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前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戆”。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入。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此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书八十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汉书》说；“孟坚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从史书看，这正是它的优点。许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经看不到，多赖《汉书》收入，为我们保存下来。《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我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体裁论。《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史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汉书》认为，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应该有“守职奉上之义”。必须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马，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我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作“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读《汉书》应该注意其版本。清代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间的“局本”都是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错误，是《汉书》的善本。现在新出版的中华书局《汉书》标点铅印本，是经过了专家学者的精校，又为之标点，读起来更为方便。《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代王先谦(补注:王先谦，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汇集唐以后四十多家意见作成的《汉书补注》。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抛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汉书纠谬(汉伏俨撰清陈蜚声辑)伏氏佚书九种本
汉书佚文（清王仁俊辑）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889页
汉书许义1卷(清汪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古注辑存(清杨守敬)有自序，见晦明轩稿。文泱：湖北人民出版社19年版杨守敬集第册
汉书旧注1卷(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音义3卷(隋萧该撰清臧庸辑)拜经堂丛书本附叙录木犀轩丛书本附补遗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隋萧该第29-58页光绪24年刻本
汉书音义1卷(隋萧该撰清蔡寿昌辑)未见传本，蜕石文抄有序
汉书音义1卷(隋萧该撰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古义考1卷(清侯邺)贩书偶记著录稿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1-28页清抄本
汉书古字1卷音义异同1卷(清王念孙)稷香馆丛书本
汉书古字类1卷(清郭梦星)宝树堂遗书本
汉书书后2卷(明吴应箕)见毁禁书目汉书辩注4卷(清方世举)原刊巾箱本
汉书疏证(失名)日本影印稿本书目答问云，杭世骏汉书疏证未见传本，疑即此书。
汉书正误4卷(清王峻)虞山王氏颐庆堂家刊本日本影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393-448页传抄本
读汉书杂志16卷(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本末卷为连语文泱：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1-238页
汉书颜注拾遗(清赵一清)清吟阁书目、振绮堂书目均著录
汉书注(清郝懿行)见郝氏遗书目
汉书注拾遗(失名)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册
汉书疏证36卷(清沈钦韩)浙江书局刊本自序未刊，见幼学堂集。此书与后汉书疏证，均有脱误。原稿今藏上海图书馆，可资勘正。
汉书辨疑22卷(清钱大昭)嘉兴沈氏铜熨斗斋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161-164册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239-330页，分册目录误题钱大昕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9-220页广雅本
汉书考异（钱大昕）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221-258页畅园抄本，泱据印象以为即廿二史考异卷6（1）下
汉书拾遗1卷(清刘台拱)刘端临遗书卷7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331-335页题汉学拾遗
汉书刊误1卷(清石韫玉)独学庐全稿本
汉书校证24卷(清史学海)科学图书馆有抄本，缺卷6-13及22-24.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259-292页传抄本
汉书正讹(清江其龙)见林茂春史记拾遗引用书目
汉书校语(清林茂春)贩书偶记著录稿本
宋椠汉书残本考异(清钱泰吉)北京大学藏稿本据拜经楼藏残宋本校，见曝书杂记上
汉书管见4卷(清朱一新)拙盦丛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336-449页
汉书读12卷卷首1卷辨字2卷常谈2卷(清张恕)四明丛书七集本
校读汉书札记1卷(清许玉)苏州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注考证（何若瑶）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49-560页广雅本
读汉书日记四种(清王肇钊、凤曾叙、徐鸿钧、朱锦绶)学古堂日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王肇钊第119页、凤曾叙第127页、徐鸿钧第133页、朱锦绶第141页、沈惟贤第163页
前汉书考证1卷(清何若瑶)何宫赞遗书本广雅书局刊本
汉书注校补56卷(清周寿昌)光绪10年思益堂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60-69册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450-690页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61-988页清刻本
汉书补注7卷(清王荣商)光绪17年自刊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989-？页清刻本
读汉书札记1卷(清陈锦堂)贩书偶记著录稿本
汉书札记7卷(清李慈铭)1928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691-710页
汉书补注订误（周正权）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59-220页楚风楼杂著之一
读前汉书斠文1卷(失名)北京大学藏钞本，首题自然之室杂述二
汉书补注100卷(清王先谦)光绪26年自刊本1916年上海同文图书馆影印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文泱：商务印书馆铅印断句本，中华书局影印光绪年虚受堂刊本
汉书校勘札记100卷(清刘光蕡等)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汉书笺遗12卷(近人杨昭儁)北京大学藏稿本
读汉书札记（杨树达）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471-542页民国印本
读汉书札记1卷(近人宁调元)铅印太一遗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43-548页民国4年印本
汉书补注补正6卷(近人杨树达)192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21-76页民国14年商务初印本
汉书窥管(近人杨树达)1955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即据汉书补注补正扩充而成
汉书新证(今人陈直)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铅印本
汉书引经札记(清朱为弼)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引经异文录证6卷(清缪佑孙)光绪11年刊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711-745页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201-276页
汉书八表注10卷(清钱坫)见江苏采辑书目及书目答问
校汉书八表8卷(清夏燮)光绪16年家刊本文渊楼丛书影印本二十五史补编重校本据光绪庚寅刊本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戆”。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入。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此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书八十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汉书》说；“孟坚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从史书看，这正是它的优点。许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经看不到，多赖《汉书》收入，为我们保存下来。《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我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体裁论。《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史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汉书》认为，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应该有“守职奉上之义”。必须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马，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我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作“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读《汉书》应该注意其版本。清代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间的“局本”都是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错误，是《汉书》的善本。现在新出版的中华书局《汉书》标点铅印本，是经过了专家学者的精校，又为之标点，读起来更为方便。《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代王先谦(补注:王先谦，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汇集唐以后四十多家意见作成的《汉书补注》。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抛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汉书纠谬(汉伏俨撰清陈蜚声辑)伏氏佚书九种本
汉书佚文（清王仁俊辑）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889页
汉书许义1卷(清汪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古注辑存(清杨守敬)有自序，见晦明轩稿。文泱：湖北人民出版社19年版杨守敬集第册
汉书旧注1卷(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音义3卷(隋萧该撰清臧庸辑)拜经堂丛书本附叙录木犀轩丛书本附补遗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隋萧该第29-58页光绪24年刻本
汉书音义1卷(隋萧该撰清蔡寿昌辑)未见传本，蜕石文抄有序
汉书音义1卷(隋萧该撰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古义考1卷(清侯邺)贩书偶记著录稿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1-28页清抄本
汉书古字1卷音义异同1卷(清王念孙)稷香馆丛书本
汉书古字类1卷(清郭梦星)宝树堂遗书本
汉书书后2卷(明吴应箕)见毁禁书目汉书辩注4卷(清方世举)原刊巾箱本
汉书疏证(失名)日本影印稿本书目答问云，杭世骏汉书疏证未见传本，疑即此书。
汉书正误4卷(清王峻)虞山王氏颐庆堂家刊本日本影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393-448页传抄本
读汉书杂志16卷(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本末卷为连语文泱：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1-238页
汉书颜注拾遗(清赵一清)清吟阁书目、振绮堂书目均著录
汉书注(清郝懿行)见郝氏遗书目
汉书注拾遗(失名)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册
汉书疏证36卷(清沈钦韩)浙江书局刊本自序未刊，见幼学堂集。此书与后汉书疏证，均有脱误。原稿今藏上海图书馆，可资勘正。
汉书辨疑22卷(清钱大昭)嘉兴沈氏铜熨斗斋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161-164册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239-330页，分册目录误题钱大昕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9-220页广雅本
汉书考异（钱大昕）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221-258页畅园抄本，泱据印象以为即廿二史考异卷6（1）下
汉书拾遗1卷(清刘台拱)刘端临遗书卷7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331-335页题汉学拾遗
汉书刊误1卷(清石韫玉)独学庐全稿本
汉书校证24卷(清史学海)科学图书馆有抄本，缺卷6-13及22-24.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259-292页传抄本
汉书正讹(清江其龙)见林茂春史记拾遗引用书目
汉书校语(清林茂春)贩书偶记著录稿本
宋椠汉书残本考异(清钱泰吉)北京大学藏稿本据拜经楼藏残宋本校，见曝书杂记上
汉书管见4卷(清朱一新)拙盦丛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336-449页
汉书读12卷卷首1卷辨字2卷常谈2卷(清张恕)四明丛书七集本
校读汉书札记1卷(清许玉)苏州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注考证（何若瑶）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49-560页广雅本
读汉书日记四种(清王肇钊、凤曾叙、徐鸿钧、朱锦绶)学古堂日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王肇钊第119页、凤曾叙第127页、徐鸿钧第133页、朱锦绶第141页、沈惟贤第163页
前汉书考证1卷(清何若瑶)何宫赞遗书本广雅书局刊本
汉书注校补56卷(清周寿昌)光绪10年思益堂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60-69册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450-690页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61-988页清刻本
汉书补注7卷(清王荣商)光绪17年自刊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989-？页清刻本
读汉书札记1卷(清陈锦堂)贩书偶记著录稿本
汉书札记7卷(清李慈铭)1928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691-710页
汉书补注订误（周正权）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59-220页楚风楼杂著之一
读前汉书斠文1卷(失名)北京大学藏钞本，首题自然之室杂述二
汉书补注100卷(清王先谦)光绪26年自刊本1916年上海同文图书馆影印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文泱：商务印书馆铅印断句本，中华书局影印光绪年虚受堂刊本
汉书校勘札记100卷(清刘光蕡等)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汉书笺遗12卷(近人杨昭儁)北京大学藏稿本
读汉书札记（杨树达）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471-542页民国印本
读汉书札记1卷(近人宁调元)铅印太一遗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43-548页民国4年印本
汉书补注补正6卷(近人杨树达)192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21-76页民国14年商务初印本
汉书窥管(近人杨树达)1955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即据汉书补注补正扩充而成
汉书新证(今人陈直)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铅印本
汉书引经札记(清朱为弼)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引经异文录证6卷(清缪佑孙)光绪11年刊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711-745页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201-276页
汉书八表注10卷(清钱坫)见江苏采辑书目及书目答问
校汉书八表8卷(清夏燮)光绪16年家刊本文渊楼丛书影印本二十五史补编重校本据光绪庚寅刊本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中世纪神学、伦理学之法典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之同异。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白虎通义》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白虎通义》的解释是："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浊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天地》）简言之，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气）到太始（形），再到太素（质），经过这三个阶段才形成天地。单看此段文字，天与地都是物质的实体，但纵观《白虎通义》的整个思想，这种自然物质之天又是从属于道德之天的，如天地运行的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行及关系，都不由其自身规律所决定，而是由伦理道德关系和目的决定的，最终它是从属于一种神灵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观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白虎通义》发扬《春秋繁露》无类比附的手法，将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各种自然现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它认为：
"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天地》）照它看来，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犹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样，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天之地位高，地之地位卑，犹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等级关系。它还将太阳比做君主，月亮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现象来论证和神化君主的权威。"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日月》）"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五行》）君主之于臣民，犹如天上月亮星辰所拱卫的太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曾说："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白虎通义》进一步阐述此理论："臣有功归于君，何法？
法归月于日也。"（《五行》）月亮本身不发光，它的光源于太阳的照耀，照此而推论，"臣有功归于君"则是合情合理的。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概念阴阳五行说，曾被董仲舒利用为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白虎通义》进一步发展和引申了董仲舒的思想，用阴阳五行说为皇权至上的中央专制集权制服务。它特别突出和发挥了"土居中央"的观点，把土列为五行之首，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赖土而存在。"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
（《五行》）这一解释完全超出了《春秋繁露》中关于五行"土居中央"的观点，它将金木水火土明确划分出等级尊卑贵贱，并以此来比附社会，将封建等级制度自然化，从而神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
《白虎通义》的认识论是依附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之上的。它所要认识的，不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由"天"所决定的"道"。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辟雍》）"道"由谁来发现和传授呢？是通天地鬼神的圣人：
"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
（《辟雍》）由圣人发现，与天有密切联系的道，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中的道，即封建统治秩序、伦理纲常。
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六纪"是《白虎通义》的主要内容。它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三纲六纪》）从三纲出发，它进一步提出三纲之纪，即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三纲六纪与自然法则是相通的："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具体而言："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三纲六纪》）由于封建伦理关系取诸阴阳和天道，因而它就是普遍而绝对的。君权、族权、夫权、神权束缚人民的四条绳索亦以皇帝钦定的形式而成为"法典"，成为完整的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在强调臣绝对服从君的主调之下，《白虎通义》还在《五行》中提出臣对"无道之君"可以推翻的思想。当然，这一思想并未超出董仲舒的改制思想。
《白虎通义》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全书共汇集43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王者不臣"条、"王霸"条等，对有关解释都存而不决，以供人们参考。
《白虎通义》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如何荒唐，说者言之凿凿，听者深信不疑，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的"金钥匙"，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义》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学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要人们世代相沿，习之、诵之，不许怀疑和批判，这只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梦想，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经学一旦发展为神学，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这是《白虎通义》给我们的启示。从这个意义讲，《白虎通义》宣告了经学的衰落，是经学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标志。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之同异。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白虎通义》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白虎通义》的解释是："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浊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天地》）简言之，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气）到太始（形），再到太素（质），经过这三个阶段才形成天地。单看此段文字，天与地都是物质的实体，但纵观《白虎通义》的整个思想，这种自然物质之天又是从属于道德之天的，如天地运行的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行及关系，都不由其自身规律所决定，而是由伦理道德关系和目的决定的，最终它是从属于一种神灵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观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白虎通义》发扬《春秋繁露》无类比附的手法，将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各种自然现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它认为：
"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天地》）照它看来，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犹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样，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天之地位高，地之地位卑，犹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等级关系。它还将太阳比做君主，月亮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现象来论证和神化君主的权威。"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日月》）"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五行》）君主之于臣民，犹如天上月亮星辰所拱卫的太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曾说："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白虎通义》进一步阐述此理论："臣有功归于君，何法？
法归月于日也。"（《五行》）月亮本身不发光，它的光源于太阳的照耀，照此而推论，"臣有功归于君"则是合情合理的。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概念阴阳五行说，曾被董仲舒利用为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白虎通义》进一步发展和引申了董仲舒的思想，用阴阳五行说为皇权至上的中央专制集权制服务。它特别突出和发挥了"土居中央"的观点，把土列为五行之首，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赖土而存在。"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
（《五行》）这一解释完全超出了《春秋繁露》中关于五行"土居中央"的观点，它将金木水火土明确划分出等级尊卑贵贱，并以此来比附社会，将封建等级制度自然化，从而神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
《白虎通义》的认识论是依附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之上的。它所要认识的，不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由"天"所决定的"道"。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辟雍》）"道"由谁来发现和传授呢？是通天地鬼神的圣人：
"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
（《辟雍》）由圣人发现，与天有密切联系的道，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中的道，即封建统治秩序、伦理纲常。
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六纪"是《白虎通义》的主要内容。它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三纲六纪》）从三纲出发，它进一步提出三纲之纪，即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三纲六纪与自然法则是相通的："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具体而言："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三纲六纪》）由于封建伦理关系取诸阴阳和天道，因而它就是普遍而绝对的。君权、族权、夫权、神权束缚人民的四条绳索亦以皇帝钦定的形式而成为"法典"，成为完整的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在强调臣绝对服从君的主调之下，《白虎通义》还在《五行》中提出臣对"无道之君"可以推翻的思想。当然，这一思想并未超出董仲舒的改制思想。
《白虎通义》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全书共汇集43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王者不臣"条、"王霸"条等，对有关解释都存而不决，以供人们参考。
《白虎通义》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如何荒唐，说者言之凿凿，听者深信不疑，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的"金钥匙"，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义》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学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要人们世代相沿，习之、诵之，不许怀疑和批判，这只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梦想，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经学一旦发展为神学，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这是《白虎通义》给我们的启示。从这个意义讲，《白虎通义》宣告了经学的衰落，是经学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标志。
《汉武故事》一卷，旧本题汉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书，《隋志》着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读书志》引张柬之《洞冥记跋》，谓出于王俭。唐初去齐、梁未远，当有所考也。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然如《艺文类聚》、《三辅黄图》、《太平御览》诸书所引甲帐珠帘、王母青雀、茂陵玉碗诸事称出《汉武故事》者，乃皆无之。又李善注《文选•西征赋》，引《汉武故事》二条，其一为柏谷亭事，此本亦无之；其一为卫子夫事，此本虽有之而文反略于善注。考《隋志》载此书二卷，诸家着录并同。钱曾《读书敏求记》亦尚作二卷，称所藏凡二本，一是锡山秦汝操绣石书堂本，一是陈文烛晦伯家本。又与秦本互异，今两存之云云。两本今皆未见，此本为明吴管《古今逸史》所刻，并为一卷，仅寥寥七八页。盖已经刊削，又非两家之本，以其六朝旧帙，姑存备古书之一种云尔。
校点说明
《汉武故事》，又名《汉武帝故事》，其作者，前人有汉班固、晋葛洪、南齐王俭诸说。然皆无确凿证据。今人刘文忠综合前说，又据书中反映的社会现象，推论当为建安前后人，较为合理。
此书记载汉武帝从出生到死葬茂陵的传闻佚事，属于汉武帝传说系统中的一部传记小说。其主要内容，是武帝为求长生不老而求仙问道，同时也写了“金屋藏娇 ”、“相如论赋”等杂事。其行文简雅拙质，不事雕琢，然能注意渲染气氛，人物对话亦有个性，对后代传奇小说产生一定影响。
传世的《汉武故事》版本颇多，多种丛书，如《古今说海》、《古今逸史》、《说郛》等，均收有本书。鲁迅《古小说钩沉》所辑本书，以《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多种类书及有关正史详加校勘，并着校记，比较精备。今即以此本为底本，略去校记，改正明显错字，加新式标点。
校点说明
《汉武故事》，又名《汉武帝故事》，其作者，前人有汉班固、晋葛洪、南齐王俭诸说。然皆无确凿证据。今人刘文忠综合前说，又据书中反映的社会现象，推论当为建安前后人，较为合理。
此书记载汉武帝从出生到死葬茂陵的传闻佚事，属于汉武帝传说系统中的一部传记小说。其主要内容，是武帝为求长生不老而求仙问道，同时也写了“金屋藏娇 ”、“相如论赋”等杂事。其行文简雅拙质，不事雕琢，然能注意渲染气氛，人物对话亦有个性，对后代传奇小说产生一定影响。
传世的《汉武故事》版本颇多，多种丛书，如《古今说海》、《古今逸史》、《说郛》等，均收有本书。鲁迅《古小说钩沉》所辑本书，以《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多种类书及有关正史详加校勘，并着校记，比较精备。今即以此本为底本，略去校记，改正明显错字，加新式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