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一代新文學作傢中，許地山是一個另類；更極緻地說，他不僅在當時是獨行者，在這之後很多年，也還是一個孤單的類型。對於其人其書的評說，現在已有很多，大多從其作品與宗教的關係立論。其實，就思想方面來說，許氏的思想更接近於一種“大雜燴”的形態。在他的信仰中，佛耶道皆有，而以佛教影響最為深厚；除此之外，我們甚至還可以在其中找到五四時盛行的平民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印記。許地山的大多數小說都帶有極其濃厚的悲劇色彩。這裏面反映了他的苦難情結。這種情結有許氏自己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受多種宗教的影響所致；也正是這種情結造就了他的小說的某些獨特的特徵。
讀他的小說，我們可以發現，他為人物安排的結局通常是悲慘的，至少也是不圓滿的。即使是一些通過精神修養達到類似“聖徒”境界的理想人物也不例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惜官終於找不到她已經原諒的丈夫，變成了“印度人”，再也無法回到她的故鄉了（《商人婦》）；尚潔雖然等到了丈夫的懺悔，而丈夫卻又因慚愧而出走了（《綴網勞蛛》）；而云姑在異地重逢舊日情郎（《枯楊生花》），雖然被某些評論傢認為是“基本上是不健康的浪漫主義”，是一個強加上去的光明尾巴，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此時的雲姑是飽嘗着無子之痛，她雖“生花”，到底還是“枯楊”。就算是在到達了人生事業的頂峰，最接近“聖徒”的玉官，結末還是免不了自己內心的折磨（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杏官），要歷經艱苦漂泊重洋卻尋找陳廉——那個她曾經為之動情的男子。
有些論者認為許地山有一種“對於離奇情節的偏嗜”，這似乎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事實。但是問題不是這麽簡單。許氏之所以會如此熱衷於編撰麯折而包含苦難的故事情節，正是為了達到以“麯折”來 “動人”的目的。他要仔細地描繪無盡的苦難來感動讀者，也宣泄自己。但是讀者如果衹讀故事情節以求獵奇，而不深求作者之思想情感，那麽許氏的創作功夫便是白費了。進一步來說，這種現象裏面其實還有受到民間文學的影響的因素。這一點倒是比較重要的因素之一。有論者認為許地山和瀋從文一樣，是五四以來最令人着迷的‘說故事者’（story－teller）。這裏把許地山與瀋從文並舉，大約就是認為許地山的小說有“傳奇”色彩，類似於瀋從文的湘西傳奇類小說。但是，兩人的情況並不相同。瀋從文的小說有着一種清新剛健、奇譎流動的民間色彩，他的小說素材很大程度上接近原生態的民間故事和傳說。許氏的小說很多出於作者自己的精心結構，而在這個結構的過程中，他吸取了民間文學的營養。許地山曾經翻譯《孟加拉民間故事》，對於南方的民間文學樣式如“粵謳”等又深有體味，這是毫不為奇的。比較明顯的例證就是在許氏前後期小說都反復出現的“故人異時異地重逢”的情節。在我們此文所論及的21篇小說中，《枯楊生花》、
許地山許地山其文
《法眼》、《歸途》、《解放者》、《東野先生》、《春桃》、《玉官》、《女兒心》等8篇具有這類情節。這種情節歷來為很多小說戲麯所沿用（如京劇《鎖麟囊》）。它的好處在於，一方面時空容量大，易於展現麯折的故事情節，另一方面通過今昔對比，便於抒發人世滄桑之類感喟。另外，這種結構也富於歧義性，容易挖掘出報德報冤、人生無常之類的文化內涵。但是許氏在運用這種情節模式時，卻是把“重逢”當作一個體認以前的苦難、面對當前以後的苦難的契機，因此“重逢”在很多情況下是小說人物命運的轉折之處，也是人物性格的展現之處。同時，很明顯，由於過度使用，許氏筆下的某些故事就未免有雷同之處。比如，《法眼》和《歸途》兩篇的情節就極為相似。
進入30年代之後，許地山的小說發生了一些較為明顯的改變。以前的論者以為這是社會寫實風格的加強，認為作者“開始註意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把針砭的鋒芒直接指嚮統治階級上層極其把持的反動政權”。但是我們認為遠不是這麽回事。在後期小說中，混亂時代的背景確實比前期更為明顯，但這些衹不過是背景而已，並非許氏着力描寫和批判的地方——他所着力的仍然是人物的苦難。倒是，此時許氏小說中人物的苦難的具體內容的變化值得註意。小說人物的苦難從前期的主要是婚戀悲劇轉為了更為廣阔、普遍和深沉的生命、事業遭際悲劇。
要描寫這樣一種悲劇，許氏的筆端自然要更為深刻和廣泛。所以，作者在文本中涉及了當時的社會背景，也比較明顯的表達了他對時局的看法。這正是瞭解他此時思想的絶好證據。許地山的筆下涉及了這種社會背景，但是他並沒有過多批判。我們可以發現，在他的思想中，有一個極大的睏惑。他對弱者固然充滿同情，但是他並沒有對造成這種苦難的社會原因有深刻而周密的思考結果。他的一些作品衹註重描繪人物苦難，過於追求聳人聽聞的效果，對社會背景原因挖掘的不夠（或忽略了挖掘），這些故事會使人産生 “苦難乃宿命所造成”的錯覺。所以就有論者認為《歸途》“是沒有打擊對象的呼號，成為盲目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憤怒。”同樣的，《法眼》、《解放者》也是如此。
出於人道主義的思想背景，許地山在這些小說中衹管發表他對弱者苦難遭際的同情。這樣，他對一切的戰爭和革命就抱有抵觸（至少也是不歡迎）的態度。許地山對革命不滿，而更傾嚮於改良主義的態度（以上文提及的東野先生的代言最為明顯），細細看來，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從人道主義立場和悲憫情懷出發，他所看重的是人們在這種劇烈的社會變革當中所受到的苦難，而相對忽視了爭鬥雙方的誰是誰非（也就是政治上的道義優勢在哪一方）。因此，在《法眼》的開頭，他便藉着兩位囚犯（同時也是知識分子）談論“反革命軍和正革命軍開仗”的一段話說明了以下的觀點：
許地山許地山其文
兩軍的旗號是一樣的，實力是一樣的，宗旨是一樣的，甚至黨綱也是一樣的。不過，為什麽打起來？雙方都說是為國，為民，為人道，為正義，為和平……為種種說不出來的美善理想，所以打仗的目的也一樣！依據什麽思想傢的考察，說是“紅馬”和“白狗”在裏頭作怪。……白狗和紅馬打起來，可苦了城裏頭的“灰貓”！“灰貓”者誰？不在前綫的誰都不是！……所以，用小說裏面的話來說，許地山是不主張那種“毀傢滅宅的民死主義”的。換言之，就是不歡迎任何暴力革命。基於這種觀點，他甚至在《解放者》中認為，“現在世間的領袖”要麽像“狼的領袖是帶着群狼去搶掠”，要麽就是像“羊的領袖是領着群羊去送死”。而這兩種領袖，都是戕害無辜生靈，為深懷人道主義悲憫的許氏所不歡迎的。這種把“反動派”與革命者“各打五十大板”的憤激言辭，顯然將人道主義加諸一切政治道義之上。這種議論使得許氏在後來的評論傢那裏頗受詬病。
除卻人道主義的立場，我們還認為許地山在辛亥革命前後的見聞是極重要的一個因素。那時，他可能還沒有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博愛和人道主義的影響，但出自佛教熏陶的憐憫之心使得他不忍正視革命中人的種種苦難和罪孽。這些事件在他的腦海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辛亥革命的 “換湯不換藥”、煮成一鍋“夾生飯”的結局也使得他對革命産生了極重的懷疑心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即使一貫溫和的許地山在《換巢鸞鳳》、《解放者》、《東野先生》、《女兒心》諸篇中寫及辛亥革命時，也總是沒有贊揚，甚至隱含着批評。這也使得他對後來的一切革命都作如是觀。出於對人的悲憫和對革命的泥沙俱下的不滿，我們可以看到他在《解放者》、《女兒心》中一再描寫辛亥革命對滿族官僚的殘暴不仁。在這裏，許氏衹註意把以前的滿族官僚當作一個“人”來看，他並不關心其他。
讀他的小說，我們可以發現，他為人物安排的結局通常是悲慘的，至少也是不圓滿的。即使是一些通過精神修養達到類似“聖徒”境界的理想人物也不例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惜官終於找不到她已經原諒的丈夫，變成了“印度人”，再也無法回到她的故鄉了（《商人婦》）；尚潔雖然等到了丈夫的懺悔，而丈夫卻又因慚愧而出走了（《綴網勞蛛》）；而云姑在異地重逢舊日情郎（《枯楊生花》），雖然被某些評論傢認為是“基本上是不健康的浪漫主義”，是一個強加上去的光明尾巴，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此時的雲姑是飽嘗着無子之痛，她雖“生花”，到底還是“枯楊”。就算是在到達了人生事業的頂峰，最接近“聖徒”的玉官，結末還是免不了自己內心的折磨（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杏官），要歷經艱苦漂泊重洋卻尋找陳廉——那個她曾經為之動情的男子。
有些論者認為許地山有一種“對於離奇情節的偏嗜”，這似乎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事實。但是問題不是這麽簡單。許氏之所以會如此熱衷於編撰麯折而包含苦難的故事情節，正是為了達到以“麯折”來 “動人”的目的。他要仔細地描繪無盡的苦難來感動讀者，也宣泄自己。但是讀者如果衹讀故事情節以求獵奇，而不深求作者之思想情感，那麽許氏的創作功夫便是白費了。進一步來說，這種現象裏面其實還有受到民間文學的影響的因素。這一點倒是比較重要的因素之一。有論者認為許地山和瀋從文一樣，是五四以來最令人着迷的‘說故事者’（story－teller）。這裏把許地山與瀋從文並舉，大約就是認為許地山的小說有“傳奇”色彩，類似於瀋從文的湘西傳奇類小說。但是，兩人的情況並不相同。瀋從文的小說有着一種清新剛健、奇譎流動的民間色彩，他的小說素材很大程度上接近原生態的民間故事和傳說。許氏的小說很多出於作者自己的精心結構，而在這個結構的過程中，他吸取了民間文學的營養。許地山曾經翻譯《孟加拉民間故事》，對於南方的民間文學樣式如“粵謳”等又深有體味，這是毫不為奇的。比較明顯的例證就是在許氏前後期小說都反復出現的“故人異時異地重逢”的情節。在我們此文所論及的21篇小說中，《枯楊生花》、
許地山許地山其文
《法眼》、《歸途》、《解放者》、《東野先生》、《春桃》、《玉官》、《女兒心》等8篇具有這類情節。這種情節歷來為很多小說戲麯所沿用（如京劇《鎖麟囊》）。它的好處在於，一方面時空容量大，易於展現麯折的故事情節，另一方面通過今昔對比，便於抒發人世滄桑之類感喟。另外，這種結構也富於歧義性，容易挖掘出報德報冤、人生無常之類的文化內涵。但是許氏在運用這種情節模式時，卻是把“重逢”當作一個體認以前的苦難、面對當前以後的苦難的契機，因此“重逢”在很多情況下是小說人物命運的轉折之處，也是人物性格的展現之處。同時，很明顯，由於過度使用，許氏筆下的某些故事就未免有雷同之處。比如，《法眼》和《歸途》兩篇的情節就極為相似。
進入30年代之後，許地山的小說發生了一些較為明顯的改變。以前的論者以為這是社會寫實風格的加強，認為作者“開始註意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把針砭的鋒芒直接指嚮統治階級上層極其把持的反動政權”。但是我們認為遠不是這麽回事。在後期小說中，混亂時代的背景確實比前期更為明顯，但這些衹不過是背景而已，並非許氏着力描寫和批判的地方——他所着力的仍然是人物的苦難。倒是，此時許氏小說中人物的苦難的具體內容的變化值得註意。小說人物的苦難從前期的主要是婚戀悲劇轉為了更為廣阔、普遍和深沉的生命、事業遭際悲劇。
要描寫這樣一種悲劇，許氏的筆端自然要更為深刻和廣泛。所以，作者在文本中涉及了當時的社會背景，也比較明顯的表達了他對時局的看法。這正是瞭解他此時思想的絶好證據。許地山的筆下涉及了這種社會背景，但是他並沒有過多批判。我們可以發現，在他的思想中，有一個極大的睏惑。他對弱者固然充滿同情，但是他並沒有對造成這種苦難的社會原因有深刻而周密的思考結果。他的一些作品衹註重描繪人物苦難，過於追求聳人聽聞的效果，對社會背景原因挖掘的不夠（或忽略了挖掘），這些故事會使人産生 “苦難乃宿命所造成”的錯覺。所以就有論者認為《歸途》“是沒有打擊對象的呼號，成為盲目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憤怒。”同樣的，《法眼》、《解放者》也是如此。
出於人道主義的思想背景，許地山在這些小說中衹管發表他對弱者苦難遭際的同情。這樣，他對一切的戰爭和革命就抱有抵觸（至少也是不歡迎）的態度。許地山對革命不滿，而更傾嚮於改良主義的態度（以上文提及的東野先生的代言最為明顯），細細看來，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從人道主義立場和悲憫情懷出發，他所看重的是人們在這種劇烈的社會變革當中所受到的苦難，而相對忽視了爭鬥雙方的誰是誰非（也就是政治上的道義優勢在哪一方）。因此，在《法眼》的開頭，他便藉着兩位囚犯（同時也是知識分子）談論“反革命軍和正革命軍開仗”的一段話說明了以下的觀點：
許地山許地山其文
兩軍的旗號是一樣的，實力是一樣的，宗旨是一樣的，甚至黨綱也是一樣的。不過，為什麽打起來？雙方都說是為國，為民，為人道，為正義，為和平……為種種說不出來的美善理想，所以打仗的目的也一樣！依據什麽思想傢的考察，說是“紅馬”和“白狗”在裏頭作怪。……白狗和紅馬打起來，可苦了城裏頭的“灰貓”！“灰貓”者誰？不在前綫的誰都不是！……所以，用小說裏面的話來說，許地山是不主張那種“毀傢滅宅的民死主義”的。換言之，就是不歡迎任何暴力革命。基於這種觀點，他甚至在《解放者》中認為，“現在世間的領袖”要麽像“狼的領袖是帶着群狼去搶掠”，要麽就是像“羊的領袖是領着群羊去送死”。而這兩種領袖，都是戕害無辜生靈，為深懷人道主義悲憫的許氏所不歡迎的。這種把“反動派”與革命者“各打五十大板”的憤激言辭，顯然將人道主義加諸一切政治道義之上。這種議論使得許氏在後來的評論傢那裏頗受詬病。
除卻人道主義的立場，我們還認為許地山在辛亥革命前後的見聞是極重要的一個因素。那時，他可能還沒有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博愛和人道主義的影響，但出自佛教熏陶的憐憫之心使得他不忍正視革命中人的種種苦難和罪孽。這些事件在他的腦海留下了極深的印象。辛亥革命的 “換湯不換藥”、煮成一鍋“夾生飯”的結局也使得他對革命産生了極重的懷疑心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即使一貫溫和的許地山在《換巢鸞鳳》、《解放者》、《東野先生》、《女兒心》諸篇中寫及辛亥革命時，也總是沒有贊揚，甚至隱含着批評。這也使得他對後來的一切革命都作如是觀。出於對人的悲憫和對革命的泥沙俱下的不滿，我們可以看到他在《解放者》、《女兒心》中一再描寫辛亥革命對滿族官僚的殘暴不仁。在這裏，許氏衹註意把以前的滿族官僚當作一個“人”來看，他並不關心其他。
許地山早年受過佛教思想的影響，早期的短篇小說，多以南洋生活為背景，有異域情調，故事麯折離奇，充滿浪漫氣息。1939年發表的小說《玉官》，描繪了面對欲施暴的軍士挺身而出的玉官，宣揚基督愛的教義的救世精神。