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田录》，北宋欧阳修撰，二卷。是书陈振孙《直斋解题》、《四库全书》均收于于部小说家类。欧氏自序“《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怪异悉去之，记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余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以为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多记朝廷轶事及士大夫谈谐之言……大致可资考据，亦《国史补》之亚也”。
《归田录》所记，以北宋前期人物事迹、职官制度、官场轶闻为主，亦涉足诗文。如记宋祁之初为人赏识，祁“为布衣时未为人知，孙宣公奭一见奇之，遂为知己，后宋举进士，骤有时名。”记杨大年文思敏捷，作文时常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奕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记其写韩子华、王禹玉、范景仁、梅公仪等唱和评诗，评“子华笔力豪赡，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敌也”。再如记“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当世，气貌雄伟，饮酒过人”，“燕龙图肃有巧思”。记林逋善为诗画，文士林逋居于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笔画，善为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颇为士大夫所称。又《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评诗者谓‘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他如记晏殊喜评诗，杨大年巧对，宋文人索讨润笔等条均足资后人参考。因书中所记多系作者亲身耳闻目睹，史料价值较高，对了解当时文人交游往来、诗歌创作、文学趣味、时代风尚等均不无裨益。殴氏推崇格高简淡，“意新语工”的诗风，欣赏不拘一格，随意洒脱的创作态度，这在书中也时有流露，而这些，也正是宋人所着力之处。此书行文之轻便，笔触之流畅，也对宋代散文，特别对笔记、杂感、随笔之类文体的创作有相当影响。
是书有《四库全书》本、《说郛》(宛委山堂)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排印本等。
哈哈儿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录校制作，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涵芬楼小说丛书》等本原均有夏敬观所作校语，上海古籍版无，一律不予校补。佚文部分据中华书局1981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归田录》录校增补，上海古籍版原有补遗二条，分别为“太宗飞白书张咏”及“李文靖公沆为相”条，已见中华书局本佚文，不重录。附录部分据岳麓书社1985年版《中国历代诗话逊录校。
《归田录》所记，以北宋前期人物事迹、职官制度、官场轶闻为主，亦涉足诗文。如记宋祁之初为人赏识，祁“为布衣时未为人知，孙宣公奭一见奇之，遂为知己，后宋举进士，骤有时名。”记杨大年文思敏捷，作文时常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奕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记其写韩子华、王禹玉、范景仁、梅公仪等唱和评诗，评“子华笔力豪赡，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敌也”。再如记“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当世，气貌雄伟，饮酒过人”，“燕龙图肃有巧思”。记林逋善为诗画，文士林逋居于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笔画，善为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颇为士大夫所称。又《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评诗者谓‘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他如记晏殊喜评诗，杨大年巧对，宋文人索讨润笔等条均足资后人参考。因书中所记多系作者亲身耳闻目睹，史料价值较高，对了解当时文人交游往来、诗歌创作、文学趣味、时代风尚等均不无裨益。殴氏推崇格高简淡，“意新语工”的诗风，欣赏不拘一格，随意洒脱的创作态度，这在书中也时有流露，而这些，也正是宋人所着力之处。此书行文之轻便，笔触之流畅，也对宋代散文，特别对笔记、杂感、随笔之类文体的创作有相当影响。
是书有《四库全书》本、《说郛》(宛委山堂)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排印本等。
哈哈儿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录校制作，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涵芬楼小说丛书》等本原均有夏敬观所作校语，上海古籍版无，一律不予校补。佚文部分据中华书局1981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归田录》录校增补，上海古籍版原有补遗二条，分别为“太宗飞白书张咏”及“李文靖公沆为相”条，已见中华书局本佚文，不重录。附录部分据岳麓书社1985年版《中国历代诗话逊录校。
《新唐书》记载中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
修史经过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新旧唐书对比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
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
《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佑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版本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
（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
（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
（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
（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
（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
（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
（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
（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
（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
（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
（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
（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其他考订著作
旧唐书逸文12卷（清岑建功辑）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215-329页影印本
旧唐书考正(清张宗泰)甘泉岑氏校旧唐书尝据此
读旧唐书随笔1卷(清蔡世钹)味蕉小寮集本题读刘昫书随笔豫章丛刊本丛书集成第3834册
旧唐书校勘记66卷(清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校)道光28年扬州岑氏刊本同治11年定远方浚颐补刊二十五史三编第6册影印本卷1至卷55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45-？页罗、刘？盈斋刻本；卷56至卷66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173页
旧唐书疑义4卷(清张道)正觉楼丛刊本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附勘同1卷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173-215页影印光绪7年刊本
旧唐书李靖传考证1卷(清汪宗沂)浙西精舍丛书本
旧唐书大食传考证1卷(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30
旧唐书札记（清李慈铭）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73-181页
新唐书札记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82-204页
新唐书纠谬20卷(宋吴缜)明万历中海虞赵开美刊本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广东覆聚珍本附校勘记2卷知不足斋丛书十五集本附钱大昕修唐书史臣表1卷四部丛刊三编影印万历本丛书集成第3835-37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65页
新唐书纠谬校补(清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陈文和辑校本
新唐书辨3卷(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22-24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64-83页
新唐书刊误3卷(清陈黄中)见南献遗徵书目答问云未刻
新唐书证误(失名)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卷
唐书释音(宋董冲)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47-391页影印重刻汲古阁本
唐书注10卷(清唐景崇)1935年铅印本原稿已成50卷，今藏章氏。铅印本仅本纪10卷。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91-581页影印本
唐书注稿偶存4册(近人陈汉章)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近人罗振常)1936年上海？隐庐石印本
新唐书斠议正误(罗振常)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29-347页民国时期印本
新唐书天文志疏证(清张宗泰)未见传本
唐书兵志笺证4卷(今人唐长孺)1957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唐折冲府考4卷(清劳经原撰劳格补)？斋丛书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补1卷(近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本附补遗广仓学社丛书二集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辽居杂著乙编增订本
唐折冲府考补拾遗1卷(近人罗振玉)辽居杂著乙编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校补1卷(近人谷霁光)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新唐书艺文志注(失名)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607-853页民国间抄本
唐书方镇表考证20卷(清董沛)未刻
唐方镇年表8卷考证2卷(近人吴廷燮)景杜堂铅印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孙：中华书局年本附岑仲勉
唐藩镇表(清华湛恩)未见传本
唐藩镇年表1卷(清黄大华)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藩镇指掌（明张大？）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853-889页影印民国重刻明刊本
唐将相大臣年表3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功臣世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镇十道节度使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边镇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宦官封爵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武氏诸王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诸蕃君长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12卷(清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附勘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删原表据清来堂本
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2卷(近人罗振玉)七经堪丛刊本
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1卷吐蕃传地理考证1卷回纥等国传地理考证1卷沙陀传地理考证1卷北狄列传地理考证1卷东夷列传地理考证1卷南蛮列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05-270页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今人王忠)科学出版社1958年铅印本
唐书西域传注4卷(清沈惟贤)光绪24年刊本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581-607页影印本
唐书南诏传笺注(今人王忠)稿本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1963年
补唐书张义潮传1卷(清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4-85页
新旧唐书合钞260卷(清沈炳震)补正6卷(清丁子复)嘉庆18年海宁查世？刊本同治10年钱塘吴氏青？来堂刊本
新旧唐书互证20卷(清赵绍祖)嘉庆18年古墨斋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3838-41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8-172页
新旧唐书合注(清王先谦)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新旧唐书魏徵列传合注(清王先谦)光绪9年自刊本此即新旧唐书合注中之一卷
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有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
续唐书（清陈鳣）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889-？页道光四年刻本
修史经过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新旧唐书对比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
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
《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佑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版本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
（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
（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
（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
（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
（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
（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
（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
（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
（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
（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
（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
（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其他考订著作
旧唐书逸文12卷（清岑建功辑）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215-329页影印本
旧唐书考正(清张宗泰)甘泉岑氏校旧唐书尝据此
读旧唐书随笔1卷(清蔡世钹)味蕉小寮集本题读刘昫书随笔豫章丛刊本丛书集成第383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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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札记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82-204页
新唐书纠谬20卷(宋吴缜)明万历中海虞赵开美刊本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广东覆聚珍本附校勘记2卷知不足斋丛书十五集本附钱大昕修唐书史臣表1卷四部丛刊三编影印万历本丛书集成第3835-37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65页
新唐书纠谬校补(清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陈文和辑校本
新唐书辨3卷(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22-24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64-83页
新唐书刊误3卷(清陈黄中)见南献遗徵书目答问云未刻
新唐书证误(失名)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卷
唐书释音(宋董冲)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47-391页影印重刻汲古阁本
唐书注10卷(清唐景崇)1935年铅印本原稿已成50卷，今藏章氏。铅印本仅本纪10卷。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91-581页影印本
唐书注稿偶存4册(近人陈汉章)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近人罗振常)1936年上海？隐庐石印本
新唐书斠议正误(罗振常)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29-347页民国时期印本
新唐书天文志疏证(清张宗泰)未见传本
唐书兵志笺证4卷(今人唐长孺)1957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唐折冲府考4卷(清劳经原撰劳格补)？斋丛书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补1卷(近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本附补遗广仓学社丛书二集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辽居杂著乙编增订本
唐折冲府考补拾遗1卷(近人罗振玉)辽居杂著乙编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校补1卷(近人谷霁光)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新唐书艺文志注(失名)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607-853页民国间抄本
唐书方镇表考证20卷(清董沛)未刻
唐方镇年表8卷考证2卷(近人吴廷燮)景杜堂铅印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孙：中华书局年本附岑仲勉
唐藩镇表(清华湛恩)未见传本
唐藩镇年表1卷(清黄大华)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藩镇指掌（明张大？）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853-889页影印民国重刻明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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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欧阳修传》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所谓“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自己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从他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佑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佑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
对《新五代史》进行考订的著作主要有：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3卷，专取五代史本文，摘其舛误，辑为一书；清吴兰庭撰《五代史记纂误补》6卷，主要是补吴缜《纂误》之作，共载309事；清人对“欧史”考补之作还有杨陆荣撰《五代史记志疑》4卷，杜贵墀撰《五代史记注削繁》以及牛坤撰《五代史续补》2卷（补义儿传93人）等。
另外，两部《五代史》缺门也有不少，清人补作计有四种：周嘉猷《五代史纪年表》，陈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顾檈三与宋祖骏各作的《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五代史考异(清邵晋涵)北京南京两图书馆均有抄本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3卷附薛史辑本避讳例1卷(今人陈垣)励耘书屋丛刻二集本
二十四史订补（发覆）第10册第1-33页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71-302页
五代史校勘札记（清刘光蕡）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3-147页清刻本
五代史补5卷(宋陶岳)汲古阁刊本紫藤书屋丛刊本扫叶山房刊本豫章丛书本附校勘记
忏花？丛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81-411页毛氏汲古阁刻本
五代史阙文1卷(宋王禹偁)汲古阁刊本紫藤书屋丛刊本忏花？丛书本
五代史记纂误3卷(宋吴缜)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广东江西覆聚珍本知不足斋丛书十七集本
丛书集成第3857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303-314页
五代史记纂误补4卷(清吴兰庭)嘉庆8年桐乡冯氏刊本知不足斋丛书二十集本吴兴丛书本有附录
丛书集成第3857册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147-209页嘉庆刻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315-335页
五代史记纂误补续1卷(清周寿昌)光绪8年小对竹轩刊本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55-359页小对竹轩刻本
五代史记纂误续补1卷(清吴光耀)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209-355页光绪14年江夏吴氏刊本
五代史补考24卷(清徐炯)适园丛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2册第1-261页
五代史记志疑4卷(清杨陆荣)康熙59年刊本
五代史补注(清钱师徵)见江苏采辑书目
五代史考异4卷(清吴兰庭)未刊见五代史纂误补跋
五代史记补注74卷(清彭元瑞、刘凤诰)道光8年彭氏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0-11册题五代史记注补（清徐炯）清抄本
五代史续补2卷附废朱梁论(清牛坤)道光24年自刊本补义儿传93人
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411-439页道光刻本
五代史记注削繁(清杜贵墀)巴陵杜氏遗书本
五代史校勘记74卷(清刘光蕡)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读五代史随笔1卷(近人王元稚)无暇逸斋丛书本
五代诸王世表1卷五代诸国世表1卷五代将相大臣年表1卷五代诸国年表1卷五代诸镇年表1卷吴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又稿本1卷南唐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蜀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后蜀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南汉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北汉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
吴越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吴越将相州镇年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五代吴越世家疑辨1卷(明马？臣)嘉靖39年钱德洪刻本
五代纪年表1卷(清周嘉猷)正觉楼丛刻本题孔广牧撰广雅书局刊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据广雅本
五代地理考1卷(清练恕)道光18年刊多识录卷3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486-496页
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清顾櫰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二集本金陵丛刻本金陵丛书乙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丛书集成第10册
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清宋祖骏)朴学庐全集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1册第775-787页咸丰刻本
五代春秋志疑（清华湛恩）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59-381页光绪刻本
补南唐书艺文志（清王之昌）二十四史订补第11册第787-？页光绪25年刻本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补正（近人）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欧阳修传》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所谓“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自己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从他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佑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佑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
对《新五代史》进行考订的著作主要有：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3卷，专取五代史本文，摘其舛误，辑为一书；清吴兰庭撰《五代史记纂误补》6卷，主要是补吴缜《纂误》之作，共载309事；清人对“欧史”考补之作还有杨陆荣撰《五代史记志疑》4卷，杜贵墀撰《五代史记注削繁》以及牛坤撰《五代史续补》2卷（补义儿传93人）等。
另外，两部《五代史》缺门也有不少，清人补作计有四种：周嘉猷《五代史纪年表》，陈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顾檈三与宋祖骏各作的《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五代史考异(清邵晋涵)北京南京两图书馆均有抄本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3卷附薛史辑本避讳例1卷(今人陈垣)励耘书屋丛刻二集本
二十四史订补（发覆）第10册第1-33页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71-302页
五代史校勘札记（清刘光蕡）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3-147页清刻本
五代史补5卷(宋陶岳)汲古阁刊本紫藤书屋丛刊本扫叶山房刊本豫章丛书本附校勘记
忏花？丛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81-411页毛氏汲古阁刻本
五代史阙文1卷(宋王禹偁)汲古阁刊本紫藤书屋丛刊本忏花？丛书本
五代史记纂误3卷(宋吴缜)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广东江西覆聚珍本知不足斋丛书十七集本
丛书集成第3857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303-314页
五代史记纂误补4卷(清吴兰庭)嘉庆8年桐乡冯氏刊本知不足斋丛书二十集本吴兴丛书本有附录
丛书集成第3857册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147-209页嘉庆刻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315-335页
五代史记纂误补续1卷(清周寿昌)光绪8年小对竹轩刊本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55-359页小对竹轩刻本
五代史记纂误续补1卷(清吴光耀)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209-355页光绪14年江夏吴氏刊本
五代史补考24卷(清徐炯)适园丛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2册第1-261页
五代史记志疑4卷(清杨陆荣)康熙59年刊本
五代史补注(清钱师徵)见江苏采辑书目
五代史考异4卷(清吴兰庭)未刊见五代史纂误补跋
五代史记补注74卷(清彭元瑞、刘凤诰)道光8年彭氏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0-11册题五代史记注补（清徐炯）清抄本
五代史续补2卷附废朱梁论(清牛坤)道光24年自刊本补义儿传93人
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411-439页道光刻本
五代史记注削繁(清杜贵墀)巴陵杜氏遗书本
五代史校勘记74卷(清刘光蕡)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读五代史随笔1卷(近人王元稚)无暇逸斋丛书本
五代诸王世表1卷五代诸国世表1卷五代将相大臣年表1卷五代诸国年表1卷五代诸镇年表1卷吴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又稿本1卷南唐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蜀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后蜀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南汉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北汉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
吴越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吴越将相州镇年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五代吴越世家疑辨1卷(明马？臣)嘉靖39年钱德洪刻本
五代纪年表1卷(清周嘉猷)正觉楼丛刻本题孔广牧撰广雅书局刊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据广雅本
五代地理考1卷(清练恕)道光18年刊多识录卷3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486-496页
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清顾櫰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二集本金陵丛刻本金陵丛书乙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丛书集成第10册
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清宋祖骏)朴学庐全集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1册第775-787页咸丰刻本
五代春秋志疑（清华湛恩）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59-381页光绪刻本
补南唐书艺文志（清王之昌）二十四史订补第11册第787-？页光绪25年刻本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补正（近人）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
宋欧阳修撰。修有《诗本义》，已著录，是记凡三篇。一日花品，叙所列凡二十四种。二曰花释名，述花名之所自来。三曰风俗记，首略叙游宴及贡花，馀皆接植栽灌之事。文格古雅有法，蔡襄尝书而刻之於家，以拓本遗修。修自为跋，已编入《文忠全集》，此其单行之本也。周必大作《欧集考异》，称当时士大夫家有修《牡丹谱印》本，始列花品，叙及名品，与此卷前两篇颇同。其後则曰叙事、宫禁、贵家、寺观、府署、元白诗、讥鄙、吴蜀、诗集、记异、杂记、本朝、双头花、进花、丁晋公续花谱，凡十六门，万馀言。後有梅尧臣跋。其妄尤甚，盖出假托云云。据此，是宋时尚别有一本。《宋史。艺文志》以《牡丹谱》著录而不称《牡丹记》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号醉翁，晚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一○三○）进士，初仕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一○三四），召试学士院，充馆阁校勘。三年，因范仲淹事切责谏官高若讷，降为峡州夷陵令。四年，移乾德令。宝元二年（一○三九）。迁武成军判官。康定元年（一○四○），复馆阁校勘。庆历三年（一○四三），知谏院，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四年，为河北都转运使。五年，庆历新政失败，因力为新政主持者范仲淹、韩琦、杜衍等申辩，贬知滁州，徙扬州、颍州。至和元年（一○五四）。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进参知政事。英宗治平四年（一○六七），罢为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徙知青州，因反对青苗法，再徙蔡州。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病逝颍州汝阴，年六十六。缢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又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宋史》卷三一九有传。宋胡柯编有《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
欧阳修诗，以《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底本。参校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卷三至卷六缺，简称周本，藏北京图书馆）、宋刻本（存《居士集》五十卷，有校，简称宋刻、宋刻校，藏北京图书馆）及明正统刻《居士集》（有元曾鲁考异，简称曾本、曾本校）。底本系年原注目录下，今移至正文题下。底本孙谦益等所作校记，除删去少数异体字校外，皆予保留；卷末所附考证及续添校记，亦以续校名义补入正文。另辑得集外诗句，附于卷末。》，盖已误承其讹矣。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号醉翁，晚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一○三○）进士，初仕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一○三四），召试学士院，充馆阁校勘。三年，因范仲淹事切责谏官高若讷，降为峡州夷陵令。四年，移乾德令。宝元二年（一○三九）。迁武成军判官。康定元年（一○四○），复馆阁校勘。庆历三年（一○四三），知谏院，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四年，为河北都转运使。五年，庆历新政失败，因力为新政主持者范仲淹、韩琦、杜衍等申辩，贬知滁州，徙扬州、颍州。至和元年（一○五四）。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进参知政事。英宗治平四年（一○六七），罢为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徙知青州，因反对青苗法，再徙蔡州。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病逝颍州汝阴，年六十六。缢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又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宋史》卷三一九有传。宋胡柯编有《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
欧阳修诗，以《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底本。参校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卷三至卷六缺，简称周本，藏北京图书馆）、宋刻本（存《居士集》五十卷，有校，简称宋刻、宋刻校，藏北京图书馆）及明正统刻《居士集》（有元曾鲁考异，简称曾本、曾本校）。底本系年原注目录下，今移至正文题下。底本孙谦益等所作校记，除删去少数异体字校外，皆予保留；卷末所附考证及续添校记，亦以续校名义补入正文。另辑得集外诗句，附于卷末。》，盖已误承其讹矣。
醉翁亭记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滁，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