短三十年歷史之內對中國文化與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貢獻。
在靜水中投下知識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一九一六（民國五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是中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著名學者，但是充滿了西洋學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臘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為學問而學問”的信仰，植根於對古希臘文化的透徹瞭解，這種信仰與中國“學以致用”的思想，適成強烈的對照。蔡先生對學問的看法，基本上是與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過孫先生的見解來自自然科學，蔡先生的見解則導源於希臘哲學。
這位著名的學者認為美的欣賞比宗教信仰更重要。這是希臘文化與中國文化交融的一個耐人尋味的實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國學者對自然的傳統愛好和希臘人對美的敏感，結果産生對西洋雕塑和中國雕刻的愛好；他喜愛中國的山水畫，也喜愛西洋油畫；對中西建築和中西音樂，都一樣喜歡。他對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傳統見解：認為宗教不過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愛美的習慣來提高青年的道德觀念。這也就是古語所謂“移風易俗莫大於樂”的傳統信念。高尚的道德基於七情調和，要做到七情調和，則必須透過藝術和音樂或與音樂有密切關係的詩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學。他不但相信科學可以産生發明、機器，以及其他實益，他並且相信科學可以培養有係統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習慣，有了係統的思想和研究，纔有定理定則的發現，定理定則則是一切真知灼見的基礎。
蔡先生年青時鋒芒很露。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後，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啓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早年寫過許多才華橫溢、見解精闢的文章，與當時四平八穩、言之無物的科舉八股，適成強烈的對照。有一位浙江省老舉人曾經告訴我，蔡元培寫過一篇怪文，一開頭就引用禮記裏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繳捲時間到時，他就把這篇文章呈繳給考官。蔡先生就在這場鄉試裏中了舉人。後來他又考取進士，當時他不過三十歲左右。以後就成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現了中國文人的一切優點，同時虛懷若𠔌，樂於接受西洋觀念。他那從眼鏡上面望出來的兩衹眼睛，機警而沉着；他的語調雖然平板，但是從容、清晰、流利而懇摯。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常快捷、嚴厲、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了，也像絨布下面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動沉穩。他讀書時，伸出纖細的手指迅速地翻看書頁，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讀，而且有過目不忘之稱。他對自然和藝術的愛好使他的心境平靜，思想崇高，趣味雅潔，態度懇切而平和，生活樸素而謙抑。他虛懷若𠔌，對於任何意見、批評，或建議都欣然接納。
當時的總統黎元洪選派了這位傑出的學者出任北大校長。北大在蔡校長主持之下，開始一連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領域一直是由文學獨霸的，現在，北京大學卻使科學與文學分庭抗禮了。歷史、哲學，和四書五經也要根據現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着長辮，心裏眷戀帝製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裏，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裏，到處討論着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
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阿裏斯多德時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國的老哲人蘇格拉底，同時，如果不是全國到處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蘇格拉底同樣的命運。在南方建有堅強根據地的國民黨黨員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但是中國的和外國的保守人士卻一致指摘北京大學鼓吹“三無主義”———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與蘇格拉底被古希臘人指摘戕害青年心靈的情形如出一轍。爭辯不足以消除這些毫無根據的猜疑，衹有歷史才能證明它們的虛妄。歷史不是已經證明了蘇格拉底的清白無罪嗎？
我已經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學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學院院長陳仲甫（獨秀）則提倡賽先生和德先生，認為那是使中國現代化的兩種武器。自由研究導致思想自由；科學破壞了舊信仰，民主則確立了民權的主張。同時，哲學教授鬍適之（適）那時正在進行文學革命，主張以白話代替文言作表情達意的工具。白話比較接近中國的口語，因此比較易學，易懂。它是表達思想的比較良好也比較容易的工具。在過去知識原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推行白話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識。白話運動推行結果，全國各地産生了無數的青年作傢。幾年之後，教育部並下令全國小學校一律采用白話為教學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識沙漠上的緑洲。知識革命的種籽在這塊小小的緑洲上很快就發育滋長。三年之中，知識革命的風氣已經遍布整個北京大學。
這裏讓我們追述一些往事。一個運動的發生，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與後果。在知識活動的蓬勃氣氛下，一種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學生之中發展開來。我曾經談過學生如何因細故而鬧學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十八世紀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的法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同時青年們認為中國的遲遲沒有進步，並且因而召緻外國侵略，應由清廷負其咎，因此掀起學潮表示反抗。
一次學潮於一九0二年發生於上海南洋公學，即所謂罷學風潮。幾年之後，這種學生反抗運動終至變質而流為對付學校廚子的“飯廳風潮”。最後學校當局想出“請君入甕的辦法，把伙食交由學生自己辦理。不過零星的風潮仍舊持續了十五、六年之久。
表現於學潮的反抗情緒，固然漸成過去，反抗力量卻轉移到革命思想上的發展，而且在學校之外獲得廣大的支持，終至發為政治革命而於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
第二度的學生反抗運動突然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發。此即所謂五四運動。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消息從巴黎和會傳到中國，說歐戰中的戰勝國已經决定把山東半島上的青島送給日本。青島原是由中國租藉給德國的海港，歐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青島。中國已經對德宣戰，戰後這塊租地自然毫無疑問地應該歸還中國。消息傳來，舉國騷然。北京學生在一群北大學生領導下舉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千學生舉行群衆大會，並在街頭遊行示威，反對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高喊“還我青島！”“抵製日貨！”“打倒賣國賊！”寫着同樣的標語的旗幟，滿街飄揚。
當時的北京政府仍舊在軍人的掌握之下，僅有民主政體和議會政治的外表，在廣州的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以及其餘各地的擁護者，雖然努力設法維護辛亥革命所艱辛締造的民主政製，卻未著實效。北京政府的要員中有三位敢犯衆怒的親日分子，他們的政治立場是盡人皆知的。，這三位親日分子———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和另一位要員章宗祥———結果就成為學生憤恨的對象，群衆蜂擁到曹宅，因為傳說那裏正在舉行秘密會議。學生破門而入，滿屋子搜索這三位“賣國賊”。曹汝霖和陸宗輿從後門溜走了；章宗祥則被群衆抓到打傷。學生以為已經把他打死了，於是一哄而散，離去前把所有的東西打得稀爛，並且在屋子裏放了一把火。
這時武裝警察和憲兵已經趕到，把屋子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逮捕了近六十位學生帶往司令部，其餘的一千名學生跟在後面不肯散，各人自承應對這次事件負責，要求入獄。結果全體被關到北京大學第三院（法學院），外面由憲警嚴密駐守。
有關這次遊行示威的消息，遭到嚴密的檢查與封鎖。但是有幾個學生終於蒙過政府的耳目，透過天津租界的一個外國機構發出一通電報。這電報就是五號上海各報新聞的唯一來源。
五號早晨報紙到達我手裏時，我正在吃早餐。各報的首頁都用大字標題刊登這條新聞，內容大致如下：
“北京學生遊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親日要員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遭學生圍毆。曹汝霖住宅被焚，數千人於大隊憲警監視下拘留於北京大學第三院。群衆領袖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簡短新聞外，別無其他報道。
這消息震動了整個上海市。當天下午，公共團體如教育會、商會、職業工會等紛紛致電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員撤職，同時釋放被捕或被扣的學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覆，但是杳無消息。於是全市學生開始罷課，提出與各團體相同的要求，同時開始進行街頭演說。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學生成群結隊沿着南京路挨戶訪問，勸告店傢罷市。各商店有的出於同情、有的出於懼怕，就把店門關起來了。許多人則仿照左鄰右捨的榜樣，也紛紛關門歇市。不到一個鐘頭，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戶都關上大門，警察干涉無效。
罷市風聲迅即蔓延開來，到了中午時，全上海的店都關了。成千成萬的人在街頭聚談觀望，交通幾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無策。男女童子軍代替巡捕在街頭維持秩序，指揮交通。由剪了短發的女童子軍來維持人潮洶涌的大街的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是一件新鮮的事。中國人和外國人同樣覺得奇怪，為什麽群衆這樣樂意接受這些小孩子的指揮，而對巡捕們卻大發脾氣。
幾天之內，罷課成為全國性的風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業機構全都關了門。上海是長江流域下遊的商業中心。這個大都市的心髒停止跳動以後，附近各城市也就隨着癱瘓，停止活動，倒不一定對學生表同情。
租界當局聽說自來水廠和電燈廠的雇員，要參加罷工，大起驚慌。後來經過商會和學生代表的調停，這些人才算被勸住沒有罷工。各方壓力繼續了一個多星期，北京政府終於屈服，親日三官員辭職，全體學生釋放。
親日官員辭職，被捕學生釋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罷課罷市風潮歇止以後，大傢以為“五四”事件就此結束，至少暫時如此。但是北京大學本身卻成了問題。蔡校長顯然因為事情鬧大而感到意外，這時已經辭職而悄然離開北京。臨行在報上登了一個廣告，引白虎通裏的幾句話說：“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他先到天津，然後到上海，最後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個朋友的傢裏。住處就在著名的西湖旁邊，臨湖依山，環境非常優美，他希望能像傳統的文人雅士，就此息影山林。雖然大傢一再敦勸，他仍舊不肯回到北大。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動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麯事實了。
他最後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學代理他的職務。我因情勢所迫，衹好勉強同意擔負這副重擔。我於是在七月間偕學生會代表張國燾乘了火車，前赴北京。到了北京大學，初次遇見了當時北大學生，以後任臺大校長的傅孟真（斯年），現在臺灣任國史館長的羅志希（傢倫）。兩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將，不但善於謀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筆，好比公孫大娘舞劍似的，光芒四照。
我到校之後，學生團體開了一個歡迎大會。當時的演說中，有如下一段：
“……故諸君當以學問為莫大的任務。西洋文化先進國傢到今日之地位，係纍世文化積聚而成，非旦夕可幾。千百年來，經多少學問傢纍世不斷的勞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此豈搖旗吶喊之運動所可幾？當法國之圍困德國時，有德國學者費希德在圍城中之大學講演，而作緻國民書曰：‘增進德國之文化，以救德國。’國人行之，遂樹普魯士敗法之基礎。故救國當謀文化之增進，而負此增進文化之責者，惟有青年學生。……”
暴風雨過去以後，烏雲漸散，霽日重現，蔡先生也於九月間重回北大復職視事。
北大再度改組，基礎益臻健全。新設總務處，由總務長處理校中庶務。原有處室也有所調整，使成為一個係統化的有機體，教務長負責教務。校中最高立法機構是評議會，會員由教授互選；教務長、總務長，以及各院院長為當然會員。評議會有權製訂各項規程，授予學位，並維持學生風紀。各行政委員會則負責行政工作。北大於是走上教授治校的路。學術自由、教授治校，以及無畏地追求真理，成為治校的準則。學生自治會受到鼓勵，以實現民主精神。
此後七年中，雖然政治上狂風暴雨迭起，北大卻在有勇氣、有遠見的人士主持下，引滿帆篷，安穩前進。圖書館的藏書大量增加，實驗設備也大見改善。國際知名學者如杜威和羅素，相繼應邀來校擔任客座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的思想界，自由風氣非常濃厚，無論是研究社會問題或社會原理，總使慣於思索的人們難於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們趨嚮行動。戰後歐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這種氣氛下介紹進來的。各式各樣的“主義”，都在中國活躍一時。大體而論，知識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徑前進，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鼓勵而嚮往馬剋思主義。“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辭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職務，成為中國共産運動的領袖。
在這同時，許多留學歐美大學的傑出科學家，也紛紛回國，領導學生，從事科學研究。教員與學生都出了許多刊物。音樂協會、藝術協會、體育協會、圖書館學會等等紛紛成立，多如雨後春筍。教授李守常（大釗）並領導組織了一個馬剋思主義研究會。當時北京報紙附欄，稱這研究會為“馬神廟某大學之牛剋斯研究會”，不過作為嘲笑之對象而已。馬神廟者北京大學所在地也。此時北大已經敞開大門招收女生。北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給男女學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學府。教員和學生在學術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氣裏，工作得非常和諧而愉快。
北大所發生的影響非常深遠。北京古都靜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顆知識之石，餘波都會到達全國的每一個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學，也抄襲了北大的組織制度，提倡思想自由，開始招收女生。北大發起任何運動，進步的報紙、雜志，和政黨無不紛紛響應。國民革命的勢力，就在這種氛圍中日漸擴展，同時中國共産黨也在這環境中漸具雛型。
（摘自《20世紀中國天涯在綫書庫文庫：苦難與風流》，柯靈主編，文匯出版社出版）
如果你丟一塊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會從中蕩漾開來，而且愈漾愈遠，愈漾愈大。北京曾為五朝京城，歷時一千餘年，因此成為保守勢力的中心，慈禧太後就在這裏的竜座上統治着全中國。光緒皇帝在一八九八年變法維新，結果有如曇花一現，所留下的唯一痕跡，衹是國立北京大學。當時稱為京師大學堂或直呼為大學堂，維新運動短暫的潮水已經消退而成為歷史陳跡，衹留下一些貝殼，星散在這恬靜的古都裏，供人憑吊。但是在北京大學裏，卻結集着好些藴蓄珍珠的活貝；由於命運之神的擺布，北京大學終於在短短三十年歷史之內對中國文化與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貢獻。
在靜水中投下知識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一九一六（民國五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是中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著名學者，但是充滿了西洋學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臘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為學問而學問”的信仰，植根於對古希臘文化的透徹瞭解，這種信仰與中國“學以致用”的思想，適成強烈的對照。蔡先生對學問的看法，基本上是與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過孫先生的見解來自自然科學，蔡先生的見解則導源於希臘哲學。
這位著名的學者認為美的欣賞比宗教信仰更重要。這是希臘文化與中國文化交融的一個耐人尋味的實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國學者對自然的傳統愛好和希臘人對美的敏感，結果産生對西洋雕塑和中國雕刻的愛好；他喜愛中國的山水畫，也喜愛西洋油畫；對中西建築和中西音樂，都一樣喜歡。他對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傳統見解：認為宗教不過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愛美的習慣來提高青年的道德觀念。這也就是古語所謂“移風易俗莫大於樂”的傳統信念。高尚的道德基於七情調和，要做到七情調和，則必須透過藝術和音樂或與音樂有密切關係的詩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學。他不但相信科學可以産生發明、機器，以及其他實益，他並且相信科學可以培養有係統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習慣，有了係統的思想和研究，纔有定理定則的發現，定理定則則是一切真知灼見的基礎。
蔡先生年青時鋒芒很露。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後，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啓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早年寫過許多才華橫溢、見解精闢的文章，與當時四平八穩、言之無物的科舉八股，適成強烈的對照。有一位浙江省老舉人曾經告訴我，蔡元培寫過一篇怪文，一開頭就引用禮記裏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繳捲時間到時，他就把這篇文章呈繳給考官。蔡先生就在這場鄉試裏中了舉人。後來他又考取進士，當時他不過三十歲左右。以後就成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現了中國文人的一切優點，同時虛懷若𠔌，樂於接受西洋觀念。他那從眼鏡上面望出來的兩衹眼睛，機警而沉着；他的語調雖然平板，但是從容、清晰、流利而懇摯。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非常快捷、嚴厲、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了，也像絨布下面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動沉穩。他讀書時，伸出纖細的手指迅速地翻看書頁，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讀，而且有過目不忘之稱。他對自然和藝術的愛好使他的心境平靜，思想崇高，趣味雅潔，態度懇切而平和，生活樸素而謙抑。他虛懷若𠔌，對於任何意見、批評，或建議都欣然接納。
當時的總統黎元洪選派了這位傑出的學者出任北大校長。北大在蔡校長主持之下，開始一連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領域一直是由文學獨霸的，現在，北京大學卻使科學與文學分庭抗禮了。歷史、哲學，和四書五經也要根據現代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着長辮，心裏眷戀帝製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裏，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裏，到處討論着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
這情形很像中國先秦時代，或者古希臘蘇格拉底和阿裏斯多德時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國的老哲人蘇格拉底，同時，如果不是全國到處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蘇格拉底同樣的命運。在南方建有堅強根據地的國民黨黨員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但是中國的和外國的保守人士卻一致指摘北京大學鼓吹“三無主義”———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與蘇格拉底被古希臘人指摘戕害青年心靈的情形如出一轍。爭辯不足以消除這些毫無根據的猜疑，衹有歷史才能證明它們的虛妄。歷史不是已經證明了蘇格拉底的清白無罪嗎？
我已經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學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學院院長陳仲甫（獨秀）則提倡賽先生和德先生，認為那是使中國現代化的兩種武器。自由研究導致思想自由；科學破壞了舊信仰，民主則確立了民權的主張。同時，哲學教授鬍適之（適）那時正在進行文學革命，主張以白話代替文言作表情達意的工具。白話比較接近中國的口語，因此比較易學，易懂。它是表達思想的比較良好也比較容易的工具。在過去知識原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推行白話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識。白話運動推行結果，全國各地産生了無數的青年作傢。幾年之後，教育部並下令全國小學校一律采用白話為教學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識沙漠上的緑洲。知識革命的種籽在這塊小小的緑洲上很快就發育滋長。三年之中，知識革命的風氣已經遍布整個北京大學。
這裏讓我們追述一些往事。一個運動的發生，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與後果。在知識活動的蓬勃氣氛下，一種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學生之中發展開來。我曾經談過學生如何因細故而鬧學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十八世紀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的法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同時青年們認為中國的遲遲沒有進步，並且因而召緻外國侵略，應由清廷負其咎，因此掀起學潮表示反抗。
一次學潮於一九0二年發生於上海南洋公學，即所謂罷學風潮。幾年之後，這種學生反抗運動終至變質而流為對付學校廚子的“飯廳風潮”。最後學校當局想出“請君入甕的辦法，把伙食交由學生自己辦理。不過零星的風潮仍舊持續了十五、六年之久。
表現於學潮的反抗情緒，固然漸成過去，反抗力量卻轉移到革命思想上的發展，而且在學校之外獲得廣大的支持，終至發為政治革命而於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
第二度的學生反抗運動突然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發。此即所謂五四運動。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消息從巴黎和會傳到中國，說歐戰中的戰勝國已經决定把山東半島上的青島送給日本。青島原是由中國租藉給德國的海港，歐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青島。中國已經對德宣戰，戰後這塊租地自然毫無疑問地應該歸還中國。消息傳來，舉國騷然。北京學生在一群北大學生領導下舉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千學生舉行群衆大會，並在街頭遊行示威，反對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高喊“還我青島！”“抵製日貨！”“打倒賣國賊！”寫着同樣的標語的旗幟，滿街飄揚。
當時的北京政府仍舊在軍人的掌握之下，僅有民主政體和議會政治的外表，在廣州的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以及其餘各地的擁護者，雖然努力設法維護辛亥革命所艱辛締造的民主政製，卻未著實效。北京政府的要員中有三位敢犯衆怒的親日分子，他們的政治立場是盡人皆知的。，這三位親日分子———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和另一位要員章宗祥———結果就成為學生憤恨的對象，群衆蜂擁到曹宅，因為傳說那裏正在舉行秘密會議。學生破門而入，滿屋子搜索這三位“賣國賊”。曹汝霖和陸宗輿從後門溜走了；章宗祥則被群衆抓到打傷。學生以為已經把他打死了，於是一哄而散，離去前把所有的東西打得稀爛，並且在屋子裏放了一把火。
這時武裝警察和憲兵已經趕到，把屋子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逮捕了近六十位學生帶往司令部，其餘的一千名學生跟在後面不肯散，各人自承應對這次事件負責，要求入獄。結果全體被關到北京大學第三院（法學院），外面由憲警嚴密駐守。
有關這次遊行示威的消息，遭到嚴密的檢查與封鎖。但是有幾個學生終於蒙過政府的耳目，透過天津租界的一個外國機構發出一通電報。這電報就是五號上海各報新聞的唯一來源。
五號早晨報紙到達我手裏時，我正在吃早餐。各報的首頁都用大字標題刊登這條新聞，內容大致如下：
“北京學生遊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親日要員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遭學生圍毆。曹汝霖住宅被焚，數千人於大隊憲警監視下拘留於北京大學第三院。群衆領袖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簡短新聞外，別無其他報道。
這消息震動了整個上海市。當天下午，公共團體如教育會、商會、職業工會等紛紛致電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員撤職，同時釋放被捕或被扣的學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覆，但是杳無消息。於是全市學生開始罷課，提出與各團體相同的要求，同時開始進行街頭演說。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學生成群結隊沿着南京路挨戶訪問，勸告店傢罷市。各商店有的出於同情、有的出於懼怕，就把店門關起來了。許多人則仿照左鄰右捨的榜樣，也紛紛關門歇市。不到一個鐘頭，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戶都關上大門，警察干涉無效。
罷市風聲迅即蔓延開來，到了中午時，全上海的店都關了。成千成萬的人在街頭聚談觀望，交通幾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無策。男女童子軍代替巡捕在街頭維持秩序，指揮交通。由剪了短發的女童子軍來維持人潮洶涌的大街的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是一件新鮮的事。中國人和外國人同樣覺得奇怪，為什麽群衆這樣樂意接受這些小孩子的指揮，而對巡捕們卻大發脾氣。
幾天之內，罷課成為全國性的風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業機構全都關了門。上海是長江流域下遊的商業中心。這個大都市的心髒停止跳動以後，附近各城市也就隨着癱瘓，停止活動，倒不一定對學生表同情。
租界當局聽說自來水廠和電燈廠的雇員，要參加罷工，大起驚慌。後來經過商會和學生代表的調停，這些人才算被勸住沒有罷工。各方壓力繼續了一個多星期，北京政府終於屈服，親日三官員辭職，全體學生釋放。
親日官員辭職，被捕學生釋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罷課罷市風潮歇止以後，大傢以為“五四”事件就此結束，至少暫時如此。但是北京大學本身卻成了問題。蔡校長顯然因為事情鬧大而感到意外，這時已經辭職而悄然離開北京。臨行在報上登了一個廣告，引白虎通裏的幾句話說：“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他先到天津，然後到上海，最後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個朋友的傢裏。住處就在著名的西湖旁邊，臨湖依山，環境非常優美，他希望能像傳統的文人雅士，就此息影山林。雖然大傢一再敦勸，他仍舊不肯回到北大。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動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麯事實了。
他最後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學代理他的職務。我因情勢所迫，衹好勉強同意擔負這副重擔。我於是在七月間偕學生會代表張國燾乘了火車，前赴北京。到了北京大學，初次遇見了當時北大學生，以後任臺大校長的傅孟真（斯年），現在臺灣任國史館長的羅志希（傢倫）。兩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將，不但善於謀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筆，好比公孫大娘舞劍似的，光芒四照。
我到校之後，學生團體開了一個歡迎大會。當時的演說中，有如下一段：
“……故諸君當以學問為莫大的任務。西洋文化先進國傢到今日之地位，係纍世文化積聚而成，非旦夕可幾。千百年來，經多少學問傢纍世不斷的勞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此豈搖旗吶喊之運動所可幾？當法國之圍困德國時，有德國學者費希德在圍城中之大學講演，而作緻國民書曰：‘增進德國之文化，以救德國。’國人行之，遂樹普魯士敗法之基礎。故救國當謀文化之增進，而負此增進文化之責者，惟有青年學生。……”
暴風雨過去以後，烏雲漸散，霽日重現，蔡先生也於九月間重回北大復職視事。
北大再度改組，基礎益臻健全。新設總務處，由總務長處理校中庶務。原有處室也有所調整，使成為一個係統化的有機體，教務長負責教務。校中最高立法機構是評議會，會員由教授互選；教務長、總務長，以及各院院長為當然會員。評議會有權製訂各項規程，授予學位，並維持學生風紀。各行政委員會則負責行政工作。北大於是走上教授治校的路。學術自由、教授治校，以及無畏地追求真理，成為治校的準則。學生自治會受到鼓勵，以實現民主精神。
此後七年中，雖然政治上狂風暴雨迭起，北大卻在有勇氣、有遠見的人士主持下，引滿帆篷，安穩前進。圖書館的藏書大量增加，實驗設備也大見改善。國際知名學者如杜威和羅素，相繼應邀來校擔任客座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的思想界，自由風氣非常濃厚，無論是研究社會問題或社會原理，總使慣於思索的人們難於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們趨嚮行動。戰後歐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這種氣氛下介紹進來的。各式各樣的“主義”，都在中國活躍一時。大體而論，知識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徑前進，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鼓勵而嚮往馬剋思主義。“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辭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職務，成為中國共産運動的領袖。
在這同時，許多留學歐美大學的傑出科學家，也紛紛回國，領導學生，從事科學研究。教員與學生都出了許多刊物。音樂協會、藝術協會、體育協會、圖書館學會等等紛紛成立，多如雨後春筍。教授李守常（大釗）並領導組織了一個馬剋思主義研究會。當時北京報紙附欄，稱這研究會為“馬神廟某大學之牛剋斯研究會”，不過作為嘲笑之對象而已。馬神廟者北京大學所在地也。此時北大已經敞開大門招收女生。北大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給男女學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學府。教員和學生在學術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氣裏，工作得非常和諧而愉快。
北大所發生的影響非常深遠。北京古都靜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顆知識之石，餘波都會到達全國的每一個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學，也抄襲了北大的組織制度，提倡思想自由，開始招收女生。北大發起任何運動，進步的報紙、雜志，和政黨無不紛紛響應。國民革命的勢力，就在這種氛圍中日漸擴展，同時中國共産黨也在這環境中漸具雛型。
（摘自《20世紀中國天涯在綫書庫文庫：苦難與風流》，柯靈主編，文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